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特征（精选7篇）
娱乐特征 篇1
网络世界里, 是谁捧红了那些“哥”们与“姐”们?2010年的网络世界延续了2009年的繁华, 网络雷人雷语层出不穷。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增多, 这些问题不能单纯地统一归结为网民“集体无意识”, 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
网络正在逐渐磨平传播链条上传受双方之间的界限。传统上的受众或许是被动的收听者、消费者、接受者或目标对象, 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 这些典型的受众角色将会终止, 取而代之的将是下列各种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 (1)
案例1:因开出近乎苛刻的征婚条件而被评为“2010年网络第一雷人”的“凤姐”激发了众多网民的热情, 首先网友发帖、跟帖, 随后被传统媒体借以加大宣传, 伴随着网民的不耻之声, “凤姐”红了。
案例2:一位摄影爱好者于2010年1月30日下午在宁波街头试镜时, 无意间拍下流浪者程国荣很有“范儿”的一张照片:眉头紧锁、抽着烟、腰间系着条红布袋、挎只大号购物纸袋。被网友发帖名为“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级品格路人帅哥”。 (2)
网络红人的一夜成名固然有着很多原因, 但是网民的加入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网络中, 各种价值观都可能被传播, 人们常常处在十分矛盾、复杂的环境中, 这可能使他们难以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或观念是值得参考的。下面笔者将初步分析网民这种“异口同声”行为的心理动机及相关制约因素。
网民助推网络红人的心理动机及成因
根据邵培仁的观点, 受众除了有符合社会规范的、公众能够认同的、个体在明确承认后不会引来非议的表层动机外, 还有一种深藏不露、秘而不宣的或者是连受众本人也不清楚的深层动机。同样网民作为大众传播的受众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着一般受众的共同特征, 也有作为新闻热点制造者的个性。
追逐“虚拟社群”的潮流。传播学家麦奎尔提出的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虚拟社群”, 也有着自身的规范制约和特定话语。在社群内, 提起“凤姐”和“犀利哥”, 大家心知肚明指的是谁, 他们都有着怎样的雷人表现。新闻事件是一个时间的“易碎品”, 在虚拟社群里的新奇事物更是一个易碎品。芙蓉姐姐的案例出现之后, 随即就产生了一批姐姐妹妹。“犀利哥”还没有完全从人们的眼界内淡出, “深邃哥”“力量哥”“跳楼哥”“雪碧哥”又被网友在网上加以推广。
空虚无聊的心态。网络上, 网民真正关心的不是“哥”与“姐”的生活状态, 更多的是无聊心态的疯狂追捧。网民将“哥”神圣化, 是将之化作了一种精神寄托。从侧面反映了落入物质欲望的人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可以释放的地方。网民咒骂“姐”, 排除“姐”自身的炒作、作秀, 网民通常是基于凑热闹的心态将时间倾注在否定的声浪中。“有需求就有市场”, 网络受众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心虚转换这一内在需求也是推动网络红人走红的原因之一。
网民关注网络红人的背后
我们应当尊重但不迷信受众在网络新闻传播中的作用 (3) , 学会透过表面现象来了解网民对网络红人这种表达方式的真实需求, 学会透过网络的民意洞悉社会心理的真实面貌, 因此, 网络红人与网民的关注息息相关。
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分析心理学用语, 指有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当“凤姐”与“犀利哥”刚刚出现在网络上时, 网民并不会认真考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 而是追随这一信息发布者的口吻, 在短时间内病毒式蔓延着。
新闻价值中趣味性向娱乐性的蜕变。传统新闻价值中的趣味性到了网络世界就蜕变成了娱乐性。目前网上恶搞“凤姐”与“犀利哥”的视频、图片、文章等频频出现, 更有甚者是网友找到犀利哥的详细地址, 把犀利哥当做合影的道具, 而这种出自网民原始冲动的做派却被网站纵容。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其实是一种侵权行为, 丝毫没有尊重“犀利哥”等弱势群体的严肃立场, 这种为娱乐而娱乐的心态值得反思。
商业目的。有人将现在的传播环境比喻成“眼球经济”时代, 网络红人的兴起不仅有网友的无意为之, 还包括出于商业目的的利用。在“犀利哥”回家后第五天, 四名80后曾宣称他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在电脑前疯狂转帖、顶帖, 才捧红了”犀利哥“。眼下他们已经抢注了“犀利哥”域名, 作为自己婚恋网站的噱头 (4) 。其中专业化的网络推手在商业价值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央财经学院祝兴平认为, “国内网络推手已经逐渐走向组织化、规模化”, “更多的是基于对网民的一种欺骗式的人气利用, 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以牺牲公信力为代价的短期行为”。
如何引导积极健康的网民心态
网友新的注意力将催生怎样的网络红人, 我们不可预测, 但是加以适度的引导我们还是可以把握的。
增加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话语权。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话语权的缺失是网络媚俗化、低级化、过度娱乐化的一大原因。只有由优秀知识分子话语主导的网络媒体, 才能远离媚俗, 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与尊严为生命, 只有这样的网络空间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机制。
规范网络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中将“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列入其中, 但是由于网民上网的地点身份都难以明确, 增大了网络安全管理的难度。传统媒体素有把关之说, 但网络媒体谁来把关, 其副作用显而易见。只有进一步规范网络管理制度, 才能净化网络风气, 让网民健康理智地畅游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
注释
1 丹尼斯·麦奎尔著, 刘燕南、杨振荣译:《受众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58页。
2 (4) 潘晓凌:《“犀利哥”正传》, 《南方周末》, 2010年3月16日, A3版。
3 彭兰:《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 新华出版社。
娱乐特征 篇2
关键词：数字娱乐设计特征专业建设影响
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这一预言很快在20世纪中后期得到了印证，创意性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崛起，成为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数字娱乐产业正是在全球化、强调创造力的经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它是创意、知识经济时代最具创意性、技术性、大众性、体验性的产业类型，是整合了技术、文化、商业的交叉领域。同时，它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链上分裂能力最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其中如游戏、动漫这般核心的支柱产业，由于内容本身及其提供的情感化体验、交往和展示空间，极大满足了信息社会大众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受到了年轻受众的追捧。据2005年统计表明，仅全球电子游戏产业总产值就达到750亿美元，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其它产业。另外，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由动漫带动起来的衍生产业，产值高达12.8万亿日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
产业的发展对人才培养及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提出了要求，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与数字娱乐产业衔接的相关专业，以适应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数字娱乐设计的内涵特点，设计类专业可以介入的层面被大大扩宽，各专业间的界限逐渐被淡化。
数字娱乐设计是以技术性和创意性想象满足受众对设计内容的认同，设计内容覆盖了游戏、卡漫、电影、音乐、出版等艺术门类，其衍生产业也延伸至为数字设计内容配套及扩大传播的产品、玩具、模型、书刊、家具等非生活必需品但能够体现个人文化心理、价值选择及情感共鸣的衍生品设计，以及能够提供休闲、娱乐生活方式的主题公园、体验交流空间、互动展示空间等综合性、系统化设计。具有技术性、传播性与审美性的重要特征。
第一，技术性。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生活》中指出，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技术手段，有什么样的可资表达的特定的内容。21世纪是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数字媒体技术主导的时代，数字媒体技术具有资源共享、多元互动、发布参与等基本特征。对于数字娱乐设计而言，它以数字媒体技术为表现形式，以人机互动为叙事核心，通过技术与艺术设计的交融，创造出符合受众精神享受和情感体验的产品。
第二，传播性。从传播方式和手段的角度看，数字娱乐设计在新媒介技术建构的空间中加以传播，赋与了设计信息以虚拟性、交互性、混合性及多感性等特征。比如，当下流行的AR（AugmentedReality，增强现实）技术与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就是通过符号化、数字化的形式虚拟如同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的虚拟现实空间，使人的感性认识能力超越了现实形态，游离于“真”与“假”之间。同时，AR与VR系统有着“沉浸-交互-构想”的三“I”特征，创造了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
第三，审美性。传统审美主要在于有效传递信息的功能和获取情感的认同和共鸣，而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空间中信息传递需要的是信息的引导性和体验性，其美学的意义不再以获得的结果为标准，而在于过程，即被引申为信息引导和体验。正如德国当代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指出的，审美不再是形式而变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本质。
不难看出，数字娱乐设计整合了文化、设计、技术、传播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多学科、专业交叉性的特点。面对产业繁荣发展与市场的多样性需求，数字娱乐设计已经深深影响设计类专业建设的多个方面，以视觉传达专业为例，本文将展开三方面论述。
首先，对复合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专业储备、协调沟通等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受当下数字媒体技术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影响，社会与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决定了各大艺术院校非常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视觉传达专业本身在“研究视觉造型、美学、传播学的同时，还要研究语言、社会、市场、心理、生理、物理、哲学等诸多学科。”在与经济、产业及市场的紧密联系中，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为在视觉传达专业与其它专业间交叉、协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对复合型人才培养业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复合型艺术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精通各种交互软件、新媒体技术，还需要在传播、沟通、协作等方面具有潜能，可以适应社会市场发展的需求，具备触类旁通能力、持续性发展的宽口径特质。
其次，打破了封闭式的专业教学模式，强化专业间、工作室间的合作意识。数字娱乐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的交叉地带，给了视觉传达专业与其它专业协同合作、创新的机遇。近来，热门的UI界面设计、游戏界面设计、网页设计、基础动图设计、信息动态化设计都是基于学科专业边界的扩充促使课程内容不断优化、升级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动态课程与数字娱乐设计专业的课程存在许多交叉，甚至可以作为数字娱乐设计专业的先导课程。在此情况下，打破封闭的教学模式，增强专业间的互通、交流与合作，利用工作室间的定期学术交流、技术交流、项目合作、课题合作等方式，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打造互通式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视觉传达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近年我院工作室运作模式便可窥其一二：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各工作室的学员组成皆来自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分院，视觉传达设计、影视媒体设计、数字游戏设计、交互设计设计等互渗比例很高。由此，各工作室间定期推出分享会，不同专业的学员将各自在项目或学习中承担的任务、经验和专业特长分享给大家，起到了良好的专业互通作用。
最后，项目化、课题化课程模式的革新。课程建设是整个专业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依据社会市场的需求、地方产业发展的需要确立培养目标，建构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的原则。随着数字娱乐设计的迅猛发展，衍生品设计、交互设计等视觉传达专业介入的部分逐渐增多，以课题化、项目化对部分实践课程进行革新，将社会导师引入课堂，阶段性的对项目进行评估、研讨并制定策略方向，聘请相关专业教师讲授项目实施应用到的专业知识、专业技巧的课程设计实际上达到了教师与学生双赢的效果，有效的推动了专业建设的步伐。对于教师而言，在知识储备、知识管理、社会对接、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对于学生，他们在真实课题或实战项目的进行中将对市场价值、市场预期有全面认知，同时熟悉了项目前期、执行、后期的整体流程，提升了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
总而言之，随着跨媒介意识和手段的不断增强，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对设计类专业建设的影响依然持续。设计类专业的发展不仅与经济、产业及市场连接紧密，而且受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具有多重基因和多向联接插口的功能，因此在专业建设方面应该紧密关注产业发展动态，争取各方面优势资源的支持，结合行业、企业的力量发展专业教学。
参考文献：
[1]庹祖海.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报，2006-7-14.
[2]景宏.日本动漫产业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日本学刊，2006，（04）.
[3]沃尔夫冈·威尔施.重构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4.
娱乐特征 篇3
关键词：媒体语境,娱乐节目,语言特征,主持人
语言特征是主持人在主持电视节目过程中,根据电视节目的风格与思想,用精妙的语言去表现节目内容的重要凭借。主持人的语言是娱乐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持人语言应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观众的节目观看感受和节目的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环境下,媒体行业放松了对娱乐节目主持人语言应用规则的要求,个性化的语言更多地出现在荧屏之上。分析主持人的语言特征,有利于明晰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前景。
1 娱乐节目主持人有声语言特征分析
所谓有声语言就是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所说的话,通过交流去表达思想的语言。下面就来分析一下娱乐节目主持人有声语言的特征。
1.1 真情流露,平易近人
在节目的主持过程中,主持人以“情”作业主导进行语言的表现。特别是在娱乐节目中,主持人要通过有声语言去表达真实感受,才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进而赢得观众的青睐。例如,河北卫视的当家主持方琼在主持《激情久久》等节目时,语言亲切自然,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1.2 通俗易懂,幽默灵活
娱乐节目不同于规范的新闻节目,娱乐节目主持人所用的语言应当更偏口语化与通俗化。与标准的官方交流语言相比,口语是具有创造性与平民性的。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可以在民间口语中进行规范选择,去除那些不规范不文明的语言,在节目中利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话语进行流畅且自然地交流,给观众带来愉快的观看享受。利用通俗、幽默的主持语言不仅可以达到取悦大众的作用,还能让一些主持过程中的尴尬得以化解,推动节目顺利进行。
1.3 感染力强,互动频繁
互动是电视娱乐节目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娱乐本身的特点。在电视技术快速发展,媒体语境不断变化的今天,电视娱乐节目中互动的结构与样式也丰富了起来。观众不仅是生活的创造者,也是娱乐节目的创造者。主持人在进行问题的讨论时,一般会听一听观众的意见,给观众在节目中发言的机会。这样与大众的互动过程,有利于验证主持的成功与节目的成功,更是主持人语言的重要特点。
2 娱乐节目主持人副语言特征
副语言就是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为了辅助自己的有声语言而添加的各种情感表达的元素。像主持人的眼神与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与服装都是其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表情语丰富
表情语是娱乐节目主持人表达自己观点,引起观众反响的重要语言。在诸多表情语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眼神了。正确利用眼神,跟上节目的节奏,会加大娱乐节目的趣味性与互动性。例如,许多娱乐节目的游戏环节,主持人会用眼神鼓励、引导嘉宾或者参与者,促使节目顺利进行。因此,丰富的表情语是新语境下主持人语言的特征之一。
2.2 肢体语个性
肢体语言在主持过程中的利用,会让电视节目的内容丰富与生动起来。主持人一边说话,一边利用肢体语言,有利于观众理解他的意思,也会让节目信息传达得更加准确。主持人具有独特肢体语言,令人印象深刻,进而提高节目的知名度。例如,李咏在主持《非常6+1》时,标志性的手势促进了娱乐节目的快乐传播,也提高了主持人本身的知名度。
2.3 服装语丰富
服装是主持语言中最静默的一个成员。作为一个非语言符号,主持人的服装在娱乐节目主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被忽视的。主持人的服饰是其个人身份以及性格的一种表现,更是娱乐节目性质的表现。在荧屏之上,主持人服装会吸引观众的视觉注意,促进节目娱乐效果的达成。当前,娱乐节目主持人的服饰一般以时尚、流行、新颖、娱乐作为特点,跟随节目风格的变化而变化,满足媒体节目的要求。
3 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主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与这个栏目的品牌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娱乐节目主持人语言的个性化,对于节目的传播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主持语言的使用,一方面展示着主持人的专业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体现着节目的精神。关注新媒体语境的发展需求,对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征进行分析与创新,会让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发展更为长远。
参考文献
[1]郑亚鹏.探析新媒体语境下娱乐节目的发展[J].编辑之友,2012,(2):72-73.76.
[2]裴哲.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现状分析与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2,(2):77-81.
[3]毕一鸣.言由旨遣语随境迁——新媒体语境下主持人的话语方式[J].视听界,2013,(5):53-56.
娱乐特征 篇4
一、激发观众情感, 引导社会正向价值观
1. 真实
真实本来应该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特质之一, 但在娱乐产业的红海竞争中, 假唱、炒作、无中生有成了很多节目争夺眼球的手段。《我是歌手》摒弃这些手法, 将真实奉为节目最基本的宗旨。《人民日报》在评论《我是歌手》栏目时写道:“真人秀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在于真实, 其价值也在于对人的关注。失去对当下生活真实的折射、对社会深层情绪和普遍心理的契合, 真人秀节目不可能接地气、有人气。高手过招固然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更重要的在于‘秀’出音乐人的才和情。观众期待从这类节目中获得的不仅是真声音、真音乐的魅力, 更是真实的情感诉求, 向善向上的精神取向。”[1]《我是歌手》掀起了一场风风火火的真唱运动, 这是对电视娱乐理念偏差的纠正, 为当下浮躁的电视娱乐树立了精神榜样。参赛歌手林志炫坦言:“在顶级的音响设备下演出, 我真的唱得十分开心。让音乐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本质:live (现场) 演出, 这样的演出是可以感动人心的。”
《我是歌手》的真实性也遭到广泛质疑, 焦点集中于电视镜头里陶醉的观众, 他们在网络上被冠以“流泪姐”和“陶醉哥”之类的称呼, 更有声音质疑这些观众是不是“托”。导演洪涛在微博回应:“很多人吐槽《我是歌手》的观众疑似表演。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内部的一条铁规, 不准插罐头掌声, 不准观众镜头移花接木, 所有的镜头必须是真实同步的即时反应。现场8台机位只拍观众表情, 记录音乐的力量, 而事实证明音乐确实能让人走进忘我的境界!感谢每位歌手、艺术家, 你们造就了中国电视前所未有的观众。”
2. 尊重
《我是歌手》是一档对音乐致敬的节目, 不需要诉说煽情的故事, 通过选歌、编歌, 轮盘选歌、专场致敬的节目规则, 启用无伴舞音乐设备配置, 向观众展示一群全新的歌者面孔。决定选手去留的不再是正襟危坐的评委和指点江山的专家, 而是见证演唱过程的现场500名具备音乐素养的听审团。为了提升观众对音乐的感受度, 节目还为现场观众安装了提词器, 帮助观众跟随音乐的情感与思绪。专家评委在异场空间, 以专业的角度解读音乐的情感, 帮助大家提升对音乐的理解。
在电视荧屏左下角, 除了现场演唱歌手、词曲作者、编曲者名字, 还出现很多现场伴奏乐手、幕后工作者的名字, 他们同聚焦于镁光灯下的歌手一样值得尊重。正是这些细节, 给了音乐足够尊重。
3. 专业
《我是歌手》的参赛选手都是成名已久且现场演唱能力不俗的歌手, 演唱实力自不待言。现场的伴奏是顶级的, 节目邀请了一支交响乐团和一支电子乐队, 加上摇滚歌手本身的乐队, 总共有3支乐队在现场伴奏, 超过50人。设备是顶级的, 节目破天荒地将演唱会级别的顶级音响设备搬进演播厅。曾经担任王菲、陈奕迅、韩红等著名音乐人演唱会音乐总监的著名音乐人梁翘柏受邀担任《我是歌手》音乐总监, 随其而来的音乐制作团队都是顶级的, 节目中绝大部分的歌曲改编都出自梁翘柏之手。在拍摄上, 节目动用38台摄像机进行全景式拍摄, 覆盖了后台、舞台、观众席, 其中8个机位全程拍摄现场观众, 用来捕捉歌手、观众细微的表情和神态, 每期节目拍摄时长多达400个小时, 最后剪辑成90分钟呈现给观众。节目的点评设置也独树一帜, 以往握有生死决定权的评委退居幕后, 只是对音乐表现进行总结和点评, 重点在于普及音乐知识, 引领观众欣赏唱功和感受歌曲情感。
二、获得观众认可, 增强社会影响力
1. 经济效益
商业逻辑是市场经济下的大众传媒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 也是节目社会影响力的侧面像。广告是节目的重要效益来源, 《我是歌手》的广告收入有三种形式:一是节目冠名广告, 立白洗衣液成为《我是歌手》独家冠名企业, 冠名费达1.5亿元;二是节目植入广告, 娃哈哈、中国电信等企业成为节目植入广告商, 总收入近5000万元;三是插播广告, 这是最主要, 也是变化最大的收入部分, 随着节目热播, 插播广告价格水涨船高, 持观望态度的企业开始蜂拥抢购, 原本8.6万元一条的15秒广告, 飙升至13万元, 总决赛单条15秒的插播广告价格最高达到63万, 总决赛之夜插播广告创收总额超过5000万。首季《我是歌手》的总收益近3亿元, [2]俨然成了吸金机器。节目也对参赛歌手的市场价值带来巨大提升, 最明显的莫过于老歌手黄绮珊, 她重新走进观众视野, 商演身价暴涨。尚雯婕也收获颇丰, 在《我是歌手》播出后的第10天, 她接下了2013年第一个电视广告, 在《我是歌手》播出后的第15天, 她又与去年代言的法国品牌续约了一年半。其他歌手也都在准备出唱片、办演唱会等。与巨大经济效益相对应的是节目的大投入, 节目的成本主要分布在歌手参赛酬劳、设备购置、版权购买、人力成本、技术成本等方面。据业内人士估算, 一季《我是歌手》没有6000万是做不下来的。
2. 观众口碑
《我是歌手》第一期节目收视率即达到1.434%, 与同期《中国好声音》基本持平, 此后收视率一路飘红, 稳居同时段收视第一。但在全媒体时代, 收视率已经不再是衡量电视节目成绩的惟一要素。2013年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尼尔森在美国推出新的收视率标准, 将第二屏 (电脑、手机) 上的话题传播作为传统收视率的辅助。《我是歌手》首期节目就引爆网络, 在微博、论坛和搜索引擎中, 节目进展和选手动态都成为网络热点话题。新浪微博成为《我是歌手》话题扩散的主阵地, 每期节目播出后都新增加一百多万条相关微博。据新浪数据显示, 《我是歌手》揽下时事热词、分类热词、娱乐热词的全部第一。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也推波助澜, 那英、韩红、李开复等名人都对发表了节目观感, 助推了《我是歌手》话题的扩散。
3. 主流媒体关注
《我是歌手》的火爆也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真人秀的生命力是真实》称:“作为一档经由本土化改造的真人秀节目, 近日在湖南卫视播出的《我是歌手》, 颇有新意, 值得关注。”黄贯中、杨宗纬等港台歌手的加盟吸引了苹果日报、中国时报、澳门日报等港澳台地区媒体的关注和大量报道, 扩展了《我是歌手》的影响力。
三、吸引观众收看, 引领节目形态创新
《我是歌手》一改过去电视真人秀草根选手竞选的模式, 聚集一批具有知名度的实力歌手同台竞技, 采取末位淘汰, 增加节目的刺激性和悬念性。PK制压力下专业歌手的极致表演以及权力倒置催生的戏剧性都成为节目最大的看点。
即使韩国版权方提供了节目的基本操作模式, 但在中国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也绝非易事。《我是歌手》导演洪涛透露:最大的难点在于顶级实力歌手的邀请和节目模式的消化两个方面。
在邀请歌手方面, 由于中韩娱乐环境和观念的差异, 歌手邀请成为节目的一大困难。由于受邀参赛的歌手都是华语歌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实力歌手, 他们不缺舞台和市场, 参加节目反而要面临排名和淘汰的危险。节目初期, 节目组联系了近一百名符合节目要求的歌手, 但由于档期、怕输没面子的心理等因素, 绝大多数歌手都婉言谢绝。节目组花费数月飞往各地直接拜访歌手, 进行游说, 最后齐秦、羽泉、沙宝亮等受邀成为第一批参加比赛的歌手。
在节目消化方面, 《我是歌手》节目组面临更大困难。由于版权方推出节目时间不长, 自己尚处于摸索时期, 无法按惯例提供详细制作宝典, 所以节目组必须在大框架下创新模式。中国版《我是歌手》将展现音乐作为节目的根本宗旨, 在节目前景不甚明朗的情况下, 导演组顶住层层压力, 为节目配置了顶级的音响舞美设备和顶级乐队, 用以提升现场演出效果和观众体验。即使在节目进行中, 各种不可预料因素接踵而至, 比如初期电视呈现的程式化的观众表情、齐秦退赛等。经过摸索, 节目的后期剪辑和电视呈现越来越自然顺畅。对齐秦事件, 节目组没有消极对待, 而是借势推出“齐秦专场”, 既体现了节目的人文关怀, 也提升了节目的悬念和刺激性。此外, 选用卫视主持人担任歌手经纪人、歌手变身主持等细节, 都是节目创新的表现。
除了节目制作, 影视作品的营销已经成为新一轮媒体产品竞争的重要筹码, 《我是歌手》的整合营销策略也是可圈可点, 极具创新精神。“非实力唱将, 此地危险, 非天籁歌喉, 无立锥之地”, 这句挑衅性的口号成为节目宣传语。在节目播出前一周, 湖南卫视首次以全频道滚动播出的形式, 将7条时长为15秒的概念宣传片全天候推出, 这种强势传播使节目未播先红。在网络合作上, 《我是歌手》选择与腾讯QQ空间合作, 官方APP上线QQ空间, 开启互动营销新模式。在移动平台, 《我是歌手》不仅开通了官方和合作方微博, 而且开通了微信账号、独立APP应用以及通过湖南卫视“呼啦”手机客户端进行节目互动。在终端传播上, 《我是歌手》开创电视电影合作直播模式, 总决赛携手万达院线, 在全国12家影院同步直播。
三、问题的提出
《我是歌手》反映了娱乐专业主义的特征和基本轮廓, 但作为对电视娱乐实践的提炼, 其理念体系并不完备, 甚至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包括:
1. 电视与音乐的矛盾
作为电视节目, 娱乐专业主义的觉醒将引领这类节目走向更高品质, 但如果将其作为音乐节目, 电视本身缺乏想象力和批判性, 镜头里呈现更多的是戏剧性内容, 音乐为电视服务, 电视文化与音乐文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2. 自主创新与购买版权的矛盾
在现有的电视监管政策之下, 通过购买国外成熟的电视娱乐节目版权来博取收视率, 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主流, 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等都是通过“购买版权, 本土消化”的模式取得成功, 原创节目的匮乏成为目前中国电视界的一块短板。看似热闹的荧屏背后是原创节目的缺失和同质化的隐忧, 这也正是中国整体文化创意领域的“集体失智”和电视节目制作体制僵化的表现。
3. 收视率和价值引导的矛盾
2011年, 原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 明确提出“三不”, 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 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 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但是, 收视率仍是目前电视台广告投放和基本运营的重要指标, “货币化”的收视率之争仍成白热化趋势。一线电视台凭借品牌、经验、资本等优势尚能顾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筹, 二三级电视台则为争夺收视率, 出现盲目跟风、抄袭模仿、庸俗炒作等现象。
参考文献
[1]任姗姗.真人秀节目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人民日报, 2013—03—15.
娱乐特征 篇5
关键词：娱乐场所女性性工作者,无保护性行为,影响因素
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ual worker,以下简称FSWs),是指将“性”作为商业交易手段并从中牟取利益的女性人群[1]。她们既是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高暴露人群,也是传播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核心人群[2]。无保护性行为指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FSWs的无保护性行为是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高危行为。近期资料显示,国内FSWs人群中仍有相对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3]。探讨FSWs群体的无保护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对于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有重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长沙市5个城区中随机抽取了一个区作为一级抽样框。通过暗访和关键人物(公安部门、当地社区居民、的士司机等)介绍相结合的办法,调查核实了该区娱乐场所商业性性服务活动的基本情况。最后共有21家娱乐场所(包括星级宾馆及洗浴中心、休闲会所等)愿意配合开展调查。在这21家场所中分别随机抽取10名FSWs作为研究样本。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共有172名FSWs完成了访谈,最后得到有效问卷140份,有效应答率为66.7%(140/210)。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
(1)用一般情况问卷收集患者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等一般情况及初次性行为年龄、商业性性行为从业相关情况及同性性行为发生情况。(2)用自编《性行为调查问卷》,从“当前的性行为”(包括“最近1次、最近3次、最近1个月)和“既往的性行为”(指距调查时点1年以内)两个时间框架下分别调查了解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情况。(3)用相关知识问卷调查性病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共18个条目,每条目回答正确计1分,错答不计分,满分18分。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电脑,用SPSS 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方法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FS Ws样本的一般情况及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140名有效样本中,年龄最小16岁,最大31岁,平均(22.01±3.40)岁;未婚113人(80.0%),已婚22人(16.4%),离异、丧偶5人(3.6%)。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为3～15年,45.0%具初中文化程度,具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35.7%。90人(64.3%)户籍所在地为城市,其余50人(35.7%)户籍在乡镇或农村。
从事商业性性工作时间最短1个月,最长96个月,从业时间中位数为12个月(P25=3,P75=24),从业时间不满12个月者占49.3%。开始从业年龄最小为14岁,最大为31岁,中位数年龄为21岁。自报月收入从1 000～30 000元不等,50.0%的被调查样本报告月收入在为2 000～4 000元。除1名FSWs报告在4岁时遭受过性侵犯外,其余样本报告初次性行为年龄最小为16岁,最大为19岁,初次性行为年龄中位数为18岁(P25=16岁,P75=19岁)。全部样本中无人报告有同性性行为。
总分为18分的艾滋病性病相关知识调查中位得分为13分(P25=11,P75=14),最低为2分,最高为16分。54.1%的FSWs样本得分范围在中位数分及以上。
2.2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2.1.1商业性性行为中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
在研究设定的“当前”和“既往”两个不同时间范围下,被调查FSWs样本在的商业性性行为中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6.4%、25.6%、56.8%和42.5%,见表1。
注:“n”为应答样本例数。
2.2.2
非商业性性行为中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情况122人(87.1%)报告在过去1年中除商业性的性伴之外还有非商业性性伴。22人报告其非商业性性伴为配偶,94人报告对方为男朋友,53人报告为偶然结识的临时性伴。与上述三类非商业性性伴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分别86.4%、86.2%和52.8%。详见表2。
2.2.3 无保护性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以FSWs与商业性性伴在最近1年内有无保护性性行为作应变量(剔除无应答样本13名),将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户口所在地、开始商业性性工作年龄、从事商业性性活动时间、初次性行为年龄及知识知晓程度等可能影响因素同时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按α=0.05水准,采用向前逐步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拟合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为婚姻状况和户口所在地,变量参数见表3。
注:方程预测值为76.3%,表中略去了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3 讨论
本研究FSWs样本以未婚、有城市户籍、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低于25岁者为主。文献研究提示,来源于不同档次(通常以场所收费标准为依据)娱乐场所的FSWs,在经济收入、年龄层次、STD患病率以及安全套使用率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一般表现为越是低档场所的FSWs,其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且安全套使用率越低[4,5]。从被调查结果可见,本研究的FSWs样本虽属于高档场所的性工作者,但其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虽然在众多以FSWs为对象的研究中,因普遍存在抽样方法、样本来源、研究目标以及对安全套使用情况调查指标等方面的不同,各研究结果并不具可比性,但从本研究无保护性行为发生情况来看,该群体仍普遍面临着极高的STD/HIV感染危险。提示:继续深入地开展针对娱乐场所FSWs群体的无保护性行为干预工作仍非常必要。对无保护性行为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在高危行为干预中特别要关注来自农村、无稳定婚姻关系的FSWs;相关知识水平并未与其安全套使用行为有关联,提示认知因素与行为结果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如与各类性伴在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不同动机)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有高达87.1%的FSWs样本有非商业性性伴者,且与该类性伴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极高。国外也有关于该群体非商业性性行为较为普遍的报道[6,7]。近十几年间,由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总体来看,FSWs人群在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率及相关知识水平均有显著提高[8],但她们与非商业性性伴的安全套使用率则仍处于较低水平[9,10]。FSWs人群的的无保护非商业性行为和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均提供了将STD/HIV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传播的“桥梁”作用。对娱乐场所FSWs群体开展的艾滋病预防行为干预中,除继续深入推进“100%安全套项目”之外,还可考虑应将该人群在非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率纳入干预指标体系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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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CAMBLER G,SCAMBLER A.Social change and health pro-motion among women sex workers in London[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1995,10:17-24.
娱乐特征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定福州市城区20家娱乐场所 (包括桑拿、足浴中心、KTV和夜总会) 作为开展调查问卷的场所, 对象为上述场所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女性性服务者。
1.2 调查方法及内容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推荐的监测问卷, 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传播及预防知识知晓情况、商业性行为特征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等。经过培训的干预人员根据尊重、保密、自愿的原则对在娱乐场所工作的女性性服务者, 经知情同意后采用自填式或访谈式匿名调查, 以提高调查对象配合度。回收问卷时检查是否有漏项, 发现逻辑错误或明显缺项, 现场立即补充完整, 以确保调查问卷的质量。问卷结束后, 由实验室专业人员采集静脉血5ml, 供HIV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HIV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进行初筛, 发现阳性送指定艾滋病确诊实验室确认 (WB带型) 。梅毒抗体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TRUST) 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TPPA) 方法检测。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 双重录入并检错, 应用SPSS 1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共发放234份调查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225份, 问卷有效率为96.2%。
2.1 人口学特征
接受调查的女性性服务者年龄16～45岁, 平均24岁;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下学历为主, 其中小学文程度占6.2%, 初中文化程度占57.8%, 高中学历占32.9%, 大专及以上程度占0.4%;未婚者占76.9%, 在婚者占12.0%, 同居者占8.4%, 离异或丧偶者占2.7%。调查对象中52.4%为外省籍户口, 本省占47.6%。在本地工作时间12个月以上的有27.1%, 7～12年月的有19.6%, 1～6个月的有38.7%, 不足1月的占38.7%, 可见该人群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见表1。
2.2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6.0%, 但全部答对8道题的只有123人, 占54.7%。尤其对“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这个问题, 在225名调查对象中, 只有141名能够正确回答, 所占比率为62.3%。然而, 针对大众宣传较多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问题, 回答正确率较高, 如“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吗?”、“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得艾滋病吗?”、“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吗?”这3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分别是94.2%、93.8%、86.7%。不同年龄组、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的女性性服务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略有不同,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 。见表2。
注:a—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8个问题答对6题以上为知晓。
2.3 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
最近1个月和最近1次与客人发生性关系, 每次都使用安全套分别占81.8%和98.7%。在225名调查对象中有39名最近1个月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 有时使用安全套的占17.3%。见表3。
2.4 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吸毒倾向
对于问题“你吸毒吗?”的回答, 有9名 (4.0%) 回答“是”, 8名 (3.6%) 拒答, 208名 (92.4%) 无吸毒行为。
2.5 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性病艾滋病感染情况
检出HIV感染者2例, 阳性率为0.9%;梅毒抗体检测均为阴性。只有1名 (0.4%) 调查对象在问卷中勾选“最近1年曾被诊断患过性病”, 其他均回答没有性病就医经历。
3 讨论
娱乐场所与普通公众联系密切, 场所女性性服务者以外来人员居多, 文化程度较低, 流动性大, 普遍存在性病、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缺乏, 自身危险意识薄弱等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危因素[2]。本研究调查显示, 福州市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 225名调查对象中, 未婚的有173名, 构成比为76.9%;文化程度总体偏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66.7%, 这与2009年福建省艾滋病哨点监测分析报告描述的基本一致。从实验室HIV监测结果分析, 我市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中的HIV流行还处于较低水平, 但是,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应重点加强对吸毒、性乱等高危人群的监测。
推广和100%使用安全套是预防AIDS的有效措施。本次调查发现女性性服务者中最近一次与客人发生性关系, 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达到98.7%, 与国内同类调查相比, 高于张强等在广东省深圳市 (43.3%) [3]、张梅香等在福建省莆田市 (72.5%) [4]、金同玲等在浙江省丽水市 (86.1%) [5]暗娼人群中开展的同类调查结果。原因可能有: (1) 通过近年来坚持不懈的预防艾滋病宣传, 广大民众包括女性性服务者等对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认识有所提高; (2) 可能是本次调查对象中文化程度较上述其他地市同类人群高, 不排除有偏倚的嫌疑。调查提示在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时, 探讨女性性服务者与顾客的交流技巧也是很有必要的, 女性性服务者也希望得到高质量的干预服务。
我市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仍然偏低, 这应该引起艾滋病防治工作者的关注。调查结果表明, 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6.0%, 低于郑珂等200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暗娼中干预后的84.2%[6], 高于金同玲等2005年浙江省丽水市调查的58.5%[5]。由此可见, 本次调查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与国内早些同类调查结果比较没有多大差别, 还是属于偏低水平。因此, 今后应加强对该重点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宣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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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特征 篇7
数字娱乐产业正是在全球化、强调创造力的经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它是创意、知识经济时代最具创意性、技术性、大众性、体验性的产业类型,是整合了技术、文化、商业的交叉领域。同时,它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链上分裂能力最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其中如游戏、动漫这般核心的支柱产业,由于内容本身及其提供的情感化体验、交往和展示空间,极大满足了信息社会大众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受到了年轻受众的追捧。据2005年统计表明,仅全球电子游戏产业总产值就达到750亿美元,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其它产业。另外,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由动漫带动起来的衍生产业,产值高达12.8万亿日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
产业的发展对人才培养及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提出了要求,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与数字娱乐产业衔接的相关专业,以适应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数字娱乐设计的内涵特点,设计类专业可以介入的层面被大大扩宽,各专业间的界限逐渐被淡化。
数字娱乐设计是以技术性和创意性想象满足受众对设计内容的认同,设计内容覆盖了游戏、卡漫、电影、音乐、出版等艺术门类,其衍生产业也延伸至为数字设计内容配套及扩大传播的产品、玩具、模型、书刊、家具等非生活必需品但能够体现个人文化心理、价值选择及情感共鸣的衍生品设计,以及能够提供休闲、娱乐生活方式的主题公园、体验交流空间、互动展示空间等综合性、系统化设计。具有技术性、传播性与审美性的重要特征。
第一,技术性。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生活》中指出,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技术手段,有什么样的可资表达的特定的内容。21世纪是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数字媒体技术主导的时代,数字媒体技术具有资源共享、多元互动、发布参与等基本特征。对于数字娱乐设计而言,它以数字媒体技术为表现形式,以人机互动为叙事核心,通过技术与艺术设计的交融,创造出符合受众精神享受和情感体验的产品。
第二,传播性。从传播方式和手段的角度看,数字娱乐设计在新媒介技术建构的空间中加以传播,赋与了设计信息以虚拟性、交互性、混合性及多感性等特征。比如,当下流行的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技术与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就是通过符号化、数字化的形式虚拟如同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的虚拟现实空间,使人的感性认识能力超越了现实形态,游离于“真”与“假”之间。同时,AR与VR系统有着“沉浸-交互-构想”的三“I”特征,创造了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
第三,审美性。传统审美主要在于有效传递信息的功能和获取情感的认同和共鸣,而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空间中信息传递需要的是信息的引导性和体验性,其美学的意义不再以获得的结果为标准,而在于过程,即被引申为信息引导和体验。正如德国当代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指出的,审美不再是形式而变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本质。
不难看出,数字娱乐设计整合了文化、设计、技术、传播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多学科、专业交叉性的特点。面对产业繁荣发展与市场的多样性需求,数字娱乐设计已经深深影响设计类专业建设的多个方面,以视觉传达专业为例,本文将展开三方面论述。
首先,对复合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专业储备、协调沟通等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受当下数字媒体技术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影响,社会与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决定了各大艺术院校非常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视觉传达专业本身在“研究视觉造型、美学、传播学的同时,还要研究语言、社会、市场、心理、生理、物理、哲学等诸多学科。”在与经济、产业及市场的紧密联系中,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为在视觉传达专业与其它专业间交叉、协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对复合型人才培养业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复合型艺术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精通各种交互软件、新媒体技术,还需要在传播、沟通、协作等方面具有潜能,可以适应社会市场发展的需求,具备触类旁通能力、持续性发展的宽口径特质。
其次,打破了封闭式的专业教学模式,强化专业间、工作室间的合作意识。数字娱乐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的交叉地带,给了视觉传达专业与其它专业协同合作、创新的机遇。近来,热门的UI界面设计、游戏界面设计、网页设计、基础动图设计、信息动态化设计都是基于学科专业边界的扩充促使课程内容不断优化、升级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动态课程与数字娱乐设计专业的课程存在许多交叉,甚至可以作为数字娱乐设计专业的先导课程。在此情况下,打破封闭的教学模式,增强专业间的互通、交流与合作,利用工作室间的定期学术交流、技术交流、项目合作、课题合作等方式,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打造互通式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视觉传达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近年我院工作室运作模式便可窥其一二: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各工作室的学员组成皆来自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分院,视觉传达设计、影视媒体设计、数字游戏设计、交互设计设计等互渗比例很高。由此,各工作室间定期推出分享会,不同专业的学员将各自在项目或学习中承担的任务、经验和专业特长分享给大家,起到了良好的专业互通作用。
最后,项目化、课题化课程模式的革新。课程建设是整个专业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依据社会市场的需求、地方产业发展的需要确立培养目标,建构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的原则。随着数字娱乐设计的迅猛发展,衍生品设计、交互设计等视觉传达专业介入的部分逐渐增多,以课题化、项目化对部分实践课程进行革新,将社会导师引入课堂,阶段性的对项目进行评估、研讨并制定策略方向,聘请相关专业教师讲授项目实施应用到的专业知识、专业技巧的课程设计实际上达到了教师与学生双赢的效果,有效的推动了专业建设的步伐。对于教师而言,在知识储备、知识管理、社会对接、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对于学生,他们在真实课题或实战项目的进行中将对市场价值、市场预期有全面认知,同时熟悉了项目前期、执行、后期的整体流程,提升了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
总而言之,随着跨媒介意识和手段的不断增强,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对设计类专业建设的影响依然持续。设计类专业的发展不仅与经济、产业及市场连接紧密,而且受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具有多重基因和多向联接插口的功能,因此在专业建设方面应该紧密关注产业发展动态,争取各方面优势资源的支持,结合行业、企业的力量发展专业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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