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结构差异（通用9篇）
地域结构差异 篇1
1 引言
随着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城市空间扩展、城市职能体系变化等方面的适应和反馈, 表现为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在城市化支撑产业结构演变的同时, 也受到地域的产业结构、城市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使整个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在空间上表现出地域差异性[1,2,3,4,5,6,7,8,9,10,11,12]。
目前, 学术界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地域差异进行了探讨。李铁立在研究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和反馈机制时, 提出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化存在互动机制, 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引起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变化, 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模式。刘艳军等提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类型的概念, 依据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要素、结构特点和发展机制的空间差异性, 对吉林省进行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类型划分, 并在另一篇文章中通过对全国31个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了分析, 得出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陈春桥、汤小华在对福建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和协调发展的研究中, 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产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作为影响因素来构建响应机理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了具体分析[13,14,15,16,17]。
总体来看,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差异研究, 主要侧重响应过程和响应强度的空间差异与一般的机理分析。其中对机制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 该方法侧重于对响应强度和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但不能反映出响应强度与各影响因素随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变化;另一种是分析在历史发展路径中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驱动力存在发展变化, 但局限于定性描述。总之, 缺少对产业结构响应强度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动态定量研究, 以便比较精准地描述出两者之间相关性的变化。本文在对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地域差异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尝试性地采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着重分析了经济规模、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城市开发强度、城市建设质量5个因素对不同地域类型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在时序维度上的动态影响过程。
本文以陕西省地 (市) 行政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 研究时段为2001—2010年, 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 响应强度省域内部差异分析以2002年和2010年数据为标准。在分析陕西省各地 (市) 与全省平均水平对比时, 选择全省的平均值作为比较变量, 而不是全省水平的实际值。
2 城市化响应的地域差异及类型划分研究
2.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是我国西北部重要的机械、电子、纺织、煤炭、化工、食品等产业基地。2010年全省GDP总量为2724.08亿元, 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但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第二、三产业出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同时, 陕西省城市化率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 但保持年均较大程度的增长。
整体来看, 陕西省的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趋于明显。省域内部各城市由于地形、资源禀赋、区位因素、经济基础、交通条件、生态环境等禀赋条件的不同, 其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发展的适应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2.2 数据处理
首先, 引入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指标来测度各地区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强度。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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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表示城市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m表示该城市非农人口数量;M表示总人口数量;f表示该城市非农产业产值;F表示产业总产值。该模型通过城市化率与非农产业化率的比值, 反映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指标值越大, 说明城市化的发展快于产业结构变化, 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效应明显, 因此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响应强度也越大。
采用公式 (1) 计算2002年和2010年陕西省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 然后将计算所得的响应系数应用公式 (2) 和公式 (3) 进行变异系数和离差处理, 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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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i为i市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 X*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全省平均值, N为样本数。V值越大,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相对差异越大;反之越小。
Di=Xi-X* (3)
式中, Xi为i市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 X*为全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平均值。Di值越大, 各地级市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相对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差距越大。
2.3 响应地域差异及类型划分
如表1所示, 从陕西省各地 (市)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总体变化趋势特征来看, 平均数从2002年的0.2715提高到2010年的0.3415, 说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支撑和载体作用日益明显。变异系数由2002年的0.2893缩小到2010年的0.2473, 这反映出近年来省内地 (市) 间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相对差异变化呈现出收敛趋势。同时, 各地 (市)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离差值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均衡特征。
为了综合分析与评价各地市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空间差异类型, 本文依据各地 (市)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离差值以及离差值随时间的变化, 将陕西省各地市划分为强响应类型区、中等响应类型区、弱响应类型区, 各类型划分依据和结果见表2。
3 研究方法
依据Engle和Grange的协整方法, 如果两个或多个非平衡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平稳, 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通过协整方程, 无法考察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相互影响及其如何向长期均衡调整, 而建立VEC (Vector Error-Correction) 即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一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通常也存在相对应的向量误差修正方程, 表示因变量的变化量是其他自变量的变换量与长期均衡偏离量的函数。因此, VEC模型含有协整约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 , 非差分序列通过向量误差修正项被引入到一次差分的VAR系统中, 它同时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但是VEC无法探究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动态作用过程, 而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在此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的VEC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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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t= (x1t, x2t, x3t, x4t, x5t) 是该VEC模型中的内生变量;ecmt-1=β×xt-1为误差修正项, 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β为协整向量的参数矩阵;γ表示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时, 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P为VEC模型的滞后阶数;εt表示白噪声残差序列。
脉冲响应函数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是考察系统内每个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冲击反应, 它计算了在初期给某一变量一个冲击时, 系统内所有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度, 通过该函数可反应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动态作用过程。考虑到脉冲响应函数正交化变换结果受到各变量顺序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产业结构城市化响应作用机理的动态进行研究。在对VAR模型数学变换后, Pesaran和Shin对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定义, 其函数表达式为:
GIx (n, δj, Ωt-1) =E (Xt+n|εjt=δj, Ωt-1) -E (Xt+n|Ωt-1) (5)
式中, δj代表第j个变量的冲击, 用该变量随机扰动项表示;n表示冲击响应的时期数;Ωt-1表示该冲击发生时所有获得的信息集。令δj等于一个标准差冲击undefined, 得出解析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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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为随机扰动项εt的技术参数;ej为单位向量, 表示t时刻给第j个变量一个标准差冲击对x在t+n时刻的影响期望值[18,19]。
4 机理分析
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是耦合的动态演变过程, 在此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规模、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城市开发强度、城市建设质量。上述各因素分别用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工业化率、城市地均GDP、人均建设面积5项指标来反映。
为了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动态作用过程, 本文采用能充分反映出各时期自变量对因变量冲击变化过程的方法, 即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选取各响应类型区的典型地区进行有关机理分析。
经过对各因子数据进行不改变时序特征的标准化处理后, 首先要对三个类型区进行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即ADF检验;其次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指数、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工业化率、城市地均GDP、人均建设面积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且5个因子与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指数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满足VEC模型建立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 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法考察5个因子与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之间的冲击响应关系。其中, 冲击的标准差由Monte Carlo方法得到, 时期数位10。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包括响应强度指数、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工业化率、城市地均GDP、人均建设面积指标分别用R、GDP、IND3、IND2、RD、H表示。
4.1 强响应类型区分析
图1显示:①在整个响应期内, R对当期IND2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出“上升—下降—平稳”的变化过程。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IND2冲击的当期值为0.3%, 随后快速增加到了第二期的1.5%, 然后下降直至平稳的0.5%水平,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7.15%。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响应系数对工业化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为正, 工业化率提高将有利促进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 此外工业化率对响应系数的影响趋于降低并维持平稳状态。②R对当期IND3单位冲击的响应具有逐渐升高的趋势。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IND3冲击当期响应值为0.1%, 然后攀升到第三期的0.7%, 再下调到第四期的0.5%, 后来稳步提升至1%,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7.14%。此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为正, 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提高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起到积极作用, 且该作用长期有效。③R对当期RD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RD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14%, 到第二期达到最低值-0.3%, 然后逐步升至1.66%,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1.66%。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地均GD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有从负到正的变化, 且稳步提升, 即地均GDP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过程的作用逐渐增大。④R对当期H单位冲击的响应大体呈现出N型曲线, 波动较大。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H冲击的当期响应值的最小值为-0.12%, 到第七期达到其最大值的0.43%, 然后平缓下降至0.3%,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2.42%。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人均建设面积一个标准差冲击响应呈现上下波动的态势, 响应关系不稳定。⑤R对当期GDP单位冲击的响应大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且上升幅度有所增加。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GDP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08%, 以后逐步增加至第十期的0.4%, 累计冲击响应值为3.53%。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GDP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提高产生的作用显著, 该作用将长期有效。
4.2 中等响应类型区分析
图2显示:①在整个响应期内, R对当期IND2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出先上升后轻微下降的变化过程。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IND2冲击的当期值为0.1%, 随后快速增加到第九期的1.44%, 然后下降至1.1%,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8.18%。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工业化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为正, 工业化率提高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 作用力在期末有所下降。②R对当期IND3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低水平波动的态势。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IND3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3%, 然后到第八期达到最低值的-0.6%, 最后升至-0.32,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4.26%。此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为负, 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提高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起到了负面作用, 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抑制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③R对当期RD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出上升的过程。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RD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17%, 到第二期达到正值为0.2%, 然后逐步升至1.1%,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4.98%。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地均GD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有从负到正的变化且稳步提升, 即地均GDP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过程的作用逐渐增大。④R对当期H单位冲击的响应大体上呈现出平稳波动趋势。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H冲击的当期响应值的最小值为-0.2%, 到第三期达到其最大值的0.14%, 然后平缓波动至0.12%,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0.2%。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影响比较微弱。⑤R对当期GDP单位冲击的响应大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且上升幅度有所增加。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GDP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17%, 并逐步增加到第十期的1.7%, 累计冲击响应值为7.41%。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GDP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提高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该作用将长期有效。
4.3 弱响应类型区分析
图3显示:①在整个响应期内, R对当期IND2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出缓慢上升的变化过程。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IND2冲击的当期值为0.08%, 随后缓慢增加到第十期的0.35%,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2.24%。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响应系数对工业化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为正, 工业化率提高将促进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 其影响程度不十分明显。②R对当期IND3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出低水平平缓波动的变化态势。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IND3冲击当期响应值为-0.27%, 然后到第三期降为0, 再到第六期达到最低值的-0.13%, 在第十期增加到0.9%,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0.14%。此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影响较小, 无明显规律。③R对当期RD单位冲击的响应呈现出上升的过程。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RD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05%, 然后逐步上升并稳定在0.8%,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4.11%。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响应系数对地均GDP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为正, 即地均GDP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过程作用逐渐增大。④R对当期H单位冲击的响应大体上呈现出平稳上升波动的态势。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H冲击的当期响应值最小为0, 到第十期达到最大值的0.4%, 其累计冲击响应值为1.72%。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影响效果非常微弱。⑤R对当期GDP单位冲击的响应大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且到末期趋于稳定。从具体分时段来看, R对GDP冲击的当期响应值为0.07%, 以后逐步增加并到第十期并稳定在1.7%, 累计冲击响应值为5.26%。该响应冲击过程说明, GDP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提高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该作用稳定有效。
5 结论
本文根据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地域差异性的特征, 结合陕西省各地 (市) 2002年、2010年的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与全省平均值的离差值, 对各地 (市) 进行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类型区的划分;然后运用VEC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2001—2010年期间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地域差异, 其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工业化率、城市地均GDP、人均建设面积在时间维度上对不同响应类型区的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影响的动态特征。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①依据陕西省各地 (市)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离差变化, 以10个地市为基本单元, 分为强响应类型区、中等响应类型区、弱响应类型区3种地域类型区。②陕西省强响应类型区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随时间演变逐步超过了工业化率, 成为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主要因素。同时, 区域经济密度和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又将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对人均建设面积的响应变化反映出为城市产业结构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 但由于城市土地开发受到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波动的响应特征。③陕西省中等响应类型区的工业化率和经济总量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影响作用非常大, 但单纯的资源开采和加工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继续发展不利, 人口城市化进程受到一定的限制, 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对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影响程度不够。④陕西省弱响应类型区的工业化率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与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互动效应不明显。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响应关系在零线附近波动, 处在低水平状态, 但其经济总量和经济密度这两个指标和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响应关系方面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地域结构差异 篇2
前言
赵荣光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认为：“饮食文化是无比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它几乎同人类文化的任何门类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一种饮食文化，全面地了解一个民族的的饮食文化，也就从一定意义上了解了那个民族的历史；反过来说，只有全面了解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才可能全面了解那个民族的饮食文化。”泱泱中华，文明五千年。饮食作为中国华夏文化的一支奇葩，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以其工艺精湛、工序完整、流程严谨、烹调方法复杂多变等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饮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宝库中，璀璨耀人、光惠众
一、历久弥新。因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广阔无垠、地貌丰富的中华大地上，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形成了诸多的地域性饮食文化圈。
一、中国饮食文化地域分布的基本现状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融合以及地域环境的变化等因素，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圈是不能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武断划分的。人类在维持生命和举行节日庆典时，渗透进自然、社会、历史因素而升华形成了饮食文化，包括饮食惯制、饮食结构、饮食口味、饮食器具和烹调方式等。一直以来我国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在口味上饮食界也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孟子》等所记北方黄河流域的饮食风格，主食以玉米和蜀黍之类为主，副食以牛、羊、猪、狗肉之类为主。而《楚辞》中所记南方主食多为稻米，副食多为水产，并明确注明了部分原料产地。原料的差异必然导致了饮食文化地域风格的差异。
赵荣光先生在他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中明确了“饮食文化圈”的理论。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视野把其分成了“东北地区”、“京津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东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等11个饮食文化圈。各个地区都以一定的历史文化为依托，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发展起来。各个圈域都有各自的特点，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依存，没有绝对的界限，呈现出一定的辐射状和层次性。
二、中国饮食文化地域差异性的形成原因分析
饮食的地域性风格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饮食科技、地理气候环境、宗教信仰以及各地区人民心理因素的影响而长期演变发展起来的。
1、政治、经济因素
政治、经济是饮食文化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经济条件的局限性在形成饮食文化地域差异性中尤为重要。在远古时代，甚至在如今我国诸多的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运输和通讯手段都十分匮乏和落后，人们的生产活动往往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食料的来源多为就地取材。地区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文化的封闭性也造成生活习惯的承袭性而久之成为习俗，并世代相传，影响着下一代。相反，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近百年来餐饮也繁盛异常，外邦风味荟萃，名店棋布栉比，肴膳之精，发展之快，尤为突出，所赖也为经济、政治之实力，交通、商业之发达。商品流通和交通便利越来越有力地改变了地域差异对个区域之间人们饮食生活的限制性影响。
2、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地域因素
人们择食，多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各地食物资源的产出越是历史的早期和文化封闭程度高的地区就越是决定了当地饮食的主流。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嗜食鱼虾，且尚生猛；而西北地区与海无缘，当地居民传统上基本不吃海产鱼虾；中北地区，人们离不开羊牛肉和奶制品；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饭稻羹鱼”、时鲜蔬果、点心小炒。一般来说，地域相邻地区的饮食文化差异相对较小，当然这要以自然地理不出现巨大反差以至造成物候差异过大为限。例如，西藏高原毗连四川盆地，但地理物候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以至饮食文化形成巨大的反差。黄河下游濒海地区，鱼盐便利，运河转运物资方便，与黄河中游地区内陆的典型自然经济农业不尽相同，因而在总体风格上产生了诸多不同：下游地区菜肴多海味、多鲜活，而中游一带偏畜禽、尚汤煮。如果自然生态相近，同时文化生态也比较接近，一般来说便会依其饮食文化特点的基本一致而自然形成同一个饮食文化区，相反则不然。
3、宗教信仰、民族饮食习俗因素
在中国西部游牧文化区历史地形成了中北、西北、青藏高原这三个彼此风格差异较大的饮食文化区。这既有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民族、信仰与饮食习俗的因素。蒙新草原沙漠地区分布这蒙古、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典型的游牧民族，其饮食具有鲜明的食肉、饮奶的特点。虽然两地流行同一的喇嘛教，然而由于新疆一带居住着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内蒙古众多民族的传统宗教是萨满教，因此形成了特色不同的两大饮食为文化区。同样是游牧文化区，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游牧文化却又别有风韵。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既高且寒，既寒且干，加之这里弥漫着喇嘛教文化的神秘气氛，因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区。而西南地区居住者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虽大都以农耕为主，但其文化风格较为独特，既与藏族饮食有异，也与东部汉族的饮食有所不同，自称一体。
4、心理因素影响
另外形成饮食文化差异的一个很和重要的原因时心理上障碍——对异域文化的排斥。固定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习惯是的人们在外出或其他饮食习惯使得人们在外出或其他饮食风格的食品进入时不自觉地加以抵制。每个地区的居民对自己的饮食习俗具有的特点、形式，不但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极为敏感。这种心理因素的存在，使得各地区的饮食特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历史传承性。
三、饮食文化地域性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农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得饮食原料极大丰富；地区经济的繁荣，使得地区间的封闭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在相互之间交流糅合的同时，各地区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独特的风格。
1、趋同化发展
基于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的共性，地域之间的文化处于不断地流动渗透过程中。经济文化的交往，旅游业的发展，使各地区的饮食文化不可避免地进行交流和糅合，通过相互取长补短、博采众长来求得发展。这种趋同性在现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菜种丰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随时找到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食料，甚至在西北内陆的餐桌上也可以看到来自东部沿海的生猛海鲜。各地区的食单上不再是单一的土产，而更显得缤纷多彩。
（2）讲究营养。过去各地方的菜讲究口感，并认为肉类、蛋类及奶制品类食品富有营养。但现在欧美国家的“三高”（高脂肪、高热量、高蛋白）饮食结构带来的“文明病”已引起了社会的还重视，人们开始更注重如何搭配食物，使各种营养均衡。在继承民族饮食习惯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调整食物结构和消费习惯，将“营养、卫生、科学、合理”的原则巧妙地融入食文化中。
（3）方便快捷。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压力加剧，人们在心理上也希望减轻家务负担，快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食用方便、营养丰富的成品、半成品食品层出不穷。对过去那种精雕细琢的工艺化食品的需求淡化了，而转向以效率和营养为出发点。（4）口味趋淡。强调体现菜肴的原味，在菜肴的选料上追求原生性，不希望有任何人工催长型的化学添加剂的存在。绿色食品已成为人们的向往。在烹饪方法上讲求自然适中的调味，不甜不腻，不咸不辣，从淡中见味。
2、个性化发展
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是客观存在的大趋势。但融合不意味着个性的消失。一切的吸收和融合都是局部的、个别的，个性化依然是各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在现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旅游者往往怀有猎奇心理，希望在到达一个目的地之后能看到一种异域的文化和情调，而饮食的特色是当地文化的最直接的体现。在旅游中，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景与人文胜地是，优雅的饮食环境、丰富而具地方特色的食品，显然也是重要的选择内容。异域的食尚，是各区域必然会打破地域的限制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由于产生饮食文化地域差异性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饮食的横向和纵向的差别就不会消失。也只有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会有各地域的不断创新发展和地域间的不断交流互补，从而使地域性饮食文化更具发展的动力。
结束语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文化，具有鲜明地区域性，而引起区域其区域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各种地域的饮食文化不断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现在的中国饮食文化已趋向于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烹饪的科学性以及地域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当我们在面对各种地域性饮食文化的时候，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取色，切不可一味追求味觉上的享受。在此，我们期望中国饮食文化在广泛的交流中优劣互补，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史》
吴澎 化学工业出版社 赵荣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和特点》
金炳镐 《中国饮食文化》
胡自山
时事出版社 王维维 《中国饮食文化地域差异》
宫保鸡丁的做法
材料：鸡胸肉 250克、花生米 50克、蒜 2瓣、姜 2片、葱白 1段、干红辣椒 20克、花椒 10粒、酱油、淀粉、油。
调料：醋、糖、酱油、料酒各 15毫升，肉汤 30毫升、淀粉 5克、盐少量。步骤：
1、先炸花生米。锅中倒入适量油，油凉的时候将花生倒入油中，用中火加热，用漏勺不断翻动花生米，使其受热均匀。
2、待油热，花生米变色后立刻捞起，沥干油，撒上少量盐和糖，凉凉。
3、将鸡肉平铺在案板上，用刀背拍松，再用刀在鸡肉上轻切十字花刀。
4、将鸡肉切成 2厘米左右的肉丁，放入碗中，加入酱油、淀粉、油拌匀。
5、将干红辣椒剪成 2厘米的段，去籽。将所有调料调和成芡汁待用。葱切成 1厘米长的段，蒜去皮洗净切片，姜切成姜末。
6、炒锅用旺火烧热，倒入适量油，放入干辣椒段和花椒炒成棕红色。
7、放入鸡丁炒散，炒变色。
8、加入蒜片、姜片、葱段，炒出香味。
9、加入芡汁炒匀。
高招录取地域差异研究 篇3
现代社会,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而教育公平则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3]。所谓教育公平, 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平衡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的规范或原则。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与稳定, 符合社会成员的发展和需要, 并从两者的辩证关系出发统一配置教育资源。[4]具体而言, 教育公平的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 即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上的实质性公平及教育质量公平、目标层面上的平等。其中, “确保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是前提和基础, “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进一步的要求。而通常, 这三个层次被概括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在我国, 高考招生是公民享受受教育权的一种体现, 也是改变人生和家庭命运的重要途径, 各招生主管部门和高校也在努力地追求着教育公平的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 现阶段我国的高招录取还没有实现机会均等的目标, 甚至可以说, 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点我们可以从目前的高招录取省市差别中看出。
一、高招录取中各省录取招生计划数的差异
高招录取中, 不同高校在不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投放的招生计划不同, 甚至表现出巨大的地区差异性。如表1所示:
注:数据不包括保送生、文体特长生、小语种单招
2009年, 清华大学在北京招生252人, 位居全国各省市之首。在其他地区, 山东最多, 招生人数为62人, 但不到北京招生计划的1/4, 在青海只招了16人, 为清华大学在北京计划数的1/20。
2009年, 北京大学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 为180人, 河南计划数列在第二位, 为48人, 计划数为北京的1/4, 在青海只招了8人, 不到北京大学在北京计划的1/20。
同样为教育部直属院校的浙江大学招生计划方面的省市差异更为明显。2009年, 浙江大学在浙江的招生计划为2374人, 计划数紧随其后的山东也只有103人, 不到浙大在浙江计划的1/20, 而计划最少的青海, 只有7人, 仅为该校在浙江计划的3‰。无论是部属院校还是省属院校, 属地招生计划偏多的情况毫无例外地都可以看到。2009年, 部分“985工程”院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别是:北大17%, 清华16%, 北航13%, 北理11%, 复旦44%, 上海交大47%, 武大50%, 南大55%, 浙大61%。
综上可见, 招生人数的差异在不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是不同的, 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一个学校对本省的招生人数通常都多于外省, 这甚至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惯例。不同的时期和学校, 有时在招生中本省与外省的差距会很大, 如前面所述, 可达到10倍甚至1000倍之多。这就势必招致一些批评, 但在实际上, 这些地区的差距可能并不比别的地区大, 甚至还有可能是小的。
二、高招录取中各省录取率的差异
高招录取中, 各省录取率是衡量不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招录取地区差异的重点指标。如表2所示:
从表2不难看出, 尽管近年来教育部在各省编报招生计划方面, 一再要求各省市及部属院校按照“优化生源结构, 促进区域均衡”的原则编制来源计划, 并要求将招生计划向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数量相对较多、升学压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倾斜, 但我国各省份间录取率差异仍十分明显。如录取率最高的海南2009年为87.5%, 录取率最低的山西2009年仅为49.2%, 相差海南、上海等高录取率省市近40个百分点。如此之高的高考录取率差异, 也是“高考移民”现象屡禁不止, 在一些省市不断抬头的重要诱因。
三、高招录取中各省招生质量的差异
与高招录取计划数和录取率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招生质量的差异。招生是一个联系学生和学校的中间环节。在这个环节的一端是招生人数与所在地区人口数量的对比, 这体现了考生所能享有的资源量, 是招生质量中的量的方面。另一个端点是招生学生进入的学校的质量, 这关系着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 也是招生质量中质的方面。从教育机会均等角度看, 这既涉及到起点的均等, 又涉及到结果的均等。以“211工程”院校为代表, 我们可以看到地区招生质量的差异。如表3
“211工程”选取的都是一流的高质量的院校, 其综合水平在国内是不容置疑的。北京有62所高校, 而“211工程”的高校占到了25所, 其比例高达40%, 可见其总体水平之高。上海有高校50所, “211工程”院校有9所, 占到了18%, 比例仅次于北京。加之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招生中人数比值的优势, 我们可以说, 北京和上海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而作为更高层次的“985工程”38所院校中, 北京为8所, 上海3所, 西部10省市除陕西有4所“985工程”院校外, 其他西部省市加在一起也只有3所院校, 这也说明了招生地区差异之大,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
一本录取率, 直接关系到某省有多少考生可以进入重点大学接受高质量的本科教育, 直接关系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 从表4中, 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同省市考生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比例差异。
四、高招录取中各省录取分数线的差异
由于2004年有9个省市继上海、北京后施行高考自主命题, 2003年便成为使用相同试卷和统计方法比较各省录取线的最后一年。2003年, 青海的录取分数线最低, 文史类一批录取线426分, 理工类为338分;文史类一批分数线最高的为湖南, 557分, 其理工类一批线为501分, 排全国第5位;理工类一批线最高的为河北, 513分, 其文史类一批线531分, 排全国第4位。由表5[9]可见, 分数的地区差异是很明显的。招生分数最低的是青海, 其次是北京、上海、天津。分数排在正数前四位的是河北、湖南、浙江和江西。
在我国, 北京、上海、天津三城市的教育水平、质量最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排在最前列。同时, 这些城市相当重视教育, 在教育上投人了大量的资金, 中学师资水平更是没得说。高校在这些城市里也是众多, 北京有62所, 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而湖南、河北、浙江和江西显然是无法同它们相比的, 无论是在整体经济水平上, 还是在高校数量和质量上, 只能将其归人中等水平。青海的教育水平与分数水平一致, 都处于低水平上, 这也符合实际。河北、湖南、浙江整体教育水平处于中等, 分数上都处于高水平, 有一定的差异。差异最大的是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 教育水平高高在上, 但分数水平却仅高于青海, 形成两个极端, 差异很大。
综上所述, 存在于高考招生中的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而且领域也很广泛。究其原因, 其一是“人为地方化”。以浙江大学为例, 在四校合并以前, “老浙大”的浙江籍生源不到总生源的30%, 但是经过合并以后, 浙江大学的浙江籍生源迅速攀升, 有几年甚至超过了70%。教育部在2008年出台规定, 要求“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应该逐渐回调至30%以内”。教育部此举被视为“促进高教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努力”。其二是“财政换招生”越演越烈。所谓“财政换招生”, 是指高校按照当地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大小来确定在本地的招生名额。特别是一些部属重点高校, 很多都得到当地政府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财政投入, 高校才需要对当地有相应的“回报”。所以, 在招生计划中向属地倾斜, 似乎合情合理。其三是“省部共建”的通行办学模式。因为有资金投入, 所以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在“共建协议”中提出关于扩大本地招生比例的要求。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下放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的上扬, 必须警惕高校在分配指标时进一步向本地倾斜, 从而加剧省市间业已存在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失衡。
而在高招录取的制度层面上, 是由于以地区为单位的招生方式;在非制度层面上, 可以归结为教育资源的地区性不均衡。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是历史的、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 非人为的, 而且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但制度上的原因则是人为的, 可以改变的。不可否认, 这种招生方式的确是给落后地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因为落后地区经济水平、教育水平较低, 用同样的招生标准来竞争的话, 只会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但在另一方面, 这种招生方式却也给了部分发达地区以特权。如我们在上面图表中所看到的, 这些地区本身人口总量不多, 但教育资源却很丰富, 经济和教育水平都处于优势地位, 按地区招生, 无疑在实际所得上就占了很大便利。
由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地区差异, 并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也引起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例如, 为了逃避招生中的地区性分数线, 就出现了当前愈演愈烈的高考移民问题。如江西, 据不完全统计, 2009年高考缺考人数达6248人, 比上年增加582人。一些县市教育工作者认为,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考移民。而同年6月中旬,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22名高考学生家长联名举报当年有数百名高考移民从江西、湖南等地涌向西双版纳, 以西双版纳考生名义参加高考。2005年, 来自湖北的海南理科高考“状元”李洋更是因为被海南省教育厅认定为“高考移民”, 而被取消了清华大学入学资格。“高考移民”本质上是以一种人为的方式对抗制度所造成的差异。一方面, 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地区差异, 但在另一方面, 却可能会毁掉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给落后地区的保护。因为这些地区更容易进行“高考移民”, 而这些移民往往是在原住地上学受教育后, 在新住地进行高考、录取。这就挤占了移民地的录取名额。而且因为原住地分数水平普遍要高, 在新住地录取时就会挤占相对重要层次上的名额, 这样危害更大。如此看来, 高考移民有其产生的必然性, 单纯以堵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应该考虑如何从制度上去疏导。
纵观这种招生方式所产生的保护和特权可以发现, 这并非是一种必然共存的矛盾, 完全可以做到在给落后地区提供保护的同时, 而不产生特权现象。笔者认为, 由于整个社会处于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状态中,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 保障高校招生公平至少应该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 解决政府在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分配的政策导向问题。
教育部每年在指导各省级招办、部属高校编报招生来源计划时, 要将加强高等教育资源统筹,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原则, 要求各地在保持招生计划总量相对稳定同时, 要将招生计划向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数量相对较多、升学压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倾斜, 使全国招生计划安排和分布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更趋公平、科学、合理。具体包括:1.继续加大“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力度, 由天津、辽宁、江苏等14省 (市) 高校, 面向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8省的协作招生数量每年平稳增加, 协作计划作为国家指令性来源计划与非定向招生计划要分别编制、合并公布、统一执行。2.省属高校跨省计划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协商安排, 计划要面向中西部倾斜, 原则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3.地方所属“211工程”院校, 跨省计划总量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排, 总量不应低于本校招生计划总量的30%。4.教育部直属高校要按照“优化生源结构, 促进区域均衡”的原则, 率先垂范, 继续调减属地计划, 比例超过30%的, 要坚决调整到30%以内, 新增招生计划要尽量投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
第二, 解决政府在高等教育招生中的权力边界问题,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长期饱受争议的重点大学生源本地化问题, 在教育部下达“211工程”院校属地招生比例不得超过30%要求后, 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生源本地化导致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以相对其他地方考生为低甚至相差悬殊的分数被录取, 从而减少与降低了其他地方考生被这些高校录取的机会, 一定程度上损伤到教育公平。去功利化原本就是对于教育事业的基本要求, 所以“211工程”院校不能出于获得地方更多支持动机而损害其他地方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与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 多所“211工程”院校压缩本地招生名额的新变化, 是向着“211工程”院校原有涵义与原本属性的回归, 也是向着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维护教育公平迈进的一步。部属院校“省部共建”, 地方政府在继续给予部属高校财政支持的前提下, 应改变“财政换招生”的单一回报模式, 向“全方位”回报模式转变, 即地方政府可通过共建加强与部属高校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科学研究、人文环境、人才培养等诸多环节的合作, 并采取措施, 为鼓励优秀毕业生留在属地就业创造条件。各高校在实施招生自主权时, 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 体现高等教育公益性、公平性。随着义务教育逐渐均衡化, 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应做到:1.要考虑省市人口比例及考生人数比例。2.要考虑在校生比例及历史因素。3.要考虑给予边疆地区、特殊地区适当照顾, 实行“差别对待”。4.要考虑总量相对稳定与向中西部倾斜的关系。5.招收保送生、自主招生要考虑区域基础教育水平差异。6.针对艰苦专业、人才缺乏行业录取时要考虑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 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
促进教育公平, 背后涉及的是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教育公平的实心是一个历史过程, 需要我们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比如说高等教育资源的配制要靠经济建设, 靠社会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资源。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三次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不仅要把蛋糕做大, 还要把蛋糕分好”。其实在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把蛋糕做大”不是一蹴而就, 应该通过努力不断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投入高等教育。缩小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性差异, 即“把蛋糕分好”, 从国家层面要做好以下调控:1.国家制定有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利用立法、经济、行政等手段调节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2.根据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目标, 分配教育资源, 实现高质量高等教育资源国内分配。3.支持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 防止不同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在数量上、质量上差距拉大。而地方政府要根据本行政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布局、人口结构、科技结构,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 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化, 特别是要解决各类高等教育资源优化组合、合理配置的问题。
第四, 解决高校招生与就业挂钩问题。
教育部2003年4月出台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 将年度招生计划安排与毕业生就业率适度挂钩, 要求就业率明显偏低的地方和高校原则上减少招生、控制招生或调减增幅。《意见》在教育系统内部将事业发展计划、专业设置、办学水平评估与就业率适度挂钩, 从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层面形成招生、培养、经费和就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 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教育部出台高校招生与就业率挂钩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高校对大学生就业的高度重视, 促进了高校就业工作, 同时也促使高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调整招生专业结构和办学机制, 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高校招生与就业挂钩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安排招生来源计划时, 要增强市场意识, 加强调研和论证工作, 积极适应劳动力市场对不同人才的需求, 主动进行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适度调减长线专业的招生数量, 提高社会竞争力。要求高校在编制招生来源计划时, 要以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保障,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 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年度与长远、规模与结构的关系;要按照“积极发展、规范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 改善办学条件。
参考文献
[1]摘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教育部网站: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zhuanti/
[2]袁贵仁.《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今后十年教育重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举行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介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情况, 2010年2月28日.
[3]张秀云.论教育机会均等的基本特征[J].教育科学, 2007, (2) .
[4]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21.
[5]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招生信息网.
[6]参见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http://gaokao.chsi.com.cn/
[7]见教育部中国教育与科研网:http://www.edu.cn/
[8]参见新浪教育频道:edu.sina.com.cn/gaokao/2009-06-03/
[9]参见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http://gaokao.chsi.com.cn/
[10]许言.高考移民现象挑战教育公平[J]新华文摘, 2009, (5) .
地域结构差异 篇4
自xxxx年国家实施分税财政体制以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此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负效应。由此，土地财政问题成为了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将“土地财政”视为贬义词，文献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的形成动因、负向效应及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学术科研成果。
一、文献综述。
未来时期完全摒弃土地财政是不可行的，刘志彪认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和资金，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工业体系和城市居民，因此，还需土地财政继续发挥正向历史功效川。关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的正向功效，樊继达论述为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张晓玲认为土地财政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助推器”角色，其作用机理是：地方政府垄断城镇国有土地市场，低成本征地为城市化发展空间拓展提供条件，土地高价出让与抵押融资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资金来源。刘守英阐述为，土地财政模式从中国东部快速地照搬移植到了中部、西部地区，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直接动力源泉 已有关于城市用地规模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城市用地规模影响因素、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等方面，关于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的系统关系研究还比较缺少。周听浩指出随着城市扩张，土地财政收人呈下降趋势并最终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加大。武彦民验证了中国存在城市面积的扩张与人口的增加不协调发展的.情况，根源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扩大城市面积，致使全国26个省低于估算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
二、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中央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建立政治集权、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获得政绩收益(职位晋升)，其行为策略首选就是以快于周围同级别行政辖区的城市化速度来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地方政府具有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表现为以“经营城市”名誉来行“经营土地”之实践。
原因是要启动城市化就要扩张城市的外延和投资规模，而国有土地征收与出让解决了城市空间拓展成本高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财政资金短缺问题。为继续彰显政绩，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继续圈占郊区农地用于扩大城市用地规模，且源于“路径依赖”作用使得历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模式的热衷之情有增无减。土地财政收人与城市用地规模相互助力、缠缚，难解难分。随着土地出让面积的增加土地财政收人更是快速增长，20xx年土地出让面积是20xx年的xx倍，而土地资产价值增长速度更是迅猛，如20xx年土地财政收人是20xx年得xx倍，城市建成区则扩大了一倍，城市化水平提升了xx个百分点。即从全国实践情况上也反映了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三、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及地域差异。
1、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因素选取。
现有研究中绝大多数认为土地财政收人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房产税收、土地房产税费收人及土地抵押融资收人等4个方面。其中，各省市土地房产收费情况差异较大，没有全国的统一标准及统一口径的统计数据;土地抵押融资本质上是一种“借债、虚拟”性收人，虽然在土地财政收人中占有较大比重，但这个收人在借贷年限之内是必须偿还的，且同样缺少统一的统计数据。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印证经济发达省(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资本(土地资源与资金)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地土地财政模式完成的;同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份，在未来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还同样需要土地财政发挥正向历史功效。
2、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测算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分析出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基本规律，继续测算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充分考虑31省(市)20xx一20xx年时间序列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总体情况，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为获取更多地财税收益，在买方激烈竞争背景下，这些区域地方政府行为策略是采用“招拍挂”供地，由此，即便是城市用地规模快速扩张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土地财政发展速度快。经济不发达地域常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投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大多是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是因制造业发展能够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完善，集聚外来务工人口，从而进为下一步土地价格提升奠定基础。由此，使得土地财政的各项指标很低，即便是城市用地规模扩展速度很慢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土地财政慢。
3、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聚类分区。
为进步一呈现出以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之间的地域规律，对31省(市)指标所对应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该过程与结果完全基于各省(市)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的指标数据结构本身所特有的性质。
四、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优化政策建议。
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除国家层面上完善财政税收制度、政绩考核体系、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外，建议不同地域采取如下对策推动土地财政转型及优化其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第I地域：
①建立驱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激励机制，改变城市建设对新增土地出让收益的过度依赖。
②以科学的土地规划与集约评判规制，促进制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③通过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为城市增加用地指标。
④征收房地产税，抑制城市外延扩张，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可持续税收来源。
第II地域：
①北京、上海可供城市空间扩张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应留给高附加值的公共文化与创意产业等高端服务业，以便创造丰厚税收。
②发展实体经济与战略新兴产业，摒弃经济对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
③政策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融资，建立公私合营融资模式。
④类似于第I地域，集约、高效利用城市土地，不再因获取土地财收人而大规模出让土地，且对存量房产征收房地产税。
第111地域：
①改变“以地引资”为动力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避免“地毯式”厂房浪费土地资源。
②集中城市周边分散、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继续发挥其财政功效。
③土地财政收人除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外，应更多用于外来人口市民化方面，使土地财政成为推动人口城市化的重要资金支持。
第W地域：
①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使土地财政为市场因素推动的城市化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相反，严格控制因获取土地财政收人的城市用地低效扩张。
②该地域多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程中，以制度、法规激励约束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形成社会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英文电影片名的地域翻译差异 篇5
由于历史、政治、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内地与港台三地在外来语翻译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同样的差异也反映在电影译名上，折射出两岸三地有各自的地域文化特点和语言运用特色。
电影片名翻译是一项重要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它作为一种鲜活的语言运用实例，体现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趋向及审美习惯。电影片名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类别，要遵循翻译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但它同时又是电影文化交流甚至商贸的一项内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近些年来，翻译界对电影片名翻译越来越重视，一些翻译工作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惠南先生指出，影视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规范, 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要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据了解，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目前各自独立进行英文电影片名的中文翻译工作，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虽然翻译界有普遍认可的既定翻译标准，但由于三地区文化背景、历史沉淀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同一部英文片名的中文译名在三地常常天差地远、各具风格。笔者搜集整理了近几年英美大片在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地区的不同译名，并进行对比分析，分别论述了三地区对电影片名翻译标准的理解与侧重，以及翻译策略的不同运用等。
（二）电影片名翻译的原则
现代汉语大词典写道，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它是一门语言表达的艺术，是科学性与创造性的完美结合。清末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的 (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虽然他是就文言文的翻译所发表的个人看法，但后人却一直将其视为各种语言翻译的质量标准。信，谓之忠实;达，谓之通顺;雅，则谓之修辞。也就是说，翻译必须做到语义准确，句子通顺，词藻优美。只有符合这种标准的译文，才能称得上翻译的精品。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是就一般的语言文字翻译而言的，但电影片名的翻译有其特殊性，仅有“信、达、雅”是不够的。对于任何一种文艺作品而言其名称或标准的要求除了能够表达主要内容之外，还必须做到简洁明快，易读易记。因此，笔者认为，电影片名的翻译原则除了“信、达、雅”之外，还应符合下面四个原则：
1. 信息价值原则
片名翻译要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片内容的统一，也就是所谓实现信息价值的等值。捕风捉影，离题万里，背离信息价值的翻译是片名翻译的大忌。
2. 文化价值原则
翻译不单纯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社会现象。在片名翻译中体现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是电影片名翻译的重要任务。
3. 审美价值原则
片名的翻译讲求摆脱原文词语束缚，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以艺术家的匠心对待原片，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用本族语言的艺术形式传达原作的形象、情感和语言的艺术美，从而将美感经验传导于观众。
4. 商业价值原则
电影是一门文化性和商业性兼具的艺术，在片名翻译时当然需要考虑到商业因素。这首先要求译者充分把握译语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创造出的语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标题，引起其心理认同，激发审美愉悦而产生观看欲望。
（三）三地对于电影片名翻译原则的不同理解与运用
总体来看，内地对于电影译名一般采取直译，看上去直截了当，比较严肃并且忠于原名，但有时会有呆板拘谨之感，今年来正逐渐增加意译的做法，但总体看来还比较符合电影主旨;综观我国百余年的翻译历史，不管是严复老先生的“信、达、雅”，还是鲁迅先生提倡的“宁信不顺”，其共同基础都是忠实于原文。深受此标准影响的中国大陆的翻译家抱着严谨、认真的态度，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原片的信息内容，准确地传递原片承载的文化，带给观众以美的享受。香港的电影业已经发展为一项成熟的娱乐产业，绝大多数观众看电影就是为了娱乐消遣、追求刺激，满足视觉和听觉的需要，而非受教育或提高品位。这也是香港武侠片、警匪片以及无厘头电影大行其道的原因。因此此地区电影片名的翻译也就投观众之所好，多将其做同化的处理来迎合观众的口味，以实现商业价值为终极目的。但是香港电影译名的商业化、本地化，不容易为香港以外的观众所接受。台湾地区电影片名的翻译与香港地区有着相似之处，同是处于高消费地区，同是受到商业浪潮的猛烈冲击，再加上本土思想言论的开放，外国电影到了台湾经常被“改头换面”，很多时候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属于典型的“眼球经济”，因此台湾电影译名采取意译较多，但有时录用的名字与电影本身没有较多联系，商业化色彩也比较厚重。(见表1)
（四）内地与港台电影译名差异原因根源分析
1.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音译上的差异是外语翻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由于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统一译名，差异就在所难免。这种差异的出现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但总的来说，内地在翻译外语专名时比较注意紧扣外语音节和字母，用字时比较注意辅音的清音与浊音的对立，而港台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似乎比较灵活，不大拘泥于某个字母、甚至音节与汉语的严格对应。因此首先在音译的电影译名中，内地与港台之间就有较大分歧。比如：“Amelie”，内地译为“阿梅丽”，香港译为“爱美丽”，台湾则译为“艾蜜莉”。
音译与意译上的差异。港台与内地在翻译有些电影片名时，采用的方法不太一致，通常是一方采取纯意译，另一方采取意译加音译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其结果才造成了三地译名的明显差异。(见表2)
当然对于一些抽象或引发歧义的电影片名，内地译者也会采用直译意译相结合，或音译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如经典老片Waterloo Bridge，为了避免直译成“滑铁卢桥”，而引起歧义，译者保留了原片名中的“桥”(Bridge)，又考虑到原片内容是爱情悲剧，加上“魂断”两个字。“魂断蓝桥”这一凄美而富有诗意的中文译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2. 从三地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适用于不同的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的同一种语言，在经过较长时期相对封闭的独立发展之后，除了该语言本身会随着各自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某些变化之外，不同地区使用的语言间也必定会发生某些差异，隔离的时间越久，差异就越明显。
香港被英国统治丽150年之久，英语已经对香港的语言文字应用进行了全面的渗透，加上香港原本就使用的粤语方言，使得香港的语言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很难被香港以外的地区的人们理解和接受。如“The Cable Guy”译为“线鬼衰人”, “The Princess Diaries”译为“走佬俏公主”。还有“Adaptation”译为“何必偏偏玩谢我”, “Pay It Forward”译为“拉阔爱的人”，这样的片名相信不熟悉香港文化的人一定无法理解。然而我们不能说这样翻译就一定不好，毕竟除了文化、教育、语言习惯等原因外，民族语言的凝聚力和社会各阶层对于词语的接受性方面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加之香港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而电影作为重要的消费品，自然会从商业角度出发，往往靠一些吸引眼球的名字来吸引观众，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可是因此带来的译名混乱的后果确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与内地相隔数十载，彼此语言接触甚少，各自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变化，导致了两地汉语的较多差异，这种差异不可小视。而且台湾近年来在翻译电影片名方面所表现的“自由”程度和“豪放不羁”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恣意妄为。台湾的片商在定影片译名时，很多时候似乎根本不考虑影片原名和内容，只是一味的迎合“市场需求”。于是一些能吸引眼球的字眼诸如魔鬼、黑色、战士、悍将就频频出现在电影译名中，至于这些字眼和原片有无关系，则不予考虑。这样，一系列的流行公式也应运而生，如大家耳熟能详的“XX总动员”、“XX动员令”、“XX战警”和“XX追缉令”。例如，动作明星施瓦辛格因主演“魔鬼总动员” (Total Recall) 走红后，他所主演的电影就全在中文译名前冠上“魔鬼”二字。“The 6th Day”译为“魔鬼复制人”，“The Terminator”译为“魔鬼终结者”，“End of Days”译为“魔鬼末日”，“Commander”译为“魔鬼司令”，就连他的一部喜剧片“Kindergarten Cop”也译为“魔鬼孩子王”。
（五）结束语
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由于地域、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电影片名的翻译标准、策略上都存在差异。译名既然是以本地观众为目标，就必须符合本地观众的欣赏与品味。三地的翻译从整体上来说，都较为适应当地译语观众的需求。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来评判哪个的翻译方法是最佳译法。国内有些翻译工作者曾就目前电影片名翻译的这种“三足鼎立”局面予以，认为这造成了同一部影片有三个不同的汉语译名的混乱局面，使观众误以为它们是不同的电影，认为这一局面令人堪忧，亟待打破。然而，笔者认为翻译本来就没有纯粹而简单的“绝对标准”，这种文化现象的电影片名翻译也应与具体现实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三地片名翻译的“鼎势”虽说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但也给了三地翻译工作者难得的比较素材，让他们在比较中加强交流、学习、取长补短, 从而有利于整体提高中国翻译界的电影片名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2]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 2001, (1) :56-60.
[3]郑玉琪, 王晓冬.小议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原则[J].中国翻译, 2006, (2) :66-68.
国际贸易的地域差异分析 篇6
一、国际贸易的概念
国际贸易就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 市场经济的水平也有一定的差异, 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 针对性的制定一些政策和法规, 而在贸易的过程中, 必须遵守这些政策法规, 而国际贸易通常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 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差较大, 就可能会导致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纠纷。对于国际贸易来说, 公平和双赢是基本的贸易法则, 为了维护各个国家的利益, 以及方便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 还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 组织的成员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的政策, 但是要想加入到这个组织, 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国在前些年也加入到了世界贸易组织, 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国际贸易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要想快速的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 必须重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 就是建立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 由此可以看出, 国际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1. 国际贸易的发展
受到特殊的历史因素影响,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认为我国地大物博, 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 依靠自身的市场和生产力, 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平, 在自然经济时代, 这样的理念可以实行, 但是从工业革命开始, 自由市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开始代替自然经济的发展模式。我国显然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工业和科技的发展, 要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很多, 导致经济的发展非常被动,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 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方式, 来提高自身的工业和技术水平, 但是缺少了国际贸易的基础, 国外的产品无法在我国获得足够的市场空间, 显然无法学习到最先进的知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我国才真正意识到封闭发展的弊端, 开始开放国内的市场, 并建立了经济特区, 给与外国企业很多优惠政策, 最大程度的促进国际贸易往来, 而在实际的贸易过程中, 很多外资和外企进入了我国, 在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 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2. 我国国际贸易的情况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 国内的市场有很大的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 很多企业都看好我国的市场, 希望能够进入我国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制定了很多优惠的政策, 与本土的企业相比, 国外的企业会占到更大的优势, 这样的模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建立在外资和外企基础上的发展, 缺乏足够的稳定性, 要想改变这种情况, 必须大力的发展本土企业, 这样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 我国的企业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 通过实际的调查发现, 我国现在与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关系, 并且大多数处于贸易顺差状态。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 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 主要出售一些农产品和生产原料, 对于加工成品的需求量较少, 可以保持在贸易顺差状态, 对于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 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因此近年来我国的贸易中, 经常会受到一些制裁, 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3. 国际贸易的地域差异
每个地区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和风俗, 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时, 经常会考虑到这些文化和风俗, 尤其是经济相关的法律, 不同地区具有的原料和产品, 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 会有很大的差异, 而每个地区都希望自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因此会制定一些保护性的政策, 以此来确保贸易中, 本土的企业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这样不同地区的贸易中, 很容易产生贸易的摩擦, 由于利益的分配问题等, 导致贸易无法进行, 近些年我国的国际贸易中, 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如近些年受到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制裁, 其中一些就是由于没有了解当地的政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等进行深入的研究, 了解其贸易相关的政策和习惯等, 这样在实际的贸易中, 才能取得主动位置, 在保证双方利益的基础上, 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 尤其是在与一些自身保护性强的地区进行贸易中, 了解其贸易的原则等非常重要, 由于这些地区对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比较敏感, 尽量减少两者之间的差异, 才是贸易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 分析国际贸易的地域差异, 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通过全文的分析可以知道, 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依靠自身的市场和生产力, 很难快速的提高经济和科技水平, 我国就采用了吸引外企和外资的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 国际贸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摩擦, 影响贸易的顺利进行,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就是国际贸易的地域差异, 因此对不通过地区的国际贸易差异进行分析, 能够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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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志冰.从跨文化交际视角看日美文化差异——丰田“召回门”风波解读[J].怀化学院学报, 2010 (06) :105-106
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研究 篇7
关键词：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结构,影响因素,对策建议
山东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2005年GDP总量居全国第2位,第一、二产业优势明显,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经济条件;同时由于旅游资源丰富,山东省旅游业也居全国前列。据统计,2005年山东省旅游总收入为1 039.0亿元[1],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总量的14%,列全国第3位,是我国的旅游大省,但是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笔者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期阐明现象、发现原因、提出对策。
一、山东省旅游经济总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断提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期间更是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五年内,国内旅游收入从2000年的386.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974.6亿元,年均增长20.3%;旅游外汇收入从2000年的3.15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7.93亿美元,年均增长20.3%;旅游总收入从2000年的412.7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 039.7亿元,年均增长20.3%;三个指标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6、8.1和4.2个百分点。2001年、2002年两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100亿元,2004年、2005年两年年均增长200亿元。2005年山东省旅游总收入突破1 000亿元,为1 039.0亿元,山东省由此成为我国第六个年旅游总收入过千亿的省份,正式跨入旅游大省的行列。
在旅游经济总量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山东省2005年旅游业总收入只占GDP的5.6%,而四川省2005年旅游总收入占GDP的9.8%,北京则达到了23.4%,上海为17.5%,可见尽管山东省旅游业近年来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与上述地区差距依然比较明显。
为反映山东省旅游业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地域分异现象,采用山东省及各地市2004年的旅游总收入和GDP作为基本的分析数据(见表1)。需要考察的测算指标有两个:一是各地区旅游总收入占当地GDP的比率,并与全省旅游总收入占全省GDP的比率5.3%做比较,作为旅游经济地位的测算指标;二是各地区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并与全省平均水平5.9%做比较,作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测算指标。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各地区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获得
由表1可得,两个测算指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0个,大于等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有7个。这说明山东省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旅游产业的总体地位不突出,地域差异比较严重。
具体来看,青岛、威海、临沂、东营4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地位和旅游发展水平相协调,但地区间差异巨大,青岛市2004年旅游产业比重为9.6%是东营市1.0%的近10倍,而占山东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为24.7%,是东营市1.1%的近25倍。济南、烟台、济宁、淄博、潍坊5个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高于旅游业在本地区的产业地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地区传统产业基础相对雄厚,尽管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相对而言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是较低。比如济南市2004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1.6%,而仅占济南市当年GDP的5.8%,表现出旅游业发展水平与旅游业产业地位相分异。泰安、日照、枣庄、聊城、滨州、菏泽、莱芜、德州8个地区旅游业产业地位高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这8个地区基本处于山东省中西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发展速度滞后,各地区充分认识到发展旅游业"短、平、快"的产业优势,结合自身的资源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结构分析
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选用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笔者选取2000-200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上述统计指标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做进一步分析,资料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就研究方法而言,区域经济的差异程度可以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方面考察。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水平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一个比值,没有量纲,因而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2]。笔者采用标准差(St)和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山东省17地市的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态势。
其中:Xti———第t年第i个地区经济指标(t=2000,2001,2002,2003,2004;i=1,2,……,17);
———第t年各地区旅游经济指标的平均水平;
N———山东省地区个数。
变异系数:
(一)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变化的总体趋势
根据各地市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两个测算指标公式St与Vt,经EXCEL数据处理,得到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变化的总体趋势(见表2)。
由表2可得到如下结论:(1)从旅游外汇收入指标来看,山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变化趋势是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在不断扩大,但有一定的波动性(2003年由于爆发SARS,全省各地旅游业受到压重打击,济南、青岛、泰安、烟台、威海等传统旅游大市旅游外汇收入大幅下降,但东营、日照、莱芜、临沂等市旅游外汇收入有所增加,使得2003年全省入境旅游经济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所减小。下文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波动同样受此因素影响)。反映绝对差异的标准差(St)从2000年的3 633.319增加到2004年的7 183.271,增幅为97.7%,反映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Vt)从2000的1.960增加到2004年的2.155,增幅为9.9%。可以看出,山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在2000-2004年间仍在不断扩大。(2)从国内旅游收入指标来看,山东省国内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的绝对差异(St)有所扩大,从2002年的22.719增加到2004年的44.726,增幅为96.9%;而相对差异(Vt)总体来看有所减小,从2000年的0.998减小到2004年的0.959。(3)从旅游总收入指标来看,地域差异的绝对差异(St)有所扩大,从2000年的25.902增大到2004年的50.106,增幅为93.4%;相对差异(Vt)总体来看有所减小,从2000年的1.082减小到2004年的1.014。
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的上述演变趋势与山东省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有关。山东省各地区充分认识到了旅游对当地经济的重要作用,都把旅游业列入了发展规划,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但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条件、交通服务设施等因素不同,导致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参差不齐,地域旅游经济总量和国内旅游的相对差异反而拉大,从而出现两者相对差异减小,绝对差异增大的变化趋势。入境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都在不断扩大,除上述原因外,还与入境旅游者倾向于选择高级别、有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有密切关系。由于入境旅游经济相对于国内旅游经济在旅游总量中的比重很小,所以旅游经济总量表现出的差异与国内旅游经济一致。由以上分析可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入境旅游经济地域差异还会不断扩大,落后地区短期内很难追赶发达地区;国内旅游经济差异会不断减小,全省国内旅游发展将日趋均衡;受上述两者综合影响的旅游经济总量差异也会不断减小,发展也将趋于均衡,但是短期内绝对差异还将会扩大。
(二)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山东省地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分析基于各地市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与全省上述三指标平均值的比率(见表3)。
由表3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山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地域空间差异很大,只有济南、青岛、烟台、威海4个地区的旅游外汇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比值大于1),并且连续5年保持不变,这4个地区2004年旅游外汇收入约占全省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5.5%。2000年到2004年,比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日照市,增幅为177.3%;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济南市,降幅为34.8%。2000年比率最高的青岛市是比率最低的滨州市的1 045倍,2004年比率最高的青岛市与比率最低的菏泽市的比值是715。(2)国内旅游经济地域空间差异有所减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由2000年的6个增加到2004年的8个,2000-2004年比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滨州市,增幅为134.7%,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菏泽市,降幅为38.8%。2000年比率最高的青岛市是比率最低的滨州市的34倍,2004年比率最高的青岛市是比率最低的莱芜市的36倍。3)旅游经济总量地域空间差异也有所减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由2000年的5个增加到2004年的6个,2000年到2004年旅游总收入增幅最大的是东营市,增幅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菏泽市,降幅为39%。
总体而言,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省会济南与鲁中、西部地区的枣庄、东营、滨州、莱芜、德州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不断扩大。但像滨州、东营等地区,旅游经济总量的增长幅度较高,说明尽管入境旅游经济地域差异较大,但国内旅游经济及旅游经济总量地域差异逐步缩小,日趋均衡。
三、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资源禀赋
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独特的、高端的、无可替代的旅游吸引物。1999年有学者研究表明山东省旅游资源总丰度居全国第9位[3],但地区差异较大。截至2005年,山东省共有4A级旅游景区28处,至2003年共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24个(见表4),与山东省力推的“黄金海岸”、“山水圣人”两大旅游主线相适应,也与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相符合。青岛、烟台、威海日照作为"黄金海岸"旅游带的主要组成,4A级旅游景区占全省的50%,自然保护区占全省63%;济南、济宁、泰安作为"山水圣人"旅游带的主要组成,4A级旅游景区则占全省的36%。总体来看,资源禀赋好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产业地位相对较高。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cntaa.org/get/foura/及http://www.zhb.gov.cn/natu/zyb/zrbhq/200411/t2004112362746.htm整理获得
(二)产业结构
从宏观角度看,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各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旅游业作为强关联性的产业,它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尤其是餐饮、酒店、交通运输、商业、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泰安等地市较发达的第一、二产业基础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如青岛市2005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为6.5:51.9:41.6[4],旅游业被誉为青岛市三大特色经济之一,也是青岛市的支柱产业之一。莱芜、荷泽、德州等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不可相提并论,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基础和产业规模的限制,主要依靠旅游资源本身的开发,得不到其他相关产业的协同,旅游业发展相对缓慢。
(三)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既影响到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影响游客进入的可达性。根据距离济南和青岛两个旅游中心的距离可以得出鲁中、鲁北、鲁南地区区位相对较差,旅游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东部有威海、烟台、潍坊、日照,西部有德州、聊城、泰安、莱芜,上述地区旅游业发展相对较好。
(四)交通、服务设施
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旅游者必须亲自抵达旅游目的地才能实现旅游产品的价值。因此,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对于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胶东半岛三个地市地处山东省陆路交通的末端,有一定的劣势,但半岛地区陆路交通路网发达。青岛市已建成高速公路九条,总里程达到524公里,主要指标均列全国同类城市首位,已经初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是华东地区继上海之后的第二大空港,这些与青岛市占山东旅游“半壁江山”(2005年青岛市旅游外汇收入占全省旅游外汇总收入的54%)的地位是相一致的。此外,山东省将把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作为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突破口,形成以青岛、济南为中心,建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骨干的城际快速交通体系,并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环绕沿海、覆盖全区、辐射内陆的路港交通体系,这必然会促进相关地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旅游服务设施是旅游者在目的地参加一切活动的基础,良好的服务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原因,因此服务设施成为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影响因素之一。作为区域旅游业的重要服务设施,饭店是旅游业经营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并且饭店的硬件和软件服务本身往往也会构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要素。表5显示了截至2004年底山东省各地市涉外饭店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济南、青岛、烟台、泰安、威海等涉外饭店相对较多的地区也正是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地位相对较高的地区,服务设施与旅游业成正相关。
数据来源:根据山东统计信息网http://www.stats-sd.gov.cn/tjsj/nj2005/15/15 31.htm整理获得
四、对策建议
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反映了山东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的现实。为了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全面提高山东省旅游业发展水平,实现“十一五”制定的全省旅游总收入再翻一番的目标,提出以下3点对策建议:(1)突出“黄金海岸”和“山水圣人”两个旅游精品,带动相关地区旅游业的发展;(2)内合、西进、北展、南拓、东扩,稳步拓展旅游地域空间,形成“大山东”旅游产品空间格局。内合:开发淄博的齐文化资源和潍坊的民俗文化资源,使山水圣人旅游带和海滨旅游带通过胶济线聚合;西进:建设江北水城,激活“水浒”线路,开发京杭运河,以三“水”带动西部旅游的开发,延伸东西向的旅游带;北展:开发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游、黄河口观光游、孙子文化游、徒骇河综合旅游,展宽鲁中地区的旅游空间分布的地域;南拓:以微山湖为中心,拓展内陆水域生态游;东扩:整合蒙山、沂水和日照,构成以生态为特色的山海游,扩张山东旅游的空间(3)打好“奥运”牌,以“扬帆青岛”为契机,在全国奥运旅游的形象品牌竞争中争得先机,使青岛市旅游业发挥辐射带动全省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带动全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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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城镇化地域差异研究 篇8
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地处华北地区西部, 黄土高原东翼, 总土地面积156417平方公里, 境内地形复杂, 大部分为山地丘陵, 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省域内有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等11个市。
2006年全省总人口为3374.55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为1451.39万人, 城镇化水平 (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 下同) 达到43.01, 略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43.90%) 。但在11个市中只有太原、大同、阳泉等市城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晋城、朔州、晋中等市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5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10个百分点 (图1) 。
2 研究方法
城镇化不平衡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差异程度的指标, 在本文中表示省域内某一市非农业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与其他指标占全省总数的比重之间的关系, 用I来表示,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比较的地区数, Xi、Yi为相互比较的两组指标。如果Xi和Yi差异较小, 那么I的值就较小, 反映这两组指标相对较为平衡;反之, 如果两者的值相差较大, 那么I的值较大, 表明相互比较的两组指标差异较大, 说明不平衡性较为突出。在直角坐标系中, 以Xi为横坐标, Yi为纵坐标, 在X-Y平面上描出点 (Xi, Yi) , 当Xi、Yi差异较小向直线Y=X靠近时, 意味着两者相对平衡;当Xi、Yi差异较大远离直线Y=X时, 就意味着两者不平衡。
每点距离直线Y=X的垂直距离为:
di的绝对值越小, 表明相比较的两组指标越相适应;反之亦然。用Xi分别代表各市的总人口、土地面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在全省的比重, Yi代表非农业人口占全省的比重。
3 山西省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3.1 相对于土地面积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2006年山西省相对于土地面积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高达4.00, 说明山西省非农业人口分布很不均衡。从表1可以看出, 长治, 朔州, 晋中, 忻州, 临汾, 吕梁六市的不平衡指数为负值, 说明他们所辖地域范围内的非农业人口数还未达到与其面积相匹配的程度。忻州市土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6.05%, 而非农业人口数量却只占全省总数量的7.29%, 表现为非农业人口数量不足。与之相对的是省会太原市, 虽然其土地面积只占全省总量的4.47%, 却容纳了全省19.23%的人口非农业人口, 表现为非农业人口相对超载。这两个城市对土地面积而言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不平衡性, 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
然而, 城镇化的发展是不能单纯从土地面积上来看的。因为, 同是地表空间, 城市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却相差悬殊[1]。从山西全省范围看, 总的地势是“两山夹一川”, 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的隆起, 中部为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 平原分布其间, 以山地丘陵为主, 平原面积小。因此, 追求城镇化和土地面积上的“绝对均衡”, 是不符合实际的[2]。
3.2 相对于总人口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城镇化过程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人口的城镇化, 表现为: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 非农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 而人口向城镇的聚集又会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进程。2006年山西省相对于人口而言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2.26。从表2中可以看出, 除太原6.38、运城2.57、临汾1.46、吕梁1.69外, 其余市都处于垂直距离为正负1.414的范围以内, 城镇人口比重与总人口比重之间的差距不大, 这些市对总人口而言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并不十分明显。较高的全省城镇化不平衡指数, 是个别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所致。
3.3 相对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城镇化进程是在以农业发展为代表的农村“推力”和由工业化与第三产业为代表的城镇“拉力”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城镇的建设不能脱离农业的发展, 粮食的生产、耕地面积和农业总产值息息相关, 因此将这三个与农业相关的指标放在一起分析, 结果见表3。
不同市的耕地由于气候、光照、温度、水资源和土壤肥力不同而有不同的复种率, 表现出不同的生产能力。2006年山西省对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分别高达4.25、4.31和3.69, 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山西省农业基础薄弱, 境内地形多样, 山地、丘陵、残塬、台地、谷地、平原等交错分布, 而以山地, 丘陵为主, 平原面积小, 又是人口及其经济活动的集聚区, 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土地有限, 制约了耕作业的发展。因此, 各地市地形地理条件等自然形成的差异, 是导致山西省对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而言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较大的主要原因。
3.4 相对于工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国际经验表明, 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两者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1]。2006年山西省相对于工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I=1.70。从图2可以看出, 大同、忻州等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其不平衡指数为2.35和3.24;长治和临汾分别为-1.72和-3.14, 与对角线距离较远。其余城市点位都靠近对角线, 其di绝对值都小于1, 说明山西省城镇人口比重与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相适应。
4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山西省各市城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客观自然地理条件所致, 城镇化水平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是相适应的。 (2) 但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 产业结构失衡。 (3) 对城镇发展的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因素而言, 山西省城镇化的宏观地域差异最大, 对土地面积、农业发展和人口发展水平而言, 地域差异次之, 而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地域差异最小。但总体来说, 一部分差异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所造成的, 短时间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部分差异是人为造成的, 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是可以改变的。
摘要：为阐明山西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 引入城镇化不平衡指数这一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各市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主要由客观自然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决定, 城镇化水平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是相适应的。
关键词：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区域差异,山西省
参考文献
[1]高进云, 张安录, 杨钢桥.湖北省城镇化地域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 (4) :107-111.
[2]杨中标, 石培基, 程红芳.甘肃省城镇化地域差异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8, 22 (1) :21-26.
地域结构差异 篇9
关键词：港口物流,地域差异,辽宁省
一、引言
港口是海上运输与陆地运输的连结点, 是货物中转、换装和集散的场所, 也是全球物流链中最重要的环节。港口作为水路联运的交汇点和关键交通枢纽, 是对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的窗口和主通道, 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以点带面”的“推—拉”双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地区最主要的出海通道, 担负起保障东北腹地各种物资顺利流通的责任。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背景下, 国务院又提出将大连建设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这表明发展港口物流迫在眉睫。为了提高港口服务的质量和便利性, 进一步发展港口物流, 对辽宁省港口城市的腹地条件、水位条件及港口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辽宁省南临黄海和渤海, 海岸线曲折绵长, 海域资源丰富, 共有大陆岸线2178km, 岛屿岸线624km, 宜建港岸线所占比例较高, 拥有海域面积15.02万平方公里, 港口自然条件较好。辽宁省沿海港口分布在大连、丹东、营口、锦州、盘锦、葫芦岛六个地级市。文章从辽宁省港口物流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探讨了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具体分析了辽宁省沿海城市港口物流的地域差异, 最后提出了一些发展现代辽宁省港口物流的对策建议, 以期促进辽宁省港口物流的持续发展, 并对其他沿海港口物流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辽宁沿海港口物流发展现状
1. 辽宁沿海港口物流现状
新时期, 经济全球化、物流服务国际化、多元化、效益化使得辽宁省腹地经济快速发展, 给辽宁沿海港口物流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根据统计显示, 我国东北地区85%以上的海运货物和90%以上的外贸货物都要通过辽宁省沿海港口进出。2012年, 辽宁省沿海港口建设投资达到200亿元, 货物吞吐量完成8.8亿吨, 同比增长12.6%,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506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25.5%, 沿海港口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在沿海省市中排名第二。目前, 辽宁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大连、营口为主要港口, 丹东、锦州、盘锦、葫芦岛为地区性重要港口的分层次港口发展格局, 港口开放口岸已经开辟国际航线100多条。其中, 大连港已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港口建立了海上经贸航运的往来关系。
2. 辽宁省沿海港口物流存在的问题
(1) 港口布局规划不合理
《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明确指出:“辽宁沿海港口群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营口港为主, 包括丹东、锦州等港口组成, 主要服务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沿海各港口功能定位对比见表1。
信息来源:辽宁沿海港口规划布局。
在缺乏统一规划的前提下, 各港口间缺乏协调性, 加上国家港口规划制约因素, 省内港口与港口之间存在重复建设, 且由于腹地经济发展能力的限制和港口之间腹地的重叠, 如大连港和营口港腹地重叠, 货种结构相似, 造成港口间低水平的恶性竞争, 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使得港口间资源整合效用较低。此外, 同一城市多港口布局, 导致部分资源交叉重叠, 如大连港与长兴岛港, 营口港与鲅鱼圈港、葫芦岛港与绥中港等。在货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这种港口间主副功能不能匹配协调的现象, 大大影响岸线资源的有效利用。
(2) 港口自然资源与作业货物不匹配
根据数据统计, 辽宁沿海各港口天然形成的水岸线深浅不一, 可以发现深水岸线资源较为稀缺。个别港口出现“深水浅用”和“浅水深用”等不合理现象, 即港口资源与作业货物不匹配, 导致优质港口资源低质产出,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或者高投入改扩建低质港口后资源产出仍然低质等不科学的港口资源滥用现象。同时, 个别港口在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养殖、捕捞、旅游等一些海洋产业在土地、水域的使用中与港口争夺岸线的问题也尚未完全解决, 仍然存在抢占、乱占、多占港口资源的现象。辽宁省沿海港口航道水深对照见表2。
数据来源:辽宁沿海港口规划布局。
(3) 港口环境有待改善
港口环境一方面体现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上, 另一方面体现在口岸软环境上。现阶段, 辽宁省港口物流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 集装、运送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 还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需要。另外高等级码头泊位数量较少, 集配运条件较差, 制约了外贸运输的发展。近年来, 伴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城市群等国家战略的提出, 辽宁省各港口软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与国外口岸还有较大的差距。软环境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港口物流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辽宁省港口物流发展制度建设不完善, 存在着缺乏体系化、覆盖面不足、内外线接合配套欠缺等问题;二是港口物流人才缺乏, 由于旧有的物流观念深入人心, 难以吸引大批物流人才, 缺乏培养高素质物流人才的环境, 影响了港口物流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制约了港口物流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辽宁省沿海港口物流的地域差异分析
辽宁省港口作为东北经济区通向世界的门户, 地处东北亚中心腹地, 是东北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 同时紧邻的吉林、黑龙江省城市密集, 经济基础雄厚, 是我国的工业、农业强省。2012年, 辽宁全省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8.3亿吨。其中大连港达30300万吨, 营口港30107万吨, 丹东港9606万吨, 锦州港7354万吨, 葫芦岛港3500万吨, 盘锦港2000万吨。
大连港港口自由水域346平方公里, 既是我国环渤海地区和辽东半岛沿岸港城通往国外最近点, 也是东北亚区域进入太平洋、面向世界最便捷的海上门户。陆地面积15平方公里, 目前港内拥有196个现代化专业泊位, 其中万吨以上泊位78个, 港口吞吐量3.2亿吨, 30万吨级原油码头和30万吨级矿石码头为全国规模最大。大连港依托于大连市, 腹地范围涵盖区域较广, 腹地经过港口向外输送的货种主要有石油、粮食、杂货、金属矿石、钢铁、煤炭、化肥和非金属矿石等。
营口港是东北区运距较近的出海口, 具有建设集装箱码头的优势。尤其是哈大铁路客运专线铺成, 将大大降低其综合运输成本。营口港由老港区、鲅鱼圈港区和正在开发建设的仙人岛港区组成。港口水域面积113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4平方公里。截止2009年底, 营口港总计生产性泊位62个, 其中深水泊位44个, 全年最高吞吐量达到30107万吨。营口港经济腹地广阔, 主要包括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内的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四个盟市。主营业务包括煤炭、石油及制品、金属矿石、钢铁、粮食和集装箱。
锦州港近年来发展迅速, 是渤海西北部400多公里海岸线上唯一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商港, 已和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通行关系。目前锦州港已经形成陆域约9平方公里, 水域32平方公里, 拥有营运性泊位21个, 万吨级以上泊位7个, 全年吞吐量6008万吨。营口港的经济腹地主要集中在辽西、蒙东、吉林、黑龙江和河北北部, 其中最直接的经济腹地为辽西区域, 主要包括锦州、盘锦、阜新、葫芦岛、朝阳五市。港口物流以石油、煤炭、粮食等大宗散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
丹东港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和环渤海经济带的东段, 是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不冻良港, 是我国东北东部地区新的出海大通道。丹东港目前有三个港区, 分别为大东港区、浪头港区和海洋红港区。生产性泊位30余个, 港口年综合吞吐能力2亿吨, 辐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广阔腹地, 粮食、煤炭、矿石、钢材、木材等大宗货物可以最短运距通关出海。
葫芦岛港位于葫芦岛西南的渤海辽东湾内, 港阔水深, 夏避风浪, 为不冻良港。港区面积2平方公里, 现有生产泊位4个, 年综合吞吐能力100万吨, 葫芦岛港的直接经济腹地为葫芦岛市、阜新市、朝阳市和赤峰市等地区, 主要服务于葫芦岛市内大中型企业和农业。2012年, 盘锦港陆域面积有0.23平方公里, 生产性泊位11个, 年综合通过能力491万吨, 在辽宁省港口中排名较靠后。盘锦港以盘锦市及其周边地区为直接腹地, 辽宁中西部地区为间接腹地。主要货源以液体石化品、煤炭和石油为主, 船舶工业、散杂货等为辅。
数据来源:中国港口年鉴。
结合表3、图1和图2分析可知, 2012年辽宁省各沿海城市港口泊位数差异较大, 发展港口的条件两极分化严重。大连港港口条件较好, 且万吨级泊位数较多, 港口承载能力较强。营口港仅次于大连港, 优于其他港口, 发展港口物流的潜力较大。锦州港、丹东港、葫芦岛港和盘锦港条件相对一般, 尤其是盘锦港港口物流发展基础条件较差。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综合通过能力相对较强, 大连港和营口港以绝对优势地位领先于其他港口, 营口港发展港口物流的势头强劲。锦州港综合通过能力一般, 葫芦岛港和盘锦港综合通过能力相对于其他港口, 还有较大差距,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四、辽宁省沿海港口未来发展建议
1. 合理规划港口间分工, 明确各自腹地
辽宁沿海经济带港口之间条块分割明显, 地域分工不明确, 争夺重叠腹地货源现象日渐显现, 阻碍了区域内港口物流业的发展。从腹地范围来看, 大连港区面向整个东北经济区, 为其提供高水平港口物流服务;营口及周边港区为沈阳经济区提供便捷的出海通道;锦州、葫芦岛港区的服务范围主要面向辽西及蒙东地区;丹东及周边港区向东北地区提供服务。从职能分工来看, 大连港以外贸集装箱干线为主, 主要运输石油、液化天然气、铁矿石和粮食;营口港以内贸集装箱干线和外贸集装箱支线为主, 主要运输铁矿石;丹东港以大宗散杂货运输为主, 其他港口为辅助。港口之间应加强合作, 减少竞争, 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2. 协调港城关系, 拓展港口物流服务范围
沿海港口物流服务与城市经济之间, 应该是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的关系。沿海各港口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时, 要为港口物流业发展预留用地, 要不断优化港口物流节点以及物流产业园区的布局, 加快老港区的改造, 促进老港区功能优化升级, 以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能力的不足, 制约了港口物流的发展, 因此各港口城市在发展经济, 提高需求能力的同时应扩大业务范围, 不应只局限于本市及本省, 力争突破服务范围单一的困境。沿海港口可以通过联盟或协作的范式, 与黑龙江、吉林、辽宁、蒙东地区等内陆外向型物流园区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建立港口与内陆物流节点之间的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将港口物流服务拓展到内陆腹地, 加深与腹地的互动关系。
3. 加大港口物流投资力度,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加大对港口物流的投资力度, 新建港口泊位尤其是吨位较高的港口泊位数, 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 对配套物流设施进行技术改造, 以提高港口作业效率, 进一步提高各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 积极拓展集疏运通道, 降低港口物流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建立港口物流仓储配送中心, 增强港口承载能力。除了港口内部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一方面还要注重建立与港口物流发展相配套的铁路及公路集疏运系统建设, 配合好港口物流的发展。
4. 构建港口物流法律体系, 培养引进港口物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