旅游产业共生（精选12篇）
旅游产业共生 篇1
1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 中国旅游市场迅速发展, 红色旅游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学者们对红色旅游的研究也迈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现在旅游市场面临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经济最大化的双重要求, 迫切需要有一条和谐发展的道路, 在外部环境和自身成长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 共生理论被学者从生物学领域引入到旅游的行业, 与红色旅游的结合更是成为现在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评价旅游共生发展的研究还是比较少, 所以本文通过对红色旅游、红色旅游共生及红色旅游共生绩效的发展和机理进行述评, 以期能够为其他学者提供一个参考。
2 概念
2.1 红色旅游
根据2004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纲要》对红色旅游进行定义, 认为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 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 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此概念对红色旅游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包括旅游活动、活动特点、吸引物旅游影响、旅游的意义等方面, 受到研究红色旅游学者广为认同。很多学者在提出此类概念时, 都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深化, 扩充。如张勇刚和游细斌提出红色旅游是指以“追求人类民主、独立公平的正义事业的各国革命党的纪念地、纪念物, 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历史遗迹为吸引物, 组织接待各国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的旅游活动”[1]。
2.2 红色旅游共生
“共生” (Symbiosis) 被德国真菌生物学家安东.德贝里首次在1879年提出, 再由范明特·布克纳发展完善, 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理论。20世纪之后, 共生理论逐渐被引入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共生概念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 协同与合作是共生的本质, 通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2]。旅游共生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 旅游地区内和区际间出于对整个 (或局部) 市场的预期目标和总体经营目标的意愿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的经营方式[3], 它的基本内涵是指各个旅游共生单元, 包括产业内产业外等, 在旅游市场这一共生界面中共同发展, 寻求各方的共存和互惠共赢, 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根本目的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红色旅游共生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人正式提出, 作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 红色旅游共生是指在红色旅游市场环境下, 红色旅游地区内和区际间为促进整个 (或局部) 的发展, 实现市场总体目标, 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的经营方式。
2.3 红色旅游绩效
“绩效”一词来源于管理学, 其解释包括“成绩;成效”[4]、“功业;成绩”、“效果;功用”[5]。在我国学术研究中, “绩效”基本都以组合词形式出现, 包括管理绩效、工作绩效、生态绩效、绩效考核等[6]。随着旅游研究的发展, 相关的“绩效”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重点。一些研究者并未对“绩效”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 认为绩效主要指效果、成效。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对“绩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是只是少量的从研究空间上来概括。结合相关研究, 作者认为“绩效”应为“成绩、效果”之意, 是对过去某个时间段针对某一问题在采取一定措施后所表现出的结果或效果。
红色旅游绩效的概念还没有被正式提出, 但是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的不同, 对不同的红色旅游绩效进行了阐述, 如李亚钦提出红色旅游景区组织绩效是指红色旅游景区在一定的时期内达到特定发展目标的程度以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7]。方世敏和曹红春提出红色旅游经营管理的绩效, 是指在红色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的过程中, 所取得的满足社会各种需求的有效产出, 它主要是运用数学统计和运筹学的方法, 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 按照一定的程序, 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 红色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有效产出做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8]。
3 发展历程
3.1 红色旅游
通过对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的整理, 截止至2013年底。以“红色旅游”为关键字搜索出7661篇文献, 如表1所示, 反映学术界对红色旅游研究的规律。红色旅游研究以2005年为界, 此前研究红色旅游的成果非常少, 自2005年起, 人们对研究红色旅游进入了一个发展期, 甚至没有很明显的起步期, 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段。2000年以前都是非常少的, 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到2001~2004年才有所增多, 到2005年红色旅游的研究迅速升温, 每年都是到达600篇以上的数量。
本文根据学者对红色旅游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内容对红色旅游发展进行分段研究, 并提出了每段的特征。
3.1.1 萌芽时期 (1984~1999年)
在这个阶段, 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还没有正式提出, 只有少许几个在研究其他行业中提到红色旅游这个词, 没有对红色旅游内涵进行研究, 又或者在研究旅游资源中有提到这类文化旅游, 如李坚诚在研究井冈山市和宁冈县的旅游开发中就提出了“再现红色政权革命胜迹, 开发绿色天地自然风光”的理念[9]。
3.1.2 过渡时期 (2000~2004年)
2000年之后, “红色旅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张敏和诸新民在中国旅游报正式提出红色旅游这个概念, 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有人提出红色旅游一词, 此后人们开始关注红色旅游的发展。这个阶段, 学者们纷纷对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未来的发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过渡时期, 以江西红色旅游区的研究为主, 研究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发展也展开了序幕。
3.1.3 发展时期 (2005~2013年)
2005年后红色旅游研究进入了高潮, 在这个阶段, 学者们继续对红色旅游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过渡时期的简单探索相比, 发展阶段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内容更加的丰富, 涉及的行业也较多, 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 研究红色旅游的现状和问题, 如余凤龙、陆林、陈志永和李育等对红色旅游的现状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红色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的发展大有前途, 但是又存在许多的问题, 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10]。第二, 怎么样进行红色旅游的发展, 提出了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如王亚娟和黄远水对在红色旅游发展之初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归纳, 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11]。第三, 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发展阶段学者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红色旅游发展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有些学者对整个红色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索, 有些学者针对不同的地区发展形势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探讨, 如毕剑通过对我国大量红色旅游实例、事例的分析和总结, 概括出我国红色旅游开发的几种常见模式:红绿结合模式、红古结合模式、红色演出模式、博物馆模式、旅游节庆模式、红色主题公园模式、体验参与模式[12]。第三, 红色旅游的产品和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想法, 如何开发红色旅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研究红色旅游的过程中, 学者也对红色旅游的资源的开发和产品的设计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如戴欣欣对井冈山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包括开发原则、开发方式、红色旅游产品创新开发途径、旅游产品开发的保障体系等4个方面[13]。
3.2 红色旅游共生
以“红色旅游”+“共生”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 笔者发现学者对红色旅游共生的研究从2004~2013年底, 仅仅只有21篇, 数量很少, 如表2。目前红色旅游研究虽然较多, 但是共生的理念引入旅游研究时间较短, 红色旅游与共生概念的结合也只是处于萌芽的阶段。
本文根据学者对红色旅游共生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内容对萌芽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2004~2009年期间, 学者们只是在对红色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提到了共生的一词, 认为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和谐共生的发展, 如杨效忠和王庆斌等在研究皖西红色旅游发展中就提出独立型、共生型和依托型三类A级红色景区创建模式, 梳理了红色旅游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资源的保护方式和保护体系[14]。但是没有对红色旅游概念进行阐述, 2010年后, 共生的理念被广泛的运用到旅游行业, 红色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也继续发展, 共生已经在旅游界进行了明显的阐述, 但是红色旅游共生的机理还是没有明确的研究, 但是在旅游共生研究的基础上, 红色旅游共生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成果, 有些学者利用共生理念对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区域的构建、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如何海斌和王荣林利用共生理论, 分析长治市红色旅游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提出红色旅游资源整合的三个层面, 即同质共生层、异质共生层与外部竞合层[15];叶甬渝结合自然界的共生理论分析川渝两地红色旅游共生的条件, 并基于共生理论提出发展川渝两地红色旅游共生的对策[16];高科和刘海洋通过对共生理论和红色旅游的研究回顾, 从产业、区域、产品、管理、利益、文化等6个方面构建了红色旅游的共生发展模式, 并提出了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路径[17]。
3.3 红色旅游绩效
以“红色旅游”+“绩效”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 作者发现学者对红色旅游绩效的研究从2007~2013年底, 仅仅只有16篇, 数量很少, 如表3。红色旅游与绩效的研究处于萌芽的阶段。
本文根据学者对红色旅游绩效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内容对萌芽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这个阶段主要以研究湘潭为主, 学者们对红色旅游绩效进行探讨, 曹红春在研究国内外关于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文献的基础上, 试图将服务质量理论应用到红色旅游景区中, 通过实证研究, 探讨期望服务水平、感知服务绩效以及两者之间的差距与景区顾客即游客满意度的关系, 并构建研究模型, 从而为红色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者制定措施改善服务质量提供建议、对策[18];邹艳基于功能视角, 运用模糊数学模型和层次分析法, 从绩效评价出发, 对红色旅游节事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19];阎友兵和殷建立基于社区居民视角, 从政治、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含有13个测量指标的红色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确定各指标权重, 并对韶山展开实证分析[20]。
4 旅游共生的研究内容
26年来, 我国旅游共生研究内容丰富, 多样, 本文通过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后整理得出, 至今为止我国对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内容大概可以归纳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以及个案研究3个方面。
4.1 旅游共生的理论研究
4.1.1 关于旅游共生的内涵
对共生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定义, 是研究共生问题的基础之一。共生理论 (Symbiosis Theory) 最先发展于生物学领域, 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对共生进行明确的定义:共生是相互性活体营养性联系, 是一起生活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200多年前, 经济学家也发现现实经济中也存在共生的现象, 时至今日, 共生理论的研究也渗透到其他各领域, 但不同的领域对共生的界定也不同。就旅游行业而言, 由于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运用“共生”概念的目的各有不同, 所以“共生”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 但目前学者们对“共生”的定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共生的“三要素”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对旅游“共生”进行界定, 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 通过共生介质和共生界面形成的具有一定形式的关系, 如《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 (吴泓、顾朝林, 2004) 、《闽台旅游合作的共生模式研究》 (张健华、陈秋华、余建辉, 2008) 等。二是认为共生内涵包括同质共生和异质共生两个层面, 如《共生: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钟俊, 2001)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构建》 (黄细嘉、邹晓瑛, 2010) 等。
4.1.2 关于共生的“三要素”
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是共生的三个基本的要素, 学者们对旅游共生的探究都是从这三个要素着手。班倩倩 (2013) 对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共生空间结构的要素进行了阐述, 从共生单元, 共生模式, 共生度三个方面进行了适用性研究的分析[21]。唐仲霞、马耀峰和魏颖 (2012) 对青海和西藏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研究[22]。陈玉涛 (2011) 对黄河三角洲区域旅游的共生模式进行探索。[23]。孙长青和孙冬玲 (2012) 选取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的旅游资源、人均GDP、人均旅游产出、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四个参数作为共生单元的质参量, 选取理念、活动、视觉三个参数作为共生单元的象参量, 对其进行共生单元的定性、定量分析[24]。黄细嘉和邹晓瑛 (2010) 以江西南昌地区为例, 研究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理想共生模式, 对构建互动合作共生模式的城乡红色旅游区进行探讨[25]。共生研究发展至今, 学者们对共生模式的相关研究是最多的, 共生单元的研究没有单独的研究, 许多成果也只是作为一些模式研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研究竞合机制中的一部分, 单纯研究共生环境几乎是没有, 仅仅少数只是在文章中有所提及, 如朱德亮和张瑾 (2012) 在研究影视型主题公园旅游开发“共生”模式中, 以无锡影视基地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的共生环境[26]。
4.2 旅游共生研究的热点问题
有关近年来旅游共生研究的热点问题, 作者通过近期学者对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发现, 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内容复杂, 多样, 杂乱, 研究的热点较多, 如区域旅游、乡村旅游、旅游共生空间结构、旅游共生机制、古村落旅游共生、利益相关者共生、旅游与环境共生等都是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根据近期学者对旅游共生的研究成果, 选择目前几个比较热点的问题进行分析, 如下所示:
4.2.1 区域旅游共生问题
目前区域旅游对产业发展的融合和对经济的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 因此区域旅游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学者引入共生理论, 作为旅游同质共生研究类型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一直是旅游研究的重点, 近期学者们对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探讨较多。王东红 (2009) 打破前人仅从经济学角度诠释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惯例, 在共生理论的视角下对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进行了探讨研究[27]。在探讨如何实现区域旅游发展、区域旅游共生均衡的最理想状态, 袁尧青和文红 (2011) 认为其措施与途径主要有:强化区域旅游共生单元合理分工;整合区域旅游共生单元品牌与形象, 共拓市场, 提高整体吸引力;加强共同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激发区域旅游发展创新, 强化区域旅游整合机制;完善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网络, 完善旅游发展调控机制。为了解决由于“政区分割”产生的旅游发展问题[28]。张慧霞和刘斯文 (2006) 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例, 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点、线、面合作模式,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等优势促进该地区旅游共同发展[29]。
4.2.2 乡村旅游共生问题
现在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一种趋势, 导致我国城市人口众多, 虽然城市资源丰富但是毕竟人均占有资源较少, 为了减轻城市压力, 也为了提高农村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乡村旅游成为现在人们关注的热点, 但是如何发展乡村旅游, 学者们煞费苦心寻求多种解决之道, 如观光农业、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近几年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共生”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邹统钎, 陈序桄 (2006) 考虑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 针对外来经营者和本土经营者之间的矛盾, 提出乡村社区和外来企业“双赢”的经营者共生模式, 主要包括共享机制、协调机制、一体化机制[30]。易开刚和俞富强 (2010) 基于共生视角, 针对“农家乐”经营不规范、卫生不达标、服务质量欠缺等问题, 对“农家乐”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 提出“股份+合作社”式的“农家乐”新型经营模式。
4.2.3 旅游共生空间结构的问题
班倩倩 (2013) 以旅游景区和节点城市为基本共生单元, 以水陆空交通网络为共生界面, 对旅游共生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共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分为4个阶段:发展初期 (1992~1997) 、发展期 (1997~2003) 、成长期 (2003~2009) 、后三峡旅游时代 (2009年以后) , 此外对旅游共生空间结构形成原因进行探索, 认为主要有自然演化, 发展干预两个因素。陈志军 (2008) 分析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理论及区域旅游系统的内部形态结构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并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划分为点状模式、放射模式、凝聚模式和扩展模式4种类型。牟红和雷子珺 (2013) 对旅游共生的空间结构成因有类似的想法,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原生轴、共生廊、构造带、基底圈在内的长江三峡旅游共生空间时序结构, 并根据空间共生要求, 以强化共生边界为目的, 构建了长江三峡“点-轴-圈-网”的旅游共生空间要素结构[31]。
4.2.4 古村落旅游共生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而非物质遗产大部分都存在于一些偏远的古村落群中, 所以有关如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赵红莉 (2013) 为了解决下梅古村落旅游发展存在的资金短缺、开发商与村民利益冲突等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出共生模式来实现该区的可持续发展, 并提出一体化共生是古村落旅游利益相关者共生的理想组织模式[32]。毛长义、张述林和田万顷 (2012) 为了更有针对性的开发各类型古镇旅游, 根据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提炼出3种基于区域共生的古镇旅游发展驱动模式, 即城市居民游憩需求驱动下的“古镇-城市”共生模式、旅游热点 (线) 带动下的“古镇 (村) -景区”共生模式和旅游良性竞合下的“古镇 (村) -古镇 (村) ”共生模式, 然后探究各类型古镇与区域的共生特征、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和驱动策略。以重庆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例, 通过区域特征、区域格局分析, 分成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渝东南等3种空间类型, 从区域共生视角分别深入探讨了各类古镇旅游驱动发展对策[33]。刘仕瑶 (2012) 明确的提出近年我国的古村落是旅游开发的热点, 还以贵州青岩古镇为例,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对当前古村落旅游开发所面临的矛盾进行探讨, 并提出了建立保护式开发的途径, 以促进旅游开发与古村落保护的共生。
4.3 旅游共生的个案研究
旅游共生研究中利用共生理论分析案例的文章占了论文数量的很大部分,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王金伟和王士君 (2010) 以汶川地震后的四川为例, 构建包括产业共生、区域共生、管理共生、利益共生、文化共生和环境共生6个方面的黑色旅游共生模式[34]。郭文和王丽 (2008) 在理论界所公认的“无锡模式”一体化共生的基础上, 对依托管理主体的特殊性、区位及选址市场优越性、影视与旅游产业融合性及文化同存的“四位一体共生”运营模式进行分析, 主要包括管理共生、产业共生、区域共生和文化共生4个方面[35]。杨桂华 (2005) 利用共生理论构建包括生态旅游的主体-生态旅游者、客体-生态旅游资源、媒体-生态旅游业和载体-生态旅游环境4个方面在内的生态旅游四维目标模式。邹统钎和陈序桄 (2006) 从共生理论入手, 将乡村旅游目的地当地经营者及外来经营者纳入共生单元范畴, 基于共生理论研究中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之“经营者共生”战略。在此基础上, 结合北京怀柔区北宅村的情况, 以鹅和鸭农庄为例, 对“分工共生”和“合作共生”两种经营者共生模式进行深入探讨[36]。
5 结语
通过对红色旅游、红色旅游共生和红色旅游绩效的有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 笔者认为, 国内关于红色旅游的相关研究呈现一定的趋势, 目前对红色旅游的研究兴趣非常高涨, 有不少学者引入不同行业的研究方法和概念, 对红色旅游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 但是红色旅游共生和红色旅游绩效的研究非常少, 在现在讲究和谐共生发展的阶段, 红色旅游势必要继续研究与共生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又要求人们对红色旅游共生理论在实际中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认识, 故而红色旅游绩效的研究还将继续进行。
旅游产业共生 篇2
一、写作教学中的师生共生
是什么让教师的写作教学对学生的写作过程发挥了作用呢?不是写作知识，不是写作方法，不是优秀范文，也不是作文评分标准，有效的途径之一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写作文，是教师融进学生的写作过程，是教师用自己的写作体验激活学生的写作体验，是教师用自己的写作经历丰富学生的写作经历。这就是师生共生的写作教学。
我教学《用“感激”唤醒“感动”》这节课是比较典型的师生共生的写作教学。学生写作“感动”这个题目遇到障碍，问题出在他们没有感动。怎么办?讲讲写作要关注生活的道理，讲讲做人要懂得感激的道理都是很容易的，但往往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办法是讲故事，讲我自己的写作困惑，让学生参与到我的写作中来。先是让学生为我的材料确定主题；在学生思维停步不前时，我再谈自己的想法，使学生有所感悟；最后，因势利导，归纳经验，讲评作文，引导学生“再度作文”，以强化写作经验的积累。
当然还有很多后续的教学活动，比如学生进行自我共生的再写作，进行生生共生的相互交流和修改等。有人认为，师生共生写作教学，教师参与到学生写作的过程中是容易做到的，但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写作过程中，不太现实。其理由之一是教师的写作话题并不一定适合于学生；理由之二是教师如果为 “共生写作”而努力设置一些适合学生写作的话题和素材并将其作为自己写作的素材，而不是自己真正需要写作的东西，是多此一举。我自己的大量实践和许多同行的探索都已证明，让学生参与教师的写作过程，和让教师参与学生的写作过程一样都是可以做到的。不仅师生互相参与写作过程是可能的，而且师生一起参与第三方的写作活动都是可能的。要知道，学生参与“不是自己真正需要写作”是一种常态的写作。中外教科书上这样的写作要求，各类考试中这样的写作命题比比皆是。
二、写作教学中的生生共生 在介绍共生阅读教学时，我说过，皮亚杰认为最有益的社会互动发生在具有社会性对称(知识、权利)的同伴之间。语言学家早就发现，伙伴的语言对孩子语言学习的影响巨大，远远超过成年人，甚至超过学校的学习。所谓生生共生的写作教学，就是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伙伴效应”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学生自己的写作兴趣和写作欲望激活同伴的写作兴趣和写作欲望，用学生自己的写作感受和写作体验激活同伴的写作感受和写作体验，生生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激活，互相碰撞，互相丰富，在这样的活的写作过程中培养写作能力，学会写作。
我执教的《风》这篇作文的评讲课就是比较典型的生生共生的写作教学。
这节课，我在这样几个层次上，让学生之间形成共生。一是对习作的总体评价。这是有些教师不够重视的环节。其实充分展开习作评价的讨论，对提高写作能力是很有意义的。二是对习作问题的发现。这个活动的过程是先发散后聚焦。学生习作的问题常常不是单一的，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也会表现在多个方面，这就需要聚焦。所谓聚焦，就是看到最主要的问题，看到问题的最关键处，明确现场要集中解决的问题。三是修改方向的确定。这是课堂的重心所在。找出问题总是相对容易的，如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特别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修改不是要把这篇文章改得怎么样，而是要借助这篇文章的修改能让学生写出更好的文章；目的不是让习作的作者知道文章怎么改，而是要让大家知道文章应该怎么写。这个方向不是唯一的，必须是多向的，但又必须是有规定性的，既要由讨论的文章出发，又要紧扣这节课的教学内容。这样的作文评讲课，目的不在于说明某篇习作好还是不好，而是在于借助典型的习作来讨论写作，思考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写作，经历写作，学会写作，获得写作的知识，积累写作的经验。
三、写作教学中的他者共生
所谓他者共生，就是借助别人的文章(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并不精彩、并不优秀的)，写出自己的文章。这和借鉴模仿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借鉴模仿，都是围绕某一个点、某一个方面进行学习的。学习《白杨礼赞》，可以借鉴它的结构；学习《师说》，可以借鉴它的对比论证。被模仿、被借鉴的都是成功的习作或作品(至少被模仿的某一方面是成功的)。而共生写作，则不一定立足于一个点，而是发散式的，甚至是模糊的，有时候就是受它的启发，而不一定是学习模仿，甚至可以是对别人的写作予以否定和推翻，因为被借助的习作或作品不必都是优秀成功的，也可以是不成功的，只是由它生发出自己的写作欲望。我执教的《在别人的树上开自己的花》是比较典型的他者共生的写作教学。这节课主要是借一位学生(黄津汝)的习作进行共生写作的教学，而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就是一种他者共生的写作活动。
首先是让大家熟悉习作，了解习作。因为这篇习作，总体来讲比较成功，主要是让大家发现它的可取之处，同时教师结合习作强调作文的一些要求，指出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是借助黄津汝同学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或者说是借助黄津汝的这篇习作，激发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学生的写作欲望被激发起来之后，便引导他们进入写作状态进行思考。先从写议论文的角度息考立意的选择，再从写记叙文的角度思考与黄津汝不同的立意选择和不同的叙述视角。从不同文体的选择，到不同立意的选择，再到同样文体不同角度的选择，学生的思维得到了有效的激活。而更有价值的，是这个写作过程的体验和经历。这比之于我们仅仅介绍评点优秀习作的长处，要有意义得多。遗憾的是，受时间和现场情景的制约，很多有教学价值的环节没有能够充分展开。比如黄津汝在反思写作过程中说自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没有能引发她和大家交流一下“想到哪儿写到哪”的具体情形，以及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再比如其他学生进入写作状态后的交流也还不够充分，显得比较简单匆忙。这些都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达成。
四、写作教学中的自我共生
就实用性而言，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是自我共生。日常的写作教学中，似乎我们的教师最为看重的是写作的数量——不停地出题目，不停地让学生写作，却从不看写作的结果。这似乎与“作文要多写多练”的理念有关。但“多写多练”就能把作文写好吗?这是需要研究的。事实上，不少学生从初一到初三，从高一到高三，每次作文的分数基本上都差不多。其中一批学生一直在低分徘徊，甚至有不少学生一直就是65分左右(按100计分)，不少学生一直就是70分左右，大量的低水平的反复并没有使作文写好。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观点对我非常有启发，即作文的次数不在于多，如果能让他们把两三个题目写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在我的共生写作教学中，有一个基本课型就是自我共生。所谓自我共生，就是学生借助自己的习作——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写出新的习作。在这种发散式、连锁式、裂变式的写作活动和写作过程中感受写作、认识写作，提高写作能力和写作素养。它和所谓升格作文不同的是，并不追求后一次写出来的习作一定要比前一次好，它的价值在于经历写作过程，丰富写作体验，锻炼写作思维，感悟写作规律，不在写作结果，而在写作的过程。那一年我在绍兴一所中学执教的《自我提升和再度作文》一课是比较典型的自我共生的写作教学。再度作文，是我从学生写作的角度归纳出的一种写作方法，基本的形式是同一个素材、同一个题目、同一个立意、同一个话题多次写作。它和自我共生的作文教学方法是紧密联系的。所谓自我共生的作文教学，就是教会学生要形成再度作文的基本理念，掌握再度写作的基本方法。那节课一开始，我通过检查学生课前学习准备的情况，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明确告诉学生：有空，常看看自己过去的作文，是写好作文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很多学生文章写好之后从不再看。学生这样的表现，是我预料之中的。这对写作能力的提高非常有影响。有些教师只要求学生看教师的评语，其实更应该要求学生经常看看自己的习作。现在要求学生写随笔的很多，写日记的很多。写就写了，一写就扔，从不再看，有什么意思呢? 教学过程的第一个活动是学生自我展示和介绍自己的习作。我本来的想法是先展示习作，然后谈谈感受，说说写作过程，说说得意之处，说说写作困惑。
可是没有学生愿意。本来这样的写作反思，也是自我共生的写作素养。一位学生主动介绍了自己的习作之后，我让她谈谈体会，她说是拼拼凑凑写出来的，但也不甘心这样贬义的表达。我充分肯定了这种把各种素材拼拼凑凑，或者说整合到一起的写作方法。其实，这种“拼拼凑凑”，就是一种自我共生的写作。很多好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第二个主要活动是让学生用3分钟时间，再读自己认为成功的习作，找一个点进行修改。进行交流后，我跟学生强调：自己的练笔、自己的文章，别轻易扔了，要养成经常看自己文章的好习惯。经常看看，就能发现不足，也能发现得意之处，更能产生新的写作冲动。这些对写作兴趣和写作意识的培养，对写作能力和写作素养的培养都很有意义。
第三个活动，也是重点活动，就是尝试“再度写作”。某种意义上，前面的活动都在为这个重点活动铺垫和做准备。可能由于学生平时缺少这样的意识，有些学生做得还不够好，基本还是原来习作的修改，但也有学生做得很不错。如后面交流写“独自面对”的那位女生，同样一个题目，她的主题调整了，文体也改变了，选材也更换了。上次是议论文，这次写记叙文了。
“航空与旅游”的营销共生 篇3
美国科特勒营销集团主席
现代营销学创始人之一
航空业与旅游景点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一个指导性原则就是，成本和市场投资的花费还是要依靠旅游景点本身去承担。但同时，旅游景点需要在市场推广中设计专门的时间和理由来获取航空公司的支持。只有这样，航空业的支持才可以真正成為旅游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和推动力。
酒店业和航空业是旅游业的主要服务支撑行业，它们具体包含了产品和物流两个方面。毕竟，不论去哪儿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去和住在何地。但是，除此之外，旅游也需要市场和促销手段来刺激市场对旅游服务的需求。这就包括提供给旅游者物有所值的宾馆、旅游目的地和令人愉快的旅游体验；同时，还应配备舒适、方便和价格合理的航空交通。
那么旅游业和航空业维系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航空与旅游的借力关系
从中国目前旅游市场来看，存在着供求上的脱节。
首先，从旅游业的提供方来看，诸如海南、三亚等热点旅游胜地，宾馆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有些超前于目前旅游支线航线的开辟。同时，酒店业和航线的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推广活动也还没有完全到位，以适应新的旅游设施，从而满足高端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需要。以三亚为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开拓欧洲、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等旅游市场，开通这些国家和地区到三亚的直航线路，以支撑这个美丽假日胜地的服务业。
但持续走高的地价总是促进了旅游地对旅游设施的提前建设，从而导致了早期购地费用不得不被算入整体投资的一个部分。但是，航空业却很难通过比支线航空更低的价格，来满足越来越多国内旅游地点的航线要求。
从旅游业的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正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政府和投资者总是在没有研究消费者真正需求的前提下，急于先建造旅游项目。在我看来，这是缺乏战略考虑的做法。其次，就是旅游胜地的投资者们没有真正下大力气来对旅游市场进行宣传。他们往往只通过一般的广告来进行宣传，但更多的奖赏性宣传、销售刺激行为和具体的营销事件及相应的公关宣传活动才是真正旅游推广活动的主要内容，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更好地放大旅游目的地的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这个问题在有些公共旅游项目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对于这些旅游项目而言，很难从公共预算支出中拿到这笔推广费用。但是，目前表现优良的旅游业的从业者们都知道，在市场推广中的投资都将会得到最大的回报。美国夏威夷就不惜花费5000万美金来投资做旅游市场推广。
在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上，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原本就非常有限的推广预算却并没有有的放矢地投在最具有投资潜力的旅游项目和类别上。总而言之，这些市场推广要不就是泛泛的投资，要不就是牺牲于政治上的某些考虑。
从航线开发商来说，它在平衡市场供需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航线的开发都需要随着不断增长的旅游者的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航线和支线频率，来和相应的物流供给相匹配。同时，他们都相应地在旅游地点的设施中融入了自己的股票资产和经营管理。比如说，SAS航空与卡尔松酒店连锁集团旗下的Radisson 酒店连锁建立了紧密的金融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合作下，航空公司往往在自己的航线安排上尽可能地宣传一些指定地点的旅游项目。
但这样的合作并不稳定，甚至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不论是酒店还是景点，他们在日常成本上的花费是一致的，但是，航线和航班频率却总在变化之中。这就注定了，当旅游景点的预算支出减少，那么航空公司自然也将减少它的航线到达频率，从而更加恶化了原本就不景气的当地旅游市场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旅游景点可以稳定地依赖航空公司的宣传来带动当地旅游市场。特别是如今航空公司面临的成本上升的问题，就越发显出了这个问题。航空公司往往不会冒险来单纯地去带动旅游市场的需求。
总而言之，航空业与旅游景点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一个指导性原则就是，成本和市场投资的花费还是要依靠旅游景点本身去承担。但同时，旅游景点需要在市场推广中设计专门的时间和理由来获取航空公司的支持。只有这样，航空业的支持才可以真正成为旅游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和推动力。
航空公司定位的“旅游思路”
那么既然航空业有可能很大程度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航空业在这个方面能做些什么。
事实上，中国的航空业已经在这个方面开始做得很好，并且它们在不断地向国外同行们学习取经。总结起来，以下几个方面是较好的尝试角度。首先，通过对航线旅游数据的调研，来分析航线旅游面临的趋势、机遇和挑战，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方针。比如说，在中国，对以休闲旅游为目的乘坐飞机去亚洲邻国旅游的旅游者的数据的调研，对于中国航空公司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世界旅游组织的一些调查数据也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信息，从而为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一个整体市场发展机会的全局式了解。其次，航空业可以借助贸易组织，让他们通过公共政策来劝说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满足整合航空业成员的需求。同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可能会影响国内和国际旅游交通的政策进行深入了解，也有利于航空业的发展更加有的放矢。第三，对业内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掌握休闲航空旅游的管理经验和服务规则，对旅行社、酒店和食品服务的了解都可以进一步推动如今的中国航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对于航空旅游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的管理经验也是整个航空旅游上最为必要的补充。
那么对于具体的航空公司而言，拥有一个真正的市场拓展部门是公司成败的关键，而这个部门需要负责对公司休闲航线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发展甚至执行。就我对中国航空公司的了解，很多公司在这个方面还只是停留在运作的层面，而自身发展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技术考虑和航线安排上，而并不是以顾客的要求为中心的。
市场发展的各要素，包括组织、策略性计划、年度营销战术考量、营销计划的执行和对营销行为的评估。虽然每个营销人对这些要素都烂熟在心，我却发现中国很多航空公司都没有真正落实它们。除了海南航空，在中国的航线市场的运营中，我还没有再发现另一个以旅游作主打品牌和卖点的航空公司。我这里并不是说，国际领先的航空公司都需要推“旅游”的卖点。事实上，除了Virgin（维珍）和新加坡航空主打旅游牌而外，许多全球的航空公司都把“商务旅行”放在重中之重。在我看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就可以从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学到许多经验，适当放弃自己的“一等舱”，适当调整价格，与其让许多豪华舱位空着，还不如变商务舱甚至一等舱为休闲旅游舱位。只要中国航空公司也可以像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那样，在一个稍低的价位上提供依然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乘坐环境，就一定能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具竞争力。
同时，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不建议使用诸如“公务舱”等名词来分割旅客市场。事实上，许多旅游者，即使不是商务旅行，也能花更高的航空价格来进行自己的休闲旅游。如今的所谓“舱位”的分类实际上混淆了旅客的界限，同时会使得航空公司因此失去许多市场机会。所以，舱位上，我建议只有“高级”和“标准”之分，而不是“经济舱”和“公务舱”之分。
最后，让我们落脚在中国海南航空公司。无庸置疑，海南航空公司在推动海南旅游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海南航空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直通海口或三亚的国际航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论是政府还是海南航空，现在都在朝这个方面上努力着。如果这样的国际航线一旦成型，必将吸引大批来自亚洲、欧洲的游客到海南观光旅游，这将更快带动当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欧盟天津滨海产业共生项目 篇4
工业园区建设是20世纪全球工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随着园区数量增加和经济规模扩大, 工业园区成为资源和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排放的集中区, 不但直接影响了园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也严重削弱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资源支撑能力。天津开发区作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区域和国家首批生态工业示范区, 一直致力于推进循环经济建设的科技研发和产业发展, 着力探索综合型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建设模式。
天津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很多, 诸如摩托罗拉、丰田等, 这些企业因为有着良好的环保意识, 与本土的一些资源化企业和供应商之间形成了以这些工业企业为核心的循环产业链。但是, 随着开发区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本土化企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进驻开发区。截至2010年, 开发区已经形成了9大支柱产业, 共计11, 000多家企业, 其中外资企业数量占到15%, 本土企业占到85%。企业的规模和文化不同使得企业间循环产业链的搭建变得较为困难,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和资源约束, 开发区决定通过产业共生模式来推动区域 (工业园区) 循环经济的发展。实施产业共生的核心是:通过新的管理和技术方法把工业活动产生的“低效率流”和“废物流”转变为“高效率流”和“资源流”。即对废物的产生、处理、再利用的循环使用全过程实现科学的调控;把产生的废物流最大限度地变成资源流;防治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
2009年,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在到英国学习考察的过程中, 了解到英国国家产业共生 (以下简称NISP) 项目, 与卡伦堡模式不同, NISP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的产业共生项目, 同时该模式也被巴西等国家进行复制, 不受区域特性和产业构成的影响。因此, 结合国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环境, 开发区申请了欧盟转变亚洲项目, 旨在通过引进并推行NISP模式, 促进滨海新区中小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天津开发区管委作为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的主要申请方, 联合天津市经信委、天津保税区管委会、天津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及英国国家工业共生项目实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署中国投资处, 共同申请了欧盟“SwitchASIA”项目。Switch-ASIA是欧盟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援助资金项目, 而滨海新区项目则是第一个由中方机构作为主申请单位的获批项目 (详见表1) 。
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以下简称低碳中心) 于2010年3月成立, 属于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性质。低碳中心作为项目的主要实施机构, 负责学习NISP的实施经验, 策划产业共生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 编写年度技术报告, 按照欧盟要求完成项目既定的量化目标, 实现产业共生网络的可复制性和可持续发展, 最终推进滨海新区和其他地区中小型企业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形成。
二、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工作内容
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的实施方式主要是学习英国NISP模式, 相关重点活动内容和目的见表2。
三、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实施过程设计
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旨在通过引进英国NISP模式建立本土化的产业共生网络, 并逐渐在全国推广。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的实施过程分为4个阶段:实施阶段、“本土化”阶段、“复制化”阶段以及“可持续化”阶段。各阶段的实施重点和期望的效果与量化目标见表3。
四、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成果展示
项目自2010年启动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 共招募会员企业633家, 完成37组资源对接, 实现了一定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会员招募情况、资源对接情况及实现的环境经济效益成果见表4～表7。
五、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问题汇总
截至目前为止, 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已经实施了将近3年, 产业共生的概念已经被滨海新区内大多数中小企业所接受。为了项目能够更好的在我国其他的地区进行推广和复制, 实现可持续发展, 项目在前3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汇总如下:
(1) 体现“废物流”、“资源流”最为明显且流量大的是一般工业废物, 如粉煤灰、锅炉渣、建筑废物、包装废物、废塑料、废橡胶、玻璃、污泥、食品加工废物等。但是当前一般工业废物疏于管理, 只是通过市场调节, 企业有关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转移、贮存、处理与处置的信息尚未实施申报制度, 基本上各自为政, 自行处理, 政府不掌握废物流的产生、流量及流向的信息, 因此难于全面引导、调控工业园区“废物流”向“高效率流”和“资源流”的转变;
(2) 回收企业、资源再生企业和生产企业间的沟通与交流渠道有限, 企业间关于废物及资源利用信息不畅, 资源交流渠道不足, 缺少废物交换信息平台, 导致了一批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的浪费。虽然园区内有些企业间形成了副产品交换的关系, 但距形成较有规模的园区产业共生网络尚有很大差距;
(3) 区域废物回收已有多年历史, 各企业都有较稳定的废物回收商关系, 有价废物回收率已达90%以上;产业共生项目第一年, 开展产业共生活动的区域, 是以泰达为核心的企业聚集区, 该区域已有二十几年发展史, 所落户的企
056业大多属外资、合资企业, 企业管理水平较好, 企业处置其产生的废物, 大都通过招投标的形式选择回收企业, 与企业签订合同。特别是处于中国庞大、发达的废物回收大军的市场环境下, 只要是有价 (可再利用) 废物, 就会被众多的回收商抢购。100多企业的实地考察表明, 90%以上的企业有稳定的废物回收商合同关系, 95%以上的大宗有价普通废物有固定的流向, 如废钢铁、食品废物回收率近100%。
(4) 泰达区域内企业多属于来料组装或分装生产类型, 很多企业的原材料是进口部件或专门特定的材料。采用其他企业废弃物用作生产原材料的几率较小。如摩托罗拉曾有几百只未开封的焊料, 试图寻找对接机会, 项目组为其联系了十几个电子企业, 都被拒绝。原因是, 他们有固定的供应商, 焊料要求极为严格, 不能随意换其他产品。
(5) 企业的废物管理机制不适应产业共生的需求。目前大部分企业负责处置废物的部门为后勤、总务或财务部门, 这些部门管理人员大多缺乏资源意识, 较少从企业生产成本管理角度考虑废物的管理与处置, 只视为简单的卖废品行为。加之该过程存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关系, 故经常是即使有更好的资源利用渠道, 也难于改变原已形成的废物交易关系。
(6) 英国的垃圾填埋税80磅/吨, 其高昂的成本迫使企业自主的寻找其他处理处置废物的方式, 降低企业成本。但是在我国, 垃圾填埋费用35元/吨, 给企业生产成本的制约很小, 所以企业没有较强的意愿寻求废物的资源化处理方式。
通过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总结, 为了更好的推进区域产业共生网络的建设, 本文提出以下的几个建议:
1. 产业共生信息共享体系建设
通过建设产业共生信息平台, 公布企业废物资源的供需信息, 帮助企业充分了解并且获取适用于自身废物资源化的途径, 提供企业自主选择合作方的机会, 扩大企业商机, 促进企业间的沟通和交流;
2. 加强企业一般工业固废的管理
针对工业一般废物种类繁多、发生转移频度高的特征, 应当加强政府对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管理的监管和引导。开发区目前基于3R原则, 以区域大宗工业废物产生企业为试点单位, 通过尝试推行废物减量化辅导模式、一般工业废物申报登记及联单制度以及工业废物生态管理标识评价体系的建设, 研究出台《天津开发区一般工业废物全过程管理办法》。其中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及联单管理制度;工业固体废弃物管理评价机制;工业废物生态标识管理;建立固废源头减量化辅导平台等内容, 对一般废物的产生、收集、运输、贮存、资源化利用, 直至废物被最终处置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的追踪管理。是一套以推动一般工业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 以技术、政策和信息为支撑, 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和转移联单制度为主要载体的全新管理模式。
3. 资源化技术创新及研发
目前, 产业共生项目中大多数的对接案例发生在产生企业和回收企业之间, 鲜有与资源化企业直接形成对接的案例。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资源化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不足。在滨海新区及周边, 我们所熟知的资源化企业30余家, 与工业企业的废物产生量相比, 其处理能力远远不足, 同时也缺乏先进的资源化技术。第二, 资源化企业缺乏扶植。资源化企业是通过技术手段将其他企业的废料转发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 并且进入市场流通。资源化产品因为有一定的成本投入, 所以如果产品没有较好的市场效应, 将会直接阻碍资源化企业的发展, 限制产业共生的形成。
因此, 应当帮助资源化企业获取政策优惠, 同时建立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方式, 对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进行研发, 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多元成果转化机制, 加快推广一批既能拉动内需、又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自主创新的资源再生利用技术, 共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提高行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进步与装备升级及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新的资源化技术专业和扩散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4. 规范回收市场, 建立废物集中回收分拣中心
共生高中作文 篇5
当我们走在羊肠小道上，脑海中回荡着贤人的训言，看着周围百花齐放，驻足捧起一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细细品读，时间从字里行间里悄悄溜走，留下的只是无尽的遐思。
“我一直在哭，哭自己没有鞋子穿，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人没有脚。”这是一个生活在无声无光的世界中的女子对命运深深的控诉!就是这样的女子，她不向命运屈服，即使生活在黑暗中，但她的生活却充满光明，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奇迹。
三天有多长?无非是72个小时，三天能干什么?能干的事情寥寥无几。但对于海伦来说，三天足以让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美，三天好似三十年，可以真正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海伦对光明没有过多的奢望，她只希望有三天她用三天诉说着生命的珍贵与短暂。
在安静的下午携着一本《边城》坐在窗边，阳光透过窗户懒洋洋的照在泛黄的书页上，伴着阵阵书的清香，我们穿梭在沈从文的笔尖。沈从文用清淡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淳朴良善安静的湘西边城的美清晰自然，依山傍水，有湾泊的小篷船，轻柔的山风，望眼无尽的翠竹，同时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懵懂美好的爱情。“一辈子走过许多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先生最深情的告白。
读书让我们感受“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悲壮;读书，让我们感受“双袖龙钟泪不干”的.凄凉;读书，让我们感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
旅游产业共生 篇6
而早在2012年，中关村就审议通过了《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2013-2015年）》。该文件指出，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将着力构建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应用产业集群，并且在中关村创新中心区（以下简称“CID”）建立北斗和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根据有关规划，“十三五”期间，CID将借助中关村的先天优势，加快建设北斗和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打造完善的北斗产业创新系统，通过产业融合和国际化的方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北斗产业区域创新的新路径。
卫星应用
从天上到人间
卫星导航系统是以提供高精度、全天时、全天候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战略基础设施。而北斗系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2007年被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CG）正式确认为全球卫星导航四大核心系统之一。
就重要性而言，它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是国家信息化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国防的重大技术支撑系统，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建设计划，2018年将率先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北斗系统要在2020年前后完成35颗卫星发射组网，形成全球服务能力，建成国际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相对于GPS等领跑者，北斗是后来者。后发自有后发的艰辛。然而，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融合发展，也让北斗这位后来者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后发优势。
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由30颗卫星组成的北斗二代“天眼”，实现全球导航，其精度可以达到分米、厘米级，这30颗卫星将在太空中组成一张“天眼”，也称为“全球星座”，它们将与地面控制站和用户端共同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导航系统。
同时，随着北斗芯片小型化、低功耗、低成本等技术的发展，北斗产品正全面走向大众应用。
业界人士指出，目前北斗已在交通运输、气象、渔业、公共安全、减灾救灾、林业等11个行业，以及珠三角、长三角、京、陕、湘、贵、鄂、苏等17个区域开展示范应用。如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危险品运输车等运输车辆上安装了300多万套北斗兼容终端；采用北斗IP核的国产自主品牌手机已大量投放市场。去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产值已达1900亿元，其中北斗系统贡献率约30%。
据媒体报道，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地区，“智能放牧”系统正在改变当地传统放牧习惯，引导牧民轮换放牧、合理放牧。这套放牧信息化指导系统由北斗卫星信息平台、牧场数据采集自动站、牧民手持智能终端三部分构成，通过数据分析和地面实测，制定区域轮牧的方案，再发送到牧民的终端上，实现科学放牧指导。
在灾害防御方面，在山体滑坡前，北斗系统可以对主要板块是否移动进行精密监测，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在一些需要精密定位的产业，如农业中，北斗精密农地产业系统能把耕地作业计划输入自动驾驶系统，通过专项控制来驱动农机、拖拉机，按预定耕地路线进行作业，作物之间耕种的精准距离、飞机喷洒农药区域都能一目了然。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但北斗系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北斗已进军更多信息化领域。例如北斗系统已进入了手机领域，并且至少拥有300万用户。在手机消费市场中，北斗以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共存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定位服务。例如，有的手机终端就提供“北斗+GPS”的定位模式。
未来，北斗不但能为地面汽车、行人提供高精度的导航，还能为天上乃至宇宙空间中的各类飞行器进行导航。
政策部署
前景广阔，全产业推进
据统计，201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产值超过1900亿元，而2010年产业规模仅700亿元，其中基于北斗系统的产值2010年仅15亿元，2015年已达到570亿元，5年增长近40倍。北斗相关的贡献率超过30%，其中在精准行业、地理信息和基础设施领域，北斗贡献率已经占到半数。
卫星应用产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列入国家战略，是我国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为了更好地推动产业发展，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是我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发布的第一份白皮书，它通俗又全面地阐述了北斗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和服务性能，为各方提供了了解北斗的权威渠道。
它指出，中国积极培育北斗系统的应用开发，打造由基础产品、应用终端、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构成的北斗产业链，持续加强北斗产业保障、推进和创新体系，不断改善产业环境，扩大应用规模，实现融合发展，提升卫星导航产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具体来说，北斗系统要加强基础产品的研发、鼓励创新体系建设来构建产业的创新体系，鼓励北斗与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融合发展，推进卫星导航与物联网、地理信息、卫星遥感/通信、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此外，它还明确了北斗系统后续建设发展路径，例如建设北斗增强系统、进行全球组网、推动国际化等，相关行业可以据此有针对性地规划行业自身北斗应用相关建设，实现行业应用与北斗系统建设发展的同步进行。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早在2012年12月21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审议通过了《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2013-2015年）》。该文件指出，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将着力构建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应用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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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指出，中关村发展卫星应用产业的重点任务是：围绕卫星导航（GNSS）、地理信息（GIS）、遥感（RS）、卫星通信等优势领域，重点突破芯片、数据分析处理、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大力建设基础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与卫星通信综合应用系统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标准体系研究，促进卫星应用产业规范发展。积极争取“北斗城市”试点，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智能交通、车联网、电信、电力、应急救援、气象、物流、水利、林业、渔业、测绘等重点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作为中关村核心区，2012年海淀区政府正式发布了《海淀区加快核心区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确立了北斗和空间信息产业成为了当前海淀区“6+1”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资金支持包括北斗在内的战略新兴产业。
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商业化应用领域的不断延伸以及产业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民营资本将不断介入，北斗产业链上下游加快布局，整个北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产业链上下游将日趋完善和成熟，终端成本持续降低，从而替代目前GPS在我国民用领域的市场地位，北斗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区域创新
助推产业内生式发展
目前，从国家到地方已出台了很多推动北斗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下一步，将主要依靠市场的作用，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北斗星通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温景阳博士对记者强调，如今，这个领域涌入了上万家企业，成规模的已实现盈利的大企业仅有十余家。基于行业内“小散乱”的特点，同时受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和外部投资进入的双重压力，目前产业整合已是大势所趋，沿着上下游进行并购和整合，增强竞争力成为行业内企业普遍采取的发展策略，跨界发展趋势是集中体现。
位于CID的北斗星通自2015年起开展了一系列兼并重组，持续提升了北斗星通在芯片研发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增强公司对人才、技术、资金、合作伙伴等资源的聚合力。
北斗星通的发展目标是围绕北斗而布局，最终成为一家百亿级导航产业集团。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北斗+”战略。
2015年，在北斗星通成立十五周年之际，董事长周儒欣首次提出“北斗+”概念。他指出“北斗+”有多个维度，首先北斗要“+”技术和系统，比如北斗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通信系统等的结合。另一方面北斗要“+”应用与行业，比如北斗在地下空间、智能交通、航空运行、电力等领域的应用。北斗星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打造“北斗+”，并通过坚定实施“内生外长”发展策略，推进产业整合，谋划海外布局，借此实现公司阶段发展目标。
以上是一家企业的格局。如果要上升到区域层面，一个地区要保持产业快速发展、打造内生式的产业集群，就必须顺应产业成长规律和产业价值规律，进行产业组织创新。
2012年10月25日，中关村北斗和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在CID（亦称为“中关村创新中心区”）所属的永丰产业基地正式落户。这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重点优势产业集聚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未来，基地将在不断的组织和优化产业要素的过程中，依托市场力量，开展一系列产业组织的创新实践，也必将集聚北斗和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关键环节的领军企业、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明显的区域竞争优势。据悉，除了已进入CID的北斗星通外，合众思壮、东方联星、华力创通、四维图也将陆续入驻这片宝地。
如果所有要素组织得当，这里将发展成为北斗应用产业另一个崛起的重镇。
因为在中关村，已经聚集了北斗和空间信息服务产业的战略资源。除了十余家行业细分领军企业外，还有包括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卫星导航定位总站等管理机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一大批重要科研资源。中关村的企业在空间信息领域有关北斗芯片技术、嵌入式算法及软件技术、高端产品研发及制造、地理信息与导航地图、应用软件技术、系统集成技术、遥感对地观测设备研发与制造，以及数据处理技术等方面具有国内领先优势。
基地未来的发展战略是建立一个产学研合作推动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的机制；集聚一批国内外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龙头企业；产生一批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搭建一个国内领先的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一个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示范基地。
除了建造专精特产业基地外，一种以政府支持、企业自主牵头成立的产业联盟也在中关村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而这一联盟的产生，将有助于CID突破现有空间的局限，通过企业结盟形式，从智力和财力方面，帮助基地企业实现融合式发展。
2011年，中关村空间信息产业技术联盟在合众思壮牵头下成立。会员企业涵盖北斗导航、地理信息和遥感等多个领域，北斗星通、华力创通、超图软件、四维图新也在其中。
联盟相关人员马广浩强调，“在这个联盟里，每家企业有自己的优势，联盟让成员企业变成一个整体，大家抱团，优势互补。如今，在国内信息空间技术领域，中关村空间信息产业技术联盟可以称得上是全国最强的技术团队、产品团队和解决方案团队。”如今，联盟理顺了产业链前端、中端和后端，也包括一些业务同质化的企业，让他们尽量避开恶性竞争，在不同的市场发挥各自的优势，规避自身的不足。
可以想象，有了优质的产业、科研元素的聚集，CID将会在产业创新体系上做出一番成绩，例如为企业搭建一个强强联合、相互借鉴、协同发展、共同发力的平台，政府将核心资源向平台上的企业倾斜，有利于推动产业链形成示范效应，对于企业的发展将是一个重大利好。
国际化征程
迎接挑战，抓住机遇
2015年，我国开始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发射，并开展了新技术和新体制实验验证，以加快推进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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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系统的全球部署将为北斗系统走向国际奠定基础，有利于提升北斗导航系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为国内空间信息服务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拓宽了发展方向。
北斗国际化或许一路荆棘，却也潜藏着重大的机遇。
“北斗是中国的，但如果不能走向世界，整个产业是一个失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蔚保国强调。
那么，北斗国际化的道路该如何走？
蔚保国认为，初步想法应该以应用为主，本地服务，军民结合，共同发展。“目前GPS已经覆盖了很大的市场，GPS走的是标准化，对本地化支撑解决方案不足，北斗作为后继者，可以对周边国家做一些具体化应用，包括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这可能比GPS更有针对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说：“北斗走向国际化需要过硬的技术，系统要有过硬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高精度，也要有透明的国家政策。再加上我们有良好的服务，北斗走向国际化顺理成章，而且可持续。这几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他的可持续性都会成问题。”
除了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外，还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成本问题和推广问题。
对于企业和园区来说，这几个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也为企业和园区资源整合、腾挪布局，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就企业层面而言，一系列本土公司在海外开疆拓土、与海外公司合作的喜讯陆续传出。
近两年来，北斗星通在加拿大和香港成立了分公司，开展技术协同创新和产品研发。温景阳博士对记者强调，未来不排除去海外并购同业公司的可能。
合众思壮也与俄罗斯Shvabe光学仪器控股集团签署了重要战略协议，以加速北斗产品全球化布局。通过该协议，合众思壮以本地化服务推动北斗产品及相关应用在俄罗斯市场的推广，并辐射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进而带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和北斗产品及应用的全球拓展。
北斗国际化在产品、技术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合众思壮、北斗星通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公司。
在国家层面，《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的发布为北斗国际化提供了政策支撑，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发布会。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表示，“中国积极推动北斗系统的国际化发展，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免费的北斗服务，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北斗系统服务全球。”
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分别为：一是广泛开展卫星导航系统间合作。加强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间的兼容与互操作，共同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加优质多样、安全可靠的服务。二是深度参与国际卫星导航领域活动。积极参加和支持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等相关国际组织工作，履行中国责任，贡献中国智慧。三是持续推动北斗系统进入国际标准。积极推动北斗系统进入国际民航、国际海事、移动通信以及通用数据标准等国际组织，为北斗系统国际化发展奠定基础。四是积极实施北斗系统国际推广。与巴基斯坦、泰国、东盟、阿盟等开展应用合作，北斗系统已成为国家对外合作的重要推介品牌和国家名片。
目前，北斗产业已经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地区开枝散叶。率先进入的是东盟市场，2013年泰国北斗应用项目开始建设，预计到2016年覆盖泰国全境。老挝、文莱、巴基斯坦已开始采用北斗导航系统。我国还与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尼等国展开合作，预计在2018年末形成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能力，以此为支点，推进北斗国际化，抢占全球时空信息领域的制高点。
冉承其指出，中国积极推动北斗系统尽快进入到相关国际组织标准，“比如国际民航、国际海事、移动通信等。现在北斗系统已经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第三个卫星导航系统。国际民航组织也在积极推动北斗进入到国际民航组织相关标准的论证、研究和试验验证工作，北斗系统已经正式加入了全球移动通信组织的标准。”
有了政策的推动，企业和园区可以重点围绕技术交流、教育培训以及应用推广这三个方面开展国际化工作。CID可以与企业、产业联盟一道，立足区域特色，共同做好产业布局，拓展国外市场。
除此之外，跨区域创业是全球链接的重要支撑。园区和企业、产业联盟还可以在国际技术转移与跨区域合作领域，各自诠释好自己的角色。CID可以依托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园的国际化工作，进行政策突破、空间集聚和资源信息化集成共享，在海内外兴建北斗产业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推进国际技术转移和跨区域合作。
可以想象，沿着产业化和国际化路径向前走，CID北斗产业必将会在创新全球化的大潮中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旅游产业共生 篇7
一、产业集聚模式中的关系链条
如果把企业集聚到一起, 不仅可以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 还降低了物流带来的成本, 但是在科技信息迅速发展的今天, 物流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企业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来完成物流交易, 这不仅节省了交易时间, 还保证了交易的准确性。在中国的上个世纪, 有许多学者就对产业集聚进行详细的讲解, 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的观点, 企业集聚存在的原因, 学者一般采用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等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解释。但是,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 对于新出现的企业集聚群,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定义, 不同的专家学者, 理解的角度也是不同的, 有的学者是从社会角度进行理解的, 他们把产业园区看作是一个地理系统;也有的学者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 认为产业集聚不是一个大规模、完整的体系, 而是看作一种弹性的生产体系。
在产业集聚与产业园区日益扩张的今天, 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分析的, 例如:产业链必须要在一个区域建造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集聚组织的性质, 对于这个问题, 解决时要考虑好是要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 产业链需要在一个区域建造。
(一) 产业链的设计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对产业链的有效理解, 需要涉及到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特征。对于产业链的定义大致是指, 不同的产业部门通过生产要素提供和购买形成的产业联系。对于汽车产业来说, 产业部门可以分为汽车整体制造与汽车配件制造, 汽车的分工体系是非常有高度的, 这种高度分工给整个汽车产业, 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与效益。但是, 这种分工也产生了许多难题, 例如, 检查汽车配件是否标准, 提供配件的稳定性等等。
(二) 产业链集聚模式的解决机制
为了有效的解决产业链设计陷入的两难困境, 企业必须采取可行的方案, 通过产业链集聚模式来治理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由于产业链集聚还保留着高度分工的特征, 在这种模式下, 还存在着专业化效益;对于产业链集聚关系的有效处理, 主要是企业各部门建立了关系性的契约, 从而保证了产业链的生产与交易。大量的产业部门企业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形态, 这为企业之间的联系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企业之间大都是通过网络联系的, 网络的社会属性渐渐突出起来。
二、产业园区中的基础设施与制度供给
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同, 所以人们对问题的理解角度也有所不同, 产业的周期从理论上划分, 可以划分为萌芽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 产业的集聚效应也存在差异。产业园区建设是为产业处在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环境, 在产业园区中制定的制度与创造的环境, 是为了使集聚质量和集聚效应发挥到最大作用。企业集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为了进一步满足企业集聚要求, 产业园区必须购买先进的设备, 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一些地区的政府, 却忽视了本地区的产业集聚群和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此, 国家应该高度重视, 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 使企业的产业结构能够更清晰。
集聚群效应发挥的软环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环境, 其中又包括了产业所在地区的文化水平、地方风俗等内容, 这些内容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行为规范。商业文化具有自身的优点与魅力, 与此同时, 又存在着许多的弊端。第二个方面就是机构制度, 任何一个企业都会制定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产业集聚效应产生的监理机构与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是行政制度, 近年来, 我国重要下达的条文都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落实到各级政府中, 政府部门也加强了行政管理的力度, 通过实践表明, 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系确立, 政府应该发挥其基本功能, 提供给企业经济性的服务指导。
三、产业集聚效应对产业园区建设的制度要求
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 所以企业中制定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在产业集聚的不同阶段,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例如, 园区建设制度供给的落后问题, 这个问题属于产业园区最基本的问题了,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 产业集聚就会给产业园区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就要求对制度供给提供改进方向, 制度再根据提出的改进方向, 进行调整, 这是产业集聚与产业园区建设互动的一个过程。
在产业集聚诞生的阶段, 产业的集聚效应在成本优势中占有主导地位, 作为企业创新的主体, 企业会将制度与环境规划在硬件基础设施中, 来不断满足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随着产业集聚的慢慢成长, 成本优势会被不断压缩, 技术的复杂性也会增大, 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 产业集聚应该把对制度的需求转向为促进制度的供给, 这对产业集聚在成熟阶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产业集聚要加强对制度的创新。
产业集聚效应对制度环境的需求特征不同, 所以导致了产业园区建设的供给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特征, 从特定的角度看, 我们会发现有些地区的产业园区建设很失败,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有很多方面。例如, 有些产业园区只注重企业之间邻近, 而忽视企业之间的集聚;还有的企业只注重产业硬件设施, 却总忽视软件环境建设。对于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各企业要从根源进行解决, 再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 制定科学合理的解决对策。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 企业之间的竞争力越来越大了, 每个企业都会制定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下, 产业集聚与产业园区为建设的链式共生模式, 被许多企业所采用, 产业集聚与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制度的确立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 产业园区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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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工业园产业共生模式分析 篇8
生态工业园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1]。共生理论在工业学中的应用成果就是工业生态学与工业生态园。实践证明工业系统实际上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相同的生态本质与依存关系, 模拟自然系统的共生就是工业文明的出路。共生理论是从微观系统到宏观系统, 观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2]。因此, 共生理论更适用于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1 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链网结构模式分析[3,4]
生态工业园区具有一定的结构模式。根据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基础、规模、功能和目标的不同, 其结构模式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的不同的类型。按行为方式 (行为模式) 划分, 可分为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关系、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和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 而按组织化程度 (组织模式) 划分, 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通过产业集群区中核心企业的数量, 依靠工业的共生网络可分为两种类型:单核、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
1.1 单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
当产业集群中只有一个核心企业时, 称之为单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在大多数工业集群区中单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是很普遍的, 特别是在一些大型的产业群内, 为了扩大规模在核心产业集团周围建立了一系列的支产业, 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副产品和原材料, 而且在产业组中充足的工业共生网络是十分有利的。代表企业有位于广西省贵港市的广西贵糖集团。生产技术不是很先进时糖行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污染。根据循环经济理论, 贵糖集团创造了一系列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通过资源循环以减少污染和实现效益。该集团已经建立了酿酒厂, 纸浆厂, 造纸厂, 化工厂, 水泥厂, 发电厂等分支机构。图三是贵糖集团的工业共生网络。
1.2 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
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是指围绕多个核心企业建立的网络, 如图2所示。多核共生网络的出现极大的减少了由于联合失败而引起的并列整个网络的危机。在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中, 原材料或副产品常在核心产业中交换。同时, 每一个产业都都与中小型企业有很紧密的商业联系和合作关系。和那些单核网络中的中小型企业相比, 在这样的网络中他们是相当独立的。图2展示了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
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的是典型的代表是丹麦的凯隆堡公园 (格特勒, 1999) 。基于名为阿斯内斯的最大的燃煤电厂, 共生网络应运而生。随着扩大的规模, 一些大型企业, 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炼油厂, 诺和诺德制药公司和石膏厂已加入共生网络。随着这些大型企业的加入, 许多相关的中小型企业也加入网络, 通过蒸汽, 煤气, 粉煤灰和水资源的交换,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核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工业共生网络的简化模型如图3所示。
在工业集群区中, 核心企业被认为是工业共生网络的建立者并发挥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共生网络的持续发展中技术可行性由核心网络所决定。如果核心企业的环境改变, 例如进程的调整, 更换材料和大小的变化, 这会深深的影响到独立的企业, 甚至影响到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在工业集群区中的实际操作中, 为了避免由于核心企业的波动在实际运作中依靠产业集而引起的强烈的振动, 在共生中涉及到的企业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倾向于与其他企业建立长期, 稳定的关系, 当它们在核心企业的操作中改变为了准备另一个选择。最终他们避免了与一个单核企业的独立相关的风险。
2 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链网结构模式设计的建议
根据产业生态学原理在设计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链网结构模式时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5]:
2.1 横向耦合
生态工业园区在经济利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驱使下, 打破行业和企业间的界限, 充分发现、引进、创造和利用园区内外不同企业、产业、项目或工艺流程之间的横向耦合关系, 为主、副产品和废弃物找到下游的利用者和分解者、还原者, 从而形成多个产业链条, 以便利用园区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量, 真正形成一个十分复杂的资源共享、产业共生的网络结构, 实现物质、能量的多层利用, 尽可能消除园区内部或外部的污染物, 实现废物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 既减少原材料的消耗, 又减少废弃物向环境的排放。
2.2 纵向闭合
这是生态工业园区自然生态循环、减少环境污染理念的集中体现。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和改造, 必须要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 即从“摇篮”——“坟墓”——“再生”的全过程, 力求在每个环节中充分开发与利用资源、达到废弃物最小化, 通过从“源”——“汇”——“源”的纵向闭合来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产业生态学要求从产品设计开始, 就必须考虑产品使用期结束后的处置和再循环问题。因此, 废弃物处置和产品的设计、生产一样重要, 并且具有特殊的生态经济意义, 它既是物质生命周期的最终环节, 也是链接上下两个循环周期以及纵向闭合和横向耦合、协同共生乃至内外和谐的关键环节。但在实践中需注意的是, 物质的纵向闭路循环不能一味扩大。否则环节过多, 一则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和技术难度, 加大生产成本, 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二则会因废弃物的再生利用, 原料纯度或功能下降而影响产品的质量。因此, 在园区设计时寻找无产品生产和使用性污染、且能在多次循环利用过程中保持物质成分和性能稳定的高新技术和新材料, 是纵向闭路循环成功的重要前提。
2.3 柔性结构
生态工业提倡功能经济, 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某种功能, 而不是某种固定的产品, 因此, 园区内的企业要能根据市场及环境变化, 建立灵活多样、面向功能的生产经营平台, 随时根据资源、市场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工作原理、所用原料及其工艺流程, 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设计除考虑实用、成本、利润等因素外, 还必须考虑国家有关环保尤其是产品本身的绿色安全、废弃物排放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以及产品以后的升级换代。通常, 园区只有立足于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企业或产品优势, 建立并充分利用其特有的生态工业链网结构, 才会具备较强的抗御市场风险能力。
2.4 内外和谐
生态工业园区能否成功, 不仅在于园区内部各种关系的协调, 而且也决定于园区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内外和谐要求园区必须从所在区域的实际出发, 在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允许的条件下, 通过优化企业、居民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输入与输出, 形成一个内部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污染物排放最小化 (甚至为0) , 生态园区与周围环境和谐的地域生态经济系统。
3 结束语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鼓励企业在工业集群区中基于循环经济理论建立的共生关系里有利 (下转132页) (上接73页) 于改善资源效率和环境性能。特别是在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 政府决定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 工业园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去促进企业去建设工业共生网络。实际上, 在生态工业园区中, 由于不同途径的形成, 这常存在着依靠源工业的共生网络和一些恰的衍生模式。不管它采用什么模式, 只要企业建立共生网络在提高资源效率和改善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能增加利润就可以了。
摘要：生态产业链的结构决定整个园区工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 研究生态产业链的结构对于促进生态工业园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链网结构模式, 探讨了生态共生链网的平衡、稳定与发展, 并提出了对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链网结构模式设计的建议。
关键词：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链网,结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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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aohua Wang, Operational Patterns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in Industrial Cluster District Based on Circular Economy Theory, UK:Research Information Ltd, 2008.
天津市滨海新区建设产业共生网络 篇9
产业共生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聚集, 上游企业的生产副产品可以作为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材料, 从而形成投入产出的关联体。
在国际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 天津开发区率先围绕滨海新区、天津市及周边区域低碳技术需求,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引进世界先进的环保、生态、低碳等领域的理念、技术、产品、管理与服务。2009年5月, 开发区管委会联合市经信委、保税区管委会、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及英国国家工业共生项目实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署中国投资处, 共同申请了欧盟“转型亚洲”项目。这是欧盟推动亚洲地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一个援助资金项目, 主题为“滨海新区产业共生网络建设及环境管理体系推广”。该项目为期4年, 总预算185万欧元, 其中, 欧盟援助资金148万欧元。该项目将在滨海新区围绕重点大企业, 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力建设, 对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体系的培训和推广, 并进行简易清洁生产审核, 发展上千家企业会员, 促进上百个工业共生项目的达成, 建立滨海新区的产业共生网络。同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找到滨海新区在环境政策特别是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需求。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同日挂牌成立。该中心将通过建设国内外低碳经济技术和管理的对接合作平台, 服务区域低碳经济发展, 并辐射带动滨海新区、天津市及周边区域的低碳产业发展, 力争打造低碳科技的“硅谷”及中国参与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的交流展示窗口。明年该中心将迁入开发区现代服务产业区内正在建设中的建设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低碳经济标志性建筑, 重点开展信息系统建设、泰达循环经济展示、培训与教育及泰达低碳经济标志性建筑的筹建工作。
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研究 篇10
1 相关研究述评
1.1 共生理论
“共生”(Symbiosis)一词最早见于生物学研究领域,由德国真菌生物学家安东·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其本意指不同种类的一个或多个更多成员间延伸的物质联系[2]。后经范明特、布克纳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理论[3]。20世纪50年代以后,共生理论逐渐渗透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琼斯将共生理论引入现代社会理论领域,用以解释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互动关系[4]。一般意义上的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协同与合作是共生的本质,通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5]。
近年来,共生理论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并迅速成为旅游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旅游共生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旅游地区内和区际间出于对整个(或局部)市场的预期目标和总体经营目标的意愿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的经营方式[6],它在本质上是让各个旅游共生单元在旅游市场这一共生界面中共同适应、共同发展、共同进化,寻求双方或多方的共存、共享和互惠共赢,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本目的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随着国内区域旅游竞合和产业融合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共生理论应用到旅游研究中。共生理论开始主要被用来研究区域旅游的竞争与合作,如吴泓和顾朝林运用共生理论研究了淮海经济区的区域旅游竞合问题[7];王凯[8]、王维艳等[9]研究了跨界景区的旅游资源共生整合机制等。此后,共生理论逐步被运用到具体的旅游业态研究,如徐虹等研究了体育旅游开发的共生模式及其利益协调机制[10]。王金伟和王仕君以四川汶川为例,从产业、区域、管理、利益分享、文化和环境六个方面研究了黑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11]。目前,还未有学者将共生理论运用到红色旅游研究中。
1.2 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12]。近年来,红色旅游成为国内学界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基础理论、红色旅游资源规划与评价、产品开发、区域合作、存在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13]。在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方面,毕剑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总结提出七种模式构想,即红绿结合、红古结合、红色演出、博物馆、旅游节庆、红色主题公园、体验参与[14]。刘海洋和明镜提出了红色旅游“八要素”联动开发模和社区参与模式[15]。
2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概况
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共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存230余处。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的分类方法,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可分为遗址与遗迹、建筑与设施2个主类、6个亚类、15个基本类型(表1)。从总体上看,吉林省红色旅游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重心、六个经典区域、一条主线、六条精品线路”的空间布局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6]。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16]。
从旅游产品开发和产业发展来看,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吉林省开发的红色旅游产品过于单一,尚未形成旅游品牌。省内的红色旅游产品大都是以纪念馆、陵园等为载体的观光型红色旅游产品,生动性、体验性和参与性严重不足。红色旅游产品与其他类型旅游产品的整合不足,产品互不搭界,呈分散状态,无法形成有机的联结,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其次,产业融合不足,产业链条短。省内的红色旅游开发缺少与现代文化产业、影视产业、动漫产业、信息技术之间的有效融合,产业化水平不高。旅游景区仍然是传统的门票经济模式,产业链条短,尚未形成食、行、游、住、购、娱相配套的产业体系。第三,区域之间也没有很好地统筹发展,地区、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重复性建设多,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红色旅游未与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很好的结合,尚未完全形成发展红色旅游的整体合力。第四,省内红色旅游开发基本是政府主导模式,市场化程度不够,虽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
3 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
3.1 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部分构成。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能量交换单位,共生环境是指除共生单位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流来实现[17];而共生模式则是共生单元在具备形成共生条件的共生环境中所形成的关系。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在产业、区域、管理、利益分享、文化和产品方面实现共生(图1)。
具体说来,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的内涵包括六个方面:(1)产业共生。“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其他产业”的产业融合,最大发挥红色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2)区域共生。“区域+选址”充分考虑红色旅游开发的区位优势,实现区间和区际合作的便利,优化旅游地可进入性,保证客源和消费能力。(3)管理共生。“企业+政府+社区”三重管理,发挥企业市场化运作优势,在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发挥政策引导、辅助和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参与”在红色旅游开发中的作用。(4)利益共生。旅游企业、政府、旅游者、当地社区等利益主体是红色旅游开发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红色旅游开发将这些利益主体形成一个动态交流和共生的利益网络,从而保证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5)文化共生。“红色文化+目的地文化”,目的地居民、旅游者等相关利益主体充分认识和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认识红色旅游开发的社会意义,合理解决红色文化和目的地文化融合问题。(6)产品共生。“红色旅游产品+其他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跳出“红色”的约束,走“彩色旅游”的道路,即增强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如乡村旅游、都市旅游、冰雪旅游、体育旅游等)的有机融合,开发综合性、复合型红色旅游体验产品。
3.2 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路径
产业共生: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产业共生的本质是旅游产业融合,即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或者旅游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而逐步形成新产业或者改造原有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18]。旅游产业和其他产业间天然地存在高度关联性,具有产业融合的优势。吉林省红色旅游开发可加强旅游业与动漫产业、影视产业的融合,增强红色旅游产品的体验性与吸引力。
产品共生:开发融合型红色旅游产品,注重产品的体验性。随着体验经济的来临,游客已不再满足于大众化的静态观光,而是在旅游活动中寻求娱乐、教育、逃避、审美、移情等深层次的体验。实践表明,单一的红色观光旅游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而具有体验性的融合型旅游产品却能吸引旅游消费者(图2)。吉林省红色旅游开发不能再走单一的红色观光旅游产品开发的老路,应大力推动红色旅游和观光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其他旅游产品相结合,形成以红色旅游为主题、形式多样的复合型体验旅游产品,满足旅游消费者的5E体验。
区域共生:强化区域合作,优势资源。区域共生要加强红色旅游开发的区域合作,整合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整合开发优质旅游产品。吉林省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红色旅游开发与管理协调机构,编制全省的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协调不同地区的红色旅游发展。同时,积极寻求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红色旅游开发合作,共同打造“东北红色旅游区”。吉林省优质的红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平、通化、白山三个地级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杨靖宇烈士陵园、陈云故居、“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七道江会议会址和四平战役纪念地是最主要的红色观光旅游产品。吉林省应整合这些优质资源,重新打造旅游景区。
管理共生:企业市场化经营,政府监管,社区参与。“政府+企业+社区”的管理模式规定了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职能。从红色旅游发展的实践来看,企业市场化经营、政府监管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红色旅游作为新形势下不断发展的一种文化旅游形式,在其规划、发展、经营的过程中更应引入社区参与的理念,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19]。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为企业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发体验性红色旅游产品,开展红色旅游市场营销;红色旅游区的社区居民也应成为红色旅游开发管理的参与主体,全面参与到红色旅游的开发、经营管理、环境保护和旅游收益分配中。
文化共生: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融合地方特色文化。红色旅游是将红色文化与旅游方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其目的是让人们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给游客以思想启迪,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旅游形式。吉林省红色旅游开发要深度挖掘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难求索的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准确解读红色文化内涵,不得杜撰捏造、随意发挥和哗众取宠。同时,融合吉林省各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色,将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突出地方特色,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吸引各地的旅游者前来访问,从而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方式传递给游客。
美国“共生”农场如何共生 篇11
其实，美国有机农产品市场近年蓬勃兴起，但与转基因农业发展却有着一定关系。
美国农业部规定，有机农产品不能使用转基因成分。在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达到耕地总面积近半、8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情况下，有机农产品成了一些消费者回避转基因农产品的最佳选择。
目前，美国有机农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争夺市场的战争已进入白热化，“有机派”和“转基派”水火不容。然而，在加州中部农业产区，一位62岁的农民丹·卡麦隆却认为，有机作物可以和转基因作物共生。
种植转基因玉米15年
丹·卡麦隆，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已在农业领域工作了将近40年。
目前，卡麦隆在美国加州中部经营一个面积5500英亩（大约3.3万亩）的农场。这家农场名为“特拉诺瓦农场”，卡麦隆担任总经理。
特拉诺瓦农场以多样化種植在加州小有名气。农场在耕地上种植了二十几种粮食作物、果蔬、牧草和种子作物，其中既有转基因作物，也有有机作物。农场的年产值大约2000万美元（1美元约合6.12元人民币）。
据了解，农场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老天爷”眷顾。遭遇旱情、作物病虫害或某种农产品价格暴跌年份，就可能亏损。不过，卡麦隆凭借近40年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努力使农场能够平安地度过那些不好的年份。而他的决窍是灵活、多样化的种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对农场最有利的选择，包括在对转基因作物和有机作物的选择上。
特拉诺瓦农场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包括作为饲料的玉米和苜蓿，其中种植转基因玉米已有15年，种植转基因苜蓿12年。
近年来，农场种的转基因玉米是具有抗虫害和抗草甘膦除草剂两种特性的“抗农达”品种。同样，转基因苜蓿也是抗草甘膦除草剂的“抗农达”品种。卡麦隆告诉记者，对于农民来说，“抗农达”等转基因作物在耕种方面的优点很明显。
种植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可能发生的虫害损失，而且免于除草。在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里，由于没有杂草吸收水分和养分，用肥量和用水量都少于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田地，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劳动力和成本。特别是在加州连续第四年大旱情况下，节水对农民尤为重要。此外，卡麦隆相信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一些科学家的说法，认为种植抗虫害作物的田里使用的杀虫剂较少，可减少地下水污染，也对维护田间劳作的农民健康有利。
不仅如此，美国绝大多数农地采用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方式，特拉诺瓦农场的作物基本上也都采用机器播种收获，特别是像玉米和苜蓿这样的大面积种植作物。所以，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方式决定了农场不可能人工除草，只能用化学除草剂。对于依赖机器的美国农民，不种植这些抗虫害、抗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可能意味着虫害风险，意味着增加杀虫剂成本，意味着收成比不过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其他农民，意味着有可能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
因此，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等明显优势的转基因作物，自然受到很多农民欢迎。
多年来，“抗农达”等抗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被广泛应用。
据美国农业部2014年发布《美国转基因作物》报告，从1996年美国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到2013年，90%的玉米、93%的大豆、90%的棉花种植面积已被转基因作物所“占领”。
并未放松有机作物种植
尽管特拉诺瓦农场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方面成为业界佼佼者，但其并未因此放松对有机作物的研究与种植。他们还从1993年开始种植有机作物，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目前约4200亩。
那为什么还要种植有机玉米、苜蓿、西红柿等作物呢？卡麦隆说，因为有市场。
近年来，更多美国消费者青睐自然生长的有机食品，其中包括不少因担心转基因作物造成环境危害、不知道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是否绝对安全而转向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有机食品的消费者。
据了解，美国有机食品市场近十多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年增长率。美国农业部2014年的《有机市场概览》写道：“有机消费渐成主流……有机产品已从少数消费者的一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变成大多数美国人至少偶尔要消费的产品。”而且，有机农产品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普通作物和转基因作物产品，如有机西红柿价格比非有机西红柿平均高1.5倍左右。这使一部分美国农民选择种植有机作物。
卡麦隆的农场种植了多种有机作物，种植量比较大的是玉米、西红柿和苜蓿。农场种的有机玉米是专门做爆米花的品种，有机西红柿主要供应有机罐装食品公司。农场还种有机苜蓿，虽然苜蓿不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农产品，但生产有机牛奶和牛肉制品的企业需要。
种有机苜蓿主要是因有机西红柿种植三年后地里长了太多杂草，又不能用化学除草剂，没法再种西红柿。为解决这个问题，卡麦隆说可以种苜蓿这种一年收割多次的牧草。虽然第一茬收割的苜蓿中有70%的杂草，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但收割几茬后，就可得到非常纯净的有机苜蓿，价格比普通苜蓿和转基因苜蓿高出20%。
不过，种植有机作物不能使用化学农药，面临杂草和病虫害问题，有时候也会因成本高于售价而赔钱，去年种的有机西兰花就赔了钱。因此，种植有机作物风险相对较高。而同时种植有机作物和非有机作物的好处在于，有机作物赔钱时非有机作物的收入可弥补损失。“不能都种有机作物，那样风险太大。”卡麦隆说。
“共生”农场的最大挑战
据悉，转基因和有机作物同时种植，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花粉污染。即转基因作物的花粉随风飘散或被昆虫传播，使非转基因作物授粉发生性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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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有一些农民因作物花粉污染而被转基因种业公司起诉侵权种植含有该公司专利性作物的例子。像特拉诺瓦农场这种同时种植转基因作物和有机作物的农场，如不能有效解决花粉污染问题，有机作物尽管用有机方式种植，受到转基因作物的花粉污染也只能卖非有机产品价钱。对此，花粉污染问题研究转基因育种的科学家和转基因种业公司都不能帮农民解决，农民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大多数农民会采取远距离间隔或不同时间种植等办法。而且田地邻近的农民之间，也必须能够协调解决。
卡麦隆告訴记者，特拉诺瓦农场的转基因苜蓿地和有机苜蓿地只隔几米远，“避免两种苜蓿花粉污染的办法是不等开花就收割，苜蓿通常45天开花，我们每30天收割一次就不会产生花粉污染。”
以前同时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有机玉米时，卡麦隆说采用远距离间隔方法避免花粉污染。在收获种子的普通作物和有机作物之间，也会采取类似办法避免花粉污染。此外，种植转基因作物不等于农田里就一点杂草不长，一只害虫都没有。在长期单一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田里，抗草甘膦除草剂的杂草、抗Bt转基因作物的害虫都会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大学生物专业背景的卡麦隆采取了轮作方式保养土地。轮作可使土壤养分更均衡，也能解决害虫和杂草产生抗药性问题。除了作物轮作，他也轮换使用不同除草剂和杀虫剂。
“我们总是在和大自然进行斗争，病虫害、干旱、降雨时节不对、市场价格不好……都会成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周七天工作，夏季田间气温高达40摄氏度，很多年轻人都受不了。”卡麦隆说每年都希望农场获得更好利润，而且非常注意和周围农场的沟通与协调。“因为大家面临同样的境况，农民们总是能够协调好，要么都种某种转基因作物，要么都不种，或不在邻近田地里同时种，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
据了解，特拉诺瓦农场种过转基因棉花和有机棉花，并连续多年是全加州唯一种植有机棉花的农场。卡麦隆本人也曾担任Supima棉花协会主席。但由于市场价格不好，农场已多年不再种棉花。在卡麦隆眼里，对农民来说“转基因棉花和有机棉花并不是敌人，它们共同的敌人是聚酯纤维，因为聚酯纤维在抢夺棉花市场”。
或许，正像卡麦隆所说，转基因作物与有机作物并非敌人，合适的方法的确可令二者“共生”，一同为农场创造价值。
事实上，卡麦隆的想法也正与美国官方机构不谋而合。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咨询委员会在《21世纪农业》报告中就表示，鼓励传统作物、有机作物和转基因作物并存发展，共同为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产品。
旅游产业共生 篇12
在认识到旅游经济对经济上的重要帮助之后, 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对其的政策要求都在放宽。因此, 旅游经济有着经济宽松、政策成熟、地方旅游发展迅速、旅游市场逐渐扩大等特点。旅游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数额, 对回笼货币、发展地区经济和增加就业机会都有着重要帮助。在此基础之上, 如何更好的利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作发展就成为了探究的重点。
一、促进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作发展的措施
(一) 建设完善的生态环境环保机制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保持旅游活动的长期发展, 因此建立完善的环保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对各种有利于旅游经济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与管理的同时, 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经营者或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在一起, 更好的促进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对生态环境的保护[1]。在建立完善的环保机制的同时, 相关的责任制也需要落实。通过将生态环境中的各类旅游资源进行区域性划分, 明确其中的资产明细, 将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规划到每个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职责上, 通过建立区域内旅游资源管理机制, 实现对旅游资源的动态管理。通过各种调查方式明确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实际价值, 当地政府或者部门可以建立相关税收政策让旅游资源利用者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主要措施表现为对旅游资源利用者征收生态环境破坏税, 又或者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 实现旅游资源利用者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局面[2]。特别是针对部分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例如饭店、景区等, 相关管理部门需要不定期的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检查, 促进相关企业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二) 加强旅游景区生态环境教育
想要真正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让生态环境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 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3]。基础教育就是加强人们的保护意识, 树立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首先针对旅游景区内的职工和干部进行相关培训, 加强其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提高其素质。其次, 加强对旅游景区宣传教育的利用, 通过文字、图片加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将生态环境教育深入人心。最后, 利用旅游景区内的特点, 开展多种宣传活动, 将生态环境保护渗透到景区的方方面面中, 将绿色环保的理念逐渐渗透进每个旅游者的观念当中。
(三) 加强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工作
只有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够实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针对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 应该做出相应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 利用政府部门为主要监管, 重点监督生态环境的相关指标, 可以从资源耗减、环境受害、清洁率等方面对生态环境进行严密监督, 保证其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 另外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应该进行审查。
(四) 政府部门加强导引工作
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离不开其中旅游经济对其的投资, 部分地区就出现了由于投资不足导致生态环境未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其导引工作, 做好生态环境的整体规划。首先, 严禁出现投资盲目、重复投资的现象, 此举不仅影响了投资的正确性, 还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其次, 应该将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结合考虑, 保证两者之间的经济分配合理。最后, 政府做好两者投资之间的风险规避, 一方面需要审查旅游企业是否过度追求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还要做好相关旅游项目的审批工作。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模式分析
旅游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旅游产业作为依托环境发展起来的产业, 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质量, 同时还可能制约旅游经济的增长, 因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是属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协调进步的关系[4]。
(一) 旅游经济基于生态环境的基础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旅游业主要形式是外事接待, 当时还未形成产业链。自1978年之后, 我国才开始逐渐深度挖掘旅游业价值。依托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就成为了其中的重点, 但是通过已有的旅游数据可以发现, 对旅游景区内的破坏和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利用大部分都是旅游者产生的, 由于旅游一旦超过出了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 不仅会对旅游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还会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旅游者对旅游体验质量的下降, 因此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 并且这种制约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
(二) 旅游经济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
旅游经济的增长能够促进更多资金投入对生态环境的发展。首先, 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合理、有效的规划, 破除部分制约旅游行业发展的因素, 在扩大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之后, 就能够实现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 经济的提高反之又能够帮助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发展, 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当中, 既改善了生态环境的质量, 又能够提高旅游者对旅游体验的指数, 这种良性循环能够帮助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稳定状态中[5]。其次, 旅游经济的发展中, 必然囊括了各种生态环境中文化、知识、资源的相互交流, 在形成良好的共生互动局面下, 其中部分健康、积极的环保理念被旅游者接受, 并且将这种理念传播开来, 影响更多的旅游者。最后, 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利用之上, 这种开发随着科技的进步、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发生变化, 从而在积累各种经验的基础之上不断调整旅游格局, 对整个旅游产业进行优化, 不断的良性循环过程中, 旅游经济增长, 带动生态环境的保护,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又能够吸引更多旅游者。因此, 在这种共生互动的模式当中,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当中。
(三)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
生态环境的发展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于此同时又承载并且约束着旅游经济的发展, 旅游经济又为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 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生态环境必须做出改善。可以得出, 旅游经济促进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而生态环境又为旅游经济提供了能够发展的空间。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旅游经济为生态环境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资金与环境的保障, 帮助优化整个旅游资源。同时, 由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衍生出了与外界各种因素之间的交换, 又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结构分析
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的结构当中, 主要有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等组成。其中的共生环境, 是指除了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组成的。这个共生环境的存在有多重形态, 不同的共生环境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共生的影响也不同, 政治环境、人文特点、民族文化、法律法规等的不同都是共生环境中的一部分, 其中最能影响共生环境的就是法律环境。所谓的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结合。共生关系的千差万别也就导致了共生模式的多种多样。而共生单元, 在不同的共生体当中其性质与特征也不尽相同, 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系统当中其共生单元主要有旅游者、旅游企业等组成, 其中旅游企业又包含了各种企业共同组成一个共生单元。这种不同共生因素导致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模式结构也不同。
四、结语
总而言之,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旅游经济的提高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向高层次发展, 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则又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两者之间这种相互促进又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城市与旅游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通过优化旅游发展方式, 从而达到提升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的质量, 提高旅游者的吸引力, 让旅游真正实现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
摘要：旅游经济的产生部分是依赖于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各种旅游活动, 游客与经营者之间产生各种经济交往, 从而衍生出旅游经济。在我国的部分省市当中, 旅游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了其重要经济收入。大部分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能够实现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稳定发展, 从整体层面上而言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能够促进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作发展的措施来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模式进行剖析。
关键词：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共生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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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春, 李渊妮, 王为.旅游活动对生态旅游区环境冲击影响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南昆山上坪—中坪景区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8, 11 (05) :12.
[3]邹统钎, 陈序桄.乡村旅游经营者共生机制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北宅村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7 (09) :26.
[4]石沐子, 孙猛, 刘娜.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的保障体系探究[J].中国林业经济, 2009, 21 (02)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