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合作论文（共12篇）
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1
摘要：本文以国欣农研会为例,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科技服务模式、特点和作用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 国欣农研会采用独有的技术体系和组织体系成功地对会员进行科技服务, 技术转化时间缩短, 双向沟通式的科技服务大受好评, “半敞开”式服务扩大科技服务的受众面,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值得在较成熟的合作社中进行推广。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国欣农研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大市场, 小农民”难题的良药, 是连接农户和市场的重要纽带。事实上,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能够解决经济问题, 还能够解决科技服务问题, 可以成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为深入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科技服务功能, 笔者先后两次到河北对国欣农研会进行调查。第一次调查于2007年8月进行, 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的形式, 从农研会管理层、职工到会员共调查30人, 包括农研会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市场部、棉花研究所、行政部、秘书处相关负责人, 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部分省市的特派员、会员组长、会员和经销商。本次调查初步了解了农研会的组织形式、发展历程、管理模式、科技服务形式等;第二次调查于2008年3月开展, 采用问卷访谈的形式, 共发放问卷86份, 回收86份, 有效回收率达100%。在河北省吴桥镇选取了三个会员规模、成熟度不同的村庄调研, 即丁庄、徐羊皮村和李茂什村, 根据性别比例平衡、会员非会员兼顾的原则, 随机抽取了农户进行访谈。
一、科技服务模式
(一) 农研会经济实体和协会组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 (简称国欣农研会) 成立于1984年, 是以棉农为主体的经济技术合作组织。2002年9月和2006年2月,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棉花种植专业委员会 (简称棉委会) 和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先后成立, 国欣农研会为其挂靠单位, 其常设机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都是国欣农研会的员工。此后, 会员迅速发展到6万户, 遍及全国12个主要产棉省、市、自治区。
国欣农研会的实体组织, 负责经营国欣棉种的培育、繁殖、加工、销售。棉花研究所拥有员工26人, 农研会每年至少投入100万元科研经费, 负责培育棉花新品种和改良棉花种植技术, 截止到2007年, 已有8个自育品种通过国家或省里审定。棉花研究所被誉为农研会的“生长点”;农研会的棉种繁殖任务都由8万亩农场完成, 主要分布在新疆石河子、天津静海、山东东营等地, 每处面积都在千亩以上, 隔离条件好, 统一、规范的管理避免了棉种混杂, 保障棉种质量;农研会有自己的棉种加工厂, 不对外开放, 只加工自己农场的棉种, 进一步保障棉种质量;市场部主要负责棉种的销售, 也参与下乡服务活动。
农研会的协会组织部分, 负责对特派员、会员组长、会员以及棉农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 拥有培训处和秘书处两个部门。目前拥有会员6万多户, 遍及12个主要产棉省市, 3千名会员组长、20个服务站、13名特派员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网络。通过此网络, 国欣农研会可以跟棉农及时沟通情况、传递信息、开展活动、组织培训等。
实体和协会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实体为协会运行提供技术、资金、人员, 协会为实体反馈棉花种植问题、吸引更多会员购买国欣棉种, 加入“棉农之家”。国欣农研会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二) 国欣农研会科技服务的运行模式:研究开发→试验示范→应用推广→服务培训。农研会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 现在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系统。农研会积极争取各种外部要素支持, 如科技、人力、信息等优良的社会资源, 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市场机制的反馈信息。这些外部支持经过农研会内部严密的技术体系吸收后形成新的农业科技知识, 再经过农研会完善的组织体系传授给广大的会员, 进而带动范围更为广大的非会员进行农业科技应用。国欣农研会科技服务的运行模式基本内涵, 就是在国欣农研会科技服务系统内, 运用自己特有的技术体系和组织体系, 对各相关服务行为环节进行沟通、协调和结合, 从而实现农业技术供给和需求的均衡。 (图2)
1、外部要素支持
(1) 争取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社会资源。善于利用社会资源是国欣农研会自创立以来显著的特点。在国欣农研会创立之初, 创始人卢国欣就通过熟人或直接“闯”中棉所, 进省、国家级科研单位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咨询、商讨引进优质棉。创立之后农研会就跟中央、地方的科研院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聘请了多名专家教授做顾问, 在农研会建立了多个教学研究基地, 如“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实习基地”、“中国农业院棉花研究所短季棉繁育、技术示范基地”、“河北农业大学无毒棉良繁基地”。
除了积极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合作, 农研会还挖掘离退休高级人才的潜力, 为他们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原河北省科委总农艺师刘春台、原河间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德才、原河间市科协主席张玉璞等先后加入农研会, 成为中坚力量。他们分别担任“总顾问”、棉研所所长、中国农技协棉委会秘书长, 要么进行技术攻关, 要么进行技术推广和服务, 是农研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2) 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自2004年以来, 中央高度重视农业问题, 连续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跟农业有关, 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恰到时候。2007年7月1日,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颁布实施, 为农研会这样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保驾护航。2007年中央财政拿出5亿元对选用棉花良种种植的棉农实施每亩15元的补贴。农研会充分利用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加紧优良棉种培育、种植技术的开发, 利用自己的组织体系加以传播。
(3)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中国“小农户、大市场”的农业生产现状决定了农户很难及时对市场变化作出回应, 农研会作为棉农的联合组织, 有能力对此做出反应。挂靠在农研会的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的职能之一就是为会员提供信息、联络、咨询、推广等方面的服务, 包括收集、分析、发布行业信息, 为棉农生产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 引导棉农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 使千家万户的棉农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连接起来, 推进棉花产业化进程。
2、通过技术体系进行内部技术创新。农研会借助自己的棉花研究所, 发挥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优势, 进行技术创新, 研究开发新品种, 并寻找新的栽培技术。新品种和新栽培管理技术经过科技示范园区和农场的检验后, 经过“服务站———特派员——会员组长”的网络体系进行技术推广服务。
国欣农研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棉研所的“育种”和示范基地的“繁种”, 在种子生产过程中同时也探索新的种植技术。新品种研发出来后, 先在国欣农研会的示范基地试种, 检验新品种的各种性能, 研发生产新技术。经过试种检验后, 农研会开始对新品种“繁种”。为确保所繁种子的纯度和质量, 目前已建立起稳定的专业化良繁农场7万多亩。繁种农场实行场长负责制, 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一场繁殖一个品种, 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家一户繁种难以保证纯度和质量高度一致的问题。
3、通过组织体系进行技术推广、扩散。国欣农研会目前拥有会员6万多户, 遍及12个主要产棉省市, 3千名会员组长、20个服务站、13名特派员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网络。通过此网络, 国欣农研会可以跟棉农及时沟通、传递信息、开展活动、组织培训等。
农研会倡导“服务跟着种子走, 从种走到收”, 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定期组织专家、顾问到会员集中地区讲课和现场指导, 送科技进村、入户到田间。免费发放植棉技术册子、光盘、书刊等资料, 提供配套农资和信息。国欣农研会投资1, 000多万元建成规模近万平方米的培训大楼, 可同时容纳250名学员的上课、研讨、食宿和开展文体活动。每年冬闲召集会员组长和会员骨干到会进行集中培训, 聘请国内知名专家讲课, 内容包括棉花种植技术、棉花生产形势、市场信息等各个方面;免费食宿;报销部分路费 (省外的80%, 省内的50%) ;提供误工补贴 (每天20元) ;通过研讨、交流提高会员组长的科技素质和服务水平, 真正发挥“二传手”作用, 实现服务本土化, 带动和影响广大棉农实现增产增收。会员组长自身素质提高后, 通过板报、广播、光盘、复印技术资料、面对面指导等多种形式对广大会员进行技术服务。棉委会秘书处通过举办研讨班和学员直接接触及平时的书信电话来往, 发现了一批有组织能力、有威望的核心人物, 在有条件的地方 (会员组长家里有活动场地) 组建了20个服务站, 条件不成熟的地方选派了13个特派员。服务站负责组织讲课、观摩、研讨, 负责供应棉花新品种和技术普及。特派员负责了解当地会员组长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加以及时解决。棉花生产关键期, 应服务站、特派员、会员组长的要求, 由专家亲临生产一线现场答疑、指导。下乡服务不具有排他性, 培训、讲课时非会员可以参加, 这样6万多名会员又带动更大范围棉农素质的提高, 满足了农民的科技服务需求。
二、科技服务特点
(一) 丰富农业科技服务主体。谈到农业科技服务, 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政府推广机构。但近年来, 基层政府农技推广机构几近瘫痪, 学术界也在积极探讨恢复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国欣农研会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农村科技推广的主体使得解决这一难题有了新的选择。调查中发现, 在会员组长工作比较认真、会员比重大的村庄, 农户更愿意选择合作社作为农业科技服务的主体。在调查问卷中, 笔者请农户选择并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主体帮助自己进行生产, 提供科技服务。丁庄被调查农户中, 有54.1%选择了合作社。而在会员数量较少, 国欣农研会服务没有充分覆盖的村庄, 如徐羊皮村, 有47.5%的农户选择了政府。调查表明, 尽管政府科技服务缺位, 在没有接触到新的、有效持久的科技服务主体之前, 广大农民对政府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但在会员组长工作开展较好的村庄, 农民体会到国欣科技服务的周到, 半数以上的人就选择了合作社, 证明合作社完全可以成为提供农业科技服务的重要主体。 (表1)
(二) 科技研发、推广主体一致, 缩短技术转化时间。农研会的“生长点”就是自己的棉花研究所, 即便跟其他同类种子生产企业相比, 农研会的科研实力也处在领先的位置。有专门的科研楼、资源库、优秀人才、科研人员丰厚的待遇, 跟国内顶级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这些优势保障了农研会科技研发的优势地位。
在技术推广方面, 利用一年两次的参观培训、棉花关键生长期的下乡讲课、每两个月一期《国欣桥》的技术传递、24小时的服务热线, 农研会可以及时把最新研究成果传授给农民, 提高了技术转化效率。
(三) 农业科技服务由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递变为双向信息沟通。国欣农研会作为一个中介组织, 汇聚了各方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 使得农研会有实力进行“研究开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服务培训”, 全方位参与科技开发和推广。整个研发推广过程对会员来讲都集中在“推广应用”和“服务培训”环节, 研发和试验过程的成果都体现在农闲的集中培训和农忙的田间服务中。但这种科技服务过程并不是单向的, 会员不是被动接受农研会研发的技术。会员根据生产实际会向农研会提建议, 把自己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的技术在《国欣桥》杂志上跟众多棉农和专家交流, 把疑难杂症带到农研会解决;更有会员在地里发现新的品种资源后会带到农研会, 帮助丰富农研会的品种资源, 以便培育出更好的棉花品种。冬闲时候的集中培训就为会员提供了很好的进行信息反馈的场合。双向信息沟通, 不仅使得农研会更清楚农民的科技需求, 而且农民带来的乡土知识有助于丰富农研会的农业科学技术。
(四) 农业科技服务范围“半敞开”, 扩大受众面。农研会的科技服务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由会员组长负责发放的植棉技术册子、光盘、书刊等资料, 提供配套农资和信息;二是每年农闲对会员骨干进行培训;三是应会员要求在棉花生长期组织专家、顾问到田间地头讲课, 进行集中指导;四是农研会的24小时服务热线。其中, 前两个方面主要针对会员, 让会员能够及时了解到棉花生产动态、提高棉花种植技术、开拓会员视野、提高文化素质。后两个方面则是开放式的, 不仅会员可以参加, 农研会也非常欢迎非会员棉农提问问题、接受指导、提高棉花种植技术。这种“半敞开”科技服务模式有助于吸纳新会员, 扩大会员规模, 让科技真正变得无界。
(五) 农业科技服务方式多样化。农研会真正做到了“棉农之家”, 想棉农之所想, 急棉农之所急。不仅努力研发培育优良棉种、积极进行病虫害防治、做好田间综合管理, 而且在进行科技服务时也顺应农时, 考虑会员的实际需求, 实现作物生长期参观示范、讲解和农闲培训的有机结合、现场辅导与图书杂志音像资料的有机结合。
根据棉花生长季节安排培训是农研会进行技术培训的一大亮点。农闲召集会员组长到会交流, 聘请名家和政府官员讲解技术要点、国家政策、棉花生产形势等相关内容, 为开春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棉花生产季节, 通过24小时电话热线、专家下乡讲课等形式, 解决农民头疼的病虫害、植株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全程为会员保驾护航。精美的《国欣桥》双月刊让会员全方面了解棉花生产相关的技术、国家政策、农研会动态、他人经验等内容;蕴含众多人生哲理的《再剪报》则丰富了会员的业余生活, 读到了优质的报刊资源;光盘则借助现代多媒体的形式形象讲述棉花生产相关技术要点。
三、科技服务效果
(一) 科技服务的可获得性增强
1、农研会开展的科技服务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农村科技服务供给的空缺, 农民对这种科技服务形式给予了认可。在调查中发现, 棉农希望得到的科技服务主要体现在技术服务、病虫害防治、提供市场信息和供应优质农资等四个方面。农研会的服务体现在技术服务 (即田间综合管理) 、病虫害防治和提供市场信息方面。其中前两项主要由农技协棉委会负责, 市场信息提供则主要由中国棉花协会棉花合作分社负责搜集、整理、发布, 指导棉花种植规模和销售。农研会除供应中国农大生产的缩节安 (应用于棉花化控中) 外, 基本不统一进行农资供应, 此部分服务主要由特派员、服务站或会员组长来完成。最近, 农研会控股企业“廊坊诺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广大会员对优质农药需求而设立。
在对河北吴桥三个会员比重不同村庄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棉农对国欣的科技服务有着比较高的评价。笔者请被调查棉农给三个主要技术服务提供者 (国欣农研会、政府、其他企事业单位) 打分, 结果发现, 三个村中最为满意的都是农研会。 (表2)
被调查者对农研会满意程度较高, 主要原因是棉种质量过硬、配套技术服务过关, 尚待提高的地方就是希望能多几次实地培训讲课机会和提供配套农资。
2、会员组长的工作态度和能力成为影响农研会科技服务效果的重要因素。由表2可以看出, 不同村中对国欣农研会的满意程度也不相同。除了因被调查对象的随机选取所造成的误差, 主要决定因素是特派员或会员组长的工作力度不同所致。
案例1:河北枣强特派员彭书红是国欣农研会的第一特派员, 林果学校的毕业生。2002年加入棉委会, 并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棉委会委员, 从2004年开始, 做河北衡水市大部分县 (景县和冀州市除外) 的特派员。2006年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在北京成立, 彭书红又被选为副主任。他的服务工作, 是从技术服务开始的, 利用自身学农的优势, 对有技术需求的组长逐一走访, 配合组长对重点会员进行技术宣传与交流。在技术服务过程中, 发现很多会员组长在种子及其他农资方面也有一些供应的问题存在。一些会员组长刚开展工作, 调种数量并不大, 无论是乘公共汽车还是邮寄调种都很不方便, 要么费时费力, 要么易破袋。从2004年冬季开始, 他便对大部分组长集中送种到家。
在棉花种植过程中, 由于很多会员不能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造成棉花产量不高, 为改变这种状况。应广大组长的要求, 2005年春, 结合市测土结果, 在棉委会顾问的指导下, 为衡水市几个县市配制了棉花配方肥。由于配方合理, 质量严格把关, 配方施肥效果突出, 组长的声望进一步提高。
2005年六七月份, 衡水几个县市二代棉铃虫大爆发, 加上高温干旱, 抗虫棉的抗虫性有所下降, 个别会员及组长对品种产生了疑问。彭书红结合市技术监督局的检验结果, 向组长们推荐了几种防治棉铃虫的有效药剂, 使虫情得到控制, 民心随之稳定。
由于彭书红认真工作, 在13个特派员中取得了供种量、讲课场次、技术覆盖、配套农资服务和棉花配方施肥等多项第一, 取得“第一特派员”的美誉。
(二) 增产增收。由于农研会科技服务到位, 绝大多数会员组长的植棉技术能达到乡镇技术员的水准, 会员的植棉技术也得到普遍提高。以丁庄、徐羊皮和李茂什为例, 与三个村被调查者会员比重依次下降相对应, 2007年棉花的亩均产量也出现依次递减的现象。 (表3)
(三) 提升社会地位, 会员个人威信提高。不少会员加入农研会,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除在经济上有所改善, 社会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村里的威信提高, 农研会已培育出了上百个村委会主任。不少的会员组长还自发印刷了名片, 名片上有国欣农研会和中国棉委会农技协会的名字, 其中透露着会员组长的自豪感和做好工作的信心。
就普通会员来讲, 加入农研会后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都有所提高。丁庄、徐羊皮村的抽样调查表明, 成为农研会会员是有助于个人威信提高的。在科技服务活动开展较多、较好的丁庄, 会员比重较高, 入会时间也较早, 半数以上会员都感觉个人威信有所提高, 主要源于植棉技术的提高;徐羊皮村因会员组长长期在外, 科技服务活动相对较少, 只有少部分会员感觉个人威信有所提高, 提高的主要原因则是棉种质量好, 这也说明该村会员组长只有在供种方面有所作为, 技术服务则很欠缺;李茂什村会员比重最少, 农研会的科技服务完全没有覆盖该地区, 故种植国欣棉种的会员在个人威信提高方面没有太大感触。 (表4)
(四) 增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1、组织能力培养。农研会鼓励能干的会员组长搞经济合作组织, 鼓励会员成立新的经济合作组织已有3年的历史。在2005年春季的棉委会研讨班上, 7个讲座中有4个讲的是农民合作组织, 专家鼓励会员组长回去领办合作组织。
在农研会鼓励下, 山东沾化的段雨河建立了雨河棉花协会, 吸收会员100多户, 以会员为主体, 大家的事大家办。会员积极性很高, 县乡科技组织都很支持。
刘卫东 (为2004年优秀会员组长) 等3名骨干领衔主办满城县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吸收了周围众多的会员组长。有300多平方米的营业厅, 几百个品种的农林专用药、肥, 服务周到、技术全面、公布服务热线、班子健全、组织程度高。另外, 湖北的王锦汉、山东的张中庆、河北的牛继周等, 他们周围都聚集了一批骨干力量, 经常在一起开会, 切磋工作, 研究服务, 已形成合作社的雏形。
2、会员对合作社需求增加。为了解棉农的合作意愿, 笔者设计了一道题目“您认为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必要吗?”。如表5、表6所示:农民的合作意愿跟农研会活动开展的成熟度有着直接的关联, 农研会活动越成熟的村庄, 农民的合作意愿就越高;在同一村庄, 会员比非会员的合作意愿要高。 (表5、表6)
(五) 推进棉花生产的标准化。棉花在农作物种植中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品种, 进行棉花的标准化生产有利于提高棉花品质和产量, 增加棉农收入。
国欣农研会通过多方面的技术指导培训, 把试验田、农场生产实践和会员生产经验有机结合到一起, 通过完善的服务网络传播给广大棉农, 有利于规范棉农生产行为, 达到棉花生产的标准化。
案例2:张锦峰是河南省广平县顾店镇西街村的会员组长, 2002年初, 张锦峰从《河北农民报》上获得农研会在全国植棉区免费提供棉种示范的消息,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农研会写了封信。没过多久, 就寄来了棉种、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技术资料和光盘。接下来, 国欣农研会又把自办的刊物《国欣桥》及棉花配套管理技术相继寄去。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张锦峰觉察到农研会是真心实意为了棉农。随着与国欣农研会接触的增多, 他加入了棉委会。利用在《国欣桥》及棉委会寄来的小册子上学到的知识为广大棉农传经送宝, 利用从培训班上得到的信息向棉农宣传政策及棉花行情, 指导棉农生产。
由于棉委会提供的技术和信息真才实用, 容易被农民接受, 对棉花增产增收起到了推动作用, 受到广大棉农好评, 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因所做技术推广工作得到各方肯定, 被聘为镇技术员, 授予农民技师职称。之后又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并委任为镇棉花协会的会长, 在镇里开展棉花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推广工作。在家庭经济收入方面, 张锦峰也得到很大实惠, 利用在棉委会学到的技术, 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 连年丰收。特别是2005年, 植棉7.5亩, 收入1.2万元, 取得亩均1, 300元的好效益。使用棉委会支付给会员组长的服务费, 资助三个孩子相继走进高等学府。家庭生活殷实, 有了一定经济实力。
四、结论和建议
(一) 有经济实体支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科技服务功能发挥得更好。国欣农研会从1984年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发展到总资产超亿、会员总数超过6万户的现状, 其经济实体支撑是很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 进行科技服务需要资金投入, 倘若一个合作社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科技服务很难坚持不懈、得到广大会员的认可。
(二) 进一步明晰会员界限, 增强会员的归属感。国欣农研会目前的会员认定比较模糊, 只要购买“国欣”牌种棉便自动成为国欣的会员, 有资格享受国欣的各种培训和服务, 不颁发会员证, 有相当数量的会员并不太明确自己是否为会员。会员组长有证书, 跟农研会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不同区域会员的组织程度、享受服务和农研会工作开展的好坏, 跟会员组长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应给积极参加农研会活动的会员颁发会员证, 明确会员的权利义务, 有助于提升农研会的向心力。
(三) 在进行会员组长选拔、技术培训时应具有性别意识。农村劳动力女性化是中国农村的一大现实, 农研会的技术指导人员也意识到了现在到农村讲课比以前更费劲, 重要内容要反复重复。因此, 要针对农村妇女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现状, 选择更多的非文字媒介, 如广播、视频、图画等方式。同时, 要克服偏见, 选拔、培养女会员组长, 发挥女性在科技服务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欣桥》 (国欣农研会内部刊物) .2007.1.
[2]张锦峰.《我与棉委会的情结》.《国欣桥》, 2006.4.
[3]棉委会秘书处.《棉农组织起来, 搞好技术服务》.《国欣桥》, 2005.4.
[4]刘春台.《2007年下乡服务感受之一》.ht t p://web.zgny.com.cn.
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2
甲方：（简称甲方）乙方：（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双方全方位领域合作达成如下意向性战略合作协议：即由甲方高科技人员组成一个班子，对乙方企业管理、生产经营、项目合作申报、设备技改、技术创新等诸多领域开展广泛咨询合作，建立卓越绩效管理体系。具体如下：
一、企业管理方面
1、乙方为甲方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乙方可向甲方提供技术权威专家援助，对其产品品种结构、丝绸工艺、织造技术、染整要求等工艺技术方面进行指导服务。
3、乙方对甲方的基础工作、基础设施进行咨询服务。
4、乙方利用自身优势，可向甲方提供品牌管理的经验和咨询服务。
5、乙方可参与甲方的基地建设，其基地建设命名、挂牌，由双方代表或论证小组共同决定。
6、乙方根据对甲方企业管理咨询情况，为其建立内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二、生产经营方面
1、甲方的经营成果均为甲方所有；若乙方需用甲方的资源，在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下，根据其资源享用情况另定经营成果分配协议。
2、根据乙方需要，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有关当前企业基本情况以及生产能力、设备能力、技术状况、产品结构、产品优势、主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全套。
3、在生产方面，乙方有义务为甲方提供目前较前沿的丝绸生产技术，并能适时提供专家援助。
三、项目合作方面
1、乙方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有关项目方面的 1
优惠政策，并将寻求双方合作契机及合作点，共同开发利用。
2、甲方应全力配合乙方项目开发与合作，必要时可向乙方提供人、财、物等有关方面的支持。
3、甲方在搞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可利用自身的优势，努力寻求新的项目，乙方有义务提供技术及人力资源等有关方面的支持。
4、在双方项目合作过程中，甲方有义务为项目开展提供资料编写、制作、申报以及双方资源整合力量。
四、设备技改方面
1、甲方应向甲方提供现有设备使用状况说明，技术装备水平以及丝绸机械、动力、电力配置等方面详细的技术资料，以便乙方专家在论证、设计过程中作为参考资料。
2、乙方可向甲方提供设备技术方面的技术支持，并由乙方专家提供设备技术权威评价，在设备技术改造方面做出新的判断、分析以及改进意见。
3、根据甲方设备现状，乙方有向甲方提出设备更新、小改小革、设备配套力量方面的整合意见。
五、技术创新领域
1、为达到双方共盈，共建创新型企业模式，甲方应全力配合乙方在创新领域的工作。
2、甲方同意与乙方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并愿与乙方的合成单位西南大学、四川省服装艺术学校、四川省农科院蚕业研究所形成新型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为科研活动、产品试制、产品更新提供基础平台。
甲方：乙方：
甲方代表（签字）：乙方代表（签字）：
开放合作,推进科技创新 篇3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多的奇迹，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开发区。中国的开发区有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的区别很大，因为当时设计的时候，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是引进外资为主，高新区主要以创新创业为主。但现在都差不多了，我们都是高举创新的旗帜。各种开发区都是创新驱动的，即使引进也要引进后再创新。特区、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都非常了不起。高新技术开发区最早提出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有一场席卷全国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中央成立了对策研究小组，聚集了很多人研究我国新技术革命的对策。最后有一个报告，报告里面提出了新技术革命需要有打造一批智力密集型的创新区域，中关村就是一个。
80年代末，温家宝总理亲自带队到中关村调研，提出了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构想。1992年开始，中央批准54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小平同志提出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到现在20年过去了，高新区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全国高新区的产值加在一块六七十亿元，去年一年超过十万亿元，从2000年开始的这几年每年增加1万亿。高新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全世界来看也是很成功的。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经过了30年代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付出了资源、人口等代价。虽然我们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若干产业的技术还是要依赖外国。只有创新，我们才能由一个大国成为强国，才能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今天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中央要求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做出示范，已取得很好的成效。天津和北京有着天然的关系，来往紧密，“中关村走向天津，天津走进中关村”是很好的概念，不管天津的开发区还是北京的开发区，滨海新区还是天津南区的双港工业园，都是我们利用园区推进中国自主创新，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的途径。大家都在做着有益的工作。
创新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寂寞的长跑，所以要有寂寞长跑的准备。另外，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不能用以前30年的那种办法来做，要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律和方法来做，我提几点看法：1、我们要更加注重新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上形成我们的优势。因为单个企业参加世界竞争有难度，只有我们打成一个舰队或者是一个产业链，才有世界竞争力； 2、搭建公共的服务平台，创新需要的服务还是比较多的；3、注重金融的作用，我们现在还没有适应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系统，因此这方面必须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4、注重人才的作用，中国不缺人才，怎么样使他发挥创新的作用还要再探讨再深入；5、尊重知识产权，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巨额的研发成本得不到回报，也就无法创新，限制了创新；6、到了新的阶段，中国企业要打造品牌，打造世界知名品牌；7、推进开放和合作。开放合作是两个层次，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两个层次同时展开。今天就是国内合作的案例，强强联合，天津、北京优势互补，互动创新，互利双赢，共创辉煌。
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4
科技合作是人类在从事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过程中,通过共同分享和利用人、才、物等科技资源实现研究目标的组织行为,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发展实践证明,高校合作,尤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高校科技合作能够极大地促进科技突破和技术创新,比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涉及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科研部门、高校和企业的参与合作。
目前,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高等学校发展迅速,高校间科技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既有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的高校合作,也有不同国家之间的高校合作,也有数个国家之间的高校基于同一个科技项目的合作等等;合作方式愈来愈多,从互派留学生到互派学者,从文献交换到会议交流,从互访取经到合作研究,从共同开发到合作生产,从协作到分工,从分工到协作等等,不胜枚举;合作内容多种多样,既有基础性学科的长期合作,也有短期应用性项目的合作,也有长时段的关乎人类发展和命运的大型国际项目合作;合作组织者层次多元化,既有高校科研工作者之间的个体合作,也有不同高校大量科研工作者的集体合作,也有高校之间不同部门的组织合作,更有很多高校不同部门之间的大规模组织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巩固和加深,越来越多的高校会参与到科技
合作大潮中去,中国也不例外。20实际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有两大贡献: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并且成功经受住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发展出被外界所承认的“中国模式”;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领导下,形成了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新模式,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
本文主要研究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但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粤港澳高校科技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并建构出一种既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理论,也不同于国家内部的地区科技合作理论,而是属于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的科技合作模式。
2 港澳回归与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发展历程
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模式存在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但分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广东省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文化上的共同性和无法割断的历史渊源,广东省和港澳地区具有很多相似性,随着港澳地区回归祖国,这种地理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先天优势很快就体现在三地之间的高校科技合作上。从香港于1997年和澳门于199年回归中国以来,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经过了以下两个重要阶段:
(1)1997年——2003年:粤港澳校科技合作的调整阶段
港澳回归之后,广东省高校与港澳高校和相关机构除了继续开展以往建立的中长期科研项目之外,还在更多学科领域寻求科研合作的机会。如中山大学北校区与香港大学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有长期科研合作项目,包括基础实验研究、口腔流行病学、健康教育、康复理疗、护理项目、多媒体研究、老年病研究、中医药研究等。很多院系都与港澳高校的对口院系签订合作协议,进行合作科研。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于2001年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和数学系签订了进行数学科学研究的协议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合作设计开发和建立“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系统”等。广东工业大学每年都有近30批,40～50人次访问港澳台院校并进行合作科研,同时港澳台院校的学者也经常来访及合作科研。双方积极开展科研合作的范围涉及应用物理、应用数学、自动化、机械制造、轻化工、材料、工业设计、管理等广泛的领域。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等与香港、澳门、美国等的大学和研究部门开展了科研合作。
可见,1997年以来,粤港澳三地从三个不同国家管治下的对外关系转变为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三个不同体制地区的国内关系。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三地政府在政治上积极协调,实施各种有利于三地发展的政策;在经济上,三地的经济融合从广度到深度加速发展;在教育上,三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关系进一步调整、发展,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合作开始受到实践的检验,社会将对各项合作的成果做客观的评判和比较。合作的双方冷静地分析和总结合作的经验,在合作领域和合作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可见,这一阶段,三地对高等教育的合作趋向了更自觉、更理性的层面,成为前一阶段的自发合作到后一阶段的自觉的、制度化的合作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
(2)2004年至今: 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的稳定和发展阶段
2004年签订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 的精髓在于把两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层面,使香港与内地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两个市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加强合作,进一步融合起来。CEPA的实施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逐步展开为粤港澳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三地在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开始探索从以往的合作开展项目研究逐步发展为合作建立科研机构以及科研项目孵化基地,致力于更加长远的实质性的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
2004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与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签订合作项目协议书,今后双方将在技术发展与高层次专业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合作重头戏之一就是香港科大在深圳筹备开办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以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及建立科研与创新基地。深圳市政府将积极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并依法为其提供有关方面的条件,积极推动区域科技教育的合作与发展。同时,双方同意依托香港科大所拥有的研究实验设施及设备,建立扶持深圳中小企业发展的技术服务平台。香港科大以其先进完备的研究设备设施资源,为深圳方面的科研单位和企业提供有偿服务。深圳市政府将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鼓励规定,支持深圳的企业和教育研究机构使用香港科大的相关资源。双方也同意继续依托深港产学研基地深入发展合作项目,并共同投入资源,特别在区域环境研究与咨询、集成电路产业、智能材料、生物医药、多媒体技术及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工程以及物流管理、工商管理等方面,加快香港科大的技术转移,促进香港科大与两地企业的工业联盟。
目前,香港科大与深圳已经合作成立了几个研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如:深圳香港科大海洋与大气研究重点实验室;深圳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深圳香港科大智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等。除了香港各高校进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区及高新区进行合作研究及成果转化外,深港政府共同出资拟建合作“创新研发基金”,用于创新平台建设和资助两地企业合作开展创新研发等。资金资助项目实行共同申报、共同评审,并共同促进其产业化。
同时,珠海大学园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依托校本部具备强大的科研力量,集中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将成为珠海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而正在规划建设的港珠澳大桥把三地更紧密地连接起来,珠海又将成为香港通向珠三角西岸的桥头堡。这意味着珠海从珠三角的交通末端,一跃成为粤港澳合作的前沿。在这种特定的区位优势中,珠海必将成为粤西地区与港澳开展区域科技合作的前沿和门户。
如珠海大学园区遵义医学院已经与港澳有关大学进行了科研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其中与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所就科研协作项目进行了交流和磋商,在研究生培养上进行合作,以联合培养为主;在科研上对贵州原生药实施共同开发。同时,该医学院还与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肿瘤学系建立了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的关系,已经聘请了几位教授来院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并准备选派教师赴香港大学医学院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
哈工大新经济资源开发港和香港城市大学与企业合作,设立科技孵化基地,承接订单,在孵化基地开发软件。香港城市大学是以推动学术和应用研究而闻名的大学,尤其是在IT产业、生物技术的研发方面具有相当实力和优势。香港城市大学研发中心的引进为港澳地区大专院校和大公司的研发机构到珠海市落户开创了先河,并对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IT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哈工大集团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投资经营珠海哈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哈工大经济资源开发港内开设项目孵化基地,开发软件,承接订单。同时还与哈工大珠海校区共同推出软件人才就业培训,使学员掌握相应层次软件开发过程所需的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并组织学员到港澳等地的软件企业观摩实习。
总之,三地经济、政治、高等教育和高校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的几十年的历程已经为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进入制度化合作的新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只有充分发挥三地高校的科研合作和科技开发的优势,充分利用港澳台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市场拓展优势,与省内高等学校科技优势、人才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建立合作办学与合作科研的长效机制,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才能进一步促进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从而成为推动“大珠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动力。
3 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的内涵
作为一种新型的高校科技合作模式,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存在于实行“一国两制”的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具体到本文中主要是指广东省和港澳地区的高校科技合作,通过分析1997年以来两岸三地的高校科技合作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双边政府主导下的全面合作: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并存
在恪守“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下,广东省高校和港澳地区高校开展了全方位的科技合作,但广东省和港澳地区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自然会对两地科技合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广东省是政府机制为主导,在港澳地区是市场机制主导。
港澳地区高校:市场机制主导。港澳地区的市场经济在殖民时代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回归祖国以来,港澳地区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因此市场经济或市场方式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原则,科技发展和科技合作也不例外。
我们可以看到,在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过程中,港澳地区的高校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作为重要的市场活动参与者,港澳地区高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很强,在经济利益推动和诱导下,市场机制强制性制约着港澳高校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科技合作行为,自觉的在科技合作过程中达到自我平衡。
在各式各样的科技合作中,港澳高校可以自主选择所需合作的项目,比如吸引内地优秀青年学子前往香港进行科研学习、交流与合作,利用内地丰富的资源和物种进行合作试验等等,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横向性、伸缩性、变动性的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带动港澳地区高校发起和参与各种合作项目,从而带动港澳高校的科技发展。
广东省高校:政府机制主导。在广东省,能够参与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的高校绝大部分都是公办高等学校,我国公办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校高度行政化,政府包揽高等教育、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形成高度集权、行政化和官本位的管理。这种现行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高校的自主权和独立性都不高,教育管理部门作为高校的上级主管机构,对高校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纵观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广东省与港澳地区的科技合作发展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科技合作项目和科技合作工程都参杂着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决定了广东省高校对外交流的方向、重点和目标,这尤其体现在政府追求发展和重视GDP的指导思想下广东省高校从港澳高校引进一些时间短、见效快的项目,从而忽视了对广东省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性研究。
可见,在广东省与港澳地区的高校科技合作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的教育管理部门有重大决定作用。
(2)去意识形态化的科技合作:求同存异,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港澳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主权隶属关系很简单,但是港澳地区和广东省之间的历史关系却很复杂,这跟中国近代现代历史有关。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之前,港澳地区是资本主义社会,广东省是社会主义社会;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港澳地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50年不变,广东省与港澳地区依然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名义上,广东省和港澳地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套制度。
在港澳地区和广东省高校科技合作过程中,这种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并没有妨碍双方的科技合作发展,这根源于回归以后两岸三地之间的高校科技合作秉承去意识形态化的求同存异合作方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CEPA的和泛珠的具体落实和快速推进,广东省与港澳地区的高校科技合作涉及自然科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诸学科,包括了产品开发、技术改进、合作试验等等各种基础性、应用性和前瞻性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合作双赢而非基于意识形态区分来开展合作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
此外,不管是自然科学的合作还是社会科学的合作,绝大多数项目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共同促进两岸三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港澳地区和广东省高校都深知,没有经济效益,科技合作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会受到限制,从而制约科技合作活动履行社会职能、实现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经济效益也是双方合作的动力,双方通过市场竞争的运动方式,加强科技研发和应用,不断提高科技产品或科技服务质量,从而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创造条件,为双方进一步合作获得社会舆论和政府支持奠定基础。
因此,不管是具体的科技合作项目还是科技合作高校,都遵循去意识形态的科技合作,追求科技合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赢”和协调统一,从而保证广东省高校和港澳高校科技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3)科技合作管理新模式: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
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从地缘上来看属于区域创新系统。所谓区域创新系统,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Philip Nicholas Cooke,1994)看来,是指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国内的郑晓齐和叶茂林(2006)则将区域创新体系界定为“区域内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相互作用,并将创新作为区域变化和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的系统,它立足于区域的同时又向全球开放,是现代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构架”。
除了地理空间上分工合作外,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还具有跨制度合作的特征。虽然广东省和港澳地区地理区位上接近,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距甚远,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体系。这种跨越不同制度形式、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体系的区域创新系统足以冲击原有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跨制度形式的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在广东,社会主义制度主导高校科技合作;在港澳地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高等学校的科技合作。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除了技术交流和合作外,还要考虑制度相融。
二是,跨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域创新合作体系。中国大陆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港澳地区属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不同的经济发展体系在科技合作过程中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关系,不等同于区域创新体系中平等的分工合作单位。
三是,主权国家内部合作。虽然粤港澳作为地理区位上的合作创新体系既可以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创新单位,还可以当作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生产关系的区位单位,但却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只不过粤港澳两岸三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关系性质存在差别而已。
总之,在同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制度形式的区域高校合作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具有不同西方理论的发展特点,同是对中国的科技合作管理政策和管理策略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从主权上来讲,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享有领土主权;另一方面,广东省和港澳地区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体系,属于一国范围之内的省级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合作。这种“不对等”的合作体系具有互补性但差异性较大,因此别于库克所谓的区域创新体系,这同时也对我们国家和港澳特别形成区政府的科技管理提出了挑战。
4 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的治理策略
粤港澳三地高等学校的科技合作需要发挥中央政府、港澳地区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和粤港澳地区高校这四者的合作和努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取得成效,因此我们需要在坚持中央政府主导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发挥港澳地区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东省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调动粤港澳地区高校及其高校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相关考核和激励机制,消除三地科技合作人员往来、物流、资金流流通的行政性壁垒。革除三地科技管理政策中不一致,不能对接的,甚至相矛盾的条例。
(2)建立健全全方位的人才引进吸纳机制、人才使用激励机制、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为从国内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3)依托有实力的有关单位建立公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这些公共实验室的核心是开放的、带有公益性、且具有资源共享的特点,由三地政府按照一定比例每年给予重点扶持。
(4)专业资格的互认。一些科技项目需要有一定的资格才能参与,而三地政府在颁发这些资格证书时,标准有所不同,而这些资格要建设一个共同市场,如果广东的资格证到了香港就得不到承认,这样人才就没法互动,科技也没法合作,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就成为一句空话。
(5)进一步拓展三地高校间科技合作的形式。三地高校科技合作不应仅限于科技合作,不应以合作内容是否是科学研究作为标准。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以之带动科技合作。如高校间的教学合作,这样做,显然可以有效提高三地高校教师间的交流,作为起步阶段,高校间的合作可以从教学合作开始,随着合作关系的深入和发展,人员的流动,双方交流逐渐增多,合作重心从人才培养向知识创新领域转移,即开展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
(6)建立高校间学术交流和互访机制,通过学术交流、人员互访与培训,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通过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短期讲学或来校任教,改善和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
(7)加强三地高校科技管理部门间的合作平台建设。三地高校在科研管理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制度对接,由于历史原因,三地高校在科研管理中,存在一些制度壁垒,给双方或三方的合作带来诸多不便,经过起步阶段的合作交流,三地高校已初步了解各自存在的问题,逐步革除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不利于合作的条款,建立有利于三地合作与交流的管理制度。
5 结论
总之,本文研究了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两中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地区间高校科技合作模式及其特征,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理论,也不同于国家内部的地区科技合作理论,在港澳地区是市场机制主导,在大陆地区(以广东省为代表)是政府机制主导,双方合作建立了一种结合市场和政府双重机制的科技合作模式。
这种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具有区域创新体系的基本特征,但又具有不同不同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特征,它具有跨制度形式的区域创新合作体系、跨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和主权国家内部合作三大特征,因此,在管理这种特殊的区域科技合作模式的时候需要坚持中央政府主导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发挥港澳地区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东省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调动粤港澳地区高校及其高校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确保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的效用最大化。
摘要：通过分析1997年后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的发展经历,发现广东省和港澳地区的高校科技合作在主权国家内部全方位开展,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模式,也不同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科技合作模式,而是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其中,在港澳地区是市场机制主导,在广东省是政府机制主导,形成了一种结合市场和政府双重机制的科技合作模式。
关键词：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分析,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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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副总合作协议 篇5
“科技副总（企业创新岗）”合作协议书
（范式）
甲方：（设岗企业全称）乙方：（岗位人选姓名）根据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第二批江苏省“科技副总（企业创新岗）”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项
1、甲方聘用乙方任（设岗名称）；乙方同意受聘甲方，并在合作期内每年为甲方服务三个月以上；丙方同意委派乙方到甲方任职。
2、甲、乙、丙三方合作期为两年；合作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协商续聘事宜。
二、合作任务
三、合作承诺
1、甲方承诺：注重发挥乙方的作用；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为乙方提供岗位津贴等费用。配合丙方的相关考核与管理。
2、乙方承诺：认真履行受聘岗位工作职责，积极完成相关合作任务；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受聘单位有关规章制度，遵守有关保密规定。接受丙方的相关考核与管理。
3、丙方承诺：积极支持乙方为甲方服务；保证乙方在受聘期内原单位岗位、职务、待遇等不变，如遇职务晋升、职称晋级等机会享受与丙方在职人员同等权利。乙方受聘期内考核合格视同完成丙方规定的相关工作量。
四、有关说明
1、甲、乙、丙三方接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对实施“科技副总（企业创新岗）”的指导和管理。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报送甲方所在地县（市、区）科技局及省辖市科技局（科委）各一份，报送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三份。本协议由甲方、乙方、丙方签名（单位盖章）后生效。
刘慕仁：以科技合作为抓手 篇6
刘慕仁委员今年提出《关于构建中国东盟科技交流合作机制的建议》提案，内容包括：加快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建立促进国家间的科技机构开展长期交流合作的机制；与东盟国家共建科技产业园区；设立中国-东盟科技交流基金。
刘慕仁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即“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中国与东盟应该有一个合作的切入点。
他说，“‘一带一路'建设从什么方面来开始很重要，从长期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来看，一开始从关系小的（方面）合作是最容易成功的。一定要找到一些抓手来促进合作，否则很多就停留在口号上面去了。”
刘慕仁委员说，近几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科技发展很快。中国很多省市都和东盟国家在科技方面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 比如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马中关丹产业园区，这些园区为科技企业的合作和技术转移提供了非常好环境、条件和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合作空间。但是，如何更好地促进双方之间的科技合作，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
刘慕仁委员说，他的提案中，加快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最为重要。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由中国科技部、东盟科技委及东盟有关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共建，是中国目前惟一一家国家级的面向东盟的技术转移机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交流合作的平台。他说，这个中心需要建设和完善。
“这个中心是一个国家层面构建的一个东西，要落实到民间去，落实到下面，所以就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需要做），不是说光是各国的科技部长坐在一起就能够推动得了的，还有好多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一些东西，需要建设和完善。”
刘慕仁说，从硬件上说，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已经落户广西南宁，目前该中心大楼一期工程刚动工，但是面积比较小，所以马上要建设二期工程；其次，加强网络建设，为协作单位提供他们所需的技术服务。从软件方面来说，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有技术转移交流合作需求的单位都参与进来；还要引进中介机构，因为技术转移相当复杂，包括技术评估、提供服务、如何生产应用，这些都要跟上。只有这样，这个中心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运作起来。
刘慕仁委员建议，应重点宣传中国与东盟企业之间合作，宣传一些成功的科技企业，树立典型，起到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让其他的企业一起学习、参与、合作，同时也通过合作带动企业的发展。他还建议把一些科技合作企业列入旅游范围，增强推介效果。
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7
关键词：国际科技合作,纳米中心 (NERCN) ,巴西,纳米技术
国际科技合作是指在世界范围内, 寻求最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与本国的优势重新组合与配置, 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1]。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 国际科技合作已成为提升创新效益和效率的关键领域, 各国都试图通过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来充分利用全球最优质的创新资源, 通过不断参与国际科技创新活动减少成本、增强创新的能力[2]。近年来, 欧美等发达经济国家以自身需求和国家利益为导向, 以吸收高新技术和人才以及开拓国际技术市场为目的, 在政府层面上与国外具有优势技术水平和科技资源的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大量双边或多边科技协议, 在这些协议指导下开展的对外科技合作数量不断增长。据初步统计, 美国仅联邦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就与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近900个科技外交方面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等[3]。
1 我国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
随着科技发展步伐的加快, 我国科技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国际专利授权量与日俱增, 部分专利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大量我国自主研发的科技产品具备相当雄厚的实力, 迈入国际市场已是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一方面, 我们要继续吸收以美国、欧洲、日本等为代表的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中的先进科技, 引进高水平科技成果,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与以巴西、印度、非洲等为代表的经济、科技水平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展开深入的国际科技合作, 通过科技援助等手段提高其科技水平。因此,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建立科技合作也是这些经济、科技水平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自身的内在需要。
鉴于国际科技合作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国政府通过以建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形式与包括欧美、俄罗斯、日本以及巴西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科技合作。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从能源、环境、材料等科技创新合作领域发展到经贸合作领域。技术转移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所占比重越来愈大, 技术的输入输出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 国际科技合作方式也趋于灵活、多元化。
基于我国目前科技合作的发展现状, 合作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依合作渠道可分为“中外型”、“中中外型”和“中外外型”;依合作目的可分为“R&D型”、“二次开发型”、“技术辐射型”和“产品产业化型”等;依合作内容可分为“互访交流型”、“引进核心技术或产品型”、“引进设备型”、“引进核心部件型”和“引进材料型”等;依合作组织可分为“民间合作型”、“政府间合作型”和“混合型”等;依科技实力可分为“强-强合作型”、“强-弱合作型”和“弱-弱合作型”等;依合作参与方数目可分为“双边合作型”和“多边合作型”等[4,5]。
上述任何类型的国际科技合作都离不开“政府主导型”和“自由发展型”的分类。“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指在社会发展领域、政府投资的重点项目等方面, 由政府整合资源、发挥主导作用、组织和协同相关主体协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发挥了政府在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科技发展需要规划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等方面的优势。“自由发展型模式”主要是指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等主体为主, 由主体根据自身组织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来自主开展各类国际科技合作, 凸显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发挥自身市场或技术优势[6,7,8]。然而, 如何将政府主导型与自由发展型两种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相结合, 从而使各自优势都得到彰显, 无疑是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的探索和发展。
2 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
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简称“纳米中心”) 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成立, 是国家在布局发展纳米科技与产业方面专门设立的从事纳米技术及应用研究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 纳米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我国纳米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007年,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批准“纳米技术与产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在纳米中心设立, 为中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针对国际经济发展、纳米科技发展出现的新趋势和自身的需求, 纳米中心积极与多国 (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韩国、丹麦、荷兰、巴西、智利等) 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在纳米科学技术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承担了10余项国家及地方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此外, 纳米中心积极与国外知名企业建立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以引进国外先进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化运作模式, 积极推进中心的纳米技术与产品输出, 并与国外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为中心拥有的纳米技术占领国际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 纳米中心在国际合作方面形成了多样化格局, 已在人员互访、签约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研究项目合作、建立联合工作组、人才合作、技术输出等方面, 全方位展开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对外交流工作的层次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合作伙伴不断增多。
3 纳米中心与巴西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
我国纳米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大批成果, 在诸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近年来, 巴西政府非常重视纳米技术的发展, 巴西科技部已经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纳米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和部署, 建立了由各部委共同组成的纳米技术联合委员会, 总体负责国家纳米技术发展规划和管理;确立了纳米材料、纳米器件与系统、纳米生物技术等主要的发展方向;倡导整合资源, 联合了国内几十家相关实验室, 建立了巴西“国家纳米技术联合实验室体系”, 集合了国内一批科研机构推进纳米技术发展, 部分技术成果已经在工业界获得了应用。因此, 在巴西有关国家纳米技术发展战略的引导下, 纳米技术必将会支撑巴西在新世纪科技与产业的发展。
巴西的纳米技术具有自身的特点, 但在整体规模、全面性和应用开发方面与我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 巴西对我国领先领域的纳米技术仍有巨大需求。近年来, 中国与巴西两国的双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政治互信逐步加深,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
纳米中心作为国家在发展纳米技术研究方面的布局单位, 多年来十分重视纳米技术的应用研究, 在已签署的合作协议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资源, 积极与巴西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以行动落实双方政府签约的合作内容, 为推进我国纳米技术与产业的发展, 以及中巴的合作和友谊多做贡献。
(1) 合作模式创新:政府主导与自由发展相结合
2009年, 中巴政府签署了《科技与创新合作工作计划书》。在此基础之上, 为推动两国在纳米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011年4月, 中国科技部与巴西科技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国巴西纳米技术研究和创新中心的谅解备忘录》。同年6月, 中巴政府签署了《中国政府与巴西政府十年合作规划》, 纳米技术合作被列为了该框架战略合作协议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 纳米中心作为中方的管理机构之一和中国科学院一起与巴西相关单位共同参与建设“中国-巴西纳米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 为了推动中国与巴西在纳米技术及产业化方面的交流, 纳米中心与巴西相关科研机构积极对接, 与巴西能源与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CNPEM) 、巴西纳米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LNNano) , 于2012年在上海召开了“纳米科技发展中巴双边会议”, 探讨纳米技术应用研究合作内容, 并签署了《纳米技术开发与推广合作协议》, 开启了中巴纳米技术合作的大门。
自2012年9月纳米中心与巴西相关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以来, 为进一步落实双边合作协议, 纳米中心与巴西开展了多层次的频繁交流。纳米中心与巴西科技部、巴西纳米技术国家实验室和中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在巴西坎皮纳斯联合举办了“2014中巴纳米技术发展论坛”;参加了由巴西圣卡塔琳娜大学和巴西CERTTI基金会组织的“巴西第二届纳米技术研究与产业化论坛”;并派代表团对巴西进行了多次访问, 与巴西纳米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巴西能源与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纳米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光源实验室等) 、巴西能源与核研究所、巴西坎皮纳斯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巴西圣卡塔琳娜大学等多个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主要科研机构进行了交流, 对巴西开展纳米技术研究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并与更多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时, 巴西相关机构代表也应纳米中心的邀请来中国进行了访问, 对中心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环境治理、能源、传感、医疗等方面的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双方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巴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人员互访及长期沟通, 中巴双方聚焦了合作点, 开展了项目联合研究, 同时建立了长期的交流机制。
(2) 合作管理形式创新:统筹规划、个性化管理
中国与巴西具有不同的国情, 故纳米中心与巴西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跨国合作也要依两国具体情况而定。中巴双方会对每次合作进行充分的沟通及协商, 先统筹规划拟定符合双方发展的“共赢”方针, 再结合各自的情况进行适合的个性化管理, 最大程度发挥纳米中心在纳米应用研究领域的优势, 帮助巴西在纳米科技方面取得进步。同时, 纳米中心积极进行人员交流, 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巴方培养青年科技人员。
(3) 合作内容及成果创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纳米中心与巴西纳米技术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根据巴西市场的需求, 合作开发具有针对性的纳米技术产品, 推动纳米技术成果在巴西开展推广应用。
纳米中心与巴西国家纳米实验室联合承担了《纳米功能材料产业化关键技术联合开发与推广应用》项目, 并于2013年与巴西某纳米技术公司签订了《纳米技术与产品推广合作协议》等, 为中心的技术和产品出口巴西奠定了基础。之后, 纳米中心代表团远赴巴西, 与巴方高层举行了多次会谈, 在技术研发及产品销售方面等进行了深入沟通, 针对巴西市场特点, 在多种纳米功能材料的应用方面开展系列合作, 进行联合开发及推广。
目前, 纳米中心与巴西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纳米技术领域已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多个方面均取得了大幅进展: (1) 进行了频繁的人员互访, 并形成了长期交流机制; (2) 在纳米功能材料领域开展了多项科技项目技术合作; (3) 与纳米技术企业在纳米产品方面开展了合作, 进行产品输出; (4) 积极进行人员交流, 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巴方培养青年科技人员。
4 结论与展望
纳米中心在国际合作方面形成了多样化格局, 已在人员互访、签约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研究项目合作、建立联合工作组、人才合作、技术输出等方面, 全方位展开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对外交流工作的层次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合作伙伴不断增多。
纳米中心与巴西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已取得了一系列初步成果, 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纳米中心将在已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 不断深入、拓展与巴西在纳米技术领域的合作, 为中巴合作夯实基础, 为中巴友谊多做贡献: (1) 继续坚持中巴双方频繁交流, 将目前开展的双边互访及“双边论坛”制度化, 发展成为长期性的定期双边交流活动, 建立长期稳定的中巴纳米技术合作交流平台; (2) 切实落实双方的项目合作, 通过与巴西科研机构开展长期稳定的纳米技术联合研究, 为巴方合作单位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 (3) 通过与巴西企业联合开展针对性的应用技术及产品开发, 实现我国纳米技术及产品在巴西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 (4) 建立和完善双方人才交流机制, 为双方培养纳米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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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8
(一) 通河县基本情况
通河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 小兴安岭南麓、松花江中游北部、松嫩平原东部的边缘地带, 隶属于哈尔滨市。全县幅员面积5678平方公里, 下辖6个镇、2个乡、82个行政村、224个自然屯, 包括通河镇、乌鸦泡镇、清河镇、浓河镇、凤山镇、祥顺镇、三站乡、富林乡。总的地貌特征为“七山半水一分田, 分半沼泽和荒原”, 耕地面积180.2万亩, 人均耕地15.2亩, 在北方属于人少地多地区。
在多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 通河县发展创新求变、快中求稳, 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 经过多年来艰苦努力的奋斗, 通河县相继被授予全国文明县城、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全国残疾人社区康复示范县等荣誉称号。在棚户区改造、农村泥草房改造、新农村建设、“三优”文明城市创建、信访稳定、平安创建等多项工作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 2010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全市主要责任指标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单位, 2011年又被市委授予服务新战略十佳党委。
(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基本情况
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最早出现于20世纪末, 主要以农村专业协会的形式组建。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 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大力发展。目前, 通河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84个, 其中, 种植业101个, 养殖业32个, 农机28个, 加工业14个、渔业2个、其他7个, 184个组织共有成员8096人。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种植业占比重的54.9%;养殖业为17.4%;农机服务业为15.2%;其他产业为12.5%。
第一, 在良种和科技成果引进方面, 合作社都能向社员统一供种, 供种率基本可以达到100%, 在统一供种节省成本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合作社负责人对科技成果的生产效益基本都能认同。但是出于资金投入和生产风险的考虑, 一些合作社对先进科技成果的使用还不是十分放心, 宁愿持一种观望态度。在走访的60家合作社中, 有47家合作社的负责人表示会慎重考虑良种和科技成果的引进, 并希望在看到切实的效果之后再投入农业生产。
第二, 在技术咨询与技术指导方面, 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采取“定点定量”的咨询方式, 即社员在生产过程中哪方面遇到技术上的困难, 合作社就会请来相关的技术人员给予解答。这种方式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社员眼前的技术难题。在技术指导方面则多采用“应时应季”的指导方式, 即在不同的节气, 合作社会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为社员讲授相应农业知识。调查显示, 50家合作社会为社员提供定期的技术咨询与培训, 超过被调查合作社的90%。
第三, 在农业信息服务提供方面, 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会由于担心信息的不可信而使其提供的农业信息种类过于单一。通过调查发现, 被调查合作社的60家都为社员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农业气象信息、农业科技信息等, 提供的信息基本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有55家合作社负责人表示其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信息种类太少。
二、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查所走访的合作社分布于通河县境内六个镇、两个乡, 所调查的合作社种类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农机服务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社, 所做调查比较全面。通过实地的走访调查发现, 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都会开展某些科技服务, 如统一购入生产资料、提供科学技术咨询与指导、定期对农民进行培训、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信息等。但是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供科技服务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 合作社提供的科学技术咨询与指导不够系统
在实地的调查和走访中, 我们发现, 被调查的6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都为社员提供科学技术咨询与指导, 但是, 这种咨询和指导并没有系统地、全面地针对每一位社员, 而只是在社员自己有问题或疑惑的情况下, 可以向社内的技术人员进行咨询, 技术人员的辅导也只是针对这位社员。这种单一、零散的技术指导对于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十分不利, 虽然可以解决社员当下面对的问题, 但由于技术咨询并不系统、不规范, 所以当社员在生产过程中再遇到问题时, 无法做到举一反三, 仍需要求助于技术人员。
(二) 合作社对农民进行的培训次数过少
农民专业合作社针对社员所进行的培训可以提高社员的科学知识及技能, 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有着重要作用。但是, 调查显示, 只有6家合作社会对社员进行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各类培训, 如种养殖培训、田间管理培训、农机具使用培训等等。有32家合作社则只是在春季播种和秋季收割之前进行两次简单的培训, 有49家合作社进行培训的次数在2-5次之间, 培训次数过少非常不利于农民的学习。
(三) 合作社提供给农民的农业信息量不足
调查发现,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合作社能为农民提供的农业信息十分有限, 信息量明显不足。多数合作社只能为农民提供少量的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农业气象信息、农业科技信息, 对于那些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农业政策信息 (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优惠扶持政策) 、农业经济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内容鲜少提及, 甚至有些合作社的负责人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些是农业信息。在被调查的60家合作社中, 有8家合作社信息发布的次数不足两次, 只有5家合作社发布信息的次数超过了10次, 有47家合作社信息发布的次数集中在5-10次之间。这些过于简单而又十分不足的信息量, 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需要。
三、改进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 合作社负责人提高自身素质和意识
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一家合作社的灵魂人物, 头脑灵活、懂得经营又具有人格魅力的负责人往往可以带动合作社朝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对于一家合作社的领军人物来说, 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和意识。第一, 在日常生活中, 负责人应主动学习与自己所在合作社生产、经营有关的各项知识, 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 为成员提供更为可靠安全的农业信息;第二, 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 负责人应培养自己的魄力, 以便在新品种、新技术、新工具的引进上不会畏手畏脚, 影响到合作社的发展;第三, 在平时与社员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负责人应做到“亲民、近民”, 不应有领导架子, 在与社员的互动过程中, 多听取社员的意见和建议, 更加有利于合作社更好的发展。
(二) 合作社完善内部机构设置及培训体系
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通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组织结构并不完善, 机构设置也不尽如人意, 因而使得决策的结果可能并不理想。合作社可以从以下两点做出改进:第一, 完善内部机构, 明确机构设置, 各个部门要有专门负责人和固定成员, 并且参与到与部门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第二, 完善咨询培训体系, 针对社员都比较关心和需要的技术进行定期培训, 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到合作社的办公地点进行培训。而针对社员所需的各种信息要做到定期发布, 可以采取张贴公告、散发宣传单和发送手机短信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
(三) 政府部门加大对科技服务内容的宣传力度
第一, 政府各级农业推广组织定期对合作社的相关人员进行科技服务知识普及, 尽量多采取“宣传人员走下去”的形式, 以农民的方便为标准, 多为农民着想, 这样一来, 也会得到农民的更多支持;第二, 政府各级宣传部门可以通过制作相关内容的宣传海报或画板的方式, 在村委会办公室或合作社办公室内进行展览, 宣传海报或画板的设计应多以清晰明了的图画及简单文字为主, 内容做到简单、生动、有趣、易懂;第三, 政府部门组织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参观优秀的合作社, 所参观合作社的选取应做到特色突出, 参观的内容也要选取利于展示的, 以最直观的方式达到宣传的效果。
(四) 政府部门加强对科技服务的资金扶持及政策支持
第一, 政府部门可以继续以资金鼓励合作社, 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进步;第二,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奖励实物的方式带动合作社的积极性。首先组织专业人员对合作社的物资拥有状况和盈利能力进行评估, 了解其主要缺少哪种物资, 再根据合作社物资的紧缺程度及盈利状况的排名情况决定何种物资归属哪家合作社。在这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加强管理, 规范各部门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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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中共通河县县委第十四届全会报告[R].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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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青.改善县级政府调控作用, 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4 (8) .
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9
科技中介是指在技术的创新、扩散与交易的过程中, 联结各利益主体, 为科技企业的创业和发展提供各种信息、智力和知识服务的机构,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三个当事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采用方和供给方[1]。在三方的合作过程中,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采用方和供给方都不能观察到未来的变数, 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技术供给方委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代理技术供给方委托的技术推广和扩散等事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委托技术采用方, 技术采用方代理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从事技术成果转化等事项。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合作过程中, 如果各方都恪守其职, 维护共同的利益, 毋庸置疑三方肯定都是受益者, 但由于在真正的运作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三方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关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 技术供给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博弈关系分析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 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如果有, 就是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 强调的是效率、公正、公平。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企业之间的谈判、签订契约, 就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合作博弈是最有效率的[3]。因此, 只有合作博弈可以使技术供给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会有持续、稳定的收益。而合作博弈的前提是合作双方达成博弈双方都可以遵守的契约, 且博弈双方都要严格遵守, 任何一方破坏契约, 虽然可以得到一定的个人收益, 但要以破坏合作博弈为代价, 甚至遭到对方在下一轮博弈中非理性的报复, 从而最终损害自己的收益[2]。技术供给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之间满足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博弈双方依托项目:黑龙江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方有利益的共同点;博弈双方能互相沟通, 在各种可选策略中选出各自最满意的策略;博弈双方能互相监督, 从而保证最满意策略的实施。
技术供给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除了要面对他们双方的博弈, 还要面临关于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博弈, 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能否通过寻找合适的技术采用方使之发展并获利。不对称信息存在于技术供给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之间:首先, 技术供给方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能力、信用等并不了解;其次, 技术供给方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寻找的合作方即技术采用方不了解, 对技术采用方的能力、信用也不了解;再者, 技术供给方不能观察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选择, 观察不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技术采用方具体投资过程, 只能观察到其收益。
这样, 在技术供给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博弈中, 技术供给方明显处于信息劣势。为了保护技术供给方的利益, 技术供给方可以考察相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以往记录, 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尽职调研, 了解它的诚信和能力, 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假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资信高, 技术供给方进行了尽职调研, 合作后技术供给方的收益为8,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获得的收益也为8;假设虽然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资信高, 但技术供给方没有做尽职调研, 虽然也能盈利, 但它没有解决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收益分别为 (4, 4) ;假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资信不高, 技术供给方做了尽职调研, 决定不选择合作, 无收益;技术供给方不做尽职调研,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资信又不高, 合作后会亏损, 分别为 (-1, -1) 。
如果技术供给方选择资信低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合作, 这会影响他技术的扩散和成果转化, 因而他必须做好尽职调研, 二者的均衡是 (资信高, 尽职调研) , 即技术供给方进行尽职调研, 选择与资信高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合作, 则可共同获取高收益。当然,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 也存在着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技术供给方所提供的技术的调研程序, 以获得更多关于技术科学性、可行性等信息, 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假设技术供给方提供的技术是高质量的,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进行了尽职调研, 合作后技术供给方的收益为8,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获得的收益也为8;假设虽然技术供给方提供的技术是高质量的, 但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没有做尽职调研, 虽然也能盈利, 但它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收益分别为 (4, 4) ;假设技术供给方提供的技术质量不高,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做了尽职调研, 决定不选择合作, 无收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不做尽职调研, 技术供给方提供的技术质量又不高, 合作后会亏损, 分别为 (-1, -1) 。
同上分析, 二者的均衡是 (技术质量高, 尽职调研) , 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尽职调研, 选择与提供高技术的技术供给方合作, 则可共同获取高收益。
3 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行为的博弈模型
我们来构建一个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行为的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在分析中我们不去研究各个影响因素如何影响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 我们只研究他们采取不同行为的概率及此行为给他们自身带来的后果[4]。
我们假设:
(1) 技术采用方选择背叛的概率是p, 显然合作的概率是1-p,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选择背叛的概率是q,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选择合作的概率是1-q。
(2) 二者都选择合作时的收益是rs , 背叛时的收益是rf , 一方合作, 另一方背叛时的收益是rm。
(3) 理性的认为共同合作的收益一定最大, 而共同背叛的收益一定最小, 即rs>rm>rf。
(4) 技术采用方收益的分配比例为α,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比例为1-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技术供给方收益比例分别为β和1-β。 (在这里, 我们假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技术供给方按照事先签订的协议对收益比例分配) 。
在此假设之上, 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策略选择及收益, 技术供给方的收益表示如下:
我们知道, 无论技术采用方还是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都以自身成本收益效用分析作为其决策的依据。只有他们的合作收益效用大于合作成本效用, 他们才会选择合作。
于是, 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而言, 只要满足R (合作) 大于等于R (背叛) , 即:合作的收益大于合作的机会成本,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将选择合作的策略, 用公式表示如下:
β (1-α) rs (1-p) +β (1-α) rmp>=β (1-α) rm (1-p) +β (1-α) rf p
整理得
也就是说当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判断技术采用方背叛的概率小于等于
同理, 对技术采用方而言, 判断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背叛的概率小于等于
对于技术供给方而言, 其收益主要取决于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情况:
(1) 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判断双方的背叛概率都小于
(2) 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判断双方的背叛概率都大于
(3)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认为技术采用方背叛的概率大于
(4) 当双方认为背叛的概率正好等于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在三方参与的合作生产中, 技术供给方是被动的一方, 其收益完全取决于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策略。因此, 技术供给方是三方中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一方。
4 技术采用方与中介机构间的博弈对技术供给方收益的影响
根据前面分析的三方关系可知, 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双方达成合作协议之后, 他们之间存在着积极合作与背叛两种选择。
4.1 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
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基于各自的目的, 如果双方充分相信对方是诚实可信的合作伙伴, 并且认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的要求 (也即认为对方的信息充分且可靠) , 这时可以通过合作使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共同合作的选择下,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会及时为技术采用方的创业和发展提供各种信息、智力和知识服务, 技术采用方则及时全面提供给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需要的信息, 并及时根据环境做出合适的决策。
4.2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背叛
对于技术采用方而言, 虽然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技术的提供者, 但事实上, 技术来自于技术供给方, 技术供给方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当发现为实现预想目标利润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时,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可能会背叛技术供给方, 采取放任技术采用方自求生路的策略。这时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可能不会及时甚至中断提供各种服务和较少涉及技术采用方的技术转化管理。
4.3 技术采用方的背叛
虽然很多技术采用方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但背叛的诱惑仍然存在。在合作之初, 即使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了确定未来发展的前景去评估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和增长潜力, 但由于知识产权法不能保护透露信息的企业家的产权, 企业家 (技术采用方) 也不愿意暴露技术细节。技术采用方也存在对于技术发展前景的再认识, 并因此否定了原来的想法, 对前景不抱有太大信心的情况下, 技术采用方也可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采取背叛战略。
4.4 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共同背叛
一是机会成本鼓励两者背叛。假如技术采用方寻找到更好的技术, 就会刺激他采取背叛或退出战略。机会成本更刺激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采取背叛战略, 他们不断评估新机会、寻找回报更高的新技术。二是合谋的诱惑。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尝试技术转化的过程中, 更加了解技术的发展前景, 更明白技术的推广能为他们带来的收益。二者可能在表面上做出共同背叛的假象其目的是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份额。
综上所述, 技术供给方由于不参与技术的转化过程, 所以其收益完全由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态度决定。而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态度,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函数, 由技术采用方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成功欲望, 对发展前景预期, 机会成本, 管理知识, 思想品质, 私人关系, 奉献精神等因素决定。
5 对策建议
综上分析, 在三方的合作过程中,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采用方和供给方最优的行为是恪守其职, 维护共同的利益。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对于技术供给方而言, 其收益主要取决于技术采用方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情况, 为了保护技术供给方的利益, 技术供给方可以考察相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以往记录, 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尽职调研, 了解它的诚信和能力, 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于技术采用方而言, 应选择合作收益效用大于合作成本效用的项目, 充分保证技术采用方利益不受损害。对于科技中介机构而言,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担负维护社会利益的使命,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应通过寻找合适的技术采用方并使之发展并获利来促进三方合作, 维护三方共同利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科技中介机构以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为基础, 与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 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重要的支撑性服务, 在有效降低创新创业风险、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对于全面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三个当事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采用方和技术供给方。在三方的合作过程中, 由于都不能观察到未来的变数, 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 通过博弈分析, 探讨在三方参与的合作中的利益关系。
关键词：科技中介机构,博弈分析,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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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10
一、促进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的现实意义
首先, 台湾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成熟, 应用型研究和设计相对发达, 综合实力较强, 并且储备许多专业人才, 拥有一批素质良好的科研人员。此外, 台湾地区科技服务机制灵活, 市场适应性强, 科技市场化、商品化方面也比较成功, 金融资本也较为雄厚。另外, 还具有国际化的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 习惯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
其次, 台湾地区主要生产技术仍然依靠引进, 基础研究人力与投入相对较少, 除电子信息业发展较具实力外, 其他高科技产业较为落后。近几年由于台湾地区制造业的外移, 导致狭小的内部市场和需求进一步萎缩, 使科技服务业经营倍感吃力, 发展环境恶化。此外, 随着台湾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科技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再次, 海峡西岸经济区科技服务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科技成果商品化与市场拓展能力不足, 并且缺少成熟的市场运营机制, 资本也相对不足。当然, 海西拥有人力资源、劳动成本的优势, 近些年也建立了一支素质较好的科技队伍, 研发能力不断增强, 此外, 海西还拥有较为广阔的科技服务市场。随着大陆产业转型升级的到来, 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可为台湾地区科技服务业开拓新市场, 增加台湾地区服务贸易的出口。此外, 两岸科技服务业的合作能够有效降低台湾地区科技服务业的运营成本。
第四, 由于海峡两岸的许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主要是来自模仿、引进和改良发达国家的研发成果, 而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技术和经济的领先地位往往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对外输出。对此, 海峡两岸的科技服务业应取长补短, 加强合作, 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挑战, 共同进步。
总之, 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有资源互补的优势, 整合双方资源, 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 可以共同推动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海峡两岸都十分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大陆“十二五”规划中确定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目标, 而台湾地区“黄金十年”经济发展战略也提出要重点推动六大新兴产业与十大服务业, 这其中研发服务业都是两岸未来服务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两岸在研发服务业发展政策上的一致性, 为两岸科技服务业的合作带来了机遇。
二、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的规划与机制
首先, 海峡两岸应以《两岸知识产权合作协议框架》《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为基础, 制定科技成果转让、科技项目推广和评估、互授专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司法执法体系, 联合组建专利数据库, 建立协调两岸知识产权纠纷的机构, 建立知识产权评估、管理与转移制度, 从而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减少海峡两岸知识产权的纠纷。
其次, 海峡两岸应共同研究世界科技竞争的格局和产业转移的规律, 研究两岸科技服务业在全球科技和经济价值链中的优势和地位, 再根据各自的创新优势错位发展, 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格局, 从而提升两岸科技服务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 应鼓励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互相授权、交换技术, 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封锁, 并且奖励对促进两岸科技服务合作有贡献的机构和人士。
再次, 借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机制与模式, 本着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原则, 寻求切实可行的两岸科技服务业制度性合作框架, 积极探索与实践“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合作模式, 建立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市场共闯的合作机制, 制定促进两岸科技服务业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鼓励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双向落户, 到对岸互设科技服务机构或合作建立科技服务机构。
第四, 在海峡两岸分别建立科技服务业协会, 一方面为协会成员提供各种信息, 促进业内人士交流, 另一方面通过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及服务标准, 推动行业自律, 反对知识产权侵犯、欺诈和垄断等各种违法行为。在此基础上完善两岸科技服务行业协会的密切合作机制, 定期相互实地考察与交流, 交换情况、问题和意见, 还可以进行协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科研基地, 互派科研人员等。
第五, 以完善台湾学者创业园和中小企业创业园为基础, 吸引、鼓励台湾科技服务人才到海西从事研发活动、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转化科技成果, 制定和完善科技创新分配政策、保障政策和奖励政策, 对优秀台湾科技人才、创新团队给予创业启动资金或科研经费支持, 同时完善台湾人才通行、税收、劳动和医疗保障等规范性措施及开展台湾专业人才参加职称评定、资格考试和认证试点工作, 维护台湾科技服务人才的合法权益。
三、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的平台
首先, 共建共享科技信息资源平台。台湾科技信息资源已优化整合, 形成了产、官、学、研一体化的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政策研究与咨询中心 (STPI) 。海西可结合自身的特点效仿STPI模式, 建立以文献资料、大型仪器共享为目的的科技资源共享交流平台, 协调政府、研发机构、高校和企业等信息资源, 建成标准化、系统化、开放型的信息网络, 打破信息资源的垄断, 从而降低创新主体获得信息资源的成本。在此基础上, 两岸共同制定科技信息资源平台的统一标准, 实现两岸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对接, 同时推进两岸基础性科技资源的联网共享和大型公共仪器设备等资源共享。
其次, 共建共享产业技术研发平台。两岸要面向创新需求, 共建共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服务于重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 鼓励两岸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参与公共技术平台建设, 实现技术研发的融合、促进、拼接, 鼓励两岸研发机构与设计中心开展交流与合作, 从而带动海峡两岸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技术升级。继续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基地, 以项目带动平台建设, 通过两岸高科技项目、科技机构、科技人才、知识产权、科技信息等有效对接合作, 最终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发展的基本格局。
再次, 共建共享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进一步发挥“4·8”台交会、“5·18”海交会、“6·18”项目成果交易会、“9·8”投洽会等大型涉台展会及科技论坛的平台作用, 可邀请台湾的行业协会联合承办以吸引台湾科技成果及其产品参加展会、论坛活动, 促进台湾科技成果与海西技术需求有效对接, 提高规模与影响力。同时, 积极组织海西科研成果及产品赴台展出, 实现两岸科技成果的共享, 鼓励两岸研究中心、育成中心、技术交易中心、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驿站等平台开展交流与合作, 促进科技研发成果互惠与运用, 促进两岸科技服务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四, 共建共享科学园区。借鉴美国硅谷发展经验, 建立海峡两岸合作的科学园区作为连接两岸科技服务业的桥梁, 科学园区不仅提供技术研发基地, 也提供孵化生产平台, 从而避免造成两岸科技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可邀请台湾有关方面专家来园区指导, 并引导台商参与园区投资、建设和管理, 提高园区产业的孵化能力, 同时鼓励两岸科学园区开展交流与合作, 以园区促进产业对接。
第五, 共建共享科技人才资源管理平台。一是把分布在两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登记造册, 分类管理, 建立共享的科技创新人才库;二是以两岸高校为平台, 建立科技人才共育基地, 经常、定期性地举行各种主题的培训;三是要建立顺畅的合作研究渠道, 推进两岸科技服务人才的交流与互补, 继续实施海峡两岸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项目, 吸引两岸的科技工作者参与两岸发展共同关注的研究项目, 开展重大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四、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的内容
科学试验与研发服务业合作方面——首先, 要加强海西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 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品检测中心、博士后站点等平台的建设与开放, 邀请台湾科技人士与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与创新活动, 联手开展技术难题攻关, 联合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的开发——如两岸找到共同的技术瓶颈后进行公开招标, 由两岸的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组建创新团队或联合建设实验室, 共建技术联盟、专利联盟、创新联盟, 共同突破技术瓶颈。其次, 发挥海西政策、人文、环境等优势, 吸引台湾高校、科研院所、台资企业来海西单独设立或与海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采取股份制等形式组建科技研发机构, 鼓励其参与海西重大科技项目的竞争与投资, 并且在政策方面给予优惠条件, 从而引导台湾高端科技要素和科技服务机构在海西聚集发展。
科技交流推广与成果转化服务业合作方面——首先, 海西各类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类园区、合作基地要重视承接台湾科技创新成果的转移, 积极承接、吸纳台湾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其次, 进一步举办好两岸科技项目对接会和科技成果转化高峰论坛, 交流分享两岸科技成果应用与转让的经验、做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 促进两岸科技项目对接、机构对接、人才对接、知识产权对接和科技情报对接。再次, 在巩固发展现有科技园区及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的基础上, 推进与台湾科技产业相衔接的台商投资产业专业园区的建设, 鼓励创建台湾科技人才创业园或成果转化基地。
科技中介服务业合作方面——首先, 加快海西各类科技中介机构的培育和发展, 使之成为联系两岸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纽带, 同时吸引台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到海西设立分支机构, 促进两岸科技中介机构的能力建设和资源整合。其次, 建设两岸技术交易和转移中心, 内设技术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技术评估中心等专业机构, 吸引创业投资机构、贷款担保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专利和商标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入驻, 促进两岸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聚集和融合。再次, 引入台湾科技金融机构, 鼓励台湾金融机构参股海西区科技发展银行, 引入台湾创业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科技保险公司等建立分支机构或创建科技创业投资公司。
摘要：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有资源互补的优势, 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有利于两岸科技服务业的共同进步, 促进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促进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的合作应精心设计, 并从合作规划、合作机制、合作平台、合作内容入手。
关键词：海峡两岸,科技服务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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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11
尹洪斌高度评价了联盟的成立。他指出，目前企业招工难、大学生就业难，局面既尴尬又矛盾，根本原因在于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与企业的用工标准脱节。联盟的成立将企业的课程提前引进学校课堂，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走进企业熟悉岗位要求，实现了学与用之间的无缝对接，从根本上解决了供需之间的矛盾。最后，他鼓励联盟要贯彻宗旨、履行义务、争做精品、做成品牌。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联盟理事会。洛阳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主任、华唐中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明元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曹明元表示，各理事单位要把联盟当成一个大家庭，有困难就找联盟。他提出联盟成立后要先做三件事：搭建一个微信平台、搞两个针对企业和院校的服务中心和打造产、学、研三个实体。
科技服务合作论文 篇12
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但是,企业合作创新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诸如企业文化等带来的创新效率问题、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机会主义等(陈夏生等,2009[1];易余胤等,2005[2])。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积极合作创新收益、消极合作创新收益、消极创新成本等因子引入动态博弈模型中,探讨合作创新中积极创新与消极创新的博弈演化机理,结合创新、政策、协同性、环境等因素分析其影响原因,并探讨如何避免投机主义等消极行为,促进企业积极合作创新。
1 合作创新与相关研究
合作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党兴华和刘兰剑(2006)从产业技术生命周期与企业资源两个视角探索了跨组织技术创新合作的动因[3]。陈坑等(2007)得出在技术溢出较为普遍的情况下,若合作企业处于同一产业或者高度相关产业部门内,则共同研发的合作创新模式比独立创新更有利[4]。Arranz等(2008)基于资源,发展了一个用来预测企业和不同类型企业合作创新相对效率的理论框架[5]。Owen等(2008)提出了管理创新联盟的ABCs框架,论述了通过对合作创新中企业结盟、边界和承诺的管理来提升合作创新的成功率[6]。
对于合作创新中的不确定性或者机会主义,Gamal Atallah(2002)提出信息共享是企业研发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7],Lucia(2000)在研究中提出研发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发支出协调、信息共享以及合作风险的稳定性[8]。同时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机会主义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持续性的重要方式(Guttman,2000[9];Rajiv,2003[10])。Ananish(2002)则研究了一个具有不同信任度和不同互惠程度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并试图说明具有不同特性的人合作时会表现出不同的信任程度和互惠程度[11]。孟卫东等(2009)认为降低投机风险,提高研发联盟成员的资源投入量,是决定研发联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12]。我国学者在研究协同创新时提出,对于技术的高需求往往会促进协作的开展,但同时技术在集群中的扩散也为合作企业带来了投机的机会,因此企业合作中往往存在动态博弈的过程(许庆瑞等,2004[13];刘友金等,2002[14])。
2 动态博弈模型假设及建立
2.1 有限理性和进化稳定策略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各个参与主体之间通常是有差别的,即各参与方的学习能力、所处环境及过去经验等均不同,故而很难满足“参与各方均是完全理性”的条件。因此,本文基于有限理性的前提对合作创新进行动态博弈分析。
有限理性即意味着参与博弈的各方往往不会一开始就找到最优策略,而是会在博弈过程中学习,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的策略,进化稳定策略则是指该策略不仅是一种均衡状态,而且对少量偏离的扰动具有稳健性:即若有博弈方还会“犯错误”,最优反映动态仍会使博弈方的策略很快回到原状态。
2.2 博弈假设
(1)假设企业A与企业B是独立经营的两家对称企业。
(2)企业A与企业B对合作创新的策略集均为:{积极创新,消极创新}。其中“积极创新”是指双方按照合约共同创新,资源、信息与技术合理共享,共同承担风险,积极完成合作创新;“消极创新”则是指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存在投机行为,即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技术不愿意分享,另一方面学习对方技术,抱着“搭便车”的心态以较少的投入坐享双方的合作成果。
(3)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其中R1表示二者均积极合作时,可以获得的正常收益;C1表示积极合作时所需成本;R2表示当企业一方选择积极合作,而另一方选择消极创新时,积极一方所获收益,R3则是指消极一方所获收益;C0表示选择消极创新时,所需成本;R0表示当双方都选择“消极合作”时,可获收益(其中:R1>R2,R3>R0;C1>C0)。
(4)本文考虑两人对称博弈,设在合作创新中积极合作的比例为x,则选择“消极合作”的比例为1-x,其中0≤x≤1。
基于以上假设,可得到2阶对称企业合作创新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2.3 进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设选择积极合作的企业的比例为x,不合作的比例为1-x。则选择积极合作的博弈方的期望收益为:
表1 合作创新博弈支付矩阵
选择消极合作的博弈方的期望收益为:
因此,群体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所以,复制动态方程为:
令,当F(x)=0,可以求出其三个不动点,即博弈动态模型可能的稳定状态点,其值分别为:
根据进化稳定策略的性质可以知道,一个稳定状态必须对微小扰动具有稳健性才能被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SS),即F(x)的导数F'(x)必须小于0。
当R2-C1>R0-C0时:
(1)若R1-R2-R3+R0>0,可推出R1-C1>R3-C0,则x3=(R0-R2+C1-C0)/(R1-R2-R3+R0)<0,因此该动态博弈模型仅有两个有效的不动点。根据F'(x)<0,仅存在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x=1。此时的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1所示。
图1 合作创新博弈复制动态相位图1
(2)若R1-C1>R3-C0,则x3>1,不符合0<x3<1,模型仅有两个不动点根据F'(x)<0,仅存在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x=1。此时的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与第一种情况下相同,如图1所示。
(3)若R1-C1<R3-C0,可推出R1-R2-R3+R0<0,0<x3<1,因此模型有三个有效不动点。仅F'(x3)<0,根据F'(x)<0,即模型仅存在一个进化稳定策略:x3=((R0-C0)-(R2-C1))/(R1-R2-R3+R0)。此时的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2所示。
图2 合作创新博弈复制动态相位图2
当R2-C1<R0-C0时:
(1)若R1-R2-R3+R0<0,则x3=(R0-R2+C1-C0)/(R1-R2-R3+R0)<0,不符合0<x3<1,模型仅有两个不动点。根据F'(x)<0,模型仅存在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x=0。此时的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3所示。
图3 合作创新博弈复制动态相位图3
(2)若R1-C1<R3-C0,则x3=(R0-R2+C1-C0)/(R1-R2-R3+R0)>1,不符合x3<1,模型仅有两个不动点。根据F'(x)<0,模型仅存在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x=0。此时的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与上一种情况相同,相位图如图3所示。
(3)R1-C1>R3-C0,则可以推出R1-R2-R3+R0>0,0<x3<1,模型存在三个有效的不动点。根据F'(x)<0,模型存在两个进化稳定策略,即x=0,x=1。此时的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4所示。
图4 合作创新博弈复制动态相位图4
2.4 合作创新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以及相位图,可知共有如图5所示的四种相位图。
在(a)中,当R2-C1>R0-C0且R1-C1>R3-C0时,无论一方企业选择积极创新还是消极创新,另一方企业积极创新的收益均大于其消极合作,此时博弈仅有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x=1,所有的企业都积极合作。其现实意义是,由于企业在合作创新时,能够充分利用合作资源,发挥互补优势,同时,由于有效的政策或者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惩戒措施,企业投机的成本较大,故而,“积极创新”的策略将成为有限理性企业的最佳选择。
其演化过程为:企业在最初情况下会出于保护产权或对合作不确定性的担忧,选择消极合作。但随着有企业开始积极合作,并带来R1的增加以及C1的减少,可以刺激和推动企业减少投机行为,因此,更多企业开始改变策略,x从0→1。
图5 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复制动态相位图
在(b)中,R2-C1<R0-C0且R1-C1<R3-C0时,无论一方企业选择何种创新,另一方投机带来的收益均大于其积极合作,此时进化稳定策略为x=0,所有的企业都选择消极创新。其现实意义是,合作创新的企业协同性较差,合作成本较高收益却不高,同时,由于创新中缺乏完善合理的监督惩戒措施,企业核心技术容易被模仿,背叛行为付出的成本较低,因此,“消极创新”将成为有限理性企业的选择。
演化过程,最初企业会选择积极创新,但随着投机行为的高收益低惩罚以及合作创新的低收益高成本,一些企业开始选择消极创新,造成x从1→0。
在(c)中,R2-C1<R0-C0,R1-C1>R3-C0时,即当一方采取积极合作时,另一方积极合作所带来的收益更大,反之类似。其现实意义是,企业合作创新最终会走向两个极端,企业均积极或消极创新。系统的演化受到初始状态的影响,阀值为x3=(R0-R2+C1-C0)/(R1-R2-R3+R0)。当x<x3时,积极合作创新的企业较少,多数企业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和投机的态度x→0,即当x>x3时,积极创新的企业较多,会产生较好的集体效应,在群体氛围的影响下,x从初始x0发展为1。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策略选择受到了群体中大多数企业的影响,即群体的整体协同性和企业所处的创新环境对于企业的合作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整体协同性较好时,创新环境氛围强烈时,集群内的企业对彼此的信任较强,企业间的创新习惯良好,并有完善的合作与监督机制,因此,更多的企业选择积极创新,集体的协同效应会不断加强,推动合作创新更好的发展。
在(d)中,R2-C1>R0-C0,R1-C1<Ra-C0时,唯一的稳定进化策略的值为x3=(R0-R2+C1-C0)/(R1-R2-R3+R0)。即无论集群中的初始状态如何,最终集群中积极合作创新的企业比例稳定在x3,即同时存在一部分企业选择积极和消极创新。这在现实中同样是合理存在,当有一方积极开展合作时,另一方可以选择搭便车的行为,其所获收益虽然小于积极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但由于消极创新时较低的成本,因此会使其总体收益较高。
在长期的发展中,随着创新收益和成本的改变,此种情况可能会向a或者b发展,若企业间可以增强协同性,发挥集体效应和协同效应,提高R1-C1,降低R3-C0,将会带动和激励更多的企业选择积极创新,在理想情况下,将会促使演化方向发展为a。
3 结论和展望
在合作创新中,关于积极创新和投机行为等消极创新一直是创新持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对合作创新中积极合作与消极合作的演化机制做了分析,并探讨了影响合作创新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企业合作创新是一个不断学习、模仿的过程,其演化存在复杂性,结果存在多样性,在极端状态下,会演化出x=0或者1的结果,在目前的合作创新中,通常较多存在的是x=x3的结果。
(2)企业合作创新的发展和演化受到合作收益、合作成本、监管机制、政策支持,以及群体中的创新环境和企业协同的影响。在群体中,良好的创新氛围有利于企业进行高效率低成本的合作创新,另外,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配合,对群体内创新氛围的影响会改善群体中创新的习惯模式和效率;同时,企业应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增强信任,增强企业协同性,有效地提高合作收益、降低合作成本;另一方面,还应该建立完善的合作监督机制,对投机行为采取有效的惩戒措施,并有效的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提高投机成本。
摘要：运用进化博弈理论,考虑积极创新和消极创新两个决策,将积极创新收益、消极创新成本等符合现实条件的影响因子考虑其中,探讨企业在开展合作创新时积极创新与消极创新的博弈以及演化机理,并结合现实情况对博弈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合作创新中积极与消极创新的博弈存在复杂与多样性,并受到创新收益与成本等创新效率因子、创新监管机制(对违约成本产生影响)、政策支持(对合作创新收益产生影响)以及企业协同性、集群中创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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