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资金瓶颈（共3篇）
“三农”资金瓶颈 篇1
摘要：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党和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面貌, 增加了农民收入, 促进了农业发展。当前“三农”问题中, 资金依然是阻碍其长远发展的主要瓶颈。我国农村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高度分散性和小规模的特点, 实施小额贷款融资存在现实基础和天然条件。本文拟从这样的背景出发, 对小额贷款融资解决“三农”发展瓶颈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关键词：小额贷款融资,“三农”资金瓶颈,诚信金融环境建设
一、大力发展小额贷款融资的意义
小额贷款融资具有灵活、快捷、有效的特点, 这使其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问题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金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 小额贷款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惠及6 000万人左右, 受惠的这些人群往往都不能通过传统途径从大型银行项目中获得专项或创业类的贷款, 正是小额贷款融资解决了这些人群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燃眉之急。目前, 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了试点验收工作, 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推广过程中, 小额贷款在扶贫到户、高还款率、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妇女参与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尤为明显, 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资金瓶颈问题。
总之, 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问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增收能力, 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金融手段, 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和进步, 解决了农业现代化水平中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 带动了新农村建设和发展,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金来源和渠道。
根据小额贷款发展不同模式可以将小额贷款分为福利型和制度型两类。福利型小额贷款的主要目标是扶贫、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主, 其更加倾向于帮助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利益追逐上没有明显的倾向, 不要求用利息性收入去弥补运营管理成本。制度型小额贷款是在更好地解决经济落后区域人民群众经济发展落后、弥补扶贫政策缺陷的基础上予以确立的, 在实践过程中, 主要是依据国家颁布的贫困标准予以执行。
二、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问题中所具有的优势
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其自身优势决定的, 其主要优势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小额贷款融资特别适合农村中低收入的农民群众的现实生产发展需求。
我国小额贷款机制主要是采取以下运转机制:通过5到10户农户为一组, 所组成的农户实施联保的方式向当地金融部门申请小额贷款, 小组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助互促、彼此监督的制约机制, 因此小额贷款是不需要质押或抵押的。这十分有利于农村中低收入、有强烈发展意愿且难以拿出抵押品但是信用比较好的人群获得资金支持。
为了提高农户偿还能力, 向“三农”提供小额贷款融资的金融机构, 还在为其提供专项小额贷款融资之后提供各项培训活动, 促使获取小额资金贷款农户更好地掌握从事生产经营的手段和方法, 提高他们利用资金的效率。
在应用领域中, 小额贷款重点倾向于农村生产生活, 投资项目和使用途径完全根据农户自己实际需求及市场规律决定, 小额贷款融资对使用途径和使用范围不做任何具体限制。
小额贷款融资的这种优势既能够解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有效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 又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由于受气候与市场价格的影响或是大规模推广某一单一产品式的生产项目造成的市场风险。
小额贷款的这些特点适合于低收入农户的需求特点, 往往是传统贷款所不具备的。
2. 小额贷款融资的呆账、坏账极低, 能够有效降低贷款金融机构自身的运营风险。
金融体制改革之后, 金融完全实施市场化运作, 降低贷款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同样成为向“三农”提供小额贷款融资金融服务机构的关注要点。由于小额贷款融资实施的是五户联保或是十户联保的机制, 这种机制有效地在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彼此督促的机制, 无形之中降低了呆账、坏账、死账风险出现的概率。这种机制与传统通过信用评定方式或者通过抵押等方式相比较, 其发挥的效果更为明显。
同时, 小额贷款融资一般额度是比较低的, 尽管会出现资金运作风险, 在联保机制作用下也不会对金融机构产生根本性的负面影响。
三、发挥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问题中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中的作用, 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对小额贷款融资在推动“三农”发展、解决“三农”资金瓶颈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予以客观的对待。
目前, 小额贷款融资主要是作为国家层面做出的一种政策性制度安排, 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通过资金扶持提高农民在农业发展、家庭经营、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运作效率, 有效地推动资源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合理配置, 并不是一种面对“三农”所有领域的全面信贷制度。从这个角度讲, 对于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瓶颈中发挥的作用不能予以否认和轻视, 但也要看到其存在的局限性, 不能将“三农”资金需求都寄托在小额贷款融资上, 更不能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进行错误定位和使用, 使小额贷款融资失去特定的功能和制度意义。
2. 小额贷款融资在解决“三农”资金评级过程中相关政策配套的问题。
对于当前“三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仅仅解决资金供给问题是不够的。以农业为例, 农业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弱质低效行业, 对于农业的发展和推动, 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予以全面考虑, 而不能完全将农业不发达原因归咎于资金不到位, 更重要的还是要向农民发展农业提供财政上的扶持或帮助。
3. 向“三农”提供小额贷款融资的金融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对小额贷款融资的经营与管理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小额贷款融资金融机构要全面认识并恰当地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例如农业生产周期与贷款时限不相一致的状况, 往往农民贷款农业生产的期限在一年以内, 以半年期限最为普遍, 但是农业生产周期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加工周期在一年甚至是一年以上, 那么出现的这个时间差就会对农户信用贷款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对提供小额金融贷款的金融机构来讲, 如何在经营管理中处理好类似的矛盾需要予以重点考虑。
四、大力发展小额贷款融资的主要措施
1. 进一步拓宽小额贷款融资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解决“三农”发展资金瓶颈的业务领域和业务范围。
国家要对小额贷款融资在推动“三农”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重视,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不断扩大对“三农”资金政策性扶持的力度, 增加向“三农”提供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数量。尤其是增加一些国家政策性银行的支农职能, 对于一些与农业相关的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 如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城乡农村合作社等相关金融机构, 增加其中央向“三农”发放相关贴息及扶贫贷款的相关职能等;在服务“三农”领域和资金来源渠道商方面, 还需要不断地提高扶持力度、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努力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扶持路径。
2. 对于向“三农”提供小额贷款融资的金融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其贷款融资力度。
对于向“三农”提供小额贷款融资的金融机构来讲, 在按照市场规律予以运转的同时, 要看到我国在“三农”领域发展的潜力和强大后劲, 积极拓宽渠道, 抢抓市场, 紧跟国家对“三农”领域的政策支持,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和业务范围, 在有效对经营风险予以防控的前提下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和农民增收方面, 对于发展潜力较大的农业生产企业、农业产业化项目、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逐步提高涉农贷款融资的占比和力度。
3. 对小额贷款融资予以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 更好地发挥支持“三农”的作用。
面向“三农”的小额贷款具有灵活、便捷、数额小、分散的特征, 在管理层面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往往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因此必须要对小额贷款融资予以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 不断创新管理理念, 创新管理手段和方式方法, 提高融资运作的科学性, 实现审核、发放、回收等诸多环节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要积极借鉴和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和金融管理理念, 努力实现面向“三农”小额贷款融资资金管理的数字化和现代化, 实现每一家有贷款或担保的农户资料都能通过管理系统查询获得, 从而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 杜绝冒名顶替、超额贷款等现象的发生, 做到防患于未然, 确保小额贷款发放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还要高度重视对提供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及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能素质, 加大对其培训和教育力度, 毕竟员工素质也是影响提高农户小额贷款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4. 积极构建有利于小额贷款融资服务于“三农”的诚信环境。
小额贷款融资在促进“三农”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现, 而激发小额贷款融资的支持后劲, 其关键在于诚信环境的建设。
从制度层面上讲, 小额贷款融资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在于财务和资金运转、金融机构盈利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提供小额贷款融资的金融机构不能盈利, 或者是在进行小额贷款融资过程中对自身的财务和资金运转造成了较大压力, 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金融机构不可能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继续小额贷款融资业务。小额贷款自身的优势是具有灵活性和便利性, 其业务量必将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这一特点也必然增加了提供小额贷款融资金融机构的运转成本和人工成本, 由此决定了小额贷款融资的利率会比一般商业性贷款的利率高。因此,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 更加会将关注点放在小额贷款的本息按期偿还与支付上。
积极构建有利于小额贷款融资服务于“三农”的诚信环境, 不仅对金融机构生存和长远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而且对农户能够正常、如期地继续办理小额贷款, 以确保自己更好地安排生产生活同样重要。构建积极、诚信的金融环境, 必须要坚持“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全面动员、多方联动、整体推进”的原则,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还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一如既往地做好农户信用评比方面的工作, 对农户信用情况、以往贷款偿还时间和信誉状况、家庭基本情况、资信情况等予以实际调研, 开展对农村信用小组的信用级别评定工作, 对于评定合格及以上的小组, 在今后安排小额贷款过程中要优先予以办理, 并且在信用额度上适当提高, 通过这样的措施能够有效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信用意识, 使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融入诚信金融环境的构建中来。
二是要选择具有发展潜力、具有较强经济发展后劲、农户信用评定级别比较高的村子开展信用农村创建活动, 通过小范围内诚信环境的创建来带动周边村子诚信环境的建设。诚信信用环境建设需要广大农户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 以更好地发挥小额贷款融资在服务“三农”中的积极作用, 为小额贷款融资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后劲保障。
5. 进一步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策。
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策, 建立健全这一政策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小额贷款融资的业务定位要进一步明确, 对于农户申请的小额贷款, 要全面推行信用式贷款模式对于提供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 还要逐步提高资金支持额度, 在做好农户信用调研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贷款面, 让更多的农户享受这一政策;二是在小额贷款投放序列方面, 要根据“三农”项目轻重缓急以及农户信用级别状况等, 予以倾斜性和优先性的安排;三是在小额资金管理方面, 要严格按照不同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农业生产结构和方式、资金规模等差别, 农户贷款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利率水平等指标的确定要体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 进行梯度性和差异性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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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资金瓶颈 篇2
一、强农、富农是制度创新的核心
振兴“三农”的关键是要保障农业生产者的不断增收,这是强农、富农的实处所在,也是三农能够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源头。而“粮贱伤农”的三农解围思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障农民稳定增收的思路,有可能把农业发展引向“死胡同”。因为这种思维将导致两种选择,一是涨价农业。粮食不断的涨价,而其它农副产品跟着“搭车”涨价,甚至领先涨价。殊不知,“入口”的农副产品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生存成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则会逼迫其它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从而导致价格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在全球过剩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中国经济涨价过程的渐进性自杀。这种不断涨价农业支持的只是间歇效应,而不是长远和持续效应。二是补贴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惠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比如对粮食的保护性收购政策、农机购买补贴,直到2008 年免征农业税等等,农业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也应该看到,从性质上来说,补贴性农业是输血性的而不是造血性的,而且其政治意义更多于经济意义。如果把补贴金额平均到农业家庭人口,只会是少量的,离小康社会的水平相差甚远。也就是说,补贴农业是一种扶弱方式,而不是强农、富农的方式,并不是保障农民家庭持续增收的根本方式。不管是涨价农业,还是补贴农业,它们都是一种城乡分离式的发展思维,一定要把握好对“粮贱伤农”解困的分寸和适度。笔者并不赞同像日本那样对农业极度保护主义的做法,“这不仅让日本失去了增强农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机会,也阻碍了国内体制的创新和外交战略的展开”,我们必须要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中重新思考和寻求农民持续的、大力度的增收方式和出路。
三农要大力发展,实现强农和富农归根结底要靠产业支撑,因此,农业发展的改革是疏通“三农”瓶颈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农业呈现出来的比较效益弱势,使它在面对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本性,扶强汰弱实现方式的时候,令它在市场配置的利益博弈面前总是略逊几筹,得不到足够的市场资源的支持。在价值规律的铁定原则之下,市场经济对于弱势产业永远是冷酷无情的。因此,要单纯靠市场经济对农业的同情来支持农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恐怕只能成为一种奢望,那么只能靠制度来进行引导。制度创新要解决农民农民持续增收的三大问题,一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土地投资边际递减效应会影响投资的进入,只有特别注重引导资金、技术、智慧等农业外部的社会资源流向农业,才能弥补三农的先天不足。二是开拓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引导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农民增收渠道的多元化,开拓三农发展的空间。三是解决促使农民收入稳定和大幅度增长的可操作性。要深化三农发展的改革,克服其理论供给的不足,实现经验向理论、理论向具体制度和办法的双向转化,使经验能上升到普遍意义,可推广,理论具有实践意义,可实行,才能使三农改革发展之路更为清晰、更为坚实。
强农、富农要靠制度创新,要把党重视三农的一贯方针变成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和途径。30 多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开始试行的,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才能针对集体经营分配机制中的平均主义,利用剩余价值留剩的激励机制,创立农村联产家庭承包的制度,激活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活力,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这种制度解决了“温饱”型过日子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小康”型过日子的问题,必须要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才能突破这种温饱型的瓶颈。是不是因为农村联产家庭承包制度走到了尽头?考察全球现代农业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会看到,家庭农场的形式依旧存在,而且有活力也很风光,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还是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的,况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替代它的新制度。但是,还是应该看到它与现代农业的严重差距,现代农业是规模经济,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搞的是小规模生产模式。小规模生产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空间。在涉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时期更需要制度创新,一要围绕规模农业来创新,二要围绕农业的多元化发展来创新。制度设计要解决规模农业发展的三大障碍,一是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规模化流转。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制度的支撑,处在“非法违规”状态,而农业投入产出的周期相对来说不是短、平、快,这种状态必定会给农业资本投入带来过多的担忧,而抑制农业投资的进入。二是加强农村基础项目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小规模农业吃合作化时期水利工程的老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靠天吃饭表现为种植业的“光合”需求和“水合”需求,前者不可控,后者则要投入。三是要建构现代农业的营销体系。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是人口积聚、消费集中的过程,为低平均相对成本的集约化现代营销创造了条件。农业产品的“鲜活”的特性,需要定向准确、销售快捷的渠道和方式。在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做实做好了,实质上就是给强农、富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
二、要以制度的智慧解决“谁来种地”的基本问题
中国人一定能够要把中国的地种好。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经济的总值在逐渐下降,其中美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总值是最低的,只有3%,而国民却是最富裕的。这似乎给人一种假象:农业并不重要。国内曾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要一心一意搞工业化、城市化,开发房地产,粮食不够可以到国外购买。但是西方的21 世纪前后刮起“中国威胁论”旋风,持续至今且愈演愈烈。就是利用了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20 世纪90 代中期发表的《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并推测出从1990—2030 年,中国人口将从11 亿增至16 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 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 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 亿吨至3.69 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 亿吨)的1 至2 倍。于是他据此得出结论:世界养不活中国。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又险恶把这一结论推到极端,即“一个养不活自己中国将会危害世界”。这股旋风把一个由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经济问题演化为中国与世界对抗的政治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了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持18 亿亩的耕地的红线,不仅反映了一个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济智慧,而且展现了在协调与平衡的国际外交方面的政治智慧,并且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坚定自信,向世界彰显了对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决心,以及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制度定向的理智。在事实面前,最终会使任何不怀好意的谣言与误导都丧失它的份量,不攻自破。
要把地种好,而谁来种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惑。农业比较效益低,表现为风险高、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等特征,因此中国人历来以“跳出农门”为自豪,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而具有高文化素养和科技素质的农家子女则不愿回农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土地“撂荒”现象。新生代农民与其祖辈父辈不同,他们属于“无土地使用权”的一代,伴着现代化进程成长,耳濡目染了更多的城市文化,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他们到城里打工,就是要把所得的收入在城里买房,成为城里人,这样就会导致农民的收入返流城市。而他们父辈与他们不同的是具有土地情结,愿望把进城务工的收入拿回农村来建设自己的小家。农业经济因此变得很纠结,成为“爱与怕的经济”———“黏着在土地上,心中却盼着逃离”。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农村留守者大多是三类人:小孩、老人和中年妇女。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表现为老年化和妇女化。有专家几年前组织过抽样调查,“在农村中妇女和60 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53%,他们不仅文化水平低,还科技素质比较低”。如今务农劳动力老年化、妇女化的比例可能会要更高。针对这样的状态,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供给:第一,农业生产标准化的推广服务制度。要把那些复杂的、专业性强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变成简单可操作的生产流程,制定明确简单、一看就会的标准,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同时要由政府牵头、财政支持建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免费或少量收费进行现场培训和指导,或远程网络培训,或制成直观性强的教学光盘让农民自我培训。这种制度是针对务农劳动供给的现状而采取的措施。第二,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这是建立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充分利用上的制度,让先富的那么一批能人发挥出示范和带领的作用。他们有头脑、有经营成功经验、有资金实力,在当地有威望。由于农业的种植、养殖、经济作物地域性强,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偏好,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国家要统起来有困难,必须要发挥各地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在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中配套使用资金贷款、税收财政等经济杠杆,鼓励他们成为种粮大户、养殖大户、水果大户、营销大户,带领当地农民富起来,实现“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地方农业经济的特色。第三,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在土地流转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难免会抑制非农性质的外部资金、智力、人才的进入农业领域。解决土地流转的合法化是最急切的,在保证18 亿亩的耕地面积硬性规定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公司对土地进行多元化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借助机械化。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大平原少,山区丘陵多,大型农业机械利用率低,主要使用中小型农业机械。如果由单户农民家庭用小型农业机械也会利用很低,使用成本非常高。但是如果由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经营就截然不同了。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曙光讲了一个北京通县前伏村的土地规模流转案例,在土地规模流转后农民收入发生重大变化,山依旧是那个山,水依旧是那个水,地依旧是自己种,但“租金加劳动收入,老百姓的收入翻了一番”。2000 亩地一次流转,沟壑填平后多了130 亩,成了集体财产,也有钱解决集体欠帐的问题。如果能类似这样,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保证农民的收入能不断增收,一旦超过进城务工的收入,加上家乡的眷念,能不吸引他们回家乡建设新农村吗?
如何弥补种地人的收入差,不让种地的人收入减少,这也成了制度创新的另一种忧思,要以大力度解决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认识到的农业与其它产业的平均利润问题,农业发展才会真正地稳步发展。“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是由农业在产业链的生态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这是一个不用辩论就能让人能明白的道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错综复杂的,这又束缚了我们快速前行的手脚。数量众多的农民种少量的地,农业发展单一化是造成农业利润下降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这种过密化也不是常态的,收入也只可能是季节性的。“三个月农忙,九个月休闲”是农村劳动和生活时间分配上的真实写照。农民也想过做过努力想把休闲时间变为劳动时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就是一种把休闲时间转化为生产的奋斗过程。在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时期,的的确确有过红火和风光。但由于乡镇企业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的缺乏,不得不在低端商品生产之间彷徨和“跳舞”。因为低端商品技术含量低,极容易仿造,不得不“两三年换一块厂牌,一两年转一个产品,人们叫它‘开关厂’”。进入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让许多依赖国际市场,利用人口红利“廉价劳动”支撑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失去销路,乡镇企业变成了“关闭厂”。城乡一体化的瓶颈症结就在“三农”两大现实困境。困境之一的农业比较效益低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农业的经营思路太局限,农业种植粮食、棉花效益低,是因为这些作物在一年内,多数只有一季收获,少部分有二季收获,鲜有三季收获,加之种植业生产上游产品价格高,增加了生产成本,比如种子、化肥、农药等,另外还有自然风险高。多重不利叠加,要让单一农业发展模式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低,只可能是天方夜谭。有专家提出了“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这一观点揭示了科技、文化、历史、营销等都有可能成为农业多元化的创新点,成为增加比较效益的突破点,这样就增强了对农业之外社会资源的吸引力。台湾的“精致农业”就是最好的实证,台湾小小农业与全球大营销体系结合,创造台湾农业成功的奇迹。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应该说为农民“九个月休闲”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但是事实上,农民进城务工只是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重”活,就业状态并不是很乐观。根本原因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范围和层次。从这一角度会让人看到,进行多种途径和各种方式的职业教育培训,将会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增长点。不加大对从农业进步中释放的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力度,农民非农化、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就容易搁浅。
三、要在消除城乡一体化的障碍中焕发制度魅力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质就是解放农民的过程,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产生解放力和发展力。100 多年前,社会主义的诞生也是理论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才有了近现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但也正是由于理论创新的教条式的停滞与失去制度创新的活力,在与资本主义大比拼中,加之自身弊端的累积才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国毁于了顷刻,社会主义庞大阵营才遭致20 世纪90 年代那样的大解体。教训极为深刻。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带领,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和一系列制度创新,才使新中国避免了那样一场社会主义的大地震,避免了被迫回到解放前。这样看来,好的理论如果没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缺少制度创新的支撑,就会失去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就是制度所展示的活力和魅力。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对农民“第二次解放”的深度改革阶段。第一次解放,让封建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避免在中国历史上数次农民革命胜利后重蹈“回归封建王朝”覆辙的循环悲剧。第二次解放农民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单纯以种地为生的旧式农民的终结,新式农民将以全职或兼业的方式全方位地融入城乡一体化的市民社会,不再产生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文化对立。说白了,城乡一体化就是工人和农民都以公民的身份一起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建设,不再存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成为美好的中国梦的创造者、实现者、享受者。不容置疑,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和制度创新的持续接力。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彻底消除对农民身份认同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有显性的制度障碍,也有隐性的观念文化障碍,另外还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灰色障碍。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对所有的这些障碍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扫除,使市民与农民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如果非要进行区分的话,也只能这样说,现代农民多一点非实质性的区别,就是他们多一门种地的技术而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是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必然产物,同时农民非农转移也极大推进了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使城镇市民得到了更多的改革所带来的福利。但是,对于改革的最大贡献者———农民却少了几分公正和公平,即使他们进城后实现了职业的变更,与市民干同样的工作,却没有实现身份的变更,农民工的称呼成了他们在新时代的代名词。暂且不去评价这一名称是否具有歧视性,但却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情结所拖着的长长的阴影。自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国家陆续建立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保障制度、养老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10 多项制度,就像10 多道关卡阻隔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把城乡社会生生拆开,这种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群,具有特定指向农村人的单向性阻隔和限制,因此它们会导致对农村人的歧视就不足为怪了。在文化心理上,农村人被视为不懂礼节的“乡巴佬”、“农二傻”,甚至进入21 世纪后,进城务工农民还一度被视为“盲流”。当今还出现了抬高用人招聘门槛上的所谓时髦,动辄就要硕士、博士,更有甚者还要看本科第一学历是否为重点高校,这样的灰色障碍无疑最先排斥是占中国多数的而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同时也排斥输在起跑线上,经后奋斗而居上的众多国民。这样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制度障碍群不彻底清除,农民的非农化制度怎么能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又怎么能顺畅?中国的城市化怎么推进?依附在其身上的隐性障碍与灰色障碍又怎么消散?只有对这些制度障碍彻底地粉碎,才会有崭新地重建。
“三农”资金瓶颈 篇3
1 做大“三农”政策资使用金“蛋糕”
1.1 按照“三个高于”要求, 加大本级财政“三农”投入力度
按照中央“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的要求, 努力增加财政“三农”投入。在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财政对县市“三农”投入的同时, 通过考评激励和奖惩激励等措施, 将支农资金分配和各地投入力度挂钩, 引导镇村各级组织不断加大“三农”投入, 防止出现财政“三农”支出“上进下退”现象, 确保财政“三农”投入稳定增长。
1.2 吃透国家“三农”政策资金, 积极向上争取“三农”项目资金
当前国家财政“三农”政策资金将向五个方面倾斜:一是向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投入倾斜, 二是向农业产业化发展投入倾斜, 三是继续向装备农业、设施农业投入倾斜, 四是向农业农村项目整合倾斜, 五是向“老、少、边”区扶持倾斜。因此, 要认真研究新时期国家“三农”扶持政策, 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农业产业化及专业化、装备设施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加大“三农”项目资金申报力度, 注重“三农”政策项目资金的整合, 大力推行整体推进、连片开发。
1.3 创新“三农”投入引导机制, 放大“三农”政策资金效应
积极运用市场运作、资金整合、贷款融资、财政贴息、以奖代补、民办公助、先建后补等机制, 逐步将财政资金由分散支持向整合使用转变, 由简单补贴向以奖代补转变, 由财政直接投资向财政贴息扶持转变, 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和放大效益, 充分发挥农村土地使用权、林权、基础设施的使用权等产权因素, 引导产权要素有序流动,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支持发展包括农村小额信贷在内的各种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微型金融服务, 继续支持农业担保体系建设。通过加强宣传引导, 完善政策措施, 鼓励企业投资和社会捐资向“三农”投入, 让“村企共建、结对帮扶”等措施成为新农村建设投入的重要力量。
2 把握“三农”政策资金重点投向
2.1 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提高“三农”政策资金科技含量
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的, 切实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运用等方面的投入和倾斜, 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是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推广, 提高农产品质量。按照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重点支持现代种业繁育推一体化发展, 积极争取资金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粮棉油高产创建、基础农技和示范县等项目实施范围,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二是继续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畅通转化应用通道, 增强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能力。三是充分发挥农村公益事业“以钱养事“新机制, 完善以农业科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为重点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 支持引导农业部门承担农技推广项目, 建立政府投入与服务绩效挂钩的农技推广激励机制。四是完善农民科技培训支持政策与机制, 重点支持农村农技人员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五是进一步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力度, 增强合作组织对农户生产经营的服务能力, 研究建立涉农项目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接机制, 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申报支农项目和承担“三农”政策资金项目建设任务, 健全“三农”政策资金项目资产管护长效机制。
2.2 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围绕中央“三化同步”要求, 按照“集中投入, 突出重点, 连片开发, 做大做强”的思路, 建议继续重点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一是继续支持粮食、油菜、生猪、水产四大农业产业, 加大对四大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二是建设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四个一批”工程建设, 支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积极整合资金和持续投入, 支持打造一批具有优势特色的农业产业精品, 实现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转变。三是积极支持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 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合作组织+基地+农户、“农超对接”、“订单生产”等模式, 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 用现代管理经营农业。四是积极支持农业品牌、地理标致产品创建。
3 突出“三农”政策资金整合效应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系统集成、形成合力、各记其功”的基本要求, 通过建立“政府领导、财政牵头、部门配合”的协调机制, 整合多渠道“三农”政策资金, 逐步形成投向科学、结构合理、管理规范、使用高效、运行安全的资金使用管控机制。整合的资金范围包括:除救灾性和具有特殊用途资金外, 市级所有支农资金, 包括财政部门管理分配的各项预算资金;中央、省、地 (市) 部门的专项支农资金, 包括财政、发改、农业、水利 (饮水安全) 、林业、国土、环保、交通、移民、扶贫、科技、能源、商务、供销、住房城建 (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农办 (新农村) 等部门的“三农”项目和资金;市 (县) 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支农资金。一是设立整合平台。依据该市农业、农村中长期发展规划来设立“三农”政策资金整合平台。二是严格“三农”政策资金项目申报把关。每年各涉农部门根据已建立的整合平台来申报财政“三农”项目, 由市“三农”政策资金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审核报批, 没有整合的项目不予申报。三是加强整合“三农”政策资金管控, 严防不按项目要求实施、严防整合资金不按规定程序使用。凡属整合范围的所有“三农”政策资金, 必须推行“三农”政策项目管理责任制、公示制、招标制、监理制、委托中介机构检查制和国库集中支付制, 确保“三农”政策资金管控与治理规范、安全、有效。
4 加强“三农”政策资金治理体系建设
4.1 完善“三农”政策资金管控制度体系
一是全面加强“三农”政策资金治理制度体系建设。按照建设法治财政的要求, 全面清理、完善现有的各项“三农”政策资金和农业财政管理制度, 及时填补制度建设上的“空白”, 加强各项管理制度的有机衔接, 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三农”政策资金治理制度体系。二是不断加大制度宣传。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支农惠农的“三农”政策, 努力使广大农民朋友心里始终有一本明白账, 大力推行财政政务公开, 实施“阳光财政”,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三是建立“三农”政策资金管控使用奖惩机制。在严肃查处问题和问责的同时, 大力表彰和奖励“三农”政策资金管控先进单位和个人。
4.2 严格“三农”政策资金过错问责追究
一是建立“三农”政策资金责任管理制度。对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出现问题的单位, 建立违规违纪问题登记制度, 对有不良记录的地方, 除工作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外, 在安排“三农”政策项目和资金时予以挂钩, 增强财政和涉农部门“管钱”、“用钱”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二是严格“三农”政策资金责任追究制度。建议严格推行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某省“三农”政策资金使用管理责任追究办法》, 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对农业和农民补贴资金、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资金、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及救灾资金等, 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筑起“三农”政策资金红线, 时刻亮起“三农”政策资金红灯, 确保广大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健康发展。
4.3 强化“三农”政策资金监督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