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文化适应性（精选10篇）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1
新教师走上教师岗位, 会面临诸多的问题。文化适应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得到解决, 将直接影响到新教师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因此, 从理论上探讨新教师的文化适应问题, 将有助于学校对新教师的岗位培训, 从而更好地使新教师融入到学校的教育文化之中。
一、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要求
20世纪30年代,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拉尔夫·林顿 (Ralph Linton) 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 (Melville J.Herskovits) 等人在威斯勒 (C.Wissler) 的研究基础上, 将“文化适应”引入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 并对文化适应作出如下定义:“用以理解如下一些现象:即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 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1]这表明, “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 给接触的一方或者双方带来文化模式改变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当一名新任教师进入一个新的学校教育环境中时, 这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一个陌生的学校教育环境, 因而不得不面对一个崭新的学校文化模式。而此文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他已经形成的文化心理产生某种冲突或不适应。实际上任何一个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新教师,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为此, 新任教师必须要通过自我努力, 改变自己的某些在这之前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就新任教师与学校文化的关系而言, 文化适应可能产生四种不同的结果, 即文化融合、文化分离、文化同化和文化边缘化[2]。在这四种结果中, 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都意味着适应良好, 而文化分离和文化边缘化则意味着文化适应的失败。这种失败将直接影响新教师其后的专业发展。
必须看到, 在学校文化这个总体概念下, 包含着诸多各有差异的亚文化, 如学校的管理文化、学校的主流文化、学校在其教育教学工作中实际表现出来的文化, 以及同事的交往文化、学生的流行文化等。对于新任教师来说, 究竟要适应所任职学校的哪些文化, 以及如何适应这些文化, 可能会存在个体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新任教师自身的文化背景。但总体上看, 新任教师必须要做好以下文化适应准备。
首先, 新任教师必须要适应角色文化的转变, 从学生角色切实转变到教师角色文化这个转变对于新任教师来说, 是必须要面对并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作为学生角色, 一个人可以稍微放松自己, 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放弃作为学生角色的责任, 也不会对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其他学生的学习带来严重的影响。然而作为教师, 一旦他不严格遵守学校日常管理规范, 那么他的行为就不仅会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而且还会影响到许多学生的正常学习。
其次, 新任教师必须要适应学校的主流文化。每一个学校都有其独特的文化, 有其不同于其他学校的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模式等。从一所师范院校毕业来到中小学, 意味着从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进入到另外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 一种不同于师范院校的文化背景之中。就此而言, 新任教师就必须要不断地改变自己已经形成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接受所任职学校的教育价值观念以及思想观念。新任教师对学校文化的接受, 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 是一个从不能理解到逐渐理解, 从对日常行为方式的认同到行为表现, 从被动地遵从到自觉的行动的过程。
再次, 新任教师还有一个适应学生文化的过程。认识和了解学生群体的思想意识、情感状态以及行为习惯等, 并且尽可能地接纳学生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是新任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接纳而不迁就, 认同而不仅仅是认识, 理解并且同时要对学生不符合学校主体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表现加以教育和纠正, 这是新任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新任教师而言, 必须要认真地分析自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以及在学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的文化特质, 从中发现差异。一些新任教师出身于农村, 而其教育对象则是城市的学生;另有新任教师是城市出身, 而其教育对象则是农村的学生。这些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 影响师生的教学交往与互动。为此, 新任教师必须努力改变自己, 在自己和学生之间形成和谐的文化氛围。
二、新任教师文化适应的主要表现
文化作为一社会成员共通的、贯穿于整个生活的行为方式, “深刻地支配着人、束缚着人的行动”[3], 包括若干方面, 涉及诸如价值取向、规范要求、思想观念、言行举止、思维方式、物质形态等诸方面。而学校正是一种被创设出来的文化形态, 通过学校组织的日常活动,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校文化是学校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并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是学校师生的整个生活状态、生存方式以及学习与工作方式。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任教师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想的理解和认同, 并努力使学校的办学理念与教育理想转化为自己的行动理念与教育理想。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想是学校文化中最核心的, 也是对学校各个方面工作起着统领作用的价值取向和意义体系。学校各个
402012年8月上半月版
方面的工作和活动的开展, 都是理念层面的学校与教育的现实展示或反映, 而日常活动则只不过是理念理想状态的现实表达。因此, 对于新任教师来说, 首要的是要适应和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想。
二是新任教师对学校教育意义体系的理解和认同。每一所学校都会对其教育以及开展的各项活动赋予其特定的意义, 并且根据教育目的以及学校所确立的教育理想而赋予其意义。对于新任教师来说, 重要的是必须要理解学校的各种事物以及活动所具有的内在的意义。只有这样, 新任教师才能够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精神与态度, 投入到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之中。
三是新任教师对学校管理规范的理解和认同, 并内化为自己教育教学以及学生管理的准则。新任教师必须要努力认识和理解所任职学校的管理规范, 真正吃透它的精神与具体要求。任何不了解、不适应学校管理规范要求的表现, 都将意味着新任教师在适应学校文化方面的失败。不仅要了解、认识和遵守学校正式的管理规范, 而且还要理解并领会学校里的各种非正式的规范要求, 如同事间待人接物的方式、办公室的隐性规划以及日常教师间的交往习惯等。时下经常能够听到学校的管理层或者学校的资深教师对新任教师的批评, 各种批评的集中指向, 实质上反映出新任教师普遍存在着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
四是新任教师对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方式的理解与认同。对于新任教师来说, 形成与学校文化相适应的行为方式, 就需要切实地表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 表现在教育、教学、对学生的管理以及与学校管理者及同事的各种正式场合的交往之中。新任教师对于价值观念、意义体系以及管理规范的适应, 都是一种内隐的适应, 这种内隐的适应的外在表现, 就是与学校组织要求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的出现。
三、新任教师文化适应的基本途径
学校为新任教师所提供的文化适应辅助策略, 将能够极大地缩短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期。因此, 作为教师的教育者以及中小学管理者, 一方面要向新任教师提出文化适应的要求, 以使新任教师获得自觉的文化适应意识;另一方面, 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 以帮助新任教师更好更快地适应学校文化。
首先, 要将文化适应作为新任教师培训的主要内容。新任教师的培训目前已成为中小学甚至高等学校培养青年教师的重要策略。不同形式的培训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也存在若干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新任教师培训突出普遍性知识的理解和获得, 而不太注重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地方性知识” (1) 的获得, 即与学校文化密切相关的知识, 也是新任教师文化适应必须要了解和认识的核心内容。因此, 必须要使新任教师认识到学校的办学理念与教育追求, 认识学校的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理想、学校的管理制度。就此而言, 新任教师的真正培训者, 应该是学校的校长及其管理者群体。他们长期置身于学校的文化之中, 对学校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活动文化最为熟悉, 对于学校的观念与意义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的所说所做, 就是学校文化的集中表现。
其次, 要让新任教师参与学校开展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 通过参与活动让新任教师融入到学校的文化之中。学校展开的任何活动, 不仅蕴含着学校的教育价值追求, 体现着学校对日常教育教学现象的看法以及各种现实问题的界定与理解, 而且也意味着学校把什么看做更有意义、更有作用和价值。因此, 新任教师对活动的参与, 也就是其适应文化的开始。而新任教师的文化不适应恰恰在于对于富含文化价值的活动的不理解、不认同、不参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疏离感、陌生感。长期以往, 新任教师就可能会感觉到与学校的文化格格不入, 并因而成为学校的局外者。学校应当有意识地组织各种活动, 并且有意识到让新任教师成为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在这样一种体现主体意识和中心地位的活动中, 新任教师不仅能够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尊感, 更能够深切感受到学校的文化内核, 理性地认识学校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承载。
再次, 适当引导新任教师缓解文化适应压力。文化适应压力指的是新任教师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出现的心理上的紧张状态, 具体表现为困惑、焦虑、抑郁、疏离感、边缘感、认同混乱、身体精神症状增多。实际上, 许多新任教师在其文化适应的过程中, 总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压力。这种文化适应压力如果不能缓解, 那么它不仅会影响到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 而且还会引发出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从这点来看, 文化适应的压力源在于文化的不适应。为此, 学校管理者需要从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 注意观察和研究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压力, 通过交流与沟通, 引导新任教师正确地对待工作之初的挫败, 给予工作方式方法的具体指导, 以消除文化适应的压力源, 从而减轻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压力。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农村学校改进的制度分析与路径选择研究” (项目批准号11YJ A88017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Rob ert R e dfi el d, R al p h Li nton, M elvi l l e J.Herskovits.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J].American Anthrpologist, V38.1, 1936 (149-152) .
[2]Berry, J.W.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Understanding Individuals Moving Between Cultures[A].Brislin, R.W. (Ed.) Appli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Newbury Park:Sage, 1990:232-253.转引自, 孙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西方的理论与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45-51.
[3]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M].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87.
英语翻译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探讨 篇2
【关键词】英语翻译 文化适应性 文化差异
引言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词语的不同含义，因此，想要做好英语翻译，译者不但需要拥有优秀的语言水平，更要对源语言及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理解，这样才能确保将源语言的信息及特色准确并完整地呈献给读者。
一、英语翻译与文化适应性
1.在英语翻译中文化适应性原则是基本准则之一。它是指在具有相异的历史背景及不同特征的文化之间，理念、模式和价值的差异。而这些方面可以通过语言上的相互借代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吸收和共融。
文化适用性原则对翻译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在此原则下，基于英语的历史背景、表达习惯及文化差异将文字翻译成为目标语言读者所能够熟悉并接收的文字的通知尽量完整准确的表达作者所想要表达的信息。因此翻译质量的还坏也依照这一重要标准来衡量。
翻译并不是一项单一的转换工作，它更是将两种文化匹配、融合并重组的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而翻译的出现正是应对不同文化间差异及冲突的方法。因此，处理好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是翻译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2.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词语的不同含义，想要做好英语翻译，译者不但需要掌握强硬的语言水平，更要通晓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将语言背后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来，如此，翻译出来的目标语言才会不失英语的韵味，将原语言想要表达的内容完整的呈现出来。因此，翻译时，译者需时刻遵循文化适应性原则。基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内涵，对源语言所表达出的信息进行重新整合，再结合目标语言的特点将源语言译出，以达到两种语言的具备等效性的目标。
二、英语翻译原则——坚持文化适应性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语言，英语翻译中要坚持文化适应性原则，才能保证译文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特色。在英语翻译中对文化适应性原则的坚持，包括两个方面：
1.了解两种语言的思维模式的差别。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而成就不同的思维模式，所以语言习惯也就必然有所不同。由此可见，与眼睑的转换实际则是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转换。译者只有对目标语言和源语言两种思维模式都有所了解，才能在更好的利用文化适应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英语翻译。例如：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思维模式就有所不同。
一方面是，英式语言通常为总分结构，先对文章进行概述，在重点对主题进行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如此可见，英语的思维方式属直线型。因此，在英语翻译过程中，要适当的转换语言，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思维模式，更易于读者接受与欣赏。另一方面，汉语的通常为分总结构，汉语更习惯于对问题现行阐述与分析再进行判断推理，在文章最后进行总结，思维方式呈非直线型。如此看来，汉语与英语的思维模式明显不同。
2.掌握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英语翻译要求译者熟知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深知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只有这样，译者在翻译过程才都会时刻遵守文化适应性原则。比如，母语为汉语的人们在见面打招呼时通常会说：“嘛去啊？”、“吃了吗？”之类以表亲切。但是在英语文化背景中，特别好的朋友见面也不会问这些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话是很不礼貌的，一般只是问候“Hi”“Hello”。而“Hi”“Hello”这样的词汇在汉语文化背景下，则属于很生疏的一种问候。
因此，在英语翻译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进行翻译，否则，翻译出来的文字让目标语言的读者看了之后会产生不解，甚至误解。
三、应对文化适应性原则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文化适应性对语言翻译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为了达到准确传达源语言信息的目的也有着多种翻译方法及策略，以实现两种语言间能有具备尽可能相同或向相似内容与韵味的目的，翻译中应对文化适应性原则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直译。纵然文化与文化之间看似大相径庭，但文化终究是由人类创造的，不同的文化只是由不同的种族创造的罢了，文化的形成必定有着某些共性，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就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在英语翻译中，不难发现英汉两种语言有很多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句，这种时候，可以直接翻译不加任何修饰，即直译。如，英语中“to be on thin ice”与中文的“如履薄冰”含有相同的文化意义，都表达了所处境地困难重重的意思，所以可以将原语言词汇的含义直接翻译过来。
还有，一些具有明显的民族历史和地方色彩的语言，其中的文化内涵也都在对方民族广为流传，无须过度强调读者也都能明白且不会有误解，这种情况下，也可选择直译。如，“The Trojan horse”可以直接翻译成“特洛伊木马”，因为“特洛伊木马”这个历史典故在中国已经广为流传，大多读者均知晓这个典故，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直接翻译，不但保留了原文文化内涵，而且也不会引起目标语言读者的误解。
另外，在直译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读者不能理解的词汇或是语句时，可以适当加入注释，不但不会丢失原语言的文化特色，又表达了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如“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d go out and get drunk”翻译成“星期五发薪日到了，他们马上要去大醉一场”。中间加了“发薪日”来对星期五做注释，既展现出了英国的文化特色——星期五是他们的发薪日，又让目标语言的读者很轻松的理解到，“发薪水了自然要去喝酒狂欢一下”这句话的含义。试想，如果不加注释，“星期五到了，他们马上要去大醉一场”，读者会很费解，不知星期五与“他们喝酒”有什么关联，理解不到其中的文化内涵。
2.替换。替换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经常被使用。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相同词汇代表的意象往往有所不同，如此以来直译不能准确表达出源语言所需传达的信息，所以，需要用目标语言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代替源语言的词汇，以保留源语言的交际意义，达到文化适应性的目的。如英语“as thin as a shadow”，直译过来“瘦得像个影子”，虽然汉语读者也能了解这句话是想表达“瘦得厉害”这样的意思，但是读起来总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是两个文化的差异点。而对于“瘦得厉害”的形容，汉语正好有个文化意义相近的表达方法“瘦得像个猴子”。那么，把上文中“影子”替换成“猴子”，不但保留了原语言所要表达的文化意义，而且还融合了目标语言的文化内涵，使译文更具阅读性。
再如，在汉语里有个俗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以中式英语的翻译法“Speak of Cao Cao，and Cao Cao arrives”。这样的译文，英语读者看了会很茫然，甚至不解。一来，他们不知道“Cao Cao”是指什么；二来，这种语法很不地道。如果熟知英语俗语的译者，只要看到这句话应该就能想到，英语中有相应的俗语与之对应，“Speak of the devil”，Devil是外国人熟知的名词，在这里替代掉“Cao Cao”最合适不过。因此在翻译这句话时用相应的英语习语来表达，不但会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译文，而且让读者能真正领悟和体会原文的内涵和意境。
3.归化。归化法是指：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加流畅的接收到到作者的所要传达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尽可能的运用目标语言读者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去表现外来作品。这种方法也是为适应源语言文化而生的一种翻译方法。归化法作为翻译方法中的一种，适用于源语言直译且局部替换单词无法完全传达作者所想要表述的信息的情况，将具有浓郁异国色彩的文字加以郑丽归化，使翻译后的文字更易于读者接受。
如傅东华先生于1940年翻译的“Gone with the Wind”，由于当时所处历史背景限制，中国人民对外来文化大多持排斥的心理，傅先生选择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原文中所有的名字都译成姓加名的形式，如“Scarlett O'Hara”译成“郝思嘉”，“Rhett Butler”译成“白瑞德”，使当时的读者更易接受与自身文化相近的译文。
而对于当今与国际社会交流频繁的中国来说，伴随着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趋势，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大大提高，完全的归化翻译方法并不能满足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好奇心，他们更倾向于在译文中感受原汁原味的语言文化。如果让现代的年轻读者再去读傅先生的《飘》，恐怕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因为译文里外来文化的特色已经被归化为典型的中国文化，读者完全领略不到美国那个年代的文化特色。
四、结语
译者在把握文化适应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这样才能使译文尽可能忠实原文的内容，又顺应译文的文化习惯，让读者没有任何阻力地读下去。
参考文献：
[1]光彩虹，常丽坤.口译译员的跨文化意识[J].黑河学院学报.2015（02）.
[2]陈国萍.浅谈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信息等值[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2（11）.
[3]韩媛.文化适应性原则下汉语典籍的翻译[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4]宁雅静.商务英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4（02）.
[5]刘冬梅.文化和文化教学[J].校园英语.2015（33）.
[6]王双.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4（05）.
[7]牟常青，柴树金.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研究[J].校园英语.2015（03）.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3
1.1 逆向文化冲击
“逆向文化冲击”最早由学者斯格兹 (Scheuts) 于1944年提出, 原意是针对一些出国人员在离开本土相当一段时间内, 经历了异文化的冲击、适应过程后, 回到母国时对于曾经熟悉、现在却可能是陌生的母文化环境产生的类似于进入新文化后的不熟悉、误读现象。 (1) 本文将这个“逆向文化冲击”概念引入到乡村新手教师的研究中来, 基于下面三个理由:
第一, 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 是乡村新手教师回乡过程中产生“逆文化冲击”前提。第二, 乡村新手教师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接受这城乡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乡村新手教师自小生活在乡村, 接受者乡村文化的耳濡目染, 虽然接受者城市化取向的中小学教育, 对于城市生活产生一定的想象, 甚至有的在城市文化的关照下鄙弃乡村文化, 但是由于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严重脱离, 让他们对于城市文化并没有深刻的感受, 主要还是依托于乡村文化。 (2) 进入大学后全方位接受着强大的城市文化洗礼, 城市文化才在他们身上落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第三, 乡村新手教师受到的“逆文化冲击”, 不仅表现在理论上, 更体现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笔者通过随机对一些乡村新手教师访谈了解到, 一些乡村新手教师极为怀念城市生活的美好, 埋怨乡村社会生活的粗俗单调, 有的沉迷到电脑网络中去, 有的则通过考研, 公考或是调到县镇学校, 以摆脱乡村教师身份。
综上所述, 本文将“乡村新手教师逆向文化冲击”概念界定为:出生在乡村, 受到乡村文化深刻影响, 但接受城市文化趋向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最后返乡任教的乡村新入职教师, 在重新适应母文化——乡村文化过程中遭受到的不适应现象。并根据乡村新手教师的具体情况对其逆向文化冲击心理变化过程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提出了三阶段说, 即沮丧阶段、调整阶段和适应阶段。
2 乡村新手教师遭受“逆向文化冲击”的原因
(1) 乡村新手教师自身的认识问题, 造成的乡村文化再适应过程中不适性。首先, 乡村新手教师很少对可能会遇到的母文化的适应问题有心理准备, 其次, 是乡村文化自身的变化造成与乡村新手教师心中的家乡概念有所差别, 再次, 是乡村新手教师没有认识高等教育经历对于他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他们与母文化互动的影响。
(2) 乡村新手教师接受的远离乡村的教育, 致使重新应付乡村文化无所适从。首先, 近代以降, 国家权力的下沉, 学校进入乡村社区, 推行的是普适的科学文化知识, 乡村社区以外的文化和知识技能开始取代社区传统, 地方性知识被迫退居私领域内, 乡村教育不能满足乡村的生产生活实际。 (3) 一方面致使新村新手教师难以在乡村教育中学到应付乡村的生产生活知识, 另一方面以城市化为取向的乡村教育, 漠视甚至贬斥乡村文化, 再加上乡民们功用化对待乡村文化, 以逃离乡村为目的乡村新手教师, 很难有热情学习与乡村有关的知识。
其次, 乡村教育这些年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致使教育内容远离学生生活, 乡村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致使乡村新手教师重新面对乡村生活生产的问题时难以应付。
(3) 城市文化的强势入侵下, 乡村新手教师在乡村难以找到归属感。在文化进化论的视野下, 乡村文化成了城市文化的延伸, 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前的落后阶段, 新村新手教师社会或者教育中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以致信奉这样的观念, 让他们难以找到乡村文化的价值, 甚至漠视或贬斥乡村文化, 因此在他们回到乡村社会时, 寻找不到自身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难以融入乡村社会。 (4)
(4) 城乡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异, 致使乡村新手教师产生的“逆向文化冲击”。即便是在城市化迅速发展, 城乡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 城乡文化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无论是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或者精神文化层面, 接受过城市文化全面洗礼的乡村新手教师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乡村, 在生活交往方式难以适应乡村文化。另一方面, 乡村学校教育较为落后, 乡村教师的待遇福利较低, 社会地位不高, 生存环境较为恶劣, 让乡村新手教师很难安于乡村教育, 融入乡村社区。 (5)
3 乡村新手教师遭受逆向文化冲击后的调整与适应
3.1 乡村新手教师个人层面
首先, 应该认识到自身可能会受到的“逆向文化冲击”, 积极地参入学校内外的各项活动, 加强对于乡村文化的了解, 与此同时密切乡村文化与课堂的交流, 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兴趣, 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另一方面也可以改造和引领乡村文化的发展。 (6) 其次, 应该树立多元文化价值观, 合理的认识城乡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确有发展水平之差, 但更有发展类型之别, 应该尊重乡村文化的价值, 这不仅是乡村教师自身应该具备的文化价值观, 乡村新手教师还应该把这种观念带入课堂, 让乡村学生也形成良好的文化价值态度。 (7)
3.2 乡村学校层面
首先乡村学校可以建立新老教师“师徒制度”, 一方面可以促进乡村新手教师的专业发展, 另一方面在老教师的帮助下, 新手教师可以快速融入学校生活以及社区生活。其次, 乡村学校可以加强学校与乡村的互动, 为乡村新手教师融入社区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再次, 乡村学校应该积极关心乡村新手教师遇到的各种困难, 给以温暖帮助。
3.3 国家与社会层面
乡村新手教师遇到的逆向文化冲击,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城乡发展巨大的不平衡,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 乡村教师的工作待遇太低。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提高教师待遇, 关注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状态, 需要国家持续不断地努力。
摘要：在中小学接受城市化取向的乡村教育, 之后又在大学接受过城市文化全面洗礼的农村籍学生, 在回乡任教重新适应母文化——乡村文化过程中, 遭受到了学者斯格兹 (Scheuts) 提出的“逆向文化冲击”, 这种冲击解决合理与否, 不仅会影响乡村新手教师正常的工作生活, 乡村学生良好文化心态的形成, 甚至还会影响到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造成这种逆向文化冲击原因主要是乡村新手个人的认识问题、乡村教育与乡村学校的远离、文化进化论和城乡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等因素。良好的文化适应需要个人、学校和国家的齐心合力。
关键词：乡村教师,新手教师,逆向文化冲击,文化适应
注释
1李晶.逆向文化冲击中文化适应[D].上海:复旦大学, 2008.
2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M].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30.
3张济洲.乡村教师的文化冲突与乡村教育改革[J].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版) , 2008 (9) :73-76.
4段会冬.乡村教师文化困境的再思考:对《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与出路》一文的回应[J].上海教育科研, 2011 (11) :40-44.
5侯中太, 蔡永红.农村教师生存困境与反思[J].中国教育学刊, 2012 (10) :32-35.
6李常吉.论农村教师的地方性知识[J].教育研究, 2012 (6) :73-76.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4
[关键词]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适应性；研究
[作者简介]刘结玲，广西大学商学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与发展，出版企业逐步走向全面竞争的道路。目前，从图书市场内部来看，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图书印刷的质量和数量得到充分保证，图书市场供给由短缺走向富余。图书市场供给由买方市场走向卖方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阅读、快餐文化等也给传统的图书产业带来较大冲击，加剧了纸质图书市场的竞争。
不论是产品、品牌竞争，还是价格、市场竞争，本质上来说都是出版企业的文化竞争。企业文化是出版企业的实际运营模式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企业在生产、管理和销售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符合出版企业发展要求、具有鲜明企业特征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并且最终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此外，出版企业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出版企业想要保证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使有限的生产要素发挥最大功效，并且通过合理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一、出版企业文化研究现状
有学者认为，中国出版业立足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确立必须突破人才管理瓶颈。在智能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理念下，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和发展模式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有学者认为，人才问题是转企改制后出版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人力资源智能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构建适合行业特点并切合企业自身人力资源实际的管理体系。
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深层分析，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和建议。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源创新管理就是要实现智能管理、发展管理和观念管理。“组织、领导力、激励”新三项制度性设计和执行，应该成为企业管理层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企业人力资源战略时考虑的关键性议题。还有学者提出出版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操作，一般有包括重新聘用、招聘与选拔、裁员与分流、培训与发展、激励机制、人力资源外化等几个方面。
二、出版企业文化
（一）出版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出版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且被员工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出版企业自身特色的基本的、共同的行为方式、信仰和价值观。出版企业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往往为企业确定氛围基调和行为准则。它包括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
1.出版企业的精神文化。出版企业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员工长期形成并共同接受的思想意识活动，具体包括出版企业目标、宗旨、精神、道德、价值标准和团队意识等。精神文化是出版企业文化的源泉，在整个企业文化的框架中，它处于最深层次，是出版企业文化的核心和主体。
2.出版企业的制度文化。由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组成的制度文化，包括出版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管理水平、教育培训、娱乐活动等。制度文化是由深层文化向表层文化转化的中介。
3.出版企业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凝聚着组织文化抽象内容的物质实体，包括出版社办公场所、出版机器设备、建筑设计、办公环境、出版质量、售后服务、发展状况等可以被人们直接看到、感受到的物化部分。出版社的物质文化是出版企业文化中最直观、最表象的部分，可以说是企业的硬实力，是出版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出版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
出版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大致包涵出版企业精神、出版企业价值观、出版企业职业道德、出版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和出版企业形象。它具有以下几项相对独特的功能。
1.导向功能。出版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体现在它能够对企业整体以及所有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到引导作用，使其行为能够符合企业的预期目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企业规定或使员工认同企业的整体价值，引导企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二是确定企业的预期目标，创建组织的行为规范，引导组织成员个体的思想行为。
2.激励功能。出版企业文化的激励功能，就是企业文化通过满足员工的需要，引导员工产生强大的内在动力，起到激发、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作用。出版企业文化最终能够使企业目标自动转化成个体成员的自觉行动，促进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在更高层次上达到统一。
3.约束功能。出版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约束不仅表现在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各种物质形式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的行为，更主要的是通过企业文化对员工的行为形成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企业团体的共同价值观、职业道德、道德伦理规范等能够规范员工的行为。
4.辐射功能。一个优秀的出版企业，它的企业文化不仅对内部成员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辐射和传播。出版企业不仅仅为社会生产物质产品，也生产传播文化、思想和知识的精神产品，它应当具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责任意识，承担起相应的文化操守。
5.凝聚功能。出版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于它可以增强出版企业的凝聚力。在充分尊重出版社编辑、财务和管理等人员个人价值、承认员工利益、有利于发挥员工个人才干的基础上，企业文化通过培育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起员工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个人的行为、思想、信念和企业有机统一，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从而激发员工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出版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组织制度三个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内容。狭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属于内部组织制度，包括用工制度、劳动制度、薪酬考核、福利待遇等。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与其他方面的企业制度息息相关。
nlc202309031240
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聘选、激励和监督。目前，出版企业在人才聘选上存在较大弊端，造成人才流失严重。
第一，行业整体吸引力不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出版企业改制，传统的出版企业给人以呆板沉闷赚钱少的形象，使其逐渐沦为就业冷门。很多专业人才在毕业后不愿投身出版业，转而选择成名快、收入高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行业。也有部分毕业生在投身出版业后发现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行业弊端，无法忍受转而跳槽。
第二，中国入世十多年，对外开放逐渐加强，外资企业增多，很多国外的出版企业、机构、新闻媒体机构进驻中国市场，加剧了人才市场的竞争。外资企业机遇多、收入高，视野更宽，对中国本土的出版人才、出版资源、出版企业发展都有很大冲击，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入外资企业。
第三，随着出版企业改制，国家鼓励、支持、引导出版领域发展，政策支持导致社会资金流入出版行业，使民营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在丰厚的收入和就业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下，原出版行业的优秀人才被挖走，导致转制以后的出版企业内部人才储备不足。
在激励机制方面，虽然部分企业着手人事改革，但是力度不大。有些出版社虽然从社会上聘用人才，但这部分人才并不纳入编制，不能享受在编员工待遇，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或者出版社不与其签订劳务合同，或者出版社不为其代理人事关系。除此之外，这些员工工资待遇比正式员工低很多，职务升迁对其来说也不可能。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聘用，长此以往，开发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难度将越来越大。
从监督机制上来说，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对员工进行产权激励，如何对出版行业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等是出版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对于出版企业员工的监督考核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出版企业为了加强人员素质大都会选择通过培训的方式来进行，一方面提高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考核能力。但目前这些培训多数流于形式，偏离原本的培训目的。培训机构不能对培训结果负责，鲜少有员工能够从培训中得到提高。甚至一些出版企业忽视员工的在岗培训，对于员工培训资金和时间投入太少。
四、对策及建议
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出版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应当借助构建企业文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调试人力资源管理以适应企业文化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前，出版企业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应当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理念创新。出版企业领导应当强调以人为本，建立企业员工共同愿景，将人文关怀融入企业管理、经营与发展。同时，企业领导要把握战略定位，追求出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版企业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要积极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为社会提供积极的先进文化。
第二，组织创新。面对网络平台带来的竞争压力，出版企业可以转变思维方式，借助网络平台另辟蹊径。在人员聘用上可以采取内聘与外聘相结合。内部聘用可以加强员工内部竞争，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外部聘用可以为出版企业带来新的活力，优化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三，管理制度创新。由于出版企业重视知识员工，因而，出版企业就很难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去监督和评估知识员工的工作绩效，激励机制的创新成为出版企业面临的难题。出版企业可以通过单位年会、集体旅游、轮休制等来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还可以通过让员工参与决策，使员工的个人梦想在工作中得以实现，从而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需要。
另外，出版要重视知识产权问题，员工要有明确的产权意识，从而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出版企业应当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操守。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5
一、新疆农牧区新教师入职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困难及其表现
新疆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 农牧区地处偏远、基础教育及其支撑能力十分薄弱, 师资短缺。一些非本土或非本民族的新教师 (以下简称“新教师”) 在入职初期, 由于文化、地域、饮食等方面的不适应延缓了其专业成长, 有的甚至离开本地区, 严重影响了新疆农牧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1. 交际中的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主要是指进入到新的、陌生的文化环境后产生的不适应现象。通常来说文化休克有负面效果。在新疆农牧区, 文化休克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新教师来到牧区的新环境中, 由于农牧区生活习惯与自己以前的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异, 使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新教师在学校的书本中学到的有关处理各方面关系和问题的知识, 突然间变得不适用了, 甚至有些新教师的一些行为都不能被当地少数民族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使新教师开始对新环境产生怀疑, 加之语言障碍和价值观的异同, 新教师很容易把相同文化背景人际圈子看做是“心灵的避难所”, 逃避或拒绝与当地文化接触, 从而产生文化休克现象。
2. 饮食适应困难
饮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特有文化。新疆牧区主要以哈萨克族为主,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馕、奶茶、奶油、酥油等奶制品。哈萨克族人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 “一顿不喝奶茶头疼”。笔者在阿勒泰支教时有次坐车, 一个中年哈萨克妇女给司机说, 路过她妈妈家门口的时候停下车, 她捎个东西, 司机停车时嘱咐, “快点, 不要喝奶茶啊”。另外, 由于牧区处在高寒地区, 冬季漫长, 所以牧区的人多爱饮酒, 而且敬酒被视为对别人的尊敬。再者, 农牧区主要以牛羊肉为主, 这对于来自内地或城市的汉族教师来说很难适应。这种饮食文化的差异, 导致了许多新教师在入职过程中难以适应, 以至产生拒绝或回避现象。
3. 生活环境不适应
新疆有着独特的地域环境, 北疆地区以畜牧经济为主, 南疆则以农耕经济为主。牧区主要在山区, 远离城市, 经济发展落后, 生活节奏慢。例如新疆阿勒泰、塔城的一些牧区, 冬天风雪较大, 只有开春才能走出牧场。春天积雪融化, 洪水泛滥, 经常给农牧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不便。笔者在阿勒泰支教时, 一些偏远乡镇一年只有几个星期不刮风, 有些乡镇水质盐碱化非常严重, 又苦又涩, 不能饮用;夏天蚊子、“小咬”肆虐。新教师从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来到牧区后, 因为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适应, 个别新教师出现焦虑、水土不服等问题, 严重的甚至生病, 无法正常工作。
4. 民族习俗难以认同
农牧区少数民族在特殊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中形成了该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 新教师在入职过程中由于民风习俗的差异, 存在对入职地少数民族习俗认同困难问题。
首先, 新疆牧区人口居住分散, 长期的游牧生活使牧区人们养成了性情直率、热情诚恳、好客大方的品格, 他们经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聊天。在学校, 少数民族教师依然保留了这种传统, 而新教师可能会认为这是打扰别人的表现。新教师由于受汉民族或本民族文化影响, 一定时间内也很难做到对这种文化的认同。
其次, 新疆农牧区少数民族除蒙古族外, 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 猪肉被列为禁忌, 所以和少数民族同事同吃同住时, 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习惯, 同时在语言当中禁止说猪之类的话。作为汉族的新教师, 对这种民俗较难适应。
再次, 牧区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对于新教师来说,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 比如对于主人给的食物都要高兴接受、不能夸孩子等等。
5. 文化资源存在差异
新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在文化、教育资源的享用上存在城乡间的不平衡。来自城市或发达地区的新教师, 已经习惯了网络、书店、报纸、杂志的生活, 同时城市里教育体系完备, 使他们能及时了解到最新的教育信息、及时参与各类学习培训。然而这些教育资源在偏远的农牧区还未能全面实现。这种工作与学习环境的差距, 也难免使一些新教师产生失落感。
二、新疆农牧区新教师文化适应困难的原因探析
1. 文化的多元性
新疆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有47个民族, 其中13个世居民族, 每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都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多元文化并存, 从古至今一直是新疆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当前, 新疆农牧区新教师来自全疆各地甚至疆外,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导致新教师对农牧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产生困难。
2. 心理上的落差
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 对未来的教师生活充满了憧憬,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反差。当新教师来到农牧区后, 几个人住一个宿舍, 没有电脑、网络, 甚至洗澡都要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浴室, 一些人因此会出现失望、沮丧、甚至悲观的情绪, 把这种情绪归结为少数民族文化所致, 因此会主动疏远民族文化, 延缓了新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
3. 社会支持减弱
每个人到一个新环境都需要得到亲人、朋友、同学的问候、鼓励、安慰。新教师来到农牧区, 由于信息不畅通, 与父母、朋友之间的联系不能像以前一样方便及时, 孤独感油然而生, 戒备意识增强, 最终导致了他们产生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因此, 让新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情感上找到依托是加快他们文化适应的关键。
4. 文化参与度低
笔者在阿勒泰牧区支教时, 发现新教师参与当地少数民族各项文化活动的程度与其农牧区文化适应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能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新教师, 就能较快地得到当地民族、同事、领导的信任和支持, 也能快速融入到农牧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去。反之, 一部分新教师由于习惯和性格上的原因, 对参与农牧区社会文化的积极性不高, 他们只是为了面子上能过的去而被动参与, 实际上心理隔阂问题并没有解决, 如此, 他们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入到当地的文化生活中去。新教师的文化参与程度与其跨文化适应能力存在紧密关联。
5. 对农牧区文化虚假适应
跨文化适应的表现不是简单的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而是如何在知、情、意、行等方面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和接纳, 如何减少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 学会心胸开阔和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新疆农牧区新教师一方面对自身的文化存在优越感, 对牧区文化了解甚少, 不愿或不敢与民族文化进行更多的交流;另一方面, 有些新教师不懂装懂、自以为是, 认为他们对农牧区的文化有一定的把握。事实上, 他们只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面, 并没有充分了解当地少数民族文化, 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文化。
三、新疆农牧区新教师文化适应的路径思考
1. 正确认识农牧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费孝通把我国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概括为“多元一体”模式, 这是我国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基础。纵观历史, 我国各兄弟民族团结、和谐、宽容、繁荣、合作始终是主流。社会稳定团结, 是各民族发挥各自的优势, 相互承认的结果。民族、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差异, 并没有成为现实各民族正常接触的障碍, 反而成为促进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相互理解的内在动力。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区域, 各民族世世代代杂居在一起,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文化多样性特征表现得比较突出, 各民族拥有相对稳定的适用于自身文化特点的自然地理位置、民族风俗习惯。在社会生活中, 多样性接触频繁, 形成了相对“稳定对立”的多元文化结构。因此, 新疆农牧区新教师要积极树立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感。
2. 多渠道积极主动适应农牧区文化
(1) 加强农牧区文化认同
首先, 要积极主动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到民族文化当中, 通过语言的学习、工作中的互助、生活上的帮助等方式, 寻求少数民族文化个性化的认同与整合。
其次, 建立“同伴互助”体系。“同伴互助”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教育扶助方式, 发挥有过同样文化适应经历的老教师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同伴之间交往, 没有阶层间的区分, 新教师更有认同感。“同伴互助”能为新教师的文化适应提供帮助。
再次, 新教师要积极参与农牧区经济文化生活, 通过参与活动, 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认同。
(2) 在差异中寻求和谐
在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今天, 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 是各种文化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前提。各民族文化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 都能够保持并促进存在于该文化领域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系统正常运转。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是新疆各族人民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创造出来的, 是新疆各民族共同的财富。农牧区新教师要换位思考, 站在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角度去看待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等习俗。
3. 适应并弘扬农牧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而丰富的民族文化, 农牧区新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 善于挖掘各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资源, 比如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及其思想,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积极培养教育少数民族学生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 也要使民族学生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 形成良好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与此同时, 新教师也要不断学习农牧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总之, 正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解决新疆农牧区新教师文化适应问题, 不仅能使新教师尽快熟悉并适应农牧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有利于新疆农牧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而且也有利于新疆农牧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弘扬, 并由此促进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族人民间的团结进步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2]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6.
[3]赵荣光, 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4]范碧鸿, 陈媛.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岭南学刊, 2009 (2) .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6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英语教师
高等学校英语教师肩负着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重任, 是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导师, 同时也是跨文化交际的引领者和排头兵。英语教师具有得天独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扎实的语言功底, 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对跨文化交际特点的敏锐洞察力, 这些因素都是使跨文化交际顺利开展并卓有成效的必然保证。但即使是外语教师这样具有先天优势的群体,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也存在问题, 本文仅以黑龙江科技大学英语教师到加拿大访学为例, 对外语教师的跨文化适应进行研究。
一、什么是跨文化适应
美国人类学家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 1936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的定义、研究课题以及研究方法。跨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之后对新文化的适应。
二、黑龙江科技大学外语教师加拿大访学基本情况
黑龙江科技大学从2006年开始分期分批安排外语系及国际教育学院的英语教师到加拿大温哥华道格拉斯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习。7年来共有41人参加了访学。访学的主要课程是TESL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培训, 是专门为教授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老师特别设计的培训课程。培训还包括对加拿大文学、政治、历史和原住民文化介绍。此次研究就是选取到加拿大进行访学的英语教师中的33人为对象,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外语教师访学的跨文化适应性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三、英语教师国外访学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研究最常见的研究模式是恢复模式 (the recuperation model) , 而“文化休克” (culture shock) 是最能说明恢复模式的研究方法。Oberg (1960) 第一个提出“文化休克”这个概念, 他当时给出的定义:在新的文化情境中, 由于人们失去熟悉的社会交往的符号和象征而导致的焦虑。
1. 蜜月期 (honey moon stage)
蜜月期的基本特征为对所有的事都感到着迷、兴奋和乐观。由于这些兴奋和乐观, 个体在这个阶段都会保持情绪高涨, 而对周围存在的文化上的差异保持一种积极态度。在蜜月期, 跨文化的参与者基本和游客保持一样的心态。
问卷显示, 在33名教师中, 91%是第一次踏出国门, 到完全新的国度学习和生活。而他们的蜜月期一般为2-4天。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之一。加拿大有50多个民族, 外国移民及其后裔占总人口的97%。这一切加上初次出国的兴奋和异域风情的吸引, 构成了教师们的“蜜月期”。根据被访教师的描述, 在最初的几天, 他们觉得所到之处, 无论城市还是城镇, 无论大学还是高中, 华人、华裔学生和留学生非常多, 而且加拿大人比较随和友善, 易于接近。蓝天白云, 湖水清澈, 街道整洁, 空气新鲜, 这就是他们在蜜月期留下的印象。
2. 敌意期 (hostile stage)
敌意期的产生是由于现实与期望的差距所带来的失落感。蜜月期过后, 跨文化的体验车会开始遇到一些挫折和不尽如人意的提防, 他们对东道国开始产生一定的敌意和偏见。
根据问卷统计, 所有33位出国的教师都是英语专业毕业, 并且61%的教师在出国时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 他们在语言方面遇到的障碍并不大, 能保证基本的日常沟通, 但是其他方面的因素仍会促使敌意期的到来。首先是日常生活方面, 饮食的变化是最大的。由于所有的教师居住的方式是住家 (home stay) , 三餐都是由房东负责。大多数教师 (88%) 表示不喜欢一日三餐都是西餐。除了饮食方面, 日常交通也是问题, 尽管加拿大公共交通比较发达, 但是刚刚到了全新的环境, 对周围地理情况完全不熟悉,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大费周折。这些都会降低教师们刚来时的兴奋程度, 使热情逐渐冷却, 促使教师们对西方饮食的厌烦和对陌生环境的排斥, 甚至产生敌意。在学习方面, 由于培训项目课程安排的比较满, 所以说老师们并不轻松。上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每次课堂上教师传授的信息量非常大, 而且每次都有小组讨论。如果不提前预习的话, 根本无法跟上老师的思路。另外, 课后作业量也很大, 多数都要求写一篇论文。这对于习惯了一周左右完成一篇论文的教师来说, 用一天完成一篇英语论文,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根据调查, 97%的教师表示课后作业之多是他们没想到的, 82%的教师表示曾经通宵写作业。这段期间, 教师们睡眠不安, 身体不适, 精神压抑, 感觉无助, 极度想家以至于对他国文化都抱有敌意情绪。据统计, 教师们敌意期的时间长度一般为11-15天。
3. 恢复适应期 (recovery and adjustment stage)
恢复期是指体验者对新的语言知识和技能都有提高, 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力也有所提高。他们开始重新以积极的心态和情绪看待周围的事物, 这使他们跨文化的适应程度不断增加, 焦虑的情绪逐渐消失。
经历了低潮一般的挣扎期, 访学教师们开始逐渐接受了新环境和新的思维方式。随着纯英语环境的锻炼, 他们的听说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和房东家庭以及教师相处时间增加, 也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得到了加强, 这都会让受到文化冲击的访学教师更加自信起来。绝大部分人 (88%) 在这个阶段自我定义为多元化人, 因为他们能够同时从多个文化背景出发看待, 解释和处理问题, 并且表示非常适应这里的生活, 可以在这里长期居住。
四、英语教师国外访学跨文化适应策略
关于教师的访学课程:
1. 在教师出国前, 应安排一些提前训练。
训练内容应包括与访学课程相关的基本知识的指导。参与教师应被提前告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困难。此外, 他们要提前体验他们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情况, 调整自己去适应国外生活。
2. 访学课程都应该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每个参与者要知道他们应该在出国学习的课程中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和目标, 既要确保课程的任务和目标与参与学习教师水平相匹配, 又要让他们在专业能力方面有所提高。
3. 访学课程应为参与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促进教师们各方面能力的发展。访学课程不应该只包括外国教授的上课或演讲, 或参观大学和地方名胜, 也应该给教师们提供与当地人面对面进行沟通的机会, 并参加当地的各种活动。
关于教师本身:
1.对于教师来说,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国外访学, 他们都应该明白自己的目标和任务。此外, 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制定个人的学习计划, 提高个人能力, 不浪费在海外的时间。
2.事先收集有关目标国家的信息和可能会遇到文化休克, 并找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当在国外遇到不愉快的情况, 他们都应该积极调整自己, 以适应那里的生活, 而不是拒绝跨文化交际。
3.虽然身在国外, 教师们不应该花大部分时间与自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同伴相处, 并把自己限制在小的生活圈子。他们应该努力地尝试与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朋友。
五、结束语
跨文化适应不仅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关注, 在全球化社会中也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对于外语教师来说, 跨文化的适应能力更加重要, 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要体会跨文化交际的内涵, 还要把这种能力传授给学生, 做好文化沟通的桥梁。这就需要英语教师不断地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到理论的对跨文化适应进行深入研究, 并对其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产生的效度进行分析, 在跨文化交际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上不断的创新。
参考文献
[1]Oberg, K.Cultural shock: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 environments.Practical Anthropology[J].1960, (7) .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3]陈慧, 车宏生, 朱敏.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 .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研究 篇7
一、跨文化适应的涵义
跨文化适应是基于人原有的文化因素如价值观、习俗等社会生活方式, 在新环境下有所改变重新学习和融入新的文化情境, 其中包括社会文化适应即学习新文化的技能和心理情感的适应即新文化中的满足感。跨文化适应的主体是从一种文化成长环境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跨文化适应主旨不是放弃原有的文化底蕴, 而是跨文化适应的主体在原有的价值观和信念基础上, 习得并适当运用新文化中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符号, 提高跨文化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能力。
二、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及教育水平影响力的提高, 来华留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高校留学生人数已达250万, 但是由于文化差异, 留学生如何处理语言问题等学习交流方式, 及面对心理压力,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何帮助留学生解决在中国学习时跨文化遇到的问题及矛盾, 是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分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研究现状, 提出一些策略来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 缩小并正确理解文化差异;有利于留学生习惯中国汉字的思维模式, 减小文化语言不适;帮助教师和留学生之间顺畅交流, 调动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性, 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
三、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来华留学生面临一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如环境气候、饮食、交通、服装等[1];二是社会文化适应问题, 如语言交流障碍、文化习俗规范困扰等;三是心理适应问题, 如出现焦虑、思乡、孤独、身体不适等负面情感。
留学生出现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 社会文化差异, 包括价值观念不同, 有的留学生崇尚个人主义, 可能与中国集体主义有些差异甚至矛盾;思维方式不同, 处理问题时或许与华人发生矛盾冲突;行为规范不同, 从小接受的道德标准不同可能会出现误会。第二, 个人适应差异, 包括个人对文化差异理解不同, 个人差异调整方式不同如顺应、冲突等[2]。第三, 教育因素, 包括文化教学与语言关系失衡, 教师应该具有专业跨文化教学经验, 这样可以教授语言同时传播中国文化;教学方式陈旧, 脱离社会的真实性, 不能吸引留学生注意力, 激起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教学内容相对滞后, 应该选择一些更具有教学和交流价值的素材帮助留学生进行丰富的文化或语言教学;考试制度不完善, 不能帮助留学生全面发展, 不能培养学生课外学习能力。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策略
留学生来华后开始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会面临很多问题, 如何培养来华留学生跨文化的适应能力是亟需解决的问题[3]。
(一) 激发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学校会有各种形式的学生会活动, 在华留学生可以参与其中, 这样不仅帮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 而且学生活动包括节假日习俗、餐饮文化等让留学生了解中国风土人情, 减少跨文化差异。教师可以安排一些灵活的课外作业, 让留学生自己实践并关注中国特定语言习惯及文化差异, 这样培养了留学生运用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文化问题, 并激发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二) 提供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环境。
学校可以定期开展留学生不同阶段的辅助项目, 可以通过网络让留学生初步了解中国一些文化、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情况, 并列出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导致的难题。再者, 学校开学之际可以进行入学教育, 帮助留学生熟悉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服务事务, 让学生尽快进入中国这个大家庭, 并在异国文化中找到认同感。又要加强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帮助学生减轻压力和困惑, 成功实现自我价值;需要建立完整留学生个人信息及心理情况调查, 定期对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在教室、宿舍等小环境中创造良好的机会, 帮助留学生适应在华的文化习俗, 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有些情况, 教师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这就需要同辈群体热情帮助留学生解决生活或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创建小组, 这样系统明朗地安排学生负责每位留学生的情况, 让学生们共同进步, 协调合作。
(三) 对外教学中培养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
教师在对外教学中应该遵循文化渗透原则———文化教学是教学中重要原则帮助留学生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可和接收;循序渐进原则———教学应该符合学生要求, 遵循由简单到复杂慢慢认识的规律, 这样可以提升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或汉字语言的自信心;实践互动原则———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展示, 让学生参与实践教学中, 通过平等、轻松的讨论, 让留学生获得跨文化知识, 并培养宽容、开放的跨文化态度;比较融合原则———对于同一事物, 让学生各抒己见, 表达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通过对比更加容易了解跨文化中差异的存在, 这样帮助留学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文化习惯中。基于上面几点原则, 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改善教学的方式:一是对比融合教学法, 可以通过中国标志物如长城、故宫、龙船等与外国标志物进行比较, 增强学生对跨文化的理解。其次可以进行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和语言等差异的讲座, 让留学生基于本身文化素养, 慢慢掌握中国文化。二是专题讲解教学法, 对外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留学生进行专题讲解, 比如教授中国汉字时, 可以联系学生身边事物讲解甲骨文构字原则;可以通过中国电影轻松让学生理解中国各种节日及其习俗。三是实践教学法, 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在课堂学习过程, 需要到实际生活中去, 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 这样更能学到地道的文化及语言, 并快速地运用所学文化知识。
(四) 提升教师跨文化教学素养。
教师必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求同存异意识和主体文化意识, 既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正确引导学生, 让留学生中不存在文化优越感, 准确衡量中国文化与本国家的异同, 并给留学生接收和了解中国文化的自由和空间;教师应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 这样才能合理运用对比融合法进行课堂教学, 对教学进行充足地准备;教师应该掌握语言和非语言的教学手法进行有效交流, 并在交流中深化对跨文化的理解, 并能帮助留学生深层次地解决文化差异造成的困扰、误解甚至冲突。对外教学的教师应该参加一些关于跨文化的课程, 如异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跨文化心理学等, 这样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学生进行跨文化教学。
五、结语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研究不仅提升学生和教师的自身素养, 而且搭建了多种文化交流学习的桥梁。只要学校和教师积极配合, 帮助留学生解决跨文化适应问题, 营造轻松和谐的文化交流融合氛围, 多种方法提升跨文化适应能力。
摘要：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吸引大量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 同时带来了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 如何消除该问题, 本文从跨文化适应的涵义出发, 给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意义, 并基于留学生来华学习的跨文化适应遇到的问题, 提出四点改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策略, 希望能给本领域教师一些借鉴。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 .陈传忠.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
[2] .郭玉晶.浅谈如何加快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J].华章, 2010
论质性研究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篇8
一、质性研究的特征及其与伦理的关系
质性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诞生于人种志(Ethnography)。[3]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和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来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深度理解,强调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真实完整的描述。质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各种学科理论和西方思潮的直接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方法及工具收集和分析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直接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活动。
由于质性研究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而达成相互理解和建构意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但首要关系是伦理关系,只有在研究者尊重参与者和遵循研究伦理,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才能顺利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也才能无顾虑地表达自己内在的真实想法,才能达成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构建真实故事和理解意义。因而研究者需要慎重考虑从事研究的伦理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保证自己的研究是符合伦理道德的、真实可靠的。质性研究是在尊重被研究者的前提下获得被研究者对研究的支持而提供真实的研究资料,质性研究者不再把研究对象视为被研究者,而是研究的平等参与者,并且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下获得研究结果。
由于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个体或者社会组织,并且是对人的主观思想和行为意义的深层次挖掘,把个人内心思想揭示出来,这可能会对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危害。如何处理研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关系到研究能否成功,被研究者是研究中的利害要素,如何取得他(她)们的信任和支持,如何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利益和人格,使研究成为公正合理的社会行为,也使研究结果有利于人类进步,是摆在质性研究者面前的关键问题。
一般认为,质性研究的伦理规范至少涉及到五个方面的人或社会机构:研究者本人、被研究者群体、研究者的职业群体、资助研究的人、财团和政府机构、一般公众。质性研究的伦理规范是对质性研究过程中的研究者如何处理自己、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和研究的关系的伦理规范。这些关系十分复杂,关系到研究的成败和效果。研究关系的处理既需要技巧,更需要伦理规范和原则。这些伦理规范和原则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急需考虑的关键。
二、质性研究中伦理审查的发展及其制度化
西方研究中的伦理审查起源于经验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与19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自主的研究对象即人的尊重。[4]经验科学研究注重收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来验证假说,对人的研究需要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得他所掌握的事实。个人的尊重和理性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被发现之后,现实主义者把它发展成为以尊重和保护个体自由和理性为宗旨的个人主义。将个人主义的伦理学应用到研究之中就产生了以尊重和保护研究参与者的理性和利益为宗旨的研究伦理学。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们已经就不符合伦理的研究个案进行了争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和系统的暴行在临床研究的名义下得以进行,这一系列不良研究事件暴露了研究的伦理危机。[5]同时,西方伦理学家大力提倡把封闭的经院伦理学发展成为实际的应用伦理学,把晦涩神秘的道德理论开发成为可以为人们解决伦理实践问题提供确切的普遍伦理准则。《纽仑堡协议》(1949)规定医学研究的受试者必须是自愿参与的和保护不受伤害。1964年制定的第一部国际研究伦理指南《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了研究的最基本伦理原则和建立伦理审查的机制。
虽然《纽仑堡协议》和《赫尔辛基宣言》是针对医学研究,但是在医学之外的研究中潜伏的伦理危机越来越显露,质性研究的主观性也受到人们的怀疑,质性研究者只有通过遵守严格的研究伦理,才能保证其研究的真实性。因而西方开始将产生于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之中。研究中的伦理的政策和规范可以概括为四条基本原则:自愿、无害、仁义和公正合理。这些原则虽然不能构成统一的伦理学理论甚至前后矛盾,却把不同哲学家及其伦理思想统一为研究伦理:康德的绝对理性、鲁尔兹的公正合理思想、缪尔的仁义伦理、歌德的无害伦理。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包括:制定研究伦理政策;制定关于资料收集、发布和审核,尊重和保护参与者的自愿、隐私和利益,维护研究和研究者的利益的伦理规范;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执行伦理审查程序,监督研究的伦理行为等。
伦理审查在西方学术界要求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就填写并提交《伦理协议申请书》,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目的、目标和理论基础的概述,材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详细介绍对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选择研究对象的方法,预见研究对参与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好处,保护隐私和保密的承诺,研究对象的劳动补偿,预见研究参与者的利益冲突等。所有这些关于研究的伦理问题的考虑和准备预见了在研究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道德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研究的过程和结论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伦理规范,保障研究没有伤害任何人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研究涉及的相关人员。因而,研究伦理审查是研究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考虑和制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是研究在伦理方面的设计和研究的框架。
三、质性研究伦理审查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困境
质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接近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的接触和相处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人们拥有各种不同的道德和伦理标准,[6]研究者有自己的道德、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这些都会反映在他们的研究伦理中。[7]质性研究作为研究者探索和理解研究对象的经验,倾听他们的声音,共同构建生活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开始收集研究材料之前就要获得专业机构的伦理审查同意书并严格遵从协议,保护被研究者的利益。然而研究现场的“多变和复杂性”[8]在质性研究中显得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因为研究者总是与被研究者零距离的接触并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关系。
考虑到质性研究中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吉耶曼(Marilys Guillemin)和吉勒姆(Lynn Gillam)[9]将它分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程序性的伦理问题,它是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伦理评审委员会通过的旨在确保研究过程符合事先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涉及到研究现场中的伦理问题,要求研究者在处理现场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坚持伦理道德标准。[10]在以上两种质性研究伦理的基础上,笔者本人和康利(Conle)提出了第三种质性研究伦理问题,即“关系伦理”,[11]它是用来处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一种伦理,它包括“关爱”[12][13]原则、“女性主义”[14]原则和“被压迫”[15]原则。“关系伦理”是指研究者在处理与被研究者的伦理冲突时,用女性主义的关心和爱护的方法去对待被研究的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以关爱被研究对象为重的伦理原则。也就是说,研究机构规定的其他伦理原则必须服从于关系伦理原则。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场伦理”或“关系伦理”不是研究机构所能规定的,因为研究机构制定的伦理规则和指南的前提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自始至终是陌生的关系,而且没有预计到现场情况的多变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所带来的与研究机构规定的伦理准则不同的伦理观。
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人们带到一起。越来越多的质性研究学者从事跨文化和跨地区的研究,他们往往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当他们将西方大学或机构的研究伦理标准用于其他研究场景和文化时会遇到许多伦理冲突。戈姆利(Louise Gormley)在墨西哥北部经济贫穷地区从事教育研究时,遇到了种种因当地文化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与她的研究机构所规定的研究伦理的冲突,她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伦理审查指南很难用于对另一国家的研究。[16]毕晓普(Russell Bishop)[17]在对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的知识系统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时、美国学者帕泰(Patai)[18]在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研究时以及史密斯(Smith)[19]在对殖民的当地居民进行研究时,都遭遇到了以上类似的情况。
2005年和2006年,因为承担了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笔者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对两个小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个项目通过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是笔者在中国却遇到了西方伦理审查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和法定监护人是文盲而且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村子里,无法阅读和理解研究知情书(information letter)和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letter),研究者无法在进行研究之前取得参与者和监护人的同意,只好先让研究对象参与几项实际的研究活动,让他们和家长明白其需要在研究项目中做什么,然后再让他们决定是否同意参加研究。这样导致研究者违背了研究程序性伦理。又由于研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进行的,现场情况的复杂性和被研究者的特殊性又使研究者无法兑现向多伦多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承诺的为研究对象保密的原则。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长期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关系,成了好朋友,这使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被研究者的生活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西方研究机构伦理规范不允许的。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伦理”和“关系伦理”冲突迫使研究者按照中国和当地的道德伦理原则去处理这些伦理问题,打破了西方大学的研究伦理规定。在项目进行的4年(2003～2007)中,项目主持人康利教授和笔者多次向多伦多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对事先提交的伦理审查草案进行修改和增补的意见。
由于西方的研究伦理无法调节在跨文化和跨地区研究中的伦理关系,质性研究的伦理审查制度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然而,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自己的质性研究伦理审查制度,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监管,使得质性研究对象和研究项目处于危险之中。还由于资料的收集、使用和发布没有伦理规范,使得研究参与者一方面很难招募,另一方面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不符合伦理的研究没有被制止。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者来到中国进行研究,我国的学术界也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质性研究伦理规范并成立伦理审查监管机构以保护我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四、质性研究中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中国文化中的伦理不是建立在个体与个体的伦理关系之中,而是建立在一个集体中的个体伦理关系之中,人们用集体主义的伦理思想来协调关系。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认为,集体才有智慧和自由,因为集体的力量远远比个人力量强大。人们按照集体的伦理和利益来处理人际关系,他们往往是从集体的角度考虑个人伦理问题,以保证自己是集体中受尊重和受重视的一员。
西方文化的思维和伦理注重个人理性,崇尚尊重个人的理性和自由,把个人看作是不归属于任何集体的独立个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于一切。保护个人的利益和理性成为西方人行为的根本标准,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个人出发,然后才考虑到其他人。因而在西方文化中的研究关系是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建立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调节个人主义的伦理准则来规范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所以在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关系就是处理好个人关系,考虑如何保护被研究者个人的隐私和权利。
西方的伦理审查是调整和解决研究中个人关系的伦理规范和解决方式,不适用于调整和解决中国的集体关系的伦理问题。中国的研究关系是建立在集体中的个人关系,受到集体和集体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国不可能建立与任何集体无关的个人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生活的个人总是处于各种或大或小的各类集体之中,总是代表着各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中国进行的质性研究中,尤其是在农村不发达地区进行的质性研究中,当研究者遇到伦理冲突时,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尊重当地的道德规范,最大限度保护被研究者和他所处的集体的利益。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我们发现,当西方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审查用于非西方和跨文化的研究时遇到了种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主流西方的伦理将人定义为理性的个体”。[20]西方伦理审查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一旦把它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的地方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审查产生于文化,离开了文化,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就失去了根基,文化的连续性才能保障质性研究伦理的连续性。伦理是文化和社会的外显规则体系,是道德责任下的文化连续体,学术研究作为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必须符合文化所约定的伦理规范。违反伦理的研究及其结论就是反文化的,因而伦理是研究者必须谨慎考虑和处理的问题,因为伦理本身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最具有争议的集合体,因此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充满争议而复杂。考虑和处理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伦理规范的文化根源。
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需要发展新的质性研究伦理规范以适应非西方社会、第三世界国家和土著文化,因为这些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的世界观并遵从与西方不同的伦理原则。[21]基于西方的认识论、哲学观和伦理观而产生的保护隐私和个人权利的质性研究伦理不适用于跨文化的、非西方场景中的集体主义道德标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将超越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限制,寻找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来了解世界和人类。今天,技术和经济将全世界的人们带到了地球村,所有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们需要创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和策略来扩大人类的视野,促进不同种族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22]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和讨论如何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伦理审查规范和制度,以应对全球化时代质性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并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摘要：质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伦理规范。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在道德伦理和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探讨西方伦理审查规范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表明,为了有效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我们需要创造东、西方质性研究伦理对话空间,需要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本土文化的伦理审查。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9
【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体育文化 文化认同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210-02
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讨论，都可以在两个维度内进行：共时性维度和历史性维度。如果以现代体育文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以这个个体为起点，同样适用于这两个维度。所谓历史性维度，顾名思义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纵向比较与研究；所谓共时性维度，则是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中国现代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及其关系的横向研究。本文所讨论的，便是现代体育文化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面对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拓展，中国体育文化遭遇世界体育文化之时如何确立文化认同，形成良性的文化适应的横向维度。
一、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对于世界体育文化的包容性选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交通、通讯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距离空前拉近、沟通空前深入的“地球村”已然形成。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阿尔布劳所言：“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1]
童昭岗教授在《人文教育——体育演绎的文化》一书中指出：“体育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体育文化在满足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们的需要时， 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个性特征。”[2]中国体育文化作为亚文化的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整体集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关于现代体育文化的适应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应该从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之中汲取养分，遵循同样的逻辑。
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经历一个从排他性冲突到认同性选择再到包容性并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即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过程。排他性冲突阶段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交流政策上最为持久的时期。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排他性、封闭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气质。封建统治者沉睡在封闭的小天地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又盲目排斥任何异己的东西。中西方文化跨文化交流的排他性冲突阶段在清朝发展到最为严重的阶段，典型的历史范例就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当然清朝的闭关锁国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合理性：直接原因是明朝中期日本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资本积累初级阶段侵略夸张。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打开封闭的清朝大门之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大门的最后防线被打开。与此同时，自戊戌变法到洋务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留样归国的学者们将西方的科学技术、文艺文化甚至是经济政治体制介绍到现代化进程落后的中国，所以，大体上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是东西方文化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性选择阶段。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无论是从经济硬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方面均快速提升，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中国现代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应该是包容性的选择。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遵循同样的逻辑，所以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面对世界体育文化的正确姿态应当是一种“包容性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与世界体育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张力关系。所谓“和”，即包容性、借鉴性吸取。所谓“不同”，便是在当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价值逻辑和审美逻辑与世界体育文化的逻辑产生冲突与矛盾时，要以一个理性的姿态正视分歧，具备辨别是非的理性选择能力。切不可一副信教徒的嘴脸，摆出一副“拿来主义”的盲目认同姿态。文化自信的缺乏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是时下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强权逻辑之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清朝末期，经历了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竞赛中中国便输在了起跑线。经历了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落后的状态，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行了强力的批判，同时对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的推崇，导致了中国人自己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自卑的情节，这种自卑滋长得过于严重，自信全无。故此：在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都在逐步提高的今天，文化认同的焦虑得到缓释后的现代中国，在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问题上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包容性选择”的姿态尤其必要。
二、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三种身份建构策略：传统文化、民族、政治
在面对西方文化强权入侵的历史现实面前，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需要以传统文化、民族、政治三种身份策略来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
1.传统文化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宝贵资源。从传统体育文化中汲取资源，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策略便会沦为一句无用的空话，所以，寻找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过程中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实际操作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举例而言，周星驰的电影《功夫足球》就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用于建构体育文化精神的很好范例。电影《功夫足球》于2001年上映，影片以无厘头、戏谑的手法讲述了一群身份卑微却心怀梦想的普通人历经磨难，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了一直功夫足球队并和专业足球队员比赛的过程中屡屡制胜故事。电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功夫与足球这一体育元素巧妙结合，将体育元素巧妙的融入电影之中，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中国功夫”的认同，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足球”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对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endprint
2.民族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需要发扬和突出中国体育文化不同于世界体育文化的精神特质。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多元的因素纷涌而入，“万花渐欲迷人眼”的现状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形成独立自我的文化认同增加了分岔路和阻滞，不过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形象建构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素材和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披沙拣金，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取世界现代体育文化的优秀元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规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作为中西方文化集合的重要组成亚文化之一的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和精神特质。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为为主，精神气质上推崇中庸融合，所以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以修身养性、强筋健骨为最终旨归。而以包涵日神文化、酒神文化等在内的希腊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则以胜负竞技为其体育精神的追求，着也使得田径、体操、球类为代表的以争胜负为特点的体育项目成为西方体育的主要项目。因此，在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认同的时候，应该充分柔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修身养性、强筋健骨的中庸融合特质。此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劫富济贫、侠肝义胆的游侠精神一直被作为传奇佳话在民间故事和小说文本中代代流传。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认同之时，如果能将这种富有传奇特质的侠骨柔肠充分激活并恰当发挥，必将可以使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谱系中独树一帜。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元素用以形成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独立鲜明的自我性格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建构自我形象，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的关键。
3.政治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政治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因素。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身份始终是一个国家面对别国和异己不容侵犯的神圣符号。对于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名更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政治高于一切”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同样也是和平年代的隐性原则，政治纯洁性用原始不可触碰的红线，一切文化的逻辑必须为政治服务。
虽然政治与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相较而言，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场域范畴之内，文化与政治相比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在一个民族国家集体之中，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建构出来的。政治作为统治阶级的观念集合，通过社会舆论和语言文字建构文化支架、引导文化发展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相应的，被建构的文化则作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为政治服务。文化在与政治的交融中发挥着两个主要作用：首先，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其次，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代社会，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西方国家会借助文化渗透的方式推销其价值观念，达到削弱甚至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的目的。因此，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建构自己国家的国家形象。如上文所说，现代体育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亚文化之一，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要时刻提高危机意识和建构鲜明民族国家特色的“中国体育形象”。这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寻求自为自在的发展路径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有朝一日得已在世界体育文化之林中建立鲜明的特色并且达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当然，以上是将文化置于被动、从属地位的所提出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策略。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视角，认识并充分发挥政治对文化建构的积极和支撑意义，既然文化对政治而言具有相当有效的价值，那么，政治也必将能够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建构“中国形象”提供坚实的后盾。
唯有以上三种身份策略的有效利用才可以使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在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话语方式和优胜逻辑之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价值符号，进而为世界体育文化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1.
教师文化适应性 篇1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实力大大增强的中国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实施 “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3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由27亿美元飙升至901. 7亿美元,增速超过同期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速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年均增速。其中,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 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新签合同额1 716. 3亿美元,同比增长9. 6% ;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 371. 4亿美元,同比增长17. 6% 。从投资方式上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主要包括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创办产业园区等。其中,2013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项目397个,实际交易金额513. 7亿美元,涉及制造、租赁与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等10多个领域。
进入全球市场不仅可以使中国跨国公司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同时还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开发新的商业机会。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及更复杂的形势,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全球整合和协调成为必要[1,2]。在国外市场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时候,文化因素仍是营销者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母国的文化背景下获得成功的跨国公司需要关注不同的东道国文化,以便更好地将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和传播。 由于国际市场的动态性,文化因素会阻碍企业全球营销战略的协调和整合[2,3,4]。尽管文化是一个无形、复杂和模糊的概念,并且十分难于准确的测量,文化距离的概念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跨文化的研究中[4],文化距离模型也被用于对国家间文化差异性的测量[5,6]。
以往关于文化距离的研究聚焦于海外市场选择、进入战略、标准化或适应性营销战略的实施等方面[6,7],但对于文化距离的作用和影响机制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不准确性[2]。尽管全球营销决策主要是受到主观管理认知的影响[7],但大多数研究采用客观的方法从个体层面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8],认为文化的差异性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并建立在人们对于文化诠释的基础上[8]。因此,对于文化距离的客观测量方法是将复杂的、无形的文化概念转变为简单的、标准化的架构,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准确地评价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在个体管理认知层面的体现[2]。同时,尽管有一些研究检验了文化因素和全球营销战略的关系[7,9],然而理论界对于文化的差异性和全球营销战略中适应性战略的关系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
为此,本文将文化距离的概念与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相结合,比较四种不同的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对于全球营销价格适应性战略、产品适应性战略、促销适应性战略和渠道适应性战略的影响,并探究何种文化距离测量方法最适用于对全球营销战略的研究,以期为中国跨国公司更好地适应东道国市场需求和开展本土化经营,从而占领海外市场份额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中国跨国公司有两种不同的海外扩张发展模式: 一种是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强区域覆盖面,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但相对稳健;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收购兼并来进行快速扩张,这个过程相对较快,但需要较强的内部协调能力。无论哪种扩张模式都需要较高的文化整合能力,以应对文化距离所带来的挑战,更好地在东道国市场开展业务。文化距离是指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东道国的文化规范和标准与母国文化的差异性程度[6]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模式的研究中,如进入模式选择、国外市场选择、跨国公司绩效、母公司控制程度以及母公司管理能力的转移等方面[6]。
(一)文化距离
在对文化距离的研究中,文化维度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关于文化框架的重要研究[10]。其中,Hofstede的文化框架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Hofstede ( 1980) 开发出四种国家文化维度,包括: 权利距离、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以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5]。第五个维度 ( 时间取向) 在之后的研究中也被添加进去[11]。然而,这种被广泛应用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例如指标不够细致和完整、忽略了具体问项之间概念的相似性、过分聚焦于单一企业等[12]。 尽管对于Hofstede的文化维度存在种种批评,但是这种方法至今仍被许多研究所沿用,并且在对文化距离的测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与此同时,Schwartz ( 1994) 通过对38个国家中的41个文化群组的研究,开发出10个个体层面的价值维度,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将其扩展到63个国家[13]。2003年,Schwartz进一步将对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分析相结合,从而使开发出的指标可同时应用于对这两个层面的分析[14]。利用这种方法,Schwartz开发出了6种国家层面的价值指标: 保守主义 - 自由主义、等级制度 - 平等主义和改造 - 共生[12]。虽然Schwartz的文化价值维度区别于Hofstede的价值维度,但是这两种文化维度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联系。
GLOBE项目设计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被认为是更加综合、在理论上更加合理并且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的方法[15]。通过将这些构念应用于62个国家的食品加工、金融和通讯三个行业,并通过对951个组织的17 370个中层经理人员的数据收集,他们发现了9个国家层面的文化维度: 未来导向、性别平等、决断性、共生集体主义、群体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绩效导向和人本导向[15]。尽管对于House等的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多阶段的和多方法的研究,GLOBE项目同时利用了人类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了区分,其结果更加合理。
文化距离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营销的文献中对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测量[2,8]。然而,在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文化差异性的时候,之前的研究 ( 包括Hofstede、Schwartz、House) 大多采用Kogut和Singh ( 1988) 的客观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2,8]。这种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来源于国家层面的因素而非个体层面[2],因为这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间文化价值和标准的差异化程度[4]。
除了以上三种文化维度的测量方法,考虑到管理者的认知会极大地影响全球营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一些学者建议将个体认知的方法应用到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之中[16]。管理者认知的方法从逻辑上讲更加合理,因为文化因素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并且管理者才是跨国公司全球营销战略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他们直接面对海外市场中文化的差异性。然而,从管理者认知的视角对文化距离的研究很少将这种方法与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相结合,开展细致的实证研究。
(二)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
对全球营销中标准化战略和适应性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标准化战略是指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按照统一的标准,实施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等战略; 适应性战略是对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战略的修正, 从而使其适应东道国当地市场的需要。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实施完全的标准化或完全的适应性战略。一些学者认为标准化或适应性的程度取决于组织内外部的环境[7],其中,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市场的文化相似性、国际化经验、市场结构、管制规范、经济环境和产品种类等[7]。
实际上,标准化和适应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这两种战略实施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文化因素。文化对于购买者的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从而会影响企业全球营销战略的选择和实施。 因此,对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差异性的把握就变得十分重要。对于全球营销战略的两种战略选择来说, 在面对国家间文化差异性的时候,适应性战略的实施变得更为必要[17]。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会对营销组合的价格因素产生影响。一些文化将高价格视为高质量的标志,同时希望价格是可以协商的,从而阻碍了企业在不同的国际市场间实施标准化价格策略的可能[18]。也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间文化的差异性需要企业采取产品适应性战略[19],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推出适应当地需求的产品。同时,之前的研究发现促销战略的适应性程度与母国和主要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程度显著相关,这是由于一些文化认为促销是廉价和低质量的表现,而另一些文化却对促销的商品十分青睐。渠道战略方面的研究同样发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差异性越大,跨国公司越应该因地制宜地推出渠道适应性战略。
现有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市场间文化的差异性会迫使企业对营销组合策略进行调整,然而,很少有研究使用文化距离的概念检验文化因素对全球营销战略的影响。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面临较高文化距离时,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其全球营销标准化战略会难以实施,跨国公司会更倾向于采用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以满足不同东道国细分市场的需求。因此,本文将使用三种客观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及管理者感知的主观测量方法来检验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的价格适应性战略、产品适应性战略、 促销适应性战略和渠道适应性战略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价格适应性战略。
假设2: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产品适应性战略。
假设3: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促销适应性战略。
假设4: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渠道适应性战略。
三、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将样本选择范围限定为已经采取国际化战略的中国跨国公司,并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考虑到邮寄调研在中国市场具有非常低的回收率,我们采用包含电话、邮件、面对面等方式在内的调研人员高度参与的调查方式。数据收集的基本程序如下: ( 1) 确定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渠道: 第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5个城市的中国跨国公司; 第二,来自跨国公司的MBA和EMBA学员,填写问卷的主要人员为企业国际部和战略部门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2) 采用邮件或者上门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调研中我们总共发放问卷340份,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每隔一周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催促被访者交回问卷。( 3)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剔除了一部分无效问卷。最终,我们总共收回问卷142份,问卷回收率41. 8% ,其中有效问卷134份,问卷有效率94. 4% 。本文采用Yalcinkaya等( 2007) 的方法,对前1 /4的样本与后1 /4的样本数据进行了T检验,结果所有T值均不显著 ( P > 0. 05) , 表明问卷回收中并不存在非回应性偏差的问题。
为了避免由于通过同一被访者获得多个数据变量所造成的同源性偏差问题,我们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同源性偏差分析。在通过SPSS19. 0对变量进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发现,被萃取出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总方差的23% ,因此同源性偏差并不会对本文的研究数据分析产生影响。
(二)变量测量
1.文化距离的测量
本文使用四种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首先,本文在Hofstede ( 1980) 最初的4个国家文化维度基础上加上第5个维度,即时间取向[11],计算公式如下:
除了根据绝对差异构建的综合指标外,有学者对Kogut和Singh ( 1988) 的公式做了修改使其包括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差异,从而包括了在这个范围内的两端分值的差异性[20],变化后的公式如下:
其中,ACD表示总的文化距离,Ii表示母国的文化维度i的给定值,Vi表示维度i的变异指数,j表示东道国。
其次,本文使用Schwartz ( 2003) 的文化维度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Kogut和Singh ( 1988) 公式的基础上加入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差异,变化后的公式如下:
其中,Sch CD表示总的文化距离,Ii表示母国的文化维度i的给定值,Vi表示维度i的变异指数,j表示东道国。
而后,本文使用GLOBE ( 2004) 的9个维度将基于母国与东道国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文化距离指标计算出来,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GCD表示总的文化距离,Ii表示母国的文化维度i的给定值,Vi表示维度i的变异指数,j表示东道国。
此外,管理人员的感知也被用来测量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如果要从个体层面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就需要从个体的评分中进行分析,而不是使用Kogut和Singh ( 1988) 的公式形成的复合指标来收集二手数据。可见,文化距离的主观测量方法,如管理者对于文化距离的感知,更适于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的文化差异性[2]。本文使用Likert 5点量表的方法对管理人员感知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测量 ( 1 = 十分相似,5 = 十分不同) ,具体问项包括: ( 1) 对于一个广告的认识和理解; ( 2) 顾客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 ( 3) 语言和内涵的含义; ( 4) 社会文化的风俗和禁忌[21]。
2.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的测量
根据之前的研究[7,22],受访者的问卷中包含了关于营销组合的19个问项来测量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 每个问项都通过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量 ( 1 = 没有适应性,5 = 广泛的适应性) ,并根据中国跨国公司的特征对这些问项进行了修改。价格适应性通过5个问项进行测量: ( 1) 收费定价; ( 2) 使用的货币; ( 3) 价格战略的定位; ( 4) 价格折扣策略; ( 5) 利润。产品适应性包括以下5个问项: ( 1) 产品设计; ( 2) 产品质量; ( 3) 服务质量; ( 4) 公司品牌; ( 5) 公司标识。促销适应性主要通过以下5个问项进行测量:( 1) 媒体的使用; ( 2) 广告和促销内容; ( 3) 公共关系聚焦; ( 4) 广告和促销预算的规模; ( 5) 广告和促销预算的设置过程。渠道适应性通过以下4个问项测量: ( 1) 渠道系统的选择标准; ( 2) 分销渠道; ( 3) 销售团队管理; ( 4) 渠道预算。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国际化经验、竞争程度、经济状况的差异、企业规模和成立时间。国际化经验包括了主观和客观的维度,通过3个问项进行测量: ( 1) 企业在国际市场经营的时间; ( 2) 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量; ( 3) 管理者国际化经验的感知程度 ( 1 = 几乎没有,5 = 相当多)[7]。东道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包括: ( 1) 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强度 ( 1 = 不强烈,5 = 十分强烈) ; ( 2) 市场份额的产品定位 ( 1 = 十分相似,5 = 十分不同)[7,21]。母国与东道国经济状况的差异包括四个问项:(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2) 劳动力成本; ( 3) 经济发展阶段; ( 4) 顾客购买力 ( 1 = 十分相似,5 = 十分不同)[21]。为了控制规模效应,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跨国公司的资产总额表示并对其取自然对数。此外,本文将成立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企业成立时间是通过对企业从建立至今的时间取对数计算而得,单位是年。
四、实证分析
表1为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虽然一些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 ( VIF) 均小于10的临界值,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注:***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1。下同。
表2为价格适应性战略和产品适应性战略的回归结果,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了检验。其中,价格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价格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价格3为GLOB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价格4为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同理, 产品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产品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产品3为使用GLOB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产品4为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 1)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价格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Hofstede部分支持、Schwartz部分支持、GLOBE部分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验证了假设1; ( 2)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产品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Schwartz支持、GLOBE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支持了假设2。
表3为渠道适应性战略和促销适应性战略的回归结果,对假设3和假设4进行了检验。其中,促销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促销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促销3为使用GLOB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促销4为使用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 同理,渠道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渠道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渠道3为GLOB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渠道4为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 1)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促销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Hofstede支持、Schwartz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验证了假设3; ( 2)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渠道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Schwartz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支持了假设4。
根据实证结果,我们还发现,在Hofstede ( 1980) 、Schwartz ( 1994) 、GLOBE和管理感知四种文化距离测量方式之中,使用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显著性最高,测量效果最好。可见,文化距离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感知的主观维度,使用客观维度测量方式的效果往往不够理想,而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测量更为准确,因为他们是国际化战略和全球营销战略的执行者和实施者。这也证实了,对文化距离的主观测量方法更适用于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的文化距离的假说[2]。
五、结论
在全球营销中,文化是决定产品和服务在海外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2]。本文运用不同测量方法检验了中国跨国公司全球营销的过程中文化距离对其在东道国市场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运用Hofstede ( 1980) 、Schwartz ( 1994) 、House等 ( 2004) 和管理感知的测量方法所得到的文化距离均会正向影响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营销价格适应性战略、产品适应性战略、促销适应性战略和渠道适应性战略,但管理感知的测量方法更适用于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的文化距离,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可见,文化维度的测量更多是体现在个体的感知效果上,是一种主观的维度; 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是国际化战略和全球营销战略的执行者和实施者,所以从管理者的角度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更适用于对跨国公司的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其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由于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经营问题日益增多。文化因素成为促使中国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市场特征实施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的重要原因。本文将文化距离的概念与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相结合,运用Hofstede(1980)、Schwartz(1994)、House(2004)的客观测量方法和管理感知的主观测量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并且检验了文化距离对于价格适应性、产品适应性、促销适应性和渠道适应性四种全球营销战略的影响,以期为中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进行海外扩张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