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共12篇）
民工潮 篇1
摘要：“民工潮”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跨世纪的潮流,造成中国“民工潮”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是土地资源缺乏,政府政策向城市倾斜,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文章对此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农民工,民工潮,土地资源,政府政策,经济利益
每年春节过后,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工离开自己的故土,到城里去打工,从而形成了当前中国特有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即“民工潮”现象。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的“民工潮”是一个跨世纪的潮流。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民工潮”这一现象呢?为什么近几年来“民工潮”现象愈演愈烈?本文将从土地资源缺乏、政府政策偏向和经济利益驱动等方面来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1 土地资源缺乏与“民工潮”
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农民工外出的“推力”。人多地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它将继续下去,并将有所加剧。我国耕地总数从1949年的0.97亿hm2上升到1957年1.11亿hm2的最高峰值,然后不断减少,从1962年的1.032亿hm2一直下降到1995年的0.95亿hm2。2000年开始的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耕地面积又一次明显减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城市规模扩大,非农业占地增加,导致耕地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8万hm2;而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不断攀升,2007年达到13.21亿。这一增一减,导致人均耕地数大幅度下降,2007年人均仅0.09hm2。
造成土地资源大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因办厂和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耕地。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由于缺少规划,造成对土地的滥占滥用。房地产开发热和办开发区热,又使得各地出现了严重失控的“圈地运动”,大量的耕地被圈占。过热的房地产开发对土地的廉价占用,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危机更为严峻。
土地资源危机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土地资源数量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土地资源质量的下降。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向土地索取,而不向土地投入,搞掠夺性经营,乱砍滥伐,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使用过度,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据统计,我国现阶段受水土流失危害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1/3,受污染的耕地占总耕地的1/7,沙漠化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5%,目前土地沙漠化正以每年66.7万hm2的速度发展[1]。在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农民,这么多的农民怎样面对如此少的耕地?所以土地资源的供求矛盾使得大量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
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短期生产过程中,有些要素的量是不可变动的(即固定要素),有些要素的量是可以变动的(即可变要素)。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在连续等量地把某一种可变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固定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的[2]。这条规律可以很适合地运用到土地使用等自然资源的场合。在此,土地是固定要素,而农民的劳动是可变要素。开始时,随着劳动要素的增加,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边际产量随劳动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时,总产量是递增地增加的;在劳动要素继续不断地投入过程中,会超过那个最佳投入量,最终使得劳动要素达到饱和状态,边际产量就转为递减了。这时总产量虽然继续增加,但却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当边际产量下降为0时,总产量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劳动要素的继续增加,边际产量成为负数,总产量转而下降。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效率更低的劳动者,而是因为,在数量固定的土地上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较多的劳动力与较少的土地结合,使劳动力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确是一种明智之举。
2 政府政策偏向与“民工潮”
我国的宏观政策制度有许多方面,其中不少与农民流动密切相关。造成民工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家政策偏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倾斜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从农村吸走了大量的积累,但又不能为农业劳动力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相应的就业机会,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国家采取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和迁移到城市里就业、上学和居住,等等。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共有14种具体的政策制度限制了农民自由流动,如户籍制度、粮票及其他票证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3]。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状况有所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尽管一直以来我国农业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0%以上,然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偏向城市。不仅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小,而且为加快工业化,借助“价格剪刀差”这种不等价交换,让农业辅助工业发展。如今,农业生产甚至出现了负效应情况,使得很多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更加强烈。
重视“三农”,这是政府提出多年的口号,可是实际上政府拿钱的时候却不多(图1)。从图1可以看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几乎成下降趋势。
2005年起,全国免征农业税,大受农民欢迎。但是,现今通货膨胀,物价大肆上涨,政府免征的那些农业税又事实上能为农民减轻多大负担呢?让工业反哺农业,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只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农民所缺的生产资金,财政却爱莫能助。近些年,政府贴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农民放小额贷款,小额信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但是,贷款额度小、周期短,仍难满足农民的需求。凤庆县的茶农说,种茶一般是三年回本,五年赚钱,可农信社要求当年还款,钱不好借,茶农告贷无门[4]。在一些偏远地区,经济极不发达,可能连信用社这些机构都还没有,他们又能上哪里去贷款发展农业呢?这些农民为了更好的生存,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外地打工。许多较为贫困的县把支持农民外出打工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在四川省开县,人们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对本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空手出门,抱钱回家;出去1人,脱贫1户,带富1片”。开县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约50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常年输出劳务的劳动力从20余万增加到40万人,年创劳务净收入超过12亿[3]。诚然,在这么多政策的推动下,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挣钱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经济利益驱动与“民工潮”
微观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农民干农活不管是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还是为了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经济利益,都是在从事经济活动。农民也是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也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全国大量民工背井离乡,四处流动,十分艰辛,利益是驱动他们流动的第一原动力,或主要原动力[3]。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据对各地打工者的多项调查,有70%以上的人认为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为增加收入,多挣些钱。在那些未外出当民工的农民中,也存在同样的外出务工经商的想法[3]。对于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脱离农业领域的主要目的,有58.3%的农户认为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有22.2%的农户认为从事农业的社会地位低,外出务工经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19.4%的农户是为了满足自家剩余劳动力的厚望[5]。
为什么农民一定要拼命外出打工挣钱呢?除了耕地的大量减少,已经不能满足农民人口的增长外,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业和农村的各种生产成本高,造成农民种田不如弃田。再者,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存在很多缺陷,例如调节经济的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揭示了这一点。这种理论指出,当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生产时,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种周期性波动[6]。例如,某种产品在第一期中供小于求时,价格上升,第二期必定价格下降,因为大家觉得这种产品赚钱,都去生产它,结果导致供过于求;第三期就没有多少人去生产该种产品,所以市场上又会出现供不应求,价格上升;第四期价格又会下降。把各个时期的价格与产量波动画出一个图,这个图就类似于一张蜘蛛网,所以称为“蛛网理论”。这种蛛网型波动在农业中表现最明显。在重庆市很多乡镇,以前大家都是在田地里种粮食,后来有人开始不再种粮食,而改种各种蔬菜。就在当年,他们就靠把蔬菜运到镇上去卖而挣了不少钱。乡镇上的其他人看着有些眼馋,在第二年就纷纷都不种粮食,开始种蔬菜。等到卖菜的时候,大家都将自己家的蔬菜运到镇上去卖,可是当年却买不了好价钱,因为菜太多了,有的甚至卖不出去,这下谁都没有钱赚了。所以他们怎么也富不起来。与其这样待在农村,还不如出去闯一闯,而且城市的整体工资和生活水准都高于农村,只就这一点就使得更多的人向往到城市去打工。
在农民外出打工的过程中,他们还要消费,要有整个流动过程的成本。只有当打工收益抵消没有在家务农而产生的损失,再减去流迁过程的成本还有剩余“红利”,农民才能外出,即“打工总收益>在家务农收益+流迁成本”。
可以这样来描述,流迁成本就是打工者为实现流动而进行的投资,是流迁投资,是为了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更有效地配置和更有机地结合而在空间移动上的投资。这种投资包括两部分:一是为实现流动而在经济上的开支,如交通费用、信息服务费用和有关手续费用等;二是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地区差异给流迁者带来的损失,如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政策上的差别,以及文化差异、社区差异和地理差异等,给流迁者所造成的福利待遇、文化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生理和心理代价等。一般情况下,流迁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本的高低与流迁距离成正比关系,但同时,流迁所带来的收益的多少也是与流迁距离成正比关系[3]。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流迁的过程中会存在着风险,可能因为流迁而获益,也可能因为流迁而受损。每年出去打工的人,有的是带着不少钞票回家的,也有不少是空手而归的,甚至连本钱都没找回来。尽管这样,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他们还是愿意流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早在1961年就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这种流迁成本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经济增长要求工人在国内大量流动,以适应变化的就业机会。青年男女的迁移要比年纪较大的工人更加容易。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迁移所需的费用是人力投资的一种类型,那么,这种迁移当然也就具有经济意义了。与年龄较大的工人相比,年轻人能有更多的年限由这类投资获取利益。因此,只要工资额稍有一点差别便是足以使得他们的迁移有利可图,换句话说就是,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用于迁移的投资可望得到更多的利益。
1978年,舒尔茨又进一步指出:根据人们的物质及经济条件之差异,这种迁移成本的变动范围很大。一般地说,个人迁移的成本比全家迁移的成本要少;年轻时代进行迁移所花费的成本比年纪大的人要少。这种迁移成本具有在人力资本上进行自我投资的性质,迁往新的地方之后所获得的金钱和非金钱性好处即意味着其未来的利润,从投资的角度看,年轻人具有较长的未来时期,他们能够在这较长的时期当中使自己的投资得到补偿[7]。虽然舒尔茨上述两段话中所说的“成本”是指劳动力长期性或永久性迁移的成本,但是对于中国“民工潮”中的打工者的流动方式基本上是适用的[1]。
早期民工外出主要是为了直接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即挣现钱。大部分农民是为解决温饱问题。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的生活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外出打工已不再是为了纯粹的短期经济利益。在家的时候就时常听到笔者村里的那些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民工说,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精彩,城市里的人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看到了哪些在农村没有见过的东西。他们讲得津津有味,听的人是兴致勃勃,似乎他们也想出去见识见识。现在农村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再继续念高中。在整个民工潮的影响下,他们想的就是要早早地投入到社会中去,早一点出去挣钱,早一点出去见识一下别人口中所谓的世面。
一般而言,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选择外出打工等非农化活动的动机有明显差别,即收入越低的农户外出的直接增加收入动机越强烈,收入越高的农户外出的直接增加收入动机越弱。
据1995年对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和肇庆市的401名打工妹调查,她们当中打工目的是“学点技术,发展个人才能”的占首位,达到19.2%;第二位的是“希望了解外面世界”,占18.87%;第三位的是“为了家庭和自己的生活”;第六位的才是“为了赚钱”。应该承认,第一、三和六位的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只不过第一位的主要是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8]。另据1997年的一份调查,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因依次是:出来学门技术、出来见见世面、挣钱补贴家庭、家里劳动力富余和务农挣钱太少[3]。
4 结论
中国“民工潮”的背后确实蕴涵着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因素,而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利益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中国的“民工潮”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虽然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工潮”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它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笔者认为,若要使“民工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政府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给农民更多的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不仅让农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而且与此同时也带动了相关消费部门的发展,使得这些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二是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就目前来看,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所用的器械都还比较原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应加大在此方面的投资力度。三是将更多的科技引向农村,可以组织一些技术员到农村宣讲科技农业以及教他们科学种植,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和粮食质量,增加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四是加强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加大教育投入使农民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寻找其他致富之路。这样,提高了农村相对城市的比较收益,更多的农民就会选择留在农村,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问题,而且使农村和城市经济双向发展,更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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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 篇2
一、农民工返乡后的基本流向与职业取向
根椐笔者了解，目前返乡民工主要有四种打算：一是部分年青民工暂时回家，待经济回暖后再次外出务工；二是部分年龄较大的民工，准备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三是在外务工时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的人员，准备回乡创业。四是部分青壮农民工返乡后在小城镇滞留待业。有的择机再就业，有的沦为无业游民，甚至进行违法犯罪。五是有的长期在外从事违法犯罪的人员也有一部分陆续返乡，在家乡继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二、返乡民工的构成及心里分析
据调查和分析，我县返乡民工在外工作年限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一二十年不等，他们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蓝领”与“白领”并存。二是技工与普工并存。三是“中管”（中级管理人员）与“班管”（班组长）并存。四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五是“老板”与“雇工”并存。六是高学历与低学历并存。七是城市户和农业户并存。八是“沿江”与“沿海”并存。九是务工时间长短并存。从上述九大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县返乡农民工群体庞大，是一个具有一定素质、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城市产业工人群体。从心理角度分析，较长的工作阅历，已经使这部分人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接受并适应了现代生活理念。他们对城市、对早已习惯的“上班”模式，已经产生了较强的心里依赖。现在，要让他们重新回乡，或务农，或创业，或待业，除缺乏必需的心理准备外，也有相当强的抵触情绪。回乡农民工中，除年龄大于50岁、身体状况欠佳的人准备回乡养老或养病外，大多数人还是寄希望于经济形势回暖准备择机再行就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想在本地谋业。毫无疑问，这种把就业寄托在当地的心里期望，一方面可以为当地企业挑选必需的各种用工缓解招工难题，同时也使得本地民工就业压力骤然上升和就业矛盾凸显，也使得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
三、返乡民工潮的利弊分析
返乡民工潮给当地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方面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城市返乡失业人员增加过快过大，登记失业率上升；二是返乡农民工将大面积涌入城镇，将使劳动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这种压力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压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是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新的难题。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但实际情况是只有立业才能安居，只有立业才能立足，试想没有工作，没有必要的生活保障，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人的心态、思想均会受到很大影响，势必给社会治安的稳定带来很大的隐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此次返乡民工潮带来的冲击，与企业改制形成的下岗潮存在很大不同，其中有弊，也有利。一是大批民工返乡，可缓解当地企业的招用工压力，破解“用工荒”难题；二是大批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才能的中高级人才将满足当地企业的人才需求，有效改善本地企业“一才难揽”的尴尬局面，对于改善经营，扩大就业起到积极作用；三是企业技工、熟练工紧缺现状将得到改善，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技工靠当地技校培训“等米下锅”的现象；四是返乡民工多年工作经验带来的人脉资源网络，将大大拓展企业的营销购销方向，降低相应的成本；四是回乡中的“中产阶级”，将成为创业促就业的骨干队伍，他们可利用资金、市场伙伴、经营经验，与本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优惠扶持政策紧密结合，积极自主创业、创办经济实体，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扩展，迎来新一轮的就业高潮。当前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困难，但如果措施得力，因势利导，也可将民工返乡潮转换成为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稳压器。
四、政府有关部门
要及早谋划切实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和社会稳定工作
根据返乡民工的结构，心里状态以及利弊因素，政府有关部门要“放大优势，疏导劣势”，重点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切实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和培训工作，扩大民工再就业渠道
1、摸清情况，积极应对。各乡镇要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入基层，全面摸查，掌握返
乡农民工数量和基本情况，基本动向进行动态监测，实行定期汇报制度，为县委政府决策提供翔实的依据。政府有关部门要结合商城的县情尽快制定出台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确定应对措施，提出明确要求，落实工作责任。要尽快召开各乡镇、部门负责人会议，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各级各部门做好返乡民工就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作为，在全县迅速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农民工就业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适时组织召开返乡农民工座谈会，倾听返乡农民工在培训、就业、创业方面的需求，以此开展有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2、加强培训，储备技能。要把因金融风暴而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看着是培训农民工、提升农民工素质的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通过强化培训促进劳务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商城农民工的劳务输出竞争力。县政府要将劳务扶贫、阳光工程、科技培训、品牌培训等培训项目和培训资金进行整合，根据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需求、农业产业经营需求以及沿海企业新的用工需求，统筹安排，集中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将明年的培训项目提前到今年实施，以确保对有意愿参加培训的返乡农民工一个不漏地进行培训，储备技能，促进就业。在实施培训项目过程中，首先要加强农民工的就业观教育，帮助返乡农民工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因地制宜找工作；其次要针对市场需求调整职业技能培训结构，特别是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技能培训，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不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努力提高培训后就业率；三是要加大政府投入，扩大免费培训范围，足额落实培训补贴，鼓励和引导社会培训机构参与民工培训，形成社会“大培训”格局，扩大培训规模；四是劳动、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全县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严把培训补贴支付关口，努力提高培训质量。
3、优化服务，实施帮扶。首先是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妥善解决好长期外出民工返乡后的基本生产、生活等问题；其次是要着力解决好返乡民工的参保、就医等问题与返乡民工子女的就学、就医等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土地流转承包中存在的土地山林权属等问题，确保耕者有其田。三是要优化服务手段，为失业返乡民工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帮扶。及时把返乡民工纳入就业援助、免费职介、免费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发动各级各部门力量开展全方位的就业帮扶；积极通过劳动力市场、“政府公众网”、县有线电视台、手机短信等途径，及时为返乡民工提供用工信息；多方筹集岗位，不定期召开专场招聘会，为返乡民工搭建寻岗平台；加强与劳务输出合作协议地区的密切联系，开展有组织的省外劳务输出，努力稳定输出规模；建立绿色服务通道，对有创业意向的返乡农民工积极开展免费创业培训，向他们推荐创业项目，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实行“一条龙”跟踪服务，县要设立专项扶持基金，为回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一人创业成功，带动多人就业。各有关职能部门都要按照一切为发展经济服务，一切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努力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缩短办事时间。同时对于本县引进企业也要开展调查，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一些经营有困难的企业，要制定应对措施，进行必要的政策帮护或是政策干预。不能坐等倒闭后把包袱留给政府才来出面处置，而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使企业能渡过难关，共渡时艰，确保社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
4、扩大“内需”，就地转移。我们应该紧紧把握扩大内需、产业调整等有利条件，革新思路，广辟渠道，开发岗位，大幅度提高县内就业容量，帮助大部分返乡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利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大扩商引资力度，通过简化审批程序，优化投资环境，落实和增加优惠政策等措施将一些竟争力较强，符合国家政策，能够经抵御金融风暴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创新型及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引进来，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就业机会，拉动县域经济的增长。二是抓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通过改种改制、生猪填槽和小家禽增养工作，全力推进茶叶、疏菜、林业等特色产业发展，拓宽就业门路，让返乡民工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实现就业；三是进一步活跃商贸流通，抓住中国·世界桂花园等大型企业项目落户商城的有力时机，积极拓展旅游业、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吸纳一批返乡民工就业。
（二）积极做好维稳工作，提高预防打击和控制犯法犯罪的效能
1、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努力化解不安定因素。公安机关和各基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要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对因山林、水土、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劳资或是因邻里口角造成的各种矛盾纠纷及时进行排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处置，防止因矛盾激化而酿成重大恶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如我县公安机关在“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中，注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于近期妥善处理了2起因劳资纠纷引发的案事件，受到了县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2、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控，防止发生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事件发生。公安机关要加强对重点人口、两劳释放人员、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员以及其他高危人群的重点管控，加强对返乡民工中无业人员的调查掌控，加强对有犯罪劣迹的人员调查和动态管理、加强对情绪波动较大的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帮助，防止他们铤而走险，实施违行犯罪活动。
3、加强应急机制建设，不断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乡镇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应急处突机制的建设，制定各种工作预案，防止突发性事件发生，一旦发生了突发事件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控制事态，防止事态恶化或蔓延，加强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要建立预警机制，做好各种警情的前瞻性分析和研究，及时采取针对性较强的措施，努力转危为机。
4、切实做好打击、预防和控制犯罪工作，努力遏制犯罪势头。公安机关要认真研究各个时期的犯罪规律和动态，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开展治安巡防，加大防控密度和强度，扩大覆盖面。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破案攻坚活动，增强打击犯罪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积极开展社会治安整治活动，切实打击黑恶犯罪。尤其是对于那些涉枪涉爆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违法犯罪人员决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做到除恶务尽。要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决不让他们形成气候。要按照发现得早、控制得住，打击有力的要求，不断创新公安工作方法，增强做好维稳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努力提高公安机关打击和预防控制犯罪的效能，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5、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政府有关部门要把保障民生放到重要位置，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要及时作出回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与民争利事情发生，对于国家建设确需要征地拆迁的，要尽可能做好过细的思想疏导工作，尽可能把赔付和补偿落实到位，要注意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工作，化解矛盾，防止过激行为，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
“民工慌”与“民工荒” 篇3
从去年年底珠三角等地形成的“民工慌”，到现在的“民工荒”，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劳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再次暴露。对这一问题不正视，不剖析，不解决，“民工荒”将成为常态。而当这一问题得到认真对待，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区域增长方式最终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经济增长阶段。
据有关部门调查，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正悄悄发生变化一是集中输入地由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为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同步聚集：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拉动内需型转移：三是就业形式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民工慌”。
毋庸讳言，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普遍过低，生产环境长期恶劣，员工福利待遇的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增长水平。作为外来者，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弥合。不少企业的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一个重要的支撑面，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甚至可以任意浪费挥霍的劳动力资源。
这种“血汗工厂”对人力低成本的过度依赖，只能是短暂的，并不能维持多久。昨天的农民工，一旦向今天的产业工人进化，其权利意识、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就开始觉醒，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他们用脚投票，不断地迁徙和流动，寻找他们以为的付出和回报等同价值的所在。对企业而言，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得超额利润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如果离开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要想获得持续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很显然，“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并从沿海向内地蔓延，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行将逝去。中国接下去的经济增长，也就随之进入一个高工资 高效率的崛起时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才是和世界发展理念，意识、思想的接轨。
当劳动力變得昂贵的时候，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才算真正地在营造着人民的富庶。人力资本的上扬，除了回归生命的本来价值之外，将迫使企业在生存和发展面前，更多地追求科技含量的加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不带污染的利润。
显然，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都有必要更深刻地反思在以往发展中积累的弊端，积极催生善待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出台，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
“民工潮”的现状分析及管理方法 篇4
在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 社会的复杂性, 开放性和多边形已经很突出, 国家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也构成了“民工潮”现象产生的大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群体逐渐出现多元化倾向, 进而出现了每一阶段都不同的流行现象的产生。所以, 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 “民工潮”也是应运而生, 也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又一次出现连续扩大的趋势, 农民流入城市的人数迅速增多。“民工潮”已经成为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 无法掩盖地暴露在社会肌体的表面。而且, 近几年来, 中国的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 引起的社会经济冲击越来越沉重, 已成为政府部门、新闻界、学术界, 乃至城市居民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民工潮”已经成为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 无法掩盖地暴露在社会肌体的表面[1]。
一、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简介及判断标准
1. 基本定义。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每年农历正月前后, 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 东奔西跑, 铁路、路车流如水, 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海绵, 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 拍打着城市的门户。改革开放以来, 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 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
2. 民工潮的成因。
将“民工潮”简单地概之以“盲流”, 未免太失偏颇。“民工潮”的潮起决非偶然, 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总体来说, “民工潮”形成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2]。
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1) 大势所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必然趋势。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 各国在农民完成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过程中, 都存在着一个过渡期[3]。纵观发达资本产业革命时, 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60%多, 之后逐年减少。20世纪后, 随着科学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更快。20世纪60年代初, 联合国曾作出估计:每年约有1 000万农民流向城市, 即每天近3万人;十年后是1 400万人, 即每天近4万人。目前英、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仅占2%~3%, 中国剩余劳动力达1.5亿。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 确属必然。 (2) 政策所致。1979年以前, 中国农村经济政策, 赋予了农民支配自己劳动时间和优化劳动要素配置的权力。从此, 劳动效率明显提高;同时, 又促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 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
二、“民工潮”所带来的问题分析
大规模的民工涌入一个城市, 一方面必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 事物是具有两面性的。民工大量的涌入必然会给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影响, 同时, 也会对人口的流出地带来影响, 甚至是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本文将着重于治安问题, 教育问题和留守家庭问题来展开讨论。
1. 关于教育问题。
如今,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体现, 不是简单的城乡差异, 而是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间的差异。问题主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曾以“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形式把中国公民分成身份不同的两大类别, 蜂拥入城的农民工居住在城市, 户籍却仍是在农村。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应由户籍所在地负责。 (2) 就是农民工的收入不高, 也局限了他们对于孩子教育的追求。农民工从事的一般都是体力活, 工资不高, 生活水平低于城市的平均水平, 且在工作过程中经常遭受不公正待遇如拖欠工资等, 这些因素也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望学兴叹”的现象。
2. 关于治安。
治安问题是双方面的, 不仅民工的流出地有治安问题。民工的流入地也有治安问题的存在。大规模人口的流入, 是对一个城市的考验,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人口的骤增, 必然会带来众多的治安问题。造成治安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下述几项: (1) 归属感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所服务的城市并没有礼遇他们。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 (2) 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 由于大量的农民是以无组织的方式进入城市的, 其组织化程度很低, 犹如一盘散沙, 缺乏依靠自己的组织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民工从事的一般都是体力活, 农民工进城务工靠的是体力还有就是自己的一技之长[4]。
3. 关于留守家庭问题。
“民工潮”的出现使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 一个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众所周知, 父母教育是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家长作为联系学校和学生的特殊纽带, 在儿童的成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父母外出打工, 就留下儿童在自家, 对于儿童的心理难免造成影响, 会使性情和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会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自卑等, 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受社会上不法之徒的引诱、教唆、强迫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5]。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解决成败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6]。
三、对于“民工潮“带来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对于“民工潮”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如果不立即采取相关有效地措施, 将会使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化。解决农民工问题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并将加速中国发展, 同时推动构建和谐社会[7]。
1. 加强、规范户口管理, 推进改革。
从根本上说, “民工潮”是长期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 化解“民工潮”的治本之法就是改革。首先, 改革旧的城乡隔离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工人、农民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 是可以变动和流动的。旧的以身份为核心和出生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状况需要改革。当务之急是要制定政策、法规、适应人口流动的新形势。
2. 切实抓好基础教育工作, 努力扩大专业技术培训。
当前应切实普及基础教育, 通过做农民的思想工作, 提高其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并通过减轻他们的负担政府需在“民工潮”问题上有所作为, 兴办适合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机构, 各定点培训机构都能认真学习有关农民工技能培训方面的文件及管理制度, 深刻领会农民工技能培训“针对性、实效性”的特点, 结合自身培训能力和办学特点,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结合实际, 科学调整培训专业, 旨在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素质。
3.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落脚点, 构筑解决农村留守家庭问题的社会支持网络。
“留守家庭”的问题不单单是居民得做好的工作, 得是多方面的工作, 政府、基层组织、居民自身互相配合才能做好的。只有将社会治安问题看成一个多极、多层、多变的整合系统, 才能真正地认识社会治安问题, 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治安问题[8]。总而言之, 党政各级领导要“合心”, 社会各个部门要共同参与, 治安管理的各项措施要“合拍”、“合力”, 广大人民群众要“合作”[9]。
4. 切实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
针对“留守儿童”问题, 最好的解决措施是尽量保持家庭的完整。华南师范大学前教育专家袁爱玲表示:即使祖辈曾经是教育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仍然不能替代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影响[10]。所以, 为了孩子的将来, 父母双方尽可能留一个在家, 以保持亲情和亲子教育的相对完整。
结语
“民工潮”的话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媒体屡见不鲜关于民工的报道, 所以“民工潮“所带来的问题得列入到政府的工作日程中去, 当然, 这不是政府单方面所能解决的, 得建立政府、社会、民工三面的解决体系。从根本上说, “民工潮”是长期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 化解“民工潮”的治本之法就是改革, 若长期留此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否则,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摘要：“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还有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脚步, 越来越多的民工涌向沿海较发达城市, 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治安, 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因此, 从管理学的学科论文中探讨“民工潮”的问题, 既是一项学术的探索, 更是一种现实的必要。
关键词：“民工潮”,城市化,社会治安
参考文献
[1]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J].读书, 2009, (5) .
[2]周敏, 伊海龙, 陈之欢.对“民工潮”与“民工荒”成因和解决对策的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 2005, (9) :434-438.
[3]黄任民, 洗琴琴, 巨文辉, 赵祖平, 列文军.经济转型中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差异与不平等待遇[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07, (4) :13-17.
[4]郭晓鸣, 周昌文.民工潮效应分析与对策[J].经济纵横, 1991, (7) :41-45.
[5]于慎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折[J].中州学报, 2006, (3) .
[6]胡朝阳, 张振乾.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现状报告[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 2005, (8) .
[7]胡鞍钢.农民工问题是解决三农的核心[J].当代经济, 2006, (4) .
[8]何勤华.中国社会治安管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1-4.
[9]陈岭.综治方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与实践[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3-14.
民工潮 篇5
我是内江师院的一名学生，为了更好的了解农民工的现状与农民工社会保
障方面的问题，现需要您的配合来完成这份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填写的方式，不涉及您的隐私，请您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填写相信您会认真完成。
单选题
1.您的性别是 男 女
2.您的学历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3.您的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4.您现在从事的行业是 小本生意 运输 中介 建筑 其它
5.您的月收入 1000元以下 1000元至2999元 3000元至4999元 5000元以上
6.您对您当前的工作的满意程度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7.您家中是否拥有土地 拥有 没有
多选题
8.土地用途 种植粮食作物 种植经济作物 其他
9.您现在入有一下哪些保险 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养老保险 还有其他
填空题
10.您的家乡
11.您的家庭人口数
12.您现在的工作地
13.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民工潮 篇6
一、依法规范企业事涉农民工劳动用工管理
加强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建设，督促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职工名册并及时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劳动用工备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实行动态管理。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招用农民工人员流动频繁、签订劳动合同难度大的实际，从提高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操作性和实用性出发，大力推行劳动合同简易文本，明确农民工劳动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工资支付方式等必备条款，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加强对企业劳动用工情况的执法检查，依法纠正和查处不与农民工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等违法行为，并将有关情况向同级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通报。
推行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在全省工程建设领域，实行施工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制度，督促各类企业对招用的农民工全面实行实名制管理，编制农民工劳动用工计酬手册，实时记录施工现场作业农民工的身份信息、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工资支付、出勤考勤等信息，由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施工总承包企业负责对分包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进行监督管理，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专管员，建立管理台账，实时掌握施工现场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不得以包代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企业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的督促指导，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逐步实现农民工动态管理。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监督本行业工程建设项目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情况。
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明示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企业及所在项目部、分包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劳动用工相关法律法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日期，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实现所有施工场地全覆盖。对未按规定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或未如实公示的，由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转变工程建设领域劳动用工方式。针对东北地区工程建设季节性强、工期短的实际情况，培育具有我省工程建设特点的建筑产业工人队伍，鼓励施工企业将部分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农民工招用为自有工人，采取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方式，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符合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实际的劳动合同，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引导具备条件的劳务作业班组向专业企业发展，鼓励施工企业与建筑劳务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二、建立健全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制度体系
完善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制度。加强对建设资金的监管，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采用经济手段约束建设单位履约行为，预防工程款拖欠。对建设资金落实不到位的工程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或不予办理开工备案，不得批准开工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管理，对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的政府投资项目不予批准。政府投资项目不得以施工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并严禁将带资承包有关内容写入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条款。行业主管部门应规范建设工程施工发包承包活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分包及挂靠等行为。规范工程款支付和结算行为，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结算，建设单位应按合同约定的计量周期或工程进度结算并支付工程款。探索建立建设项目抵押偿付制度，有效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对长期拖欠工程款结算或拖欠工程款的建设单位，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新项目开工建设。
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资金保障制度。各地要因地制宜，在建筑市政、交通运输、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并逐步向其他易发生拖欠工资的行业扩展。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应按照工程承发包合同价款（跨年工程按当年计划完成工程价款）4%的比例到政府指定的银行存储保证金。对未按规定足额缴纳保证金的建设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责令其限期缴清。完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对一定时期内未发生工资拖欠情况的企业实行适当减免措施，对发生工资拖欠情况的企业适度提高缴存比例。严格规范保证金动用和退还办法，在施工企业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情况下，应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日内将保证金本金和利息一次性返还企业。建立健全第三方担保制度，探索推行业主担保、银行保函等第三方担保制度，为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提供担保。探索金融机构为建筑业企业及项目承包人提供农民工工资专项贷款服务等方式，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和欠薪保障金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推动解决因企业欠薪造成的农民工生活困难等问题。
推行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相分离。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在工程项目所在地银行开设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企业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中，应约定人工费比例或数额，并将款项单独拨付到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施工总承包企业开设的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应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备案，并委托开户银行负责日常监管，确保账户资金专款专用。开户银行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如发现账户资金不足或被挪用等情况，应及时向所在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告。行业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对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资金拨付情况和专用账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应督促其限期改正。
推行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制度。推动各类企业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在工程建设领域，鼓励实行分包企业通过施工总承包企业委托银行直接代发农民工工资的办法。分包企业要及时为招用的农民工申办银行个人工资账户并办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按月编制农民工工资支付表，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后交给施工总承包企业，由其委托银行通过设立的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划入农民工个人工资账户。
健全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全面构建企业工资支付监控网络，依托基层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平台的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和基层工会组织设立的劳动法律监督员，对辖区内企业工资支付情况实行日常监管，实时掌握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发现欠薪问题及时向所属部门报告，并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共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避免事态扩大。对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企业实行重点监控并要求其定期申报工资支付情况。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等原因需延期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应明确延期支付工资的期限，经向行业主管部门、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报告后执行。各地要建立和完善欠薪预警机制，根据工商、税务、银行、水电供应等部门和单位反映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相关指标变化情况，定期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进行督查和综合分析研判，发现欠薪隐患及时预警并做好防范工作。
健全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理制度。按照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企业信息公示工作的要求，加快推进劳动用工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制度，完善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管理，将劳动用工、工资支付情况作为企业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分类、分级、动态监管。建立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制度和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通过各类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企业拖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的归集、交换和更新机制，将查处的拖欠工资失信企业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吉林省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平台、工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住房城乡建设等行业主管部门诚信信息平台或政府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相关信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企业信用信息互认共享。加强对企业失信行为的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对拖欠工资的失信企业，由有关部门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履约担保、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实现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违法成本。
三、依法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察执法，扩大日常巡视检查和书面材料审查覆盖范围。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受理和案件查处力度。完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多部门联合治理、联合检查、联合办案机制，深入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提高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查办效率。加强地区间执法协作，健全省内跨区域案件执法协作机制。强化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和衔接。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推动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和法院财产保全等制度有效实施，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有效打击和威慑恶意欠薪和欠薪逃匿等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处理欠薪争议案件。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效能建设，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开庭、及时裁决、快速结案，对集体欠薪争议或涉及金额较大的欠薪案件要挂牌督办。加强裁审衔接与工作协调，提高欠薪争议案件裁决效率。充分发挥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作用，引导农民工就地就近解决工资争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法律援助中心等要依法及时为农民工讨薪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妥善处置欠薪突发事件。各地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明确指挥权限和部门职责分工，规范分级响应和处置流程，积极稳妥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对采取非法手段讨薪或以拖欠工资为名讨要工程款，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严格落实相关责任
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企业主体责任。各类企业对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承担主体责任，要严格依法将工资按月足额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将工资支付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下同）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分包企业（包括承包施工总承包企业发包工程的专业企业，下同）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在工程建设领域，建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划拨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负责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对建设单位工程款已经及时拨付到位，施工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致使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企业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分包及挂靠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承担清偿责任。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地政府对本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负总责。要完善目标责任制度，制订实施办法，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纳入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市（州）、县（市）农民工待遇保障工作警示制度，促进企业和政府保障农民工待遇责任的落实。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发频发、举报投诉量大的地区及重大违法案件进行警示通报、重点督查。
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推动和督促检查等工作，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检查；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工程建设市场秩序，做好清理拖欠工程款工作，督促企业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规定，负责督办解决因挂靠承包、违法发包、分包、转包、拖欠工程款、未按规定存储保证金、计量计价或结算争议等源头性欠薪案件和工程纠纷案件，并积极做好源头预防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严格审查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公安部门负责做好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的接收和立案侦办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或突发事件，依法查处恶意讨薪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法律宣传以及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全过程的资金监管，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资金等工作；人民银行负责协调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农民工工资相关账户监管，推进银行卡支付工资工作，依法将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企业纳入征信系统，并实施联合惩戒；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负责督办解决所辖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等工作；工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为，将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企业纳入工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对其予以限制，对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工会组织负责对企业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及时报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信访部门负责拖欠农民工工资信访问题的接待办理，协调督促有关责任单位解决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等工作；监察机关负责受理相关违纪违规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其他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协作，积极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五、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建立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发展改革、公安、司法、财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监管、工商、税务、工会、信访、检察院、法院、机构编制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分析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形势，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政策措施；督促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对相关任务完成情况开展定期督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研究解决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维权能力建设。加强劳动关系协调工作机构队伍建设，提升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进一步提升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能力，按照 “完善制度、理顺体制、健全机制、加强执法 ”的工作思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关于加强劳动保障执法能力建设的意见》（人社部发〔2015〕67号）要求，综合考虑监管职责、辖区用人单位数量、劳动者数量、劳动保障违法案件数量以及辖区面积、交通和通信条件等因素，合理配备劳动保障监察员，科学配置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和编制，规范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设置、性质，统一机构名称。按照执法规范化的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配备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装备，将劳动保障监察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提高劳动保障监察信息化管理水平。推进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省级联动处理平台建设，促进省内跨区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快速办结，提高案件处理效能。
从严落实责任追究。督促企业依法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主体责任。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高发、频发以及拖欠工资问题比较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地区，省政府将约谈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对政府领导责任不落实、部门监管责任不到位、相关工作人员不尽职的，要追究相关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并引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要追究项目负责人责任。
民工潮 篇7
一、民工权益缺失现状及原因
1. 民工权益缺失现状
(1) 劳动合同签约率低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在强资本, 弱劳动格局下, 企业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普遍存在, 尤其是安全保障措施比较差或对身体有伤害的企业, 企业往往通过不签订劳动合同逃避责任。
(2) 劳动合同不规范, 劳动保障水平低
部分企业与职工签订合同, 但其合同内容存在严重不平等性, 有些合同文本只有企业方有, 劳动方却没有。由于参加社会保险将增加企业社会成本, 很多企业不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 特别是不给外地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他们普遍享受不到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
(3) 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 且发放不及时
在目前整个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 民工普遍没有享受节假日或周末休假, 大部分企业只有在春节期间放一次假, 每天劳动时间达到12小时以上, 从事的是又脏又累甚至对身体有较大伤害的工作。然而他们的付出与报酬远远不成比例, 工资水平普遍很低, 没有达到城市最低收入水平线。很多企业主在给工人算薪酬的时候, 存在很大主观随意性, 在旺季工人加班每天工作达16小时以上时, 薪酬就不按原先的算法, 民工们被迫接受“加班不加薪, 不加班要扣薪”的事实。当然在这么恶劣情况下, 如果能及时领到工资是民工们最开心的事, 很多企业主以各种理由拖欠工资, 或者采取用产品抵工资等手段不发或少发工资。
2. 民工权益缺失原因
(1) 劳动力相对过剩是根本原因
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工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学毕业生等纷纷进入城市, 城市就业形势严峻, 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出现供给过剩, 这与相对短缺的资本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成为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形成的基础。由于劳动力数量多, 也给民工之间的合作造成较大难度, 民工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陷入囚徒困境, 出现你不做, 有的是人会来做的局面, 民工被迫接受现实。
(2) 现有法律不健全, 法律执行力不强, 政府监管不到位
目前我国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外, 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 劳动立法层次低。与此同时, 政府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监管不到位, 劳动执法效率低。由于我国对各级政府的考核是以经济增长指标为重点, 另外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上, 对企业税收存在较大依赖, 因此地方政府在执法上倾向私营企业主一方, 对其侵权行为有意无意的有所忽视。
(3) 工会作用缺失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是, 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普遍没有工会组织, 部分企业建立了工会, 但也仅是形式上的存在, 这种工会是自上而下建立的, 其领导人也直接由企业主任命, 其个人利益受企业主控制, 因此从其诞生开始就不是为工人服务的。
二、“民工抱团”现象分析
“民工抱团”现象是指基本上由外地来的, 以亲缘、地缘、血缘为纽带集聚一个车间或一个企业的某一局部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 他们通常由该局部的正式领导人牵头一起工作, 具有很强组织性。在单个民工无力与企业进行谈判, 现有官方工会又无法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背景下, “民工抱团”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 “抱团”加强了民工与资方的抗衡力量, 成为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
1. 民工抱团组织特点
(1) 以地缘为主要联系纽带, 企业车间主任或生产负责的外地人成为群体领导
在企业主招工过程中, 车间主任直接担任招工负责人, 他们一般选择直接回乡招人, 而且大部分是亲戚朋友, 因此车间工人地域趋同, 且听命于这位招他们进来的车间主任。
(2) 这种自下而上抱团形成的自组织, 具有很强组织性, 能真正代表民工利益, 民工对其认同感强
困苦的实践体验和不断的重复博弈, 让民工们逐步意识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 农民工意识到, 个人行动, 解决不了他们的维权问题, 必须组织起来, 集体行动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才能加强自己的谈判力, 实现维权目标。比如, 他们会选择集体离开该企业等, 对资方行为进行约束。同时, 他们离开家乡, 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同在一个地方的老乡成为依靠和信任的唯一可能, 因此他们对组织有着强烈的渴望, 组织认同感极强。
(3) 由单个企业民工抱团走向行业、区域民工抱团
现阶段, 单个企业车间民工抱团组织, 由于生活和民工们在不同企业间流动的过程中, 逐步结识更多的老乡, 开始走向行业内民工抱团和区域内民工抱团, 以期形成更大的谈判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
2. 民工抱团组织的局限性
(1) 组织成员层次低, 维权成本承受力弱, 维权方式被动, 对个别民工权益保障缺乏
民工抱团组织成员包括群体领导人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 文化层次低, 家庭经济基础差, 他们有很强吃苦耐劳精神, 不是到了迫不得已不会与企业主进行谈判。当遭遇侵权时, 由于缺乏社会资源, 以及不愿承担维权可能产生的成本, 有时会选择放弃维权。目前民工抱团组织只是在群体共同工作环境、工作待遇方面与企业主协商时加强了谈判力, 一般选择群体性离开作为条件换取一定的权益, 维权方式被动。而且, 这种维权还局限于群体性问题, 群体中少数人遇到的或个案情况将被忽视。
(2) 维权过程中, 容易引发群体非理性劳资对立事件,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因素
由于不愿支付依法维权途径可能涉及的律师费用等成本, 以及对依法维权的茫然, 民工抱团组织在维权过程中经常出现群体非理性事件, 在群体领导的组织下通过砸企业设备, 对企业主进行人身攻击等方式来消极维权。民工群体中流传“不让我活, 你也别想活;我一个赤脚的, 还怕你穿鞋的”这样的话。由于政府部门对这些组织缺乏管理, 这些群体容易黑社会化, 对地方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程度的不良影响。
三、对民工权益保障的建议
发达国家在经过了数百年的劳资摩擦后, 终于认识到调节、控制劳资双方之间关系和劳资双方之间有关收入、管理权谈判的一系列协定、准则和规则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制度。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 劳资双方关系的有效协调机制尚未形成, 民工维权困难, 以下是本人对现阶段解决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几点建议。
1. 政府将民工抱团组织正规化, 地方工会领导或成员应当由民工抱团组织领导人担任, 让工会真正成为民工们的工会
在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当中, 一个阶层, 尤其是弱势阶层, 只有组成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团体, 才能以组织的力量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各地方工会组织, 被视为政府部门, 其领导主要由政府部门任命, 这样工会无法尽到其应用的责任。民工抱团组织正规化, 并让其领导人成为工会领导后, 增强了民工群体的话语权, 为民工群体增加了一定的社会资源, 为民工维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将民工抱团组织进行登记, 正规化后, 每年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 也增强了民工维权成本承受力, 可以避免消极维权事件的发生。
2. 开辟民工维权平台, 如开辟民工维权热线、网络平台, 组建民工维权律师队伍等
对于不善待民工的企业进行公布, 有不良口碑的企业在今后的招工过程中将面临较大难度。由政府出面组建专门义务民工维权律师队伍, 利用社会资源关注民工权益。
3. 发挥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作用, 建立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劳资合作机制
各行业情况千差万别, 劳资间的许多具体问题只有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一方面建立分行业工会, 增强工会的独立性, 强化其维权功能, 行业工会组织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另一方面, 发挥行业协会对行业内企业行为的约束作用, 行业协会作为资方组织, 代表资方出面谈判。通过建立定期或不定期谈判机制, 来及时通报行业企业情况, 工人工作状况, 并及时进行调整。
4. 建立健全劳动关系法律体系
企业劳资关系的法制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企业劳资关系规范化、市场化、契约化和法制化的一项基础工程。目前我国劳动关系法律体系还不健全, 滞后于市场经济企业劳资关系发展的需要, 且已有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监督部门和机制空缺。应尽早完善《劳动法》及配套法规, 如《集体谈判法》、《劳动仲裁法》、《劳动监察法》、《最低工资法》、《就业促进法》等, 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加强对相关法律的宣传, 强化对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督, 各级劳动监察机关和司法部门应严格执法。
5. 政府必须介入,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
在以雇主为主导的市场组织结构中, 劳资双方力量不均衡, 因此, 必须由非市场因素, 最佳选择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来发挥制衡作用。除制定相关法律外, 政府相关部门要以保障民工权益为职责, 主动监督企业, 把企业不合理对待员工消除于萌芽状态, 主动服务于广大民工, 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问题的出现。可根据本地私营企业发展状况, 加大监察力度, 组建兼职巡查队伍, 定期不定期的对企业进行巡查, 及时化解劳资矛盾。
摘要：近年来, 劳资双方矛盾越来越突出, 民工维权成为社会焦点问题, 本文在分析民工权益缺失现状及原因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现阶段民工通过抱团进行维权现象, 并对民工权益维护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民工抱团,劳动合同,民工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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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 篇8
近年来, “民工荒”成为每年春节过后的一个热议话题。一方面, 从根本上而言, 我国劳动力市场还是供大于求;另一方面, 部分地区和企业“招工难”也是不争的事实。“民工荒”所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需要社会、企业和农民工群体共同适应和解决。同时, “民工荒”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和信号灯, 需要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 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造成“民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 薪酬问题依然是农民工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1 农民工薪酬现状分析
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低下, 欠薪现象仍然存在, 这已成为我国分配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黄亚生教授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2009年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从1993年到2005年, 扣除通胀因素, 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广东省2008年外来工平均月工资1607元, 只相当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8.2%;2009年外来工平均月工资1677.8元, 比2008年增长了70多元, 但月平均开支却增加了83.92元, 实际收入相对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09年, 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 比上年增加77元, 增长5.7%。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2.1%;600-800元的占5.2%;800-1200元的占31.5%;1200-1600元的占33.9%;1600-2400元的占19.7%, 24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7.6%。由以上数据可知, 外出农民工的收入主要集中在800-1600元, 收入在这个水平的农民工占了总数的65.4%。而调查显示, 2009年天津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731元, 增幅7.7%;厦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038元;陕西省城镇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24元, 同比增长16.8%。由此可见, 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城镇在岗职工的月平均收入要显著高于农民工, 且增幅也要高于农民工,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是比较低的。
从农民工从事的几个主要行业看, 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 但月均收入也分别只有1671元、1640元和1625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 月均收入分别为1264元、1276元和1331元。在外出农民工中,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最大, 占39.1%, 但收入在各行业中却是偏低的, 同时我国制造业的的整体利润率也不高, 这说明我国的制造业水平还比较低, 我国产业处于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低端, 要求商品生产低成本、低工资, 这个现状制约了我国的工资水平。另外, 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相对不足也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低的原因[1]。
2 农民工薪酬的“供需矛盾”分析
现时, 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是较低的, 但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应该分享祖国发展的成果。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 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出现了一大批出口加工的企业, 而正是农民工以他们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出口商品的低价位竞争, 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拉动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然而, 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幅度显然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 高额的生活支出成为农民工心中隐隐的痛, 农民工的实际收入与其期望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
2.1 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日益增加
收入问题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 农民工大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收入除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外, 在日常谋生过程中, 还有名目繁多的暂住费、管理费等各种费用, 增加了农民工的务工成本。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费用是他们的主要开支之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针对近50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期望非常高, 并且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然而, 很多地方都没有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教育体系。农民工子弟学校基本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 只有依靠高收费维持运转, 加重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负担[2]。而把子女留在家里, 则会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 他们的家庭教育缺失严重。
住房开支是农民工的另一项主要开支。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 而生活工作在城市, 这就造成了农民工有“两套房”的负担。调查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要攒钱回老家盖新房, 同时在城市里至少要租房以求得一处安身之所, 新生代农民工还希望在城市买房, 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尽管以家庭为单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占有一定比例, 但是在老家建房仍是大多数农民工必须做的。
另外, 食物、煤气等商品价格的上涨加重了农民工的生活负担, 物价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推动农民工薪酬期望提高的因素之一。
2.2 农民工的收入要为自己和家人养老、看病做储备
《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可以看出, 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比例很低, 农民工自身有着很大的医疗和养老负担。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县级统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以城镇企业职工为重点,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现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上规定覆盖所有在城镇企业就业的劳动者, 也包括农民工, 但在实际执行中, 农民工参保的比例很低。截至2008年底, 全国参加城保的农民工2416万人, 只占在城镇就业农民工的17%。
造成农民工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的现实下, 农民工需要为自己的养老和医疗做储备, 需要为应付诸如工伤等的意外事件做储备, 而储备的经济来源也只有他们的工资收入, 因此, 农民工希望有更高的收入来满足他们这种储备的需求, 而这种对保障生命健康和老有所养的要求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3 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3.1 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问题, 必须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一方面, 要从法律和制度上解决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加强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 在发生欠薪较多的行业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 积极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针对包工头, 可建立有效的用工制度, 提高包工头辞退工人寻找替代者的额外成本[3]。另一方面, 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 扩大劳动合同覆盖面, 大力推广适用于农民工的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并积极推进各地最低工资的适应性调整。
3.2 切实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
农民工福利保障工作的主体有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 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能够覆盖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各地的社会保障部门必须加强合作和协调, 推动社会保障的全国联网工作, 确保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能够随着他们的流动而转移,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 要积极建设政府与农民工沟通渠道, 与农民工群体形成良好的互动。
企业必须积极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农民工福利保障的责任, 这既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也是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民工荒的出现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向企业的观念转变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农民工的福利保障问题不容再忽视了, 作为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必须与时俱进, 必须分析研究农民工的需求并尽可能给予满足[5]。企业要摒弃不为农民工提供福利保障的旧观念, 员工福利会为企业带来凝聚力和向心力[6], 最终将转化为竞争力。
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参保意识较低, 政府和社会部门以及企业要加强对农民工加入社会保障体系益处的宣传和解释的工作力度, 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了解和学习福利保障方面的政策、法规, 切实维护好自身利益。
3.3 加速产业升级, 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
中国现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 产业处于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低端, 这就必然要求商品生产低成本, 而作为成本的一部分, 工资也只能是低工资。因此, 产业升级是在长期能保证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 过低的工资又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制约因素, 因为过低的收入势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进而影响到内需水平。内需不足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因此,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要保证农民工工资的正常增长。
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农民工的生产效率无法与具有专业素质的工人相比, 中国的中小企业遭遇瓶颈无法升级与此有关。《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 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 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 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农民工必须要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 因此,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 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是当前应大力推行的。
3.4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当前, 土地具有双重功能, 既是生产资料, 又是生活保障资料。由于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存在,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都希望保留土地的经营权, 以防范风险。当失业等情况发生时, 土地的经营权能够使农民保障自己的粮食供给, 并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为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 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 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 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这样,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既没有浪费, 又起到了生活保障的作用。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进, 让农民工“富裕地失去土地”, 即以足够的经济补偿交换农民工的土地经营权, 农民工从农村彻底拔根, 带着得到的经济补偿到城市置房、投资、工作, 彻底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摘要：“民工荒”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 其所反映的问题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企业的生存以及农民工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民工荒”现象是经济规律使然,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薪酬问题显然是农民工群体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就农民工的薪酬现状以及农民工薪酬的“供需矛盾”做了分析, 并对如何解决该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工资水平,产业区域空间布局,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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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 篇9
一、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 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
在人才市场上, 民工在与城市工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许多企业常常指名不要农民工, 即使找到了工作, 在工作安排上也与城市工人区别对待, 就算是同一种工作, 也会同工不同酬。其次, 民工的工作岗位极不稳定, 与企业合同签订率低, 履行率更低。被老板借故“炒鱿鱼”的比比皆是, 由于缺乏真正代表民工利益的团体作后盾, 处于“原子化”状态的民工个体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伸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 生命健康、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
民工们从事的多是高污染、高危险的工作, 自身的忽视加上企业安全生产设施不配套, 近年来, 民工的工伤事故屡见报端。同时, 对民工的歧视意识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市民习惯于高人一等, 居高临下的用俯视的眼光去看待民工。民工成了“土气”、“粗俗”的代名词, 仿佛是城市生活最不入流的群体。
(三) 教育发展权利被剥夺
我国处于学龄阶段的民工子女有240万到360万之多, 他们中除了一小部分人接受正规教育外, 大部分处于失学或辍学状态。且到现在为止, 民工子弟学校还很难被正式制度所接纳和承认, 一直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和发展。这种局面长期发展下去, 将会出现“民工的儿子还是民工”的畸形循环。
(四) 社会保障无着落
民工在城市工作, 却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等, 一旦遇到各种风险等, 如疾病风险、工伤风险、事故风险及其他意外生活风险, 只能靠自己去解决, 国家既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提供援助, 也缺乏必要的途径来化解, 这样民工就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二、民工权益保障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
正处在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仍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 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 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 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是城镇职工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 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把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险大门之外, 成为边缘群体。
(二) 法律法规不完善, 执法不力, 劳动监察不到位
这是民工就业权益未能有效维护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法律法规不健全, 已实施十年的《劳动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已显现出不少缺陷和不适应, 平等的、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体现不充分, 强资本、弱劳工趋势日益严重, 劳动者处于弱势, 而对不平等对待职工的雇主或用人单位缺乏应有的处罚规范, 法律自身缺乏惩罚性是其得不到很好执行的重要原因。其次是现有法律法规执行不力, 劳动监管不到位。
(三) 民工自身权益维护意识较差
民工一般把自己定位成“乡下人”, 在城市打工只是权宜之计, 对所受的委屈和不公正待遇逆来顺受, 都不愿把事情闹大。民工对于用人单位和自身参与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其理由主要有:缴纳保险费减少了现金收入;担心将来社会保障没有保障, 怕失去工作机会而不敢向用人单位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等。这些落后的意识都不利于民工权益的维护, 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来改变。
(四) 企业主追逐利润
损害民工权益的多数案例是民工与企业主的经济纠纷。在企业主一味追逐利润的情况下, 民工们成了赚钱的机器, 而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劳动力的过分供给, 由此造成民工的工资增长空间小, 再加上少数黑心企业主想方设法拖欠克扣民工工资, 处在劣势地位的民工权益屡屡受损。
三、保障民工合法权益的出路
(一) 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 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速与政治文明的发展, 对民工群体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上, 还应当通过各个部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来真正落实宪法的规定, 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具体、全面、充分的保障。同时, 针对面临的普遍的现实问题, 相关部门可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及时高效地予以解决。
(二)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和放开户籍管理制度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和城乡劳动力流动。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实行以常住地登记管理户籍制度, 凡是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有固定住址有固定职业和收入来源的本省农村居民可在常住地进行登记管理。坚决取消农民落户城镇增容费或类似收费, 实现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并在市场导向下自主择业。
(三) 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 而首先应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医疗和大病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实际的困难, 也有助于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的通道, 对于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建立和完善政府、企业及工会三方协调机制
要切实保障民工权益, 就要建立解决劳动纠纷的制度框架。三方协调机制的作用原理是保证劳资双方都有强有力的代表机构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参与社会对话, 通过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过程, 既能保障工人的应有权益, 又能充分考虑雇主的难处。政府在此则充当着劳动关系监督和仲裁者的角色。
(五) 加强农民法律知识培训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 社会法律意识不断增加, 在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 更要加强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在培训的内容上, 要结合实际, 且具有针对性。应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为主,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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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 篇10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 该群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作为具有“两栖”身份的农民工, 不仅给传统社会的变迁带来巨大影响, 同时, 还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然而, 浓厚的乡土情结使农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对土地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社会经济的发展赋予农地以新的价值。城镇化背景下, 该群体的土地意识目前呈现什么状态, 影响其土地意识的因素又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制定针对农民工的土地政策, 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
学界对于农民工土地意识的研究主要从其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通过对河北省两个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赵淑芹等认为, 华北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意识呈现“耕地保护意识得到普遍确立”, “土地物权观念逐步形成”, “土地法律意识显著增强”等的现况。而邱幼云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 对在杭州、宁波两地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进行调查后发现, 在土地意识上, 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视土地为家庭的生产资料, 传统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意识逐渐淡化, 但是基于打工收入低和工作不稳定的现实, 他们依然把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王希辉则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乌江下游小王村进行田野调查, 认为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是农民工土地意识变迁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学界对于农民工土地意识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但仍有以下不足:城镇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意识研究较少, 亟待丰富;所用土地意识维度并不系统, 仍需完善;研究方法多以质性研究为主, 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在城镇化视域下, 采用定量的研究方式, 从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土地意识进行了测量描述, 并通过与没有务工经历的农民———非农民工进行对比, 分析其影响因素, 以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与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土地意识。在对概念进行操作化时, 我们在借鉴已有维度划分的基础上, 将农民工土地意识维度划分为农民工土地价值意识, 土地利用意识, 土地产权意识。用“土地是我最重要的生存保障”这句话的态度来测量其土地价值意识 (见表1) ;用土地利用倾向来测量其土地利用意识 (见表2) ;用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判断来测量其土地产权意识 (见表3) 。
2.2 资料搜集与样本结构
课题组通过判断抽样法, 于2014年在河南省10市18个农村社区, 对拥有农村户籍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400份, 回收有效问卷366份, 有效回收率为91.5%。其中, 农民工为211人, 非农民工为155人。对于获得的资料, 我们通过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样本构成如下:①在211位农民工中, 男118人 (占55.9%) , 女93人 (占44.1%) ;平均年龄为40.7岁, 中位数年龄为42岁, 众数为45岁;小学及以下为50人 (占23.7%) , 初中为102人 (占48.3%) , 高中 (含中专) 为33人 (占15.6%) , 大专及以上为26人 (占12.3%) ;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为49人 (占23.3%) , 在1501~2500元之间的为70人 (占33.3%) , 在2501~3500元之间的为55人 (占26.2%) , 在3501~4500元之间的为23人 (占11.0%) , 在4501及以上的为13人 (占6.2%) 。②在155位非农民工中, 男75人 (占48.4%) , 女80人 (占51.6%) ;平均年龄为48.1岁, 中位数年龄为50岁, 众数为45岁;小学及以下为69人 (占44.5%) , 初中为48人 (占31.0%) , 高中 (含中专) 为22人 (占14.2%) , 大专及以上为16人 (占10.3%) 。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价值意识
由表1可知, 在202位农民工中, 有31.8%的人很同意“我永远离不开土地”这一说法, 有24.2%比较同意这一说法, 两者累计相加为56%。而持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人分别占33.2%和10.0%, 两者累计为44%。而在155为非农民工中, 持很同意和比较同意态度的人分别占其总数的49.7%和20.0%, 累计达69.7%, 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农民工所占比例 (56%) 。认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分别为19.3%和11.0%, 累计为30.3%, 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农民工所占比例 (44%) 。这表明, 农民工土地价值意识较非农民工淡薄。相较于没有务工经历的农民而言, 务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务农收入大, 土地经济价值弱化。在“经济理性”支配下, 其土地价值意识自然要比非农民工淡薄。
注:农民工样本总数:211, 缺失:9;非农民工样本总数:155, 缺失:0
3.2 土地利用意识
通过表2可看出, 在207位受访的农民工中, 有30.8%的人愿意将土地转给别人而自己从事非农工作, 其次是“保持现状” (占28.9%) , 选择“承包更多土地”和“保留口粮田, 其余转让”选项的人分别占16.1%和15.5%。而在152位非农民工中, 有41.3%的人想要保持现状, 21.9%的人想要“保留口粮田, 其余转让” (这一比例高于农民工) , 14.2%的人希望“转给别人, 自己从事其他职业”, 另外有9.7%的人选择了“承包更多土地”。可知,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与非农民土地利用意识均呈现出多元化趋向, 即“离土”与“守土”共存。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丰富的文化生活等吸引着农民工“离土”, 而其对在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 又促使其将土地作为退路和保障, 表现出“守土”的一面。
注:农民工样本总数:211, 缺失:4;非农民工样本总数:155;缺失:3
3.3 土地产权意识
在对208位农民工的土地产权意识进行分析后发现 (见表3) , 有54.5%的农民工认为土地所有权归个人所有, 有31.2%的农民工认为所有权应归国家或乡镇所有, 仅有0.5%的人认为应归村集体所有, 判断失误率高达98.5%。而在155位非农民工群体中, 有58.7%的人认为土地所有权应归个人所有, 这一比例比农民工在该项的比例高出4.2%, 其次是国家或乡镇6 (28.4%) , 仅有4.5%的人认为应归村集体所有, 判断失误率为95.5%。由此可看出, 不论是农民工还是非农民工, 土地产权认知都十分模糊。通过将样本中的农民工与非农民工教育程度进行对比, 可发现, 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水平总体高于非农民工, 但两者判断失误率差异并不大, 因此务工经历和教育程度并不是引起土地产权意识模糊的主要原因。我国产权制度的不明晰 (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使得土地产权虚置) 或许是引起农民工与非农民工土地产权意识模糊的主要因素。
注:农民工样本总数:211, 缺失:3;非农民工样本总数:155, 缺失:0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将农民工与非农民工的土地意识进行对比, 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务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是引起其价值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其土地利用意识因其对城市的向往和对未来在城市发展的不确定而呈现“离土”与“守土”共存的现状;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晰是引起农民工土地产权意识十分模糊的重要因素。
回顾整个研究, 仍有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 农民土地意识的多元社会情景考察。土地意识的变迁不仅受到历史的、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影响, 还包括当下特定而多元的社会情景对意识的影响。譬如, 农民土地价值意识的多元就是受到社会情景的分割。在经济较差、受城镇化影响较小的农村社区, 其土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生存和保障的资料上;而在经济水平相对居中、存在规模经营现象或者趋势时, 土地的价值则主要体现为承包商提供的租金上;而受城镇化影响较大的近城农村, 其土地的价值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与开发商与政府 (有时还包括村委会) 博弈后的剩余土地价值。不同地区土地价值表现形式的不同, 引起土地价值意识的差异。对不同情景下农民土地意识的考察, 有助于理解农民的土地利用行为, 而这又对我国市民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 农民土地意识的管理与引导。意识的多元, 并不意味着不可影响。相反, 多元的意识, 更需要合理地引导, 以便顺应时代进程, 与政策导向同行。这应是土地意识对策研究的重点。如在农民土地产权意识方面, 本文所得结论与学者们在浙江、湖北、重庆等地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土地产权意识普遍模糊。这就要求政府深入基层, 进行有效的土地产权意识宣传, 以提升农民土地的产权认知水平。这对于其潜在的社会后果 (如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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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民工” 篇11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因而形成了“民工”（又称“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的特殊社会群体。当下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已经逾亿，该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难以估量，但其自身权益和生活境遇令人担忧。“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民工”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终结。
多维视角下的民工：一个过渡性的边缘群体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民工是我国特殊治理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将国民分割成城乡两大部分，按不同的政策进行管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称这种管理为 “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被这种体制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这种体制发生了变化，人民公社被废除，户籍制度开始改革，农民有了进城的自由。但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体制只是松动而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进城的农民基本上是“移而不迁”，农民的身份不变。他们非工非农，亦工亦农，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形成了“民工”这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民工是在城市“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职业人群。由于受身份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他们基本上只能在“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城市剩余工作”，从事的大多是城里人不屑于做的“脏”、“累”、“苦”工作，如建筑、纺织、清洁等行业，大都是技术要求不高、收入低、缺少福利保障、很少有晋升机会的岗位。
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民工是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没有融入城市；他们在农村有着土地、家庭等联系，却和农村日益疏离。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很少与城市市民来往，主要与同乡、工友联系。他们是农村的“精英”，是家乡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在城市社会中却处于底层，处处感受到来自市民的歧视。他们处于某种困惑和迷茫之中——既不属于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也与家乡农村日益陌生（这一点在新生代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民工问题：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农民进城问题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春节期间大量民工回乡进城形成的“民工潮”。当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如潮水般拥挤在交通线上，给沿途城市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民工潮”认识的不断深入，民工问题的主题也在不断切换。近年来，主题已经转到如何保护民工的权益上。
在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民工权益保障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落实和保护民工权益的规定和措施，但从实践看，民工权益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有：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各种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据2006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中央和地方政府民工政策“难以落实”难在哪里？一方面，流动使民工处在权益保护的“真空地带”，权益很容易被侵害。在我国，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城市和乡村各自形成了一套分别针对市民和农民的权利保护组织和制度安排。民工进城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组织网络和制度平台，而进城之后又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社会的组织网络和制度平台，因此他们权益的主张和实现就缺乏现实的组织和制度基础，很容易成为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对象。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敢置法律和政策于不顾野蛮地侵害民工权益，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民工权益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既有劳方和资方的利益矛盾，也有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更主要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利益矛盾。中央文件规定，民工流入地政府应当承担起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但在广东省东莞市，一位政府官员曾对媒体诉说他们的“委屈”：从我这里挣走工钱，还要我来承担他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位官员认为，这个成本至少应该由民工的输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共同承担，否则就不公平。因此，解决民工问题，表面上看是还权还利于民工，实际上却是如何打破原有的不利于农民/民工的利益格局，平衡上述各种利益矛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是一个各阶层、各社会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是一个各阶层、各社会群体合理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的社会。因此，“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工问题的存续表明国家还未完全尽到保护民工的义务。而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成了侵害民工权益的主体，比如政府工程拖欠民工工资、政府部门收取较高的管理费用等等，则进一步加剧了民工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一些民工看来，城市政府是城里人的政府，是不会维护民工利益的。笔者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民工对城市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一些民工不是用正当合法的方式通过政府部门或者法院，而是用爬吊塔、跳楼，甚至绑架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近年来，国家政策的调整使民工感觉到工作和生活环境逐渐向好，加上国家对民工权益的高度重视，民工对政府的不满多指向一些具体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而没有形成对整个体制的不满。但是这些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因素会随着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的延长和工作生活环境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而发生逆向变化。比如，新生代民工往往缺乏传统农民的忍耐精神和保守性，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的被剥夺感会更强烈，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2005年10月法国巴黎发生并蔓延的骚乱就是有益的警示。
城市主流社会对民工群体的歧视及对其权益的侵害，会引起民工的不满，甚至在少数民工身上发展为社会仇视。他们可能通过“社会报复”来回应漠视他们的主流社会，比如犯罪、自甘堕落等等，这就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有市民往往将城市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大量民工的涌入，却没有深入思考他们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更没有反思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在民工犯罪的问题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公安部一位专家在分析张君等人制造的某商场黄金大劫案等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时说，“他们是被推向犯罪的边缘”。2005年曾被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深圳“阿星”杀人事件和甘肃王斌余讨薪杀人事件，再次将民工对社会的报复问题严肃地呈现给世人。即使民工不主动进行社会报复，对民工权益的漠视和侵害最终也会祸及城市主流社会自身，2003年SARS危机中几百万民工无序逃避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终结民工：变城乡分割为城乡一体
如上所述，民工问题的解决关涉劳方和资方、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等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其实，农民进城就是对“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下形成的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市民优先利益格局的冲击。在这种不平等的利益结构下，乡村满足不了农民的利益需求，面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缺乏政府有效保护的农民大多过的是“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的生活，离乡背景，外出务工经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而他们的进城突破了原来的城乡利益结构，他们在城市就业，与市民一起分享城市的各种资源，这种自发的努力面临着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仍然控制农民进城的深层利益动因。只是由于民工对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才逐渐调整政策，引导和服务农民进城。但是，城市政府、城市用人单位和市民对民工仍然坚持利用和排斥并行的态度，最大化地获取民工带来的收益，最小化地承担因民工而付出的成本。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以下现象：城市管理者一方面承认民工对城市经济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又坚持“排斥参与”的政策；城市用人单位雇佣了大量民工，但并不给予民工以工人应当享有的各种劳动权益；市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民工，但内心并不把这些“乡下人”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一些市民甚至认为农民进城打工经商是和城市人争饭碗，是城市社会治安恶化的制造者和环境卫生的破坏者。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过“民工荒”现象，一些工作和岗位民工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民工的地位，改善民工的权益状况，许多企业开始降低招工门槛，提高员工待遇，改善员工工作环境；一些地方政府提高了当地的最低薪酬标准。 但是，“民工荒”现象对改善民工权益状况的意义不可高估。一方面，所谓“民工荒”只是局部地区民工的结构性短缺，而不是总量短缺，还不足以成为民工（劳动）整体与雇主（资本）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在解决城乡、工农之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上，“民工荒”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因此，市场层面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调整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工问题的。民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旧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的全面调整，调整的方向应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平权，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无论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享有法定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著名农村问题专家赵树凯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市民和农民之间身份、地位和权利平等化的过程”。
《意见》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力图从统筹城乡和工农平权的高度来解决民工问题。城乡一体、工农平权实现之时就是民工“终结”之日。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民工问题既是保护民工，又要“终结”民工。到那时，农民不再是“二等公民”，他们有自由迁徙和就业的权利，他们进了城市就变成市民，从事二、三产业就变成工人。“民工”这一特殊体制下的社会群体将永远消亡。
当然，打破刚性的利益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工农平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个《意见》的出台就能解决的，需要我们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使《意见》“落地”可能比《意见》制定更为艰难。因此，如何增强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影响力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民工潮 篇12
最近由池子华、叶继红、马德峰主编的《农民工待遇问题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一书,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述。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 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 立意深远, 视野广阔
本书以苏南农民工为考察对象, 聚焦于农民工待遇问题。通过揭示农民工在物质待遇、精神待遇和社会待遇方面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 显示出解决农民工待遇问题的紧迫性。作者将待遇问题与权利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认为解决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其实就是保障农民工基本权利实现的问题, 进而将待遇问题上升到国民待遇与政治权利的高度来认识, 从而抓住了农民工问题的实质, 也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找准了突破口。作者学术视野广阔, 既有对农民工待遇问题的历时性考察, 又有对当前待遇问题的共时性研究, 兼顾了历史与现实, 使得本书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有鲜明的时代感。
2 观点新颖, 见解深刻
本书首次对农民工的待遇进行了科学的界定, 认为农民工待遇是农民工所获得的物质报酬和权利、地位的总和, 在内容上包括物质待遇、精神待遇和社会待遇三个组成部分。物质待遇主要体现为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等方面, 精神待遇表现为精神需要、精神支持和人格自立, 社会待遇则体现在劳动就业、生命健康、教育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获得的权利和待遇。从而将这一常用但又笼统的概念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操作化。作者指出, 在提高农民工物质待遇方面, 最主要的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 改善农民工工作软环境;在改善精神待遇方面, 作者提出了依靠政府引导、企事业单位支持、社区密切配合, 以及民间组织协助的操作模式;在提高社会待遇方面, 作者通过引入“个体主动增权”与“外力推动增权”的模式, 强调农民工自身能力提升与外部保障 (政府、企业、媒体、市民四位一体) 相结合的解决思路。这些观点无不具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 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以往的研究, 在实践上可以为解决农民工的待遇问题提供参考。
3 资料翔实, 方法多样
资料的丰富翔实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作者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 综合使用历史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 各种方法的运用驾轻就熟, 不同方法优势互补, 书中不仅使用了大量史料、史志、档案资料, 还有大量的问卷数据资料、访谈和口述资料, 确保了研究所需资料的全面性、可靠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也使得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完全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避免了泛泛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