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及社会因素（精选12篇）
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1
随着21世纪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 虽然, 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态度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 追求健康依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 于此密切相关的体育健身活动则成为人们追求身心健康的首选, 从而极大推动了体育消费的繁荣, 可以这样说, 体育消费成为了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何消费都要依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 存在于与他人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中。因此, 体育消费不仅被定义为一种经济学行为, 同时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所以它就必然受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两个非经济学因素对体育消费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体育消费的发展受文化现代化程度的影响
能够对人们体育消费行为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的非经济因素之一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 。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人来讲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活动和行为是不可能凌驾和超越文化和传统之外的。既定的文化始终与特定的历史氛围相伴随, 人们的生活也离不开传统的文化氛围, 消费者行为学中的文化被界定为一种习得的, 能够指导消费者行为的信念、价值观和习惯的总和。同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 居民的整体素质等都对消费文化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文化因素本身的平常而深刻, 作为体育消费者个人很难体会到文化对自身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考察文化因素的影响和面临跨文化的影响时, 我们才会觉察到文化因素在居民体育消费行为中的重要性。
我国传统文化对居民体育需求和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作为以富裕的大河流域为依托的民族, 世世代代生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环境中, 习惯了宁静、和谐以及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 所以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以修身养性为主, 卫生保健为辅的特征, 中国人的体育锻炼普遍采取平和的、静态的方式;激烈的、刺激性强的体育活动必将受到影响。体育消费作为经济行为的一种, 也必然会接受“文化之手”的制约, 传统的体育文化以其历史的惰性力, 时至今日仍然对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影响, 人们日常的消费行为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的制约。所以正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特点, 决定了现代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托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是一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具有开放的、动态结构的文化, 也就构建了一种独具时代特征的文化新格局, 必将会对体育经济与体育消费产生厚重的影响。具有现代文化视角的消费者, 不在于其经济水平的高低, 但在他的消费价值导向、情操陶冶、精神追求等现代文化动力驱使下, 将把体育当成自我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离开现代文化的驱动, 体育消费若想健康的发展也是不现实的。
二、体育消费者行为受社会心理因素的的影响
在一个消费型的社会里, 消费者怎样消费什么、如何消费可以帮助个人建构身份认同以及实现自我肯定,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 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要想实现在社会上的定位是需要他人对自己进行评价的。这种他人对主体的普遍性的评价反映到人的心理, 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以及社会认同的阶层性。体育消费是以满足锻炼身体或愉悦身心需要为目的经济活动。
体育消费的主体是消费者, 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力量作用下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整个体育消费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心理的影响, 社会心理也必然成为体育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心理对体育消费多个方面产生影响, 消费者在某个时期内所形成的体育消费观就深深的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例如, 体育消费过程的从众还可以彰显个性, 在赛事的选择上表现出是要以观赏为主还是注重能否参与其中。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差异从而导致体育消费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对体育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众多, 个体的体育消费心理也不尽相同。所以, 无论何时, 即使经济条件全相的同体育消费主体, 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消费行为。
在社会心理支配下形成的体育消费行为也会影响体育消费需求的波动。不同的社会心理会导引不同的体育消费行为和方式, 从不同角度对体育需求产生影响。例如, 体育改革的起始阶段体育消费品种相对于体育市场比较单一和短缺, 从国外引入的呼啦圈、保龄球、旱冰等运动可以快速的风靡大江南北, 而在体育市场繁荣的今天, 很难有一种运动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快速流行。
社会心理也会受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 如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甚至地域等等。所以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 由于社会境的不确定性, 社会的主体意识会发生动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体育消费者行为以一种无序状态存在。而在社会心理相对平稳的环境中, 体育消费者行为方式就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社会心理对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一种内隐性质的影响, 个体心理对社会心理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它产生影响的大小。从这个层面上说社会心理对体育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影响, 更多的是体现出个体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同。
综上, 体育消费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行为, 他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 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现代化程度和社会心理的影响。甚至这种非经济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摘要：21世纪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 虽然, 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态度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 追求健康依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 体育消费成为了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消费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行为, 他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 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现代化程度和社会心理的影响。甚至这种非经济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体育消费,社会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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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2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对231名大学生进行了症状自评量表、生活事件量表、个性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及防御问卷的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生活事件的影响,又有个性、社会支持、防御方式的作用,并且各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此外 ,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不仅有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情绪不稳定及不成熟防御机制产生间接影响.
作 者：曹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管理科学与哲学系,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0 30(1) 分类号：B849 C93 关键词：大学生 心理健康 社会心理因素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3
摘 要：青少年期是童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是青少年个体确立同一性以及产生同一性混乱的重要时期，青少年在该阶段生理和心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成功度过该阶段受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不同社会环境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同伴群体环境等对青少年心理有重要的影响，必须优化以上四项社会环境以对青少年心理产生正面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环境；青少年心理；群体社会化；同一性混乱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87-03
青少年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加速期和过渡期，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生理的成熟使青少年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渴望变换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他们的心理发展与生理发展并不协调，由此，面临着同一性的确立和同一性混乱的矛盾。如何顺利度过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环境，因此，本文将详细探讨不同社会环境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同伴群体环境等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对青少年心理产生正面的影响。
一、环境和社会环境
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环境是人们周围的客观世界和影响个人发展的一切条件，包括个人身体之外的客观现实，也包括身体内部的运动与变化[1]。车文博认为，从发生作用先后来看，环境可分为生前环境和生后环境；从发生部位来看，环境可分为内环境和外环境；从外部环境的性质来看，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为我们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影响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特定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对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定义。在心理学上，宏观上将社会环境定义为整个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2]。认为社会环境对于个体来说是纯粹客观的，不同的个体均处于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按要素性质可将社会环境分为物质环境、生物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社会环境；按功能可将社会环境分为聚落环境、工业环境、农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医疗休养环境。也有人认为社会环境包含五大子系统，即自然系统、人口系统、文化教育系统、经济政法系统以及社会风尚和社会方式系统[3]。由于社会环境的分类繁多，对社会环境的不同分类也是基于不同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对象，故分析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需选定一个特定的分类，这个分类要概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对这些社会环境进行概括，可概括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同伴群体环境四大类，全文将围绕这四类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展开分析。
二、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成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青少年日常生活接触最多以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环境，将社会环境分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同伴群体环境四大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1.社会环境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
个体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发展而形成适应社会的人格，并掌握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的过程[4]。青少年处于同一性的确立和同一性混乱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容易产生同一性混乱即同一性危机。埃里克森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划分为八个阶段，每一阶段能否顺利度过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这个理论可称为“心理社会”阶段理论。青少年阶段（12～20岁）是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和同一性混乱的阶段。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高涨会带来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的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所以，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感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所占的情感位置。如果这个过程不顺利，就会产生同一性混乱，也就是发生同一性危机。同一性危机理论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对社会不满和犯罪等问题上，由此可见，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必要就具体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以及如何优化这些社会环境进行研究。
2.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很多，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金盛华把研究的焦点放在社会机制上，张胜康则着重研究人际交往对青少年的影响，彭渝等研究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李萌等详细介绍和评述了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及其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论。还有的学者则重视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影响，如陆士桢就研究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社会环境，周先进、李颂明、侯捷等也关注这一点。已有的研究范围涉及广泛，研究侧重点比较具体，重点研究某种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或者研究宏观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思路：研究四类具体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一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场所，对于青少年来说，有2/3的时间是在家庭里度过的，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因此，家庭是影响青少年心理的极为重要的场所，家庭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是多方面，家庭影响青少年心理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家庭的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鲍尔温特将家庭的教养态度分为专制型、溺爱型、放任型、民主型。专制型的教养态度将父母、儿女之间的界限人为进行划分，儿女不得反抗父母做出的决定，成为被管制的对象，父母也不理解儿女的需要和想法，按照自己的观点塑造儿女，稍有不满则严厉批评或采取棍棒教育；溺爱型的教养态度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更易出现，孩子就像家里的小皇帝或小公主，父母和爷爷奶奶等都围着孩子转，过分迁就孩子，使得孩子不懂得和别人分享，不懂得谦让；放任型的教养态度难以培养父母与子女的亲密感，加深了两代人的代沟，往往会造成青少年冷漠、散漫的心理品质；民主型的教养态度有助于父母与子女成为朋友，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能够为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经济社会地位高的家庭中的孩子通常会有任性、高傲等不良品质，同样，也会在智力发展、能力发展、视野开阔度等方面具有优势；经济社会地位低的孩子通常更懂得责任和孝顺父母，勤俭节约，意志力坚强，同时也容易造成眼光狭隘及自卑等心理品质。除此之外，父母本身的综合素质对子女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高素质的父母对子女智力能力的发展、情商的发展、个人气质的培养等方面有好的帮助，而低素质的父母则可能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不能给子女进行心理上的安抚，不能给子女树立好的榜样，也不能拓宽子女的眼界和思维方式。
二是学校环境的影响。学校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场所，在这里，教师、同学及校园文化等都对青少年心理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知识丰富的教师能以其特有的魅力引导学生产生学习的欲望，影响着学生的智力发展，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毅力和兴趣，而人格高尚的老师则更易被学生当成道德的榜样和化身，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提供向善的动力，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道德败坏的老师，对学生的身心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种现象应该得到严厉打击和遏止。
同学在年龄、兴趣爱好等方面都比较相近，因而更容易交流和相互影响，同学之间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成长和提高，有助于培养青少年乐观的性格，而不良的人际交往则往往导致青少年自闭心理的产生，青少年容易悲观、自卑。同学之间也会在很多方面如学习、生活习惯、看待事物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交流并相互之间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身边的同学本身就能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优秀的同学在一起能容易变得优秀，反之则容易变得不优秀甚至平庸。
校园文化对青少年心理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校园文化注重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有些校园文化则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同类型的校园文化对青少年心理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建构多层次、多方面的校园文化是极其重要的。
三是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青少年本身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因此，很容易受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游戏厅、网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必须设置在学校特定范围之外，然而，青少年学生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青少年最终沉迷于这些游戏场所不可自拔，变得玩世不恭，抛弃信念和理想，甚至发生抢劫、盗窃等行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体得到迅猛的发展，网络媒体得到空前的发展，充斥着大量的信息。而青少年不能准确地辨别这些信息，很容易被虚假信息和黄赌毒信息影响，进而产生错误的思想观念，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网络上言情小说等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勾起青少年对爱情的憧憬和好奇，对早恋的产生也有着催化作用，而青少年不能正确地处理早恋，同样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社会上还有一些因素也影响着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不良的社会风气容易误导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各种道德败坏现象会使青少年变得麻木和冷漠，犯罪事件的不正确处理会给青少年错误的暗示等种种因素都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四是同伴群体的影响。1995年，哈里斯在《儿童的环境在哪里？———成长的群体社会化理论》一文中提出：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没有显著的影响。其群体社会化理论将同伴群体的社会化功能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越了家庭。由于不同国家影响青少年的社会环境在具体作用程度上不尽相同，故对哈里斯的观点也应区别对待。应当承认的是同伴群体对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也不应该否认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作用。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主要集中论述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各种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化问题，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关于群体现象及儿童的同伴群体以及发生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化和社会文化传递的机制。
群体存在以下五种基本行为现象：群体中的友好行为、群体外的敌对行为、群体间的对比行为、群体内的同化行为以及群体内的异化行为[5]。同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互相之间关系友好并会努力做有利于群体发展的事情，对于群体外的人则抱有敌对的态度，不同群体之间会进行对比，群体成员的行为观点会趋于一致，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也会分成不同的地位。这也意味着青少年为了获得所在群体的认同而自发地持有某种观点或做出某种行为，群体的认同对青少年心理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入什么样的群体很有可能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判断，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群体中也存在着社会文化的传递。群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着文化的传递，群体内部也存着这文化的传递，如果传递的文化是健康向上的，则有助于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反之，则阻碍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甚至引导其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三、青少年心理成长社会环境的优化
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努力优化社会环境以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本文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分为四大类，故要从这四类具体的环境着手进行优化。
家庭环境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氛围，改善父母的教养态度，宣传民主型等有益的教养态度，促进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使父母与子女了解双方各自的需要，从而能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处理双方的关系；应加强社会各界对离异家庭子女的关爱，重视其心理健康发展，为离异家庭子女提供心理咨询，同时也应做好父母的工作，努力为子女提供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应该提高父母的综合素质，为子女树立好的行为榜样，潜移默化地引导子女心理向好的方向发展。学校环境方面，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提高教师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为青少年提供良师；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交友观，为青少年人际交往等提供良好的环境和问题解决机制；完善学校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校园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生活环境方面，要取缔非法的娱乐组织如黄色书摊、情色歌舞厅等，扶持健康的娱乐场所和学习场所如学习书店、体育运动馆等；净化社会风气，加大力度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惩治不道德行为，大力宣传道德模范及其先进事迹，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引导媒体进行积极准确的信息传播，严厉打击造谣与传播谣言的行为。同伴群体环境方面，要了解青少年周围的同伴群体的基本情况，判断哪些是有益的同伴群体，哪些是有害的同伴群体；对有益的同伴群体采用引导、扶持的方式，使其健康发展，传播健康向上的群体文化，继续发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对有害的同伴群体采用弱化甚至取缔的方式，减少其对青少年的影响。
青少年处于同一性的确立和产生同一性混乱的阶段，如何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帮助青少年形成独立的人格，确立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不良的社会环境则会使青少年产生悲观、孤僻、自傲、自卑等不良人格，严重的甚至会采取报复社会的手段来唤起他人对自身的注意。青少年无时无刻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同伴群体环境这四个具体环境是青少年日常学习和生活接触最多的环境，也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为了促进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主要是对这四项具体的社会环境进行优化，从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同伴着手，扶植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弱化甚或消灭对青少年心理发展不利的因素。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的内在条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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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我院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 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AD-3)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共入组23例, 均为男性。
1.2 方法
按照自拟社会心理因素调查提纲, 先向患者讲明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以求得患者的合作, 然后分别进行调查登记, 最后将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
年龄:平均 (37.24±3.42) 岁, 初饮酒年龄 (21.6±3.46) 岁。婚姻:已婚19例, 未婚2例, 离婚2例。平均受教育年限 (6.38±2.42) 年。
社会因素:职业:工人3例, 农民16例, 干部1例, 无业3例, 工人、农民多为从事繁重体力的劳动者。家庭纠纷6例, 恋爱受挫3例, 工作不顺心3例, 经济困难6例。
环境因素:群体影响14例, 受家庭影响6例, 工作性质1例。
亚文化因素:认为酒能活血化瘀、解乏、解愁13例, 社会交往需要10例, 家庭支持17例。
性格因素:急躁易冲动8例, 倔强、好胜7例, 开朗、好交际6例, 内向2例。
3 讨论
由于酒精是一类精神活性物质, 故迄今为止对酒精滥用的治疗仍然是一个较困难和复杂的问题[2]。饮酒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临床治疗和护理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了解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 并采取相对应的护理干预十分必要。
(1) 加强健康教育。从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特点看, 有相当一部分受环境因素和亚文化因素的影响。为此, 应加强有关酒害的精神卫生宣传工作,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 宣传文明饮酒的重要性, 促进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疾病, 提高就医依从性。
(2)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注重心理护理, 增强患者的信心。从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特点看, 这类患者大多表现为急躁、易冲动、倔强、好胜。他们一方面缺乏自尊;另一方面又需要自尊来满足他的虚荣心。此时护理人员应尊重他们, 生活上关心帮助他们, 设法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 以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护理人员应具备优良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与患者细心交谈, 尽量消除其不良情绪, 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 改变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及行为处理方式, 积极配合治疗, 增强治愈疾病的信心。
(3) 调动社会支持力量, 取得患者家庭及其成员和工作单位的大力配合, 改善他们的关系, 耐心讲解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 就各种心理和社会问题做针对性的处理。
通过分析患者社会心理因素特点, 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 可提高患者住院治疗的效果, 使患者尽快安全度过住院治疗期, 早日回归社会。
摘要：目的 分析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特点, 采取相应护理干预。方法 对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住院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23例, 进行调查登记, 对资料分析处理。结果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特点, 相当一部分受环境因素、亚文化因素的影响。结论 针对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心理因素特点, 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 可提高患者住院治疗效果, 早日回归社会。
关键词：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社会心理因素,护理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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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孕妇社会心理因素对胎儿的影响 篇5
HPA轴是应激反应中重要的中介系统，被认为是目前研究妊娠应激与胎儿关系最密切的影响机制[30]。应激状态时，应激源激活应激系统，使下丘脑合成、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CRH)增多。进而刺激垂体前叶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增加GC的分泌[31]，并通过脐静脉进入胎儿体内。另一方面，来自胎盘分泌的pCRH也通过脐静脉进入胎儿体内，此时胎儿尚无CRH-BP，无法结合降解CRH，故CRH对其HPA轴施加相同的作用，促进胎儿GC的分泌，而后者又可再次进入胎盘引起CRH的进一步分泌，正反馈持续进行，最终使胎儿暴露于高浓度GC。Welberg等[32]研究表明，血浆GC(皮质醇和皮质酮)水平过高会造成胎儿缺氧，发育延迟，产后行为抑制。而且一系列动物实验发现，在妊娠大鼠的孕晚期给予不被胎盘11β-HSD2代谢的地塞米松，子代海马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和盐皮质激素受体(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的mRNA表达均降低。产前应激还可使子代海马处神经突触密度和五羟色胺(5-HT)水平下降。此外，正常情况下不影响能量代谢的GC，缺氧和低糖时却能消耗神经元内的ATP，抑制葡萄糖转运，同时再通过GR或MR介导，影响神经细胞中不同神经营养因子及其受体表达等，损害神经元的生长[33]。海马作为大脑内重要结构，具有学习、记忆、行为、协调自主神经活动、调节内分泌等复杂的功能;同时，海马有神经纤维投射至下丘脑，部分参与HPA轴的调节。上述研究提示高水平的GC改变了胎儿海马外神经递质的水平和神经受体的表达，干扰与海马之间存在纤维投射和物质联系的结构和系统的正常功能，因此影响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生后的运动、智力异常。而作为保护屏障的11β-HSD，在应激状态下不能发挥功能的原因，推测可能与应激导致母体GC水平过高，11β-HSD活性降低或胎盘功能不全有关。
另外，应激状态时，内外环境刺激通过中枢神经、周围神经及自主神经系统传递到下丘脑，作用于HPA使得下丘脑后部出现的译码激活全身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髓质分泌增加，儿茶酚胺类物质在血液中浓度增高。皮质类固醇和儿茶酚胺对外周血管具有强大的调节作用，作为应激反应的产物，协同增强的交感神经系统活性，都可以导致胎盘供血的减少，从而造成胎儿宫内缺氧，导致胎动频繁。严重的造成胎儿宫内生长受限(FGR)，甚至胎死宫内。对妊娠32周的妇女超声检查已发现，焦虑水平高的孕妇，通过子宫动脉的血流明显减少[34]。同时，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后;其心脏交感节后纤维末梢释放的递质去甲肾上腺素与心肌细胞上的β1受体结合，导致心输出量增加、心肌收缩力增强、心率加快。同时肾交感神经活动性增加，导致肾血管收缩、肾脏血流量减少、肾素活性增高，钠水潴留，血压升高。此外，交感缩血管神经末梢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主要与血管平滑肌的α受体结合，引起小动脉痉挛或收缩，外周阻力增大，血压升高。Texeira等[35]研究子宫胎盘循环后认为焦虑等情绪变化可导致子宫小动脉痉挛、子宫动脉阻力增加。另有报道指出交感神经兴奋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脑内通过五羟色胺(5-HT)、过氧化物(MAO)从而使血小板激活，使血小板释放血小板第四因子(PF-4)、血栓素(GT)和ADP，从而使微循环阻滞。这些均可导致胎儿宫内缺氧、FGR。
4 展望
目前，妊娠期产生的情绪改变以及对母亲和胎儿的不利影响，尚未引起产科医务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医院及妇幼保健站的工作多局限于对孕妇身体状况和胎儿生长发育情况的检查，缺乏对孕妇心理卫生知识的指导。而入院待分娩的产妇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如引起产妇不必要的恐慌，导致分娩方式的人为改变，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因此在产前保健中，将孕期心理测试作为孕期保健的一部分，针对各种情况对产妇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孕期心理咨询工作，将有助于减少妊娠并发症发生，保障母体和胎儿健康，降低围生儿死亡率、新生儿窒息率。而住院期间的心理护理的增加，也会减少母儿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及剖宫产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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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的家庭心理因素及预防 篇6
一、提倡优生，提高儿童的心理素质。
一项调查证实，在一级亲属中有精神病史的少年犯罪危险性是没有精神病家族史的4.5倍，而具精神病质少年犯罪危险性则是非精神病质的9.3倍，显然少年犯罪存在心理素质遗传趋向的问题；另一项研究是调查了100名少年犯的精神卫生问题，发现在他们中存在明显精神卫生问题的占96％；更多的调查是对少年犯进行人格测量，发现他们具有外向不稳定型性格倾向，他们的气质特点是：易冲动、易怒、不安定、多变化、进攻、好斗等，个人的性格倾向是遗传、环境和教育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遗传则是其物质基础。所以，强调优生，优化个体的遗传素质，是保证儿童良好心理素质的基础措施。优生，主要是指科学择偶、婚前检查、科学怀孕、孕期保健、产前检查、科学分娩等各项工作。
二、改善后天环境，培养儿童健全人格。
后天环境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有决定性影响，只有健康、良好的环境和教育条件才能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特征。良好的环境，首先是家庭环境，因为家庭是儿童赖以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环境。一项对157例少年犯的调查证实，家庭结构不健全，少年犯罪危险性是家庭结构健全的4.5倍，少年犯属不正常家庭者占一半以上。经济状况不良也有碍儿童的个性心理的发育，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犯罪少年的不良性格倾向，在他们和不良伙伴或犯罪团伙的交往中，在违法和犯罪活动中，得以进一步强化，促进了犯罪行为的出现。
因此，为儿童提供良好、健康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乃至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教育条件，也是减少少年犯罪的根本措施。
三、给孩子爱和温暖，促进其情感社会化。
许多犯罪少年在家庭中得到的爱和温暖太少，由于缺乏爱和要求爱的强烈愿望发生冲突，会产生情感饥饿，甚至导致孤癖、畏缩、冷漠、麻木、缺乏同情等心理问题；父爱的缺乏对孩子，尤其是对男孩的情感社会化过程也有不良影响，他们缺少男性性格和男性气质的影响，也会带来相应的心理问题，现已证明，父爱和父亲的权威形象，有减少少年犯罪的作用。
四、对孩子不能爱得太多，以避免纵容强化因素。
儿童教育家对溺爱深恶痛绝，称之为儿童关系上最可悲的东西。少年犯家庭类型调查证实，属溺爱型家庭占30％以上，另一项调查发现，少年犯中末生子占39％。国外也有类似情况。
溺爱和另一种家教类型——放任型一样，由于父母对孩子的溺爱、迁就和放任自流，不加管教，无形中纵容并强化了少年犯罪意识和犯罪行为。改变这两种家教类型，有助于减少儿童犯罪。
五、注意教育者形象，减少对孩子的攻击性示范影响。
调查证实，家庭成员的罪错行为对孩子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例如，父母的行为不端、婚外恋、偷窃扒拿、占便宜，甚至明显的违法行为等，对儿童都有暗示、明示、教唆、纵容等示范作用，据某工读学校的调查，女性少年犯中因受家庭影响，有道德败坏而犯性罪错的占34％。
另外，父母经常体罚责打孩子，对孩子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容易养成孩子日后的好攻击性。
六、保护挫折中的儿童，减少他们的挫折反应。
儿童期的挫折有两种，一是家庭受挫，如父母和亲人已故，父母离异、分居，严重的家庭纠纷等，这些家庭生活事件会深刻地影响孩子，使他们出现挫折反应。二是由于严厉型和拒绝型家庭教育方式给儿童自身带来的挫折，严厉型家教，父母经常打骂、凌辱孩子，拒绝型家庭，父母常会使孩子的合理要求受阻，两种情况都会使儿童出现心理挫折反应，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从而导致日后的违法行为。
要重视儿童心理承受能力的锻炼，注意身处挫折中的儿童的心理卫生，给他们必要的心理支持，保持他们的生理、心理平衡。
七、加强文化教育，提高父母和儿童的文化素质。
据调查，少年犯罪与父母的低文化和自己的低文化明显相关。父母文化水平低(尤其是母亲低文化)的家庭，少年犯罪率明显较高，其中父亲是文盲的家庭，少年犯罪发生率是非文盲家庭的12.7倍，母亲是文盲者，则是21.3倍；父母均为文盲者，则占54％。说明家庭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母亲的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有密切关系。
另外，对30名盗窃犯罪少年进行智商测定，发现他们的平均智商只有68.2分，尤其在语言、计算等方面智商更低，而操作智商多正常，说明这些儿童智力发展是不平衡的。他们的社会化功能比较低下，容易走上偷盗等犯罪道路。
加强文化教育，一是提高父母的文化素质，使他们能执行优生优育，并注意改善儿童生长环境，实施科学教育，二是对儿童加强文化教育，保证儿童的入园率和入学率，尤其是社会和家庭要共同重视发展弱智儿童教育，提高他们的智力和技能，使他们具有一定认知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八、加强教育管理，帮助儿童顺利渡过心理不稳定期。
少年犯罪发生率最高的年龄，男孩是15～16岁，女孩是14～45岁。在心理上，12～15岁被称为“心理断乳期”，此期儿童的个性心理特点处于不稳定期，他们的认知和行为都不够成熟，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或别人的教唆，糊里糊涂走上犯罪的道路。家庭和社会都要重视对他们的科学教育和管理，帮助他们顺利渡过这一心理不稳定的时期。对他们的教育要耐心，要民主，要不断提出要求，要教育他们怎样与人相处，要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法制知识，提高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发现他们有不轨行为，要及时教育制止等。
九、科学实施性教育，减少少年性罪错。
不同发育时期，儿童性健康教育的内容不相同。人类的性欲和性心理发育有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如果环境和教育的失误就将导致成人后的性变态或性罪错。
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7
在Gardner(1985a)的社会教育模式中,认同作为一种语言学习的“非语言成果”,指的是“我是谁”的基本问题,具体来说,是指语言学习者对自我语言能力、价值取向以及社团归属感的主观评价。
早期的经典研究主要是从“语言与认同之结构观”探讨语言学习和认同的关系(高一虹等,2008)。近年来,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认同概念逐渐完善。加拿大学者Norton(1993、1995、2000)基于对五位移民女性在加拿大英语学习经历的长期跟踪研究,借用Bourdieu的概念,提出语言学习同时也是一种“投资”,从而取代了“动机”的概念。学习者希望通过“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这包括象征性(如语言、教育、友谊等)和物质性资源(资本货物、房地产、金钱等),从而提高自己文化资本的价值(芮晓松、高一虹,2008)。在该理论框架下,学习者的认同建构不再看作是单一的,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同时是多元的、动态的、多变的。
Epstein(2009)的“跨文化”概念同样是建构主义的。他认为,若是将认同仅仅依据学习者所在社团的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而定,那么往往会产生文化冲突。认同建构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完全存在第三种可能,那就是“跨文化”。该理论主张认同建构应从自己的本土文化中解放出来,超越其文化堡垒,通过与不同文化的接触,穿越于多种文化之间。由此可见,“跨文化”更为强调开放性,主张文化自身的“不自足性”,因而需要与其他文化互动而弥补自身文化的缺陷。
在上述理论框架下,跨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涉及不同的内容和层次。高一虹及其课题组对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英语学习和自我认同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其研究自我认同包括六个类别:自信心变化、附加性变化、削减性变化、生产性变化、分裂性变化和零变化。其中附加性、削减性、生产性和分裂性变化归为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其中,高一虹、周燕(2008)和高一虹等(2011)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语言学习带来的“附加性变化”和“生产性变化”的积极效应。
除上述研究外,Zea et al.(2003)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族群,将文化认同界定为指少数族群对其母语社团文化及所在国主流社团的文化依附感、归属感以及基于这种归属感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在上述两种不同文化的互动中,认同也随之逐渐融合。Robert et al.(1999)和Phinney(1992)研究的是族群认同,指的是学习者对自己所属社团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学习者对自己所属社团的依附感和归属感。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侧重于认同建构的行为倾向,价值观认同涉及的层次更深,Kim et al.(1999)从服从社会规范、通过成就获得家族认可、情感自我控制、集体主义、谦虚、孝道等六个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价值观认同相比前两者变化得更为缓慢,学习者在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的同时,却始终固守自己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魏岩军等,2012)。
关于态度、动机与语言学习结果的关系研究已相当丰富。大部分研究证明,态度通过动机间接影响第二语言习得水平(Oller、Hudson and Liu,1977;Snow et al.,1988;Svanes,1988;倪传斌等,2004;闻亭,2009)。Gardner一系列实证研究大都证实了动机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融合型动机更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Gardner、Lalonde and Mac Pherson,1985;Gardner、Lalonde and Moorcroft,1985;Masgoret and Gardner,2003),然而,态度、动机与跨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却较少涉及(魏岩军等,2012)。
综上所述,文化、族群和价值观是影响学习者认同建构的主要要素,所学语言的使用范围和频率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的“跨文化认同”将从语言、文化、族群和价值观等四个层面进行考察,一方面考察来华经历和汉语学习时间对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探讨学习者态度和动机与跨文化认同的关系,最后提出汉语国际传播的策略和对策。
二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别来自美国、印尼和韩国,问卷调查均在国外实施,调查对象均处于外语学习情境下。美国调查对象来自爱荷华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美国东部和中部六所大学和高中,印尼数据来自慈育大学、建国大学、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国立第十九高中等,韩国数据来自启明大学。不同国家的调查对象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上基本保持一致。问卷在课堂发放,当堂回收,共发放456份,回收425份,有效问卷406份。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①。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语言根据调查对象不同翻译为英文、印尼文和韩文,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国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汉语学习时间、在华时间等。
2.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的调查。跨文化认同测量依据Zea et al.(2003)的简明多维度量表,同时参照Robert et al.(1999)和Kim et al.(1999)关于族群认同和价值观认同的研究,将学习者对母语社团认同分为语言、文化、族群和价值观认同四个方面,每个方面8道题,共32道题。“语言认同”题目自编,主要体现为汉语学习者在不同环境下汉语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度;“文化认同”指汉语学习者对华人社团的文化依附感、归属感以及基于这种归属感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Zea et al.,2003);“族群认同”指学习者对华人社团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学习者对华人社团的依附感和归属感(Robert et al.,1999);“价值观认同”包括六个因素,即服从社会规范、通过成就获得家族认可、情感自我控制、集体主义、谦虚和孝道等(Kim et al.,1999)。各类认同题目举例如下:
语言认同:I speak Chinese as much as I can when I talk to my Chinese friends.
文化认同:I like reading books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族群认同:I would like to make Chinese friends.
价值观认同:Modesty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for a person.
3.汉语学习者对华人社团态度的调查。本研究关于态度的问卷借鉴Gardner(1985a)、Gardner、Lalonde and Mac Pherson(1985)关于态度量表的设计,并进行适当改编,具体包括学习者对中国(尤指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中国人以及汉语学习的态度,共24道题,每类8道。
4.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调查。动机的测量依据Gardner提出的融合型和工具型动机进行分类,同时参考了Gardner(1985b),Gardner、Lalonde and Mac Pherson(1985)和Svanes(1987)的动机量表的设计,并进行适当改编,最终形成16道题,每类8道。态度、动机与认同测量指标均采用Likert Scale 6点量表,并统一为积极的表述方式。
5.语言水平自测,包括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自测表是根据《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中“语言水平自测表”的四项语言技能评测标准修改而成(Council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 Education Committee,2001:231-243)。
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可靠性②,我们对本部分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跨文化认同总量表信度系数为0.834,语言认同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24,文化认同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84,族群认同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70,价值观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48。因此,本次跨文化认同量表的信度系数是相当高的。
三个体因素对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来华经历对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影响的统计分析
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汉语学习者对华人社团的认同不能只凭空想象。因此是否来华会对学习者的认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表2列出了是否来华两种条件下美国汉语学习者认同程度的平均分③。
表2 不同来华经历的汉语学习者认同程度的平均分
方差分析验证,来华经历的主效应显著(F(1,196)=9.25,p=0.003),四项认同的主效应显著(F(3,588)=181.55,p<0.0005),交互作用显著(F(3,588)=4.09,p=0.007)。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语言和族群认同的水平上,是否来华之间差异显著(p=0.002;p<0.0005);在文化认同上,曾来华和未曾来华差异边缘显著(p=0.100),价值观认同不显著(p=0.933)。总体来看,曾来华的学习者比未曾来华的认同程度高,具体每一项认同来看,曾来华的学习者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比未曾来华的认同程度更高。价值观认同上,是否来华对其没有影响。
(二)汉语学习时间对学习者跨文化认同影响的统计分析
汉语学习时间的长短体现了学习者与汉语的接触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汉语学习的持久力。这种语言经历上的不同会带来其跨文化认同的差异。表3列出了不同汉语学习时间美国学习者认同程度的平均分。
表3 不同汉语学习时间的学习者认同程度的平均分
方差分析验证,汉语学习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195)=9.45,p=0.002),四项认同的主效应显著(F(3,585)=235.12,p<0.0005),交互作用显著(F(3,585)=2.91,p=0.034)。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不同汉语学习时间之间差异显著(p=0.001;p=0.003;p=0.012)。汉语学习时间越长,认同程度越高。价值观认同不受汉语学习时间影响(p=0.950)。
(三)对影响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个体因素的讨论
学习者的认同并不是固定的,认同建构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要经历持续渐变的过程。来华经历和汉语学习时间为这个过程提供了认同建构的时间,也为学习者提供了大量输入目的语及其文化的机会(孙乐岑等,2009)。美国学习者来华经历和汉语学习使得他们更容易适应中国文化,而根据Schumann(1978)的“文化适应模式”,第二语言习得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始终处于从不适应过渡到适应的连续统中。曾来华和汉语学习时间长的学习者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比另一方更能融入目的语文化和族群之中去,因而更易产生对华人社团的认同(Zea et al.,2003)。
基于“语言与认同之建构观”的视角,曾来华的学习者、汉语学习时间更长的学习者对汉语的“投资”更多,即“支付的成本”和付出的精力越大,学习者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就会越多(Norton Peirce,1993、1995、2000)。另一方面,语言学习带来了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取向上变得更为开放(Epstern,2009)。
四社会心理因素与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
(一)汉语学习者态度、动机与跨文化认同关系的统计结果
社会心理学领域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和认同,共同发挥作用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影响语言学习的同时,彼此之间也互相影响。本文的汉语学习者的态度包括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人的态度和对学习汉语的态度,动机则分为融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我们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对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和认同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
表4 汉语学习者的态度和跨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0.01水平上显著(双尾)*在0.05水平上显著(双尾)
表4列出了汉语学习者的态度和认同之间的相关程度④。从总体情况来看,三国学习者的态度和认同之间是存在相关的,但是相关程度高低不同。其中,学习者文化和族群认同与态度之间存在强正相关,语言认同相关较低,价值观认同相关程度更低乃至不相关。
表5 汉语学习者对华人社团动机和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0.01水平上显著(双尾)*在0.05水平上显著(双尾)
表5数据说明的是学习者汉语学习动机和认同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态度和认同相关结果一致的是,学习者的文化和族群认同与两类动机之间表现出更强的相关,语言认同次之,价值观认同上存在弱相关或不相关。另外,从动机类型来看,三种文化背景的学习者,融合型动机与认同的相关程度普遍高于工具型动机。
(二)对汉语学习者态度、动机与跨文化认同关系的讨论
社会心理学领域一般把态度界定为个体对待他人或事物的反应方式,这种消极或积极的反应是可以进行评价的,它通常体现在个体的信念、感觉或者行为倾向中。学习者的态度由三方面组成,认知是基础,情感是核心,意动是学习者的实际行为。而文化认同,基于Zea et al.(2003)的定义,指的是对一种文化、社团及群体的依附感、归属感,以及基于这种归属感所表现的行为倾向。态度中的“意动”是认知和情感在行动上的表现和倾向,这正好与认同的内涵相合,因而相关程度比较高。另外,Lambert的“社会心理模式”认为态度对社会身份自我认定的影响是通过动机和语言熟练程度来实现的。当学习者群体对华人社团持肯定态度时,就会逐渐形成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认定,向华人社团靠拢,因而态度和族群认同之间也表现出非常强的相关性。
Gardner等(1985a)的经典动机模式区分了融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与“社会心理模式”不同的是,该模式认为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和认同共同决定学习者的动机。关于态度、动机和认同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莫衷一是(魏岩军等,2012),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三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本研究发现,与工具型动机相比,融合型动机与认同的相关程度更高,这得从两类动机的内涵来解释。Lambert和Gardner将融合型动机看作学习者所表现出来的对目的语社团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另一语言群体的文化或成员纯粹的、自身的兴趣,乃至融入该社团成为其一员的愿望。工具型动机更多的则是把第二语言用作工具的实际目的。可见,融合型动机与认同建构存在更大的一致性,Gardner(1979)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融合性动机与附加性双语现象相关,工具型动机与削减性双语相关。Lambert(1969)的研究也证实,对于中级以下水平的学习者来说,融合型动机更容易激发其在语言上努力达到并保持与目的语社团成员一致。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无论是融合型动机,还是工具型动机,都表现出了与认同取向比较高的相关,而融合型动机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由此可见,工具型动机强烈的学习者更多地持有“语言工具观”,而融合型动机为“语言认同建构观”。“语言工具观”把语言看作交流的工具,学习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一种工具。而语言认同建构主张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就是在自己特有的兴趣、爱好和潜能等条件下与现有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最终建构自己的世界观,重塑自我意识。态度、动机和认同的关系探究,无处不渗透着一种语言工具之外的学习者个体在社会心理上的有意识选择,体现着“语言是世界观;语言是文化;语言是自我建构;语言是元世界观、元文化”(田贵森、郑月莉,2004)。
五基本结论与汉语国际传播策略
(一)基本结论
本研究以语言、文化、族群、价值观认同为视角,以美国、印尼和韩国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406名非华裔汉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影响非华裔学习者跨文化社团认同因素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1)对美国学习者来说,汉语学习时间和在华时间越长,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程度越高,价值观认同不受影响。(2)四类认同中,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与态度和动机之间的相关程度更高,其次是语言认同,价值观认同最低。(3)融合型动机与认同的相关程度普遍高于工具型动机。
(二)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和对策
把语言看成工具,就会注重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沟通;站在认同建构的立场上,就会强调语言的文化内涵。语言作为工具,作为文化,每一种视角都有其合理性(郭熙,2008)。如果只注重工具性,中国经济成就再大,也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文化吸引力(Kumaravadivelu,2012)。如何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并且受到尊重的文化资本?汉语学习兼有工具和认同建构的两重性,是当前汉语国际传播迫切需要去实践的一大主题。
1. 在大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不能忽视“请进来”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伴随着孔子学院的大力创建,汉语国际传播大力提倡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然而,调查数据显示,曾来华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认同程度普遍比未曾来华者高,因此汉语传播很有必要在提倡“走出去”传播战略的同时,再把“请进来”战略贯彻起来,在国内大力营造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氛围与环境,也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奖学金制度,大力吸引外国汉语教师和学生到中国留学;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参观游览;组织多种形式的讲习班、夏冬令营等活动,促进中外的交流与合作。“请进来”和“走出去”都是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两者之间彼此结合,共同促进其汉语的学习,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2. 加强语言教与学的核心地位,激发学习者内在兴趣和动机,增强其对中国的肯定态度,提升学习者对华人社团的跨文化认同。
汉语教与学不能只培养学习者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更应该触及学习者深层次的认同建构,积极的语言学习者和认同构建者总是秉承着多元、开放的社会心理和追求,主动去吸收本民族之外目的语社团合理的文化因素,不断地超越自我,积极发展自己的人文取向。高一虹的“生产性双语现象”就体现了认同建构下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之间积极互动、相得益彰,最终使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能力都得到提高。跨文化认同的提升,同样会作用于学习动机的激发、正面态度的增强,从而对中国以及其语言和文化产生好感。
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40例患者, 均为2008年3月—2010年12月在我院分娩的产妇, 年龄16岁～45岁, 平均年龄30岁。
1.2 方法
产后24 h内阴道流血超过500 m L者[2], 子宫收缩时好时坏, 有血块或暗红色血间歇自宫腔涌出, 出血时少时多。产妇面色苍白, 四肢厥冷, 脉搏细速, 精神萎靡, 血压下降甚至休克。产后2 h内严密监测脉搏、呼吸、血压、子宫收缩情况, 阴道流血与体征是否吻合。同时协助排空膀胱并帮助建立亲子关系。经观察产妇宫缩时好时坏, 阴道流血时少时多, 子宫软有时轮廓不清。根据医嘱给予静脉注入宫缩剂、按压子宫等处理, 子宫收缩仍不理想, 协助医生再次检查确认无其他产科并发症。建立双静脉通道, 保持通畅, 摇低床头, 给予保暖等处理。正确执行医嘱积极治疗, 病情仍不好转, 积极术前准备, 以挽救产妇生命。做好术后护理、基础护理, 保持病室安静, 床铺平整温暖, 以利于休息。针对原因把握时机做好心理疏导。
2 结果
40例产妇中32例产后出血均出现在产后2 h内, 表现为子宫收缩乏力 (子宫软, 轮廓不清) , 8例发生在24 h内, 亦为子宫收缩乏力性出血。究其原因与孕次、胎次、病理产科、社会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 (1) 年龄。年龄大于35岁的高龄孕妇, 易导致病理情况的发生;胎次:多胎易发生异常;病理产科:子宫收缩乏力所致的产后出血占第1位。 (2) 社会心理因素。40例产妇均存在不同的社会、心理问题干扰, 以恐惧、焦虑占第1位, 婴儿性别不理想、夫妻不和占第2位。36例经积极助宫缩等抢救治疗, 心理安慰、开导后好转, 4例因子宫收缩乏力保守治疗无效行子宫切除治疗, 无死亡病例。见表1.
3 讨论
3.1
产后出血是危及产妇生命的严重并发症, 无论什么原因所致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抢救治疗措施, 减少和预防产后出血是产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本组原因大部分为子宫收缩乏力所致, 经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治措施保守治疗成功。在观察治疗中我们发现少数产妇精神抑郁, 表现为懒言、哭泣, 配合不理想, 从而导致救治无效, 为挽救产妇生命, 不得不施行子宫切除。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抢救成功的关键是多观察、早发现、早行动、恢复血管容量[2]。本组产妇术后乳汁分泌也不通畅, 由此可见社会、心理因素对植物神经、内分泌的影响很大, 而女性的生殖系统受植物神经和内分泌的主宰和影响, 为此应针对每位产妇的病因进行对症治疗, 同时要引起产科护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3.2
我院地处偏远的山区县城, 许多群众意识较封建, 年龄、多胎妊娠、生男生女、文化经济落后等一系列社会心理因素导致产后大出血的病例不断增多。本组治疗的产妇中, 有的产妇未婚, 有的已严重超生, 有的夫妻关系不和是因为没生男孩而遭家人歧视。如此种种原因应引起产科护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所以在今后的医疗护理工作中应增加以下内容: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医患沟通, 多与孕妇沟通, 了解孕妇身心情况、家庭情况、社会背景。多与家属沟通, 取得家属的配合, 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真实情况, 以便对症处理。医护人员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 把每一位孕产妇当作姐妹一样对待。有一颗善良同情的心, 真诚地对待每一名产妇, 用温和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 给予适时的安慰、解释, 消除产妇的焦虑、恐惧情况, 同情帮助产妇, 并有理有据地给予开导、指导。从而有效降低社会心理因素对产后出血发生的影响, 保障母婴健康。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244-255.
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9
一、规范对学生的影响
就本质而言, 规范是对成员行为提供的社会控制, 因为规范实际上表明班级希望其成员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某一个成员干了大家不希望干的事, 就会受到来自集体的制止。每一个集体的规范都有它的特殊性, 外部的社会标准只有被集体接受, 才能形成集体的规范。例如, 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是一种社会标准, 有些班级正确地接受了这一标准, 因而同学们在学习上互相讨论, 集体活动中互相支持等, 这表明他们形成了正确的规范。也有些班级则形成作业上互相抄袭, 老师追问时互相掩护, 这是不正确的规范。规范一旦形成, 就提供了一个参照点, 用以指导行动、评判是非和维持群体生存。因此, 在一个班集体中,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与其从个体入手, 不如从改变其群体规范着手。这是社会心理学提供的一条典型指导原则。
二、心理相容对学生的影响
心理相容是指班级成员在心理和行为上彼此协调一致。一个心理相容的班集体, 首先表现在人们相互了解, 即了解各自的优点, 也了解各自的缺点, 善于按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他。其次, 成员之间善于运用正常的方式, 取得相似的评价标准, 使意见互相接近。第三, 表现在成员们都在自觉地维护班集体。在这样的班集体中, 成员们态度宽容, 相互尊重, 因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舒适感、安全感和满足感。心理相容是集体人际关系的重要心理成分, 是班级共同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社会心理条件。
三、舆论对学生的影响
舆论是一种群众性意见, 是班级中通过信息交流而形成的共同信念, 它具有评价的作用。发生在教室里的争吵, 往往会在舆论的压力下而很快平息。舆论能够造成对人的压力, 因而也就能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在一个集体中, 正确的舆论能团结群众、鼓舞正气, 防止不良言行的产生, 抑制歪风邪气。在一个班级中, 舆论的导向是会不断变化的。作为教师要时刻关注班级的舆论, 不断地研究它, 及时给学生正确的引导。
四、凝聚力对学生的影响
凝聚力是指班级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在一个高凝聚力的班级中, 成员间的沟通与交往比较频繁, 交往方式以正面的友善的为主;成员参加集体活动的出席频率较高;成员比较乐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凝聚力高的集体中, 成员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尊严感。班级的凝聚力是在一系列集体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这一系列集体活动不仅要有趣, 而且还要有助于儿童获得成功, 满足他们的某些需要。
五、儿童在班级中的处境与地位对学生的影响
在班级中, 不受欢迎的儿童是些处境不利的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也有强烈交往的需求, 有一定的交往标准, 但在同学的心目中形象不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个人心理品质和社会交往技巧等问题, 通常也表现为以下四种特点:具有攻击行为、具有不良品行、难以相处、其他原因等, 这些非本质的外部因素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其中, 不良品行是小学儿童中遭同伴拒绝的主要原因。在班级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 其道德发展也有两个方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力求积极地与同学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如果没有成功, 有些人会采用一切手段竭力吸引同学们的注意, 甚至可能采用虚假的英雄行为或违纪行为达到目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现为孤独, 经常与其他同学发生冲突或到其他班级去寻找朋友。如果在班级中无法改变他们的不利地位, 他们会逐渐地产生不关心集体的冷漠态度。
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10
在我国, 高等院校是社会高素质人才的供应基地, 也是一个可以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摇篮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地方。经过二十多年的跨越式经济发展, 我国的高等院校已经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阶段, 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效率越来越多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普通高等院校是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储备基地, 承担着振兴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我国的战略人才储备水平的重要责任。面对人民群众对于高等院校建设工作的殷切期盼,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安全部门领导人必须要联合学校的各个其他部门, 展开科学高效的校园内部安全管理系统与实时监管, 从而, 排除影响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的各项因素, 为我国广大的普通高等院校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二、影响我国高等院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心理因素
(一) 校方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我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综合竞争水平不够强, 相比于国外顶级的高等学府, 在校园管理和师资力量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 我国的大学综合实力的发展还不够强, 在校园安全管理方面也还残存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其中, 影响我国高等院校的社会因素包过外部主观原因和内部客观原因。从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后勤人员的心理原因分析上来看, 学校内部的各个院系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食堂、超市、食堂后勤部门, 为维护校园的稳定和安全负有重要的责任。
(二) 管理方式和观念落后
发展高等教育, 需要政府经济补贴的支持和政策方面的倾斜。而且, 在我国的高等院校方面, 国家的政府财政补贴相对较少, 比如校舍的建设和装修缺乏资金投入, 有的偏远地区的教学楼年久失修, 导致我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楼安全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发展存在后劲不足等原因, 必须要进行学校内部的管理方式的改革工作, 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强调在日常的校园活动干预的过程中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目标, 革新落后传统的“老师教课, 学生听讲”教学观念。
三、建设安全稳定校园的对策分析
(一) 高校教育管理层和教师应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稳定
让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日常校园管理活动中, 加强对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视程度。在校园安保管理方面, 安排巡逻人员积极展开校园保卫工作, 对于这些特殊时间段的进校人员和出校人员, 要进行必要的问询和信息登记, 这样可以保障学校内部的财产安全和宿舍区域的学生个人安全。还需要加强学校内部报警电话的普及工作, 比如, 湖北大学的内部报警电话是“0722X+110”, 在校园各个林荫道的入口处、教学楼和寝室的大门口应该张贴宣传标志, 让学生群体在遇到校园安全方面的问题时, 可以及时地向校园民警寻求帮助。
(二) 构建学生心理教育的网络体系
近年来, 随着我国普通大学在进行面对社会招生的过程中, 出现了生源中独生子女所占据的比例明显提高的问题。增加了学校负责人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大学生群体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基础, 是导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发生恶性冲突的本源。在构建校园安全的过程中, 必须要强调人性化管理, 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要特别重视保持校园安全与稳定的问题。除此之外, 还应该针对容易诱发校园安全的隐性因素展开分析, 加强对于在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班级辅导员的心理干预, 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注与爱护。可以在学校的教学楼专门开辟出心理咨询中心, 安排学校内部的心理学教师定期进行接待工作, 为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提供支持。
(三) 甄别和排除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显性隐患
“安全重于泰山”, 首先要对那些能够引发校园安全稳定的显性隐患加以甄别和排除, 在交通安全方面, 应该根据学校的具体道路环境, 设置交通警示牌, 限定机动车辆进校时的最高行使速度, 在校门口设置减速带。同时, 还应该在下坡和急转弯的区域设置醒目的减速标志, 防止由于驾驶员错误操作带来的校内人员伤亡事故。另外, 对于大型的运输类车辆, 应该进行交通管制, 采取“禁行”管制措施, 杜绝交通行使方面的安全隐患。鼓励校内人员使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 在教学楼附近和学生宿舍区域加派监管人手。
四、结语
独生子女追求个性的生活方式, 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 容易出现个体暴力事件, 加之社会风气的转变和价值观的复杂性, 导致高等院校的校务工作者在管理的过程中经常要解决学生之间的冲突。所以学生、辅导员、校方领导应该采取多项互动的方式, 加强相互沟通的质量和频次, 共同解决校园安全问题。
摘要：影响我国高等院校校园安全的因素其实有很多, 比如学生宿舍不规范使用电器、私接乱搭电线会产生火灾, 影响校园安全。校外闲散人员随意进入校区宿舍增加了高校安全管理的风险。食堂后勤管理系统如果进行不规范操作, 也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造成学生大面积食物中毒的现象。本文针对影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校园安全稳定因素的社会心理条件展开探讨, 提出保障高校内部安全的可行性措施。
关键词：高等院校,校园安全,社会心理,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郑丽萍.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研究[D].重庆交通大学, 2011 (4) :101-112.
[2]林礼文.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探析[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4, 23 (4) :111-114.
高职生心理韧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篇11
关键词：高职生；心理韧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7-025-01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高校在读及毕业生的比例日益增加，和普通高校相比，高职生学历低，就业竞争更为严峻，压力更大，而压力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些压力包括学习压力、择业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等。虽然高职院校生的心理问题日益加重，但仍鲜有这方面的调查分析。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本地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影响高职生心理的性格因素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当场分发120张调查问卷，收回112份，调查有效率为93.33%。
2、方法
向120名高职生发放调查问卷，并随机选取26名进行深入访谈。问卷中共涉及22项条目，如父母关系对于学生的心理的影响，学习基础对于学生的心理影响，管理方式对于心理影响，人际交往中的挫折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答案包括无、较轻、一般、较重及严重等几项选项，以数字1-5来表示，该调查问卷共从中提取学校因素、学习因素、家庭因素及人际因素等4打印字，通过检验表明具良好可信度与有效性。
3、SCL-90心理问题调查表
该表共设置90项目，包括人际敏感、躯体化、抑郁、强迫、恐惧、偏执、敌对、焦虑、精神病性等几大因素。以1-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情况越差。
4、统计学分析
二、结果
1、心理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极大正交旋转主成分的因子分析方法，得出该调查问卷中的22项条目因子的负荷都大于0.3，提取4个特征值在1以上的因子。其中学习因素共7个条目构成，人际因素共6个条目构成，学习因素为5个，家庭因素共4个，分析结果见下表。
影响学生心理韧性的因素在不同专业的比较中无显著差异（p>0.05），但会随着来源的不同有所差异，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因素与学习因素的比较中，得分显著低于三校生（来源为中专、职校、技校），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
三、讨论
和普通高校相比，高职生学历低，就业竞争更为严峻，压力更大，而压力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些压力包括学习压力、择业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等。本次研究表明，高职生中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占11.61%（13/112），符合国内相关研究的10%-30%，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偏执、抑郁、焦虑等因素的比例均超过15%，应当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影响高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共分为四类，一是人际交往因素，包括社交技能、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恋爱情况。二是学校因素，包括学习环境、氛围、课余生活、管理方式、教师素养、就业前途等。三为学习因素，包括学习方式、学习基础、学习目标等。四为家庭因素，主要为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环境突变等。此外三校生的管理方式和普通高校有所区别，更贴近高校管理模式，因此三校生可以更快适应高校生活，心理情况也就好于普高生。总之以上因素均为影响高职生心理韧性的主要因素，建议高职院校应根据以上几方面因素强化心理教育工作，对症下药，提高高职生的心理韧性。
参考文献：
[1] 蒲少华.李晓华.卢 宁.当代大学生心理弹性调查分析[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2（4），：78-80.
[2] 孙仕秀.范 芳.郑裕鸿.朱清等.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4）：502-505.
[3] 陶 云.张 莎.唐 立.刘 艳.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在有或无应激情景下的注意偏向特点.心理与行为研究，2012，10（03）：196-201.
摘 要：本次研究随机选取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影响高职生心理的性格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高职生；心理韧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7-025-01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高校在读及毕业生的比例日益增加，和普通高校相比，高职生学历低，就业竞争更为严峻，压力更大，而压力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些压力包括学习压力、择业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等。虽然高职院校生的心理问题日益加重，但仍鲜有这方面的调查分析。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本地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影响高职生心理的性格因素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当场分发120张调查问卷，收回112份，调查有效率为93.33%。
2、方法
向120名高职生发放调查问卷，并随机选取26名进行深入访谈。问卷中共涉及22项条目，如父母关系对于学生的心理的影响，学习基础对于学生的心理影响，管理方式对于心理影响，人际交往中的挫折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答案包括无、较轻、一般、较重及严重等几项选项，以数字1-5来表示，该调查问卷共从中提取学校因素、学习因素、家庭因素及人际因素等4打印字，通过检验表明具良好可信度与有效性。
3、SCL-90心理问题调查表
该表共设置90项目，包括人际敏感、躯体化、抑郁、强迫、恐惧、偏执、敌对、焦虑、精神病性等几大因素。以1-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情况越差。
4、统计学分析
二、结果
1、心理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极大正交旋转主成分的因子分析方法，得出该调查问卷中的22项条目因子的负荷都大于0.3，提取4个特征值在1以上的因子。其中学习因素共7个条目构成，人际因素共6个条目构成，学习因素为5个，家庭因素共4个，分析结果见下表。
影响学生心理韧性的因素在不同专业的比较中无显著差异（p>0.05），但会随着来源的不同有所差异，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因素与学习因素的比较中，得分显著低于三校生（来源为中专、职校、技校），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
三、讨论
和普通高校相比，高职生学历低，就业竞争更为严峻，压力更大，而压力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些压力包括学习压力、择业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等。本次研究表明，高职生中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占11.61%（13/112），符合国内相关研究的10%-30%，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偏执、抑郁、焦虑等因素的比例均超过15%，应当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影响高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共分为四类，一是人际交往因素，包括社交技能、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恋爱情况。二是学校因素，包括学习环境、氛围、课余生活、管理方式、教师素养、就业前途等。三为学习因素，包括学习方式、学习基础、学习目标等。四为家庭因素，主要为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环境突变等。此外三校生的管理方式和普通高校有所区别，更贴近高校管理模式，因此三校生可以更快适应高校生活，心理情况也就好于普高生。总之以上因素均为影响高职生心理韧性的主要因素，建议高职院校应根据以上几方面因素强化心理教育工作，对症下药，提高高职生的心理韧性。
参考文献：
[1] 蒲少华.李晓华.卢 宁.当代大学生心理弹性调查分析[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2（4），：78-80.
[2] 孙仕秀.范 芳.郑裕鸿.朱清等.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4）：502-505.
[3] 陶 云.张 莎.唐 立.刘 艳.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在有或无应激情景下的注意偏向特点.心理与行为研究，2012，10（03）：196-201.
摘 要：本次研究随机选取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影响高职生心理的性格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高职生；心理韧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7-025-01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高校在读及毕业生的比例日益增加，和普通高校相比，高职生学历低，就业竞争更为严峻，压力更大，而压力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些压力包括学习压力、择业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等。虽然高职院校生的心理问题日益加重，但仍鲜有这方面的调查分析。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本地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影响高职生心理的性格因素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120名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心理测量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于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当场分发120张调查问卷，收回112份，调查有效率为93.33%。
2、方法
向120名高职生发放调查问卷，并随机选取26名进行深入访谈。问卷中共涉及22项条目，如父母关系对于学生的心理的影响，学习基础对于学生的心理影响，管理方式对于心理影响，人际交往中的挫折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答案包括无、较轻、一般、较重及严重等几项选项，以数字1-5来表示，该调查问卷共从中提取学校因素、学习因素、家庭因素及人际因素等4打印字，通过检验表明具良好可信度与有效性。
3、SCL-90心理问题调查表
该表共设置90项目，包括人际敏感、躯体化、抑郁、强迫、恐惧、偏执、敌对、焦虑、精神病性等几大因素。以1-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情况越差。
4、统计学分析
二、结果
1、心理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极大正交旋转主成分的因子分析方法，得出该调查问卷中的22项条目因子的负荷都大于0.3，提取4个特征值在1以上的因子。其中学习因素共7个条目构成，人际因素共6个条目构成，学习因素为5个，家庭因素共4个，分析结果见下表。
影响学生心理韧性的因素在不同专业的比较中无显著差异（p>0.05），但会随着来源的不同有所差异，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因素与学习因素的比较中，得分显著低于三校生（来源为中专、职校、技校），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
三、讨论
和普通高校相比，高职生学历低，就业竞争更为严峻，压力更大，而压力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些压力包括学习压力、择业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等。本次研究表明，高职生中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占11.61%（13/112），符合国内相关研究的10%-30%，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偏执、抑郁、焦虑等因素的比例均超过15%，应当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影响高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共分为四类，一是人际交往因素，包括社交技能、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恋爱情况。二是学校因素，包括学习环境、氛围、课余生活、管理方式、教师素养、就业前途等。三为学习因素，包括学习方式、学习基础、学习目标等。四为家庭因素，主要为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环境突变等。此外三校生的管理方式和普通高校有所区别，更贴近高校管理模式，因此三校生可以更快适应高校生活，心理情况也就好于普高生。总之以上因素均为影响高职生心理韧性的主要因素，建议高职院校应根据以上几方面因素强化心理教育工作，对症下药，提高高职生的心理韧性。
参考文献：
[1] 蒲少华.李晓华.卢 宁.当代大学生心理弹性调查分析[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2（4），：78-80.
[2] 孙仕秀.范 芳.郑裕鸿.朱清等.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4）：502-505.
心理及社会因素 篇1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首先将安徽医科大学学生按照年级分为5层,然后从每一层中整群抽取17个班级共2 487人,发放调查问卷2 286份,收回有效问卷2 160份,有效回收率为94.5%。其中一年级472人(21.9%),二年级435人(20.1%),三年级434人(20.1%),四年级402人(18.6%),五年级417人(19.3);男生1 198人(55.5%),女生962人(44.5%)。平均年龄(20.15±1.67)岁。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
(1)一般情况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家庭住址(农村或城市)、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等项目。(2)Beck自杀意念调查表(BSSI)。共21项,每一项采用0,1,2记分,量表的第4项(自杀念头)和第5项(危急关头,是否会拯救自己)为判定有无自杀意念的主要依据,以任意一项得分≥1为有自杀意念,两项得分均<1为无自杀意念。(3)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采用5级评分,包括10个因子,评定大学生最近1个月来心理症状水平。(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共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包括3个因子,以评定大学生在过去1 a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5)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采用5级评分,包括6个因子,以评定大学生过去12个月中生活事件的应激强度。除Beck自杀意念量表来源于山西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外,其他量表均来源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编订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1.2.2 调查方法和质量控制
采用统一编制的调查表,经预试验后修订,由经培训的研究生担任调查员。调查前首先说明调查目的,并告知所有调查内容都将严格保密,在自愿的前提下,采用无记名自填问卷的方式集中填写,填写完成后由研究人员当场收回。
1.2.3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进行统一归类、整理后用Epi Data 3.1软件进行双重录入,并纠错,然后用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百分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状况
在2 160份有效问卷中,有315人(14.6%)表示自己在过去的1周内有过自杀念头,其中98人(31.1%)表示自杀的念头持续时间较长,其余均是瞬间有自杀意念;有267人(84.8%)表示在上次自杀意念产生时,自杀念头较弱,自杀念头中等和较强者分别有25人(7.9%)和23人(7.3%)。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有8人(0.4%)在过去的1 a中有过1次自杀未遂史,无2次及以上自杀行为者。有自杀未遂史的学生近1周内自杀意念的发生率(5/8)明显高于既往无自杀行为者(309/2 152;χ2=11.246,P=0.001)。
2.2 自杀意念在大学生人群中的分布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在性别、是否单亲家庭间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学生来源、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有无躯体残疾、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之间无统计学意义,表明性别、单亲家庭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影响因素。一年级新生和五年级毕业学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二、三、四年级学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3 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自杀意念为应变量(0=无,1=有),将社会支持量表总分(32.51±7.04)和3个因子分、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总分(43.68±12.21)的总应激量、症状自评量表总分(52.85±8.53)和各因子得分整理成二分类变量(<均值为0,≥均值为1),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总应激量、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SCL-90总分及各因子(除敌对外)均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因素。见表2。
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P<0.05的变量,负性生活事件总应激量、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SCL-90各因子及性别(1=男,0=女)、单亲家庭(1=是,0=否)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以后退法进行分析(进入标准0.05,排除标准0.10)。结果显示,较高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是自杀意念发生的保护性因素,而较高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量、不良的人际关系、较高的抑郁、焦虑和精神症状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因素。见表3。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医学院校大学生1周内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14.6%,略高于2006年汪雪莲等[3]对1 388名福建医科大学学生的调查结果(13.6%)。高宏生等[4]在2003年对山西省5 243名大学生进行的自杀意念调查显示,大学生1周内自杀意念的出现率为13.18%;于情等[5]在2005年对武汉市某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13.8%。可见本次调查的医学院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自杀意念在单亲家庭学生中高发,而在年级、学生来源、是否独生子女、不同经济收入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结果与徐慧兰等[6]在中南大学获得的研究结果一致。
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负性生活事件是大学生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7]。新的人际关系适应对刚入校的大学生来说,是重要的生活事件,面对全新的人群,如何建立协调、友好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活尤为重要。而对于即将走上社会的五年级毕业学生来说,同样面临着新人际关系的考验。如果在新的环境中被周围人群冷落,得不到认同,有人就采取逃避、忍让、迁就等应对方式,继而出现心理问题。此外,学习压力大、考试失败、个人丧失、感情受挫等生活事件都会给医学生带来一定的应激反应,一旦反应超出其个体承受能力,就会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反之,焦虑、抑郁情绪又会导致医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人际关系不良和认知功能减退,甚至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而这些抑郁、焦虑情绪和精神问题恰恰正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因素。
社会支持是影响应激反应结果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或缓冲因素,可以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同时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间接保护。有研究表明,个体可通过寻找和利用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来减少紧张刺激,降低自杀意念的发生[6,8,9]。本次调查也发现,较高的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是自杀意念产生的保护性因素。
针对上述情况,学校应该加强对医学生的宣传教育,开展心理咨询、心理讲座;鼓励医学生参加一些健康积极的社团活动,增强与人交往的信心,教育他们对生活事件建立正确的认知评价,培养他们以合理方式去应对负性事件,降低不良应激反应,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学会主动寻求帮助;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增加医学生可能获得的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量,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心理应急机构、配备专业的心理学教师,对于发生重大负性事件的学生,多些关心和交流,及早排解他们心理上的困惑,防止和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医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形成社会支持网络、支持利用度和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让医学生自杀的悲剧不再重演。
摘要：目的探讨安徽省某医学院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及其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的关系,为自杀意念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Beck自杀意念调查表(BSSI)、症状自评量表(SCL-90)、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安徽省某医学院校一五年级2160名本科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讨自杀意念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大学生1周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4.6%,女生、单亲家庭的医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较低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率以及较高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量、不良人际关系、较高的抑郁、焦虑和精神症状是自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医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高校教育者和相关部门应针对主要危险因素采取有效措施,力求把大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发生降到最低。
关键词：生活变动事件,社会支持,精神卫生,自杀,意念,学生,医科
参考文献
[1]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94.
[2]NORDSTR MP,SAMUELSSON M,ASBERG M.Survival analysis of suicide risk after attempted sicide.Acta Psychair Scand,1995,91(5):336-340.
[3]汪雪莲,许能锋,薛洪亻弟.医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危险因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6,22(6):653-655.
[4]高宏生,曲成毅,苗茂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9):765-768.
[5]于情,王礼桂,黄艳.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相关因素研究.中国学校卫生,2005,26(3):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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