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适应性

2024-05-11

跨文化适应性(精选12篇)

跨文化适应性 篇1

随着经济和教学全球化发展, 作为四大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因此来华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 这就面临如何帮助来华留学生在跨文化中提高适应能力, 本文从四方面提出改善策略, 希望在今后教学实践工作中不断钻研, 进一步提升自身素养, 以实际教学行动加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一、跨文化适应的涵义

跨文化适应是基于人原有的文化因素如价值观、习俗等社会生活方式, 在新环境下有所改变重新学习和融入新的文化情境, 其中包括社会文化适应即学习新文化的技能和心理情感的适应即新文化中的满足感。跨文化适应的主体是从一种文化成长环境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跨文化适应主旨不是放弃原有的文化底蕴, 而是跨文化适应的主体在原有的价值观和信念基础上, 习得并适当运用新文化中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符号, 提高跨文化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能力。

二、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及教育水平影响力的提高, 来华留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高校留学生人数已达250万, 但是由于文化差异, 留学生如何处理语言问题等学习交流方式, 及面对心理压力,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何帮助留学生解决在中国学习时跨文化遇到的问题及矛盾, 是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分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研究现状, 提出一些策略来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 缩小并正确理解文化差异;有利于留学生习惯中国汉字的思维模式, 减小文化语言不适;帮助教师和留学生之间顺畅交流, 调动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性, 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

三、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来华留学生面临一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如环境气候、饮食、交通、服装等[1];二是社会文化适应问题, 如语言交流障碍、文化习俗规范困扰等;三是心理适应问题, 如出现焦虑、思乡、孤独、身体不适等负面情感。

留学生出现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 社会文化差异, 包括价值观念不同, 有的留学生崇尚个人主义, 可能与中国集体主义有些差异甚至矛盾;思维方式不同, 处理问题时或许与华人发生矛盾冲突;行为规范不同, 从小接受的道德标准不同可能会出现误会。第二, 个人适应差异, 包括个人对文化差异理解不同, 个人差异调整方式不同如顺应、冲突等[2]。第三, 教育因素, 包括文化教学与语言关系失衡, 教师应该具有专业跨文化教学经验, 这样可以教授语言同时传播中国文化;教学方式陈旧, 脱离社会的真实性, 不能吸引留学生注意力, 激起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教学内容相对滞后, 应该选择一些更具有教学和交流价值的素材帮助留学生进行丰富的文化或语言教学;考试制度不完善, 不能帮助留学生全面发展, 不能培养学生课外学习能力。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策略

留学生来华后开始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会面临很多问题, 如何培养来华留学生跨文化的适应能力是亟需解决的问题[3]。

(一) 激发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学校会有各种形式的学生会活动, 在华留学生可以参与其中, 这样不仅帮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 而且学生活动包括节假日习俗、餐饮文化等让留学生了解中国风土人情, 减少跨文化差异。教师可以安排一些灵活的课外作业, 让留学生自己实践并关注中国特定语言习惯及文化差异, 这样培养了留学生运用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文化问题, 并激发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二) 提供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环境。

学校可以定期开展留学生不同阶段的辅助项目, 可以通过网络让留学生初步了解中国一些文化、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情况, 并列出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导致的难题。再者, 学校开学之际可以进行入学教育, 帮助留学生熟悉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服务事务, 让学生尽快进入中国这个大家庭, 并在异国文化中找到认同感。又要加强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帮助学生减轻压力和困惑, 成功实现自我价值;需要建立完整留学生个人信息及心理情况调查, 定期对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在教室、宿舍等小环境中创造良好的机会, 帮助留学生适应在华的文化习俗, 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有些情况, 教师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这就需要同辈群体热情帮助留学生解决生活或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创建小组, 这样系统明朗地安排学生负责每位留学生的情况, 让学生们共同进步, 协调合作。

(三) 对外教学中培养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

教师在对外教学中应该遵循文化渗透原则———文化教学是教学中重要原则帮助留学生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可和接收;循序渐进原则———教学应该符合学生要求, 遵循由简单到复杂慢慢认识的规律, 这样可以提升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或汉字语言的自信心;实践互动原则———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展示, 让学生参与实践教学中, 通过平等、轻松的讨论, 让留学生获得跨文化知识, 并培养宽容、开放的跨文化态度;比较融合原则———对于同一事物, 让学生各抒己见, 表达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通过对比更加容易了解跨文化中差异的存在, 这样帮助留学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文化习惯中。基于上面几点原则, 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改善教学的方式:一是对比融合教学法, 可以通过中国标志物如长城、故宫、龙船等与外国标志物进行比较, 增强学生对跨文化的理解。其次可以进行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和语言等差异的讲座, 让留学生基于本身文化素养, 慢慢掌握中国文化。二是专题讲解教学法, 对外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留学生进行专题讲解, 比如教授中国汉字时, 可以联系学生身边事物讲解甲骨文构字原则;可以通过中国电影轻松让学生理解中国各种节日及其习俗。三是实践教学法, 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在课堂学习过程, 需要到实际生活中去, 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 这样更能学到地道的文化及语言, 并快速地运用所学文化知识。

(四) 提升教师跨文化教学素养。

教师必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求同存异意识和主体文化意识, 既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正确引导学生, 让留学生中不存在文化优越感, 准确衡量中国文化与本国家的异同, 并给留学生接收和了解中国文化的自由和空间;教师应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 这样才能合理运用对比融合法进行课堂教学, 对教学进行充足地准备;教师应该掌握语言和非语言的教学手法进行有效交流, 并在交流中深化对跨文化的理解, 并能帮助留学生深层次地解决文化差异造成的困扰、误解甚至冲突。对外教学的教师应该参加一些关于跨文化的课程, 如异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跨文化心理学等, 这样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学生进行跨文化教学。

五、结语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研究不仅提升学生和教师的自身素养, 而且搭建了多种文化交流学习的桥梁。只要学校和教师积极配合, 帮助留学生解决跨文化适应问题, 营造轻松和谐的文化交流融合氛围, 多种方法提升跨文化适应能力。

摘要: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吸引大量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 同时带来了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 如何消除该问题, 本文从跨文化适应的涵义出发, 给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意义, 并基于留学生来华学习的跨文化适应遇到的问题, 提出四点改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策略, 希望能给本领域教师一些借鉴。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 .陈传忠.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

[2] .郭玉晶.浅谈如何加快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J].华章, 2010

[3] .万梅.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的综述[J].现代教育科学 (高教研究) , 2008

跨文化适应性 篇2

一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1992年《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Application)

是前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主席,加拿大著名学府女王大学心理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国际知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心理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跨文化接触与心理适应、移民与土著青少年认同心理、种族关系调适、跨文化家庭观、本土心理学、文化与认知等。先后主持了《移民家庭观国际比较研究》、《移民青少年文化心理适应国际比较研究》等当代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著名研究项目。目前他正主持包含北美、欧洲、澳洲和亚洲10余国的大型跨文化研究项目《多民族社会的文化认同与族群关系国际比较研究》。由于他在跨文化心理与族群关系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美国、英国、法国等政府聘为族群关系顾问。贝利的理论框架

最引入关注的是其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其结构框架被称为“Berry的理论框架”。

该理论至极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全市文化适应过程和结果、分析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去向、理清文化适应群体、提出引人深思问题(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交往和变迁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对应这一过程;人们的跨文化策略;如何改变个人的经历和承受压力已获得最终的适应)。

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因此他的双维度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推到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阶段。

两个维度的考量: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

整合——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同化——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

分离——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

边缘化(最难以接受)——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最终产生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种族隔离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分离;

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边缘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

这个模式否认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的唯一可能,向人们展示了四种可能的后果:

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

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

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

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

结论:我们能否跨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如何改变自己,与不同的文化融合。全球化的应对,是我们如何去平衡自己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与世界其他多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抗拒、逃避或者企图支配他者。

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手工艺文化的适应性和多样性 篇3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全部的社会遗产都属于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从堪察加半岛到火地岛,从达荷美到夏威夷岛等落后社会生活的地区考察中,发现不同民族在木工制品、鱼网、钓竿、打猎的箭或矛、取火、捻绳、编篮筐等方法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其实中国的许多手工技艺也并非我们独有,在材料处理与制作方法上,我们与东亚各国,甚至更远的民族也有相似性,这说明人性和生活环境的相似性可以发展出相似的手工艺雏形。

而手工艺的“工匠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也有相似的内涵。代表日本“工匠精神”的奈良法隆寺“宫殿木匠”与中国道家的某些精神高度一致;横滨“秋山木工”的学徒人格养成与儒家的精神也可相互印证。但中国手工艺文化也有自己的“特质”,这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在传统社会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文化特质”就是手工艺体现出的“礼”,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规范性。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中国的手工艺多数都已倾向商品化生产,“礼”对于手工艺的涵养、约束、提升作用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流行和消费者的不同趣味,它们对手艺人的创作产生着影响。因此,今天手工艺产品越来越强调通用性,注重艺术设计,中国的手工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仅仅体现在些许趣味上的不同。这就是开放时代带给手工艺的惊人变化。

任何时代,手工艺的精致与否与全社会的富裕程度有关,也与消费者的社会地位相关。社会经济越繁荣,手工艺的总体制作水平会上一个台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对用具的质地、设计和制作也会越讲究一些。所以要繁荣手工艺,光是提倡发展高雅与精致的手工艺还不够,需要在现代商业文明环境中,鼓励制作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的高质量产品。但高质量不等于奢侈品,而是要切实尊重消费者的需求,做到适用、美观。

文化是一个抽象名词,它的实质却是生活。任何文化,只要适合当时的生活方式,容许生活各方面丰富的发展,即是适宜的文化。当生活与时代大环境不适应时,人们自然会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也同时改变着环境,随之也改变着文化。没有人会牺牲自身生活的安适,一定维持着某一种特定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最近100多年以来,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化侵染中国传统文化持迟疑态度,但也无法阻止广大民众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欢迎与接纳;尽管政府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依然无法减缓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速度。

手工艺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手工艺人持技谋生,采取哪种形式属于一种文化选择。从纯手工生产到半机械化半手工生产;从独立制作到分工精细;从家庭副业式到手工作坊,再到现代化管理企业;从沿街叫卖到前店后厂,再到体验店、公司+农户、互联网+等销售方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作品或产品本身的类别与审美差异度,手工艺生产的制作、管理、销售、消费等方式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内涵。今天,中国手工艺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但呈现出历史上最为丰富、最为立体的文化形式,这一切都是手工艺人适应这个开放、多元环境的结果。

尽管手艺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改变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但不排除其中有非理性的举动,手工艺行业暴露出的许多问题都存在选择时的盲目性。这就需要相对客观、立场公正的知识群体,研究历史和现状,对变迁做出解释并提出方向,并对手工艺行业的短视进行批评。

而政府对手工艺技术、管理、销售、创意、产业等方面的干预,都会对文化变迁产生导向作用。所以无论是保存、保护传统技艺,还是激励创意、创新,我们都需要就手工艺如何适应环境的改变,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向与尺度。

论质性研究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篇4

一、质性研究的特征及其与伦理的关系

质性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诞生于人种志(Ethnography)。[3]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和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来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深度理解,强调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真实完整的描述。质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各种学科理论和西方思潮的直接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方法及工具收集和分析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直接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活动。

由于质性研究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而达成相互理解和建构意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但首要关系是伦理关系,只有在研究者尊重参与者和遵循研究伦理,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才能顺利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也才能无顾虑地表达自己内在的真实想法,才能达成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构建真实故事和理解意义。因而研究者需要慎重考虑从事研究的伦理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保证自己的研究是符合伦理道德的、真实可靠的。质性研究是在尊重被研究者的前提下获得被研究者对研究的支持而提供真实的研究资料,质性研究者不再把研究对象视为被研究者,而是研究的平等参与者,并且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下获得研究结果。

由于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个体或者社会组织,并且是对人的主观思想和行为意义的深层次挖掘,把个人内心思想揭示出来,这可能会对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危害。如何处理研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关系到研究能否成功,被研究者是研究中的利害要素,如何取得他(她)们的信任和支持,如何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利益和人格,使研究成为公正合理的社会行为,也使研究结果有利于人类进步,是摆在质性研究者面前的关键问题。

一般认为,质性研究的伦理规范至少涉及到五个方面的人或社会机构:研究者本人、被研究者群体、研究者的职业群体、资助研究的人、财团和政府机构、一般公众。质性研究的伦理规范是对质性研究过程中的研究者如何处理自己、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和研究的关系的伦理规范。这些关系十分复杂,关系到研究的成败和效果。研究关系的处理既需要技巧,更需要伦理规范和原则。这些伦理规范和原则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急需考虑的关键。

二、质性研究中伦理审查的发展及其制度化

西方研究中的伦理审查起源于经验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与19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自主的研究对象即人的尊重。[4]经验科学研究注重收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来验证假说,对人的研究需要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得他所掌握的事实。个人的尊重和理性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被发现之后,现实主义者把它发展成为以尊重和保护个体自由和理性为宗旨的个人主义。将个人主义的伦理学应用到研究之中就产生了以尊重和保护研究参与者的理性和利益为宗旨的研究伦理学。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们已经就不符合伦理的研究个案进行了争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和系统的暴行在临床研究的名义下得以进行,这一系列不良研究事件暴露了研究的伦理危机。[5]同时,西方伦理学家大力提倡把封闭的经院伦理学发展成为实际的应用伦理学,把晦涩神秘的道德理论开发成为可以为人们解决伦理实践问题提供确切的普遍伦理准则。《纽仑堡协议》(1949)规定医学研究的受试者必须是自愿参与的和保护不受伤害。1964年制定的第一部国际研究伦理指南《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了研究的最基本伦理原则和建立伦理审查的机制。

虽然《纽仑堡协议》和《赫尔辛基宣言》是针对医学研究,但是在医学之外的研究中潜伏的伦理危机越来越显露,质性研究的主观性也受到人们的怀疑,质性研究者只有通过遵守严格的研究伦理,才能保证其研究的真实性。因而西方开始将产生于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之中。研究中的伦理的政策和规范可以概括为四条基本原则:自愿、无害、仁义和公正合理。这些原则虽然不能构成统一的伦理学理论甚至前后矛盾,却把不同哲学家及其伦理思想统一为研究伦理:康德的绝对理性、鲁尔兹的公正合理思想、缪尔的仁义伦理、歌德的无害伦理。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包括:制定研究伦理政策;制定关于资料收集、发布和审核,尊重和保护参与者的自愿、隐私和利益,维护研究和研究者的利益的伦理规范;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执行伦理审查程序,监督研究的伦理行为等。

伦理审查在西方学术界要求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就填写并提交《伦理协议申请书》,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目的、目标和理论基础的概述,材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详细介绍对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选择研究对象的方法,预见研究对参与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好处,保护隐私和保密的承诺,研究对象的劳动补偿,预见研究参与者的利益冲突等。所有这些关于研究的伦理问题的考虑和准备预见了在研究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道德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研究的过程和结论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伦理规范,保障研究没有伤害任何人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研究涉及的相关人员。因而,研究伦理审查是研究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考虑和制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是研究在伦理方面的设计和研究的框架。

三、质性研究伦理审查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困境

质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接近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的接触和相处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人们拥有各种不同的道德和伦理标准,[6]研究者有自己的道德、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这些都会反映在他们的研究伦理中。[7]质性研究作为研究者探索和理解研究对象的经验,倾听他们的声音,共同构建生活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开始收集研究材料之前就要获得专业机构的伦理审查同意书并严格遵从协议,保护被研究者的利益。然而研究现场的“多变和复杂性”[8]在质性研究中显得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因为研究者总是与被研究者零距离的接触并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关系。

考虑到质性研究中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吉耶曼(Marilys Guillemin)和吉勒姆(Lynn Gillam)[9]将它分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程序性的伦理问题,它是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伦理评审委员会通过的旨在确保研究过程符合事先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涉及到研究现场中的伦理问题,要求研究者在处理现场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坚持伦理道德标准。[10]在以上两种质性研究伦理的基础上,笔者本人和康利(Conle)提出了第三种质性研究伦理问题,即“关系伦理”,[11]它是用来处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一种伦理,它包括“关爱”[12][13]原则、“女性主义”[14]原则和“被压迫”[15]原则。“关系伦理”是指研究者在处理与被研究者的伦理冲突时,用女性主义的关心和爱护的方法去对待被研究的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以关爱被研究对象为重的伦理原则。也就是说,研究机构规定的其他伦理原则必须服从于关系伦理原则。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场伦理”或“关系伦理”不是研究机构所能规定的,因为研究机构制定的伦理规则和指南的前提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自始至终是陌生的关系,而且没有预计到现场情况的多变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所带来的与研究机构规定的伦理准则不同的伦理观。

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人们带到一起。越来越多的质性研究学者从事跨文化和跨地区的研究,他们往往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当他们将西方大学或机构的研究伦理标准用于其他研究场景和文化时会遇到许多伦理冲突。戈姆利(Louise Gormley)在墨西哥北部经济贫穷地区从事教育研究时,遇到了种种因当地文化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与她的研究机构所规定的研究伦理的冲突,她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伦理审查指南很难用于对另一国家的研究。[16]毕晓普(Russell Bishop)[17]在对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的知识系统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时、美国学者帕泰(Patai)[18]在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研究时以及史密斯(Smith)[19]在对殖民的当地居民进行研究时,都遭遇到了以上类似的情况。

2005年和2006年,因为承担了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笔者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对两个小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个项目通过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是笔者在中国却遇到了西方伦理审查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和法定监护人是文盲而且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村子里,无法阅读和理解研究知情书(information letter)和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letter),研究者无法在进行研究之前取得参与者和监护人的同意,只好先让研究对象参与几项实际的研究活动,让他们和家长明白其需要在研究项目中做什么,然后再让他们决定是否同意参加研究。这样导致研究者违背了研究程序性伦理。又由于研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进行的,现场情况的复杂性和被研究者的特殊性又使研究者无法兑现向多伦多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承诺的为研究对象保密的原则。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长期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关系,成了好朋友,这使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被研究者的生活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西方研究机构伦理规范不允许的。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伦理”和“关系伦理”冲突迫使研究者按照中国和当地的道德伦理原则去处理这些伦理问题,打破了西方大学的研究伦理规定。在项目进行的4年(2003~2007)中,项目主持人康利教授和笔者多次向多伦多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对事先提交的伦理审查草案进行修改和增补的意见。

由于西方的研究伦理无法调节在跨文化和跨地区研究中的伦理关系,质性研究的伦理审查制度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然而,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自己的质性研究伦理审查制度,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监管,使得质性研究对象和研究项目处于危险之中。还由于资料的收集、使用和发布没有伦理规范,使得研究参与者一方面很难招募,另一方面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不符合伦理的研究没有被制止。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者来到中国进行研究,我国的学术界也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质性研究伦理规范并成立伦理审查监管机构以保护我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四、质性研究中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中国文化中的伦理不是建立在个体与个体的伦理关系之中,而是建立在一个集体中的个体伦理关系之中,人们用集体主义的伦理思想来协调关系。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认为,集体才有智慧和自由,因为集体的力量远远比个人力量强大。人们按照集体的伦理和利益来处理人际关系,他们往往是从集体的角度考虑个人伦理问题,以保证自己是集体中受尊重和受重视的一员。

西方文化的思维和伦理注重个人理性,崇尚尊重个人的理性和自由,把个人看作是不归属于任何集体的独立个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于一切。保护个人的利益和理性成为西方人行为的根本标准,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个人出发,然后才考虑到其他人。因而在西方文化中的研究关系是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建立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调节个人主义的伦理准则来规范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所以在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关系就是处理好个人关系,考虑如何保护被研究者个人的隐私和权利。

西方的伦理审查是调整和解决研究中个人关系的伦理规范和解决方式,不适用于调整和解决中国的集体关系的伦理问题。中国的研究关系是建立在集体中的个人关系,受到集体和集体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国不可能建立与任何集体无关的个人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生活的个人总是处于各种或大或小的各类集体之中,总是代表着各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中国进行的质性研究中,尤其是在农村不发达地区进行的质性研究中,当研究者遇到伦理冲突时,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尊重当地的道德规范,最大限度保护被研究者和他所处的集体的利益。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我们发现,当西方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审查用于非西方和跨文化的研究时遇到了种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主流西方的伦理将人定义为理性的个体”。[20]西方伦理审查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一旦把它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的地方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审查产生于文化,离开了文化,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就失去了根基,文化的连续性才能保障质性研究伦理的连续性。伦理是文化和社会的外显规则体系,是道德责任下的文化连续体,学术研究作为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必须符合文化所约定的伦理规范。违反伦理的研究及其结论就是反文化的,因而伦理是研究者必须谨慎考虑和处理的问题,因为伦理本身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最具有争议的集合体,因此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充满争议而复杂。考虑和处理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伦理规范的文化根源。

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需要发展新的质性研究伦理规范以适应非西方社会、第三世界国家和土著文化,因为这些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的世界观并遵从与西方不同的伦理原则。[21]基于西方的认识论、哲学观和伦理观而产生的保护隐私和个人权利的质性研究伦理不适用于跨文化的、非西方场景中的集体主义道德标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将超越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限制,寻找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来了解世界和人类。今天,技术和经济将全世界的人们带到了地球村,所有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们需要创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和策略来扩大人类的视野,促进不同种族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22]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和讨论如何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伦理审查规范和制度,以应对全球化时代质性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并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摘要:质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伦理规范。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在道德伦理和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探讨西方伦理审查规范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表明,为了有效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我们需要创造东、西方质性研究伦理对话空间,需要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本土文化的伦理审查。

跨文化适应性 篇5

在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下,各招收留学生的`高校,不可避免要采用跨文化管理方法,这样才能实现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稳定高效发展.本文结合跨文化适应的发展阶段及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对各阶段中高校应怎样帮助留学生更好更快地实现跨文化适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作 者:王绘建 王剑军 作者单位:王绘建(温州医学院)

王剑军(温州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跨文化适应性 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多元文化教育

适应,有学者理解为,当个人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努力通过改变个人所处环境或者自身,使个人与所处环境达到互相协调的能力①。国内对于民族适应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本文的研究是立足于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问题,通过调研分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我国高校的确立。

一、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研究

(一)调查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情况是不断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的丰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打造高素质高水准的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维持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重要基础。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法,涉及学习适应性、心理适应性和人际交往适应性三个方面。调研自9月12日开始收集至9月26日止,共收回样本218份,有效样本215份,包含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占大部分,另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学生参与问卷,涉及26所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占99.07%,专科学生占0.93%,性别比例为男性33.49%,女性66.51%,来自城市的有39.53%,来自乡村的有60.47%;家庭条件优越的占1.4%,困难的占38.14%;大学所在地是东南沿海的占54.88%,在西南地区的占44.19%,东北地区的占0.93%。

(二)调研结果分析

1.样本整体趋同性和个体差异性相伴。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适应性情况普遍不容乐观,适应性呈整体趋同性;同时,不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适应性方面的差异,就读高校的层次和来内地求学时间长短的不同也是造成适应性差异的一项原因。

2.样本群体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有着强烈的民族诉求。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民族地区的宣传、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風俗的尊重有着较强烈的心理需要,对于开设民族课程、改善民族食堂、提供民族学生展示平台等有着现实的诉求。

3.样本有着强烈的上进意识,政治上敏锐,重视个人发展。

超过半数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有强烈的入党意愿,并对当前的学习状态有着忧患意识,积极寻求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对未来发展有着长远的打算。

(三)归因分析

1.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是导致适应性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的带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后,要尝试接收内地高校的主流价值和文化,难免和长期以来从母体文化中吸收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冲突。

2.近年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深层次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多是自然经济低水平简单再生产循环,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制约教育发展速度和教学方式的改革,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3.民族地区的不稳定是影响适应性的重要原因。

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由来已久,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也影响着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状态。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歪曲和夸大民族地区现实情况,往往造成民族学生更强的防备和敌意。

二、增强高等教育教育的包容性:重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树立

起源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能够平等和自由的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资源,保持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树立广阔的文化视角和包容的文化情感,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跨文化的学习生活的适应性有着重要意义。

(一)加深多元共生的理解,辩证看待“一元”与“多元”的民族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一元整体,又是多个具体民族的多元单元,我们是汉族一元的主导和各少数民族的多元共享,增强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需要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关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立足当前和长远,用更包容的民族概念理解一元与多元的和谐共生。

(二)从思政教育整体目标出发,不断增强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思政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外成熟的教育理念,我国思政教育模式应有包容和借鉴之意,思政教师要有多元化的工作思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多方面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情感和修养,为学生营造平等充满活力的学校多元文化氛围,创造条件和加强引导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

(三)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切实加强多元文化课程设计和教学

多元文化课程是提高跨文化适应性的有力保障。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必须同时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和民族化发展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现代高校专业的教育和培养,培育少数民族学生与主流文化对话和接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被隔离和边缘化②;另一方面,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加工,重新演绎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文化评价体系

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当下教育评价思想,破除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摒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存在着测评的局限,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重新测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既能评价绝大部分学生的认知情况,更要能让学生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评判,来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完整性。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传播担负着多元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使命,是我国现代教育应有之义,只有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真正的融入我国教育体系各个环节当中,才能有效的促进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武之地的现代化人才。

参考文献:

[1]张大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M].王磊译.北京:人民邮件出版社,2003:354

[3]马学海.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学管理的体会与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0(16).

[4]张雪娟.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校园适应性调查与研究[J].常州大学学报,2013(1).

[5]田娟.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及对我国的其实[J].学术探索,2014(8).

[6]李萌.试论当代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对思政教育的启示[J].科教导刊,2012(3).

[7]皮建华,徐明祥,黄明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培育路径研究[J].昭通学院学报,2015(1).

注释:

①张大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新疆双语学生跨文化适应及其评价 篇7

一、新疆双语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背景

1.家庭、社区生活的民族文化

生活的文化氛围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最直接而且最深刻,新疆的饮食、民俗、服装、建筑、交往等方方面面都体现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在饮食方面,他们主要以牛、羊肉和面食(拉条子及面条、馕等最有特色)为主,喜欢喝自制的酸奶和奶茶;在娱乐方面,他们能歌善舞,演奏独有的乐器等。新疆浓郁的民族文化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双语学生在生活中被民族文化包围,接触其他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的机会比较少。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走进双语学校,接受双语教学首要面对的就是跨文化适应的问题。

2.双语学习生活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从全母语环境进入双语教学情景,在学习母语文字、掌握母语文化的同时,需要学习汉语,并以汉语为工具学习其他文化知识。新的语言文化使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和心理上产生距离压力。一方面,汉语学习内容主要以汉语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文化习俗为基础,生活环境的差别、风俗习惯的陌生,导致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汉语言的学习常常处于掌握表面的状态,很难应用到实际生活。另一方面,学习是一种文化体验的过程,新文化与已有的文化认知之间的差别,给他们带来心理不适,再加上要使用汉语学习其他学科知识,加重了学习难度,使他们的学习动力和信心常常面临挑战。

3.未来社会生活

国家均衡发展需要少数民族双语人才,作为与其他民族交流发展和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新疆双语学生是未来新疆双语人才的重要来源,他们在本地区完成基础学习后可能到非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学习或工作。对这一部分双语学生来说,他们将进入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由生活环境、学习(或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文化环境的差异使新疆双语学生有很多文化不适应的问题,如生活习惯、饮食、水土、习俗、语言、文字、人际等方面的差异,给他们的生理、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异常反应。这种异常表现在身体不适、不愿与人交流、压力过大、情绪低落、社会行为不积极等方面。

二、新疆双语学生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

跨文化适应主要可以 划分为两 个维度:即心理适 应 (psychologicaladaptation)和社会文 化适应(socioculturaladaptation)。[1]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应为基础,指向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如果没有或较少产生抑郁、焦虑、孤独、失望、想家等负面情绪,就算达到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能否与当地文化群体成员进行有效接触。[2]从新疆双语学生的生活环境来看,在民族地区生活学习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心理适应,而在非民族地区生活学习的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两方面。

1.本民族文化环境中新疆双语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

本民族地区学习生活的新疆双语学生,在双语学习即跨文化心理适应过程中,主要受心理和教学两个因素影响。

(1)心理因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土壤,“文化是一个民族建立在自己的信仰、价值和规范体系之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观念”[3],它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止。新疆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对自己的文化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易对其他文化产生距离感和偏见。他们在面对任何一种新文化时,最初会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和审视,这种固有的文化认知对新文化的适应和接受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语言思维。母语的思维根深蒂固,学习一门新语言时,母语的移情作用很容易影响新语言的掌握。母语的单词、语法在大脑已经产生较深的定式思维,而且与汉语有较大区别,这往往导致他们在双语学习中容易出现思维转换环节增多、速度降低的现象。当听到汉语时需转换为母语进行思考,再用汉语表达,无形之中降低了学习效率,增加了双语学习的困难。

三是知识与技能。相关的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可影响双语学生跨文化的心理适应。新疆双语学生比较了解当地传统的农牧生产生活方式,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科学文化等关于现代文明和生活的知识比较陌生,使得他们在面对现代生产和生活时会产生距离感。

四是学校和家庭环境因素。学习一种语言、接受一种文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置身于该种语言的文化里。语言环境的支持及文化的熏陶对跨文化的心理适应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如在双语学校的课余生活经常使用汉语交流的新疆双语学生的汉语水平要比较少使用的学生汉语适应速度快,得到家庭支持和鼓励的新疆双语学生学习汉语的进步程度要比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学生大。

(2)教学因素。一是教材。新疆现使用的汉语教材主要为全国统一的汉语教材,其民族性和双语性不够,教材内容以汉族生活为主,与新疆双语学生的实际生活距离较远,导致他们对教材的一些内容很难理解,容易出现生硬记忆的情况。久而久之,他们的学习兴趣降低,容易产生消极、放弃等问题。

二是双语教师。双语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跨文化适应的过程。目前,新疆精通双语的教师很少,主要呈现两种现象: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不高,汉语教师的民语不过关。这两种现象反映在双语课堂的具体问题就是,教师课堂双语转换能力低或纯粹使用单一语言教学。由于课堂缺乏双语情境,新疆双语学生接受新知识的难度增大,学习成就感低。

三是教学方法。双语教学方法包括双语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法两个方面。在新疆,课堂学习是双语学生掌握汉语的主要途径,教师如何教决定着学生如何学。由于教师双语水平有限以及双语教学自身的难度,教学方式通常为直接讲解灌输,学生往往在学习中处于被动的局面,双语学习比较枯燥,师生互动不足,在有限的课堂内不能有效地实现双语教学目标。

2.非本民族文化环境中新疆双语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

在非民族文化环境中的新疆双语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王鉴、黄维海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文化融合是指与其他文化群体成员持续的接触之后,个体体验到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2]跨文化适应强调少数民族学生在双语学习过程中对母语文化和汉语文化的理解、适应的动态过程,而“文化融合多指的是文化适应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2]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约翰·贝利(JohnW.Berry),以非主流文化族群为视角,将跨文化适应结果分为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四种。对于新疆双语学生而言,他们在非民族地区的跨文化态度也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类:一是整合的态度,认为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和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同样重要;二是分离的态度,只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不注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三是融入的态度,注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而不考虑保持本民族文化;四是边缘化的态度,既不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也不注重与其他文化群体接触的态度。这些不同态度对跨文化适应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后三种态度对新疆双语学生在非民族地区的跨文化适应影响比较显著。

从新疆双语学生进入非本民族文化社会环境中对文化的态度、行为和结果分析来看,影响他们跨文化适应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生活变化。新疆双语学生从广袤的草原到高楼林立的城市街道,从悠闲的农牧生活到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从西北干燥温差大的气候到内陆湿润的气候,等等,这些巨大的环境差异和生活变化给新疆双语学生生理和心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2)学习(工作)环境。一般来说,初次步入陌生环境的个体最初的感受都是新鲜和激动的,接着进入不适、挫折、焦虑的阶段,最后就是解决新环境的危机、恢复之前的不适感。通过这一过程才能适应新环境。新疆双语学生进入全汉语环境学习(工作),对新事物新鲜感消退的同时,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和适应困难等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3)歧视和偏见。种族歧视和跨文化接触者的心理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2]通常,人们对文化相近的群体接受比较快,相应地,当一些群体进入文化相近的环境也会比较快适应。但是,由于新疆地理位置较偏远,经济相对落后,不同的饮食、语言、宗教以及“三股势力”等的影响,非民族地区部分个体总是将新疆与偏远、落后、愚昧、恐怖等印象联系起来,导致新疆双语学生心理幸福感降低。同时,这种偏见又容易引起新疆双语学生的不满、逆反心理,使得他们对非民族群体及其社会产生不信任感,甚至会做出非正常反应。

(4)人格。不同人格特性对跨文化适应有很大影响,人格因素包括性格、毅力、容忍性、自我效能感等等。性格内向或外向对新疆双语学生在新环境的跨文化适应有不同的影响,如果他们能利用人格中的积极因素(外向的性格、坚定的毅力、较强的容忍性和良好的自我效能感等)促进自己的跨文化适应,则可加快他们跨文化适应的速度;反之,若在跨文化适应过程由于文化差异,以消极人格(沉默、轻易放弃、毅力不够等)来应对当地的群体和生活,就会增加他们自我封闭程度,产生消极逃避适应新文化的现象。

三、新疆双语学生学习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及表现

1.心理适应方面

(1)消极态度的产生。汉语和汉语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华,对于生长在汉语环境的学生来说,学习汉语言文化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有着民族文化背景的新疆双语学生来说,学习并适应汉语文化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民族语言的固有思维在双语学习中的负面作用;教学中的不利因素(如不适当的教材内容、双语教师不标准的汉语等)对民族学生心理的影响等。这些双语教学中的客观问题对新疆双语学生学习的心理变化有直接的影响,使他们由兴趣盎然变成消极应对。

(2)孤僻、沉默性格的形成。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疆双语学生学习双语之初的热情随着适应难的问题会逐渐消减,加之双语学习难以达到自己所认为的理想效果,使得他们在课堂互动中逐渐变得消极,和同学之间很少使用汉语交流,也不敢用汉语表达自己,形成“能少说就不多说,能不说就不说”的心理状态以及沉默、孤僻的性格。

(3)自信感降低。新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不仅是新的学习内容,还是跨文化适应的要求。如果不能充分将母语学习所获得成就感迁移到汉语学习中,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就感,进而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双语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自信心对于跨文化适应有着重要影响,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密切相关。

2.学习行为方面

(1)学习方法不适。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学习与汉语及文化的学习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语言自身的逻辑规律,不同的语言需要不同的学习方法。由于文化适应的问题,导致新疆双语学生汉语学习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不能形成正确、适合的学习方法。

(2)汉语实践不积极。要深入地了解一种文化或风俗,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和欣赏它的文字和语言。而学习一门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融入这种语言的环境。虽然新疆的双语学生未能进入汉语的生活环境进行学习,但是如果在学习和生活中积极地使用汉语,必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和能力。然而,由于新疆双语学生习惯用本民族语言交流和生活,因此不能很好地实践汉语,汉语水平进步缓慢,同时也影响了文化适应的过程。

(3)自主学习能力不足。跨文化适应产生的另一个学习行为的问题是新疆双语学生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只能被动学习。学生通过教师课堂上双语的讲解,会有对部分知识似懂非懂的现象,自身有限的汉语水平不能满足他们课下再对该部分进一步学习的愿望。另一方面,新疆双语学生家庭对学生做作业、自主学习的不重视,课堂教学以及双语学校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等原因,均导致新疆双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整体相对不足。

四、新疆双语学生跨文化适应评价

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新疆双语学生的心理和学习行为的不同表现可直接或间接反映适应程度和问题所在,评价中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实现其对学生的积极作用。

1.注重新疆双语学生的双语学习态度,提高其跨文化理解能力

不同文化对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有不同的影响,对不同文化的态度影响相关文化知识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及时评价新疆双语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汉语使用态度,培养其接受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意识,理解主流文化的内涵,是实现心理适应的重要前提。

对新疆双语学生学习态度进行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双语学习的动机、态度和期待。双语学习的动机是否强烈、持久,学习态度是否端正,学习目标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很高的学习期待等。二是选择双语学校的原因。选择双语学校而非民族学校是受家长、社会氛围的影响,还是新疆双语学生自己的愿望,是否喜欢双语学校。三是对待双语教师、课堂和教材的态度。是否喜欢他们的双语教师,是否喜欢双语课堂,是否能看懂教材,是偏好民语教材还是双语教材等;四是使用汉语的意愿、场所和时间。是否经常听、看汉语节目和阅读汉语书籍,是否经常用汉语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内心想法或对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进行描述,是否在课堂或课余时间主动使用汉语和老师、同学交流,在双语学校、家庭以及其他场合使用汉语的情况如何等。

2.明确新疆双语学生掌握的跨文化知识,加速其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掌握跨文化知识。新疆双语学生通过双语教师、教材或其他信息了解到的跨文化知识越多,跨文化适应能力越强。因此,双语教师应有意识地传授跨文化方面的知识。

对新疆双语学生跨文化知识进行评价,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一是文化背景及历史。对本民族及中华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对汉语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等,如对一个成语或寓言的出处及来源故事的了解等;二是文化差异。对本民族文化、汉语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地位、价值持何种态度,是否能够正确看待和处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等;三是风土人情习俗。是否了解本民族、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风俗、节日习俗和传统礼仪,对民族间不同的风土人情习俗是如何认识等。

3.了解新疆双语学生学习过程,提高其双语学习自我效能感

学习过程决定学习效果,影响新疆双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双语教师应全面关注新疆双语学生的学习过程,通过学习行为的评价了解问题所在、纠正学习方法、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新疆双语学生对跨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水平的提高。

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情况。是否在课前、课后对所学知识进行了预习和巩固,具体效果如何等。二是课堂行为和双语教材使用情况。是否全身心投入课堂学习,是否积极主动地与教师展开交流,是否按照教师发出的指令行事,能否借助双语教材自行学习等。三是作业完成质量。是否能够独立完成作业,家庭作业是否能够按时上交、完成程度及正确率的情况如何等。

4.关注新疆双语学生人格变化和成长过程,提高其跨文化适应能力

新疆双语学生在双语学习和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失败后能否正确看待问题,进行合理归因,这些性格和心理的变化对他们后续的双语学习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格及时关注和评价对促进教学效果有重要作用。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归因问题。是将双语学习成败的因素来源归结于个人条件(自身能力、努力程度和身心状况),还是外部环境(运气、任务难度等),这些影响因素是稳定(能力和任务难度)和可控的(努力程度),还是不稳定(努力程度、身心状况、运气等)和不可控的(能力、身心状况、运气等)等。二是情绪稳定性。在双语学习中,是表现出积极、愉快、乐观的精神状态,还是表现出焦虑、愤怒、抑郁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还是不稳定的状态,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他们消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等。三是自我调控能力。是否能够根据学习情况以及环境变化,对学习情感、学习计划、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策略以及社会交往实现自我控制、自我监控、自我调节,如遇到困难如何调整情绪恢复信心,或者在喜悦时如何保持继续努力的能力等。

摘要:跨文化适应是新疆双语学生现在、未来的学习及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新疆双语学生现阶段学习中存在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主要表现在心理适应和学习行为两个方面。跨文化适应评价策略的实践不仅可以提高双语教学效果,促进新疆双语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有助于他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学习、生活以及工作的需要。

跨文化适应性 篇8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实力大大增强的中国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实施 “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3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由27亿美元飙升至901. 7亿美元,增速超过同期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速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年均增速。其中,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 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新签合同额1 716. 3亿美元,同比增长9. 6% ;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 371. 4亿美元,同比增长17. 6% 。从投资方式上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主要包括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创办产业园区等。其中,2013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项目397个,实际交易金额513. 7亿美元,涉及制造、租赁与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等10多个领域。

进入全球市场不仅可以使中国跨国公司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同时还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开发新的商业机会。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及更复杂的形势,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全球整合和协调成为必要[1,2]。在国外市场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时候,文化因素仍是营销者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母国的文化背景下获得成功的跨国公司需要关注不同的东道国文化,以便更好地将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和传播。 由于国际市场的动态性,文化因素会阻碍企业全球营销战略的协调和整合[2,3,4]。尽管文化是一个无形、复杂和模糊的概念,并且十分难于准确的测量,文化距离的概念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跨文化的研究中[4],文化距离模型也被用于对国家间文化差异性的测量[5,6]。

以往关于文化距离的研究聚焦于海外市场选择、进入战略、标准化或适应性营销战略的实施等方面[6,7],但对于文化距离的作用和影响机制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不准确性[2]。尽管全球营销决策主要是受到主观管理认知的影响[7],但大多数研究采用客观的方法从个体层面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8],认为文化的差异性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并建立在人们对于文化诠释的基础上[8]。因此,对于文化距离的客观测量方法是将复杂的、无形的文化概念转变为简单的、标准化的架构,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准确地评价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在个体管理认知层面的体现[2]。同时,尽管有一些研究检验了文化因素和全球营销战略的关系[7,9],然而理论界对于文化的差异性和全球营销战略中适应性战略的关系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

为此,本文将文化距离的概念与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相结合,比较四种不同的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对于全球营销价格适应性战略、产品适应性战略、促销适应性战略和渠道适应性战略的影响,并探究何种文化距离测量方法最适用于对全球营销战略的研究,以期为中国跨国公司更好地适应东道国市场需求和开展本土化经营,从而占领海外市场份额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中国跨国公司有两种不同的海外扩张发展模式: 一种是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强区域覆盖面,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但相对稳健;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收购兼并来进行快速扩张,这个过程相对较快,但需要较强的内部协调能力。无论哪种扩张模式都需要较高的文化整合能力,以应对文化距离所带来的挑战,更好地在东道国市场开展业务。文化距离是指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东道国的文化规范和标准与母国文化的差异性程度[6]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模式的研究中,如进入模式选择、国外市场选择、跨国公司绩效、母公司控制程度以及母公司管理能力的转移等方面[6]。

(一)文化距离

在对文化距离的研究中,文化维度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关于文化框架的重要研究[10]。其中,Hofstede的文化框架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Hofstede ( 1980) 开发出四种国家文化维度,包括: 权利距离、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以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5]。第五个维度 ( 时间取向) 在之后的研究中也被添加进去[11]。然而,这种被广泛应用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例如指标不够细致和完整、忽略了具体问项之间概念的相似性、过分聚焦于单一企业等[12]。 尽管对于Hofstede的文化维度存在种种批评,但是这种方法至今仍被许多研究所沿用,并且在对文化距离的测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与此同时,Schwartz ( 1994) 通过对38个国家中的41个文化群组的研究,开发出10个个体层面的价值维度,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将其扩展到63个国家[13]。2003年,Schwartz进一步将对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分析相结合,从而使开发出的指标可同时应用于对这两个层面的分析[14]。利用这种方法,Schwartz开发出了6种国家层面的价值指标: 保守主义 - 自由主义、等级制度 - 平等主义和改造 - 共生[12]。虽然Schwartz的文化价值维度区别于Hofstede的价值维度,但是这两种文化维度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联系。

GLOBE项目设计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被认为是更加综合、在理论上更加合理并且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的方法[15]。通过将这些构念应用于62个国家的食品加工、金融和通讯三个行业,并通过对951个组织的17 370个中层经理人员的数据收集,他们发现了9个国家层面的文化维度: 未来导向、性别平等、决断性、共生集体主义、群体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绩效导向和人本导向[15]。尽管对于House等的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多阶段的和多方法的研究,GLOBE项目同时利用了人类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了区分,其结果更加合理。

文化距离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营销的文献中对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测量[2,8]。然而,在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文化差异性的时候,之前的研究 ( 包括Hofstede、Schwartz、House) 大多采用Kogut和Singh ( 1988) 的客观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2,8]。这种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来源于国家层面的因素而非个体层面[2],因为这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间文化价值和标准的差异化程度[4]。

除了以上三种文化维度的测量方法,考虑到管理者的认知会极大地影响全球营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一些学者建议将个体认知的方法应用到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之中[16]。管理者认知的方法从逻辑上讲更加合理,因为文化因素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并且管理者才是跨国公司全球营销战略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他们直接面对海外市场中文化的差异性。然而,从管理者认知的视角对文化距离的研究很少将这种方法与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相结合,开展细致的实证研究。

(二)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

对全球营销中标准化战略和适应性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标准化战略是指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按照统一的标准,实施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等战略; 适应性战略是对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战略的修正, 从而使其适应东道国当地市场的需要。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实施完全的标准化或完全的适应性战略。一些学者认为标准化或适应性的程度取决于组织内外部的环境[7],其中,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市场的文化相似性、国际化经验、市场结构、管制规范、经济环境和产品种类等[7]。

实际上,标准化和适应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这两种战略实施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文化因素。文化对于购买者的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从而会影响企业全球营销战略的选择和实施。 因此,对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差异性的把握就变得十分重要。对于全球营销战略的两种战略选择来说, 在面对国家间文化差异性的时候,适应性战略的实施变得更为必要[17]。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会对营销组合的价格因素产生影响。一些文化将高价格视为高质量的标志,同时希望价格是可以协商的,从而阻碍了企业在不同的国际市场间实施标准化价格策略的可能[18]。也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间文化的差异性需要企业采取产品适应性战略[19],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推出适应当地需求的产品。同时,之前的研究发现促销战略的适应性程度与母国和主要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程度显著相关,这是由于一些文化认为促销是廉价和低质量的表现,而另一些文化却对促销的商品十分青睐。渠道战略方面的研究同样发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差异性越大,跨国公司越应该因地制宜地推出渠道适应性战略。

现有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市场间文化的差异性会迫使企业对营销组合策略进行调整,然而,很少有研究使用文化距离的概念检验文化因素对全球营销战略的影响。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面临较高文化距离时,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其全球营销标准化战略会难以实施,跨国公司会更倾向于采用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以满足不同东道国细分市场的需求。因此,本文将使用三种客观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及管理者感知的主观测量方法来检验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的价格适应性战略、产品适应性战略、 促销适应性战略和渠道适应性战略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价格适应性战略。

假设2: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产品适应性战略。

假设3: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促销适应性战略。

假设4: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正向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渠道适应性战略。

三、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将样本选择范围限定为已经采取国际化战略的中国跨国公司,并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考虑到邮寄调研在中国市场具有非常低的回收率,我们采用包含电话、邮件、面对面等方式在内的调研人员高度参与的调查方式。数据收集的基本程序如下: ( 1) 确定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渠道: 第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5个城市的中国跨国公司; 第二,来自跨国公司的MBA和EMBA学员,填写问卷的主要人员为企业国际部和战略部门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2) 采用邮件或者上门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调研中我们总共发放问卷340份,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每隔一周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催促被访者交回问卷。( 3)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剔除了一部分无效问卷。最终,我们总共收回问卷142份,问卷回收率41. 8% ,其中有效问卷134份,问卷有效率94. 4% 。本文采用Yalcinkaya等( 2007) 的方法,对前1 /4的样本与后1 /4的样本数据进行了T检验,结果所有T值均不显著 ( P > 0. 05) , 表明问卷回收中并不存在非回应性偏差的问题。

为了避免由于通过同一被访者获得多个数据变量所造成的同源性偏差问题,我们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同源性偏差分析。在通过SPSS19. 0对变量进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发现,被萃取出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总方差的23% ,因此同源性偏差并不会对本文的研究数据分析产生影响。

(二)变量测量

1.文化距离的测量

本文使用四种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首先,本文在Hofstede ( 1980) 最初的4个国家文化维度基础上加上第5个维度,即时间取向[11],计算公式如下:

除了根据绝对差异构建的综合指标外,有学者对Kogut和Singh ( 1988) 的公式做了修改使其包括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差异,从而包括了在这个范围内的两端分值的差异性[20],变化后的公式如下:

其中,ACD表示总的文化距离,Ii表示母国的文化维度i的给定值,Vi表示维度i的变异指数,j表示东道国。

其次,本文使用Schwartz ( 2003) 的文化维度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Kogut和Singh ( 1988) 公式的基础上加入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差异,变化后的公式如下:

其中,Sch CD表示总的文化距离,Ii表示母国的文化维度i的给定值,Vi表示维度i的变异指数,j表示东道国。

而后,本文使用GLOBE ( 2004) 的9个维度将基于母国与东道国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文化距离指标计算出来,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GCD表示总的文化距离,Ii表示母国的文化维度i的给定值,Vi表示维度i的变异指数,j表示东道国。

此外,管理人员的感知也被用来测量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如果要从个体层面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就需要从个体的评分中进行分析,而不是使用Kogut和Singh ( 1988) 的公式形成的复合指标来收集二手数据。可见,文化距离的主观测量方法,如管理者对于文化距离的感知,更适于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的文化差异性[2]。本文使用Likert 5点量表的方法对管理人员感知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测量 ( 1 = 十分相似,5 = 十分不同) ,具体问项包括: ( 1) 对于一个广告的认识和理解; ( 2) 顾客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 ( 3) 语言和内涵的含义; ( 4) 社会文化的风俗和禁忌[21]。

2.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的测量

根据之前的研究[7,22],受访者的问卷中包含了关于营销组合的19个问项来测量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 每个问项都通过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量 ( 1 = 没有适应性,5 = 广泛的适应性) ,并根据中国跨国公司的特征对这些问项进行了修改。价格适应性通过5个问项进行测量: ( 1) 收费定价; ( 2) 使用的货币; ( 3) 价格战略的定位; ( 4) 价格折扣策略; ( 5) 利润。产品适应性包括以下5个问项: ( 1) 产品设计; ( 2) 产品质量; ( 3) 服务质量; ( 4) 公司品牌; ( 5) 公司标识。促销适应性主要通过以下5个问项进行测量:( 1) 媒体的使用; ( 2) 广告和促销内容; ( 3) 公共关系聚焦; ( 4) 广告和促销预算的规模; ( 5) 广告和促销预算的设置过程。渠道适应性通过以下4个问项测量: ( 1) 渠道系统的选择标准; ( 2) 分销渠道; ( 3) 销售团队管理; ( 4) 渠道预算。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国际化经验、竞争程度、经济状况的差异、企业规模和成立时间。国际化经验包括了主观和客观的维度,通过3个问项进行测量: ( 1) 企业在国际市场经营的时间; ( 2) 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量; ( 3) 管理者国际化经验的感知程度 ( 1 = 几乎没有,5 = 相当多)[7]。东道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包括: ( 1) 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强度 ( 1 = 不强烈,5 = 十分强烈) ; ( 2) 市场份额的产品定位 ( 1 = 十分相似,5 = 十分不同)[7,21]。母国与东道国经济状况的差异包括四个问项:(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2) 劳动力成本; ( 3) 经济发展阶段; ( 4) 顾客购买力 ( 1 = 十分相似,5 = 十分不同)[21]。为了控制规模效应,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跨国公司的资产总额表示并对其取自然对数。此外,本文将成立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企业成立时间是通过对企业从建立至今的时间取对数计算而得,单位是年。

四、实证分析

表1为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虽然一些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 ( VIF) 均小于10的临界值,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注:***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1。下同。

表2为价格适应性战略和产品适应性战略的回归结果,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了检验。其中,价格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价格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价格3为GLOB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价格4为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同理, 产品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产品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产品3为使用GLOB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产品4为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 1)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价格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Hofstede部分支持、Schwartz部分支持、GLOBE部分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验证了假设1; ( 2)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产品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Schwartz支持、GLOBE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支持了假设2。

表3为渠道适应性战略和促销适应性战略的回归结果,对假设3和假设4进行了检验。其中,促销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促销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促销3为使用GLOBE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促销4为使用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 同理,渠道1为使用Hofsted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渠道2为使用Schwartz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渠道3为GLOBE文化距离方法的回归模型,渠道4为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 1)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促销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Hofstede支持、Schwartz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验证了假设3; ( 2) 文化距离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渠道适应性战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P < 0. 1) ( Schwartz支持、管理感知支持) ,从而支持了假设4。

根据实证结果,我们还发现,在Hofstede ( 1980) 、Schwartz ( 1994) 、GLOBE和管理感知四种文化距离测量方式之中,使用管理感知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显著性最高,测量效果最好。可见,文化距离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感知的主观维度,使用客观维度测量方式的效果往往不够理想,而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测量更为准确,因为他们是国际化战略和全球营销战略的执行者和实施者。这也证实了,对文化距离的主观测量方法更适用于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的文化距离的假说[2]。

五、结论

在全球营销中,文化是决定产品和服务在海外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2]。本文运用不同测量方法检验了中国跨国公司全球营销的过程中文化距离对其在东道国市场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运用Hofstede ( 1980) 、Schwartz ( 1994) 、House等 ( 2004) 和管理感知的测量方法所得到的文化距离均会正向影响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营销价格适应性战略、产品适应性战略、促销适应性战略和渠道适应性战略,但管理感知的测量方法更适用于测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个体感知的文化距离,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可见,文化维度的测量更多是体现在个体的感知效果上,是一种主观的维度; 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是国际化战略和全球营销战略的执行者和实施者,所以从管理者的角度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更适用于对跨国公司的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其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由于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经营问题日益增多。文化因素成为促使中国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市场特征实施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的重要原因。本文将文化距离的概念与全球营销适应性战略相结合,运用Hofstede(1980)、Schwartz(1994)、House(2004)的客观测量方法和管理感知的主观测量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测量,并且检验了文化距离对于价格适应性、产品适应性、促销适应性和渠道适应性四种全球营销战略的影响,以期为中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进行海外扩张提供理论参考。

跨文化适应性 篇9

适应性概念被引入设计理念中已经广泛应用在建筑设计研究、室内设计研究和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 校园文化景观设计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一脉相承, 但对其适应性设计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将适应性概念引入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研究中是可行的, 这有利于将校园环境建设的研究推向更广更深的方向, 更有利于高校新校区的文化景观设计和校园文化的传承。

一、适应性设计的概念

适应性 (adaptation) , 是系统与环境相协调的行为。生物学家达尔文最早在进化论中提到适应性的概念, 用于解释生物种群的进化和生存环境的相互协调关系。劳伦斯·亨德尔森 (Lawrence Henderson) 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适应观, “适应”包含为有机体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这一假设, 而有机体的进化是对这一有利条件的反应。亨德尔森的论述表现了其适应理念的有机体与环境双向互动性和存在的整体协调关系特征1。

校园文化景观的适应性设计就是以整体观为前提, 以使文化景观适应客观的外部环境条件为目标, 对校园文化景观设计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和设计要素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 其结果达到校园文化景观与客观条件和内部关系相适应, 最终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目标。

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的目标是满足其与校园学习生活模式的适合关系, 就是说满足学校师生的需求, 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的出发点必须以人为本。适应性设计重要内容即发生在影响文化景观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中, 具体的设计活动是在二者之间寻找着相互适应, “左右逢源”:了解外部需求与限定, 然后组织内部结构, 然后接受外部的评估、反馈, 然后修改内容, 如此循环往复2。校园文化景观设计要素包括景观表达要素、大学生行为心理需求、地域环境等方面, 适应性设计就是这些要素要通过自我调整满足师生的需求和需求的变化, 同时使校园文化景观符合现代师生的审美需求。

二、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分析

高校新校区所处客观环境因素复杂, 校园大环境的规划设计要适应其所处的客观环境, 校园文化景观的适应性设计则要以以上两方面的环境为基础, 通过自我调整内部结构, 适应发展变化的环境, 形成可持续的环境空间和结构性能。高校校园环境空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缩写和见证, 同时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校园环境注入新的内容, 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一) 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的总原则

1. 整体性原则

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的首要原则是整体性原则, 这与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校园文化景观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适应性设计不仅是要适应外部环境, 更要适应内部机构。文化景观的整体性包括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即校园精神文化的整体性和文化景观架构的整体性。同时, 新校区的校园文化和景观文脉与老校区的一脉相承, 文化景观的适应性设计应保持校园文化精神的整体性。

2. 多样性原则

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多样性原则。师生的不同需求和校园文化的发展和整合都体现了校园环境的多样性, 校园文化景观的多样性设计是满足师生不同需求的手段, 也是增强校园活力的方法。多样性使校园环境具有矛盾性, 这是校园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推手。

(二) 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的内容

1. 大学生行为心理需求的适应性

以人为本是设计的根本, 校园文化景观设计的根本就是为广大师生服务, 大学生行为心理需求是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首要研究的课题。大学生每天处在同一个校园环境之中, 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好的学习环境可以激励学生努力进取, 传统的校园环境有很多制约学生发展的地方, 例如学习环境单一、交流空间缺乏等, 高校新校区的文化景观设计应以引导学生产生积极进步的行为为出发点, 切实考虑大学生这一校园空间活动的主体和他们的行为心理需求。很多高校新校区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景观设计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但空间活力缺乏, 究其原因, 就是没有切实从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需求的角度出发, 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学习需要, 因此, 研究校园文化景观与大学生行为心理需求的适应性是很有必要的。

2. 高校校园文化精神的适应性

高校校园文化精神是校园文化景观的内涵所在, 不仅是一所高校在长期发展中的丰富积累, 也是现代文化的引领者, 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校园文化景观应整合这些文化特征和片段, 表现整体的校园文化精神和文化的多样性。各个高校同处一个教育系统之中, 同时具有高校普遍的基本特征和各自特色鲜明的文化精神, 因此研究高校校园文化精神的适应性对创建独具特色的高校校园文化景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文化景观表达要素的适应性

高校校园文化景观是通过各个表达要素共同作用展现出来的, 任何一个表达要素设计的不适应性都会影响到文化景观内涵的表达和功能的实现。每一个独立表达要素的适应性和个表达要素之间的适应性和和谐性都是要重点研究的内容, 只有这些表达要素达到自身和相互间的适应与和谐才能创造出整体、和谐、多样性的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景观。

4. 地域的适应性

地域的适应性包括地域气候环境、地理环境特征和地域文化的适应性。地域气候环境影响着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与可行性, 例如植物的选择在北方和南方的高校中具有显著的不同;地理环境特征是校园文化景观布局应遵循的基础, 因地制宜设计景观链和景观节点, 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和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的规划设计中就最大限度保留了原址的地理特征, 节省了建设资金也保护了当地的自然风貌;地域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同时体现了校园文化的多样性, 对地域文化应采取保护与吸取精华的原则。

三、校园文化景观适应性设计方法

适应性设计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需要协调各个设计要素、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 具体到校园文化景观设计中, 可以从理、情、境、意四个方面来讨论其设计方法。

(一) 理—行为心理的满足

高校校园景观空间的主体主要是师生, 他们的需求相对统一但又有不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随之变化, 这就要求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不同和变化, 也就是适应这些需求和变化。

西蒙兹认为“人们规划的不是场所, 不是空间, 也不是物体。人们规划的是体验——首先是确定的用途或体验, 其次才是随形式和质量的有意识的设计, 以实现希望达到的效果。场所、空间或物体都根据最终目的来设计, 以最好的服务来表达功能, 最好的产生所欲规划的体验3。”我们都知道校园文化景观规划的体验和服务的对象是高校师生, 而不是设计师或其他人, 但是在校园环境的规划设计中主要的设计者和决策者是设计师和极少数高校相关负责人, 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往往是强加给真正的使用者的, 尤其在高校新校区的校园景观设计中尤为突出, 这就造成了很多新校区没有人气和活力。因此, 应该让广大师生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参与到设计中来, 校园文化景观才能达到其设计的初衷, 满足使用者的行为心理需求。

(二) 情—文化氛围的塑造

自古以来, 文化都是教化和鞭策人类的使者。高校校园更以独特的文化氛围区别于外界, 老校区之所以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是因为在老校区的布局、建筑、色彩、景观链中无不反映了校园文化精神和悠久的历史, 而新校区多关注大量使用现代的设计方法、理念、材料和技术, 忽视了与老校区景观文脉的传承, 造成了新校区文化氛围的缺乏。因此, 在新校区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中要把老校区的景观文脉引入进来, 创造具有心理认同感和场所归属感的校园景观环境, 只有将新老校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考虑, 才能给师生一个统一的心灵记忆, 创造具有场所精神的校园景观环境, 新校区的文化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 景观环境越来越和谐。

(三) 境—表达元素的协调

校园文化景观的表达要素是多元化的, 不同于设计建筑单体, 每个表达元素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而又互相影响制约, 使得校园文化景观的构建是一个科学、严谨、多学科参与的复杂过程, 大从整体布局、景观节点设计、形式和色彩的选择, 小到植物的选择都会对最后形成的景观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参与设计的表达元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形成与发展都与其他表达元素发生着联系, 对比与协调是常用的设计手法。另外, 表达元素的和谐设计不仅会形成完美的景观形式, 其形成的景观空间氛围也对师生的行为方式加以引导, 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和行为需求的满足。总之, 表达元素的协调设计运用是校园文化景观设计的重要方法, 需要整体考虑和设计。

(四) 意—可持续发展的设计

文化景观的文化底蕴来自于内含的文化演进的连续性, 在外在表现上形成了明显的景观动态变化。这种文化底蕴正是一些高校新校区的校园景观所缺乏的, 老校区的景观新旧交叠, 留存各个不同时期的建筑、树木、雕塑等与学校历史有关的残迹, 共同形成了学校文脉, 新校区的景观设计要继承老校区的景观文脉, 有选择的保留文化气息浓厚的景观元素, 使其融入新的景观, 体现历史的回声。校园人文环境的建设可以为文化景观提供创作素材, 从学校历史和社会各界挖掘先进的人物和事迹, 增加景观的文化内涵, 使学校充满人文气息。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还要重视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高校处在时代发展的前沿, 体现和引领时代潮流, 所以校园文化景观在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文化的同时, 也要引入新的理念和事物, 表达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这样才能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景观形式, 才能不被历史长河淹没。

四、结语

当今, 世界变化万千, 高校新校区的文化景观设计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大学生行为心理需求的变化、高校校园文化的差异性和传承性、新的景观形式、新的景观材料、新校区地域气候和人文文化等都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校园文化景观设计归根结底就是通过设计使得文化景观与校园环境、地域环境相合, 其最终目的也是解决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校园文化景观作为一个具有各种特征的复杂的系统, 其适应性设计应从整体出发, 不断调整相关要素使之适应客观的外部条件, 同时设计应遵循多样性原则, 改善新校区景观规划设计风格趋同的问题, 也可以满足高校师生不同的需求, 创造特色鲜明的校园环境。

摘要:适应性设计是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已经应用在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之中。校园文化景观设计的适应性有其独特的一面, 从使用人群、整个校园环境、景观表达元素的复杂性等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将适应性设计方法应用在校园文化景观设计中, 需要协调各个设计要素、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 从理、情、境、意四个方面来讨论其设计方法。

关键词:新校区,文化景观,适应性

参考文献

[1]劳伦斯·亨德尔森.环境的适应[M].麦克米伦公司, 纽约, 前言, 1913.

[2]柳冠中.事理学论纲[M].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79.

论当代农村文化变迁及文化适应 篇10

关键词:文化变迁,信息失衡,科技信息沟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精神需求,文化适应,乡村文化资源利用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 在农耕经济融入现代经济的过程中, 现代都市生活对农村的文化影响和精神辐射越加明显。依托成熟的电子技术, 村民通过电视画面和声讯传播, 接受各种物质符号和文化信息, 加上大量外出人员所传导的各类真实感受,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乡村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撞击, 开始出现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变迁, 这个变迁过程中, 如何把握它的指向, 是今后农村社会研究的重点课题, 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必须及时解答的问题。

文化信息为何失衡:当代农村文化供需脱节。根据社会互动原理, 人类文化发展一般表现为“交流”和“传承”两种途径。“交流”是彼此影响的互动过程, 指不同文化群体在接触中发生文化扩散时所衍生的文化变迁。“传承”则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 指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前提下, 以局部或部分元素变化的形式, 使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的形变。社会互动的方式虽然复杂多样, 但都是按照一定目的和利益进行的。马克思对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有一个最明确、最概括的说明, 即人的精神交往, 是人们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

在中国历史上, 绵延几千年的乡村文化传统, 从来没有遇到当代社会如此迅猛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外来思想观念的巨大撞击, 城乡之间不但存在经济反差, 而且文化信息严重失衡。

首先, 从物质层面上看, 现代大众媒体基于城市生活所对应的各式时尚、舒适、幸福和美感不断刺激着村民的物质欲望, 引发强烈的物欲奢望。尤其是电视节目内容, 对农村村民的影响最大。2007年我们对福建全省农村进行了一次乡镇村民抽样调查, 在抽样调查的800多家农户中, 97.7%的村民首选“看电视”作为闲暇时间的文化娱乐方式。进入21世纪以后, 尽管电视频道扩容, 荧屏节目增多, 各种娱乐节目精彩纷呈, 但真正反映农村生活实际的优秀作品不多, 真正适合村民欣赏口味的节目少之又少。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城乡经济反差形成了文化信息严重失衡, 电视画面上的生活内容离他们太远了, 甚至农耕社会许多传统观念面临颠覆或瓦解。这些新潮生活信息非常容易让村民陷入一种精神失落状态, 尤其20岁左右人生观念尚未进入稳态的农村青年, 其价值观判断更趋复杂, 他们向往城市, 向往城市琳琅满目的商品, 方便快捷的服务, 豪华舒适的生活, 他们渴望在城市短暂的打工生涯中获得较高的报酬, 渴望改变劳作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和幸福感受, 乡村文化背景下的种种约束对他们来说, 已经形同虚设, 所以, 农耕文化的“传承”已经失去累积。

其次, 从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构成看, 城乡差距很大。农村不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而且文化服务方式陈旧, 文化服务观念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对农村村民现实文化需求变化了解不够, 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村民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而偏远地区乡村村民连基本的文化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实际上, 许多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很高, 尤其是自娱自乐的文体表演, 在抽样调查的800多家农户中, 31.56%的村民有登台表演的欲望, 但是农村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得不到公共财力支持, 因此难以组织和开展。

在农村集体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节假日民俗活动上, 活动内容大多与农耕文明有关, 如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求得神灵庇佑大小平安;活动方式以踩高跷、舞龙、舞狮、庙会等民间传统娱乐方式为主。这些文化活动内容增添了农家节日气氛, 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开展起来很有必要, 也很有意义。然而对当代村民, 尤其是年轻一代村民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 许多农村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很高, 尤其是自娱自乐的文体表演, 在抽样调查的800多家农户中, 31.56%的村民有登台表演的欲望, 但是农村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得不到公共财力支持, 难以组织和开展, 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得响应。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 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已经趋向多元, 他们在求富裕、求平安的同时, 希望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 人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 对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倾诉和意见表达都非常渴望, 但是往往缺少组织者和引导者, 缺少公开畅达的交往平台和文化场所。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改变农村面貌的关键和根本。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不能从文化层面上关心村民的精神需求, 关注村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 关切村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 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 所以政府的公共责任不言而喻。尤其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关键时段, 不但存在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农村社会文化瓶颈的制约因素更加明显。一方面, 表现在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 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 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和智力贫困;另一方面, 表现在乡村所蕴含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农耕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

由于当代农村村民自组织能力偏弱, 村民个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机会比较缺乏。缺乏交流意味着成员之间彼此封闭, 文化发展停滞。实际上, 在社会活动过程中, 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创造出巨大效益, 不但有经济和科技信息沟通, 极具感情色彩的人际交往还可以增加彼此间的信任, 能够让村民感受到群体的温存, 获取生命价值。所以, 村民应该拥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适合他们口味、满足他们需求、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化交往活动, 让村民真正参与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中, 让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更有生活意义, 精神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提高。

可以说,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根源在乡村, 它的传统魅力也只能体现在乡村。城市仅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机械模仿,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工业文明集约化发展的弊病也日益明显, 世界级城市难题越来越多, “城市病”趋向严重, 远离都市、重返乡村, 向自然回归, 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之一。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提高村民文化变迁过程中的适应能力, 焕发乡村人文魅力, 不仅是解决现实城乡二元文化落差的路径, 是后城市化进程显示中国乡村文化价值的必然趋势, 也是留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征的战略举措。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必须以人为本, 必须着眼于发展。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公共财政资金, 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大剧院、电影院等标志性建筑, 在现阶段很难做到, 也毫无必要, 因为这些建筑体现不了乡村文化特征。但是原有基础上的乡镇文化站翻建, 以及新建村级文化俱乐部或村级公共文化活动广场是非常急需的, 是当务之急。最主要的任务是就近为村民提供娱乐活动场所、技能培训场所和思想交流场所。适时加大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 完全应该得到统筹兼顾。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要把服务重点放在村一级。乡村文化是在长期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 也随着生产方式不断变革逐步转变和发展起来的, 村民必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要树立“培养乡土文化人才, 发展乡土文化事业”的全新理念, 在不断满足广大村民文化需求的同时, 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引导广大村民主动参与, 积极介入, 成为农村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建设者。

跨文化适应性 篇11

【关键词】在华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管理

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适应情况的研究已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度的求学者为我国高等教育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同时也给跨文化管理带来不少难题和挑战。因此,调查了解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有利于调整、促进高校跨文化管理,从而帮助在华留学生快速融入异国文化,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的目的。

一、对象与方法

为了了解留学生在华文化适应情况,2012年5月,调查者随机抽100名江苏大学留学生(包含印度、美国、日本及非洲诸国),对其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各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89份,回收率89%。其中无效问卷6份,剩余有效问卷83份,有效率达93.25%。

二、结果与分析

(一)在华留学生适应现状分析

1、学习适应。根据调查,80%的留学生来华主要目的是学习,尤其是汉语的学习。所谓学习适应,就是指学习环境、教学方式、教学设施、授课内容、学习方式等方面的适应情况。根据问卷,留学生对教材、学习环境的满意度较高。但部分学生对中国高校的教学方式表示困惑和不满。一位非洲留学生表示:中国高校的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大多数学生缺乏自己独到的想法,自主创新能力差。

2.社会生活适应。所谓社会生活环境的适应,主要是指物质生活方面,其中包含生活环境、公共设施、衣食住行、区域文化等。根据问卷:留学生对饮食最为关心。初来中国时,大多数留学生都存在饮食不习惯问题,认为中国南方的食物清淡。此外,留学生对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表示满意。留学生在校内住宿通常是两人一间,屋内设有电话、校园网、独立卫生间等。数据显示留学生对校园文化的期望较高,不过,在分析一年以上老生的问卷后发现,多数学生对校园文化活动存在一定的失望。约60%的同学表示不感兴趣或没有收获,25%左右的同学表示自己偶尔参加或收获一般,只有15%的同学认为有收获,经常参加。

(二)产生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

1.汉语水平。汉语水平有限是产生人际交往问题最主要原因,56.7%的留学生汉语处于初级水平,28.1%处于中级水平,只有17.2%的留学生处于高级水平。留学生来中国以前,汉语学习的重点主要是汉语知识,由于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交际的机会较少,对汉语的交际文化比较陌生。来中国以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进行不同类型的交际,大多数学生感到不知所措。

2.宗教信仰差异。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深植于信仰者的心中,并潜在的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江苏大学留学生为例,这些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民族习俗和不同的宗教信仰,涉及的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天主教,尤其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主,各个宗教都有其各自的宗教忌讳,中国学生对这方面了解甚少,不小心冒犯了他们的忌讳,会引起留学生的反感和敌视情绪。因此,宗教关系对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国内留学生跨文化心理辅导体系不完善。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跨文化心理辅导体系,留管工作人员和高校内的教师只能为其提供相应的学习研究材料,为其办居留证,并提供相应的学籍、成绩管理等服务,无法及时了解到留学生的心理动态,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长此以往,留学生由于自身承受压力能力有限,又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就可能产生各种心理疾病。

三、来华留学生管理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主要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留学生自身适应能力水平较低,另一类是国内现存的留学生管理系统不完善,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联系。为了帮助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以期更好的促进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一)加强留学生汉语语言培训

针对调查中留学生汉语交流中的问题,可以集中组织汉语学习班,授课形式要多样化,打破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鼓励学生多表达。同时可以建立一对一的课外学习小组。此外,还可以考虑把留学生安排在中国学生宿舍,这样可以时时在生活中接触汉语,为其创造交朋友的环境。

(二)促进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要促进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文化交流,就必须为双方创造交流的途径,比如混合管理,包括公选课、公寓住宿等。此外,还可以开展联谊的活动,通过组织春游或其他娱乐活动,提供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机会。同时,要充分利用大学社团这个平台,通过开展讨论会,开办外语角、演讲比赛等各种活动构建双方学生互相了解和沟通的桥梁。

(三)完善心理辅导体系

跨文化的适应最终要解决的是心理适应问题。在适应一种新的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焦虑、消沉、孤独、思乡等种种情绪,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在华的学习生活。因此,有必要为留学生设立心理辅导站,可以设立实际的地点,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后者更有利于保护留学生的个人隐私,但帮助的效果不容易了解。

【参考文献】

[1]陈慧. 在京留学生及其思想因素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4.

[2]狄思马.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适应性[D].南京师范大学,2004.

跨文化适应性 篇12

跨文化适应是指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 一般可划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包括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社会文化适应是指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1]。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文化冲击, 文化冲击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Oberg (1960) 用来指那些旅居者由于面对陌生的社会环境而引起的心理压抑[2]。

近年来, 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留学生从自己熟悉的文化来到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环境, 无疑会出现跨文化适应的问题, 因此中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然而, 相比国外, 我国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研究还比较薄弱。

通过文献回顾我发现, 在目前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 多以西方国家为主, 并多聚焦于在美国留学的各国学生, 而对中国留学生在其他国家的跨文化适应很少。因此, 我试图对留学澳洲的中国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访谈, 并试图分析影响其跨文化适应的诸多因素, 以期为留澳中国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适应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下:

(一) 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总体适应情况如何?

(二) 在澳洲这个新的文化氛围里, 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影响他们适应的因素有哪些?

(三) 他们的学习情况如何?是否存在适应问题?

以在悉尼大学留学的20名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法来进行研究。采访均使用Skype——一种常用的网上聊天工具——进行半开放式的深度访谈。访谈语言为中文, 以便采访对象自如、准确地回答问题。访谈内容着眼于他们在留学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深入讨论他们所遇到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每次访谈时间约为30分钟, 我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 并转写成了访谈录, 共转写访谈录约3万字。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在澳留学中国学生的总体适应情况

从深度访谈的结果来看, 受访者们大都已经适应了在澳洲的生活。其中, 有些受访者表示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基本适应当地生活, 而其他的受访者们似乎适应得更快。

Kevin:一开始, 我很不适应。大概三个月后, 我就基本适应并融入这里的生活了。

Philip:我已经适应了在澳洲的生活。我觉得年轻人适应新环境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 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

1. 留学澳洲的动机与期望

通过深入采访, 我了解到了中国学生留学澳洲的不同目的, 其中有学习语言的目的, 体验文化的目的, 职业发展的目的, 观光旅途的目的, 等等。学生们跨文化适应的程度与其留学目的有着密切的关联[3]。除此之外, 对留学生活的期望值也是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影响之一。

Kevin:在来澳洲之前, 我想象着这里各方面都会比国内先进、合理、优越。但是来了之后, 我想大多数人认为这里的生活相对枯燥, 更适合老年人生活。

Lee:在这里的留学生活没有期待中的丰富多彩, 开始过得比较辛苦。课程比想象中忙碌, 在这里的生活很简单。

2. 外语能力

外语能力是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采访, 我发现受访者大都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 并且能意识到外语能力对跨文化适应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 他们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仍存在问题。

Lily:我认为语言能力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老是听不懂当地人在说什么, 可能我下次就不会开口, 那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Sam:完全听懂当地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有时候语速太快, 有时候夹带俚语。我的听力不是太好, 有时候就会出现交流问题。

3. 社会支持

关于社会支持, 国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定义。其中, Cobb (1976) 提出的定义较为具体:社会支持是一种信息, 它使个体相信, 自己处于他人的关心和爱护中, 被别人所尊重, 自己是社会交际网络中的一员[4]。从深度访谈的结果看, 受访者们接受了不少社会支持, 对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ita:在澳洲, 我会定期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一些娱乐活动,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能让我减少很多压力, 交到许多朋友。

Emma:在学校, 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帮助和指导。这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较快地适应了在澳洲的学习与生活。

(三) 学业适应分析

学业适应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关乎着学生们对整个跨文化适应的感受[5]。通过采访得知, 学业和相关活动仍占据受访者的大部分时间, 在他们的留学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中西方教育存在较大差异, 教学方式各具风格, 有些受访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Monica:我在学业上遇到了些困难。这儿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很不同, 他们通常不解释书中的内容, 却在课堂上拓展很多内容, 让我常常无法消化吸收。开始的时候, 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的内容。

Lee:在澳洲, 学期末的时候, 每个学生都得当着教授和其他学生的面做演讲, 内容是本学期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这让我很紧张, 毕竟在国内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四、结语

我通过深度访谈, 研究了在澳洲留学中国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 研究结果发现: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总体良好;留学澳洲的动机与期望, 外语能力和社会支持是影响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中西教学方式的差异和文化差异影响他们的学业适应。

从研究结果来看, 中国留学生为更好地适应在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活, 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例如提高英语语言水平, 端正出国求学目的与期望值, 多接触并融入当地文化与生活, 积极适应当地的教育方式, 并调整心态, 加强心理素质。

参考文献

[1]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Oberg K.Cultural shock: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J].Practical Anthropology.1960, 7, (3) :177-182.

[3]王丽娟.跨文化适应研究现状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 2011, (4) :44-49.

[4]刘炜.中国留英高校生跨文化适应、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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