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绩效（精选12篇）
市场绩效 篇1
0 引言
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和发展大体经历了2个阶段。第1阶段是1998年到2002年,在省级电力市场的基础上,开展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研究探索电力工业按市场机制运行。第2阶段是2002年以来,将培育和建设区域电力市场作为电力市场建设的重点,并开展东北、华东2个区域电力市场的试点工作。
市场绩效的研究对市场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反映市场的现有情况,还可以反映现有市场和成熟市场之间的差距,有利于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国外学者对电力市场绩效评价的研究开展得较早[1,2,3,4,5,6,7,8]。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晚也较少:2004年,文献[9]分析了电力市场监管指标,并且从市场供需、市场结构、竞标策略、交易结果4个方面构建了市场评价体系;2005年,文献[10]按照综合评价的思想介绍了电力市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理和构建方法;2006年,文献[11]将证券市场综合指数的思想应用到了电力市场的评价研究中,通过编制综合指数对电力市场绩效进行评估。
本文一方面从市场交易的角度讨论影响区域市场绩效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对电价序列的分析了解区域电力市场的绩效水平。
1 区域电力市场绩效影响要素分析
在产业学中,市场绩效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中,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价格、产量、利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反映了在特定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的市场运行效果[12]。
电力需求是国民经济的基本需求,电力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因此,电力市场绩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成果,还有其社会意义。而且电力市场绩效也不仅仅受到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影响,尤其在竞争性的区域电力市场中,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很多要素都影响着市场的绩效水平。以下着重从区域电力市场交易的角度出发,研究区域电力市场中影响市场绩效的主要因素。
1.1 市场参与者
市场中有足够多的参与者对保证市场的流畅和透明是必要的。一般而言,市场参与者越多,市场就会越顺畅。如果市场参与者较少,强势的市场成员就能在实时市场和远期市场之间造成一个差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成员利用这个套利机会,这个差价就会持续存在下去而形成市场力。
我国区域电力市场均为多卖方、少买方的情况。东北电力市场初期采取电网经营企业单一购买模式。参与竞价的发电厂共29个,东北电网有限公司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电力公司按关口计量购售电,三省电力公司向省内用户售电。华东电力市场发电企业以机组为单位全电量统一平台报价,省公司参与购电报价,分省(市)出清电价机制。这种情况下买方的市场力相对会比较大,这也与我国目前整个电力工业的市场结构有关。在电网公司作为单一买方的市场条件下,必然会存在买方市场力问题,因此随着市场的成熟,可以考虑开放售电市场,形成“多买多卖”的市场格局。
1.2 市场交易模式
市场交易模式大致可分为联营(pool)模式和双边交易模式,以及由此派生的P+B模式和多边交易模式。不同的模式有其适应的环境和缺点,因此,不同的交易模式会对市场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东北区域电力市场采用统一规划、统一规则、统一管理、统一运作的统一市场模式,实行两部制电价,全电量竞争。东北电力调度交易中心统一负责市场运营,在三省分别设立结算中心。华东区域电力市场采用统一规划、统一规则、统一管理、协调运作模式,单一制电价、全电量竞争,以合约交易为基础、竞价交易与合约交易相结合的模式。南方区域电力市场采用单一制电价、部分电量竞争。
1.3 市场运营结构
一个完整的电力市场,一般划分为中长期合约交易市场、期货与期权交易市场、日前交易市场、辅助服务交易市场、实施交易(平衡)市场几种。不同市场的区别在于这些子市场的结构不同,称为市场运营结构不同。不同的市场运营结构会对市场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通过设立竞争性的期货市场并设置相应的竞争规则,可减少各级市场间的套利机会。因此,各市场期货市场结构之间的差异可解释市场绩效的差异。
实时市场的激烈竞争有助于市场的成熟和完善,从而提高市场的长期绩效,但如果大多数电量放在实时市场中交易,又会造成电价的剧烈波动而影响市场的稳定和市场绩效提升。很多资料显示加州电力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缺少长期市场。在过去加州电力市场中不允许签订长期合约,90%的电力是在实时市场中交易的。相反,PJM电力公司用长期合同来保持电价稳定,仅有10%~20%的电力在实时市场中交易。由于PJM市场在满足用户需求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与加州相比,它的价格相对稳定[1]。
由于发电商需要考虑如何在市场中竞价,因此辅助服务市场的动荡会在期货和实时市场中反映出来。辅助服务市场的存在使发电商的竞价方案复杂化,这使发电商更不容易发现无风险策略,从而使市场趋于平稳。我国的电力市场运营中,辅助服务被分为基本辅助服务和有偿辅助服务。基本辅助服务是电力市场主体应当无偿提供的辅助服务。有偿辅助服务是电力市场主体在基本辅助服务之外提供的其他辅助服务。有偿辅助服务在电力市场建设初期采取补偿机制,电力市场健全以后实行竞争机制。
1.4 电价联动机制
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的目的是把上网电价的波动信息传递给需求侧,这一方面有利于电网企业规避上网电价上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用户及时响应电价波动,从而引导用户合理用电、促进电力供求平衡,提升电力市场绩效水平。
上网电价的波动主要是源于能源价格的波动。发电商的绝大部分成本用于购买一次能源,能源价格的变动导致了电价的变动。燃料的多样化可以有效阻止电价过大的变动,而电价稳定可以减少市场成员的套利机会,提高市场的绩效和稳定。
1.5 结算方式
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有2种可选择的结算方式:一种是按照系统边际电价进行结算,称为MCP;另一种是按照机组的实际申报价格进行结算,称为PAB。
这2种结算方式各有其利弊,因此对市场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MCP有丰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提供有效的市场经济信号,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该结算方式能激励发电商报低价,从而降低系统边际电价,节省购电成本等;但是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具有市场力的发电商可以通过物理持留和经济持留使系统边际价格高于正常的竞争价格,从而增加系统的购电总成本。PAB在相同发电报价下,比MCP更节省系统购电总成本,发电商没有持留容量的利益驱使,其最优的产量决策是上报最大可用容量,这样可以防止发电商利用持留容量操纵市场价格;但PAB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难以体现同网同价的公平性,不能提供有效的市场经济信号。并且在该结算方式下,发电商有报高价的倾向,尤其在竞价成员少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此外,和MCP相比,PAB不利于大小发电商之间的平等竞争,对小发电商不利。
东北电力市场在模拟运行时月度合同电量交易和实时电量交易采用的是PAB模式,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在实时交易中也采用PAB模式。
2 市场绩效的评估模型
本文研究基于电价分析的电力市场绩效评估模型。价格是市场的最终体现,采用价格分析对市场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具有代表性。在健康的市场中,价格应该是相对平稳的,很多文献都是通过研究价格序列的平稳性来对市场绩效进行评价的。此处的平稳是相对平稳,并不是完全固定,对于能源的价格应该有其自身的联动机制。价格序列可以反映一定的趋势,但不是剧烈的波动,如加州电力危机中所呈现出的。市场内价格平稳可以说明市场运作良好、绩效水平优良,但是价格波动明显、无规律和趋势可循的话,则说明该市场存在问题,绩效水平还有待提高。
采用计量经济学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从2个方面评估电力市场绩效。一方面,检验可以表征市场绩效的价格序列的平稳性,如果一个序列遵循平稳过程,即其均值、变化和自相关性与时间无关,那么根据现有的值,就可以计算将来某个时间段的值。这样,市场就可以视为是稳定并且有效的。另一方面,对不同时间市场的关联性进行研究。如月度市场与年度市场,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日前市场与实时市场等。市场内不同时间的价格序列具有关联性,这意味着前一时段的市场变化会影响到后一时段的市场,引起后一时段市场的同趋势变化,这样的市场才是有绩效的。如果市场不具有关联性,就会给市场成员带来套利的机会,降低市场的绩效水平。
2.1 单位根检验模型
单位根检验是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13]。这里采用2种不同的方法对价格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一种为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测试来检验单位根的存在性。这种方法在实际中应用较多,但是需要对被检验序列作可能包含常数项和趋势变量项的假设,因此应用起来有一定的不便。于是采用另一种KPSS(Kwiat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检验。该方法克服了以上不便,在提出原序列趋势的基础上,构造统计量检验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应用起来较为方便。
2.1.1 ADF检验
首先,用ADF检验单位根的存在性。电价的时间序列是一个有常数项存在,并且存在趋势项的序列。对于两步制电价而言,常数项表示容量电价部分,趋势项表示峰谷分时电价部分。因此ADF测试要求评估下列回归方程:
其中,ΔPt是t时刻电价的变化量,Pt-1是t-1时刻市场的电价,γ、βi为系数,ut为余项,a为常数项,δt为价格的时间趋势函数。
检验的原假设为γ=0,及序列是一个非平稳的序列。
2.1.2 KPSS检验
KPSS检验的原理是用从待检验序列中剔除截距项和趋势项的序列构造LM统计量。
项的序列,xt表示包含原序列中含有的截距项和趋势项,δ为系数。f0是频率为零时的残差谱密度。KPSS的原假设序列{Pt}是平稳的。
2.2 协整分析模型
对时间序列研究的另外一种方法是研究序列线性组合的平稳性。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并且可以解释为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14]。
无论是在远期市场、日前市场或是实时市场,还是同一市场中不同的时段,电能都是同质的。如果不同市场中的预期收益在同一时刻以相同速度增长,那么该市场就是有效的。如果一个市场的预期收益高于另一市场,就存在套利的机会,可能获得无风险利润,不利于市场绩效的提升。在时间序列分析中,如果2组序列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则这2组序列就具有“协整性”。这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序列进行协整分析。
该检验以VAR模型为基础,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这里采用特征根迹检验(trace检验),相应的检验统计量为
其中,ηr为特征根迹统计量。由于r个最大特征根可以得到r个协整向量,而对于其余k-r个非协整组合而言,λr+1、…、λk应该为0。于是得到原假设、备选假设为
当η0不显著时(即η0小于某一显著性水平下的Johansen分布临界值),接受假设检验,表明有k个单位根,0个协整向量,即不存在协整关系。当η0显著时,拒绝原假设,则表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向量。
3 算例分析
选择华东电力市场中参与市场第1次调电试验的机组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参与调电的机组有400多台,本文在这400多台机组中按照地区分布均匀、电力集团选取均匀、所选机组容量大、代表性强的原则筛选出25台机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第1次调电试验仅持续3 d,研究数据有限,只能对这3 d的节点电价做平稳性分析,具体为研究每台机组每天96个时段节点电价的平稳性。
3.1 单位根检验
按照以上介绍的模型,对华东市场的电价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ADF列的*表示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接受序列为平稳序列的备用假设;**表示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KPSS列的*表示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平稳性的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平稳性的原假设;***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平稳性的原假设。
3.2 协整分析
对于华东市场,基于有限的研究数据,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检验同一机组不同时间(d)的电价的协整性。在检验中k为3。表2为华东市场调电3d的电价数据的协整分析结果,其中N表示协整向量的个数。
3.3 结果分析
从以上的华东电力市场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中可以得到6点结论。
a.ADF检验和KPSS检验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趋势基本相同。
b.从ADF的检验结果看,除去第2 d的数据结果外,第1 d和第3 d的序列平稳数都没有过半,但从总体趋势看,虽然整体的平稳性没有通过检验,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序列是逐渐向平稳靠拢的。第2 d的数据结果异常,平稳序列数达到84%。
c.从KPSS的检验结果看,其检验过程比ADF的检验过程要苛刻。总体通过平稳检验的序列个数要低于ADF检验过程。但是,从整体趋势看,是和ADF检验保持一致,即序列是逐渐向平稳靠拢的。
d.从单位根检验的总体情况看,序列并没有通过平稳检验,可以认为目前该电力市场的绩效还有待提高。由于这是华东电力市场第1次进行调电试运行,市场本身和市场的相关配套机制都还不够完善。报价和结算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从而造成了节点电价序列不平稳。
e.从表2华东电力市场协整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大多数机组这3 d的节点电价序列是可以通过协整检验的,即同一机组不同时段的电价序列存在线性关系。但是由于调电仅3 d,对这3 d的数据进行研究有局限性,无法反映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协整,也无法反映长期与实时市场的协整。仅3 d电价通过协整检验,不具有说服力。
f.从这3 d的电价数据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反常的现象存在:有些机组在其报价正常、合同电量安排正常的情况下出清电量全为0;同一时段相邻节点的出清电价之间的差价超出了网损因子覆盖的范围;网损因子相同且不易出现阻塞的2台机组,出清电价不同;有些机组的中标价格明显高于同一地区其他机组,并且多次超出最高限价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充分说明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需要重点分析市场运营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4 结论及展望
文中从交易的角度,研究影响区域电力市场绩效因素的定性分析和对基于电价分析的市场绩效评估模型的引入,为电力市场绩效方面的研究构建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可以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更多的数据和定性分析进行研究,进一步使电力市场绩效研究方面的工作完善和系统化。
此外,通过文章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到华东电力市场的绩效水平还有待提高。我国的区域电力市场无论是从规则的制定上还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都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我国区域电力市场的绩效提高应该主要从4个方面着手。
a.从规则上不断完善,如远期市场的参与,长期市场的规定,对辅助服务的细化规定,对能源组合的规划等。对于市场绩效的提高,这是基础工作。
b.从技术上不断升级,如结算系统的不断升级等,这对市场绩效的提高起加速作用。
c.加强对市场参与方的培训力度,不仅包括调度人员,还有参与报价的各相关单位。这对市场绩效的提高起加强作用。
d.在适当的时候引入用户侧的实时参与,这将促进电力市场绩效的提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下一步内容。
市场绩效 篇2
为了促进市场部员工工作积极性，均衡每位员工的付出同收获的合理分配特制定阶段性绩效工资制度，具体操作情况如下：
一、基本底薪：1500元（具有工作经验或同行业经验的面议）
二、绩效奖励：
1、以签单数量为依据，凡签一个单在原有的底薪基础上奖励500元，单值5万以上的奖励500元
2、试用期结束，一个月内不签单的底薪扣400元，第二个月不签单的底薪扣700元，公司在绩效考核综合考评中可辞去该员工
三、提成：提成分为3%、4%、5%三个批次
1、单月累积签单5万及以下按照3%提点发放提成2、单月累积签单5万—10万及以下按照4%提点发放提成3、单月累积签单10万以上按照5%提点发放提成4、市场部经理总提点按照市场部每月签单总值1%提点
四、奖励：
1、单月市场部第一个签单奖励奖金200元
2、单月签单冠军，以签单总值计算奖励奖金300元，以资鼓励
3、单月邀约冠军，以来公司客户数量计算奖励奖金200元，以资鼓励
国内外金融市场绩效探究 篇3
关键词：市场微观结构 市场绩效 流动性 波动性
微观市场结构理论是过去二十年发展最快的金融领域之一。研究特定交易制度下价格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交易制度对投资者行为和市场效率的影响。市场微观结构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第一、证券交易机制研究，交易机制如何影响证券价格的形成，主要包括交易费用模型和信息模型，分析证券市场价格决定中交易费用和信息的影响；
第二、投资者行为研究，分析交易者的交易策略，将交易者分为知情交易者和不知情交易者，或进一步将不知情交易者分为策略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
第三、市场质量研究，分析市场交易数据序列的信息含量，考察波动性、流动性、交易价差等指标。
市场质量从研究流动性、价格波动性、价差等角度来考察市场的深度和宽度。市场质量的研究在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后立刻被经济学家重视。Harris（1986）、Wood、McInish和Ord（1985）最早研究了股市日间波动性，他们分析交易样本日间数据认为：交易进行时的波动大于交易停止间的波动（美股CFD在收市后仍可继续交易）。此外，Oldfield、Rogalski（1980）、French和Roll（1986）、Stoll和Whaley（1990）也分析了交易日间数据，认为日间收益波动在“交易间隔”和“非交易间隔”之间有明显差异——交易内波动大于隔夜波动，而交易日内波动大于隔周末波动。对于日内波动，Wood、McInish和Ord（1985）率先在文章中指出：股市交易日内数据显示波动性、交易量在交易日内呈现“U”型波动。成交量、波动性和交易价差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Admati和Pfleiderer（1988）、Foster和Viswanathan（1990）秉承Kyle（1985）将市场参与者分为做市商、信息交易者、流动性交易者的方法，探讨了价格如何与信息想结合，不同类别交易者如何影响价格，Admati和Pfleiderer（1988）认为市场交易规模大且价格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交易成本（价差）低，Foster和Viswanathan（1990）则认为交易规模大且价格波动小时交易成本（价差）低。Andersen和Bollerslev（1997、2000）研究日内交易数据认为，日内波动率和交易量均呈现明显的“U”型波动，并且波动率和交易量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Andersen和Bollerslev（2000）研究了日本股市的日内波动模式，发现日本股市价差、收益率指标日内呈现双“U”模式，并指出，这种不同于美国股市的波动模式源于日本的无间休市制度。
国内金融市场质量研究方面，屈文洲和吴世农（2002）认为国内股票市场成交量日内呈现倒“U”型，与美国股市日内成交量走势相反，买卖差价呈现“L”型日内变动模式，也不同国外市场的“U”型变动模式，对于国内外股票市场波动特征的差异，目前缺乏具备说服力的解释，学者多将这一差异归结为采用做市商和竞价制度区别所致。王远志（2005）研究上海铜期货日内数据，认为五分钟绝对收益率呈现“L”型日内波动，成交额和成交量呈现“U”型变化模式。房振明和王春峰（2005）以WACD模型为基础检验上海证券交易所个股交易集群特征，证明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集群特征是由于以私人信息为基础的交易过程引发的，私人信息的引入导致证券市场更大的波动。刘向丽（2009）运用一分钟商品期货交易数据，研究认为商品期货绝对收益率和交易量日内呈现“L”型变化模式，价格久期和交易量日内呈倒“L”型、持仓量久期日内呈现“M”型波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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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审计市场结构与绩效研究综述 篇4
审计市场的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的方法,按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对产业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为SCP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产业组织是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部分和政府公共政策组成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按照这个逻辑分析,在决定某一产业市场绩效的因素中,市场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获得好的市场绩效,关键是运用政府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结构,促使其达到合理的状态。在哈佛学派之后,产业组织理论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许多学者针对哈佛学派的缺陷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放弃SCP的基本框架。基于产业组织角度的审计市场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从已有对国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研究综述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市场结构方面,这与当时会计师事务所不断进行合并扩张,审计市场集中度加强的现实状况有关。哈佛学派的贝恩提出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集中度、进入条件与利润假说”,即在集中度高到使有效串谋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少数大企业之间的串谋会提高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并且新企业的进入也比较困难,那么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就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假说一度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政策的一项基本依据。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的合并导致美国政府等对由此可能带来审计市场效率降低忧心忡忡。国外关于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就此展开。
二、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研究综述
(一)审计市场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影响行业市场结构的最基本因素,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从而实现收益递增的现象。在某一特定市场上,规模经济水平越高,大企业的效率越高,其竞争能力越强,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就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从规模经济的含义可以看出,对其进行衡量需要对成本进行计量、产出进行度量等。但是对于审计行业而言,审计成本往往无从获得,同时对于审计产品其质量不能直观衡量,因此研究审计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时,必须突破限定的范围,采用替代指标和方法进行分析。徐正刚(2006)指出注册会计师行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事务所盈利能力、审计质量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规模效益递增是事务所之间不断进行兼并、联合以扩大规模的重要原因,致使西方审计市场上呈现出“四大”寡头垄断的格局,历史上形成的竞争优势则使得其他会计师事务很难对其展开有力的挑战,市场竞争态势相对稳定。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仍处于混沌分化阶段,尚未出现重量级的大型本土事务所。这可能是我国审计市场上屡屡出现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所以优化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需要使会计师事务所实行规模化发展。刘明辉、徐正刚(2005)指出由于审计行业资产专用性低、审计产品的异质性和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联合提供产生的合约范围经济等原因,审计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他们运用“生存竞争法”分析发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四大”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且其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户市场上,即使在该市场内部,其客户也大多为规模更大的公司。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则呈现出一种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规模越小其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越明显,原因在于准入管制、价格管制、监管当局不信任、事务所内部管理混乱及缺乏国际经验等。
(二)审计市场集中度
Mark L.De Fond,T.J.Wongand Shuhua Li(1999)的研究以新审计准则的发布这一事件为契机,以1993年至1996年证券审计市场的经验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独立审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但却出现证券审计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规避。吴溪(2001)延续De Fond,Wong和Shuhua Li(1999)的研究,考察了1997年至1999年我国的证券审计市场。按照客户股本总额的市场份额排名,无论是前10位还是前20位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市场份额在1997年至1999年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综合两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1993年至1999年期间随着新审计准则的发布和监管约束的加强,可能导致某些高级差的会计师事务所失去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伴随了审计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余玉苗(2001)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1999年报审计进行统计,分析客户的数量和市场份额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倾向于完全竞争的结构,但与此同时本地客户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占有较高比例使得审计市场结构带有强地域性色彩。这种市场结构暴露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的缺陷,阻碍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的发展和独立性。根据发达国家审计市场的发展和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应该建立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这样有利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审计质量的提高和审计市场的发展。夏冬林、林震昃(2003)从市场集中度、审计收费和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了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程度。以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披露的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为依据,计算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发现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很低。同时选用2000年和2001年的样本测算审计收费水平,发现随着上市公司资产的增大,审计收费占公司资产的比例明显递减;从总体情况上看,审计收费接近于各地法规规定的水平,多数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集中于最低审计收费标准范围;对于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会计师事务所的争夺越为激烈,价格相对更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国审计市场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周红(2002)曾经通过对法英美审计市场和集中度的比较得出结论,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中存在两个问题,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太小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太少,而在针对前一点问题上政府采取的合并做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易琮(2002)以1997年至2000年之间国内各会计师事务所的各年业务收入资料为基础,将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上市公司审计之外的整个审计市场,按业务收入为参变量,分别统计了“八大所”和“二十大所”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总额,计算得出不论是“八大所”还是“二十大所”,其市场集中度都在提高。除此之外,在1998年至2000年的证券审计市场中,我国的“二十大所”的市场集中度也在逐年升高。这个结果表明,在经过脱钩改制之后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逐年提高,换言之,即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张立民、管劲松(2004)利用2002年A股证券市场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和离散度,发现我国A股审计市场的CR10,CR20和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数值都比较低,未形成垄断竞争关系。同时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在我国审计市场中的地域分割现象严重。刘桂良、牟谦(2008)在分析审计市场结构和审计质量的关系时将审计市场集中度、行业专长、进入退出壁垒和审计市场地域性作为自变量,通过对2004和2005年A股证券市场的分析发现,审计行业集中度提高,在多数行业中都有行业领导者,并且地方保护主义有所下降。笔者在(表1)中将上述学者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衡量结果进行了总结,从(表1)可以看出,1993年到2005年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对于同一年度集中度的考察,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笔者在(表2)中还给出了不同的研究者在计算市场集中度CRn所使用的指标,从表中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中,由于早期事务所收入不可获得,或者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支付给事务所的费用不完全等原因,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指标,这也使得计算的集中度产生不小的差异。在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中,衡量指标的选取是个关键的问题。CRn衡量市场集中度本身存在缺陷,即其不能反映全部企业规模分布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只反映了最大的n个企业的总体规模分布状况。同样的,在对审计行业的衡量中,CRn也不能有效的反映出所有事务所的分布状况。而国内的研究却局限于CRn指标的应用,缺少从其它角度考察审计市场结构。综观主流观点可以发现,无论发达国家成熟审计市场的范式还是已有国外文献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审计市场集中利于审计市场绩效的提高,如在美国,审计行业被认为具备典型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特征(Bandyopadhyayand Kao,2001)。因此在我国进行的多次审计市场结构调整中都将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作为目的之一,众多学者也认为我国审计市场的有效结构应该是寡占型的。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审计市场的寡占型结构有利于审计市场的发展,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种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实际上是扭曲的,通过分析发现审计市场开始出现集中度下降的趋势。如周红(2005)通过对世界最大40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审计100强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近年来国际审计市场的趋势是集中度在降低和“四大”的寡占市场地位开始减弱。这是由于“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其规模成正比”的观念开始动摇,并且“四大”规模过大垄断市场的观点也开始形成,致使陆续开始出现限制“四大”的政策等。周红还认为审计市场结构的优化程度应该与所服务的股票市场的集中度相适应。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反而好于美国审计市场。因此在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过程中应该扶植和鼓励国内事务所的发展,避免给“四大”的超国民待遇。
注:上表中用序号区分不同的研究者:(1)Mark LDe F.ond,T.J.Wongand Shuhua Li(2)吴溪(3)易琮(4)余玉苗(5)夏冬林和林震昃(6)刘桂良和牟谦(7)张立民和管劲松(他们以两种方式进行排序得到2002年CR10和CR20的数据)
注:刘桂良和牟谦在研究中同时采用了三个指标,并且假设三者的重要性程度相同
(三)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
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大部分企业都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即使是在从事多元化生产的企业中,也将主要资源集中于此。并且审计产品的差异在于产品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难辨别的,但是这种矛盾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纵向的产品差异化行为得以缓解,包括培育高质量的声誉以及行业专长。因此,在审计行业中专门化程度的研究也是市场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英姿(2001)首次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为样本,描述了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年报审计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情况,并借用了Zeff和Fossum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的方法,立足于特定行业,用某一行业中的市场份额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其判断标准是:如果在某一行业中,按客户总资产或主营业务收入衡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超过4%,就认为该会计师事务所在此行业审计中具有行业专门化水平。统计结果表明,按行业性质和上市公司数量划分,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少的行业中,具备行业专门化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较多,而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行业中,具备行业专门化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则较少。夏立军(2004)对国外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市场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内容涉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衡量、行业专长与会计师事务所行为、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研究的现状,认为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师行为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行业专长影响审计质量、审计收费和审计效率等审计绩效变量的机理。关于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关系的研究,他指出不应直接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而应着重考察审计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成本构成;并认为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客户财务报告质量、盈余的股价反应、盈余管理行为以及舞弊行为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验证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李慧、余玉苗(2005)对行业专门化与会计师事务所竞争优势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行业专门化能为会计师事务所创造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扩大行业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取得与规模无关的成本优势、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增长和更多的审计收费溢价以及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等方面,使会计师事务所更具有核心竞争力。文章还指出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应首先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规模,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应从行业市场规模、发展前景等角度考虑,慎重选择将聚焦发展的行业,另外还要充分关注行业专门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洪灵、陈汉文(2007)以2002年至200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研究对象,以Defond,Francis和Wong(2000)及Casterella(2004)等人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国内已有的关于我国审计定价之一般性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结果建立模型,对行业专门化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作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以目标集聚为基本战略,基于其差异化的能力在大客户市场上实施差异化的具体战略,而基于其规模经济优势在小客户市场上实施成本领先的具体战略;相对于非行业专家,行业专门化的事务所在大小客户市场上均能获得超额利润。这一经验结果支持行业专门化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行之有效的一种竞争战略。陈玉菡(2008)搜集整理了2004年至2006年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数据,分别采用市场份额法、投资组合份额法和对审计对象专营的加权市场份额综合分析法,对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程度进行比较,并对三年中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程度的变化趋势做了简要说明。研究显示,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专门化程度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认为,我国缺乏对行业专门化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效需求,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行业专门化最根本的现实障碍。叶丰滢(2007)以产业组织的SCP范式(“结构→行为→绩效”)为行文路径,研究了2002年至2005年间我国A股行业细分审计市场的结构、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在一定市场结构条件下,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对审计市场最重要的绩效表现——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行业专家特质的国际“四大”主要活跃于大、中型客户市场,并在其所涉猎的市场领域表现出了较为系统的高定价行为,这应被理解为它们提供了以卓越品牌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品质差异化审计产品;另外,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内“三大”在整个审计市场活跃,并在大客户市场较明显地提供了低价,而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其他国内所则主要在大客户市场和最小型的客户市场上活跃并提供低价,但总体来看,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国内所在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上存在普遍的规模不经济。
(四)审计市场进入壁垒
市场的进入退出壁垒也是市场结构研究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关于审计市场进入壁垒的研究大多与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同时进行,我国单独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李眺(2004)从市场占有率变动率、进入壁垒和注册会计师更换三个方面分析了审计市场的进入壁垒。她认为进入退出的动态分析比静态分析更能反映市场的竞争状况,我国审计市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变动率说明我国审计市场还是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而审计市场的进入壁垒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管制带来的进入壁垒、结构性壁垒和策略性壁垒。在更换注册会计师时由于新进入者的学习成本和客户转换成本的存在使得在位注册会计师取得了成本优势。在注册会计师更换频繁的情况下,为保持住这种优势,在位注册会计师不得不通过专业化、声誉投资等方式来构筑壁垒,从这方面看,审计市场是存在激烈竞争的。在余玉苗(2001)的研究中发现,A股审计市场中,“十大”所的本地客户占到了74.2%,前20家事务所本地客户更是占到75.8%。说明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刘桂良、牟谦(2008)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审计质量和市场进入退出壁垒之间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即市场进入退出壁垒越高,审计质量越高,但显著性水平并不是特别明显。在规范我国审计市场时,应该提高市场进入壁垒。
二、我国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市场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一)市场绩效与审计市场绩效
市场绩效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在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品种及其技术进步等方面达到的现实状态。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模型,一个行业市场绩效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那么现实中是否与上述理论相符合呢?许多学者进行了衡量和研究。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市场绩效的研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难于进行计量之外,还在于绩效本身就是一个含有价值判断因素的概念。如果从最抽象的角度考虑,并且假定厂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经济效率就可以作为市场绩效衡量的标准。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对市场绩效的讨论并不是抽象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还要考虑效率、创新、分配公平等因素。对于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最初是出于对审计市场绩效的忧虑,最终目的也是为改善审计市场绩效。所以审计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由于审计市场的特殊性,在对审计市场绩效的衡量中,审计质量成为众多学者衡量审计市场绩效所广泛采用的指标。
(二)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绩效关系研究
王跃堂、陈世敏(2001)以1997和1998年A股市场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过脱钩改制之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独立性显著增强,与此相反的是脱钩改制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下降。但脱钩改制却使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呈相反方向的发展。刘桂良、牟谦(2008)采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运用调整KS模型计量盈余管理,选取2004到2005两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审计质量进行了测量。发现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关系,即审计市场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越高,反之越低。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就是一种非有效的市场结构,按照SCP分析范式,这必然会导致审计市场绩效的低下。因此,优化审计市场结构、规范事务所行为以提高审计质量已成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应该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以形成若干大型事务所来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刘明辉、李黎、张羽(2003)以审计质量为被解释变量,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客户资产规模为解释变量,选取了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和审计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倒U型函数关系,并且平均来讲当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按客户数)达到7.4%时,其审计质量达到最高。按照这个比例他们发现:1998到2000年平均审计市场的最佳事务所数约为14家,而现实的情况是2000年我国共有77家参与了年报审计。由此可见,我国审计市场存在过度的竞争,这种远远未达到最佳的市场集中度造成了审计质量低下。
(三)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与审计市场绩效的关系
余玉苗(2004)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行业知识、行业专门化与独立审计风险控制的关系。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状况的初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行业专门化格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将对行业知识的掌握作为审计质量和独立审计风险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培育行业审计专长,以努力提高上市公司审计质量,降低出现审计失败的风险。陈涛、张雁翎(2006)以2004年聘用了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相对于聘用不具有行业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而言,聘用具有行业专门化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范围会更小。而盈余管理是衡量审计质量高低的指标之一,也就是说,选择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助于提高盈利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进而提高审计质量。蔡春、鲜文铎(2007)以2001年至2004年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4332个非金融行业公司为样本,对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这与国外大量研究证实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能够提高审计质量的结论相反。进一步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总体上独立性相对不高、易受行业内经济依赖度的负面影响和行业专长发展程度较低是造成这种负相关性的主要原因。胡南薇、曹强(2008)从审计服务供求两方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中国审计市场是否需要专门化经营。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审计收费溢价,同时也能给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在我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经营具有“非常快”(veryfast)的学习效应,能显著提高审计质量,认为应当大力、广泛推广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经营。董秀琴(2009)使用分行业横截面Jones模型(1991)估计出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分别从投资者和财务报告的视角研究了行业专长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投资者感知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客户的盈余质量更高,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比非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胡南薇(2009)用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2003年至2005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分别检验了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经营的内在绩效和外在绩效,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门化程度与审计生产效率正相关,异地所较之本地所具有更高的审计生产效率;行业专门化能改善审计质量,从而满足了投资者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要求,行业专门化也能够提高审计收费,事务所从而能从中实现较高的回报。研究还发现,行业专门化具有“非常快”的学习效应,审计质量会随着行业专门化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的提高。
三、研究述评
市场部绩效考核方法 篇5
1.1、薪酬总额=岗位工资+(个客收入佣金+政企客户佣金)×90%+
日常考核10%
个客收入佣金(见附件二)每月进行维护若不到一年系统发现流失，扣除此用户产生的绩效。
政企客户佣金按6%进行3年长期提取。 日常考核= 10%
*当月新发展政企客户(或宽带用户)周期性收入按照月收入累计，一次性收入(利润)/12 折算后累计。
政企客户维系在网时间不低于一年，经系统发现流失，扣除6%初次绩效奖金，累计扣完为止。 2、 市场部主管考核标准
2.1、薪酬总额=岗位工资+(当月产生工作量*2%)*当月完成率(当月产生工作量/当月考核工作量)+个人发展佣金
2.2、电信业务代理考核工作量是120万元(内部考核比实际增加了40%)。
3、市场部主办考核标准
3.1、薪酬总额=岗位工资+实际工作量*2.6%*当月完成率(实际工作量/考核工作量)+市场部整体工作量*0.1%
3.2、营业厅和呼叫中心20考核工作量是95万元(内部考核比实际增加了40%)。
4、移动项目经理绩效考核标准
2、移动项目部当月考核的工作量管道利润率未达到25%和顶管产生的工作量不计入当月工作量
3、薪酬总额=岗位工资+当月产生工作量*3%*当月完成率(实际工作量/考核工作量)
4、移动工程年考核工作量是265万(内部考核比实际增加了40%)。
仓储代理业务绩效考核
考核方根据中国电信烟台分公司关于本季度的质量考核结果和拟扣罚的服务费通知考核方，并参考此标准进行相应的扣罚绩效。 2每月根据《仓库管理检查考核表》进行考核，每扣1分为扣减人民币100元。
1、季度末考核时将对本季度各月同样问题的扣分进行加倍(倍数为问题出现次数)扣减服务费用。
2、根据双方认可的费用，考核方在考核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被考核方出示上季度仓储服务费，支付80%的绩效，余下的绩效在本年度考核完成后核发。
3、仓储管理服务费用标准及有效期
(1)仓储总额按核定标准208000元/年计，按5/季度结算;根据仓储物资的工作量，进行费用标准的核定与变更。
(2)本考核办法有效期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为期一年。
(3)考核成本包括所有仓库专业所产生的各种成本，包括人工成本、办公成本等。 6营业员绩效考核
营业员绩效考核严格按照营业员绩效考核表执行详见附件三 7呼叫中心绩效考核
外呼人员的绩效考核得分与当月绩效奖金所得直接挂勾，其工资的体现如下：
绩效工资=接通数量*0.3元/个*绩效考核分数的百分比 每月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保险 外呼中心其他考核标准请详见附件四 8、外呼中心班长的绩效考核
曾贤刚：更多市场带来更高绩效 篇6
《小康·财智》：近期，持续性的雾霾再次引发了民众的忧虑。据媒体报道，伦敦和洛杉矶历史上也都曾经发生过这样长时间的重度污染。现在洛杉矶环境很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大幅削减工业，还是投入了巨额资金治理，或者是他们开发了更好的技术手段？
曾贤刚：这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才能解决的问题。依此类推，像北京现在所面临的雾霾困境，实际上就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我们要减少机动车，另外一个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经济总量。只要经济总量大，污染物必然就多。经济总量包括人口和工业总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我们可能需要让经济快速发展，但像北京这样比较发达的地区，不应该强调总量，更应该重视经济的质量。现在有人提出把一些央企搬走，如果搬走几十家大央企，北京的GDP马上就是负的了，但是GDP下降了以后环境肯定就改善了。
《小康·财智》：在污染严重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限产停产这样的紧急措施，包括高耗能企业的转产，这不光会影响GDP，更牵涉到很多人的生计。在环保和生存发展的两难困境中，怎么抉择？
曾贤刚：当然，会有人因此面临生存的问题——就像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一直有争论路边的小商小贩要不要存在，他们存在好像影响市容，但他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的问题，你要解决环境问题，也要给人们解决就业，提供其他生计。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居民会认为环境第一，周边污染企业员工的生存第二。这对不依赖于环境生活的人们来说，非常轻松。但对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體来说，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国家或者政府需要考虑这种善后问题——环境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环保，需要国家有经济补偿和后续措施。环境问题要解决起来实际上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关键在于大家要舍得付出成本。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非常深刻。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简简单单是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不考核GDP，就看你环保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经济和环境之间怎么进行协调，怎么样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替代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社会方面，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需要群众一起参与和努力。
《小康·财智》：我国财政用于环保的支出逐年增加，据统计，近十年来环保投入超过4万亿元。而“十二五”期间，中国环保累计投入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但民众的直观感受是，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改善。
曾贤刚：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下的产权改革阶段，说白了就是在分配资源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会有占有资源的焦虑，在占有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掠夺性开采资源破坏环境的情况。这是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以环境问题也处于一个特定的阶段。绝对不要以为现在的政府没有努力，或者现在人的素质更差。这是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小康·财智》：在提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时，很多专家学者会说，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入还不够。目前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入已超过GDP总量的2%，与国际水平相比，这个投入还不够吗？
曾贤刚：实际上这个投入还是不够的。世界银行曾经做过统计，要使环境问题得到明显的好转，大概需要投入占GDP3%左右的资金。早些年我国的投入是1%多，现在到了2%多，应该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了。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投入有没有水分。现在很多相关的投入都算在环保投入里面，比如说循环经济的投入，比如说发改委循环经济的示范区，包括清洁生产等等。严格地说，这种生产性的投入跟环保相关，它有一部分算，但不能整体算做环保投入。但是现在很多这样的投入都算到环保投入里面，水分就大了。
《小康·财智》：除了有水分，目前的环保投入还有什么突出的问题？
曾贤刚：除了环保投入大小的问题、环保投入水分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环保投入绩效的问题。我们现在尽管投入数量比较大，但是投入质量怎么样，有没有换来更好的环境？大家会质疑：为什么投入这么多钱以后，空气也不见好转，水问题还这么突出？这实际上就是投入绩效的问题，像以前治理三河三湖，刚治理完了过两年又污染了，前期的投入好像白投入了。大气的治理也是一样。国家审计署现在也在推绩效考核机制，但央企绩效很容易考核，利润多少收入多少，账目一目了然。但环境绩效考核实际上很难。
《小康·财智》：所以现在主要是环境部门自己考核自己。
曾贤刚：对，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管自己。环保投入资金的管理、投资的运营方式，包括腐败或者权力寻租等问题都存在。环保资金投入量很大，但实际的绩效有问题。我觉得审计署下一步可能就是对环保部门的审计。
《小康·财智》：现在中国的环保投入可能更多还是政府主导的，是否引入别的投入机制能更好地提高绩效？
曾贤刚：现在更多是强调政府的作用，有很多领域的确需要政府，但在有些领域里面，政府还可以去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提高绩效，应该把国家的投资作为杠杆，撬动社会其他的资金来投入。这样实际上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机制，需要有市场机制去鼓励其他投入参与到这种投入当中来。像现在有很多的环保领域只是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因为管理不善，绩效很低，环境问题就是解决不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在环保领域也应该尝试混合所有制。
《小康·财智》：如何在环保领域进行混合所有制的尝试？民间资本参与环境治理能否有收益？
曾贤刚：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就是让私营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让他们的资金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同时让他们也参与环境的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要起决定性作用。以前我们在环保当中更多强调政府的作用，现在我们强调市场的作用。第一，需要国家政策的强制，要求进行治理，把潜在市场变成现实的市场。第二，要让更多有资金有资源的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政府必须给相应的政策，让他们能够在这里盈利。当更多企业愿意投入，就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企业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有效地去解决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第三，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规范，让企业之间进行有序的竞争，市场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小康·财智》：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吗？
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绩效评估研究 篇7
起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证券投资基金, 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地成效, 尤其是上世纪在美国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00多年来, 证券投资基金始终是证券投资的主要工具之一。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就是共同承担风险以及相互分享利益。通过组合投资的形式募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投资于各类金融产品, 最后将所取得的收益进行平均分配。当然投资组合的形式可以分散风险, 因此多被基金公司采用, 同时基金管理人的专业水平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基金业绩的好坏。
总体而言, 我国基金行业发展迅速, 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规模空前, 截至2012年末, 我国共存在开放式基金1038只, 封闭式基金71只, 基金托管银行18家, 基金管理公司74家, 其中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36家,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38家。同时, 证券投资基金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业越来越大, 并且逐步取代国有大型银行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关于基金业绩评价的方法和体系浩如烟海, 对于我们学习和实证都有很多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 国内外学者对于基金业绩的研究往往得到不同的答案。可以说明的是, 基准的选择和样本的选择对于结果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对于基金业绩持续性问题的考察也是如此。
总体来说, 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优秀方法的基础之上, 对于我国的基金进行了业绩评价和持续性研究。虽然基本方法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做了修正。当然我国学者对于基金绩效的研究相对较少, 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而且研究周期比较短, 研究方法相对固定。由于对于模型的设定和选择的不同, 国内很多学者对于基金业绩评价和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得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2、开放式基金问题分析
(1) 首先对于我国整体开放型基金情况而言, 整体收益率并没有跑过大盘, 而且基金经理人也并没有表现出很好地择时选股能力, 且非系统性风险的分散能力不足。同样, 将开放型基金进行分类考察之后, 同样得到相同的结论。
(2) 我国主动型管理基金的业绩明显优于被动型管理基金的业绩水平。虽然主动型管理基金没有获得超过大盘的收益率, 但是相对被动型管理基金来说, 其业绩还是有明显的提高。
3、绩效评估现状
(1) 开放性证券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远远低于市场基准收益率。整体来看, 所有06年至10年的数据的收益情况都跑输大盘, 而且标准差也低于大盘的标准差情况, 但是对所有基金择时选股能力的检验结果分析之后得到结论, 收益率低并不简单的因为风险低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还是基金经理缺乏显著的择时选股能力。
(2) 针对所有63只基金, 分成主动和被动管理型两类基金, 各有11只和52只。该两类基金的投资风格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 故本文对其采取分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两类基金业绩均低于大盘收益, 都没有体现出“专家理财”的优势所在。
其主要原因在于, 基金经理人的择时选股能力并没有显著表现, 同时也说明基金经理人对于市场的走势和个股的动态趋势都没有很好地判断, 或者说基金经理人在这两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即使有个别股票的表现很好, 但是显著性程度也非常的低, 对于整个基金业绩的提升效果甚微。同时, 基金经理人的择时选股能力很多都表现出了负的相关性。
(3) 比较发现, 主动型管理基金的业绩比被动型管理基金的业绩要好。然而我国基金大多数都属于主动性管理基金。因此被动型管理基金在作出投资决策时更应该审慎考虑。几乎在所有的排名中, 指数型基金的业绩都处在最后的位置, 这也使得大多数投资者逐渐失去了投资指数型基金的兴趣。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够完善, 缺乏指数型基金投资所需要的几个条件。首先我国证券市场不够完善, 信息的占有对于资源的分配起主导作用。在占有信息的基础之上去选择股票, 往往能带来超过市场的收入, 从而使主动型基金取得优于大盘的业绩。其次, 整个市场并不具备长期牛市的基础。熊牛交替或者持续熊市往往会使得部分板块的股票上涨, 但是并不能引起指数的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指数下跌是必然的结果。同时, 市场投资者缺乏相对专业的金融知识和心理素质作为依靠, 基金持有人缺乏投资分散化和资产有效配置等意识。最后, 我国指数化基金管理费用相对较高。
(4) 针对我国开放型基金的持续性考察, 可以发现无论是通过参数法还是非参数法, 所选取基金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性, 也就是说无法用本期的业绩去预测下期的业绩。
参考文献
[1]杨义灿, 茅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持续性实证研究[N].中国证券报.2003 (8) .
[2]李学峰, 我国开放式基金业绩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7 (6) .
[3]袁皓.我国封闭式基金业绩持续性研究[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7 (3) .
市场绩效 篇8
关键词：汽车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优化对策
1 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1.1 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低
根据我国汽车产业前4家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来测量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 用CR4来表示。1995~2006年CR4分别为0.441、0.460、0.444、0.432、0.432、0.411、0.409、0.563、0.573、0.585、0.566、0.560, 尽管1995~2006年, 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但跟国外相比, 差距明显, 2003年我国汽车产业CR3为0.467, 而美国、日本、韩国的CR3分别为0.989、0.631、0.971。市场集中度偏低, 至少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规模效益低下, 二是阻碍创新。
1.2 我国汽车产业的进入壁垒高
1.2.1 规模经济壁垒
衡量规模经济壁垒的主要指标为规模比重系数。
d表示规模比重系数;MES表示该产业的最小最优规模;Xi表示该产业内第i个企业的规模;载货汽车MES为年产15万辆, 汽车MES为30万辆。如果d>10%, 表明进入壁垒较高;d<5%, 进入壁垒较低。2006年我国汽车生产量为382.89万辆, 所以汽车的d值为7.84%, 根据贝恩对进入壁垒的划分标准, 我国汽车市场具有高中度规模经济壁垒。
1.2.2 技术优势壁垒
目前我国汽车产业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其中, 中外合资企业是我国汽车产业的主力军, 其企业数量和销售量都占据我国汽车市场的巨大份额, 技术大都由跨国公司主导。因此,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 中外合资企业面临的技术壁垒较小, 而对于缺乏汽车产业背景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新进入者, 则面临着巨大的设计、管理和创新的技术壁垒。
1.2.3 必要资本壁垒
汽车产业是一个高资金密集型行业。从研发到投产再到营销与推广, 整个过程都需要高额的资本投入。一般而言, 一个整车项目资金规模都在100亿元以上。正因为如此, 该产业对外部融资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新进入企业由于知名度或信誉不如在位者, 常常面临筹资和融资的困难。另外, 汽车产业的资金实力, 还会影响顾客的信任和品牌拥护程度, 进一步增加新进入者的进入难度。比较我国存在的三种汽车企业类型, 中外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般拥有强大的外方资金支持和国家投资, 相对资金壁垒较低。而民营企业在筹融资方面却面临较大的困难。
1.2.4 政策法规壁垒
长时间以来, 我国对国内生产的汽车实行贸易保护和价格管制, 使得原本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也进入汽车市场, 从而产生过度进入现象。这一现象将随着相关保护政策的减弱或撤销有所改善。随着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出台, 我国取消多年来对汽车产业执行的审批制度, 对汽车生产企业的投资项目采取备案和核准两种方式。新《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也提出了一系列核准和备案的条件, 比如, 规定新建汽车企业项目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亿元人民币, 专用汽车生产企业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等, 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新企业的进入。
总的来说, 我国汽车产业的进入壁垒是比较高的。
1.3 我国汽车产业的退出壁垒较高
中国汽车产业投入资本的专用性较强, 出现退出活动的高成本、信息不对称、职工解雇难度大、法律政策障碍、管理层的抗拒等问题, 这些构成了我国汽车产业较高的退出壁垒。
1.4 我国汽车产业的产品差别化小
汽车产业属于耐用消费品行业, 其产品的物理特性方面的差异很大, 广告宣传的促销作用较大, 知识信息的提供和售后服务水平对销售有较大的影响。此外, 由于多数消费者缺乏鉴别产品物理特性上的差异的知识和条件, 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形成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总体说来, 该产业应该具备较低的产品差别化程度。
2 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行为分析
2.1 我国汽车产业的价格竞争激烈
汽车降价是由多种原因综合引起的, 第一是汽车市场供过于求。汽车生产能力的增长开始超过需求的增长, 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 从而导致库存上升, 推动汽车价格下降。第二是汽车生产规模效应逐步显现, 单位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 主动降价成为汽车企业新老车型过渡和抢占市场份额的主要营销策略。
2.2 我国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机制不完善
目前, 我国兼并重组的机制还不够完善, 还是存在很多影响兼并重组的因素。目前中国汽车产业的扩展, 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兼并区域内的中小企业, 同时一些大企业同国外先进企业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上汽和南汽的兼并重组拉开了中国汽车产业大型企业间重组的序幕, 但要改变当前汽车产业过于分散的局面, 还需要进行更多、更大的调整。兼并重组背后的机制仍然不成熟。如何遵循市场化原则, 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促使我国汽车企业之间由并购向竞购过渡, 进而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是今后几年我国汽车产业组织调整的重要课题。
3 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分析
3.1 我国汽车产业的经济效益低
20 0 4年汽车全行业共实现利润总额719.85亿元, 同比下降4.65%。2005年汽车产业利润继续下滑。前五个月汽车产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67.14亿元, 同比下降53.07%, 累计实现利税总额为387.11亿元, 同比下降32.87%。2008年汽车产业重点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55.60亿元, 同比下降7.06%, 由上年65.14%的增长变为下滑。
2004年, 在全国汽车行业128家整车企业中有41家企业亏损, 亏损企业数同比增长13.89%, 增加5家;2004年全国整车亏损企业亏损额为28.217 2亿元, 同比增加52.38%。2005年约有60%的国内汽车企业 (包括整车厂和改装厂) 处于经营亏损状态。虽然大多数企业产品产量增加, 但由于整车降价, 原材料涨价, 导致不少企业亏损。“群雄混战”的局面或许正是造成2006年我国汽车产业利润跌至历史新低的原因之一。
3.2 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缓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汽车产业仍未掌握自主开发能力, 主要汽车产品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还停留在引进、仿制和照搬阶段, 总体开发能力与世界汽车巨头差距较大。因此, 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自主开发, 鼓励自主品牌也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当务之急。
造成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很多, 一是缺乏技术创新体系和管理体系的支撑。无论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工艺水平、研发能力、研发资金的投入上, 还是从企业组织管理来看, 我国汽车产业与跨国公司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二是长期高关税的保护使汽车产业缺乏创新动力;三是合资企业的模式也称为技术创新的结构性障碍。合资企业只是利用技术优势和政府给予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以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
4 优化SCP以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4.1 扩大汽车产业规模, 提高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是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 是汽车产业组织结构演化的规律。提高市场集中度至少保证我国汽车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 处于前几位的汽车厂家要争取更大市场份额, 就必须让产销增长速度超过全行业平均的10%, 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最优方法是兼并重组:鼓励一汽、东风、上汽、长安等大型汽车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兼并重组;支持北汽、广汽、奇瑞、重汽等汽车企业实施区域性兼并重组;支持汽车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 提高国内外汽车配套市场份额。鼓励和支持汽车产业兼并重组政策也需要消除兼并重组的障碍。
4.2 构筑适度的进入壁垒和合理的退出机制
为遏制过度竞争, 改变我国汽车产业进入壁垒过高的状况, 政府应降低进入汽车市场的行业标准, 根据行业的性质来设置不同的壁垒标准。政府构筑壁垒的主要手段是政策性壁垒, 按照汽车企业数目适度、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和结构合理的原则, 做出相应的中长期规划。同时, 政府也要制定合理的企业退出机制, 降低退出壁垒, 让在市场竞争中濒临破产的企业能够顺利退出, 减少资源浪费。
4.3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提高产品差别化程度
以企业为主体, 加强产品开发能力建设。一是建立整车设计开发流程, 掌握车身、底盘开发技术及整车、发动机、变速器的匹配技术和排气净化技术;突破碰撞安全性、NVH (振动、噪声、平顺性) 等关键技术;控制新能源汽车的设计和制造成本。二是提高传统乘用车的节能、环保和安全技术水平。重点支持排量1.5升以下、满足国IV排放标准的车用直喷汽油机和排量3升以下、升功率达到45千瓦以上柴油机的研制。突破重型商用车底盘集成关键技术, 提高整车驾驶舒适性和操控稳定性。重点支持大功率柴油机及其高压燃油喷射电控系统、后处理系统和商用车自动换挡机械变速器 (AMT) 等关键技术研发。三是建立汽车产业战略联盟, 形成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在技术开发、政府采购、融资渠道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 引导汽车生产企业将发展自主品牌作为企业战略重点, 支持汽车生产企业通过自主开发、联合开发、国内外并购等多种方式发展自主品牌。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4.4 完善汽车产业兼并、重组政策
要在全国范围内, 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等形式进行强强联合, 强弱兼并, 加快组建一批有规模、有影响的汽车企业集团和联合体。对一些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汽车零部件工业企业, 应结合实际, 按照优势互补、优化组合的原则, 尽快与全国整车和零部件集团寻求联合或收购。小企业要走“专、精、特、优”的道路, 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 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加快完成汽车产业中整车行业与零部件行业之间的相互独立和分离, 实现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与经营, 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加速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 培养汽车龙头企业, 提高竞争力。在重组中, 既要打破地区界限, 也要打破所有制界限;既要与外资合作, 也要与内资合作, 要促进汽车企业间的兼并活动, 从税收、金融上支持汽车产业中的优势企业去兼并劣势企业, 统筹解决兼并企业的债务、安排职工就业。政府要实施汽车企业联合的政策, 通过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减少汽车企业间的摩擦和矛盾, 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
4.5 依靠科技和改善管理水平, 提高汽车产业的经济效益
第一是依靠科技, 使企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方法和途径。第二是采用现代管理方法, 提高汽车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这将使企业各项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费用, 增加企业盈利。
4.6 积极鼓励技术创新, 加快技术进步速度
我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 应该走以诱导型技术创新为起点, 逐步向推动型技术创新过渡的道路。为全面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国际资源, 研发对汽车产业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技术, 形成以资源共享为核心的制度框架, 构建重要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信息平台, 为汽车产业进行高层次的技术创新作铺垫。
我国汽车产业要改变技术落后的局面、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必须通过推动型技术创新来获取核心技术。推动型技术创新可利用国家汽车创新体系聚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汽车企业的人、财、物优势, 通过优势互补和联合创新等手段以达到更快、更好和更省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志迎, 丰志培, 董晓燕.中国轿车产业发展[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05 (9) .
北京市健身服务业市场绩效探析 篇9
产业组织理论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逐步形成的。哈佛的产业组织理论是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成特定的市场,按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即所谓的产业组织的“三分法”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与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简称SCP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市场与市场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实际测量,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提出产业组织政策,从而规范了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在价格、产量、费用、利润、产品质量和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达到的现实状态,它反映市场运行的效率。其考核指标主要有:
1.1 资源配置(规模结构)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是反映市场效果好坏最重要的概念。由于市场结构和行为变化必然引起生产者利润变化,因此可以用产业和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作为测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一般来说,生产者集中度越高,利润率越高;消费者集中度越高,利润率越低。同时,利润率还受产品差别和进入壁垒的影响。
1.2 技术进步
市场绩效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体现在:发明和革新及生产率水平提高的产业分布及影响分布的市场结构及其他因素;企业集团、企业系列化及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问题;技术传播过程与产业组织的关系:技术转移的价格、交易条件、交易利润率与产业组织的关系等。
市场绩效反映了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效果。市场绩效反映了市场运行的实际效果,对市场绩效优劣的评判应当以社会福利的提高程度和效率作为标准。但是,这个评判标准则难以测量和把握。因此,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绩效的衡量和评价主要不是企业层次上的,而是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层次上的。本文主要从产业规模结构效率和产业技术进步状况等绩效指标方面来评价北京市健身服务企业扩张行为的绩效。
2 北京市健身服务业市场绩效分析
2.1 北京市健身服务产业规模结构效率
规模经济一般分为四个层次,即产品规模经济、工厂规模经济、企业规模经济和行业规模经济。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规模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产业组织学研究主要是两个层次的规模经济:企业规模经济和行业规模经济。在本小节主要考察北京市健身服务产业中的企业经济规模和行业经济规模两个方面。
2.1.1 北京市健身服务企业规模经济状况
企业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企业自身通过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所实现的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所实现的规模效应。北京市健身服务企业规模属于两级分化,一级是那些分店数目较多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连锁健身企业,另一级是那些中小型单店企业。截至2007年11月北京市拥有的390家健身俱乐部中,连锁型企业单店数195家占50%,具有较强品牌效应的连锁企业单店数80家,占总数的20.5%,将近80%的企业单店年销售额不足300万。从这些健身服务企业的销售收入、开店规模足以显示出北京市健身服务业中的大部分企业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服务产品单一、服务线较短。
服务产业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才,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北京健身服务企业处于一个发展期,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是较低的。首先,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教练培训体系,大部分是由第三方培训机构培养,但教练培训市场也较混乱,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标准,因此导致有时同一家俱乐部的教练基于同一会员的身体状况检测得出截然不同的服务方案。其次,企业没有培养专门的俱乐部规划设计人才,而设计师与投资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对空间的有效利用和功能区的合理布局都缺乏理性科学的认识,从而导致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单位面积产出量减少。最后,由于人力资源体系的不完善,业内人才的流动也过于频繁和无序,使产业发展始终在中低层次上徘徊。
横向一体化是指企业现有生产活动的扩展并由此导致现有产品市场份额的扩大。该类增长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向与原产品有关的功能或技术方向扩展;与上述两个方向有关的向国际市场扩展或向新的客户类别扩展。从横向一体化角度来看北京市健身服务企业的发展,首先绝大多数俱乐部的收入还是来自会员卡销售所得,资金来源太单一,仅有少数企业的私人教练课程、体制检测和营养品销售等会员二次消费收入能达到20%～30%,在会员的消费潜力挖掘上与国外发达地区还存在不小差距,宝迪沃健身在健身服务产品原有的健身功能上拓展了保健服务功能,也有个别有条件的健身俱乐部增加了国民体制检测服务功能;新客户类别扩展上很多企业都意识到,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进一步深化落实、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劳动及医疗、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确立,团体客户将成为今后行业发展的重要渠道来源,因此大客户的争夺战争在各大品牌连锁企业中也愈演愈烈。
这些外向化的战略使北京市部分大企业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北京市绝大部分健身企业包括拥有较高品牌知名度的大企业,它们的横向一体化发展态势并不尽如人意,仍旧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产品单一、功能陈旧、渠道狭窄”是北京市健身服务产业的真实写照。这些无一不反映出企业在横向一体化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
2.1.2 北京市健身服务行业规模经济状况
产业规模经济是指当某个行业总产量扩张时,如果能使行业内的企业提高专业化程度,降低单位成本,表明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该行业就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数据显示,2005到2007年北京市健身服务产业市场总量是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趋势,但是这是否就可以认为北京市的健身服务产业就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呢?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如果能使行业内的企业提高专业化程度,那么就可以证明北京市的健身服务行业是规模报酬递增行业。在此我们要考察北京市健身服务行业中是否具有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或者现有专业化的趋势已经提高了。要从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来衡量北京行业规模经济的发展现状,就必须考察北京市健身服务产业集群地中企业的发展现状。
北京健身市场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市中区和北部城区包括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健身俱乐部比较集中,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过度饱和,而南城的崇文区、宣武区、丰台区健身俱乐部拥有量明显不足;中心城区数量相对饱和,而周边区县地区数量匮乏。到2007年北京市健身服务行业呈扩张的态势,不少企业把进入新的城区或区县作为发展目标列入企业规划,而中小型投资者也在不断增加,并逐步占领部分远郊区县。同时,目前北京市健身服务业中的企业间合作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的发展阶段,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横向或者纵向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还存在较大的距离,由此带来的产业规模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2.2 北京市健身服务业技术进步程度
技术进步是评价产业市场绩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产业技术进步是指产业内的发明、创新和技术转移。北京市健身服务行业中研发能力比较匮乏,这也是当前健身服务业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由于健身产业是随着国外品牌引进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历史沿革上始终保持着拿来主义传统,一味的模仿借鉴降低了企业的研发动力;同我国现阶段的健身服务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部分企业还处在粗犷型发展阶段,规模不大、利润率不高、缺乏研发资金。
健身产业属于服务业,具备科学管理知识和服务理念又深刻了解产业现状的人才是产业技术进步的基础。面对这种情况,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成果就应该成为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人才引进的主要渠道,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与商业社会的脱节,相关高校培养的专门人才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同时科研成果由于脱离实际或没有形成良好畅通的协作机制与渠道,也很难转化为可产生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从而延缓了整个体育健身服务产业的技术进步。
3 结语
围绕鼓励市场竞争和利用规模经济两个方面,抓紧相关法规政策的建设实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要大力推动健身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关键在于商业社会与科研高校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运动休闲企业大众满意度调查.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2008,1.
市场绩效 篇10
一、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现状分析
1、中国企业对外并购发展的总体趋势
从国际趋势上看, 国际直接投资中并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 近十年来平均达到60%以上。这种并购比重上升的趋势在中国也得到了体现, 近年来,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 并购所占的比重逐渐超过50%, 对外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根据商务部2007年2月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简报, 中国FDI流量数据, 除个别年份外, 总体上趋势是:2000年以前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 2000年以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大。2006年, 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 同比增长31.6%;而对外并购额基本与FDI的发展趋势相似, 并且占FDI流量的比重也处于上升的状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并购的投向地区与行业分布
根据商务部2006年9月公布的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 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并购的投向行业与地区分布的信息。第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覆盖范围较广, 亚洲、非洲、欧洲、北美的覆盖率都达到了75%以上。可以说, 中国的对外投资范围已遍布世界各地。第二, 从存量投向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分布看, 多为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较少。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前十名分别是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韩国、美国、澳门、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苏丹和百慕大群岛。第三,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来看, 商务服务业占了很大的分量, 为40.3%,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并购的发展潜力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1.68%和0.59%。作为一个GDP总量排名为世界第五的经济体,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相符, 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具体到对外并购领域, 根据UNCTAD2005年的数据, 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考虑到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对外并购额度尚不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 那么我国对外投资方面的落后局面似乎可以理解。但是, 波士顿最新的一份咨询报告显示, 在对世界上13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RED) 对外并购领域的调查中发现, 中国的GDP总量占这13个国家经济总量的29.4%, 而对外并购数量仅占10.6%, 不仅落后于同样人口众多的邻国印度, 而且落后于南非、马来西亚。因此, 我国的对外投资与对外并购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达到相应的地位。
二、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市场绩效检验
1、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样本的获得
在本部分的研究中, 拟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并购的市场绩效进行检验。本文共收集2001—2006年间涉及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对外并购事件29起, 其中沪市11起, 深市18起。对这些样本有两点说明:其一, 在这6年内参与对外并购的企业还有很多, 笔者无法收集到更加全面的数据, 而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较为容易获得, 将其作为对外并购企业的代表, 也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其二, 由于资源类企业的对外并购行为常常带有国家战略色彩, 为了仅仅从经济角度考察问题, 本章的样本数据没有将资源类企业的对外并购事件包括在内, 所获得样本从广义上讲基本上是制造类企业。
2、数据处理的程序与原理
S.J.Brown和J.B.Warner (1985) 所创立的标准事件研究法, 堪称运用每日股价收益来衡量并购事件的宣布对参与方财富效应的典范, 本文将依照标准事件研究法建立单因素市场模型。本文窗口期的选取是综合考量国外同类研究的经验和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现状之后确定的。根据事件研究法的要求和通用技术, 正常收益率的估计期一般超过100天, 且不与窗口期重合, 在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本文实际的基础上, 本文确定正常收益率的估计期为 (-150, -20) 。
模型如下:
2-1式中, Ri, t代表样本i在t天的收益率, 由该股票在t天的涨幅来表示, Rm, t代表t天市场的综合收益率, 如果该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则用上证综合指数在t天的涨幅来表示, 如果该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则用深圳成份股指数的涨幅来表示;εi, t是残差项。αi和βi分别是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方程的截距和斜率。此模型实际上是CAPM模型的应用, 也是事件研究法中最常用的模型。采用单因素的市场模型虽不是理论上的最优选择, 却是现有条件下较为方便、较为现实的选择。
后续的数据处理过程与检验方法如下。
(1) 事件定义为对外并购事件的发生, 事件发生日定义为时间0 (事件发生日即公告日) , 事件考察期 (即窗口期) 为 (-20, 20) , 即事件发生前后20个交易日, 正常收益率的估计期为 (-150, -20) 。
(2) 计算每个样本在 (-150, 20) 每日的实际收益率。第i个样本在t日的实际收益率定义为:
其中, t表示时间, Pi, t和Pi, t-1分别表示第i个样本在t日的收盘价, i=1, …, n。
(3) 计算正常收益率。将大盘指数按照前一步骤的原则作相同处理, 得出市场收益率Rm, t。利用SPSS软件将 (-150, -20) 区间内的Ri, t和Rm, t按照公式2-1中的模型进行回归, 确定每个样本的参数并进行检验。将 (-20, 20) 区间内Rm, t代入每支股票的估计方程, 从而计算出窗口期的正常收益率。
(4) 计算每个样本在 (-20, 20) 区间内每日的超额收益率。第i个样本在t日的超额收益率为:
(5) 计算每个样本在 (-20, 20) 内每日的累积超额收益率, 第i个样本在t日的累积超额收益率为:
(6) 计算所有样本在 (-20, 20) 内每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 即每日所有的样本超额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 第t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AARt为:
(7) 计算所有样本在 (-20, 20) 内每日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 为:
由此可见, AAR与CAAR表示事件对所有样本的平均影响, 而CAAR相比较而言是更具有综合性的指标。
为了判断上面计算出来的AARt与CAARt是否是由股价随机波动引起的, 本章还将对其作统计显著性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显著, 则表明窗口期的股价变动不是由随机因素产生的, 事件对股价有显著影响。因此, 要对是否显著异于0进行统计检验, 即假设检验:H0:AARt=0, CAARt=0;H1:AARt≠0, CAARt≠0。
其检验统计量为:
在以上两式中, t=-20, …, 0, …, 20。根据上述假设, 如果事件发生对股价有明显影响, 即股东获得了明显不为0的超额收益, 则上述假设将通过给定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
3、结果输出
运用统计软件根据上述原理对数据 (本文中的原始股价数据由天相投资分析系统直接导出) 进行处理, 最后给出所有样本在 (-20, 20) 内每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AARt和所有样本在 (-20, 20) 内每日的平均累计超额收益CAARt。计算步骤由于处理程序烦琐, 数据处理量过大,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一一列示。
可以看出, 在样本总体的平均超额收益率 (AAR) 方面, 在41个事件窗口期中, 有29天平均超额收益为正, 12天为负, 平均超额收益为正的天数远多于为负的天数, 说明样本总体在窗口期的平均超额收益应为正。在平均超额收益为正的29天里, -7日、-5日、5日、10日的平均超额收益分别为0.004728、0.004332、0.005678、0.004311, 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19日、-10日的平均超额收益分别为0.00825、0.009251, 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在平均收益为负的12天里, 其平均超额收益均未通过t检验。以上分析说明, 在样本公司对外并购宣布的事件窗口期 (t=-19, -10, -7, -5, 5, 10) 里, 存在显著为正的平均超额收益。
在样本总体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 (CAAR) 方面, 在41个事件窗口期中, 平均累积超额收益均为正, 且有40天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5%、10%的检验。结果显示, 样本总体在 (-20, 20) 内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为5.71%。
三、结论与建议
从总体上看, 国内市场的并购重组绩效, 特别是对于事件的研究法来说, 普遍呈现出目标企业受益, 收购企业受损的现象。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处于上升通道, 并有加速上升的迹象, 对外并购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我国的对外投资与对外并购不仅国际上地位不高, 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没有取得领先地位。
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涉及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对外并购活动进行实证检验, 从结果输出上看, 样本总体在窗口期内有着显著为正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和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 国内A股市场的上市企业, 其对外并购从整体上给股东带来了正的超额收益率。这种并购方取得的正的超额收益与与国外的部分研究结论相符, 但与众多针对我国国内市场的并购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对此,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一项并购交易是否创造价值,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交易的动因, 因此, 并购动因的不同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优于国内市场的并购。
出台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并购, 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即使企业的对外并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这种鼓励和引导的理念也应该树立。
当然, 鼓励措施不应针对个别企业, 而应该以制度建设为主, 主要从改善政策环境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入手。在政策环境方面, 应坚持在审批程序上提高效率, 将能够下放的权利充分下放, 企业是否参与对外并购, 应该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决策, 而不应该由政府代为判断;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方面, 作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组成部分的股权分置改革固然重要, 但是对于经理层的管理和控制来说, 则更需要加强独立董事的作用。这对于抑制经理层的不良扩张动机是相当有效的, 不仅适用于国内并购, 在对外并购中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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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淮秀:国际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史建三:跨国并购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市场绩效 篇11
关键词：控制权市场；高管变更；公司绩效
当公司的控制权转移时，这种外部控制是对高管的一种监督行为，而且这种现在在现今的中国市场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因此，对这种外部控制行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Jensen和Ruback（1983）认为公司可以通过控制权市场来解决公司中实际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来替换掉之前的能力不够的高管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内部控制机制无法产生作用时，控制权这种来自外部的控制机制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1]。以下是对控制权市场、高管变更和公司绩效的国内外研究的梳理。
1.国外主要研究文献
首先从已有的很多文献都指出，由于并购后接管是通过外部市场的方式对公司的经营不善进行的惩罚，所以认为并购是为了更替掉目标公司之前的经营不善的高管团队的，所以并购后高管变更率高。
Schweiger、DeNisi（1991）根据样本数据发现超过50%的高管在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的三年内离职，而并购后的五年内75%的高管离职[2]。但是，Choi发现采取混合并购的高管变更率会比采取横向并购的变更率要高[3]。此外，通过之前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并购后产生高管变更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管理变化、战略转型和文化变化。这三者的改变会对被并公司的员工的生产和士气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也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很大的影响。
然后，研究学者会研究并购后被并公司的高管变更是怎样影响被并公司的绩效。Mikkelson和Parteh（1997）研究发现当并购频繁时，公司的管理层变更率为23%，管理层主要包括董事会主席、总裁和总经理，当并购不频繁时，公司的管理层变更率为16%，而且，他们还发现业绩会对这种差异产生影响，当公司业绩越差，这种变更率的差异就越大，在公司业绩不良的公司中，当并购频繁时，变更率为33%，当并购不频繁时，变更率为17%[4]。Mark R.Huson（2001）通过对1971-1994年间的CEO更替事件进行研究，发现CEO变更会受到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强制性的CEO更替次数和外部继任的可能性都随着时间在增加，该文还发现并购后市场强度变化对CEO更替和公司绩效的敏感度没有影响[5]。
2.国内主要研究文献
关于目标公司在被并购后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高管变更与目标公司控制权转移前的绩效研究；另一方面是高管变更与目标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绩效研究。
李增泉，杨春燕（2003）分析控制权变更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无论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的当前年还是后一年，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变更都比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的程度要高，而且这两种高管变更都负相关于控制权发生变化的公司的业绩，这说明在我国的控制权市场对中国上市公司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不仅如此，该文还发现控制权变化的形式、程度、地区也都会影响到这两种高管变更[6]。朱琪（2003）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变更显著相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变更，且董事长变更显著相关于总经理变更[7]。石水平（2009）发现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后，控股股东对其他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正相关于高管变更[8]。
对于控制权变更后高管变更对公司所产生的绩效影响，其中陈漩，李仕明和祝小宁（2006）选择沪深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更替时间进行研究，筛选掉金融类公司后得到737个样本，将公司的控制权进行分类，发现在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中，高管更替与公司业绩的显著程度要低于其他公司，在一般法人控制型公司和国有法人控制型公司中，高管更替后的公司业绩在短期内会下降[9]。陈健等（2006）研究表明公司控制权变动后所产生的高管变更会对公司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控制权变动的公司比控制权未变动的公司拥有更好的绩效。接着，石水平（2012）控制权变更变化后会在第一年提升公司业绩，但该文发现这种业绩提升是通过高管变更所产生的，控制权变更后的高管变更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的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但是并不显著，与控制权转移后第二年的公司绩效呈显著U性关系，且此时高管变更负相关于公司绩效。（作者单位：中南大学）
参考文献：
[1]Jensen M C，Ruback R S.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The scientific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3，11：5-50.
[2]Schweiger D M，DeNisi A S.Communication with Employees following a Merger：A Longitudinal Field ExperimentCommunication with Employees following a Merger：A Longitudinal Field Experiment[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1）：110-135.
[3]Choi Y K.The Choice of Organizational Form：The Case of Post-Merger Managerial Incentive Structure[J].general information，1993，22（4）：págs.69-81.
[4]SCOTT LEE D，MIKKELSON W H，MEGAN PARTCH M.Managers Trading Around Stock Repurchases[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2，47（5）：1947–1962.
[5]Huson M R，Parrino R，Starks L T.Internal Monitoring Mechanisms and CEO Turnover：A Long-Term Perspective[J].Journal of Finance，December 2001，2001，volume 56（6）：2265-2297.
[6]李增泉，楊春燕.企业绩效、控制权转移与经理人员变更——一项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3，（4）：51-108.
[7]朱琪.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理论与实证分析[D].浙江大学，2003.
[8]石水平.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1）：24-32.
市场绩效 篇12
煤炭产业一直以来是我国的最重要的能源产业,其在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约70%,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煤炭产业凸显了能源类行业的绝对优势。近几年来,煤炭行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行业集中度较低,资源依赖度高,安全事故多,行业结构不合理、煤炭城市转型壁垒等。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将会很大程度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内学者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证研究煤炭兼并重组的效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 煤炭产业市场结构及市场绩效指标
1.1 煤炭行业市场结构
1.1.1 煤炭产业行业集中度
用来反映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行业集中度,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直接反映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行业集中度是指规模前几名企业的有关数值(产值、产量、销售量、职员人数、资产总额)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1]。它是产业市场结构最主要的指标,集中反映了产业市场的竞争能力。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CRn——产业中前n家最大企业的行业集中度;Xi——产业中第i位企业的产值、产量、销售额、销售量、职工人数或资产总额等数值;N——产业内的企业总数。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情况见图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报告(2011)。
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基本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出现了两次较高速的增长。1999年至2001年集中度出现明显上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产业政策的调控。在此阶段,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煤炭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关闭部分条件较差小煤矿、扶持大型煤炭企业、利用行政手段组建大型煤炭集团,并对部分煤炭企业进行重组。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得煤炭产业集中度有了明显的上升。2005年至今,集中度保持持续较快的提高。在此阶段,大型煤炭企业集团逐渐形成了市场的主导实力。根据国家“十五”、“十一五”煤炭产业发展规划,明确的提出了要发展大型煤炭集团,提高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因此小煤矿的发展被进一步的限制[2]。中国神华集团、中煤能源集团、山西焦煤等产量的提升大大促进了中国煤炭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1.1.2 进入壁垒
煤炭行业的进入壁垒的影响因素包括在位企业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政府政策、阻止进入策略。在我国,煤炭行业进入壁垒最主要的是政府政策:通过提高潜在进入厂商的进入成本,降低其与在位厂商的竞争力。同时,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其产品差异非常小,可以基本忽略。因此,进入壁垒可以直接作为煤炭兼并重组的衡量指标,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意味着进入壁垒的提高。
我国煤炭行业进入壁垒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壁垒。2001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国有重点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做好停产整顿小煤矿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重新审核发工作、严格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办法管理、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关基础性管理工作”[2]。这四项工作极大的限制了中小型煤炭企业的进入,进入壁垒程度达到了最高点。2004年后随着我国加入WTO,第二产业的拉动增长,煤炭需求量增加,迫使国家放松了对该行业的管制,进入壁垒程度有所下降。近几年,国家大力提倡煤炭行业兼并重组,进入壁垒程度又逐渐升温。
1.2 煤炭行业市场绩效
煤炭行业的市场绩效主要体现在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企业效益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下,企业所形成的产品、产量、利润、技术进步程度。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行业发展对资源的可持续效应及安全生产能力两个方面。
1.2.1 经济利润
选用煤炭行业资产收益率作为经济利润的指标,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我国煤炭行业资产收益率见表1。用公式表示为:
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95—1997年数据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统计数据;1998—2006年数据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统计数据;2007年及其以后数据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
1.2.2 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煤炭产业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机械化程度、全员生产率的提高。这里,选取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作为知识溢出效应的指标。
1.2.3 可持续发展效应
煤炭行业不断要求走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路线,进而可持续发展效应也成为该行业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区回采率是资源消耗指标,作为本论证的可持续发展效应指标。采区回采率是综合衡量煤矿开采效果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在开采环节中煤炭资源节约程度,用公式表示为:
采区回采率
其中,采区采出煤量是指采区内所有工作面采出煤量与掘进煤量之和,采区动用储量指采区采出煤量与损失煤量之和[3]。
1.2.4 安全生产水平
煤炭安全生产是国家对煤炭行业监督管理的重要项目,直接关系到煤炭行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实证研究中,将体现煤炭安全生产水平的指标定为百万吨死亡率。
2 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煤炭兼并重组的不断深入,煤炭产业的市场绩效十分显著。煤炭产业的市场绩效主要体现在利润水平、规模经济水平、安全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区位优势等几个方面。这里我们将分别进行实证分析,说明煤炭兼并重组对市场绩效的积极作用。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年鉴》(1995-2010)、《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数据库、中国煤炭协会网站、《中国煤炭工业年鉴2010增刊》。
从图形直观可以看出,行业集中度与煤炭产业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行业集中度与煤炭采煤机械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行业集中度与采区回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行业集中度与煤炭采煤机械化程度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
2.1 实证研究方法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以规避市场绩效的其他指标带来的多重共线的干扰,将煤炭行业集中度分别于资产收益率、百万吨死亡率、采煤机械化程度、采区回采率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建立方程为:
其中,Y表示资产收益率(或百万吨死亡率、采煤机械化程度、采区回采率),β0是常数项,β1表示弹性系数,u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利用E-View软件输出结果
得到回归方程为:
2.3 回归方程检验
根据E-view输出结果可知,四组模型均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DW均大于2,不存在自相关性,R2及修正后的R2均大于0.7,拟合良好。因此四组模型具有意义。
3 煤炭行业集中度与该行业市场绩效满足相关性的原因分析
3.1 煤炭兼并重组提高了该行业经济效益
从1995年的资产收益率1.33%到2010年的29%,煤炭行业短短20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自2007年起,煤炭价格大幅度提高,煤炭行业出现了增长的新阶段。不可否认这20年间,煤炭行业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国家对该行业兼并重组和小煤炭企业改造的政策实施,有效的优化了煤炭行业的结构。
一方面,煤炭行业兼并重组极大的提高了行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大型煤炭企业往往具备资源、设备、人才、技术的规模经济优势;而中小企业只有依靠降低生产安全指标、剥削劳动力成本来降低其产量,同时还造成了生产的过剩。严重影响了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行业整体来看,兼并重组带动实现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的规模经济、销售的规模经济、技术研发的能力和中间项目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煤炭行业兼并重组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竞争力。煤炭产业作为基础性产业,企业进入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因此提高该行业的垄断程度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根据贝恩关于行业集中度的分类:CR4在30%～50%,CR8在40%～70%说明行业的市场结构比较合理。利用加权平均得出我国15年内的行业集中度CR4低于20%,CR8低于30%[4,5]。尽管我国的行业集中度还比较低,煤炭行业的结构还不是很合理,价格过度竞争、资源浪费、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现象还比较明显,因此兼并重组的政策实施任重道远。
3.2 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减少了煤炭资源的浪费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报告,我国煤炭可探明储量基本在1万亿吨左右,截至2007年底,可采储量达到1,145亿吨。按目前煤炭资源开采的综合水平测算,理论储量保证100年,可采储量保证为38年。近几年来,我国不断提出煤炭行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少煤炭企业开始探索一条绿色循环发展之路。
煤炭采区回采率被认为是资源节约程度的指标。我国重点大型煤炭企业的回采率较高,能够达到75%以上。但是地方小型煤炭企业因技术、资金加上企业短期行为,回采率仅仅有15%～20%[6]。也就是说,小煤炭企业每采出一顿煤就浪费了能够生产5到7吨煤的资源。大型煤炭兼并小型煤炭,大大减少了小型煤炭因回采率低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有利于我国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煤炭兼并重组有利于行业的技术进步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已经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基本实现了采煤综采化、掘进综掘化、运输机械化、监测监控自动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等。例如神华神东煤炭公司,采用优化合理的矿井总体设计,先进可靠的配套设备(设备重型化,自动化,智能化,本土化),以及科学统筹的管理方法,实现了集约化生产[7]。
中小型煤炭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缺乏煤炭长远规划和社会责任,缺乏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培养,极大的阻碍了煤炭行业的工艺创新和技术进步。
因此,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大大提高了整个行业装备现代化、系统自动化、管理信息化水平,淘汰落后的技术设备与工艺,推动煤炭行业科技进步,焕发煤炭行业的生命力。
3.4 煤炭兼并重组提高了行业安全生产程度
作为高风险行业,煤炭行业存在瓦斯、水、火、煤尘、顶板的威胁。因此,开采技术决定了煤炭行业的安全生产程度。我国煤炭开采条件较差,平均开采深度为400米[8],煤炭矿区构造相对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分区性,瓦斯矿井比例高,适宜露天开采的煤炭资源少,极大了增加了煤炭行业的风险性。因此,国家十分重视煤炭行业安全生产能力。
安全生产程度的提高依靠生产技术、设备水平、人员培训。我国大型煤炭企业同时拥有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保障,安全生产能力远远高于我国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大型煤炭企业的百万吨死亡率同期低于我国平均水平。例如,2008年同煤集团百万吨死亡率为0.029%,同年全国百万吨死亡率为1.18%[5]。
兼并重组有效的减少了小型企业因规模小、技术落后、资金不足而造成的矿难灾害,保障了煤炭行业的和谐发展。
4 结论
基于实证分析和原因分析表明:一方面煤炭行业兼并重组提高了行业的经济效益、安全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根据
通过弹性系数矩阵总体来说:煤炭行业集中度与资产收益率和机械化程度相关性较高,与采区回采率、百万吨死亡率相关性较低,即说明煤炭行业兼并重组能够较好的提高企业资产收益率和机械化程度,对资源的可持续效应及安全生产水平的影响较小。
与西方煤炭发达国家比较可知(见表6),我国的煤炭行业结构还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推进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任重道远。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年鉴2007》,美国能源情报网http://www.iea.or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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