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共12篇）

张居正改革 篇1

张居正, 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他为政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挽救了衰败的明王朝, 因此被称为“救时宰相”, 张居正改革所处的明朝万历元年到十年, 正是明朝的多事之秋, 明王朝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张居正改革便是在这种局面下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挽救明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在这里, 笔者主要就张居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进行探讨。

一、尊重主权, 重视诏令, 重肃纲纪

张居正认为明朝危机的出现究其根源还是君主势力的衰败, 君权失去了以往的制约力, 官吏无视君王和朝廷的政令, 敷衍了事, 导致政策并不能有效施行, 因此, 要维护朝廷秩序, 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就要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 张居正所提出的尊重主权, 重视诏令, 重肃纲纪实质上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巩固君权, 为此, 他进行了一些改革, 比如皇帝亲自总揽法纪刑赏的权力, 通过掌握生杀予夺之权达到震慑百官, 树立君威并控制他们的效果;确保皇帝诏令的绝对权威, 只要怠慢诏令的官员都要进行罪罚;严明法制, 通过明确清晰的法制做到公平公正, 从制度上保障朝廷的权威。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不法官员也毫不畏惧, 敢于打击, 一件很著名的事件足以证明张居正改革的决心和胆量。在万历初年, 最有权势的宦官冯保的侄子冯邦宁殴打平民, 犯了法, 当时张居正刚当上首辅, 而且主要是得以冯保的支持, 这件事的确是件很棘手的事, 按理来说冯保是他的恩人, 不好对他的侄子作出处罚, 但张居正当机立断把冯邦宁撤职并仗打四十大板, 还告诉冯保要加强管教, 从这里便可看出张居正的浩然正气,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通过张居正的努力, 许多权贵都遭到了惩治, 君王的威严再度树立, 权力也逐渐集中, 朝廷风气焕然一新。

二、裁汰冗员

明中叶以来, 官员数量逐渐增加, 吏治的腐败导致冗员的泛滥, 而大量的官员更加剧了国家财政负担, 朝廷入不敷出, 国家财政空虚, 政治不稳, 张居正认识到这一严峻形势, 从他担任首辅后便开始裁汰冗员, 节省朝廷俸禄开支, 并于万历八年大力推行。总的来说, 这项改革基本上有四个阶段, 万历八年这整个期间是初始阶段, 在这一阶段, 裁汰涉及了各级文武官员, 但其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各布政司和按察司的副职道员, 从万历九年正月开始, 是高潮阶段, 裁汰的矛头转向两京各部院司寺, 二月后则是发展阶段, 这期间裁汰的官员无论是数量还是涉及面都大大超过之前, 主要是各省司府州县的副职杂职, 十月至下一年六月是其结束阶段, 这一时期官员基本裁汰完毕, 大量的贪官污吏被革除, 贪污腐败现象明显好转, 国家财政得以保证, 国库不再亏空, 经济不再拮据, 改变了捉襟见肘的局面。

三、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监察, 提高行政效率

根据明初法制, 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六部下又设六科, 整个机构形成一种大官领导小官, 但是小官也拥有封驳纠核大官的权利, 形成相互遏制的格局, 六部和六科都是直接附属于皇帝, 听从皇帝指挥, 内阁不具备干预的权力, 张居正在此基础上, 加强了内阁的权力, 通过内阁来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监督, 他于万历元年颁布考成法, 建立了一个具有高效率的行政机构, 考成法以六部控制地方, 以六科控制六部, 再通过内阁控制六科, 这样层层递进, 内阁实际上成为行政中心, 考察官吏的工作便间接听命于内阁, 向内阁负责, 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 如此便可以得知各地的信息, 便于他掌握各地情况, 并及时进行处理, 也可令他颁布的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施行, 这样就避免了以前中央官员易受蒙蔽, 无法准确掌握地方信息, 颁行的政令得不到贯彻实施的问题, 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 一改以往官场官员玩忽职守、懒惰懈怠的风气。考成法中还规定按月对官员进行考成, 每岁进行总结, 通过官员的事绩来评定官员, 这种考核机制有力地改变了官员的不良言行, 有利于督促公务, 提高功效。

四、核名实、立贤能, 知人善任

张居正与其他改革家不同, 他非常重视人才选拔和录用, 在改革中, 他既严格裁汰无用的官员, 同时又大胆录用选拔人才, 他有一个观念“, 天生一世之才, 自足一世之用”, 不担心没有可用的人才, 只担心没有让这些人才施展用武之地的地方, 于是他打破了传统的论资历排辈分的一贯思想, 主张只要是才能确实十分出众的人便可以越级提拔, 不仅如此, 他还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 从下层阶级中去发掘人才, 只要能为国家做贡献的, 不论出身好坏, 都可位列九卿, 比如重新起用罢官潘季驯治理黄河, 任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处理边防事务等, 这样, 知识分子郁郁不得志的现象不复存在, 大批有才能的志士涌现出来, 为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万历五年的时候, 张居正还特许州、府、县的学生可以直接投考京师国子监, 从中择优录取, 这样各地的人才都聚集在中央, 官僚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些官员都成为他改革的中坚力量。核名实是张居正用人的根本原则, 所谓核名实就是要求在选拔官员时要认真考核, 不可敷衍了事, 而且要做到名副其实, 不准依靠裙带关系, 一切要以功实为评价标准, 通过这个方法, 有效地改善了不良的官僚作风问题, 官僚机制有序、健康地运营起来。

五、实行官员久任法

张居正认为, 做官如果不能长久担任, 调动太过频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对那些“走马灯”似官员的“三把火”很不以为然, 认为“诸如督府等官员新官上任时, 要不就是漫言数事, 要不就是更置数官”, 说的是头头是道, 甚至连条陈都词藻华丽, 看到的人无不惊叹, 然而“刚开始执政, 地方利病, 岂尽周知?属官贤否, 岂能洞察?不过是听别人的风言风语罢了”。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尽管“读其词藻, 虽若粲然”, 时间长了, 说了些什么他自己恐怕都忘了。再有, 张居正对这些官员的“建白条陈, 连篇累牍”更是不以为意, 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在连自己所需的职责等情况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制定出一套套的政令, 这对朝廷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因此, 张居正推行官员久任制度, 知府、知县六年一迁, 在这六年间如果有发现“才能不适合做官, 做官不适合在这个地方的官员”便由抚按官酌情更替, 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 中央科道六年一迁, 这样, 令藩、臬、守、令皆得自展才能, 同时, 张居正提出即使是副职也要熟悉职业以备正职空缺时顶替, 京城官员更是要熟悉专项业务, 不得随意调换, 地方官员政绩出众就地升官, 不必迁往外地, 通过这些改革, 官员变迁变得稳定, 官员自身业务相对成熟, 陪养出大量专项人才, 减缓了明朝的衰亡。

张居正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 他从出身微寒的小秀才发展成为力挽狂澜的当朝宰相, 把衰败局势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 这与他进行的政治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 张居正的改革有着一定的曲折性, 早在明世宗的时候他就提出过政治改革的建议, 并没得到重视, 明穆宗的时候得到重用, 再次提出了强化朝廷政令、提高行政效率等政治上改革措施, 不仅从制度上, 张居正对于小皇帝也是煞费苦心, 他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培养, 亲自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与上朝听政的时间, 按时进行, 不得随便耽误, 而且亲自为小皇帝讲解, 但他不像一般的皇上老师那样, 照本宣科教授, 而是结合实际, 进行启发式教育。一次, 张居正讲了宋仁宗不喜欢佩戴珠宝玉器的故事, 小皇帝接着就说“:是呀, 应当把贤德有才能的大臣当做宝贝, 珠宝玉器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张居正跟着引导小皇帝说“:皇上说得很对, 圣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 不看重珠玉。粮食可以养人, 珠玉既不能御寒, 又不能充饥, 没有多大实际用处。”小皇帝高兴地说“:很对, 很对。宫妃们都喜欢穿衣打扮, 我就要减掉她们的费用。”张居正回答:“陛下能想到这层, 是社稷之福啊!”这一事例从侧面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于明朝贵族铺张浪费的厌恶和对国家的忠心, 他正是看出了君王作为国家之首的重要地位才如此淳淳教导小皇帝, 引导他挽救明朝的混乱局面, 张居正往往把对小皇帝的教育与其政治改革相结合起来。比如有一年夏天, 辽东方面传来警报, 说是二十多万敌人骑兵将向边塞进犯。明神宗非常吃惊, 求问, 张居正分析说, 夏天不是北方游牧部落打仗的季节, 敌军不可能南下侵犯。不久, 果然传来报告, 说是没有那么多敌人, 已经没有危险了。于是, 上上下下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又感到高枕无忧了。此时张居正却认真地对明神宗说“: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真实动向, 却因为一个假警报, 就乱得一塌糊涂。次数多了, 大家一定麻痹大意。万一敌人真正打来了, 军队没有防备, 那就真正会出大事。从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明我朝中一些官员、将领平时贪生怕死、麻痹大意, 一旦有事发生, 便会惊惶失措, 这样一旦敌人进攻的话必定溃不成军, 请陛下下旨整顿军队, 加强战备, 时刻了解敌情。”张居正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说“:据臣了解, 边塞上有许多士兵口粮都吃不上, 体力都不行, 怎么能打仗呢?请陛下下令兵部尽快发放口粮, 让饥饿的士兵们吃上饱饭, 才可以抵御敌人的入侵。”在张居正的主持下, 明朝北方的边塞部队, 一边守卫, 一边屯田, 装备、训练都有改善, 防御工事得到加固, 还收复过一些失地。就这样, 张居正从细节到全局, 从小事到大事, 一步步施行他的政治策略, 带领明朝一步步走向中兴。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 不畏强权, 敢于担当, 有着传统政治家的优秀品格, 他的政治改革增强了明朝的统治力量, 扫除了历史的积弊, 使大明帝国摆脱了严重的危机, 他通过整顿机构形成了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 确保了官僚机构的高效运行, 对于明朝乃至晚明的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居正改革 篇2

——读《张居正》有感

朝阳市审计局宿继贺

1908年，梁启超在其文章《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观张居正一生，年少起就机敏过人，声名远扬。从宦伊始，身揣济世宏愿，心系改革。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隆葬归天之际，却遭人非议，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让人不免感慨的同时，又禁不住深深地思考。

对于张居正，自来褒贬不一。有的人讲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也有的人认为，“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可我对张居正却是大大的崇拜，因为他颀面秀眉目，让人倾倒；是他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的为政；是他慧眼识英才，提拔了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是国防水平空前提升；是他能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中，提出了“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经济观点。这充分体现出一个政治家长远的眼光，一个改革家超前的觉悟。

生前身后名，千载浮沉。行到今世，我们仍能在张居正的一系列为政改革的措施中，找寻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宝贵经验和丰硕的精神财富。

在丈量清查全国土地基础上，施行的“一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卓有创造地加强了国家对于税负的管理，防止了贪污，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使得明王朝一度中兴。虽然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免除了土地税，使得农业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是如何进一步减轻税负，合理调整人民负担，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不断摸索前行。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阶段国家的方针政策效果明显，但我们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不断改革的同时，要注重吸取现有经验，找寻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可以借鉴，不能模仿。改革会有阵痛，改革会有挫折，但是不改革，终将会被历史淘汰，被历史大潮卷碎。

“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经济观点，拿到经济体制改革上来说，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仍存在着不适应的现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

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的理念是我们几千年一直奉承的思想，我们在发展中应该合理运用这一理念，思考如何把保持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如何把完善政府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着力激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与活力；如何把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结合起来，着力健全改善民生的保障机制；如何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如何把加快国内发展与提升开放水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如何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着力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形势。以便能够处理好应对当前挑战和建立长效机制的关系，更好发挥改革创新对保持年度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长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处理好发展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体制的关系，更加重视从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有效运用法制手段规范改革程序、深化改革实践、巩固改革成果；处理好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的关系，统筹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在这过程中，张居正对于经济发展中各方面关系相互作用的远见卓识，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

张居正施行的“考成法”，也能够给当今我国公共行政管理

方面起到很大的帮助。我国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相关的制度还有待完善。如何促使政府职能更好地实现，是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需要下大力气改革的方面，因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能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考成法”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借鉴和参考。

一、依法行政。明确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行使国家职能，各部门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完善职权，权力更透明，阳光型新政府能够真正为民服务。

二、通过考评的方式决定官员的任免，这能够提升政府办事效率。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总结得失，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奖优罚劣，公正严明。这样既能提升行政效力，也能使得优秀人才得到发挥的空间。

三、明确人员编制，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正所谓，瑕不掩瑜。张居正的伟大，在于他的思想和改革能够让今天的我们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望得更远。张居正的伟大，在于他为了国家社稷做出的突出贡献。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旗下，让中国在开放中发展，在改革下迈向辉煌，让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居正改革 篇3

关键词：张居正；税法；行之有效

中图分类号：D9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3-0106-03

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张居正，面对即将进入垂暮之年的明王朝，他拨开迷雾，把握住明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最后一次契机，使明王朝发出最后一缕“耀眼的暮光”。在他执政期间的上承“两税法”下接“摊丁人亩”的“一条鞭法”。对此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从古到今我们看到有许多合理的制度设计，但是一执行，就没有了作用或者根本执行不下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要靠其他相关制度的辅助，靠各个方面的配合才能实现。包括官吏的选任、机构的设置、制度的设计等因素，那么张居正的税法改革究竟是如何行之有效的呢?

1以吏治改革为保障

任何改革实施的成功都离不开合格官吏的执行。尤其是在以人治为基础的社会，官吏的选任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看到空谈心性的王学占据官场，吏治严重腐败的情况后，张居正决心“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他认识到：吏治败坏是明王朝统治之所以衰落的关键，是经济改革的阻碍。并强调指出：“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就是说，安民治国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整顿吏治。所以。张居正在进行税法改革前先进行了吏治改革。针对当时官吏“虚声窃誉”，不做实事的恶习，他提出了“凡事务实，勿事虚文”的要求。精兵简政，裁撒冗员，提高行政效率：严格生员的考选制度；改革官学整顿学校，为官吏储备务实精良的人才。最有力的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制定的《考成法》。

首先，张居正针对当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采取措施，裁汰冗官。“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见滥者裁之”，如钱谷分掌于户部13个司，机构庞大。张居正采纳王国光的建议，作了归纳并加以精简。据《国榷》记载，万历九年裁中央冗员419人，地方冗员902人，总计“汰冗员”达“什二、三”。大大地精简了机构，改变了“出令者任多而事者鲜”的局匠，同时也节省了财政开支。他又大规模地精简中央和地方机构，在他执政期间，净裁职位215个，使万历时期文武官员比正德年间的总数下降约20％。通过吏部将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中的富余人员全部裁去。裁减的冗员达到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冗员的清除，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节省了一大笔政府的财政支出。

其次，裁掉冗官后，如何选拔能干的官员为改革服务，毕竟税法改革阻力很大，空谈心性的官员不可能胜任，只有像张居正这样的实干家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其一，“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张居正对培养官吏的官学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除四书五经外，要学习《性理大全》、《历代名臣奏议》、《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当代各种法令和典章制度，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其二，张居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科举考试中的第三场试经史、策论作为重要标准选拔官吏。而且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对象生员的质量，张居正力主严加约束，反对空谈之风。“遂核减天下生员”，以宁缺勿滥的原则淘汰了一批劣员。他还认定，只有控制各省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这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是务实型的，可以承担税法改革任务的，这也是张居正进行科举改革的初衷。

最后。选拔完官吏后，就要对在任的官吏进行考察，看其如何有效地完成任务。考察官吏的具体方法有3种：一是定期考察，二是随事考成，三是察访告诫。所谓定期考察，就是按照京官6年一考察、外官3年一考察的制度，进行逐级的考核，然后分出殿最：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文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等”。所谓随事考成，就是对每件公事要限期办完，不得延误，“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所谓察访告诫，就是对中央和地方重大事件的处理常派人实地调查察访，探究是否名实相符，如发现不合，轻则告诫，重则申斥。通过这种严格的考核来区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作为进退、黜陟的依据；“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免。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随事考成。万历元年(1573)6月内阁上疏请随事考成。疏云：“盖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把考成法贯彻到税法改革中“有司以征解为殿最”。因此确定“以钱谷为考成”。从隆庆元年(1567)起算，在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追缴7成，在这以后的积欠全部追缴。万历四年(1576)又规定“征赋以九分为宰，有司不及格者罚”。征赋不足九分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席关办事人员受处分。保证了封建政权运行机制的有序，吕坤评价道：“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一时治绩炳然”。这样，各级官吏便不敢随便玩忽职守，从而提高了名级衙门的办事效率。这对改变吏治的腐败状况，保证各项财经改革的贯彻和赋税的按期征解，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张居正知人善任。选贤用能，不管是主持制定清丈条例的户部张学颜，还是具体执行的沈时叙、潘季驯等人，都是能干务实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张居正在用人上有自己独特的原则。他强调“用人唯才”，坚持“六毋”原则，即：“毋徒炫于虚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僧，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不受资历、毁誉、亲疏的影响，只要有真才实学，“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反之，没有军功，能力低下的，即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滥封官职，轻授爵位。张居正虽不随便用人，但一经任用，就“信而任之”。他说：“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他“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察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之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他不仅以贤选人，以能用人，信而用之，而且注重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使中央的命令能有效地被地方执行。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使当时出现了“一时才匮，元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2以民心为改革方向

张居正认为，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求实，二是宜时，三是安民。张居正久负治国安民之志。早在人阁之时，他就深深感

到：“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唯有顺应民心，因势利导，革除弊政，才能“一天下之心志”。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他明确指出，法制之变幻无常，巳为历史所证明。这是由于古今形势不同，民众风俗不同，而好的法令，必须合乎时代和民众的要求。所以“近民”、“便俗”，合乎“时宜”，就是改革者的施政准则，在争论“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时他坚持后王之法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主张“法后王”，并特别强调取法本朝开国君王的法令制度。虽然他说明初的“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但是，这些尽善尽美的章法制度在200年间逐渐遭到了破坏。因此，要想重新恢复祖宗立国的良法美意，就必须剔除时弊，而不是标新立异。妄行变更国家的根本制度。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吕坤在评价张居正的政绩时说“事可安常者，不更张以开后衅之端，时当通变者，不因循以养极重之势。”其实张居正也想说明的是改革要务实，而不能理想化，要从实际出发，“一求诸实，法斯行矣。……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令滋民扰，国家自有制度，何纷更之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实施税法改革时的设计是前先清丈土地然后实行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之前，先在地方逐步实行。在进行税法改革前，先是从整顿吏治出发，不贸然的进行经济的改革，这样为税法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保证了后来的有力执行。在改革中，一条鞭法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因势而行”之举，但他仍然先在湖广地区试行，取得可行性的证明后，才在全国推广。先在全国清丈土地，切实掌握各地耕田数字，杜绝隐田逃税现象。由于土地是不动产，所以封建政府可以通过鱼鳞图册牢靠而准确地控制税源。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通过图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可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由于明政府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人口调查和土地清丈，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册，历时三年，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其规模和声势都不亚于洪武时期。而测量组织、程序、计量则比洪武更加规范化，保证了国家赋役来源。这就为后来的税法的执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而由于考成法的监督和用人得当，地方的大部分官员都按照张居正的“求实、安民、宜时”要求执行税法改革。如前文提到的主持曲沃清丈的知县沈时叙，“惟恐清丈失当，不得其平”，遂亲自到全县各地阅视，按土地肥脊确定地则；按布政司有关规定，划分五等征粮科则。在阅视过程中，还特别注意到：凡属民间宅基、坟地、田间道路占用的土地，一律除豁，免征田粮；凡属丈出之欺瞒地亩，全部征粮，用以抵补旧日包纳之税粮额。“使昔日之欺瞒者，不得其利；使昔日之赔纳者，得以免其困。”

张居正以民心为根本的改革还表现在万历六年十二月纂定的《宗藩事例》。如前所述早在万历之前因为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为国家大害。嘉靖四十四年，就纂定宗藩条例，要对宗室大加裁损，减少国家支出。但是，“减削太甚，立法太严，出乎情理之外的条例。徒然增加执行的困难，于事实无所裨益。”张居正列举9条未妥的地方，他说：“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现今该部处置宗藩事情，悉用此为准，因时救弊，似亦未为大害，但欲勒成简策，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查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剂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可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从张居正对于宗藩事例的订立的可执行性上的考虑可以看出张居正求实的态度，对于由于宗藩土地兼并的剧烈造成税源的减少，张居正指出以前的宗藩条例“出乎情理之外”给执行带来很大困难，只有实事求是的制定可以执行的法律，才能有效地遏制宗藩对于土地的吞并。

3以法制监察为改革手段

在万历之前也进行过税法改革，但不是进行了一半就是无法推行，还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这其中就有没有很好地利用监察手段与吏治改革相结合来推行改革。而张居正在改革中很注意运用明王朝完备的法制监察制度。利用监察，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以使税法改革得到有力贯彻。在万历之前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或是年幼的皇帝时就遇到了麻烦，皇帝对行政机构失去了控制力。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另外，他还用《大明律例》、《清丈条例》等法律规章对在税法改革过程中的渎职进行惩罚。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朝廷追究清丈田粮“怠缓”，将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掌印官同知李好问等，“各位伴戴罪管事”不仅对于官员进行法制监察。对于地方豪强阻挠税法改革更是严惩不待。如在万历年间增修的《问刑条例》中，强调“若权豪无籍之徒结党把持拦截生事，搅扰商税者，徒罪以徒罪以上枷号2个月，发附近充军，杖罪以下照前枷号发落。”

因为这次的税法改革针对的是逃税拖税的豪强权贵，但是向这些人追缴田税无异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万历之前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制定《清丈条例》监督官吏清丈土地，要求按照清丈出的土地征税和追缴欠税，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以法制监察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些改革举措不仅增加了政府工作的严谨，减少了人为的不必要失误，也加强了对中央主要部门的监控，把内阁、都察院、六科与六部置于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境地，特别是对六科的信任和监察，可以称为“对监察者的监察”，它对于监察权力的行使进行了规范与限制，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能使税法改革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说张居正改革 篇4

一、张居正改革的背景

改革前的明朝政治腐败, 社会危机突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政治腐败。明朝自燕王朱棣夺权当政以后, 政治开始逐渐腐败。朱棣信任宦官, 以致宦官干政。明朝建国初期,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朝宦官干政引发的祸患, 曾严厉禁止宦官干政, 而且他将此令定为祖制, 以警示所有人, 包括他的祖孙。宦官得权之后, 许多正经官员被杀被贬, 让明朝成为“阉宦之乱”最盛的一个朝代。

(2) 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繁重、国库空虚, 导致各个阶级重重矛盾迅速激化。明朝自朱棣当政以来, 皇亲、权贵、地主富豪等都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土地迅速集中到了小部分人的手中。据统计, 当时明朝70%的土地集中在不到10%的人手里。土地问题演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土地所有者利用权力和金钱, 躲避国家税收, 将沉重的税负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不堪重负, 导致农民起义相继爆发。

二、改革的内容

为了解决明朝建国两百多年来积存的各种弊病, 在当时万历皇帝的支持下, 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试图让明朝的经济复苏, 政治强大。他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经济方面实行“一条鞭法”

改革前的明朝, 财政已经相当困难。以往的税收都是以实物税为主, 你家里产什么就交什么。虽然说是等价交易, 但里面存在许多弊端。如, 实物的保存运输问题和保管就是一大难题。收上来一大堆的粮食、棉花、木材、药物等, 保管运输的花费可能远远高于实物本身的价值。朝廷发放的粮饷、军饷不能都用这些东西代替, 因为朝廷需要的是银子。另一大弊病就是地方官吏可以从中获利不少, 苦了百姓, 而朝廷或者说是朱姓王朝并没有得到半点好处。为了让国库充盈, 张居正决定改变以往的实物赋税制度, 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所包含的条款很多, 但最主要的一条即全国的税收改为货币税。所有实物一律折算为货币, 折算率由朝廷掌控, 但根据各地情况不同, 可以适当地调节。

2. 在政治方面推行“考成法”

张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考成法”就是张居正的创新。考成法, 通俗地讲就相当于现代的绩效考核, 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年初就对每一个官员制定一个工作计划, 官员们自己留一本, 上级那里留一本, 等到年末一核对, 就可以发现谁工作认真谁偷懒了。此举一改官员们往日懒散的作风, 开始认真干活努力工作, 不敢有丝毫懈怠。此举还带来了内政上的繁荣, 也大大提高了财政收入。

3. 在军事方面的改革

蓟州和辽东是明朝的两大军事重地, 在张居正委任戚继光和李成梁任两地总兵之后, 蒙古人被打得如落水狗一般。以至在戚继光任蓟州总兵的十六年间, 没有人赶来侵犯。而在戚继光之前的十七年里却换了十个总兵。戚继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神话, 除了他在军事方面的天赋之外,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张居正全力地支持他。只要有人违抗戚继光的命令, 不论是下属、同僚或是上司, 全都给换掉。

在辽东那边的李成梁也是所向披靡。李成梁的一支辽东铁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他任辽东总兵期间, 出战三十多次, 打得蒙古人到处乱跑, 秋毫不敢再犯。他的那支辽东铁骑就是后来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的前身。

有了这两大将领, 明朝的边疆稳固, 人民安居乐业。可见, 张居正无疑在军事方面也是一个天才。

4. 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张居正不仅在政治军事上相当有才, 而且对于治理水利也是很厉害的。万历年间, 张居正提出“筑堤束沙, 以水攻沙”的治河理念, 并任命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潘季驯不忘张居正的提拔, 在治河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张居正提出的治河理念, 迅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到一年时间, 这个巨大的工程就完成了, 总花费却不到50万两。

总之, 张居正改革对明朝还是对后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次改革可以说比王安石变法要成功很多。首先, 张居正是唯一一个没有在生前被整死的改革家, 他的改革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其次, 张居正改革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在于, “一条鞭法”解决了实物税存在的弊病, 为赋税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促进了货币化纳税, 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 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 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 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对后世的影响甚大。

摘要：张居正, 明朝伟大的政治家。在明朝风雨飘摇的年代, 实行改革, 一改明朝萎靡的朝政, 为明朝创造了新的生机。他的“一条鞭法”“考成法”等, 不仅为明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居正》读后感 篇5

张居正这套书一共4册，我花一周时间把它认真读完，这是我自读完《明朝那些事儿》以后读的第二套历史类小说，读完后我不禁掩卷而思，《张居正》读后感。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伟大的改革家，在他的提意和行动下，本被贪官花掉所有钱的户部(财政部)收入了几百万银子(约要等于几十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在五年内拿到了几十亿元!我终于知道，奇迹是创造出来的，而这个奇迹，是张居正创造出来的。

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有很多，他们联合了起来，极力反对张居正改革，还好皇帝对他非常信任，让他继续改革。本来很快就是灭亡的明朝在张居正的改革下，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开创了继永乐盛世以后的又一太平盛世，读后感《《张居正》读后感》。

然而，有些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遵守祖制的读书人，在张居正父亲张文明死后，不顾改革正在进行中，强烈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制。张居正当然不同意，好不容易做到这样，如果一回家，这些事谁来管呢?但是那些读书人一再要求，还上书批评张居正不孝，其中还有他的学生。学生骂老师，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啊!最后，这些读死书的人在被打了几十大板后罢官。

当改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张居正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没过多长时间就死了。贵族们趁机破坏改革成果。此后，明朝进入无可救药的深谷中。

张居正的一生是悲剧的，他一心为民推动改革，敢于与天下富豪为敌。只为创立太平盛世，延长这个朝代的“生命”。

《万历首辅张居正》 篇6

高拱没好气地说：“有什么好猜疑的，不就是敲个登闻鼓嘛。”

王显爵说：“当年洪武爷皇帝定下这个规矩，就是怕权臣一手遮天，堵塞皇上视听。今天这个鼓声一响，说明谁在一手遮天，堵塞视听?”

高拱沉下脸不吭一声。魏廷山又说：“文武百官，都在议论这个张居正，您对他曾有提携之恩，可他却恩将仇报!”

这话说得太露骨，高拱也听不下去，忙说：“你怎么净说些鸡零狗碎?广西匪患确实刻不容缓，如果说张居正此举惹恼了皇上，我这做首辅的应该出面帮他一起担着。”

魏廷山和王显爵二人却一人一句说个没完。“高阁老的宽容，士林无不知晓。”魏廷山先奉上了一句恭维，“但你听说了吗?皇上确实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一旦皇上有个三长两短，”他到这里顿了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说不出口，王显爵把他的话接了下去：“你这首辅的位置可有不少人死死地盯着，他们一个个垂涎欲滴啊!”

高拱狠狠瞪了他们两个一眼，转而冲门而去。走入张居正的值房文渊阁，高拱先抱了下手，他此来的意思主要是责备。因此，话锋很快转向，说张居正不能体谅他的苦衷，撤换两广总督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日下皇上病重，朝野上下应该齐心协力，以稳定大局为重。张居正闻言拱手道：“广西军情十万火急，等到何时?”高拱的责备之意更加峻厉：“你呀，改不了你的急性子，事缓则圆，你这一敲登闻鼓，不就等于痛斥我一手遮天，堵塞视听吗?”

张居正辩解道：“下官绝无此意。”

高拱一挥手打断道：“行了，不用解释，我明白。叔大，你的膝盖还疼吧?”

张居正道：“破了点皮而已。”

高拱话题一转：“如今皇上犯病，我想传令在京各有司衙门及文武百官，明日起为皇上修省祈福，你觉得如何?”

张居正恭谨地答道：“一切听从首辅安排。”

话刚说完，就有人禀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到了。高拱一皱眉道：“他有何要奏?走，看看去。”

当高拱与张居正挑帘儿进来时，冯保已坐在内阁中。

高拱还是一贯的做派，正眼也不看冯保，大大咧咧地往主人椅子上一坐，却被冯保睨了一眼。冯保突然一跺脚，站起来厉声说道：“高阁老，皇上叫我传旨来了。”高拱一惊，只得站起来，与张居正一起撩起袍角往地上一跪：“臣高拱接旨。”

冯保口传圣旨道：“皇上口谕，高拱，朕命你和张居正预作后事安排，切望尔等借资殷鉴，继体守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

高拱硬声硬气回答：“臣遵旨。”

两位阁臣重新坐好。冯保扫了两人一眼，说：“内阁就你们两位大老，你们好好地合计合计，皇上交待的事儿，千万得想的周全一点。”

高拱冷冷地问：“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

冯保皮笑肉不笑地说：“不，这是鄙人的建议。”

高拱一拍茶幾，茶杯差点从桌子上跳起来落到地上：“冯公公，内阁的事儿，用不着你来建议!”

冯保摇摇头，不无伤感地说：“咱也没想到要和高阁老斗嘴，大家都是皇上跟前的老臣，这样你防着我，我瞪着你，哪有一点和气，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冯保已经给出了台阶，高拱却不肯下，出口的话仍硬邦邦的：“内外有别，谈什么和气!”

冯保也不示弱，反唇相讥道：“嘿，你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天下为公的架势，好像就你一个圣人。告诉你，你我差别不到哪里，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而已。狗咬狗一嘴毛，当然就存不得一点和气了。”

高拱气得浑身哆嗦，站起来吼道：“你，你，你给我滚!滚!”

冯保脸上仍挂着面具似的笑：“高阁老，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

张居正忙着扮演从中调解的角色。立马制止冯保，免得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却不料冯保横了高拱一眼，便扬长而去。

回到家中，疲惫不堪的张居正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约会，在管家游七的提醒下才想起来，于是吩咐道：“立即备轿，去冯公公家。”

为了避免类似外臣和内侍勾结的传言，掩人耳目，张居正刻意换上了一身青衣道袍，在冯保管家徐爵的带领下。走进冯府大院。走到客堂门前。冯保笑吟吟地站在门口迎接说道：“张先生，我邀请参加堂会的人都来了，单等着你一到，堂会就开始。”

在堂会热闹的当口，张居正被冯保单独约至堂上，他抬手恭维道：“没想到，冯公公还有如此的缱绻情思。”冯保笑日：“嘿，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让张阁老见笑了!徐爵，把礼物拿上来。”

徐爵捧着一只红木匣子走进来。他打开木匣，取出一幅装裱精致的立轴。是用皇宫专用的极品四尺宣纸整张书写的一张条幅。张居正站起凝视，片刻过后，张居正笑道：“冯公公抄录的这首诗，根本不值得一提，那是我年轻时张狂不谙世事，诌出的几句妄语。”

冯保说：“客气了。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才是妄语。她一女流之辈，只不过能写几句诗，有啥资格谈人杰与鬼雄?可你却不同，你现在已位居次辅，离人臣之极就一步之遥，只要稍稍加把劲，就能当上一个千古宰相。”

张居正闻言一怔：“冯公公，这话可千万不能说。”

冯保道：“不是我瞎说，你自个儿的志向全藏在这首诗里。你想当伊尹、吕望一类的人物，操庙堂之权，行富国强兵之路，这机会就在眼前。”

张居正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回他，只见冯保缓缓走近，用很低的声音对他说：“你别回避我，这些话藏在我肚子里已经很久了，只要你愿意，这首辅之位，犹如探囊取物。你要是当了首辅，还需要去敲登闻鼓吗?可你现在却无法逾越高拱这道坎。”张居正依旧矗立那里，不卑不亢地答道：“冯公公这话，我不赞同。虽然高拱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有不妥之处，但依然是正德朝以来难得的宰相之才。我对他十分敬重，当今圣上对他也十分信任。”

冯保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圣上对他信任不假，但你要说他是宰相之才我可不敢苟同。他排斥异己、勾结党羽，混淆视听，这能算是宰相之才吗?就凭这些就应该将他扳倒，而且现在机遇就将来临，我告诉你，皇上得的是绝症。”

张居正想起太医所说的中风的诊断，喃喃地道：“绝症?”冯保说：“没错，你别忘了太医的话，太医说了皇上的病要想康复，首先要禁忌的就是女人，想让皇上禁女色，等于是让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可能吗?”张居正立即想起那个奴儿花花，只听冯保道：“那个奴儿花花，皇上能让她离开吗?所以说皇上已经是走在黄泉路上的风流鬼，日子就要走到头了。”张居正不语。只昕得冯保恳求道：“张先生，只要你跟我联手，天底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居正道：“联手干什么?”

冯保道：“扳倒高拱。”

张居正想起太祖严禁外臣与内侍勾结，果然不错，口中答道：“这不行!我跟高拱共事多年，曾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我张居正为人堂堂正正，绝不在暗中计算他人，以谋取私利。”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与措施 篇7

关键词：张居正,经济改革,思想,措施

张居正于1525年出生在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一个秀才家庭, 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 也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经济改革家。明万历元年, 即公元1572年, 已近知命之年的张居正出任首辅大臣, 登上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他以对大明朝的无比忠诚和对当时社会深切的忧患意识主导了一场声势浩大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经济低迷、国库紧张的局面, 对社会阶级矛盾起到了缓和作用。他的改革也是今天我国经济史学领域不可不提的教研史料。

一、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

明朝中后期, 以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社会各阶层对立日益严重, 农业作为封建王朝经济支柱产业已是风雨飘摇。这些都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与集中。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高高在上的大明天子对国境内所有土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 并在各地良田上设立只属于皇室的“皇庄”。天子把部分土地又分封给藩王、国亲和官员, 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庄园也不断扩张。如明嘉靖年间的景王在今天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一带占数万顷良田;重臣严篙在今天江西省境内广布农田, 又在南京、苏州等地大面积修建庄园宅院;上行下效, 各地地主、豪强、恶霸也兼并土地、巧取豪夺、欺行霸市、鱼肉百姓。

土地集中达到惊人的程度, 一方面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又不得不面对繁重的地租、徭役和赋税。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地主、豪强、恶霸勾结官府、敛财聚富, 又不愿散财济贫、扶困树德, 反而经常巧立名目、用尽手段向农民转移徭役、征收高额地租。农民迫于生计, 不得不抛弃原本就不多的田产, 变为流民, 四处躲荒避难。而土地在地主、豪强、恶霸直到皇亲国戚手中被流转、吞并, 不断集中, 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如此, 这些特权阶层欺上瞒下、隐田避税, 导致土地越集中、国家税收越少的荒诞局面。例如, 嘉靖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在江南鱼米之乡良田占地数万顷;隆庆皇帝的皇子们除了在紫禁城享有独庭别院外, 仍不满足, 又到全国各地私建大量王庄、王店。朝廷的大臣和太监们仗着免税、免徭的权利抢分土地, 将大量庄田纳为己有。隆庆五年, 即公元1571年, 明朝财政岁入仅有区区250万两白银, 但岁出却高达白银400多万两。超过三分之一的财政赤字使国库长期空虚, 官员俸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 助长了官员们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之风, 老百姓因而更加困苦。大明朝国穷财尽, 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和突出[1]633。

1572年, 年仅十岁的朱翊钧 (明神宗) 登基, 成为日渐衰落、百病丛生的明王朝又一位年幼的统治者。也就是在这一年, 来自湖北的张居正被任命为内阁首辅大臣。面对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 一贯务实的张居正怀着济世经国之抱负, 以平治天下为己任, 自上而下从经济领域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二、张居正经济改革的思想与措施

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解决好以大明天子为代表的皇室、各地主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利益分配, 从而缓和中央与地方、地主与农民、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矛盾, 并增加社会财富和国家财政。改革从土地改革开始, 涉及税赋、农商、吏治等多个方面[2]47。

1. 土地改革。

公元1578年, 在不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前提下, 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包括民田、职田、庄田、牧地、荡地等在内的各类型土地进行清丈, 并核实户口数。各级政府必须在三年内完成此项工作。1581年, 对所有土地的清丈工作和户口核实工作基本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 是清查出豪强地主隐匿的土地面积, 查明土地集中情况和量化人地关系, 为下一步税赋改革奠定基础。

2. 税赋改革。

税赋改革是张居正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 也是事关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在清丈土地、核实户口工作完成之后, 张居正于1581年开始推行被称为“一条鞭法”的税赋制度。“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有:摊丁入地、统一役法, 即把原来名目繁多的徭役, 如均徭、杂泛、里甲等合一, 对银差和力役不再进行区分, 一律以征银代之。若官府为工事需要力役, 可花钱雇差。按照丁数和地亩向百姓征收役银, 改变过去只按丁数征收的方式, 把丁役也摊入土地里进行征收, 即摊丁入地。田赋一律征银, 并最小以县为单位计量赋役数。“一条鞭法”是继唐朝“两税法”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划时代意义的税赋改革。它精简了赋役项目、简化了征收手续, 从制度上抑制了地方官吏在税赋上营私舞弊、搜刮百姓、侵吞库银的行为。计亩征银、量地计丁的做法, 使地主豪强几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轻易逃避赋役、隐丁匿产。过去对农民来说极不合理的“产去税存”现象也有所改变[3]70。

3. 农商改革。

赋役折银政策使农民可以交纳少量银两的方式合法免除劳役, 从而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无田免役使得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成为城市工商业者梦寐以求的劳动力, 刺激了明朝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张居正看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端倪, 重新审视农商关系。他认为:农业和商业可以相互依存和促进;农业可以为商业提供商品, 商业可以为农业提供生活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在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对农商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的田亩之征和关市之税必须减轻。因此, 张居正一改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重农抑商传统, 实施厚农资商与厚商利农相结合的政策。

4. 吏治改革。

严格来说, 吏治改革不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但在张居正眼里, 吏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前提, 吏治改革不畅, 则经济改革无从落实。因此, 吏治改革在张居正经济改革思想和措施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认为, 大明朝财政困难、社会不稳、民心思变的主因之一在于吏治不清、政治腐败。他指出,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就是因为只重经济、而轻吏治;历史上所有失败的经济改革都是吏治腐败所致。基于这一思想认识, 在推行土地、税赋、农商等改革之前, 张居正就以“考成法”作为整顿吏治的切入点开始吏治改革。“考成法”的内容主要是:各级官府须在政令所言必办之事的期限内进行逐月核查, 并以此考核官员的政绩;建立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 使各级官员在落实改革政策的每一步上都不敢有所怠慢。“考成法”厘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 为张居正推行经济改革准备了一副可用的政治工具, 并从组织机构上为经济改革清除了政治障碍。

三、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影响及评价

张居正的土地改革及其核心的税赋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 刺激了农商发展, 也直接增加了大明朝国库收入。1582年, 即张居正去世当年, 朝廷库存余粮可满足九年之需;中央与地方的国库存银超过1000万两白银。与此同时, 农村富余人口进入城市填补了工商业发展所需劳动力空缺, 农业经济发展又推动了城市商品社会的形成, 加上货币地租的出现, 这些都符合和有利于封建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客观事实[4]131。

但是也必须看到,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及其思想、措施完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与存在已上千年的封建经济政治体系相比, 他的改革无非只是重新调整过去的利益分配及其所形成了利益格局。言及创新之处, 最多只在技术层面改进了具体的封建王朝财税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大背景下,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暂时缓解各方利益冲突与社会阶级矛盾, 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大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 只是统治集团为延缓王朝衰亡而不得已作出的暂时性利益让步, 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已不适合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体制。因此, 张居正经济改革尽管大刀阔斧、轰轰烈烈, 但不可能流芳百世、立万代之功。张居正死后, 其府即被满门查抄, 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明王朝的封建体系顽疾难愈、积重难返, 不是一个张居正、一次经济改革就可以治愈和对抗的。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2]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和天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张居正改革 篇8

关键词：张居正,一条鞭法,农村税费

一、相同之处

(一) 二者在从改革对象上均针对税制

明中叶以后, 土地兼并加剧并高度集中, 导致国家的税田额锐减, 但政府的赋税徭役不能少, 这必然转嫁给农民, 而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于是有的流向湖北、河南、陕西、四川交界的荆襄山区, 有的打短工、有的入深山老林垦荒种田或采矿淘金。由此, 以小农附着土地为条件的赋役制度遭到完全的破坏, 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失去保障, 加之, 皇室奢侈, 冗官冗兵, 明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张居正决心以赋税作为改革对象, 进行税费改革, 实行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以农业税取之于地, 种地多者多纳税, 不种地者不纳税为原则, 根据农民的实际承受负担能力以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化来调整对农民的税收, 减轻农民负担, 尽量避免农民入不敷出的局面发生。

(二) 二者在改革思想上都提倡开源节流

张居正税制改革中主张开源节流, 以开源为重点。他说:“天地生财, 自有定数, 取之有制, 用之有节, 则裕;取之无制, 用之无节, 则乏。”因此, 张居正在实践中, “惩贪污以足民”、“逋赋以足国”, 双手并下, 整治贪官污吏化公为私, 整治势豪奸猾拖欠赋税, 以截留他们的非法所得为手段,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的这些思想及举措, 取得不小成效。据史载:“张居正为相十年, 开源节流, 力筹富国, 太仓粟可支十年, 同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1]

当前税费改革中, 出现了不少乡镇财政困难的局势。尤其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各种矛盾更为突出, 使得各种利益难以平衡。对此, 不少地方政府提倡开源节流。正如安徽省长丰县张晓麟书记所说:“在等不到、靠不上、要不到的情况下, 要把农村税费改革推行下去, 我们地方政府能做的只有开源节流。”

(三) 二者在改革措施上都倡导简化税收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以前按照户、丁征役改变成按照丁、地征役的方法, 将力役转入田赋, 按照田亩数量进行计算征收。将除了漕粮之外的征收之物全部折换为银两, 以代替实物的征收。同时由官府雇人办理此事, 减少了征收程序, 简化征收过程。一条鞭法将税收化繁为简、税费合一, 增加了明朝的国库收入, 也加强了中央财政的统一管理, 一定程度限制了地方政府乱收费、滥收费的腐败行为。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是把农民向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交纳的各种收费或集资项目取消, 合并到农业税中, 即“费改税”[2]。如安徽省在试点改革中, 取消了全部的农业特产税, 改为农业税一并征收, 取消了700多项违规涉农收费项目, 并将农村中小学的费用改为“一费制”。这些措施简化了征收方式, 规范了农村税费征收的政策, 改变了过去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 减轻了农民负担。年人均负担由原来的109.4元减少到75.5元, 与上年相比减幅达31%。

(四) 二者在改革效果上都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张居正实施考成法, 使得百官遵守朝制;打击豪强富吏, 遏制了兼并之风;实行一条鞭法, 均平赋役, 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财政收入, 缓解各种社会压力和阶级矛盾, 使明朝重新显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巩固了封建统治。

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 减轻了农民负担,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如, 浙江省宜宾市翠屏区由改革前的负担总额3 237万元, 减少至改革后的1 600万元, 减少了1 637万元, 减负比例达49.5%。而人均负担由改革前的72.89元减少至改革后的36.7元, 人均减负比例达到50.3%。可见, 农民负担明显减轻。这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保证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二、相异之处

(一) 二者在改革背景上存在差异

明朝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一个王朝。尤其明中后期, 政治日趋腐败, 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农民负担沉重, 国家财政匮乏,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明朝的统治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为了摆脱困境, 张居正决定从政治、军事, 特别是经济方面进行改革。一条鞭法等措施的实施, 取得了不少成效, 但因改革触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 最终遭致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为实现现代化和进行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1958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特别是原先设计的各种计税方法与现实严重脱节, 名义税率与实际征收税率严重不符, 计划征收与实际征收相差巨大, 农民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 改革税制已迫在眉睫。于是, 从1992年开始, 全国各地先后开始对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实验, 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以上可知, 张居正税制改革和当前农村税费改革是在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制度下进行的, 前者是封建社会, 而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决定了二者在改革性质、改革目的、改革指导思想等方面都不同。

(二) 二者在改革性质上存在差异

张居正税制改革的目的是“安民固邦”, 也即维护封建统治。他说:“盖安民可与行义, 而危民易与为非……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3]张居正在《答藩伯吴小江》中又说:“今赖天地宗社之灵, 中外颇称宁谧。惟是黎元穷困, 赋重差繁, 邦本之虞, 日夕在念。”[3]可见, 张居正的身上体现出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 他的税制改革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求得国家稳定, 而不是要变革旧有体制。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革新旧有税收体制, 规范农村征收办法, 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它既是国家、集体、农民之间利益分配的调整, 又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既是对经济基础的变革, 又是对上层建筑的整顿。此项改革涉及面广, 影响深远, 被称为是从1949年来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第三次农村革命。

(三) 二者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存在差异

张居正受传统封建社会的时代所限, 改革上主张崇本尚志, 务实致用。他认为农民最终铤而走险, 是由于“吏不恤民, 驱民为盗”的腐败统治所引起的。所以他在改革中, 十分重视吏治整顿, 裁撤无用官员, 提高官员素质, 从而推动税制改革。

当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 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政策、方针为具体的指导, 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规律, 借鉴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 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最终取得了明显成效。

显然, 二者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思想, 而另一个则主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四) 二者在改革目的上存在差异

张居正进行的税制改革, 一方面巩固了封建国家的集权统治, 增加了国库收入, 加强了边防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则课税名目繁多, 加重了农民负担。据明代银库收支的主要机构大包银库的记载, 明晚期太包银库财政收入是呈上升的趋势, 如1570年为230万两, 1577年增加到440万两, 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每年的收入平均在300万两至400万两之间, 1618年为600万两, 1630年为900万两, 1631年为1 220万两, 1639年为2 000万两, 1642年为2300万两[4]。考查当时历史知道, 明朝的赋税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 明朝后期人口却在日渐减少。这样就说明当时农民负担仍是在加重。可见, 张居正的改革是为了确保明朝统治机构的长久生存, 而并不是真正要减轻农民负担。

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对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分配的一次重大整顿,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手段。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 2000—2004年间的数据表明, 全国农民负担总额2004年为581.7亿元, 比2000年减少677.9亿元, 比2001年减少619.2亿元, 比2002年减少448.8亿元, 比2003年减少287.6亿元。农民人均税费负担, 2004年为64.40元, 比2000年降低77.02元, 比2001年降低70.53元, 比2002年降低51.4元, 比2003年降低32.2元。劳均“两工”及“一事一议”筹劳, 2004年为2.1个, 比2000年少了14.2个, 比2001年少14.1个, 比2002年少8.4个, 比2003年少6.2个[5]。这说明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 是切实要减轻农民负担, 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 这显然与张居正税制改革目的有异。

(五) 二者在改革策略上存在差异

张居正的税制改革以政治作为出发点进行改革。他在《陈六事疏》中提出六大问题, 然后从吏治、边防和财政三方面进行了改革。针对当时官吏遇事推诿、办事不力的状况, 推出了“考成法”, 用以定期考核官吏的为官政绩。强调“用人唯才”, 淘汰了一批冗官庸官。之后才进行税制改革, 实施了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改革正确处理了整顿吏治和治理赋税的关系, 但同时也因损害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 遭到他们的反对, 因而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唯有一条鞭法被保留了下来。

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费改税”或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而是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 其实质是对政治权力和权利的调整, 这种调整的过程就是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见, 农村税费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起点, 政治民主体制改革为辅助, 综合促进农村的发展。

由此看来, 二者的改革策略有所不同, 前者从政治着手, 倡导改革税制;后者则从经济入手, 辅以政治改革。由于二者策略不同, 最终在效果上也不同。

综上来看, 张居正由于受着时代的局限, 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内容与目的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社会时代的烙印, 最终导致“政息人亡”的结果。张居正的财政改革虽然失败了, 但它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封建社会税制改革的“黄宗羲定律”, 这是应有之反思, 也是中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如此, 才能避免历史再次重演。

参考文献

[1]傅光明.中国财政法制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151-154.

[2]许光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回顾与评价[J].山东财经学院学报, 2004, (1) .

[3]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179-328.

[4]樊树志.晚明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280.

张居正与高拱的友敌情缘 篇9

无论是王其榘从内阁到司礼监其权力的发展角度来论述高拱的宦海生涯, 还是田澍认为张居正没有像高拱一样约束太监权力, 而一味地讨好冯保, 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张居正与高拱的不同, 但事实上仅仅如此吗?

二、是友非敌

1. 统一战线

嘉靖三十九年 (公元1560年) , 高拱任国子监祭酒, 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有一天, 高拱对国家的颓败感到烦闷, 就想去秋游, 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找自己的好朋友, 心腹之人。这时候高拱找到了张居正, 高拱对张居正说:“太岳, 你看着大好河山, 然则国事颓败……”高拱和张居正一样是一个希望大明朝富强的人, 嘉靖年间国事颓败, 心中抑郁, 但又不能随便舆论天子之事, 那么他找人倾诉, 这个倾诉的对象必是心腹之人。他找到张居正, 可见他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一般。

2. 务实思想

高拱入翰林, 作《奉诏读书翰林述怀》, 诗曰:“技艺宁足先, 修能良可慕;古则俱在兹, 莫枉郸邯步。”[1]他不屑于研习诗词技艺、摹仿古则教条, 而是要精研国家典章制度, 提高平章政事的能力, 并指出相臣出于翰林, 其职责不止是“备问代言, 商榷政务, 辅德辅政, 平章四海”的重任。王宗虞认为, 高拱主张“修举务实之政, 反映在他的用人思想上, 就是要用有真才实学的人, 不要单凭学历和资历。进士举人并用, 但系贤能, 一例升取;授官之后, 唯考政绩, 不问出身”。[2]

张居正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而高拱的这番话也很有力地证明了高拱也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和推崇者。

3. 高拱回眸

高高拱拱罢罢官官后后, , 在在回回忆忆他他们们共共事事经经历历时时说说::““荆荆人人为为编编修时, 年少聪明, 孜孜向学, 与之语多所领悟, 予爱重之。渠于予特加礼敬, 以予一日之长, 处在乎师友之间, 日相与讲析义理, 商榷治道, 至忘形骸。予尝与相期约, 他日苟得用, 当为君父共成化理。”[3]

无论是在思维上, 还是在政治举措上, 二人都有着惊人的一致。并且高拱年长张居正13岁, 岳天雷、嵇文甫、李冰等人更认为张居正很多的举措都是高拱的传承和发扬。

三、友情破裂

中国的大多数合作者一般都是分为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三个步骤, 张居正与高拱也不例外。隆庆皇帝给了高拱无上的信任, 纵观历史, 权臣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飞扬跋扈, 高拱也不例外。至于高拱与徐阶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 这里就不细说了。

高拱与张居正都是徐阶提拔起来的, 但是, 高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不轻易依附于任何势力, 性格急躁, 不允许他人异议, 到掌权的后期基本上可以用跋扈来形容。《明史高拱传》评价他:“性强直自遂, 颇快恩仇。”就是说他有很强的报复心理。因此, 高拱当政, 徐阶死无葬身之地。对于这一点嵇文甫先生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4]一文中已将其性格做了描述, 这里不再多说。

1. 裂缝初现

第一个就是处理徐阶, 隆庆五年 (公元1571年) , 徐阶二子充军, 三子削职为民, 若不是张居正暗中力保, 估计徐阶不会比严嵩的下场好到哪里去。对于徐阶的善政, 高拱全盘否定:“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赠恤者, 一切报罢。”[5]不仅把嘉靖年间平反冤假错案一律大翻个, 还对依附徐阶的人网罗各种罪名, 不断打击。此时的高拱已经将正常的管理考察变为党同伐异、铲除异己。徐阶所提拔的真正有才能的人, 也有很大部分被打压。

《张太岳文集》卷二十六的三封信《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6]、《答河南巡抚梁鸣泉》[7]、《答应天巡抚》[8], 将高拱对徐阶的急图报复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 也叙述了张居正在严重的局势下, 苦心调护, 既想保护徐阶, 又不能得罪高拱。“仲尼不为己甚, 抱怨亦有自当”, 表现了他的无奈。

在处理徐阶的问题上, 因为徐阶对张居正的知遇之恩, 对张居正的提拔, 所以张居正对徐阶有感恩之情。高拱要打击徐阶, 张居正一定会反对, 所以在对待徐阶的问题上, 二人出现了分歧。

《答上师相徐存斋九》说:“不敢走介, 畏行多露。”[9]说出了张居正对高拱的跋扈日渐惊心。

2. 谨小慎微

高拱执政, 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有其独到的一面, 但是在个人的快意恩仇与国家大事之间选择时, 前者占了上风。内阁辅臣陈以勤因“高拱继至, 是多忤戾”[10]而离开;殷仕儋与高拱大打出手。李春芳是个好好先生, 知道自己“不能与争, 谨自饬而已”。[11]从隆庆四年至五年 (公元1570—1571年) , 高拱一连赶走陈以勤、赵贞吉、殷仕儋、李春芳四位大学士。我想张居正心里一定会更加惊心, 人都走没了, 下一个是谁, 剩下的就只有自己了, 一旦政见不合, 或者一个不留心让高拱不满意, 自己一定是下一个被打击的对象。所以, 这一年多的时间, 又增大了张居正与高拱的裂痕。

3. 化解危机

在明代, 漕运是整个国家的命脉, 是联系南北的重要通道, 无论是粮食运送还是盐铁转运, 都依赖漕运。当时的技术, 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行技术都不像今天这样发达, 走海运基本上不可能。

但是漕运走内陆河, 黄河是主干道, 河道复杂, 水深处河流急, 易发生沉船, 水浅出石头多, 船只经常搁浅。隆庆五年 (公元1571年) , 给事中李贵和上疏请开胶莱新运河。此事高拱大为赞同, 隆庆五年, 因黄河水大决, 邳州、睢宁, 新河之议再起。高拱极力主张开凿胶莱新河, 认为这既能使漕运避开黄河, 由黄河入海, 确保漕船的安全, 又能缩短海运路途, 使漕船能从山东胶州湾沿此水道直达天津。他在写给时任山东巡抚梁梦龙的信函中, 表达了自己开凿胶莱新河的决心。[12]客观地说, 高拱这次真的是一心为公, 但是他并未发现这其中的漏洞。张居正认为, 打通胶河和莱河必须凿开两河之间的分水岭, 工程太艰巨, 不易毕致成功, 且打通后水源也成问题, 难以持续运载漕船。张居正最后没办法, 于是致书胡槚。[13]胡槚本是高拱的门生, 但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 高拱对他也很信任。在张居正讲明情况后, 胡槚经过实地考察, 也不建议开新运河, 此事才作罢。

试想, 本来是生死之交的兄弟, 如今落得连劝谏的胆量都没有, 张居正对高拱的恐惧, 以及高拱的跋扈程度, 可见一斑。

张居正在高拱死后对高拱的亲戚说:“使之致疑于我, 又波及与丈, 悠悠之谈, 诚难户晓。”[14]如果说高拱对于张居正感到威胁的话, 那么张居正对于高拱却时时感到危险。

4. 直接冲突

有人向高拱报告, 说张居正收受徐阶二子三万两银子, 帮忙维护徐阶一家。在大学士的朝房里, 高拱见到张居正, 半真半假地讥讽了一番, 张居正登时脸色大变, 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高拱勉强承认误会, 这个事情在张居正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张居正与高拱的政治友谊到此结束了。

四、高拱下台

那么到底高拱下台是不是张居正与冯保合谋的呢?抑或是冯保自己在陈皇后及李贵妃 (万历生母) 面前进谗言, 使得高拱惨败呢?这是一个历史上很有争议的疑案。

我认为, 只能说张居正有非常大的嫌疑, 但是说张居正与冯保合谋却不是无懈可击的。

1. 从证据角度来说

(1) 我们所知道的来源是清人纂修的《明史》, 明末清初人谈迁私修的《国榷》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亦如是说。然而考之修于明末崇祯年间的《明神宗实录》, 却不见有冯、张二人矫诏的记载。其时冯保和张居正不在人世已经几十年, 并且早被视为明朝封建国家的“罪人”, 张居正联合冯保说亦已流传甚广, 修史者尽可秉笔直书, 不必有所顾忌。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 即修史者经过考查各种档案材料之后, 认为此种说法不合实际, 因此摒弃了矫诏说。[15]

(2) 《病榻遗言》乃高拱被逐还乡后在病中所为, 本系零碎言语, 在高拱和张居正死后由他人整理成书, 其中有多少属高拱亲笔也大可怀疑。

(3) 冯保掌管东厂, 监视百官言行, 高拱有什么活动, 他完全可以探知, 不需要张居正的告密。

2. 从动机角度来说

殷仕儋致仕之前, 在朝堂上与高拱大打出手, 若不是张居正拦着, 估计高拱挨打是一定的。如果张居正真要高拱下台, 只要不拦着即可。殷仕儋是一山东大汉时年四十九岁, 高拱已五十九岁, 只要殷士儋打到高拱身上, 那么高拱根本不会再有脸面做首辅, 接下来论资历也许不是张居正, 但是论能力最后必然是张居正掌权。为什么张居正要出手拦住呢?

但是, 若说高拱下台与张居正一点关系没有, 这也不太可能。

(1) 高拱与冯保正斗得天翻地覆, 张居正却一直表面上保持中立, 高拱将他张居正为战友, 他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无动于衷, 权衡利弊, 他一定会做出选择。

(2) 张居正也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 说他不想当首辅那是不可能的, 帮助冯保, 张居正可做成首辅, 并且他有能力应付冯保, 实现自己的宏愿;冯保失败, 张居正就要战战兢兢地活在高拱的阴影下。只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 就会知道如何抉择。纵使是亲如兄弟, 在权力斗争中, 也只能有一人胜出。

由此推断, 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冯保与高拱的斗争中, 张居正知道冯保会如何做, 也知道高拱会败于哪个地方, 他任事件自由发展, 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 张居正并未明显与冯保合作, 可能是有意与无意间自己或者通过什么人向冯保透露打败高拱的办法。但若说, 张居正与高拱势不两立、仇深似海, 主动联系冯保, 专门为了打击高拱, 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综合以上观点, 我认为张居正与高拱之间关系的发展比较复杂, 既有志同道合的惺惺相惜, 又有政见不合的互相排斥,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本身就是成熟的政治家, 他们二人同样一心为国, 又追逐权力, 这就造成张居正对高拱友和敌情感的交替变换。

摘要：著名学者嵇文甫提出明代嘉、隆、万时期的高拱与张居正既是学侣又是政敌的论断。那么, 张居正和高拱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羁绊呢?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标志性事件呢?本文从人性的角度, 深刻审视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

从张居正变法看绩效管理的执行力 篇10

张居正一隆庆、万历两代帝师,明朝中后期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变法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重现生机,并使之一度出现了中兴之势。尤其可贵的是,在机构臃肿、吏治腐败、利益关联关系错综复杂的大明管理层内部,凭一己之力,扭转危局,通过“课吏职,行赏罚”的考成法,改变了“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现象,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不能不说是奇迹。从张居正推行变法的思路与操作,我们可以借鉴些许智慧:

(一)精心准备,系统思考。

《考成法》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正式颁发实施,但此前张居正已为变法准备了数十年。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25岁的张居正就上书《论时政疏》,但不受重视。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 44岁的张居正又上书《陈六事疏》, 阐释改革计划。然而,直到万历元年, 张居正身为首辅后,才正式推行变法, 可见张居正变法是有一个精心准备和全盘思考的过程的。在企业内部推行绩效管理，往往是改变企业管理方式和员工行为习惯的过程，绝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激励方案而已，因此必须要做好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准备,要预见到困难和阻力。没有系统思考与精心准备,就不会有绩效管理的持续推进成功。

(二)因循祖制,统一思想。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为减少变法阻力,使得改革更加名正言顺,特别强调“尊祖制”,借祖宗之名推行变法。万历二年,张居正上书《奉谕整肃朝仪疏》,要求效法孔子,面见君主时要心存敬畏,将为臣的敬事之道提升到诚惶诚恐的地步,把尊君、集权和执法联为一体,做到“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张居正明白,变法要推行成功,必须有一个好的“由头”,让大家都乐于且又不得不接受。企业在推行绩效管理时也一样,没有大义名分,没有较高的立意和格局,不能从企业战略高度认识到绩效管理的重要性,是很难持续进行的。

(三)设定目标,严格考核。

张居正在《考成法》中规定,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的缓急,规定出完成的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检察部门,一套呈报内阁。中央六部对于所承办官员每月检察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时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进行处罚。检察部门检察中央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内阁检察六科,并对欺瞒者进行处罚。

比如一位知府,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吏部一份,内阁一份,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当老百姓为止,这是考成法的重点。用绩效管理的话来讲,就是每年具体而详细地制定目标计划,定期对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针对考核结果予以相应的惩罚或奖励。张居正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证疏》中谈到:“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绩效考核如果结果不兑现,有法不执行,再完美的方案也没有效果。

(四)改革组织、强化执行。

张居正清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没有专人去跟进和监督,变法就会流于形式,成为空谈。因此改革行政机构,建立组织保障,强化执行力便成为改革的一个关键点。自朱元璋执政后,为了控制宰相权利,分设礼、吏、兵、户、刑、工六部。为了监督六部,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六部和六科都对皇帝负责。张居正为推行变法,提高执行效率,防止营私舞弊,对组织管理进行了改革。内阁控制六科,六科对六部和都察院进行监督,六部和都察院控制地方政府,考察各级官员,使考察工作直接对内阁负责。一级考察一级,一级监督一级,既强化了监督执行,又避免了多头管理,使政令能够有效执行。而且,考核分报三个机构审核,相互制约,防止弄虚作假营私舞弊。

在企业绩效管理中,考核流于形式的很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组织保障,信息作假。任何一个确定的标准都有相关的部门相互检察,根据检察的结果形成汇报制度,而不是自卖自夸,没有相关部门的监督审核。在很多企业中,一些单位、个人为了能获得好的评价,争取到更多的奖金,往往会在信息上做文章。所以,按照标准进行考核时,信息的提供者至关重要,如果信息的提供来源无法保证清明,那么,其真实性就无法得到保障,按照这个结果来发奖金往往会不公平。所以原则上讲,要由不同的部门互相提供信息,这些信息还要经过审计,同时,当有些信息无法从别的部门获取、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只有自己提供时,这些由自己提供的信息也需要进行审计。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尽量不要提供信息。

(五)精挑细选,变法在人。

张居正整治官场扯皮 篇11

明代中叶官场的扯皮十分普遍，首先衙门要员议事，先是争讼不已。“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如宜兴徐溥设置义田，赈济乡人，本是一件大好事。他上书朝廷请求推广其法，以解饥民于水火。京官将此事耽误许久，后始提交部议。部议时群臣众说纷纭，有说徐溥借义田邀宠的；有说义田将使刁民更惰于农事，终于不了了之。其后常熟严讷又有此举，结果是如前灰灭。

扯皮的第二种表现是公文旅行。当时的衙门名日办公，实则“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经过各衙门长短不等的旅行，最后被不置可否地送进大库存档了。这种公文旅行，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甚至“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至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即查勘十数年未出结果，许多证人都成新鬼了。扯皮风的蔓延，使纲纪不振，人心涣散，百事悉从推诿。当时有俚谚讥讽其事：“不阅官文不发烦，能避巧推是神仙。不冷不热把温酒，阿弥陀佛过一天。”

对这种腐败的风气，贤达之士多有不满，曾上书皇帝整肃吏治，以固国本。隆庆年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多次上折，提出许多革除积弊的好主张。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他成为内阁首辅，锐意改革的序幕便全面拉开了。纠正扯皮，是他整肃吏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张居正认识到，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纪、难以尺衡优劣；不明确官吏的职守、难以追究其失职之责。为此他参照旧制结合现实情况，颁行了“考成法”。其核心内容是量化职司，要求六部、都察院把应办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定时限，立文簿，月终注销。年中复查，各项政务，必须有始有终。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坐以违制罪。“考成法”详列各衙门要建三本账：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本。在以上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考查的概行剔除，将事关紧要者再造账簿，一式两册。一本送六科备注，解决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如此“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层层制约，互相监督。这三本账的建立，如在腐败的吏治肌体上动了大手术，叫痛者有之，不愿实施者有之。但“考成法”所列的权、责明确，否则按违制罪追究衙门主官或直接办事人的责任，谁还敢扯皮则自讨苦吃。

张居正的高明，在于他曾生活在那个扯皮的营垒，对诸多弊端看得真切，故决心大，不手软，措施得力。他从层层制约，互相监督入手，建立健全行政法规。可谓击中扯皮的要害。及后他又不是高枕无忧，而是按例“督催甚密，相约甚严”。动真格地的结果，使官场中的混混儿各个勤敏任事，士风为之大振。朝廷的号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引，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大大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保证了政令和变法措施的贯彻执行。

张居正改革 篇12

关键词：张居正故居,建筑,保护,研究

民居是人类生活的安居之所, 是“具有原发性本元文化特质的居住环境”[1], 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一个缩影[2], 是地方文化、民族艺术最朴素的载体[3]。通过对传统古民居的研究, 从建筑实体上获取建筑工艺、用材、装饰等方面的信息, 从建筑聚落分布上, 获取建筑布局构思方面的信息和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对现代建筑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古民居的保护与开发有着重要的实质性意义[4]。巨野张居正民居在明代满足了人们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活需要, 这样一处明代古建筑群彰显了故居主人当时的社会地位, 然而其现状形势不容乐观, 急需我们去做系统研究, 并为其保护提供对策。

一、院落结构

经实地调查、勘测, 院落东西长约60m, 南北约100m, 整所故居由三处院落组成, 每一处院落都有单独的大门。院落内所有的房屋独立且相通, 犹如一个迷宫。三个院落呈对称性分布, 符合古代规整性的建筑特点。

二、室外装饰

作为一个建筑风格和特色都超出普通人家的明代民居建筑, 其装饰也彰显出明代的装饰特色。在张居正故居中, 较为完整的室外装饰有如下几部分:

(一) 影壁墙

张居正故居的影壁墙由大青砖砌成, 如图1所示。影壁墙长2m多, 宽约1.5m, 影壁墙的上部借用了明代房屋的屋檐装饰, 给影壁墙加盖了一个墙檐, 影壁墙的设计虽然简单朴实但又不缺乏美感, 符合张居正的人物性格。

(二) 门楼

门楼是是家庭的象征, 门第高低的标志[5]。在张居正故居中, 门楼的楼顶采用硬山形式, 门楼上的木雕早已不见踪影, 门楼的门枕石是门槛的一个重要构件, 30cm多高的门枕石代表了张居正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三) 门窗

硬山房屋的大门由古槐木做成, 在门框的上方是用小木条做成的格子状门帘, 大门的门槛有20cm多高, 说明当时房屋主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小楼房的门与众不同, 门洞上部分是一个半圆形, 下部分是矩形, 半圆形门洞的周围有花边修饰。硬山房屋的窗是简单的木窗, 木窗镶嵌在墙体内部, 整个窗体的框架由木条组成, 每个窗孔呈格子状, 格子的大小有所不同, 呈现一种错落感。楼房有两种形式的窗, 一种是镶嵌式的木窗;另一种窗的外部形状和木窗一样, 只是材质发生了变化, 木条被砖块所代替, 整个窗的厚度和墙体的厚度一致。

三、室内装饰

室内陈设是居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室内陈设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呈现着独特的风格和样式[6]。但对于张居正故居来说, 由于年代久远, 再加上房屋仍有人居住, 室内的一些具有古典气息的装饰文化早已埋没在了岁月的长河里,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能够保存下来并具有研究价值的是室内的隔扇和楼房里的楼梯。

(一) 隔扇

房屋的隔扇根据材质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为木质的, 一种为土质, 因为材质不一样, 在古代发挥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据现居老人介绍, 木隔扇隔出的房间不能用做卧室, 土质隔扇隔出的房间作为卧室。

(二) 楼梯

楼梯作为楼房的标志, 也是重要的竖向交通联系部分。张居正故居楼梯的构造较简单, 在普通木梯的基础上, 将木梯固定在房檩上, 在木梯的左边加以扶手, 扶手高约1m。

四、保护原则与对策

虽然巨野县政府对张居正故居已实施了保护, 不允许房屋的居住者擅自对房屋进行整改、修缮, 但就故居的现状而言, 很多房屋已经破损, 不具备其原有的完整性, 所剩无几的可以居住的房屋也已经到了濒临倒塌的边缘, 墙体已出现裂缝, 虽然这部分房屋仍保留了部分明代民居的特色, 若不及时进行保护、修缮, 在不久的将来此处民居建筑将会不复存在, 所以我建议如下:

(一) 将院落里种的花早移除, 对故居的院落进行整体的修改, 对屋脊、门楼等细节部位进行修缮, 恢复其原本的面貌, 室内要恢复明朝时期的陈设。

(二) 巨野县政府应为现居在故居里的老人寻找新的住处, 这样就减少了对故居的人为性破坏, 并找人专门看护、加强管理。

(三) 由于张居正故居位于金山旅游风景区的东边, 巨野县政府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将修缮完整的张居正故居也列入巨野县的旅游圣地, 推动巨野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阎瑛.传统民居艺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2]倪超.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初探[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5, 2:114-116.

[3]陶然.西藏传统碉房式民居环境适应性与文化表达探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电子版) , 2013, 11.

[4]陈文捷, 黄荣娟, 温丽玲.古民居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 (33) :16700-16704.

[5]侯秋凤.甘肃天水明清民居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