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风险分析法

公共风险分析法（精选9篇）

公共风险分析法 篇1

摘要：对公共安全风险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提出进行公共安全风险分析的主要指标:危险评估、资产价值评估以及弱点评估,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得到公共安全风险分级的依据。

关键词：公共安全,风险分析,量化

1 引言

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我们必须面对的负面因素,我们的生活环境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各种自然灾害、安全事故、意外伤害甚至恐怖袭击无时无刻的潜伏在我们的周围,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诱发,最终对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伤害。

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中,但我们也意识到公共安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平安城市的建设,建立城市应急指挥系统,以提高面对危险的反应和指挥能力,最大程度的保障公共安全。

但公共安全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实际上在不同的区域,其对公共安全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何对公共安全进行正确的评价,从而达到资源合理分配的效果,这就需要对公共区域的安全进行风险分析,根据风险级别的不同,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危险程度、波及范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况,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案,确定社会动员的等级,从而进行统一的部署。

2 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在对公共安全的风险分析主要是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个级别: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Ⅰ级):是指突然发生,事态非常复杂,对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危害或威胁,可能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特别重大财产损失或重大生态环境破坏,需要调度各方面资源和力量进行应急处置的紧急事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Ⅱ级):指突然发生,事态复杂,对一定区域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严重生态环境破坏,需要调度多个部门、区县和相关单位力量和资源进行联合处置的紧急事件。

较大突发公共事件(Ⅲ级):指突然发生,事态较为复杂,对一定区域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危害或威胁,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生态环境破坏,需要调度个别部门、区县力量和资源进行处置的事件。

一般突发公共事件(Ⅳ级):指突然发生,事态比较简单,仅对较小范围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只需要调度个别部门或区县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处置的事件。

可以看见,现阶段对突发公共事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还停留在定性的分析上,如果有一个能把突发公共事件的级别进行量化的方法,将对实际项目的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3 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指标

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有多种多样,公共区域的具体环境情况也存在多样性,因此把事件的多样性进行提炼,总结出关键的指标,以此为依据,在具体应用在这些关键指标上进行深化,即可实现公共安全的风险分析(见图1)。

从上图可以看出,一个区域的风险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指标:危险评估、资产价值评估和弱点评估。

3.1 危险评估

危险评估是针对区域的环境进行考虑,确定在此区域内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危险评估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存在可能的威胁;

2)威胁判定信息收集;

3)确定主要的威胁;

4)确定主要威胁的可能性。

威胁可以是自然灾害、安全事故、意外伤害甚至恐怖袭击,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建筑、甚至不同的城市或地区来进行综合判断。威胁确定后,需要收集本区域的相关信息,对威胁进行相应的判断,可确定存在的主要威胁,并通过相应的方法,评估主要威胁的相应几率。

3.2 资产价值评估

资产价值评估是对所防范的区域的价值进行评估,价值高的区域其需要的防范自然越高,资产价值评估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评估防御区域或建筑的资产价值;

2)确定防御区域或建筑的核心功能;

3)确定现有的物理防御层次;

4)确定资产的价值比率。

不同区域的资产价值是不同的,包括有形和无形的价值,价值越高,其面对的风险就越高,需要的安防措施就越多。

区域和建筑的核心功能也是衡量是否需要高级别的防范措施的因素之一,重要的政府部门及大型的集会场所,在安全上必然会面对更高的风险。

区域和建筑在规划的时候,就会根据其功能采用相应的物理防御措施,这对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起到相当的作用。

通过以上几点因素,可以有效的确定资产的价值比率。

3.3 弱点评估

弱点评估是在威胁评估和资产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对于一个区域进行分析,其存在的威胁可能会有多个,造成的人员与资产损失会有多种情况,针对不同的威胁和人员与资产损失,会形成不同的弱点,弱点的数量会对风险分析的级别产生很大的影响。

4 量化分析

威胁评估、资产价值评估及弱点评估形成了风险分析的三个关键因素,针对这三个因素进行处理,通过相应的数学模型分析,最终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技术量化指标。

4.1 威胁量化

对于威胁评估,可以用威胁等级指数来表示,威胁等级指数是根据根据不同威胁进行分类,主要威胁种类可分为爆炸物、突发事件、骚乱、生化袭击等,需要根据每种威胁对公共区域的影响确定其威胁等级指数,威胁等级指数可根据表1获得:

注:区域人员密度E=区域内人员数量N/10000m2威胁等级指数=(A+B+C+D+E)/5

针对同一地区,区域象征性、可接近性和区域人员密度是确定的,但对于不同的危险源,获得破坏材料的难易程度和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危险源进行针对性分析,获得相应的威胁等级系数,针对不同的危险源,可进行具体的分析。

针对自然灾害,也可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细化分析,得到不同的区域面对不同的自然灾害时的威胁等级指数。

4.2 人员资产量化

人员资产评估可以用人员财产价值指数进行表示,针对不同的威胁,其可能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会不同。人员财产价值指数可分为5级。主要判定指标如表2。

4.3 弱点量化

弱点评估可以用弱点等级指数来表示,弱点等级指数是对区域的功能、系统、现场特征的具体分析,根据不同威胁的特点确定区域可能存在的攻击点。首先需要确定某一项威胁是否最终会形成一个区域弱点,可以用威胁等级指数和人员财产价值指数判定是否为弱点:

威胁等级指数×人员财产价值指数≥12

当满足以上公式时,即可判定其为一个弱点。

弱点等级指数用来评估不同区域所面对的弱点。

指数确定标准如表3。

4.4 风险量化

获得三个指标后,我们可以得到最终的风险判定系数

风险判定指数=最大威胁等级指数×最大人员财产价值指数×弱点等级指数

风险级别判定指标

依据风险判定指数,可对风险等级进行判定,分为四个等级:

1)风险判定指数>50,为一级风险。

2)25<风险判定指数≤50,为二级风险。

3)12<风险判定指数≤25,为三级风险。

4)风险判定指数≤12,为四级风险。

5 结语

本文仅是探讨了一个进行风险分析的方法,针对具体的应用时,其量化的指标可根据区域的实际面积、能调用的社会相关资源的实际情况等因素进行上下浮动或者细分,最终形成一个满足具体区域需求的风险评价方案。

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管理研究 篇2

摘 要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不断增加，其中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些风险，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财政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管理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在整理和分析了公共财政理论系统的前提下，研究出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有效预防和管理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公共财政 债务风险 管理

近几年来，我国的公共财政遇到越来越大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无法完全避免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为了尽量防范这种风险，首先要研究其产生的原因。

一、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公共财政因承担了体制转型时期的成本而扩大了债务风险

在很多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家正处于体制的转变时期，这样就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来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很多甚至所以的经济社会中的风险都会最终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这就给国家公共财政带来了更多的债务风险，包括企业的债务风险。首先，金融体系债务风险的出现，使得银行在贷款方面的损失大大增加，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表明国家银行体系是比较脆弱的，在风险来临的时候其抵御能力不足。这必然会影响国家财政平衡。其次，国有企也转制的过程形成了债务风险。我国很多的国有企业真处于从原有的经营模式向市场模式过渡的时期，在这种改革时期积累了经济成本。这些企业能否良性过渡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国有企业的现状。国家一定会承担这个改革的成本。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国家让其顺利过渡的同时也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的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再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形成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我国在体制改革时期逐步达到老龄社会，社保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急待解决，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公共财政的债务风险。

（二）公共财政职能的的问题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飞速进行，但是，原因的制度惯性不会那么快速的改变，其发展路径还依赖原有的作用，同时政府财政缺乏对现代快速革新的市场机制有效的掌控能力，所以，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手段，从而使公共财政的相关职能承担了财政职能和市场职能。以我国现有的公共财政能力很难做到完全的承担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债务风险，我国财政有限财力很难满足多种类型的财政债务支出需求。这样一来，公共财政的债务风险必然加剧，并且这种加剧呈逐年攀升的趋势，使我国财政压力增加，公共财政以及公共事业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压力。另外，财政压力的不断增加使得国家公共建设的很多方面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科研、教育、文化、福利、基施等方面发展受限，这些事务的滞后发展间接影响了公共财政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支出也增加了公共财政的债务风险。

（三）我国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以及相关的管理还有许多地方是不够完善的，这是工程财政债务风险的直接原因。由于我国财政体制以及监管上的不规范和不确定等诸多缺陷给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一定的损失和风险，从而导致了财政风险增加。在公共财政债务风险形成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原因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财政权力和公共事务责任不对称

具体表现为：一是事权划分不清。通常一件事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但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划分不清晰，在具体实施时中央和地方相互推诿，就出现了服务真空。二是财权分配不均。目前中央依然集中了相当大的财政力量，基层政府由于缺乏主体税种，转移支付就成为其财力的重要来源。存在着不规范、层次多、难以有效监督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第二，政府行为不规范，财政监督力度较为薄弱

具体表现为：监督方式单一且不规范，也就是说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较多，日常监督较少。另外，对公共收入检查较多，对公共支出监督较少。同时，财政内部监督较为薄弱。由于预算、执行、监督三项职权都由同一主体行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往往难以被发现或容易被掩盖。

二、有效预防和管理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几点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意识，明确公共财政职责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国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所有需要的“公共物品”，其中包括国防安全、科技文化、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除了这些“公共物品”的实体以外，还要具备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和实施能力。市场经济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其基础内容就是经济环境和与之想配套的法律制度。而面对有损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债务，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和解决。因此，有必要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框架，来保证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从根本上预防和管理公共财政债务风险。这同样也是当今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

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将财政一切的收支进行统一管理，确保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财政支出做好预算，由专门的单位和部门复杂管理并且严格执行预算内容，详细记录财政支出项目相关细节，确保有理可依、有据可查。

（二）优化和管理财政支出和债务的组成结构

在正常的经营和运作下，一定的财政支出和债务并并不会给公共财政带来风险，只要能保证支出和债务的结构合理还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社会和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为公共财政提供保证。但是，在金融危机等背景下使我国出口量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使得公共财政投资和公民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相应的加大了各方面方面的投资，大部分投资都由银行贷款构成，这些投资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债务，这时应该注重支出和债务的结构，适当的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投资，重点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拉近城乡公共设施和医疗教育方面的差距，解除大家在消费上的顾虑，从而拉动经济发展，使公共财政债务能够及时收回，并防止公共财政债务风险。

做到进一步优化支出和债务的结构，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引导社会各类资源向发展较薄弱的区域和领域倾斜，力争做好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的工作，完善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支持农业保护策略，加快完善经济发展的调控机制。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侧重于调整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均衡各个地区间的公共建设差异和公共服务差距。

（三）加强监管，推进监督体制的完善

由于公共财政与其他财政模式相比较，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法治性几个突出特点。有效防范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措施主要就是加强监管，并且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制定并推进监督体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这是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应该在监管工作中进一步研究并完善经济领域的监管职能。另外，要加强各个政府监管单位和部门间的分工与合作的体现，定期进行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设计出有益自身运行和发展的风险防范办法。此外，还要引入金融绩效评估体系，鼓励提高债务回收的工作效率。此外，要加速推进我国政府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挖掘政府外部的力量和体制作用，利用人大和政协等国家机构的力量推行民意调查，让监督和管理的程序和方法符合大家的利益和要求，保证监管体制的人性化，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建立利益中立机构来专门机负责推进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监管体制及其实施和完善。

比如说，我国已经做到五级政府对应五级财政，逐层监督，责任明确。重点对扩大内需所用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和检查，扩大检查规模，提高检查效能。对违规违纪会对责任人严肃追究，同时还要使监管渠道畅通无阻，积极主动的配合监督和检查，确保地公共财政债务监管安全、透明。

三、结束语

公共财政债务风险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应该不断开拓思路钻研更多办法，促使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有效避免。

参考文献：

[1]侯荣华,葛建新.中国财政风险研究.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2]王连山.关于我国财政安全与财政风险的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邓文勇,蒙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7(12).

[4]芮桂杰.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党政干部学刊.2008(5).

[5]耿军华.新形势下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8).

[6]王长勇.公共财政"拐点"隐现.财经.2006(5).

高校公共体育课安全风险因素分析 篇3

高校公共体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体生长发育、增进健康,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锻炼身体的知识、方法,培养学生运动的兴趣、能力、习惯和良好的品行。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参加学校体育活动而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屡见不鲜,给学生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给体育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更使得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体育活动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必然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如何加强高校公共体育课的安全保障工作,减少甚至避免学生体育活动过程中伤害事故的发生,已经成了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分析了高校公共体育课的安全风险因素,并从风险管理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为高校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高校公共体育课安全风险因素

2.1 学校管理因素

2.1.1 对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视不够。

高校对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重视不够。有的学校从不安排后勤人员对学校的体育设施安全隐患进行排查,不安排体育教师集中学习运动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知识。在进行公共体育教学和开展相关活动过程中,没有建立学生人身安全保障的相关规章制度,很少开设有针对性的体育安全培训课程。

2.1.2 场地器材陈旧,使用不当。

场地器材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教学的安全。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体育运动场地还相对缺乏,器材设施陈旧,并缺少必要的保护措施。

2.1.3 医疗保障系统能力不强。

各高校目前均设置了医疗保健室,条件较好的学校设有校医院。对于在公共体育课上出现的轻微外伤,学校的医护人员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对于需要进行紧急处理的意外伤害事故,却常常因为医疗器械准备不足或医护人员紧急处理能力不强而丧失了第一时间急救的契机。

2.1.4 缺乏安全风险管理机制。

学校的管理者对体育课安全风险的认识不足,没有建立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机制。在面对突发问题时,容易产生慌乱,学校的行政部门与教学部门无法紧密配合,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处理办法,无法把事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2.2 体育教师因素

2.2.1 教学组织不科学,教学方法不合理。

体育教师的教学组织不科学、教学方法不合理是造成学生突发性运动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教师的课前准备不充分,上课时往往是想到哪讲到哪,课堂教学的随意性、随机性较强,这大大增加了学生运动伤害事故出现的可能性;教师课前对场地安排不够合理,造成学生上课拥挤和混乱的现象,极易造成伤害事故;教师安排的准备活动不充分,学生在进行技术练习时,容易出现肌肉拉伤和造成应力性骨折。

2.2.2 教师风险意识淡薄,缺乏责任心。

绝大多数体育教师在课前没有与辅导员和学生沟通的习惯,体育教师对学生的身体状况和运动能力了解不足。往往身体存在突发性疾病史的学生发病后,教师才了解情况,导致了严重的教学事故。另外,体育教师的责任心亟待加强。部分教师在学生进行技术动作练习或教学比赛的过程中,精力不集中,对学生错误动作视而不见,对危险因素的预见性不足,导致了学生运动损伤事故的发生。

2.2.3 处理突发性事件能力不强。

当学生在课堂中出现突发性运动损伤后,教师的处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体育教师从未接受过关于运动损伤急救方面的训练,发生突发事故时,教师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科学合理的应急处理。

2.3 学生因素

2.3.1 课堂准备活动不充分。

体育课上的准备活动旨在使身体各器官系统预先得到适当活动,为逐步提高运动强度和做各种运动动作做准备,预防伤害事故。如学生的准备活动做得不充分、不认真,在课堂中后期运动强度逐渐提高时,极易出现急性运动损伤。

2.3.2 学生课堂纪律意识淡薄,缺乏安全风险意识。

部分学生由于平时的文化课学习压力较大,在体育课上精神与身体都相对放松。加之学生对体育课的重视程度不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课堂组织纪律松散、组织观念淡薄。学生之间互开玩笑、互相打闹、不认真观看教师的示范讲解、不服从教师指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很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和意外伤害。

2.3.3 学生体质差。

虽然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积极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但我国学生身体素质逐年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学生体质差,身体抗压能力差,在课堂上完成相应技术动作的能力也比较差,这从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生体育活动过程中出现损伤的几率大大增加。

2.4 天气因素

目前大多数高校没有足够的室内场馆满足体育教学,室外体育场承担了绝大部分公共体育课的教学任务。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东西部四季的温差各有不同。如我国东北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和夏季最高气温相差60℃以上,冬季运动场结冰,学生在室外活动时极易出现运动损伤。而在东南地区,夏季阴雨连绵,室外湿滑的场地无法满足体育教学的需要。可以说,天气因素是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造成损伤的原因之一。

3. 建议

3.1 完善学校公共体育安全保障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完整的安全保障系统。

3.2 加强体育场地、器材的管理。

3.3 增强体育教师的责任心和教学能力。

3.4 加强学生的安全管理和体质的监督。

摘要：我国高校体育活动风险对学生的健康和安全威胁已日渐凸显,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体育安全事故的发生,已经成为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的安全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以便更好地对体育课进行风险管理。

关键词：高校公共体育课,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谢东,邹丹,苏祝捷.高校公共体育课安全保障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9(6):115-117.

[2]张艳辉,伍雪辉.高校公共体育课伤害事故成因及安全保障的研究[J].安徽体育科技,2009,30(6):88-90.

[3]郑柏香,白风瑞.学校体育风险管理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J].体育与科学,2009,30(6):90-92.

公共风险分析法 篇4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66-03

城市是人口、产业、资源经济最密集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使得城市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迅速集聚的社会生产要素给城市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使城市作为特殊的承灾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因素，其危害程度和范围也不断增加。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现代社会正处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超过了人们的控制能力。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以及2014年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等都给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城市的脆弱性，风险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防御体系势在必行。而作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重要手段的风险评估，对于识别城市存在的风险因素、评估风险等级、提出对策、进行风险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公共安全及其风险评估

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城市公共安全是指由政府及社会提供的预防各种重大事件、事故和灾害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的基础保障[1]。这意味着城市公共安全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是由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政府不仅要建立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责任制，也要根据城市公共安全的特性制定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安全;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是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保障，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城市建设既是集聚财富的过程，也是集聚风险的过程[2]。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因素既有传统安全风险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传统安全风险因素包括自然灾害风险、技术灾害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和公共卫生风险。随着城市的发展，除了传统风险，城市越来越多地面临非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包括金融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恐怖袭击风险、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和突发群体性事件风险等。为了实现对各类灾害事故的有效控制，保障城市居民的各方面安全，必须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而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尤为重要，它是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对城市进行风险评析，通过风险辨识发现城市潜在的危险源，对城市危险源进行分析预测，评估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降低和消除风险，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在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时，主要考量城市的脆弱性和可承受性两个方面。

二、现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分析——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分析

（一）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故回顾

2011年起，黄浦区政府、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连续三年在外滩风景区举办新年倒计时活动。鉴于在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因素，黄浦区政府经与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协商后。于2014年11月13日向市政府请示，新年倒计时活动暂停在外滩风景区举行。2014年12月9日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决定，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在外滩源举行。事发当晚20时起，外滩风景区人员进多出少，大量市民游客涌向外滩观景平台，呈现人员逐步聚集态势。22时37分，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冲破以后，现场值勤民警竭力维持秩序，仍有大量市民游客逆行涌上观景平台。23时23分至33分，上下人流不断对冲后在阶梯中间形成僵持，继而形成“浪涌”。23时35分，僵持人流向下的压力陡增，造成阶梯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3]。

（二）现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是指对城市公共安全进行风险评估的机构和制度，包括评估主体、评估内容及指标体系、评估方法、评估程序、评估结果五方面内容。上海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到目前为止已建立起以公安局和民防局为核心的城市风险管理系统。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如下：

第一，评估主体。上海由市公安局为主的社会安全体系全面负责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性社会安全风险。2004年9月30日上海启用市应急联动中心在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中发挥应急指挥和快速联动的作用。2005年上海成立应急管理委员会，下设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上海目前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主要是以市委、市政府为主导，在“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下牵头组织各区县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在2014年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风险评估由黄浦区旅游局进行，而现场风险评估工作主要由黄浦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及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进行，通过现场影像数据信息由指挥中心指挥员报送黄浦区公安分局领导及市公安局领导，从而对现场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粗略评估。

第二，评估内容及指标体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对城市潜在的风险源的数据信息汇总分析，判断其性质、危害程度及影响区域，对其分级分类，从而做好充分响应准备，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和升级，减少危害损失。上海市把危及城市公共安全的灾害事故分为19类25种，每种又细分为一般、重大、特大三个等级。由市公安局编制的《上海市密集人群拥挤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按照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故的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将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故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并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在踩踏事件中，应急指挥中心及公安局主要是对外滩陈毅广场的人流量进行评估，由于并未制定外灘活动应急预案，对于外滩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主要依赖于现场观测数据信息，并根据人流量密度评估现场安全风险，判断是否需要加派警力引导人群疏散。

第三，评估程序。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程序是风险源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事态出现恶化端倪时，报警信息迅速汇集到指挥中心，传送至各区域指挥中心，并及时向上级指挥中心和行政领导报送进行风险评估。黄浦区指挥中心根据视频摄像头、数据采集终端以及语言通信终端等获得信息并上报现场数据信息，黄浦区公安分局及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上报信息进行紧急分析评估，提醒做好响应准备。

（三）风险评估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职能不清与评估主体不明确。任何群众活动之前，都必须要做足风险评估，相关的各委办局、各属地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要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责任。上海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是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的参与者之一，但在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中，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事件中的评估工作主要由公安行政领导个人评估，缺乏相关部门和专业队伍的参与，相关部门甚至没有发挥作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仅靠公安部门进行风险防控工作。现有的法制没有明确风险评估主体，形成由“条线部门”主导的各自为政的评估机制。

第二，评估技术落后与方法不科学。国内外对于风险评估的方法很多，当前常用的是突变级数法，但当前评估主体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水平。目前，国内外对人员拥挤的判别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限于特征的描述[4]。有规定指出景区、景点室内达到1m2/人、室外达到0.75m2/人，即要启动应急预案[5]。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人员拥挤需要科学考察单位时间内和单位地点内人员的流动情况，而不是仅凭对人流的大致主观推测来进行评估。据市民回忆，事发当晚，外滩人流密度高达6人/m2，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指挥中心的准确监测。事发前，黄浦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风险评估。应对事件的直接做法就是部署警力，却并没有采用科学评估的手段。

第三，风险意识薄弱与知识不足。2014年12月9日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区公安分局与市政委等部门做好活动预案。作为活动承办单位，黄浦区旅游局对辖区内重点区域风险评估不足，而黄浦区政府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未检查监督会议具体要求的贯彻落实，也未对可能存在的大量人群聚集做安全风险评估，没有对活动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予以高度重视，缺乏应有认知。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及公安局等领导未能及时正确评估人群集聚的风险，知识不足正是一大原因，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无法进行专业评估，导致判断失误，应对严重缺失。另一方面，现有预案及研究成果也存在实践操作性弱的问题。

第四，条块分割与部门协同不够。交通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是人群集散、空间移动、流量管控的关键部门。对于外滩新年活动，地铁、公交、车辆的交通管控都应做好规划评估，这不仅仅是公安局和指挥中心的任务。而对人流的趋向和流动状况，通信技术部门也必须及时将数据信息报送上级相关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部分部门已经完成相关工作，而踩踏事件依然发生，这是因为部门条块分割，协同性不够。

三、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一）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程，规范评估程序

完善风险评估法制建设，依据国家公共安全法制的要求，结合地方特色，针对风险源的特点，构建完整的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法制体系。对评估程序、运作体制、评估权限等都应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分解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任务，强化任务落实，推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编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白皮书，强化评估科学性，细化各项评估流程，规范评估程序。同时，要强化执行监督，将风险评估工作寓于日常监管工作中，落实风险防控措施。

（二）加强风险评估技术支撑，更新评估方法

完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形成覆盖全市的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建立起公共安全风险数据库及案例库，将历史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在遇到问题时在案例库中检索过去类似案例，对现有风险因素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另一方面，在监测方面，加强监控技术支撑，综合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络和数字监控等先进技术，建立起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多功能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平台，实现更为准确的风险信息获取，并在全市重要场所设立显示屏、户外广播等安全提示设施。在评估方法上，引入专业团队，与国外先进评估方法接轨，采用专业数据统计和理论方法，建立完善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风险评估模型。

（三）建立公共安全专家评估系统，强化教育培训

多元化评估不仅是科学评估的需要，也是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事件发生时，往往需要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信息评估并迅速做出判断决策，这对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特别高，而现有决策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学者戚建刚认为，应当以现有的应急工作办事机构为基础，通过增强职权职责、配备专家精英、更新软硬件设施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其獨立性、权威性、专业性和精确性，从而集中、统一、权威、精确、高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6]。而对于决策者，应当加强风险评估教育培训，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评估能力是预防工作得以贯彻的根本保障。

（四）条块结合，推动风险评估的协同合作

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运行流程，建立组织、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机制，保证信息沟通的快速与通畅。协作问题主要来自组织结构因素和现有行政体制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包括结构的静态涉及和组织运行的动态过程。因此对于横向联系的组织设计应当以横向协调与横向制约的方式设计，实行层层协调，采用标准化的协调方式。出台有关职责分工的基本制度，建立协调监督制度，设立协调类工作的量化指标体系，纳入部门和个人的工作考核。

四、结语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和模块化的系统，比一般的组织结构都要复杂。风险评估是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和保证，为了保证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必须建立高效、灵活的风险评估运行机制。我国目前公共安全保障基础尚且较为薄弱。本文通过结合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案例对其风险评估机制运行进行分析，从评估主体、评估程序、评估方法等方面分析其中显现的问题，进而探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为风险评估的模型建构、科学分析和实践操作提供研究参考。

參考文献：

[1]左学金，晋胜国.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2]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组.城市公共安全与综合减灾应急机制[J].领导决策信息，2004（39）.

[3]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全文[EB/OL].人民政协网，（2015-01-21）[2015-05-02].http：//www.rmzxb.com.cn/-

sy/yw/2015/01/21/435259.shtml.

[4]孙超，吴宗之.公共场所踩踏事故分析[J].安全，2007（1）.

[5]北京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安全管理规范（试行）[Z].北京市人民政府，2005-01-24.

[6]戚建刚.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J].法商研究，2009（5）.

[7]王绍玉，冯百侠.城市灾害应急与管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8]董华，张吉光，等.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与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9]王振海，陈洪泉，等.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以青岛为个案的分析[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10]张沛，潘峰.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 of Risk Assessment on Urban Public Saf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mpede at Shanghais Bund area

ZHENG Qianqia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speeding up increasingl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risk society，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social and production factors bring vitality to the c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 the cities face more and more risks of public safet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urban public safe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the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The stampede occurred at Shanghai's Bund area in December 31， 2014 reflects the lack of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urban public safety. It'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confirm the mai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ssessment，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procedures， strengthen the multiple assessment， and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of assessment， then reinforce the found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public safety.

公共风险分析法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查西宁市城西区小学18所, 城中区小学14所, 共32所小学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现场查看各项预案、制度、记录材料。对所查学校情况逐个进行意见反馈, 统一分析。

2 结果

2.1 组织机构与制度管理

在调查的32所小学中, 5所学校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 机构不健全;8所学校未设置校医室或保健室, 未配置专 (兼) 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6所学校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7所学校无食物中毒登记报告制度, 2所学校无晨检记录, 4所学校无新入学学生免疫接种证查验制度, 9所学校无饮用水管理制度, 所有学校都有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见表1。

2.2 健康教育

所有学校都开设了健康教育课, 有教案及课时安排。学校能按季节突出重点宣传疾病预防知识, 开展学生心理咨询, 纠正学生的不良生活及行为习惯。

2.3 教学卫生[1]

6所学校教室人均占有面积不符合要求, 5所学校为旱式厕所, 8所学校未设置符合要求的洗手设施;所有学校都有专职人员负责教学楼及环境的卫生保洁工作。

3 讨论

此次抽查结果显示, 西宁市小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处理上有着比较全面的预案和制度建设, 通过健康教育课的开展及日常宣传, 使师生在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认识得到了提高, 学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抽查中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 部分学校没有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制度, 领导重视不够, 没有在思想上认识其重要性, 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2]。 (2) 学校制订的制度没有具体落实到人或者责任人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 使制度形同虚设。 (3) 工作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 如消毒的地点、时间、药品的名称、用量等。 (4) 晨检漏洞较大, 班主任对生病的学生只通知家长, 不能及时追访其患病情况并上报学校, 易造成传染病在校内或班内传播, 严重的会引起疾病的暴发流行。 (5) 对新入学学生免疫接种程序内的缺种项目没有补种记录, 此情况普遍存在。 (6) 郊区学校的旱厕如不能做到及时清理、填埋, 对学校的环境卫生及学生健康都有危害性。

关键词：公共卫生,生活变动事件,组织和管理,学生保健服务

参考文献

[1]陈锦治, 李春坚, 吴崑, 主编.预防医学基础.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132-139.

公共风险分析法 篇6

但是人们应当注意到,虽然各地各级政府都已积极开展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了要进一步完善合作方式,建立合作体系之外,还应当对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不同主体加以分析,从价值取向、工作方式、组织结构等角度着手,分析在此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行为特征,以界定不同主体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在系统和结构上为避免公共利益受损提供理论依据。

1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

1.1 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的界定

无论政府职能是否转移,在不断变化的治理环境中不可变的是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是为了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仍然需要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保障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要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尽量减少与目标实现发生冲突。

由政府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更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委托代理体系,其对细节和行为过程的精密要求是避免风险发生的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约束,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监督,没有合理的合同模式参考,就极有可能使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发生偏差,而这种偏差经系统放大逐步影响整个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公共服务领域内的“蝴蝶效应”。但是偏差的发生也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依靠多主体作为实现目标的“向心力”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手段、技术手段、经济手段等多种操作工具来为避免风险增添“安全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是指,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目标失准、行为失当、外部不可控因素影响等原因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可能性。

1.2 风险的特征

从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的特征来看:第一,风险发生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公共目标,因此,其行为过程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实现最大化,因而其对象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旦风险发生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或多个地区的不同群体,使所处的整个社会系统受到影响;第二,风险发生的突发性较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系十分庞大,在风险转换为实质损害之前,风险发生的诱发因素或许就存在于体系内的某个环节中,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测评机制,诱发因素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而是随着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而不断发酵,问题出现时往往是具有突发性的;第三,防御难度大,公共服务的提供涉及社会中各个方面,因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非常广泛,虽然政府在治理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政府在各个领域内都是“行家里手”,因而政府在面对多领域内的专业问题时会出现意愿与能力的偏差。

2 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不同主体面临的风险

2.1 过程中的主体

有学者认为“按照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角色地位将其划分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三种。”还有学者“按照提供或生产公共服务的实体进行划分,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但无论采取几分法,都是将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公立部门和公共企业)、非营利部门和私人部门按照不同的属性划分。”笔者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体可以划分为:①委托中心(政府部门);②生产主体(社会组织);③消费主体(社会公众)。

政府部门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仅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生产委托的有形契约关系,同时与社会公众之间还存在着供给委托的无形契约关系,因而是整个体系中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是由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间的双向委托关系决定的。社会组织根据一定的标准向政府提供产品,政府部门则以择优选择的原则确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政府部门,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不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仅仅充当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工作重心在产品的完善和升级上。而无论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社会公众都是公共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其价值诉求的满足是其他两个主体订立合同的最重要参考标准。

2.2 委托中心:政府部门面临的风险

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其行为被公众理解和支持,比如:哈贝马斯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源于政府建立的某些规则被公众接受乃至认可、同意。因此,政府无论是由自身提供公共服务还是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都需要通过产品的初始检验和有效的监督体制来保障公众接受某种服务。但是政府部门却有可能出于责任推脱、谋取私利的原因为其购买行为的合法性招致风险。从责任担当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在签订购买合同时扮演谈判者和选择者的角色,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必要的责任心,就有可能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的弱化选择标准,使公共服务在产出阶段是就是不达标的。从谋取私利的角度看,有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仅仅是政治上的“作秀”,这种作秀是双层面的,第一,可以使政府获得名义上的职能转移,完成上级政府的政治任务;第二,政府的购买行为不是为了实现公众利益,而是为了利用购买体系的漏洞以获取私利。无论政府部门是出于私利还是推诿责任的考虑,都将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产生合法性风险。

同时,应当注意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除了有满足公众多元化需求的目标之外,还有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目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政府通过购买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却不一定能够做到降低成本,相反却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政府存在着寻租性腐败的可能性,造成了政府运用市场机制的额外支出,因此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寻租性腐败和增加成本的风险。

2.3 生产主体:社会组织面临的风险

首先,公共服务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产品的产出需求较大,同时政府出于稳定的考虑往往与某一社会组织签订长时间的生产委托合同。因而从本质上来讲,某一公共服务被一个组织提供,还是带有垄断性质的。众所周知,竞争是一个组织保持活力的根本源泉,一旦形成垄断就很有可能使组织丧失前进的动力,从这种层面上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社会组织面临垄断风险。

其次,我国现阶段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众认知度并不是很高,公众更为接受的是有政府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因此,如果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在第一时间不能够使公众满意,就有可能使公众对这种供给模式产生质疑,对产品的质疑可以通过技术的提高来逐渐消除,但是对于制度的不信任则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或者说是会对未来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增添附加难度和额外标准,因此社区组织还面临着公信力丧失的风险。

最后,之前的探讨都是在社区组织具有良好道德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从社区组织自身来看,如果合同中没有完善激励惩罚机制,社区组织的生产责任完全是由道德约束的,这就可能使政府希望的专业社会组织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无法达到。这是由于社区组织缺乏必要的责任心,道德的约束力对于无良的企业而言并不具有应有的效力,因此,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还面临着道德风险。

2.4 消费主体:社会公众面临的风险

无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谁,最终的服务对象依旧是社会公众,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虽然需要完善的监督机制来约束,但是其结果——公共服务的质量优劣才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过程的监督也是为这一目标而服务的。如果与政府结成合作关系的生产主体是企业,虽然依照合同要求企业应当首先以政府提出的标准为生产产品的准绳,但是就企业的本质而言其目的并不是实现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与政府签订合同的企业有可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使公众面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的风险。

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需要公众的监督,而政府以公共财政支出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更要在阳光下进行。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反馈渠道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完善的条件下,公众的监督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由此所带来的,是当公众在明确了自己的监督行为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时,就会淡化监督的思想,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从实质上放弃监督权,使还在进行的政府购买行为愈加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形成恶性循环,因而社会公众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监督无效的风险。

3 结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近几年的新生事物,无论是思想、政策还是制度都没有在我国真正的生根发芽。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并不是没有漏洞,有时基于公共服务供给者追逐利益的动机,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因此还需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系统性研究,为找出风险防范策略提供依据,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高斌.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可行性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

公共风险分析法 篇7

一、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现状分析

（一）创业投资的机构和资本规模

科技部组织的对全国创业投资机构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与国内外证券市场、全球创业投资业的大幅萎缩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创业投资逆势上扬，机构数、管理资本总额持续增加。2008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数量达到464家，比2007年增加81家，增幅为21.1%，为有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

2008年创业投资管理的资金总量延续了自2004年以来的增长势头，达到1455.7亿元，比2007年增加了324.8亿元，增幅为30.8%。2009年，由外资机构主导的投资总量为133.5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42.16%;本土机构主导的投资总量为183.14亿元，占总投资额的57.84%。

（二）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和运作情况

2008年，中国的创业投资的投资金额和项目数量都大幅上升，投资项目达到了1211个，投资资金达到了274.2亿元。截至2008年底，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累计投资6796项，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达3845项，占累计投资总数的57%;累计总投资额达到769.7亿元，其中向高新技术企业(项目)的投资额达到了427.4亿元，约占到60%。与2007年相比，2008年中国创业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项目)的投资数目增幅较小，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增加了约132亿元。

2008年，中国创业投资的行业分布在22个行业，其中，投资金额排名前五的行业是传统制造业，其他行业，金融服务，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以及软件产业，集中了当年50.4%的金额。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从三个维度分析

（一）财政资金引导

财政资金来源纳税人，所运作的目标必须要维护和体现纳税人最根本利益。在这种思维主导下财政资金介人创业投资必然是追求政府财政资对社会资金的引导目标。具体而言，政府基金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投资方式开展风险投资：

1. 间接投资方式：

为有效地利用商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的运作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政府基金可参股一些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向与其基本一致，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的创业投资公司(各种所有制，中方出资比例超过50%)，由政府基金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认定参股创业投资公司，被参股的创业投资公司、基金具体负责投资工作。政府基金的管理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参股创业投资公司的董事会，不参其与日常管理，但可为其推荐投资项目。

2. 委托投资方式：

为培育和发展创业投资的专业化管理队伍，推动形成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对分离的创业投资管理体制，政府基金可委托经投资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专业投资管理公司负责投资项目的筛选及投资后监管。受托的投资管理公司应具有一定的地域、项目优势和较好的投资管理经验。政府基金的管理机构负责投资审查，但不参与投资项目的日常管理，由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

3. 直接投资方式：

对于少数技术含量高、政策性强、风险相对较大、影响面较广的项目，由政府基金的管理机构直接投资，由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

为体现政府资金的引导性，政府基金的投资应该保持在一定的比例以下(一般不应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20%)。同时，为体现组合投资原则，在每个项目中，至少应有一家以上的共同投资伙伴与政府基金一起投资。为充分体现政府基金的政府意志，同时考虑我国创业投资起步时间不长，为防范风险，政府基金的投资管理委员会应由政府主管部门、政府投资主体的代表以及证券、银行、投资、技术等专家组成，决策政府基金的所有重大事宜。

（二）财税政策

根据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要求和具体国情，完善现行风险投资财税政策可以从几方面入手：一是对投资者实施税收鼓励。为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创业风险投资领域，应专门制定针对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基金的投资者采取史多的优惠税率政策，提高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通过专业性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从事创业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二是降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可以参考目前有些地区把创业风险投资机构视作高科技企业的做法，对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企业所得税采取减半征收或者按照巧%的税率征收;三是对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管理咨询收入给子免税。

（三）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要实现风险投资税收服务于风险投资进步的目的，必须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有关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应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制定《风险投资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制定《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使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的工作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其次，开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再次，以《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和《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暂行条例》为基础，辅之以其他税收法律法规，在风险投资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本法》，对目前零散的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种通知、规定中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归纳梳理。

参考文献

[1]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科技统计报告, 2009年第23期

公共基础项目的风险识别研究 篇8

公共基础项目关系到国计民生, 对社会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是促进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近年来, 大型公共基础项目的数量增长迅速, 项目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 项目风险管理难度提高, 项目的风险将会直接威胁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与最后的成功。因此, 对公共基础项目进行风险识别分析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相关文献概述

风险管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Tumala于1994年提出风险管理发展过程的合理框架, 这一过程包括风险辨识、风险评价、风险处理和风险监控。20世纪90年代以后, 风险管理技术得到了很大地发展和应用, 同时风险管理观念也从过去基本静态的管理发展为动态、系统的风险管理。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 对项目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晚。1987年, 清华大学郭仲伟教授《风险分析与决策》的出版, 标志我国新时期风险管理研究的开始。1996年由雷胜强编著的《国际工程风险管理与保险》和1998年由卢有杰、卢家仪主编的《项目风险管理》, 促进了国内对项目风险管理的关注。总体来说, 我国项目风险管理理论研究水平还不是很高, 对风险评价缺乏系统化和科学化, 系统性定量的项目风险分析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实际应用中成效并不显著。

三、公共基础项目的风险识别

根据工程进行的一般顺序, 将工程全生命期划分为决策阶段、前期工作阶段、建设阶段及管理阶段。公共基础项目各阶段面临的风险因素如下:

(一) 决策阶段

决策风险是公共基础项目最大的风险, 如果项目不可行、立项错误, 就会造成根基不稳。公共基础项目在决策阶段主要面临的风险因素有政策风险、经济风险、投资方式风险及可行性研究风险。政策风险包括经济总体形势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政策变化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等。经济风险主要在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波动、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公共基础项目管理体制的变化, 该类项目的投资方式逐渐多样化, 由此带来投资方式选择的风险。可行性研究对项目的投资估算、建设条件与生产条件、技术、建筑工程的方案和标准、项目的财务收益、社会效益和不确定性分析等, 可能由于调查不足等原因导致对项目可行性的错误认识。

(二) 前期工作阶段

公共基础项目在立项之后, 进入前期准备工作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勘察设计风险、融资风险、招标与发包风险及合同风险等。勘察设计风险在于勘察设计单位存在违反必要程序, 未经勘察就设计或初步设计未经审批就提供施工图, 勘察人提供成果的时效及质量风险, 设计人侵权等风险。融资风险包括资金供应不足或资金来源中断, 融资方信用等, 融资方承担信用保证的能力及履行信用保证责任直接影响项目的进程。投标决策风险, 如不当的项目选择、报价等, 发包人存在提供资料内容要求及时间错误等风险。合同风险涉及发起人、投资人及承包人之间权利、义务和职责界定不清等方面, 从而对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三) 建设阶段

在公共项目建设阶段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工期风险、工程质量风险、财务风险、安全风险及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包括所应用技术及设备自身的时效性、成熟度、生命周期性质, 也包括技术与项目实施环境适应性、实施后满意度风险等方面。工期风险包括项目工程进度安排是否合理、是否能按进度安排按时按质完成, 工期拖延对工程成本、项目实施效果造成严重影响。财务风险主要涉及项目建设阶段资金流动性及充足性, 及时、充足的资金有利于保障项目的进程及质量。安全风险包括施工过程中设备运作安全性、施工人员人身及财产安全等方面。自然风险指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政治经济意外事故等非人为可控因素造成损失的风险。

(四) 管理阶段

现代公共基础项目往往规模大、时间周期长, 从而存在较大的管理难度, 对项目形成管理风险。公共基础项目建成后管理运营阶段风险主要表现在继承性风险、管理运营风险及维护不当风险。项目运营风险包括残值风险、运营成本超支、运营变更等, 管理风险表现在经营管理经验缺乏, 影响项目经营效率, 构成经营管理风险。项目的维护涉及专业技术及经验, 项目建成后面临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设备及技术未能及时维护、更新等风险, 从而人力资源成本增加, 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 构成维护不当风险。

四、结语

公共基础项目由于公共性及经营性的双重属性, 项目的风险与其他类工程项目风险存在一定的区别, 其风险来源较复杂。在风险管理理论基础上, 按照项目生命周期识别各阶段风险, 为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乌云娜, 胡新亮, 张思维.基于ISM-HHM方法的PPP项目风险识别[J].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 2013 (01) .

[2]李力.基于风险矩阵的BOT-TOT-PPP项目融资风险评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1) .

[3]姚波, 仲伟周, 淦未宇.我国公共工程建设投资与建设中的风险识别与控制[J].中国软科学, 2006 (10) .

[4]黄恒振, 谭华中.基于WSR的项目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10) .

论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 篇9

1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的涵义

1.1 风险

在古代汉语中,存在“风”、“险”两个词,但没有“风险”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它才成为一个合成词。单从字面上分析,“风”含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意思,就是指一种不确定性;“险”就是指危险、不安全,合起来就是不确定的危险。《辞海》对风险的界定是:人们在生产建设和日常生活中遭遇能导致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不测事件的可能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险在英语中对应的词是risk。《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对它的解释是:a situation involving exposure to danger.综上,风险就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危险,它是客体对主体的潜在负价值。

风险具有多个涵义。风险是一种可能性,风险的本质是它可能会发生,而不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风险是隐形的,是一种可能性结果,风险不是灾难本身。风险具有正、负两重属性,风险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机遇。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风险本身意味着选择和创新的可能性[1]。积极地接受风险也是现代经济中创造财富的精神源泉。风险概念是一种新的视角,它是对未来的威胁和诊断,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风险意味着需要对危险或其后果有所预案或举措,因而风险成为一个致力于变化的推动力,成为我们认识和改变现实问题的新工具,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1.2 公共风险与社会风险

“公共”是相对于人类群体而言的,它具有解决个体无法解决的共同事务的属性。而“社会”泛指的是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一方面,与自然相对,另一方面,与分散的个人相对,着重点都是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说,公共问题是以群体为逻辑起点,公共化的出发点总是着眼于群体的安全和利益;而社会问题是以人类个体为逻辑起点,社会化着眼于个体之间的日益紧密和相互依赖的联系[2]。

当说到风险时,公共风险和社会风险也有所不同。公共风险是因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对群体产生的风险,它既可能是因为人和自然博弈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自然性风险,也可能是因人类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性风险。社会风险是指社会领域的风险,是与生态领域的风险、政治领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风险等相区分的一种风险。

1.3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

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关注风险的角度各有不同。同样是关注技术风险,在技术创新的视域中是指技术可能失败的危险,即新技术尚未经过市场和生产过程的检验究竟是否可行,在预期和实践之间可能会出现偏差,有失败的可能。

在哲学的视域中,人们关注技术风险往往是它给社会或公众带来的风险。发明出来的技术还没有规模化的应用时,即使有风险,也不会对公众产生较大影响;在其私有特性渐渐向公共性转化的过程中,风险也随之变成了公共风险。因而考察技术风险时关注点应放在技术向工程转化带来的风险,并且主要着眼于它的公共性而非社会性,着眼于群体的公共安全事务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是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就是指发明出来的技术转化为工程,变为消费者使用的产品或服务时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危险。

2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的特征

2.1 不确定性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是否显性化,即变为危害或灾难,具有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曾在风险和不确定性间作了区分。他认为风险关系到将来能够被计算的或然率,而不确定性则关系到不能被计算的或然率。但是那种区分并不合理,中间还有许多模糊区域。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分[3]。

在自然变得工业化和传统变得可自由选择的程度上,出现了新类型的不确定性。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称这种不确定性为“人为的不确定性”。“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例如关于转基因食品,没有人懂得后果将是什么。在真实世界之外,一个机体基因的变化可能对整个环境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或许不产生影响[3]。

2.2 难以计算性

技术向工程转化公共风险的大小具有难以计算性。风险的技术分析视角将预期的收益和损失转换为客观的度量,计算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发生概率,风险等于概率乘以损失程度。而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用这样的模式却难以奏效。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技术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威胁——以现存的制度性标准衡量——既不可计算也不可控制。正常的标准、测量的程序和危险计算的基础均被破坏,没有可比性的实体被拿来比较,计算变得模糊。损害和结果不可计算这一问题,在缺乏为他们负责任的状况方面变得清晰且特别鲜明。在我们的社会中,科学和立法的认可及灾难的归责原则是根据因果关系原则,如“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确立的,而新的危险正在解除关于安全计算的常规支柱,损害失却时空限制而成为全球的和持续性的,几乎不再有可能为这样的损害去责备特定的个人,因此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失去了灵敏性[3]。

我国学者杨雪冬等认为,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风险语境下,社会中的基因工程、化学产品风险让传统的理性计算难以把握,风险的跨地域性使得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监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风险发生的时空变化造成无法确定风险,用常规程序和标准无法把握事件产生的多样结果[4]。

2.3 相对性

对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的认知具有相对性。风险包含了人的一种价值取向,人们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对损害的理解会有所差异,这样也就会影响对风险的评定,像威胁、不公正、控制和其他一些问题不能由“客观的”科学分析来决定,只能从社会不同参与者的信念和理性中重新构建起来。风险是由人们的行动产生和选择的[5]。

斯科特·拉什认为,“不同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甚至同一种风险文化中的不同判断主体,对同一种危险和风险进行反思后所作出的判断,无论从其判断方式还是从其判断结果上看,都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6]风险被人们文化地理解、构建,对于技术向工程转化带来的公共风险,尤其如此。同一危险,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人把它视为龙,有人却视之为虫。这里最好的例子是对原子能危险的评价。对于法国而言,核电站象征着现代性的巅峰,在银行休假日里成年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此,怀着敬畏的心情朝圣;与此同时在边境的另一边,德国政府正在改变政策消除原子时代[3]。

2.4 广泛性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的影响具有广泛性。技术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分布,将风险带到了广泛的空间内,持续到未来的时间内。传统社会的风险及后果一般只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域范围,涉及有限的受害者,而正在迅猛推进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所引发的风险已超越地域限制,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疆界向全世界蔓延。

即使在二战刚结束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挨饿。但在核污染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高官还是平民。如果地下水被污染,那么它不会因为遇到总裁的水龙头而消失[3]。

3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的类型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是纷繁复杂的,它以多种形态存在,有必要对它进行分类,没有分类就不可能有理论或科学研究。分类界定了对研究者试图研究的现象进行选择和处理的必要的概念性工作[7]。通过分类,可以从外延上把握它,可以增加对它的感性认识;而且不同的分类标准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为深入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基础;再者,不同的风险其产生原因可能是不同的,采取的治理措施也就有所不同。

3.1 根据风险作用的对象分类

根据风险作用的对象不同可以将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分为自然(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自然风险就是技术在转化为工程、提供给人们产品或服务时,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生态风险则是指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本的平衡关系,导致自然以各种危机和灾难的形式危及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未来命运。随着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宽度和深度的增加,人类改造自然的力度变大,单纯的自然风险转变为生态风险,例如DDT的发明和使用带来的风险。1962年,卡逊以大量实例告诉人们,DDT和其他合成杀虫剂已经长期积蓄在受污染的动植物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内,破坏或改变生物和人的遗传物质,而且有致癌作用;它们严重毁坏了环境,能使鸟蛋的蛋壳变薄而使幼鸟大量死亡,连美国的国鸟白头鹰也在几年内由4万只迅速减少到500只,濒临灭绝。如果任由这样下去,当春天到来时,人们将再也听不到虫儿的鸣叫、鸟儿的欢唱,只会留下一个死寂的大自然。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社会风险是指技术向工程转化中可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法律、文化和心理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计算机技术大量应用后带来的社会风险。利用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可以轻松有效地收集、储存、搜索、比对、检索和共享个人信息,这给每一个想保护各种敏感信息(如病例)不落入公共领域或不落入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人的手中的人带来了威胁。互联网的商业化和快速发展,计算机用户友好界面和处理能力的增强以及计算机技术费用的降低,已经引起了新的隐私问题,如数据探测、数据匹配、网上“点击痕迹”记录,等等[8]。

健康风险是指技术向工程转化可能对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例如,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果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2011年2月14日有媒体报道,重金属镉正通过污染土壤侵入稻米,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大米镉超标,严重影响食用者的身体健康。镉进入人体后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将会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9]。

3.2 根据风险产生的技术来源分类

根据风险产生的技术来源的不同可以将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分为核风险、化学风险、基因风险等。

核风险是指核技术向工程转化带来的风险,例如核电站建设和运行中的风险。1986年,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核事故,是第一个产生大量放射性释放的核事故。这场事故共有8吨多强辐射物泄漏,污染区域超过20万平方公里,在整个苏联西部、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都可以探测到辐射,受害者多达700万人。在核电站的辐射地区,土地和农产品遭受放射性核污染,大量的放射性碘和铯通过空气的流动扩散,严重污染了事发地点周边的空气、土壤和河流。至今,这场事故虽已过去20多年,但它造成的后果还远未消失。

化学风险是指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大量生产和使用后产生的风险。人们是在成千上万种化学品的包围中长大的。化学品制造商每年把上千吨的有害物质投入环境,除了诸如药品、杀虫剂和新注册化学品外,绝大多数化学品从来没有进行过基本安全性评估,它们的使用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几乎在每一类日用商品中——衣服、化妆品、玩具、电脑等等都能发现有毒化学品。环境专家特别关注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化学物质,例如许多具有激素性物质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可能引起生育缺陷、降低精子质量并增加致癌的可能性。

基因风险。转基因技术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转基因食品,但它从有机体内提取了那些从未作为人类食品源的材料,用来改变我们正在食用的自然食品的基本成分,这些食品是否有毒性、对人们是否安全,仍未完全明确。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由于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如果横向扩散应用于人类,那么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随之而来的道德、伦理、法律上的问题。创造并且批量生产经遗传工程加工过的生命形式,让它们大量流入环境之中,会不会给生物圈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形成遗传污染,给地球带来比核污染和石油化工污染更严重的威胁呢[10]?

3.3 其他分类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还可以进行多种分类。根据风险作用的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区域性风险、全球性风险;根据风险作用的时间分布可以分为当代人的风险和后代人的风险;根据人们对风险的忍受程度可以分为强加性风险、自愿性风险;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可以分为高概率风险和低概率风险;根据风险的危害程度可以分为后果严重风险和后果不严重风险;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类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涵盖所有的对象,并且区分都是相对的。实际上任何一种风险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不同的风险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通过分类,可以深化对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的认识,并且可以进一步探讨治理的措施。

摘要：风险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危险。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风险是指发明出来的技术转化为工程、变为消费者使用的产品或服务时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危险,具有不确定性、难以计算性、相对性、广泛性等特征。它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风险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根据风险产生的技术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核风险、化学风险、基因风险等。

关键词：技术,工程,转化,公共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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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尚希.公共化与社会化的逻辑[J].学习与探索,2008(5): 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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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拜纳姆,罗杰森.计算机伦理与专业责任[M].李伦,金红,曾建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9]宫靖.调查称多地大米出现铬超标,食物污染链持续多年[EB/ OL].(2011 - 02 - 14).http://news.sohu.com/20110214/ n279321802_ 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