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共8篇）

希腊债务危机 篇1

摘要：体制问题、隐性担保、通胀可被摊薄、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原因构成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实质, 再加上美国虎视眈眈、恰到好处的引爆, 最终酿成了蔓延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我国的地方债务从多个方面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有相似之处, 反思这些相似之处, 以提起对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视, 尤其是认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方债务,地方政府性融资平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违约风险

据资料显示,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最早产生于1979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促使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该法第28条明确规定, “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 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融资由显性逐渐转为隐性。

到1996年, 包括计划单列市在内的全国所有省级政府, 90.05%的市级政府和86.54%的县级政府都有举借债务。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中, 为了应对危机, 刺激经济增长, 中央通过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政府, 代地方发行政府债券, 这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同时, 为寻求发展, 地方政府自身也积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方式大量筹集资金。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筹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资金, 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不同类型的公司, 这些公司通过地方政府划拨的土地等组建资产和现金流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 必要时再辅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 重点将融入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 各国政府紧急救市, 增加市场流动性。为加大消费, 繁荣市场, 促进经济平稳过渡, 2009年我国财政部颁布《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 为地方融资提供“绿色通道”。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再次迅猛增加。

根据国家审计局数据, 截至2010年底, 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 174.9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 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 再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则该比率达70.45%。另外,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有79%来自银行贷款, 规模约有8.5万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底, 地方融资平台总数由4 000增加到9 828, 其中约70%为县政府服务;贷款额也由2009年初的1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底的7万亿元, 约为2008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121.1%。此外, 部分贷款已被出售给信托基金, 而不再出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 由于这些信托基金无须向公众披露更多的信息, 故实际数据无法计算。若根据央行在2011年6月初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所述, 2010年末各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30%计算, 在2010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47.92万亿元人民币的背景下,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上限在14.4万亿元左右。

次贷危机以来,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起云涌, 虽一为地方债务, 一为主权债务, 但笔者认为二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以其为鉴, 反思自身, 可能对我国未来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理和其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估计会有颇多启示。本文仅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 做一下简单分析。

(1) 地方债务可划分为显性债务、隐性债务两种类型。显性债务一般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国

一、解读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一)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2009年10月初,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公布了希腊财政的真实情况, 宣布当年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2.7% (该数据后被调整为13.6%) , 而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113%, 约为3 000亿欧元, 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上述数据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投资者对希腊偿债能力的担忧,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使对美元霸权地位造成严重威胁的欧元区国家发生债务危机, 无疑是美国不可错失的良机, 随即,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8日宣布, 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 前景展望为“负面”。随后, 其他两大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也纷纷调降希腊主权信用评级, 这使得希腊的筹资成本大幅攀升。然而希腊经济长期不景气甚至出现衰退迹象, 更加深了债权人对希腊偿债前景的不信任, 故希腊债务违约掉期合约的价格也直线攀升, 进一步增加了希腊资金使用成本。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不断调降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甚至欧元区核心国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 引发市场对欧元区边缘国偿债能力的担忧, 直接引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以至传导至整个欧洲。

但究其根源来说,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有其深刻的文、历史和经济原因。

1. 文化根源

2011年6月19日,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里写道:“如果希腊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国民性, 突然发现北欧人对政府的信念和德国人的勤劳与节俭, 那么灾难可能被扭转。”希腊人素来就有着超前消费的价值观念, 当危机爆发后, 希腊政府被迫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 这立即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 甚至诱发国内的党派纷争, 这无疑使希腊经济雪上加霜。

2. 历史根源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 为了努力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提出的要求, 即“政府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未清偿债务总额不能超过GDP的60%”, 希腊通过与高盛等国际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来降低财政赤字, 这种隐瞒其财政赤字真实情况的举措为日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埋下导火线。

3. 经济根源

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 作为欧盟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国, 希腊在2003—2006年之间经济快速增长, 并保持平均增长率达4%。希腊的高增长源于财政和经济项目的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廉价贷款不仅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还促进消费信贷的增长。但是, 金融危机爆发严重抑制居民消费的意愿, 导致内需不足, 而希腊长期货币高估更使出口一直委糜不振。在没有灵活货币政策的情况下, 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 因此, 在财政赤字不断积累的同时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 希腊债务危机的本质

希腊债务危机的本质是欧元区僵化体制的一个反映。自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 不仅通胀压力可以被其他欧元区国家摊薄, 而且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 汇率风险也大大降低。故多年以来, 希腊政府并没有完全遵循《稳定与增长公约》优化其财政状况, 反而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 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 其经济增长的代价就是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效应”。

另外, 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这使得其成员国少了一样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 所以, 希腊政府在调控经济时, 几乎完全依赖于财政政策。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希腊政府为挽救经济, 避免衰退, 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 结果是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同时, 这种僵硬的欧元区制度, 仅以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本身就存在着不合理性, 欧洲各国的差异化国情未得到充分考虑, 财政政策与僵硬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 而其他方面的政策协调也缺乏磨合与一致性。所有这些都成为希腊危机甚至欧洲债务危机的隐患。

二、希腊主权债务与中国地方债务的比较分析

(一) 二者相同之处

1. 两国债务的规模相似。

从GDP的规模来看, 2009年希腊人均GDP达2 963美元, 是中国人均GDP的8倍;同年希腊债务余额为财政收入的3.3倍。而在中国, 保守估计, 以审计局公布数据为例, 地方总债务余额应在10万亿左右, 2009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3.3万亿, 即地方政府债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为3倍多, 这与希腊债务规模相近。

2. 两国都持续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希腊因加入欧元区, 货币政策失效, 为达到条约要求, 只能持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 虽几经通胀、通缩, 繁荣、衰退, 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始终不改, 在体制因素下, 这一政策被地方政府又高效地放大和强化。

3. 两国的债务都有还款保证。

在欧洲一体化的制度之下, 即使希腊出现债务危机, 欧盟也不会坐视不管, 否则打击的就不仅是希腊本国的经济, 更能击垮欧元。相似的是, 在中国, 地方债务出现问题, 中央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 否则地方债务影响的不光只是部分地区, 甚至会蔓延至全国。

(二) 二者的区别

1. 希腊债务有70%是外债, 这源于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

发行权, 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消化这笔债务, 只能在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条件下, 获得其提供的援助。而中国地方债几乎全是内债, 其中银行贷款占主体部分。显然中国地方债规模过于庞大, 且与银行业之间存在风险传导的联系。

2. 债务用途不同。

希腊的借款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不能带来效益的政府日常开支。而中国的地方债多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修道路、建地铁等项目。从审计数据可知, 至2010年底, 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投入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约13 753.12亿元, 占总债务余额的12.83%;投入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工业等领域约4 016.02亿元, 占总债务余额的3.75%;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土地收储能源建设约69 675.72亿元, 占总债务余额的65%。

3. 最关键的是, 中国中央对地方政府以及国内资金市场

的控制与协调能力远大于欧盟对希腊及国际债务市场的控制与协调能力, 地方债即使出现危机也绝不会以显性方式爆发。

(三) 对比希腊债务危机, 分析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原因

1. 体制原因

体制原因是造成两国政府高负债最根本的原因。希腊在统一的欧元区制度下, 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权,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 只能依靠扩大财政赤字, 增加政府债务来刺激经济。同样的, 在我国, 1994年分税制改革加剧了中国地方存在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体制缺陷, 再加上长期以来的以GDP增量考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评制度的缺陷, 都使地方政府呈现出对资金的极度渴求, 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对中央财政项目和转移支付趋之若鹜的同时严重依赖银行和出卖土地解决资金缺口。

2. 法律原因

中国的预算法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 也不允许地方政府开支超出预算, 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大型项目无法获得资金支持, 若想建设大型项目也只能依赖于向银行贷款和向中央政府申请。而且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 缺少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行合法性规范。许多地方政府的高负债有些是为了满足本地区建设开发和公共服务开支而欠下的, 有些债务则是地方政府违规担保, 所借资金大量被挪用、侵占等违法行为造成的。这使得地方债务隐性化加剧甚至扭曲。

在这一点上, 中国与希腊存在极大的差别。希腊是为了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主观上隐瞒财政赤字, 而中国地方政府则是客观上缺少合法的融资渠道和法律的规范。

3. 经济原因

中国地方政府既难以像希腊那样获得廉价贷款, 也不可能如希腊一样受益于欧盟援助计划, 所以, 长久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 这就直接促使房价、楼价大幅攀升, 各地纷纷出现“地王”。然而, 土地财政带来一种恶性循环, 即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 必须确保土地收益的增加;而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 又不能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 须努力抑制房价和地价。人民的“安居乐业”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房地产泡沫成为政府不敢贸然捅破的众人公敌。

三、警惕我国地方违约风险可能导致的后果

目前, 中国有78个市级和98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负债率高于100%, 暴露出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民生服务领域, 这些项目和领域不仅带有公共服务性色彩, 而且建设周期长, 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并盈利。然而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期限一般为3—5年, 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用短期借款投资于长期项目, 投资期限错配无疑加剧了违约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中银行贷款占79.01%, 而且这些贷款多以土地作质押或以土地收入作为还款保证, 使其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之间存在着众多的风险传导的联系;而中央政府担保, 使一切以显性方式被引爆的概率极低。但中央政府无论是以外汇储备埋单、以其他重要物资储备埋单, 还是以超额货币发行埋单, 最终损失的还是人民的资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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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债务危机重来？ 篇2

人们的新年祝福总是说：把不好的事留在去年吧！现在看来这句祝福倒是很灵验的，但这些去年发生的坏事并没有放弃在2015年继续发挥作用。

2014年到2015年间，全球最大的4个经济体，除了美国的经济出现强劲复苏，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其中以欧洲的问题最复杂，最复杂的关键点就是欧盟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往往是这样，在经济形势比较令人振奋的时候，大家之间的问题就比较单纯;而如果经济发展不那么好，一个经济联盟内部的关系处理就比单一经济体要复杂很多，特别是它们还用着一种统一的货币的时候。

还记得2009年开始的希腊债务危机么？在2014年年底这个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希腊债务问题的反复，有点类似咳嗽—你服了很多药感觉似乎好多了，但是一有个什么刺激，很多症状又跑了出来，再加上人们对以前痛苦年代的可怕回忆，不禁让人心头一凉—这是不是什么大病呢？希腊的债务一旦出了问题，总让人联想到欧元区会不会解体，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会不会推倒重来。比如，我们前边提到的那个Syriza，这个政党的主流意见倾向于希腊退出欧元区。

希腊留在欧元区还是退出，就像前边说的，经济形势对这个选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1年，希腊政府看到了加入欧元区可以更便宜地获得融资，而且公民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和资本流动从相对更发达的欧元区其他经济体处获益。所以，希腊政府宁愿采取一些不是很阳光的手段也要加入欧元区—在是否欢迎希腊加入欧元区的问题上，德国在最开始就有异议，现在看来德国人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对于将经济水平悬殊比较大的经济体硬捏到一起，会不会因资本自由流动、稳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不能共存的蒙代尔三角悖论而引发问题对其他经济联盟也是个前车之鉴。

在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希腊由于旅游业的萎缩，整个国家经济杠杆过高的问题显露出来。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被曝后，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央行开始组织对希腊政府进行救助，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救助—希腊政府要通过紧缩政府支付和开支，提振经济增加税收来还债—从那时起，希腊是不是该留在欧元区就是个问题了，部分希腊人觉得也许退出欧元区日子会过得更舒服，或者可以拒绝偿还部分债务，就像1980年代的墨西哥那样。

在2009年，欧盟总体上是不希望希腊脱离欧元区的。因为那样肯定会有债务损失（比如希腊通过猛印自己的货币使原来的债务兑水），其次希腊脱欧还会引起连锁反应，使欧洲一体化倒退，引发欧元信任危机对整个欧洲也没有好处。在2015年，欧盟的基本想法似乎没有大的变化，和2009年不同的是希腊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更小了。因为所谓的欧猪国家，除了希腊经济复苏都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希腊的谈判筹码都变轻了，所以预期这次希腊的准危机规模将比较小（从概率上说），欧元则会受到一段时间的资本避险冲击。

而希腊的大选预计将形成一个偏左翼的政治联盟，在之后会和欧盟委员会等三驾马车再次进行谈判，最终的可能性是对希腊主权债务进行借新还旧的延期。

希腊债务危机 篇3

主权债务危机指一国政府以自己的信用为担保,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其他国家举债, 不能按时偿还该债务时发生的违约情况。

冰岛破产, 前波为平:迪拜危机, 后浪再起。时至今日, 希腊也未能幸免。自2009年10月初, 希腊政府宣布该年度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达到12.7%和113%, 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同时由于其财政状况显著恶化,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债务评级, 穆迪甚至把其评为垃圾级, 导致了希腊政府借款成本大幅上升, 希腊政府债券CDS息差价格也大幅上扬, 未来融资能力被削弱, 债务危机正式浮出水面。

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

1. 直接原因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希腊繁重的债务负担, 外加高盛投机联袂导致的。

在2001年希腊为了顺利加入欧元区, 曾经求助于高盛公司为其掩盖其高额的财政赤字, 已达到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达到的两个关键标准——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公共债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为此高盛公司和希腊政府联手操作, 由前者运用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和融资安排, 变相重组和隐瞒了债务, 使希腊的国家负债率下降至符合欧元区规定的1.2%, 成功进入欧元区。隐患由此埋下。

重要的是,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到欧洲各国, 导致了欧元区国家经济的衰退, 欧洲国家为了尽快走出经济泥潭, 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大力增加政府支出, 希腊政府也不例外, 进一步导致了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

除此之外, 高盛的做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助希腊一臂之力跻身欧元区的高盛也落井下石, 不但卖掉了手中大量的希腊债券, 还购买了大量信贷违约掉期CDS, 赌定希腊政府无法按时偿还债务, 试图以此获利。目前随着市场上看空希腊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预期加强, 希腊政府的信用评级一再被降低, 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2. 深层原因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可以说是希腊自身的原因以及欧元区本身的机制不完善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欧盟经济体中, 希腊属于欠发达国家。由于其工业制造业比较落后, 市场竞争疲软。国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旅游、海运、侨汇。金融危机来袭后, 作为其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更是受到重创。与2008年相比, 2009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 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 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了16.2%和14%。除此之外, 希腊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总之这一切, 让希腊的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财政赤字严重, 就算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没有发生, 或许在未来的几年内终将上演。

希腊的高福利政策为很多欧美国家所诟病。据估计, 希腊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将使其资金缺口在十年内累积达4000亿欧元, 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希腊的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北欧模式, 主要体现为:福利政策的普遍受益性 (普遍受益性是指所有居民都被给予社会保障福利) 和财政支出在福利资金来源中的主体地位。希腊的高福利政策不仅导致其财政负担严重, 而且占用的资金还会挤占科研、教育等投入, 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同时过度的福利待遇还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 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工作倦怠。更重要的是, 高昂的福利费用不仅扩大了公共支出, 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 也造成了高税收和高成本, 使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渐失区位优势。

欧元区本身的机制问题。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施, 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政策逐渐退出市场, 单一的货币大大促进了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但是欧元的发行权由中央银行控制, 也就意味着希腊在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时, 只能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即缩减国内开支, 无法通过降低利率或货币贬值等货币手段来解决财政赤字。更不用说主权债务货币化 (央行增发所需数量的货币) 来缓解债务压力。

欧元区监管不力, 财政纪律执行不严。在希腊2001年通过与高盛合谋改组债务成功加入欧元区后, 就意味着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存在监管不力的地方。之后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然后蔓延到欧洲各国, 导致欧元区国家放松财政监管, 债务飞速增加。当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 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但不愿援助希腊, 甚至措辞强硬地表示, 应当把屡教不改、一再违反财政纪律的欧元区成员驱逐出去。希腊人多次在统计数据上造假, 欺骗欧元区国家。虽然后来默克尔同意了欧盟成员国救助希腊的协议, 但她同时要求欧盟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财政约束机制, 加大严惩赤字过高成员国的惩罚力度。

欧元区在成立之初, 国际上就把欧元定位为能和美元相抗衡的硬通货, 因此欧元区的解散不仅是欧元区国家所不能允许的, 更是国际社会所不愿看到的。

希腊在成功加入欧元区后, 就极容易存在道德风险。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在享受着单一货币给经济带来好处的同时, 希腊也在不断扩大财政赤字, 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高福利政策的需要。数据显示:2008年希腊债务余额为GDP的99%, 而至2009年, 该数据上升至113.4%。目前希腊债务的绝对额为2800亿欧元, 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 结果表明希腊已经破产。

三、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 地方政府负债问题需要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在2008年为了缓解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根据2010年六月审计署发布的报告, “地方债”规模逼近2.8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政府负有直接偿债责任、担保责任、兜底责任的债务分别为1.8万亿元人民币、0.33万亿元人民币和0.66万亿元人民币。虽然我国目前整体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 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低于3%, 总体债务水平低于GDP的20%。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据有关研究估计, 目前地方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6.5%。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化解这些债务, 也会带来某种规模的债务危机, 必然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我国应尽早控制地方债规模, 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 避免债务危机出现对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不利影响。

2. 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可以说是希腊本身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 缺乏自身经济的引擎点, 仅仅依靠旅游、海运等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次贷危机在欧洲的蔓延和扩大, 希腊的外向型主导产业遭受严重冲击, 希腊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国更应该以此为鉴, 发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 尤其是我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现象, 如何扩大内需成为政府有关部门有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同时还应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如在银行业中可以加大碳金融和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力度, 特别关注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政府的收入渠道和规模, 真正实现对主权债务风险的防范。

3. 完善中国的福利政策

希腊福利模式建立在普遍受益的基本原则上, 面对全体社会公民, 而中国目前是一种补缺型的社会福利, 对象是特殊群体。从以希腊为代表的北欧福利模式的实践经验来看, 公平公正的福利制度带来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而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已经严重挫伤了广大公民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2010年11月1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报告表明:1.5亿元人民币廉租房保障资金被挪用, 34个项目套取补助资金6129万元人民币。因此, 在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中, 必须设计一种体现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制度, 这既是确保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规则, 也是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要机制。同时在福利制度方面, 也应该合理调配公共开支, 谨防财政危机。

4. 审慎把握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力度, 灵活安排宏观政策“退出”时机

希腊现在一方面要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削减财政开支来缓解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现在立即退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容易使希腊经济再度陷入泥潭。因此希腊主权债务风险提醒我们, 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为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平衡提供基础, 脱离实际的大规模扩张和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将引发巨大的灾难。在目前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之际, 中国政府更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实施扩张性的经济刺激方案并根据政策实施效果灵活地选择退出策略。

5. 我国不能草率地建立或加入亚洲共同货币区

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思考 篇4

关键词:债务危机;福利;紧缩政策;金融监管

一、希腊债务危机隐含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该国的福利制度。从希腊政府公布的数据看,政府财政多年超支。据希腊政府2009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到希腊全年GDP的12%,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以当时1100万人口来算的话,相当于全国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的债务。

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的是,希腊的国债大多用在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上,而不是将大量国债投资于一些基础设施和工业产业等的建设,因此,希腊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成了一个低收益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有去无回,而财政赤字却逐渐增长。

希腊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希腊政府在养老金支出上负担较大。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希腊政府各大政党为了拉取选票,往往提出受人欢迎的福利制度。因此,诸如养老金等福利问题,就在对本国经济无充分度量的情况下被提出了。假如政府提出紧缩的财政政策,必然引起本国人民的一阵恐慌和极度不满,这将会对执政党的领导地位造成影响,于是,便使得政府无法真正落实对本国有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通常是和自身经济发展状况挂钩的,而希腊的福利制度在力求赶上其它欧盟国家的同时,却忽视了自身经济发展。相对于其它欧元区国家,希腊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这远不足以支持希腊执行这么好的福利水平。

面对这样的问题,希腊政府应当真正执行货币紧缩政策,削减财政预算,控制举债规模,改革高福利制度,将举债真正用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上,提高经济产出。尽管这些政策和措施会遭到工会和部分民众的反对,但只有通过紧缩财政的政策,才能缓解本国的巨大债务危机,要不然,希腊面对的将是破产的威胁。

二、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影响

(一)希腊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受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出台了适用于本国国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以恢复经济,然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无疑给正在复苏的全球经济再一个重创。这样的经济形势让大家质疑,我们的经济将可能面临第二次探底。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预测,受债务危机冲击,在世界各大经济板块中,欧元区经济走势最为疲软,今年的增长率只有1%,明年也只有1.5%。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经济增长乏力,欧元不断贬值,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美国等许多经济体的出口,进而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

就目前欧债危机的现状来说,欧洲众多的国家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诸如德国的较多大银行持有大量高债务风险的欧洲国家的国债,美国的银行业拥有1.2万亿美元的欧洲债务。假如债务危机深化,那这巨额坏账将会对众多的国家的金融领域带来巨大的连锁负面影响。

(二)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希腊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影响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面。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欧盟吸纳了中国出口总量的19.7%。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说,欧元汇率的贬值会使欧洲市场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有所减少,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据统计,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64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欧出口2362.8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9.7%。有专家估算,我国对欧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6%~7%。但即使如此,中国今年的外贸形势也不会比去年更差,预计全年出口会有15%左右的增长。因此,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部经济政策组主任鲍里斯·库尔内德所说,从总体上来看,在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刺激下,我国的经济仍将保持10%左右的快速增长,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国内需求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中国出口虽然仍会有所增长,但不会像过去增长那么强劲。

三、希腊债务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欧债危机无疑给世界经济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了我国很多启示:

首先,经济复苏过程中市场信心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面对众多潜在的危机,我国应当建立良好的预警防御机制,时刻准备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一国的经济政策应当具备高度的灵活性,才能使我国经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取得稳定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从希腊的债务规模和用途上,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居民工资收入和福利水平应当真正适应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举债来维持福利水平。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原因主要是由于希腊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工资和福利增长,政府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而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政策开支扩大对财政状况的影响准备不足。此外,我国应当借此进行深刻总结,规范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以及举债所得资金的投放范围。

最后,应当再深入加快金融改革,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以防范于未然。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仅一国的经济危机,这涉及到欧元区较多国家的债务危机,乃至对正在复苏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当加强对如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和债券信用评级的监管。

四、结束语

希腊危机的爆发对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却让世界各国对此有所反思,即一国的薪酬水平和福利水平应当与该国的经济产出能力相适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对风险防范于未然;经济复苏中,市场信心还不够坚定,应当规范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同时,我国应当引以为鉴,结合我国国情,严控政府债务规模,制定好应对金融风险的各项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希腊债务危机 篇5

一、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 收付实现制无法显示政府债务全貌。

希腊政府利用其政府会计中收付实现制的缺点, 通过和金融机构进行货币互换掉期交易, 来隐藏其真实债务水平。在2001年, 希腊政府为了达到欧盟关于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债比例的要求, 先后与高盛等十几家金融机构进行货币互换的掉期交易。具体操作是, 希腊政府以美元或日元进行国债的发行, 由于希腊日常开支是以欧元结算的, 因此需将筹集到的资金换成欧元。这时, 高盛等金融机构就会和希腊签订货币互换的掉期协议, 以一定汇率将希腊政府手中的美元或日元换成欧元, 进行本金交换, 等到债务到期时再将本金交换回来。但是, 这些协议中的汇率并不是市场汇率, 而是一种优惠汇率。假如以市场汇率计算1欧元等于1.35美元的话, 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可获74亿欧元。然而高盛等金融机构则用了一个更为优惠的汇率, 使希腊获得84亿欧元。也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为希腊多筹集了10亿欧元。收付实现制下, 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确认当期收入、支出的依据, 并不能反映那些当期虽已发生, 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政府债务以及政府提供的担保, 形成隐性债务, 从而使政府的财务状况不能得到真正的反映。[1]希腊通过与金融机构进行掉期交易获得额外贷款, 而这些额外贷款不需要当期进行偿还。因此, 这些额外贷款成为了一项隐性债务, 使得希腊政府当期的账面负债率降低, 只有当债务到期时才会显现出来。但是, 在这些掉期合同签订的时候, 债务偿还的义务就产生了。

(二) 隐性债务未在财务报告中披露。

造成希腊债务危机的另一个会计原因就是政府隐性债务未在财务报告中得到披露。希腊政府在与金融机构进行了掉期交易后, 并没有在其当年的财务报告中对其进行披露, 使管理者及债权人等相关报告使用者无法了解到其真实的债务水平及偿还能力。同时, 希腊政府依靠这不能完全展现其债务水平的财务报告, 继续进行举债, 使其实际债务水平和赤字率不断攀升, 最终酿成债务危机。

二、对我国政府会计的改进建议

对于我国而言, 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也再次给我们敲醒了警钟。虽然我国财政状况总体良好, 但是我国也存在政府隐性债务问题。我国的政府会计也是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基础的, 与希腊政府一样, 也存在着由于会计基础而产生的隐性负债问题, 比如说借款应计的利息、预计负债等。而且, 在我国, 政府的担保也成为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 各个地方政府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建立了各种融资平台, 以税收收入或政府信誉作为担保, 获取大量资金。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2009年年底,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增长到三千多家, 其中70%以上在县区级, 总的银行借款从一万多亿迅速增加到五万多亿,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率已经显著提高。为了使我国的政府债务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 为政府及相关的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防止我国出现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 下面对我国的政府会计提出两点改进建议:

(一) 将权责发生制引入政府会计。

政府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基础。因为政府隐性和或有负债, 虽然它们当期不需要动用现金支付, 但是需要动用未来的现金。[2]而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收付为准, 只记录当期引起现金流量变化的事项, 需要动用未来现金的事项是不予记录的。因此, 为了在政府财务报告中更加全面反映政府债务状况, 需要在政府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目前, 英美两国已将权责发生制引进了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下, 一旦政府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产生了债务偿还义务, 并且该义务的履行会造成经济利益的流出时, 就应当确认为一项政府负债。权责发生制很好地弥补了收付实现制的不足。它以义务是否产生为确认负债的依据, 并非是债务在当期是否需要偿还。因此, 在政府财务报告中不仅可以显示实际收付的显性债务, 而且也能够体现政府具有现时义务并在未来需要偿还的隐性债务, 使政府财务报告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政府和相关报表使用者能够识别和评价政府债务风险。

(二) 加强对政府隐性债务的披露。

即便将权责发生制引进政府会计中, 也无法将政府隐形负债全部呈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因此还需要加强对隐性债务, 特别是或有债务的披露。在我国, 政府隐性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或有负债, 比如政府担保。而这项负债由于其发生的不确定性, 无法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出来。但是, 这部分的债务风险一旦变为现实风险, 就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因此, 在政府会计中可以借鉴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或有负债披露的规定。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 或有负债的披露应包括: (1) 或有负债的种类及其形成原因。 (2) 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 (3) 或有负债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 以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 无法预计的, 应当说明原因。[3]那么, 在政府财务报告附注中, 也可以仿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政府或有负债的披露。

参考文献

[1].毕记满, 杨成文.隐性债务下的政府会计改革探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22:70～72

[2].邢俊英.论政府会计在政府负债风险控制中的重要作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80～84

希腊债务危机 篇6

一、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 收付实现制无法显示政府债务全貌

希腊政府利用其政府会计中收付实现制的缺点, 通过和金融机构进行货币互换掉期交易, 来隐藏其真实债务水平。

在2001年, 希腊政府为了达到欧盟关于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债比例的要求, 先后与高盛等十几家金融机构进行货币互换的掉期交易。具体操作是, 希腊政府以美元或日元进行国债的发行, 由于希腊日常开支是以欧元结算的, 因此需将筹集到的资金换成欧元。这时, 高盛等金融机构就会和希腊签订货币互换的掉期协议, 以一定汇率将希腊政府手中的美元或日元换成欧元, 进行本金交换, 等到债务到期时再将本金交换回来。但是, 这些协议中的汇率并不是市场汇率, 而是一种优惠汇率。假如以市场汇率计算1欧元等于1.35美元的话, 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可获74亿欧元。然而高盛等金融机构则用了一个更为优惠的汇率, 使希务, 从而使政府的财务状况不能得到真正的反映。希腊通过与金融机构进行掉期交易获得额外贷款, 而这些额外贷款不需要当期进行偿还。因此, 这些额外贷款成为了一项隐性债务, 使得希腊政府当期的账面负债率降低, 只有当债务到期时才会显现出来。但是, 在这些掉期合同签订的时候, 债务偿还的义务就产生了。

(二) 隐性债务未在财务报告中披露

造成希腊债务危机的另一个会计原因就是政府隐性债务未在财务报告中得到披露。希腊政府在与金融机构进行了掉期交易后, 并没有在其当年的财务报告中对其进行披露, 使管理者及债权人等相关报告使用者无法了解到其真实的债务水平及偿还能力。同时, 希腊政府依靠这不能完全展现其债务水平的财务报告, 继续进行举债, 使其实际债务水平和赤字率不断攀升, 最终酿成债务危机。

二、对我国政府会计的改进建议

对于我国而言, 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也再次给我们敲醒了警钟。虽然我国财政状况总体良好, 但是我国也存在政府隐性债务问题。我国的政府会计也是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基础的, 与希腊政府一样, 也存在着由于会计基础而产生的隐性负债问题, 比如说借款应计的利息、预计负债等。而且, 在我国, 政府的担保也成为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 各个地方政府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建立了各种融资平台, 以税收收入或政府信誉作为担保, 获取大量资金。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2009年年底,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增长到三千多家, 其中70%以上在县区级, 总的银行借款从一万多亿迅速增加到五万多亿,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率已经显著提高。为了使我国的政府债务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 为政府及相关的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防止我国出现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 下面对我国的政府会计提出两点改进建议:

(一) 将权责发生制引入政府会计

政府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基础。因为政府隐性和或有负债, 虽然它们当期不需要动用现金支付, 但是需要动用未来的现金。[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收付为准, 只记录当期引起现金流量变化的事项, 需要动用未来现金的事项是不予记录的。因此, 为了在政府财务报告中更加全面反映政府债务状况, 需要在政府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目前, 英美两国已将权责发生制引进了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下, 一旦政府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产生了债务偿还义务, 并且该义务的履行会造成经济利益的流出时, 就应当却认为一项政府负债。权责发生制很好地弥补了收付实现制的不足。它以义务是否产生为确认负债的依据, 并非是债务在当期是否需要偿还。因此, 在政府财务报告中不仅可以显示实际收付的显性债务, 而且也能够体现政府具有现时义务并在未来需要偿还的隐性债务, 使政府财务报告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政府和相关报表使用者能够识别和评价政府债务风险。

(二) 加强对政府隐性债务的披露

即便将权责发生制引进政府会计中, 也无法将政府隐形负债全部呈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因此还需要加强对隐性债务, 特别是或有债务的披露。在我国, 政府隐性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或有负债, 比如政府担保。而这项负债由于其发生的不确定性, 无法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出来。但是, 这部分的债务风险一旦变为现实风险, 就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因此, 在政府会计中可以借鉴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或有负债披露的规定。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 或有负债的披露应包括: (1) 或有负债的种类及其形成原因, (2) 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 (3) 或有负债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 以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 无法预计的, 应当说明原因。那么, 在政府财务报告附注中, 也可以仿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政府或有负债的披露。

参考文献

[1]、毕记满, 杨成文.隐性债务下的政府会计改革探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22) :70-72

[2]、邢俊英.论政府会计在政府负债风险控制中的重要作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 :80-84

希腊债务危机 篇7

希腊实已“破产”

希腊国家的债务问题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时地跳入人们的眼前, 并且其日益严重化程度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资料表明, 2008年希腊财政赤子还仅是GDP的7.7%, 但2009年这一数字却飚升至12.7%。与庞大财政赤子相伴随的是魔影般的对外负债。数据显示, 2008年希腊债务余额为GDP的99%, 而至2009年, 该数据上升至113.4%。目前希腊债务的绝对额为2800亿欧元, 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 结果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 希腊实际已经破产。

由于目前希腊政府欠下的债务多属于私营部门, 因此该国依然可以通过借新债以还旧债的方式来获得外部资金。根据希腊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 2010年, 该国将发行530亿欧元国债筹资, 相对于2009年600亿欧元而言, 尽管这一融资规模有所降低, 但仍然直接推大了债务雪球。据希腊财政部预估, 到2010年年底, 希腊的债务余额将上升至GDP的120.8%, 即2949亿欧元, 希腊将成为今年欧元区债务负担最重的经济体。

国际社会一般将一国负债占GDP比例的60%视作“警戒线”, 而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 成员国财政赤子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 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显然, 无论从哪个指标衡量, 希腊债务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可怕地是, 越滚越大的债务包袱已经直接影响和干扰着希腊百姓的衣食住行。根据Eurobarometer的调查, 90%的希腊人认为经济债务影响到了自身生活, 89%的希腊人认为事态将继续恶化。而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希腊选民在2009年10月揭竿而起, 一举推翻了负债累累的旧政府。

不过, 惠誉国际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并没有因为希腊政权的更新而对希腊网开一面。在去年年初将希腊主权评级调低至“A-”的基础上, 标准普尔不久前再将希腊长期信贷评级从“A-”下调至“BBB+”, 惠誉国际信评也随后跟进, 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调降至BBB+, 同时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也将希腊的债务评级由此前的A2降至A1, 并维持负面前景评价。特别需要强调地是, 金融危机之后, 欧洲央行将贷款抵押品门槛从正常的A-下调至BBB-, 这样, 即便是希腊评级被下调至目前水平, 希腊银行仍然可以用希腊政府的债券作为抵押品参与欧洲央行的流动性供给计划。但是, 倘若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 欧洲央行重新调回抵押品门槛至A-, 或者希腊主权评级再遭下调的话, 希腊银行的融资能力势必受到严重的打击。

新组成的希腊政府无疑深刻体尝到了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出席2010年第一场国际性会议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希腊经济需要深切治疗。的确, 这是自从1974年恢复民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危机中沦为“债奴”

自2001年正式加入欧元区之后, 希腊经济借助于大欧盟的力量一路凯旋,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前的5年时间中, 希腊经济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 金融危机不仅使希腊的外向型主导产业遭受残酷冲击, 而且也使其靠举债而谋取息差的财政方式步履唯艰。

在欧盟经济体中, 希腊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落后, 因此希腊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等三大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 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恰恰是这些产业。

作为世界前15个旅游目的地国之一, 希腊的旅游业占到了GDP的18%的, 不过, 希腊的游客主要是欧美尤其是以美国人为主, 因此, 在欧美民众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 希腊旅游所受到的影响就不难想象。根据希腊葡萄园联盟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与2008年相比, 2009年到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 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同期锐减了19.3%, 相应的旅游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无独有偶, 运力占世界总量20%和欧盟总量50%的希腊航运业也跌入萧条。数据显示, 金融危机期间, 希腊有400多艘散货船因银行收紧信贷而“封存”, 占希腊海运总船只的10%, 相应地, 希腊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 航运业对经济的年贡献率由原来的7%下降到只有1.2%。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的锐减。

严峻的挑战还在于, 在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支撑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的开支所需时, 希腊政府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 从而导致其本有的债务窟窿越撕越大。观察发现, 希腊债务危机的恶化其实与其短期主权债务的增加直接相关。由于短息远低于长息, 希腊在救市过程中所发行的短期债券持续增加。数据显示, 在希腊2009年新发行的债券之中, 5年期以下的债券占71%, 3年期以下的占27%, 1年期以下的债券比重占12.3%。因此, 希腊在未来1至5年的还债压力异常沉重。

值得反思是, 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前, 希腊政府也将举借外债作为其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加入欧元区后, 希腊以低至1%的利率从欧洲央行借钱, 再用来买入利率高达5%的政府债券赚取差价。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有效, 但一旦遭遇经济萧条则难以为继。一方面, 流动性紧缩导致资金供给不足和拆借率的上升, 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导致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和债务息差的缩小。数据显示, 仅举借外债而购买政府债券这一项就使希腊产生了高达5%的财政赤字。

谁来拯救“雅典娜”?

作为一个从属于欧元区的新兴市场国家, 希腊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自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的途径来稀释自己的债务压力;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 希腊也没有如同美国那样发行世界货币的强大权力, 当然就不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债务包袱。因此, 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有通过非货币化的方式才能解决。

难能可贵地是希腊政府对解决债务危机充满了信心。日前, 希腊政府公布了未来3年的财政预算计划, 承诺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改革税收体系等措施将2010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现在的12.7%至少削减到9.1%, 而到2012年底以前, 财政赤子占GDP的比重降低到2.8%。不过, 这一方案要经过欧盟委员会长达5个月的全面评估之后才能最后厘定。

以经济增长成效逐渐冲抵债务负担可能是最有效也是最务实的途径。据渣打银行计算, 以希腊过去5平均GDP增长7%、以及表面上利息开支维持于近5.5%估算, 负债占GDP比率或可缓步下降, 而倘若基本盈余能够达到GDP的1.5%, 负债占GDP的下跌速度更会加快1倍。但是, 希腊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一分析。据希腊财政部预测, 2010年希腊国内经济增长约为0.2%, 2011年也仅是1.5%。以这样的经济增长力量显然无法卸掉沉重的债务包袱。

控制国民所得, 亦即削减公共部门薪资和养老金是外界为希腊开出的还债良方。不错, 目前希腊的失业率高达10%, 且高失业率将持续至2011年, 从而为政府削减福利支出增添了砝码, 同时欧盟成员国中的爱尔兰和拉脱维亚之前也是靠大幅减少公共部门的薪资和福利而得以削减财政赤子的。但需要注意地是, 与爱尔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 希腊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 并且拥有一连串民众骚乱的历史, 一旦希腊试行严苛的支出削减, 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而这也是希腊新政府至今不敢在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方面作出明确承诺的关键。

留给希腊国家自身缓解债务危机的“救命稻草”就只能是对外继续发行公债。幸运地是, 当今年第一批数额为8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 (5年期) 公开销售时, 竟获得了250亿欧元的超额认购, 其中, 外资认购的比重约占八成。看到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以来的首次成功发售, 希腊政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下一步发行至少50亿欧元 (10年期) 的债券计划。

但是, 单单依靠希腊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解决那么沉重的债务危机似乎不可能, 为此引出来的话题是, 欧盟是否向希腊大规模注资而进行紧急抢救?从目前来看, 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盟中坚分子尽管都在反对欧盟对希腊进行援助, 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表态进而增加希腊自身解决问题的压力。对于欧盟而言, 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问题都将波及其它成员国, 尤其在使用统一货币的背景下, 这种影响将更为深远。因此, 未来欧盟向希腊伸出援助之手已是大势所趋。不过, 为了对希腊不负责任的负债行为进行警戒, 欧盟可能同时对希腊实施相应的制裁措施。

除了欧盟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前也宣称准备以任何必要方式帮助希腊。不过, 目前很多欧洲国家政府并不主张希腊接受IMF的帮助。一方面, 希腊接受IMF的援助就不得不接受预算核查, 或者被迫增加税收, 这容易干预希腊的主权和欧盟的威信, 另一方面, IMF等国际援助极有可能降低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 从而稀释欧洲市场的吸引力。权衡利害, 欧盟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问题上几乎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问题欧洲自己解决。

“多牌”效应扩散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 一国债务问题并不能形成扩散效应, 但是, 当主权债务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基本生态中时, 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辐射到包括负债国在内的许多层级和方面。

对于希腊而言, 债务危机已经无情地抬高了他的融资成本, 并进而可能削弱其未来的融资能力。数据显示, 目前希腊10年期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已达3.7%, 为欧元区创立以来的最大值。如果希腊债务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其国债的收益率还会提高, 希腊政府未来的还债成本还会加大。

投资者看淡欧元未来走势并由此导致该地区物价上行的压力是希腊债务危机十分典型的传递效应。出于对希腊主权债务可能恶化的担忧, 极容易引发人们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的忧虑, 进而导致避险资金回流美元等安全边际高的产品之上。数据显示, 目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至每欧元1.394美元左右, 为近半年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 1月份16个欧元区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0%。欧盟在感受到货币压力的同时更强烈感受到了物价上行的负担。

在欧元下贬和美元升值的同时, 希腊主权债务还引起了投资者对于CDS (信用违约掉期) 的疯狂抢购, 进而连带全球股市纷纷下挫。来自彭博资讯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 希腊CDS成本创下370个基点的纪录高位, 54个主权国家的CDS市场规模比去年10月份大幅增加了14%。与此同时, 由于资金的撤离, 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下跌, 其中道琼斯指数今年1月份累计下跌3.46%, 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3.3%, 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4.1%德国DAX指数累计下跌5.8%, 法国CAC 40指数累计跌幅也达到5%, 中国A股累计下跌8.87%。而雅典股指在跌破2000点关口后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上翘的痕迹。

对于欧元区生存的考验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最为严峻的大考。据南非标准银行发布研究报告预测, 由于希腊缺乏独立的货币权利, 如果最终其债务危机得不到满意的解决, 不排除其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不仅如此, 希腊的财政危机将扩散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作为希腊最大债权人的德国必然受到其牵连。资料显示, 目前德国持有2000亿欧元的希腊债务, 虽然德国还持有大量的财政盈余, 但是一旦希腊财政恶化而无力偿债, 德国将受到严重波及。因此, 有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欧元区真的会被负债累累的希腊拖至谷底, 首先决定离开的一定是德国等债权国。果如此, 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结局可能会在如今的欧元区重演。

危险的“希腊现象”

扫描全球, 希腊显然不是政府债务危机的孤立样本。穆迪日前警告说, 未来数年内全球17个享受3A主权评级的国家均将面临财政危机。

在金融危机中耗资巨大的美国自然不能逃过财政生态恶化的结果。据白宫发布的最新财年报告, 始于去年10月1日的2010财年, 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高达1.6万亿美元, 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6%。这一结果不仅超出美国国会的预期, 而且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相对应, 为弥补财政赤子, 美国发行了大量国债, 致使2009年的主权债务总额扩张到GDP的87.4%, 并且2010年会上升至97.5%。因此, 按照穆迪的观点, 如果美国政府债务继续维持当前的上行趋势并最终变得不可逆转, 美国将于2013年失去3A评级。

至今仍在为摆脱通货紧缩而不得已采取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日本无疑将接受更为残酷的债务考验。资料显示, 2009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0.5%, 而且随着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 财赤规模有可能抵至11%。与财政赤子相对应, 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8%扩张到2010年的227%。

欧盟阵营中希腊的“难兄难弟”不在少数。从总体上看, 整个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正呈恶化趋势。据欧盟委员会估计, 欧盟各国总体财政赤字今年将达到GDP的7.5%, 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79.2%, 并且欧委会最近预测, 整个欧元区中, 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11年还将继续大幅增长。而在欧盟成员国中, 最有可能步希腊后尘的就是被人们戏称为“欧猪四国” (PIGS) 的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目前, 标准普尔已将西班牙主权信用的评级由之前的“稳定”下调到“悲观”, 同时穆迪发出警告称, 葡萄牙与希腊一样在欧洲各国中面临的风险最大, 不排除经济“慢性死亡”的可能性。

还特别值得注意地是, 即便是那些“家底”相对殷实的欧盟成员国似乎也将难逃财务状况恶化的劫难。有资料显示, 2010年英国的预算赤字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2%, 德国将超过6%, 法国将超过7%。据此, 摩根士丹利认为英国今年就可能爆发财政危机, 而穆迪在日前的一份报告中称, 法国、德国等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 其主权信用将会遭遇被降级的危险。

仔细分析发现, 从冰岛到迪拜, 从希腊到葡萄牙, 目前发生和可能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为此, 标准普尔在分析报告中指出, 由于新兴经济体自身实力较弱, 经济脆弱性高、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大, 自然主权信用违约和主权信用级别被下调的情况时有发生。

希腊债务危机的5年轮回 篇8

随后，欧元区国家议会会陆续对协议内容进行表决，若无意外，希腊将获得新一轮救助贷款的首批资金，还清于8月20日到期的32亿欧元欧洲央行债务。

为了能使谈判顺利走到今天这一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宁愿逆此前公决之民意，在7月份完成了两项改革立法，包括上调增值税，并将退休年龄上调至67岁。在刚刚达成的救助细节中，希腊还需要加强开放市场（特别是能源市场）自由化，大幅修正税务管理制度，并建立一项私有化基金。

与前两轮的救助协议相比，新一轮救助协议延续了用财政紧缩和改革换取救助贷款的老思路。然而，由于谈判双方此前曾经历长时间僵局，并早已失去互信，债权人要求希腊必须先付诸行动，以显示改革的意愿，否则休想拿到一分钱。

困扰了希腊5年的债务危机问题似乎又绕回了原点。而且，与5年前相比，今天的危机变得更加严峻、复杂。

民众耐心渐失

经过连续5年的紧缩措施后，希腊民众早已对现行的解决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厌烦和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先后两轮财政紧缩不仅没有解决危机，反而使希腊经济萎缩25%。

艾迪茜娅·菲利普是一名23岁的希腊女孩，由于财政紧缩和高额的税收，她身边的许多希腊小型企业都已倒闭。大家在尝试寻找其他的工作，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迫离开希腊。目前，艾迪茜娅正在丹麦的奥胡斯大学读硕士，她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结束学业，工作挣钱。

“我身边一半的朋友已经选择出国读书或者工作，而另外一半虽然决定留在希腊，尝试寻找一些临时工，但是从事的都是和自己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艾迪茜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根据《华尔街日报》日前的报道，欧盟内部官员认为，希腊可能将面临连续两年的经济萎缩。其中，由于此前持续数月的混乱和未来的财政紧缩的影响，希腊今年的经济预计将萎缩2.3%，而明年将萎缩1.3%。要想经济恢复增长，恐怕要等到2017年。

财政紧缩究竟是否有助于希腊走出危机，亦是新一轮救助协议中的最大争议之一。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菲利普·勒格兰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曾担任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债权人要求希腊在获得救助前先实施财政紧缩措施，比如调整增值税和养老金改革，但是他们低估了这些措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希腊政府全部实施了这些政策，也不会达到救助项目的目标。”勒格兰这样说道。

不过，曾代表希腊直接与债权人谈判的前卫生部长、希腊反对党新民主党议会代表阿多尼斯·乔治亚季斯却对新救助协议持着不同的看法。

“新的协议需要总理和内阁完全投入，并快速高效地去实施。新协议的重要一点就是实施的时间。实施得越快，项目中涉及促进发展的部分就能越早抵消掉经济衰退的影响。如果出现耽搁，经济衰退的影响就会击垮促进发展的措施。”乔治亚季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天方夜谭式的目标

希腊规划与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劳斯·乔基科普洛斯博士曾连续为四届希腊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早在2012年，乔基科普洛斯等一部分学者曾指出，希腊救助计划存在的缺陷，其中包括“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地认为希腊危机属于流动性危机，而非偿付性危机，并以为希腊的债务在未来某一时刻将可以持续。

然而，这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并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即便在此前两轮的救助当中允许希腊减免了部分债务或实施债务重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足以解决希腊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新一轮的救助协议尚未解决却又为希腊方面最为关切的问题。

目前，希腊债务已经达到32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明确表示，加入新一轮救助计划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希腊履行财政紧缩的承诺，二是欧元区债权人要同意债务减记或重组，以保证希腊债务可以持续。但以德国为首的部分债权国因国内民众的极力反对，迟迟未能在债务减免问题上松口。

“虽然欧元区债权人对于债务减记极力反对，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对希腊进行债务减记是不可避免的。”乔基科普洛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债务减记被进一步推迟而欧元区债权人未来也坚持不触及这一话题，那么总有一天，希腊的债务会变得更加不可持续。”

勒格兰也表示，现阶段有关希腊的第三轮救助是不会成功的。希腊需要足够的债务减记确保债务可以持续，并且要解决威胁投资和欧元未来的一切不确定性因素，恢复经济增长，再度获得市场准入。但在短期来看，这一切都不太可能发生。

此外，在新一轮协议中受到很大关注的私有化基金的问题也困难重重。根据协议内容，希腊将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或将其转由私人经营，从而筹集500亿欧元，其中一半用于为希腊银行资产重组，四分之一用于偿还债务，其余四分之一用于投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推动私有化进程有望在未来两年为希腊筹集到64亿欧元资金，考虑到过去5年希腊在该方面仅筹集了30亿欧元的现状相比，500亿欧元的目标计划还真是太过宏伟了。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右）与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债务危机之初，由于希腊在没有获准债务减记的情况下获得了来自债权国官方的救助贷款，导致原本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变成了债务国与债权国的关系。 图片编辑/陈俊丹

但据乔基科普洛斯分析，由于希腊内部对于推进私有化进程决心不够，而对资产价格的评估又太低，因此通过这种方式筹集500亿欧元恐怕是天方夜谭。

“在齐普拉斯政府执政以前，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签署的两次救助协议均未能实现私有化的目标。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绝大部分希腊人将出售基础设施建设视为社会不公正，特别是在以低价出售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属于出卖整个国家;第二，实现这一过程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希腊司法系统内会不断出现诉讼，极大地拖慢进程。”乔基科普洛斯说。

矛盾的齐普拉斯

在刚刚过去的长达半年的希腊与债权人纷争中，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是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其曝光率几乎不亚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四十出头的齐普拉斯年轻气盛，在年初大选之时底气十足地许下承诺，要与债权人重新谈判，结束危害希腊经济复苏的财政紧缩措施，寻求一项新的救助协议。

然而，响亮的口号不仅未能成为现实，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的关系还一度陷入冰点，引发欧元市场接二连三的恐慌。

其实，最不相信新一轮救助协议的就是齐普拉斯自己。他本人曾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协议，但却是当前形势下最好的协议”。

“齐普拉斯最初采取强硬的立场是因为他认为国际债权人会满足希腊的反紧缩需求，以求保持欧元区的完整。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希腊经济的衰退，欧元区债权人却死守立场，不接受希腊提出的要求。此外，债权人后来表示在准备‘B计划（应对希腊退欧），考虑到该计划将对希腊造成严重后果，齐普拉斯最终改变了态度，接受了财政紧缩措施。”乔基科普洛斯分析道。

乔基科普洛斯同时指出，在财政紧缩的实施规模和强度上，国际债权人给萨马拉斯政府提出的条件要比希腊现政府所接受的条件更加温和。这主要是因为2014年希腊的经济状况出现基本盈余，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也认为希腊的债务可以持续。进入2015年，希腊政府与债权人之间出现了长达半年的僵局，使得希腊经济再度衰退，希腊银行也开始需要更多来自欧洲央行的“紧急流动性资金”（ELA）的支持;此外，希腊还实施了资本管制，防止银行的存款被大量提取。这一切的恶性循环使得希腊经济复苏进一步受阻。在这种情况下，齐普拉斯没有选择，必须实施新的更加严苛的财政紧缩措施。

勒格兰也认同乔基科普洛斯的观点在，在他看来，希腊历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从来都不是以平等的方式进行的，债权人在谈判桌上拥有全部的权力。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在2011年被迫辞职就是一例。帕潘德里欧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希腊总理。2011年10月31日，帕潘德里欧像今天的齐普拉斯一样宣布就当时的欧元区救助计划举行全民公投，然而这一决定遭到欧盟领导人的极力反对，并指出公投将决定希腊能否留在欧元区。帕潘德里欧在欧盟领导人中失去了信任，而其公投决定又在议会中遭到强烈批评，最终他放弃了公投计划，直至被迫辞职。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欧洲计划的初衷是建立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而希腊迫切留在欧洲的渴望、对被迫离开欧元区的恐惧遭到了滥用，导致他们被强加了最不公正的救助条件。”勒格兰说。

齐普拉斯在反紧缩道路上的突然掉头，缓和了希腊政府与债权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希腊暂时摆脱了“脱欧”风险。不过，在被齐普拉斯“戏耍”了一圈后，人们难以再会相信希腊还有真正“反紧缩”的政党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被齐普拉斯欺骗了，他们本届政府根本什么都没有改变。”艾迪茜娅这样说。

但齐普拉斯也并非一无所获。从谈判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希腊经济今年可能衰退2%以上，债权人已放松了对希腊财政目标的苛刻要求，同意把今年目标从实现盈余调整为允许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将2016年至2018年的基本财政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从原先的4%左右分别调整为0.5%、1.75%和3.5%。这样一来，齐普拉斯在处理财政问题上也增加了更多灵活的空间。

不过，妥协后的齐普拉斯是否有诚意实施债权人要求的财政紧缩措施还是个未知数。首先，齐普拉斯本身就多次强调对救助协议充满怀疑;其次，由于突然转向使其在党内的支持率大不如前，甚至面临遭遇议会信任投票的风险，在最近的几次关于救助协议投票中，齐普拉斯甚至需要依靠反对党的支持使协议获得议会通过;此外，齐普拉斯在谈判期间还私下让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制订一项允许政府引入一套平行货币支付系统的计划，此举被部分人士怀疑在暗中盘算使希腊脱离欧元区。

在隶属于反对党的乔治亚季斯看来，齐普拉斯并不能很好地实施债权人要求的财政紧缩。

乔治亚季斯说：“齐普拉斯确实在最后一分钟做了改变，因为他担心如果他拒绝了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希腊将会面临破产，而他也无法避免被送上‘特殊法庭的命运。他的变化并非忠于内心的，他并不相信这个协议，他不断地在重复这一点，这也是他永远不会实施新协议的主要原因。”

“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尽管在新一轮救助协议中并未提及任何的债务减记，但在经历了两轮无效救助后，决策制定者们也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让债务实现可持续，那么希腊危机将永远陷入“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个月，债务减记无疑将成为谈判桌上的重点议程。

勒格兰记得，希腊债务需要减记的问题早在2010年实施第一轮救助时便已经存在。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希腊的官员已经指出，如果不先对希腊进行债务减记，那么救助很可能毫无意义。然而，无论是欧元区各国政府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建议。

勒格兰在被问及原因时透露，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时任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统管，而卡恩存有“挑战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的野心，因此不想让法国银行承担损失。与此同时，德国银行家们则在极力游说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如果德国银行遭受损失，后果将很严重。最终，欧元区政府假装希腊仅仅面临的是临时性资金问题，并绕过了欧元创建之初建立的“无救助”原则，为希腊提供了贷款。在勒格兰看来，当时救助的目的不是帮助希腊解决危机，而是减少法德两国银行的损失。

这一决策上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为希腊债务危机走到今天这般尴尬的田地埋下了祸根。由于危机之初，希腊在没有获准债务减记的情况下获得了来自债权国官方的救助贷款，导致原本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变成了债务国与债权国的关系。以德国为主的债权国用民众纳税钱为希腊政府提供救助，使得如今任何新的救助协议和债务减记都在国内遭遇了巨大阻力。

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债务减记上已经与德国等欧元区债权国形成了明显的分歧。而这一分歧也使得希腊危机的未来前景不可预知。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接受该组织救助的国家必须有能力偿还债务，即债务可以持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正是看到了债务无法持续的问题，因此希望能够从希腊救助中抽身。

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仅参与了新一轮救助协议的谈判，但并未参与提供救助贷款。而拉加德也多次重申，除非希腊政府确保实施财政紧缩，而欧元区债权国同意为希腊减记或重组债务使其满足可持续性，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加入新一轮救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除非希腊债务下降到可以持续的水平，否则不会提供更多的救助。我希望他们能坚持住这一点。德国强烈反对债务减记，但是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参与救助。各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妥协，也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接受一个承诺，即欧元区未来会削减希腊债务。”勒格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