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经济区

台湾海峡经济区（共12篇）

台湾海峡经济区 篇1

从国家支持海西区建设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中国新的次区域经济主体——台湾海峡经济区基本形成[1]。海峡经济区的发展自然备受关注,新闻界、学术界、政界等发表众多有关海峡经济区的文章。2012年7月,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主题为“海峡两岸经济”的有3 207条记录,主题为“海西经济”的共有471条记录,而主题为“海峡经济区”的记录有223条;在SpringerLink (施普林格数据库)检索主题“the taiwan strait economic”的只有67条记录。可见学者研究海峡两岸经济的众多,涉及面广,但基于狭义的海峡经济区概念下的研究并不多,其中又以定性类文章占多数,定量化研究少。目前已有的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定量化研究大都基于两岸经济角度展开的,属于广义的台湾海峡经济区范畴。

1 台湾海峡经济区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提出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及对台经贸关系的发展逐渐清晰。从已有的文献看,其形成过程经历三个阶段。

1.1 萌芽阶段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5年福建省提出海峡西岸繁荣带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台商投资相对集中于沿海地区,政府引导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198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经济特区;1985年国务院决定扩大开放领域,将闽南三角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作为率先发展的经济开放区。1987年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与北京专家共商福建经济发展问题中首次出现“珠联璧合的台湾海峡经济区”构想[2]。1995年福建省政府提出以厦门经济特区为龙头,加快闽东南开放与开发,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3]。此后,海峡西岸繁荣带由最初指福州到漳州的闽东南沿海地区扩大到福建全省,但这些认识都只是考虑到福建省自身建设,还没有看到海峡经济圈的范畴。

这期间学者研究的文献资料也较少,对海峡经济区的边界暂未达成一致,是海峡经济区概念的萌芽期。有学者们提出“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南中国经济圈”等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最早研究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学者一得在《世界经济研究》(1991年)杂志上发表《台湾海峡经济圈的构想及其前途》一文,认为福建、广东、海南等省和港澳台地区形成的台湾海峡经济圈属于松散型经济合作形式[4]。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圈对于推动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亚太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提升世界经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1.2 雏形阶段

这一时期为1995年提出海峡西岸繁荣带后至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海峡经济区区域经济板块初现端倪。期间,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日趋紧密,台湾与沿海地区经贸关系密切,海峡西岸概念进一步扩大。2003年,福建省明确提出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海峡西岸经济区与海峡西岸繁荣带相比,发展内涵更为丰富,这是海峡经济区构建的基础。2009年,国务院支持海西经济区发展的政策相继实施[3]。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通过政策协调、资源整合、产业对接实现经济大合作,海峡经济区(包括东岸台湾和海峡西岸地区)具有作为“试验田”的先天优势[5]。

在这一时期开展研究的学者较多。2005年前代表性的学者有刘克辉、全毅、陈修颖、张良强等。学者刘克辉详细分析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整合趋势,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三方面论述台湾海峡经济区形成的必然性,主张全面实施开放战略,促进海峡经济区的形成[6]。全毅等人提出构建海峡经济区的基础、战略目标、功能定位、发展模式与原则、总体思路与推动策略等。陈修颖从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角度探讨闽台经济一体化促进台海经济圈形成的历史趋势,并用台海空间要素禀赋差异形成的两岸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体系证实了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初步形成[7]。

2005年由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共同组织设立“海峡经济区(高层)论坛”,这标志着社会各界对海峡经济区基本达成共识。此后对海峡经济区的研究进入高峰期[8]。这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叶飞文、黄绍臻、高国力、石正方、邓利娟、刘震涛、王秉安、李闽榕、唐永红、王勇、安增军、林祖嘉等。学者们在《理论参考》(2008、2009年集中发表两岸学者的系列论文)、《福建论坛》、《宏观经济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光明日报》、《东南学术》、《发展研究》等发表系列文章,论证海峡经济区可行性、必要性及其实施战略,对海峡经济区的构想、界定、性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模式与交流合作等方面全方位展开讨论。叶飞文在2005—2008年连续发表六篇文章,比较分析中国主要经济区及海峡经济区增长极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海峡经济区的内涵、功能定位、生产力布局等。黄绍臻主要探讨了海峡经济区的性质、基本内涵、定位、发展模式,ECFA与海西区先行先试的作用等。高国力主要分析了海峡经济区区域基本思路与重点领域。石正方、邓利娟以空间结构及其特征作为分析点,探讨海峡经济区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刘震涛、王秉安、李闽榕、唐永红、王勇、安增军、林祖嘉、张作兴、巫永平、程恩富、张向前等学者还就海峡经济区建设战略重点、合作机制、区域体系建设等角度进行深入讨论,对构建海峡经济区,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1.3 成熟阶段

学者们一致认为海西经济区的发展和“一国两制”构想为海峡经济区形成奠定基础[9]。2010年6月,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标志着台湾海峡经济区建设进入成熟阶段,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制度化、常态运行时期。台湾学者王腾坤认为ECFA的签署是两岸政治与经济整合的关键[10]。曾华群、胡焕武等人从法理的角度探讨ECFA的作用,并认为ECFA是一个具有两岸特色的弱化组织机构的特殊区域国际经济组织。

刘震涛、魏澄荣、张远鹏、单丽玉、盛九元、刘雪琴、池敏青等人探讨了ECFA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刘震涛提出要在海峡经济区内形成若干个具有“扩溢”效应的产业联盟。魏澄荣把闽台合作放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位置上分析,认为要完善产业链配套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单丽玉则认为新时期要有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和产业链形成,着力推动两岸双向投资,在临港工业、现代农业、传统优势产业等方面加强福建与南台湾产业合作。张远鹏认为要调整新时期两岸经济合作模式,体现在从民间上升到官方、从第三方市场上升到内外统筹、从产业链的低端向中上游延伸以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

在先行先试方面,平潭综合实验区(2009年设立)将实行“双币制”和“五个共同”的新模式。赵峥、李娟等学者认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具有独特的区域价值,是两岸融合的战略节点,可以作为海峡开发开放的示范区,打造成海峡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极。林祖嘉、谭瑾瑜强调海峡经济区要在ECFA中扮演先行者角色,在相关配套措施及法令修改与执行上,作为两岸自由贸易协议开放的先端;指出产业发展和闽台合作是重点,ECFA提供新一轮发展机遇,在推动两岸直接三通、扩大双向合作交流方面大有作为,建议金门、马祖与海峡西岸经济区成立自由贸易的试点[13]。唐永红认为在推动两岸经贸自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厦门特区可以在两岸货物、服务、投资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厦门自由经济区。

不少学者还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探讨台商大陆投资、经贸发展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及其效应,间接论证了台湾海峡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性。初期阶段(2005年前)研究的学者较少,代表性的学者有张传国、李非、刘震涛等;后期阶段由于资料较为完整,两岸关系较稳定,研究内容日渐丰富。

2 台湾海峡经济区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构想、界定

经济区(圈)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若干个行政区划相对独立、经贸关系互相联系的地区构成的经济区域概念[12],以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差异性、经济结构互补性以及五缘关系等为依托形成经济协作区。学者们认为海峡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意义。海峡经济区将成为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之后新兴的经济增长极,是亚太地区以至全球最具增长活力的经济板块之一。

对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空间界定,学者们观点不一致。一得学者认为台湾海峡经济圈包括福建、广东、海南等省和港澳台地区,以非政治性的松散型经济合作形成存在[4]。全毅、张良强认为台湾海峡经济圈是指以台湾海峡为纽带,以福建和台湾两省为中心,南北衔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由福建、台湾、广东、江苏、浙江、上海、香港组成的东南沿海经济板块[13]。程恩富、蒋爱洁考虑到行政区划的现实性、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认为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范围具体是指台湾与福建两个省份,其他属于辐射和波及范围,与陈修颖的界定一致[14]。大部分学者对海峡经济区的空间界定等同于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峡东岸(台湾省),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加上周边的浙南、赣东南、湘南、粤东部分地区所组成的区域[15]。王秉安、李闽榕、叶飞文等学者以两岸中心城市群为基点,指出海峡经济区包括台湾三大都市经济圈和海峡西岸五大城市经济圈[16]。石正方、邓利娟、黄绍臻认为经济功能性一体化是基础,最终要实现经济机制性一体化,海峡经济区的边界具有三层重迭的空间结构,分别是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祖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的时空动态演变过程[17]。祖国大陆与台湾是最完整意义的海峡经济区,与1993年世界银行对中华经济区(CEA)的界定相吻合。

2.2 台湾海峡经济区性质、功能与定位

由于台湾地区与香港、澳门一样同属于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两岸三地之间已有成功的经济合作模式为海峡经济区提供了范式。黄绍臻等人指出,海峡经济区是同一主权下的不同关税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5]。海峡经济区首先应该是功能性经济一体化,而非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是两个相邻区域出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有效配置基础上自发的经济协作体。海峡经济区是世界经济的战略通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载体,是大中华经济统筹协调的关键地带,是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基地。海峡经济区是两岸三地的联结点,是衔接长三角、珠三角的关键地带,将有力地推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成为祖和平统一的纽带区。巫永平、王花蕾认为产业集聚区将在限定的车程范围内的城市群落间形成[18]。“大三通”后,海峡经济区符合这一地理要求,两岸联手有望共建“亚太经贸枢纽”和“面向太平洋的航运中心”。海峡两岸经济的互补性加上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得海峡经济区将成为新兴的中国经济板块[19]。张向前等人认为通过闽台合作,助推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和世界经济、科技、文化重心之一[20]。

2.3 台湾海峡经济区发展目标、模式

海峡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相比,闽台两省特色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有阶差,产业分工协作空间巨大,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产业分工合作推动型[21]。叶飞文等人认为海峡经济区的发展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由点-线-环状发展模式,进而形成区域性经济圈[22]。海峡经济区是以闽台为核心区,以浙南、粤东为紧密区,外拓内联,着重发展中心城市群、城市带。黄绍臻、李闽榕等认为海峡经济区将经历经贸正常化——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共同市场的渐进一体化过程。杨晓晶、袁书琪认为港口经济的乘数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有力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港口条件是海峡经济区独特而非常关键的因素,宜采用港口推进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依托港口群,内外联动,促进厦门、福州、泉州三大产业基地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抢占产业分工合作链条上的关键环节[23]。高国力从区域规划的角度指出海峡经济区是连接珠三角的重要桥头堡,要以“一主一副三组团”[24]。

2.4 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主要以台商大陆投资为主形成的两岸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研究闽台经济合作特别是农业合作也较多,有关祖国大陆对台投资的研究少。这是由于祖国大陆对台投资起步很晚,虽然2001年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投资出现松绑,但由于限制条件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到2008年,祖国大陆对台投资才进入真正实施阶段,总体上显现投资领域局限、投资规模小、发展缓慢,投资结构层次偏低等特点。

两岸经济合作经历了垂直分工(90年代初前)、混合分工(90年代中后期)、多元分工格局(21世纪以来)三阶段。从台商大陆投资结构看,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以制造业为主,近年来投资领域逐渐发展向层次较高的零部件及原材料产业、自然资源开发、百货、零售、饮食、娱乐、房地产开发、金融及旅游等产业。出于产业升级与完善的产业链需要,台资产业显现集聚,并进入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同步发展阶段[25]。从台商大陆投资区位看,新兴的经济区域如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倍受欢迎[26];其次是珠三角、西部中心城市。海峡经济区特别是福建在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初的台资投资高峰期后,受两岸政治等因素影响,其吸引力不断下降。王秉安、李闽榕、王勇从竞争性区域构建视角指出,要从基础设施、城市联盟、自由经济区、经济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着力推进形成海峡经济区内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唐永红等人认为需要在福建平潭、东山设立对台自由经贸区,把厦门港、福州港建成国际保税区,作为两岸经贸先行区以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27]。按照台湾现代产业特点和发展趋势,利用福建对台优势,在现有基础上做好台商投资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产业、园区、县市对接合作,主动承接,积极争取,打造两岸产业多领域、多元化、纵深化的合作聚集基地[27]。

2.5 台商大陆投资区位选择

台商大陆投资的区域分布形成海峡两岸重点经济合作区域。郑伟民、黄德春、张传国、李非、陈恩、段小梅、肖文、王华、王成超、黄民生、王新建、郑向敏、吴凤娇、李非、胡少东等学者对台商投资大陆的区域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学者们研究的结论基本是一致认为,影响台湾投资的因素有劳动力、工资与税务水平、市场环境、投资环境、集聚效应、区位优势等,其中选用不同时期数据、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分析发现,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台商投资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偏好[28]。区位(东、中、西部)因素对于台商投资决策有积极地影响,台商最为关注各地区的集聚经济与市场发育程度,而市场规模和潜力、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偏小[29]。胡少东以2001—2008年台商投资大陆相对集中的1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环境对台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大,其中规制性制度、认知性制度比规范性制度影响要大[30]。

2.6 区域经济合作绩效评价

台湾海峡经济区合作评价主要体现在台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经贸往来给双方带来的经济效应。学术界对台资经济效应(经济增长、就业、进出口)研究有两种不同观点,正负经济效用并存,多数学者认为台资具有积极效应,是促进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1)从两岸整体的角度探讨台资对区域经济效应的学者主要有李保明、 刘震涛、张传国、李非、陈能睿、林祖嘉、王华、喻美辞、庄荣良、周鼒、蔡洪杰、李非、蒋含明、廖玫、唐春艳、戴淑庚、曾维翰、王静、李萍、段小梅、张宗益等。张传国、李非从定量角度系统分析了台商大陆投资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两岸关系发展都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1]。张玉冰等学者对台湾产业结构升级与两岸经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台湾三产结构、台商大陆投资、两岸贸易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存在长期均衡的正向协整关系[32]。李保明、 刘震涛应用SPSS统计软件和两岸经贸数据研究发现,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而且台资的自台进口效应大大超过对台出口效应,台商投资贸易效应呈现出单向、不平衡的特征[33]。台湾学者林祖嘉通过计算1990—2003年期间两岸贸易对台湾地区GDP增长的贡献分析两岸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扩展效应并进行比较,检验并证实两岸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对于台湾经济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34]。陈能睿从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和就业角度分析了两岸共同市场对祖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效应,特别是闽台共同市场对福建和台湾经济的影响。喻美辞选取1996—2006年祖国大陆7个台资聚集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台资进入对祖国大陆就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35]。王华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对台湾地区而言,短期内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和替代效应并存,对进口则表现为替代效应,而进出口贸易对于台商投资都表现出正、负方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都有着内在强化能力[36]。庄荣良以2008年前的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总额的推动系数为3.793,表明两岸产业分工对两岸贸易的促进效应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贸易扩大效应、贸易依存度提高效应和贸易商品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与张传国教授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33]。蔡洪杰、李非、蒋含明运用1980—2010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表明,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37],而且两岸贸易增长对台湾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对祖国大陆经济的影响[34]。顾国达、陈丽静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的模拟分析方法,研究ECFA对两岸贸易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得出对台湾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效应[38]。王静分析了后ECFA时代海峡两岸经济效益,估算出ECFA签署后祖国大陆和台湾各自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值分别为1 683 177万美元、173 472万美元、310 723万美元、70 357万美元[39]。戴淑庚、曾维翰应用DEA-Tobit相关模型对1994—2008年祖国大陆8个台资集中省市与台湾地区经贸合作的绩效及其成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差异显著,且各地区与台湾地区的经贸合作对其经济发展的综合技术效率总体上并不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偏低;Tobit回归模型显示人口素质、交通状况、科技水平等因素均显著地影响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40]。李秋正、黄文军运用1992年到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两岸经济一体化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表明两岸经济一体化对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更为有利[41]。段小梅、张宗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研究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研究表明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存在互为影响的动态关系,但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的拉动效应更为显著[42]。

(2)从区域(省、市)角度开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何晓洁、王雪昆、王鹏、吴凤娇、李非、徐淑云、林翊、黎元生、李秋斌、郑瑞云、张传国、周熙雯、林翊、肖钠等。何晓洁、王雪昆、王鹏、吴凤娇、李非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祖国大陆各省市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量和流向,其中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协作关系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由空间距离产生的运输成本是阻碍海峡两岸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43]。郑瑞云、张传国将海西区、长三角、珠三角利用台资的经济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海西区从整体来看能很好发挥出台资经济的良好效应,台资给海西区带来的经济效应略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但通过对三个地区的典型城市(昆山、东莞、厦门)比较,发现台资对厦门的经济效应明显偏低,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周熙雯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贸易比投资具有对两地经济更大的拉动作用。黎元生重点研究台商投资对福建农业资本深化和先进技术扩散的促进作用,及其对农业结构升级和外向型农业经济增长效应,台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每增加1%,福建农业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长0.499%、0.487%和0.312%[44]。林翊等从资本积累、技术溢出、产业优化、外贸导向以及就业扩大等方面实证了台商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促进效应[45]。

2.7 政治因素与经济关系

外国学者多从两岸政治经济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如Tsangyao Chang、Kathy Chen、Ichard C K Burdekin和Hsin-Hui I H Whit分别运用协整分析法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研究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关联性,得出二者经济间存在重要的双向因果关系,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远大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影响[34]。蒋颖分析两岸贸易的不平衡性,提出建立“大中华经济圈”可以促进两岸双边贸易的平衡发展。王华以1978—2009年海峡两岸的GDP增长率的波动反映经济周期,通过相关分析表明两岸经济波动显现协动性特征,并具有增强趋势。余静文、王春超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了政治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计算出自2001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累计降低福建省人均GDP年损失率超过12%[46]。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政治等因素对两岸经贸影响,在此不赘述。

3 台湾海峡经济区研究评述与展望

3.1 从已有研究来看,可以把台湾海峡经济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广义的台湾海峡经济区即是大中华经济区,包括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狭义的台湾海峡经济区即包括海西经济区与台湾省。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广义的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方面,其中以台商投资类的居多,其次是两岸贸易类。研究主要又以台商投资对经济增长、就业及其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替代效应为主,台商投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产生的负面效应均涉及少;部分研究是围绕区域(省、市)经济合作及区域经济效应展开的。从狭义的海峡经济区角度开展的研究多集中于海峡经济区的构想、界定、性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模式与合作机制等定性类的方面,定量研究只涉及到海峡经济区中的局部区域。目前还缺乏把狭义的海峡经济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定量化研究。

3.2 研究要考虑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特殊性

首先这是一个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区域,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未来的经济发展。已有研究显示政治周期与两岸易经贸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特别是与台湾相邻的福建省受其影响大。海峡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建立动态的安全预警机制。其次台湾经济区的核心部分是台湾与福建,福建经济能否抓住此次海西建设的机遇获得跨越性发展,是壮大海峡经济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关键。2011年台湾人均GDP超过15 000万美元,而福建省与之相比,差距太大。所以福建的发展要有独特的战略模式,从国家层面上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快促进福建与台湾的融合,实现追赶台湾的目标,最终才能水到渠成地实现海峡经济区在全球、全国的战略布局。闽台之间的融合及政策设计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3.3 海峡经济区市场共同体形成研究

应该看到,台湾同祖国大陆签定ECFA是基于台湾未来的经济利益考量,由于受政治及台湾当局各政党利益取向的影响,ECFA的作用有限;同时, ECFA本身只处于自由贸易区区域协定的层级,一体化程度低[46]。唐仙丽研究提示ECFA本身存在一定模糊性、机构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等缺陷[47]。同时, ECFA使得祖国大陆其他地区与海西区一样享有优惠政策,反而会削弱海西区特别是福建对台的有利地位。在两岸直接三通、厦金大桥、福台跨海隧道未开通前,ECFA对福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海峡经济区构想的实现需要两岸政府搁置争议,让台湾与福建直接三通,逐步实现两省、两岸的一体化[48]。同时,经济一体化的载体是两岸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大发展能够带动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所以有必要分析研究两岸中心城市聚集、辐射效应的影响因子,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发展壮大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制定两岸中心城市合作的短、中、长期发展战略,通过海峡东西两岸中心城市的对接、联动,促进中心城市的繁荣发展,共同推动海峡经济区市场共同体的形成。

3.4 台湾海峡经济区未来发展模式研究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看,产业经济一体化到一定程度可以过渡至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经济一体化更多的是企业利益推动的自主行为,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综合协调的区域内部政府间的推动行为[49]。比较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和产业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利弊,发现产业经济一体化的负面效应及面临的阻力比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小得多[50]。改革开放到今,海峡经济区主要是产业经济一体化过程,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短期内海峡经济区仍将维持该模式。从区域经济整合角度看,台湾海峡经济将显现多元推动发展模式,包括产业分工合作推动模式(平行与垂直分工交互)、港口(临空经济+海港经济+产业基地)资源推动模式、中心城市带动(两岸沿海城市群+总部经济)模式等。两岸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是海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如何综合利用多元推动力量,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台湾海峡经济区的一大难点。

3.5 台湾海峡经济区与其他区域经济比较研究

首先从大中华区范围看,台湾海峡经济区与其他三个经济区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因素导致的区内资源流动受限,而经济区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目前海西经济区相对处于弱势区域。如何处理区域间竞合关系,构筑发展优势,将是台湾海峡经济区面临的又一大难题。其次从世界范围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波士顿经济圈、东京经济圈、五大湖经济圈、巴黎经济圈、伦敦经济圈等。与之相比,台湾海峡经济区在基础设施体系、城镇体系、产业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台湾海峡经济区要打造成国际航运中心、亚太乃至世界营运中心,还需要不断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自身特点,寻找适宜的发展路径。

摘要：根据已有研究的特点,从台湾海峡经济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以及研究主要内容这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综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界定、性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模式、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及其经济效应等方面。通过梳理、探讨,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关键词：台湾海峡,经济区,研究,综述

台湾海峡经济区 篇2

一、两岸经贸趋势及影响(一)两岸经贸快速发展的原因

两岸经贸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已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大陆市场，大陆经济发展也与台商无法分割。

两岸经贸能够有今天的局面，追根究底，首须归功於两岸政府务实推动开放政策，大陆前领导人邓小平自1979年在大陆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先生自1987年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并准许两岸间接贸易及台商间接赴大陆投资，因而开辟了两岸经贸发展的新时代。再者，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整合之趋势，亦催化两岸经贸关系加速发展。而大陆与台湾经济条件互补，加上地缘关系及文化背景相近，更促成两岸间日益频繁的经贸互动。

(二)两岸经贸趋势变化

两岸经贸的密切程度，可以从各项经贸统计数字反映出来：

在贸易方面，大陆已是台湾最大贸易对象、第一大出口地区及贸易顺差的来源。2006年台湾对大陆贸易总额881.2亿美元，其中出口633.3亿美元，进口247.9亿美元，顺差385.4亿美元。从1990年迄今，两岸贸易累计金额达5,613.7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3,290.2亿美元。两岸贸易快速发展，也让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快速上升，2001年至2006年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出口佔总出口比重从26.6％升高至39.8％。

在投资方面，据台湾方面统计，1991年至2006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累计金额达549.0亿美元，2006年单年投资金额达76.4亿美元；另据大陆方面统计，截至2006年底止，台商协议投资金额1,000.2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438.9亿美元。大陆佈局对台商的重要性愈来愈高，台商大陆投资占台湾整体对外投资比重，由2001年的38.8％升高至2005年的71.1％。从投资趋势来看，台商投资產业由早期加工型劳力密集產业扩大至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以及内需产业。台商投资地区也从早期福建、珠江三角洲扩张至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及华中、西南一带。

(三)两岸经贸对台湾及大陆经济的影响

两岸经贸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广。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出口持续扩张及庞大的贸易顺差，已成為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动能。200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4.62％，国外净需求（出超）的贡献达35％，几乎仰赖对大陆出超的贡献。而台商在两岸进行產业分工，利用大陆作为制造工厂，降低生产成本，并建立全球运筹的企业经营模式，如鸿海、广达、华硕等国际级企业。台湾产业结构也因此快速调整，服务业佔GDP比重愈来愈高，从1991年55.14％大幅上升至2006年73.44％。

另一方面，台商赴大陆投资，将大量资金、技术及管理人才带到大陆各地，带动大陆产业升级，据非正式估计，台商大陆投资实际金额约在1千亿至1千5百亿美元间；常驻大陆台商及眷属超过1百万人，在大陆创造超过一千万个工作机会；对大陆经济掘起及世界工厂的地位具有关键的影响力。而两岸产业分工及贸易发展，将过去日、台、美三角贸易关系，转变为日、台、中、美四角贸易关系；对大陆外贸快速成长及创汇有很大贡献。

二、推动两岸经贸的新思维

整体来看，两岸经贸面对很多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很多发展瓶颈。要掌握机遇，突破瓶颈，必须有新的思维，本人特别提出以下几个思维方向：

第一，两岸共同面向全球经济趋势。

当前两岸经济发展的最大交集在放眼全球。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亚洲经济整合也是大势所趋，这对两岸经济是机会，也是挑战。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為中国大陆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相较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及德国，大陆有条件、也有更大机会在更短时间内缔造大国经济的优势。相对上，台湾致力参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整合，可以突破资源不足及市场规模太小的限制，若循產业全球化模式发展两岸经贸，台湾不必忧虑经济主体性的减弱乃至消失。

换个角度说，全球经济思维就是两岸共创双赢之道。在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架构下，两岸经贸障碍可以自然消除，两岸经贸合作也可以自然发展。要实践这样的思维，台湾应遵循多边贸易体系架构及规范，勇於推动及贯彻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相对上，大陆应协助台湾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作，在各种制度化安排上（如东协加

一、东协加

三、东协加

六、各种双边及多边FTA或区域性合作），应该包容台湾的参与，让两岸能够共同扮演建设性角色，化解台湾可能被边缘化的疑虑。

第二，两岸共同面对解决经济问题。

台湾内部对两岸经贸的最大忧虑，就是担心台湾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向大陆单向倾斜移动，因此，未来两岸经贸应加强双向交流，从目前单向倾斜发展到双向平衡互动，让大陆观光客可以到台湾旅行，大陆资金可以到台湾投资，大陆技术及人才也能够在台湾发挥效益，不仅对台湾经济发展及活力有正面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化解过度依赖大陆市场的疑虑。

另一方面，大陆「招商引资」政策对吸引台湾製造业在大陆投资已出现明显的侷限，包括可以投资的新產业愈来愈少，附加价值过低等，必须及早寻求新的突破。本人认为，可长可久之道，应在两岸共同关心的永续发展课题上，包括能源、环保、农村建设、服务业、科技，发展等新领域，扩大交流及加强合作，建立永续合作的互利关系。

第三，政治求同存异、经济互利共生。

两岸应该搁置政治争议，务实发展经贸。两岸因内部政治结构问题，双方政治分歧在短期内势难解决，因此，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必须掌握「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政治歧见，务实推动经贸关系正常化。例如有关两岸直航问题，只要将其定位在中性的两岸航线、两岸问题，避开一个中国定义、一中一台、国际、国内等政治敏感用语，双方就容易找到交集，突破瓶颈；其他很多经贸事务也可以循类似途径处理。

在纯粹经济事务上，两岸也要建立协调机制，化竞争為合作。两岸经济关系经过多年的变化，已从互利互补逐渐转变为竞合关系，因此，双方必须本於「互利共生」的思维，建立协调机制，进行多方位合作关系，才能创造双赢的经济发展大环境。

第四，民间为本、务实推进。

企业活力及市场机制是带动两岸经贸发展关键所在。多年来，两岸经贸快速发展，民间企业一直扮演前锋的角色，市场力量引领带动热潮。两岸政府应该正视并珍惜这种难能可贵的成果，持续强化市场机制，激发

民间部门活力，藉以扩大两岸经贸的深度与广度。

两岸经贸关系要长久稳固，也必须本於务实的理念，要扬弃意识形态，也不要过多的口号宣传，各种经贸事务推动，要按部就班，由小而大，由易而难，由简入繁，各种市场游戏规则及制度的建立尤其要重视，例如：智财权保护、投资保障、经贸纠纷调处等制度，都是两岸经贸可长可久的重要基础。

三、感想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的策划与实施，是新一届省委对福建准确定位、审时度势、殚精竭虑、身体力行，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事业所作的英明决策。

“海峡西岸经济区”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9月省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卢展工省长首次提出的“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2004年1月省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卢展工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海西”战略。同年6月，省委在北京召开“海峡西岸经济区”论坛。8月，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确定“海西”建设战略并作出部署。2005年是启动实施“海西”战略的第一年。当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海峡西岸”正式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1月12—16日，胡锦涛总书记专程考察福建，指出：希望福建抓住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在省委的精心策划、中央的大力支持以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之下，正徐徐舒展她活力四射仪态万方的迷人身姿。这是省委审时度势、谋划福建发展大局、殚精竭虑作出的英明决策，也是福建主动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准确定位、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事业的世纪创举。

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是相对于海峡东岸台湾而提出的,是以福建为主体并包括周边地区，地域分工明显、经济联系紧密、中心城市支撑、市场体系统一、要素流动集聚，具有自身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体。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历届省委在谋划福建的发展中均提出了相应的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90年代初期提出“沿海、山区一盘棋发展”；1995年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2002年，提出构建“三条战略通道”的战略构想。这些战略对福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为改革开放后的福建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新形势下，如何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全国区域经济以及对台格局中谋求更快更好发展，省委一改过去20多年主要着眼于本省行政区划内经济建设的“行政区自我崛起”的发展路线，致力于走以省际区域对接和区域整合为内容的“经济区战略崛起”的发展路线。2004年，省委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四个三”、“四个二”、“六项举措”（2005年11月省委七届十次全会增加两项）、“九大支撑”和“一个目标”，即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

从“大念山海经”到“山海田一起抓”，从“海峡西岸繁荣带”、“三条战略通道”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省委把“海峡西岸繁荣带”上升到“海峡西岸经济区”，从“三条战略通道”的战略手段通向与扩展到“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战略目标，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完备的战略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省委为谋划福建发展的殚精竭虑与高瞻远瞩，体现了对自身区域在全国经济与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战略位置的准确定位与远见卓识。

谈“海峡经济区”的角色 篇3

近年来，两岸开放小三通，使金门与厦门的交流关系密切起来，这种变化使关心闽台关系的有识之士有了信心，即闽台应建立“海峡经济区”，这对两岸的经济发展，可产生取长补短的功能。不过实施此构想的必要条件：海峡两岸直接三通。幸而这个构想已经实现。

取长补短的功能

以2007年而言，闽台土地面积共16万平方公里(福建为12.4万平方公里，台湾为3.6万平方公里，前者为后者的3.44倍)，人口共为5881万人(福建3581万人，台湾为2300万人，前者为后者的1.56倍)。

闽、台两地之山地丘陵所占面积均很大。前者约占90％，后者约占75％，显示两地的平原均不大；农业人口在福建占全省总人口的67.2％，显示福建仍为以农业为经济主流的社会；台湾的农业人口仅占5.3％，显示台湾系以工商业为经济主流的社会。无论在农业或工商业，台湾现代化的程度都比福建高，这种差距适合取长补短。如果福建所提供的投资环境不亚于珠三角或长三角，我相信，台湾的企业会利用这种差距所产生的比较优势，到福建投资。

建立两岸共同市场之桥梁

在1990年代初，两岸学术界就有一个联想：即“大中华经济圈”建立的主张。最近官方对“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也产生了兴趣。

大家都知道，百年以来，法、德是世仇，曾掀起两次欧洲大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两个国家官员与知识界竟然“一笑泯恩仇”，为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不再掀起战争，而是开始密切合作，成为西欧共同市场建立的盟友。

而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本是一家人，经过最近20年两岸的密切交往，发现经济的密切合作，对两岸经济发展均有利。为使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早日成为事实，“海峡经济区”的建立是个重要的桥梁。

两岸人力互补的功能

一旦台湾经济能恢复快速成长，在人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会需要外来的劳力，台湾的高龄化社会日趋明显，亦需要照护与家管的人力。台湾远洋渔业的发展，更需要外来劳力。一旦海峡经济区建成，福建所提供的劳力即可弥补台湾的需要。福建的农业人力丰富，台湾亦可藉福建的农业人力，使台湾的休耕地和废耕地重新活跃起来。

两岸文化融合的催化剂

台湾居民中除台湾少数民族外，主要来自闽南地区。无论在血统上、文化传承上，两地是息息相关的，惟由于40多年的隔阂，两地关系并未如闽南与南洋华侨来得密切。

为了改善两岸关系，加强台湾与福建的文化交流实属必要。两地均崇拜妈祖，发扬妈祖文化，增加两地交流，对消除在台闽南居民的离心力会有帮助。一旦两地文化融合，这对两岸文化融合会产生催化剂的功效。

台湾海峡经济区 篇4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客观进程,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必经的历史阶段。经济一体化强调以主要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实现资源共享、要素充分流动;市场竞争有序、分工明确[1]。除12个岛国和公国以外,目前全球已有17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至少一个区域贸易协议(RTA),有的甚至达到29个,参与率达90%以上[2]。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西三角等实力比较强的经济区。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早在1999年就对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长三角目前区域格局已经很完善,生产要素配置合理,经济运行通畅,一体化程度较高。海西经济区到2004年才被完整、公开提出,海峡经济区以海西经济区为基础,起步相对较晚。受两岸政治局势影响,海峡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十分缓慢。如表1所示,2010年沿海主要城市中福建生产总值倒数第二,仅比天津略高,人均GDP仅比河北省高。这说明福建是沿海地区的一个薄弱环节,但其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马俊如院士指出,海峡经济区建设应积极融入国际竞争潮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两岸优势互补,通过竞争性的合作,达到双赢目的,共同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创新能力[3]。王秉安、王侃认为,在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大东北以及海峡经济区中,海峡经济区竞争力居于中游,提出要达成共识,加强对两岸经济合作区、合作制度、城市联盟、港口体系、协调组织等方面的建设与研究[4]。福建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叶飞文指出要推动城市群功能协调、创建两岸合作交流新载体、闽台投资贸易区和扩建对台经贸特区、优化产业整合、构筑共同市场等,实现其区域经济一体化[5]。在此背景下,我们可根据两岸的特殊情况,参照长三角经济区的建设,选择有效地措施,促进海峡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注: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2 两经济区简介

2.1 长三角经济区简介

长三角经济合作始于1982年,以1997年“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为标志走向实质性的发展阶段,2005年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试点。它由1997年最初的十五个城市发展为现在“15+1+6”的二十二个城市,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以22个城市为主题,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大上海格局”,是世界六大城市圈之一。长三角经济区陆地面积仅为的全国2.1%、人口仅为11%,但生产总值却达到全国的21.7%,财政收入为全国的24.5%和进出口总额高达47.2%,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区域。2010年,长三角正式签订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欲将长三角经济区打造成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重要中心、国际竞争能力较强的世界级城市群[6]。

2.2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简介

台湾海峡经济区以海西经济区和台湾为基础,横跨台湾海峡,是中国惟一包含陆地和海洋的经济区域,国土面积为33.15万公里,为全国的3.08%[4]。它北接长三角,南连珠三角,东临太平洋,包括台湾、福建、浙南、赣东南和粤东等区域,覆盖二十多个市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些年,海西经济区发展十分迅速,2008年福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均达到历史最高,GDP首次超万亿,达到10863亿元;海洋经济总量在全国沿海省市中排名第3位[7]。国务院于2009年5月正式出台《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2011年3月,国家发改委出台《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极大地促进了海西经济区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如表2所示,福建省GDP总量自2004年以后一路突飞猛进,人均GDP增幅明显大于GDP总值。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除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跌外也是快速增长,一产业占GDP总量明显下降,二、三产业显著提高,三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注:数据来源于2003年～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海峡东岸经济区即台湾地区1982至1987年综合实力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但2000至2005年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6%,四项指标均列第四,居“亚洲四小龙”之尾。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影响,特别是陈水扁当局坚持“去中国化”,拒绝“三通”和直航,以政治拖累了经济[8];二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造成台湾被边缘化的危险;再加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台湾2009年GDP增长率为-1.1%,失业率高达5.9%[9]。但台湾2011年GDP为31653亿元,人均GDP为136671元,分别是福建的两倍多、三倍多,综合实力仍较福建高。台湾制度体系比较完善、技术水平较高、资本充裕,管理经验丰富;福建劳动力丰富、市场大、自然资源充足、经济增长迅速。因此,两地有合作空间需要,为达到两岸的共赢,海峡经济区的建设势在必行。

2.3 闽台合作现状

(1)政治局势缓和,两岸经济发展迅速。

闽台合作经历了由非法到间接、合法、准直接、局部直接,2000年以来迅速深化。两岸2001年实现“小三通”,2008年实现“大三通”,开通的两门、两马、泉金三条直接往来航线成为海峡两岸手续最简、用时最短、成本最低的通道。“小三通”、“大三通”的实现不仅简化两岸的贸易程序,减少了交易成本,更是促进了两岸经贸合作,加速了两岸经济发展。2010年6月,两岸正式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两岸经济进入了合作发展、互利双赢的后ECFA时代。表1显示,从2004年至今,福建GDP总值和人均GDP一路扶摇直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福建GDP总值却突破10000亿元。福建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11054966万美元,较2002年(2839900万美元)增了将近3倍。福建2010年的对台贸易总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03.89亿美元,同比增长48.58%。

(2)产业合作横向扩展,纵向加深。

闽台产业结构的层次性、互补性极利于两地产业合作的横向扩展和纵向加深。目前,闽台合作领域由一、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深化,从农业到制造业的深入再到金融业、物流业等扩展,横向扩展线十分明显。在纵向加深方面,农业上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链;工业上台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大陆形成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投资热区,为台商上中下游产业链配套投资奠定基础,促进了两地工业合作水平分工规模的扩大。进入21世纪,台商向关联化、在地化、区域化投资方向的趋势明显,合作技术层次也进一步深化,由资本、技术密集型向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跨入,逐步形成一批集管理、研发、制造、财务运作、市场营销于一体的混合型分工模式的大陆台商集中区[10]。目前两地形成了“闽东南模式”的发展模式,这使得两岸合作效率更高,发展更迅速。

(3)合作平台不断建设,专业化趋势明显。

福建在“政经分离”策略的指导下,加快了两地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完善,提升交流的层次。目前,闽台已经形成了“海峡论坛”、“5.18”项目对接会等综合性交流平台,建立了以科技交流为主的产业科技合作示范基地、闽台行业科技交流及研发中心等平台,构建了以文化合作为主的闽台文化产业园、海峡两岸图交会、茶博会等平台,专业化趋势明显。尤其在农业方面,福建现有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6个,并计划在福清、惠安、永安地区增设三个,逐步完善合作、推广和交流“三大平台”的建设。这不仅推动了两地行业的交流,还引发了台商的投资热潮。如平潭综合实验区2011年一季度新设9户台资企业,台商投资总额达1.15亿美元,注册资本0.5亿美元,外方认缴0.15亿美元,分别占其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90%、63%、65%、36%。在工商界,闽台通过共同举办展销会和建设专业网站,不断深化两地行业协会间的对话机制[9]。

(4)两岸政策环境仍有待提高。

一直以来,台湾对大陆政策导致两岸的政治意识形态固化,阻碍了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两岸的矛盾和冲突随着合作的深入逐渐增多。福建所具有的对台优势以及肩负着祖国统一大业使其不仅具有国家对外开放的所有优惠政策,还具有国家赋予福建对台经济的多项优惠政策。但一方面随着长三角、珠三角、西三角、环渤海等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特别是福建连接两三角洲,经济结构同质性大,互补性小,导致福建对台优势弱化,对台商吸引力相对减弱[11]。另一方面大陆投资优惠的短期性和台商所期望的投资优惠的长期性存在着“矛盾”深深地影响台商的投资动向。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势力的渗透以及台独势力的阻挠对闽台合作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5)福建吸引台资的能力堪忧。

福建在初期是台湾投资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但2000以来,长三角珠三角、西三角等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江苏省2000年的投资比重为台商投资的48.01%,2004年前5个月达到58.92%,远超广东、福建[12]。如表3中所示,台湾电电公会根据城市竞争力、投资环境力、投资风险度、台商推荐度四个指标评出苏州工业区、天津滨海、重庆等地为2011年台商投资环境前十名的城区。而福建省在前十名之外,且仅有厦门岛内在“极力推荐”之列。相比于05年和09年,福建投资环境有所下降。据台湾当局“投审会”月报统计,1991年～2009年7月份,台商对大陆累计投资总件数为37385件,总金额约为781.05亿美元,其投资主要地区分布如图1所示,福建省吸引台资累积量远远低于江苏、广东、上海[9]。就福建而言,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心城市定位不明,区域合作不协调,产生地方保护、设置重复等问题。同时,以福、厦、泉为中心的都市圈规模较小,向外扩张缓慢,辐射能力不足[13]。二是大型港口筹建滞缓,海运开拓缓慢,铁路规模小,漳州等主要城市仍无民用机场,公路网向外辐射低等问题[9]。三是产业水平和垂直分工的不足,区域分工不明显,片面注重高速度、高产出,整体缺乏协调,产业结构趋同度高,如福建三次产业结构与浙江趋同度高达0.9945[9]。四是福建具有“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初级劳动力充足,但专业技术人才不足,而高级人才比重更低[14]。福建2011年紧缺急需人才涉及21个重点产业或行业,主要涉及61个领域、156个岗位和762个专业[9]。

3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及不足

如图2所示,研究主要通过决策主体、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科技人才、产品市场一体化以及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对长三角经济区进行了论述。

3.1 决策主体一体化

自然状态的都市圈协同效率最大也只能达到44%,因此要提高协同效率,就需要人为的干预,而成立权威行的协调机构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15]。长三角地区此前包括苏、沪、浙三个省市,行政单位众多,关系极为复杂。根据这种情况,长三角经济区成立了高层协调机制,其成员主要由各省市最高领导组成,加强了各方对话,促进对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通过制定各方共同遵照的规则进行约束。例如,长三角经济区建立了每年一次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协调会议制度、“长江发展论坛年”会以及沪苏浙经济发展座谈会等经济决策形式。

3.2 基础设施一体化

上海市积极发挥其领头人作用,苏浙等地甘愿成为配角,积极与上海市实现对接,协调发展,定位的明确改变了上海市与江浙两省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居高不下的局面,为长三角地区间经济互动奠定了基础。如杭州2007年提出“办好西博会,接轨世博会”的口号,要与上海市实现全面接轨。同时,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路、铁路、管道五种运输方式,且密度均具有全国领先水平,实现了以上海为中心“一小时圈”、“两小时圈”的交通圈[15]。上海浦东、南通兴东等国际机场和小型机场组成了完善的空中交通网络,形成完备的海、陆、空交通体系。长三角2004年就已形成以上海港为中心,宁波港、舟山港等为辅的港口群,其中上海港内外贸易货运量达到3.8亿吨,超过荷兰鹿特丹港成为世界第二大港。2005年,长三角地区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实施“选择申报,多点放行,统一平台,区域联动”通关一体化的模式,营造出“可预见、低成本、高效便利”的通关环境[16]。目前,洋山港、东海大桥、浦东磁悬浮铁路等工程陆续建设与建成,成为长三角地区基础建设进入“前瞻型”发展阶段的标志。

3.3 产业结构一体化

苏州、无锡、常州早期由于产业结构雷同,被称为“三姐妹”、“三胞胎”[17]。长三角实施产业错位发展与产业分工协作,逐渐改变了这种现状。长三角一是强调传统产业周边化;例如上海纺织工业从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5%下降到8%左右,而长三角周边地区某些城市的纺织工业比重上升到25%。上海的轻工业、化学工业和普通机械工业也出现了这种趋势。二是强调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协调发展;据研究,舟山、嘉兴、湖州、绍兴、南通5市兼有工业化早、中期的特征,上海兼有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宁波、常州、镇江、扬州、泰州5市主要处于工业化中期,南京、杭州、无锡、苏州4市工业化后期的特征明显。这些城市根据工业化程度选择不同的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分工协作,形成众多完整的产业链。如宁波、常州等选择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海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等产业[1]。这种垂直式的分工与协作使各城市优势互补,大大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4 科技人才一体化

长三角拥有的科技人才是全国科研所1/7,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全国的1/6,高中级科技人员为全国的1/5;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15个,省级21个[15]。同时,以上海为中心,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建立了众多技术和人才市场,吸收长江三角洲各个地区的人才。而上海高校在苏浙两地设立硕士生、博士生实习基地,与当地共同研发产品并投入生产;与各地区联合培养MBA,以推进长三角人才技术一体化。2003年,长三角地区签订《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和《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研究。信息化方面,长三角2008年8个城市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平均值为0.703。其中,上海居首位,为0.866;苏州、杭州相当,次于上海,三省市信息化水平均高于平均水平[18]。同时,长三角权威资料中心的建立使得长三角经济区信息资源共享成为可能,它主要整合各城市信息资源以供各城市管理部门正确决策。

3.5 产品市场一体化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上海有50%左右的商品在苏浙两省销售,苏浙的工业产品20%以上销往上海市,而且上海对外贸易商品主要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提取[1]。2008年年底正式签署的《苏浙沪工商行政管理联席会议备忘录》标志着长三角率先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逐步消除市场政策差异,向市场一体化迈进。苏浙沪旅游业的合作较能体现这一点,它着力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旅游市场格局,采取独立、联合、参股等方式建立跨省市的旅游企业和虚拟联合体。长三角地区于1992年、2003年分别以“江浙沪旅游年”、以“同游江浙沪、阳光新感受”为主题举办旅游活动;苏杭于2003年签订有关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天堂之旅”品牌;苏沪浙同年7月份联合发表了《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并于2007年联合推出了全国旅游业首个统一标准《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设置规范》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大大促进了长三角地区旅游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3.6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长三角经济区在国内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例如,长三角地区各行政单位积极缔结的“宣言”、“意见(向)书”和“协议”等形式的合作契约,注重内容而缺少原则约束,没有有关违约后惩罚的规定等,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各方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责任感上的在各方事后没有落实有关契约的条款时很难进行妥善处理,不能实现对各方的有效约束[19]。同时,在城镇协调方面,功能定位仍然不够合理,分工仍不明确,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现象,地方保护严重;在基础建设方面各城市间还存在重复建设,功能雷同,缺乏统一规划和整体协调;在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产业同构现象,三大产业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有待加强;在市场体系方面,各地政府着眼于本地区利益,保护本地区产业经济,通过税率控制、技术壁垒等方式导致市场分割,妨碍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自主创新力度不够,经济粗放型特征明显;土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4 对闽台合作建设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启示

4.1 优化政策环境,增强竞争力

目前两岸政治局势的缓和,福建一方面要加强与台湾当局的对话,建立闽台高层对话机制,就某些重要事务早日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两岸交流的新载体,继续扩大由政府支持的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的交流与沟通,促进有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减少以至于消除两岸的交流障碍。同时,福建省要加强对关税等优惠政策的延续性和完整性的建立,完善对台“合同法”、“投资法”、“仲裁法”等法律的制定,将有关政策落实到实处,保证台商的利益,营造“亲商”氛围,增强对台商的吸引力,提高投资环境,从而形成政治带动经济,经济推动政治的循环模式,为祖国大统一打造良好的基础。

4.2 确定决策主体,完善合作制度

决策主体的确定能够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提高相互合作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而海峡经济区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不同运行模式更需要成立共同的协调机构。因此,建设海峡经济区首先要实行“政经分离”,在发挥市场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建立类似于长三角联席会议的权威机构对闽台双方进行协调,加强两方的交流和决策,自上而下地促进决策的实施,使双方明确竞争规则,合理进行资源、利益和成本的分配,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其次要扩大厦泉漳城市联盟市长联席会议成员,将江西、浙江等部分城市纳入其中,共同决策,推动海峡经济区建设。同时,完善法律建设,加强法律约束,增添违约责任条款方面的规定等,使“法治”大于“人治”,保证“意见”、“协议”等条款的落实。

4.3 加强城镇建设,完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在建设海峡经济区城市群时需注重三方面,一是要根据福、厦、泉、汕头、台北等中心城市的自身优势,明确其功能定位,其他城市则要主动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加强相互间对接与协作,避免区域间资源争夺、重复建设等问题;二是科学规划海峡经济区区域空间,合理利用国土资源,优化空间布局。三是加强福、厦、泉等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对外扩张速度,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公路建设上,要以“对外开放、对台交流、对接两洲、拓展中西部”为指导,完善高速公路网络,早日完成纵贯全省、全面对接两大三角洲的南北“两纵”运输大通道及北京经福州到台北、拉萨经湄州湾到台中、昆明经厦门到高雄“三横”运输大通道的建设[20]。港口建设上,一是推进福州港、湄洲湾港、厦门港三大港口群快速形成,明确其功能定位,对接两洲、拓展中西部、服务周边地区;二是要参照长三角,建设通关一体化模式,设立港口管理局,简化转关通关手续,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货物的快速流通。在航空方面,要以主要城市为中心科学规划机场建设,完善机场空间布局,合理增设机场数目。同时,要促进公路、机场、铁路和港口的对接,完善运输体系,形成完备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4.4 产业协调发展,注重优势互补

台湾2006年三产业的比重为1.5:26.8:71.7,福建2009年三产业的比重才达到9.7:49.1:41.3,根据涅兹等划分工业化的标准,台湾当时已经达到了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福建刚刚进入工业化后期[21]。因此,福建需抓住发展机遇,利用双方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合作。首先农业合作中,一要注重两岸农业优势互补,着力发展优势农产品,提高加工率和加工层次,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二加快六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发展,侧重“一园一特色”,引进良种及技术,注重产业链条的配套和延伸;三加强农业合作研究,增强自主研发能力,联合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台湾部分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向岛外专业,福建这方面水平较台湾低,双方要形成梯度互补,进行对接。再有服务业,台湾2005年服务业比重将近70%,已接近美国(75%)的水平[22],福建在2010年才达到39.7%。因此,福建要以传统服务业为基础,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层次,并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扩展。最后,闽台双方要加强新兴产业的合作,主要是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加强对核能、风电、光热、生物能源等的共同研究与开发。

4.5 建设人才技术一体化,加强信息共享

在人才技术方面,台湾地区具有“橄榄球”形的人才结构形式,初级劳动力和高级人才都严重不足,而中级人才相对较多[17],这与福建省呈“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存在互补,两岸又同时存在高级人才短缺的问题。因此,闽台一方面需要在两岸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和良好的政策环境上实现两岸人才互相补充;另一方面两岸采取校校联合、校企联合、联合办校等方式培养高级人才;同时,推进闽台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以及两地科技人员的交往,合理规划工业园区建设,实现人才与科技的对接。在信息共享方面,闽台双方要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设网络化标准化的信息资源,加强对农业、企业、服务业、科技、物流、环境等方面的资源信息共享,特别是加强对农业数据库和企业数据库建立,突出其特色,为闽台合作信息提供支持。

4.6 推动旅游合作,探索两岸共同市场

台湾气候风土反差巨大,地形地貌变化明显,人文景物壮观,生物资源丰富,而福建具有“山海一体、闽台同根、民俗奇异、宗教多远”的旅游资源”[23],丰富差异化的旅游资源使得双方极具有合作的意义。因此,旅游业合作上,一方面加快八大片区四大精品线路的构建,同时加强乡村旅游开发,打造“海峡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要构建闽台旅游双向交流管道,协商闽台旅游业的发展的问题,探讨合作机制,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旅游市场格局。在2010年,福建对台贸易总额达历史新高,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达103.89亿美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24]。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决策主体的确定、基础建设、产业机构调整、人才信息的支撑,将会大大推动海峡经济区市场一体化进程。萧万长教授认为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可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通直航和两岸经贸正常化成为现实;第二步实现类似FTA或CEPA经贸互惠协定的签订;第三步则建立关税同盟与货币同盟[25]。目前,福建和台湾地区经贸关系逐步正常化,并且在2010年签订ECFA,这将会大大促进海峡经济区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5 结语

自2000年以来,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减少了闽台合作的障碍,为建设台湾海峡经济区奠定了基础。但是海峡经济区起步晚,两岸政治体制不同,各项标准相异,而发展较为成熟的长三角经济区恰好为此提供了借鉴。参照其经济特征及存在问题,闽台合作建设台湾海峡经济区时要在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确定决策主体的基础上,明确城镇功能定位,完善交通网络,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信息共享,推进产品市场一体化,使海峡经济区早日成为现实,实现闽台双方的共赢,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摘要：长三角经济区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分析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现状、特征及经验,论述借鉴长三角地区经验促进闽台合作建设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具体途径,建议在优化政策环境和确定决策主体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台湾海峡经济区城镇、交通、人才科技、产业信息一体化建设,从而促进产品市场一体化,加速推进台湾海峡经济区一体化。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战略 篇5

（1）基本战略构想。就是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它是指以福建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对应台湾海峡，具有自身特点、自然集聚、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综合体。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五个着力”、“四个重要”，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发挥对台优势，扩大闽台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着力加强与港澳、珠三角、长三角和内地省区的合作，积极拓展发展空间；着力实施项目带动、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产业集聚、壮大中心城市、提升民营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区域综合实力；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现代化体系建设，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着力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海峡西岸建设成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前沿、两岸三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区域性重要制造业中心、现代物流中心、科技教育文化中心，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其基本原则可概括为“六个突出”，即：突出发展、突出对台、突出统筹、突出创新、突出为民、突出落实。

其总体目标可概括为“三个新”，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形成“五个统筹”的有效体制机制，开创统筹协调发展新局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繁荣新成就。

（2）基本战略思路。就是包括“四个三、四个二、六项举措、九大支撑、一项根本建设”在内的基本发展思路。

四个三，就是构建对外开放、对内联接、山海协作的三条战略通道；全省九个设区市按区位特征和发展取向分成三个层面、分三个阶段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争取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四个二，就是实施人才强省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实行城市社区建设和农村乡镇工作两个《纲要》，夯实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基础，建立选人用人和反腐倡廉两个机制。

六项举措，就是实施项目带动、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产业集聚、壮大中心城市、提升民营经济、转变政府职能。

九大支撑，就是构建竞争力强的产业支撑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统筹协调的城镇支撑体系、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支撑体系、外向带动的开放支撑体系、互利共赢的协作支撑体系、可持续的生态支撑体系、安全可靠的防灾减灾支撑体系和和谐社会的管理协调服务支撑体系。

一项根本建设，就是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认真抓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根本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此保证和推动福建各项事业的发展。

（3）基本发展态势。就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要进一步形成和强化“延伸两翼、对接两洲，拓展一线、两岸三地，纵深推进、连片发展，对外开放、服务全局”的基本发展态势。

延伸两翼、对接两洲，就是充分发挥福州省会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构建闽江口城市圈，壮大闽东北一翼；充分发挥厦门经济特区的龙头作用和泉州侨乡工贸中心城市的先导作用，构建闽南三角城市圈，壮大闽西南一翼。以南北两翼的发展，推动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合作，带动闽西北一片，实现东南经济板块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提升东南沿海整体经济实力。

拓展一线、两岸三地，即依托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发挥日益壮大的中心城市、产业集群的辐射作用，提升沿海实力，拓展内陆腹地，强化沿海意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区域整体竞争能力。扩大闽台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提升闽港闽澳合作水平，强化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兼容性，构筑区域经济制高点，形成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区域。

纵深推进、连片发展，即发挥福建重要出海口优势，开拓发展腹地和市场空间，密切和内陆地区的联系，加快构筑国际交通和信息网络，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增强极化与扩散效应，推动省际协作，实现共同发展。

对外开放、服务全局，即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技术交流，激发创新活力，充分运用侨力资源，提升开放层次，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为全国发展大局、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更大贡献。

（4）基本发展格局。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和强化“准确定位、主动融入，整合优势、合理布局，外延拓展、内涵深化，互动联动、统筹协调”的基本发展格局。

台湾海峡经济区 篇6

向全球华人圈传播此一“中国经济引擎第三极”概念，诠释其中蕴含的商机，向海内外华商提供资讯，是为本特别策划的主旨所在。

—— 编 者

打开中国的经济版图，可以发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从最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到最北的环渤海湾的京津塘地区，已经先后崛起了三个经济发达地带，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经济带。这三个经济带，几乎涵盖了中国沿海的所有省、市。而惟有福建，这个夹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省份，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断裂地带”，它在沿海各省中的经济地位，也日渐被“边缘化”。

“相对落后”的帽子使坚信“爱拼才会赢”的福建人心急如焚。当他们最终认识到，1990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城市竞争格局，现在正在让位于区域协作与竞争的格局，一个关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便横空出世。

当前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指以福州、厦门为中心，以闽东南地区为主体，北起浙江温州，南至广东汕头的台湾海峡西部的海域与陆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要把福建及周边这些地区的资源和优势整合起来，构筑有利于发展的大平台。

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恰好可以使福建“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成为连接两大三角洲的重要战略要地，成为中国沿海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其次，有利于形成区域性市场，使福建成为全球统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死死守住行政区划，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障碍。再次，有利于整合海峡两岸经济资源，为将来全面实现“三通”乃至建立“海峡经济区”迈出重要一步。

海峡西岸经济区科技创新研究 篇7

“十一五”期间,海峡西岸经济区在项目带动和品牌带动两大战略的驱动下,经济增长方式向更为高级、高效、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在成绩的面前,我们也看到海西的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社会效益、要素整合、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矛盾。因此,系统研究海西科技创新的相关问题,以期通过创新带动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海西科技创新的基本现状

1.1 科技创新主体的基本情况

1.1.1 科技人才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根本,是科技创新的关键。2007年福建省参与社会科技活动人员达11.28万人,其中科研机构达到5 406人,高等院校达到10 479人,大中型工业企业达到53 610人,其他达到43 263人。从事科研活动的总人数是2000年的1.65倍,2005-2007年年均增长14.0%,每万人口中科技活动人员从2005年的24人上升到2007年的31人,具有大学毕业及以上学历或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所占比重为67.2%。2007年,福建省R&D活动人员为4.76万人年,是2000年的2.12倍,2005-2007年年均增长15.3%。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福建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2008

1.1.2 大专院校

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普通高等院校74所,专职教师31 444人(其中教授2 951人,副教授7 929人,讲师9 540人,助教9 017人),年招生人数16.74万人,在校学生50.95万人,年毕业生人数11.41万人,在校研究生25 580人,年招生8 741人,年毕业5 725人。2007年,大专院校申请专利数达到486项,批准专利项达到177项,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达60 571万元,共发表科技论文2.26万篇,福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共出版专著776种。

1.1.3 科研院所

2007年,全省县及县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103个,从业人员5 778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3 625人,经费收入100 695万元,经费支出80 352万元,政府拨款80 711万元。自然科学机构87个,其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4 429人,科学家和工程师达3 238人,经费收入总额达93 403万元,经费支出总额达74 201万元;社会、人文科学机构3个,其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183人,科学家和工程师达167人,经费收入总额达3 206万元,经费支出总额达2 729万元;科技情报与文献机构13个,其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276人,科学家和工程师达220人,经费收入总额达4 086万元,经费支出总额达3 422万元。

1.1.4 企业

1)全省基本情况。

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15 178个,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47 642人年,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37 503人年,从事基础研究1 910人年,应用研究6 424人年,试验发展39 308人年,R&D经费内部支出为82.17亿元,按活动类型分:基础研究1.74亿元,应用研究7.11亿元,试验发展72.22亿元,科研基建费1.1亿元。

2)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

2007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2 384家(包括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比上年增加195家;产值3 769.69亿元,比上年增长26.1%;主营业务收入3 688.99亿元,比上年增长27.7%;增加值976.98亿元,比上年增长22.4%;出口交货值1 567.56亿元,比上年增长23.6%;实现利税385.49亿元,比上年增长47.8%。

3)民营科技企业基本情况。

自1985年诞生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以来,福建省民营科技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较快。如今已有企业3 047家,从业人员15.69万人,累计研发、利用科技成果和新产品近400项,年创技工贸总收入364.25亿元,实现利税43.5亿元,出口创汇5.6亿美元。涌现出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企业,其中收入超亿元的企业有34家,10亿元以上的16家。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给福建省的经济建设注入2 119项,是发展高新技术的主体。全省有50%的民营科技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全省审批的811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占了80%以上,已成为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1.1.5 科技基地

1)重点实验室。

至2007年底,全省包括农林、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各类重点实验室达31个。2007年度福建省重点实验共承担国家级项目193项,省级科技项目340项,厅级科技项目134项,横向协作项目340项,其它项目69项。共发表学术论文1 111篇,其中被SCI收录342篇,出版专著11部,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获得高新技术产品3项,其中国家级新产品1项。技术转让项目21项,成果转化项目30项。

2)中试基地。

针对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福建省把科研中试基地建设作为促进科技进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在“九五”期间和“十五计划”期间中,共建成省级科研中试基地12个,涉及生物制药、电子技术、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轻工、建材、水产等多学科领域,累计转化科研成果200多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5亿多元。

3)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

至2007年底,福建省拥有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2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9个省级工程实验室和1个集成电路设计中心。2007年,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取得新进展: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新增和改造科研用房1.48万平方米;购置万元以上仪器设备291台(套),价值4928万元;新增科技人员416人;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73项,其中国家级30项、省部级43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2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各类创新平台边建设边研究开发,已取得科研成果283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4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2项;获授权发明专利53件、实用新型专利21件;科技成果转化100多项,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

1.1.6 科技园区

1)国家级高新开发区。

从1992年起,福建省相继建立了福州、厦门两个国家级高新区,莆田、泉州、漳州、三明和南平五个省级高新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新区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已成为福建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福州、厦门两个国家级高新区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其中厦门火炬高新区以占厦门市不到3%的工业能耗、6.6%的土地面积,实现全市29.7%的工业总产值,成为国内开发面积最小、单位产出最高的国家级高新区。

2)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

福建省相继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德化陶瓷、惠安石雕、漳州金峰、龙岩新罗等4个省级民营科技园区。经济技术活动覆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一半以上的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及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一批新生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脱颖而出。

1.2 科技创新活动基本情况

科技创新活动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个阶段创新活动的人员、经费情况见表2。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个阶段所投入的人员、经费情况看,基本符合创新活动规律,即基础研究属于探索性的工作,但经费力度相对较小,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所需的资金、人员等投入相对要大很多。目前的问题是,在地方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关联程度不高,基础研究没有为应用研究提供强大的创新源头,应用研究也未能充分吸纳基础研究的成果,没有形成创新活动链。

1.3 海西科技创新环境基本情况

1.3.1 科技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1)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2007年,全省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所拥有的基础设施中,计算机有关设备新增42台,累计总量达969台,较上年增长4.53%;小型机、微机、扫描设备的数量比2006年分别增长3.52%、4.93%和7.89%,在网络建设方面,自建的网络数量仍为17个,与2006年持平,但网上用户数量的数量则比2006年增长了43.65%;对外联网的网上用户数量为483 484个,比2006年略有增长。网络在科技基础条件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2)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馆藏资源建设。

福建省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的馆藏资源, 2007年,图书、资料新增51 566册,馆藏累计数量比2006年增长5.04%;期刊的种类比2006年减少11.29%,但其中的外文原版期刊数量总数比2006年增加了27种,增长4.41%;音像制品的数量比2006年增长7.61%,电子期刊的种类达到9种,比2006年增长80%;而缩微制品的数量为0,表明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的馆藏结构在进行调整。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电子期刊会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传统的缩微制品正被取代,馆藏资源的结构处在不断地调整之中。

3)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数据库建设。

福建省共拥有引进的国外数据库17个,比2006年增加了4个;福建省共有引进的国内数据库132个;全省自建22个数据库。

4)研究实验支撑体系。

主要包括重点实验室体系和分析测试中心体系。分析测试机构分布在主要地市的科技部门、大专院校、骨干行业之中,规模大小不一,企业中一般都设有分析测试机构。到2007年底,福建省已拥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9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含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30个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2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6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个省级工程实验室。

1.3.2 科技型中介机构

1)孵化器。

至2007年底,福建省列入统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为22家,比2006年减少1家;其中国家级6家,数量与2006年持平;拥有孵化总面积79.57万平方米,比2006年减少1.79%;在孵企业总数达1 098家,比上年减少10.37%;当年毕业企业153家。各地加快孵化器建设,不断扩大规模,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当地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2)生产力促进中心。

生产力促进中心既是福建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福建省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福建省已初步形成了遍布全省的生产力促进体系,全省9个地市都建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其中,区县级生产力促进中心数量占80%以上,事业法人单位占3/4以上。福建省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已经成为福建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在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3)技术成果转化中心。

2007年,福建省科技厅先后组织省内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参加北京科博会、深圳高交会、厦门投洽会和“6·18”项目成果交易会等,取得显著成效。

1.3.3 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是创新环境的重要内容,为创新体系提供制度动力。福建省委、省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自主创新的政策和决策,为福建省加快科技发展,建设海峡西岸创新型省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颁布和实施《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发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的若干意见》,制定和实施《关于推进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制定和实施《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标准和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制定和实施《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业“五新”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制定了《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和《福建省全民科学素质工程实施方案》等。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政策法规的制度动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 海西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虽然福建科技发展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进步机制已初步形成。但从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科技的需求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2.1 开展科技活动单位数少,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

2006年全省13 75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只有700家左右开展了自主创新活动,自主创新活动的覆盖面仅为5.3%。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工业企业1 407家,占9.3%,比上年增长0.1个百分点,有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工业企业819家,占5.4%,与上年持平。2000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开发面为22.6%,2003年下降到11.2%,2007年又下降为9.3%。2007年,在全省1648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只有科研机构389家,平均4个企业才拥有一家科研机构,且科研机构数呈现出减少和不稳定的状况,这大大影响到企业科技活动的开展。

2.2 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还处于较低水平

R&D活动经费投入水平和科技能力有密切关系。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基础研究薄弱将会导致应用研究疲软,进而使试验发展陷入困境。2007年,全省R&D经费投入强度的比重为0.90%,只比上年提高0.01个百分点,还处于较低水平。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长远看,技术供给将难以跟上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进步升级的需要,经济发展将面临瓶颈制约。

2.3 科技人才总量增长缓慢,影响经济发展后劲

200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7.21万人,比上年增长13.4%,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0%,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自主创新活动人员共计3.98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的1.1%,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按实际工作量折算的R&D人员投入量为3.25万人年,比上年增长21.3%。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中有博士454人,有硕士1 965人,比上年分别多出153人和791人。同时,和其他省份相比,在人才体系中,高层次人才匮乏;人才布局和结构不合理,非国有单位人才比例偏低;人才流失严重。

2.4 地区发展不平衡,制约全省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来看,2007年,福州、厦门科技活动人员分别为3.30万人和3.17万人,两市之和占全省的57.4%;福州、厦门R&D活动人员分别为1.80万人年和1.30万人年,两市之和占全省65.1%。从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来看,福州、厦门的科技活动经费之和占全省的63.8%,R&D经费投入之和占全省的64.5%。区域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性,制约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

2.5 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的问题未能得到完全解决。

有关科技中介服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针对中介机构的综合性指导意见和扶持性、规范性政策不多。一些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不强,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2.6 区域创新的软环境建设不够完善。

尽管福建省对鼓励技术创新、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与措施,但有些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有些政策缺乏配套操作措施,服务工作有待进一步细化,工作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福建省还尚未建立完善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体系和有效的撤出机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金融机构对科技投入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2.7 科技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2005年全省科技经费投入172.76亿元(居全国第15位),科技经费投入占当年GDP的1.89%,比全国2.65%的平均水平低一个百分点。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为53.62亿元(居全国第14位),占当年GDP的0.82%(居全国第17位),低于全国1.34%的平均水平0.52个百分点,全省科技大会后科技投入有所增加,但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还存在着产学研结合机制尚未从根本上突破,产业技术支撑水平有待提高,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性技术的研究能力薄弱,开发类科研院所机构在行政上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工业企业的科研机构和科研能力分散、单薄等问题。

3 海西科技创新的基本思路

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代,全面推进海西的科技创新,有着许多有利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如可以接受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产业转移,引进先进的技术、人才、管理方法,动员和配置外部物质资源与科教资源。但必须要考虑科技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特别是科技与教育发展方面的推进路线。因此,要依据海西科技创新所处的环境、阶段的特点,以及科技创新对产业运作的要求,根据海西现阶段创新能力及潜力的客观实际,科学合理地确定海西科技创新的基本思路。

依前分析,本研究认为海西科技创新的基本思路应是: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紧密围绕科技强省建设目标,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不同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遵循“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整体规划、有序推进”、“突出重点、形成特色”、“分工协同、合作创新”“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的基本原则,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机构为纽带,具有强大、持续、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体系,突出高科技发展的实用性R&D,积极拓展现代公司的功能,逐步实现由模仿、跟踪型创新向自主、跨越型创新转变,为加快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3.1 突出高科技发展的实用性R&D

促进高科技发展是科技强省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区域竞争能力的重要保证。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个如何发展的策略性选择问题。目前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R&D的重要性,但多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层面上。依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应特别强调实用性R&D,也就是说应从现有水平作为出发的前提,借助和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来开展R&D活动。为此,应选择与海西各企业拥有的传统研发课题有较高相关性和延续性的高科技R&D项目。这样做不仅使得研究项目一开始就比较容易启动,而且可以现有技术、设备、人员迅速开展起来。此外,实用性R&D活动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实现:一是强调应用领域的多样性,即其应用产品的多种多样,促进其应用范围的广泛和应用链条的延伸;二是强调应用过程的衍生性,即利用新发明必须进一步开发一些崭新的相关技术。

3.2 积极拓展现代公司的功能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公司的发展使得这种角色显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公司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公司和金融公司的范围,正在积极向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服务、娱乐等领域全方位拓展,这种拓展的核心目的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谋取新的拓展空间,最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这种现代公司功能的拓展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层面加以展开[1] 。

3.2.1 向科技领域拓展

即通过投资办科研来拓展新的产业链条。实践证明,公司办科研的最大优势是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一则可以节约科研成果的识别成本;二则可以用公司化的具体人才标准替代政府抽象的人才标准,解决科研人才短期及长期的识别成本问题,科学建立社会有效的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三则在公司理念的影响下,知识、信息也可以迅速资本化。

3.2.2 向教育领域拓展

即通过基金的方式参与、控制高等教育资源,并按市场经济原则逐步将其改造成为制造业产业链条的源头以及产品研究与开发的基础。

3.2.3 向文化娱乐领域拓展

如果说科研、教育是从供给和纵向的角度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那么文化娱乐的拓展则是从需求和横向的角度拓展制造业的产业链,公司向文化娱乐的拓展可以极大地扩展个体的需求效应空间,青岛海尔公司的“海尔兄弟”文化的传播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

3.3 由模仿、跟踪型创新向自主、跨越型创新转变

众所周知,科技创新最终必须落实到技术创新并带动经济增长上才有实际意义。但其重点是自主创新和原发型创新,还是模仿和跟踪型创新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政策导向及其扶持倾向。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和区域都可以走自主和原发型创新之路,但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不同国家和区域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科技与教育的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不同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存在着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早或迟、或长或短,的现实。这种现实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不同产业与企业的技术之间的落差会逐渐的缩小,产业起步阶段的自主和原发型技术优势随着该产业的发展会逐步消耗殆尽[1](美国汽车业的衰退和日本汽车业的进步说明了这一点),产业的发展必然进入下一轮的新技术革命等待期。此时,新技术革命对教育、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引导产业链条向教育、科研和技术不断延伸,进而大大提高实现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物资资本、知识资本以及制度建设的门槛和标准。其结果是,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有能力抢占下一轮新技术革命的先机。实际上,历史仅仅把增加产品功能差异与提高生产规模两条发展道路留给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就目前的现实,尽管我们在个别领域取得不错的突破和一些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但不具备抢占下一轮新技术革命的综合能力。因此,把大量的人力、物流、财力放在超前性研究上,或个别原创技术的开发上往往会夭折,导致大量的浪费。过去已有诸多教训,应当总结吸取。所以,走模仿和跟踪型创新,在创新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再向自主和跨越型创新转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摘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立,为海西经济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在项目带动和品牌带动两大战略的驱动下,海西经济增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特别在科技创新方面,是制约海西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本文通过对海西科技创新的现状、问题的分析,提出几点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科技创新,海峡西岸经济区,创新带动

参考文献

[1]王战.财富驱动VS创新驱动:2005/2006年上海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吴江.科技创新与广东产业方向[J].暨南学报,2004(3).

海峡西岸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对策 篇8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等, 都已经证实经济一体化发展, 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大趋势。福建地处处于长三角, 珠三角两个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之间, 经济实力落后于这两个地区, 按照“地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劳动, 资本, 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可自由流动下, 经济发展会出现空间上的不平衡, 使福建省成为沿海发达经济地区的低凹, 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引起“循环累计因果原理”的发生, 福建有可能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增长“弱极”。作为距离台湾最近且台胞最为集中的大陆经济区域福建有很好的地理区位优势, 同台湾隔海相望, 地域相邻、血缘相融、文化相合、是推进祖国早日统一的桥头堡, 又是较早开放的省份, 这就要求福建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 “海峡西岸经济区”正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产物。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 规划中提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一带、五轴、九区”网状空间开发格局, 由此海西区一体化发展的协调发展新格局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二、推进海峡西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1. 优化全国区域经济布局,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的“一带、五轴、九区”的空间布局, 发展壮大以中心城市福州、厦门、泉州、汕头、温州为龙头, 以沿海港口为支撑的厦门湾、闽江口等发展区, 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福建优势支撑东部沿海经济持续增长。海峡西岸经济区一体化的发展, 不仅能够推进福建省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 逐步形成从环渤海到海南岛整个沿海一线的均衡化发展格局, 而且有助于西部内陆承接产业转移, 推动中部崛起, 实现东部、中部与西部的良性互动。

2. 有利于整合资源, 发挥沿海中心城市辐射源作用。

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强调长期的中心区对外围区地理渗透效应以促进后发区域经济发展和减少区域差距。“一带、五轴、九区”的空间布局, 东部沿海带的发展, 有利于构建福州大都市区和厦漳泉大都市区, 壮大中心城市综合实力, 促进全省沿海的全面繁荣。重点构建温州、福州、厦门、泉州、汕头、为龙头中心城市、由东向西的纵深推进, 实施点轴发展, 促进落后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 有助于实现海西区在沿海带核心城市的带动下内陆地区的崛起, 加快海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培育壮大九个集中发展区, 充分考虑现有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 提出建设产业集聚区和城镇密集带, 有利于推动跨省区域合作, 加快形成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3. 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打造对外开放新通道。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 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地缘联系, 最近距离仅130公里;80%的台湾同胞祖籍福建, 改革开放以来, 闽台经贸往来频繁, 在福建省的台资企业数量位列各省份前列。海西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有利于构建海峡两岸合作平台, 进一步推动两岸居民往来, 增进了解,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国家和平统一的进程。此外可以依托与台湾、长三角、珠三角的协作互动, 建设东出台湾海峡、走向世界的沿海通道。

三、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1. 细化功能分区, 优化产业布局, 引导产业集聚。

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 产业集群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实力的有效形式, 能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重视聚集经济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 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要细化功能分区, 引导产业聚集。东部沿海临港产业发展区:发挥沿海港口优势, 引导优势产业集聚,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形成沿海产业密集带。中部、西部集中发展区:中部以丽水, 南平, 衢州, 上饶, 赣州等中心城市为支撑点, 形成以点轴状分布的增长极。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发展集约型的绿色有机农业, 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形成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带, 实施水源涵养保护工程, 发展优势休闲旅游业、林竹业和绿色有机农业等生态产业。

2. 壮大海峡西岸城市群, 完善城镇体系, 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德国地理学家克利斯塔勒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首创了以城市为中心地的市场区分析模型, 创立了三角区聚落分布、六边形市场区的空间组织结构和高效市场网络系统理论, 并提出了城镇体系等级分布的倍数原理。在总结国内外大量城市布局经验的基础上, 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提出了解决经济空间布局即城镇体系分布的点轴系统空间结构理论。在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和构建过程中, 要实现核心城市作为整个区域空间发展的引擎, 发挥着外联内引的关键性作用。对于汕头, 厦门, 泉州, 福州, 温州五个核心城市深度拓展的关键在于走内涵增长的发展道路, 突出核心城市功能定位, 加速城市转型, 通过产业升级、结构转换增强其整体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其次要发挥地级中心城市的骨干作用, 打造绿色产业基地, 两岸经贸合作新兴制造业和优质食品供应基地, 中国南方生态绿谷等城市群。

参考文献

[1]李京文.长江三角洲为例[R].课题研究报告.北京:2006[1]李京文.长江三角洲为例[R].课题研究报告.北京:2006

对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思考 篇9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2009年5月,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地区一水相隔, 北承长江三角洲, 南接珠江三角洲, 是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 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为此, 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福建的实际出发, 充分发挥对台的独特优势, 先行先试, 找准定位, 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 落实到位, 才能真正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必须深化体制改革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深化体制改革, 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 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深化体制改革, 重在解决制约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瓶颈, 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一是要继续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 市场机制不断增强。但是, 从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看, 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体制没有完全转化到市场化轨道上有关, 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结构中的矛盾和问题, 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市场化改革来解决。为此, 务必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 排除各种干扰, 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积极创造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内在动力。

二是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没有一个高效的责任政府, 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高效的责任政府不仅能创造和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 而且能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要围绕谋划发展、服务发展、推动发展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不断创新政府公共服务。尤其是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削减审批事项, 减少审批环节, 简化审批程序, 缩短审批时限, 提高审批效率。同时, 要完善决策体制, 强化责任, 努力提高政府执行力, 把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三是要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就是一个重要方向标, 引导着干部的努力方向。干部考核评价既要充分体现注重实绩、鼓励创新、奖罚分明的干部使用原则, 又要通过考核评价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目的。加强对干部的考核评价, 有利于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把工作和精力放在谋划发展、推动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上。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 进一步激活干部队伍的整体活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必须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才是第一资源, 也是最宝贵的资源。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关键在人才。人才数量不够和人才层次不高一直是制约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 必须把实施人才战略摆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一是要抓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输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要重点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建设, 加快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 使他们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是要抓人才引进。能不能吸引和集聚各方面人才,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要制定更加优惠的人才政策, 通过项目、课题、产业等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海内外人才。要善于用事业、用激情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集聚人才, 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成重要的人才高地, 为新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是要抓人才使用。没有人才, 要培养人才, 引进人才;有了人才, 要尊重人才, 用好人才, 让人才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激励、高效的用人机制, 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人才充分发展的平台。坚持“人才是本”的经营理念, 始终把人才当作创业之本、竞争之本、发展之本, 做到唯才是举, 不拘一格用人才。要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建立与人才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使每一个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才都能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四是要完善人才市场体系。人才资源通过市场化配置将更加充满活力和竞争力。要重视人才市场体系建设, 构建人才供需信息网络, 提高人才市场服务水平, 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实施人才战略, 关键是要建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机制。只有把建立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发挥作用的机制作为实施人才战略的关键环节, 做好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工作, 才能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三、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必须加强闽台合作与交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迅速推进, 国家间、地区间的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 闽台经贸合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省委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就是要充分发挥福建的对台优势, 密切两岸经贸联系, 提高闽台合作水平, 促进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与发展。近年来, 随着福建投资环境的改善, 闽台经济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 形成互补互利, 相互促进的可喜局面。

一是要继续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要紧紧抓住台湾投资环境日益恶化, 产业纷纷外移这一难得的机遇, 充分发挥“五缘”优势,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主动做好台湾产业的对接和投资引导,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使福建成为台商在大陆的重要投资集散地, 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平台。

二是要全面加强闽台农业合作。闽台农业合作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内容之一。闽台农业合作有利于促进福建传统农业改造升级, 提高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 农业生态环境相似, 生物节律相同。福建农业资源丰富, 尤其是具有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 而台湾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明显, 闽台两地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两者合作可谓互动双赢, 相得益彰。既要积极主动承接台湾的农业转移, 鼓励台资兴办农业项目, 又要有目地引进台湾的技术农民和农业专家来闽投资创业, 以此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前, 闽台农业合作刚起步, 许多合作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来, 今后要在建立健全机制上下工夫, 使闽台农业合作经常化、制度化, 推动闽台农业合作向更高领域、更高层次发展。

三是要加强闽台文化交流。台湾文化根在大陆, 闽台文化源远流长, 有割不断的密切联系。福建地处海峡西岸, 有着开展闽台文化交流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根同源的文化是闽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 闽台文化交流日趋紧密, 极大地促进了两岸民间往来。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对福建的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一种重要资源, 合理加以利用, 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福建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 大力挖掘有地方特色、有文化历史渊源的民俗文化, 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积极推动台胞回福建寻根问祖, 寻亲访友, 观光旅游, 投资兴办企业, 开展经贸活动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有利于推动福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使之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必须坚持依靠科技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发展的行动指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根本着眼点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既要突出发展这一主题, 一心一意谋发展, 又要把加快发展与科学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 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 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是造成经济发展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条主线, 着力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效益不高的问题,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大力培育和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又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 壮大发展产业集群, 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支柱产业。

二是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直接推动可持续发展。要加大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 认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形成关心和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氛围, 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逐步转变为自觉的行动, 按照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理念来发展生产。要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加大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 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要完善立法, 强化监督, 保证循环经济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当今世界, 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资源环境问题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核心是技术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出路就是科技创新。福建省委提出建设创新型省份,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充分表明科技创新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地位。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 建设一批创新基地, 培育大批创新型企业,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把经济发展由资源消耗和资本投入为主要推动力向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转型,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增强科技创新责任感和紧迫感,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消除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 努力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要加大政府科技投入,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 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科技投入机制, 激活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为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公务员局.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科学发展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2]张志南, 李闽榕.2006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台湾海峡经济区 篇10

在全球提倡环境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背景下,绿色经济越来越受到各国与各地区的关注。绿色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海峡西岸经济区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主动加入绿色竞争[1]。绿色经济自2008 年由联合国环境署( UNEP) 提倡以来,很多国家、地区都积极参与到了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制定了一系列绿色经济发展模型和政策规划[2]。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现状、重要性并提出政策建议[3,4,5],关于福建省的绿色经济研究甚少,多数学者探讨福建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尚未达成共识。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重视经济安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经济安全展开研究。国外主要从国际分工格局、贸易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跨国公司的影响等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安全[6,7,8,9]。在国内,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和学术界开始关注经济安全,学者们主要探讨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具体内容、评估标准以及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问题[10]。当前国内学者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持有不同观点。以雷家骕[11]为代表的 “状态说”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作为主权独立的经济体,其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具体内容包括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以赵英等[12]为代表的 “能力说”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经济抵御各种重大外部威胁的能力。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研究上,江涌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最根本的是对资源的支配和控制,万君康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一般包括金融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等三方面。顾海兵[13]对中国经济的安全度进行研究,提出国家经济安全的衡量指标包括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四方面,并将经济安全程度划分为很安全、相当安全、比较安全、轻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严重不安全6 个等级。魏栓成[14]认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郑通汉[15]、沈静[16]、吴家庆[17]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聂富强[18]、年志远等[19]研究探讨了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指标和系统的构建。许圣道等[20]基于虚拟经济的研究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李孟刚[21]、朱钟棣等[22]学者对作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安全进行研究。雷家骕[23]从国民利益的国家经济安全观出发,提出通过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财富合理分配、国民生活质量与国民经济同步提升来维护基于国民利益的国家经济安全。2012 年中国经济安全论坛主要探求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以防范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提出金融安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外部经济失衡与经济风险防范、公共财政安全与财政风险防范、粮食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兴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性风险防范。可以发现,目前大部分理论研究集中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少有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安全,关于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绿色经济的安全体系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省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对应台湾海峡,具有自身特点、自然集聚、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综合体,是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此外,海峡西岸经济区处在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具有独特的对台合作优势,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纽带[24]。在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引发区域短期经济竞争力下降、社会发展不稳定等安全隐患,而海西的经济是否安全稳定对全国发展大局和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建立有效的安全体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经济矛盾和社会问题,降低经济安全隐患发生的概率,确保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经济发展现状,针对发展绿色经济可能带来经济安全隐患,建立海西绿色经济发展的安全体系和实施建议,以期为海西政府在应对绿色经济安全问题方面提供借鉴。

2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绿色经济的安全体系现状

绿色经济作为平衡式经济,寻求经济与环境的均衡,既要求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和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要求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体化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响应国家关于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努力建设人居环境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地区[5]。

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在绿色发展上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布的2012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福建省绿色发展指数在全国30 个省( 区、市) 中位列第八,已经连续3 年排名进前10[25]。该报告中的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主要依据是由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 个部分构成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反映经济增长中的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资源与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情况、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和治理情况等。首先,在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上,根据福建省统计公报显示,福建2012 年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 4% ,且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26]。相比2011 年,福建2012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下降6. 6% ,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下降17. 4%[27],能源结构和使用效率在不断优化调整中。在生态保护和污染排放上,根据福建省“十二五”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在“十二五” 规划前两年半,福建省的 “两个保持”( 继续保持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首位、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 进展顺利。全省植树造林89. 8 万公顷,并超额完成了20 万公顷的造林绿化任务。截至2012 年底,全省森林面积相比2010 年净增长16. 16万公顷,相当于全省面积的1. 3% ,预计可提前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 5% 目标任务,持续保持全国首位[28]。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优良,2013 年上半年,福建省9 个设区城市优良率为99. 5% ,14 个县级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为99. 3%[29]。节能减排上,2012 年福建省万元GDP能耗为0. 607 吨标煤( 2010 年价) ,比上年减少0. 037 吨标煤, 下降5. 7% , 降幅历年最大。2011、2012 两年福建省已完成 “十二五” 国家下达单位GDP能耗下降节能目标任务[26]。这些成效主要得益于福建省政府在发展绿色经济上的政策实施和投资。2010 年, 《福建生态环境功能区划》、 《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一岗双责”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决定出台实施。近几年,福建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治理环境污染。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上,2010、2011、2012 年分别投入78. 04、113. 71、122. 28 亿元用于燃气、排水、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等建设,每年资金投入增幅特别大; 在工业污染治理上,2012 年投入了23. 76 万亿元整治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比2011 年的15. 28 亿元多投入了55. 5%[25]。由此可见,福建政府越来越重视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和治理,并鼓励节能环保、绿色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具有发展潜力的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绿色经济。

3 发展绿色经济给海峡西岸经济区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3. 1 发展绿色经济可能让海西经济面临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有效地抵御国内外各种引发经济波动、摩擦、危害的风险,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能力和国际经济竞争力,包括 “稳定”和 “发展”两个基本层面。国家经济安全不仅指国家经济免遭内部或外部的威胁、侵害,还要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0]。绿色经济安全指的是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做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同时,经济仍保持较强的区域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对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和风险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发展绿色经济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各面因素,涉及到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在这过程中,可能会让海峡西岸经济区面临经济安全问题,“稳定”和 “发展”受到威胁。

3. 1. 1 可能造成海西短期经济竞争力下降

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和必要选择,其所带来的是潜在收益,也就是说,收益的显现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要在海西经济从粗放的发展方式调整转变为绿色低碳之后效益才能明显体现。海区主要以水泥、石材、建筑陶瓷、水暖器材、冶金、钢铁、煤炭、纺织、鞋革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为支柱,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海西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二产业的拉动。就福建省而言,2012 年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 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 0%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 2%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8. 8%[8]。可见,第二产业仍是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发展绿色经济,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产业向低碳化方向发展。目前海西尚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能源生产和利用、工艺生产等方面技术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产业体系薄弱,短期内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达到绿色低碳指标。海西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虽快,但所占比重较低,尚无法支撑起整个海西区域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效益无法立竿见影,而在调整过程中需要付出代价,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和调整升级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忽略了企业的承受能力,硬性要求限制碳排放和淘汰高污染、落后产能,海西很多企业将受到巨大挑战,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第二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将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而使海西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区域短期竞争力下降。

3. 1. 2 技术对外依赖大可能威胁到海西绿色产业安全

发展绿色经济要求加快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关键能源技术,通过发展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适用技术来淘汰高能耗、低效率、重污染的落后产能,普及高效能设备和工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绿色技术领域,海西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弱,整体技术水平落后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障碍,尤其在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产业中,专业人才匮乏、技术研发落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绿色技术具有研发周期长、风险大、资金投入需求大、对研发人员和研究设备要求高等特点,而且绿色产品市场需求尚未得到较大开发、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利益激励机制不完备,在发展初期很少企业愿意花大成本进行科研投入。在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推动下,大多数企业选择引进技术的方式来改良工艺和设备。绿色技术的引进可能会在短期内降低污染和能耗,提高产业效率,改善海西产业结构的总体状况,但是在大量利用国外或区域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从较长时期来看,缺乏技术自主创新支持会使企业成为产品链的低端和下游的生产商与提供商,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足会让整个区域产业处于被动局面,削弱海西对绿色产业的控制权,给海西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3. 1. 3 可能导致海西绿色市场秩序混乱

自海区提出发展绿色经济以来,绿色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绿色产品涵盖了家电、建材、食品、汽车、日化等多个方面,但从整体来看,海西目前处在绿色经济发展初期,绿色市场尚未形成规模,产品结构单一、市场需求不足,全民的认可度和支持度有待提高,较为完善的绿色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尚未建立。作为绿色市场主体的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直接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存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各市场主体都不愿意主动牺牲自身利益为绿色成本买单。海西绿色经济的发展还处在摸索和起步阶段,目前还无法快速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绿色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仍会存在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的地方。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绿色化增加了技术开发成本、资源采购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在绿色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绿色产品还未成为全民需求的情况下,实行绿色经营的很大部分成本需要由企业来承担,而企业的趋利性决定其很难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我国绿色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绿色产品高价、产品质量不到位、虚假绿色营销等问题侵犯消费者权利,影响海西绿色市场秩序。

3. 1. 4 可能给海西能源安全带来挑战

海区煤油资源缺乏,目前能源消费品种和数量仍是以煤为主的单一格局。根据福建省统计局统计,福建2012 年能源消费总量11 185. 44 万吨标准煤,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59. 8% ,石油为22. 0% ,天然气为4. 5% ,水力发电为12. 9% ,风能发电为0. 8%[8],可见,太阳能、风能、水能等绿色清洁的新能源的开发规模尚不能替代传统能源。而海西主要以高能耗产业为主,对传统能源依赖性大,在短期内开发新能源的技术和速度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且大量使用新能源的生产成本较高,如果要在短期内限制传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会给海西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能源安全挑战。

3. 1. 5 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影响海西社会稳定

海西的纺织、皮革、制衣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发展绿色经济要求调整经济结构,海西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传统产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减少,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但不同产业对劳动者在工种、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原来从事传统产业的人员无法对自身各方面素质及时作出调整,就不能顺利转入第三产业、新兴产业从而导致失业。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先进的技术工艺又给劳动者素质特别是技能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不适应要求的低素质劳动者即使原来有岗位也会陷入失业状态。失业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有大量失业人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容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发展绿色经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利益的再分配,如果没有处理好利益丧失者的矛盾问题,很可能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 2 发展绿色经济给海峡西岸经济区带来的机遇

绿色经济是一种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经济形态,符合人类的发展潮流,蕴藏很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潜力。虽然海区绿色经济发展会给海西经济带来一定的风险,但在未来的发展中能给区域经济带来更大的机遇。一是有利于新能源、新兴产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投资,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节能环保产业、新兴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绿色新兴战略产业,这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二是减少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随着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和人类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这些国家对国外商品的绿色化要求越来越高,会采用国内标准、绿色标志、进口检验等绿色壁垒来控制国外商品的进入,调节贸易。发展绿色经济要求海西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技术,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生产绿色环保产品,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降低绿色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三是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在绿色技术、先进设备、节能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将会刺激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缓解海西的就业压力,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刺激社会消费需求,促进海西经济持续发展。

4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安全体系

绿色经济协调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促进海西经济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给海西带来了正面效应,而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海西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合作,强化政府科学管理危机的能力,共同建立和完善海峡西岸经济区安全体系,趋利避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安全包括产业安全、市场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人才安全等内容,发展绿色经济使得某些安全因素发生改变,可能引发不安全问题。上文已经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可能给海西经济带来经济危机、产业危机、市场混乱、社会不稳、能源危机等,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安全体系的构建需要重点考虑这些安全隐患。

如图1 所示,海西经济区经济安全体系包括2个层次,第一层体系基于经济安全隐患,包括经济竞争力安全体系、绿色产业安全体系、绿色市场安全体系、能源安全体系、社会安全体系。在第一层的每个安全体系下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包括决策组织和快速反应体系、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监控预警体系、应急管理体系、修复重建体系。

5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绿色经济安全体系实施建议

5. 1 确立绿色发展战略规划,保持经济竞争力

海西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但是绿色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战略,有序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能够使海西经济区经济结构平缓过渡转型,减少由于 “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竞争力下降等安全隐患。具体而言,各级政府要根据海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科学编制并严格执行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省一级政府要协调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编制全省的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和低碳发展目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总规划的基础上切实抓好规划的细化,制定区域具体的绿色经济发展行动计划。发展绿色经济既不能只重经济增长,忽略生态和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过度强调环境效益而使经济停滞不前,因此,还应建立科学全面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因素作为考察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确保海西在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保持经济竞争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在能源方面,制定海西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财政、技术投入。沿海地区应重点开发核电、沿海陆地风能资源,加大风能、核能开发转换的技术投入力度,加快近海风电开发利用步伐。农村地区重点推广发展农村生物质发电、种植能源作物和能源植物,开发新型农村能源产业,合理发展生物质能源。此外,加强技术研究,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有序推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确保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避免由于能源短缺导致经济衰退和竞争力下降,从而引发经济系统安全。

5. 2 加强财税体制改革,扶持绿色企业发展

发挥财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强有利于福建绿色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与实践,完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大力扶持和鼓励绿色节能企业的发展,财政政策向绿色产业倾斜。可以通过财政预算、专项拨款、财政奖励补助、政府绿色采购、差别电价等措施加大对绿色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评价指标确定绿色示范企业,财政拨款作为绿色企业的发展资金; 对技术创新企业予以奖励; 将本省绿色经济示范企业的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产品优先列入海西各级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并逐年扩大采购规模,扶持绿色企业的发展。二是加强税收政策改革,降低绿色企业和绿色消费者的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率,鼓励绿色企业建立清洁生产机制,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对绿色企业进行相应的金融支持,通过实施绿色信贷、发行绿色证券等途径解决好绿色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通过政府在财税上的优惠和支持,减轻企业的绿色成本压力,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化生产经营,提高市场积极性。

5. 3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保障绿色产业安全

发展绿色经济应该加快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关键能源技术,通过发展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适用技术淘汰高能耗、低效率、重污染的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奖励、减税等措施鼓励相关技术创新,包括能源利用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技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绿色消费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增加财政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科研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形成科技攻关的合力,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进程。此外,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还要注意创新成果的保护,使创新企业充分享受到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和利润,而不是因投机取巧者的剽窃行为而打击了创新热情和积极性。因此,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创新保护机制,保护企业或个人的创新成果,严惩剽窃抄袭行为,打造一个良好的绿色创新氛围。通过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掌握绿色核心技术,降低海西对外的技术依存度,确保绿色产业的安全。

5. 4 加强市场监管,维护绿色市场秩序

由于绿色属性的存在,绿色经济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需要政府进行相关的指导和监督。海西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产品标准建立和审核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加强绿色产品质量管理、规范绿色标志认证体系,帮助消费者快速了解商品质量信息,降低绿色购买风险,促进绿色市场规范化和制度化运行。使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双管齐下,严厉打击和整顿绿色市场中违法违规和虚假宣传行为,进一步完善绿色法规,加强有关绿色消费、公共绿色权利、绿色市场监管方面法规的制定,做到绿色市场有法可依,以建立健康、有序的绿色市场环境,使绿色市场安全得以保障。

5. 5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

针对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通过三方面来稳定社会秩序。一是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有效性。海西各级政府应该建立起职业信息、职业培训、职业介绍一体化的服务体系。通过规范化的职业介绍机构、就业办公室等开展信息、培训、咨询和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安置指导等系列化服务,帮助失业者提高知识和劳动技能,更快地找到工作。二是推进建设海西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业者最低生活需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降低城乡居民生存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可能致使许多传统产业的劳动者因不符合企业生产技能要求而下岗,而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又不是一朝一夕能提高的,因此海西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人均生活水平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保障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三是开展心理指导,帮助失业者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四是建立危机监控预警和应急管理体系,成立危机处理中心和危机处理小组,及时排查、处理社会不安全因素,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

6 小结

台湾消费券急救经济 篇11

1月18日起台湾2300万人都能领取3600元新台币(112.5美元)“消费券”。所有台湾媒体的广告主题都围绕着“3600元”的数字，连最有“气质”的古典音乐电台“爱乐电台”都打出用消费券买音乐产品八折优惠的广告词：“台湾经济史上第一次，古典音乐不能缺席!”

凡2009年3月底前出生，具有身份证的台湾民众都可领取消费券。依照“经建会”说法，消费券的发放与使用，预期可以增加2009年经济成长率0.64个百分点。

台湾将857亿台币的预算做消费券发放与使用。主因有三：首先，是这次发放时机正好在春节前，是内需市场消费高峰期，近20年来都固定有资金流动逾新台币5万亿元；消费券再适时带动千亿元资金流动。

第二，发放消费券使民众“可支配所得增加。”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陈淼甚至认为，此举可带动经济成长率增加1.28％

第三，当局认为，目前要先通过眼前全球金融风暴这一关，才有以后。发放消费券促进的消费成长绝对能刺激景气，“行政院长”刘兆玄就指出，“台湾只要这关撑过去，中长期竞争力反而会比其它地方更具优势”。

媒体指出这是一种刺激景气的点火剂，或病人服用药方的药引，接下来换真正提振景气正规军上场，包括马英九当局2009年开始的4年3.99万亿元的“爱台十二建设”、4年5000亿元的扩大公共建设等。

日本消费券效果不彰

全球以发行消费券来救经济的不只台湾，日本2009年也将开始实施“生活支持定额补贴金”，比台湾的规模还要大10倍，共支付现金26.9万亿日元，以每人为单位，同样和台湾一样不排除富人，而老人和小孩发放金额相对增加。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强调，在过年后马上实施的意义，就是要直接面对全球金融冰风暴的严峻挑战。而台湾采取发放消费券，不像日本直接发放现金，就是怕民众将钱存到银行，当局刺激消费的原意将大打折扣。

事实上日本在1999年就曾发放过所谓的“地域振兴券”，当年日本补助每人2万日元以鼓励大家消费。然而日本政府事后调查却发现，发放振兴券仅创造了约2000亿日元的GDP，仅达可使用额度的32％，剩下的68％被储蓄起来。

消费券花掉的32％，仅占日本民间消费的0.1％，显然无法达到刺激消费效果。主要是很多民众把现金存下来，只用消费券买东西，甚至有民众拿消费券向店家换取现金。经济学家指出：消费券反而“排挤”了本来就会有的支出，这些支出本来就会用现金，这也是消费券最大的隐忧之一。

以日本“地方振兴券”的前例分析，使用消费券最多的是衣鞋、食品，其次是家具家庭用品以及教育娱乐等，证明日常生活用品还是占有大宗，这些也都是日常支出。也难怪台湾最大财经报纸《工商时报》就预言，民众绝对会将消费券拿来替代平常现金的使用，用在日常杂物或民生用品的购买上，“而不能达到预期增长0.64个百分点经济成长率”。

事实上，1999年日本政府除了发放消费券，还同步实施“减税”、并将利率降至趋近于零等，但日本从1999～2005年，CPI(消费平均指数)还是连续7年时间呈现零或负成长，因此有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消费券不是关键，关键是日本经济的结构问题。

日本政府在发放消费券提升民间消费有限下，这次卷土重来，麻生太郎转而发放现金，让民众自己选择消费或者将现金存入银行，至少会对GDP成长有所挹注。野村证券金融研究所就估算，26.9万亿日元的生活支持补助金还是能够提高0.2％的GDP。

但台湾的经济学家仍捍卫发放消费券政策。陈淼就指出，消费券并非长期发放，所以也不会抵销原本的消费支出，加乘效果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陈淼分析，首先，台湾民间消费2007年有7.16万亿元，2008年约7.3万亿元；民间消费成长不到2％，“远低于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说明台湾民众保守心态不敢花费”，而现在800多亿元看起来不多，可是通过乘数效果之后，将进一步促进经济成长。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许多振兴经济方案已经使得日本公债与支出比例高达130％至140％。台湾发放消费券虽然将编列特别预算，但台湾目前公债与支出比仅14％，远低于日本，台湾当局债务状况相对日本安全许多。

而发券不发钱的角度，首先能避免民众将现金存回银行；只要相关部门加强倡导，消费券不可兑换现金，不能成为准货币，甚至不找零，都会加速消费券货币价值的流通效果。

消费券作用短期

不过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更大的挑战显然不只是消费信心问题。“其实我满心痛发放800多亿元的消费券，消费券作用是短期的，用完后怎么办?”刚下台的前任台湾“经建会主委”何美王月就直接在媒体上批评，3600元对有工作者微不足道，但对失业者又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助失业者度过未来的困难!

她指出，台湾金融业因为过去国际化程度不深，2008年受创比欧美国家要小，但接下来2009对台湾产业的影响就会出现，此波不景气持续时间会比想象中的还长。

她计算，提供一个人工作一年的费用约20万元，800多亿足足可提供40万个人工作机会。如果当局可提供40万个工作机会，就可使他们养活家人，减少台湾社会问题，才能解决长期问题。

台湾海峡经济区 篇12

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中, 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一大瓶颈。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资金供应紧张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融资面临许多困难, 被迫纷纷求告于民间借贷解决企业急需资金的供应, 造成借贷利息高涨, 中小企业负担加重。

一、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

1.促进两岸交流。解决好融资问题, 有利于推动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发展,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2.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解决好融资问题, 有力推进海西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协作。

3.优化产业结构。中小企业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 均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降低金融风险。解决好融资难问题, 能遏制地下金融和非正常金融进一步泛滥, 降低金融风险, 有利于中小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资产重组, 便于中小企业为大型国有企业配套服务。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优劣势分析

(一) 发展优势

1. 区位优势。

海峡西岸经济区地理位置优越, 海、空交通便利;相邻的区域经济发达, 中小企业聚集, 产业结构发展比较成熟, 金融业发展日臻完善, 社会闲散资金多, 中小企业融资资金来源广。

2. 政策优势。

十七大报告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 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这些利好政策都有利于海西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

3. 对台及侨胞优势。

闽台经济整合在两岸经济合作进程中充当着实验田、示范区的角色, 在增广、增深闽台经济合作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两岸“三通”后, 闽台经济有了更密切的合作。

(二) 发展劣势

1. 银根收紧造成融资景气指数偏低。

海西地区中小企业多为民营企业, 企业自有资金缺乏, 随着当前银行银根收紧, 造成信贷规模收缩, 海西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剧, 流动资金愈显不足。

2. 现有的资本市场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海西地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较窄, 获得政府资金、国外资金支持都较少。

3. 商业银行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不足。

各商业银行出于安全性等因素考虑, 对生产经营规模都较小的中小企业比较冷漠, 普遍集中力量抓大客户而不愿向小企业放贷, 这加剧了融资困难。

三、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的对策与建议

(一) 从海西地区中小企业方面着手

1. 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中小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完善现有的技术设备, 同时优化传统产业发展。把融资资金用到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上, 企业才能增强生产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才更有利于企业资金的周转供应。

2. 加强自身管理,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

中小企业要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会计法规和商业银行要求, 建立全面、准确、真实的财务制度, 要建立充分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同时保持合理的贷款水平, 制定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这样才能加快资金回笼与周转, 提高企业资金管理利用水平。

3. 积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

中小企业在加强信用观念的同时, 须认真解决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努力构建两者间的良好关系。努力加强资本积累, 提高企业自身自由资金拥有比例。

(二) 从商业银行方面着手

1. 调整商业信贷政策。

银行贷款投放影响着中小企业的企业寿命, 减少对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手续环节, 建立和健全社会信贷服务体系, 解决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逐步构建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从而减少信贷决策环节, 缩短决策链条, 从而为中小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获取银行贷款的环境。

2. 加强金融创新。

银行要建立贷款风险约束与激励约束相统一的信贷管理体制, 加强中小企业金融产品的品种创新, 积极营销国有商业银行新的金融产品, 满足不同层次的中小企业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国有商业银行可以修改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 降低企业资本金、资产总额、销售收入等“规模”项目对企业评级的影响, 为一大批规模小, 但业绩好、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创造条件。

(三) 从资本市场和担保机构方面着手

1. 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

开辟二级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 为中小企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提供必需的市场条件, 允许中小企业在符合发行要求的条件下, 通过发行债券筹资, 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

2. 发展中小企业互助性质会员制担保机构。

发展商业性担保机构, 通过建立信贷再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贷款保险制度等形式分散风险, 促进中小企业担保难和贷款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四) 从政府部门方面着手

1. 降低中小企业贷款“门槛”。

可以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的“中小企业信贷银行”, 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贷款等政策性贷款, 保证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份额;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较高的商业银行实行如冲减坏账、补贴资本金、扩大利率自主权等优惠政策;在中小企业为主的地区, 实行更宽松、更有利于企业的信贷政策。

2. 规范民间融资。

对民间借贷行为要进行规范管理, 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开办企业个人委托贷款业务, 在社会闲散资金与中小企业之间“搭桥”, 允许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债券, 同时降低企业发行成本;政府部门对待经济发展中的民间融资要改变放任自流的做法, 做到正确引导, 堵疏结合;确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法律地位、运行规则和支撑体系, 促进担保机构与银行共担风险, 尝试建立风险补偿基金, 分散和降低各方风险, 确保担保机构与银行资金的安全, 保障其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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