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共12篇）
民工荒 篇1
2009年9月5日是星期六, 照例是东莞市各人才招聘会集中举办的日子。位于长安镇的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大型现场招聘活动。这家号称“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力招聘基地”, 吸引来480家企业进场, 其中不乏富士康这样的知名企业。
而几个月前, 这样的场景还是不敢想象的, 那时没企业招人。眼下却是风水轮转:企业招人了, 却没人可招, “普工”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以前招人, 哪用进招聘会?在厂门口贴个告示, 很快就招齐。现在不行, 都在抢人”。
东莞长安镇的几个大型工业园区, 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挂出了内容相同的条幅——大量招聘普工, 男女不限, 晚上正常招工。有的甚至在大门口摆出招聘摊子, 专人守候, 大有一个都不放过的架势, 但马路上却很冷清, 几乎见不到求职者的踪影。
让老板们头疼的是, 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放宽年龄、不限男女、“打点”劳务中介, 甚至给离职的员工打电话……一切能想到的招都用了, 就是招不够人。
企业措手不及
金融风暴时, 东莞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 压缩生产、裁员、减少营运费用, 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 近百万人被迫离开。
位于长安镇霄边工业区的新时电子厂, 配套生产硬盘驱动器等零部件, 产品全部出口。工厂进门两侧, 整齐地摆放着为员工上岗换装准备的工装箱, 一共有3000个, 当初的红火由此可见一斑。然而, 受金融风暴冲击, 员工最少时只有900人。没想到, 4月份后, 订单突然多了起来, 而工人却不够了。
2009年一季度, 市场求人倍率是0.75, 也就是, 市场上有一个人但只能提供0.75个岗位, 但从4月开始恢复, 1.13、1.27、1.38, 数字一路上扬, 7月、8月更是强劲反弹, 企业需要1.5个职工, 但市场只有1个劳动者供给。
原因在哪里
新时电子厂只是其中一例。金融危机导致年初企业用工收缩, 返回人员数量少于过往, 而年中尽管进入生产旺季, 但这时基本上不是求职旺季, 甚至因为农忙还有人继续返乡。金融风暴让市场变得扑朔迷离, 企业无法在年初就制定好全年用人计划。因此, 当订单回升、生产任务激增, 一线工人供给就骤然紧张。
在民工返乡大潮后, 一部分人回到家乡, 受惠于当地政府的就业创业政策而留在了家里;另一部分人则流向了长三角以及西部, 还有北京、大连等地。
求职群体的变化也是催生这一轮“民工荒”的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 70%以上是“80后”、“90后”, 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来打工不同, 这一代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 除了工资福利外, 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 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线上的辛苦工作。
金融风暴发生后, 农民工就业趋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输入地由原来的以珠三角地区为主, 转变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地区;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内销型转移;三是在输出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农民工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
能否证明回暖
历经半年多的“寒冬”, 随着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而引发的这一轮珠三角“民工荒”, 可否看做珠三角外向型经济企稳复苏的标志?
实际上, 2009年7月, 广东的外贸出口走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关头。全省单月进出口贸易总值创出今年以来最小同比降幅14.9%, 较5月的22.1%和6月的15%, 呈现出持续收窄的趋势。
自4月以来, 订单出现明显增加的企业不在少数, 这些企业分属电子、模具、玩具等行业。与春节前后的惨淡经营相比, 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的确有了不小的改观:久违的订单回来了, 闲置的生产线开动起来了, 工人的加班时间也多起来了。
但是, 目前很多企业订单增加的情况尚不稳定, 眼下的订单增加除受益于传统生产旺季因素之外, 圣诞节、万圣节等市场因素带来的欧美短期订单也不少。现在很多紧缺人手的企业多是服装、玩具、食品等行业, 订单的猛增极可能是季节性和偶发性的, 其持续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仅因民工荒一项就认定是经济全面回暖并不恰当, 但完全否认之间的关联也未必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复苏或活跃的时候, 企业产销两旺会直接带来用工、求职两端的兴旺。从理论上讲, 判定经济是否复苏至少需要3个月持续表现, 如果连续三个季度都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用工状况, 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用工短缺才是经济回暖的一个指征。
出路:民工的“国民待遇”
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获取比较优势。除了压低农民工的薪酬来获取竞争力之外, 企业没有好办法。8月3日, 广东省下调工资指导线, 广东省2009年度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 上线为12%, 两者同比下降3%;下线从去年的3.5%降低到“零和负”, 出现了2005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虽然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称, “降低工资指导线不是降工资”, 不过下调工资指导线本身说明, 广东省制造企业仍然处于困难状态, 民工通过加薪改变生存状态十分困难。
一方面是民工荒, 一方面却是加大民工就业门槛:“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 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另一方面是严格的年龄标准, 如一些制造企业规定女工年龄不能超过26岁。如此矛盾的现象说明, 中国并不缺民工, 缺的是接受低薪却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 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
早在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时, 就已经暴露出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市场本身已经发送了技能型劳动供给不足的信号, 随后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但为什么五年后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关键的问题, 还是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能够给予劳动力创造足够的激励。必须给予企业宽松的生存环境, 而后通过政策使民工可以分享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没有足够的激励, 不能保障基本的“国民待遇”, “民工荒”会愈演愈烈。
民工荒 篇2
“民工荒”呼唤修改《劳动法》
李华振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它引发了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性思考。这场“民工荒”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应当是最要检讨的，它再次把我国现行《劳动法》的不足曝露了出来。
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这场“民工荒”再次显露了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上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数众多的民工成了一个无法可依、无法可保的“《劳动法》的春风吹不到的角落”。
有人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佣”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雇佣法》。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
二、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歧视”的条款急需完善
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的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己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为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岗位。
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力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无法实现最大化的优化配置。因此，《劳动法》必须对“劳动歧视”条款进行完善，增加关于“户籍劳动歧视”的规定。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
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修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上，现行《劳动法》更是急需大动手术。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民工荒”启示 篇3
人口红利近尾声
短期来看，招工难是区域增长更平衡的结果，内地就业岗位增多，与沿海的工资差距缩小，对农民工的吸收加强：过去沿海地区经济一枝独秀，农民工只有赶赴沿海才能找到工作。近年来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进步，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开始赶超沿海，重演1950-70年代美国穷州追赶富州，以及欧洲较穷区域追赶富裕区域的现象。
这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而且中西部工资涨幅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缩小。同时，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去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尤其是去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当地产业结构以较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企业主将工人工资压得较低；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和涨幅就高于珠三角，因此对民工的吸引力也较高。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提高，部分农民返乡搞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
招工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我国劳动力供给已逼近“刘易斯拐点”，目前区域性的招工难，在几年后可能演变为全国现象。
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日本的经验，可以预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常态。劳动者报酬的上升可推动消费，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劳动者报酬在经济中比重过低的现象有望进入拐点，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已进入了对提高生活质量和便利水平的“可选品”和“奢侈品”需求爆发，以及对娱乐服务的消费快速增长阶段，尤其看好未来几年的汽车、旅游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城市消费，以及家电等产品在农村的快速增长。此外，伴随着越来越多老百姓去影院看电影，商场购物，未来商业地产（不仅仅是写字楼）有较大上升空间。
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倒逼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实行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目前民工荒主要集中的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些地区已无法沿袭过去的增长方式，企业要么被迫转移到内地，要么实现产业升级。
劳动力的上升可能成为推高中国中长期通胀的因素。中国此前多年工资上涨幅度一直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因此劳动力成本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但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趋于紧张，工资涨幅加快，如果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则很有可能转化为通胀压力。
劳动力供需条件逐渐变化，也使我国一些改革的进程可以加快。如果说过去我们受制于工人就业难的后顾之忧，依然希望维持低端产业、加工出口业一定的增长，因此可能延缓了汇率改革、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以及环境的保护进程，如今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渐趋于紧张，市场这只手就使得低端产业无法存活和吸引工人，人民币升值等措施对就业的影响减小，那么政府做以上改革的担忧更少，决心更强。
推进制度改革
以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带来额外的可转移劳动力。目前学者对于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多数未考虑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提升空间。我国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地广人稀的美国，也低于日本、韩国等耕地条件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来实现，譬如加强农村土地的流转，实现规模种植，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业补贴和技术应用。
防止“去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同时买不起房子（尽管农民工手上有着农村土地，但无法在市场上实现价值换取城市购房的首付款），因此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城镇化的基础不扎实。伴随未来人口结构老化，老了的农民工可能大举返乡，造成“去城市化”局面。因此尤其需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城镇化做实。
认识民工荒 篇4
农民工, 简称民工, 是中国内地特有词汇, 指身为中国内地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工人;指从农村进入城市, 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 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中国的农民工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后渐渐出现的。从全国来看, 最开始的农民工主要以建筑业为主, 接着就是制造业。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
由于中国大陆至今未废止的户籍制度的存在, 直至2005年, 这一群体基本上没有工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 更不能享受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 “农民工”成为这一制度之下特殊群体, 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 据估计, 2005年有1.5亿人。
历史上, 农民大量转为产业工人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所必然经历的阶段。在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 由于圈地运动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 从而解决城市产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更多的情况是, 农民离开土地, 一方面有自耕农要解决越来越难以生存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在东亚, 包括日本、韩国、, 过去的几十年都先后经历了自耕农转为产业工人这一阶段。
二、民工荒的出现
2009年8月以来, 据多家媒体报道, 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 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 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 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 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 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 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这一缺工比例, 虽然不及“民工荒”说法最盛行时的水平, 却显示出企业用工需求迅速回升的明显势头。比对以往用工情况, 经济复苏是本轮“民工荒”的本质诱因。
同时, 我们看到, 内地民工荒不再局限于珠三角或长三角, 在区域经济发展、惠农措施、鼓励创业等政策推动下, 安徽、四川、湖南、河南等昔日民工大省经济起飞, 同时亦遭民工荒。民工荒俨然已成全国问题, 部分地方要限制劳动力输出量, 呼吁民工“留下别走”, 变相令沿海城市缺工情况趋向恶化。“留在武汉就业创业吧!”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徐良俊前日在一个新闻会上做出公开的呼吁, 因为就和其他内陆省份城市一样, 武汉市今年也面对民工荒问题。《楚天金报》报道称, 武汉本地企业缺工达8万, 还要跟沿海地区企业争抢劳动力, 缺工形势十分不妙。因此, 武汉市实施“送政策、送岗位、送培训、送服务”, 以吸引本地民工留下别走。
三、民工荒的原因
出现民工荒, 说明市场对民工的需求增加, 对民工来说应该是好事,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 民工荒的出现, 以及本轮民工荒的集中爆发,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市场需求与劳动力技能不匹配的结构性错位
在2009年下半年, 广东一地方媒体与麻省理工大学的黄亚生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教授合作调研中, 大部分接受访问的工人指出, 虽然大部分工厂存在普工短缺的现象, 但是工厂给出的招聘条件并没有大幅度提升, 仅仅提升了10%到20%。而在许多招聘信息中, 大部分岗位都要求有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 很可能存在大量要求有劳动技能的工作无人应聘。调研提出, 外来工找不到符合薪水预期的工作, 一些岗位又和应聘者本身能力不匹配, 从而出现了“民工荒”与“找工难”同时存在的供求结构错位现象。
不光广东如此, 从全国大环境来说, 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从劳动力分布来看, 中国的职业教育比一般教育不足, 导致大学生多, 而专业技术的工人少, 另外从薪酬回报来说, 根据去年9月社科院一份统计报告显示, 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越来越接近, 而从心态上来说, 大学生又不想与农民工看齐, 宁愿失业, 结果造成了矛盾的就业现象。另一方面, 中国的产业比重仍偏向低端生产、劳动密集型为主, 可供高教育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岗位不多, 企业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而非只具有“潜力价值”的大学生, 这也导致了农民工短缺而大学生失业的现象, 这些都说明中国总体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问题。
2. 内地就业市场环境的不断向好与沿海地区就业市场环境的相对停滞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宏观政策的扶持帮助, 内地就业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许多农民工开始选择在家乡附近城市打工, 这也是新一轮“民工荒”出现的重要原因。
首先, 在抵抗金融危机冲击方面, 内地企业的表现甚至优于沿海发达地区。2008年, 沿海地区大量企业破产, 未破产倒闭的企业也辞员停工, 只保留了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及熟练工, 许多民工面临突然失业并且工资拖欠支付的困境, 而内地企业多为内向型企业,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 虽然也有停工减薪现象, 但是大多数工人仍然保有饭碗, 众多多年未到过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8年被辞退后在内地特大城市寻求工作时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原籍地不远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于沿海城市。另外随着四万亿的投资下来, 许多地方, 尤其是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中西部省份, 本身已有很多就业机会, 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 机场、道路、铁路的修建, 因此农民工可能不再愿意回到曾经“抛弃”他们的沿海地区, 宁愿留在当地寻找机会, 这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甩”了他们, 他们也“甩”了经济回暖。
其次, 沿海地区犯罪率和农民工聚集区治安状况较差, 低于内地众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准, 且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主的工人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 工伤事故率居高不下, 而内陆特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市发展开始健全, 工人开始注重这方面福利待遇。如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无几, 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更新换代,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打工族更关注薪金高低、企业的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如果珠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还不随之提高, 部分劳动力将加速流向长三角等地市场。如今, 许多企业对民工的态度在慢慢改变。改善工人福利成为许多企业的选择, 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也日益受到重视。在市场竞争的状态下, 唯有让应聘者感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前途, 生活得踏实舒心, 才能让他们找到留下来的动力。
四、民工荒的对策
必须看到, “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坏事。过去20年, 我国主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 而今, 伴随《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民工荒持续存在, 重新定位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要想解决沿海地区民工荒的问题, 企业和政府要想的是如何吸引劳动力以及尽快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
1. 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
首先, 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以长远眼光建立一整套长期稳定的政策, 政府可以积极采取行政干预手段保障民工合法权益, 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导作用, 与企业一起从工资福利、社会保障、权利保护等各个方面入手, 提高民工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应该看到, 与父辈相比, 新生代外来工对个人自由的重视, 以及对“吃苦耐劳”等外来工传统价值观的颠覆, 需要政府和企业朝更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种种迹象表明, 当劳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之时, 外来工的议价权正在逐步提升。
另一方面, 除提高工资待遇外, 政府部门要加强劳动就业市场的管理,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彻底消除城市本位主义思想, 尽快打破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 取消和杜绝各项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管理行为, 在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应有的权利, 使他们能够受到尊重以及重视, 让他们对这个他们付出汗水的城市拥有一份“归属感”。同时, 企业可以加大对中低劳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投资, 使现有劳动力的专业技能不断提升, 适应行业需求。
2. 协调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
另外, 从宏观角度来看, 政府应积极协调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产业升级要与社会人力资源供给状况相协调, 既不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化、知识密集化产业发展, 也不单腿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目前, 产业集群导致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的滞后, 产业的过度集中又引起对农民工的需求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加快进行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 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劳动力供给基地, 在城市大力发展服务业, 增加就业岗位, 这样一方面, 可以解决大学生等具有高人力资本人员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 可以降低农民工候鸟式的就业方式所空耗的实际成本和心理成本, 以实业做支撑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 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转移、拓展与国家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相协调, 消除供给双方的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13.htm
我国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及对策 篇5
一民工荒的原因：
1．长期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变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作用，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吸纳殆尽，不足以补偿城市用工量。
2．劳动力工资粘性、工资增长慢。近几年来，工人的名义工资只有小幅增长，这就导致了实际工资的负增长状态。并且国内总需求的增加与工资上涨不挂钩。所以当前的民工荒是总需求迅速上升而工资调整呈现粘性的宏观经济波动。
3．供求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技工荒。随着城市产业不断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成熟，新型产业需要具有相对技术含量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工技术水平落后和职业教育的高收费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形成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4．国家的惠农政策效益、“三农”扶持力度加强、鼓励农民创业。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陆续出台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稳定粮食价格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经济收入。
5．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水平过低、劳动保障制度缺失。
6.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如拖欠工资、工作环境恶劣、受人歧视、随意加班等现象。
7.进城务工成本不断升高。农民工在城市里用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的增长迅速，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进城务工的实际成本。除此以外，一些政策性因素也是提高他们城市生活成本的重要因素。
8.工业扩张，对农民工需求扩大。经济的超速发展和工业的规模扩张，再加上09年来经济回暖使制造业企业形势大好导致用工量急剧增加，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加速扩大了本土劳动力需求对农民工需求的扩大，在与民工供给增长出现相对差距的情况下，民工荒的爆发是势在必然。
9.民工流向成多元化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部崛起等，农民工流向出现新变化，不少原来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转向全国其他地区，农民工的流向的多元化趋势必然导致集中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在未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
10.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农民工的流动基本上一直处于自发的、自谋生计的状态之中，由于自发性总是与一定的盲目性相生，在供求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有效的组织行为是在农民工绝对供给量可以确保的情况下仍然爆发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二、民工荒的解决对策:
1.积极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组织气候，努力构建“权利平等”的权益保障制度。
2.加强政府行政职能，创造和谐社会氛围。
3.学校、政府、企业强强联合，培养专业对口技术人才。
4.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构。
5.通过政策手段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农民工实际工资，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
6.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
7.通过深化教育和加大培训力度，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民工荒倒逼产业升级 篇6
民工荒倒逼出产业升级?果真如此，_我们应该欢迎民工荒，但残酷的现实却不是如此。
目前沿海地区需要最多的工人是普工，就是仅需要很少的专业技能就能上岗的员工。电子、鞋类等工厂大规模招聘普工，说明沿海地区还在低端制造业中徘徊。毫不夸张地说，到现在为止，我国的造船、汽车、精密仪器都要从国外进口。据了解，整个珠三角地区目前用工缺口在200万以上，仅深圳今年年初的用工缺口预计就达80余万，其中普工最难招。
普工招不到，一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成本上升，一个月两千元的工资对于处于高消费地区的打工族而言，已经失去吸引力。
另一方面，中西部、省内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发轫，这些地区正在重走沿海地区的低价、优惠的老路。沿海地区引资时纷纷祭出优惠政策，进行“竟次”比赛，有可能在中西部重演。
内地的许多城市积极采取措施留住本地工人，形成“抢人”大战。在华中重镇武汉，为了应对用工荒和沿海地区“抢人”策略，武汉的企业年初纷纷调高了基本工资。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介绍，今年普工、服务员月薪有900～1500元，技术、管理岗位2000～2500元，相较去年，已上涨一两成。据了解，沿海和内地的工资差别在200至500元之间，沿海地区的工资优势已不明显，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择业。此外，中国机电产品在我国贸易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特别是2005～2008年平均占比高达57％。据日本机械进出口组合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超越德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机电产品出口国。2008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额为784781亿日元，同比上升3.5％，而德国为784659亿日元，同比下降4.1％。
如果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已经成为高科技出口大国，则大错特错。我国生产的机电局限于机电组装等领域，而生产机械的机械，几乎全部需要进口。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了保证出口份额，我国不得不压低汇率、不得不一再提高出口退税率。
中国在进行艰难的产业升级，按照市场流向，制造企业会自然撤出成本逐渐增高的沿海地区，而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而沿海地区将腾出空间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更多的盈利支付更高的成本。让人担心的是，随着外部订单的增加，东中西部一起上，陷入更加无序的订单大战。东部地区依仗产业链优势，躺在制造业上不思进取。
自然形成的产业升级需要制度的配套，需要产权等法律机制的完善。
最近的一则新闻让人震惊。1月19日，财政部公布，去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增速同比由负转正，全年利润增长9.8％，其中130家央企利润增幅最大达14.3％。从经验看，央企超额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收益。2009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让屡夺地王的央企锦上添花。资产如此雄厚，因此，三大石油巨头要进军新能源产业了，这无异于让从事新能源、背着产能过剩黑锅的民企，丧失了立锥之地。
民工荒供给需求分析 篇7
我们发现, 只有R-C≥E时, 农民才会放弃务农的工作, 而选择进城打工。在这个关系中, 对于R (收益) 有这样的情况:城市总体消费水平迅速上升, 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近二十年增长迟缓, 根本无法赶上消费水平的增长。即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实际上是负增长的, 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的农民工 (本文中称第二代农民工) ,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进城的农民工 (本文中称第一代农民工) 。
第一代农民工在取得了收入之后, 除留下生活必备所需部分之外, 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 因此这样的农民工闲暇消费极少, 可以理解成他们几乎不表现收入效应, 只有替代效应。因此, 他们的无差异曲线近似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
在图中, 横轴是闲暇时间, 纵轴是收益。H0是维持基本生理需求的休息时间, I11、I12、I13、I14 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一系列无差异曲线, AB、AC、AD是一组预算线, 分别对应工资率为W1、W2、W3的时候的收入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工资率W>W0 时, 如图中的W1、W2, 效用最大化的预算点为解B、C;但当W
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不同, 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吃饱穿暖, 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 实现个人价值。因此他们的期望更高, 消费方式也更为丰富。除有替代效应之外, 在工作——闲暇模型中, 也体现出了收入效应的作用。
在图中, 横轴是闲暇时间, 纵轴是收益。H0是维持基本生理需求的休息时间, 是第二代农民工的一系列无差异曲线, I11、I12、I13是一组预算线, 分别对应工资率为W1、W2、W3的时候的收入水平。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的点, 即为效用最大化点。在不同的工资率下, 第二代农民工对工作闲暇的选择不同。工资率较高时 (W2) , 效用最大化点在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的顶点左侧, 替代效应作用效果比较明显。而在工资率较低时 (W3) , 效用最大化点在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的顶点右侧, 更多的选择闲暇, 收入效应作用效果明显。随着工资率的上涨, 闲暇时间将逐渐减少;但当工资率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 第二代农民工又会选择更的闲暇, 如H1点。 成本C包括机会成本 (务农的收入) 、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往返交通费、受到歧视的精神损失等。2005年12月,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之后, 随着粮价上涨、中央发放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 提高了农民增长收入的潜在可能,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上升。
农民进城务工机会成本的提升, 可以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上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 存在着巨大的迁移成本。迁移成本的存在, 使得农村劳动力到城市的流动, 并不能充分进行到消除城乡工资差距的程度。因此, 在城市均衡工资Wu和农村均衡工资Wr之间产生一个差OWu - OWr。这个工资差实际上代表的就是由阻碍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在迁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向城市流动的收益不满足迁移成本, 农民工供给难以达到需求标准, 从而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政策建议:
(1) 加快有关劳动力就业及保障制度的全方位改革, 进一步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与歧视。
(2) 政府主导积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转变, 同时改变原有用工观念。
(3) 企业适度提高农民工待遇,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4) 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企业培训体系, 提升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邱晓娇.“民工荒”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甘肃农业, 2008.
[2]徐颖君.“民工荒”与劳动力就业难——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民工荒问题研究综述 篇8
自2004年9月16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开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后, “民工荒”开始受到媒体关注, 并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民工荒”使企业无法按时、按量开工, 给遭遇“民工荒”的地区和行业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新一轮的民工荒,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究。本文在总结部分文献的基础上,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民工荒”问题进行了综述和全面剖析。
一、国外相关研究动态
(一) 刘易斯二元模型。
1954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W.A.Lewis) 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 一个是“资本主义”部门, 又称现代部门;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 或称传统部门。刘易斯模式假定: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边际生产力趋向于零, 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 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 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 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情况, 一直延续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 劳动力的转移便结束了。
(二) 托达罗模型。
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发表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的文章, 提出了乡村人口流动的模型。他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 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 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进而, 他建立了描述城市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的动态均衡模型。
这两种模型都无法对当前的“用工荒”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解释存在很大的缺陷,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 而我们必须面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存在明显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而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动力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 未考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成本因素。无论是刘易斯模式还是托达罗模式, 都属于劳动力流动无迁移成本化的理想假设。其次, 这两个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 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存在较大差异。最后, 两个模型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因素, 仅从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和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工资差异求证转移的必要性。
二、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问题以来, 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 对其认识逐步深入。综合文献, 对“民工荒”成因的基本判断主要有五类观点:
(一) 权利保障论。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使得身在城市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各项权益, 农民工长期处于权利和保障缺失的状态。社会学专家从权益保障的角度分析, 认为“民工荒”是农民工得不到有效的权益保障, 无处维权时开始“用脚投票”的结果。陈民强 (2005) 指出民工荒的根源就是权利荒, 并从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不平等、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限制以及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民工荒”不仅揭示了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流动越来越趋于理性, 宁愿到工资不高但社会保障较健全的城镇生活和工作, 也不愿意到就业岗位较多但工作不稳定的城镇生活和工作。贾先文、黄正泉 (2010) 就认为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 是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 用脚投票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 结构短缺论。
“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年龄、性别、地域和技能型民工荒。“民工荒”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下降, 而是由特定人群短缺而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 或者可以说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 是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的结果。李宝元、王泽强 (2009) 认为“民工荒”主要不是一种总量上的劳动力短缺, 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凸显, 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渐进扩散性、素质结构矛盾以及年龄性别差异性。
由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企业对熟练技工存在大量需求, 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 致使劳动力不能有效供给, 尤其是素质型民工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吕小燕、杨文选 (2006) 从劳动力供给方考虑,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造成了用工的结构性失衡。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 需要工人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术, 而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且很少有进行再教育或培训的机会。民工荒在某种意义上是“技工荒”, 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造成的。
(三) 刘易斯拐点论。
自从2004年首次遭遇民工荒以来, 就有一种观点认为, “民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 中国劳动过剩时代即将结束, 不足时代即将来临。蔡昉 (2007) 认为“中国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不过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神话”, “劳动力短缺, 不是暂时性的现象, 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同时, 他从人口转变中的劳动力供给分析出“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姚上海 (2009) 等学者也阐述了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 指出真实的情况是农村并不再像许多学者所想像的那样, 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有着严峻的就业不足问题。相反, 从农村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和外出转移的速度变化来看, 包括农村的城乡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四) 劳动力市场机制论。
经济学家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供求, 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本假设, 他们认为:是尖锐的劳资矛盾导致了民工的纷纷离城回乡。“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人数不足, 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 是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的结果。
吕小燕、杨文选 (2006) 从“经济理性人”学说出发, 假设农民工是经济理性人, 会精确地考虑进城务工的成本和收益, 只要收益大于其成本, 农民工就会选择进城。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农民工对进城务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与我国较快的经济增长率相比, 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 再加上雇主拖欠工资时有发生, 这些都打击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积极性。简新华 (2010) 认为, 民工荒是与劳动力供求和价格有关的因素, 因而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 王呈斌、毛晓燕 (2010) 通过市场问卷调查分析了“民工荒”的现状、特征, 认为劳动力流动相对收益的减少是其根本原因。
除了以上几种主流观点外,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民工荒”现象。例如, 黄婧、纪志耿 (2010) 从科斯特的“生存理论”视角分析说明“民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对就业机会、全年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性, 以及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迁移成本的上涨压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2004.1.
[2]陈征.《资本论》解说第一卷[M].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6.
[3][英]德里克.博斯沃思, 彼得.道金斯, 索尔斯坦.斯特龙巴克.劳动经济学[M].何璋, 张晓丽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4]陆晓禾.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中国的“民工荒”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反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10.
[5]蔡昉“.民工荒”现象:成因及政策涵义分析[J].开放导报, 2010.4.
[6]简新华“.劳工荒”的原因、利弊分析与合理应对[J].中国经济问题, 2010.3.
[7]都阳.农村劳动力流动:转折时期的政策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5.
[8]郑桥.新一轮民工荒预示着什么[J].领导文萃, 2010.8.
聚焦珠三角“民工荒” 篇9
现状
1.企业招不到员工有单不敢接
“最红火时, 公司有7000多名员工, 而目前加上已经转型的另外一家工厂, 包括公司新招的当地“4050”灵活就业人员, 员工总数还不到1000人。”2009年12月17日上午, 在位于东莞市高埗镇的东莞泰富电子有限公司助理经理莫炽锦说, 招不到员工, 公司有订单也不敢接。据他介绍, 泰富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电话制造商, 生产的有绳及无绳电话等电讯产品全部销往海外市场。2008年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公司订单大幅减少, 最困难时, 曾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一个订单。为了减轻公司的压力, 公司陆续辞退了大部分员工, 至2009年3月, 整个公司只剩下不到300人。
然而, 从8月份开始, 泰富公司中断了半年多的订单又逐渐“飞”了回来, 至10月份, 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水平。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农民工被公司辞退返乡, 公司想尽了各种办法招工, 也无法把用工的缺口补上。
在东莞, 缺工的不仅仅是泰富公司, 也不仅仅存在于电子行业。东莞厚街一家鞋业公司负责人称, 最高峰时公司有1万多名员工,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由于订单长期低迷, 公司陆续辞退了近万名员工。然而, 当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回升到去年同期水平时, 却面临着近万名员工的巨大缺口。在此情况下, 公司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 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
来自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根据该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高埗、凤岗、常平、塘厦、石碣等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 2009年下半年以来, 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 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 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从各镇统计的入场招工企业累计需求岗位来看, 企业用工难呈逐月加大趋势。”该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说, 7月份, 7镇累计需求岗位111742个, 比6月份增长45%, 求人倍率平均为1.38;进入8月份, 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98145个, 平均求人倍率上升为1.55;而9月份前两周, 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53118个, 平均求人倍率则上升到1.64。
2.对企业不满意民工频跳槽
现年23岁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县人。2008年10月,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他所在的工厂因为接不到订单, 在时开时停了一段时间后, 把工人们都辞退了。在找了几天工作无果后, 小朱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 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电话, 他再次来到了东莞, 并在同伴的介绍下, 进了厚街的一家服装厂, 做了一名服装缝纫工。“虽然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厂要好一些, 但我觉得工资还是太低了。”小朱说, 以他刚辞职的东莞某服装厂为例, 工厂给予他们的底薪为每月770元, 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 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 还是无法实现自己出门挣钱的目的。他这样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因为吃不惯工厂里的饭菜, 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每个月的租金是260元, 如果算上水、电、煤气、卫生、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 约需320元左右;此外, 吃饭、购物、乘车、加上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陪朋友下下馆子, 每个月的开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说, 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 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至少也得找个一个月能挣3000元的吧。对于辞职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工资的期望值, 他不假思索地说, “以前都是工厂挑我们, 现在东莞民工短缺了, 我们也要挑一挑工厂。”
像小朱这样辞职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在东莞甚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并不在少数。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前不久, 该局分别在出租屋和劳动力市场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 其中, 在出租屋接受调查的400名农民工中, 有70人没有工作, 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41.4%;而在劳动力市场调查的200名求职农民工中, 139人没有工作, 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36.7%。
根据对该市厚街、高埗、长安等镇多家服装、电子、鞋业等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除了一家日本电产 (东莞) 有限公司给予员工的月基本工资为800元、略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外, 其余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按照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标准支付员工底薪。“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 甚至还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资水平。”来自江西赣州的小艾说, 在她老家, 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 并不比这边低, 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她说, 如果几天后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她们准备结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 彻底告别珠三角。
原因
1.求职主体发生变化
“与以前相比, 这次的‘民工荒’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 那就是求职群体的年龄出现结构性变化。”来自河南、曾为大学教师的浩成鞋业人事主管杨进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目前, 新求职人群70%以上都“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 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其打工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不同, 现在的农民工大多为80后或90后, 与父辈相比, 他们大多有着中专或高中文化, 除工资薪酬外, 他们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客观地说, 新一代求职群体的诉求, 是对上一代农民工承受的用工模式的纠正, 这些诉求应该引起用人单位的高度重视, 并将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力量。”要改变目前招工难的局面, 企业和政府都应严格遵守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不能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 而应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金融危机造成农民工流失
“除此之外, 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大量返乡, 也是造成目前珠三角企业用工困难的重要原因。”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认为, 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因工厂倒闭或企业开工困难遭工厂辞退而离开东莞的农民工超过60万人。目前, 这部分农民工大多数都还没有回到东莞。根据多年流动就业的惯常情况, 每年第一季度集中在春节后是劳动者外出求职的旺季, 也是企业用工需求的旺季。但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春节前, 大部分企业都搁置了新一年的用工计划, 部分企业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甚至有意让员工自然流失, 一些企业还继续出现裁员;春节后, 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 企业不敢贸然招人, 错过了求职旺季。从劳动部门的企业用工备案情况来看, 2009年第一季度末, 在东莞劳动部门备案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外来员工314.4万人, 比2008年第三季度末的378万人少了64.4万人。2009年下半年以来, 在全球经济回暖、国家及广东省有关稳定企业政策措施实施效应的带动下, 东莞企业订单快速回升, 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在目前企业出现恢复性增长, 需批量急招员工时, 又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季节性用工在东莞是一直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在往年企业订单充裕的情况下, 一般10月份也会进入生产旺季, 企业增加用人, 而通常10月份以后则是外来农民工求职的淡季, 因而每年这个时期都会出现用工紧张情况。
3.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从附近几个镇的情况来看, 企业‘用工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偏低。”东莞市劳动局高埗镇分局局长钟锐球表示, 虽然不少企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难, 但从各企业的缺工情况来看, 工资水平低的企业缺工较为严重, 而工资水平高的企业, 缺工状况相对较轻, 个别工资高且待遇好的企业不仅不缺工, 农民工还要排队等候求职。
“‘民工荒’与珠三角地区工资水平长期偏低有很大的关系。”近10年来, 珠三角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根本性提高, 加之生活成本加大, 导致多数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干活。以东莞的鞋业企业为例, 如果按照8小时工作制计算, 很多工厂月平均工资实际上只有700多元, 而且这些工厂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 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1000元的工资基本上成为了目前珠三角地区企业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 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工厂招工普遍困难, 而工资待遇高于1000元的工厂招人则相对轻松。
在我们重点走访的东莞厚街等7家企业中, 只有日本电产公司给予员工的基本工资超过了东莞市政府制订的77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 为每月800元, 与此相对应, 该公司“用工稳定, 没有出现招工难”。
4.劳动力问题尚未得到应有重视
对于目前珠三角企业所处的困境, 日本电产 (东莞)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业务部长华冈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政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他不久前代表公司参加的有该市副市长出席的东莞外商会议上, 大家提得多的依然是土地纠纷与税务等问题, 劳动力短缺问题还没有引起政府层面的警惕, 也没有摆放到应有的高度。他说, 目前东莞的企业多采用包吃包住的用工模式, 这种模式虽然具有速效性, 但从长远来看, 却十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东莞目前上市公司数量与经济总量非常不匹配。公开数据显示, 2008年东莞GDP在广东全省排名第四, 但是该市的上市企业只有5家, 在广东省排名第七, 而且东莞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数目为零。“如果不能尽快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东莞企业的用工困难还将进一步加剧。”华冈忍认为, 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未形成, 企业除了要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外, 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教育他们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
5.珠三角制造业转移在加快
“劳动力优势在东莞基本上丧失殆尽, 根据我的分析, 鞋业企业在东莞的生存最多还有2年时间。”12月17日下午, 在东莞厚街工业园区, 一家用工规模最多时达到上万人的鞋业公司负责人认为, 尽管这些年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工资标准几经调整提高, 但是1000多元的月收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来说, 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 “民工荒”将成为制约珠三角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 并将加速珠三角企业倒闭或转移步伐。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 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农民工纷纷选择回家种田或创业;与此同时, 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 与珠三角地区接壤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成为了这些企业的主要承接地, 作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这些地区的农民,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实行就地就业。他认为,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下, 此轮“民工荒”应该成为珠三角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变用工等发展模式更为紧迫的驱动力, 迫使珠三角政府和企业认真梳理和反思在多年快速发展中用工模式积累下来的弊端, 并将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思辨
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告诉我们什么
金融危机下, 我国就业经历了“农民工返乡潮”到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复杂局面, 反映出去年我国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但是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问题互相交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不容忽视。?
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 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这样认为。2009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V”形反转, 率先实现了经济的复苏, 宏观经济从下降到企稳回升, 漂亮曲线的背后, 就业形势的波动与之相吻合。作为我国就业中的主力大军,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其市场化程度较高、波动较大而尤其值得关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以及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来说, 经济高涨固然产生对于他们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 但是, 一旦经济处于下滑状态, 这些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地失业。也就是说, 非正规就业对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反应弹性, 比稳定的正规就业既大且敏感, 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
有预测认为, 尽管2009年我国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今年我国就业形势虽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而可以预计的是受宏观经济好转的影响, 今年的就业形势将有望好于2009年;尽管金融危机给我国就业带来的短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将会不断减弱。但是, 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长期问题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走向常态而再次显现。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走向常态后, 更应该值得我们重视。正如蔡昉所表示,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 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看来, 随着农村劳动力总量的减少, 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会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问题。部分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再现, 充分验证了这一问题并不是偶然和暂时的现象, 其背后存在着不可逆转的人口动因。因金融危机影响而暂时中断的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 将以区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方式继续显现。治理这类劳动力市场矛盾的终极出路, 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水平、改善劳动者素质。因此,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等一系列改革, 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换言之, 摆脱了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之后, 如何消除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些制度性、体制性问题, 成为根本缓解我国就业问题亟待解决的课题, 包括教育体制改革如何来适应劳动力市场, 以及消除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等问题。当前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城乡分割为特点的户籍制度和具有很强分割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幸的是, 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户籍限制的放松对于推动城镇化, 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缓解我国就业压力, 将会发挥作用。
民工荒 篇10
关键词：民工荒,政府改革,农民工权益,农民工培训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这几年里, 有着近九亿农民的中国却不断遭遇“民工荒”, 打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在广东东莞政府确认民工紧缺以来, “民工荒”随后迅速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 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 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 使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 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
一、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历史性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走出家门, 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民工潮”现象。他们去无常地, 住无常宅, 哪里有工可打, 哪里有钱可挣, 哪里就是栖身之地。“民工潮”兴起后, 农民工已经进入各个行业, 各种职业, 以及各种经济性质单位。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体现。而“民工潮”涌动了近20年, 它的功过是非历史还没来得及评说, 时代却又把它推向了另一个路程———“民工荒”。
目前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的用工缺口相当大, 许多企业为招不到工人发愁。东南沿海地区从前几年的"民工潮"骤然转入"民工荒"现象, 这里既有粮价上涨、种田收入增加导致部分农民返乡的因素, 也有这些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迅猛, 一些加工业项目规模上马过快、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带来短期内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原因, 但其背后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值得引起关注。
近年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 转移速度越来越快。应当看到, 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我国农村每年仍将会有大批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务工, 如果有关方面不能建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富有规律性的农民工组织管理长效机制, 就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要么一段时间形成“民工潮”, 要么一段时间形成“民工荒”, 必然给城市管理以至于区域性协调带来很多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民工荒”?其背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又是什么呢?社会各界在为解决“民工荒”问题出谋划策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探寻着“民工荒”的真相。几乎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工资低, 生活差”。民工的这一声音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民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实质
“民工荒”一词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即流行开来的, 每每见诸于报端新闻, 这样的局面已然产生,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探究“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实质。
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诸要素在市场调节下自由流动, 以不断寻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 其本身具有双重性, 同时具有人工投入和技术投入的双重特性。前些年, 在国家政策优惠的前提下, 大规模的“孔雀东南飞”, 为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从而有力的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腾飞, 城市建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这些农民工的血汗是分不开的。但这几年随着内地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 东南沿海这种吸引人才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最终导致了珠三角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大规模的农民工短缺局面。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
1、从体制方面来看。
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一国两策的格局。农民虽然进城了, 但身份并没有变, 由此也给城市和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在政治上, 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 但并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农民工似乎是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群体, 没有享受到正式工人一样的工会会员等同等权利;在经济上, 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能同时, 同工没有同权,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待遇;在社会上, 农民工属于一个城市的边缘群体, 他们干了最脏、最重、最苦、最累、最险的劳动, 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 不但没有得到同等的报酬, 而且在这个城市里至今仍受到歧视, 是城市的弱势群体, 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这种体制安排必须改革。
2、从企业内部管理来看。
在同一个企业里, 企业对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户籍身份的工人的管理也是不同的。前者有各种优待, 后者则备受歧视性的对待。因为农民工的身份是农民, 他们在工厂, 企业里注定永远是临时工的地位, 同干部和正式工人之间有一条人为分隔的鸿沟, 不能融为一体。虽然他们身在这个工厂, 但这个工厂却不是他们的家。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怎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呢?另一方面, 企业只把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 基本上不管他们的培养和教育。这必然会导致用工单位需要劳动力, 但却招不到合适的劳动力了。
3、从农民工的自身因素来看。
农民工原本就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他们进城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过上个比较充实的日子, 没有什么技能可言, 而现实是很多的用工单位都需要有技能的人, 没有一技之长, 他们只能去做粗糙的工作, 工资又低, 劳动又累。而用工单位并没有把农民工纳入企业的人事编制, 一些专业分工比较明确的用人单位更是如此, 干一段时间就换一批人, 根本不给农民工培训的机会, 也没有长期培养留用的打算。最终导致了用工单位招不到需要的人才, 形成了并不真实的“民工荒”。“民工荒”并非是真实的劳动力短缺, 而是我们的法律不完善及执法的偏差导致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全面的反思, 只有利益和法制相互配合时, 才可能真正的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由此可见, “民工荒”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 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流动劳动力人口———农民工, 但是农民在城市打工多年, 却还是农民。只要相应的户籍等制度改革不到位, 农民就不能彻底转变身份, 这是不利于城市长远发展和农村稳定的, 也无法为工业提供稳定的有技术的工人。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大力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合理开发与管理农民工资源, 解决“民工荒”问题
“民工荒”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解决得当,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笔者认为, 应把“民工荒”当成一个机遇,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地方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必须认清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 从战略的高度, 建立科学的劳动力管理、运行机制。强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组织、管理能力, 尽快形成与对原有城市劳动力管理相一致的劳动力价格核算、劳动力权利保护和社会保障、农民工培训及其子女就学诸方面的公平的就业政策和配套环境,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缓解甚至消除“民工荒”。这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农民工三方共同的努力。
1、政府方面。
应该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 并建立和完善各种农民工保护体系。如:劳动仲裁体系、法律援助体系、保险保障体系、信贷支持体系、救助体系和舆论监督体系。同时, 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知识与技能培训机制, 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实施强制性知识与劳动技能的培训。政府应拨出专款对农民工进行公共培训。另外, 还要对原先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 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制度和农民工参保制度进行改革。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更是法制经济, 只有把利益与法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工会也应当把保护农民工权益列入重点工作, 如果工会方面能够以组织的力量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对解决“民工荒”的问题也必将有积极的意义。
2、企业方面。
企业对农民工资源要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企业必须得适度的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和工资, 使农民工肯重新回流, 升至新的平衡点;购买更多的机器, 以机械力代替人力;或者转移企业, 将车间搬到农民的家门口。这三种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给经济结构带来一定程度的变化。很明显的, 这必将带来的是企业对管理、生产效率、技术档次的更多层次的普遍追求, 从而抵消工资提高所带来的竞争力下降。企业应加强自己内部的管理, 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需要, 给农民工以企业主人翁地位, 以更好的提高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为企业创造出更高的效率来。
3、农民工方面。
农民工要主动提高各方面的素质和技能, 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目前许多进城民工平均文化水平都不够九年义务教育水平, 专业技能教育几乎是空白。大量民工几乎没有任何培训就走上了工作岗位。
农民工希望接受培训, 国家提出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应当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这项工作, 不能完全靠国家。对农民工的培训需要多样化的资金渠道和更有效率的运行机制。一方面, 我们政府应积极参与, 一方面也可以有企业直接参与, 可以由政府给予补贴, 也可以说是教育贷款。教育贷款的方式可以由银行来做, 也可以由培训的机构自己来做。
民工荒，供需错位之惑 篇11
然而，“民工荒”似乎远不满足于寓居沿海，其势力范围在悄无声息中已经扩张到了中西部地区，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有报道称，就连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开始为“民工荒”困扰了，如今该省农民工缺口达30多万人。而且，多方信息显示，“民工荒”不但规模在扩大，而且其持续时间也在延长，成为众多企业挥之不去的阴影。
悲喜两重天
“民工荒”以排山倒海之势掩盖了“民工潮”，走入大众视野之初，就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面对挥之不去的顽疾，众口不一。
有人说，“民工荒”是个好兆头，应该乐观看待。
民工不再甘做廉价劳动力，证明民工的维权意识已经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付出劳动获得报酬的同时，还想学到知识、掌握技能，他们要求加班加点时得到合理的报酬，要求居住环境得到改善，要求丰富自己的休息时间，要求企业为自己的身体安全提供保障，要求企业尊重他们的尊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工生活更快乐，他们开始对企业进行最基本的评估，开始“用脚投票”，开始大声索要拖欠的工资，开始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
“民工荒”，出现在城市，却能折射出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到来，针对“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产品价格上涨、免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粮食最低收购，种粮补贴等措施，让农民增收减负，农民的生活状况明显好于从前。外出打工的人把算盘一打，发现在家种地不但生活可以丰衣足食，而且免去了外出打工的漂泊之痛。权衡之下，很多农民放弃了远离妻儿老小外出打工的念头，让自己的劳动再次倾注田野之上，回归质朴的乡村生活，分享新农村的果实。
所有这些，都在“民工荒”背后，让人惊喜，让人欣慰。
然而，换个角度思考，“民工荒”让劳动管理部门感到意外和头痛，也不无根据。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没了这些劳动力，这些企业将遭遇灾难性的打击。岗位空缺，工厂无法照常开工，这对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广东省去年六成企业严重缺工，平均每1.5个岗位争夺一名求职者，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技术工人每新招一人的同时流失0.67人。据有关人士预计，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将持续扩大。
就连国外媒体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用工短缺问题，去年的《印度时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做了题为《民工荒会将死中国吗？》和《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会导致贸易移位》的文章，纷纷指出劳动力优势的削减，将致使中国廉价产品优势慢慢退去。
最近几年，沿海企业纷纷采取各种方法，把解决“民工荒”当做一场战争来对付。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途径吸引、留住农民工，甚至不惜成本和精力，派人亲自跑到四川、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招揽民工。每年春节前后，沿海一带“老板慌”取代“民工慌”，即使面对送上门的产品订单，老板也要再三考虑，如果接了活而又找不到人来生产，就只有等着赔本的份了。
年薪保底、不再克扣工资、为民工购买往返机票、颁发返厂奖、礼节赠送礼品等恩惠，企业拢住民工的花样不断翻新。去年年关，成都一房产个体老板，自掏腰包20多万，宴请农民工2600人，可以说是受到了沿海企业“吃分岁酒”做法的启发，用情感法打动民工。有的企业甚至不惜采用恶性挖人的手段，对介绍别的工厂工人前来上班的老员工给予价额不等的物质奖励。
尽管如此，回顾这几年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处心积虑地缓解民工短缺的危机，作用却微乎其微。“民工荒”的蔓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已经为“有限剩余”取代，供需市场的气象已不同往日。
供：在成长中转变
“民工荒”的两端，一是民工，二是企业。然而，在企业为找不到工人而发愁的同时，资料却显示我国农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异常状况让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农民工不出来打工了，难道他们宁愿在家种地或者闲着，也不愿出来挣钱了吗？
农民工的无限供应史中断，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众多因素的合力使农民工不再坚守城市阵地，纷纷转战农村。
工资要求高
调查显示，“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待遇低。江苏大学经济学教授袁寿其曾经指出，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都是“民工荒”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理论上讲，民工进城的工资额，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应挂钩。然而，多年的“民工潮”之后，民工收入增加速度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有数据显示，以浙江温岭、河北保定、广东深圳为例，中小私企招用非技术岗位民工，很少企业能把月薪开到1000元。然而，民工的基本工资在闯关1000元的同时，城市的GDP却在以每年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民工工资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差距拉大的现实让民工的生活改变甚微。
以一对年轻夫妻为例，如果每月按总收入2000元计算，扣除房租400元，吃饭、穿衣500元，水电煤气费100元，交通100元，孩子上学500元，他们手中剩余的400元要用来孝敬两方父母、社交应酬等等。如果碰上孩子生病、意外事故，他们只能另谋出路。
据央视报道，春节过后，浙江温岭的劳务市场热闹非凡，前来找工作的民工看起来很多，但是企业却反映“招不够人”，原因是不少返城务工者对工资待遇的要求都有明显提高，有的务工者提出了月薪1800元的高价。相比之下，目前1000元的行价明显低于务工者的需求值。
而且，有些工厂为务工者解决食宿问题，减少了民工的经济开支。然而，企业提供的条件以最低生存需要为标准，有些工厂采取最低成本管理方式，很多人一起居住，他们共用服务设施，吃清汤寡水的大锅饭，根本谈不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何况，结婚成家的人在工厂里找不到免费居住的地方，还是要搬出来花钱租房子。
工资低、待遇差，已经使部分民工失去了继续打工的热情。到深圳打工已有10年的陈大庆，今年选择了呆在老家种地。他说，干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一边挣一边花呗，这样下去不如呆在家里舒服，还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道。
立足城市难
农民工，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心中同样有着美好的愿望。根据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5％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那么，现实生活中，这些“半城里人”的真实生活如何呢？
城市在规划，价格便宜的平房不断拆迁，而租住楼房又价格昂贵，这意味着可供民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民工聚集的大城市周边村落转一圈就会发现，一个宅院的平房里，至少会住着5-8家民工，一个房间就是一户民工，夫妻俩带着孩子挤在一个最多十几平米的空间，其拥挤可想而知。而在城市里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房价，对大多数民工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物价上涨导致粮油涨价、服务涨价，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也随之上涨，就算一个馒头涨一毛钱，对民工来说也是负担。虽然是城市里的打工者，但衣、食、行等各种花费都得和城里人一样，粮食蔬菜要买，喝水要掏钱，就连周围卫生的维护都要缴纳卫生费，这对农民工来说，显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从城市物价和自身收入来看，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减少了。这样，他们能攒出钱来在城市买房的可能性又减少了一分。
而从孩子上学、户籍壁垒、福利保障等“软”环境来看，“打工仔”、“打工妹”难以忍受被隔离于城市之外的辛酸。打工者以赚钱为目的，暂时地留在城市，心中缺乏城市归宿感，加上一些“软设施”对民工的限制，民工不管在城里干了多久，都有出门在外的漂泊感。
2007年春节晚会，一帮质朴无暇的孩子，没有亮丽的服饰，没有耀眼的道具，和平时在教室里朗诵一样，“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更是祖国的花！”这些谈不上朗诵技巧的语言，却道出了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残酷现实，更反映了他们父辈生活在城市的艰辛。
最初的打工者已经从20多岁步入了30、40多岁，感受了城市漂泊的酸甜苦辣之后，很多人选择了返乡。专家指出，如果城市不能给务工者“家”的感觉，其吸引力就会不断下降。更何况，在农村也有一个正在发展的空间等待他们去开拓，他们已经无需忍辱负重地奋斗在他乡。这种“回归”，也正与中国千百年来“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观念不谋而合。
务工观念转变
在“民工潮”汹涌了20多年之后，最初的打工一代已经渐渐退出，“80后”农民工成了新生代民工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占到了60%。比起他们的父辈，新一代务工者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有着不同的标准。同“80后”作家、“80后”IT精英一样，“80后”农民工也有着与时代同步的特点：他们看待就业更加理性，对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80后”农民工表示，他们进城不全是为了赚钱，他们跳槽是迫不得已，是因为企业让他们加班却又不给他们加班费，因为企业提供的生产生活环境太差。“80后”农民工看中公平与尊重，他们渴望农民工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呼吁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农民工权益维护机构，要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被纳入政府工程，一旦企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以“跳槽”为武器，寻求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一份有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很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这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不适”，以及“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
因此，企业抱怨说，“80后”农民工吃不了苦，工作要求高，不肯干脏、累的活，而且经常跳槽，容易打乱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生产计划。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院近日汇集推出《2007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80后”农民工，是此次调查中的重点群体。调查显示，与父辈相比，新一代民工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但是，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缺乏吃苦忍耐的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
另外一份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新一代外来务工者普遍认为，一线生产工人“工资低、加班多、工作枯燥、上升空间小”，从事的是“没有前途”的工作。他们中多数人将“有前途”作为选择工作的重要条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把城里人作为参照对象。
务工者群体自身观念的变化，带给企业的，依然是招人难的困境：普通岗位民工不愿意干，技术岗位又没人干得了。再加上民工“跳槽”的概率增大，企业要不断的招人才能维持生产。面对“80后”民工，企业除了无奈与迁就，别无他法。
求：抵不住膨胀的压力
“民工荒”不再是春节前后的特有物，而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这与企业发展的轨迹不无关系。对于用工方的企业来讲，招不到实际需要的工人是一大难题，然而，工厂对工人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对民工的需求结构调整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与务工者形成了层次和能力错位的状态，这对“民工荒”的现状无疑也是雪上加霜。
用工需求数量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的高增长，拉动了企业的用工需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推动经济增长，就不得不加大对劳动力的投入。
中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可见，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优势资本和主要动力，为中国商品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
而且，中国加入WTO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刺激企业的用人需求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以广东省为例，根据省劳动部门对全省303家企业用工定点抽样调查结果，2006年广东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为729.92万人次，而求职者只有482.24万人次，其中，59.41%的企业缺乏普通工人。
据《佛山市2006年年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2007年上半年企业用工预测》预计，2007年全市用工需求30万（其中七成是空缺补员，三成是新增岗位），预计新增7万至9万个就业岗位。
不仅是珠三角遭遇农民工短缺，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信息表明，深圳市一季度劳动力需求量将达到100万人左右，预计劳动力缺口20余万人；位于长三角的杭州市，有关部门公布的一项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08家企业中，有52家表示招聘有困难，其中8家企业认为招聘会遇到较大困难；威海晚报报道，威海市各级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对全市各类企业用工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规模以上重点单位的135家企业用工缺口达44510人，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电子、食品加工等行业，另外渔具、餐饮、建筑等行业用工缺口也相对较大。
企业用工需求不断扩大，即使现有民工队伍不流失，用工也将出现短缺，更何况，众多因素导致了年轻一代民工数量减少、很多原有民工不愿意继续留在城市，“民工荒”似乎在需与求之间难以平衡。
用工需求调整缓慢
冷静观察这几年的“用工荒”现象，便可以发现，虽然普通工人也出现了大范围的短缺现象，但企业最缺乏的仍然是有工作经验、有技术能力的劳动力。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现在外来务工者大多数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术，难以到达企业要求。
技术工人不同于普通的劳动力，他们有一技之长。企业在培养技工的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一旦技术工人流失，对企业将是很大的损失，而且新招进来的技工，适应工作也需要时间和精力，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双重损失。温州个别企业采取的恶性挖人法，用金钱吸引本厂员工把别厂的技术工人挖过来，正是企业为技术工人短缺所迫而出的下策。
资料显示，在新的一年里，广东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普通工人需求人数预计比去年增长9.46％，技工需求人数预计增长20.35％。在深圳从事建筑装修业的张经理表示，招工已经成为每年公司运营的最大困难。熟练的技术工人很难找，而且，技术工人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年限，因此，技术好的的民工在年龄上一般较大，他们中有很多结婚生子之后便返回农村，过起了稳定的田园生活；年轻一代打工者不但缺乏技能，而且不愿意干脏活累活，工作稍一不顺利就走人。
有报道称，温州木工现在已经于在奇缺的状态，即使企业出到月薪3000元的高价，招工依然是难事。而且，企业对务工者的年龄、性别的限制，也极大地缩小了企业可以选择的范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章铮副教授指出，目前企业短缺的是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供不应求的主要是25岁以下的员工。而数字却显示，25-35岁年龄段的务工者数目正在以递减趋势下降。另外，个别企业只招募女工或者一定年龄段的男工，生过孩子和年龄稍大的女工在就业市场的可获空间很小。这样，企业的条件性选择再次与务工者的现状发生了错位，自然会招不到需要的民工。
民工数量不能满足企业规模扩大的需要，民工素质不能满足企业技术升级的需要，这不但说明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快于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高速度，同时也在提醒企业，依赖劳动力投入的发展模式是不安全的。因此，有经济专家指出，“民工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警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市场，要彻底解决“民工荒”，就需要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企业进行适度的深度改造，升级设备，改进技术，提高机械化程度，减少对劳动力消耗的依赖。
然而，就算企业改革了，也给民工增加了工资、改善了环境，如果不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很可能会出现新一级“技工荒”。所以，有专家提出，应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对民工进行定向培训，让民工变成高素质的职工，这样才能形成稳定可靠的劳动力资源市场，才能留住民工。
解决“民工荒”现象的对策探讨 篇12
从2004年春天开始, “缺工”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晋江市的大小私营企业主所提及, 仿佛一夜之间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广东晋安某公司招聘主管说, 以前厂里如果缺人了, 只要在厂门口竖一块“招工”的牌子, 就会有人源源不断地上门来求职, 不到几天工夫就能招满, 而且招满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还有人经常来询问是否需要工人。现在是招聘的牌子在门口放一个多月, 都开始褪色了, 招到的工人还不到20人。民工荒从沿海开始, 一路扩散到西部, 确实让某些人感到意外, 甚至有些难以接受。
2 民工荒原因分析
(1) 从表面看, 是薪酬过低, 民工薪酬差不多十年未涨。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一项调查, 12年来, 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 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 实际是负增长。广东省相关人员表示, 技术工人短缺首先是因为一些企业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较低, 对技术工人缺乏吸引力。在广东许多地区, 10年前农民工的月工资约600-1000元, 在政府公务员10年里数次加薪、大学毕业生待遇节节高攀的情况下, 这些农民工仍然拿着10年前的工资。
(2) 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上涨, 导致民工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基本生活保障也难以满足, 我们不难发现民工荒短缺的是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年龄在18-25岁民工。以广东省为例, 目前, 广东的企业对劳动力的文化、技能素质要求比前略有提高, 不过绝大部分的岗位只要求初中文化, 仅一半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水平, 几乎不到10%的岗位要求为中级工并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 进城务工人员中,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9.7%,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1.1%, 高中以上程度 (含技校和中专) 的占18.5%。虽然有些进城务工人员掌握一些简单的职业技能, 但离用工单位的要求较远, 而且绝大多数没有职业资格证书。
3 如何解决民工荒现象
3.1 企业要善待员工
善待员工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为员工增加收入, 并使员工有各种社会保障, 固然有利于吸引民工就业, 但企业要想真正留住人, 还须以人为本, 善待员工, 把工人当自家人看。由此笔者想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公司一位女员工的生日, 她接到了总经理的签名贺卡和公司赠送的一本书《没有任何借口》, 书的扉页有公司赠言:“知识提升竞争力”, 赠言下方盖着公司的印章。该员工激动地说:“一张老总的生日贺卡, 一本公司的赠书, 虽然花钱不多, 但说明公司在记住我们每一位员工。”这个公司不管哪位员工过生日, 都会收到总经理的生日贺卡和公司的赠书。该公司从不担忧缺员工, 因为他们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把尊重员工放在首位, 通过浓厚的企业文化来提高员工的素质, 增强员工们的主人翁意识, 让每一位员工都有归属感。财富更多意味着社会责任更多, 纵观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企业, 无一不是将“善待员工”的思想贯彻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始终。善待员工, 不仅要从道义上给予员工“善”, 还要从管理方法加以“善”:在人格上尊重他们, 在技术上指导他们, 在生产上鼓励他们, 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使外来工在企业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才是最佳的员工管理方式, 也是留住民工最有力的“武器”。
3.2 政府要尽快制定配套的公共政策
各级党和政府应当加强协调与引导, 督促有关部门打破城乡壁垒, 制定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配套政策, 完善各种调节措施和手段。
(1) 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使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城镇转移, 引导这支庞大的人力资源大军在城市创业、发展。要按照法定住所与户籍登记一致的原则, 以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础, 建立城乡统一、有一定自由迁徙权的户籍法律制度。应简化进城务工人员各种证件的办理手续, 把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建立“多证合一, 信息共享”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 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合作, 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学历、就业经历、奖惩情况、刑事违法记录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建立进城务工人员个人档案管理制度, 实行广泛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按照“国家拿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缴一点”的原则, 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 并逐步与城市居民接轨, 使进城务工人员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如子女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生活救济等。
(2) 培育公平竞争、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权利, 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建立公正合理的劳动力市场素质准入制度, 推广劳务定向输出, 建立地区间劳动关系稳定、组织化程度高、管理服务到位的定向劳务协作
3.3 社会要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应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 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服务, 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 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在城市中更好地创业发展, 拓宽就业信息发布渠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多方开辟渠道, 为进城务工人员和用工单位牵线搭桥, 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广开就业门路。如共青团组织发挥组织网络健全的优势, 利用互联网建立“全国进城务工青年劳务信息服务网”, 采取网上信息与网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汇集进城务工青年求职信息和企事业单位用工信息并使之有效对接, 帮助农村务工青年进城求职;要及时、准确地发布重点输出和输入地区的劳务信息, 介绍国家相关法规和宏观调控政策,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 减少外出打工的盲目性和徒劳往返;劳务中介机构的信息服务工作应尽可能前移, 深入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车站、码头以及输出地, 为他们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3.4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应加大宣传力度, 唤起全社会对进城务工群体的关注。要大力宣传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积极作用, 树立进城务工人员中的正面典型;纠正长期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观念上的歧视, 使城镇居民能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进城务工人员, 形成平等友善、和睦相处、共建城市的社会氛围;教育引导进城务工人员自觉提高文明素养, 积极融入城市生活.
“民工荒”更提醒企业通过人性化的管理留住民工。现在, 更多的企业老板认识到, 要吸引民工, 人性化、人情味的管理是关键, 企业不光要用工资, 还要用感情和文化来留人, 要让员工有家的感觉, 有归属感和归宿感, 要营造富于吸引力的企业文化。
摘要：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 在广东一些地方却爆发了“民工荒”。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 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头等大事。20多年来, 这几乎是第一次让老板们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而展开了争夺战, 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 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们的权益得以凸显, 它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
关键词：民工荒,民工潮,保健因素,激励因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