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艺术

2024-10-25

古希腊哲学艺术（共5篇）

古希腊哲学艺术篇1

一语言表达思想的困惑

人类文化早期, 古希腊人发现了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困惑。思想超前而语言表达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往往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伟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语言学家, 他可以构想和发现新思想, 但苦于表达不出或表达不好, 语言与思想、感情、存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语言能否和如何准确表达思想、情感和存在的问题, 使古代文化一开始就陷入了语言的困境。

古希腊最早的思想家泰勒斯难于没有合适的概念来表达思想, 只能借助于日常语言如“水”这样的语词来隐喻世界的起源。毕达哥拉斯之前的哲学家都没写过著作, 都是用口传, 即使到了智者时代, 巴门尼德也是用隐喻的诗化语言来表达思想。巴门尼德借用“圆球”来描述“存在”的圆满, 却走向了他本意的反面, 圆满的存在变成了有限的、可分的、有度量的东西了。阿那克萨戈拉怪怨“语言”本身, 认为这是“用词不当”, 但是, 他还是用别的日常语言如“种子”来表达哲学思想。赫拉克利特尝试用概念表达思想时, 被人认为“晦涩难懂”。他所以被人认为晦涩难懂, “主要还不是因为他思想深奥、表述古怪和性格奇特, 而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哲学思维当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和语法来表达这个矛盾现象的反映。……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在解决这种表述方面的困难时仍然回到诗歌道路上去, 这些都和哲学语言形成时期的困难不无关系。”[1]137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古埃及故事来说明文字语言存在的困惑:人们如果学会文字, 灵魂就会变懒, 他们就不再去记忆了;文字是一个标号, 太单一, 不能复现记忆中活生生的画面, 丰富的情感内容有消失, 所以, 文字不能提供真智慧;文字不会说话, 不能为自己辩护, 传到后人或别的地方去时, 很容易被传歪。所以, 发明文字和用文字传授未必是一件好事。[2]

虽然, 这种现象在古代中国也同样出现, 如, 孔子说“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老子说“道, 可道, 非常道;名, 可名, 非常名”;庄子说“意之所随者, 不可言传也”等, 并且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了走出语言困境的办法:“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3]但是, 古希腊思想家显然不同于古中国先哲对待语言困惑的态度, 他们不是通过“忘言”来回避问题的解决, 而是力图寻找和发明能够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新的语言工具, 从而出现了古希腊语言哲学史上从日常语言、诗性语言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发展的艰苦探索历程。智者派重视日常语言论辩术和诗性语言修辞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创了对科学和哲学语言的创建工作;亚里士多德是系统制定科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体系的第一人。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 尤其是对哲学语言的构建、分析和探索, 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盲区, 它可以成为继科学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后的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所以, 研究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有利于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理性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表达和把握不同的对象世界;如果错位使用, 就会产生矛盾冲突, 导致“语言误用”和“语言困境”, 乃至人类理性思维的困惑。

二日常语言与论辩术

古希腊关于日常语言的功效和意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感觉主义者对日常语言的重视, 另一种的理性主义者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前者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派坚决捍卫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性, 倡导常识思维的真实性并重视日常语言的应用;后者以希腊“三圣”为代表的理性派, 认为日常语言只可以表达意见而不能述说真理。由于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评的影响, 长期以来, 智者派被看作是一批巧言令色、卖弄聪明赚钱的江湖骗子, 认为他们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清、玩弄语词的诡辩家。但自从黑格尔开始, 智者派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环节。智者派开辟的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感觉经验主义之路, 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但是, 我们关于智者思想遗产的挖掘仍然是不充分的。智者派的思想对我们关于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

日常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语词含混, 易生歧义, 以日常生活为基准, 与人们的常识思维相适用。当普罗泰戈拉相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论中心命题时, 日常语言和人的感觉都是最可靠的东西。在普罗泰戈拉那里, 语言不再像神的话语那样神秘, 而是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日常语言那样真实。他说:“关于神, 我不可能感受他们如何存在, 也感受不到他们如何不存在。”[1]260普罗泰戈拉重视感觉和日常经验, 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现象以及日常语言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就是被后人誉为论辩术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提出, 任何命题都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论断, 只要我们拥有语言的技巧, 就可以把弱的论证变为强的论证, 可以驳斥和攻击别人提出的任何一个命题;另一方面, 他为了寻求强有力的论据以增加说服力, 从语言、技巧、手势、情感, 甚至衣着方面影响听众, 以达到胜辩的目的。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互相反对的两个逻各斯 (说法) , 他用这种方式进行论辩而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 “在他的论辩术中, 他忽视词义而追求华丽的词藻;许多证据表明他是全部论辩术的始祖。”[1]146例如, 关于“真假”的论辩:

正题:真假相同

论证:1.一句话既是真的, 也是假的。当言行一致时是真的, 不一致时是假的。

2.天气是冷的, 既是真的, 也是假的。对病人是真的, 对健康人是假的。

反题:真假不同

论证:1.如果真实的证据也就是伪证, 法官就无从判决。

2.如果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真的, 我们将什么都不会相信了。

智者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以上论证中的每一句话似乎并没有什么错, 而且论证过程也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 这就是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的正常使用。普氏语言哲学思想和论辩术的哲学基础是感觉主义和相对论。感觉论的主要看法是,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的, 知识就是感觉、看法、见解和意见。感觉主义相对论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不能说它错。但是, 感觉主义相对论引起理性主义者的不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五章批判智者时说:“如果所有的表象和意见都是真的, 那么所有的陈述必定同时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因为许多人所持的信念是互相冲突的, 他们都以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是错的。这样同一事物必然既是又不是了。”他接着说:“按照这种理论, 连疯子的感觉、动物的感觉也是一样真实的, 最终就没有理由说哪一个是真的, 一切都是混同而没有了区分。”[4]所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日常语言由于其多义性的特点, 在使用时如果不加分析和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诡辩。日常语言只适合表达意见, 不适合表达思想和真理。只有在分析清楚日常语言多义性的基础上创建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 才能摆脱日常语言表达思想时所出现的论辩术这样的语言困境。为此, 亚里士多德为了防止人们滥用日常语言和避免出现智者的诡辩, 改造了论辩术, 创立了科学的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证法。

三诗性语言与修辞学

向来诗性语言是诗学家和文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但是, 自海德格尔倡导诗化哲学以来, 诗性语言在现代语言哲学中的意义也被凸现出来。以想象力为基础、以偏离日常语义为特征、以寻求相似性事物的具体范例为形式、通过把握殊相来表达哲理的诗性语言, 在古希腊语言哲学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因为在哲学语言没有形成而日常语言又难以表达抽象思想之前, 诗性语言是日常语言向哲学语言发展的重要环节, 也成为当时古希腊先哲表达思想和哲理的重要工具, 同时, 也发现诗性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

在古希腊, 对诗性语言的研究同与论辩术相分离的修辞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修辞学, 智者重视演说的技艺和写作的技巧的研究;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质疑智者的修辞理论, 强调修辞要服从真理;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三个方面:修辞的逻辑性即修辞论证或劝说理论、修辞的语言性即主要表现为语言的隐喻学说、修辞的实践性即演讲和写作等的修辞训练和应用。与诗性语言密切相关的主要是修辞学的语言方面的特性, 即隐喻理论。所以, 隐喻作为诗性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修辞工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如上文所说, 智者时代, 由于正在形成中的哲学思维因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 大部分哲学家用隐喻的诗化语言来表达思想。这些智者在当时是享誉四方的修辞学家, 颇受欢迎的语言学家和功底深厚的文学家和诗人。普罗泰戈拉声称自己是古代诗家的“接班人”, 而高尔吉亚把诗的语言艺术和修辞术看作是同一东西。[5]高尔吉亚作为著名的修辞学家善于使用隐喻、词的对换、象征比喻、对称表达以及词句重复、节奏变幻和谐音的妙用, 达到动之以情、服之以理的语言“渲染”的修辞效果。但是, 智者夸大诗化的修辞语言的作用, 滥用文字, 视语言为游戏, 真假善恶不分, 导致柏拉图等理性主义者对诗性语言表达真理的质疑, 得出诗性语言是一种放任自流、与理性无缘的盲目存在的结论。

在古希腊, 诗是“长了翅膀的话语”, 诗人是颇受欢迎的“神学大师”。[6]然而, 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柏拉图, 虽然在他的对话作品善用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哲理, 但是, 他一方面说, 诗是神赐的“愉悦”, 是技巧的“产儿”, 是寻求真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又质疑诗性语言的局限性, 认为作为艺术语言的诗是追求哲学智慧的敌人。柏拉图更倾向于对诗性语言的批判。他说:“谁也无法解释诗人的话语”[7]472, 认为诗人们狂野, 放荡不羁, 受神灵的操纵激发灵感, 信口开河, 前后矛盾, 对所说话语的涵义不得要领。诗人既不认识自己, 也不熟悉现实和历史, 只怀着满腔激情和难以抑制的冲动, 如痴如醉, 手舞足蹈, 如祭祀中疯迷的巫师, 受到神的摄迷和感惑, 失去常态和理智, 被神灵摆布, 在迷惘中丧失自我判断的能力。[7]303-305在柏拉图看来, 诗是神赐的愉悦, 而哲学是人的智慧, 两者不可通约。诗性语言始终干扰着哲学的思辨方向, 不能表达人的哲学智慧和真理;诗人本能地无需进行深入思考, 不能进行冷静反思式的哲学探讨。所以必须去探索和发明一种可以理智把握智慧和真理的哲学话语体系。

但是,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对诗性语言的态度, 为此, 对作为言说艺术的诗学和修辞学进行了深刻彻底的改造, 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诗性语言的本质, 创造性地提出了诗性语言的“隐喻”修辞学说, 这一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中得到充分的说明。修辞学是一种劝说的艺术, 修辞论证是目的, 修辞语言是手段;诗学是写诗的艺术, 从不打算去论证, 而是通过虚构、寓言和情节表达情感和思想。所以, 两者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 然而隐喻却涉足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每一个领域。所以, 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对于诗性语言功能和修辞学的态度, 积极研究它们的本质特征和发掘它们的正面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 语言中的语词数目是有限的, 而事物的数目是有限的, 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事物必然会使语言产生多义现象, 其中隐喻化的诗性语言就“应当来自与原事物有固有关系的事物”。[8]190所以,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隐喻就是这样下定义的:“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 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 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 或者从属借来用于属, 或者通过使用类比。”[8]339首先, 隐喻的诗性语言是日常语言的语义偏离, 是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用或借用到另一个事物身上, 借用的意义与本义相偏离, 通过隐喻来表达和填充新的语义空白。其次, 诗性的谜语出自隐喻, “仅仅把事物的一般名称结合起来不能造成谜语, 把隐喻结合起来就能造成”。[8]341再次, 诗性语言的隐喻用法是从日常语言转到对生僻词、隐喻词和其他怪词的用法, “即用一个生僻词代替一个习惯上使用的常用词, 结果一首诗显得颇有神韵, 否则显得平淡无奇”。[8]342第四, 种属之间的借用基于事物的相似性。《诗学》指出, 诗人“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用隐喻词, 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能直观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8]343就像哲学家一样“看出相距甚远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8]190所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诗性语言表达哲学思想就在善于使用隐喻发现相似性。所以, 亚里士多德对于诗性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时说:“诗人的职能不是述说那些确已发生的事情, 而是描述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或出于偶然, 或出于必然。……因此,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 更富有严肃性, 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 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件。”[8]320从语言表达思想这个角度看, 日常语言多关注个别的在场的存在, 科学语言只盯住普遍的、确定的概念和规律, 而诗性语言超越现实的存在, 通达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当诗性语言偏离日常语言表达普遍性和“言外之意”时, 已经具有了“语言的思辩性”, [9]并因此跨出了《诗学》的门槛, 走进了《形而上学》的领域。

四对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系统探索

当古希腊哲人发现用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把握真理和存在之难事时, 众多的思想家们致力于创造哲学语言的艰苦探索工作。赫拉克里特最先尝试将日常语言Logos提升为哲学概念。在古希腊, Logos的原初用法是“话语”或“说法”, 赫拉克里特把它提升为哲学语言用法的层次, 指万物变化必须遵守的尺度、比例或规律这样的客观存在;又进一步提升为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理性、根据等具有主观意义的哲学范畴。[10]但是, 赫拉克里特把智慧与自然法则看作是同一的, 因而, 逻各斯既具有“逻辑”、“规律”、“科学”等词的客观含义, 又具有理性、智慧和真理的主观含义。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把日常语言提升为哲学语言后又把它神秘化, 同时, 混淆了理性思维、语言符号和本质对象这三个属于不同性质和逻辑类型的东西, 把它们看作是无差别的同一。这造成后世两千年的哲学纷争以及现代分析哲学为清除形而上学的语言使用混乱费尽了心思。

苏格拉底是有意识创建科学和哲学语言的先行者。他不满意智者的论辩术, 也不信任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他致力于把模糊的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改造和提升为具有确定含义的科学的和哲学的普遍概念, 他是第一个从语义逻辑方面研究概念的普遍定义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的科学和哲学概念的形成方法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辩证法。[11]苏格拉底形成哲学语言的辩证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用归纳方法从考察具体事物出发, 概括上升为普遍概念, 这就是从个别、特殊到普遍一般的定义方式。2.探究的是实质定义而不是语词定义。实质定义是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而非偶性, 语词定义只表明语词可以表述什么概念, 不涉及概念指称对象的真假问题。3.对概念间关系进行逻辑分析, 如, 分析四美德之间的关系, 揭示各具体美德的共同本质就是知识。4.没有把抽象概念和一般概念区分开来, 没有使普遍性概念成为分离的存在, 概念还与具体事物结合在一起。

柏拉图是第一位哲学语言范畴系统化的探索者。他为了回答苏格拉底的“普遍定义”的问题, 艰苦卓越地探索和寻找用以表达和把握理念世界的语言工具——哲学范畴。在柏拉图那里, 哲学语言范畴是通过辩证法构建的, 哲学范畴理论与理念论和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期柏拉图大量探讨了伦理道德概念和具体的经验事物的概念, 而后期柏拉图抛开了直接经验以内的东西, 讨论纯理念或哲学范畴, 主要表现在《巴门尼德篇》中讨论的十九组范畴。柏拉图把范畴看作是理念世界的思想表述和语言表达, 统称为“逻各斯”。柏拉图对“逻各斯”提出一种新的解释:逻各斯就是人们把想到的各种思想用语言说出来, 再将对立思想的理念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划分出来, 最后把对立的理念或范畴彼此相互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柏拉图构建哲学语言范畴的辩证法。其特点是:第一, 辩证法的适用范围是理念领域, 辩证法的目的是达到第一原理。第二, 辩证法是一种语义上升和语义下降的方法, 是从低级的理念 (殊相) 到较高的理念 (一般的相) 再到最高的善的理念 (最高原理) , 或者相反的过程。这种方法也叫“通种论”, 即理念或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结合、必然的矛盾进展和转化的理论。第三, 辩证法有两个原则:综合和划分 (或分类) 原则。综合是指, 将杂多的个别事物统一到一个理念之下, 再将不同的特殊理念统一到更高的理念之下, 然后获得一个精确的概念和定义。划分是指, 根据自然的本性将理念看成整体, 然后再逐级分类为各个部分, 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亚里士多德不满足苏格拉底在寻求普遍性定义时只限于一些实例问答辩驳而谋求单一的意义, 也不满足柏拉图离开日常语言只进行抽象的纯粹概念的分析。他认为, 语词和句子的意义最终表达对象自身的意义和对象作用于心灵所产生的感觉、意见和知识。虽然语词因约定俗成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但是语词的意义最终可以在对象意义的基础上得到明确和统一。于是, 亚里士多德根据“存在”的多层意义的划分以及人类心灵的不同维度来确定不同等级的概念的意义。由此亚里士多德提出日常语言的约定俗成论、科学语言的本质主义论、哲学语言范畴的意义分析理论。[12]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从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中获得这样的启发:语言具有层次性, 在不同的语境下, 不同的语言类型对应于不同的思维形式和对象世界。同一个语词或一个句子, 其本身没有语言或概念的层次问题, 只有在一定的语境和语用中, 这个词或句子具有了确定的所指和意义, 从而出现了日常的、诗意的、科学的或哲学的语言层次问题。而这个语境总是一个确定的整体性的存在:或者是不同地域的人们日常的特殊的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 或者是不同时期的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环境, 或者是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体系下所使用的哲学语言环境。因而, 同一个词或句子只有在一定的语境和语用中才可能表现出不同语言层次的语义问题。所以, 不同的语言层次总是与人类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所把握的不同性质的对象世界相联系, 如果错位使用不同的语言类型, 必然导致语言困境。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最早发现了用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表达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困惑, 因而出现了从日常语言、诗性语言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发展历程。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 试图探索人类理性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表达和把握不同的对象世界。他们尤其是对诗性语言和哲学语言的分析和探索, 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盲区, 它可以成为继科学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后的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古希腊,语言哲学,语言类型

参考文献

[1]汪子嵩, 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王晓朝,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97-200.

[3]王弼集校释:下册[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0:609.

[4]亚理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262.

[5]Baldwin C S.Ancient Rhetoric and Poetics[M].West-point:Green wood, 1971:3.

[6]Lamberton R.Homer the Theologian[M].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23.

[7]柏拉图全集:第三卷[M].王晓朝,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8]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诗论[M].颜一,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M].王才勇, 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583

[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41.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296.

[12]张守夫.亚里士多德: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J].理论探索, 2006 (2) .

古希腊哲学艺术篇2

1.对知识的无限追求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之人，就是寻找宇宙来源，探索万物真实，拷问人生目的，在这种不断的探究和追问中获得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享受真正的幸福。

所以，尽管在希腊哲学那里认识论还很不发达，但是“学以致知”却构成了哲学家们的最高理想，他们大多淡薄功利，沉醉于形而上的追求，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和哲学家，以至于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2.古希腊哲学着重对自然与神学的结合

我们经常能听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及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例如宙斯，雅典娜，赫拉等等，可见古代希腊人对神的向往与崇拜核对伊甸园美好生活的向往。

哲学家们正是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进行哲学深思的。

虽然很多人力图摆脱宗教的束缚，但最终并未与之彻底决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哲学家们心目中的神，大多数是思辨神、理性神。

3.古希腊哲学着重对自然界及本性的探讨

古希腊哲学主要讲的是本体论的理由，注重以本体论的角度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最早从伊奥尼亚学派的本原说的提出，到新柏拉图主义神秘太一说告终，整个希腊哲学，主要以对自然、本源的探讨为主题。

区别只在于，有的哲学家侧重于自然作用上的自然、本性;有的哲学家侧重于本性作用上的自然、本性;而在本性作用上，有的哲学家侧重于自然万物这个大宇宙的本性，有的哲学家侧重于人能否或如何言说与把握大宇宙的知识本性。

4.古希腊哲学具有强大的探索精神

当希腊人开始哲学深思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因诧异而产生的种种哲学理由并由此而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并不关心或不太关心哲学体系的建构理由，虽然哲学之为哲学无论如何都是有体系的。

他们所关注的哲学理由相互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这些理由有：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万物的统一性亦即一与多的理由、存在与流变的理由、知识与意见的理由、本质与现象的理由、一般和个别的理由，以及运动与静止、可知与不可知、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灵魂与肉体等理由。

5.古希腊哲学具有丰富的形式

在中期古希腊哲学时期，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伦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理由成为哲学反思的主题，出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所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将其体系化，使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也在这个体系下得以存活，西欧人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在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逻辑学方面都达到一个顶峰。

柏拉图被人们称为唯心主义之父。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丰富的形式孕育着=欧洲后来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芽。

二、近代西方哲学特点

近代西方哲学指15世纪中～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分为三个时期：①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即15～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

②17～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中期。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可以由人类把握的对象，哲学的兴趣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等理由上。

真正的近代哲学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④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了它的晚期。

近代西方哲学家主要有笛卡尔，培根，洛克、康德、休谟、伏尔泰、卢梭、黑格尔等。

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近代知识论哲学主要是指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9 世纪上半叶期间的西方哲学。

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创始人是培根和笛卡尔。

培根发明了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新工具”，即科学归纳法。

在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中，知识学方面的思想占了大部分，其著名的哲学学说大多属于知识学。

与培根一样，笛卡尔对以往的哲学理论抱有深刻的怀疑。

自1619 年11月开始，笛卡尔就以数学为借鉴，设计策略论规则，并利用这些规则去研究各种科学理由。

尽管在笛卡尔的全部哲学理论中，知识学思想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但其著名哲学学说多半属于知识学。

培根和笛卡尔以后，知识学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如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派系：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就是以知识学中关于知识的根源、限度和标准的两种思潮来命名的。

两派大多数人都高度肯定人类的认识主体性，而又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相信直觉知识是最普遍的最可靠的知识，因而是最高级的知识。

这一切都彰显着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特点。

尽管在培根和笛卡尔之前，西方没有一部真正的知识学专著，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学体系，但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和建构观念论知识等级体系，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论，为近代西方知识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认为哲学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事物本质的原理，作为本质，理念及理念论只是对世界万物的本原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或说明，所得出的是关于事物本质的东西。

这样，原来苏格拉底的伦理原则就变成了可观上可以把握的关于事物本质的纯粹知识。

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把柏拉图的知识演变为可以靠人的理性认把握的现实的知识，又向着近代知识论哲学迈进了一步。

如上所述，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西方哲学各有特点，并各有其独特的对象、中心区域和重点论题，区别极其明显，甚至可以说，区别是重大的，甚至是原则性的。

这正如杨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哲学的演进而变迁，哲学必须每隔一段时间便开辟和发展新领域，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爱孙.从本源到本体：古希腊哲学发展线索探析.甘肃农业..12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3]罗素.哲学理由[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古希腊哲学家答问篇3

毕阿斯出生于古希腊普里埃耶城。一次，当普里埃耶城遭到围攻时，居民们纷纷带上自己最贵重的财物四散奔逃，只有毕阿斯一个人赤手空拳。居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离开时，他回答说：“因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

有人問梭伦：“为什么作恶的人往往富裕，而善良的人却往往贫穷？”梭伦回答：“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有人问古希腊的庇塔乌斯：“最理想的家是什么样子？”庇塔乌斯回答：“既没有什么奢侈品，也不缺少必需品。”

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身体健康的重要程度，赫拉克利特说：“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战斗，知识就无法利用。”

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过去的事情能否更改？”赫拉克利特回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一个满脸愁苦的病人问安提丰：“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安提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要活下去。”

有人问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回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

有人问政治家塞涅卡：“道歉有什么好处？”塞涅卡回答：“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

古希腊哲学艺术篇4

“生态”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指家、住所或者生存环境。古希腊哲学家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学说代表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和谐就是美德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认为，“和谐就是美德”。宇宙中的一切无不存在着和谐，宇宙秩序无不表现为和谐，这种和谐的关系谱写了天籁之音。和谐代表了美和善，代表了和平、健康和快乐。毕达哥拉斯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他指出，只要人类继续残忍地迫害动物生命，就不会真正懂得健康与和平。只要人类大规模地“屠杀动物”，人类就会“相互屠杀””。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沿着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美德”的生态思想，提出了“古代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与人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思考，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指出生活的目的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真正的幸福是节制欲望，让灵魂宁静，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而是健康的灵魂，要求人们向动物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说：“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 他认为使人幸福的不是征服的力量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人要生活得无忧无惧，就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提出“中等的财富比巨大的财富更可靠”的观点，认为富豪和赤贫是两个极端，都不可靠，贪得无厌的欲望使人堕落。叔本华也同样认为，“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

健康依赖于自然

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的医学著作《论风、水和地方》，阐述了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指出医生进入一个城市，首先要注意到这城市的方向、土壤、气候、风向、水源、水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因为这些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有一个病人因下腹绞痛，小便不畅，来找希波克拉底治疗。希波克拉底说，病人出现这种症状，是由于饮用了污染的水造成的。他的名言是，人的身体健康“寄希望于自然”，“简单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暴食伤身”， “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等，体现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奠定了基础生态学对自然历史的研究方法。他著有：《气象学》《论天》《论生灭》《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等。他详细观察和记录了500多种动物的生活情况，他是动物分类学的首创者。

尊重自然规律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前270）通过研究原子运动，总结了“自然规律”。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天体运动和旋转、日月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视为神所决定的，“世界在产生过程中同时也就有了规律”。他提醒人们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生活简单化，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重视知识的培养和友谊的增进，这样做既能增进健康，又使人不至于贪得无厌，免除痛苦，达到身心宁静的人生境界，他提出“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生活的目的”。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前99—约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继承了伊壁鸠鲁主义，著有《物性论》。他提出，人们当以宁静的头脑去观察自然，因为无限的宇宙除掉它自己的规律之外，并没有什么在外面支配它的力量，唯一的神就是自然规律，最真诚的敬神就是认识和爱护这个自然规律。

贪婪是灵魂的病态

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普罗提诺（205—270）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视太一为万物之源，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复返太一，与之合一。太一就是宇宙规律，自然法则。在普罗提诺看来，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人们应当虔修，以求净化灵魂，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斯多亚派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组织、有系统、不断运动的鲜活的世界，他的格言是“顺应自然而生活”，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善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按照德性而生活，贪婪是灵魂的病态，堕落的根源。卢克莱修指出，黄金的发现和使用“使人贪婪腐化，争名夺利，相互残杀”，他认为，“世界处于衰老状态，土地不再肥沃，庄园的收成降低”，源于人们的贪婪掠夺。

西方工业文明的悖论

从古希腊哲学，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从18世纪到20世纪，生态哲学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中被多次提出。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化之路背离了西方古圣先贤的生态思想，导致了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悖论，由此出现了两个危机，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这两个危机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工业化而来的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陆地水体污染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这是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始料未及的。

西方的工业化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的技术，包括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掠夺、雇佣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的，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久治难愈，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地区。

一是英国 “伦敦毒雾事件”。其发生于1952年12月4日夜间，“伦敦毒雾”数日不散，最低时能见度一英尺，雾霾与煤烟结合呈黑色。整个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商店、银行、邮局等关门。伦敦毒雾造成约12000人丧生。

二是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洛杉矶65岁以上的老人400多人死亡。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含有碳酸化合物，臭氧、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剂，在阳光作用下滞留市区不散。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的作用，又造成65岁以上的老人400余人死亡，人们出现眼痛、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市还被称为“烟雾城”。

三是北美“五大湖污染事件”。20世纪70年代，美国受酸雨影响的水域达3.6万平方公里，23个州的17059个湖泊有9400个酸化变质。最强的酸性雨降在弗吉尼亚洲，酸度值（pH）1.4。加拿大受酸雨影响的水域5.2万平方公里，5000多个湖泊酸化严重。多伦多1979年平均降水酸度值（pH）3.5，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周围1500多个湖泊池塘漂浮死鱼，湖滨树木枯萎。1975年北美还发生了“死湖事件”，纽约州阿迪龙达克山区，严重的二氧化硫污染导致近50%的湖泊无鱼，其中200个成了死湖，听不见蛙声。

四是欧洲“莱茵河污染事件”。20世纪中叶后，因工业排放，莱茵河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仅在德国段约300家工厂把大量的酸、漂液、染料、铜、镉、汞、去污剂、杀虫剂等上千种污染物倾入河中。此外，河中轮船排出的废油、两岸居民倒入的污水、废渣以及农场的化肥、农药，使水质遭到严重的污染。河水中的有害物质达1000种以上。

五是“桑多斯化工厂化学品泄露”。1986年11月1日，瑞士巴塞尔的桑多斯化工厂仓库失事起火，近30吨硫化物、磷化物、汞、灭火剂溶液随水注入河道，造成大批鳗鱼、鳟鱼、水鸭等水生物死亡；下游160千米内约有60万条鱼被毒死；480千米内的井水不能饮用；沿岸许多自来水厂、啤酒厂被迫关闭；使已经投资了300多亿马克的莱茵河治理工程前功尽弃。

西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迫使西方各国对工业化的发展进行限制和改造。更为重要的是，引发了人们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匮乏、能源减少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涉及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国现代化借鉴。

探寻古希腊艺术(一) 篇5

在当今的西方文化中，包括几何、物理、生物学、解剖学、神话、政治、哲学、艺术等在内的诸多学科，几乎没有一样智力性活动不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可以说，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缩影。而绚烂的希腊艺术也正是西方艺术的发展基石，并一直被奉为西方古典艺术的典范和标准。

从克里特的米克诺斯宫壁画，到迈锡尼的阿伽门农面具；从神秘的古风库罗斯雕像，到展现比例与典雅之美完美结合的“赫尔墨斯与小酒神”，古希腊为人类留下了诸多丰富而多元的视觉遗产。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对希腊艺术又真正了解多少？在西方，对希腊艺术了解的多寡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标志，可见其重要性。从本期开始，我们计划在“域外经典”栏目中分4期介绍希腊美术。在这段新奇而动人的古希腊之旅中，除了大家以往耳熟能详的一些方面之外，还将看到古希腊艺术更多值得关注的部分——例如，希腊雕塑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都是纯白的，米洛斯的维纳斯实际上已经是“希腊化时期”的作品等等。

希腊艺术镌刻在大理石上，也镌刻在西方文明史中。古希腊人的艺术足迹，留在帕特农神庙上，远播到西西里、小亚细亚等地，而实际上，它也留在人类生命不息的艺术记忆当中。人们在赋予希腊艺术永恒性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新定义其历史价值，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回味与谈论它的意义所在。

欧洲文化最重要的起源来自哪里？毫无疑问，答案是希腊。但是今天的我们对希腊的认识可能更多来自时代的信息：从2004年雅典成功举办奥运会，人们重新意识到这里曾经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源地；从2010年开始绵延至今的金融危机，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希腊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确，希腊有着神圣的过去，也有着动荡的现在。但很多本质的东西，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不曾改变过。这个国家至今所保持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从古代建立起来的希腊文明；这一文明不仅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标准，也随着时间不断证明着自身的强大生命力。正因为如此，即使已过去了几千年的时间，雅典卫城上只留下亟待修复的残垣断壁，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古希腊艺术带来的巨大魅力。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看待希腊文明？有着艺术史常识的人们可能会毫不费力地说出帕特农神庙、米洛斯的维纳斯甚至雕塑家菲底亚斯的名字，但它们所代表的，只是古希腊内涵中的某一个侧面。在伯里克利时代重新修建起动人心魄的雅典卫城，并赋予古希腊文明的至高辉煌之前数千年，这片大陆以及散落在它周围的岛屿上就闪现过璀璨的文明光芒，并將其余光折射进希腊艺术的漫长历史当中。而在希腊民主衰落之后，继起的罗马帝国也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希腊艺术的遗产，并在此后数千年里共同力证着希腊艺术的荣光。

希腊文明的高度发展与其地理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希腊三面临海，地处地中海要道。境内多天然良港，为航海和对外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环境。内陆虽土地贫瘠，却盛产大理石，为雕刻艺术提供了优质的材料。希腊境内绵延高耸的山脉不仅把希腊与欧洲大陆隔离开来，也造就了独特的气候条件[1]。这些自然环境都使希腊形成独立发展的格局。从公元前3000年的爱琴文明开始，到多利安人入侵伯罗奔尼撒，摧毁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伯里克利建立民主政治，开启古典艺术的辉煌时期，再到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强大的帝国。在全盛时期，古希腊建立的城邦远达意大利的西西里、北非和小亚细亚等地，并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迹。希腊人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传播了希腊文明，以至于艺术史家这样评价，“一切文明国家在一切有关智能的活动方面，都是希腊的殖民地”[2]。与此同时，希腊的历史又与其丰厚的神话传统交错在一起，表现出它浪漫和理想主义的一面。这些都为璀璨的希腊艺术增添了魅力（图1、图2、图3）。

一、文明的先声：从爱琴文明到古风早期

英国学者彼得·基德森曾经在对古希腊形象艺术的分析中说：“大概是瓦萨里最先传播了两个密切相关的观念：其一，古代艺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走向衰微；其二，现代艺术与之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是前者的重复。”[3] 当人们意识到探寻这两个任务的重要性之后，实际上也开始了重新划定古希腊文明所包括的内涵与外延的历程。的确如基德森继而所指出的，18世纪之前，西方的艺术理论或多或少是建立在“理想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4]，它的代名词是均衡、完美、理想主义等等，换言之，就是温克尔曼所提出的那句著名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随着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18世纪以后，人们逐渐进行着系统梳理这个发展脉络的艰巨工作，并以考古发现不断补充着确凿的实物证据。也是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现代艺术的风格变异和形式发展又令人惊异地验证了这段时期艺术与人类早期艺术之间的呼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世纪的古希腊研究和艺术发展，打破了人们对希腊艺术理想化的观念，使现在的人们对古希腊艺术的视觉体验大为改观。

从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伊始，人们就意识到在艺术形态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这可能由几种不同地区的文化所决定，这种风格的更替在希腊早期尤为频繁。20世纪早期，施里曼和伊文思等人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对希腊早期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整整一个世纪坚持不懈的系统发掘与研究，也改变了多少年来人们对希腊风格的观感 [5] 。

（一）爱琴文明

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前，人们对希腊神话中所提到的故事大都抱有怀疑态度；但也正是在这100年当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令人吃惊地证明了希腊英雄世界的真实性。这一事实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对古希腊的概念进行了扩充，不仅令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至古风时期这段时间里失传的文化重见天日，同时仰赖于考古的发现，几种文化之间也建立起相互的联系。虽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些考古发现与荷马史诗或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所描写的古代希腊相去甚远，“只是在黑暗时代后期，考古和文献资料才在大范围的现象上开始重合”[6]，但这并不妨碍神话传说在诸多方面给考古学者带来巨大的启迪。

施里曼和伊文思的考古发掘，不仅仅验证了千百年来流传的那些希腊神话的真实性；同时也得以参照古埃及年表，将古希腊早期文明进行更加科学的历史分期。这种将希腊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与古代东方各国文化相对照的研究方法，证实了东西方之间由来已久的文化联系，也使得古希腊早期几种文化风格的变异可以进行横向对比。其中，最为重要的早期文化形态被统称为爱琴文明，它主要包括以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为代表的岛屿文明和以迈锡尼为代表的早期大陆文明，它们的辉煌贯穿整个青铜时代；并从迹象上标明，这几种文化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并共同促成了古希腊早期的爱琴文化，或称“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繁荣。爱琴美术对后来的希腊古典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从20世纪开始，它已经成为希腊美术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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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话传说地—克里特

“有一个地方叫克里特，在葡萄酒色的海中央。那里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的人多得数不清，90个城市林立在岛上。”这个童谣般的吟唱来自《荷马史诗》中的篇章，它记录下克里特这个地中海文明最早的发祥地繁荣时期的盛景。克里特文化以该岛国王米诺斯的名字而被命名为米诺斯文化。但是直到19世纪末，人们都认为与米诺陶、代达罗斯、英雄忒修斯等传奇故事相联系的克诺索斯宫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得益于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的发掘，这个活在神话中的宫殿得以重见天日。克诺索斯宫是克里特建筑的代表，约建于公元前22至前15世纪间，曾多次被毁又重新改建。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整个建筑的中心是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其特色在于内部结构奇特多变，充分体现了迷宫一样的传奇特点。

而在克诺索斯宫的建筑上，“所有艺术都有其贡献”[7]。克诺索斯宫残留的壁画片断可能是其中最迷人的部分。这些壁画内容多样，均以线条为主的装饰手法绘成，题材多取自日常生活和自然世界。由于古希腊绘画极少留存于世，因此这些早期壁画无疑显得极为珍贵。其中以海洋生物和人物主题为多，著名的作品有《海豚》、《拳击少年》（图4）、《带百合花的国王》等。而公牛作为克里特神话中的重要形象，在壁画、雕塑和装饰花瓶中均有大量表现。壁画《斗牛运动场景》（图5）表现的是三位青年男女正在进行斗牛的游戏，最为精彩的是中间那位体态轻盈的红衣人物 [8]，正在牛背上做着腾空动作，并倒立在牛背上。除了绘画之外，在克里特还发现了大量陶制雕像。名匠代达罗斯真实的原作已无迹可寻，但这些造型夸张、古拙中不失生动的小型雕塑足以展示克里特雕刻的最高水平，并且证明在那时希腊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处理复杂的人体。小彩陶中最著名的是克里特岛的两件女蛇神（图6、图7)，拘泥的形式与自然主义表现相结合，纤细的腰肢和高耸的乳房实现了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的绝妙平衡，而面部的高傲表情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女神的神圣性。另一个小型人体雕塑展现的是杂技演员正在跳跃中的姿态（图8）。人物的头发和和衣服可能当初是由黄金叶子进行装饰，现已不见踪影；但依然可以凭作品人物的身姿欣赏到艺术家高超的雕刻技巧，这也许是人类最早捕捉在空中自由运动形态的雕塑作品。此时期的克里特也出现大量赤陶土小雕像，有些极度概念化，形状最多的是双臂高舉的形状“Ψ”(psi) [9] 和双臂垂在身侧的形状“Φ”(phi) [10] 两种人物，以及数量惊人的半人马造型。此时期也已开始出现青铜雕塑，虽尚未出现古风时代那种完美的大型作品，但从铸造手法来看，已经使用了简单的失蜡法。

2．一个圆圈：季克拉泽斯 [11]

季克拉泽斯群岛是人们对克里特以北爱琴海中岛屿群的泛称。这个文化与克里特和迈锡尼均有着一定的联系，但留下的建筑遗迹较少，主要是一些石制的墓穴和陪葬品，其中以雕塑人像最具特色。季克拉泽斯的艺术家们很早就懂得对本地材质善加利用，他们“知道有着大理石纹理的优质大理石很容易裂开，因此他们只是集中精力于打磨那些基本形状上，而把细节留到着色的环节去处理”[12]。这些大理石雕像的共同特征是都具有一种极端的抽象风格，并用简略的手法示意出人物的五官和动态。大部分的人物头部都呈卵形，侧面体积单薄，手臂交叠抱在身前，往往用矩形、椭圆形等几何形状创造出抽象的造型风格。这些雕像主要包括三个题材：女性雕像、男性雕像和乐师。值得注意的是，与埃及雕塑一样，这些大理石雕像原本也被涂上过各种颜色，以突出某些部分的细节。这种情况即使在古风时期的雕塑中也有发现，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颜色大多已经脱落殆尽，才使后人产生“古希腊雕塑都是纯白的”这种误解。

最典型的风格大量出现于早期基克拉泽斯第II期，形象大部分是女性：里拉琴状的头部，略微朝前倾斜，手臂交叠放在胸前，并且通常都是左臂在上，右臂在下，此外腿部亦是略微倾斜（图9）。另一个非常醒目的形象就是竖琴师，人们大部分是坐姿，造型异常生动，艺术家对动态的准确把握和自如的表现能力都令人震惊（图10）。总体来说，这些大理石雕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却不失自然主义的生动。基克拉泽斯雕像在20世纪初期曾经极受艺术家欢迎，贾科梅蒂、布朗库西、亨利·摩尔等近现代雕塑家均借鉴其简洁抽象的造型创作过成功作品。

3．阿伽门农王的居所：迈锡尼

迈锡尼城位于希腊西南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那片古老的阿尔戈斯平原上。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这里曾经发展成为早期希腊文明的另一个中心。1876年，狂热的希腊爱好者—德国人施里曼决定在这一地区进行发掘，以证明阿伽门农存在的真实性，也由此揭开了迈锡尼文明的真实面目。而英国人文特里斯于1952年对希腊线形文字B的破译，不仅证实了迈锡尼与之前的克里特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也标志着真正的希腊文明的开始。

迈锡尼最重要的文化遗迹是狮子门（图11）。在这之前，虽然它也存在了三千多年，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它的真实意义。这个巨石筑成的门洞建于公元前约1250年，可能是当时进入城堡的隘口，整个门面和周围的墙垛都是用粗略加工的石块堆砌而成的，厚度达6米。门楣上巨大的三角形石龛中，一对狮子夹着一根带有柱头的立柱，显示出雄健威武的气势。而这个三角形后方的镂空空间被称为“减压三角形”，以此巧妙地减轻了过梁的重量。这座狮子门是西方最早的纪念碑式装饰雕刻；也可以说，它是后来的希腊古典时期纪念碑式装饰雕刻的先声。如今，迈锡尼的宫殿建筑都已毁坏，今存较完整的是一些墓室，其中有许多珍贵的陪葬品。除狮子门外，迈锡尼的雕塑遗存较少。20世纪30年代曾发现一些小型的象牙和青铜雕像，具有亲切详和的生活气息。

在荷马史诗的记载中，荷马常常用“多金的”这个词来形容迈锡尼。虽然它并不盛产黄金，但是金银工艺制品的确相当发达，体现了迈锡尼艺术的最高水平。动物雕塑在酒器工艺中被广泛运用，最有趣的是一件名为“涅斯托耳酒杯”的高脚杯（图12），这个带有鸽子造型的酒杯在《伊利亚特》中曾有过描写：“它镶嵌着金钉，提耳共有四只，每个提耳上面站着一对黄金鸽子，好像正在啄饮；提耳下面有两条长柄支持”，这几乎完全是写实的实物记录。而从地理分布来看，迈锡尼“同荷马在《伊利亚特》第二卷中有关战船类的记载中提到的参与远征特洛伊城邦的描述完全吻合”[13]。这也说明了迈锡尼文化与神话传说中许多部分的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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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面具的盛行代表了迈锡尼异常繁盛的丧葬习俗。金面具一般是模仿死者的面容，或者是直接罩在死者的脸上制成，面具的主人实际上都是身份高贵的氏族部落首领。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即是被称为“阿伽门农面具”（Mask of Agamemnon）的金质面具（图13）。据说当施里曼发掘出这个金面具时，立刻给希腊国王发去电报，说他发现了“阿伽门农”。实际上，这是比阿伽门农年代更早的另一个古人，但是作为标志性的发掘，这个金面具足以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发现而被载入艺术史册。另一个灰泥质地的面具因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意，它被推测可能是斯芬克斯的女性面具。这个头部造型保持了简练、抽象的程式化作风，但在大胆的用色和有些骇人的表情上都更有个性魅力 [14] 。

（二）几何时期到古风早期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征服了伯罗奔尼撒，也摧毁了整个迈锡尼文明。在迈锡尼文明覆灭之后，希腊世界经历了黑暗时代和几何时期。由于受到小亚细亚和埃及风格影响，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希腊又进入东方化时期，艺术形态的各个方面受东方的影响均达到了顶峰 [15]。在迈锡尼文化消失以后，许多技艺随之失传，但是赤陶土雕塑工艺得以流传（图14）：大量半人马（centaur）、半人半动物形象很显然是深受东方影响，作为陪葬品被大量保留下来（图15）；几何纹样的陶瓶也伴随着同样的功能需要而被发展起来，开始出现了早期的黑绘瓶画雏形。

这段时期的雕塑仍然是重要的主题，开始出现一种朝向古典成熟前的混合风格。成功的大型雕塑极为少见 [16]，但幸运的是现存仍有几件精品。较为著名的是被称之为“代达罗斯风格”(Daedalus Style)的雕塑样式，人物轮廓开始变得清晰有力，但是埃及正面率和程式化表现痕迹依旧明显。卢浮宫收藏的“欧塞尔女士雕像”（Lady of Auxerre）（图16）就具有此种明显的代达罗斯特点—人物身穿长裙，雕塑表面有地中海装饰图案；头发成三角形，垂直并被束成一缕一缕的形状；手臂和双脚一般都紧贴身体。这座雕像反映的正是过渡时期的雕塑特征，在东方化风格的影响下，人体的构造和细节都被表现得更加明确；同时与埃及雕像不同的是，它也有了某些世俗的特征，据说这个右手放在胸前的姿势是表达爱意的方式 [17]。与之相似并尺寸更大的是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一件名为尼坎德莱（Nikandre）的女性雕像，外观上保存着代达罗斯特征，并在裙边留下明确的文字说明，这种情况在后来的雕像中更多出现。而名为曼提克罗斯阿波罗的男青年铜像，虽然保持着东方化时期的几何风格，但这种雕像已不再一味的概念化，而是在三角形的造型中赋予雕像更多立体感和鲜活的人物气息。

总体来看，早期希腊的多向度文化特征可能正预示着古典时期文化的繁盛。不过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漠视古典盛期到来之前的希腊历史，甚至不肯承认这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联系。现在，这种误解随着现代科技和考古学的发展而正在得到修正。也是在这段时期逐渐形成希腊人对艺术的基本观念：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以及数学在所有层面中的善加利用。無论是古典时期那些比例完美、体态自然的人体雕塑，还是帕特农神庙上的纪念碑式的装饰山形墙，都是希腊人善于接受各种外来影响并将之巧妙转化为自身风格的例证。这些影响不仅包括埃及、腓尼基，甚至是更远的远东。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古希腊早期艺术与古典时期艺术的巨大差异，才正是它们得以在20世纪以后被现代艺术家们重新加以重视的原因之一。

（汪瑞/博士、现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注?释

[1] 关于地理条件对希腊的影响，参见（英）卡里、哈阿霍夫著，郭子林、曹彩霞译，《希腊罗马世界的生活与思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6-7。

[2]（美）威尔·杜兰特著，《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649-650。

[3]（英）F. I.芬利主编，张强等译，《希腊的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22。

[4] 同上，第424页。

[5]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古希腊早期文化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影响，比古典艺术所缔造的学院派影响大得多——这正是考古和艺术研究成果不断推进的外在表现。

[6]（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

[7] 同[2]，第18页。

[8] 关于画中人物的性别，较早的研究以埃及绘画中“红色——男性”、“白色——女性”的习惯来推断，两旁的白衣人物应该是女性。但是最近这种看法又受到了质疑，认为公牛背上的红衣人更像女性。详见（美）约翰·格里菲思·佩德利著，李冰清译，《希腊艺术与考古学》，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6。

[9]“Ψ”，希腊语中的第23个字母。

[10]“Φ”，希腊语中的第21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