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共7篇）
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 篇1
摘要：目的:探讨医生的疾病诊断水平对肺结核病人经济负担的影响。方法:对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6个县 (区) 819例肺结核病人的诊断过程及诊疗费用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肺结核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5641.42元, 占家庭总支出的56.03%;就诊次数为5次以上的病人确诊前医疗费用为就诊次数为12次病人的2.03倍;有21.1%的病人属于诊断延迟。结论:提高医生对肺结核病的诊断水平, 减少病人就诊次数, 减少病人的诊断延迟。
关键词：肺结核,经济负担,医疗费用,诊断延迟
中国是世界上结核病负担最重的22个国家之一, 其病例总数位居第二, 其中大于80%的结核病例是农村病人。肺结核已成为农村地区因病致贫的主要疾病之一[1]。根据来自WHO和中国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议, 如何有效发现结核病病例和病例管理是制约目前结核病控制项目的瓶颈。实践证明, 结核病可以进行有效地预防和治疗, 只要结核病人能及时发现, 及时进行科学、系统的规范治疗, 就可以提高治愈率, 减少传染源及耐药的产生, 缩短治疗过程花费的时间, 从而减轻病人及社会的负担。肺结核病诊断水平决定肺结核病的确诊率, 从而影响肺结核的发现水平。为了解疾病诊断水平对肺结核病人经济负担影响, 从而为制定有效控制肺结核病和减轻肺结核病人经济负担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我们对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6个县 (区) 的肺结核病人诊断过程及诊疗费用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根据人均GDP水平使用多阶段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的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等和较差的各两个县 (区) 。从每个样本县区中随机抽取6个乡镇,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36个样本乡镇所有2006年10月1号到2007年9月30号登记的已经结束治疗的肺结核病人进行访谈。资料统一编码, 经整理、录入计算机并逻辑检查无误后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肺结核病人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调查819位肺结核病人, 邹城市143位, 金乡县148位, 薛城区135位, 台儿庄区132位, 滨城区120位, 无棣县141位。肺结核病人家庭2007年预计平均收入8560.66元, 预计支出10064.37元, 预计支出大于收入1503.71元。目前肺结核病人家庭负债比例达39.2%, 平均债务13430.84元。病人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 (本村) 处于很好水平占1.7%, 较好水平占9.8%, 一般水平占43.1%, 较差水平占33.6%, 很差水平占11.8%, 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 (本村) 处于低水平占了45.4%。
2.2 肺结核病人诊疗费用
我们规定:
诊疗期间总费用=诊疗期间医疗费用+诊疗期间非医疗费用;
诊疗期间医疗费用=确诊前医疗费用+确诊后医疗费用。
肺结核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5641.42元。其中诊疗期间医疗费用5024.98元, 确诊前医疗费用1504.16元, 确诊后的相关医疗费用3520.82元;诊疗期间花费的非医疗费用 (如交通、营养、住宿等费用) 616.45元。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占家庭一年支出的56.03%, 是一年收入的65.90%。确诊前医疗费用较高, 占诊疗期间总费用的26.66%, 占诊疗期间医疗费用的29.93%。
2.3 确诊前就诊次数对诊疗费用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就诊次数为3～4次的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医疗费用、确诊前医疗费用分别为就诊次数为1～2次的病人的1.33、 1.35、1.87倍;就诊次数为5次以上的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医疗费用、确诊前医疗费用分别为就诊次数为1～2次的病人的1.37、1.43、2.03倍, 是就诊次数为3～4次的病人的1.03、1.06、1.09倍。不同就诊次数的病人诊疗费用见表1。
经Kruskal-Wallis H检验, 不同就诊次数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医疗费用、确诊前医疗费用都有显著性差异, 即随着就诊次数的增加, 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医疗费用、确诊前医疗费用增加。具体情况见表1。
2.4 诊断延迟对诊疗费用的影响
2.4.1 诊断延迟定义
肺结核病人从初次就诊到确诊间隔的时间如果超过14天则定义为诊断延迟。分析结果显示有173例肺结核病人诊断延迟, 占总数的21.1%。平均间隔68.71天, 中位数为30天。
2.4.2 诊断延迟和诊疗费用的关系
把诊疗期间总费用分成较低、中等、较高三个等级, 较低部分25.2% (206人) , 中等部分49.8% (408人) , 较高部分25% (205人) ;把确诊前医疗费用分成较低、中等、较高三个等级, 较低部分31.9% (261人) , 中等部分43.5% (356人) , 较高部分24.7% (202人) 。研究结果显示, 随着诊疗期间总费用 (确诊前医疗费用) 增加, 诊断延迟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相应增加。具体结果见表2。经Pearson卡方检验, 不同等级诊疗费用 (总费用和确诊前医疗费用) 病人对诊断延迟有显著性差异 (χ2=9.357, P=0.009;χ2=12.141, P=0.002) , 即诊疗费用 (总费用和确诊前医疗费用) 越高, 诊断延迟所占比例越大。
2.4.3 是否诊断延迟对诊疗费用的影响
属于诊断延迟的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为6624.84元, 中位数为4350元, 确诊前医疗费用为2203.18元, 中位数为800元;诊断及时的病人诊疗期间花费的总费用为5378.07元, 中位数为3100元, 确诊前医疗费用为1316.96元, 中位数为500元。诊断及时的诊疗费用远低于诊断延迟的诊疗费用。经秩和检验后P均小于0.05, 说明是否诊断延迟对病人的诊疗费用 (总费用和确诊前医疗费用) 有显著性影响。
2.4.4 病人初次就诊单位对诊断延迟的影响
病人初次就诊单位对是否诊断延迟有显著影响。其诊断延迟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村卫生室 (38.6%) >其他 (24.5%) >乡镇卫生院 (23.7%) >县级综合医院 (8.9%) >结防机构 (5.6%) 。经Pearson卡方检验, 病人不同初次就诊单位对诊断延迟有显著性差异 (χ2=87.092, P=0.000) 。病人初次就诊单位为结防机构或县级综合机构其诊断延迟比例远低于其他就诊单位。具体结果见表3。
2.4.5 病人初次诊断结果对诊断延迟的影响
初次诊断的结果对是否诊断延迟有显著性影响。其诊断延迟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结核类疾病 (6.1%) <其他疾病 (31.3%) <呼吸道炎症或肺炎 (34.0%) <感冒 (43.8%) 。具体结果见表4。经Pearson卡方检验, 病人初次诊断结果对诊断延迟有显著性差异 (χ2=139.295, P=0.000) 。初次诊断结果为结核类疾病的诊断延迟百分比远低于诊断为其他疾病。
2.5 确诊单位对诊疗费用的影响
病人确诊为肺结核的不同的医疗机构对诊疗费用有显著性影响。诊疗费用 (总费用、医疗费用、确诊前费用) 乡镇卫生院<县级结防机构<县级综合医院<市级结防机构<其他医疗机构。确诊单位的级别越高, 诊疗费用越高。乡镇卫生院和县级结防机构的诊疗费用远低于其他确诊单位的诊疗费用。经Kruskal-Wallis H检验, 不同确诊单位对诊疗费用 (总费用、医疗费用、确诊前费用) 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结果见表5。
3 讨 论
疾病诊断水平体现在肺结核病确诊前就诊次数、是否诊断延迟和确诊单位三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得知, 肺结核病人确诊前就诊次数、是否诊断延迟和确诊单位这三个因素都对肺结核病人经济负担产生显著性影响。45.4%的肺结核病人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低水平, 肺结核病人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对于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而言, 几千元的诊疗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很多病人发病后不及时医治或者等病情严重后再医治, 进一步加剧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因此, 应通过各种途径降低肺结核病人的诊疗费用, 提高病人医疗服务的经济可及性。
3.1 确诊前就诊次数对诊疗费用影响分析
随着肺结核病人确诊前就诊次数增加, 诊疗费用增加。特别是确诊前医疗费用, 就诊次数5次以上的病人其费用是就诊次数1～2次的2.03倍。反复的就诊和不规则的治疗不仅拖延和加重了病情, 也给病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 应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进行规范, 控制病人就诊过程中的反复检查、化验, 减少肺结核病人确诊前就诊次数。
3.2 确诊单位对诊疗费用影响分析
确诊单位的级别越高, 诊疗费用越高。原因有:第一, 病人一般选择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 当基层医疗机构无法确诊时, 病人不得不选择级别高的医疗机构, 这样诊断、治疗、交通等费用都增加;第二, 病人自认为病情严重或者个人偏好, 直接去级别高的医疗机构就诊, 级别高的医疗机构在挂号、技术、药物、交通等费用比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花费相对较高。因此, 应适时、合理引导肺结核病人就诊地点, 使病人能及时就诊并很快确诊, 最大范围享受免费治疗。
3.3 诊断延迟对诊疗费用影响分析
诊断延迟病人的诊疗费用显著高于诊断及时病人。医生的诊断水平、医疗机构的设备和技术水平决定了是否诊断延迟。诊断结果体现医生的诊断水平, 医生的诊断水平高, 诊断结果准确, 发生诊断延迟的概率就小;医疗机构的设备和技术水平高, 检查和化验的各项指标准确, 发生诊断延迟的概率就小。
调查总体中有21.1%的肺结核病人属于诊断延迟, 病人初次就诊单位和初次诊断结果对是否诊断延迟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初次就诊单位为村卫生室的病人诊断延迟比例最大。村卫生室往往是肺结核病人的首选和首次就诊单位, 但村卫生室条件有限, 设备不齐全, 技术水平低, 而且目前村医医疗水平较低, 接受专门的结核病诊断技能培训机会较少[2], 无法及时诊断出肺结核病并给予有效治疗。因此, 应提高医生的诊断技能, 扩大知识层面, 同时完善医疗机构疾病诊断中应有的医疗设备, 提高对疾病检查的技术水平, 特别是加大对村卫生室的投入, 配备必需的医疗设备, 定期培训村医生, 提高村医生及时发现肺结核病的能力, 并对结核病给予充分的认识, 使病人一旦就诊便能及时做出正确的诊断并及时转诊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确诊, 从而可以得到及时治疗。
总之, 疾病诊断水平影响着肺结核病人的经济负担。建议规范疾病的诊疗过程, 减少肺结核病人确诊前就诊次数, 合理引导肺结核病人就诊地点, 提高医生诊断水平, 完善医疗机构设备, 减少诊断延迟的发生, 从而降低肺结核病人的疾病经济负担。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0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资料汇编[R].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2]成刚, 周贵亮, 李仁忠, 等.山东农村肺结核病人医药费用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4;24 (4) :21~22.
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 篇2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2013年9月在我县结核病防治所门诊和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分别随机连续为120名和20名。
1.2调查内容与方法
调查方法为当面询问并填写调查表。调查内容除个人基本信息外,120名门诊病例包括患者在确诊之前在其他医疗机构就诊及门诊確诊后进行治疗的医疗费用支出、本人及家人陪同的误工天数等。费用就诊情况、本人与陪同者交通住宿费用及误工天数;20名住院患者,通过查阅其住院病历,从出院账单中排除其他疾病所发生的费用;并调查患者在住院前其他医疗机构进行诊治的医疗费用支出等。此外还调查了患者本人就业与收入情况。
1.3结核病经济负担的评估
根据常用的疾病经济负担评估测定方法,本次调查的门诊与住院结核病患者所致经济负担内容和范围仅包括:
1.3.1直接经济负担,包括医疗费(但除外非结核病的医药、检查等费用),同时还包括患者就医时本人及陪同者所发生的交通住宿费用等。
1.3.2间接经济负担,即本人门诊就医和住院治疗时的误工损失及陪同者的误工损 失 (但对小于14岁、大于65岁者,不计其有关间接损失)。
1.3.3全年总体经济负担估算:根据120例门诊患者和20例患者人均所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 分别外推全年1 200例门诊结核病患者及全年175例住院治疗患者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两者相加为我县全年结核病所致经济负担的总和。
2结果
2.1 120例门诊结核病患者调查结果
2.1.1 120例门诊患者中,男性84人,女性36人。最小年龄10岁,最大76岁。其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58人,初中53人,余为高中文化程度。该120人中,有24人(20%)为在外地打工,2013年因病返乡, 在外打工期间年人均收入3.0万元;同时还有19人 (16%)就在本地就业,其月工资约为800~4 000元, 人均1 647元;其他77人为农民,其中丧失劳动能力有44人,12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3人可正常工作。
2.1.2 120例病患者确诊前就医花费情况120人中有115人在确诊为结核病之前,曾因结核病症状到其他医疗机构进行过诊治,其中到县级和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数和人次数基本相似,且1/3的患者就诊次数都多于3次,人均支出1 100元,人均每次438.1元。在就医过程中患者及陪同者误工共约650人·日,每患者人均5.6天(见表1)。
2.1.3 120名结核病所确诊后的就医次数与花费情况至调 查时为止,该120名患者到 结核病防 治所就诊次数平均为3.45次,人均花费2 307元,平均每人每次就诊 花费670元 (不包括国 家规定的 免费项目)。就诊过程中有37人需有人陪同,陪同者累计误工97天,每患者平均有陪同者误工2.6人 · 日 (见表1)。
2.1.4 20名县医院住院患者的医疗费用等情况该20名住院者中 , 男性13人 , 女性7人 ; 文化程度仍以小学为主 ( 11人 )。 20名患者在住院前半年內曾在本院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 人均医疗费支付3 765元 ; 同时人均支出交通住宿费305元 , 人均陪同者误工9.3人 · 日 。 20人住院期间支付医疗费人均10 380元 , 最多达35 000元 , 少则2 000元 ( 除外非结核病发生费用 ); 同时人均支出交通住宿费398元 , 人均陪同者误工22.6人 · 日 ( 见表2 )。
2.2全县一年内因结核病造成经济负担的估算
2.2.1直接经济负担
2.2.1.1门诊直接经济负责拫据门诊120名门诊患者调查的直接经济损失结果(如表2所示),按每年有新发结核病患者1 200人,其中95%的患者在确诊前到其他医疗机构就诊,则全年有1 150名患者则共需支付医疗费、交通费等约126.5万元。而1 200名患者从确诊到治愈平均门诊7.5次,每次支付670元,以此计算每名患者治疗完毕则需支付医疗费等5 025元,全年1 200新发结核病患者则则需支付603.0万元。以上诊断前与诊断后两项支出相加,计约729.5万元。
2.2.1.2住院经济负担按每年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结核病患者175人计算,住院前与住院时人均支付医疗费、交通住宿费等合计为14 848元。按每年175名住院患者计算,则需直接支出费用259.9万元。
由此推算,全县一年内门诊和住院结核病患者因医疗费、交通住宿费等直接支出费用,即直接经济负担约有989.4万元。
2.2.2间接经济负担
本次调查的140门诊和住院者中,80%为农村患者,其本人及家人陪同者的误工经济负担主要按当地农村人均收入进行计算。但对外出务工因病返乡者及在当地从业有固定收入者,则按实际月收入进行计算。
2.2.2.1 120名门诊治疗患者,在确诊前和确诊后就医过程中,人均陪同者误工分别为5.6天2.6天, 其患者本人人均误工3.4天。由此推算一年内1 200名门诊结结核病患本人及陪同者误工计约11 530人 ·日,即约38.5人全年误工。
2.2.2.2 20名住院患者在住院前半年内和住院期间,本人与陪同者的误工人均约32天,由此推算一年内175名住院患者,本人及家人陪同者共误工5 600人·日,即18.7人·年。以上门诊和住院患者,本人及陪同者共误工57.2人·年,若按当地农村年人均收入1 276元计算,则该部分经济负担约7.30万元。
2.2.2.3但调查的120人中,有24人为外出打工者因病返乡,其打工期间人均年收入3.0万元以上。 按本次调查调查结果推算,全年该类患者应有近240人,由因此推算因不能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经济负担至少有720万元。同时120名门诊患者中有19人在本地从业有固定收入,年人均收入19 764元。若按本次调查结果每年有近180人属该类患者,因此其济损失至少有355.8万元。以上各类间接经济损失累计约1 083.1万元。
2.2.2.4全县结核患者一年经济负担根据以上推算出的直接经济负担约989.4万元,加上误工等1 083.1万元的间接经济负担,我县一年内因结核病所致的全部经济负担合计2 072.5万元(见表3)。
3讨论
3.1疾病负担是健康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对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多见于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对结核病所致经济负担也有报道[1,2,3,4,5,6,7],且其研究方法、内容等基 本思路大 致相同。 本次我们 根据对140名门诊和住院患者的调查结果进而推算出我县一年内因结核病所致的全部经济负担约2 072.5万元。 其中医疗费、就医交通住宿费等直接经济负担989.4万元;本人及陪同者因误工、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所致的间接经济负担约1 083.1万元,直接与间接经济比基本为1∶1。该推算结果显示,我县因结核病所致经营损失数量可覌,应引起政府、社会、个人、家庭和专业机构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视。
3.2本次调查的120名门诊患者中,有115人在确诊前曾因结核病到其他医疗机构就医,其就医过程中人均支付费用有1 100元。而在确诊后并经规范化用药直至治愈过程中,经测算每名患者需支付医疗费等5 025元,合计约6 100多元。而确诊前后的就医费用之比约为1∶4,即一名结核病患者就医过程中,近20%的花费用于非结核病防治机构的诊治。该就医费用支出数量与湖南白丽琼等人所做的“发现延误对肺结核经济负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差异较大[3],这可能与调查年份不同、调查对象不同及地域经济水平不同等有关,不易相互直接比较。但都己涉及到因未及时到结核病专业机构就诊而造成更多额外经济损失,这在王倪、周林等人等的有关研究中[8,9,10],不仅报道了延迟就诊、延迟确诊、延迟治疗的构成,同時还分析了其原因。因此,加强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使公众和患者了解结核病基本防治知识;同時加强医务人员尤其乡村医生的专业知识培训,使之能掌握结核病发病特点和发病规律,以便能尽快做出初步诊断,并介绍或转诊到专门医疗机构进行确诊和规范化治疗,这对防治结核病并减少其经济负担是十分有意义的措施。
3.3间接经济负担的评估,因为受个体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职业、就业、病情与病程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本次调查结果看,间接经济负担最多的为外出打工因病返乡者及在本地就业有固定收入者,在推算出数一千余万元的间接负担中,70% 以上是因外出务工因病返乡或有固定工作者所致。
据县有关部门统计,我县每年有50余万人在外务工,可带回上百亿元到本地,已成为我县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外出务工人群中如何加强预防结核病的健康教育,减少结核病的发生,或发生后能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以减轻其经济负担,避免因病致贫,同样有许多社会政策问题和具体卫生干预措施问题值得研究。
结论,初步推算我县一年内因结核病所致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计约2 072.5万元,且间接经济负担稍大于直接经济负担。因此,继续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对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保护生产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目的:初步探讨重庆开县结核病经济损失。方法:在一个月内对门诊120名患者和20名住院患者,通过问卷调查其医疗费支出及本人和陪同者就医时交通住宿费、误工等。然后拫据全年门诊确诊人数和住院人数推算全年因结核病所致直接、间接经济负担及总的经济负担。结果:120名门诊患者确诊前就医人均支出1 100元,确诊后至治疗结束人均就医支出5 025元;20名住院患者住院前就医人均支付4 070元,住院期间人均需支付10 778元。按每年新发病1 200人、住院175人推算,一年直接经济负担约989.4万元。而间接经济负担达1 083.1万元,合计经济损失达2 072.5万元。结论:开县结核病经济负担较重,其中直接经济负担中因不能及时诊治占20%;间接经济负担中,不能外出务工所致损失最多,约占70%。因此加强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及早诊断治疗,对恢复健康、减少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2007年山东省六县/市肺结核涂阳病人, 共计832例。
1.2 研究方法
1.2.1 有效费用的制定
有效费用是假设病人在发病后立即按照最合理的途径就诊、治疗而制定的一种标准费用, 这部分费用是病人发病后不可避免的费用[2]。
有效费用包括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无形费用, 直接费用是指患者为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所支付的医药费、病人及陪人的交通费、食宿费等;间接费用可以用患者因病损失的工作时间、陪人和亲友损失的工作时间来表示;无形费用指患者及其亲友因病而遭受的痛苦、忧虑和不便。由于无形费用的评定主观性太强, 无法对其标准化, 所以本研究在评定经济负担时, 将无形费用排除在外。
1.2.2 调查分析方法:
采用自行制定的统一调查表, 由研究者对病人面对面访谈, 分别调查病人的一般情况、就诊治疗经过、因病花费及误工情况, 估计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的大小, 其中无效费用所占比例, 并分析造成无效费用过高的原因。
1.2.3 质量控制:
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保证研究质量, 一是问卷设计方面, 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慎重筛选指标, 并对调查问卷的有关变量进行解释说明, 形成调查手册;二是在调查人员培训方面, 选取有调查经验的本专业高年级研究生进行调查, 并统一培训调查员, 在调查过程中统一调查口径和问卷填写方法;三是资料录入与整理工作方面, 采用双录入法录入资料, 完成后进行逻辑校对, 确保录入的资料准确无误。
2 结果与分析
2.1 有效费用的制定
通过对肺结核专家的咨询, 在下列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制定有效费用:患者发病后立即到结防所就诊, 并由结防所进行患者痰涂片采集和胸透, 初次就诊时胸透和痰涂片采集均为免费, 但复查时则正常缴费, 对于阳性病人立即给予治疗, 在6个月的疗程后彻底治愈;患者没有特殊的营养需要, 但是由于抗结核药物副作用较大, 所以患者需要自费购买辅助药物, 以减轻乃至消除抗结核药物对身体的伤害。另外专家也对患者及陪人的时间损失进行了估计。表1列出了有效费用标准化的项目、标准化数量以及按照2007年货币价格计算出的成本。
2.2 经济负担与无效费用
表2列出了每个肺结核患者的平均经济负担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数值及比例。由表中可以看出, 在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中, 无效费用所占比例为84.2%, 直接费用中的无效费用占84.1%以上。这就意味着很大部分的费用被浪费了。如果能对病人进行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的话,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患者疾病经济负担。
2.3 病例诊断治疗过程
只有49.6%的患者在初次就诊时诊断为肺结核, 这就意味着50.4%的患者需要就诊2次以上才能确诊, 误诊导致的多次就诊和治疗使无效费用增加;从发病到初次就诊的时间平均为6天, 一般认为发病后在2天之内就诊才算及时就诊, 所以未及时就诊的病例共404例, 占总病例数的48.6%, 延迟诊断则会导致延迟确诊,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额外医疗费用的增加。
3 讨 论
3.1 有效费用的制定
疾病经济负担的分类有多种, 其中有效费用和无效费用这种分类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疾病, 它仅适用于具备以下条件的疾病: (1) 诊断方法简单易行, 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2) 治疗方法简单易行且具有统一的标准; (3) 该病治疗后能够痊愈。肺结核病完全符合以上三个条件, 故可以采用这种分类方法。
本研究有效费用的标准是通过咨询相关专家制定的, 只是一个近似估计值, 反映了患者在发病后立即按照最合理的途径就诊、治疗的情况下造成的经济负担。尽管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病程长短不尽相同, 但是肺结核病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病情一般不会太过严重, 在经过6个月的治疗后, 一般都会痊愈。因此, 病人患肺结核后如果能够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其诊疗费用和误工时间将会是可预见的, 理论上可依据此制定出有效费用的标准。
3.2 无效费用产生的原因
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的总和中, 无效费用所占比重高达84.2%, 说明目前山东省肺结核治疗过程中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究其原因, 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 肺结核患者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就诊, 导致病程延长、病情加重。病人对肺结核的基本症状知晓率不高, 其中55.8%的患者自我诊断为感冒, 病人发病后在3天之内就诊的占51.4%, 另有48.6%的人在3天后就诊, 由于病人的不能及时就诊, 造成了病程的延长和病情的加重, 这无疑会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 (2) 医生结防意识薄弱, 诊断水平不高, 从而使得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确诊和治疗, 在本研究中仅有49.6%的患者在初诊时就被诊断为肺结核, 这就造成了病人就诊次数多, 就诊次数在2～6次之间的占55.6%, 6次以上的占13.6%。 (3) 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 医疗机构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故意开大处方, 诱导需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患者及家属, 他们不能自由选择服务项目, 也不知道哪些项目是必需的, 那些是不必要的, 因此本研究没有获得诱导需求的充分资料。
可以推断, 造成肺结核无效费用过高的以上三个原因在肺结核流行地区普遍存在, 前两个原因可被统一称为“延迟诊断”。
3.3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议如下:
3.3.1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人们对肺结核的了解程度
肺结核患者的健康教育在肺结核预防和治疗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规范健康教育 , 能使患者主动、自觉、科学地配合治疗护理工作 , 消除焦虑及抑郁等不良情绪 , 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3]。同时通过加大肺结核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 使得肺结核患者能够及时去相关医疗机构就诊, 从而降低乃至消除因延迟就诊而导致的额外医疗费用。主要是通过三级防结核机构在进行督导过程中, 对患者及亲属进行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他们对结核病及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4]。
3.3.2 提高医生的诊断水平, 从而提高初次诊断正确率
对于一名肺结核患者来说, 初次诊断至关重要, 一旦出现误差或进行不规范治疗, 给患者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弥补的, 同时因误诊而导致的病程延长和病情加重, 也加重了肺结核患者的经济负担。所以应当提高医生的诊断水平, 从而提高初次诊断正确率。
3.3.3 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监督, 控制诱导需求行为
采取行政手段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进行外部监督, 以限制它们过度提供医疗服务和诱导需求的行为。例如,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与监督医院和医生的用药情况、大型诊疗仪器的使用情况、转诊情况及收费价格, 检查门诊人次、处方张数、出院病人数等, 并对一定时期内的医疗费用情况进行评价, 对出现不良经营行为的医院或医生给予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
摘要：目的减轻肺结核患者的经济负担。方法将肺结核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分为有效费用和无效费用两部分, 并制定有效费用的标准。结果无效费用占总费用的84.2%。结论加大肺结核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 同时提高医生的诊疗能力, 从而达到减少乃至消除因误诊或延迟治疗而加重病情所导致的额外费用的目的。
关键词：肺结核,经济负担,有效费用
参考文献
[1]王爽, 郭晓明.结核病的再燃和控制新策略[J].医学与哲学, 2004, 24 (8) :23~24.
[2]王舒宏, 李士雪, 袁长海.对疟疾病例经济负担中有效费用及无效费用的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1996, 10 (9) :35~37.
[3]周静芳.肺结核患者健康教育探讨[J].江苏预防医学, 2002, 13 (3) :82~83.
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研究 篇4
近年来, 江苏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 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 增速总体平稳。2014年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1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8.7%, 占全国GDP的11%, 在全国范围内排第二名, 人均GDP为81980.87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3634.3亿元, 比上年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31057.5亿元, 增长8.8%;第三产业增加值30396.5亿元, 增长9.3%,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938元, 增长9.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78元, 增长11.1%, 可见江苏省不仅是绝对值而且从相对值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 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
税收负担, 简称“税负”, 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各项税收收入总量与经济产业总量之间的比值, 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税收能力的体现, 用公式表示为:
。2014年, 江苏省国税收入达到5699.7亿元, 同比增收557.3亿元, 增长10.8%;省地税收入共计7846.55亿元, 比上年增长10.4%。其中税收收入517.28亿元, 增长10.3%;社会保险费收入2266.65亿元, 增长11%, 江苏省的税收负担具有总体增长速度快, 但各县市间税收负担不均衡的特点, 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占全省税收总量的56.1%。
税收负担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敏感问题, 一方面影响着国家集中财力的多少与宏观调控能力, 另一方面影响着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学术界普遍认为税负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其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强, 税负的上限水平越高;反之经济越落后的地区, 其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弱, 税负的下限水平越低。2014年我国的税收总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达到了103768亿元, 现阶段我国税负高低与否的问题, 是否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 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
衡量税收负担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如果税收负担过高则会制约经济增长。本文以2005年~2014年的时间数据为样本, 以《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为准, 对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和税收负担水平进行了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中, 我们可以发现, 江苏地区的GDP从2005年的18272.12亿元上升到2014年66814.16亿元, 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 由2005年的2754.53亿元飙升到2014年的13554.7亿元, 税收负担逐年增加, 由此可见, 江苏目前的税负水平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产业结构现状决定了税收负担结构的复杂性, 数据调查显示, 江苏省的第一产业生产效率较低, 税收收入较少, 税负与总税负水平的差距逐年增大, 第二产业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 对总的税收收入贡献率较大, 税负水平与总税负水平之间的趋势逐年拉近;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增长最为快速, 逐渐成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与总体税负有逐年拉大的趋势, 呈不断上涨状态。
2.2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以巴罗的模型为基础, 采用税收收入、税收负担、物价指数和政府支出四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其中经济增长率用Iny表示, tax表示税收负担水平, Intax为税收收入的对数, Inp为价格指数, zc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 μ代表随机误差, 构建如下模型:
利用《江苏统计年鉴》中所得到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 详细结果如下:
对模型进行整理可得到如下结果: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 江苏省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反向的影响作用,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当税收负担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率则下降0.239个百分点。
3 结论
通过对江苏省税收负担和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江苏省税收负担水平相较于全国和发达省份是偏高的, 经济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江苏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发展结构, 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保持和提升外贸大省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2014年经济总量连续突破5万亿元、6万亿元, 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 因而经济的运行质量较好,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可以提供更多的税源。 (2) 江苏省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江苏自南向北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经济片区, 这三个经济片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 其中苏南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优势, 发展最为迅速, 苏中次之, 苏北居末, 苏南超省平均水平, 苏中超全国但低于省平均水平, 苏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税收负担水平的不平衡。 (3) 江苏省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协调, 江苏省GDP增长率与税收负担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且互为因果关系。江苏省科学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 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
4 促进江苏省经济与税收协调增长的对策建议
4.1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提升经济总量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税收收入, 江苏省要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负担的关系, 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积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黄金效应”, 大力发展旅游、物流及金融等现代第三产业, 大力培育消费热点, 完善消费政策, 改善消费环境, 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结合江苏省自然资源, 推出近郊游、乡村游等多元化的假日旅游产品, 积极发展高铁旅游、城铁旅游、自驾游、湖泊游等新业态, 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积极扩大有效投入, 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投资与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相结合,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建设一批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项目、一批成效明显的重大民生工程, 以航空物流、港口物流和铁路物流为方向, 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专业市场,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走健康、绿色、优质、高速的发展新路。
4.2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税收主体
加强地区平衡,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协调苏南经济发达市、县与苏北经济薄弱县实行对口挂钩协作, 加速苏北工业化进程;利用新一轮沿江开发的契机, 建设苏中以长江为轴的新型国际制造业基地;鼓励苏南主动参与长江三角区域分工合作, 主动与上海及国际经济接轨, 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 形成长江南北联动开发, 三大区域优势互补、互利互赢、竞相开发的新格局。加快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探索有利于创新的新政策、新机制、新模式, 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努力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和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加强苏中、苏北创新能力建设。
完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调整产业结构, 化解产能过剩, 培育新兴产业, 寻求优质项目投资作支撑, 以高新产业增长为驱动力, 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高端引领, 主攻高端技术, 发展高端产品, 突破高端环节, 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海洋工程等十大新兴产业发展,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4.3 推进和完善相关税收制度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 我国现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存在着突出问题, 为此要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持续推进纳税服务工作, 充分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 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 着力解决现行征管体制中一些突出的和深层次的问题, 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 降低征纳成本, 提高征管效率, 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 进一步扩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 让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个人所得税的首要功能。研究发现江苏省2005年个人所得税征收税额为3500元, 到2014年个人所得税税额为4500元, 江苏省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担, 特别是要降低3%~20%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幅度, 实现精准减税, 降低工薪阶层税收负担。
摘要：税收负担作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敏感问题, 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两年来, 受外部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 税收收入呈现超常增长, 有关税收负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以江苏省为切入点,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分析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关系。
关键词：税收负担,经济发展,江苏省
参考文献
[1]刘海庆, 徐颖科.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30个省级单位的Panel VAR模型[J].兰州学刊, 2011 (2) .
[2]吴卫红, 姜松, 李畅.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12 (2) .
[3]邸欣然.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税收负担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18) .
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 篇5
从分税制改革至今, 近二十年的时间, 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从1994年的税收收入5126.88亿元到去年税收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 不难看出随着税收收入的逐年快速上涨, 税收负担也在不断加重。因此, 我们有必要关心税收负担问题, 分析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摸索出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
二、税收负担影响经济增长率
(一) 面板数据模型的应用
在研究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时, 我们通常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估计。整合了横截面数据以及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不仅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研究对象在截面单元、时间两方面的变化情况, 也能比较研究对象在不同截面单元、不同时间条件下的情况。一般情况下, 在确定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后再通过豪斯曼设定检验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 其最终结果在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两者之中产生, 二者的区别主要取决于截距项中的μ (ί) 。面板数据模型可以用Y (ί, t) =α+μ (ί) +βX (ί, t) +ε (ί, t) =1, …, N t=1, …, T关系式表示, 其中截距项为α+μ (ί) , β是斜率, ί、t分别代表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将全国各地, 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相关数据嵌入关系式中即可得出结果。
(二) 模型分析的结果
面板数据模型的应用方便了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东部地区现有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小, 不会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的阻碍, 但是税收负担越重即税收收入增长越快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也就越大;第二, 中西部地区现有的税收负担都阻碍了其地区经济的增长, 但中西部在税收增长方面差别较大, 前者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阻碍较小, 而后者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效果十分明显;第三, 从全国范围来看, 税收收入增长越快尤其是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
虽然税收增长、现有税收负担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 无论是现有的税负还是税收收入的增长都会给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重视和加快调整税收政策, 以使税收负担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十分必要。
二、税收负担影响经济投资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 税收通过资本的形成来影响经济形势, 而投资和储蓄是关系资本形成的重要方面。经济的增长需要有投资做动力, 因此如何化储蓄为投资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商务部今年的最新消息显示, 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已接近40万亿元。由此可见, 居民的资金还主要集中在储蓄方面, 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方面还有很大潜力, 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尤其是今年国际金价持续走低的情况下, 中国大妈的抢金浪潮充分显示了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旺盛。
面对当前我国的情况, 经济增长的关键就是要继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同时采取积极的税收政策拉动投资。在税收增长、税负加重的情况下, 由于资本的收益水平降低, 不会有投资者愿意投资, 这种情况下会阻碍投资的增加, 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相反, 在国家出台税收减免等一系列积极措施的情况下, 由于投资成本的降低, 加上市场需求旺盛, 会吸引大批的投资者进行投资, 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超高速增长的状态, 这会给投资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会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停滞, 引起经济的衰退、萧条。因此税负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以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三、结合实际, 找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我国的税收收入已经保持了近二十年的超高速增长, 继续这样下去, 必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现阶段, 我们要意识到税收问题的重要性, 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发展前景以及税收工作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一方面结合纳税人的实际情况, 在纳税人的能力承受范围内征税, 切实保证税收负担的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从税收政策的角度出发, 政策要因时因地而变以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
四、总结
不难看出, 税收负担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否取决于税收政策的好坏, 我们应该审慎的看待我国的税负问题, 将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摘要：自1994年以来, 分税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促使我国的税收收入不断增加。近年来, 税收收入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财政的支出, 但是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 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十分不利。本文作者将通过多年的工作经验, 结合对税收问题的研究, 来分析税收负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税收负担,财政支出,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赵志耘, 杨朝峰.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关系的脉冲响应分析[J].财政问题研究, 2010 (01) :67-68.
[2]闫海波, 陈敬良.隐性经济约束下的动态最优税负—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J].中国流通经济, 2012 (26) :28-29.
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使用中文检索词“乙型肝炎”、“乙肝”与“经济负担”、“疾病负担”、“成本”、“费用”分别组合在CNKI中进行检索,使用英文检索词“hepatitis b”与“economic burden”、“disease burden”、“cost”、“expenditure”分别组合在PUBMED、EMBASE、ECONLIT中进行检索。
1.2 方法
1.2.1 文献纳入标准
(1)研究人群地理位置为中国大陆;(2)旨在研究乙肝经济负担且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均有详细阐述;(3)使用一手数据的原创研究。
1.2.2 文献排除标准
(1)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的文献;(2)未具体探讨经济负担的文献;(3)乙肝相关的研究成本效果、成本效益、成本效用的文献;(4)乙肝疫苗相关的文献。
1.2.3 统计方法
从入选文献中纳入如下信息:文献发表时间、研究方法、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无形费用。采用描述性分析,涉及到的计算均采用excel 2003完成。
2 结果
2.1 文献概况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入选了24篇文献[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其中英文2篇,中文22篇(有1篇为学位论文)。从文献发表时间看,有5篇在2000-2004年发表,有19篇在2009-2012年发表。24篇文献均属地区性研究,研究地点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山西和南京等地。文献多分别对乙肝不同疾病状态(即疾病进程,指乙肝、肝硬化、肝癌、肝移植,下同)的患者进行研究,研究次数最多的是慢性乙肝(21次),其他的依次是:肝硬化(16次)、肝癌(16次)、急性乙肝(12次)、重型乙肝(10次)、肝移植(5次)。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文献均采用以患病率为基础的方法,主要考察了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无形费用。研究中主要使用了以下3种数据来源:(1)患者问卷。它可以获得患者个人水平的数据,可以收集到诸如患者的自我医疗费用、无形费用等其他方法难以获取的信息。缺点是需耗费人力、物力,易存在回顾性偏倚。有15篇文献使用了这种方法,但很少讨论到问卷的信度与效度,仅有4篇提到相关内容。梁森[5]等人使用了相关系数研究重测信度,使用Cronbach a系数研究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梁森[29]等人发表的另一篇专门研究问卷信效度的文章中,还使用了Spearman相关分析研究了问卷的构建效度。(2)医疗机构费用记录。它可用于对直接医疗费用进行分析。但由于一般只调查数所医院,因此所选择的具体医院可能会影响到费用的分布。(3)医疗保险数据。目前只有3篇文献使用了这种方法。它可对直接医疗费用进行分析,可获得参保患者在一段时间内全面、准确的因就诊而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信息,缺点是无法涵盖未参保患者。
2.3 乙肝经济负担
2.3.1 直接费用
直接费用包括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前者主要包括药品费、检查费、手术费等在医疗机构产生的费用。后者主要包括交通费、陪护费、营养费、食宿费等因疾病而直接产生的非医疗费用。乙肝各疾病状态的直接费用情况见表1、表2(数据已使用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指数[30]调整到2010年,下同。)。
注:*该处直接费用仅包括年直接医疗费用;&该处直接费用仅包括次均住院费用;**该处费用仅为次均费用;其余为年均费用。
注:*该处直接费用仅为日均住院费用;&该处费用仅为次均住院费用;**该处费用仅为次均费用;其余为年均费用。
24篇文献均讨论了直接医疗费用。研究中常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住院费用、门诊费用和自我医疗费用。24篇文献全部研究了住院费用,有15篇研究了门诊费用,有11篇研究了自我医疗费用。由13篇报告次均住院费用文献得乙肝患者次均住院费用为2 647元～87 337元[7,9,10,12,13,15,18,19,20,21,23,24,26]。有8篇报告了年均住院费用,结果表明乙肝患者年均住院费用为1 108元～102 399元[8,10,11,17,18,22,23,27]。有9篇文献在报告直接医疗费用时同时纳入了住院费用、门诊费用、自我医疗费用,根据其中8篇报告了年直接医疗费用的文献,乙肝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为4 586元～119 269元[5,11,17,18,23,24,27,28]。如果不考虑是否纳入自我医疗费用的话,则年直接医疗费用为1 311元～119 269元[5,7,8,10,11,14,17,18,23,24,27,28]。
有13篇文献讨论了直接非医疗费用,根据其中9篇详细报告年直接非医疗费用的文献,乙肝患者年直接非医疗费用为474元～9 350元[5,11,14,17,18,23,24,27,28]。
2.3.2 间接费用
间接费用包括由于疾病导致的劳动力有效工作时间的减少及工作能力的下降[31,32]。乙肝各疾病状态的间接费用见表1、表2。有10篇文献讨论了间接费用,且都使用了人力资本法,全考虑到了误工费。但同时考虑到因过早死亡所带来损失的文献只有3篇,其研究结果显示乙肝患者年间接费用为1 919元～100 934元[5,17,28]。根据另5篇在报告年间接费用时未纳入死亡损失费用的文献,乙肝患者年间接费用为761元～15 925元[7,11,14,22,24]。
2.3.3 无形费用
无形费用是指由于疾病给患者心理、精神上带来的损失。乙肝各疾病状态的无形费用见表3。目前只有4篇文献讨论了这部分费用,且都使用了支付意愿法,研究表明乙肝患者年无形费用为14 322元～84 171元[5,17,25,28]。
3 讨论
乙肝患者仅年直接费用就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甚至是超过数倍。如果再考虑间接费用和无形费用,患者经济负担相当沉重。
目前对各类费用的研究结果有很大差异。考虑到所处疾病状态的影响,如果仅研究同一疾病状态的患者,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如:慢性乙肝年直接医疗费用最小值为1 311元[8],最大值为23 461元[17,23],后者是前者的17.9倍。原因可能有:(1)研究地域不同。文献中一般只选择一座或几座城市收集数据,而不同城市的医疗卫生水平、经济水平、生活水平是不同的。(2)时间的影响。无论是否使用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指数将费用调整到同一年,不同文献的研究结果仍有很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出现了新的药物或检查、治疗手段,这都可能会导致费用的变化。(3)数据来源的影响。来自问卷调查的数据会存在回顾性偏倚,同时也会受到不同研究者问卷设计差异的影响。来自医院病案的数据则难以全面反映患者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全部经济负担。来自医疗保险的数据则可能由于遗漏未参保患者的数据而给结果带来偏倚。(4)患者纳入、排除标准不同。首先,不同研究者对于乙肝各疾病状态的划分不一致。如:有的研究将重型乙肝合并到急性乙肝、慢性乙肝中,有的研究则会将其单独列出。其次,在具体的纳入排除方法上也有不同。如:有的研究在纳入时排除了合并感染HCV或HIV的患者,而有的研究却没有明确表示。(5)费用测算方法的不同。首先,在各类费用所涵盖的内容上就有所差异。如:有的研究将自我医疗费用纳入到直接医疗费用中、将死亡损失费用纳入到间接费用中,而有的研究却没有。其次,在具体计算上也有所不同。如:对于年直接医疗费用,有的研究在使用次均就诊费用进行推算时是用患者3个月内的平均就诊次数进行计算,而有的研究则是使用1个月平均就诊次数进行计算。
本文主要综述了使用一手数据研究中国大陆人群经济负担的文献。多数研究使用了问卷调查法,使用医疗保险数据的较少。而国外,应用医疗保险数据进行研究的较多。如:Yang等使用了医疗保险数据对韩国乙型肝炎患者经济负担进行研究[33],Lee等也使用了医疗保险数据对美国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了研究[34]。由于医疗保险数据库在研究直接医疗费用方面能提供很多详细、准确且全面的信息,因此这种方法是值得推广的。除使用一手数据进行研究外,石光等人利用了卫生部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等对乙肝经济负担进行了推算[35],当研究者缺乏有代表性的一手数据来源时,可以借鉴这种方式。
结核病经济负担研究 篇7
一、美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情况
(一)美国高等教育收费变化
美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世纪90年代。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学费增长速度明显不同,公立四年制高校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类型的高校。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5)
具体情况可以从表1中看出,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1990—1991年度为2 206美元(以2004年美元价值计算),到2000—2001年度增长到4 243美元,20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23%,而私立四年制大学学费的增长率为6.95%。到了2000年以后,美国大学学费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公立四年制大学为8.66%,私立四年制大学下降的更多,为3.58%,四年制大学的平均学费上涨了5.83%。
由于高校的历史、声望、生源等因素,美国高等学校之间的学费水平有很大差异。2002—2003年度,公立四年制高校学费最低的不到2 000美元,最高的超过8 000美元,上下超过4倍。私立四年制高校学费最低不到5 000美元,最高的超过24 000美元,上下超过近5倍。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也存在差别,由于不同学科专业其培养成本和学生毕业后预期的收入存在很大差异,所以美国高校热门专业的收费一般高于其他专业。比如耶鲁大学2005—5006年度建筑学院学费为30 880美元,音乐学院为24 700美元,较低的护理专业为12 865美元[1]。
不同地区之间的学费水平也存在着很大差异,2002—2003年度,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平均为4 842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平均为14 983美元。在公立四年制大学中,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仅为3 074美元,而最高的新英格兰地区达到了5 484美元,高出西部地区约78%。在私立四年制大学中,最低的西南部地区仅为14 310美元,而最高的新英格兰地区达到了23 289美元,后者高出前者近63%[2]。
(二)美国居民对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负担情况
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低潮,政府拨款减少,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几乎是通胀率的3倍,布什任职的四年里,大学学费平均上涨了1 027美元,涨幅约为35%。美国高校基本按照生均成本的20%收取费用。虽然居民负担高等教育成本的绝对数很高,但是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却很小,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01年美国四年制大学学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为33.1%,到2005年上升至35.7%,而学费占中等规模家庭收入的比重在2001年为16.6%,到2005年也仅上升至19.4%[3]。
美国各州高校还依据家庭收入水平确定不同的学费标准。美国把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2001年,年收入低于16 200美元的为低收入家庭,16 200美元～75 100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高于75 100美元的为高收入家庭。1999—2000年度公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学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学费分别为4 251美元、4 742美元和5 284美元。同年就读私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学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学费分别为18 283美元、19 499美元和20 585美元[4]。
二、中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情况
(一)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变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1992年开始在大范围内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到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费有了较快的增长。1996年普通高校学生平均缴纳学费1 620元,与1993年的学费水平相比翻了一番。而到了199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3 500元。2000年比1999年上涨29.7%。直到2001年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关于2001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2001年的学费、住宿费一律稳定在2 000年的水平,不得提高,2002年再次规定高校不得提高学费标准,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才得到缓解。具体变化(如图1所示)。
虽然近年来学费增长幅度有所降低,但总体上学费数额,即学费的绝对值还是在不断地增长。2004年各地公办高校普通专业学费一般在5 000元左右。目前,中国大学学费一般在5 000元～10 000元不等,住宿费标准规定在800元～1 200元之间。比起1989年,这个数字增加了25～50倍。
中国高校收费标准的绝对数由于地区和学校层次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根据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简章公布的各个大学不同专业和学科的收费标准来看,学费最高的是经济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地区,较低的是云南、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5]。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费一般反映了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差距,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的学费标准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学费并不高,而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学费却较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落后地区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能力不足,而发达地区政府资助力度较大;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均衡,有些经济落后地区的高等学校数量较多(如陕西省),而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学校数量较少(如浙江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属地化后,落后地区大学面临的资金困难必须通过学费来弥补。
除地区间差异外,学费水平也因专业有所差异。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计算机、信息和自动化相关专业的收费较高,而地质、矿产、农、林等专业收费较低。在文科专业中,金融、经济、管理、法学等专业收费较高,而汉语言、哲学、历史等专业收费较低。说明学费的差异受教育成本影响较少,而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更强一些。
(二)中国居民对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负担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6。
从表2中可以看出,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在2000年都达到最高点,其比重分别为66.1%和184.2%。2000年以后出现了下降趋势,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比2000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则下降了36.4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一是学费自2000年后增长趋于稳定,2000—2005年,学费平均增长3.4%;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了一个较快的速度,2000—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10.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7.7%。如果以2005年统计数据城镇户均2.96人,农村户均4.07人计,学费占城镇家庭年收入的21.87%、占农村家庭年收入的36.31%。
中国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但大学的学费却相差不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安徽省的2倍多,但两省市的大学学费相差无几。由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属地化的原则,同一地区内部,虽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悬殊,但承担的大学学费却是一样的。
三、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的比较
(一)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收费都是在持续增长,但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的相对平稳,2000年以后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年均增长率比2000年以前的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尤其是私立大学下降的更多。中国的高等教育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所以高校学费增长较快,但是从2000年以后,高等教育的学费基本维持在2001年的水平,略有增长。
(二)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处于居民的可承受范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已经超过了多数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美国近几年高等教育学费的绝对值增幅较大,但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是平稳增长。2005年美国大学的平均学费与2001年相比,上涨超过20%,但是学费占中等规模家庭的收入比重仅上升了3个百分点。虽然美国地区间差距、阶层间收入差距也存在,但由于收费体系的健全和教育资助体系的完善,学费并未对家庭经济构成威胁,高等教育消费处于家庭承受能力范围内。从表2中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学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逐渐下降,但是中国半数以上居民仍然对高等教育缺乏承受能力。2005年国家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居民56 212万,占总人口的43%,农村人口74 544万,占总人口的57%[6]。2005年学费占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21.87%,有相当一部分家庭还是可以承受的,而学费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达到36.31%,如果再加上学生在校时的食宿费用,这个比例会达到90%以上,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成本的个人分担比例过高。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700亿元,居民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36%[7]。
(三)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制定更具弹性,而中国的则近乎刚性
美国各州大学学费的收取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承受能力,各州收费不一致。在各州内部学费按照本州居民、其他州的居民和外国留学生分为三个标准。以2002—2003年度为例,在四年制公立高校中,东部地区的学费比西部地区高出78%。一些社区学院学费则更低,这使得有读书需求的学生能够根据家庭和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考虑到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承担高等教育费用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高等学校依据家庭的收入水平确定了不同的学费标准。收入水平越高,收费也就越高。就读同一类型的大学,学费会因家庭的收入状况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而言,中国各省大学的学费尽管也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而略有差别,但学费的差别远远抵消不了各地家庭收入差异带来的影响。
确立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必须以付出费用的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基础,不应超出居民平均最大承受能力。学费标准的制定和年涨幅的大小必须考虑到多种因素,如居民的教育热情、教育消费对拉动经济的作用等,但家庭年收入和可承受能力应是主要依据。在确定学费标准时,应综合中国学生的生活成本占家庭收入比重、学费占GDP的比例、居民人均储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收费标准增长速度之比等各项经济指标,将学费控制在教育部规定的占高校年平均日常运行费用的25%的水平上。
(四)美国高等教育有着相对完善的资助体系,中国应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资助体系
为了保证所有适龄人口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缓解因学费上涨过快给家庭带来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慈善团体对学生及其家庭提供了包括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和工读机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资助方案。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2001—2002年度全美大学生获得的资助总额为900亿美元。与2000—2001年度相比较,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增长了11.5%。在全部的资助金额中,各种形式的联邦助学贷款为413亿美元,占总额的46.1%,助学贷款是美国最主要的资助大学生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资助迅速增加,增长速度超过了学杂费和中等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以2001年不变美元价值计算,1991—1992年度至2001—2002年度,私立四年制大学学杂费增长了36.5%,公立四年制学杂费增长了37.1%。同期,一个全日制大学生平均所获得的资助却增长了117%。与1991—1992年度相比,2001—2002年度联邦政府提供的资助增长了103%。由于学生中获得资助的比例及数额增长迅速,扣除资助额后美国家庭实际承担的、子女就学时必须支付的高等教育费用并未明显增加,有些学校学生家庭的净费用还有所减少[8]。
在中国,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和高等学校都制定和实施了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奖、贷、助、补、减”和“绿色通道”制度,对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资助。但是目前的资助体系还不够完善,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奖学金重在奖优,一般学校规定只有20%成绩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范围较窄,同时也跟家庭经济情况无关,不能照顾到经济上有需要的学生;学费减免数额小、覆盖面窄,难以解决众多贫困学生的需求;勤工俭学一方面受制于学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时间有限制,一般高校规定学生校内勤工时间每周不得超过8小时,勤工的收入有限。
作为资助学生最主要形式的国家助学贷款在开展时也存在着诸多困难。一方面,贷款的渠道还不够通畅,需求和发放相脱钩。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大学贫困生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贫困生中,仅有51.5%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有48.5%的学生没有获得贷款(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9]。可以看出,还有接近半数的贫困生得不到国家助学贷款。另一方面,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放款,既无担保,也无抵押,还贷主要依靠学生未来的还贷能力及其还款意愿。在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信用贷款风险明显高于担保贷款风险。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还贷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加上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风险难以控制,银行对其失信行为束手无策,导致经办银行普遍没有积极性。所以,应该尽快完善以助学贷款为主的助学体系,减轻中国居民的高等教育学费负担,为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
参考文献
[1]Yale University-University Tax Office.Undergraduate Tuition&Fees[EB/OL].http://www.yale.edu/tax/about.html,2006-01-30.
[2]The College Board.Trends in college pricing,2002.
[3]USA Statistics in Brief—Income[EB/OL].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inctabs.html,2007-11-06.
[4]周保利.美国高等教育费用结构及特点[J].江苏高教,2004,(4):120-122.
[5]2006年全国各地高校学费标准[EB/OL].http://learning.sohu.com/s2006/gxxfdsb/,2008-10-25.
[6]2005年家统计公报[EB/01].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l,2006-10-11.
[7]何智蕴,董乃.中美家庭高等教育消费不平衡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7,(5):13-17.
[8]文澜.美国高校学费越来越高[J].泰安师专学报,2003,(4):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