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传统农区（共5篇）
西部传统农区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地广人稀, 农业自然资源丰富, 农业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的潜力巨大。自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传统农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 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新方向。但也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农业制度建设明显滞后的问题。在西部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制定适宜的制度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 对农业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对确保西部农业现代化健康稳定地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制度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凯恩斯创立的经济学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很难做出解释, 而以罗纳德·哈里·科斯 (Ronald H.Coase) 、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 C.North) 、奥利弗·威廉姆森等学者为代表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崭露头角, 并引发了一场经济学理论变革。在此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将土地、劳动和资本定义为生产的三大要素, 新制度主义学派则认为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 有了制度才能发挥功能。新制度经济学派更注重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经济现象解释能力显著增强。舒尔茨认为制度是指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人类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North (1990) 将制度比作社会中游戏的规则, 更为正式地说是人为设计的形成人类相互作用的约束。
(二) 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
Lance和North (1971) 将制度分为两种制度: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指用于特定交易制定的合同或者各种安排。在西部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制度安排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如果缺少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那么西部农业现代化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外界环境的变化可能引起一些原本高效的制度安排效率降低, 这时就需要进行制度变迁或创新。North将制度变迁定义为“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可以看出, 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对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 制度创新和制度改进都属制度变迁的范畴。目前我国西部农业制度安排的作用已经充分释放, 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就应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和创新。而西部农业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关键所在, 适宜制度安排有利于完成对传统农业改造。因此, 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制定合理的制度来协调各业、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才能使农业现代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制度变迁需求因素分析
(一) 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现有制度需求分析
根据课题组对贵州十三个县及地区的农业专业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进行调研所得的调研数据分析报告, 可以发现现有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 这些问题和缺陷不仅制约了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发展进程, 更重要的是也严重制约了西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提高。不适宜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发展的制度安排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农业土地制度不能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需求
据调查显示, 目前西部传统农区绝大部分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一的产权结构, 但它仍是以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基础, 并没有触及农村产权的核心——土地制度。因此, 无法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对产权制度所提出的要求。
2、现行农业经营制度不能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需求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设计的, 尽其最大的潜能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目前西部农村很多地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西部农业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的提高已经产生不利影响, 应及时调整农业经营制度, 推动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3、现行银行农村信用贷款制度不能满足农业经营组织发展融资需求
根据我们的调查, 农业生产大户的生产资金来源中, 37%来自于个人 (合作社或公司自有资金) , 32%来自银行或信用社贷款, 这两者占据主导地位, 累计比例达到69%;农业大户希望获得政策支持方面, 金融信贷扶持排第二位。由此可见, 农民贷款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民的投资规模一直难以上升, 造成了很多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发展和经营模式扩产融资困难。这一方面因为农业生产的经营风险较大, 回报率又比较低, 另一方面是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农业专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 致使农民因没有法律依据而不能向银行借贷来扩大生产规模。
4、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解决农民参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后顾之忧
农村医疗保险在西部普及较为缓慢, 农民生病看病的费用是一个很大负担。土地就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 但仅仅土地保障是不够的, 农民的就业渠道和空间有限, 很难放弃自己的土地, 这致使农民倾向于小农经营模式。
5、现行户籍制度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
目前全国都在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农民即使在城里有比较稳定的职业和住所, 也不愿放弃农村的土地和地籍, 现行户籍制度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 不利于农业经营组织和经营模式的创新。
(二) 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制度变迁的外部需求因素分析
1、农业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西部传统农区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 一方面农村市场的规模得到不断扩大, 农户资源配置的自由度不断提高, 这使得农民看到进行规模生产的现实意义。同时, 农业技术的进步、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等使西部农民看到了进行更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可能性, 从而衍生出对相关农业制度的需求, 还有对更大规模的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减少务农收入与非农收入之间的差距, 而对农业基础设施、科研进行投资, 制定农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务农风险, 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2、农户对收入心理预期的提高
在改革以前, 我国西部农户改善生活状态的愿望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形成重大冲突, 由此形成农户极低的收入预期。改革开放以后, 西部农业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期, 农民的收入心理预期不断提高, 而农民的收入并没有按农民预期那样快速增长, 政府希望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就对变革现有的农业制度产生了一定的需求。
3、农业政策和其他制度安排的变化。
前两个因素归根结底上是因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起的需求变化。农业属于弱势产业, 对自然环境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的依赖性都比较大。因此宏微观层面上的农业政策调整对农业制度变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 一个农业制度的变迁会常常会引发另一个农业制度的失衡, 从来产生农业制度改革的需求。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户籍制度的放开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使得之前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显出极度不适应, 从而诱发对农业制度变革的需求。
三、建立和完善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保障制度的建议
从以上我们对现有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和外部需求因素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仅仅几项制度变革已经无法满足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制度需求。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制度安排与设计, 应围绕农业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投资、融资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户籍制度等多层次多方面展开, 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同时建立和完善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制度还应该注意结合我国西部传统农区农村的实际状况, 走出一条适合我国西部农区实情的现代农业经营制度的道路, 逐步建立适宜的的现代农业制度。因此, 要对西部农业制度进行较大幅度调整才能满足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的需求。对此, 我们提以下几点基本对策建议。
(一) 完善现行农业土地制度, 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便利是农业现代化的两大特点, 而当前西部的农地制度阻碍了土地经营权的流动和重组, 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尽快对西部的农地制度进行变革, 内容主要是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 将经营权、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开来, 制定土地流转政策, 促进土地经营权重组, 以土地经营使用的收益为目标, 形成新的土地流转机制, 促进土地规模调整。具体政策如下:
首先, 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来鼓励农户有偿转让或长期租赁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集中各种类型农户的土地,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其次, 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代理制, 建立相关组织来接管农户希望转让的土地, 由其代为打理, 这样就解决了农户既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又不愿自己耕种的难题, 从而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最后, 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 建立农业股份合作社, 将农民的土地以股份的形式投入合作社, 同时分配给农民有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岗位, 通过就业换取土地, 这样既扩大了农民收入来源, 又加快了土地转让。
(二) 优化现行农业经营制度, 推行土地家庭经营制改革
农业经营组织的多元化、经营模式的规模化需要农地作为资源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转让。优化现行农业经营制度, 主要是针对土地家庭经营制进行改革, 即在保留的基础上逐步地改革西部农村现行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出让机制, 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政策有偿转让其土地使用权, 以实现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追求、农业经营组织的多元化创新、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化创新。这一措施有利于高效配置农村土地这一生产资源,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从而在农业经营制度层面支持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持续发展。
(三) 建立农业投资制度和融资制度, 解决农业现代化经营所需资金
许多农业专业大户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张的欲望需求, 但由于相应的金融支持不到位而无法继续下去。这就需要政府担起健全西部农业投资和融资制度的责任, 给予农业现代化经营组织更多财政支持, 在经费资助和信贷政策上对农业现代化经营组织有所倾斜。此外, 还应制订相关税收优惠者政策, 加大对农业现代化经营组织的扶持力度, 解决农业经营组织和模式创新资金, 从而在资金层面支持农业经营组织和经营模式的创新。
(四) 健全现行农业保护制度, 构建西部农区现代化经营组织支持保护体系
农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地基, 并且农民属于弱势群体, 因此政府在农业产业链的构建中应扮演起保护者的角色。对制度安排进行调整需要有整体观念, 既要从宏观上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规划, 有要在微观上对农户经营组织进行政策引导和扶持;既要保护龙头企业, 又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支持和保护, 更要对二者进行协调, 构建好西部农区现代化经营组织支持保护体系。
(五)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解决农民参与农业现代化经营组织的后顾之忧
当前土地依然是西部农区大部分农户生存、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支柱, 这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需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改革步伐, 采取相关措施来确保农户由依靠土地转为依靠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社保资金, 优化农村居民的社保机制, 提高西部农业自保能力。农业保险作为一项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 政府应给予支持和补贴。
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居民的公民权问题。因此, 应尽快对农村居民的户籍和就业制度进行改革, 保证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是相同的, 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农村社保问题。
三是扩大就业面, 提高农民自我保障能力,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 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和支持农业现代化经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传统农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 开始了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变迁。但存在的问题是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农业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在西部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制定适宜的制度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 对农业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对确保西部农业现代化健康稳定地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现有制度的需求因素和外部需求因素,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和完善西部农业现代化经营制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西部传统农区,农业现代化,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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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传统农区 篇2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华夏始祖在这里将文明开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枣乡儿女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豫北战役的号角声犹在耳畔，一代名将的踪迹依然可寻觅；这是一片火热的土地，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和希冀。这里就是华夏人文的摇篮、红色沙区、中国枣乡——河南内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72万枣乡儿女带着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继承，对现实的理性审视和眷恋，以及对未来的不懈追求和憧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夯实基础创高效农业，招商引资创工业强县，综合开发创旅游名牌，以星火燎原之势完成了农区工业化的华丽转身，彻底摆脱了落后面貌，实现了“洼地崛起”。日前，本刊记者走进内黄，探寻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的成功之路的奥秘。
综合篇
“红色沙区”涌春潮
位于卫水河畔的河南省内黄县地处豫北黄河故道，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沙区县，被誉为华夏人文的摇篮，有中国枣乡之称。
古黄河在内黄境内多次改道，留下了大面积的沙碱荒地，占全县总面积一半以上。历史上，内黄人民饱受风沙之苦，被称为“沙碱薄地穷内黄”。沙区泛指豫北内黄、濮阳、滑县、清丰四县交界地带，其中心就在内黄南部的沙丘枣林。过去，这里沙丘起伏，风沙迷漫，荆棘遍野，一派贫瘠荒凉景象；有村落的地方，则是连绵不断的万顷枣林。
内黄是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成为豫北革命的一面旗帜；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得志等创建了以沙区为中心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后勤部设在内黄，沙区儿女为解放全国作出了应有贡献，内黄也因此被誉为 “红色沙区”。
近年来，内黄不断创新林业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林业建设实现了大步跨越。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县委、县政府提出“巩固一产，壮大二产，发展三产”，进一步提升林业综合效益，拉动农民收入增长，引领全县农民走上绿色小康之路。以千年古枣园、万亩枣林、万亩槐林、万亩桃花为主线，每年举办红枣文化节、祭祖节、桃花节等，积极开发森林旅游项目，极大地拉动了农产品销售、餐饮、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林业为昔日贫穷落后的风沙穷县插上了绿色的翅膀。昔日凄凉荒芜、飞沙狂舞的红色沙区，如今已变成花果飘香、菽粮丰硕、富饶美丽的枣乡。荆棘横野的荒漠沙丘，也已成为碧绿葱郁的防风林带；杂草丛生的茅草窝，如今都成了硕果累累的苹果、梨、桃、杏园了。如今的沙区枣林旧貌换新颜，变得更加靓丽了，成为了红色沙区人民的摇钱树、聚宝盆。
走进枣乡内黄，记者感受到这里处处发展热潮涌动，据同行的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内黄各级决策者紧紧围绕“创业图强建设生态宜居内黄”奋斗目标，大力实施“农业固本、工业强县、三产富县”战略，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活力不断增强。
农业方面，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畜牧、蔬菜、尖椒、林果、红枣、花生、西瓜、小麦等农产品在豫北、河南乃至全国闻名遐迩，形成了温棚高效农业、生态林业、现代畜牧业三大主导产业，培育了金星啤酒、星河油脂、宋都味美斋、意隆纺织等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工业方面，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围绕资源优势，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形成了食品饮料、粮油加工、机械配件、棉纺棉织、医药化工五大支柱产业和木材、腐竹、花生、红枣、三粉五大加工群体，星河花生油、金星啤酒、华豫特钢、意隆棉纱等品牌享誉省内外。陶瓷产业蓬勃发展，规划建设了9平方公里的陶瓷工业园区，并纳入省级产业集聚区规划，引进了总投资37亿元、37条生产线的陶瓷项目，“中原瓷都”建设初具规模。新区建设全面铺开，城市品位显著提升。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探索篇
“旧”产业焕发“新”活力
正在蓬勃发展的陶瓷产业集聚区让人对内黄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中原瓷都”的建设改写了内黄的工业史，将使内黄县域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农业大县转变为工业强县，彻底摆脱了落后面貌。陶瓷产业正成为推动内黄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
近日，记者一行走进内黄县县城南3公里的陶瓷产业集聚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一排排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厂房，一辆辆满载货物川流不息的货车，一条条宛如长龙的陶瓷生产线——“中原瓷都”正在日夜兼程。而谁能想到，前几年这里还是一片沙土地和盐碱坡。
内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势，但仿佛一夜之间，这片黄河滩地上崛起了一个现代化的陶瓷城，内黄这个工业小县一跃成为国内知名的陶瓷生产基地——“中原瓷都”。
据了解，仅一年半时间，这里就签约引进投资50亿元，建设50条生产线的陶瓷项目，一条陶瓷生产线从开工到生产出成品仅仅6个月，被国内陶瓷界誉为“内黄速度”。
作为既不沿海又不沿边且无明显区位和资源优势的内陆农业县，内黄除了发展农业、林业外，工业几乎是空白，其他各项指标都排在全省100名之后，何以“无中生有”地在短时间内创造奇迹？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众多的外来“金凤”落户，形成了项目建设的“磁场”效应，成为河南各地招商引资的典范？
不能否认，内黄的崛起是因为赶上了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的“好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内黄上下全力以赴赶上了这艘驶向工业化彼岸的航船。
精心筑“巢”引“凤”来
尽管内黄在农业结构调整上付出了极大努力，农民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并没有真正使农民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县乡财政吃紧状况，内黄仍未摆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 的现象。200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89.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3141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5亿元，在全省县（市）排位两年下降了10个位次。
责任是使命的召唤。多少年来，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在努力寻找发展的突破口，但一届接一届的苦苦探索，始终没有跳出在“农”字上做文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强烈的责任意识使新一届领导班子夜不能寐。县委书记郭建华、县长王永志2008年底和2009年初一到任，就深深地被内黄的一个“穷”字所“打”动。内黄的“穷”，穷到无钱发工资，无钱修路，无钱搞基础设施建设；“穷”到每年召开的县人代会，连一个让所有代表都进会场坐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一半在会场内，一半在会场外。
“穷则思变”。面对自身平稳的发展现状和全省内外“风生水起”、周边县区“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内黄四大班子强烈地感受到了发展的急迫、发展的压力。全县上下达成共识：走老路必定没出路，创新路必须换思路。作为传统农区，光靠农业来带动全县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显然是不够的，要摆脱经济发展缓慢的窘境，要彻底改变内黄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全县70多万人民真正过上和谐稳定的小康生活，还必须加快发展工业，这是实现内黄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出路！
思想解放的程度有多大，干事创业的舞台就有多大。
内黄决策者不满足于现状，不坐失发展良机，居安思危、锐意进取，以强烈的发展意识和责任意识，发扬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在产业转型上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他们认真分析内黄县的资源優势和产业特点，密切关注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向，敏锐地捕捉到国内陶瓷产业正重新布局，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一战略机遇，最终把目光投向陶瓷这一仍然颇具发展潜力的行业。
2009年3月，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队，先后到辽宁法库、山东淄博、广东佛山、福建闽清等地市考察。他们了解到辽宁法库与福建闽清陶瓷行业的领军人物朱宋飞决定在河南投资，并可能带动其他陶瓷商一起投资，相关领导火速赶往辽宁法库与朱宋飞洽谈。他们表示，内黄虽穷，投资条件虽差，但保证投资环境最优、服务水平最好，并提出了“零接触”的承诺，真诚邀请他到内黄来考察。
内黄领导的真诚与执着深深打动了朱宋飞，他决定实地考察一番。朱宋飞说：“我们到很多地方考察过，但没有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像内黄这样，三番五次邀请我们来考察。”经过仅半个月的考察后， 2009年7月，朱宋飞与内黄签订了4条生产线投资协议。在他的影响下，另一个领军人物刘更生与内黄签订了8条生产线投资协议。
“内黄是靠以情招商，以及融入式服务”。一名客商告诉记者，陶瓷业对建厂所在地的地理条件要求并不高，投资在哪里，关键看当地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他说，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四大班子领导多次热情邀请他来内黄投资，让他看到了当地对发展陶瓷产业的热情，最终被内黄的真情打动。
诚信是金，承诺了就要兑现。紧迫的发展观念、强烈的责任意识激励着内黄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为打造“中原瓷都”提高驾驭能力和服务水平。县委书记郭建华提出：“穷，不能穷项目；难，不能难企业；有困难，我们去克服，有苦我们去吃，再难也不能让客商去作难；我们一定要让投资商在内黄体验到‘一等公民’的荣耀，让他们有到‘家’的感觉。”
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快陶瓷园区建设进度，他们在项目建设工地设立了公安分局，对企业周边定期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恶意阻工、强装强卸、强揽工程等行为。并实行重点项目联审联批联办制度，各部门主动服务，全程代办，做到投资方与群众“零接触”，部门服务“零距离”，处理问题“零差错”，工作效率“零投诉”。
靠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他们以情招商，以商招商，以服务招商，短短几个月内，福建、广东、山东、辽宁等地的陶瓷客商纷纷到内黄投资兴业，迅速形成了产业集聚。
当一批批客商陆续到内黄投资后，为了让客商能在内黄安心经营企业，内黄县委、县政府又提出在亲商、爱商、富商上深化服务的理念。
“企业好，内黄经济才好；企业发展快，内黄经济发展才能快”。如今，这种服务理念在内黄已经深入人心，为企业服务不仅仅是单纯的口号，而是已成为内黄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
内黄优良的服务环境被来内黄投资的客商誉为“内黄现象”。新明珠陶瓷有限公司的陈辉总经理说，虽然内黄没有什么地理和资源优势，但是这里的政府服务企业的观念令人感动，其他地方根本没法与其相比，这正是吸引他们来投资的根本原因。
“中原瓷都”渐行渐近
而今，在内黄陶瓷产业集聚区，最长的生产线有一公里长，居亚洲第一。内黄通过陶瓷产业的带动，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初显，这里每天都有高楼拔地而起，每月都有新的生产线开工。
谈及内黄在陶瓷产业集聚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时，产业集聚区负责人董彦伟动情地说，产业集聚初期，由于用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县领导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为了内黄的发展，为了实现内黄的工业梦，内黄县委、县政府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而是顶住了压力，继续前进。
得知内黄陶瓷产业集聚区土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况后，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亲自批示相关部门着手解决内黄产业集聚区的用地问题，并于去年6月20日带领全省重点项目观摩团到内黄陶瓷产业集聚区视察。至此，内黄产业集聚区正式成为河南180个产业集聚区中的一员，享受到了省里的相关政策。
2011年1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视察了内黄现代化的陶瓷生产线后称赞道，内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搞起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区，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问题，既解决了民生问题，又解决了发展问题。内黄抓住了机遇。
“企业发展需要一个集群效应，其中产业链的延伸是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安阳新明珠陶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崇海说，好在内黄的整体方向已经勾画好，涉及陶瓷物流、陶瓷包装、陶瓷会展、陶瓷文化等相关配套产业，可以说，内黄对早日建成“中原瓷都”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内黄日前刚与国内最大的民营陶瓷企业——广东新明珠集团以及蒙娜丽莎陶瓷公司等签订了投资意向，力争在引进高科技陶瓷企业上取得突破。
目前，该县已签约引进陶瓷生产线50条，其中20条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初步形成了目前中部五省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被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确定为全省唯一的陶瓷产业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一座绵延4公里的现代化工业新城正在内黄快速崛起。发展陶瓷产业已列入内黄“十二五”规划，内黄打造 “中原瓷都”的战略步伐也越来越快。
展望篇
“产城共融”描绘新蓝图
“十二五”期间，内黄将牢牢抓住中原经济区建设重大机遇，紧紧围绕“创业图强、建设生态宜居内黄”奋斗目标，依托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以工业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产业集中区、豫北地区改革创新试验区、内黄现代化城市功能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区，成为建设中原经济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近年来，内黄县产业集聚区按照“一轴一心两片四组团”战略部署，围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目标，立足实际，着眼长远，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进入内黄陶瓷产业园，企业内耸立的烟囱正冒着滚滚白色的烟雾，但是空气中却没有一丝刺鼻的味道；进入日日升、新明珠、福惠等几家陶瓷企业生产车间，声音轰鸣，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陶瓷产业园活力十足的景象再加上清新的空气、规划整齐的布局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了解，内黄县早在建设陶瓷产业园区之初就引进国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建设先进的废气、废水和粉尘处理设施，对废气进行脱硫、粉尘等处理，并要求入驻企业不得排放一滴污水，含酚的废水通过循环利用达到零排放、零污染，进而达到清洁生产。
集聚区总体产业定位以陶瓷生产、装配制造、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去年以来，集聚区通过强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品升级换代，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他们相继开展了新产品、前瞻性工艺技术、工业结构调整、节能降耗、重大技术改造、重大环保治理等项目研发，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据产业集聚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加快陶瓷产业配套体系建设，谋划建设集产品研发、展示交易、物流配送、质量检测、管理服务为一体的中原陶瓷城；着力引进模具、釉料、机械、化工、包装等配套企业，形成与大企业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集群，增强产业配套协作能力。
城市与产业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没有产业，城市就缺乏生机与活力，就会成为一座空城；没有城市，产业发展就会缺少平台，城市发展就难以为继。“十二五”期间，内黄将着力推动产城融合共进。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全面增强产业集聚区的承载功能，努力实现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县城区和中心城镇吸纳就业和辐射带动等方面的优势，统筹安排城镇建设、产业集聚、村庄分布和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加快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逐步形成城乡各种要素互动的新格局。
传统农区工业化问题研究 篇3
对于传统农区工业化这一问题, 赞成者众多, 反对者也不少, 本文将从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必要性、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工业化是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客观要求
1.传统农区需要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 内地滞后于沿海, 农村滞后于城市。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远远滞后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也远远滞后于本地的大中城市。区位条件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向传统农区流动, 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又决定其自身资本积累缓慢, 所以, 传统农区摆脱所谓的“贫困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走上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 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要比其他区域艰巨得多。
但是,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 仍必须主要依赖不富裕的土地为生, 那么很难说这个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而本文用于界定传统农区的四个方面的经济社会特征, 不仅在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广泛存在, 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农村地区也存在。传统农区所覆盖的面积之广、人口之多是可以想象的。所以, 不管困难有多大, 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环节,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句话, 传统农区需要而且必须发展。
2.传统农区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农业
传统农区如何发展?一种看法认为传统农区应该以农业为主, 传统农区的经济发展就是用工业的理念与技术来武装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 所以认为不应该提“传统农区工业化”、或者传统农区至少在农业产业化完成之后才能考虑“工业化”。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 (1) 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 农业部门使用的土地是非再生性资源, 可供耕种的土地总量是有限的, 土地供给不可能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持续增加; (2) 在产品需求方面, 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 随着收入的增加, 农产品需求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所以, 无论从生产要素的供给, 还是从市场需求来看, 农业总体规模存在一个相对的极限, 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现代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单纯依靠农业的经济体, 其经济社会逐渐强盛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偏少的国家, 单纯依靠农业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无异于痴人说梦。在不考虑农民劳动力投入成本的情况下, 目前每亩耕地年收益在500元~700元左右, 按人均耕地为1.2亩计算, 农民来自耕地的人均年收入为600元~840元, 而美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416美元, 是我国农民的16倍。但是, 即使在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如此之大情况下, 通过对能够客观衡量各国农业发展水平的土地生产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2006年, 农业高度产业化与现代化的美国土地单产是3.42亿美元/百万公顷, 而中国是2.76亿美元/百万公顷, 美国只比我们高24%。达到美国的农业发展程度, 我们的农业收入也只能提高24%, 而24%与16倍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说, 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并不是很低, 只是由于从事农业的人口众多导致农民的平均收入极低。在不能大量减少农业人口的情况下, 无论农业达到怎样的产业化与现代化, 都无法使传统农区摆脱经济发展滞后的困境。
3.传统农区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
与农业不同, 一方面, 工业品的需求弹性较大, 随着收入的增加, 人们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工业生产使用的厂房、设备等是可再生资源, 不存在总量供给方面的瓶颈。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入, 工业总体规模可以持续扩张, 并不断增加就业机会。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就是农村劳动力随着工业扩张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引起了工业部门的扩张, 工业部门的扩张产生劳动力需求, 吸引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由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产生对工业增长的需求, 进而带动工业部门进一步扩张, 这一扩张又产生对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进入一个工业扩张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良性循环, 一直持续到所有农业剩余劳动被吸收到工业部门为止。当农业部门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趋同时, 工业化完成, 农业现代化也完成, 整个经济就转变为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2]只有不断推进工业化, 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与就业机会, 才能使更多的农民通过非农就业而增加收入;农民减少了才能提高农业经营规模, 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所以, 工业化不仅是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4.应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理解传统农区工业化
传统农区工业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工业化?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包括在农区发展工业, 但在农区发展工业不是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全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 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全年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 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他们仍然还从事农业生产, 他们的家还在农村。与此同时, 非农就业收入在中国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成为农民收入的稳定来源, 传统农区的绝大部分农村家庭都卷入了工业化的浪潮, 这是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所以, 中国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看:一是狭义的工业化, 就是传统农区本地工业的发展;二是广义的工业化, 就是中国工业化的整体进程对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没有在本地从事工业生产, 按照狭义工业化的定义他们没有“工业化”, 但是他们的就业与收入来源已经“工业化”了。如何在“农民工”就业与收入来源“工业化”的条件下, 实现他们本人及家庭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结构的“工业化”, 是广义工业化重要的研究内容。传统农区的广义工业化是中国人口众多的独特国情决定的。
二、传统农区工业化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理性选择
理论界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提法一直有争议, 但有些研究也证明了中国农村工业是有效率的, 是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
1.对农村工业化的质疑
理论界对农村工业发展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国家的工业化尽管是全方位的, 但并不一定要求一个国家的农村地区都要实现工业化。[3]农村和农业地区应以农牧业为主, 其主要问题是用现代工业手段武装农业, 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认为虽然农村工业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大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但它只是在资本积累不足和城乡体制分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并且这个过程不适当地持续了20年。[4]靠以乡村为单位的分散工业化, 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三是认为工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适合在城市集聚, 农村在发展工业方面不具备优势。农村工业由于空间布局分散无法形成聚集经济, 占有耕地多, 资源利用率低, 且造成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 因而效率低下, “农村工业化”的提法应当慎用。[5]四是认为“离土不离乡”式的农村工业化阻碍了城镇化, 不利于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无法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也不利于农村工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等等。
2.对农村工业化相对效率的研究
有一些研究对农村工业的效率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根据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1994) 的研究, 1979年~1984年间, 我国乡村企业每新增1.22个就业岗位和4100元固定资产, 可增加1万元产值;同期各类国营企业同样增加1万元产值, 则需增加7460元固定资产, 并只能增加0.4个就业岗位。据此推算, 1979年~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新增的836.15亿元总产值, 要比全民所有制企业多提供668.9万个就业岗位, 替代下28.1亿元固定资产。农村工业化不仅是有效率的, 而且是与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应的。[6]姚洋 (1998) 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年度数据对我国非国有经济企业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高22%。由于大部分集体企业是乡镇企业, 所以乡镇企业不但在资源利用方面比国有企业有效得多, 而且对同行业其他企业效率的提高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利用同样的数据, 刘小玄 (2000) 用与姚洋不同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果。[8]通过对1978年~2000年整体乡镇企业的实证分析, 张军、陈诗一 (2002) 也认为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结论是有把握的。[9]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方面, 根据张军、陈诗一 (2002) 的研究, “八五”期间在全国GDP年均增长12.7个百分点中乡镇企业占了7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在全国GDP年均增长7.9个百分点中乡镇企业占了3.2个百分点。[9]2006年, 乡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0800亿元, 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4%;至2006年底, 农村工业就业总量为1.94亿, 占全国农村就业人口的40%, 占全国非农就业人口的44%, [10]根据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关系, 也可将世界各国的农村工业化分为“外生型”、“内生性”与“综合型”三种模式:“外生型”农村工业化的主体是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扩散, 而不是农村地区自身发展非农产业;“内生型”农村工业化主要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在农村地区兴办非农产业, 而不是靠城市工业的扩散;新兴工业化国家农村工业化兼具“外生”与“内生”的二重特征, 称之为“综合型”农村工业化。[11]
综上, 虽然对农村工业化的争议一直存在, 但是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它与城市国有工业相比是显著有效率的, 其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更进一步证明了农村工业化是国家整体工业化不可逾越的阶段。降低资本-劳动比率, 选择与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相一致的技术路径, 通过工业发展使传统农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被资本增长充分利用, 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理性选择。
三、传统农区工业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1.在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 传统农区工业化将在保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工业过去在解决农民就业、保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方面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笔者认为今后仍将继续起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仅仅农村乡镇企业就创造了超过1亿的就业机会, 但全国第二产业的就业总量从1985年的10384万到2006年的19225万, 只增加了8841万, 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2%左右。 (3) 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第二产业全部新增就业数, 这说明城市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增反降。当然, 这不是因为城市工业退步了, 而是因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城市工业更多地使用资本和技术,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吸纳就业能力变弱了。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就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其土地价格、生活费用等大幅度提高,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已经失去了优势。城市工业与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发展中资本与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已经无法扭转, 吸纳就业能力还将进一步降低。但是, 这些地区失去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消失。而且, 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全国各地都发展技术水平高的工业是不可能的, 尤其在传统农区仍然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 发展技术水平高的工业也是不经济的。所以, 传统农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比较优势原则指引下地区间合理分工的结果, 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传统农区的广泛发展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并将为保持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传统农区工业化有助于扩大内需, 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提供强劲的内在动力
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使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并且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较大。截至2006年底, 中国非农产业 (二、三产业) 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88.3%, 人均GDP达到了16084元。但农业就业人口仍高达33970人, 占全部就业的42.6%, 其所供养的农村人口为73742人, 占全部人口的56.1%。虽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1759元, 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3587元, 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4) 据此可对中国经济做出一些客观的判断:虽然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告别了“短缺经济”, 实现了买方市场, 但是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很低, 所谓告别“短缺”不是物质真正丰富了, 而是因为一半以上的人口购买力很低;虽然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在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 但这同样是农村人口购买力极低条件下的一种“假象”, 并不是生产能力真的过剩了。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有赖于其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一方面满足工业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 另一方面实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消费需求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从而为工业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提供市场需求。当工业化完成以后, 经济增长就会放缓, 不仅是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 更重要的是市场总体规模扩大的潜力有限 (个人的消费结构转变和消费总量增加的空间都非常有限) 。所以, 经济的快速发展均出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欠发达国家, 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都比较稳定且速度不快。因此, 理论上说, 超过7亿的农村人口所蕴藏巨大市场需求不仅仅是有助于降低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 更重要的是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这7亿多农村人口所生活的地区大都可以归为本文定义的传统农区, 要将这一潜在支撑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 必须努力推进传统农区的工业化。
摘要：传统农区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 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也是最难的问题之一。工业化是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客观要求。传统农区工业化是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理性选择, 对于保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乃至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统农区,工业化,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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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传统农区 篇4
平原农业区是指我国中部包括黄淮平原、华北平原及东北平原在内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看包括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中西部地区[2]。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平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是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地处我国中西部内陆的传统农业地区。这些地区既是农业资源、生物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又是全国商品粮、加工专用粮和饲料粮生产基地,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资源优势。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借鉴耿明斋教授对传统农区(平原农业区)的划分标准,本文选择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川、陕西12个省市作为研究的样本省区。
1 传统农区畜牧业产业集聚程度分析
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有关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方法也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用来测度产业集聚水平的方法主要有:行业集中度指数、区位商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EG指数)等[3]。本文借鉴区位商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来测度畜牧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程度和生产集聚状况。
本文研究的是传统农区畜牧业产业集聚,笔者用各子产业的产量和畜牧业产值代表子产业的经济水平和畜牧业经济水平,并在此把畜牧业进一步细分为五个子产业,即猪肉、牛肉、羊肉、奶类(牛奶)、禽蛋类分别进行分析。并根据中国农业出版社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畜牧业年鉴2007》和《中国畜牧业年鉴2008》列出的样本省区各子产业的产量和畜牧业产值等相关数据,通过整理分析计算2007年和2008年各地区各个子产业的区位商及空间基尼系数,以此来分析测定传统农区畜牧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和集聚程度。
1.1 区位商指数分析
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某一部门产值在本地区的比重与全国同一部门在全国的比重之比。其计算公式[4]为:
式中Rij表示i地区j类产业的区位商;eij为i地区j类产业的产量,ei是i地区畜牧业总产值;Ej为全国j类产业的总产量,E为全国畜牧业总产值。一般来讲,Rij>1时,i地区j类产业的区域专业化水平比较高,j类产业在Rij地区的集聚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越大,则表明区域优势越明显(生产的区域化程度越高);Rij=1时,i地区j类产业处于均势,该产业的优势还不明显;Rij<1时,i地区j类产业区域专业化水平低,类产业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低,该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竞争能力弱。
根据区位商指数的原理和计算方法,计算出2006年和2007年农区各地区市畜牧业以及农区总体的区位商Rij(表1),从而考察畜牧业各子产业主要集聚在那些省市以及各子产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
按照表1的数据,2006年农区总体猪肉、羊肉、牛奶的区位商都小于1,在农区,这些产业发展还处于劣势,竞争力较弱。2007年,农区猪肉和牛奶的区位商都有明显增加,并且牛奶的区位商已接近于1,羊肉的区位商基本没变。说明猪肉和牛奶在农区的区域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从各样本省区的角度看,相较于2006年,2007年猪肉产业已出现了区位商大于1的地区:天津为1.01、安徽为1.19,江苏、河南、陕西也有大幅度增加,已接近于1;羊肉产业中山东的区位商增幅很大,已经大于1且仅次于陕西跃居第二位,反之河南却有大幅下降,由1.01降为0.80;各省市牛奶的区位商都有所增加,总体分布形势没变,大于1的省区依然为: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和陕西。
在农区,牛肉和禽蛋类产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大部分省市都有较强的竞争优势。2006年牛肉生产在农区处于均势,该产业的区位优势不是很明显,到了2007年农区总体的区位商已大于1,处于较高集聚水平,竞争优势凸显。2007年禽蛋产业较2006年集聚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吉林、黑龙江和陕西原有的禽蛋产业竞争优势不再显现。
1.2 空间基尼系数分析
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的常用指标,它描述了产业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欧美国家的学者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原理和方法,对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5]。经济地理学和集聚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用来测定美国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度量方法就是空间基尼系数,即比较某个地区某一产业的总产值占该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及该地区全部产业产值占该经济体总产值的情况。其公式[6]为:
空间基尼系数值在0~1之间变化,取值为0表示产业地区分布完全均等;若取值为1,则表示该产业所有的生产活动集中在一个地区。
在本文研究中,G为基尼系数,Si是i地区某类畜牧业产量占全国该类畜牧业总产量的比重,Xi是i地区全部畜牧业产值占全国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系数越高(最大值为1),表明集聚值越大,即产业在地理上愈加集中。
根据空间基尼系数的公式,计算了2006年和2007年农区样本省市畜牧业各子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和全国畜牧业各子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表2),对畜牧业各子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进行测度。
由表2可见,我国畜牧业区域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羊肉和牛奶两个子产业,农区畜牧业区域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是牛奶和禽蛋。奶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乳品是重要的“菜篮子”产品,奶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畜牧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7]。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观念逐步转变,牛奶的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其生产成为很多省市的重要产业,使得牛奶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度。西北地区是我国传统的肉羊产区,特别是内蒙古和新疆两省,由于其养羊历史悠久,肉羊产业基础较好,户均饲养规模较大,2007年羊肉产量分别占全国羊肉总产量的21%和16%,传统平原农业区由于养殖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产业集聚度较低。华北地区是我国禽蛋生产第一大区域,这些地区都是畜牧生产条件好,距离大城市和消费市场比较近,能保持基本利润,竞争力比一般省市高,因而成为我国禽蛋生产基地[8],禽蛋生产具有较高的集聚度。
全国畜牧业中猪肉的空间基尼系数最小,且2007年比2006年还有一定幅度的下降。长期以来,我国肉类产品市场消费结构中,猪肉比重较大,因此在猪肉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较多,空间分布较为均匀,导致猪肉生产的分散和产业集聚度的降低。
全国及农区的牛肉空间基尼系数较小,这应归因于牛肉生产在很多省份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导致了牛肉生产的分散性。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居民对牛肉的消费不断增加,我国牛肉产量增加也较快,牛肉生产集聚程度也趋于提高。我国农区的肉牛产区大多同时也是粮食的主产区,农作物副产品资源丰富,为肉牛养殖提供了大量饲料资源,加快推进农区肉牛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进程,其区域专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区域集聚程度也会呈上升趋势。
2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计算样本省市畜牧业各子产业2006年和2007年的区位商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对农区畜牧业的生产集聚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及建议。
2.1 我国传统平原农区畜牧业产业集聚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同畜牧业产品的生产集聚状况呈现不同的态势
猪肉和羊肉的集聚水平不高,集聚区域较少,没有竞争优势;牛肉和牛奶的集聚优势也不很明显。充足的饲料资源供应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饲料粮每年缺口在4000万t以上,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广大农区自然环境适宜发展种植业,农民从事种植业有着悠久传统,是国家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因而农区畜牧业主要以粮食作物为饲料,粮食通过畜牧业转化升值,人畜共粮现象十分普遍,且由来已久,结果必然形成饲料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不利于农区畜牧业的持续发展[9]。因此,农区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包括饲料作物的现代种植业,形成以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为三大产业的种植业结构,从而实行种养有机结合,打破饲料资源制约瓶颈,大力发展畜牧业及相关产业,推进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2.2 传统平原农区畜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天津、河北、黑龙江、河南、陕西5个省市有较强的集聚优势,区位商指数大于1的子产业基本上都超过了3个。目前散养农户仍是农区畜牧业的主体,要加快农区畜牧业从传统散养方式向现代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方式转变,以发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依托资源禀赋,引导畜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并根据当前农区各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和差异性,突破传统的“资源空间”视角,合理规划农区畜牧业产业区域布局,以提高农区畜牧业综合实力。
2.3 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畜牧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拉动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农区畜牧业集聚趋势逐渐增强
畜牧业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除依托资源禀赋外,还依赖于龙头企业的发展,要大力引进扶持并培育具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在周边建立龙头企业生产基地,扶持、培育家庭养殖大户,以大带小,促进养殖水平提高,提高农区畜牧业生产专业化水平,逐步增强畜牧业集聚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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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传统农区 篇5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 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 W·Schultz)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农民理性经济人假说, 即“在传统农业中, 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也就是说, 传统社会的农民跟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一样, 其行为决策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他们具有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最大限度利用各种生产机会和资源的特点。如果把这里的利益等同于利润 (即纯收入) , 则农户就成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经济人;如果农户耕地利用行为也是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润, 则其行为目标和方式应该是朝向“最大利润”的, 目标指导下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也应该是更偏向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方式。实际上,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我国农户经济行为的内涵也逐渐从单一传统的农业耕作生产向农业产业等多元化扩展, 因此农户耕地利用的直接经济目的到底有多少?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保险市场、信贷市场等都远未完善, 单纯以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户耕地利用是否妥当?基于此, 本文以传统农区农户为研究对象, 针对农户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初步探讨了当前传统农区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特征, 以此来论证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在农户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期对政府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 用入户问卷访谈的形式, 获得有关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近3年内农业投入产出状况以及农户耕地利用基本意向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农户调查取样采用分层等距随机抽样法, 调查村的选择是在全县农户兼业程度经验分区 (北部非农兼业、中部农业兼业和南部种植业) 基础上进行分层, 以随机等距方法抽取, 调查农户按照随机原则在每个调查村内抽取 (以每个调查村随机抽取2~3户为标准) 。本研究调查地区覆盖了曲周县7个乡镇27个村76家农户, 共收集问卷76份, 其中有效问卷69份。在对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去伪存真和相关数理分析的基础上, 作为本文数据支持。
三、实证分析
(一) 耕地利用目标。
确定目标是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决策的第一步, 因此本文在调查问卷中设计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当前种田的目的”, 以研究农户耕地利用需求和方向。根据调查结果, 同时选择“粮食自我消费”和“获得一定收益”为耕地利用目标的农户约占总数的43%, 是调查中的主流意识;而且超过50%的调查农户表示, 在粮食自我消费满足后再追求一定收益。因此, 单从利用目标分析, 农户在耕地利用上尤其是粮食生产上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经营意识。尽管农户也追求“一定收益”, 但前提是保障粮食的自我消费, 因此可以说, 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是以生存理性为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选择不需要太多劳动力、不需要花费很多劳动时间的耕地利用方式, 以便配置更多时间和青壮劳动力从事非农兼业行为, 以获得更多家庭收益, 所以其耕地利用目的不是纯粹的牟利。
(二) 作物种植与投入。
1.作物种植。
研究区农户可分为粮经同作的农户和单纯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两类。其中, 粮经同作类农户在耕地利用分配上基本是将家庭承包耕地“五五分”, 即一半承包耕地用于粮作, 另一半经作, 来年轮换, 符合前文耕地利用目标的主流态度。而且, 这种种植方式是当地比较传统的种植方式, 对于以农业耕作为主要收入的农户来说,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兼业风险, 同时也起到了保护耕地的作用, 一般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户选择这种作物种植方式。尽管单纯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比粮经同作类农户多, 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前者是为了追求耕地利用的最大利润, 而是因为年内单纯种植棉花较粮经同作节省工时, 农户受家庭物质和劳动力资源约束, 只有通过改变种植结构来调配家庭劳动力, 才能获得家庭最大收益。
2.物质资本投入。
从物质资本总投入看, 农户投资具有非粮化倾向, 可以说是农户经济理性的一种表现;但从投入项目分析, 粮食作物除去不使用农膜外, 其他各项投入都可与经济作物对应, 而且调查中发现, 不管种植哪种作物, 农户经营管理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即以追求更好的产出为目的来经营家庭承包的耕地, 尽管种植棉花可能会获得较好的收益, 但曲周农户也没有偏废粮食作物的种植经营, 对于粮食作物并没有采取广种薄收甚至弃耕等行为, 这也印证了农户耕地利用是以生存理性为基础的经济理性。
3.劳动力投入。
家庭劳动力人口的非农流动状况、兼业情况, 可以反映出当地农户对耕地利用的态度和依赖程度。分析发现, 不管是单纯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还是粮经同作的农户, 其家庭劳动力都存在兼业行为, 而且为有效增加家庭收入, 多数农户都愿意选择非农兼业;但受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周边区位环境等影响, 曲周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并不多, 尽管从事农业生产有较多农闲时间, 使得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成本提高, 但不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使得高机会成本不能按照经济学规律实现充分转化。不能保证充分的非农就业, 农户须进一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 才能有效增加农户家庭收入。这种兼业形式和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 可以让农户在“不离土”的情况下, 既照顾了农业生产也补贴了家庭收入, 说明耕地利用对于农户家庭具有较强的保障作用, 在兼业风险较大的情况下, 农户选择用家庭积累的资本经营耕地;兼业风险不大的情况下, 以耕地利用作为生存保障, 这也说明农户为追求更好家庭收益对家庭劳动力的理性配置。
(三) 耕地利用产出效益及其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
据调查数据统计, 调查农户户均人口4.9人, 人均耕地面积0.11公顷, 年均家庭总收入13024.36元, 按此数据在不计算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 单纯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耕地利用年均收益为7765.64元, 占农户家庭年总收入的59.62%;粮经同作农户耕地利用年均收益为7436.99元, 占家庭年均的57.10%, 如果再扣除劳动力成本, 农户耕地利用的经济收入在农户家庭经济总收入中的比重将不足50%。这说明, 耕地利用并不是曲周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从农户耕地利用态度和资本投入上看, 耕地利用在农户家庭经济中还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主要是因为耕地在曲周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 农户可以通过耕地利用调配家庭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 一方面规避因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兼业风险, 同时在既有条件下获得更好的家庭收益。
四、结论与讨论
(一) 耕地利用的表现。
传统农户耕地利用表现出一定的非粮化趋势, 但粮作物经营始终处于最基本的地位, 说明传统农区农户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自给自足的经济意识仍比较浓。在这种背景下, 农户耕地利用首先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牟利。尽管这种耕地利用行为不能为提高农户经济收入做出很大贡献, 但从耕地保护角度分析, 却是有利的。因为农户愿意用多年积累的耕作经验在自家承包地上精耕细作, 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产出进行掠夺性经营。
(二) 耕地利用产出的效益分析。
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 传统农区农户耕地利用并没有产生多大利润, 如果扣除劳动力成本利润可能为负, 但农户在耕地利用上并未表现出弃耕撂荒等行为, 这点与农户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悖, 如果农户耕地利用追求利润最大化, 当耕地利用利润不大甚至为负的时候, 农户应该选择撂荒或者改变利用方式等, 但实际上, 曲周农户并未撂荒等行为, 而是通过耕地利用调节家庭资源配置, 规避市场风险, 目的是获得农户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但是, 随着市场不断深化完善, 如果传统农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风险降低, 耕地利用则会出现弃耕撂荒的可能, 这一点需要在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时引起重视。
摘要：农户作为农村和农业生产的最基本单元, 其耕地利用意向和行为选择, 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农业增长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传统农区农户耕地利用表现出一定的非粮化趋势, 但粮作经营始终处于最基本的地位;农户耕地利用并非为了从中获取最大利润, 而是通过耕地利用达到合理调配家庭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规避兼业风险从而获得更多家庭利益的目的;耕地利用在传统农区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
关键词：传统农区,耕地利用,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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