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性合作论文（精选8篇）
共生性合作论文 篇1
该课程不仅具有基础化学的系统性能, 且涉及的方面比较广, 如食品加工、酒品企业等等都跟食品化学有直接的联系。要根据食品化学教学的特点进行教学, 结合各类化学课程的特点, 与同学们进行学习交流, 让学生了解化学课程中的要点和基础, 并加以掌握。同时教师还要了解学生对化学领域 (食品化学) 的兴趣点, 从而确定该课程的教学要点和内容, 还要找出其中蕴含的难点。在化学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相互讨论, 学生经过讨论提出相关的观点, 并提出可实施的解决方法。经过这个过程教师可以很好的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进行总结, 对不足之处和解决方法上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而这样就使地学生的思维得到扩展和延伸, 开阔了视野, 并把讨论的实践操作技能也一并带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培养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上也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这就使得学生更加投入到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当中。
3、调整化学实验的模式和内容, 弱化单纯的分析检测, 以突出特色
现在很多的食品化学实验中所指导的内容就是食品检验与分析, 主要注重的是食品六大成分的测定和有害物质的检测。而这种方法已经相对的标准化和操作化了, 并按照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这两门基础化学课程中都有训练和操作的。若要按照实验指导的进行训练, 只能起到重复的训练, 并没有发展的作用。我们要根据食品化学这门课程中的内容和学生所接触的生活中常见的食品种类进行实验的调整。例如, 让学生们在午饭时间内根据自己
业对口技能型人才, 企业也得以建立后备人才梯队, 有效规避人才流动带来的风险。此外, 企业为职业院校提供实习基地, 职业院校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实践操作, 毕业后也自然会优先考虑进入这些实习单位, 使企业获得人才录用的优先权。
3、职业院校理论信息支撑保证了企业的理论技能创新。校企合作不止是人才的合作、学习设备基地的合作, 同时也包含科技、技能及理论信息的合作。职业院校汇集了大量优秀教师与信息资源, 具有科研、智力、团队等优势, 这让职业院校在理论创新上具备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理论技术创新,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可借助职业院校的信息技术服务, 利用职业院校优良师资及理论信息资源结合自身生产实践取得深层次的理论创新, 指导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新技术的引进, 将“校企合作”作为营造“学习型企业”的手段, 更好地为企业生产实践及发展服务。
4、树立企业形象, 提升社会影响力。帮学助学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校企合作模式中,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这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感, 提升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 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途径。对于企业来讲, 良好的社会声誉可以无形中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此外, 企业有了帮学助学的美誉, 在具体银行贷款、资助项目和项目竞标中也将更加便利。
5、享受更多政府优惠政策。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及《国家中创新、动手能力相互的融为一体, 形成新的体验式教学模式, 很大程度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培养了学生的主动思考, 善于搜集资料的能力。
七、结语
综上所述, 中等院校就要在新形势下改变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 打破传统的学习模式, 让学生们进行自主学习。在根据新世纪对人才的要求, 培养学生在化学学习上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实践能力, 我们还要不断的进行思考和探索, 研究和总结, 提高化学教学的质量, 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综合能力, 让学生们可以很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 为化学企业行业输送更为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会.浅议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探究[J].中国校外教育, 2009, 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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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春美, 罗学林.对食品化学与分析实验改革的几点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 :96-98.
[4]任秀梅.中专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J].大学教育, 2012 (1) :48-49.
[5]汤金水.浅谈当前中专化学教学改革探索[EB/OL].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xueke/120117/09112735-2.html.
【作者简介】
林毅 (1984—) , 男, 汉族, 福建福州人, 本科学历, 福建工贸学校助理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食品检测。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 中针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许多针对性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积极倡导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校企合作职教办学机制。为促进校企合作顺利开展, 政府为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的企业提供了优惠政策, 其中规定凡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可以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购买土地建造学校, 因此, 通过土地购买的差价获得经济收益成为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之一。此外, 针对参与校企合作企业所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也是吸引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寻求利益结合点, 实现共赢
校企合作充分利用职业学校和企业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资源, 把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和直接获取实际经验的企业工作有机结合, 为社会培养和培训合格的劳动者。企业具有资金、设备、技术和人力优势, 学校具有文化和智能优势, 企业和学校既是优势互补同时也是需求互补的两个主体, 合作双方在具体合作中为彼此提供相关服务并于合作中取得便利。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办学机制可谓学校和企业获得“双赢”的有效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校企合作的本质就是资源共享、互惠双赢, 合作的动力来源于双方利益的满足。因此, 从合作双方利益契合及双赢的层面上, 校企双方不仅存在合作的可能, 而且存在合作的必要。
【作者简介】
徐改聪 (1989—) , 女, 河南省汝州市人,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2011级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
>> (上接第264页) > (下转第263页下)
摘要：“校企合作”这一独特的职教发展模式目前在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已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 但在实际运作中能否真正发挥其最大实效则很难给予肯定答案。“校企合作”参与主体即职业学校和企业双方作为相关而又独立的两个单位, 所关注和追求的利益点各有不同。积极寻求校企合作参与双方的利益契合点, 激发利益主体双方参与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 建构校企合作共生性发生机制是推动校企合作由形式走向实质、由被动走向主动、由单向走向互动的唯一选择和必走之路。
关键词：职业学校,企业,校企合作,共生性合作
相敬相伴 合作共生 篇2
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显得矮小、脆弱，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生态链上的每个单元都具有比较优势，共生单元间为了实现“共同优胜”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形成共生体。共生除了是一种状态，更强调一种相互影响、共存共生的关系。其实，不只是自然界，在我们人类群体中，也存在着“共生效应”。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实验室，在1901年至1982年间，先后共有25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从而成为各国莘莘学子向往的“圣地”。卡文迪实验室之所以能够涌现这么多的优秀人才，就是因为这里的科学家倡导并养成了密切合作的风气，打破了“文人相轻、相互封锁”的怪圈，达到“文人相敬、相伴成长”的境界。因此，基于“共生效应”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现实需要的考量，我们特别看重教师之间的合作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价值，构建有利于合作共生的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就成为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应然追求。
一、集体备课：集思广益、优势互补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而学科教研组（备课组）是集教学、科研和管理职能于一身的基层组织，是学科教师组成的专门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性团体，是学科教师的学术家园。教研组的任务是“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工作，总结、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以提高教育质量”。因此，教研组应是学校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心，其建设价值旨归是走向专业的实践共同体。
集体备课和观课评课是学校教研活动的主要实践形式。集体备课是以教研组（备课组）为单位，组织教师研读课标和教材，分析学情，制定学科教学计划，分解备课任务，审定备课提纲，反馈教学实践信息等的集体性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因其源自草根、基于教学、着眼合作与互助，对于发挥教师团队合作精神，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当前有部分学校的集体备课把形成一个共性化教案作为主要任务，集体备课研讨中关注教材多，关注课标少；关注教师的“讲”多，关注学生的“学”少；关注教学设计环节多，关注实践反思少。基于传统集体备课的弊端，我们把集体备课的功能定位为：由以设计教案为主转向重在研讨解决问题，倡导与校本教研活动相结合的主题化备课形式。具体程序如下：聚焦问题——理论学习——分散思考——集中研讨、达成共识——主备课案——集中修改——上课实践、集体观察——交流改进——再次上课、再次反思——集体总结提炼。主题化集体备课要求教师团结协作、“和而不同”，摒弃“一人备课，多人享用”的偷懒式备课和“集体研究，统一内容，统一教案，统一作业”的机械式备课，做到自我反思和集体攻关相结合，既有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有个性火花的迸发。
二、同课异构：异曲同工、各美其美
“同课异构”因其鲜明的“比较”优势，成为校本教研、区域教研和优质课评比等研讨活动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同课异构”作为一种教学研究的有效方式，是希望在同一教材、同一课程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教者所呈现的不同的教学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文本解读，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不同的教学流程以及不同的教学个性与风格，在“相异”的教学追求的交流碰撞中实现相互启迪、相互汲取、共同提高。
基于校本教研的“同课异构”基本模式是：首先选定课题，然后全组教师分头备课，再共同研讨教案，彼此修改完善后，各自上课并相互听课，最后进行会诊式研讨。如在学校“少教多学”主题教学活动中，历史组教师开设了“同课异构”研讨课《辛亥革命》。各位教师围绕课堂“学习活动设计”，各出妙招、各显神通，设计别具匠心、各美其美。甲教师：“活动一：帝国斜阳——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什么要革命？）；活动二：建国大业——天翻地覆慨而慷（怎么去革命的？）；活动三：法为国根——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活动四：丰碑永铸——中山伟业传千秋（革命带来了什么？）”乙教师：“背景篇：顺势而为拍案起；过程篇：浴血奋战创共和；意义篇：历史余响传千秋。”丙教师：“活动一：‘了解’历史——整体把握辛亥革命的过程；活动二：‘理解’历史——解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体会其进步性；活动三：‘见解’历史——讨论探究辛亥革命的成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活动四：‘感悟’历史——体会辛亥精神。”
“同课异构”教研方式给教师提供了多维观察、评价、交流互动的平台。“同课异构”可以做到教学资源共享，教学问题共商，教学规律共探，教师之间相互借鉴，集思广益，从而达到催生教学智慧，提高课堂实效性，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三、专业共同体：相敬相伴、合作共生
日本学者佐藤学在其著作《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中提出：全世界的课堂都在由“教授的场所”转换为“学习的场所”；从以“目标——达成——评价”为单位的程序型课程转变为以“主题——探究——表现”为单位的项目型课程；从班级授课的模式转向合作学习的模式；学校不仅仅是学生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的所在，而且还是教师们作为教学实践专家的共同学习和成长所在。
nlc202309020124
为应对当前课程改革深化的新挑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学研究部门牵头组织创建“学习共同体”“名师工作室”等平台，从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加大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青年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宗旨是“营造读书氛围，学习学科教学理论知识，提高教师学科素养；搭建交流平台，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创建学习团队，打造优秀青年教师群体，带动教师队伍建设”。“名师”通常指在某区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教师，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和科研的能手。他们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高超的实践能力，拥有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名师工作室”一般是用名师本人姓名和研究专长命名并担任领衔人的，由同一学科若干骨干教师组成，集教研、科研、培训于一体，旨在培养教学骨干和新名师的教学研训组织。“名师工作室”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的专业共同体，是优秀教师共同学习、互勉互助、集体成长的平台。在“名师工作室”中，教师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团队协作，他们志趣相投、平等交流；智慧互补、经验共享；相敬相伴、合作共生。
四、项目化研究：群策群力、相融共济
管理大师彼德·圣吉有言：“在现代组织中，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体而不是个人。当团体真正在学习的时候，不仅团体整体产生出色的成果，其成员成长的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要快。”“课题研究项目组”和“课程基地项目组”就是基于教师合作文化、彰显同伴互助效力的不同于“学科教研组”的跨学科性质的项目团队。
“课题研究项目组”是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研究愿景和互助的研究机制的“研究共同体”。在课题组内，各成员群策群力，取长补短，资源共享，协同作战，共同解决课题研究的问题，共同享受教研成功的乐趣。
“普通高中课程基地”工程的启动是江苏省落实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课程基地是以创设新型学习环境为特征，以改进课程内容实施方式为重点，以增强实践认知和学习能力为主线，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通过师生做中学、学中做方式，巩固、演示、验证、探究和拓展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提高学习效能，发掘潜能特长的综合性教学平台。例如，笔者所在学校成功申报创建江苏省“绿色东皋”课程基地。“绿色东皋”撷取了“长寿现象”“教育传承”“花木盆景艺术”三个与“绿色”有关联的维度，以此来打造融地域特色、人文底蕴和科学内涵于一体的综合性校本课程，体现了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学科融合、实践取向、开放多元和示范辐射等特点。“绿色东皋”课程基地建设强调综合性和活动形式的开放性，为打破学科界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教师合作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进校内跨学科教师队伍的团结和共同进步。学校一方面组建了由语文、历史和生物等学科骨干教师参加的“绿色东皋”课程基地研发综合组；另一方面将“名师工作室”建在课程基地，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我们在课题项目驱动下，在活动运行中，通过专家引领、团队研讨、示范教学、课例反思和叙事互动等途径，使“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建设成为经验的集散地、资源的汇聚地和成果的辐射地，成为引领教师发展的发源地、学科知名教师的集聚地和未来教育名家的孵化地。总之，课程基地的建设适应了基础教育由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由同质发展向个性发展转型升级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学科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学生自主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特色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如皋市第一中学）
共生性合作论文 篇3
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 显得矮小、脆弱, 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 则根深叶茂, 生机盎然。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 称之为“共生效应”。生态链上的每个单元都具有比较优势, 共生单元间为了实现“共同优胜”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 形成共生体。共生除了是一种状态, 更强调一种相互影响、共存共生的关系。其实, 不只是自然界, 在我们人类群体中, 也存在着“共生效应”。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实验室, 在1901年至1982年间, 先后共有25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 从而成为各国莘莘学子向往的“圣地”。卡文迪实验室之所以能够涌现这么多的优秀人才, 就是因为这里的科学家倡导并养成了密切合作的风气, 打破了“文人相轻、相互封锁”的怪圈, 达到“文人相敬、相伴成长”的境界。因此, 基于“共生效应”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现实需要的考量, 我们特别看重教师之间的合作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价值, 构建有利于合作共生的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就成为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应然追求。
一、集体备课:集思广益、优势互补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而学科教研组 (备课组) 是集教学、科研和管理职能于一身的基层组织, 是学科教师组成的专门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性团体, 是学科教师的学术家园。教研组的任务是“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工作, 总结、交流教学经验, 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 以提高教育质量”。因此, 教研组应是学校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心, 其建设价值旨归是走向专业的实践共同体。
集体备课和观课评课是学校教研活动的主要实践形式。集体备课是以教研组 (备课组) 为单位, 组织教师研读课标和教材, 分析学情, 制定学科教学计划, 分解备课任务, 审定备课提纲, 反馈教学实践信息等的集体性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因其源自草根、基于教学、着眼合作与互助, 对于发挥教师团队合作精神, 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 当前有部分学校的集体备课把形成一个共性化教案作为主要任务, 集体备课研讨中关注教材多, 关注课标少;关注教师的“讲”多, 关注学生的“学”少;关注教学设计环节多, 关注实践反思少。基于传统集体备课的弊端, 我们把集体备课的功能定位为:由以设计教案为主转向重在研讨解决问题, 倡导与校本教研活动相结合的主题化备课形式。具体程序如下:聚焦问题———理论学习———分散思考———集中研讨、达成共识———主备课案———集中修改———上课实践、集体观察———交流改进———再次上课、再次反思———集体总结提炼。主题化集体备课要求教师团结协作、“和而不同”, 摒弃“一人备课, 多人享用”的偷懒式备课和“集体研究, 统一内容, 统一教案, 统一作业”的机械式备课, 做到自我反思和集体攻关相结合, 既有集体智慧的结晶, 又有个性火花的迸发。
二、同课异构:异曲同工、各美其美
“同课异构”因其鲜明的“比较”优势, 成为校本教研、区域教研和优质课评比等研讨活动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同课异构”作为一种教学研究的有效方式, 是希望在同一教材、同一课程标准的基础上, 通过教者所呈现的不同的教学思想和主张, 不同的文本解读, 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不同的教学流程以及不同的教学个性与风格, 在“相异”的教学追求的交流碰撞中实现相互启迪、相互汲取、共同提高。
基于校本教研的“同课异构”基本模式是:首先选定课题, 然后全组教师分头备课, 再共同研讨教案, 彼此修改完善后, 各自上课并相互听课, 最后进行会诊式研讨。如在学校“少教多学”主题教学活动中, 历史组教师开设了“同课异构”研讨课《辛亥革命》。各位教师围绕课堂“学习活动设计”, 各出妙招、各显神通, 设计别具匠心、各美其美。甲教师:“活动一:帝国斜阳———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什么要革命?) ;活动二:建国大业———天翻地覆慨而慷 (怎么去革命的?) ;活动三:法为国根———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活动四:丰碑永铸———中山伟业传千秋 (革命带来了什么?) ”乙教师:“背景篇:顺势而为拍案起;过程篇:浴血奋战创共和;意义篇:历史余响传千秋。”丙教师:“活动一:‘了解’历史———整体把握辛亥革命的过程;活动二:‘理解’历史———解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体会其进步性;活动三:‘见解’历史———讨论探究辛亥革命的成败, 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活动四:‘感悟’历史———体会辛亥精神。”
“同课异构”教研方式给教师提供了多维观察、评价、交流互动的平台。“同课异构”可以做到教学资源共享, 教学问题共商, 教学规律共探, 教师之间相互借鉴, 集思广益, 从而达到催生教学智慧, 提高课堂实效性,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三、专业共同体:相敬相伴、合作共生
日本学者佐藤学在其著作《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中提出:全世界的课堂都在由“教授的场所”转换为“学习的场所”;从以“目标———达成———评价”为单位的程序型课程转变为以“主题———探究———表现”为单位的项目型课程;从班级授课的模式转向合作学习的模式;学校不仅仅是学生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的所在, 而且还是教师们作为教学实践专家的共同学习和成长所在。
为应对当前课程改革深化的新挑战,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学研究部门牵头组织创建“学习共同体”“名师工作室”等平台, 从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加大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青年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宗旨是“营造读书氛围, 学习学科教学理论知识, 提高教师学科素养;搭建交流平台, 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创建学习团队, 打造优秀青年教师群体, 带动教师队伍建设”。“名师”通常指在某区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教师, 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和科研的能手。他们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高超的实践能力, 拥有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名师工作室”一般是用名师本人姓名和研究专长命名并担任领衔人的, 由同一学科若干骨干教师组成, 集教研、科研、培训于一体, 旨在培养教学骨干和新名师的教学研训组织。“名师工作室”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的专业共同体, 是优秀教师共同学习、互勉互助、集体成长的平台。在“名师工作室”中, 教师不再孤军奋战, 而是团队协作, 他们志趣相投、平等交流;智慧互补、经验共享;相敬相伴、合作共生。
四、项目化研究:群策群力、相融共济
管理大师彼德·圣吉有言:“在现代组织中, 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体而不是个人。当团体真正在学习的时候, 不仅团体整体产生出色的成果, 其成员成长的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要快。”“课题研究项目组”和“课程基地项目组”就是基于教师合作文化、彰显同伴互助效力的不同于“学科教研组”的跨学科性质的项目团队。
“课题研究项目组”是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研究愿景和互助的研究机制的“研究共同体”。在课题组内, 各成员群策群力, 取长补短, 资源共享, 协同作战, 共同解决课题研究的问题, 共同享受教研成功的乐趣。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机制的构建 篇4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的三要素包括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 (U) ,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模式 (M) 和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环境 (E) 。
共生单元指根据区域旅游的研究范畴,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的共生单元就是构成旅游区域的各个行政单位, 共生单元的个数就是行政单位的个数。共生模式是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模式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 它既反映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之间的作用方式, 也反映作用强度。共生环境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即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模式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之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环境。
2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的共生机制
在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中, 共生机制与共生界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个共生机制都包含有共生界面的内容, 而每个共生界面也必须通过各个共生机制产生作用。各机制对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的作用如图1。
2.1 政策机制
2.1.1 区域旅游合作政策
区域旅游合作政策包括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的合作政策和建立区域旅游合作市场。区域旅游合作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代表着区域旅游合作的深入发展。着力提升区位优势、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合作交流, 加快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框架, 使得旅游区域能够无缝链接, 实现无障碍旅游。
2.1.2 功能政策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的功能政策主要是指其政策目标具有直接调节和服务于区域旅游合作总体政策目标的本质。可分为竞争政策、地区政策、社会政策、旅游部门政策。竞争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消除一切阻碍、限制或扭曲区域旅游合作的自由竞争行为, 保证区域旅游合作中公平竞争的和谐有序进行;地区政策是针对区域旅游合作成员之间的旅游业发展水平不同使其在处理地区旅游问题上的能力存在着差异而予以旅游政策协调;社会政策和旅游部门政策主要是确保行业规范行为和对旅游从业人员相关保障的政策。
2.2 协调机制
区域旅游协调机制是指区域内不同地区或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协商、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旅游组织等方式对区域内旅游业的关系联合调节。跨区域旅游多属自发的市场行为, 其亟待突破机制瓶颈是建立起具有制度性的区域旅游协作机制。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区域旅游协作机制。制度性安排和组织机构设置是推进旅游合作的关键, 类似“旅游部长级会议”“旅游高官会议”“旅游合作论坛”等行之有效的区域旅游协作机制都有待建立。区域旅游各成员也可在推进旅游合作开发、联合开展营销推广活动、统筹旅游交通设施建设、加大旅游联合执法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 使整个旅游市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实现双赢的局面。
2.3 信息机制
区域旅游信息资源整合是将本区域多种形式、来源、分散的旅游信息资源, 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筛选、融合、类聚、排序等重新集成与组合, 构成一个高效能的区域旅游信息资源体系, 以便全面、完整、有序、准确揭示区域旅游信息资源。同时, 搭建统一的旅游信息查询、检索、发布平台, 提高区域旅游信息资源的使用率, 实现旅游信息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层面用户需求,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在区域内部构建“区域旅游合作信息高速公路”已成为共识。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促进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对区域旅游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和整合, 使之有序化, 便会达到为区域旅游业服务,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2.4 市场机制
旅游市场包括旅游供给的场所 (即旅游目的地) 和旅游消费者 (即游客) , 以及旅游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经济关系。区域相当于一个市场,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通过区域市场进行的。但是,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地区间在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基础设施共享、旅游客源市场共享等方面出现了“伪合作”的倾向, 常会为了各自利益发生争夺客源、争夺资源的恶性竞争, 使原本就难以统一的区域市场发生混乱, 通过建立旅游市场的联盟, 可以使得在这个市场内的旅游商品、旅游者、旅游工作者和资本都实现自由的流通。建立统一的旅游市场 (支柱和核心) , 统一的旅游市场的运营, 使得这一市场内的旅游商品、旅游从业人员和资金都需要实现其自由的流通。
2.5 培训、研究机制
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建立, 必然需要大量的掌握相关技能的旅游人才, 而人才梯队的建立对于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成员之间应建立一个合作培训机构, 通过培养和再深造等形式培育出符合区域旅游发展的相关人才。区域旅游合作培训机制工作的重点就是培训具有专业合作的旅游从业人员。对于具体的培训工作而言, 合作方以外包或内部操作的方式建立培训机构, 但必须建立一个总的培训考核和输出机构, 统一组织, 统一审核, 把握全局情况。而建立区域研究机构, 可以通过论坛, 会议等形式, 对区域旅游内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及时解决, 积累经验。
2.6 监督控制机制
监督控制机制是整个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中最微小的机制, 但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它起着对区域旅游各种方针、政策、措施所起作用的反馈和效果监控功能。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 对于“质量保证体系”的运行方式所提到的“PDCA”循环中, “C”即“Check”就是“检查”的意思, 也是指为了保证整体结果质量的监控机制。它能在区域旅游合作的过程中, 连续地跟踪旅游合作计划和合作项目的实施情况, 对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信息进行收集, 与原定的旅游合作计划进行对比, 找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并分析原因, 制定出纠偏措施, 对区域旅游合作的项目进行纠偏。监督和控制机制必须始终贯穿于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的运转过程中, 通过合作机制的建立, 区域旅游合作将走向“质增长”的区域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为“共同稳定、同步发展的区域化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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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作鼎.浅议我国东西部旅游合作开发.福州师专学报, 2002, 4.
共生性合作论文 篇5
目前循环经济在我国正处于一个全面推进的阶段,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工具,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运作模式可以说是目前降低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运作形式。但是产业共生体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风险和障碍,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产业共生体的持久发展, 甚至会造成共生体的解体, 共生网络的崩溃。
目前国内关于生态产业共生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喻宏伟 (2007) 、蔡小军等 (2006) 认为生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共生关系, 很容易因为核心企业竞争力不强而丧失稳定性。 (2) 武春友等 (2005) 从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视角将可能影响工业生态系统稳定的因素划分为结构、技术、外部3个纬度共17个因素。朱睿 (2006) 从生态工业共生体运作存在的风险和障碍入手, 指出生态工业共生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结构风险和关系风险。 (3) 汪毅 (2007) 着重论证了产业链构建过程中的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柔性问题, 探讨了产业链所承担的风险及其注意事项, 指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主要风险包括经营管理风险、维护风险和或有风险等。苑清敏 (2003) 对影响虚拟产业链的稳定性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其中包括市场风险因素、技术成本风险因素、交易风险因素等。蒋国俊 (2005) 总结了推动产业共生体产业链稳定运行的3种机制, 即竞争定价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沟通信任机制。 (4) 从循环经济系统的基本结构出发, 张凯 (2007) 指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节点和结构的相对稳定对系统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陈群胜 (2007) 确立相互依托共生型模式达到平衡稳定状态几个必要条件, 通过逻辑斯谛 (Logistic) 增长模型来分析和描述产业循环式组合物的稳定性。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是一群从事相关产业生产的企业集聚形成的企业网络, 其中的企业相互合作, 而且与当地的社区合作, 以实现对信息、材料、水、能源、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等资源的有效共享、产生经济和环境效益, 为商业企业和当地社区带来可平衡的资源。上述研究对于认识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对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一定意义, 为进一步研究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不稳定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范式, 他们主要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理论工具从宏观上审视生态产业共生体发展中的风险问题, 或者局限于生态产业共生体中单个要素 (如技术) 的研究。实际上,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企业间网络关系是产业共生体的本质特征, 产业共生体的竞争力与其内部网络具有紧密联系, 但这种网络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 (Harrison, 1994) , 网络力量基础的脆弱性 (或不稳定性) 可能破坏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持续发展, 而目前对这种产业共生体网络潜在的风险尚无深入探讨。另外, 以前的研究缺乏对产业共生体中“网络性风险”与结构风险、关系风险相互关联性的讨论。因此, 从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网络关系视角, 深入研究这种“网络性风险”的本质特征以及3种风险间相互关联性对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影响就成为产业共生体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1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风险的表现形态
国内外已有学者提出并分析了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结构风险与关系风险, 而笔者从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网络变量间关系出发, 探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网络性风险 (Network Risk) , 它们构成了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风险的3种基本表现形态。
1.1 结构风险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在发展历程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转型期, 在这4个阶段产业共生体的组织结构和企业的进入退出表现出一定的特点, 并对产业共生体的动态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形成期:此时的产业共生体内产业链较短, 由少数关键产业构成, 辅助产业尚未形成。因此, 这时产业共生体内资源利用率不高, 没有产生很多协同生产的经济利益, 并且企业间关系也很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共生体的稳定性较易实现。但同时, 因为企业间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 又易于出现短视行为和过度竞争行为, 破坏产业共生体的稳定性。 (2) 成长期:在这一时期产业链处于扩展阶段, 不断会有新的企业进入, 产业共生体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效应都不断的提高, 并且产业间的关系也趋于复杂。也就是说, 在企业数量和企业间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组织结构将趋向合理化, 企业间相互信任关系逐渐形成, 产业共生体利益协调机制也在不断形成和完善之中。但在快速变化的外界环境中, 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利益的诱导下, 容易出现企业一哄而上的现象, 影响产业共生体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时期产业共生体的组织结构和稳定性的动态调整表现得最为明显。 (3) 成熟期, 由产业共生体的生产特点决定了产业链延伸状况以及各个环节的生产规模、企业数量等将趋于稳定, 纵向与横向企业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生产协作的网络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源利用的水平等因素的变化, 产业共生体内的生产活动也将做出一定的调整, 但由于系统的运行机制己经成熟, 企业间具有良好的协作基础和信任关系, 新企业的进入和原有企业的退出影响也都能够顺利地被吸收, 这时产业共生体的动态稳定性较好。如果不遇到很大的冲击, 产业共生体将平稳的运行。 (4) 转型期, 以矿区资源为主体的产业地位开始下降, 如果占主导地位的其它新兴产业兴起, 则矿产区域实现功能转变, 一般演变为综合性工商业区。如果没有新的产业兴起, 则矿区所在地区相关产业共生体开始衰退、消失。
所谓结构风险是指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的企业之间依靠“副产品”联系为纽带而形成工艺上和技术上的互相关联导致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
(1)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企业彼此的依赖性很强, 供应链之间的刚性制约。在产业共生体中, 当关键企业改变生产方式, 或者只是一个普通协作伙伴终止它的业务, 那么, 就可能造成某种副产品数量不足, 而整个交换系统会受到严重干扰。对于供应链能量及能源供应不足, 尤其是当产业共生体呈直线型的链状结构, 没有其他的上游企业时, 中止能源及能量的传输就会极大地影响下游企业的生产甚至是生存。其次, 为了维持产业共生体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即使在经济上存在不合理现象, 产业共生体内部分企业有时需要承受高额的成本, 从而影响网络的长期稳定性。例如, 为了保证卡伦堡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安全性, 卡伦堡政府和居民以及部分企业必须支付较高的代价选择由热电厂蒸汽网络所提供的废热, 尽管废热成本比管道天然气供热的成本要昂贵的多。
(2)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的企业对工业原料的质量要求普遍较高, 这就使得企业同时使用多种副产品的回旋余地变小, 经常会遇到技术上和经济上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 工业生产工艺通常都被设计使用符合严格标准的原料, 下游企业很难承受上游企业向它们提供的原材料在性质或构成方面的变化。
1.2 关系风险
所谓关系风险是指产业共生体内具有共生关系的企业之间, 由于在经济利益上竞争与协同共存决定了产业共生体在运作过程中的不稳定性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既可能是由于合作成员理性的不合作, 也可能是由于非理性的不合作造成的。这种理性和非理性不合作可能带来产业共生体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在本质上的不稳定, 这些不稳定也很可能导致网络的破裂。主要表现在:
(1)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企业之间竞争地位的失衡可能会破坏共生体中交换双方的平等交流与协作。产业共生体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各方竞争地位的平衡, 然而随着共生双方技术、资源、能力的交换与更新, 有可能导致一方的竞争地位上升, 而另一方的竞争优势衰退, 竞争地位的平衡格局逐渐被打破, 使产业共生体面临分裂的危险。
(2) 产业共生体中受益的不完全对称阻碍共生体中企业间的平等合作。合作的前提条件是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体现为副产品交换价格的公平、协约中地位的公平以及合作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等。依据公平的动机理论, 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将设法恢复公平。同样, 一个遭受到了不公平赢利模式的企业有可能会对它的合作伙伴所表现出的不协调行为表示不满, 甚至终止与它的合作关系。
(3) 矿区产业共生体中非对称信息交流导致企业伙伴间的信任与亲密程度降低。合作伙伴双方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 由于担心合作会将企业机密暴露给对方, 导致自身在未来市场中竞争地位丧失, 因而为了保守各自的商业机密, 避免不应转换的技术发生泄漏, 防止不法竞争者以合作伙伴的名义窃取技术和商业情报, 都会采取一些保护和防范措施。而与此同时, 他们又希望对方能毫无保留的进行合作, 以使自己在产业共生体中获得最大的效益, 这种信息不对称交流使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绩效受到极大的抑制风险。
1.3 网络性风险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是一种地区性资源根植性网络组织。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格兰特诺维特 (Granovettor) 认为, 经济行为是镶嵌于或根植于网络与各种社会制度之中的,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而这种关系对于地方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及其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瑞典的哈堪森 (Hakansson) 和斯涅何塔 (Snehota) 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 (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 以及基本变量所构成的网络关系, 而且网络变量 (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 之间是彼此依存的 (见图1) , 本文将借鉴这一模型工具来分析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网络性风险。
哈堪森认为, 企业间这种网络关系, 承担了企业组织功能中的创新活动。实际上,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网络根植于共同的文化氛围 (Macroculture) 中, 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形成阶段是促进创新的要素, 但也可能导致“区域锁定 (Regional Lock-in) , 阻碍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持续发展。按照Olson的观点, “区域锁定”就是促进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依赖, 而路径依赖的根源在于自我保护 (Self-preservation) 和自我增强 (Self-aggrandizement) 机制, 最终产生对矿区生态产业发展不利的僵化风险 (Sclerotic Risk) 。
有学者研究了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网络对环境动荡 (Environment Jolt) 的适应能力 (Prouder等, 1996) 。组织对外界环境破坏的应变能力受到相互依赖性 (由其结构和过程制度化) 的影响 (Meyer, 1982) , 而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地理集聚中的企业或部门常常以相互依存的网络形式呈现, 这个网络由本地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等构成, 这个网络最初是合理的, 可以获得聚集经济 (Scott, 1989) 。相互依存的网络在最初阶段是力量源泉, 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僵化、失去弹性的源泉 (Abrahamson & Fombrun, 1994) , 继而产业共生体中企业与非产业共生体中竞争对手相比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缓慢。鉴于以上理论基础, 我们给出网络性风险的分析框架:
(1) 网络中主体间关系表现为网络的结构形态, 它与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风险有密切的关系。最优的产业共生体结构是“基于相同的矿产资源, 产业共生体成员合作开发一定范围资源和产品, 以不同渠道和方式提供给不同的客户” (Tichy, 1997) 。根据这个结论, 卫星式产业共生体的风险最大, 以某个主导大企业为中心, 许多小企业依附于大企业进行副产品生产加工。这种产业共生体形式很容易产生, 并且产生之初也是活力四射。但是这种协作关系是以小企业在资源、产品和技术方面对中心大企业的依赖为特征的, 大企业与小企业间主要是单向供应链关系 (大企业向小企业传输) , 小企业对大企业产生依附关系, 因此这种形态的网络结构容易导致过度专业化和僵化 (Inflexibility) 。另外, 小企业依附于大企业, 在技术和产品标准上, 基于演化经济学中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 一旦产业共生体面临市场和技术变革压力, 共生体内企业很难通过技术转型而存活下去。
(2) 网络中另外一个重要变量是资源, 包括社会资本 (信任) 、技术、知识、信息、人才以及矿产资源等。Harrison、Bennett等在分析了德国鲁尔矿区合作形态的危机后指出, 由富有活力的同为协作性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地方根植性的网络, 基于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来协调管理。但是, 就如他们例举的普拉托 (Prato) 分散生产系统的危机所显示的, 产业共生网络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与各方竞争地位的平衡, 然而随着共生双方技术、资源、能力的交换与更新, 有可能导致一方的竞争地位上升, 而另一方的竞争优势的衰退, 竞争的平衡格局逐渐被打破, 强大的一方往往视对方为累赞, 从而造成彼此间沟通与合作的困难, 使产业共生网络面临分裂的危险。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加剧的今天,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同一共生体内可能会出现几十甚至上百个国家的企业共存的现象。因此, 在产业共生体中, 参与合作的企业形形色色, 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每家企业可能所经历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每个企业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信仰与价值观, 由此而形成的企业行为方式、经营理念以及管理决策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 在产业共生网络的合作过程中, 因企业文化和地域习惯的差异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冲突, 这也是影响产业共生网络安全的重要因素。因为在这种非扩展信任的网络中, 企业间合作半径小、竞争激烈, 网络关系不稳定, 是非常松散的形态, 容易导致非协作的恶性竞争 (朱海就, 2002) 。Harrison, Bennett等还指出, 网络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信息在网络中会快速扩散。对于具体某一个企业来说, 私人性专有信息如同专用资产, 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一旦暴露, 他的商业机会就大大降低, 从而挫伤他们搜索新信息的积极性和知识共享意识, 因此需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规范网络中知识溢出现象。
(3) 网络中主体活动及其相互影响也是考察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风险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中成员 (企业、公共机构等) 联系在一起时, 会导致额外成本——建立和维持网络结构的成本或称网络 (管理) 成本的增加, 贝路斯和阿堪基里 (Belussi & Arcangeli) 认为, 不完全契约、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偷懒都会引起网络成本 (魏江, 2002) , 从而削弱网络的优势。就网络内部而言, 机会主义者的进入以及“搭便车行为”可能是破坏网络力量的重要因子。网络成员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不合作行为, 对单个企业来讲, 理性的不合作可能是合理的, 但对整个网络来说, 则是缺乏效率的, 有时甚至对整个网络具有致命的损害。另外, 网络中的每个合作成员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以伙伴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身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非理性的不合作则不一定与追求个体利益有关, 主要是在双方合作过程中, 由于信息传递的扭曲或放大, 信息的不完全对称, 或是由于市场的变化致使一方无法采取合作行为等。总之, 产业共生网络在成员关系方面仍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 产业共生体中的组织关系和组织结构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这些不稳定很可能导致网络的破裂。最后, 作为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竞争优势基础的网络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外来影响越来越多地干扰着一个区域产业组织演化过程, 这就要求产业共生体主动去适应甚至改变外部环境。国际资本 (主要是跨国公司) 的冲击就是个重要的威胁, 而本地化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如何联合与外部力量竞争、相互融合以及如何走向国际化是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面临的新挑战。
2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风险特征——相互增强机制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3种主要风险形态之间存在关联性——相互增强机制, 其关系如图2所示。结构风险可能发生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生命周期的任一阶段, 同时导致所有部门产量下降, 因此加速衰退效应, 这种风险对于由相互关联企业组成的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是个主要问题, 实际上, 在生物群落中也有类似规律, 群落结构越是多样化, 食物链越复杂, 系统越趋向稳定。不过, 资源枯竭性衰退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有差异, 如果经济低迷发生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形成阶段 (Formative Phase) , 关键劳动力资源的流失、重要企业的失败、关键投资的撤消或退出, 以及由此导致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网络 (规模) 的萎缩, 都会对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进步不利。如果经济低迷出现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成长期,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成长速度可能减缓, 然而在别的方面相关的风险很小。实际上,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经济衰退可能使得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发展早期未发觉或未订正的偏差明显化, 这样在事实上有助于认识到并考虑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当然, 这种危机若发生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成熟期, 也可能促发必要的干预, 但是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已经萎缩并且过度专业化的网络可能缺乏确保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成功调整的活力 (Robust) 。而资源枯竭引发的衰退则会加速处于转型阶段的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死亡, 群内剩余资源可能转移到有更好前景的产业共生体或区域重新配置 (Bergman, 2002) 。由此可见, 结构风险会发生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 破坏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网络关系, 诱发网络性风险, 而且加速转型阶段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死亡, 使得结构过分依赖于个别主导产业共生体的区域来说,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衰败可能使得整个区域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和不景气, 诱发关系风险。
网络性风险则与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生命周期、关系风险紧密相关。在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形成阶段和成长阶段, 网络成长的自增强机制促进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规模快速扩张。但一旦进入转型期或遭遇经济衰退, 大量企业退出, 网络规模变小,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创新和复苏的内源力不足, 同时可能诱发网络性风险, 比如资金周转不灵、一些企业的亏损、倒闭可能引发信用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本地企业间恶性价格竞争发生可能性加大, 导致整个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陷入恶性循环。而网络性风险形成变量如“搭便车行为”、机会主义、投机行为等可能不利于处于衰落中的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复苏和调整, 加剧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死亡, 对关系风险有加强效应。
3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风险化解对策措施
矿区产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基于资源、环境与社会三方面高度协作的先进产业集聚模式, 伴随着生态产业的开展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稳定性对于维持矿区产业生态系统良好运转并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矿区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可能的影响因素较多, 主要存在于矿区生态产业经济系统的结构、关系及网络条件三方面, 而矿区生态经济系统的网络结构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因此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风险化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发挥政策优势, 完善政府服务功能, 为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网络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
由于生态产业共生体副产品交换的特殊性, 政府在产业共生体的网络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与管理功能有利于共生体的网络安全与稳定, 积极引导企业参与网络 (关系) 建设与维护。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产业共生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政府应针对产业共生体发展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和规章制度, 鼓励企业相互交换副产品,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使参与企业充分享受因共生而带来的优惠政策。同时, 通过相关规章制度制定, 规范共生企业的行为, 鼓励诚信合作, 培育共同的组织文化等, 增强共生体内企业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 政府还应制定优惠的招商政策, 鼓励各种产业类型的企业加入产业共生体, 一方面不仅可以填补共生链条中的空白环节, 增强共生链条的连续性, 提高共生体中关键环节的企业冗余度, 使共生关系更加稳固, 另一方面还可以丰富共生体内的共生网络类型, 使各种模式的共生网络同时出现在产业共生体内, 增加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复杂程度, 增强共生网络抵抗干扰的能力, 从而实现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2 加强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的多边网络治理
由于矿区生态产业体中的产业共生网络是为了充分利用副产品而形成的企业之间合作联盟, 既然是联盟, 其治理结构就不是单边的, 而是多种治理结构并存的“共同治理”;产业共生体网络治理可利用双边或多边的互惠与承诺的关系以及长期重复的交易活动来进行协调, 而不需要支付谈判费用与立约成本, 也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事后监督成本。参与者可以在较小的摩擦成本状态下进行合作、交流与交易。此外, 产业共生体网络是由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的两个或者多个企业合作组成, 对参与企业的各方来讲, 每一方相对于其它各方都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由于网络治理不具有类似于科层治理的权威结构来保护治理者的权益, 因而网络治理更多的依赖社会关系的嵌入结构来发挥维护的效力。网络治理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维护网络的整体功效、运作稳定性, 以及参与者间的交易与利益的均衡。
3.3 协同产业共生体各方利益, 在信任与互惠的基础上共同确立其战略定向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中企业间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组织化程度低, 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共生体内的企业既是合作者, 又是竞争者, 在某些领域可能相互协作地采取联合行动, 但在另一些领域又可能存在着风险与冲突。尤其是产业共生体中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由于生产计划的变动, 可能会使相互的副产品交换数量产生较大的变动时, 影响共生体的稳定性。此外,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共生体内的关键种企业可能由于经营问题或者其它原因退出网络, 使共生链条出现暂时的断裂。因此, 在产业共生体网络治理中, 协调各方利益, 维护各方权益首先在于能通过达成集体的共识与许可, 增加退出共生体行为成本来规范参与者间的交易。其次能通过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扩展信息的传播范围来保障参与者间信息共享的权利, 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最后能通过增强信任, 强化文化整合来减少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
3.4 培育共同的组织文化, 建立“相互信任、密切合作”为基础的团队文化
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是基于众多企业分工基础上的合作过程, 在此运作过程中, 信任是企业合作的润滑剂, 能使企业运作更加顺利。但是建立在信任为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必须意味着承认个体, 即对个体技能、行为、文化背景的接受、认可和尊重, 同时要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意识, 防止在合作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企业成员要有强烈的个体责任感, 即成员个体对自己的任务及协同完成的组织目标自觉负责, 为实现这个目的, 共生体参与企业应学会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 并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产业共生体成员之间的信任还要体现在信息和知识的分享方面, 增强相互之间合作的能力。企业文化要结合产业共生体的实际特点, 突出组织文化的开放性和平等性。正是由于以上特性, 决定了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内所培育的企业文化将比传统企业文化更具有平等性和开放性, 使所有共生体中的参与企业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又能融入到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网络文化的氛围之中。
摘要：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 (MEIS)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工具, 在国内外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生态产业共生体 (EIS) 独特的生态化产业 (网) 链接属性和成长环境, 造成大量不稳定风险问题逐步浮现, 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本文从产业共生体的内在网络关系视角, 深入剖析了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发展中存在的风险问题, 最后就风险化解提出了促进矿区生态产业共生体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
政府引导下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机理 篇6
我国产学研合作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产学研合作研究已成为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我国学者王长军(2005)[2]在运用三重螺旋模型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高校、产业和政府的形成、发展和协同情况，指出三者的相互配合对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常宏建(2011)[3]等学者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分析产学研合作网络拓扑结构，系统地构建了产学研合作网络模型，对产学研合作网络状态、合作效率，以及各种宏观和微观网络特性进行了测度。刘本盛(2000)[4]提出，通过政府、高校和中小企业三方的通力协作，共同构筑一个“哑铃结构、金字塔型”的科技创新管理模式，并实行“三三管理”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
笔者通过对共生理论学对政府引导模式下产学研合作机理的分析，并结合浙江省中药产业技术联盟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探索加快产学研合作共生发展道路。
产学研概念界定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核心，在政府、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大力支持和协同下，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形成某种联盟乃至独立的实体，合作开展新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人才培养、设备共享、信息获取等活动，以推动科技进步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5]随着我国知识经济蓬勃发展，对产学研合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在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发展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产学研合作模式之所以被广泛应用，主要在于：一是产学研合作具有结构优势。一个技术创新项目，从想法到产业化的实现，需要多步骤策划及各单位的相互配合，产学研能够形成多单元的有效组合。二是外部客观条件推动。国内外科研水平快速提高，促进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资源整合。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技术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等基础资源，打破了传统的运行经营模式。
政府引导型模式下产学研合作共生机理
1. 共生理论的内涵
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是指两种或多种生物相互作用并存于同一环境体系中。共生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最初由西方社会学者提出，并在欧盟范围内发起以WOP为名的一揽子计划。[6]现今我国学者也扩大了其范畴并运用于医学领域、农业领域、经济管理领域。毛荐其等(2011)[7]为理解和把握技术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探讨技术共生机理，进一步指导技术开发或技术管理等实践活动。袁纯清(1998)[8]将共生理论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提出了小型经济发展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共生理论学说有三大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这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和规律。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笔者通过分析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共生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和转换，探讨协同创新合作体系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理。
2. 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系统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在政府引导型模式下，可把产学研合作看成一个共生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就是共生单元，即产学研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组成。科研机构通过企业了解市场的需求而拟定研究方向;企业将科研机构创造的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高校的人才教育培养为人力资源奠定基础，对高校而言，既可促进新的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也可进一步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9]对产学研整个共生系统而言，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构成的共生单元具有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传递物质、能量、信息的过程中，不仅跟随产学研共生系统的发展，而且内部效益也在不断提高。
3. 产学研合作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又称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强度;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关系，也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互换关系。从共生组织的行为模式看，技术联盟理想的运行模式是互惠共生模式。互惠共生模式以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为基础，产生新能量，即通过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具有更高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率和交换率，共生界面具有在所有共生单元之间实现对称分配的功能特性。这一特点不仅使所有共生单元都得到进化，提高生存和繁殖的能力，而且使所有共生单元都得到同等的进化机会和进化成本，这为共生单元之间形成新型关系，奠定了共生机制基础。从共生的组织模式看，产学研的共生模式可分为点共生模式、间歇共生模式、连续共生模式、一体化共生模式。[10](四种模式的分类和比较，见下表)共生单元自身的性质与进化方向和程度，为识别共生组织模式提供了基本依据。
4. 产学研合作的共生环境
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了共生环境。开展产学研合作以共生环境为依托，而共生环境则为产学研的合作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在政府引导模式下，共生环境包括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如各地政府通过采取各种鼓励政策措施、建立完善的制度、成立产学研联合协调专门机构，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同时，产学研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对研发方向、科技水平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促进了物质与能量的转移利益最大化，从而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发展。产学研共生系统通过兼顾两方面的环境，实现在协同中共生。
5. 产学研共生组织系统图
在政府引导模式下，政府通过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产学研各方的合作，规范、保障各方的利益，并与具体事务保持距离。也就是说，政府是产学研合作的参与者和引导者，而不是主导者。[11]产学研各方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积极寻找市场机遇，通过市场配置机制(价格机制、合作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有效实现产学研各方资源的整合，提高产学研联盟的合作效率和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从技术创新项目的产生到成熟并产业化生产推出，政府引导型产学研各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开拓合作渠道，了解技术领域的发展动态，瞄准科技发展的前沿，开展研究，抢占技术制高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并促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最终形成一个积极的、可持续性的共生系统，并为进一步发展产学研合作奠定了基础。
笔者根据政府引导下产学研合作的特点，结合合作项目开发过程，提出政府引导下产学研共生组织系统图：
案例分析：浙江省中药现代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1.联盟的发展过程
浙江省中药现代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于2010年底成立，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个基本行为主体构成，集聚了全省中药重点骨干企业和中药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成立联盟的目的在于，通过调动联盟成员的优势资源，以多样化、多层次的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创新相结合，建立现代中药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中药产业实现重大技术突破。
浙江省中药现代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基本涵盖了该省中药龙头企业，创新资源(人才资源、经费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服务资源等)越集中，技术创新也就越有优势。从人才资源看，以浙江大学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三所高校为依托，不仅师资力量雄厚，而且能充分利用科技人才发挥优势;从经费资源看，联盟通过开展创新项目研究、申请中药研发科技专利、引进创收经费，为联盟后续可行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从技术资源和信息服务资源看，联盟拥有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的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的支持，以及多家企业洞察市场行情的高敏锐度，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创新科技的前沿动态，使得合作者更容易参与项目研发过程，推动技术创新的开展。
2.联盟的共生机理
浙江省中药产业技术联盟可看成一个共生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就是共生单元，即11家理事单位，其中包括多家医药企业、3所高校、1家科研机构。由于共生体系中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合作过程中的定位、资源和能力、发展目标上存在差异，容易形成不同的甚至是潜在对立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12]因此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保持信息交流和各种渠道畅通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利于产学研各共生单元达成合作愿景，以提高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创新速度和效率。
浙江省中药产业技术联盟，能够将高校的科研成果与企业需要解决的课题相对应，使高校和企业都能通过项目的研发创新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以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作为硬件保障，强化管理并推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最终形成多赢的局面，属于互惠共生模式。
联盟高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政府的引导和推动能够规范和保障协同创新合作体系中各方的利益，激发各单元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在关键和核心技术领域，创造出更多的自主创新成果，是联盟发展的重要动力。浙江省中药产业技术联盟在政府营造的良好政策环境及合作关系下，以知识共享、科技创新为目的，开展研发合作项目。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有利于推动创新体系建设。
结论
产学研通过各共生单元相互合作，形成了多方正向流动的体系，促进了共生体系与产业技术需求相结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者建立战略联盟，有助于实现共同发展。[13]
共生性合作论文 篇7
一、合作学习的“共生效应”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已被打破，出现了多种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方式，如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其中，合作学习是激活课堂教学的一着妙棋，它创设了一种以异质小组（异质小组通常由性别、学业成绩、个性特征、家庭及社会背景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的学生组成）为基本形式，以小组成员合作性活动为机制，以小组学习探究任务的达成为目标，由师生合作完成教学任务的新颖组织形式。
合作学习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合作学习既有助于因材施教，真正实现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目标，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异质小组成员聚合在一起，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经过思维的碰撞，取得共识。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参加合作学习的学生，其平均成绩高于不参加者的79%；在需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中，合作奋斗者的成功率在80%以上，而孤军作战者的成功率只有5%。良好的“共生效应”，正是我们历史与社会课教学所要追求的目标。
二、合作学习的机理与特征
1. 整体与分工
为了从整体上完成教学任务，就要在教学中进行一定的分工。合作学习通常就是以小组活动为组织形式进行的一种学习分工。典型意义上的合作学习小组活动与传统教学中的小组活动有着重大区别，如传统小组往往是同质小组，而合作学习小组则主要是以异质小组为主，组内异质为小组成员间的互相帮助提供了可能，而组间同质又为全班各小组间的公平竞争打下了基础。
小组人数以四人为佳，组合形式可多种多样，如依座位就近组合，依学生能力优化组合，依男女生比例搭配组合，依学号顺序自然组合，几个合作小组也可以组成一个合作大组。教师可经常变换小组形式，以组织学生完成不同的学习任务，同时又使学生保持合作学习的新鲜感。
2. 角色与任务
合作学习只是一个平台，完成教学任务才是目的。为此，首先要明确并推选出合作学习小组的组长、记录员、对外发言人、检查员等角色及其作用，如组长应选择组织能力强、学习态度好、乐于助人和有一定合作意识的学生担任，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全组人员完成合作学习任务。记录员负责将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问题、结果等情况记录下来，因此应选学习态度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同时笔头又快的学生担任。对外发言人负责向全班或老师汇报本组合作学习的情况，所以应选择学习成绩好、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学生担任。检查员负责记录小组成员在合作学习中的表现，所以应选择责任感强的学生担任。然后，教师发一个分工记录表给各组记录员，合作学习就可以开展了。
三、合作学习的形式与引领
合作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教师要精心研究教材，加强应变能力，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对课堂生成性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整合与引领。
1. 基本式
即以教师精讲和小组探讨相结合进行的合作学习。其具体流程为：教师出示问题，创设合作情境→学生独立思考，酝酿问题答案→学生合作交流（合作小组成员相互讨论、交流、完善，教师巡视）→教师抽样展示（抽样展示学生合作学习的结论）→师生评价激励（学生自由发言评论，教师作出评价、进行奖励，结束教学）。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教师出示问题，创设合作情境”环节，它是合作学习顺利开展的前提。如教学“鸦片战争”时，笔者在放映了电影《虎门销烟》片段后，出示下列问题，创设合作情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鸦片战争的过程怎样？鸦片战争的结果说明了什么？由于问题得当，使此次合作学习顺利完成。
该方式侧重奖励优胜小组，从而能大大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保障下一阶段合作学习的顺利进行。运用基本式合作学习5～6周以后，应对学生重新进行分组，以保证学生之间有充分的机会进行合作，从而使教学过程充满生机。
2. 辩论式
该合作方式的基本操作流程如下：
如教学完三国历史后，笔者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评价曹操”的合作学习。合作小组分成正、反两方，正方小组观点是：曹操是“能臣”，反方小组的观点是：曹操是“奸雄”。辩论中，正方小组对外发言人认为，曹操招贤纳士、实行屯田，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逐步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利于该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有利于将来的国家统一，因此他是一个“能臣”。反方小组对外发言人发言认为，曹操参与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控制汉献帝，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率军南征时，决策上有许多失误，导致兵败赤壁；曹操参与军阀混战，加剧了社会动荡，给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灾难。最后，在辩论的基础上，笔者作了总结，告诉学生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和一定的史料相结合，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分析历史人物，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通过这样的辩论，有益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主动参与教学，学会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现象。
3. 拼盘式
拼盘式就是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之后，先把一项学习任务分割成几个部分，由各小组学生分别负责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再将各小组中负责同一学习任务的学生集中起来，分别组成几个“专家组”，共同学习和研究所承担的学习任务。最后，全体学生重新回到原先的小组，分别就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学习内容与组内其他同学进行交流，从而完成全部的学习任务。
如教学“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时，笔者要求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有关长江的各方面材料。根据搜集方式的不同，事先把学生分成了几组，分头查寻。如查阅书刊的学生去图书室、阅览室，找到了与长江有关的许多古诗、《话说长江》的解说词，以及报纸上对长江的许多报道；上网查寻的学生，查到并下载了长江主流、支流的资料和有关的风光图片；访问调查组的学生，有的回家找来家人在三峡旅游的照片，并向家人甚至打电话向生活在上海、武汉、南京、重庆等长江沿岸城市的亲友了解长江的一些情况，然后回小组交流。这些活动拉近了学生与长江的距离，使学生对“母亲河”———长江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
拼盘式小组合作学习的显著特点在于，任务的关联性很强，学生间对彼此不同的学习内容很感兴趣，从而有利于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帮互教，共同达成学习目标。
4. 竞赛式
该合作学习是在小组之间展开竞赛。如办小报，是学生很感兴趣的作业之一。开展办小报竞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培养了集体荣誉感和竞争意识。
共生性合作论文 篇8
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在网络时代面临着新的课题, 那就是对象虚拟、实践虚拟、认识虚拟, 人的虚拟生存是人的现实生存在赛博空间 (又称为“网络空间”) 的拓展而非重新构建, 虚拟并没有改变自由的实践本质, 而使“实践自由论”具有了“虚拟实践自由论”的新形式——赛博自由。赛博自由是一种崭新的自由, 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由观的指导下, 透过网络交往自由的现象, 用现象学的方法将其“还原”、克服“成见”, 才能抓住赛博自由的本质进而透析高技术条件下的网络蕴涵着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价值, 彰显赛博自由的积极意蕴。
1 基于虚拟实践的赛博自由产生的必然性及内涵
当代独立形态的虚拟实践, 是前数字化时代人类虚拟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虚拟实践使人的实践对象第一次突破了纯粹形式的外部物质世界的界限, 它将数字化符号上升到实践中介手段, 把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经由计算机系统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合成转换, 使主体置身于一个新的关系实在的虚拟实境中, 它超越了用“实物符号”表征现实对象的局限, 可以突破现实时空和物质条件的局限, 虚拟实践能够较自由地将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外化为对象性存在, 甚至使以往在现实中无法展现的一些可能性, 变成为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展现的可能性, 这就为人类生产实践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有利于促进生产实践的深化和高层次发展。虚拟实践是一种“新的智能型实践”, 在这种结构中“过去孤立的实践己被系统的实践所取代, 直接的实践让位于间接的实践, 原形的实践则反过来成为虚拟实践的手段, 稳态单一的实践通道必然延伸为跃迁为多样的实践范式, 从而使主体在与环境的交流互动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实际上虚拟实践活动已构成对现实实践的补充和扩展。”[1]虚拟实践虽然并不能根本取代现实实践, 但也不能消融于现实实践之中。虚拟实践与现实实践, 彼此相互联结、相互作用, 二者将共同塑造人类的未来。
网络技术及其社会运用和发展的历程表明, 虚拟实践成为人类实践活动越来越重要的形式, 虚拟实践已经并将更加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 改变我们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进程, 自然也会改变、丰富、拓展我们掌握、发现和运用自由的方法。所以, 我们可以将网络虚拟环境下基于虚拟实践产生的自由称为自由的网络形态或者说“赛博自由” (Cyberfreedom) , 赛博自由就是指主体以现实实践为指导而在赛博空间对对象真善美追求的虚拟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一种超越性观念和实践活动。赛博自由是网络信息数字技术催生下自由的新形态, 是人的现实自由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尽管赛博自由也带来了各种各样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问题, 对人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它是人类超越性实践活动生成的成果, 并为人追求自由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数字化虚拟实践的应用, 人类对世界的超越和自我超越将会不断开拓赛博自由的新领域, 使其实现新飞跃。
2 赛博自由的虚实共生性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现在“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古老的和不可动摇的‘一和多’的问题, 而是‘实和虚’的问题。”[2]赛博空间虚拟主体、虚拟认识、虚拟思维、虚拟实践的出现将人们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过程, 部分地演示为一个虚拟创造和虚拟实现的虚拟化过程, 在此意义上, 我们将虚拟主体、虚拟认识、虚拟思维和虚拟实践称为赛博空间自由的虚拟因素。但人们在面对虚拟实在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基于人的本质的虚拟性、创造性、超越性才使做为主体的人成为虚拟实在的创造者, 正是因为人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实践才有了虚拟主体、虚拟认识、虚拟思维、虚拟实践。所以, 自由空间之“虚”、自由因素之“虚”不能掩盖自由实践之“实”、自由效果之“实”, 虚实共生、虚实互存是赛博空间自由虚实的辨证法。
作为一种在虚拟实在技术基础上产生的作为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赛博自由, 只不过是事物真与假、虚与实、现实性与可能性、宏观与微观的互动显现。赛博自由未必具有现实性, 却是一种真实存在形式。虚拟也不是虚幻和真“无”, 而是借助现代科技的现实创造。赛博空间、赛博自由、虚拟实在既然是人的实践创造, 那都是因现实人的需要、因对人有价值才出现和产生的, 它们虽以虚拟的形式却追求着实实在在的自由价值。人们追求赛博自由, 从事超越现实的虚拟实践, 并不仅仅在于获得新鲜的、真实的虚拟体验而是要由赛博自由走向现实自由, 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虚拟实践自由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现实自由, 更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现实自由, 因为赛博自由和现实自由是人的自由在网络时代发展的两种不同形式和样态,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赛博自由的前提和最终目的就是走向人的现实自由。随着虚拟实践和虚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现实自由与虚拟自由之间的联系将更加密切, 人们必须在保持现实生存和虚拟生存之间张力的基础上, 积极地实现现实自由和赛博自由之间的适时转换, 在赛博自由与现实自由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虚实互生中共同推进着社会的发展、塑造着人类自由的现状和未来, “虚实相生”、“虚实互动“正在成为人类自由新型的发展方式。
3 赛博自由在现实中的典型应用价值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的赛博自由最终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 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 而是具体的“你、我、他”。“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机界面的技术困难, 更重要的是人和机之间的合理分工问题, 或者说, 是人和帮助实现自己自由目标的助手之间的合理分工问题。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赛博自由典型应用系统以“虚拟”的形式发挥着指导人的实践的“实在”功能, 以“虚”的形式为人类提供了“实”的自由, 不断开拓人类自由王国的领地, 彰显着赛博自由的虚实相生与相存。
3.1“火星探路者”计划
1996年12月, 美国发射了一个“火星探路者”航天器, 通过其携带的“旅居者”火星车对火星进行考察。“火星探路者”于1997年7月4日到达火星, 并向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发送火星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并结合三维图像生成技术, JPL合成了一幅完美的三维“火星图”, 根据火星地貌, 构建了一个十分逼真的虚拟火星环境。依照虚拟火星环境提供的地貌, 研究人员可在实验室内规划“旅居者”的行车路径, “身临其境”地分析和研究火星环境。经过在实验室内的多次演练, 地面的控制人员只要按照在虚拟火星环境中的模拟程序进行控制和操作, “旅居者”火星车就会按程序对火星上的某块岩石进行探测和采样, 将数据送回地面, 以实现对火星车的虚拟实时控制。
3.2 虚拟设计和制造
在进行新设备的设计时,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尤其在进行飞行器空间站、深水船只及高温高压下的设计和维护工作时,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完成在地面或常规条件下无法进行的工作。通过在虚拟环境中的反复操作和维护训练, 技术人员能够大大提高在现实操作中的成功率。虚拟现实在设计和制造中的另一个应用就是“原型分析”。为了对飞机、汽车、和其它高速运动的运载工具的模型、原型样机或实物进行外形和抗风暴性能作出判断, 需要进行风洞试验。但风洞实验室的运行成本较高, 过程复杂, 实验数据量大, 也不易判读。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构建“虚拟风洞”系统, 方便用户实时变化尺度和观察角度, 甚至可以手动调整流场中流线的变化, 以实现对风洞实验数据的可视化、虚拟化。
3.3 虚拟战场
由于训练模拟和作战模拟的迫切需求促成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通过建立分布式交互、人机和谐、协同联合的作战模拟环境, 可以实现对坦克手、驾驶员、宇航员的训练, 模拟单兵作战、联合作战的战场环境。美国1994年开始研制“战争综合演练场” (STOW, Synthetic Theater Of War) 和C4I系统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ns, computers and intelligence) 以确保在未来战争中赢得胜利。在C4I系统的协调和支持下, 各个兵种都能实现更大规模、多兵种、高精度的联合作战, 陆、海、空、天一体化协同作战的能力可以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计算机设备上获得。
3.4 虚拟艺术馆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虚拟艺术馆能够很好地发挥其技术优势, 创造的“身临其境”感能够让人们“足不出户而漫游天下奇观”。基于高速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 美国华盛顿的“虚拟美国国家艺术馆”能够使任何一个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人尽兴地、身临其境地仔细参观自1829年以来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37500多件美国艺术品, 并能够参加艺术馆的培训中心或研究中心, 获得更多知识。
3.5 虚拟考古学家
由于风雨剥蚀、战火摧毁等原因,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瑰宝已经在世上湮没或失去了原本的瑰丽。但有了虚拟现实技术, 我们就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历史瑰宝昔日的辉煌。“虚拟考古学家”的虚拟现实系统能够恢复古迹的光彩, 使大量的远在千里之外的观众能够仔细反复参观那些不宜暴露在阳光下、不宜风吹、不宜长期裸露在外的古迹珍宝, 减少遗迹被破坏和被盗窃的可能性。作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使得很多人魂牵梦绕, 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翘首以望。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虚拟人体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瑞士日内瓦大学的萨尔曼教授 (Nadia Magnenat Thalmann) 创建了一个“虚拟兵马俑”系统, 并于1996年在伦敦召开的“虚拟世界宝贵遗产会议 (Virtual Heritage COnference) ”上做了精彩演示。一大批身着褐色盔甲的战士从睡眠状态苏醒过来, 有一个战士没有了头颅, 另一个战士从地上拾起他的头颅给他安上, 两个战士对视一笑, 雄赳赳地大步奔向前方。这样的沉浸效果使参观者如身临其境。
3.6 虚拟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
为了解决现实机场上无法长时间接受很多新手训练和实习的问题, 构建虚拟机场和空管模拟系统, 呈现给受训人员以实时、动态、逼真的沉浸式机场环境, 能够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心理训练和技能训练。此外, 虚拟坦克学校和虚拟宇航员模拟系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 直接决定着坦克训练和载人航天器的设计能否成功。
虚实统一、虚实共生, 赛博空间之“虚”不能掩盖自由之“实”。自由没有被网络的漫天线路所扭曲, 也没有被虚拟的变动不居所虚化, 在赛博空间里, 自由依然放射着实实在在的灿烂之光, 这自由之光是人进行虚拟实践的太阳也是网络时代里人进行自由实践的灯塔。面对赛博自由的未来, 挑战与机遇同在, 问题与希望并存, 人类除了满怀自由的信心和豪情前行之外, 更应多一份自省和理性, 保持清醒的反思态度, 以健全的人类自由意识来参与这场虚实相依、虚实共生、虚实统一的真与假、可能与现实的自由革命, 实现人与人、人与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在虚实之间的共生共存、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李超元.略论虚拟性实践的基本特征和价值[J].天津社会科学, 2000, (6) :30-33.
[2]翟振明.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J].哲学研究, 2001, (6) :62-71.
[3][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 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4]汪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帮手——虚拟现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