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涯（共3篇）
翻译生涯 篇1
萧乾 (1910—1999) , 世界知名记者, 我国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 中外著名文化交流使者。萧乾先生一生从事新闻报道、报刊出版以及中英文翻译工作, 利用他手中的一支笔, 既向国际社会宣传和介绍中国的古老与现代文化, 也向国内读者翻译和介绍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 晚年曾多次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撰写了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随笔、特写及译作。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翻译家, 萧乾先生曾通过自己的一双慧眼, 以独特视角审视和观察了西方文化方方面面, 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对西方文化的关注与写作
1926年, 萧乾先生在北京崇实中学学习, 任崇实中学学生会主席兼校刊编辑, 既采访报道学校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有关新闻, 也负责编辑审核校园来稿, 开始接触和训练基本的新闻报道技巧。1930年, 萧乾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学习, 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直至1935年毕业。在燕京大学就读时,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作过他的老师, 教给他许多关于新闻学的经验与做法, 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使他受益终生。
自燕京大学毕业后, 萧乾先后任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文艺》主编, 并兼旅行记者, 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1939年, 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 他赴伦敦任教, 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 开始了七年的欧美生活经历, 这也是他记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到英国之后, 他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 后又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3年, 他放弃剑桥学位, 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 在战火弥漫的欧洲战场密集采访, 曾跟随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 先后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战场, 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昂首挺进莱茵区, 进入刚刚解放的柏林, 成为当时欧洲战场上唯一一名中国记者, 并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南德的暮秋》等描写欧洲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大量通讯报道和新闻特写。1945年, 萧乾专赴美国旧金山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 亲身见证了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性场面。在美国逗留期间, 他还撰写了《美国之行》, 这本特写是对美国20世纪40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1946年, 萧乾回到祖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 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他担任《人民中国》 (英文版) 副主编等职[1]。
萧乾由于受到早期学校教育的影响, 加之自己的个性特征, 始终将“记者”和“报人”视为自己最热爱的职业, 认为自己最适合的写作题材就是新闻特写。他和埃德加·斯诺一样, 从来就不是一个追逐热门和花边新闻的人。他的新闻报道与特写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文笔犀利、寓意深刻, 形成了独有的性格特点和笔墨文风, 在他的文笔中深藏着真诚与善良、同情与关爱, 向往着美好理想的境界。比如萧乾在二战采访时的写作视角就与众不同, 几乎看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 他着力捕捉那些看似细小、生活化的细节, 通过描写德国飞机轰炸下的英国妇女、描写大诗人艾略特甘愿去作防空巡视员、描写小动物在二战中的悲惨命运等来反映战争的罪恶和对人性的关怀, 让读者知道战争当中发生了什么、战后又发生了什么, 战争中普通民众的命运是如何的。萧乾创作的新闻报道作品, 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 表现了他对自己、对别人、对人的生活环境的真切态度, 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作为“人生的采访者”, 他不希望在自己的心里先设置各种规则和条条框框, 当然也不希望看到别人采用这些规则和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他的内心是渴望自由的, 追求自由与浪漫是他个人生命当中的至极目标。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小时候观察出来, 在儿时, 他就梦想着像克鲁索·鲁宾逊那样到处漂泊和历险, 成为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他的新闻作品深邃警醒、真诚坦荡, 是对他记者生涯和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解, 也是他观察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 读来发人深省, 耐人寻味[2]。
二、翻译生涯及其成就
与新闻记者生涯及其成就相媲美, 萧乾的翻译生涯同样卓有成就。早在1930年秋, 刚迈入辅仁大学不久, 萧乾就和美国青年威廉阿兰, 在文化古都北平策划编辑出版新潮学术期刊。1931年6月1日, 他们合作编辑的《中国简报》 (China in Brief) 正式创刊, 期冀向关心中国社会、文化进展的西方国家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势以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 从而成为当时我国最早向西方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刊物之一。作为创始人, 萧乾担任该刊文艺版主编, 陆续在该周刊上翻译和介绍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鲁迅的《野草》、茅盾的《野蔷薇》、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徐志摩的诗歌《灰色的人生》、闻一多的诗歌《洗衣歌》等, 向西方学界充分展示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文学成就, 特别对当时旅居北平的西方读者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33年, 萧乾转入燕京大学改读新闻系, 适逢他的美国教师埃德加·斯诺正在编译一部反映现代中国的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斯诺了解到萧乾热衷于向西方读者介绍和宣传中国现代文学, 就力邀他参与《活的中国》的编选与翻译工作。以此合作契机, 萧乾参与编辑和翻译了巴金的《狗》、丁玲的《冰》、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张天翼的《移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等现代文学作品。之后, 《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版于1936年由伦敦乔治G·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 对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3]。
1939年起在旅英的七年间, 萧乾先后在伦敦出版了《苦难时代的蚀刻》、《中国并非华夏》、《龙须与蓝图》、《千弦琴》和《吐丝者》等五本深受英国读者喜爱的英文著作, 致力于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概况、风土人情以及抗日战争情况等。1942年, 萧乾曾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攻读研究生, 主要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的学习研究, 扩充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新领域。1946年萧乾回国后继续在《大公报》工作, 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他历任《人民中国》 (英文版) 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等职, 继续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包括《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柯克小品选》、《好兵帅克》、《汤姆·琼斯》、《尤利西斯》等。而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在80多岁高龄时, 他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合作翻译的人称“最难懂晦涩”的爱尔兰小说家乔尹斯的巨著《尤里西斯》, 令中国和世界文坛瞩目和惊叹, 表现了他希望将西方优秀文化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志向和追求。事实上早在萧乾留学英国期间, 他就仔细研读过这本巨著, 尽管他认为乔伊斯的这种意识流创作不会被世人所接受, 但还是认为有必要将其介绍给中国作家和读者, 使他们明白人性观察的多维度和文学创作的多样性, 了解西方文学创作的新理念和新思维[4]。
作为知名记者和翻译家, 萧乾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深入总结萧乾一生作为记者和翻译的生涯及其成就,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即便是到了晚年依然笔耕不辍, 撰写了大量散文、笔记、随笔、回忆录等文学作品, 广泛参与国际作家聚会, 参加中西文化团体座谈等活动的极富人格魅力的前辈学者, 感触他对我国新闻出版和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商昌宝.带上地图的旅人[J].扬子江评论, 2010 (2) .
[2]杨义.《萧乾全集》序[J].新文学史料, 2004 (2) .
[3]林克难.增亦翻译, 减亦翻译——萧乾自译文学作品启示录[J].中国翻译, 2005 (3) .
[4]李传玺.萧乾翻译《尤利西斯》的缘起[J].世纪, 2010 (4) .
翻译生涯 篇2
管理工程系 班级：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院校： 邮编：
目录
1、自我评估 2、专业分析 3、外部环境分析 4、就业领域 5、目标确立 6、策略实施 7、结束语
一、自我评估
我将从不同角度对自我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此探寻自我择业的基础和条件，并利用其协助我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
他人评价：
为了更客观地认识自己，我也询问了老师、同学、朋友对于我的看法。 我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热情、大方、自信。
——个人能力很强的女孩子，敢闯敢干，有自己的想法。
我的优缺点：
我有什么优点呢?
——关心他人，愿意帮助人;做事认真，有原则;体贴、细心。 我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呢?
——耐性不够;做事有时太急躁、冲动;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缺乏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考虑问题不够长远;缺乏整体把握的能力。
文学大师郁达夫的翻译生涯 篇3
1921年7月, 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是郁达夫与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 是现代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之一。这个文学团体一直维持到1927年9月。那个时候的郁达夫成就卓越, 成为创办创造社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以极大的气势和无限的热情, 积极投入创造社事业并努力从事新文学创作。在翻译工作上, 他也是以高涨的热情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1922年在《创造》上开始发表翻译作品, 并且在一些文章、日记、小说中贯穿融进了许多译诗。如《稻者》中德国诗人歌德的《迷娘的歌》, 《沉沦》中英国诗人华斯华兹的《孤寂的高原》、《南迁》, 《施笃姆》等文中的英国作家施托姆泛道森的一些短小诗文, 《胃病》中英国伟大诗人W·E·亨利的《入院的患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 专重自我的, 崇创作, 恶翻译。”其实不只是鲁迅先生, 作为创造社主要台柱的郁达夫显然也秉持着这种态度。虽然他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活动, 但在长达七年左右的时间里, 他并没有过多的译作面世, 而且曾经已在《创造》 (季刊) 上登了广告、列入《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的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童话剧《沉钟》和列入《创造社世界名家小说集》的王尔德长篇小说《杜莲格来》这两本译作, 迟迟未见出版, 仅有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莲格来”的序文》这一篇作为译作发表[1]。他翻译较多的还是在他作品中所融入的英、德等国一些诗人的短诗。由此可以看出, 郁达夫这一阶段的翻译, 是从属于他的创作的, 可以说他的翻译都是围绕着创作而展开, 并为他的创作做更多的服务。
1927年10月, 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与郁达夫一起从事翻译工作。郁达夫在与鲁迅先生相聚的六年时间里, 不仅促进了他的翻译工作, 而且也对他的人生起了重要作用。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落后, 无可讳言, 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 作品的比较的薄弱, 是势所必至的, 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 应该一同提倡。”在鲁迅热情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 郁达夫也将这个时期的翻译工作置于关键的地位, 并以饱满的热情翻译及介绍外国文学著作。1928年, 郁达夫与鲁迅先生合作创办了旨在“揭载养于卒艺”的著作, 在主编刊物《大众文艺》时也强调, 我国的文艺还赶不上各先进国的文艺, 所以介绍翻译当然也是我们这月刊里的一件重要工作。此外还翻译并介绍了文艺月刊《奔流》, 而且他所有的文学翻译, 也再没停留于自己原有的创作范围内。他在此期间大量发表译作, 在众所周知的《奔流》刊物上, 又发表了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芬兰作家约翰尼·阿河的小说《一个败残的屠格涅夫的废人》等九篇译作。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 而且还接连出版了《小家之伍》、《几个伟大的作家》和《达夫所译短篇集》三本译文集。他的翻译工作不仅扩大了翻译的范围, 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个层次, 所有的翻译作品中不仅包括美国、德国的作品, 还有俄国、爱尔兰以及日本等国的[2]。在文学体裁上, 所译的众多作品之中不仅有诗歌, 还有散文、小说、文艺论文等。所以, 可以这么说, 郁达夫翻译生涯中的黄金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形成的。
1933年4月, 郁达夫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移居杭州, 不得不离开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心上海, 离开鲁迅先生。这不仅给他的翻译工作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也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他移居杭州以后, 在翻译上也做了不少工作, 从他保存的日记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遭受挫折的他对翻译工作依然满怀信心斗志昂扬。1935年9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寒甚, 读德国小说《冷酷的心》, 系有暇, 很想来译它成中文, 此女作家在德国是当时的中坚分子, 有空当把她的小说译一点出来。”他本打算出版一本《美国作家短篇集》的译作本, 还想在此期间翻译美国的一些短篇小说著作。由于当时在杭州忙着建“风雨茅庐”, 后来又被调到福建省政府任职, 在此期间只发表了一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理发匠》的译著、日本兼好法师随笔集《徒然草》中的八段译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 满怀爱国之情的郁达夫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虽然经历了家庭风波的折腾, 但他依旧全身心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 这时他已无暇致力于翻译工作。1938年郁达夫到达南洋后, 也曾想过在翻译工作上多作几番努力, 希望能再造辉煌。他曾在这一段时间先后翻译出了恩斯脱·詹姆斯的《温斯敦·丘吉尔》等三篇散文, 而且还成功翻译了林语堂的《瞬息京华》, 这是用英文记写的长篇小说。太平洋战争于1942年12月爆发, 这场战争使定居新加坡的郁达夫又失去了往日的闲适生活。即使在日本侵略者野蛮掠夺的恶劣条件下, 郁达夫仍然继续专心致力于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1942年2月在成都《创作月刊》上翻译并发表了加拿大作家斯蒂芬·巴特勃·里科克《幽默的谈话》这部著作[3]。
日本侵略者进攻新加坡之际, 郁达夫与一批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文人志士一同乘坐难民船穿越重重障碍, 经过难以逾越的马六甲海峡, 经过几番波折, 终于抵达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这在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归属地。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耶公务镇又度过了三年的流浪逃亡生活, 结束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后旅程。郁达夫在一次去访问一位当地华侨领袖蔡承达时, 恰好碰上一个日本宪兵也来和蔡承达谈论某些事情。由于语言不同, 双方沟通起来非常困难, 但蔡承达知道郁达夫精通日语, 就请他做翻译以便双方沟通。由于这里的华侨中只有郁达夫精通英语, 此后驻守巴耶公务镇的日本宪兵就胁迫郁达夫在日本宪兵部担任翻译。
郁达夫尽管充当了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人员, 在翻译期间仍为当地华侨和印尼人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自己高尚的民族气节, 怀着一腔的爱国热情。比如, 有时日军宪兵部接到了探子的密报, 郁达夫得知后, 凡是关于华侨同胞的, 他都会秘密通知当事人, 想方设法帮助他们逃脱虎口。还有许多印尼人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 郁达夫帮助日本宪兵翻译供词时, 为很多被捕的印尼人减轻了罪状, 所以郁达夫在宪兵部当翻译的七个月里, 所有被拘留关押的人, 都会在郁达夫的机智勇敢和精心设局下而获得解救, 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被当地宪兵部杀害。在不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 郁达夫与一位祖籍广东台山的华侨姑娘何丽有在朋友的介绍下结了婚。郁达夫虽然在异地再次结婚, 但是他仍旧把爱国热情埋在内心深处, 时刻提醒着自己不忘家仇、不忘国耻。他把特制含有高度酒精的酒专门卖给日本人, 正如他所说:“让这浓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为了让自己彻底摆脱在宪兵部充任翻译的差事, 郁达夫也想尽了种种办法, 最后他决定拿自己的身体作赌注, 尽一切可能弄坏自己的身体, 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后来查明自己患有肺病, 才得以摆脱宪兵部的控制。因为有郁达夫常常给宪兵部送钱、送酒, 与宪兵队不停地周旋, 宪兵很少到酒厂制造麻烦, 因此酒厂也成了抗日爱国志士活动的中心, 巴耶公务镇也成为众多爱国志士和文人志士的聚居地和归属地。
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郁达夫终于熬过了漫长的黑夜, 迎来了最后的胜利曙光。正当郁达夫沉浸在抗战胜利中并为此欢呼的时候, 日本宪兵又将沾满血腥与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 郁达夫吃完晚饭后, 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聊时, 一个有印尼语口音的当地青年忽然来到家中, 说是有事想请郁达夫出去商谈。郁达夫当时随这个青年出去在外面说了几分钟以后, 又回家中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你们请坐一下。”说完转身就走了, 此后就没见郁达夫再回来。当时他出去时脚上穿着木屐, 身上还穿着睡衣, 他就这样神秘消失了。后来, 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打探到一些消息, 有人说郁达夫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人推入后面的悬崖坠落万丈深渊而死, 也有人说在1945年9月17日那一天郁达夫在武古丁尼的丹戎草岱荒野中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参考文献
[1]沈绍镛.试谈郁达夫的翻译[J].杭州大学学报, 1998 (4) .
[2]胡婷婷, 张德让.内外皆宜, 两全其美——从三篇爱尔兰小说的翻译看郁达夫的翻译选材动机[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