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实证

2024-09-18

盈利能力实证（精选10篇）

盈利能力实证篇1

一我水泥行业发展现状一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使得水泥行业发展迅速。“十一五”期间, 水泥行业在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布局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产量也屡创历史新高。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存在低端产品占比太大, 而高端产品、特种水泥占比较小, 盲目扩张、浪费较大和污染严重等问题。“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国民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水泥需求继续增长, 水泥工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二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及指标体系

(一)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股市交易行情软件中的行业分类, 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 以2011年—2013年为分析期, 选取我国水泥行业2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运用excel 2010和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实证分析。原始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 构建盈利能力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了盈利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分别用来做水泥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详细指标及计算方法见表1、表2。

三我国水泥行业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

(一) 盈利能力的因子分析

1.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首先通过KMO和Bartlett检验来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样本数据的KMO值为0.778, 大于0.5, 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值为0, 小于0.01的显著水平, 两种检验都表示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2.因子分析。因子分析中的方差贡献率表中, 第一个主成分对方差的累积贡献度是78.208%, 说明第一主成分代表原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量。由此以第一主成分代表盈利能力即回归分析的因变量。

(二) 盈利能力的回归分析

1.研究假设。

假设一, 流动比率与盈利能力负相关。流动比率越高, 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越大, 表明流动资产占用较多, 占用流动资产产生的机会成本和管理成本等成本会使经营资金周转效率和盈利能力下降。

假设二, 研发能力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企业通过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 建立竞争优势获得利润, 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假设三, 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与盈利能力正相关。资产周转率越大, 资产周转越快, 说明资产的利用率较高, 反映出企业的资产管理水平较好, 企业盈利能力较强。

假设四, 销售现金比率与盈利能力正相关。销售现金比率反映每元销售收入得到的现金流量净额, 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收入质量越好, 资金利用水平越高, 有利于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增强。

假设五, 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盈利能力正相关。营业收入增长率, 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营业收入增长, 说明企业的产品销售状况良好, 市场份额逐渐扩大, 盈利能力较好。

2.盈利能力的回归结果。本文选取了8个指标作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 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为控制变量, 剩余6个变量为非控制变量。

由回归分析模型汇总表可知, 回归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0.984, 判定系数为0.969,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963, 说明回归方程可以解释96.3%的盈利能力变异量。由方差分析表可知, 回归模型F值=295.833, 且显著性水平为0.000, 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回归关系。由回归系数检验表可知, 多元回归方程为:

其中, Y=盈利能力, X1=公司规模, X2=资产负债率, X3=流动比率, X4=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X5=存货周转率, X6=固定资产周转率, X7=销售现金比率, X8=营业收入增长率。

3.回归结果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假设一、二、三、五与实证结果一致, 但是假设二、三中相关性不显著;假设四与实证结果相反, 且相关性不显著。

假设一与实证结果一致, 说明公司的流动比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尽量趋近行业优秀值, 不可使企业的流动资产占用资金过多, 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

假设二与实证结果一致, 但不显著。我国水泥行业的技术水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 粗放式的发展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不注重新产品的研发, 更多地依赖模仿, 使得无形资产更多的成为一种摆设。

假设三与实证结果一致, 但不显著。2003年以来, 低成本、国产化NSP技术和装备发展迅速, 使得至今为止的水泥行业仍然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现象, 整个行业不景气。这导致企业近三年的存货多, 固定资产周转率普遍较低, 2013年的存货周转率行业平均值为7.2, 较低的资产周转速度难以体现其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假设四与实证结果相反, 但不显著。一般认为销售现金比率越大, 企业销售状况越好, 市场份额越大, 经营状况越好, 盈利能力越强。但是水泥大部分是用于土木建筑、水利、国防等大型工程, 这些工程的建筑期长, 资金占用金额大, 导致水泥行业的确认销售收入与资金回收时间的不配比。因此对水泥行业来说, 销售现金比率不能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假设五与实证结果一致且结果显著。当水泥行业的成长速度加快后, 必然会实现营业收入的大幅提高, 库存产品积压减少, 资金周转速度加快, 使得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增强;反之, 营业收入下降, 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

四、促进我国水泥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建议

(一) 加大技术创新, 发展绿色工业

水泥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供求失衡和技术水平低下等问题, 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途径。水泥行业要注重技术创新, 完善整体创新能力, 加大投入力度, 吸引先进的人才和技术, 改造中国传统的水泥生产方式。同时要密切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动向和市场需求, 从节能减排方面来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水泥行业的绿色发展。利用技术创新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 并采用绿色能源和可燃废弃物燃料及再生资源进行生产, 加强对余热的利用, 实现水泥产业的绿色工业, 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 完善营销机制, 拓展市场份额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适用保障房的建设、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项目建设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等等, 必然使水泥市场需求保持适度的增长。企业应当完善营销机制, 使其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匹配, 从而使企业拥有一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借以大幅度提高销量, 提高企业的效益, 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同时由于水泥产品主要用于大型建设项目, 资金回收期间较长, 企业应考虑这一行业特点, 不能因为资金回收时间问题失去客户, 从而失去市场份额。

(三) 发展主营业务, 避免盲目生产

当前我国的水泥生产中, 低端水泥产品大约占水泥总产量的85%左右, 而高端水泥产品大约只占总量的12%左右, 特种水泥所占的比重较小。国外水泥的标号大多是C50、C60, 而我国混凝土标号大多比较低, 导致质量不稳定, 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也有很大影响。水泥企业应大力发展其优势产品, 逐步改变粗放经营模式, 提升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层次和地位, 不断深化结构调整, 提高环境保护水平, 把水泥产业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突破成本约束瓶颈, 壮大自身实力。

参考文献

[1]张红, 刘作毅, 张建新.中国水泥产业进入资本竞争的时代—访中国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J].中国水泥, 2011 (02)

[2]丁鑫淼, 王雅明等.我国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研究[J].中国水泥, 2012 (11)

[3]孔祥忠.关于水泥产能过剩与行业协会功能发挥的思考[J].中国水泥, 2013 (07)

[4]孔祥忠.学习和宣传《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的思考[J].中国水泥, 2013 (12)

基金盈利能力令人失望篇2

1998年，国内第一批证券投资基金成立，从而揭开了中国公募基金发展的序幕。15年过去了，中国公募基金有了长足的发展，数量已经发展到了1000多个，被称为进入了“千基时代”。这本是件好事，但作为基金业发展的基础——广大“基民”，却面露愠色。原因很简单，这几年来，他们受到了莫大的亏损，有些亏损程度还超过了同期股市大盘，甚至出现了在一年中给投资者造成了几千亿元亏损的同时，又收取了几百亿元管理费的情况。如此一来，也就导致了基金在投资者心目中地位的下降，作为基金主力品种的偏股型基金被大量赎回，有的基金品种的规模已经减少到5000万元左右，面临清盘的风险。而新基金的发行则更是举步维艰，有的想尽办法搞到了十几个亿的规模，但是一旦打开立马就被大量赎回。至于基金行业中不断出现的“老鼠仓”丑闻，以及高管走马灯似的离职现象等，更让 “基民”寒心。

显然，在公募基金数量超过1000个的时候，人们有必要好好反思一下基金的成败得失。

盛极而衰的巨变

其实，如果以国际视野来看待我们的基金，应该说它具有起点高、发展快的特点。在海外市场，公募基金并非主流品种，大都是在1970年代起步发展的，比中国的公募基金要早20年左右。但是，大量的基金创新品种，譬如货币市场基金，ETF基金，LOF基金，伞形基金以及分级基金等，都是在海外市场刚出现不久，国内市场也就有了。从有投资境内市场的基金开始，到有了投资海外市场的QDII基金，中国只用了10年时间，而海外市场在这两步之间相隔的时间则要长得多。中国基金业最辉煌的一页无疑是在2007年，当年基金规模超过了3.2万亿元，其管理的股票流通市值占到了全部流通市值的三成以上。那个时候，基金因为业绩出众而被捧上了“神坛”，当时所涌现出来的那些明星基金经理，直到现在还为不少投资者所崇拜。显然，一个高起点、快发展的基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骄傲。仅仅15年时间，中国的基金业就能够进入“千基时代”，也与这一段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曾几何时，基金的光芒黯淡下来了。转折发生在2008年，这一年源于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急剧震荡，致使股市大跌，中国也不能幸免。在这个时候，投资者倒不是要求基金能够继续给他们赚钱，只是希望能够少赔一些。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基金经理大多数没有做到，当熊市露出端倪的时候，他们还在积极操作，直到被高位套牢并花完了最后一笔投资款。现实是严酷的：这些基金经理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牛市与熊市更替，还不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如果说，基金业能够以此为契机，对投资行为作出调整，挫折也就会转化为巨大的财富。但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对此认真总结，这样也就形成不了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盈利模式。于是到了第二年，在股市出现反弹时就显得束手无策。也就从这一年开始，基金的平均业绩开始跑输大盘。以后的几年，股市逐步走弱，基金也就更加不适应，业绩更无法令人满意，以至于失去了广大投资者的信任。时下，虽然基金数量越来越多，但是规模却越来越小，其号召力更是每况愈下。今年，随着一位曾经被称为“股神”的基金经理的卸任，基金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市场对这一个基金经理卸任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基金数量进入千位数。确实，时下基金在舆论界不但不是宠儿，相反有鸡肋之感。

基金业发展的障碍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的基金业就经历了这种盛极而衰的巨变呢？实际上，即便在前些年基金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其内在结构上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因为那时市场环境好，基金普遍能够赚钱，可以“一俊遮百丑”。而一旦市场环境变差，矛盾就全面暴露出来，乃至受到了广泛的诟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基金管理费收取模式是根据其所管理的资产规模，按一定比例提取费用。在这种模式下，客观上基金只要能够发行出去，不管在投资上是盈利还是亏损，都不妨碍它提取报酬。在这种制度的引导下，基金往往会追求规模，而对业绩不是太关注。甚至有的基金还害怕业绩做上去，担心这样一来会被赎回，宁愿让净值徘徊在面值下一点点的位置，这样，“基民”们可能由于赎回会发生亏损而会继续持有基金，从而保证了基金有足够的规模。尽管这种状况有点极端，但是各个基金公司力拼首发规模而轻视业绩增长的状况，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为了保证首发规模，基金往往会向参与销售的证券公司承诺一定的成交量，而证券公司为了能够获得基金的交易分仓，又会不遗余力地推销基金。而基金在完成发行后为了履行对证券公司交易量的承诺，自然也就有了刻意提高换手率的行为。在这样一条利益链中，基金公司取得了管理费，证券公司有了交易佣金，却没有顾及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无疑，这种管理费的收取模式，已成为基金业发展的障碍。

严峻的问题还在于，这么多年来，基金业虽然也提倡创新发展，但是受制于市场环境与交易工具，实际上同质化状况还是非常突出的。时下尽管有上千家基金，但是真正形成自己风格的屈指可数。大多数基金满足于在相对排名中不垫底就行，不求赚得比别人多，只求输得比别人少。在不合理的考核与排名制度下，基金失去了积极向上的动力与追求。如果说在前几年还有一些基金能够在市场上挖掘出一些好的投资品种，以鲜明而犀利的投资风格亮相于市场，而现在已经难得一见，倒是不断出现基金踩上“地雷”，重仓股发生“黑天鹅”现象的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状况是难以避免的，更况中国的证券市场本身也不成熟，所以不应该对基金有太苛刻的要求。这话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连基金这样的专业投资者都把投资失败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在尽享高额管理费的同时却没有足够的进取精神，这样的基金怎么可能让投资者满意呢？一段时间来，基金业的高端人才大量流失，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改行，而是去了私募基金，这就是说，他们离开公募基金不是因为对市场不乐观，对行业没有信心，而主要是因为对公募基金的管理制度不认同。时下，舆论普遍还是从基金高端人才寻求自身发展的角度，以及基金公司没有实现股权激励等层面来看待这些现象，但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而可悲的是，现在对基金制度的反思还很缺乏，人们更多还是从战术层面来探讨现在的基金投资不那么成功的原因，却鲜有从战略角度来分析——搞了15年，数量已经上千的基金业，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基金法》的修改只是起步

最近，有关方面开展了对《基金法》的修改，包括改新基金产品的审核制为登记制，以及放宽对基金公司股东的各种限制等。应该说这些修改是必要的，有的也切中了要害，但也诚如相关人士所言，现在对《基金法》的修改，还只是起步，在如何维护持有人利益方面，并不完善。经过这样的调整，基金能否创造出很好的收益，真正成为合格的理财机构，恐怕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盈利能力实证篇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原来忽视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到逐步认识到它是国民经济的要素产业, 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房地产行业已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之一, 同时也是关系着民生的重要行业。最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许多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房地产企业要想生存, 就必须调整自己, 使自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经营业绩, 以应对严峻的环境。影响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较多, 无论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是股东或是其他利益相关者, 都希望能找到真正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 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综合考虑, 对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十分必要, 它直接关系到房地产企业存亡。

本文以上市房地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从资本结构、公司规模、成长能力、营运能力、收益质量五个方面选取财务数据, 研究其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希望最终得出的结果能够对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的分析和提高有一定的贡献意义。

二、上市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年修订版, 选取深交所和上交所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剔除ST和PT类上市公司。筛选得到121家公司样本。以2012年~2014年上市房地产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数据均来源于锐思数据库。

2.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司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 两者负相关;

假设2:公司规模影响企业盈利能力, 两者正相关;

假设3:公司成长能力影响盈利能力, 两者正相关;

假设4:公司营运能力影响盈利能力, 两者正相关;

假设5:公司收益质量影响盈利能力, 两者正相关。

3.变量设计

政府盈利能力为何如此强盛篇4

如果我们借用“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把中国政府比作一个大公司的话，其盈利能力又为何如此之强？

对此，税务部门做了多种解释。诸如增值税增长是因为工业增加值稳步增长；但工业增加值增长14.0%，为何增值税增长19.7%？企业所得税增长是因为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但工业利润增长27.9%，为何企业所得税增长38.3%？个人所得税增长，原因是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以及职工工资提高，个人收入有很大增长；但为何居民收入仅增长13.2%（扣除物价仅增7.6%），个人所得税竟增长35.4%？尤其是，明明上半年股市低迷，楼市也不景气，财产转让所得税增幅居然高达116.1%！？还有，说是土地出让金下降5.5%，一些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降幅达到48.32%和21.97%，可土地增值税照样大增91.1%。凡此种种，税务部门再怎么解释也难以让人信服。

说来说去，根子还在中国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靠的始终是投资、进出口拉动，而绝非消费拉动，这正是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长7%～8%，企业利润增长20%几，财政收入增长30%几的根本原因。

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24567亿元，同比增长25.6%，12.46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GDP（204459亿元）的60.925%。换句话说，正是靠着25.6%的投资增长，才有了19.7%的增值税增长，而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24.8%。

还有一个就是进出口。虽说上半年进出口增长已经放缓，但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加关税增长仍高达37.1%，而进口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有17%。有了增值税和进口税，税收的一半已经到手。

问题是，投资的效果又如何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铁路部门，4万亿元投资中有7000亿～8000亿元就是给了铁老大，仅京沪高铁就投入2200多亿元。京沪高铁五天四事故不说，日前铁道部公布的2010年财务报表显示，其以3.4万多亿元总资产的规模，6857亿元的营业收入，税后利润居然只有区区1500万元，相比2009年的27.43亿元下滑99.45%！这样的投资纵然GDP被拉动了，于国于民又何益之有？同样，日前商务部和财政部就奢侈品关税之争一再升级，商务部说降税是为了扩大内需，财政部坚称不但不能降，还要进一步加强，也是因为关税之争戳到了财政部门的痛处。

为什么中国经济转型如此之难，喊了多少年始终转不过来？我们终于明白了，经济要转型，政府收入就得减少。说得直一点，转型就是政府自己动自己的奶酪，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这样的增长模式能一直维持下去也就罢了，问题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无论是国力、财力、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所付出的代价，均已走到极限；满世界的MADEINCHINA，随着欧美经济迟迟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也已增长无望。这才不得不让消费坐上“主席”，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还只有47.5%，并未坐上“主席”之位。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政府债务上限心急火燎，据说弄不好美国政府还有关门之虞的时候，中国政府钱包继续大丰收，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已完成全年财政预算（89720亿元）的63.39%，去年财政超8万亿元，今年超10万亿元已不在话下。其中税收总收入50028亿元，按GDP204459亿元计划，税负已高达24.47%，四分之一都缴给政府了。而我国的税制设置始终以间接税为主，缴税主体主要是企业（90%以上的税由企业缴纳），面对如此高的税负，企业所能做的便是：涨价！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切由消费者买单！这才是通胀越走越高的深层次原因，而不是什么猪肉、粮食。

盈利能力实证篇5

流动资产结构包括现金, 存货, 应收账款等, 流动性日常管理主要是现金管理, 存货管理, 应收账款管理和应付账款管理。而营运资本管理主要是短期财务管理 (虽然短期财务和长期财务间存在密切关系) , 本文主要考察企业流动资产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未强调流动资产与负债的配比 (虽营运资金配置比很重要) 。

一、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对企业营运资本中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付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等变量的分析, 考察家电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对家电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假设是企业盈利能力与现金周转期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 变量选取:

1、因变量的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对于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文以净资产利润率 (Y) 来衡量, 其定义为: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该指标揭示的是企业获利能力的高低。

2、自变量的选取。

在营运资本结构上, 本文选取指标为应收账款周转率 (X1) , 存货周转率 (X2) , 应付账款周转率 (X3) , 现金周转期 (X4) 。

指标计算方法: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 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 (起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占用额, 存货平均占用额= (存货起初余额+存余额货期末余额) /2

应付账款周转率=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平均占用额, 应付账款平均占用额= (应付账款起初余额+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周转率=营业收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平均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平均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2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控制变量。

因为企业规模或许会造成影响, 根据以往研究, 选取销售收入代表企业规模, 由于销售收入数据偏大, 容易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 因此以自然对数代替 (X5) , 销售增长率 (X6) , 销售增长率= (本年销售额-前年销售额) /前年销售额以及资产负债率 (X7) 为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全部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见附表一

(三) 模型的估计和调整

设定模型为:

EViews最小二乘法估计如表二

给定α=0..1%, t检验临界值=1.782, X1, X2, X6的t值不显著, 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采用剔除变量法解决, 作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见下表三:

由相关性分析可得X2与X5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选择剔除变量X2和X5.

剔除变量后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四:

调整后的回归, 在α=0..1%, F值显著, t值检验显著, 调整后可决系数=0.965788, 表明多重共线性得到了较好修正。

调整后的模型为:

在α=0..1%显著性水平下, du=2.28, du<DW<4-du, 表明模型不具有自相关性。

因为是小样本数据, 本科生阶段无法检验是否具有异方差性, 依次用Y对X1, X3, X4, X6, X7作残差图只能显示大致无异方差。此处姑且视为无异方差。

(四)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剔除变量X2、X5后, 运用专业统计分析软件Eviews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三, 由回归结果可知, 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关系模型在整体上比较显著, 模型解释能力较强。修正可决系数0.965788, 说明净资产收益的变动中有96.57%是由模型中的自变量X引起的。由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 净资产收益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负相关, 与应付账款周转率X3正相关, 即在一定范围内缩短应收账款拖欠期限, 延长应付账款的偿还期限, 能够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同时, 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周转期X4负相关, 与假设相符, 即加快现金周转、缩短现金周转期能够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二、深康佳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得, 其他条件不变时, 企业现金周转周期每缩减一个单位,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提高0.15个单位。而由现金周转期的计算公式:现金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要缩短企业现金周转期就要在一定范围内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存货周转期, 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 (这与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也是相一致的) 。

而对深康佳而言, 存货周转期过长是导致其曾经危机的主要原因, 其数据显示在2001深康佳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 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2001年, 而在于在此之前, 其在销售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大量积压存货, 其相应情况见图四:

我们可以发现1999-2000年在销售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 康佳存货仍然保持增长趋势, 表示产品的积压已经不可避免。而深康佳很快意识到问题的所在, 2001年通过清理存货使指标数据得到改善, 企业断臂求生, 经营上意味着新的开始。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 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有着深远影响。合理的商业信用政策 (即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周转率的合理安排:) 以及合理的存货政策都会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带来积极的影响。所以企业应该把握流动资产结构, 制定合理的, 符合经济周期, 产业周期以及企业自身情况的商业信用政策与存货政策, 以实现企业的预期或者战略目标。

对像家电企业这样的制造型企业, 最先进的理念是采用渠道管理理论管理营运资本, 也就是:

(一) 在采购渠道管理应付账款:家电制造企业应该密切加强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联系, 努力构建以诚信合作、互惠互利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关系, 从长远的角度来降低自身和供应商的成本。进行全盘考虑, 充分利用企业的信用条件, 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时机和方式, 还要考虑对本企业最为有利的付款策略, 树立企业诚实守信的形象, 提高未来融资能力。

(二) 在生产渠道和销售管理存货:

1.全面推行精益生产方式降低生产环节资金的占用缩短产品的制造及交货周期, 使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库存都得到优化, 达到最大限度降低生产过程中营运资金沉淀的目的。

2.加快在产品周转在产品设计阶段, 设计部门应与生产部门充分沟通, 探索新产品开发可行性、生产难度、废料数量, 最大程度的降低存货水平和浪费。

3.提高周转材料的周转效率。由于周转材料在存货中所占比重较小, 往往极易被管理者所忽视, 成为管理上的死角, 造成长久以往的资金浪费。为了提高周转材料的利用率, 应设立周转材料管理部门, 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周转材料使用管理制度, 认真履行管理职责。

4.企业销售方式分为现销和赊销。现销方式是一种理想的销售结算方式, 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赊销方式更为有效, 它能增加销售额、节约存货资金的占用、降低存货管理成本。但赊销会增加机会成本、管理成本、收账费用和坏账成本等。因此企业应遵循谨慎性原则, 不能盲目地扩大赊销规模。

小结以上方法, 企业就通过改善存货管理方法, 提高管理水平, 降低平均资金的占用, 提高存货的流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 从而提高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

(三) 在销售渠道管理应收账款:家电制造企业财务部门应成立应收账款管理工作组, 专门负责应收账款追账管理、信用管理、客户信用分析以及客户信息管理等工作。工作组在以上工作基础上, 应强化信用决策, 以达到减少坏账损失、扩大销售、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的目的。

通过以上几步的管理, 从而缩短企业现金周转期, 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摘要：当今中国在家电产品生产量上是世界第一位, 在市场规模上是世界第二位。对家电企业的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实证分析角度, 选取深康佳2000年到2011年十二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家电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设计, 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意在对此类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做出初探。

关键词：家电企业,营运资本,盈利能力,研究设计,分析

参考文献

[1]陈立弘, 《基于渠道理论的家电制造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 《财会通讯.综合》, 2011年第9期 (中)

[2]赵自强, 韩玉启, 刘琐, 《基子不同竞争战略背景下树务政策比较—以“春兰”与“康佳”为例》、《财务与会计》2008年1月第2期 (总386期) 。

盈利能力实证篇6

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机制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应该是企业的最好选择, 不仅可实现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均衡, 留住人才, 还可增加企业的价值。但在实践中, 股权激励正经受着来自股价和业绩的双重考验, 管理层持股能否起到积极作用, 做到有效协调利益各方的冲突, 改善公司业绩等, 一直没有定论。笔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

创业板上市公司概述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共计355家 (其中, 2009年上市36家, 2010年上市117家, 2011年上市128家, 2012年上市74家) , 总股本761.56亿股, 比年初增加26.74%;流通股本430.01亿股, 比年初增加77.65%;总市值15091.98亿元, 比年初增加72.85%;流通市值8218.83亿元, 比年初增加146.42%;加权平均股价19.82元/股, 比年初增加36.4%;平均市盈率55.21%, 比年初增加72.48%。按照行业分类, 制造业居于首位, 其上市公司数量为252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第二位, 为58家。位居前两位的行业上市公司合计310家, 占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87.32%。

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创业板上市公司为30家, 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为45家。其中, 激励方式可分为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混合模式四类。对2012年、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采用的激励方式进行饼形图对比, 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看出, 创业板上市公司大多采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两者混合的模式。2012年,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了股票增值权, 但以未实施终止而告终。2013年, 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股票来源全是发行股份, 而2012年实施激励的股票除发行股份外, 还有两家采用之外的方式, 其中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回购股份的方式取得激励所需用的股票, 激励方式为限制性股票。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实施终止, 采用其他来源, 激励方式为股票增值权。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

1.会计处理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将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分为两种, 即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采用前者处理的激励方式, 主要是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采用后者处理的激励方式, 主要有虚拟股票、股权增值权。

会计准则中规定的会计处理方式是以费用观为基础, 将股权激励的相关支出在提供服务期间作为一种费用, 反映企业的资源和耗费。费用观认为, 股权激励的实施, 是以企业的股票或期权为代价, 补偿员工在将来期间提供服务的一项经济利益的让渡。对于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看法, 还有一种是利润分配观。这种观点将企业的经营者视为企业的非股东所有人, 赋予其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利润分配观的会计处理方式不影响企业的利润表, 有助于推动公允价值计量, 科学地反映企业的价值。但目前, 对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仍以费用观为基础, 颁布相关的会计规范。

2.税务处理

税法规定, 对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企业, 在员工行权当年从应纳税所得采取差额扣除制, 即扣除员工购买日股票公平市场价与其行权价的差额。企业将这一差额作为职工薪酬项目, 在所得税前扣除, 而在等待期内, 会计上确认的费用和成本, 税法不认可。

对于接受股权激励计划的员工, 在授予时, 除另有规定外, 一般不作应税处理;员工在取得可以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的情况下, 可以在授予时就作为授予日所在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 在实际行权时, 就不再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员工在达到行权条件, 并行使执行权时, 其从企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格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的差额, 是与其在企业任职、受雇的所得, 所以计入“工资、薪金所得”, 按照适用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等待期内, 员工由于特殊原因, 提前转让持有的股票期权的情况, 也按照上述处理, 计入工资薪金所得;在行权后, 转让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情况, 属于员工转让财产, 将转让所得高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员工将转让的股票持有, 参加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依据其持有比例分配所得,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研究假设

为了检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效果, 笔者选择营业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 采用独立样本均值显著性检验的方法。2012年, 创业板上市公司为74家, 其中, 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30家, 剔除未实施终止的4家, 对剩余的26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2013年的盈利能力时, 又进一步剔除了数据不全的样本公司。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 理论上, 股权激励的实施, 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且随着实施的进行, 在一定期间内, 盈利能力应是逐渐上升的。因此, 笔者提出:

假设1: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在实施当年的盈利能力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高, 即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 也即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和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 其营业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假设2: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 在实施后一年的盈利能力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高, 即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2013年的盈利能力和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存在显著性差异。

2.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1可知, F=0.536, 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0.465>0.05, 没有理由拒绝方差相等, 认为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其营业利润率的方差没有显著性差异。再根据第一行结果可知, t=-0.284, 相应的双尾显著性概率Sig (2-tail) =0.776>0.05。因此不显著, 即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当年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的营业利润率均值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 假设1不成立。

从表2可知, F=0.359, 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0.550>0.05。因此, 没有理由拒绝方差相等, 认为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其净资产收益率的方差没有显著性差异。再根据第一行结果可知t=-1.935, 相应的双尾显著性概率Sig (2-tail) =0.054, 稍微大于0.05。可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当年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其净资产收益率的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 支持了假设1。

从表3可知, F=2.748, 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0.099, 稍高于0.05。可认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有理由拒绝方差相等, 即接受方差不相等的假设。再根据下一行结果可知t=-2.683, 相应的双尾显著性概率Sig (双侧) 为0.011<0.05。因此显著, 即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后一年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其营业利润率均值有显著差异, 支持了假设2。

从表4可知, F=0.691, 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0.407>0.05, 没有理由拒绝方差相等, 认为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方差没有显著性差异。再根据第一行结果可知t=-3.677, 相应的双尾显著性概率Sig (2-tail) =0.000<0.05。因此显著, 即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后一年实施股权激励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其净资产收益率的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支持了假设2。

结论

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 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 在实施当年, 净资产收益率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稍微高出一些, 但激励效果并不是很显著;营业利润率在实施的当年基本没有什么显著影响, 而实施后一年期激励效果才得到了一定的体现。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 在2013年的营业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存在显著性差异, 但是从整体情况看, 实施效果都不是太显著。这种不显著现象的原因, 可能在于我国创业板市场发展不完善,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殊治理模式、高管的财富积累并不主要是股权资产的升值, 使得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边际激励效应不会太显著。

摘要：创业板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板块, 赋予经营者以共同所有权人的身份, 有效协调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价值诉求, 成为企业资本运作的重要一环。笔者选取实施股权激励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 对实施股权激励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股权激励,盈利能力,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费用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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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显湖, 钟文.试论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人力资本产权收益[J].会计研究, 2010, (10) :67-75.

[3]藏莹慧, 孙长江.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J].会计之友, 2013, (24) :69-72.

[4]余学斌, 凌艳.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 2011, (35) :21-22.

盈利能力实证篇7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热门话题，自Jensen和Meckling(1976)[1]以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诸多的研究，而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不过，囿于我国证券公司绝大部分为非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难以获得，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论文系统的研究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本文利用83家国内证券公司从2007～2012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发现，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证券公司。

2 文献回顾

由于数据的限制，绝大部分学术论文在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时都将证券公司等金融业企业排除在外。而对非金融企业而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则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股权结构是如何通过影响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从而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同时公司绩效是否对股权结构产生影响，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

2.1 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

学术界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盈利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此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包括利益趋同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在实证研究方面，Pedersen和Thomsen(1999)[2]对欧洲12国435家大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做研究分析，结论为二者显著正相关。许小年和王燕（2000)[3]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认为前五大股东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4]对A股503家上市公司（1998年数据）的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相对高度集中，有相对控股股东，并有其他大股东制约的股权结构，最有利于公司治理机构的发挥，这一观点也是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有力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n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为管理者壁垒假说和大股东掏空假说。在实证研究方面，Leech和Leahy(1991)[5]分析了英国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情况，认为在英国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及利润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的联系。Mudambi和Nicosia(1998)[6]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结论。胡洁和胡颖（2006)[7]研究认为总体上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前五大股东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越大，公司绩效越差。

第三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无相关关系。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为有效市场假说和内生性假说。在实证研究方面，Demsets和Lehn(1985)[8]考察了511家美国公司，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营业绩会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并不相关。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朱武祥和宋勇（2000)[9]等。

2.2 公司性质与盈利能力的关系

在公司性质为国有还是民营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方面，学术界通常认为，国有公司盈利能力显著弱于民营公司。Xu和Wang(1999)[10]发现，企业的获利能力与法人股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国家股的份额和流通股的份额呈负相关关系。Qian和Tong(2003)[11]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国家股对公司绩效具有负面效应，法人股对公司绩效则具有积极效应。陈晓和江东（2000)[12]发现，在竞争性行业，国家股具有负面影响，法人股和流通股具有正面影响。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13]观察到，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显著。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14]的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较国家控股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苏卫东和黄晓艳（2004)[15]发现，“一股独大”会助长经营者机会主义；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防治机会主义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总之，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囿于数据的限制，现有研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非金融类的上市公司的数据来考察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而鲜有用统计方法对中国证券公司盈利能力与股权结构的关系进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本文则力争在这方面对现有文献做一些补充。

3 模型与变量设计

为研究中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本文共收集了83家在中国内地设立的证券公司从2007～2012年的财务数据及股权结构数据，共233个观测值。本文中，证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股权结构信息均取自WIND数据库和证券公司披露的历年年报。

本文的模型主要考察了证券公司各种财务指标对证券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使用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具体的变量介绍及定义详见下文及表1。

3.1 绩效变量

本文使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权益回报率来度量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权益回报率（ROE）是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净资产的比率。本文用ROE来衡量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Rhoades(1998）认为，ROA对于表外经营活动（例如衍生品交易）利润较多的金融机构存在正向偏差，因为这些活动只产生收入和费用，而不生成资产。因此，本文将ROE作为盈利能力的度量指标(1)。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在回归时对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权益回报率做winsorize处理，方法是对大于99%分位数的数值以99%分位数的数值替代，对小于1%分位数的数值以1%分位数的数值替代。

3.2 自变量

(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权制衡度

根据代理成本假说，代理成本的产生源自于两权分离造成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的不一致。而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多个股东的存在更加剧了代理问题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散的所有权不是一种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Jensen和Meckling(1976）进一步发展了Berle和Means(1932）的观点，提出，当公司管理者同时又是公司唯一股东时，不存在代理成本，当管理者向社会出售股份时，就产生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收益为管理者所独占，而代理行为的成本为所有股东承担，外部股东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通过委托代理合约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由于合约是不完备的，管理者有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当他们不拥有或者只拥有少量股份时，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内部人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内部人持股增加使得内外部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的利益趋同假说。Grossman和Hart(1988)[16]认为由于存在监督成本，一般来说由于小股东存在“搭便车”的倾向。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单个股东缺乏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由于存在监督成本，在小股东是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小股东不会实施监督，而希望从他人的监督中收益，故而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利于股东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Shleife和Vishny(1986)[17]指出，在小股东搭便车的情况下，大股东出于自己的利益依然有动力去监督管理层，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外部大股东的适度存在对公司的绩效有正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LLSV(1999)[18]对世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的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与Berle和Means不同，上述学者认为股权结构已经从以前分散向现在的股权集中，同时他们还指出众多上市公司通过交叉持股、互为董事以及金字塔结构等方式达到对公司的终极控制。由于大股东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其存在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现象，代理问题的性质由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转变为大小股东的冲突。Johnson等（2000)[19]提出上述通过各种途径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为隧道策略（tunneling），由于存在掏空行为，一方面损害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最终使公司走向衰弱。

Jensen和Ruback(1983)[20]也提出，董事基于自身职位的考虑，往往会做出一些反接管的行为，否决并购提案，阻止股权收购，董事持股比例越大，这种反接管行为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经理人渎职行为可得到更大的保证。Stulz(1988)[21]从收购的角度说明，内部人持股比例的上升会使敌意收购者为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而支付的溢价提高，但由于内部人持股比例可以影响公司董事会决策从而造成收购的失败，于是管理层来自接管市场的压力会减轻，从而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

本文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股权制衡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来表示。在这里，不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与盈利能力的关系做出预测。

(2）实际控制人

第一大股东，或者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政府还是自然人，决定了证券公司的性质是国有券商还是民营券商。而国家在公司股权结构中的地位，也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国有股的产权主体多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当政府机关的各级官员作为国家股法定代表行使其控制权，会造成现金流权利和控制权利的严重不对称分布。因此，作为国家股代表的官员很难有利益驱动去监督和控制公司经理以提高公司的价值和经营绩效。另外，持有国家股的政府机构有着各自的行政目标，这些行政目标常常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尽相同。综上所述，国有股具有较高程度的负面治理功能。但是，相对分散化的流通股权而言，集中化的国家股权可能又具备一定的制度优势，因为国家股股东也会拥有一定的经济动机，并且有能力去改善公司绩效（由于其控股地位）。

本文借鉴徐晓东、陈小悦（2003）的研究，根据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证券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非国有）两类。本文考察证券公司的性质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根据谷雨（2014)[22]的研究，证券公司的规模、杠杆率及固定资产占比也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公司总资产的对数、资产负债率以及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控制变量考虑。

本文的研究期间为2007～2012年，在这期间，证券公司的经营环境和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2007年的大牛市，2008年金融危机等，都会对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因此，为了排除不同年份中资本市场、宏观经济条件及政策的变化对本文结论的可能影响，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变量。

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对样本证券公司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权益收益率（ROE）共有233个观测值。全部观测值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权益收益率平均为11.84%，中位数为8.54%，表明整体而言，证券公司2007年至2012年的盈利能力比较优秀。数据还显示，证券公司ROE的标准差为12.71%，最小值为-46.76%，最大值为56.77%，表明各观测值之间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和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实际控制人性质等有无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表2还报告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性资、股权制衡度、证券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以及负债率的描述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证券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接近50%，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的超过半数，并且股权制衡程度普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中位数为1.04，表明在证券公司中，第一大股东一股独大的情况较为明显。在财务控制变量中可以看到，证券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平均为23.43，总资产中，平均1.75%配置在固定资产中。在公司资金的来源方面，对负债率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负债率的平均值为68.11%，中位数为69.68%。

4.2 证券公司股权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表3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证券公司。

注：表中数据的第一项为相应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括号里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咱10%、5%、1%的水平上显著。

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我国的证券行业，第一大股东对证券的作用不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而是“攫取之手”（tunneling hand）。大股东的这种攫取行为，是指大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或信息优势侵占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不良行为。攫取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将公司资源转移给自己，这些交易既包括各国法律禁止的行为，如直接的偷窃和舞弊；也包括各种不公平的资产销售与订购合同，如制定对大股东有利的转移价格、过高的经理层报酬、债务担保、侵占公司的投资机会等；第二种形式是大股东可以不必从公司转移任何资产而增加自身在公司的份额，如通过股票发行稀释其它股东权益、冻结少数股权、内幕交易、渐进的收购行为以及其它不利于中小股东的各种财务交易行为。在我国，由于大部分证券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其大股东控制权无法通过二级市场变现，也无法通过公司业绩上升获得二级市场股价上涨带来的好处，因此，大股东可能更倾向于直接通过攫取行为获得控制权收益，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他中小股东对其监督力度就越小，大股东就有可能更多的从证券公司获得利益，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证券公司盈利能力负相关。

相应的，证券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当股权制衡度较高时，其他中小股东可以通过手中的股权，监督、制约大股东损害证券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股权制衡度越高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越强。

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证券公司。当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股东或者说政府时，由于持股主体缺位，目标函数多维化，存在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了代理链条过长，效率损失严重，使得政府控制的股权不具备效率上的优势。而民营及自然人股东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拥有明确的持股主体和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会显著好于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证券公司。

5 结论

本文对国内外研究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文献作了回顾与分析，并以83家国内证券公司2007年到2012年的非均衡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设计相关模型和变量，对国内证券公司股权结构特征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证券公司。

盈利能力实证篇8

城市公用事业是指城市供水节水、燃气热力、市政设施、公共客运、园林、市容和环卫等行业,是为生产、生活提供基础设施及共同条件的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它既不同于一般竞争性产业,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公共福利部门。城市公共事业商品属于兼有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两种经济属性的正外部性混合商品,在其消费或使用上,既有程度不同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又有程度不同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这些经济属性又随着经济、技术、收入、消费等因素变化而动态变化。近年来,水电短缺日益严重。研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相关行业资本结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可以为提升这类企业的价值并缓解水电资源短缺问题做出贡献。

1 资本结构的相关研究

自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对资本结构开创性研究以来,资本结构理论及实证研究文献大量涌现。以MM理论为基础的资本结构主流学派,主要研究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1]。在放松MM定理假设前提下,出现了权衡理论、代理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控制权理论、机会窗口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模型。代理成本理论探讨了债仅人、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对资本结构决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权衡理论将破产成本作为公司资本结构决策重要因素,认为最优资本结构取决于债务的税收收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根据这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资产抵押价值、盈利能力、成长机会、公司规模等都是影响资本结构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对这些资本结构的潜在决定因素,经验主义的研究仍然是不能确定哪些因素在各种情况下都是重要的[2]。Frank and Goyal(2004)[3]验证了1950~2000年影响美国公众公司资本结构决定的38个相对重要因素,发现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市场时间系列理论对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预测没有帮助。国内赵林峰、李凯[4](2003)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其成长性和规模正相关、与其盈利性、可抵押性、税率及国有股比例和社会法人股比例负相关;兰功成和戴耀华[5](2006)以主成分分析法得出运营能力与企业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税盾效应”与企业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流动性、成长性及波动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

目前,大量实证研究已深入到特定行业,例如对非营利性医院和农业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这些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行业归属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盈利能力的提高会降低资产负债率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更为关心的是,资本结构作为一种信号,在向外部物质资本所有者传达企业内部信息时,会对企业本身盈利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随着公用事业企业管制逐渐放松,对这些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引入私人投资是否会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呢?

2 研究设计

2.1 被解释变量: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指公司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构成比例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于资本结构的衡量,有些学者采用的是长期、短期和可转换债务分别与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格的比率,还有些学者则用总负债与总资产比率、长短期负债与总资产比率、负债与净资产比率、负债与资本比率和利息覆盖率;Frank and Goyal(2004)采用的是总负债、长期负债分别与总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比率。本文资本结构的衡量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指标。

2.2 解释变量:盈力能力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是企业营销能力、获取现金能力、降低成本能力及回避风险等能力的综合体现。不论投资人、债权人还是企业经理人员,都日益重视和关心企业盈利能力。较高的盈利能力是上市公司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债权人债权回收的最后保障。企业盈利能力财务分析主要是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为基础的,通过表内各项目之间逻辑关系构建一套指标体系,然后对指标值进行计算。财务界对盈利能力分析往往涉及4个指标: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这四个指标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在考虑盈利能力与资本负债率之间关系时,我们首先利用主成分析法对盈利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2.3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我们选取了深、沪两市证券交易所69家公用事业企业200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这69家企业分别属于电力、供气和供水行业,样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巨潮信息网和招行牛网行情,请见文末附表。

3 计量模型

3.1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实用的多元统计方法[6]。主成分分析就是寻找几个能解释原有变量的线性组合函数(主成分),这些线性组合一方面必须能够保有原来变量信息,且主成分间必须相互独立且不会重叠,更重要的是要能以“较少”的主成分代替原来“多个”解释变量,以达到精简的目的。因此,主成分分析可以说是在构建原有变量间的整体性指标的多变量分析方法。

首先利用SPSS for Windows的Factor过程对69家企业盈利能力的4项指标: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得出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F。

由于关系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4个,且这些指标之间往往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r23=0.792,r34=0.779,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单凭简单的加权方法判断企业盈利能力是不准确的,需要通过主成分分析,运用因子得分法来综合评价各公用事业单位的盈利能力。具体步骤如下:

a Determinant=0.116

(1)根据附录的企业盈利能力数据,得到由原始变量X1、X2、X3和X4组合而成的主成分,其相关矩阵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见表2。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67.621%,第二主成分贡献率为20.993%,累计贡献率为88.613%;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85%原则,故选取第一、第二主成分代表原变量所有信息量。

(2)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算出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得分数,分别为fac1-1和fac2-1。其中,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3所列。

fac1-1=0.179*销售毛利率+0.336*销售净利率+0.339*总资产收益率+0.331*净资产收益率

fac2-1=1.041*销售毛利率-0.136*销售净利率-0.199*总资产收益率-0.222*净资产收益率

由上述统计分析产生的新变量fac1-1和fac2-1,可得到各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得分FF:

FF=(67.621*fac1-1+20.993*fac2-1)/88.613

各公司具体得分见附录。

3.2 相关分析

我们现在构建以下方程来检验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之间是否有线性关系。所构建的线性模型不仅包括一次模型而且包括二次模型。这主要是因为线性模型构建有利于很好地拟合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但一次模型很难提供变量之间的最优组合区间,而根据现有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表明,资本结构存在最优点或最优区间,因此在采用一次模型的同时,辅以二次模型来寻求最优资本结构合理区间。

模型1:FF=a11+a12*资产负债率+ε1

模型2:FF=a21+a22*资产负债率+a23*资产负债率2+ε2

利用SPSS软件对2006年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得到如表4的结果。

从2006年回归结构来看,模型1的R2=0.054,表明样本回归直线对样本观测数据拟合度并不是很好,也就是FF的总方差中由模型做出的解释部分所占比重很小。但F=3.935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有直线关系。回归系数a12=-1.004,t检验值为-1.958,我们认为解释变量影响显著,此时犯错概率不超过0.05。因此可以认为FF与资产负债率是负相关,即随着企业资产负债比率下降,企业盈利能力会有所上升。因此,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公司在筹资战略决定上必然以追求最优资本结构为前提。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回归方程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结果,样本回归系数均不能通过t值显著性检验(ta22=-1.341,ta23=0.976),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关系不是二次函数关系,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最优区间。

4 结论及分析

首先,我国公用事业企业普遍存在低效问题,企业存在亏损现象,使国家背负补贴的沉重包袱。而从模型结果看,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利于公用事业企业盈利能力提高。这给了我们一个解决公用事业目前困境的一个方法,即在公用事业中引入民营资本的力量,不仅可以优化资本结构,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其次,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一定比例的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但当企业负债比重较大时,企业财务风险增加,到期债务的还本付息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会使企业破产。因此,企业资本结构应该存在一个最优点。但是从我们模型的结果看,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二次关系并不成立。可见,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对公用事业型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并不具有指导意义。对于一次关系来说,虽然有一定相关关系,但也并不十分密切;这似乎与传统的理解相背,然而正是这种情况才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公用事业企业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关系。

从公用事业企业特性看,企业经营状况并不是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也不是由企业来决定,更多地要受到来自于政府和市场的综合影响,是社会宏观经济和企业微观经济运行的综合结果[7](当然,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只是我国显得更为突出一些)。因此,于公用事业企业负债率高低并不与盈利能力直接相关,资本收益率并不完全由企业资本结构来决定,所以在实证的结果中,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收益率相关关系不是很强。

摘要：近年来,国家逐渐放松对公用事业的管制,一改以往国家直接投资、建设、经营的模式,开始鼓励民间投资,使我国公用事业的产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对其融资策略及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盈利能力之间有什么关系?以2006年深沪两市公用事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利用主成分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并与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主要指标资产负债率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试图寻求公用事业企业资本结构的最优解,为我国公用事业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

关键词：盈利能力,资本结构,公用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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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纹岱:《SPSS for Windows统计分析(第2版)》[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311-322。

怡球資源——盈利能力是王道篇9

關於環保問題

陳宏烈：怡球資源的主營業務是利用所回收的來源於廢舊汽車、建材、電器、機械、包裝、設備及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鋁渣、邊角料等各方面的廢鋁資源，進行分選、熔煉、澆注等生產工序，製造出替代原鋁的再生鋁產品，以達到鋁金屬資源循環利用的目的。眾所週知，再生鋁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出污染環境的氣體，自怡球資源通過證監會審核之日起，外界就不斷對怡球資源的污染防治產生質疑，怡球資源採取何種措施來保護環境？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環境保護有何要求？

陳志軍：按照大陸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和中國證監會發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怡球資源所在行業屬於「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根據《關於對申請上市的企業和申請再融資的上市企業進行環境保護核查的通知》及《關於印發<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的通知》，核查對象為重污染行業申請上市的企業；其中重污染行業包括冶金，冶金行業（包括有色金屬冶煉，貴金屬、稀土金屬、其他稀有金屬冶煉）、有色金屬合金製造、廢金屬冶煉、有色金屬壓延加工、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加工。核查的內容包括：

1.排放的主要污染物達到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

2.依法領取排污許可證，並達到排污許可證的要求；

3.企業單位主要產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達到大陸同行業先進水準；

4.工業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安全處置率均達到100%；

5.新、改、擴建專案「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執行率達到100%，並經環保部門驗收合格；

6.環保設施穩定運轉率達到95%以上；

7.按規定繳納排污費；

8.產品及其生產過程中不含有或不使用國家法律、法規、標準中禁用的物質以及大陸簽署的國際公約中禁用的物質。

關於持續盈利能力

怡球資源的主營業務為利用所回收的廢鋁資源，進行分選、熔煉、澆注等生產工序，製造出替代原鋁的再生鋁產品，即各種成分和型號的鋁合金錠。其持有太倉市環境保護局頒發的《江蘇省排放污染物許可證》並通過了江蘇省環境保護廳的上市環保核查，且其募集資金投資項目也獲得江蘇省環境保護廳的批准。

當地環境保護機關也出具證明，確認怡球資源排放的主要污染物達到了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標準，近三年來能夠遵守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近三年未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未因環境污染受到環保行政處罰。

陳宏烈：我注意到怡球資源的招股說明書顯示其資金鏈比較緊張且負債率極高，其還款能力一直備受矚目。

陳志軍：負債率高不代表持續盈利能力弱。因受行業所限，怡球資源的原材料採購週期長、數量大，所需資金龐大，因此資金流轉的速度較慢。但從鋁合金錠行業發展的前景看，國家在戰略轉型、規範發展、技術鼓勵、稅收支持和上市融資政策等多角度的支持與鼓勵，將極大地促進再生鋁行業的發展，為怡球資源的持續盈利能力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根據《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發行人不得存在下列影響持續盈利能力的情形：

1.股份公司的經營模式、產品或服務的品種結構已經或者將發生重大變化，並對股份公司的持續盈利能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2.股份公司的行業地位或股份公司所處行業的經營環境已經或者將發生重大變化，並對股份公司的持續盈利能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3.股份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營業收入或淨利潤對關聯方或者對重大不確定性的客戶存在重大依賴；

4.股份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淨利潤主要來自合併財務報表範圍以外的投資收益；

5.股份公司在用的商標、專利、專有技術以及特許經營權等重要資產或技術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變化的風險；

6.其他可能對股份公司持續盈利能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情形。

根據怡球資源的招股說明書，其於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2011 年1～6 月的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分別為39，009，884.82元、209，657，505.26元、276， 359，304.15元、144，642，078.10元，經營業績增長十分迅猛。另外，怡球資源股權結構穩定，生產經營不依賴於某一客戶，其所處的再生鋁行業市場需求旺盛，產品銷量連年上漲，大陸再生鋁行業巨大的發展空間為怡球資源未來提升盈利能力提供了保障，先進工藝技術水準使得怡球資源產品具有較大的成本優勢，提升了盈利能力。怡球資源也不存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所述情形，所以儘管其資產負債率較高，但仍未對其發行上市構成障礙。

關於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併

陳宏烈：怡球資源在收購薩摩亞公司股權的時候被認定為同一控制下的收購。您能為我們介紹一下中國證監會對於同一控制企業合併的審核標準嗎？

陳志軍：首先，根據《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要求，發行人最近3年內主營業務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其次，根據《<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發行人最近3年內主營業務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適用意見——證券期貨法律適用意見第3號》第二項：

發行人報告期內存在對同一公司控制權人下相同、類似或相關業務進行重組情況的，如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視為主營業務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一）被重組方應當自報告期期初起即與發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權人控制，如果被重組方是在報告期內新設立的，應當自成立之日即與發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權人控制；

（二）被重組進入發行人的業務與發行人重組前的業務具有相關性（相同、類似行業或同一產業鏈的上下游）。重組方式遵循市場化原則，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式：

1.發行人收購被重組方股權；

2.發行人收購被重組方的經營性資產；

3.公司控制權人以被重組方股權或經營性資產對發行人進行增資；

4.發行人吸收合併被重組方。

第三項：發行人報告期內存在對同一公司控制權人下相同、類似或相關業務進行重組的，應關注重組對發行人資產總額、營業收入或利潤總額的影響情況。發行人應根據影響情況按照以下要求執行：

（一）被重組方重組前一個會計年度末的資產總額，或前一個會計年度的營業收入或利潤總額，達到或超過重組前發行人相應項目100%的，為便於投資者了解重組後的整體運營情況，發行人重組後運行一個會計年度後方可申請發行；

（二）被重組方重組前一個會計年度末的資產總額，或前一個會計年度的營業收入或利潤總額，達到或超過重組前發行人相應項目50%，但不超過100%的，保薦機構和發行人律師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文件對首次公開發行主體的要求，將被重組方納入盡職調查範圍並發表相關意見。發行申請文件還應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資訊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9號——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申請文件》（證監發行字[2006]6號）附錄第四章和第八章的要求，提交會計師關於被重組方的有關文件以及與財務會計資料相關的其他文件。

（三）被重組方重組前一個會計年度末的資產總額，或前一個會計年度的營業收入或利潤總額，達到或超過重組前發行人相應項目20%的，申報財務報表至少須包含重組完成後的最近一期資產負債表。

台資企業在籌備A股上市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境內外業務、資產的重組問題，而且通常是同一實際控制下的重組，在設計重組方案時，上述指標對上市進程的影響一定要引起關注。

盈利能力实证篇10

一国金融系统是否安全,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国内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评估国内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和经营绩效,分析竞争优劣势,构建最佳经营策略,成为国内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选择。银行业的生产服务流程比较复杂,要想清晰地测算银行业的真实投入、产出比较困难,基于此,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银行业的投入产出的界定也不同,总体而言,对银行业的投入、产出的界定和衡量有三类:一是生产说,即银行运营投入为劳动、资本、设备,产出为能产生利润的金融服务的种类与数量,该种定义的优点是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缺点是模糊了提供服务时所消耗的资源(Sherman&Gold,1985;Oral Kettanci Yolalan,1992)。二是中介说,即银行作为资金使用者和资金借出者的中介,因此产出界定为房贷或投资金额,投入为包括诸如利息、劳动、营运成本等运营费用。三是资产说,即银行作为贷款者和借款者的中介,产出项以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类的贷款及同类资产来衡量,投入项以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类的存款及同类负债来衡量(Grosskopf,Hayes and S.Yaisawarng,1993)。文献研究显示,大多学者采用中介说研究银行业的经营绩效。

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对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是以相对效率进行测评,通过对经营项目进行绩效比对,选出最优项目列入银行经营序列中。银行在制定竞争策略时,首先要了解哪些因素影响经营绩效,因此本研究采用二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以我国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以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的效率值建立管理矩阵,据此考查二者的相关性,厘清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提高经营绩效的运营方案。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二阶段DEA方法,试图达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测评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并探讨影响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二是检验银行规模在影响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构建提高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管理矩阵。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国内12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即平安银行(2012年1月19日,深圳发展银行并购平安银行,并更名“平安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3、2014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有效截面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12家银行的年度财务报告。

(二)研究架构

本文采用二阶段DEA分析法,从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层面测评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第一阶段盈利能力以“员工人数”、“营业支出”、“资本”为投入项,以“利息收入”、“税前盈余”为产出项;第二阶段市场能力以“利息收入”、“税前盈余”为投入项,以“净值”(研究以“净值”代替“市值”作为产出项之一,是因为样本银行多为控股银行,单独并无市值可参考,且一般银行净值越大,反映出其市场竞争能力越强。)、“资产报酬率”为产出项(研究架构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在评价技术效率时,DEA分析法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投入导向强调产出水平固定下寻求投入组合最小化,若具有技术效率则效率值为1,若不具有技术效率则效率值小于1。产出导向强调在投入水平固定时寻求产出最大化,若具有效率则效率值为1,若不具有效率则效率值小于1。在进行DEA分析时,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生产或服务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投入导向或产出导向,基于银行业是从管理者对资源可控视角,既有投入下追求产出项最大,因此本研究采用投入导向,采用二阶段DEA分析法,根据整体效率CCR模式测算决策单位的整体效率,然后配合BCC模式计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整体效率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纯技术效率指各决策单位在每一年度的投入项目能否有效运用,以达到产出最大化或投入最小化,其数值表示投入要素在使用上的效率;而规模效率则是代表各决策单位在每一年度中产出与投入比例是否适当,亦即是否达到最大生产力,其数值越高表示规模愈适合,生产力也越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研究样本选取国内12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编号为01-12单位,因此2年运营年度的样本共计24个。Wilcoxon符号验定法可以验定两相依样本是否来自同一母体,不必对母体做常态分配或变异数相等的假设,而且此验定方法可以考虑差数的正、负,及其差数的大小等级,因此,以Wilcoxon符号验定2013、2014年的效率值,以及银行规模的效率值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投入、产出项共计8个研究变量,其投入、产出项目基本统计情况见表1。

(二)二阶段DEA投入、产出相关性分析

为探讨二阶段投入、产出项之间的相关性,首先进行Person相关性分析,表2、表3为相关系数的汇总。根据表2和表3,第一阶段投入、产出项之间和第二阶段投入、产出项之间皆存在显著正相关,满足了合理性、逻辑相关性、同向性的要求,符合DEA分析法中投入、产出项之间等幅扩张性的假设。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0.0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0.01,下同。

(三)效率值分析

根据12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二阶段DEA分析,测算经营效率。首先根据固定规模报酬下的CCR模式测算决策单位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的整体效率TE和纯技术效率PTE,然后根据规模报酬可变下的BCC模式计算规模效率SE(即TE除以PTE得SE),结果汇总于表4。

(1)TE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2013年第一阶段盈利能力具有整体效率的银行有5家,第二阶段的市场能力具有整体效率的银行有4家,2014年第一阶段的盈利能力具有整体效率的银行有2家,第二阶段的市场能力具有整体效率的银行只有1家。由此看来,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市场能力,2014年具有整体效率的银行数均少于2013年。

(2)PTE分析。2013年第一阶段盈利能力具有纯技术效率的银行有2家,第二阶段市场能力具有纯技术效率的银行有1家。2014年第一阶段的盈利能力具有纯技术效率的银行有4家,第二阶段市场能力具有纯技术效率的银行有3家。因此,无论是第一阶段的盈利能力还是第二阶段的市场能力,2014年具有纯技术效率的银行家数均高于2013年。

(3)SE分析。2013年有3家银行达到规模效率,其中第一阶段盈利能力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9562,即在盈利能力上还有4.4%的改善空间,而第二阶段市场能力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6379,即在市场能力方面还有36.2%的提升空间。2014年有1家银行达到规模效率,其中第一阶段盈利能力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9643,即在盈利能力上还有3.6%的改善空间,而第二阶段市场能力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5448,即在市场能力方面还有45.5%的提升空间。

(4)无效率来源分析。根据表5分析,造成2013~2014年第一阶段盈利能力缺乏效率的原因主要来自纯技术效率PTE,2013、2014年盈利能力PTE平均值(分别为0.8168、0.8630)小于规模效率SE平均值(分别为0.9562、0.9643);但第二阶段市场能力无效率原因主要来自规模效率SE,表现在2013、2014年市场能力的规模效率SE平均值(分别为0.6379、0.5448)小于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7401、0.6964)。

(5)效率值差异分析。为考查银行规模对经营绩效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采用魏克森等级符号验定(Wilcoxon Signed-rank Test),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阶段的盈利能力和第二阶段的市场能力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经济环境的不景气并未对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为检验稳健性,本文按照总资产进行分组,将总资产大于等于10000亿人民币的样本银行界定为大规模银行,总资产小于10000亿人民币的银行界定为小规模银行,利用魏克森等级符号验定,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阶段盈利能力的TE、PTE与SE,大规模银行和小规模银行均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第二阶段盈利能力的TE、PTE与SE,无论大规模银行还是小规模银行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盈利能力方面大规模银行较有优势,但市场能力方面大规模银行并不一定有优势。

注:*表示P-Value<0.05;**表示P-Value<0.01。

(四)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分布矩阵

以市场能力为横轴,盈利能力为纵轴,以2013年、2014年各银行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平均整体效率TE值作为各象限临界值(分别为0.8与0.5),形成四个象限的管理矩阵架构如图2所示。

(1)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均高。该阵列属于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都较高的银行,盈利能力大于0.8,市场能力大于0.5,该类银行相对于其他银行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图2显示该象限有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5家银行,其中又以招商银行表现最佳。

(2)盈利能力较低,市场能力较高。该阵列的银行属于盈利能力较低,但市场能力较高者,该类银行目前盈利能力虽然较低,但具有较高的市场潜力,图2显示有光大银行、华夏银行2家银行。

(3)盈利能力较高,市场能力较低。该阵列的银行属于盈利能力较高,但市场能力较低者,此类银行目前盈利状况虽然较佳,但市场发展潜力较差,该类银行有广发银行、平安银行2家。

(4)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均较低。该阵列的银行属于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皆较低者,其盈利状况与市场能力表现皆不佳,此类银行有恒丰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3家银行。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2013~2014年的数据资料,以国内12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采用二阶段DEA方法,系统探索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并根据效率值差异建立适宜的管理方案。研究表明:(1)2014年无论在盈利能力还是市场能力的整体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与规模效率,有效率银行家数及平均效率值均低于2013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对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并不严重。(2)在规模报酬方面,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市场能力层面,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未处于最佳营运规模。(3)对于造成国内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效率较低的原因,盈利能力层面主要是纯技术效率较低所导致,市场能力层面主要是规模效率较低所导致。(4)盈利能力方面,大规模银行在整体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方面都显著高于小规模银行;而在市场能力方面,大规模银行、小规模银行在整体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5)影响国内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为营业支出,其次是员工人数,而影响市场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税前盈余。

(二)建议

(1)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都较高的银行,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相对竞争优势,但仍需持续提升或保持竞争优势和创新发展策略。(2)盈利能力较低,市场能力较高的银行,由于盈利能力表现不佳,但市场能力方面具有发展潜力,应把握时机进行业务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积极开拓市场,延伸盈利模式提升竞争优势。(3)盈利能力较高,市场能力较低的银行由于盈利能力表现较佳,市场发展潜力表现不佳,可考虑开发新业务、新服务,拓展盈利渠道,或进行资源重新优化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4)盈利能力与市场能力都表现不佳的银行,要总结盈利能力和市场能力表现不佳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外部市场环境,剖析内部经营管理,查找问题并予以改进,如因市场竞争激烈,无法增加业务量时,应考虑开拓新的业务空间,必要时可考虑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者与其他金融机构合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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