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定价（精选9篇）
学前教育定价 篇1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是制定学费标准的制度,主要包括学费的定价主体、收取标准、定价原则、定价程序等。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学费作为高等教育生均培养成本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高等教育学费的定价机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高等教育的焦点之一。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还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以提高学费的公信力。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问题的规定较为粗疏,不能为其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诸多学费收取政策大多具有即时性,缺乏宏观上的整体规划,实际执行效果离政策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教育是兼具公共产品属性和私人产品属性的准公共产品,其私人产品属性表明学费是受教育者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支付的教育服务价格,其价格行为主体、价格行为范围、价格类型均可在《价格法》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拟从法制的视角讨论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为进一步明确学费收取依据、收取标准、定价主体、定价程序等提供参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的现状分析
探讨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首先涉及一个关键问题是学费的性质是什么?当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基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学费是事业性收费,强调学费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1];第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增加人力资本,能够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效益,因此学费反映高等教育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换,是接受者支付的服务价格[2];第三,基于事业性收费和价格定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认为学费是使用者付费[2]。其实,无论事业性收费、服务价格还是使用者付费都离不开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实际情况,那就是不管是公立高校还是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都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学生缴纳的学费、高校自筹经费、社会捐助等。因此,笔者认为学费就是高等教育生均培养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种价格(1)。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政策可以分为4个阶段:1949-1978年的完全福利型阶段,1978-1984年的完全福利型向市场型过渡阶段,1985-1996年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确立阶段,1997年以来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正式形成阶段。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变迁始终兼具福利性与市场性,贯穿其变迁的主线索是效率与公平[3]。随着学费政策的发展,学费定价机制逐渐形成。
1.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中的定价主体。
1989年国家教委、物价局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了高校新生需要缴纳学杂费和住宿费。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54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62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年人均教育成本,规定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本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办法,作为举办者和高等学校筹措办学经费的基本依据”[4]。因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主体是省级政府。
2.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中的定价标准。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学费和杂费收取标准和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直接管理学校的中央业务部门考虑群众承受能力确定”。1996年出台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收费标准可以有所区别”,“学费占年生均教育成本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做出原则规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布调整到位”;同时指出,“教育培养成本包括以下项目: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教职工人员经费等正常办学费用支出。不包括灾害损失、事故、校办产业支出等非正常办学费用支出”[5]。
3.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中的定价原则。
与高等教育学费制定标准相对应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的定价原则主要是成本分担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成本分担原则即高等教育学费是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其目的在于使高等教育的成本从完全由政府承担转向由政府、纳税人、受教育者共同承担。能力支付原则指收取学费应当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家庭经济能力,按照受教育者的实际支付能力确定合理的学费收取标准,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性和社会公正性。
二、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费上涨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匹配。
根据教育成本分担补偿理论,政府、学校、学生、家庭共同来分担教育成本不仅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需要,也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07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中央部属高校本专科生学费标准汇总表》,根据该标准北京市高校学费为4800-6000元,上海高校为4600-5500元,天津高校为4200-5000元,四川高校为3500-5000元,广东高校为4500-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6]。在过去20年中,2000年的学费上涨速度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2000年后学费虽没有明显上涨,但由于之前上涨过快,加之学费没有考虑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兼顾考虑东中西部生源家庭收入差异的现实,时至2012年学费对农村居民而言仍然是不小的负担,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甚匹配,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1996-2005年数据来自:王同孝.从居民收入论大学生缴费标准,教育财会研究,2005(06);2012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其中农村居民数据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略低于人均纯收入;根据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今后5年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因此2012年的学费只略高于2005年的水平。
2. 学费定价机制没有充分体现差别化定价。
我国高校学费收取标准是由政府统一规定的。2007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央部属高校本专科生学费标准汇总表》中明确规定了中央部属高校本专科生的学费水平,除了位于西北和西南等偏远省份的学校收费标准在4000元以下外,其余学校的收费标准基本集中在4000-6000元之间,对于不同专业的学费差距主要表现在艺术类和软件类专业的最高限额是15000元。虽然顾及了不同学校所在区域及专业之间学费标准的差异,但是政府对高校学费的统一定制与调控依然缺乏弹性过于笼统,没有将我国目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同学科专业等复杂情况充分考虑进来,进行合理有效的区分。对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办学质量的学校执行统一的学费标准,造成了同价不同质,无法发挥学费的价格杠杆作用,也制约了院校之间的教育成本竞争和教育质量竞争。
3. 高等教育学费价格与价值不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学费作为生均培养成本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高等教育的接受者与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学校之间就高等教育劳务交易的价格,高等教育学费应该体现作为一种服务产品的价格。因此,高等教育的学费应当符合最基本的市场价值规律,使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与其价值基本相符。教育服务的价值则部分体现为个人收益,即学生接受教育后所获取的经济收入扣除所支付的教育费用后的净收益,具体体现为获取良好的就业机会和拥有较高的经济收益。而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来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未来收入不会太高,甚至有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因而导致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降低。因此,高昂的学费与较低的教育个人收益率形成鲜明的反差,高等教育学费的价格难以体现高等教育服务的价值,这对于花了高额学费却没有得到相应较高的教育个人收益的教育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势必挫伤教育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降低老百姓为接受高等教育而支付高额学费的意愿。
4. 高校收费听证会制度不够完善。
随着大学从社会边沿逐渐成为社会的轴心,大学成为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大学出资者、学生和政府[7]。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学费应该由大学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议定。王善迈提出,可以通过建立高校收费听证会制度来解决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中由于政府、学校、受教育者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缺乏科学准确依据的难题。听证会由政府、高校、学生及家庭代表组成,政府公开汇报学费定价机制中的各种数据的理论依据,高校如实报告各专业生均培养成本,各方代表在听证会上通过协商讨论共同确定可行方案。听证会制度通过使政府的决策接受学校、学生、家长的监督与民主参与,让高校学费定价机制更加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充分代表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利益[8]。然而,我国的高校学费听证会制度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实施细则和严格的法定申请程序,对教育成本的核算方法与计算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并且,对代表如何产生也没有做出相应规定,无法保证高校、学生还有家长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同时,高校学费听证会也不能够真正代表广大受教育者的利益。因此,高校收费听证会制度缺乏具体实施规则和实际可操作性。
三、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的价格法理基础
任何机制的形成与制定都必须有其所遵循的法律基础,高等教育的学费定价机制也必须有其法律理论作为支撑。学费的最基本属性是价格,因此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必然有其价格法的理论基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学费收取的理论依据在20世纪60-80年代主要是成本分担理论,到了90年代许多州发现生均教育成本难以精确计算、各受益主体应该承担的合理比例也难以确定,于是很多州开始实行学费价格法定,给予高校学费定价权,高校依据本州法律规定确定本校的学费标准[9]。我国首部《价格法》于1998年颁布并开始正式实施,其总规则中明确规定,《价格法》的适用范围是“在中华人名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价格行为,适用本法”。《价格法》对高等教育学费的价格属性、价格行为、定价主体均做出了相应规定,因此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除了应当遵从相关教育法令法规的约束外,也应符合价格法对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的规制。
1. 学费是服务价格中的事业性收费。
《价格法》中所定义的价格既包括商品的价格,也包括各种服务的价格。其中服务的价格通称收费,是指不出售实物,而以一定的设备、工具和服务性的劳动,为消费者或经营者提供某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它是服务或者劳务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通常来说,服务价格包括两种形式的价格:一种是“经营性收费”,另一种是“事业性收费”。事业性收费即政府所办的事业性单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弥补或者部分弥补服务成本而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医疗收费、教育收费、培训费、某些咨询费、某些检验费、某些鉴定费。事业性收费具有3个主要特征:第一,收费主体具有非营利性;第二,收费依据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必须以一定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教育政策为依据;第三,收费主体和收费对象之间反映的是服务性劳动的部分补偿[10]。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的收费主体是非营利性的高校,学费收取的水平与标准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政策依据,高等教育学费又是居民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分担的教育成本的费用,因此,高等教育学费属于服务价格中的事业性收费。
2. 学费定价行为属于《价格法》中规定的价格行为。
《价格法》界定的价格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也包括政府的价格行为,还包括消费者的价格行为。《价格法》规定价格行为主体范围包括经营者、中介机构、政府。政府的价格行为不仅仅包括科学地制定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而且包括对市场运行中的各种价格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督,并且同时进行合理的调控以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价格法》第18条规定,政府可以对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等实施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的教育资源,与广大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息息相关,并且其准公共产品属性中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是国家重要的公用事业也是重要的公益服务,因此,《价格法》为政府成为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完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的建议
1.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应遵循能力支付原则。
《价格法》规定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是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国家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确定市场价格总水平并通过财政、货币、投资、进出口等手段予以调控。高等教育的供给需求和发展状况是国家宏观经济组成部分之一,并且高等教育学费作为具有国家定价权与国家指导价权利的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支付能力。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不能够超越受教育者的支付能力,并且应当将受教育者的支付能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将高等教育的学费限定在受教育者所能支付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考虑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只有在受教育者的承受能力之内,接受教育才不至于成为其家庭生活的负担,不至于因为接受教育而承受过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因为无法支付超越其承受能力的学费而放弃接受教育的权利。学费的支付能力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支出结构和水平,最终取决于其收入水平。美国公立高校在学费定价时均把本州居民的经济支付能力考虑进去,体现了学费定价的支付能力原则[9]。当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差异巨大,因此,在统计计量居民收入水平时要充分考虑农村及西部偏远地区收入水平,得出全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平均值,然后再将学费进行差别定价以确保高等教育的学费能够符合全国绝大部分受教育者的支付能力。
2.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应遵循差别化原则。
美国公立高校实行差别学费收取制度,主要表现在地域差别、学校差别、专业差别和年级差别,其中地域差别表现最为明显[9]。《价格法》第21条明确规定,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实行合理的购销差价、批发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西方国家实行学费差别定价一般是赋予高校一定的学费定价自主权,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放开固定的学费标准,给予国立大学一定的学费定价自主权[11];2006年起英国也取消国家统一学费标准,由高校自行决定本校学费标准,国家设定收费上限,每生每年学费不得超过3000英镑[12]。按照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学费由政府统一定价的实际情况,建议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不同专业学科进行合理的差别化学费定价,同时可以考虑生源家庭收入差异与学费支付比例相挂钩。首先,我国幅员辽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繁荣地区和农乡偏远落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并且经济发达地区因为生活成本、物价水平偏高,教育成本也要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成本,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受教育者的学费支付能力要明显强于经济落后地区受教育者的学费支付能力。价格部门应当充分考虑这一因素,适当合理地降低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其次,高校在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上存在差异,不同学校所具有的师资力量、教育质量、硬件水平和获取的教育经费都有很大差别,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着不同的办学成本,名牌大学毕业生相比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率和教育个人收益率上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应当对办学层次、办学水平高的高校差别收取较高的学费。最后,高等教育学费还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专业设定不同的学费标准。由于不同专业所消耗的教育成本不同(如需要配套昂贵的教学设施和实验器材的专业有更高的教育成本),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未来所获取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也不同,因此对于高教育成本和高个人收益率的专业应当收取较高的学费。
3.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
《价格法》第25条第1款明文规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具体适用范围、价格水平应当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适时调整。”[13]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学费定价权行使的结果必须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相适应。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要求价格必须符合价值。学费水平高于教育价值或者低于教育价值都会影响到高等教育学费的市场导向作用,引发一系列教育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对高等教育的学费实施定价时,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不能以政府行为替代市场作用,而应在把握高等教育市场供求状况的基础上谨慎地行使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权利。市场经济是一种流动性的开放性经济,教育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时时都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国际之间的教育服务贸易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对高等教育学费的定价能够顺应这种供求的变动而不断地矫正,以正确地安排各种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4. 完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听证会制度。
《价格法》规定政府定制相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时,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并且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消费者、经营者可以对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提出调整建议。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具有公共权力的单方性和强制性特点,属于《价格法》所规制的公益性服务价格的范畴,并且涉及广大受教育者的切身利益,引入听证会制度是对受教育者的最起码的权益保障。对此《价格法》已规定像高等教育学费这样重大的政府价格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高等教育学费的听证会可以由中央或者省级政府举办,组成人员由政府代表(教育行政部门、物价部门、国家发改委等)、高校代表、学生及家长代表构成。听证会之前由政府代表提供影响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的教育成本、居民收入水平等相关信息,专家学者依据政府部门提供的信息提供多种可选择的学费方案。召开听证会时价格主管部门回答校方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对相关学费方案提出的问题,充分听取高校代表与学生家长代表的意见建议,通过听证会上各方代表的充分讨论与协商确定最终可执行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方案。
参考文献
[1]崔世泉,袁连生.高校学费的性质:事业性收费、价格或是使用者付费[J].教育发展研究,2010(11).
[2]胡茂波,沈红.论公立高校学费的属性与功能——兼论公立高校学费标准的政策目标[J].江苏高教,2009(03).
[3]朱家德,李自茂.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60年的变迁逻辑——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19/200407/1311.html,2013-01-05.
[5]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1/201001/81884.html,2013-01-05.
[6]曾青霞,陶美重,李凤兰.我国高校学费定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当代教育论坛,2009(12).
[7]胡赤弟.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教育研究,2005(03).
[8]王善迈.论高等教育的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6).
[9]伍海云,张祥永,李孙巧.美国公立高校学费定价与收取制度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1(08).
[11]杨亚辉.大学校长呼吁:高校学费管理制度应有利于事业发展——由学费“全额上缴”引发的话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3(20).
[12]吴开俊,范先佐.高校学费依据教育培养成本收取的悖论[J].高等教育研究,2007(01).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EB/OL].http://www.gov.cn/banshi/2005-09/12/content_69757.htm,2013-02-01.
学前教育定价 篇2
组员：胡盛分、何平、李静阳、李伟
此次产品定价我组只对心理定价策略中的尾数定价及招徠定价这两种方法
进行了调查。
尾数定价法
尾数定价法是心理定价的一种。虽然现在的人们都不怎么在乎那
个尾数，但是在购物时经常性的会由于这种求廉的心态而买下该产品。此定价法
经常性的被使用。
招徠定价法
招徠定价法是心理定价策略之一。它同样是根据消费者在消费时的求廉心理所用的方法。在单独的产品方面，它是为了占取多的市场。而在商场是为了促进更多
产品的交易成功量。
心理定价策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容易接触的应该是心理定价策略。在7中定价方法中，尾数定价、招徠定价就由为突出。分级定价在一些大公司里也比较常见但不易察
觉，因为他们的分级定价被多品牌策略所淡化了。
尾数定价法与招徠定价法由于他们都是心理定价策略所以我组大胆对比。
尾数定价法适用于高档消费。一般是电子科技方面。
招徠定价法适用于低档消费。一般是日常生活方面。
定价策略分析
由于LED电视是属于高档消费，所以使用的定价策略一般为尾数定价。而
学前教育定价 篇3
关键词：学费定价,生均成本,高等教育,社会平均成本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免费到少量收费, 再到较高收费的制度改革。理论上, 对非义务教育的收费已普遍认同, 但是, 学费定价是否有科学合理的依据和标准, 过高的学费是否影响教育公平, 这些问题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甚至质疑。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学费管理办法规定, “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这说明生均成本在学费定价中的关键作用。尽管我国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都在积极探讨生均成本的计量理论与方法, 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但从生均成本计量的初衷和目的———确定学费定价标准来看, 似乎仍难以满足要求。
一、实际生均成本:学费定价的制度陷阱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制度以生均成本为基础, 为追求一个科学合理的生均成本, 就成为学费定价理论和制度的目标。因此, 近年来, 有关生均成本计量的研究成果的基本方法还是建立在实际生均成本基础上的, 即以高校实际资源占用和消耗为基础, 以现有财务会计信息为计量依据, 主要采用会计统计方法, 对高校一定时期的实际成本的计量。这种生均成本对学费定价理论与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
1.理论困境:
决定产品价值的是个别成本还是社会平均成本。理论上, 人们基本认同了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性, 学费即为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的成本补偿。但成本补偿的应该是哪一部分“成本”, 成本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 成本应该如何计算, 成本补偿理论并没有做出回答。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寻求逻辑答案:决定产品价值的不是个别成本 (实际成本) , 而应该是社会平均成本。以实际生均成本为学费定价依据显然有悖这一基本经济理论。
2.技术困难:
实际生均成本难以准确计量。单一的成本法在学费定价实践上还并不成熟, 实际生均成本的准确计量还存在诸多技术问题和现实困难,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育成本计量范围难以确定。现代大学承担着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多项职能, 大学的办学层次、方式和模式复杂, 加上历史和社会原因, 我国的高校还承担了很多政府与社会职能 (如保安、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学生后勤等等) 。根据成本分担的受益性原则, 就需要对大学实际发生的各种财务支出进行科学、经济而有效地甄别、剥离和分摊。如科研成本、后勤服务成本等, 应该如何计入教育成本, 学术界争论很大, 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
(2) 财务会计制度的不适应性。财务会计制度上, 事业单位、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收付实现制, 不能满足教育成本核算的要求。收付实现制下的会计核算只记录当期教育经费所有的开支, 支出不按照受益期进行分摊, 这样就无法准确得到与当期收益相配比的当期成本数据, 不能真实地反映教育成本。
(3) 难以解决分专业的成本计量问题。现实中, 单科性大学很少, 大部分都是多科性或综合性大学, 学校内学科专业众多、相互渗透。但由于教育成本特性, 学科专业之间的共同性费用 (间接费用) 很难分割, 即使人为强行分割, 也难以保证各个专业成本计量结果的真实性。
3.目标差异:
实际生均成本计量的意义是成本管理而不是收费。教育实际成本核算的主体应是高等学校, 而高等学校核算教育成本的核心意义与直接目的在于反映教育资源的真实耗费, 分析教育资源耗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以利加强资源耗费过程的监督与控制。而教育成本是否与学费挂钩, 不是成本核算与计量本身的目的, 而是成本信息的运用问题。
4.逻辑后果:
成本与学费的互动式上升。按实际成本进行学费定价, 意味着成本越高, 学费越高, 学费越高学校收入越多, 反推着成本越高———两者恶性互动, 最终的结果是学费水平的轮番上涨。根据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霍华德·鲍恩 (H.R.Bowen) 的高等学校成本最大化理论, 以实际成本作为收费标准的依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成本病”的发生, 即高校不仅不努力降低成本, 相反为了收入最大化还会不断提高成本, 因为提高成本就可以提高学费标准。汉斯曼 (Hansmann) 也认为, 大学不同于企业, 没有来自资源使用效率的压力, 在理想主义的目标激励下, 不考虑资源使用的效率, 其管理者不是在追求成本最小化, 而是预算最大化。如果以实际成本为学费定价基础, 无异于使大学的这种成本取向制度化。
因此, 实际生均成本不能说明成本支出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更不能作为制定学费标准的依据。以会计核算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实际生均成本只能作为学校内部管理和政府对高校成本效益考核的依据, 而不能成为学费定价的基础。
二、标准生均成本:学费定价的制度要求
成本补偿机制下, 生均成本确实是学费定价的重要因素, 既然实际生均成本不能作为学费定价的依据, 必然要探讨新的生均成本计量模式———标准生均成本。标准生均成本是以培养一个合乎一定教学质量要求的学生为计量标准, 运用统计、会计等方法, 通过调查、分析、测算而计量出来的, 平均用于一个学生的必要耗费的货币表现, 它反映的是教育的社会平均劳动水平。
(一) 标准生均成本与实际生均成本的差异
1. 计量基础与标准不同。
实际生均成本按学校实际财务支出为基础取值;而标准生均成本按科学的统一的标准或地区平均水平为取值基础。如, 人员经费的计算, 实际成本按学校财务实际支出数计算, 而标准成本则按科学的师生比 (如, 按国家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1:18计算) 以及国家规定的教师薪酬标准计算;又如, 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 实际生均成本以学校实际占有固定资产计算, 而标准生均成本则以国家标准的办学条件与资产占用为依据计算。
2. 计量主体不同。实际生均成本由学校组织成本核算, 而标准生均成本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 (如, 社会中介机构) 测算。
3. 成本性质不同。
实际生均成本属于“个别成本”的性质。标准生均成本是某一个地区或一类院校按国家或地区的培养标准并采用会计、统计以及其他方法测算出来的成本, 类似于“社会平均成本”的性质, 反映了社会平均消耗水平, 可以成为学费定价的依据。
(二) 标准生均成本作为学费标准的科学性
与实际生均成本相比, 以标准生均成本作为学费标准和财政拨款定额的确定依据更为科学, 这主要表现在:
1. 成本内容上的科学性。
标准成本的内容科学、必要, 是培养合格大学生的必要支出, 也只包括在保证合格质量基础上的合理支出, 剔除了浪费、闲置和非毕业生等实际发生但却不合理的支出;同时, “必要支出”也蕴含着高校培养一名合格大学生的“应该支出”, 保证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必要投入。因为, 实际成本并非越低越好, 其中有低投入运作的可能性, 最终损害的是教育成本分担者的利益。标准生均成本保证了教育的必要投入和应该达到的教育质量, 可以很好地克服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保证社会公共利益。
2. 理论上的科学性。
标准生均成本实质上相当于社会平均成本, 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理论, 解决了实际成本 (个别成本) 决定产品价值 (价格) 的悖论。同时, 它又包含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高等学校办学投入的量化要求, 是高等学校可以而且应该达到的成本, 克服了高校自身效益低下等不合理因素对成本的影响, 更真实地反映应该发生的生均成本。
3. 成本对学费定价要求的满足性。
学费定价依据的成本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成本的真实、科学、合理, 反映教育的必要耗费, 如上分析, 标准生均成本基本可以满足这点要求;二是成本能够反映学费定价在地区、学校、专业之间的差异, 体现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地区物价水平等差异, 标准成本在模型设计上, 恰恰体现了这些差异。
根据标准生均成本模型设计与本文计算结果, 标准生均成本并不是全国或一个地区一个“标准”, 实际上考虑了很多差异因素, 如, 学校性质、专业学科结构、所在地区的物价水平、土地价格、房屋价格、办学质量、社会声誉等。
4. 成本———学费机制的科学性。
运用标准生均成本机制进行学费定价, 可以迫使高校降低实际培养成本, 提高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的学费标准和政府拨款以标准生均培养成本为标准来制定, 而非各高校自身的个别成本, 高校只有降低自身的办学成本, 才能获得较好的办学效益, 在市场中立足。此外, 运用标准生均成本机制, 便于评估教学质量和考核各高校的经费使用状况, 也有利于财政拨款和收费管理部门的决策。
(三) 标准生均成本在学费定价中的可靠性
对实际生均成本的批判, 意味着必须寻求其他的更为科学的成本形式。现在研究分析“标准成本”作为学费定价的可行性问题。
1. 成本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标准成本计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高校财务与统计报告;二是国家颁布的高校办学条件的基本标准。这些数据基本不受个别学校的财务信息的影响或影响不大, 解决了实际成本依赖于个别高校财务信息以及信息的可靠性问题。
2. 成本计量主体的可靠性。
标准生均成本由价格管理或专门机构测算, 不由学校自己核算, 成本的可靠性、真实性大大增强。
三、学费定价目的下的生均成本计量改革设想
标准生均成本代表了国家规定的大学办学的平均水平和地方的平均工资标准、物价水平, 是政府和受教育者可以接受和认可的成本水平, 应成为学费定价的数量基础。因此, 应尽快促进标准生均成本机制的建立, 并充分发挥标准生均成本机制在大学学费定价中的作用。
1.设计科学权威的标准生均成本计量模型。政府应尽快建立标准生均成本计量模型, 明确界定标准生均成本的计量内容、范围和计算方法。首先, 标准成本核算的内容要统一。学校的哪些开支能够纳入教育成本核算, 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其次, 要研究高校办学条件合格的基本数量指标, 如不同专业的生师比、教师年平均工资水平、生均房屋建筑面积、生均标准公用经费等, 应系统分析和研究, 形成一套涉及学生培养各个方面的数量指标体系, 作为标准生均成本测算的参数。严格地讲, 标准生均成本不应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而应是一个受多个参数影响的成本模型, 这些参数包括不同地区的工资标准、价格指数、学科专业类型、学校类型等。科学权威的生均成本模型是制定学费标准和政府对高校拨款的基本依据。
2.选择标准生均成本的计量基础:高等学校设置条件与教学评估指标体系。以高校设置条件与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标准生均成本计量基础的理论与政策依据是:首先, 它是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关于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标准。其次, 它反映了国家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的基本质量要求, 也是国家承认的高等学校培养一个标准合格本科生的最低要求, 所以, 我们在测算标准生均成本时应依据这一要求。第三, 教育部以此条件与指标为依据对高校的本科教育教学进行评估, 高校也以此要求为基础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进行基本设施建设, 故采用高校设置条件与本科教学评估标准作为标准生均成本测算的依据, 也便于各学校之间标准生均成本的对比。
3.社会中介机构测定和公布生均成本信息。生均标准成本是基于高校实际办学水平的平均成本, 包含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学校办学投入的量化要求, 具有内涵丰富、政策性强、技术要求高、涉及面广的特点, 因此, 高等学校生均标准教育成本核算制度的制定, 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尤其需要组织机构上的保证。为了使其计算公布的生均标准成本具有公信力, 增大教育成本管理的社会透明度, 标准生均成本应由相对稳定的、诚信度较高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搜集、分析各高校实际的生均教育成本, 研究教育部门对办学投入的量化要求, 运用科学的方法制定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科类的生均标准成本, 定期向社会公布。
4.改革刚性的成本学费定价机制, 设计多因素作用下的学费定价制度体系。用标准生均成本替代实际生均成本, 成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重要依据, 有利于体现高等教育讲究效率与公平的要求。但是, 由于学费定价问题的复杂性及学费定价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单纯以生均成本为基础, 难以担当此任。 (1) 标准生均成本计量仍存在不足。如, 由于教育的不确定性, 标准生均成本存在是否“标准”问题, 因为教育质量本身是没有量化标准的。再说, 标准成本也不一定是完全的“必要消耗”, 高校具有资源占用最大化需求, 有些与学生培养无关的成本或是无必要的开支也被计入其中, 高校行政管理的低效率也被忽视, 影响着生均成本的标准性。 (2) 标准生均成本不是学费定价的唯一依据。生均标准成本只是学费定价的数量基础, 是制定学费标准的参考。此外, 学费的形成还受到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的高低、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居民的承受能力、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学费政策、社会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学费定价制度设计不能单纯依靠成本法, 必须考虑其他非成本因素。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经营的若干思考[J].教育科学研究, 1999 (03) .
[2]王善迈.论高等教育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 (06) .
[3]闵维方.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决策依据[J].科学决策, 1997 (06) .
[4]伍海泉.市场扭曲与高等教育学费定价[J].教育与经济, 2007 (04) .
定价管理 篇4
根据成长周期，我们把产品分为新产品和成熟型产品。新产品和成熟型产品定价也是有区别的。
一个新产品要想成长起来，除了功能上有所创新，合理的价格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新产品的零售利润和批发利润比较高，这是为什么有些完全竞争成熟的市场，品牌商品和非品牌商品都在市面拥有立足之地。且在一些信息相对闭塞的区域，非品牌商品布满零售商店的货架，说明零售商、批发商对利润的追求。同样对新产品来说，利润才是诱使零售商愿意试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例如，根据经验，快速消费品行业新品的普遍毛率在20%以上。不管是总经销商、二批商、零售商都期望有一个好的利润率，而一个成熟型产品可能只有10%或者更低。
现在我侧重讨论一个成长期或者成熟期产品的定价问题。我们要对某一单品修正批发价，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考虑主要竞争对手类似型号、类似功效、类似规格产品价格如何?产品的最终诉求是消费者，所以消费者方面的因素是值得仔细考虑的，制定分销价格是在分销价格在经过分销商和终端的正常加价之后到消费者前，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价格是否能够承受，对于同类竞品来说 ，你的产品的价格 是否还具有竞争力。所以要一个全局地把握、动态地考察整个渠道中的利润分配，从而为制定分销价格提供参考。
内部环境：对于立白一个在大型日化厂商，我们的总经销如何制定适合本地的价格体系的，
在粉、精、皂、超威消杀等日常必需品上，倾向于成本定价法。而对于一些非必需品我们要基于一个消费需求来定价。
下面我着重讨论如何进行成本定价保证经销商的利润最大化，从而可以让我们的经销商有更大操作空间，更多的资源来投入市场来适应市场的变化。或者说保持渠道链条的各个环节合理的利润。
首先要对我们一年的开支，比如人员工资开支、仓库费用、车辆费用、其他管理费用有一个大体的估计，对我们一年预计的销售额进行一个估计，从而计算出我们一年的费用率。
剩下就是我们要对我们一年的市场操作方式进行一个规划。
我们的二批占据我们的多大的销售额、我们的零售终端占据我们多大的生意?二批的零售生意和批发生意比例为多少?这样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市场的基本格局。了解我们的零售终端的心态，对利润的最低需求率(即最低利润率为多少时，零售商可能会放弃该笔生意)?了解我们需要了解的二批商最低需要多少利润空间(即最低利润率为多少时，二批商可能会放弃该笔生意)?个别总经销一厢情愿地认为促销力度大，二批商肯定会囤货，这一定是被假象所蒙蔽。短期的拉大促销确实能提高个别单品的销量，但绝对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而个别总经销商过分迷信、依赖促销，导致自己毛率的下降不说，二批商、零售商也深受其害。总经销做促销其意图是提高二批商、零售商订货积极性、让渡利润给下游客户、降低物流、管理成本成本。而二批商、零售商本想通过囤货想获得额外的利润。
学前教育定价 篇5
关键词：学费定价,学费制度,制度变迁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是一项理论性、操作性、实务性很强的制度安排,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经验与方法, 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学费政策, 因此, 总结国内外学费定价经验与改革实践, 对探求学费定价规律, 特别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费定价理论、方法与机制, 大有裨益。
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与制度变迁
作为礼仪之邦的教育大国, 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作为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 其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命运一起几经沧桑, 与之相适应,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制度也不断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免费———收费———免费———收费的循环, 导致这种循环的出现, 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的推进: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不断深入的认识及剖析、经济短期的刺激和长期的增长促进、政治文化气候及公共选择。古代高等教育是免费的精英教育。其角色定位是政府的官僚选拔机构, 高等教育是附属于并服务于统治王朝的。因此高等教育有着很强的阶级性和公益性。教养合一, 学而优则仕, 所以说传统的免费官学教育是选士教育的副产品, 是绅衿阶层的特殊福利[1]。
清末, 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 促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向近代高等教育的飞跃。高等教育的属性、功能被人们重新审视, 即高等教育是为培育实用人才而服务的。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了经费、学费方面的章程。“现在官立高等学堂, 五年之内暂不征收束脩;以后征收, 每月每人不得过银钱二元”;“学生现定额五百名, 约以二百名为预备科学生之数, 以三百名为速成科学生之数, ……体操时所用之衣服冠靴, 分冬夏两季发公款制给。”[2]
民国时期, 学费观念的冲击、人才观的转变与新式高校的建立巩固了学费定价在高校建制中的基础。教育部1912颁布的《学校征收学费规程令》:“凡按月收费之学校, 学生欠费两月不缴, 及按学期收费之学校, 学生在入学后两个月若不缴学费, 均应由该校长令其退学。……高等专门学校征收学费, 每月银圆自二圆至二圆五角。大学征收学费每月银圆三园。[3]”
新中国成立后, 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宏观层面上走了一条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市场属性 (商品属性) 的政策选择, 而在微观层面, 即学费具体定价中, 从计划经济的免费大学跨越到市场转型时期学费的成本分担。个人成本分担比重有上升趋势, 学费占城镇家庭收入从2000年的20.4%上升到2004的21.2%, 同期学费占农村家庭收入从42.2%上升到51.1%[4]
二、当代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及类型
世界各个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政策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 学费定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过对国外高等教育经费筹集、学费定价制度的梳理, 对我国学费定价制度改革将不乏启示作用。
1. 美国:高学费高资助与差异化学费定价模式
(1) 较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学费
美国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大学集中在私立高校。相对公立高校, 私立高校收费昂贵, 一般每学年收费在3.7~4.2万美元之间。这样昂贵的大学教育成本, 对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严重负担。耶鲁大学2002~2005三年间, 学费增长了20%, 在这三年里美国GDP增长幅度平均每年为2.9%, 而同期耶鲁大学的收费每年增幅为6.3%。耶鲁大学的收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 差异定价的公立大学
美国大学的学费差异定价是根据学生不同居住地定价和根据居民不同收入水平定价。
州立大学是由美国各个州政府出资兴办的大学, 主要为本州居民及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 就学费一项, 本州居民可以享受巨额的优惠待遇。州立大学伯克利大学对州内、州外学生收取学费分别为5, 858美元、20, 068美元。同期耶鲁大学对州内、州外学生收取学费分别为31, 460美元、31, 460美元。[5]
美国的学费差异定价不仅体现对州内州外学生收费的差异, 并根据居民收入状况实行差异收费, 学费和家庭收入挂钩。对高收入家庭收费比对低收入家庭收费高出3, 000-8, 000美元不等。[6]
2. 德国:低学费高资助与灵活多样的学费定价
德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免费的精英教育。近年因政府经济拮据难以维持庞大的教育开支和国际上成本分担理论的影响, 德国高校遂进行渐进式收费改革。2005年规定:禁收学费是违背宪法的。由于学费收取权利归属各州, 各州学费定价模式及收费方法不尽相同。
(1) 学费居住地法:2005年收费的法令并没有让德国各州行动一致, 对学费收取的认识不一, 致使各州的学费征收与否、征收对象、征收额度、具体费用项目各有不同。其学费收取的对象分别为第一学位、第二学位、超时学费、非本地居住费等。收费标准在500生/学期/欧元左右。[7]
(2) 成绩差别定价法:开罗德国大学实施了一种较为积极地弹性收费模式, 即新生入学成绩位列前25%者学费削减42.5%;入学成绩位列次50%者学费削减27.5%。针对往届学生, 一门课程列前2名则免除整个下一学期学费;第3和第4名下学期学费减50%;第5~10名减42.5%。这种收费方式不仅可与国外的奖学金制度相媲美, 而且能够提高高校质量。
3. 印度:低收费的高等教育
印度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口大国, 但是它倾注国力进行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印度所有公立高校基本上靠政府投资, 其依赖程序占院校所需经费比例从78%~92%不等。
(1) 收费种类繁杂, 学费水平较低
印度高校实际要缴纳的学费对于民众来说微不足道。不仅因为独立时期制定的学费标准至今未作多少变动, 还有公立大学收费低廉, 即使是收费较高的学院, 学院也会为学生给与一定补助。印度德里大学的各类学生都须缴纳学费和其他费用。各学院收费项目达25项左右, 收费项目的繁多与收费额度偏低。
(2) 私立学校之间学费定价差异较大
印度的私立高校一般由邦政府管理, 各个邦的管理制度并不一致, 学费标准不—。根据私立程度的不同, 学费收取也有所差异:公助私立学院的收费标准等同于公立学院, 每人每年15, 000卢比;纯私立学院的收费远远高于公立学院, 每人每年至少为50, 000卢比。[8]
综上所述, 印度高等教育几乎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伴随经济体制的转变、教育成本的增加, 成本与学费之间的差距扩大, 提高收费标准以增加成本回收的建议不时为人们所提出。然而基于现实的考虑, 即一半印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提高学费只是纸上谈兵。[9]
当今各国,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差异, 各国市场的基础调配与政府的宏观政策两种力量的张弛不一, 因此各国的学费各具特色, 但总体上讲, 处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中, 成本分担理论的盛行, 各国的差异性在此取得了同一性。最基本的一致是学费的普及与方法的多样。
三、中外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经验考察的结论
1. 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学费定价的制约与联动
学费现象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 是一定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水平下的公共经济行为。学费的收与免, 定价标准的高与低, 总是在一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公共选择。通过对国际高校学费制度的分析与比较, 可知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与该国的经济制度、经济发达的程度具有相关性, 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10]
经济的发达能促动教育收费制度的规范化, 法制化和日益靠近市场化, 其学费价格相对应的更能体现高校的质量, 某专业的日后收益率, 然而学费的总体高低却不能反应国家经济的强弱, 同属经济发达的国家, 美国、德国的学费差距颇大, 这就跟两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属性的商业性和文化性的取舍上。
短期的经济局势却可以制约或牵动学费定价。例如我国晚清, 已经实施新政, 并确立学费制度, 其重要原因就是, 因为战争使得国库无法全力支付所有学子的费用, 因此实施收学费, 不能说经济是绝对的因素, 但是经济上的短缺而导致学费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在国际也屡见不鲜。英国、德国、北欧是福利高的国家, 一直采取免费上学, 然而, 最近政府财力的不济才会将眼光放在成本分担这一理论上, 并作出相应的学费改革。
2. 各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变迁与定价标准的变动
学费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 各国总是在不断变化、改革与调整之中。我国的学费制度与学费定价标准几经变迁;美国学费制度没有大的变化, 但学费定价方法、学费定价水平也是不断变化;德国经历了由免费向收费的改革, 大学收费制度不断法制化;可见, 学费制度和政府其他公共政策一样, 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学费从免费到收费的过程。
从学费水平变化来看, 一国学费水平在物价因素、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改革、高等教育成本增长等因素的推动下, 总是呈现增长之势。高校学学费增长也是世界性的趋势, 其典型代表是美国。自80年代初期, 学费增长的速度就远远超过了消费价格水平。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90年代。截至2004年的22年里, 四年制公立大学的收费增长了202%, 而消费价格指数仅仅增长了80%。[11]
3. 学费定价与文化传统的互动
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 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和人的一切活动领域之中的一种精神存在, 主要表现方式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12]表现方式的转变, 能深层次地制约、促进高等教育的变化。因此说处于变动中的学费制度, 源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支撑。[13]
古代中国是一个强调中央集权、政治气息浓厚的国家, 其高等教育亦被政治化。教育是为王朝培育官员的基地, 教养合一, 学生具有“准官员”的身份和地位, 同时尊师重教的风气促使学生向教师缴纳束脩, 并以制度形式流传下来。免费的官府教育与民间尊师重教的传统特点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的政治性密切相关。[14]
学前教育定价 篇6
一、美国APA转让定价方法的应用
(一) APA转让定价方法的分类
美国自1991年实施APA以来, 按正常交易原则对关联企业交易进行调整的方法较多, 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方法:一类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方法——比较价格法, 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价法等;另一类是以利润为基础的方法——比较利润法, 包括可比利润法、利润分成法等。对其转让定价方法的实践情况进行汇总, 如表1所示。
(二) APA转让定价方法的特点
根据表1, 可以发现APA转让定价方法的特点包括:一是比较利润法的使用数量超过比较价格法。从1991年以来, 比较利润法使用数量是比较价格法的1.95倍, 自2000年以来, 除2002年外, 各年比较利润法使用数量都超过了比较价格法。二是在比较价格法中, 成本加价法采用数量最多, 居二、三位的分别是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和再销售价格法。自1991年来, 成本加价法的总数 (244) 远超过了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和再销售法的总数 (163) , 证明该方法比后两种方法应用的更加广泛。三是在比较利润法中, 可比利润法采用数量最多, 它是美国1994年修改转让定价规章时新加入的方法, 利润分成法次之。
二、转让定价方法应用情况的原因分析
(一) 应用比较利润法超过比较价格法的原因
一是比较价格法在现实采用过程中存在困难。从APA理论和原则两方面看, 比较价格法是最合理、最简便的方法, 但以非关联企业之间交易数据为基础的比较价格法, 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适用的可比价格, 其可靠性程度取决于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之间的可比程度, 可比性越高可靠性越强。但由于一些原因, 导致这种可比程度较低, 从而限制了该方法的使用。主要有: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同于完全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 作为参照的非受控交易与作为调整对象的受控交易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存在一些只在关联企业内部进行而独立企业之间不会进行的交易, 很难找到适用的可比价格;美国APA中关联方间关系的性质适于应用比较利润法, 关联企业间的交易经常具有独特性, 关联企业间经常共同开发无形资产, 开发的成本需要在各企业间进行适当分配;纳税人负有拟采用转让定价方法的举证责任, APA需要付出成本和时间, 纳税人的关联交易一般都是非常规方法所能解决的, 而比较利润法的较多应用, 也正是这种非常规性的一种反映。二是1994年美国新的转让定价税制规定了最优法原则。此前规则中对调整转让定价的具体方法, 规定了优先顺序, 其中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为第一选择, 其次为再销售价格法或成本加价法, 而这些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则被排在第三顺序。1994年新规则改变了这一规定, 认为某些类型的交易并不和特定的方法相对应, 对于具体的情况, 需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这使得转让定价方法的确定有了很大的灵活性。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双方都同意灵活的方法安排, 这也是预约定价协议实行的初衷, 避免了事后调整所带来的争议。三是比较利润法适应了美国转让定价税制的需要。该法的大量适用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二十世纪90年代后, 跨国公司的结构与内部交易活动日趋复杂, 内部交易所占整个公司交易的比例越来越高, 且难以在外部市场上找到可比交易, 比较价格法的适用越来越困难;外国企业在美国境内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 若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转到国外, 美国的税基将受到严重侵蚀, 比较利润法是提高美国跨国公司所得税的一个有效办法;比较利润法从比较具体交易项目的利润入手, 反证交易定价的不合理, 并将不正常的应税所得调整为正常的应税所得, 能排除功能等差异对可比性的影响, 因而容易被使用者接受。
(二) 比较价格法中各方法结构的原因
一是关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应用情况的原因。该法依赖于产品的可比性和可靠性分析。在签订APA时,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需要紧密合作, 以便找到最适合的参照物。根据APA实践,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大部分都是内部交易的可比性, 由于很难找到与受控交易非常类似而不对价格产生影响的产品, 再加上非受控交易的资料获得往往涉及到商业秘密, 因此在实践中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所适用比例不高。二是成本加价法与再销售价格法应用情况的原因。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相比, 这两种方法对产品的可比性要求较低, 更依赖于功能分析和会计方法方面的相同或相似程度。在APA中, 成本加价法采用数量相对较多,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关联买方与关联卖方之间的交易并没有可比非受控交易, 且关联买方在购进产品后作进一步加工然后出售的情况下, 采用该法比较适当。因为在适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时, 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在关联企业之外存在可比非受控交易;在使用再销售价格法时, 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关联买方在出售其从关联卖方购进的产品时未对该产品增加重大价值。当这些条件都不存在时, 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适用, 而实际的关联交易中较难找到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中所需的非受控交易价格, 以及再销售价格法中买方再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另一方面是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款项不是单笔结算, 而是按一定的安排进行交易和结算, 如关联企业之间签订有联合使用设施协议或长期购买与供应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应用成本加价法最为适合。
(三) 比较利润法中各方法结构的原因
一是可比利润法。可比利润法是利用可比非受控纳税人的利润水平指标, 对受控交易的价格进行调整的方法。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相比, 可比利润法对“可比性”的要求更具弹性, 可比利润法要求的关联企业与独立企业之间的可比性将大大低于其他方法, 其适用范围更加灵活, 而独立企业的行业分类、业务描述和营业利润比率可以相对容易获得。二是利润分成法。在可比利润分成法下, 首先要进行可比性分析来判定非受控纳税人和受控纳税人之间的可比性程度。由于此法基于受控与非受控纳税人的营业利润的比较, 特别依赖于所用的资源和承担的风险因素, 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非受控可比方的合并营业利润数据, 就不能应用, 因此在APA中较少使用。在APA中剩余利润分成法的应用较多, 它可以避免逐笔审核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定价、逐笔分配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复杂且繁重的工作, 从而简化税务管理。同时关联方关系中大量的母子公司关系, 使得关联企业在营业活动类型上经常很类似, 加上该类关联公司存在较多的无形资产转移、管理费往来、成本分担等情形, 使其具有适用利润分成的基础。
三、美国预约定价中转让定价方法应用的借鉴意义
美国实施预约定价已有十几年的时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所采用的转让定价方法呈现的特点对我国APA中转让定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关注转让定价调整与预约定价协议中转让定价方法的区别
一是适用目的不同。对于转让定价税制, 其转让定价方法是一种事后调整, 而预约定价协议中的定价方法则是事前调整, 适用目的不同将使得在调整中纳税人与税务当局各自的角色有所不同预约定价安排实施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一般纳税调整, APA申请人往往是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二是预约定价协议中转让定价方法适用往往需要国际合作, 双边及多边的预约定价协议需要涉及双方或多方之间签订有相关协议。三是预约定价中转让定价方法确定的难度更大。预约定价协议的签订需要纳税人付出相当成本纳税人会对是否签订预约定价协议进行权衡, 因此决定签订预约定价协议的关联交易比一般交易复杂。
(二) 完善我国预约定价制度中关于转让定价方法的规定
目前, 涉及到预约定价制度中关于转让定价方法的法规有: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 2008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目前的法规中, 一方面没有规定APA中转让定价方法优先顺序, 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另一方面没有对APA转让定价方法与特别纳税调整中转让定价方法进行区分。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APA中转让定价方法运用的具体指导性文件, 以保障预约定价安排的顺利实施, 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三) 加强比较利润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研究与运用
我国转让定价税制中, 主要采用的是比较价格法, 而较少利用比较利润法。由于采用比较价格法操作的难度加大, 存在的争议也很多, 需要加强对比较利润法等其他方法的研究。随着我国的经济逐步融入全球市场, 将吸引更多的国外企业投资, 同时我国企业也将走出国门向外投资。涉及双边甚至多边的关联交易调整及预约定价协议的采用, 亟待建立完整极、灵活的转让定价方法运用体系。
参考文献
[1]刘永伟:《我国与西方国家关联企业间有形财产购销业务转让定价方法的比较探讨》, 《涉外税务》2002年第12期。[1]刘永伟:《我国与西方国家关联企业间有形财产购销业务转让定价方法的比较探讨》, 《涉外税务》2002年第12期。
学前教育定价 篇7
一、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
目前, 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产品进行过定价方法、策略、模型等方面的研究, 大体来看可从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及营销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概述。比如, 刘波运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 (Pigou) 的传统经济中的价格歧视理论, 对信息产品进行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定价;干春晖和钮继新以网络经济新特性 (规模经济、共用品特性) 和信息产品特性 (成本结构和市场结构) 为依据, 提出信息产品基于功能、性能、时间的版本划分定价和包含信息捆绑、定制捆绑的捆绑定价, 以及徐晔运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注意力经济、顾客锁定等原理, 提出阶段性定价和版本划分定价;张宇和张小我着重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法在信息产品定价中的应用, 以及司辉和许炜运用营销管理学中一般商品的静态和动态定价方法, 分析并制定了信息产品的定价策略。还有许多学者综合运用经济学价格形成原理、网络经济学特性、营销学定价方法对产品信息定价进行了大量具有应用意义的研究。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来看, 某些学者最初于2000年对信息产品定价进行理论研究, 目前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 (有关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如表1) 。
二、影响信息产品定价的五大方面
由表1可以看出, 无论是歧视定价、版本定价还是产品生命周期定价, 其定价的影响因素都是错综复杂的, 但根据信息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 大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信息产品定价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和原理阐述 (如表2) :
由表2可知:定价策略都与以上因素影响有关;影响信息产品定价因素是比较多的, 并且相互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 即很多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密切, 比较难以把握其间的因果关系;每个因素的影响系数或权重大都是定性的, 是难以定量的。
三、基于关键定价因素的定价模型设想
为了进行模型构造和定量化研究, 我们从上述五个方面中选取五个关键影响定价因素。选择的原则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 将定价模型公式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由生产方定价公式构成, 另一部分由需求方定价影响因子构成, 两者共同合成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公式。具体步骤如下:
(一) 基于生产方的定价公式
根据经典的微观经济学M C=M R原则, 可以得到关于一个普通商品的定价公式:
由L=T R-T C-R=PQ-FC-V Q-R可推出P= (L+FC+V Q+R) /Q
其中:L———利润;T R———产品总收入;T C———产品总支出;R———风险收益;P———单位产品价格;FC———固定成本;V———单位产品可变成本;Q———产品产量。
由公式可知, 生产商的单位产品的定价为利润、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风险收益之和, 并且此时的价格也应是信息产品定价的下限。在这个公式中, 根据生产方的信息产品成本结构和开发的风险性和困难性特点, 既考虑了信息产品的较大的沉没成本 (即固定成本) , 也考虑了其预期风险收益, 以减少研发风险。
由于数字化信息产品拥有独特的自身特性和外部性特点, 决定了一般普通商品的定价公式不太适合数字化信息产品。所以, 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 根据数字化信息产品的特质, 加上一个系数K, 称为信息产品特征系数, K值主要由需求方中的定价影响因素来确定。
这样, 信息产品定价模型数学公式为:
P=K* (L+FC+V Q+R) /Q
(二) 基于需求方定价影响因子K值确定
从营销管理中消费者行为角度考虑, 从五大定价影响方面选取M、L、U、C、P’五大关键影响定价因素, 并将K构造成为关于五大关键影响定价因素的复合函数, 即:
K=f (M, U, L, C, P’)
其中:
M:梅尔卡夫原则系数, 回答网络中有多少潜在用户的问题。梅尔卡夫原则是培养顾客基础的基础, 只有参与网络上人数越多, 网络价值也会越大, 成为信息产品消费的潜在性也就越大;
U:顾客体验效用系数, 回答潜在用户转为实际用户的关键过程问题, 即只有当潜在用户变为实际用户后, 并切实体验到信息产品的效用时, 才会继续使用该信息, 并且顾客的认识价值也是信息产品定价的上限;
L:顾客锁定系数, 回答培养顾客忠诚度和创造顾客增加值 (V alue-added) 的问题, 即对于使用信息产品后并感到满意的顾客, 生产者应去培养其顾客忠诚, 加以“锁定 (Lock) ”, 并提高其转移成本;
C:信息产品版本划分系数, 回答根据顾客价值分析 (C V A) , 针对不同顾客消费特征采用差别定价的问题;
P’:竞争对手定价系数, 回答生产者时刻关注竞争者, 以突出自己竞争策略和优势的问题。
由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公式可知, 公式中既包含了生产方的定价因素影响, 也包含了需求方的定价因素影响, 即考虑了网络经济特性对定价的影响, 也考虑了信息产品自身特性对定价的影响, 也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信息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价值增值的过程, 也体现了信息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定价策略的选择。
四、结束语
本文从现有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 着重分析了影响定价策略的五大方面, 并从中选取五个关键因素构建了信息产品定价模型, 这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但还存在着对此模型中各因子进行量化并构造函数关系的困难, 作者将会进一步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波.信息产品的定价策略[J].情报杂志, 2005 (1) .
[2]、干春晖, 钮继新.网络信息产品市场的定价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 2003 (5) .
[3]、徐晔.信息产品的定价研究[J].中国物价, 2004 (9) .
[4]、张宇, 唐小我.在线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J].管理学报, 2006 (2) .
学前教育定价 篇8
关键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因素模型
一、前提假设的比较与分析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是由夏普(Sharpe,1964)、林特勒(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6)等人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
其前提假设主要包括:(1)完美市场假设;(2)投资者均理性;(3)对各证券的收益和风险具有一致性预期;(4)各种证券的投资期限相同,并且仅考虑单一投资期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5)投资者可以按照相同的无风险利率进行无限制的借贷。
套利定价模型(arbitrage pricing model,APM)是由罗斯(Ross,1976)在套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前提假设主要包括:(1)完美市场假设;(2)投资者对各证券的收益和风险具有一致性预期;(3)在风险既定情况下追求尽量多的财富(但没有对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做出明确规定);(4)投资者相信各种证券的收益率均受到k个共同因素影响,但并不在意总共有多少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什么。
通过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前提假设较多而且比较苛刻,很难符合投资的实际情况。相比之下,套利定价理论的假设条件较少而且更为宽松:它不要求将投资分析限定在“单一投资期”;也不需要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无限制借贷”;同时对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允许投资者持不同风险态度;而且也不需要投资者按照风险-收益的权衡构建最优投资组合,因此,模型的成立并不依赖最优投资组合—市场组合的存在。这些假设条件的放松大大的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二、模型推导过程的比较与分析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要求的市场均衡表现为一种静态的效率均衡。其均衡是市场上的所有投资者都持有效用最大化投资组合的状态。各个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投资组合的构建都以马科维茨(Markowitz)的分散投资与效率组合投资理论为基础。当市场上所有投资者都持有了最优投资组合时,市场达到均衡。通过对均衡状态的分析,逐一推导得到以下结论:(1)所有投资者持有的效用最大化投资组合(即:有效组合)都是由无风险资产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构成;(2)每个投资者持有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都相同,都等于市场组合;(3)市场组合是充分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仅包含系统性风险,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仅被系统性风险解释,而市场组合中的每个证券的预期收益率也仅被对市场组合的风险有贡献的风险部分(即单个证券的系统性风险)解释;(4)在上述3点的基础上,最后推导出:各种风险证券的预期收益率与代表该证券系统性风险大小的系数的线性关系式,即CAPM模型。
套利定价模型所要求的市场均衡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套利均衡,理性投资者总是试图通过套利活动获得无风险的超额利润,而随着套利者构建套利组合时对证券的买进与卖出,有价证券的供求状况将随之改变,套利空间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有价证券的均衡价格得以实现。因此,这种推论实际上隐含了对一价定律的认同。套利行为有多种形式,这里的套利基于因素模型的假设。因素模型是指各种证券都随意受到k个共同因素的影响,各种证券的收益率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会对这些共同因素起反应。因素模型的基本形式为:。其中,rit表示证券i在t时期的收益率;Fkt表示第k种因素(称为系统因素或宏观因素)在t时期的值;bik表示证券i对第k个因素的敏感度;为证券i在t时期的随机扰动项(由随机误差和非系统性风险构成),其均值为零,标准差为;ai为常数,表示要素值为0时证券i的预期收益率。因素模型认为,随机扰动项与因素F是不相关的,且两种证券的随机扰动项之间也是不相关的。这样投资组合的方差可表示为:;其中,表示投资组合对第k种因素的敏感度,它等于组合中每个证券对第k种因素敏感度的加权平均值;表示组合的随机扰动项的方差,若投资组合中证券的数额为N,并且每个证券的投资比例相同,都为,那么,当N→8时,将趋于零。也就是说,当投资种类非常多的时候,资产组合的风险将主要来自因素风险,非系统风险将会非常低。换句话说,多元化可以有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使投资组合仅剩下系统因素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这一结论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结论一样。每个投资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持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多元化组合,这些多元化组合的预期收益率都仅包含因素风险补偿,而不包括非系统性风险补偿。每个投资者都想使用套利组合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增加现有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由于投资者总是愿意尽可能大的拥有套利头寸,以获得最大的套利收益,并最终使市场达到无套利的均衡状态。通过分析最大化套利收益的实现条件,就可以推导出套利定价模型:证券预期收益率与k个因素敏感度之间的一元线性关系,即APM模型。
两个模型建立过程中的相同点在于:模型的建立均依托于均衡市场环境。这里的均衡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和信息有效的市场,所形成的价格都是使得市场出清的供求均衡价格,该价格也是全面反映各种可得信息的价格。
二者的区别则体现在:均衡建立的方式不同。CAPM的均衡是一种绝对的静态的均衡,它将均衡市场看成是一个静态市场,它的实现要求每个投资者都按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持有最优投资组合,这个最优投资组合都必须由无风险资产和市场组合构成。APM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它将均衡市场看成是一种“失衡-均衡”不断转化的动态市场,它是借助于套利行为实现的,表现为一种无套利的暂时稳定状态,这一均衡状态并不要求每个投资者都持有最优投资组合,投资者可以根据各自的投资偏好分别持有不同的多元化投资组合,并通过套利行为使得所持有的组合的效用最大化。
三、模型形式及内涵的比较与分析
传统的CAPM模型的表达式为:其中,为证券i的预期收益率;Rf为无风险利率;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证券i的系统风险系数(或证券i与市场组合的协方差系数)。传统的CAPM模型揭示了均衡状态下,证券的预期收益率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Rf,或者说时间补偿;二是风险溢价其中,风险溢价仅补偿证券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并与代表系统性风险大小的系数成正比关系。CAPM模型还有许多拓展形式:如行为CAPM,零贝塔CAPM和多要素CAPM等。
APM模型的表达式为:其中为证券i的预期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表示对第j种因素的敏感度为1,对其他因素的敏感度为0的纯因素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对第j种因素的单位风险溢价;为证券i对第j种因素的敏感度。该式说明,一种证券的预期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k个因素的风险报酬。当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只有一个时,就可以得到APM的单因素模型:。此外,APM还有两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
两个模型相同之处以及联系表现为:证券i的预期收益率都由时间报酬(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报酬两部分构成;都将风险区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风险报酬都仅体现对系统性风险的补偿;都体现了预期收益率和系统性风险系数的线性均衡关系;传统CAPM是APM在更严格假设条件下(只存在一个风险因子条件)的特例。
二者的区别在于:系统性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包含的范围不同。CAPM模型所指的系统性风险综合地体现为市场风险,即市场总体收益率水平变动对证券收益率产生的影响,用某证券收益率变动相对于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的敏感度—系数衡量。也就是说,CAPM模型仅用市场风险代表系统性风险,来分析系统性风险与证券预期收益率的对应关系,而对系统性风险的具体引发因素并没有做进一步阐述。作为CAPM的一种延伸,APM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缺口—它将系统性风险,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细分成k个系统性因素,而且并没对因素的类型做出限制,从而扩大了因素考虑的范围。这些系统性因素不仅可以包括市场性风险的引发因素(也就是各类宏观经济因素,如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以及利率水平的变动等),还可以包括人们普遍关心的市场外的风险因素(例如:与未来的收入变化、未来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化以及未来投资机会变化等相关的风险因素),还可以包括某些具有市场普遍性的“市场异象”的引发因素(如:公司规模、股票帐面价值和市值之比B/E等)。虽然多因素CAPM也在传统的CAPM模型基础上扩展了风险的考量范围,使得其形式与多因素APM非常接近,但多因素CAPM与多因素APM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多因素CAPM中指明系统风险之一是市场风险,而多因素APM并没指明系统风险是什么。
四、模型应用的比较与分析
CAPM模型在实际应用时最重要的环节是值的估计。由于值是预期值,人们无法得到投资者的预测值是多少,只能更具历史数据估计过去一段样本期内的值,并把它当作预测值使用。具体的方法是:以市场单因素模型为基础,收集证券i和某一市场指数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历史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估计出市场单因素模型的参数,从而得到值。
APM模型在实际运用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模型的影响因素。在实际运用中,一般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某个具体投资组合的影响因素,进而确定套利定价模型的具体形式。然后,再采用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法确定各个影响因素的敏感度。
通过比较CAPM与APM的具体应用方式,可以看出,这两个模型都具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用历史值代替预测值。其中的偏差显而易见,严重的影响了模型预测功能的发挥。
从模型适用的领域来看,CAPM可适用于各种企业,特别适用于对资本成本数额的精确度要求较低,管理者自主测算风险值能力较弱的企业;而APM适用于对资本成本数额的精确度要求较高的企业,其理论自身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其仅适用于有能力对各自风险因素、风险值进行测量的较大型企业。
五、结论
通过上诉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尽管CAPM模型和APM模型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以及解释能力有限的缺点,但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运用中的地位还是不可替代的。CAPM因为其标准化,简单化的特点而取胜。而且CAPM不单适用于证券市场,对评估不动产等同样适用,其公式的深层含义就是投资者要为所承担的系统风险而得到相应的补偿。而APM从另一个角度导出了CAPM,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它适用于任何资产组合的集合,因此在检验该理论时不必去衡量全部资产的集合。而且APT更容易扩展到多时期收益的情况。因此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APM既是以地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参考文献
[1]Sharpe,W.Capti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Journal of Finance,1964,19:425-442
学前教育定价 篇9
在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理论延伸出了依据商品弹性定价的相关理论。需求价格弹性是指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是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通过将需求价格弹性值与1作比较,可以将产品分为富有弹性、单一弹性、缺乏弹性三种;且认为对于富有弹性的产品,降价可以增加商家的收入;而对于缺乏弹性的产品,提高价格可以增加商家收入;对于单一弹性的产品,保持原价是最好选择。
经典的弹性理论中,认为在点涨价和降价的弹性是相等的,即上涨或者下降1%,相应的使得下降或者上涨的百分比是相同的。根据弹性公式可知,和均是在和的基础上变动的,所以此处的相对量(百分比)的变动可以转化为绝对量的变动。也就是上涨或者下降1个单位,引起下降或者上涨的绝对量是一样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针对某产品、在同一个时点,涨价1个单位引起的销量的下降的数量与降价1个单位引起的销量上升的数量通常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对涨价的弹性与降价的弹性进行细分。
通过比较、和1的关系,我们可以将产品分类为以下6种情况:
(1)即涨价和降价都将引起销量的比较大的变动,但是涨价引起的销量下降的量比降价引起的销量上涨的量小。
(2)即涨价和降价都将引起销量的比较大的变动,但是涨价引起的销量下降的量比降价引起的销量上升的量大。
(3)即涨价和降价都只引起销量的很小的变动,但是涨价引起的销量下降的量比降价引起的销量上涨的量小。
(4)即涨价和降价都只引起销量的很小的变动,但是涨价引起的销量下降的量比降价引起的销量上升的量大。
(5)即涨价引起的销量下降的量比较大,而降价引起的销量上升的量很小。
(6)即涨价引起的销量下降的量很小,但降价引起的销量上升的量比较大。
我们假定:
涨价时的销售收入为A,降价时的销售收入为B
通过比较A、B与的大小,可以得知在不同情况下,应该采取涨价或是降价策略。比较结果如下:
(1)(1)(2)均为,此时选择降价策略。
(2)(3)(4)均为,此时选择涨价策略。
(3)(5)为,此时选择保持现价策略。
(4)⑥为此时肯定要采取价格变动策略,具体由于的正负与x和y的取值相关,所以要视情况而定。
以往的经典理论,只针对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进行分类,将产品分类为正常品(又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和劣等品;而对于产品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并未进行分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依据产品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对产品进行分类,以制定不同的定价策略。
由此,我们可知,由于某产品在同一时点对于涨价和降价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商家应该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以使得自己此时的收入最大化。
二、成本定价
在比较个别成本和社会平均成本在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时,主流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平均成本定价是价值规律的要求;作为产品价格制定的依据,一般只能是社会平均成本,而不可能是个别企业的产品成本。
社会平均成本是指部门内不同企业生产同种商品或提供同种服务的平均成本,是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成本。但是,目前的文献中很少提及社会平均成本的产生条件,本文通过引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重新分析该定价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从进入市场开始,直到最终退出市场为止所经历的市场生命循环过程,一般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1. 引入期的特点:
新产品刚刚投入市场,顾客对产品还不了解,只有少数追求新奇的顾客可能购买,销售量很低。为了扩展销路,需要大量的促销费用,对产品进行宣传。在这一阶段,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产品不能大批量生产,因而成本高,销售额增长缓慢,企业不但得不到利润,反而可能亏损。产品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2. 成长期的特点:
顾客对产品已经熟悉,大量的新顾客开始购买,市场逐步扩大。产品大批量生产,生产成本相对降低,企业的销售额迅速上升,利润也迅速增长。竞争者看到有利可图,将纷纷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使同类产品供给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企业利润增长速度逐步减慢。
3. 成熟期的特点:
市场需求趋向饱和,潜在的顾客已经很少,销售额增长缓慢直至转而下降。在这一阶段,竞争逐渐加剧,产品售价降低,促销费用增加,企业利润下降。
4. 衰退期的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产品或新的代用品出现,将使顾客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转向其他产品,从而使原来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额迅速下降。
根据上述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我们可知:在产品的引入期和成长期,企业面对前期高昂的研发费用、相对狭窄的市场容量和不怎么激烈的竞争,首要的任务还是弥补前期的投入成本而非盈利,此时由于市场并不成熟,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均成本并未形成,定价的依据主要是个别企业成本;而在产品的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社会平均成本逐渐形成,并据此淘汰了那些低效的企业,此时的定价依据才真正是社会平均成本。
通过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个别成本、社会成本定价理论的结合,本文得出了在产品引入期和成长期依据企业个别成本定价、在产品成熟期和衰退期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定价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春红,于云霞.需求价格弹性分析及应用[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3]科特勒.《营销管理(第1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