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形象化（共12篇）
历史形象化 篇1
曾子是孔子晚年的杰出弟子之一。传统观点中, 一提起“愚孝”, 就很自然地将之与曾子联系起来, 这是对曾子的误解和曲解。从先秦史料和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内豊》来看, 曾子是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又具有士的独立人格的君子儒。曾子在儒家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认清历史上真实的曾子, 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曾子思想及其在中国儒学史、学术上的贡献。
一、有关曾子的两种误解和曲解
曾子在承继和开拓孔子孝道思想方面确有建树, 曾子本人的孝行于诸孔门弟子中也最为突出。正基于此, 汉代以后, 曾子逐渐被塑造成“愚孝”的典型。身体力行近乎“苦行僧”似愚孝的曾子, 似乎是人们对他最直接的印象。事实上, 汉代以后, 文献中有关曾子孝行的记载可以说是真伪参半甚或是伪者居多。《孔子家语·六本》说曾子耕瓜误断其根而遭其父曾点暴打, 曾子不逃不避。相似版本的记载还有《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建本》等, 实不可信。清崔述对此考辨甚祥, 他认为凭着曾皙的旷达, 曾参的孝谨, 他们的家庭之间必雍睦异常[1]371。随着曾子名声日隆, 比附其身的传闻、传说也就越来越多。《论衡·感虚》和《二十四孝》中, 均有一则是关于曾子的愚孝———啮指心痛“:曾子事母至孝, 尝采薪山中, 家有客至, 母无措, 乃啮其指。曾子忽心痛, 负薪以归, 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 吾啮指以悟汝尔’。”[2]30这种心灵感应的神话并不可信, 反而让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 前人为了将曾子塑造成“愚孝”的典型, 不惜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故事, 添油加醋地演绎在他身上。类似荒诞的记载还见于《淮南子·说山训》:“曾子立孝, 不过胜母之闾。”因为闾里的名称叫“胜母”, 因此孝子曾子就不肯过去。《白虎通·谏诤》、《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更记载了曾子以其妻蒸藜不熟而出妻的故事。曾子的这一做法并不令人信服。《孔子演义》为了圆满其说, 则把这事和他的“至孝”联系起来:“有一次, 他命妻子做藜蒸奉母, 他的妻子一个不小心, 没有蒸熟, 被曾子知道了, 大为不满, 便立下休书, 因此出妻。”[3]425凡此种种, 皆是附会而成, 后人不明真相, 遂将曾子与“愚孝”联系起来, 这是对曾子的第一种误解和曲解。
后人对曾子的第二种误解和曲解是把他看成是“移孝作忠”的始作俑者。“移孝作忠”理论最早见于《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孝经》虽言“孝”, 然却着眼于“忠君”, 移孝作忠就成为必然之举。而曾子是《孝经》的作者[4]2185, 自然成为“移孝作忠”的始作俑者。董仲舒更从天的视角出发, 将“孝”的必须性与必然性依附在阴阳五行的天体运行之中, 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所司, 各得其所, 是天意的安排, 无法改变, 进而发展出以上下等级“尊尊之敬”为主的孝观念, 孝就此为“天经地义”的天道观念, 让孝走入了纲常化、绝对化、片面化与僵化的孝。这是非常受历代统治者欢迎的。“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 遵循“从义不从父”的原则, 最终服务于封建王权。这原非曾子本意, 从有关曾子言行最早和最可靠的记载的《论语》来看, 曾子提重视“内省”, 以“仁”为己任, 强调“任重道远”。曾子弟子或再传弟子将曾子的形象纯粹为“孝悌”, 成就了“曾子”为一代孝子的伟大形象, 后又经过汉代以后儒生的比附虚构, 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 曾子遂被塑造成一个“愚忠愚孝”典型。显然, 曾子的孝道思想被后来的统治阶级利用。
二、《内豊》显现的真实曾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儒家有“《曾子》十八篇”, 该书已佚, 其主要内容保存在今本《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当中。
1.以“忠”为“敬”的曾子。曾子之“忠”的基本精神是“敬”, 是发自内心的诚恳而真挚的感情。《内豊》篇简一至简六与《大戴礼记》相似, 然文句略显差异, 《内豊》篇简一:“君子之立孝, 爱是用, 礼是贵。”《大戴礼记·曾子立孝》作“忠之用”, 《内豊》则作“爱是用”, 差别在于“爱”和“忠”二字义的关系上。对此, 学者多有讨论, 曹建敦认为此二字均表示发自内心的真情[5], 因而义近, 廖名春认为《曾子立孝》“忠是用”乃简本“爱”之同义换读[6]。其说甚是。《论语·学而》篇载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朱注“:尽己之谓忠。”[7]显然, 曾子所说的忠是内心的一种尽心尽力之情, 相当于“诚”。孝道的建立, 除了外在的行为要合乎礼节, 更重要的是内心的诚恳。他说“:忠者, 其孝之本与!”[8]79清朝王聘珍注说“:说文云‘:忠, 敬也。’”揭示了曾子孝道思想的基本精神在“敬”, 是发自内心的诚恳而真挚的感情。“事君不忠, 非孝也;莅官不敬, 非孝也”, 说明“忠”的对象可以是朋友、君上、国家, 甚至言语举止, 或长上对下民之间, 都需以“忠”待之, “忠”是由近而远, 由朋友而君上, 当是无误的。而君上再由上而下, 则可化泽万民。也就是说, 曾子之“忠”, 就其对象来讲, 是双向的, 不应仅仅局限于臣下对君王, 就其内涵来讲, 是敬, 是诚实不欺, 不应简单理解为臣下对君王绝对的、无条件的“忠”。故“忠”不应理解为秦汉以后臣下对君王绝对的忠。但是, 随着汉代君主专制的加强“, 忠”观念发生演变, 成为控制社会的力量、维持威权统治的利器, 以至于后世的人对曾子这句话产生误解, 竹简本“爱”与“忠”意义相近, 字形亦相似, 这是“忠”具有“敬”之原始义的最好证明。
2.强调“君臣对等”的曾子。曾子强调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和士的独立人格, 因此, 君主希望臣子服从指示, 就必须以礼相待。《内豊》关于“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的句子, 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皆失载。而原始本《曾子立孝篇》是应该有此三句的。原始本《曾子》并非只强调“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的单向义务, 可能是原始本《曾子》在后来流传过程中, 遭到篡改, 被删去了对“君、父、兄”要求的句子, 只保留了对“臣、子、弟”要求的句子。这种删改使得曾子的伦理孝道思想变得僵化, 充满了政治意识。梁涛认为“, 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被删除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有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竹简本《内豊》的出土对于澄清人们对曾子忠观念的误解, 意义重大。由此可见, 上博简四《内豊》篇的出土说明曾子强调君臣之间义务的双向性, 这与曾子要求当王者之师而不是帝王的臣仆的独立人格是一致的。曾子说“:国有道则突若入焉, 国无道则突若出焉, 如此之谓义。”[8]95士人出仕固然是为了“能益上之誉, 而损下之忧”[8]92, 但是如果国家无道, 国君有错却不听从劝谏, 则士应当洁身自好, 选择离去。可见, 曾子所说的“忠”与《孝经》之绝对忠君有着本质区别, 后者把“忠”视为臣民对君主的应尽义务, 强调臣下对君王绝对的、无条件的忠, 这样, 不仅改变了“忠”的主体和客体, 而且还篡改了曾子“忠”的本义。《内豊》篇的出土, 对于澄清人们对曾子的误解意义重大。
3.“重亲亲、疏尊尊”的曾子。曾子不仅提倡“君臣”对等, 还将父子关系置于君臣关系之上, 反对恪守尊卑等级。《内豊》篇简一云:“君子之立孝, 爱是用, 礼是贵。“”爱”与“忠”意义相近, 理解为内心的诚敬, 是行孝的方式。《内豊》篇“爱是敬”形容君臣、父子、兄弟关系, 揭示当时“亲亲”的思想大过于“尊尊”的观念, 显现“尊尊”的单方面顺从还未成形。《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单居离问事父母之道, 曾子言“爱而敬”, 凸显“孝”本即具“爱”的层次, 如果说“忠”是凸显单方面的顺从, 那么“爱”强调的则是相互、双方面的关系, 借此反过来看《内豊》, 它所显现出的脉络, 亦是“父子”、“君臣”、“兄弟”对称而言, 这说明在《内豊》当时君臣关系还未被绝对化。曾子之所以重“亲亲”, 是因为儒学渊源于周礼, 周礼是宗法制规范, 以血缘为基础, 亲亲因之是首要。《礼记·大传》说, 礼的四项原则在于“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人伦。因此, 儒学的伦理首先就是亲亲, 故而孔子仁学的逻辑也提倡“亲亲为仁”。由于亲亲之德始于孝, 因而就形成“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的理论。曾子发展了仁学, 他以“仁”为终生目的“,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并且探知孔子求仁之方是“忠恕而已矣”。什么是忠?尽己谓忠;什么是恕?推己为恕。说明仁是从爱自己之亲始, 而推及他人的。以此推断, 血脉相连的“父子”关系显然重于源于政治的“君臣”关系, 所以, 父子关系列为第一, 君臣关系列为第二。这种差别正是亲亲与尊尊的分别。曾子反复强调君臣关系的相对性, 将父子关系置于君臣关系之上, 说明了曾子重亲亲、疏尊尊思想。正因如此, 对尊贵的权势, 曾子强调必须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 他说“胁肩谄笑, 病于夏畦”, 对权势之人, 阿谀谄媚, 比夏天治畦之人还要难受。《孟子·公孙丑下》也引过他的话, 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 齿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 乡党莫如齿, 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其意是:我的道德高, 我的年龄长, 怎会畏惧他们的地位呢?这说明追求独立人格的曾子并不严格恪守尊卑等级。
总之, 曾子“愚忠愚孝”“、移孝作忠”的历史形象, 与汉初儒者的极力宣扬、推崇有关。前人漫无边际地抬高他, 编造他的孝行故事, 因而造成了对曾子的“误解和曲解”使得他成为“愚忠愚孝”、“移孝作忠”的典型。
摘要：曾子以“孝”著称, 历史上的曾子往往被看作是“愚孝”的典型和“移孝作忠”的始作俑者, 这是对曾子的极大误解, 曾子重亲亲、疏尊尊, 不仅与臣下无条件效忠君王的“愚忠”之辈有根本区别, 而且与《孝经》“移孝作忠”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关键词：《内豊》,曾子,忠,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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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名春.读楚竹书《内豊》篇札记 (一) [OL].简帛研究网, 2005-2-20.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中华书局, 1983.
历史形象化 篇2
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的知识性，却忽视了历史的趣味性；比较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却忽视了历史的形象性；他们习惯于用枯燥呆板的公式演绎历史，却不懂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历史。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便成了年代、数字、概念和规律的堆砌，传道者头头是道，受业者却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忽视了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用形象去反映和把握客观事物，因而具有直观性、具体性、情感性和生动性等基本特征。但是，形象思维又不同于感性认识，它并不只是直观地反映客观对象，而是能动地去表现客观对象，它包含了人们对于思维对象的基本观点和感情色彩，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但是，这种概括与逻辑思维有所不同。逻辑思维运用的工具是分析、判断和推理，其结果是形成概念、原理及其理论体系。而形象思维所运用的工具是色彩、线条和形状，其结果是形成典型化和概括化了的历史画面。因此，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不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都导源于感性认识并沿着不同方向提升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用典型化了的历史形象去反映历史，后者是用
治通鉴》中的一段史实。有一次，魏征在上朝时，丝毫不顾及唐太宗的面子，与他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想要发作，又怕影响了自己“善于纳谏”的名声，因而只有强行忍住。回宫后，他大发脾气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问他想杀谁？太宗说：“魏征总是当众侮辱我，叫我实在难以忍受！”皇后听后，回到内室换了一套朝服拜于堂前，太宗惊问何故，皇后道：“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魏征如此忠直，正说明陛下是明主，我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太宗听后，才转怒为乐。这段史实通过人物的对话，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魏征的忠厚刚直，长孙皇后的聪颖贤惠，唐太宗的明睿通达，都形象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不仅增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同时也使学生对“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
2、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牢固地掌握。例如，观看秦始皇陵兵马俑，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军严明整肃、威武雄壮的阵容和奋击万里、排山倒海的气势，由此加深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而为秦这段历史事实的理解。观看唐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我们可以感受到吐蕃使者不卑不亢、矜持谦恭的神态和唐太宗深沉谦和、气度非凡的气质，从而能够加深理解唐初的和亲政策和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其他如“大泽乡起义”插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末
能在教学中旁证博引，生动有致，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文史兼优，叙事生动的史学著作不胜枚举，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司马迁的《史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名著，收集材料之丰富，识见之卓越，文笔之生动，以及作者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的精神，堪称古今史学著作之楷模。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的拔山盖世，刘邦的豁达大度，荆轲的慷慨激昂，李广的胆略过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司马迁写事令人有身临其境，触之可觉之感。八年之间，项羽骤起骤落。他兴于巨鹿之战，亡于垓下之围，其间的过渡则为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这三个场面作了绘声绘色、情调不同的描写。巨鹿之战充满了壮烈，垓下之围弥漫着悲凉，而鸿门宴却在紧张肃杀、扣人心弦的气氛中，描写了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老谋深算，刘邦的惊慌惶恐和张良的临危不乱。这些生动的史实若配之以娴熟的教技，当可以在课堂上再现当年马鸣风萧萧的古战场和悬念迭起的鸿门宴，收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2、重视语言修养，提高教学艺术。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高尔基曾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而对“舌耕”为业的教师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教师，即使是满腹经纶，如果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优美感人的故事也会黯然失色。因此，提高教师的语言修
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 篇3
关键词：曹操 历史形象 文学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笔浓墨重彩的艺术佳作，在我国文学史上，作为章回体小说的开山鼻祖，跻身明朝四大名著之一，其成就体现在多个方面，尤其是在人物的塑造方法上首创类型化，成为长时期以来典范，深远的影响着后来者文学作品创作。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中，罗贯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绝大多数代表了某一种标准，对于颇有争议的曹操，罗贯中将其打入“奸雄”行列来进行刻画（有别于董卓的‘奸贼），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另外，《三国志》作为真实的史料，记载的曹操又似乎和小说中有那么一点不同，更加真实可观。因此可以这样说，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形象中的曹操更多的是主观向导，而历史，讲究的是真相与客观，尽管历史中的谜团太多，有时需要动用主观去推测。
一、曹操的文学形象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充分地显示了其奸伪的本质。这得益于类型化写作的优势，直接将曹操这个人物，以纯净的形态展现，通过典型事件的描写加工，明晰的将人物在生活中的面貌所展示出来。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时期的曹操，就已经表现出狡猾奸诈的本性，在小说中，曹操首次登场亮相，就向读者展现了他幼年装病，诓骗叔父。见到自己不喜欢的叔父，并没有像普通的小孩一样躲避起来，而是动用心机，想尽办法名正言顺的不与之见面，这一情节的刻画让人感受到曹操的狡猾，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半点后天的影响。装病这一行为从客观上看，并不能被称作“奸伪”，至多算作小孩子顽皮起来的玩笑。但这个人可是“曹操”，普通小孩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同时这也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刻画，为将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诈机变做铺垫。
青年时期，曹操壮志凌云之态已经开始展现起来，在基层任官期间，由于精明外加胆识过人，被称为“命世之才”深得太尉桥玄器重。渐渐曹操开始名声大震，“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是当时名士许子将对曹操的评论，一语道破了曹操的雄心壮志和雄才伟略。在这一时期，曹操确实是做过一些好事的，他不畏强权，敢于除暴安良。积极的招兵买马，讨伐暴虐的董卓。自告奋勇单枪匹马的去行刺董卓，但行刺没有成功，曹操急中生智，以献刀为由骗过董卓，在董卓起疑心之前骗马逃脱，曹操的大智大勇尽现眼前，也在众人面前展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出色素质。他慧眼识珠，提拔关羽张飞等人，从而在讨伐董卓的战役大获成功。但是他出于误会杀死吕伯奢全家，讲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无半点愧疚之心，也暴露出他残忍阴暗，极端自私的本性，这句话，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出发点，更是他全部的人生哲学。
在曹操逐渐的掌握实权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野心和奸诈。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曹操割发代首的情节。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行军途中，曹操下令军队不得践踏百姓的麦田，但是由于自己的马受到了惊吓冲入麦田，曹操成为第一个违背军令的人，为此，他招来行军主簿，对自己的违令问责，为了表明自己的法度严明，当即就要拔剑自刎，但是在郭嘉的劝导下，最终以割发来代替了。曹操当然不会真的拔剑自刎，作为弄权者他只是在演戏，以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这过程中实现了一举三得，即严明了军纪，向士兵军官表明执法的公平性，赢得纪律严明的美名，同时得到了百姓的谅解，保住了性命。狡猾之形象跃然纸上。
王垕，在正史上并未见其名，出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七回，是曹操征讨袁术时的管粮官。在建安二年，曹操大战袁术，军中缺粮，军队士气不高，当时军中已将开始传言粮草不足了，这样的情况不利于稳定军心。在曹操的示意下，王垕以小斛发粮给士兵，王垕觉得此事不妥，提出异议，但是曹操告诉他他自有办法。依照曹操的指示，军中果然开始怨声载道。事后，曹操秘密召唤王垕，将其杀死，对军中宣称是王垕私自克扣粮食，平息了士兵的愤怒。曹操用阴谋换来了美誉，同时也将其阴险与残忍显露了出来。
随着故事的向后推移，“奸雄”二字越来越成为曹操的代名词，罗贯中的描写也越来越突出曹操的这一性格，直到“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为曹丕能够篡夺汉室天下扫清了道路，罗贯中对于“奸雄”中的“雄”描写逐渐消失，开始着重的突出曹操性格中的“奸”，此时的曹操，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窃国贼”。曹操的文学形象全面形成。
显而易见，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于曹操的态度，是否定的，其实在历史中，是不存在正面角色或者反面角色的。但是在作品中，曹操以一个反面角色登场，完整的演绎了自己的阴险狡猾，奸诈毒辣，大奸大恶，十恶不赦，成为了文学世界里的第一大恶人。
二、曹操的历史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但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历史。对于曹操形象的研究，还应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之中去探究。曹操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着的大量的记载。其实像曹操这样的在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在世时，就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史学家在记载他。其中，《三国志》成书最早，保存的最为完整，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也成为我们研究曹操的重要原始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之中，记载了曹操的政治生涯，对他当权期间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里的曹操是一个拥有雄才伟略，推进历史向前发展的非凡人物。《三国志·武帝纪》表明，曹操在我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可以算的上是一位革新派，他当权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令，也正是这些改革，成就了他的一个个胜利。他下令减租减赋，百姓无不拍手叫好，他“禁断淫祀”，他“整齐风俗”，北方社会因此获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种种这些，连历史上某些帝王都望尘莫及，都充分的展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胆识和睿智。曹操驰骋纵横于乱世20多年，从陈留起兵到赤壁之战，为北方的安定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得不让人称赞其的军事才华。另一方面，曹操的文学造诣也非常之高，《短歌行》《观沧海》足以证明。从这些诗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阔达胸怀。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乐章，不可避免的“为尊者传”，即使是生活中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总会有一个方面是闪光的，更不必说曹操这样的拥有丰功伟绩的“治世之能臣”。好端端一个人，是不可能无端被文学作品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之人的，在《三国志》的其他篇章里，就可以看到曹操阴险狡诈的一面，证明了小说中的歹毒并非空穴来凤。陈寿在《三国志·魏荀彧传》这一篇目中记载道：“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仔细研读，“威罚实行”委婉的讲出了曹操杀人如麻，确实是个凶残之人。荀彧跟随曹操20多年，作为谋士为曹操进言献策，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但荀彧最终还是被曹操赐死了，只因在一条政治问题上的反对，令曹操心中生疑，“心不能平”。这一事情足以证明曹操的狠毒与多疑。在大大小小的城池争夺战役之中，从曹操的军法之中也可以窥得他的残酷。《三国志·魏志·高柔传》中记载：“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奏者尽杀之”，尽管在战争期间，对于逃兵行为都是严惩不贷，但是诛连亲族的，实属残忍冷酷至极。对于这一点，曹操的竞争对手孙权对其的评价也收录于《三国志·吴志·诸葛亮传》：“操之所行，其唯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的写作方法采用了“互见法”，这一方法的好处是能够将人物的真实品质给予集中的表现，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善与恶共存的，单纯的善和极端的恶都不可能在尔虞我诈，暗流涌动的官场生存，更何况是乱世，曹操有他自己的生存哲学。单以功绩来论曹操，他足够被称得上伟大，而对于曹操的言行品性，其实没有必要去探讨，因为人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
三、结束语
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资料，对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进行了分析，在文学作品之中，曹操被刻画成为一个阴暗的人，但是在历史资料中，曹操的丰功伟绩几乎快要遮盖住他的阴暗面，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曹操，是一个双重性人物。我们在分析研究他的时候，就必须辩证的，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对于其的历史地位，以功过为评判的标准。对于曹操这个人的评价，要客观，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其实，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其作为历史文学作品，罗贯中写作的出发点就是“拥刘反曹”，因此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了一个阴险毒辣、一代奸雄的曹操。《三国志》是本历史书，讲求真实性的记载，所以在我们研读中，又会发现一个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略与不同，还散发着光辉的曹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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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 篇4
一、曹操的文学形象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充分地显示了其奸伪的本质。这得益于类型化写作的优势,直接将曹操这个人物,以纯净的形态展现,通过典型事件的描写加工,明晰的将人物在生活中的面貌所展示出来。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时期的曹操,就已经表现出狡猾奸诈的本性,在小说中,曹操首次登场亮相,就向读者展现了他幼年装病,诓骗叔父。见到自己不喜欢的叔父,并没有像普通的小孩一样躲避起来,而是动用心机,想尽办法名正言顺的不与之见面,这一情节的刻画让人感受到曹操的狡猾,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半点后天的影响。装病这一行为从客观上看,并不能被称作“奸伪”,至多算作小孩子顽皮起来的玩笑。但这个人可是“曹操”,普通小孩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同时这也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刻画,为将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诈机变做铺垫。
青年时期,曹操壮志凌云之态已经开始展现起来,在基层任官期间,由于精明外加胆识过人,被称为“命世之才”深得太尉桥玄器重。渐渐曹操开始名声大震,“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是当时名士许子将对曹操的评论,一语道破了曹操的雄心壮志和雄才伟略。在这一时期,曹操确实是做过一些好事的,他不畏强权,敢于除暴安良。积极的招兵买马,讨伐暴虐的董卓。自告奋勇单枪匹马的去行刺董卓,但行刺没有成功,曹操急中生智,以献刀为由骗过董卓,在董卓起疑心之前骗马逃脱,曹操的大智大勇尽现眼前,也在众人面前展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出色素质。他慧眼识珠,提拔关羽张飞等人,从而在讨伐董卓的战役大获成功。但是他出于误会杀死吕伯奢全家,讲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无半点愧疚之心,也暴露出他残忍阴暗,极端自私的本性,这句话,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出发点,更是他全部的人生哲学。
在曹操逐渐的掌握实权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野心和奸诈。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曹操割发代首的情节。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行军途中,曹操下令军队不得践踏百姓的麦田,但是由于自己的马受到了惊吓冲入麦田,曹操成为第一个违背军令的人,为此,他招来行军主簿,对自己的违令问责,为了表明自己的法度严明,当即就要拔剑自刎,但是在郭嘉的劝导下,最终以割发来代替了。曹操当然不会真的拔剑自刎,作为弄权者他只是在演戏,以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这过程中实现了一举三得,即严明了军纪,向士兵军官表明执法的公平性,赢得纪律严明的美名,同时得到了百姓的谅解,保住了性命。狡猾之形象跃然纸上。
王垕,在正史上并未见其名,出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七回,是曹操征讨袁术时的管粮官。在建安二年,曹操大战袁术,军中缺粮,军队士气不高,当时军中已将开始传言粮草不足了,这样的情况不利于稳定军心。在曹操的示意下,王垕以小斛发粮给士兵,王垕觉得此事不妥,提出异议,但是曹操告诉他他自有办法。依照曹操的指示,军中果然开始怨声载道。事后,曹操秘密召唤王垕,将其杀死,对军中宣称是王垕私自克扣粮食,平息了士兵的愤怒。曹操用阴谋换来了美誉,同时也将其阴险与残忍显露了出来。
随着故事的向后推移,“奸雄”二字越来越成为曹操的代名词,罗贯中的描写也越来越突出曹操的这一性格,直到“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为曹丕能够篡夺汉室天下扫清了道路,罗贯中对于“奸雄”中的“雄”描写逐渐消失,开始着重的突出曹操性格中的“奸”,此时的曹操,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窃国贼”。曹操的文学形象全面形成。
显而易见,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于曹操的态度,是否定的,其实在历史中,是不存在正面角色或者反面角色的。但是在作品中,曹操以一个反面角色登场,完整的演绎了自己的阴险狡猾,奸诈毒辣,大奸大恶,十恶不赦,成为了文学世界里的第一大恶人。
二、曹操的历史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但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历史。对于曹操形象的研究,还应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之中去探究。曹操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着的大量的记载。其实像曹操这样的在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在世时,就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史学家在记载他。其中,《三国志》成书最早,保存的最为完整,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也成为我们研究曹操的重要原始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之中,记载了曹操的政治生涯,对他当权期间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里的曹操是一个拥有雄才伟略,推进历史向前发展的非凡人物。《三国志·武帝纪》表明,曹操在我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可以算的上是一位革新派,他当权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令,也正是这些改革,成就了他的一个个胜利。他下令减租减赋,百姓无不拍手叫好,他“禁断淫祀”,他“整齐风俗”,北方社会因此获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种种这些,连历史上某些帝王都望尘莫及,都充分的展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胆识和睿智。曹操驰骋纵横于乱世20多年,从陈留起兵到赤壁之战,为北方的安定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得不让人称赞其的军事才华。另一方面,曹操的文学造诣也非常之高,《短歌行》《观沧海》足以证明。从这些诗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阔达胸怀。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乐章,不可避免的“为尊者传”,即使是生活中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总会有一个方面是闪光的,更不必说曹操这样的拥有丰功伟绩的“治世之能臣”。好端端一个人,是不可能无端被文学作品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之人的,在《三国志》的其他篇章里,就可以看到曹操阴险狡诈的一面,证明了小说中的歹毒并非空穴来凤。陈寿在《三国志·魏荀彧传》这一篇目中记载道:“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仔细研读,“威罚实行”委婉的讲出了曹操杀人如麻,确实是个凶残之人。荀彧跟随曹操20多年,作为谋士为曹操进言献策,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但荀彧最终还是被曹操赐死了,只因在一条政治问题上的反对,令曹操心中生疑,“心不能平”。这一事情足以证明曹操的狠毒与多疑。在大大小小的城池争夺战役之中,从曹操的军法之中也可以窥得他的残酷。《三国志·魏志·高柔传》中记载:“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奏者尽杀之”,尽管在战争期间,对于逃兵行为都是严惩不贷,但是诛连亲族的,实属残忍冷酷至极。对于这一点,曹操的竞争对手孙权对其的评价也收录于《三国志·吴志·诸葛亮传》:“操之所行,其唯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的写作方法采用了“互见法”,这一方法的好处是能够将人物的真实品质给予集中的表现,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善与恶共存的,单纯的善和极端的恶都不可能在尔虞我诈,暗流涌动的官场生存,更何况是乱世,曹操有他自己的生存哲学。单以功绩来论曹操,他足够被称得上伟大,而对于曹操的言行品性,其实没有必要去探讨,因为人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
三、结束语
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资料,对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进行了分析,在文学作品之中,曹操被刻画成为一个阴暗的人,但是在历史资料中,曹操的丰功伟绩几乎快要遮盖住他的阴暗面,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曹操,是一个双重性人物。我们在分析研究他的时候,就必须辩证的,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对于其的历史地位,以功过为评判的标准。对于曹操这个人的评价,要客观,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其实,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其作为历史文学作品,罗贯中写作的出发点就是“拥刘反曹”,因此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了一个阴险毒辣、一代奸雄的曹操。《三国志》是本历史书,讲求真实性的记载,所以在我们研读中,又会发现一个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略与不同,还散发着光辉的曹操。
摘要：在中国史学界,曹操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即使是在民间,曹操的事迹也称得上家喻户晓.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奸佞枭雄,其卑鄙下作、厚颜无耻之形象令人心中不快。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中,可以看到曹操的“双面性”,既光辉,又阴暗,极具研究价值。通过《三国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分析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
关键词：曹操,历史形象,文学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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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形象化 篇5
历史与注释--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作 者：邹兴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IJIAZHU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46(1)分类号：A81关键词：历史 注释 意义 价值 理解 历史活动 评价
简析美国西部牛仔的历史形象 篇6
关键词：西部；牧牛业；牛仔；历史形象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10-03
独特的环境孕育独特的精神，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群。美国开发西部之时，正值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上升时期，世界诸强国都在通过发展完善本国的各项制度，整合国内各种资源和势力来推动国力的提升。西进运动，作为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为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犹如火箭推助器一般的作用，为美国人民大展拳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西进运动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893年，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论文，系统阐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他把边疆的消失看成是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里程碑。这种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扩张，因为征服自然以及新的地域已成为美国人的“天定命运”[1]。
一、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的畜牧业大发展
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联邦政府建立之时，美国领土只限于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了购土拓疆：通过购买、武装颠覆等手段使领土跨过密西西比河及路易斯安那地区并最终达到太平洋沿岸。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为美国采矿业和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美国政府通过立法，鼓励东部的百姓到西部从事垦荒、采矿等一系列开发活动。继1862年颁布“宅地法”之后，联邦政府针对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情况，又接连推动国会通过了“育林法”（1873）和“荒地法”（1877）。然而，由于普通百姓个人的财力、物力极为有限，无法进行大片荒地的开垦、灌溉和耕种，所以，西部的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有钱的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和大公司手中。据相关资料显示，根据“荒地法“登记的土地达914.0517万亩，而发了地契的只有267.4695万亩。其中3/4的申请人因无力灌溉，在三年期满前就放弃了购买的土地。[2]
1521年墨西哥地区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之后，西班牙的肉牛品种逐渐在此落地生根。17世纪末，墨西哥牧民把牧区扩大到德克萨斯全境。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逐渐移居至德克萨斯沿海地区，尤其是1845年德克萨斯并入美国之后，迅速吸引了大批美国人来此经营牧牛业。美国人带来的牛和当地的墨西哥牛杂交产生了新的肉牛品种——德克萨斯长角牛。这种牛毛色斑纹特别，性情温顺，善找水源，牛角可以抵御猛兽，比较适合长途贩运和远途放牧。此外，长角牛觅食的本领和消化功能都很强，在无草可食的地方，它们可以抬起前蹄，搭在树上，吃枝叶或浆果，甚至连灌木根和仙人掌都可以嚼碎、消化[3]。而且，德克萨斯地区的养牛训牛技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十分成熟。到1860年，德克萨斯牧区的牧牛量已增长到300～400万头[4]。
美国内战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大大推动了美国的城市化进程，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则意味着对肉制品需求的增加。同时，欧洲市场对美国牛肉的需求也日益增加。1860—1890年它向西欧出口的肉类和动物制品的贸易额由150万美元上升到1 730万美元[5]。
二、西部牛仔的理想与现实
19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长期掠夺式畜牧导致西部牧区灾害频发，各个牧场逐渐转变了传统的牧牛方式，改散养为圈养。此外，从事牧牛业的业主数量不断增多，牧牛数量持续增加，压缩了牧牛行业的利润空间。所以，西南部的牧场主纷纷裁员，许多牛仔另谋他职，草原上矫健的身影也越来越少见到。牛仔时代结束了，但牛仔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心底。随着文学、电影等大众传媒的发展，牛仔文化逐渐广为传播。牛仔们独特的服装、语言、歌谣、娱乐方式经过世人的演绎，成为牛仔文化的重要内容。牛仔们奋进、开拓的精神及相关的传奇故事成为美国文化的主要元素，激励着一代代美国人。英国历史学家哈里·艾伦曾说道：“半个世纪以来，牛仔的传奇吸引了千百万人。它投合了人们的心意并且一直是这样。由于它有像戏剧和小说那样固有的价值，有使人产生共鸣的那种野外风味，所以对老老少少都有的吸引力，具有一种永恒的时代性。”[6]素有“牛仔总统”之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对牛仔的评价十分中肯：“牛仔在牧区里度过了他一生的岁月，干着他毕生的事业。牛仔能从容、坚忍、刚毅地面对死亡，具有勇敢、好客、耐劳和冒险精神，是美利坚民族不屈的先驱者。”[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W·萨维奇在其主编的《牛仔生活——重建美国神话》一书中提到：“人们很难想象，假如没有牛仔这个形象，美国的文化，不管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会成为什么样子。要找其他形象来取代它，简直太难了。什么猿人、太空人、枪手、还有超人，都曾名噪一时，可哪一个也不曾把牛仔的形象给压下去。”[8]
“在好莱坞生产的全部影片中，几乎有1/4是与牛仔有关的西部片。”[9]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影视文艺作品对大众起了不小的误导作用。美国学者拉蒙·F.亚当斯曾有过一段客观的评论：“在美国的舞台上，或许没有哪个人物会像牛仔一样引起大众的兴趣和好奇。牛仔的辉煌是短暂的……几乎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然而，对于成百上千个美国人而言，他已经演变成为冒险和刺激的化身。人们只要浏览一下报摊、影视节目预告，就会明白牛仔对于我们的文明所产生的力量。遗憾的是，影视屏幕和书刊里有关他浪漫的神话淡化了真相，使一般读者往往对他究竟是何种人物、他如何生活和工作全然不知。”[10]
比如，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好莱坞拍摄的大量“西部片”中，位于长途赶运终点的牛镇，简直成了牛仔们放浪纵欲的渊薮[11]。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雷·A·比林顿断然否认电影和小说中极力宣扬的“一切靠武力解决”的神话。他指出：“在所有牛镇只有3人由于犯罪而被处死，其中没有牛仔……经历了长途赶运的艰辛的牛仔们，在到达目的地后决非超凡脱俗的圣人，但是，他们从未陷入传说中的那种浮华的罪恶之宫。”[12]
理想中的牛仔形象与现实相差太多，因为理想中的形象寄托了人们渴望自由、公平、正义的心理需求，而文艺作品恰恰迎合了大众的这种心态，所以，真实的历史往往显得比较冰冷。
三、真正的西部牛仔
在大多数人眼里，美国西部牛仔极富传奇色彩和神秘色彩，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代表。在文艺作品中，牛仔通常都是头戴宽沿高顶毡帽、腰挎左轮手枪、腰缠子弹带、穿着适合长时间骑马的牛仔裤或皮裤，足蹬一双带有马刺的高筒皮套靴、颈部围着一块方巾、骑着快马风驰电掣、形象彪悍而洒脱，从内向外都散发着雄性的气息。然而，文艺作品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牛仔的荧幕形象并不是其真实的历史形象，牛仔的生活也远没有那么浪漫传奇。
首先，从名称上讲，“cowboy”并非一直是西部牛仔的英文称呼，“在各州他们同样地以‘cowpuncher或‘puncher出现，而‘punching就是放牧的公认术语。在俄勒冈州，他们还经常被称作‘baquero、‘buckaroo、‘buckhara或者‘buckayro，这些都是西班牙语‘vaquero或‘boyero的变形，而且都被约定俗成地称为‘bucker。在怀俄明州，他们更多地被称为‘rider。”[13]
其次，从人员构成上讲，叛变的士兵、黑人奴隶、白人奴隶、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是西部牛仔的最初来源。而且，牛仔并非像影视作品中那样几乎全是白人，黑人也占相当比重。“在3.5万名踏上牛道的牛仔中，有5000多名是黑人，”[14]，约占总数量的1/7。他们大多是逃亡的黑人奴隶，或是为了躲避东部种族歧视而来到西部的，然而西部的生活也并不安逸，甚至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历史学家肯尼斯·W·波特经过较深入的研究指出：“很多黑人牛仔像白人牛仔一样被雇佣，但是在一个牧场或一个赶牛队里，他们干得都是最艰苦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能升到工头或赶牛老板的地位。在牧场里，黑人和墨西哥人经常被指派为看马人，照料那些不马上使用的备用骑乘马。而看马人的工作是牧场里最低下的工作。”[15]总之，在西部牛仔群体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数量虽少，但不让须眉）；有青壮年人，也有上了年纪的人和未成年人；有为了几美元而挣扎的穷汉，也有白手起家的富人；有乡下的穷苦小伙，也有想讨口饭吃的城里青年。一般意义上，“标准的牛仔是17～18岁的青年男子汉。”[16]
最后，从日常生活上讲，牛仔们鲜有影视作品中的美女、美酒与无穷无尽的争斗，相反，辛劳的汗水和牛群踏起的烟尘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放下平常的牧牛、赶拢及细小琐碎的事务暂且不论，下面仅以运输牛群为例，就可见牛仔生活之艰辛。
此外，他们并不是枪不离身。毕竟，牛仔是工人不是枪手或猎人。“弗兰克·S·哈斯汀在《S·M·S牧场的故事》中称，他在该牧场生活了17年，从未见过一个牛仔佩带过手枪。只有牧牛队总是配备一支不论是任何型号的枪。”[12]
每天，天蒙蒙亮牛仔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牛仔的饮食、营养不足而且单调，主要是豆子、猪肉干和咖啡。“1882年，‘T5牧场从堪萨斯边界城镇雇了奥利弗·纳尔逊当厨师。他的厨房就在牛仔的工棚里。纳尔逊为牛仔们做的第一顿饭只有面包、咸肉、加面粉的肉汁和一杯糖水。他用车拉回牧场的食品包括20磅达勒姆公牛肉、几小盒糖果、100磅糖、一盒重160磅的生咖啡、500磅咸肉、20包面粉、200磅豆子、50磅苹果干、一盒苏打和一包盐。”[18]平常伙食就已非常单调了，驱赶牛群的日子里，吃得就更加粗糙了。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比林顿在其名著《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一书中写道：“好莱坞影片以及电视屏幕上的形态优雅的英雄，与在开阔牧场的全盛时期为照管牛群而辛苦工作的牛仔们毫无相似之处。”[12]尽管如此，富有冒险精神，崇尚自由生活的年轻人仍然对西部牛仔生活充满期待。“正是想象上把这种牛仔生活过分理想化、浪漫化与东部把人变成机器、毁灭民主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是包括富家子弟在内的青年人把牛仔视为他们实现‘美国梦的最好选择。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西部牧区去寻找独立、自主和冒险的生活。”[19]可以说，去西部当牛仔寄托着人们既要吃饭又要自由的生活愿景。
四、结语
美利坚的民族精神奠基于随“五月花”号而来的清教徒精神，这和牛仔精神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开拓进取，摆脱传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可以说，牛仔精神，是清教徒精神的良好继承。也许，清教徒的形象对东方人来说相对模糊，但是，当我们一提到西部牛仔，那筚路蓝缕和彪悍坚忍的开拓者形象一下子就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西部牛仔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的西部劳工，不仅为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而且对美国大众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美利坚民族的文化内涵，是美国梦和美国精神的卓越代表。
作为美国社会重要的文化符号，西部牛仔在小说、电影中的形象与历史中真实的牛仔形象有着很大不同：枯燥乏味的牧牛工作代替了浪漫刺激的游侠生活，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代替了酒肉穿肠的洒脱人生。但是，永远不变的只有那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不屈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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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形象化 篇7
一、形象化教学方法有利于课改理念的贯彻
新课程改革为教师和学生重新作出了定位, 教师和学生不再是传统课堂上一教一学分工明确的两个部分, 而是互相促进、教学相长的统一。新的教学理念求教师转变自己的职能, 从教授者向引导者转变。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成为教师最重要的教学任务之一, 形象化是激发学生兴趣动机有效的方法之一。
二、形象化教学方法有助于新课标的实施
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对于学生应该获得的知识和能力明确分为了记忆、阅读和观察层次以及表达交流能力的要求, 在过程与方法这一维度上提出了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学习方法三个层次的标准。另外德育目标更加全面。
形象化能够借助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全面展现历史上的事件、人物、景象、文明成果等, 能够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助于记忆形成。还可以营造具有真实感的历史情境, 对于情感的生发、态度的明确、价值观的养成都是非常有效的。
三、形象化教学方法有助于初中历史教学现状的改观
初中历史课程地位重要, 但是其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 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初中生历史学习普遍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内容太过枯燥、理论难以理解、结论难于记忆、历史知识在生活中实用价值太小。
对初中历史教师进行了以下几个问题的访谈:怎样认识初中历史教学的本质;如何看待学生的学习动力;如何体现历史课堂的趣味性;怎样看待学习过程。
老教师倾向于课堂知识的传授, 专注于讲授技能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不注意过程, 青年骨干教师兼顾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新教师也能兼顾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部分青年教师注重过程, 但是很少能够制订出可行的过程性评价量规。
历史形象化 篇8
关键词：美国历史题材电影,英雄,形象
在世界浩如烟海的历史题材电影中, 美国的历史题材电影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影响之深远, 都是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题材电影所不及的。美国历史题材电影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发展成为一种集多种类型电影特征为一体的宽泛意义上的电影形态, 其题材涵盖远古、圣经时代、中世纪、近现代历史, 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战争、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而且, 由于美国历史题材电影自电影诞生以来, 其形式、内容和风格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 作为观众的认知标准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认为非历史的, 现在可以整合到泛历史文本当中, 观众也会作出历史意味的价值判断。历史因人而异, 历史题材电影也因拍摄人而异, 同一历史题材, 既可以做此种意义上的读解, 也可以做另一种形式上的解读, 这既有拍摄者的个人历史观念的影响, 也受拍摄时代文化社会因素的制约, 即使是同一部影片, 观众都可能作出不同的理解, 而这其中, 对于历史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耐人寻味。
历史从来就不缺少英雄。美国历史题材电影史就是一部大写的英雄史, 无数英雄在影像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尽情舒展出英雄的丰姿。美国历史题材电影延续着美国好莱坞典型的电影风格, “‘英雄情结’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生产与消费的绝对主体, 英雄经验在无数摹本中从方方面面不断地累积, 建构了好莱坞电影美学中英雄的价值观, 英雄叙事因而成为好莱坞的经典叙事。”
美国历史题材电影的英雄之多也许是人们出于对历史的不可把握性、复杂性和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的感觉, 而希望自己或类似英雄似的人物能够指引出未来的方向, 避免可能的失败或消散心中的恐惧, 从而能够把握未来的命运。正是因为历史题材电影描写的是历史, 在对历史的顺叙描写时, 他人或英雄人物是如何在变幻莫测的现实基础上把握变动不拘的未来历史的命运、决定自己的未来的, 在一个现实、安全的影像世界里便可对即将可知的历史命运作出安全的非自我的预测。成功时自是对类似自身命运的一种正确把握, 而失败时却是他人的命运历史, 在已知的情况下即可作为自身命运的借鉴。“英雄是从想象与象征的文化谱系中抽象出来的, 他们为人们提供了试图效仿的典范”, 人类是善于学习、模仿的动物, 天生具有善于借鉴、吸收的智慧。英雄的历史之具有的可看性与借鉴性更是高于一般历史的, 因为即使是英雄的失败也是比常人的失败更具有借鉴性, 而假如是一个成功英雄, 那么其价值就具有更高的可借鉴性与可学习性了。这也是美国好莱坞总是给英雄美满的结局, 而总是给悲剧历史留一个光明的尾巴的原因。而且, 在影像中历史不久即可得知, 在现实中不可知的历史却又如何得知, 这就需要历史题材电影带给人们的思考和探索了。也许人类自身将会遭受历史的某种相似命运, 也许人类历史将走入一个更不可预测的未来, 在未来没有到来以前, 只有历史可供借鉴。在现实中对未知命运的恐惧需要找到适合的排遣方式, 而作出历史式的消解也许是一种最两相得益的方法。而要消解恐惧与不安, 就要有终结这一恐惧的有力力量, 于是, 影像中的历史英雄就开始了扭转乾坤的壮举, 结果是恐惧的一面被影像的力量所打破, 在历史的消解中战胜了不可知的未来。历史战胜了未来, 现实被抛在了一边。
美国历史题材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可谓种类繁多, 有帝王英雄、将领英雄、平民英雄、民族英雄、战争英雄等, 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赋予了英雄不同的含义。但不管是何种英雄, 必是具有人性的人之英雄, 即便是改编自神化, 也是对之作出人性化的处理, 如《特洛伊》。同样, 即使是尊贵如帝王, 也是具有普通人的血肉情感的, 如《亚历山大大帝》、《亚瑟王》, 这样做, 在达到一种整体平衡后是观众对英雄产生心理认同感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而出身平民的英雄人物, 就赋予他们极为不同于常人的天赋或高于常人的智慧、武力, 如《天国王朝》, 这样又从另一方面达到了观众预期的英雄高度感, 而不至于使其淹没于常人。而作为将领型的英雄则一般具有悲剧般的命运, 使人不期然对其产生同情, 而不论其所作所为如何, 如《角斗士》、《巴顿将军》。
这些英雄人物所具有的超乎常人的能力总有其合理的来源。《特洛伊》的阿喀琉斯是神的后代, 介乎人神之间, 是天生的绝世战士, 这就使其在战场上的战无不胜有了合理的解释;《天国王朝》的巴里安是十字军骑士的后代, 更在其领主父亲的教导下迅速成长, 从而文韬武略均有所成;《勇敢的心》的华莱士是苏格兰英雄的后代, 更有一个智者般的叔父和广游天下的视野。而作为个体的英雄又是各具特色的。阿喀琉斯狂放桀骜, 不受羁绊, 充分展现了其神性般的自由自在;巴里安多愁善感, 面对危险坚挺不屈, 面对挫折百折不挠, 面对失败处之泰然;华莱士刚强中不乏温情脉脉;亚历山大对敌人宽厚相待;亚瑟王对朋友有情有义;巴顿将军治军严厉而夸夸其谈。英雄的各具特色使观众情不自禁地将自身情感投射到这些英雄身上, 找到与他们相同的地方, 从而取得自身投照式的认同, 无意识地将自己认同于影像中的英雄, 从而在历史的天地里放飞英雄的梦想, 释放现实中积聚的不尽意与失意的感觉, 在想象中获得超越真实的力量。
“英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没有英雄情结的人生则是悲剧人生, 而英雄精神的延续不仅在战场, 也在银幕上。”对英雄的最大写恐怕就是作为“民族英雄”这一形象了, 如《勇敢的心》中的华莱士。它不同于帝王、将领英雄的先天身份优势, 也不同于平民英雄的自我奋斗, 而是将几种英雄人物的特征集于一身――出身如平民英雄, 奋斗如战争英雄, 归宿如帝王、将领英雄, 民族英雄身上承担着太多非个人的意义与作为集体的他人的期望, 更有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历史沉荷。而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如意、无奈的心情又常常伴随着最爱的伴侣的逝去而无处倾诉, 于是, 情感的重负与现实的重压常常使英雄的反抗带有悲壮的意味, 他们身上不可能有《特洛伊》中阿喀琉斯般的神采飞扬、《天国王朝》中巴里安式的忧郁安详、《角斗士》中马克西默斯的镇定与隐忍, 他们的结局也就往往朝着悲壮的道路前行。
英雄的壮举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产生, 总是有一定的起因和缘由, 哪怕并非是历史史实而是编导的安排。“并非任何个人勇敢的表现都是英雄的起因, 而只有那种为服务于人民、先进阶级的利益和人道主义观念的高尚目标所证实的东西, 才是英雄的起因。”《勇敢的心》中华莱士反抗英军源于妻子的无端被杀, 从而使国仇家恨一并迸发;《特洛伊》中阿喀琉斯是朋友用史上最伟大战争的号召引发了他天生的战斗意志;《亚历山大大帝》中亚历山大率军远征既有捍卫新王国的需要也有对他母亲的刻意逃避;《亚瑟王》中亚瑟领导人民是要保卫他们的家乡不受野蛮人的进攻;《天国王朝》中巴里安则是为了捍卫故世国王的国土和保卫城市的居民不受屠戮, 达成父亲的心愿;《角斗士》中马克西默斯是国仇家恨、个人悲惨命运的交织所作出的复仇的最终了断。可见, 英雄的壮举也具有凡人的情感特征, 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救世主, 这也是观众能够作出与英雄身份不至于差别太大的认同感的原因之一。在这里, 英雄的身份又与其壮举的产生息息相关。华莱士是英雄之后, 广受众人拥戴;亚历山大作为帝王有其身份上的天然性;巴里安之父与两代国王交往甚密, 他本人又对国王敬重有加, 国王之妹又是其情人, 种种身份上的交织使他必须肩负起护城保民的责任;亚瑟作为罗马派遣保卫英国的圆桌武士首脑, 在英国遭受异族侵略时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保卫的责任。可见, 英雄总是在适当的时代环境中作出时代赋予他的壮举, 这又是他们区别于凡人之处, 而这种区别又是观众所需要的。
美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英雄并非都是孤胆英雄, 他们也与常人一样, 有亲密的朋友与战友,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真情流露。英雄对朋友自是仁爱有加, 而朋友对英雄则是敬佩有加之余忠诚无私。并肩的战斗在大写了英雄的业绩之时也培养了朋友之间的友谊, 患难来临之时的不离不弃又见证了朋友友谊的真诚宝贵。这种对英雄友情的刻画不仅升华了英雄的人格品质, 又在另一程度上加深了观众的自我认同感觉, 使之区别于孤胆英雄的难以接近, 而获得一种身份上的贴近感。即使英雄如《特洛伊》中阿喀琉斯也是朋友成群的, 严格来说, 他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友谊性朋友, 如英雄奥德修斯, 又有亲情意义上的朋友, 如他的表弟, 同时, 还有一群为他奋勇而战的部属意义上的朋友;《天国王朝》中的巴里安最接近孤胆英雄, 但他除了有一群父亲留给他的部属意义上的朋友外, 还有一个敌手意义上的朋友, 撒拉丁的大将, 甚至可以说, 他真正意义上的敌手撒拉丁也是他精神层面上的朋友, 正如一个好敌手就如一个好朋友一样;《角斗士》中的马克西默斯有一群同生共死的角斗士朋友, 还有政治联盟意义上的朋友和部属意义上的朋友;相比之下, 《勇敢的心》中的华莱士的朋友可谓多种多样, 有儿时朋友、并肩战斗的朋友、部属朋友、政治联盟朋友、道义朋友、背叛后复又肩负其遗志的朋友, 众多宽泛意义上的朋友也正是一个民族英雄所需要具备的博大胸怀的体现, 而即使他死后, 依然有众多朋友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战斗直到取得最终胜利, 从这一层面来讲, 朋友实已成为他精神不死的寄寓和见证;《亚历山大大帝》中亚历山大大帝的友情更多的带有一种政治笼络的成分和个人暧昧的含义;《亚瑟王》中亚瑟的圆桌骑士朋友则在提倡平等的信念中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亦中:《欲望与满足——试论好莱坞如何征服观众》, 《电影艺术》2003年第4期
[2]许婧:《美国史诗电影:关于英雄的梦想》, 《艺术评论》, 2004年第11期
[3]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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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形象思维与历史教学 篇9
所谓形象思维, 是指用形象去反映和把握客观事物, 因而具有直观性、具体性、情感性和生动性等基本特征。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 历史形象思维又不同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形象思维。第一, 后者可以直观地观察和认识思维客体, 并且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择和摄取创作素材;而前者只能间接地从各类文字材料、历史文物、考古遗迹和口头传述中去把握思维客体, 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间隔。第二, 后者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 其思维形象可以拼凑和塑造。如《水浒》中的李逵、《阿Q正传》中的阿Q等, 这些文学形象源于生活, 贴近生活, 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形象的概括、集中与融合, 但却不一定需要有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依托。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1. 形象思维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 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的, 但又是瞬息即逝、无法再现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已经在永恒流动的时空中消失, 学生们今天所学习的, 只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而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 在教材中只能一笔带过, 或略而不提。因此, 教师就需要借助丰富多彩的史料, 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充实教学内容, 再造历史形象, 努力弥补教材的不足, 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2. 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 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例如, 观看秦始皇陵、兵马俑, 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军严明整肃、威武雄壮的阵容和奋击万里、排山倒海的气势, 由此而加深对秦始皇横扫六合、廓清宇内这段历史事实的理解。其他如“虎门销烟”浮雕, 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3. 形象思维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 帮助他们牢固地掌握所学过的历史知识。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一场好的电影, 一部好的小说, 其教育意义往往大于一些专门书籍, 并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主要原因, 便在于它们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电影、电视和小说是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来刺激大脑, 产生了较强烈的条件反射, 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所记忆。
三、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归根结底, 在于史料的积累, 语言艺术的提高和直观教具的运用。
1. 注重史料的积累, 充实教学内容。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作为一名历史教师, 也需要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 为自己提供一个深厚坚实的知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 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征博引, 生动有趣, 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2. 重视语言修养, 提高教学艺术。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 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提高教师的语言修养, 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前提。语言具有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两个部分。内部属性是指语言的逻辑性、严谨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外部属性是指语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音色的和谐和语态的情感。教师语言艺术的提高, 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1) 准确严谨, 具有科学性。历史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 历史语言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 谈古论今, 叙事议人, 必须言之有据, 决不能为了追求生动性而失去科学性。 (2) 注意文采, 富有情感性。孔子主张文章应该注意文采, 同样, 语言也应注意文采。教学语言的文采, 除了文字修辞外, 还应该形象生动, 声情并茂。 (3) 通俗易懂, 力求口语化。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善于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 这种学风无论是在教学中, 还是在科研中, 都值得我们大力提倡。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所面对的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 他们的知识面不宽, 语言词汇的积累也很有限。因此, 教学语言更应该注意口语化、通俗化, 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和晦涩的语言。
3. 运用直观教具, 增加学生感性认识。
例如, 为了说明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 中学历史教材中为我们展示了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过这张画图的艺术功效和教师的生动讲述, 就可以使学生仿佛身置其间, 亲身感受到东京街头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车马行人, 以及各种商贩不绝于耳的吆喝叫卖声, 从而加深了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近十年来, 多媒体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 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 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因此, 发展多媒体教学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充分运用这种手段, 提高教学质量。
摘要：本文拟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 并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 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浅谈形象思维与历史教学 篇10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就要让学生通过对知识的直观感受和整体感知来对知识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通过从感官上初步对知识进行认识, 在对历史知识具备一定的了解后, 学生才能对知识产生兴趣, 才能激发他们对知识探索的欲望。形象思维不是枯燥地反映知识, 而是从视觉和听觉上让学生从枯燥的学习中解脱出来, 通过知识直观性、生动性的特征来引起学生对知识的兴趣, 从而使他们对知识进行深入探索。在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时, 教师不仅仅是让学生对知识进行客观地认识, 而是让学生主动地、自主地进行探索, 把知识的客观性和本质属性都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 通过对知识进行形象和感性认识, 在解决问题时能形成有条理的思维, 即逻辑思维。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共同发展的, 是互相促进的。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 由于这种特性,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的是对历史描述的文字, 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仅仅是用语言描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学生就不会感兴趣, 他们觉得教师的讲述和教材的描述都是枯燥无味的。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使他们能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使这些历史事件在脑海中再现, 对学生接受和理解都能起到促进作用。
(一) 利用形象思维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在历史知识的长河中, 蕴涵着丰富多彩的内容, 但这些事件是不能再现的, 过去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件在现在社会已经变成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 学生不可能回到过去亲自体会当时历史的发生情况,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体会。为了让学生充分体验当时历史的发生, 教师就要利用多媒体辅助工具来将当时的情境进行再现, 让学生通过观看多媒体课件来感受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 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 加深他们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在提高学生形象思维的过程中, 教师要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让他们有主动学习的意识, 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能看到事件的本质。
例如, 在教材中有唐太宗善于“纳谏”之事, 在这个事件中, 教材中进行了描述, 单纯地依靠教材学生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事件的本质, 为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教师可以对教学环节进行精心设计, 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资治通鉴》中的一段史实:在一次上朝时, 为了某个问题, 魏征不考虑唐太宗的面子, 和他争吵起来。唐太宗怕破坏了自己善于听取大臣意见的好名声, 就忍着没有发作。回宫后, 他大发脾气说:“总有一天, 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他想杀谁?太宗说:“魏征总是当众侮辱我, 叫我实在难以忍受!”皇后听后, 回到内室换了一套朝服拜于堂前, 太宗惊问何故, 皇后道:“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 魏征如此忠直, 正说明陛下是明主, 我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太宗听后, 转怒为乐。
通过观看这段多媒体片段, 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了历史事实, 形象生动的画面让学生感受到了魏征的忠厚刚直, 长孙皇后的聪颖贤惠, 唐太宗的明睿通达, 他们的形象都能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鲜明的印象, 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使他们对知识的探索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 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 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历史教材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仅仅通过文字来进行,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在教学中, 可以通过形象地感知历史事件, 从历史经验进行借鉴, 能让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运用熟练程度不断加深, 还能让学生从整体上对历史知识形成一个有条理的系统。
例如, 观看秦始皇陵兵马俑, 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军严明整肃、威武雄壮的阵容和奋击万里、排山倒海的气势, 由此而加深对秦始皇横扫六国、廓清宇内这段历史事实的理解。观看唐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 我们可以感受到吐蕃使者不卑不亢、矜持谦恭的神态和唐太宗深沉谦和、气度非凡的气质, 从而能够加深理解唐初的和亲政策和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其他如“大泽乡起义”插图,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末农民痛恨暴政、揭竿而起的历史事实, “虎门销烟”浮雕, 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三) 形象思维可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人们对看过的电影和好的小说都能在脑海中保留较长的时间, 原因就是通过形象思维与感性思维结合进行记忆的。从形象思维来说, 能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学习, 可以提高对知识的理解能力, 还能让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探索积极主动。学生对枯燥的历史知识进行记忆, 很难保持较长时间, 如果把这些知识转化成直观认识, 能让学生快速进行记忆, 并能保持长久的时间。
形象思维让历史教学“活”起来 篇11
一、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所谓的形象思维，主要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事物表象进行取舍时形成的，是用直观形象的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这一概念总是和感受、体验联系在一起。形象思维具有直观性、具体性、情感性和生动性等基本特征。在历史教学中，形象思维是指通过教学手段的恰当运用以达到更生动、更形象、更深刻地再现历史的效果。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更生动、更形象、更深刻。
历史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形象思维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推动初中历史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形象思维，用生动的史实、形象，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刻画历史，使学生犹如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由此而使教学内容更便于学生理解。
二、如何运用形象思维让历史变“活”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和不可逆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字记载的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教师必须想办法使历史变“活”。
1.丰富史料，刻画历史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史实就是课堂上下锅的“米”。历史教师只有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征博引，刻画历史，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叙事生动的史学著作不胜枚举。例如在初中历史课堂上教师就可以运用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通过提出一个个有趣的问题来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华夏祖先是谁？关公为什么受人欢迎？张衡为什么能知道千里之外发生了地震？丝绸之路是指从哪里到哪里？在讲关于唐太宗善于纳谏之历史时，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补充《资治通鉴》中的一段史实，通过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对话，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体现出魏征的忠厚刚直，长孙皇后的聪颖贤惠，唐太宗的明睿通达，使学生更能理解“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2.提高语言表达艺术水平，生动描绘历史
在多年的历史教学中，笔者发现有的学生对一些理论、时间、地点和数字背得滚瓜烂熟，但一考完试没过多久便忘得干干净净，而他们对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一些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以及教师的某个动作却长存于记忆之中。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同时语言还是一门艺术。初中生的知识面不太宽，词汇量有限，理解能力也不是很强，教师要丰富自己的词汇，提高自己的语言艺术水平，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形象思维发展。例如在讲先秦历史时，就尽量避免采用大段的古文史料，可以将其翻译成比较直白的现代文。
历史教师的语言除了要具有逻辑性、严谨性、准确性和系统性之外，还要注意语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音色的和谐和情感。例如在讲司马迁与《史记》时，教师可以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让学生欣赏《史记》，还可以通过司马迁个人充满传奇的一生，展现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精神。教师还可以结合教材的进度把《史记》中一些历史人物的特征、历史事件的场面等展现出来。例如项羽的拔山盖世，刘邦的豁达大度，荆轲的慷慨激昂，李广的胆略过人，以及巨鹿之战的壮烈，垓下之围的悲凉，鸿门宴的扣人心弦等，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感受到当年马鸣风萧萧的古战场和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动饱满的历史人物形象。
总之，作为一名历史教师，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和语言艺术水平，将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展现于课堂，让历史教学“活”起来。
参考文献
[1]彭治平.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的若干历史情况（续）[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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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历史意识中的管仲形象 篇12
在唐人的历史认识中, 管仲是位标准的、优秀的人才。唐人在讨论人才问题时, 大多以管仲作为例证, 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武则天统治时期, 大夫薛登上疏说:“国以得贤为宝, 臣以贡士为忠。”并列举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经历加以佐证:“子皮之让国侨, 鲍叔之推管仲, 燕昭委兵于乐毅。”实际上这些人才都因一些瑕疵受到别人的质疑:“子产受国人之谤, 夷吾贪共贾之财, 昭王锡路马以止谗, 永固戮樊世以除谮, 处猜嫌而益信, 行闲毁而无疑, 此由默而识之, 委而察之深也。”[1]以此来证明世间人才难得。而真正的人才, 若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和任用者, 很难发挥自己的作用。卢照邻在《悲才难》中感慨说:“若夫管仲不遇齐桓, 则城阳之赘胥;太公不遭姬伯, 亦棘津之渔夫。”[2]李白则幸庆管仲能遇到齐桓公这样的君主, 辅佐之下能取得巨大功勋:“大君若天覆, 广运无不至。轩后爪牙尝先太山稽, 如心之使臂。小白鸿翼于夷吾, 刘葛鱼水本无二。土校可成墙, 积德为厚地。”[3]
任用人才应抛弃先嫌, 把握时机, 创造条件让人才发挥作用, 这是管理国家事务者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冯用之认为:“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故君子得其机则仇雠变为心腹, 况其恩者乎?失其机则亲昵反为勍敌, 况其疏者乎?齐桓用雠, 能尽管仲之谋,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卫懿好鹤, 失于臣下之望, 国之有难, 士卒不战。夫如是, 则一得一失, 易如反掌;一兴一亡, 疾如旋踵。为国家者可不务乎?”[4]宝历元年韦处厚也曾上疏君主说:“古人云:‘人君当记人之功, 忘人之过。’管仲拘囚, 齐桓举为国相;冶长缧绁, 仲尼选为密亲。有罪犹宜涤荡, 无辜岂可终累?”[5]任用人才不看出身而看重其真才实学。
重用贤人, 远离枉侫, 是当政者必须实践的一条用人原则。很多唐人注意到并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李翱在举荐人才的时候指出:“所信者得其人, 则格于天地, 功及后世;不得其人, 则不能免其身……继绝存亡, 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 所以能继绝存亡国焉耳;竖刁、易牙用, 则不能也。”[6]皇甫湜指出:“齐桓公以管仲辅之则理, 以易牙辅之则乱。”[7]皮日休也曾指明:“若齐桓, 管仲辅之则霸, 竖貂辅之则乱。”[8]
人才问题是历朝历代都关注的重要问题, 贤能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能否顺利进行, 关涉到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唐人对管仲的关注度之高, 跟唐太宗李世民的经历和看法有密切关系。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 即位的公子小白也即齐桓公不计前嫌, 重用有才能的管仲, 成为历史上的美谈。魏征也是位有能力的人才, 他初始时辅佐的是太子李建成。唐太宗登基后, 也是不计前嫌, 对魏征加以重用。唐太宗常以二者之间融洽的君臣关系此为荣, 屡次对魏征声明:“卿罪重于中钩, 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 宁有似我于卿者乎?”[9]
唐代君主对于管仲, 也多有关注, 并从各个方面给予较高的评价。唐太宗在谈及人才政策的时候, 说:“朕遐观前载, 历选列辟, 莫不贵此得人, 崇兹多士, 犹股肱之佐元首, 譬舟楫之济巨川……况乎齐桓中人之才, 器非濬哲;汉武嗣业之主, 志在骄奢。犹赖管仲、隰朋之相, 平津博陆之辅, 既为五霸之长, 亦称万代之宗。是知得士则昌, 失人则乱。”[10]管仲在此被看做是优秀人才的代表。唐元宗在征召人才的时候说:“武有七德, 所以安人禁暴;臣称三杰, 所以战胜攻取。蜀乃一方之主, 尚得孔明;齐为九合之君, 斯繇管仲。况宇宙至广, 人物至多, 岂乏英贤, 无闻韬略。盖用与不用, 知与不知。”[11]以管仲取得的“九合”之功, 说明人才的作用能否发挥出来, 关键在于君主能否重用人才。唐文宗也对管仲取得的功勋赞不绝口:“孔明相鼎峙之国, 尚闻鱼水之词;夷吾辅霸业之君, 犹致鸿翼之喻。”[12]
对于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取得的功业, 唐人总是大肆宣扬的。管仲在齐桓公的任用和支持下,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齐桓公不疑于其臣, 管夷吾信而伯天下, 攘戎狄, 匡周室, 亡国存, 荆楚服, 诸侯无不至焉。”[6]唐人在宣扬管仲“攘戎狄”的功劳时, 并不讳言, 可见唐代的文化是开放而开明的, 这与元代的情况截然相反[13]。
中国传统历史意识中有喜好古今比附的习惯。房玄龄、杜如晦是唐代两位著名的大臣, 为初唐的兴盛贡献巨大。史书评价说:“房、杜二公, 皆以命世之才, 遭逢明主, 谋猷允协, 以致升平……若以往哲方之, 房则管仲、子产, 杜则鲍叔、罕虎矣。”[5]把房玄龄、杜如晦比作管仲、鲍叔牙, 即指两组大臣合作做出的功勋, 也指二者之间在治理国事的过程中相互帮扶, 相互补充, 关系融洽。唐玄宗统治时期, 初始时重用姚崇、宋璟两位贤臣, 创下“开元盛世”的景象;后期则惑于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臣的弄权作威, 唐王朝势颓而一发不可收拾。史书评价说:“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 幸林甫、国忠而乱, 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 幸竖貂、易牙, 亦何异哉!”[5]把唐玄宗的统治状况与齐桓公相类比, 认为中间差异不大。而在这种古今比附的过程中, 管仲的形象总是正面的, 是良臣贤能的典型和模范。
唐人对管仲的评价, 大多赞誉。其间也有提出自己不同看法的士人, 并不讳言管仲曾经侍奉公子纠, 又转而辅佐公子纠的政敌齐桓公。武德四年唐高祖平定了王世充, 王世充的手下苏世长前来归顺。唐高祖指责他归顺迟了, 苏世长说:“陛下就天顺人, 布德施惠, 又安得忘管仲、雍齿之事乎!”[5]苏世长明确指出, 管仲也是齐桓公的归顺之人, 而雍齿在刘邦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更是几经背叛, 但是二人都得到了君主的谅解, 并且封有官职。唐高祖和苏世长原有旧交, 如此一番解释, 便不再追究, 并很快授予其官职。
安史之乱爆发后, 世人以当时唐王室状况比作春秋时的周王朝, 认为:“得如管仲者一人, 以辅人主, 当见天下太平矣。”士人元结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认为:“彼管仲者人耳, 止可与议私家畜养之计, 止可以修乡里畎浍之事, 如此仲可当焉。至如相诸侯, 材量已似不足;致齐及霸, 材量极矣。”春秋时期, 对于周王室管仲应该做到:“仲之相齐, 及齐强富, 则合请其君, 恢复王室, 节正诸侯。”如果管仲能做到这些的话, “则周之天子, 未为奴矣;诸侯之国, 则未亡矣;秦于天下, 未至是矣。”但是唐时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况今日之兵, 不可以礼义节制, 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辈, 欲何为矣?”[14]即便真有管仲这样的人才生活在唐代, 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礼仪、盟誓的作用不复存在, 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兵叛的社会问题。元结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叛军的战争, 保全15城, 立有战功。对于管仲的这种评价, 应是他从当时社会背景和亲身的战争经历得出的结论。
唐人也把管仲和历史上其他人物类比进行评价。士人李翰把管仲、乐毅和诸葛亮三人并提进行优劣的评价, 认为:“管不迨乐, 孔明其伯仲之间耳。”这和当时大部分人的看法不一致, 人们普遍认为:“昔管仲相桓公,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兴齐定霸, 尊周勤王, 功其懋哉, 仁亦至矣。孔明收荆州散败之余, 建策通吴, 合从破魏, 奉先主西入剑门, 下车而三分天下, 翊戴后嗣, 续修旧勋, 刑政孚于偏方, 威德振于中夏, 虽短祚中否, 而王业殆成。乐生一为燕将, 才胜齐师, 挫衂于二城之间, 狼狈于两国之际, 军不振旅, 身卒犇亡。”乐毅的功劳应该在管仲、诸葛亮之后, 李瀚却把乐毅放在最著处。究其原因, 李瀚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以“道德”为首要评价标准, 并把“功”和“才”分开来看待, 进行综合评价:“夫才生于代, 功与运成, 固有才优而功微, 运合而才劣, 先当格以道德, 核于终始, 审其邪正, 观其去就, 然后事可明也。”即以管仲为例:“夷吾当既乱之时, 辅有道之主, 功济诸夏, 泽被生人, 信为美矣。然徼功事储, 务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礼, 盈量之意见焉。故仲尼虽称其仁, 终小其器, 止于霸者之佐, 殆非王臣之良。”[15]管仲邀功自傲, 生活奢侈, 僭越礼仪, 品德方面不如诸葛亮, 更不如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