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协调

价格协调（精选7篇）

价格协调 篇1

近年来, 粮食市场价格信号有效地发挥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 尤其是今年以来, 粮食价格持续走高, 大豆、小麦、玉米的平均涨幅较大, 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是有利于刺激生产, 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水平, 我国粮食价格长期偏低, 粮价温和上涨是平衡工业农业利益关系的手段, 有利于发展生产, 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也是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有利于抑制一定程度上的粮食浪费。有关专家估计, 如果我国每人每年合理消费, 可节约0.5公斤粮食, 每年则可节约6亿公斤粮食, 相当于812万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样, 我国每年仅喝酒消费就消耗掉300亿公斤粮食。二者相加, 我国每年就可浪费掉1亿亩耕地的粮食。

一、种粮农民为什么从粮价上涨中获益甚少

种粮成本与收益的变动, 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 进而引起国内粮食供应的变化和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表面看, 粮食价格上涨, 最终获益的是农民, 实质上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实惠。这不但弱化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效, 而且也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一)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消了农民的收入

2007年以来, 农资产品价格的增幅就一直快于农产品价格十几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 尤其是种子、农药、柴油、地膜、化肥等农资价格攀升, 农民种粮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从2004-2008年, 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成本上升, 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从395元增加到562元, 增加42%;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86元, 下降5.1%。尤其是进入2010年, 农药、地膜、化肥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2-10月, 农用0号柴油每公斤从7.06元涨到7.21元, 农用10号柴油从7.41元涨到7.55元, 其他如棚膜、地膜及农药都出现上涨态势, 推动粮食种植成本的上升。据调查, 今年湖南湘阴县的尿素、钾肥、复合肥、柴油的价格分别达到2100元/吨、3200元/吨、2250元/吨、6.28元/升, 均比去年同期有20%-50%幅度的上升。江西赣州的调查显示, 2008年机械作业费平均每亩38.83元, 2009年每亩增加到59.29元, 净增20.46元, 增幅52.7%;2010年每亩又增加到81.47元, 同比净增22.18元, 增幅37.4%。比如, 在河南新乡地区, 种植一亩小麦的成本在450-500元 (不含人工费用) , 正常情况的单产水平在800-1000斤/亩, 按目前当地一级白小麦1.05元/斤的收购价推算, 种植10亩小麦的净收入在3900-5500元, 和外出打工的收入是无法相比的。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二) 人工成本上涨抵消了农民的收入

近年, 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逆转, 国内劳务市场近年来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变化, “民工潮”变成了“民工荒”。各地纷纷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争抢民工, 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传导到农村, 这种变化势必会对农业用工、农产品成本产生影响, 最终在农产品价格上体现出来, 导致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今年尤其是雇工的成本上涨幅度最大。据有关调查, 今年粮食生产成本平均上涨10.89%, 其中, 人工成本上涨幅度最大, 平均在20%以上。江西赣州的调查显示, 雇工费用由2008年的平均每亩1.42元上涨到2009年的20.85元, 净增19.43元, 涨幅1368.3%;2010年又涨到44.15元, 同比净增23.3元, 涨幅111.75%。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从2004-2008年, 人工成本从141元增加到175元, 增加24.1%。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全国355个行政村2.3万个农户的数据计算, 2005-2009年, 农村家庭经营雇工日工资年均增长16.9%, 种植业雇工日工资年均增长14.3%。根据不同的数据显示, 农业雇工工资已接近获超过农民工日工资。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 土地租金成本上升抵消了农民的收入

随着城市地价快速上涨, 带动了城郊地价上涨, 并进一步传导至农业地价。此外, 一些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 大规模租地经营,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价。近年农业地租的成本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就全国而言, 土地租金平均每亩大约在500元左右, 在沿海的一些经济作物产区, 每亩土地租金已达2000元左右。近10年来, 土地成本年均增长8.1%, 所占的比重由10年前的9%上升到现在的17%。现在出租耕地的拿走了国家的补贴, 而真正种粮的农民还要负担租赁费等成本, 对于这部分农民是不公平的, 对于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也是不利的

(四) 是流通成本上升

流通环节过多, 流通费用过高也是价格推动的一个方面, 是导致粮食销售价格远高于生产价格的原因之一。目前, 一些地方的农民实际享受到国家最低粮食保护价的较少, 一般政府粮食收购点都集中在城里, 农民需要自己运输过去, 且还要排队等候, 本身成本不低;同时, 一些种粮散户由于运输麻烦, 给了一些中间收购商机会, 他们压低粮食收购价, 然后赚取差价, 所以此二项导致流通成本上升。

可见, 虽然粮食价格上涨了, 但农民确是增产未增收, 从粮价上涨得到的实惠甚少。粮食生产成本的上涨, 使得种粮比较收益快速减少, 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影响粮食安全。

二、今后粮食生产成本变化趋势

未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 国家仍将继续大力支持粮食生产, 种粮农民的补贴收入还将继续增加。但由于粮食生产的“基础成本”———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刚性上涨将成常态, 粮食等农产品可能显现出趋势性上涨, 种粮收益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一) 土地成本上升

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 且粮食消费不断增长的格局下, 未来耕地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从1997-2008年, 与1997年的19.51亿亩相比, 12年间, 中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了1.2526亿亩, 耕地数量越来越接近“红线”。土地要素的稀缺程度提高, 将使得土地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同时, 随着农民市民化的加快, 土地流转将进一步加速。这都使粮食种植的成本继续上涨。

资料来源:根据国土资源部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注: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 有些数据可能稍有出入) 。

(二) 人工成本上升

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变化, 其实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显示。随着人口的绝对减少, 未来劳动力紧缺将成常态, 而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预计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未来将更加严峻, 将加快工资上涨幅度, 提高劳动成本。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劳动力将进入城镇, 流向相对高收益的行业, 促使种粮的人工成本上升;同时, 劳动日工价水平和雇工费用会随着农民收入增加和机会成本扩大而不断上升。因此, 未来粮食生产中的人工成本不但难以降低, 相反还会呈上升趋势。

(三) 化肥成本上升

近年粮食增产, 一方面体现在国家的各种补贴和农业税的取消, 但主要体现在单产的提高上, 种植面积的增量实际不大。单产提高的原因则在于化肥的施用。化肥生产对资源依赖性极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开采成本的加大, 特别是国内市场石油、天然气供给严重不足, 以及运输成本和政策性因素推动的石油、煤炭、水、电等价格提高, 从长期看, 化肥生产成本可能会逐步上升, 特别是进口化肥的成本会更高。

(四) 其他农药、农膜、机械作业等成本上升

粮食生产中的农药、农膜等与能源相关的农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石油来维持的, 要素价格受世界影响较大, 短期内世界的“石油危机”不会缓解。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形成了较大的上涨推力, 会导致油价在总体上仍会呈现增加趋势。同时, 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农业劳动力的成本大幅度增加, 未来, 使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成为趋势。但农用柴油受世界影响较大, 未来, 农业机械的使用费用也将会上涨。

(五) 用水成本会增加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 我国农业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将会不断加大, 农业用水会对农业生产形成制约。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灌溉体系的解体, 变成了一家一户的自给式灌溉, 成本自然会增加。

(六) 种子价格成本也将上涨

首先是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由于粮食价格上涨, 种子与粮食存在比价效应, 种子生产基地的收购价格也将随着上涨。

可见, 未来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 可能会造成农民种粮效益与期望值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会侵蚀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 并蓄积成妨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对此, 迫切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三、如何协调粮价上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

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 在提高种粮积极性的同时, 可能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 甚至有引发通货膨胀的隐忧, 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国家粮食安全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可见, 此二者既具有一定的协调性, 又具有矛盾性。那么该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呢?同时, 随着种粮成本的快速上升, 种粮的比较优势明显下降, 农民将生产要素投向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 这一方面改变了家庭种植结构, 另一方面也逐步改变一个地区种植业结构。并且, 种粮的成本收益率都是过低的, 将导致未来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将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之中。

(一) 加强粮食市场宏观调控

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粮价大涨、“米贵伤民”, 也要避免过度打压导致粮价下跌、“谷贱伤农”。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 使价格能更好地反映供求, 也要适度弥补市场缺陷, 做好储备吞吐调节, 进出口、发补贴等一系列措施, 以及协调好运销, 充分发挥大型流通企业在国家指导下调节和稳定粮食市场的作用, 或出台临时干预措施, 动用储备平抑粮价, 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 完善流通体系建设

尤其要完善农超对接, 减少流通环节。要切实保证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好处被农民分享, 不是主要被流通环节侵蚀, 实现农民增产增值增效。同时, 还要明确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公益属性, 改变目前过度市场化经营的局面, 以政府投资为基础, 通过微利经营模式来切实降低入场费、管理费、摊位费, 降低最终销售价格。

(三) 打击游资炒作

游资一般都是炒作季节性生产、消费量和需求量都不是特别大的产品。要加大宣传力度, 稳定市场预期, 运用财政政策, 加强市场价格监管, 避免因为中间环节的“恶性膨胀”而导致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 防止游资进行炒作等政策措施, 并通过释放政策信号使老百姓对物价上涨有清晰的认识, 进行理性的消费。

(四) 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

改变目前“种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 形成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使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获益, 确保种粮农民有合理的利润。

(五) 改革对农民的补贴方式

改革目前普惠式的种粮直补形式, 推行合同补给、商品粮直补相结合的补给方式, 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助力度, 采取公示、抽查等方式, 确保粮食补助款真正补到种粮大户手中, 弥补成本上涨对种粮收益的负面影响。

(六) 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帮助农民抵御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减轻农民负担,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让政策实惠真正留在“田头”。

(七)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化肥、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的监管

为防范惠农政策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抵消, 挤压农民种粮利润空间, 国家应加大并落实对化肥生产企业的各项政策优惠, 减少流通环节, 从源头上控制化肥价格的过快上涨。同时, 进一步加大对化肥、农用柴油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抑制农资商品价格上涨, 稳定农资商品价格。

(八) 推进规模经营, 提高种粮效益

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按照自愿有偿原则, 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让种粮大户规模种植, 变“小农”为“大农”, 提高其种植效益。重点推广互助合作型, 龙头企业带动型和种粮大户牵动型土地流转模式, 实现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机械化耕作, 才有规模效益的保障。

价格协调 篇2

煤电运行中面临的问题

现有煤电联动机制联动不及时，力度不到位，未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矛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为了解决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矛盾，国家建立了煤电联动机制，但是考虑到电力资源的公共属性，以及电价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家电价调整并未严格按照机制进行，而是一再滞后于持续飙升的市场煤价格。

二是现有成本传导机制不完善，上网电价单边上调，而销售电价未作调整，电网企业垫支购电费大幅上升。现有煤电联动机制落实不到位，2008年8月20日全国火电上网电价单边平均提高2分钱/千瓦时，销售电价暂不调整，未与上网电价联动，电网企业垫支了大量的购电费。以陕西为例，火电上网电价平均提高1.5分钱/千瓦时，截止2008年底已垫支购电费2.4亿元，2009年垫付购电费将超过8亿元。同时，新投产脱硫机组上网电价提高1.5分，不推动销价的政策实质上也是上网电价单边上调。燃煤发电机组实施烟气脱硫，主要提高社会环保效益，但是，由电网企业而非用户承担电厂脱硫补贴，没有真实反映环境资源成本，成本传导机制缺失，亟需完善。

三是输配电价机制尚未建立，电网成本没能通过电价有效疏导，累积的电价矛盾突出。“十一五”以来，为解决新建电厂送出、主网架卡脖子、中西部完善、户户通电等问题，陕西省电力公司已投入199.25亿元进行电网建设和改造，仅折旧一项年增加成本13亿元。电网企业的刚性成本不但未通过价格疏导，还承担了上游环节转嫁的成本，导致电网累积的价格矛盾十分突出，经营情况急剧恶化，已陷入亏损境地。若销售电价不能及时调整，2009年陕西省电力公司预计亏损将超过10亿元。电网亏损，资信等级降低，融资困难，现金无法周转，电网建设与改造的投资难以为继。

四是偏低的销售电价严重影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我国依赖资源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低电价不能遏制高耗能、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污染治理、产品的更新换代。其原因是电价机制仍不完善，电价关系有待理顺，销售电价没有及时与电煤价格上涨、电网建设加大等电力成本联动，电价水平偏低。从长远看，偏低的销售电价将严重影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利于节能降耗，不利于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也不利于两型社会的建设。

实现有煤电联动的政策建议

(一)落实现有煤电联动政策，真实反映环境资源成本，实行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合理疏导电网价格矛盾。改变上游价格放开，下游价格卡死的做法，落实现有煤电联动政策，真实反映环境资源成本，尽快握高销售电价，解决2008年8月份上网电价单边上调和电网垫付新投机组脱硫补贴的问题。同时，合理疏导电网投资的还本付息电价矛盾，改善电网企业经营状况，为电网建设筹措资本金，逐步扭转电网发展滞后局面。用电价杠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节能减排，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价格协调 篇3

关键词：竞合,协调,选择适用

一、概述

事实规范与法律后果构成《价格法》与《反垄断法》的竞合。什么是法律规范的竞合呢？可以这样理解：在适用于同一具体事实时，如果一项完整的法律规范，根据法条规定的不同事实，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这就是法律规范的竞合。事实规范的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主体、事件等。不同法条事实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是将这些要素进行对比得出的。如果其中一项或两项存在特殊性，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又称之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比较两部法律可以看到，《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项及第十四条的规定均涉及价格垄断协议，产生竞合关系；而第十四条第（二）、（五）、（六）项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二）、（六）项产生竞合，分别规定了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和价格挤压等行为。

二、《价格法》与《反垄断法》的差异性

1、执法主体不同

《价格法》中对执法主体是这样规定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职权享有执法权。而《反垄断法》中却明确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并可授权省一级政府相应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因此，如果省级以下的价格主管部门以自身名义调查垄断案件，是不符合规定的。

2、规制对象的差异性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规制对象上，《价格法》不正当价格规制的对象只有经营者，而《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行业协会以及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3、排除适用的范围不同

《价格法》和《反垄断法》排除适用的范围存在冲突。比如《价格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利率、汇率、保险费率、证券及期货价格”不适用价格法。《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中“农业生产者和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

4、执法程序的差异性

针对违法行为，两部法律启动的执法程序不同，《价格法》启动的是价格监督检查程序，而《反垄断法》则是反垄断调查程序。反垄断案件在线索追踪、案件调查和信息披露、案件进展报告以及案件的处理等方面都不同于价格监督检查程序。不仅如此，《价格法》中并没有关于反垄断调查中的中止调查、宽大处理等制度。

5、法律责任存在冲突

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方面，《价格法》和《反垄断法》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价格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关于价格违法行为（包括价格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关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责任，虽然都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后果，但在并处罚款的计算依据和乘数方面存在冲突，《价格法》规定为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而《反垄断法》规定对经营者处上一年度营业额1%至10%的罚款，处罚更加严厉。

总之，《价格法》与《反垄断法》在价格垄断行为方面的规定具有竞合的规定，导致在很多内容上具有差异性。因此，根据不同的情形，如何合理恰当的选择适用《价格法》与《反垄断法》，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如何选择适用《价格法》与《反垄断法》

1、《价格法》和《反垄断法》比较，应优先适用《反垄断法》

(1）从法律冲突选择适用的法定原则方面，优先选择适用《反垄断法》。法律选择适用的三项基本原则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反垄断法》与《价格法》属于同位法，效力层级相同，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因此，“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是分析法律冲突问题的两项基本原则。其中，各法条事实规范的逻辑关系，是区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键；而“新、旧法”的判断通常以法律的生效时间先后作为划分。

基于此，反垄断执法优先适用《反垄断法》，具有必然性，可以依据以下两个原则进行分析。

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角度进行分析。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理论根源是：立法机关基于对社会生活或者某些利益的考量，会设定一些例外规定来修正和补充一般原则。在《反垄断法》中有许多对价格违法行为的特别性规定，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例如，对某些价格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判断作出修正，价格垄断协议范畴的缩小化规定，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等行为主体的特殊性规制等。

从“新法优于旧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时间晚于《价格法》，根据时间先后，《反垄断法》应优先适用。

(2）从执法效率优先原则方面，优先选择适用《反垄断法》。首先，《反垄断法》比较详细的规定了价格垄断行为，在启动执法程序时，可以更加准确地对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定性。例如，《价格法》对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定为是“互相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但是法律术语中的要求比较严格，“串通”和“操纵”没有揭示违法行为各项构成要件，谈不上法律术语，因此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对其准确含义很难把握。而从另一方面，《反垄断法》不仅准确阐述了价格垄断协议的“协议”是什么含义，而且清楚的规定了“垄断协议”的主客观要件。因此，《反垄断法》能帮助执法人员在查处价格垄断行为时，准确判断和定性违法行为。

其次，制裁价格垄断行为时适用《反垄断法》，是立法、执法的的要求。《价格法》明确的几项行为，包括政府定价行为、价格干预行为、价格调控行为以及价格监管行为等。因此，《价格法》是政府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对政府价格行为进行规范，它体现了“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宏观调控的目标，对于更好的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的经济权益，不断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价格垄断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本质上具有反竞争性。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反垄断法》的许多执法配套程序和处罚标准也在不断完善，它更加专业的对价格垄断行为进行了监管，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和打击力度。

最后，《反垄断法》的适用，对于节约行政成本，不断促进执法水平，规避执法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垄断案件具有以下特性：覆盖范围大、社会影响力强、关注度较高，但是案件数量通常不会很多、对执法的要求比较高。因此，省级以上的执法部门是反垄断案件的执法主体，由他们启动执法调查后，有序的推进后续的执法程序，从根本上对反垄断案件的解决提供法律保障。

2、《反垄断法》与《价格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价格法》在纵向和横向协议等方面，都有禁止“价格串通”的规定。《反垄断法》在第十三条第（一）项、第十四条分别规定了横向价格垄断协议和固定或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纵向协议。其中纵向协议包括了固定协议、限制最低和最高转售价格协议。但从法条可以看出，并未对是否包括限制最高转售价格协议进行明确规定。《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释义》的解释认为，这一项规定禁止联合固定价格行为和限制转售价格行为。因此，就“价格串通”内容而言，《价格法》的范围比《反垄断法》价格垄断协议的更广，与《反垄断法》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与《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二）、（五）、（六）项的规定对应的，《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二）、（六）项，对于禁止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价格挤压等行为进行明确规定，但前提是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是必须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由此可以看出，在主体要素上《价格法》比《反垄断法》的规定更宽，《反垄断法》的规定属于特别法。

3、针对具体行为的选择适用规则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了《价格法》与《反垄断法》因法律竞合而出现法律冲突时的一般适用规则，那么，在《反垄断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针对具体行为时的适用规则又是怎样的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对于横向和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应当适用《反垄断法》。首先应理解横向和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含义。横向价格垄断协议的理解是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彼此达成的协议，比如在生产或销售过程出于同一阶段的生产商之间、零售商之间或批发商之间达成的协议；而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内涵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或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

(2）在限定最高转售价格的纵向协议方面，可以适用《价格法》。《反垄断法》排除限定最高转售价格的纵向协议是垄断协议，但是，市场秩序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监管，这就需要执法机构依据《价格法》来有效维护。

(3）当经营者占据市场支配地位，要分情况适用。当经营者支配市场的发展时，并存在价格挤压、价格歧视、掠夺性定价等垄断行为时，应适用《反垄断法》；当经营者没有支配市场的发展时，对于经营者的价格挤压和价格歧视等行为，可适用《价格法》。

参考文献

[1]李常青,万江.《价格法》与《反垄断法》的竞合与选择适用问题研究[J].反价格垄断.

[2]郑翔.反垄断法与价格法的冲突与协调[J].安徽大学法学评论,2006年第6卷第1期.

[3]赵绘宇.完善和规范我国价格管理法律体系刍议[J].贵州大学学报,2004(2).

[4]张瑞萍.反垄断法视野内的价格问题[J].法商研究,2002(3).

[5]王奋飞.论《反垄新法》与《价格法》的冲突与协调——基于三星案的思考.[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价格协调 篇4

在电信代理渠道中,电信运营商通过委托电信代理商向市场客户销售其业务,作为两个独立经营的单位,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共同目标,然而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两者分散决策时的利润之和往往要小于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因此研究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问题对促进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的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电信代理渠道管理的研究仍然较少。其中,董林等指出营销渠道已经成为电信运营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存在电信运营商和渠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运营商对渠道控制力无法保证,渠道布局不合理,配套支持不够,渠道效率低下等问题[1]。AI等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从1991 年到2002 年美国价格规制和收益共享规制是怎样影响美国电信业务零售服务质量水平的[2]。秦维颖讨论了电信企业渠道代理商的选择标准、日常管理以及考核与激励的方法[3]。李雷和鲁利民认为移动业务代理商一般同时代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业务,因此移动运营商和代理商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为此基于多任务的委托- 代理关系理论研究了移动运营商对代理商的激励合同[4]。以上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没有涉及电信代理渠道中运营商与代理商之间的协调问题。

关于电信领域各主体之间的协调或激励研究方面。陈飞和舒华英基于复杂适应系统( CAS) 理论,运用多主体建模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电信运营商与SP增值业务合作中的创新激励机制的有效性问题[5]。王晓明和李仕明等研究了考虑共赢的电信业务中运营商对服务提供商的创新动态激励合同[6]。刘国亮和范云翠首先研究了基于收入共享合同的电信运营商与SP的合作激励机制[7]; 郑惠莉和达庆利以移动“彩信”业务为背景,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供应链中移动网络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的协调机制[8]。杨世旭等研究了基于服务成本共担契约的电信业务代理商激励机制[9]。然而,以上研究没有涉及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问题。鉴于此,本文拟研究一种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电信代理渠道协调机制。

1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本文研究由一个电信运营商和一个电信代理商组成的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问题,其中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都是风险中性和完全理性的。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的决策行为符合以下动态博弈过程: 首先,电信运营商先行决定单位业务的销售价格; 然后,电信代理商根据电信运营商给定的价格决定应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水平; 最后,电信运营商决定一个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业务分成比例值,而电信代理商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该业务分成比例值。在通常情况下,电信运营商最终决定的业务分成比例值往往会偏离使得渠道整体利润最大时的业务分成比例值。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一种基于业务分成与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模型以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完美协调。

模型的符号表示如下: p表示电信业务( 服务套餐) 的单位价格; e表示代理商提供的服务水平( 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等) ; Q( p,e) 表示电信业务的需求函数; C( e) 表示代理商提高服务水平产生的服务成本( 包括员工培训费用、额外的运营费用等) ; ct表示电信运营商的电信业务单位运营成本; ca表示代理商销售电信业务的单位成本; Ca表示电信代理商开展业务的固定成本; α 表示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分成比例,1 - α 表示电信代理商的业务分成比例; β 表示电信代理商承担服务努力成本的比重,1 - β 表示电信运营商分担服务努力成本的比重; 另外,本文用上标“* ”代表最优。

假设1:p,ct,ca,Ca>0;p>ct+ca;0<α,β<1。

假设2: Q( p,e) = e( a - bp) ,e ≥ 1,a和b为常数,且a,b > 0 和a - bp > 0。Q( p,e = 1) = a - bp表示代理商保持服务水平不变时的市场需求量;Q( p,e > 1) = e( a - bp) 表示提高服务水平可相应增加电信代理渠道电信业务的市场需求量。

假设3: C( e) = h( e - 1)2,e ≥ 1,h为常数且h > 0。C( e) 是递增的凹函数,这表示随着电信业务代理商服务水平的提高,其付出的服务成本会越来越大,且服务的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

2电信代理渠道的基本决策模型

2. 1集中决策模型

在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进行集中决策时的整个电信代理渠道利润函数 πI( p,e) 可表示如下:

从假设1 和假设2 易知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函数是关于价格p与服务水平e的二元凹函数,因此通过一阶条件求解易得集中决策下的最优价格pI*与最优服务水平eI*分别为:

由式( 3) 可知,在集中决策的情形下,电信代理商会选择提高服务水平以使整个电信代理渠道利润最大化。

2. 2业务分成契约模型

在分散决策的情形下,电信运营商与电信代理商一般通过业务分成契约实现渠道的利益分配。电信运营商的利润函数 πtα( p,e) 和电信代理商的利润函数 πaα( p,e) 分别表示如下:

根据主从对策原理对式( 4) 和式( 5) 进行求解,可以得到分散决策情形下,电信业务的最优销售价格pα*和最优服务水平eα*分别为:

命题1: 业务分成契约不能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证明: 要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必须使分散决策与集中决策下的最优决策一致,即pα*= pI*且eα*= eI*。然而,当pα*= PI*成立时,求解该方程可得业务分成契约参数,将分别代入eα*和eI*可知,eα*≠ eI*。故得证。

电信运营商具有对业务分成契约参数( α) 的决定权,因此,电信运营商往往会确定某一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业务分成契约参数值,假定该契约参数值为,此时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3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电信代理渠道协调机制

为了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下面将研究一种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模型,即在业务分成契约的基础上,电信运营商将分担一定比例( 1 - β) 的电信代理商为提高服务水平而付出的努力成本,β 的取值主要由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两者协商确定。那么,两者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再根据主从对策原理对式( 8) 和式( 9) 进行求解,可以得到如下电信业务的最优销售价格pβ*和最优服务水平eβ*分别为:

命题2: 当且仅当 α*= ct/ ( ct+ ca) 且 β*=ca/ ( ct+ ca) 时,组合式契约下的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等于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即可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证明: 当且仅当pβ*= pI*且eβ*= eI*时可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求解前述两个方程组,即可得到 α*= ct/ ( ct+ ca) ,β*= ca/ ( ct+ ca) 。故得证。

从以上分析可知,以上组合式契约可实现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最优均衡解[pβ*( a*,β*) ,eβ*( α*,β*) ]为唯一确定解。前文中已经假定电信运营商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对业务分成契约参数的决定权。因此,要使电信运营商最终选择的业务分成契约参数值为 α*,就必须要保证其在选择参数值α*情形下的利润大于等于其在业务分成契约下的最大利润。因此,本文提出一种转移支付机制以保证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的利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该转移支付机制满足式( 12) 、( 13) 和( 14) :

其中 πtβ[pβ*( α*,β*) ,eβ*( α*,β*) ] + T表示进行转移支付之后电信运营商的利润,T为电信代理商对电信运营商的转移支付数额,T是一常数且满足以下条件:

因此,在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下进行转移支付之后的电信代理商利润为:

式( 12) 和式( 14) 表明,在新的组合式契约下结合转移支付机制( T) 相比业务分成契约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4算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所提出的电信代理渠道协调机制的有效性,这里将通过算例进行相关分析。假设电信代理商保持服务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函数为Q( p,e = 1) = 120 - 15p,进一步令ct= 2,ca= 1,h = 10,Ca= 30,可得在集中决策情况下的最优价格pI*= 5. 5,最优服务水平eI*= 5. 687 5,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 πI*= 283. 476 6。在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下,通过应用Matlab软件可得出如表1 和图1 所示的不同业务分成契约参数下的最优决策。

如图1 所示,当 α = 0. 642 0 时,电信运营商的利润 π*tα取得最大值为161. 579 0,此时的电信代理商的利润为π*aα= 39. 117 6,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 πα*= 200. 696 5,最优价格pα*= 5. 557 6,最优服务水平eα*= 2. 812 8。

当α = 0. 417 6 时,电信代理商的利润π*aα取得最大值为143. 187 7,此时的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π*tα=69. 095 0,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 πα*= 212. 282 7,最优价格pα*= 6. 394 6,最优服务水平eα*= 4. 280 0。

当 α = 0. 510 7 时,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πα*取得最大值为240. 318 0,此时的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π*tα= 125. 622 3,电信代理商的利润 π*aα=114. 695 7,最优价格pα*= 5. 958 1,最优服务水平eα*=3.933 1。

前文已指出电信运营商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对业务分成契约参数的决定权,因此电信运营商会选取 α = 0. 642 0 作为最终的契约参数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即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分成比例为64. 2% ,而电信代理商的业务分成比例为35. 8% 。此时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之间动态博弈的均衡解为( 5. 557 6,2. 812 8) ,即电信运营商决定的销售价格为5. 557 6,而电信代理商决定的服务水平为2. 812 8。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下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为200. 696 5,小于集中决策下的利润 β,因此不能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验证了命题1 正确性) 。

在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下,不同契约参数 α 和 β 的取值与整个电信代理渠道利润之间的关系如图2 所示。

根据命题2,当契约参数a*= 0. 666 7 和 β*=0. 333 3 时,最优销售价格pβ*= 5. 5,最优服务水平eβ*= 5. 687 5,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π*tβ= 208. 984 4,电信代理商的利润为 πaβ= 74. 492 2,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为283. 476 6,等于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因而实现了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验证了命题2 的正确性) ,并且相比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在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下电信代理商的利润比在传统业务分成契约下利润多35. 374 6,由于电信运营商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可实施电信代理商向电信运营商的转移支付机制: 0 ≤ T ≤35. 374 6。T的具体取值主要取决于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之间的实力对比和谈判能力。在该转移支付机制下均可实现帕累托改进。

5 结语

本文在考虑电信业务销售价格和服务水平同时影响市场需求量的情况下,研究了可有效协调电信代理渠道的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契约的组合式契约模型及相应的转移支付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在业务分成契约参数等于电信运营商单位业务运营成本除以其与电信代理商单位业务销售成本之和,而努力成本共担契约参数等于电信代理商单位业务销售成本除以其与电信运营商单位业务运营成本之和时,即可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结合本文提出的电信代理商向电信运营商的转移支付机制,实现了电信代理渠道的帕累托改进。

摘要：考虑由一个电信运营商和一个电信代理商组成的电信代理渠道中,电信运营商处于主导地位,电信业务的市场需求量主要取决于销售价格和电信代理商服务水平,应用动态博弈论理论分别建立电信代理渠道集中决策模型、业务分成契约模型和基于业务分成与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模型,最终模型证明了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并不能实现渠道的协调,给出了实现渠道协调时的业务分成比率与努力成本分担比率,并提出了实现电信代理渠道帕累托改进的转移支付机制。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所提出的协调契约的有效性。

关键词：电信代理渠道,业务分成,努力成本共担,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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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惠莉,达庆利.移动互联网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5(5):35-41.

价格协调 篇5

协调性在供应链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供应链协调能促使供应链各成员共同努力,使得整个供应链系统利润最大化。传统文献通常假设供应链成员都为风险中性来研究供应链协调问题[1~3],当供应链各成员作决策时,各方都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协调机制引导供应链各方将自身目标与整个供应链目标相结合。换言之,供应链协调时,整个供应链和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都达到最大。然而,在现实中,供应链各成员往往是风险厌恶的。

本文在随机需求依赖于价格的假设下,研究了CVa R风险度量准则下的单个风险厌恶的零售商和单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问题,探讨了基于批发价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及回购契约的供应链协调问题。我们假设供应商为领导者,零售商为追随者。供应商通过设计契约来诱导零售商充分订购以便最大化整个供应链的利润,从而探讨供应链能否达到协调。结果表明:(1)批发价契约不能协调供应链,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能协调供应链;(2)当供应链达到协调时,对零售商为风险厌恶情形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仍具有等价性并且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的利润随其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一、模型建立

1. 基本假设。

本文探讨由一个零售商R和一个供应商S组成的两级单周期供应链。假设:供应商以批发价w将单位产品卖给零售商,单位产品的零售价为p,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为c,单位产品残值为s(p>w>s),零售商面临的产品需求量D(p)为随机变量且依赖于价格,D(p)=d(p,x),这里考虑需求为乘法模式,即D(p)=d(p,x)=d(p)x,其中d(p)=ap-k(a>0为常数;-k是该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假设该产品富有弹性,则k>1),x是需求风险,为随机变量,x∈[0,U]E(x)=1,Var(x)<∞,φ(x),Φ(x)分别是其概率密度和概率分布函数,Φ(x)是可逆、可导的增函数,且Φ(0)=0,Φ(∞)=1。零售商的订购量为Q,令q=Q/d(p)。假设零售商为风险厌恶,用CVa R度量准则其风险;供应商及整个供应链为风险中性。

2. CVa R风险度量准则简介。

CVa R(Condition Value-at-Risk,条件风险价值)指在给定的条件和置信水平内,忽略利润超出分位数水平的部分,主要考虑利润低于(或损失大于)某个分位数的期望利润,即超额损失的平均水平,表示为:

这里π(Q,p)为利润函数,qη(π(Q,p))为利润函数的η分位数(quantile)。CVa R风险度量准则度量了低于某个分位数的利润的平均值,它具有易于计算的优点,应用广泛。它具有更一般的定义为

这里,E是期望算子,η∈(0,1]表示风险厌恶程度,η越小,风险厌恶程度越大。

二、供应链协调性分析

1. 批发价契约。

供应商以批发价w把单位产品卖给零售商,其他假设同基本假设。此时零售商、供应商收益函数如下:

集中控制下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均为:

由于假设整个供应链为风险中性,故其目标函数为:

由∂E[πL(q,p)]/∂p=0,并将d(p)=ap-k代入得

即供应链的最优决策(Q*,p*),这时,把Q*和p*代入(3.4)式即可得到整个供应链的最大期望利润为:

(1)零售商决策分析。

由于零售商是风险厌恶的,由(3.1)式运用CVa R的等价定义计算,得(证明参见文献[2])

定理1:假定零售价p固定,在η-CVa R度量准则下,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为:

接下来,我们考虑零售价p也为一决策变量,由定理1的证明过程可知:对固定的零售价p在CVa R准则下v的最优值满足v*(p)=(p-w)q*(p);记此时零售商的目标函数CVa Rη(ΠR(q,p))为g(p),则通过运用CVa R的等价定义,

将g(p)关于p求一阶、二阶导数:

由文献[1]可知,,说明g(p)关于p是凹函数。令(3.12)等于0,求得

此时,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为(Q1*,p1*),其中Q1*和p1*的解析解依赖于随机需求x的具体分布。

(2)供应链协调性分析。

集中控制下的供应链是一个整体,其目的是追求供应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当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使整个供应链的绩效达到集中控制下整个供应链的水平,即:如果供应商和零售商通过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过程中,也同时使得供应链的收益最大化,并且双方都能在不损失对方的利益下获得更多利益,供应链才可能达到协调。

要使供应链能够协调,则需Q1*=Q*和p1*=p*成立。比较(3.10)和(3.7);(3.14)和(3.8)可得w=[(η-1)p+c]/η,由于p>w>c>s>0;由此w的表达式得:η>1埸(0,1],这与η∈(0,1]矛盾!故供应商采用批发价合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2. 收益共享契约。

由于批发价合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我们探讨收益共享合约情形。收益共享是指供应商开始以较低的批发价把产品批发给零售商,然后分得一部分零售商的销售收益;假设零售商得销售收益的份额为φ(0<φ<1),则供应商得(1-φ)份额;其他同基本假设。根据前面对零售商的假设,其利润函数为:

整个供应链的最优决策为(Q*,p*),期望利润为(3.9)式。

1)风险中性零售商决策分析。

风险中性的零售商在收益共享契约(w,φ)下,其中(φp>w),最优订购量为:

(2)风险厌恶零售商决策分析。

在收益共享合约下,把零售商利润函数(3.15)式代入CVa R的等价定义计算,得

定理2:假定零售价p固定,风险厌恶的零售商在收益共享合约下的最优订购量为:

对比(3.17)式知,风险中性时风险厌恶的特例。仿照文献[1]操作,零售商目标函数g(p)可化为:

由文献[2]得知,此目标函数为零售价p的凹函数,由一阶条件得零售商最优定价为p2*满足:

故收益共享合约下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为(Q2*,p2*)其中p2*满足(3.20)式。同理,可得相应风险中性下的最优定价。

接下来,我们探讨收益共享契约能否使供应链达到协调。下面的定理3给出了当收益共享契约的参数w和φ取适当的值时,供应链可以达到协调。

定理3由单个风险中性供应商和单个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零售商面临的风险用CVa R度量,收益共享契约(wφ,φ)能协调供应链;其中

在这一契约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为Q2*=Q*,即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

由于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为Q2*=Q*,最优定价p2*=p*。零售商的利润也可写成

由于零售商的利润不能超过整个供应链的利润,故有E[πR(Q*,p*)]燮E[πL(Q*,p*)]得到

定理3表明,对由单个风险中性供应商和单个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采用收益共享契约,通过设计合理契约参数(w,φ)的取值(范围),供应链可以达到协调。

结束语

本文在零售商为风险厌恶及供应链为风险中性假设下,研究了零售商在CVa R度量准则下随机需求依赖于价格的供应链协调问题。通过对供应链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分析,得出在这种假设情形下批发价合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而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并给出了契约参数φ和b的取值范围的计算公式,并进一步得出,在风险厌恶情形这两种协调契约具有等价性。最后进行了数值实例分析,验证了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与回购契约的有效性。

摘要：研究由单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单个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在CVaR度量准则下探讨了随机需求依赖于价格的供应链协调问题。通过对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决策分析,得到批发价契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而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并给出了契约参数取值(范围)的计算公式。进一步证明了,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在零售商为风险厌恶的情形下具有等价性。同时,当供应链达到协调时,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的利润随其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关键词：CVaR,需求依赖价格,供应链契约,供应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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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协调 篇6

1 问题描述及供应链整体利润最优化模型

本文讨论的供应链模型只包括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 供应商只向零售商提供一种产品;年产品需求量D的价格弹性只发生在零售商的销售环节。零售商以批发价格C从供应商处购买产品, 每次的固定订购成本为S, 每件产品一年的库存费用为h, 除此之外, 零售商没有其他可变成本;对零售商的每次采购活动, 供应商需要支付固定的加工成本A, 供应商的单位采购成本为CV, 供应商每次向其上游供应商采购还得支付固定订购成本SV, 供应商每件产品每年的库存费用为hV;供应商与零售商为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年需求量D是零售价格的函数, 假设价格函数为P (D) , 它是需求函数的反函数。与需求量D相应总收入R (D) =P (D) ×D。我们假定P (D) 是D的减函数, 并且对于D>0, 零售商的收入函数R (D) 是关于D的凹函数。

当买卖双方单独决策时, 对一个特定的批发价C、需求D和订货数量q, 零售商最后每个时期的平均利润可表示为:

对于一个给定的需求D和零售商的订购量q, 假定对供应商来说向其上游供应商订购产品的最优策略是q的n倍 (n为正整数) 。由于供应商订购的货物被送达后立即就有q数量的货物被送至零售商, 所以供应商的平均库存量为 (n-1) q/2。因此, 供应商每个时期的平均利润可表示为:

公式 (1) 和 (2) 相加, 我们得到供应链的整体利润:

注意到: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取决于D、q和n, 而与批发价C无关。因为供应商和零售商是相互独立的实体, 都努力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因此, 他们不太可能选择使整体利润最优化的决策。然而, 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才能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 ZJP (D, q, n) 将作为供应商提供价格折扣时, 供应链整体利润的一个上界值。对于一组特定的D和n值, 当ZJP取得最大值时:

将公式 (4) 中的q代入公式 (3) 得:

这里L= (S+A+SV/n) (h-hV+nhV)

要使ZJP (D, n) 的值最大, 必须使L最小化, 使L最小的n值可由满足下式n*的最小值给定:

假定」x」为≤x的最大整数, 则求n*值的近似表达式如下[5]:

由于n*与q和D无关, 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式 (5) 中的ZJP只看作是关于D的函数, 并且有

定理1当D=0或使Z′JP (D) ≥0的最大D值时, ZJP有最大值。

该定理提供了一种确定供应链最优整体利润的计算方法。由于R (D) 是凹函数, 且P (D) 是减函数, 因此, 使Z′JP (D) ≥0的最大D值是等式Z′JP (D) =0的最大正数根。

2 分散无折扣时供需双方的利润模型

分散无折扣时市场供需平衡价格和相应的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将被作为分析折扣价格策略的一个基础。最初, 供应商不提供折扣, 即:供应商给零售商提供一个固定的批发价。对供应商来说, 假定零售商的成本参数是已知的, 对任何给定的批发价格, 供应商知道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以及与此相应的最优利润, 因此供应商的最优目标是在考虑对于任何给定的批发价零售商都会最大化自己利润的前提下决定批发价以最大化自身的利润。

对于一个给定的D和C, 使Zb最大化的, 用替代公式 (1) 中的q可得到零售商的最大利润:

假定L=Sh和C=Cv, 则公式 (7) 中Zb的形式与公式 (5) 中ZJP的形式一样, 因此, 定理1在此处仍然适用, 用来决定ZJP*的方法同样也可用来决定最优的零售商利润Zb* (D) 和相应的需求量D=D* (C) 。

用替代公式 (2) 中的q可得到供应商的最大利润:

使Zv (C, n) 最大化的n值为满足以下条件的最小n*值:

于是, 批发价为C时, 供应商的最优利润

如果批发价格C超过某一阈值, 则有D* (C) =0;也就是说, 零售商将退出此项商业活动。同样地, 如果价格低于某一阈值, 则供应商将受损;因此, 供应商将只考虑比这个阈值大的价格。很明显, 对供应商来说, 价格低于Cv是不会予以考虑的, 而价格高于P (0) 将迫使零售商退出此项商业活动。所以, 只有在区间Cv 3 总量折扣策略

零售商面临的需求对零售价具有高度弹性, 因此, 供应商给予基于零售商年需求总量的价格折扣可能激发零售商降低商品的零售价格, 从而为供应商和零售商带来更高的需求和利润。总量折扣的结构如下:供应商和零售商知道当没有价格折扣时, 均衡的批发价为C*、均衡的需求量为D* (C*) 。如果供应商提供一个批发价CVD=C*-y, 则每个时期来自零售商的需求为DVD (CVD) 或更多。零售商只有在境况变得更好 (或者至少不更坏) 时, 才会接受总量折扣, 同时零售商只有降低零售价格才能产生更高的市场需求。

对于一个批发价C和零售商的需求量D (与此相应的订购量, 供应商利润可由公式 (8) 给定, 求公式 (8) 关于D的导数, 得到:

这意味着在某些需求水平下, 供应商的利润会随着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加, 并且这时产品的边际利润不少于其平均利润。于是, 供应商确定DVD (CVD) 和CVD的问题可以用下列模型表示:

这两个模型的目标函数分别是使供应商和零售商在实施总量折扣协调策略的条件下取得最大利润。第一个约束条件分别是零售商和供应商的Pareto优化约束条件;第二个约束条件均为实施总量折扣协调策略时, 来自零售商的需求会大于无折扣时的需求;第三个约束条件均为规定CVD的可能范围。

对这两个模型分别求解, 我们会发现, 两个模型的解中D1VD=D2VD, 但C1VD>C2VD (如果C1VD=C2VD, 则表示供应商不应提供总量折扣) ;并且 (C2VD, C1VD) 区间的所有值均为供应商可以选择的折扣价, 在此区间的折扣价只影响到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的利润, 而不会影响供应链的总体利润 (两个模型的目标函数相加即为供应链的总体利润, 与CVD无关) , 在具体实践中究竟选择哪个折扣价取决于供需双方的谈判能力。

4 批量折扣策略

供应商提供总量折扣的动机是提高需求从而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而提供数量折扣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购买者每次订购的数量, 从而减少供应商的订单处理成本。然而当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高时, 提供批量折扣也可能导致更大的需求从而增加销售收入。

本节中, 我们考虑这样的情形, 只提供批量折扣 (而不提供总量折扣) 。如果零售商每次的订购量至少为q QD (CQD) , 则供应商提供一个批发价CQD=C*-Z。换句话说, 在某次订购中, 如果零售商的订购量大于或等于q QD (CQD) , 则对其购买的每个商品给予Z的折扣。

对于一个特定的C和q, 对零售商来说最优的需求量可由下面的公式来确定:

D (q) 可以由上面的公式 (10) 求得, 将从上式中求得的D代入公式 (1) , Zb可以看成是q的函数 (对一个特定的C值) 。Zb (q, C) 的形式类似于公式 (7) 中的Zb (D, C) , 因此, 使Zb (C) 达到总体极大值的q* (C) 是等式鄣Zb/鄣q=0的最大正数根。

对一个特定的C

使ZvQD (C) 取最大值的n值可由满足下式n*的最小值来求得:

在折扣为Z=C*-C, 订购量为q QD (C) 时, 供应商的最佳利润ZvQD (C) 可以通过将公式 (13) 中的n代入公式 (11) 得到。

供应商提供批量折扣的目的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 于是, 供应商确定q QD (CQD) 和CQD的问题可以用下列模型表示:

模型的目标函数是使供应商在实施批量折扣协调策略的条件下取得最大利润。第一个约束条件是零售商的Pareto优化约束条件;第二个约束条件为实施批量折扣协调策略时, 来自零售商的每次订购量会大于无折扣时的订购量;第三个约束条件规定CQD的可能范围。求解上述模型, 如果出现ZvQD (C*-Z) =Zv* (C*) , 那么Z=0, 表示供应商不提供批量折扣。

5 总量折扣与批量折扣的组合策略

供应商同时提供批量折扣与总量折扣的目的是:一方面通过增大需求数量获取更高的销售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每批订购数量来降低订单处理成本。同时提供两种折扣的策略形式如下:如果零售商每次的订购量至少为q QVD (CQVD) , 并且年需求量至少为DQVD (CQVD) , 则供应商提供一个折扣批发价CQVD=C*-x。

当C和D固定不变时, Zb是关于q的凹函数;同样地, 当C和q固定不变时, Zb是关于D的凹函数, 因此, 对于一个特定的C

模型的目标函数是使供应商在实施组合折扣协调策略的条件下取得最大利润。第一个约束条件是零售商的Pareto优化约束条件;第二、第三个约束条件分别为实施组合折扣协调策略时, 来自零售商的年需求量和每次订购量会大于无折扣时的年需求量和订购量;第四个约束条件规定CQVD的可能范围。

6 数值实验与各种折扣策略的效果对比分析

前面几节为确定无折扣、总量折扣、数量折扣和同时提供数量折扣与总量折扣而提出的分析方法可以被用来评价各种不同的折扣策略在许多现实问题中的表现。假定价格函数P (D) =P0-詛D, 实验的重点在于考察供应链整体利润和价格函数斜率詛的关系。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值见表1。

对于不同价格函数斜率詛对应的每个问题, 我们首先计算供应商与零售商联合决策的供应链整体最优利润, 联合决策的供应链整体最优利润将作为评价各种不同折扣策略的基准值, 因为在各种不同折扣策略下的系统最优利润不会超过联合决策的供应链整体最优利润。假定最初供应商提供固定的批发价C=7.5, 将表1中假设的数值代入上述有关模型, 用Excel作为计算和分析工具, 我们可以得到表2所示数据。

系统利润和价格函数斜率詛的关系见图1。在这个图中其他参数的值固定不变, 横坐标为詛, 其值在0.000 02~0.02之间变化, 纵坐标为各种折扣策略下的系统利润与联合决策的供应链整体最优利润的比值, 以显示某种折扣策略的效果。当詛比较小时, 它表示产品具有很高的需求价格弹性, 从图1可以看出, 在低价格弹性时, 无折扣状态的系统利润较低;而随着价格的需求弹性增加, 无折扣状态的系统利润也增加。总体上说, 无折扣状态下供需双方是一种Stackelberg博弈关系, 系统利润是最优的供应链整体利润的65%;当詛=0.000 02时, 没有价格折扣, 能够达到最优的供应链整体利润的75%。

图1还表明, 在价格弹性较低或者斜率詛的值较高时, 数量折扣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协调机制。而总量折扣的结果则完全相反, 对于低价格弹性 (詛=0.02) , 总量折扣策略达到的系统利润是最优的供应链整体利润的78%;但是当需求的价格弹性增加时, 这个百分比率也增大, 当詛=0.000 02时, 总量折扣策略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协调, 也就是说, 系统利润几乎接近最优的供应链整体利润。总体上说, 总量折扣的系统利润达到最优的供应链整体利润的93%, 而批量折扣只能达到80%。显然, 来自图1的最显著成果是同时提供批量折扣与总量折扣 (在图1中用“组合折扣”显示) , 系统利润通常等于最优的供应链整体利润, 即同时提供的批量折扣和总量折扣能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7 结论

本文讨论了在只有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的分销渠道的简单框架下, 可供选择的折扣策略的效果问题, 在关于企业应该如何确定最优的折扣策略问题上, 我们对原有的分析方法有所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 当需求的价格弹性很高时, 总量折扣的系统利润可以达到最优联合利润的93%, 协调供应链的各方利益非常有效;另一方面, 当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时, 则批量折扣比较有效。最后, 对所有的问题, 同时提供批量折扣和总量折扣总能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摘要：本文探讨了需求具有价格弹性情况下, 批量折扣和总量折扣作为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的协调机制的效率问题。分别研究了单独提供批量折扣或总量折扣时确定最优折扣策略的方法以及同时提供总量折扣和批量折扣的情形下确定最优联合折扣方案的方法。然后通过数值研究对各种折扣方案的相对效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协调供应链方面, 当需求价格弹性较高时, 总量折扣非常有效;需求价格弹性较小时, 批量折扣有效;而当联合运用这两种折扣策略时, 供应链总能达到完美协调。

关键词：批量折扣,总量折扣,供应链,价格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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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协调 篇7

关键词：旅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困境,行业协会失灵,集体行动,启示

同业公会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行业制度安排, 它们可以起到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作用, 做为市场组织, 既能自发地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会员通过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集体性服务或产品, 又能通过政府游说或获得政府授权来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公共品, 成为沟通会员与政府的桥梁。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经济运行情况来看, 市场和政府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但是, 扮演第三部门的角色并起到重要调解作用的同业公会, 它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本文从这个视角来分析上海旅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方面的困境。以1935旅业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做为研究对象, 结合史料论述价格协调的经过, 分析执行划一价格折扣这一集体行动失败的原因。上海旅业同业公会为维持整个行业的有序性, 进行划一价格折扣, 在短期内带来了比较积极的市场效益, 旅业中很多大的旅馆都有盈利迹象,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同业中又再次出现竞价混乱的情况, 本文将利用行业协会失灵理论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目前已有的研究及评述

(一) 有关近代同业公会价格协调功能方面的研究

近代同业公会的研究已经出现很多成果, 对于同业公会价格协调方面的职能, 很多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分析了这种功能, 朱英和马敏认为从经济职能来看,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已经摆脱行会的封闭性, 而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杠杆如价格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阶级利益, 其经济职能表现出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特点[1,2];李柏槐研究了成都的同业公会, 发现它们的职责在于“专司评定本会会员所售货物市价及银币市价, 厘规划一之责”, 并且认为同业公会这种行为是不符合经济本身发展运动规律的[3];魏文享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了1918至1949年同业公会的功能, 认为在特殊时期, 同业公会协助主管官团评议价格, 并且配合实施限价政策, 政府对于同业公会在平抑物价方面的功能十分看重, 甚至在战时的情况下, 这种对价格的协调功能显得尤为重要[4];翟梅宇认为民国时期上海时装业同业公会采取最低限价策略, 避免了恶性竞争, 维护会员共同利益[5];张忠民通过研究同业公会业规, 也赞同同业公会定价是为了防止同业间恶性竞争的观点[6]。

(二) 有关行业协会失灵方面的研究

行业协会失灵是指行业协会的价值取向偏离其本质或互益宗旨, 无法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维护和提升会员的利益, 甚至损害会员企业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 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社会总体成本的增加。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行业协会失灵的问题。尽管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如同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一样, 行业协会也不能避免失灵现象[7];魏永艳认为政社不分、政府与行业协会间不能良性互动是它们之间存在冲突的主要原因[8];张亮认为“官民二重性”导致行业协会的失灵[9]。

国外也有一批学者关注行业协会失灵的问题, 其中奥尔森批判了传统的“集团个人会采取集体行动”的观点, 他认为除非是小集团或者具有选择性激励, 否则集体行动不会达成, 也就容易造成行业协会失灵[10];Udo Staber得出与奥尔森几乎一样的观点, 也认为小规模的行业协会更容易集体行动, 也越容易进行行业治理, 减少失灵现象的出现[11]。

总之,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行业协会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 但本身也会具有失灵的可能, 表现为集体行动失败、对会员提供服务不足、功能不全甚至是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等, 这些研究都基于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 而对近代中国同业公会失灵则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 同业公会也具有行业协会的特点, 也是重要的联结政府和市场的经济力量[12]。以往的经济史学或者历史学学者都是从史料中总结归纳出同业公会的不同方面的功能, 如本文中所分析的价格协调功能, 很多学者都认为同业公会在协调价格、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往往只看到了同业公会积极效应, 而忽视了同业公会即使有美好的愿望、但也不一定会达到理想结果的事实。同业公会有很多功能发挥并不完善, 有时甚至是失败的, 而且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并非个案, 在较长时期内都存在这种现象, 所以很有必要用相应的理论来分析同业公会某些功能发挥不全的原因, 这不仅对于更全面清晰的认识同业公会是有益处, 还对如今行业协会更健康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1935年上海旅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经过

(一) 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简介

这里的旅业是指旅馆业, 上海自开埠以来, 商旅往来很多, 旅馆业也较中国其他城市发达的多。随着旅馆业的繁荣, 民国初年, 一些客栈为应付各种环境, 自发组织了上海旅栈业公所, 1928年法界一些客栈组成了旅馆栈业联合会, 由国民党政府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主管, 1929年改称上海旅业联合会, 1930年6月, 上海旅栈业公所、法界栈业联合会与上海旅业联合会合并成立上海特别市旅业同业公会, 当时有会员656家, 公共租界有249家, 法租界有309家。南市42家, 闸北56家。(1)[13]

(二) 1935年11月份的价格协调

1.1935年上海旅业价格的混乱情况。受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 上海的经济也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 旅业做为比较典型的服务行业, 受经济衰落的影响很大, 因为经济不景气, 全国各地农村破产, 来沪经办商贸的旅客也越来越少, 旅业营业也逐渐减少。《申时经济情报》1935年4月份做了一次市场调查, 在报告中写道:“市面萧条, 远不如社会经济未衰落前每届华灯初上, 各大旅馆时有宣告客满之现状矣。[13]”

因为经济萧条, 行业整体面临困境, 旅业从业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得不使用各种有利自身的促销手段艰难度日, 这其中包括不少旅馆开始竞相房价打折以招徕生意。这种局面的出现更造成了市场混乱, 同业间的恶性竞争也愈演愈烈。

旅业价格竞争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低折扣, 旅业打折现象非常普遍, 到处可见“照码×折”的广告, 特殊时期实行折扣, 以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 这是商家经常采用的手段, 但是低折扣难免不形成同业倾轧的局面。许多旅馆都认为这种恶性竞争最终会导致行业的崩溃, 如会员东方饭店在致旅业同业公会的信函中说:“在此状态下我同业不固团结合作, 及以六折七折对折四折相号召, 甚至开我旅业自古所未有之卖一送几间等, 以此吸引旅客, 虽有苦心, 然同业暗斗之风, 即因此失信于社会, 而于事实无济也, 长此以往, 崩溃堪虞。 (2) ”二是通过赠品, 或者是“买一送×”、“住一晚送×晚”等形式, 如爵禄饭店举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 就推出大小房间全部卖一天送一天, 此外还再有赠品和现金礼券奖券等优惠, 奖券共发行了两期, 其中第一期由于号码有限, 而又增加了第二期, 住店奖品非常丰厚, 一等奖一张, 奖品为白金镶金钢钻戒一只;二等奖二张, 各赠真臂镯 (宝成银楼定制) 一只;三等奖四张, 各赠老牌四灯收音机一只;四等奖八张, 各赠真金纪念戒一只;五等奖二十张, 各赠新式上等旗袍料一件;即使最低的六等奖, 也有赠品美术赛银六寸照相架一只 (3) 。

2. 众旅馆会员要求同业公会进行价格协调。

面对惨淡经营的困境, 同业纷纷向旅业同业公会反映要求立刻进行价格协调, 往往会描述经济形势的不利, 请求考虑同业整体利益, 对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折扣降价情况进行处理, 以达到稳定旅业秩序的目的。同业的呼声很高, 而且很多同业将身边所看到的情况如实反映到同业公会, 希望公会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日益激烈的降价行为。如1935年8月17日远东饭店发函致旅业公会, 标题为“为同业营业日减请由公会估定价格”, 指出萧条时期进行价格下调者大有人在, 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能维持一时的兴奋, 其办法不能持久, 因为旅业的特点决定了与其他业营业性质纯然不同, 决不能住一赠一 (2) 。

3. 旅业同业公会进行划一价格折扣。

同业公会于1935年10月到11月间多次召开同业会议讨论价格问题, 1935年10月30日旅业同业公会于南京饭店召开同业宴会, 最终确定价格统一为八折, 并且规定划一折扣实行的时间表, 不仅是对于会员, 即使是非会员, 这个折扣也具有强制力。其具体内容如下:

(1) 同业房价暂时按照原价八折作为标准折扣; (2) 凡是低于标准折扣的广告和降价招牌等都应该取消; (3) 实行照原价八折后, 不能通过赠品等形式进行变相降价; (4) 本办法无论会员与非会员均应一律遵守; (5) 如有故意违背本办法者, 得由大会拟具制裁办法, 呈请社会局核断; (6) 本办法经常年大会通过后实行。

4. 旅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困境。

短期来看, 这种协调是比较有效的, 根据《申时经济情报》所做的1935年年底到1936年1月的旅馆营业额统计, 的确有不少旅馆出现营业额增加的情况, 比如大东饭店, 1935年11月仅有3165元的营业额, 但是到12月份激增到7542元, 增长幅度为138.3%[13]。

但是, 据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一价格协调可谓是好景不长, 到1936年4月份的时候, 一些同业如大中饭店、大沪饭店、大中华饭店等多家饭店率先破坏公议, 公开不再执行八折统一折扣, 而采取更低的五折价格, 于是旅业同业间竞争倾轧的现象又重新出现, 市场又回到紊乱的局面。一些旅馆在致信旅业同业公会时表示不再遵守划一折扣, 其主要理由就是该项价格协调政策的出台并没有根本制止同业的价格竞争, 相反很多饭店旅馆依然存在私下降价行为, 价格混乱的现象并没得到得遏止, 很典型的案例就是1936年4月17日大中华饭店总经理戴步祥在致同业公会的信函中非常明确的表示:同业集体审议的价格折扣, 经过会议代表共同决议通过实行八折, 自通告于各会员以来, 应该是恪守该项规定的, 但是通过最近调查发现很多旅馆并没有遵守, 而是暗自降价, 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招徕, 这种混乱现象一直存在, 并非长久之计。如大中华饭店致函旅业同业公会声称:“今鄙饭店等不愿再遭亏损, 决自即日起取自由行动, 不再听受八折限制, 对于其他决案, 仍当忠实遵守, 此非首先破坏同业决议。 (4) ”可见, 同业公会进行价格协调活动以后, 各种违反同业公议的行为依然存在, 统一八折的集体行动最终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三、基于行业协会失灵理论的分析

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是旅店业企业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自主建立的第三方治理机制, 其中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称为市场补充[14]。价格协调和价格自律是同业公会市场补充功能的一个重要功能, 在经济比较萧条时期, 上海旅业竞相降价形成价格战, 随着这种恶性竞争的加剧, 旅业同业公会进行价格协调执行统一八折的政策具有维护有序竞争秩序的美好意图, 但是由于旅业中部分会员的认同和参与程度低、权威和影响力不足等诸原因而陷入窘境, 最终也没有达到成功的集体行动。本文将行业协会失灵纳入到“行业协会—会员”的分析框架中去, 因为此次价格协调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旅业同业公会和会员旅店, 集体行动的不成功很大原因就在于这一对关系协调不好, 而同业公会能否良好运作, 取决于这个组织与会员的相互反馈的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将导致整体的恶性循环[15]。“行业协会—会员”的分析框架主要是从同业公会的会员构成结构方面来论证失灵的原因。

(一) 旅业同业公会大会员旅店控制的局面

旅业同业公会从性质上看是一种民主自治的非政府组织, 这一性质表明同业公会应该独立于政府的控制, 自主决定组织的宗旨、规则和架构, 在内部治理上以民主程序做出决策, 排除任何形式的独裁式管理。据魏文享的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完全由同业依法自愿组建, 不受行政部门的直接控制, 在法律属性上, 它不是官方的政府机构或半官半民组织, 属于私法人[16]。特别是在此次价格协调过程中, 政府几乎没有干涉控制同业公会的行为, 而更多的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会员旅店通过各种方式操纵旅业同业公会, 这是该同业公会出现失灵的第一个原因。[17]

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是比较典型的经济精英结社的形式, 是由行业内的大旅店发起成立的, 而且同业公会成立之初的费用大多是由这些大旅店承担的。可以说, 大会员旅店是整个旅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它们的发展与行业的发展关联度相对较高, 而旅业同业公会又是推动旅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力量, 因而它们有动力通过控制整个行业来制定比较有利的价格政策, 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因而它们就成了旅业价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1931年6月26日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第二次会议规定会员月费, 各种会员根据资本额大小分别缴纳不同的费用, 其中甲级会员月费12元, 乙级会员8元, 丙级4元, 丁级2元, 戊级1元 (5) , 会费的差距比较大, 旅业同业公会的会费都是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 因而就有可能造成大会员控制同业公会的局面, 在1935年11月25日远东饭店会议上, 当时出席会议的50多家会员都表示赞同统一八折的价格调解, 这50多家旅店主要是甲乙级饭店, 他们代表整个行业签名支持价格折扣 (6) 。虽然在1930年, 上海旅业同业公会已经拥有656家会员, 但实际上它是由一些资本雄厚的会员资助和控制的, 这种控制从理论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显然会抑制中小会员参与同业公会活动的积极性, 也有可能造成对中小会员利益的伤害, 导致同业公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二) 旅业同业公会内部的“搭便车”行为与集体失灵

尽管有很多理论可以支持集体行动的达成, 但“搭便车”现象仍然是集体行动的最大障碍。上海旅业同业公会在成立章程中明文规定公会的宗旨:“本会协助政府施行经济政策及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为宗旨 (7) ”, 是一个由共同利益的经济主体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集体行动机构。此次价格协调就是为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我们可以将这种协调视为一种公共产品, 它是面向整个旅业的, 不管会员还是非会员都必须遵守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价格协调这种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即同业公会提供这种产品将使整个行业的从业者都能够从中受益。正是由于这种正外部性难以避免“搭便车”问题, 使一些会员或者非会员存在比较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这在制定价格折扣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由于“搭便车”的心理存在, 在旅业同业公会宣布统一八折价格以后, 会员间或者非会员与会员间存在一种不合作, 很多会员旅店对于集体行动并不积极, 集体行动能力不高, 通过史料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旅店向同业公会反映有会员私自降价, 如远东饭店揭发东方饭店借节庆纪念为由进行降价活动, 认为它已经破坏了统一八折的“游戏规则”, 远东饭店在致信中说“请贵会来人切实查处, 否则敝号要超越同业强卖价格而对付之 (8) ”, 可见拒绝参加集体行动的行为是一直存在的。

(三) 旅业同业公会会员结构与集体失灵

旅业同业公会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互益性组织, 公会的规模、结构以及共同目标都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效果。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8月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 其中第一条规定“凡在同一区域内经营各种正当之工业或商业者, 均得依本法设立同业公会”, 第七条规定“同业之公司、行号, 均得为同业公会之会员”, 这样导致同业公会和会员数量都增多, 旅业同业公会的规模也增加不少, 达到656家会员, 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 这些大集团因为“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很难达成集体行动。奥尔森认为:“集体做什么取决于集团中的个人做什么, 而个人做什么又取决于他们采取其他行为的相对好处。[18]”由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使用了理性人的假设, 集团成员是否进行集体行动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具体来说, 在以下所述任一条件中集团成员都会贡献集体物品:一是根据成员所占集团收益的份额给出的条件, 即“集团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以提供那一物品的总成本增加比例的倒数倍增加”;另一种条件是“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供给集体物品的总成本。[18]”前一条件着眼于集团收益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 即只有集团总收益以个人供给集体物品成本成本的倒数倍增加时, 个人从集团总收益中分得的收益才可以弥补个人付出的成本;而后一个条件是与理性人假设比较吻合的。奥尔森认为它们都说明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条件下个人才会参与集体行动。由于大集团中, 成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搭便车行为, 所以除非特殊情况或者具有选择性激励, 大集团一般不会形成集体行动[19]。

以上理论在旅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同业公会是一个大集团, 成员在执行价格协调时候, 都会考虑自身付出的成本与所到收益的比较, 在656家会员中, 当奥尔森所说的第一个条件没有达到时, 即集团收益和集体成本增加的速率不一样, 换句话说, 也就是集体成本增加超过收益时, 个人是不会参加集体行动, 是同样, 对于第二条件要求没有达到时, 理性的个人也较难参与集体行动。

在1930年代中期,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旅业受到经济萧条的冲击比较大, 在同业公会制定统一价格折扣政策以后, 单个的成员就会有搭便车的激励, 他们会分享价格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避免负担成本, 即维持八折这样的价格, 从而会私自调到更低的折扣。在旅业同业公会中, 每个成员的努力不会对在公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而且不管他是否为该公会提供支持, 他都能分享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因而,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难以形成集体行动。

旅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之后, 几家比较大的成员率先开始私下调节价格折扣, 这是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换一句话, 如果旅业同业公会能够有效的组织好这些大的成员, 集体行动也就比较容易达成。这因为正如奥尔森所说, 有时不必把整个集团组织起来, 某个集团的子集团也能够提供集体物品, 而且, 这样的子集团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降低组织成本。1935年这一次同业公会集体行动, 是要求所有成员甚至是非成员都参加进来, 这样就会增加各种交易成本。相反, 如果能够动员比较大的成员, 特别是甲级旅馆, 让他们在价格折扣方面显示示范作用, 能够促使集体行动的达成。

四、结论和启示

(一) 结论

通过对1935年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所进行的价格协调过程以及作用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从长期来看, 这次集体行动存在困境, 之所以要从长期来看此次集体行动的, 因为旅业统一八折的价格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38年2月28日, 如果只研究1936年初的成效显然不能正确完整的反映此次价格协调的实际作用。

即使是在1936年初价格协调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 也不是所有会员都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的, 尤其到了1936年4月以后, 同业竞价相互倾轧的现象更加明显, 可以说这次价格协调在长期来看作用至少是有限的。本文正是将这一问题做为研究的切入点, 利用行业协会失灵理论进行分析, 认为旅业同业公会在业规中就明确指出了同业间不能进行价格恶意竞争, 在经济萧条、价格混乱和市场无序的情况下, 同业公会发挥了协调作用, 但是由于旅业同业公会存在大会员旅店控制、“搭便车”行为和会员结构所造成的集体失灵, 同业会员没有积极性去达成集体行动, 再因为在此过程中监督不力, 也是造成集体行动效果有限的原因。

(二) 启示

研究经济史中的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通之处, 并且可以利用经济史的天然实验室的作用, 对今天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可行的分析并提出有意义的建议。

近代同业公会是比较重要的调节组织,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通过研究1935年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 我们可以总结出行业中间组织治理失灵的教训, 对今天行业协会集体行动的达成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今的行业协会也经常面临失灵的问题, 但是可以采取积极措施矫正这些问题。

首先, 行业协会也存在着从大企业控制的情况, 如果坚持实力和民主相结合的原则, 让会长通过合法选举, 使权力和责任相对称, 并且接受相应的监督。[20,21,22]

其次, 对于“搭便车”行为, 行业协会可以采用选择性激励, 即根据个人在生产集体物品时的贡献大小, 有选择地提供给个人的激励, 它是不同于集体物品激励的私人物品激励, 前者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 而后者是个体的激励。选择性激励可以使大集团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区别对待, 让遵守规则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得到相应的激励, 相反, 对于违反规则的个体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