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理论（精选10篇）
全球价值链理论 篇1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从空间分布来看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系统的飞跃式进步,各经济主体正在逐渐打破原有的地理界限,以生产要素流动为主要渠道拓展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网络,即所谓经济全球化;而另一方面各地理领域内的区域经济却出现了更加集中化的趋势,区域范围内同一产业或相似产业领域中各个企业通过水平整合而形成了地方产业集群——这一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已经成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关系和利益分布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往往面临着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所导致的“专业化模式”(Specialization pattern)、“锁定”(Lock in)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问题(T.Ciarli,2002)。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的命题因而在近年来备受关注,与此相对应的,“产业集群升级”(Upgradinginindustrialclusters)问题则正是其中的焦点。传统理论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往往只限于对集群内部因素的分析,有文献讨论过全球经济对集群发展的影响,但也认为只有其竞争优势本地化后,通过隐性知识的传递才能达到提升集群能力的效应(如Maskelland Malmberg,199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Kaplinsky,Gereffi,Humphrey等)开始从全球化本身对集群发展影响的角度出发,探讨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后升级的可能性。本文将对此类文献作一初步的整理和评述。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概述
(一)价值链
价值链是指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的提出开始,经过中间生产阶段(包括有形的加工活动和生产者多种服务的输入),直至交付给消费者以及使用后最终处理的全部活动范围(Kaplinsky,2000)。价值链的基本形式可以用(图1)表示。20世纪60、70年代,价值链就被研究人员用于描述矿物出口经济的发展,但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波特(Porter,1985)正式确立。他还对供应过程、原材料加工、市场营销和产品服务等基本活动以及为完成公司任务所需的辅助活动(战略规划、人力资源、技术开发等)进行了区分。波特此时所指的价值链仅仅适用于公司内部,针对的是将所有经营活动囊括于一身的垂直一体化公司,这样的价值链其实是企业价值链。而随着国际外包业务的开展,波特在此基础上突破公司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公司之间的经济交往,用价值体系的概念来对以前的理论进行补充,这一概念与后来出现的全球价值链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共通之处。
(二)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
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其实是全球价值链的早期称谓,这一概念是由Gereffi首先提出的。全球商品链是指聚集在一种商品或者产品周围的组织之间的系列网络,这些网络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家庭、企业以及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具体过程或者价值环节可以用节点来表示,这些节点彼此连接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一个商品链之中的每个连续节点包括投入品(原材料、半成品或者产品)的获得和/或组织,劳动力及其供应、运输、分配和消费(Gereffi,1994)。全球商品链的提出为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商品链概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种文献后,该领域内的研究者最终用全球价值链一词取代了全球商品链(Humphreyand Schmitz,2000),而Gereffi对于全球商品链的分析也被当作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奠基部分。根据Kaplinsky、Gereffi和Humphrey等一系列学者的理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可以被概括为:它是在全球经济体系内,为实现产品或服务价值而从概念的提出开始,经过研究开发、设计、原材料的采购和运输、产品的生产和营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创造价值的过程。
(三)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维度
Gereffi最初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全球价值链:(1)投入-产出结构(Input-outputstructure)。指将原材料、知识、生产和服务等具有不同价值增值能力的功能环节通过特定或相关产业相互联系起来的结构。(2)空间布局(Territoriality),指一个价值链上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特指这些活动空间聚集或分散的程度以及它们是否具有地方根植性(如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范围内)。(3)治理结构(Governance),指存在于价值链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资源在价值链上的分配和流动方式(Gereffi,1994)。后来,又加入了第四个维度。(4)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framework)制度框架是指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的体制背景(如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等),这些背景会在各个节点上对价值链产生影响(Gereffi,1995)。Gereffi提出的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这四个维度中,以治理结构最为重要。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后续发展来看,该领域内的学者(包括Gereffi自己)大多只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而很少关注其它三个维度的研究。
(四)治理结构与全球价值链类型
全球价值链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决定着链上资源分配即流动方式,最终影响着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乃至主体本身的发展前景。而链上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则是由治理结构决定的。因此治理这一概念是全球价值链研究方法的核心。“治理”(governance)一词是世界银行1989年的报告中首先使用的,指包含强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符合自愿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中,Gereffi首先注意到价值链上的权力关系分布并引入治理的概念。他认为对价值链上不同的、分散于全球的活动进行的协调就是价值链治理,这些治理功能由价值链的驱动者(driver)或称主导企业(leadingfirms)担当。这样,全球价值链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往往扮演主导企业的角色,并依靠权力占据着那些可以产生高附加值的(highvalue-added)环节。基于这种情况,Gereffi将全球价值链分为两种类型: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汽车、航天、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工机械等,这类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制造商。而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消费品产业,如服装、鞋类、玩具、工艺品、家电等,这类价值链的主导企业是发达国家的大型零售商、市场开发商和品牌制造商,这些企业自己一般并不从事直接生产,而是通过装配分包、统包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定购产品,从而通过设计、营销、品牌和服务等环节获取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所嵌入的价值链一般是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Gereffi,1994,1999,2003)。Gereffi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以及类型划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后续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发展中国家的升级对策等奠定了基础。Humphrey和Schmitz则认为治理是价值链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机制,这些关系和机制对价值链上的活动进行着非市场性质的协调。而协调活动的实现是通过许多参数的设定和实施进行的,主导企业设定或实施这些参数,其它企业在这些参数的约束下开展活动。这些参数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何时生产和生产多少(Humphreyand Schmitz,2001)。同样,根据所定义的治理结构,Humphrey和Schmitz起初将全球价值链分为四种类型:市场型(market-based),即购买者和供应者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作;网络型(networks),即价值链上的主体之间彼此合作、互相依赖、有相互补充的能力而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准层级型(quasi-hierarchy),即这种链上存在着主导公司,由于能力上的差异,它能对链上其它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层级型(hierarchy),即这种链存在于垂直一体化公司的内部,表现为母公司控制它的附属公司(Humphreyand Schmitz,2002)。在最近的研究中,Gereffi和Humphrey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理论,根据交易行为的复杂性、交易的可编码化、供应方能力三个因素重新划分了价值链的类型:市场型(markets)、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联型(relationalvaluechains)、俘虏型(captivevaluechains)和层级型(hierarchy)。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
(一)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概念
产业集群的升级模式不同角度考察也存在多种观点,本文主要讨论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升级模式。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产业集群升级”(Upgradingin industrial clusters)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命题是在90年代后期才提出的(Gereffi,1999)。从某种角度,产业集群升级可以看作是传统意义上产业升级概念的具体化,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提高创新、加强合作以及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转向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可达到升级”(Chikashiand Kishimoto,2003)。
(二)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
Gereffi在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东亚服饰产业进行研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集群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升级,东亚的服饰产业集群正是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装配到本地生产和来料加工到贴牌生产(OEM)再到自有品牌生产(OBM)的途径实现了升级,从而获得整体的发展的。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企业扮演了原料输入、技术转移和外部知识源提供者的角色,从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升级(Gereffi,1999)。然而Schmitz(1995,1999),Bazan和Navas-Aleman(2001)等学者通过对巴西Sinos-Valley鞋业制造集群的案例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厂商为了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会制造各种壁垒阻碍制造厂商集群进入高附加值环节,因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会被“锁定”(lock in)在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从而链上的知识流和技术转移受到限制,集群无法进一步升级。Gereffi在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提出详细的对策(Gereffi,2003)。Kaplinsky(2000)通过研究指出,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两种方式:低端道路和高端道路。低端道路是以低劳动力价格、低生产成本、简单技术、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利用为代价获取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而高端道路是通过新技术使用、产品和工艺流程改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获取竞争优势。以低端道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如果不向高端转移,最终会陷入贫困化发展。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四种模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技术增加投入-产出水平;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研发新产品、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提升产品质量;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获取链上的新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如制造业集群从基本加工到“贴牌生产”,到自行设计制造,再到自有品牌制造的转换即可视为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Inter-sectoralupgrading)。将从某一价值链环节中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新的领域,或是跨越到一条价值量更高的价值链,也可称为价值链升级。相比于Gereffi和Kaplinsky的升级研究,Humphrey和Schmitz所提出的升级模式更全面、更深入,但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升级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概念化的结果,没有经过实证的很好检验,而且在很多现实情况中,四种升级方式是很难区分的。Humphrey和Schmitz还进一步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与集群四层次升级模式相结合,用以分析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前景。对应于四种不同治理类型的价值链,集群的嵌入方式也有四种: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准层级嵌入和层级嵌入。他们认为:集群嵌入准层级链,有利于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但限制了功能升级;集群嵌入市场型价值链后,具有较大的功能升级空间,产品和工艺流程升级也能得到一定的实现,但是一般只有发达国家的集群才可能嵌入市场型价值链;网络型价值链上主体间是网络型的互相联系和合作关系,因而嵌入其中的集群可获得各种理想的升级机会,但是与市场型价值链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往往很难嵌入网络型价值链;层级链只存在于垂直整合的大型跨国公司内部,因而只有独立的企业才能以附属公司的身份嵌入这样的层级链,对于集群整体而言,则不存在这样的嵌入方式。Humphrey和Schmitz的升级模式显然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集群受制于价值链主导企业从而难以获得功能升级的现实,但他们对此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集群嵌入准层级链的现实情况并不意味着没有升级的出路,因为在准层级链上,功能升级的限制是暂时性的:首先,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取决于另一方的相对无权,但是链上的制造商可以获得新能力、开发新市场,从而改变权力关系;其次,建立和维持准层级链的治理关系对于领导企业来说也是成本高昂的(需要大量的专门投资)。所以,只要集群内的制造商存在战略意图(Strategicintent)和设备投资、组织安排、人力,就存在升级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集群所要做的就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把从领导企业处所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应用于其它市场上的制造商,向更小的、关系更加不平等的市场谋求出路,逐渐实现自身从制造商向购买商的转变。其次,集群内的制造商可以进入领导企业所放弃的功能领域。Humphey和Schmitz的集群升级模式尽管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但迄今为止,它仍代表着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主流地位。
(三)升级理论的相关案例
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目前还处于概念阶段。在这一领域内,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也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可以当作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很好补充和拓展。如前所述,巴西南部Sinos-Valley鞋业集群升级的案例研究证明,嵌入准层级链的确促进了集群的产品和流程升级,但会限制其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集群内少数转向国内市场和拓展拉丁美洲市场的企业反而发展起了产品的设计能力,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Bazan and Navas-Aleman,2001)。还有学者研究台湾PC产业集群的升级现象,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PC产业实现了从装配或本地生产到OEM,再到ODM的升级,主要原因是由于台湾的PC制造商们将来自于价值链上特定客户的设计修改后用于其它市场上的其它客户,从而获得了成功(Leeand Chen,2000),而在这一过程中,集群内部产品系统和知识系统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Kishimoto,2002)。此外,有学者用实证方法对南美洲巴西、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探讨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产业政策对于集群升级的影响(Pietrobelliand Rabellotti,2005)。
四、结论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是从本世纪初兴起的一个热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价值链类型)分析以及相应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等理论为我们研究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乃至产业的升级都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发。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一国的产业集群局限于地理区域内只会走向衰亡,没有任何封闭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得以维持和发展,因而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集群升级的必要条件。从诸多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会较快地促进本地集群的发展。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非集群升级的终极手段。所嵌入价值链的类型影响着集群的升级前景,对于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都会嵌入准层级链,在有可能实现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同时,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却反而受到阻碍。因此,必须把集群内外部的动因结合起来研究,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是集群的外部知识源,集群应该以此为契机,培育内部的技术能力、本地网络和创新系统,调整自身在价值链上环节的定位,这样才能获得全面、整体和持久的升级。考察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现状,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内陆地区的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较慢,而沿海地区集群正处于以低端道路嵌入准层级型价值链的过程中;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低端制造、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是我国集群目前所属的价值链定位,现状下具有一定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的空间,但是难以获得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集群升级的一条可行道路是嵌入特定的全球价值链,而嵌入之后的主要战略途径是从生产制造环节向核心技术开发、设计以及营销服务、品牌运作等环节转移,也就是通过培育技术能力、本地网络和创新系统,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摘要：本文对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分析维度、治理结构和类型等相关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分析比较,对产业集群的升级类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升级模式进行综述,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讨论了不同嵌入方式下集群的升级前景。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升级
TPP割裂全球价值链？ 篇2
21世纪是全球价值链蓬勃发展的世纪，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全球价值链的支撑。然而，由于近年来各类纷繁复杂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的巨大扩散，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框架正在失去其在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并非真正有利于全球化经济贸易福利的增进。笔者认为，只有以公开、透明、非歧视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才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利益，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好方式。
TPP与全球价值链
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但TPP到底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还是相反，尚未有定论。事实上，早在201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院合作与项目主管、高级客座研究员帕里特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贸易格局》中就曾提出：TPP令亚洲地区本已复杂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亚洲贸易治理面临的复杂局面，源自于不同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多套规则和程序，这使其面临重叠化、碎片化的风险。
事实上，国际贸易规则历来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和规则变化的大背景下，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却更加强调原产地规则（以确认产品是否属于TPP区域范围内并给予优惠待遇）。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和发展大趋势看，原产地规则不仅人为割裂了全球价值链，造成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的重新调整；而且，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也至少存在两个弊端：一是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二是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可以显见，TPP并不是号称的什么“公平贸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市场资源变得更加有限，全球经济趋向做“存量分割”，区域自贸协定竞争更趋激烈。各经济体开始逐渐转向小多边贸易自由化。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4条以及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曾明确规定WTO对自贸区建设的态度，是自贸区与WTO多边体系共存的基础。然而GATT第24条本身的缺陷即有效规制的缺失，让FTAs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侵蚀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以及多边体系框架的构建。
就本质而言，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是以WTO的例外为基础而实施的一种特惠贸易，这类区域贸易协定存在以下几大突出问题。
第一，由于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同，同一种产品来自不同区域和国家关税不同，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市场准入标准不同等势必要加大各国外贸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不利于全球贸易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竞争。
第二，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域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因此区域利益并不代表全球利益。
第三，最不想见到的结果恐怕是，如果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各行其是、相互排斥，制定歧视性和排他性规定，将偏离融合趋势，造成全球价值链和多边规则的碎片化，也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倒退。因此，TPP轨道并非真正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全球价值链的大发展呼唤真正公平的全球贸易规则，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更加强调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权、高标准，主张建立更“开放、公平、自由”的规则体系；而新兴经济体则更强调合作，注重贸易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倡导建立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贸易规则。在TPP框架下，美国主张“高标准”的国民待遇和投资规则，无疑将给东亚后发经济体发展新兴产业制造一定障碍。事实上，与TPP轨道相比而言，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的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RTAs/FTAs）的FTAAP（亚太自贸区协定）建成后所得到的福利效益要高于TPP等亚太地区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途径。
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演进的大趋势看，欲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需要将区域自贸协定置入真正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考虑。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框架下，应该秉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朝着统一的多边规则而努力，继续推动以“巴厘一揽子协议”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框架下运行。这才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利益，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好方式。
全球价值链催生新贸易规则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和利益分配的流向，全球贸易竞争也正在演变为以价值链竞争为基础的“规则之争”。近10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1938年仅为0.7%，1948-1990年为6%以上，1990-1997 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
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体系。endprint
归结起来，“全球价值链”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在这一新体系下，各种产品的价值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不断延展细化，这直接导致以国为单位的传统通关统计无法正确反映国际产品分工链条中各国的实际价值创造，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世界制造（ made in the world）”成为当前生产全球化的典型写照。各国/地区、各产业已然融入到庞大的全球价值链之中，对国际贸易、投资模式、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则也提出了新的诉求，要求传统的以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问题为核心的贸易政策需要向以边界内措施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下一代贸易政策转变。那种狭隘口径的基于传统生产与贸易模式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规则已不再适用，需要重新定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即所谓“下一代贸易政策”。
根据UNCTAD（2013）统计，2010年全球大约80%的总出口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相关联，这表明跨国公司是GVC分工布局的主导力量。也正因如此，在TPP协定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以往只有在双边条款中的“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机制”，首次扩展到多边机制之中。ISDS机制给予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更大的权力，它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赔偿，这极大地扩张了跨国公司的福利和利益分配。因此，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也成为TPP协议中最大的受益者。
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及演变
1.中国已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出口总额已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左右。2011年，中国贸易增加值迅速增长到15744.2亿美元，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贸易增加值最大的经济体；从贸易增加值的增速来看，1995-2011年，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年均增速最高，达到16.3%，远远高于全球7.3%的增速，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也正是得益于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产业转移。
2.亚太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一环。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繁荣要看亚太，而亚太的繁荣更多得益于亚太贸易的繁荣。近10年来，亚太内部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15.94%上升到2011年的25.97%，区域各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在同步上升。2013年，亚太地区GDP总量合计42.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74.9万亿美元的56.8%，贸易总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6%，区内贸易比重高达67%，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这其实主要是梯度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驱动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而且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东亚对于这种新型国际专业化生产模式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数据显示，亚洲区内贸易额中60%-65%为中间产品贸易——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国际产业链中，日本、韩国等将中国作为生产链的终端，中国则需要从东亚较发达经济体进口半成品和高技术零部件，同时从东盟进口能源矿产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循环。
从区域发展优势来看，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存在很大差异，而不少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又可以形成互补。亚太经济体可以通过彼此市场的进一步对接，扩大需求规模，利用垂直专业化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发展，从而为构筑完整的价值链接创造条件，从根本上改变 “南-南”、“南-北”贸易的传统方式，形成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方式。
3.亚太价值链中 “中国角色”的转变。从亚太价值链的演变历程看，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亚洲（东亚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形成了以制造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以日本为“头雁”引领本地区经济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网络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主要扮演着加工装配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等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装配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至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稳定三角”模式。在这一全球化的新模式下，东亚成为全球垂直生产网络发展最为迅速地区。
第三个阶段：自2003年起“日本+中国”关联愈加重要。中日两国既是生产大国，又是贸易大国。据WTO 统计，2013年，中国、日本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达4.16万亿美元、1.5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1.50%和4.11%。加上韩国，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区域价值链也随之演变为“加固三角”模式。
第四个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环节位置尤为突出。自2010 年起，以中国为中心，东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联欧盟，南联澳大利亚，并通过“中国→美国”、“中国→墨西哥”关联将西半球的北美连接起来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基本形成。
纵观亚太（东亚）价值链快速发展历程，中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区域内贸易流向发生了显著变化。东亚与中国之间贸易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贸易增长的中心，大大改变了过去区域内贸易流向，并逐步成为连接东亚、欧洲和北美的稳固桥梁和贸易枢纽，其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是贸易流向先从原来以日本为中心逐步向中国转移。数据显示，1995-2005年间，中国成为区域内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主要目的国，几乎所有国家对日本的出口比重都下降了。
二是中国取代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东亚“三角贸易模式” 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取代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数据显示，欧美从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从日韩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则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开始，欧美从中国进口的份额超过日本；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经取代了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
三是中国出口中由别国（地区）提供的中间品价值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且比较集中。这些经济体所提供的中间品构成了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亚洲供应链。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亚洲国家（地区）所提供的中间品价值比重大幅提升，其中日本占比最高，其次为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等，东亚其他地区总占比达到亚洲国家（地区）占比的一半，而来源于美欧等发达地区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却较小。由此可见，亚太价值链之于中国，以及中国之于亚太价值链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全球价值链理论 篇3
国内外关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理论的研究已形成一些有价值的文献。近几年来, 随着国际产业的新一轮转移, 从国家产业升级的角度, 我国学者张辉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 刘晓红则从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间的利益分配研究了我国的产业升级。但在国内文献中, 从宏观政策上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较多, 而且一般都局限于研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对策, 专门针对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文献较少。本文试图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以重庆为例的我国中西部产业的特点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形成及现状
(一) 我国西部现代产业的形成
市场结构 (Market Structure) 、市场行为 (Market Conduct) 与市场绩效 (Market Performance) 之间的关系, 是产业理论最基本的关系。“结构-行为-绩效”式的产业研究范式, 简称SCP范式。按照SCP范式,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正是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影响, 我国西部产业结构从最初的以农业、轻工业、手工业、采掘业为主的作坊式产业结构体系发展成为如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突出、且基本上能够自我循环的现代工业体系框架。
市场条件的变迁: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绩效:P
解放前地域偏远、面对本地市场;主要发展轻工、手能源基础雄厚;
经济落后;对外封闭与对内工、采掘业;能源外输;
建国初期生产资半封闭, 面向全国大力发展和巩固手工、采掘业结构
料优势, 国内市场建设需求;原材料、能源和国向重工业结构转
化的改革趋势;应对国家宏观经防建设工业;变;
战备的特殊要求, 济需要, 产业结构加强现代工业体重工业和国防工
三线建设;向重工业转变;系的建设, 突出国业突出结构, 趋向
改革开放, 市场经内部产业创新;防工业和重工业;合理;
济体制;合资、外资企业, 形成现代工业规过剩生产能力;
外资引入开拓外部市场模经济;产业技术进步, 竞
产业技术创新, 引争能力提升进外资加强本地
产业竞争力
图1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现状形成SCP分析框架
我国西部地区十二省 (市) 区基本处于祖国内陆, 经济外向程度不高, 经济运行特征呈现典型的“投资带动投资”和重化工业本身的“自膨胀、内循环”特点。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 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明显。
(二) 我国西部产业升级中存在的问题—以重庆制造业为例
重庆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十二个省 (市) 之一, 是西部地区重工业重镇和新的经济中心, 其基于计划经济兼战备经济所形成的以原材料工业、国防工业、能源工业为重点的工业结构特点, 具备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的结构特点。重庆汽摩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 军工产业、汽摩产业及装备制造业比重大, 在2008年的统计中, 汽车摩托车和装备制造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到整个工业生产总值的68.75%。虽然重庆的制造业相对具有比较优势, 但要在新的一轮产业转移中替代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成为新的代工平台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 重庆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全球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高, 在国际竞争中只是基于简单地获取出口外汇收入和技术物资的进口为直接目的, 缺乏有意识的通过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依提出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阶段工业占人均GDP的合理比值, 重庆市2004年人均GDP为971美元, 而工业所占比例为33.2%, 与库兹涅茨统计的此GDP水平下的41.8%的产值结构偏差8.6个百分点, 表明西部产业结构偏差度较大, 产业结构并未合理演变。
其次,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产品附加值低, 对全国制造业总产值贡献率降低。汽摩、装备制造业的价值链是典型的生产商驱动型的, 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掌握“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才能掌握对价值链的控制力。而重庆市由于要素禀赋的原因, 只能参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和组装环节, 完成加工组装后出口或是直接与当地的外企交易, 受到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挤压。技术落后使得西部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90年的14.7%降到2005年的6%, 降幅高达8.7个百分点。按照“附加值越高的产品, 越具有比较优势”的理论, 要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 提高全国制造业中的地位, 西部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次, 重庆本地产业链不完善, 产业集群效应比较差。重庆的工业发展是一个迅速的从无到有的过程, 不顾原有产业基础的跳跃式重工业化超前产业发展, 使得重庆产业关联度很低, 产品链条不全, 其结果是本地具备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能力的配套企业生产的产品70%以上供应给外地的主机企业, 而本地主机企业60-70%以上的零部件、配套件靠自制, 在外购的配套件中, 本地采购的份额占其外购总量的30%-40%, 核心零部件几乎全部都是从外地采购的。产业集聚不能有效形成, 限制了制造业的增长;过分强调区域内、产业内、企业内自成体系, 缺乏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分工协作, 丧失了分工效益。产业链不能有效形成, 阻碍了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 更加为嵌入全球价值链设置了障碍。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 (GVC) 理论的西部制造业升级对策研究
(一) 善用成本优势, 主动吸引沿海代工产业向西部地区的转移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 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 集聚于东部地区、对要素成本的变动非常敏感的代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而嵌入GVC较晚的我国西部地区, 是我国能源和金属矿等自然资源的主要储藏地, 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资源优势, 而中西部地区2005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和商品房平均售价的均值分别为17077元/年和1923元/平方米, 低于东部地区22258元/年、3903元/平方米的平均水平形成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要素成本梯度, 有吸引制造产业由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的成本优势。
Gereffi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方式实质上体现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循序渐进过程。要完成产业升级, 就要分析要素禀赋的变化。就我国西部地区而言, 产业的升级更多意味着从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嵌入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由于东部地区“低成本竞争模式”嵌入低端价值链环节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而相对具有成本优势的西部地区应主动吸引价值环节的转入, 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中低端环节, 主要利用廉价和丰裕的低端要素参与竞争,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累积技术和资本, 提高竞争力。
(二) 利用产业规模及技术基础, 加强技术创新, 吸引FDI
当然, 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是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成本比较优势的一项措施, 这也是我国东部地区一直以来的做法。但西部地区跟东部又有明显不同。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劳动力丰裕、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嵌入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且在之后的30年专注于“低成本竞争模式”, 它的发展模式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30年中, 对外开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资本, 特别是在汽摩及机械制造业上。从1997至2008年10多年来重庆工业50强企业统计结果来看, 制造企业在工业50强中的席位比重越来越大, 制造企业总收入占了50强企业的70%以上;同时, 除了传统制造类工业企业外, 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和产值也逐渐增大。在重庆都市经济圈、渝西走廊经济圈和三峡经济库区经济圈三个经济区中, 从投资数量和强度来说都市圈都是最大的, 且是政府的关注程度最高的。而在都市发达经济圈各园区投资总额的350.5亿中, 制造业投资总额为258.3亿元 (不含轻工纺织业) , 占了73.7%。
重庆都市发达经济圈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其制造业具有很大的规模, 在产业布局中占有很大比重, 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实力。在西部的产业升级中, 制造产业中部分中小型企业可以发挥成本优势、生产优势嵌入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环节, 既如前所述的利用廉价和丰裕的低端要素获得竞争力,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产业中已有一定技术实力的企业, 可以凭借已有的技术水平, 积极吸引对外直接投资 (FDI) 或与国际公司合资的方式跳跃式前进。大多数FDI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 以长安汽车为例, 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引进外资, 又在本世纪初与福特合作, 为本地的汽车产业注入新鲜血液, 促进了重庆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并生产出了具有自主产权品牌的长安之星系列, 长安奔奔等, 稳居中国汽车制造大集团之列。重庆工业具有很强的军工背景, 基础实力雄厚, 应通过吸收FDI, 尤其是加大吸引技术先进的日本或是欧美国家来投资, 通过“干中学”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三) 打造国内价值链 (NVC) , 创造比较优势
由前文分析可知, 西部产业有其自身的产业链较封闭、基本能够实现自我循环的特点, 有一定的技术基础, 有别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部产业升级时的产业基础, 故在本次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西部可以借鉴东部的模式, 但不能完全模仿。虽然重庆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内部产业链不够完善, 但在国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利用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优势首先构建强大的国内价值链 (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 是完成西部产业升级可行路径。NVC是指由本土企业主导和治理, 立足国内市场和采用代工方式, 学习和赶超GVC的全球生产网络。从供给方面看, 目前加入GVC的本地代工企业定位于出口导向, 功能已经退化为单一的加工组装。与此同时, 还有以本国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和出口代理商, 这三类企业各有优势。通过构建和发展NVC, 可以将本地代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在研发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出口代理商在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 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在互相学习和协作整合中获得竞争力。从需求方面来看, 由于NVC立足于国内市场,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本国消费者。而本国消费者的消费经验通过反馈机制进入到供给方, 形成良性互动, 改善产品质量, 提高技术自主创新水平, 逐渐完成NVC与GVC的对接。通过NVC与GVC的对接, 有助于本土企业将在不同的GVC中习得的能力与经验在新的价值链中融汇贯通, 加速其成长的过程。从竞争优势来看, 市场代表着自主研发和品牌经营的权利。与国际市场相比, 本土企业会在熟悉程度、沟通成本、运输成本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可能使本土企业在一个风险相对较低和容量巨大的市场空间内掌握市场的方向, 创造出国内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 从而可以积累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资金支持。
三、结论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下, 承接东部地区代工产业大规模转移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是实现产业升级大好时机。在这种GVC模式的产业转移下, 西部地区有着巨大的要素禀赋优势, 应主动承接起制造业中处于中低端的环节, 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全球竞争力;鼓励具有一定技术和资本能力的企业抓住制造业产业链特点, 积极发挥技术和资本特长, 吸引跨国公司的合资或FDI, 推动产业实现跳跃式升级;西部地区还应利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所积累的在位优势, 广阔内陆形成的大国优势, 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和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和国内市场优势, 进而完成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摘要：国内制造业由东部向西部地区的转移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本文应用SCP范式刻画了我国西部地区相对封闭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 分析了西部地区在承接全球价值链模式产业转移中的问题, 并以重庆为例, 基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提出了我国西部产业升级策略。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西部地区制造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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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理论 篇4
“工业4.0”时代全球制造业竞争
更加激烈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金融过度创新的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更加重视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各国为了发展制造业，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提出了各自的“工业4.0”战略。
在德国，为了实现“德国制造”质的飞跃，也是迫于在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落后于美国的压力，德国制定了“工业4.0”战略。2013年，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报告，强调多种因素共同奠定了德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也使德国能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开拓新型工业化的潜能，即“工业4.0”，并将领先的供应商战略和领先的市场战略作为“工业4.0”的“双重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旨在推动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研发与创新，而其背后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则是推行德国标准，使欧洲甚至全球接受德国的标准，从而使德国制造业始终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美国，为了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克服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奥巴马政府把重振经济的突破口聚焦到制造业，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2011年6月，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将发展先进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希望以新的革命性的生产方式重塑制造业。2014年10月，美国又发布了《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AMP2.0）。AMP报告把构建国家级的创新网络、保证创新人才渠道以及提升商业环境等，作为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的三个支柱。长期来看，美国的目标是要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引领世界高端制造业。
在中国，为了力争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寻找出路实现突破，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制造2025”要兼顾到规模庞大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实现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和在高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为此，“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任务主要包括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等九个方面。
此外，其他国家也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业战略。例如，法国先后推出“新工业法国”计划和“新工业法国II”计划，英国推出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则将人工智能作为重振“日本制造”的突破口。这些都将促使工业4.0时代的全球制造业竞争更加激烈。
生产模式变化与全球价值链布局调整
“工业4.0”以智能制造为核心，通过信息物理系统这一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将生产过程中的供应、制造、销售的信息数据化和智慧化，并最终实现快速、高效和个性化的产品供应。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逐步消失，一些新兴业态和合作形式逐步出现。随着新价值创造过程的逐步改变，价值链布局也将随之发生调整。
首先，智能制造使全球生产网络向智能化生产网络转变。智能制造可以说是“工业4.0”的核心，它能够实现产业链分工高度有效精准对接。一方面，智能化生产网络体现在技术的智能化。与传统的机械化生产相比，智能制造运用能够自我控制的智能机器。智能机器能够融合机械、电子、传感器、计算机硬件、软件、人工智能等许多学科的知识，汇集当今许多前沿领域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从事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智能活动。但智能制造并非机器取代人，而是智能机器和人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系统。另一方面，智能化生产网络需要先进生产设施的互联互通。网络分布式生产设施在智能制造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智能工厂的基础。智能化生产网络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国的企业在技术能力和设施联通上不能与先进的智能化生产网络对接，那么它将被排除在“工业4.0”的智能化全球生产网络之外。
其次，协同制造进一步推进生产分散化。在“工业4.0”时代，互联网、物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不断涌现，也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协同制造就是典型代表，它充分利用这些技术，使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合作伙伴共享信息，将依次进行的工作环节变为并行环节。协同制造能够突破传统串联生产方式的时间、空间限制，能够更迅速地响应客户需求，实现柔性生产，达到资源最充分利用的目的。协同制造的创新还体现在从工厂的集中生产转变为网络协同生产。“工业4.0”的新技术使得分散化生产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企业信息和优势资源共享，实现跨界协同生产，这将打破传统的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生产企业与服务企业之间的边界。同时，协同制造也体现了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的创新，使原有组织形式向扁平化、网络化演变。越来越多的网络化的虚拟企业出现，这些企业可以只设立总部而不设生产车间，将生产业务通过协同生产来完成。
最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使各国在价值链环节中的优势对比发生改变。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化生产代替手工制造以来，工业化生产走上了一条标准化、批量化，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效应的道路。在标准化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更注重追求个性化的产品，这就对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工业4.0”时代，3D打印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3D打印是一种增材制造，而非传统的材料去除、切削加工的减材制造技术。它可以在一台设备上快速精密地制造出任意复杂形状的产品，并大大减少了加工工序，缩短了加工周期，实现一切从需求出发的“自由制造”。“工业4.0”不仅实现了个性化定制的突破，也将会带来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调整。目前大量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制造环节特别是高端制造环节将呈现出向发达国家回流的趋势，以便更好地利用其人力资本和靠近消费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商业模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拓展
在“工业4.0”时代，由于新技术的推动，商业模式有了更大的创新空间。随着制造业向软性制造的方向发展，模式创新也从制造环节延伸到服务环节，从而实现产品研发、生产、物流、营销和管理等全价值链的智能化。因此，商业模式的改变对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优化、重构都至关重要。
首先，研发设计从外包到众包使价值链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外包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业务方式，这是缘于外包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并降低成本。当前，产品创新越来越注重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让用户参与创新过程。由此，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的开放式、协同式的众筹、众设以及众包等商业模式应运而生。众包在创新设计领域的出现，对产业链分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颠覆传统产业结构。例如，小米、美的、海尔等企业都通过各自的网络众包平台，把全球研发资源、用户需求以及企业的优势相结合，获得产品创意和技术方案。与外包向着高度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同，众包强调挖掘非专业、跨专业的创新潜力。众包使得全球价值链向一大批业余爱好者、发烧友和兼职者开放，而对企业来讲，相比传统雇员，这些人力成本几乎不值一提。
其次，供应链管理从独立到整合，使价值链增值空间进一步提升。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供应链管理也出现了以供应链大数据分析、供应链联盟、供应链一体化等为特征的变化。当前，数据信息逐步超越单个企业的范畴，为企业、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所共享。大数据的应用为供应链管理注入新的活力。例如，在商品配送物流环节，供应商能够依据大数据预测各个配送店的货物需求，从而做到准确备货，及时送达。在大数据共享基础上，供应链联盟得以发挥比传统的价值链结构更多的优势，它使得同一条供应链中企业的资源、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优势互补，大大缩短了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时间。上述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变化，能够推动传统价值链结构的整合重组，使得以用户为中心的精准分工成为可能，提高采购、生产、运输、仓储等环节的附加值，使整个价值链增值空间进一步提升。
最后，营销方式从实体到网络，使价值链参与方式更加灵活。在“工业4.0”时代，价值链中的营销环节也呈现出新的形式，出现了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数字化、精准化、社会化为特征的网络营销方式。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移动网络、社会化媒体、云平台等新技术与营销目标的结合，集广告、促销、公关、推广为一体的社会化网络营销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其典型媒介包括Facebook 、Twiter以及腾讯QQ、微博、微信等。社会化网络营销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消费偏好形成准确定位，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口碑效应的传播。小米公司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利用互联网传播口碑，并形成“饥饿式”营销，从而实现互联网直销，代替传统分销渠道。在“工业4.0”时代，大众消费者也能够通过自媒体营销参与到价值链网络，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
全球问题与全球价值文化建构 篇5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问题,价值文化建构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世界各个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由此引发的有碍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全球问题也越来越倍受国际社会关注, 如何解决全球问题有着见仁见智的争论。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 构建全球共同认同的全球文化价值 (或称之为普世价值) , 不失为具有操作意义的设想, 这是因为直接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的共同问题的解决, 离不开各民族国家的共同行动, 其中自然会隐含着形成全球文化价值的契机。
一
现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于16世纪, 随着地理大发现, 加上18世纪工业革命的推进, 各个民族间的联系不断密切起来, 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20世纪下半叶, 随着科技革命进程的不断深入, 世界各国生产日益国际化,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 经济全球化进程骤然加快, 形成了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生活越来越处在整体依存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带来了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及资源控制的激烈搏杀, 表明了世界利益相互联系的同质性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它“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以一种无法遏制的铁流涤荡着全世界, 对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1) 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步走向互相渗透、广泛合作、横向联合与兼并浪潮汹涌的时代。然而, 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和世界大同般的乌托邦, 在资本流动完全超越国家主权的情况下, 任何开放国家都免不了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
所谓全球问题就是决定人类共同命运, 而且只有依靠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一些迫切问题。在当前, 主要表现为:
从国际政治、安全的角度看, 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 尤其是核武器的开发, 使世界面临被毁灭的边缘。而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 形成了新的安全问题。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 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 造成了南北贫富两极分化加剧, 富国越富, 穷国越穷。同时, 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加大了各个国家的经济风险, 一国经济的波动会迅速波及到其他国家, 达到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 由于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目的性加强, 从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日益加深, 导致的结果是:臭氧层作为生命的保护屏障被破坏, 自然资源严重匾乏, 森林急剧减少, 土地沙漠化严重。
二
针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世界上出现了反全球化呼声。企图通过阻止经济全球化进程来克服其中所带来的负效应, 人类能否用阻止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办法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结果,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促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扩大, 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进全球化的首先是那些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 以各种手段向世界各地渗入, 并随之使那些后发民族国家主动或被迫接受、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全球化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争相涌入经济化浪潮之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 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 已不再是某种抽象的教义, 而是正在成为一种无处不在, 使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 如果它不想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就必然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参与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果仍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与世隔绝, 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 势必要窒息自身的生命活力, 很难使本国经济得到较快地发展, 从而会被世界边缘化。
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全球问题。针对全球问题, 由于各个国家自身的利益, 其解决面临种种困难。首先, 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共同发展的。各国在对外交往中, 首先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国家民族利益并不总是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一致的, 甚至有时是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违背的。其次, 在国际舞台上, 由于缺乏一个像国内那样统一的权威政权, 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由于缺少公共权威, 平等主权国家往往形成恶性竞争。同时又因为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法制裁权威的缺失, 使这种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及其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站了主导地位, 因为这种导向的代价非常低甚至根本无需任何代价, 而其收益却可能较高。于是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全球问题的解决成为事不关己的局外事。
三
那么, 在全球化问题上如何突破这种局限呢?笔者认为首先就是要找到各国的共同利益的价值需求。从全人类的“类”意识中形成全球共识, 在世界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出现一致的立场, 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在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 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存在可能性。面对全球问题通过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 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 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协调和联合行动, 或许是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选择。由此使构筑全球文化价值成为可能。这种全球文化价值使国际社会有了相互割舍自身利益而维护整体利益的客观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人类的共同命运之外, 必须服从于人类的整体利益, 和别的民族国家一起承担起人类的共同命运和责任。
从这一意义上说, 人类这种沉重的危机意识也正隐藏着构建全球文化价值, 解决全球问题的契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反映的全球问题为人类形成全球文化的构想提供了粘合剂, 它使各民族国家在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文化价值框架, 并在这个最基本框架下求得各民族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成为可能, 尽管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有一段曲折的路要走, 但毕竟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 各民族国家面对全球问题, 应当在现存的多元主体间进行不断地“对话、商谈和交流”, 力求整合出合乎正义与公平的具有约束力的全球价值文化。
四
这种价值文化的建构必须以全人类维护和促进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为第一价值原则, 这就需要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的价值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面对全球问题, 人们应当清晰地意识到它对人类命运的威胁有多么深重。经济全球化过程给参与者带来的利益虽然不同, “一荣”不见得“俱荣”, 但全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则是一样的, “一损”却可能“俱损”, 甚至存在人类不能持续发展甚至毁灭的可能。尤其是全球生态系统, 它关系着人类种的繁衍和发展的命运, 因此全球文化建构应该以维护人类家园为第一价值追求。
同时在构建全球价值文化时, 必须认同和尊重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能完全否定各个民族国家自身对利益大小的认同。在同一全球问题背景下, 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多样性, 在参与的国家与民族之中, 自然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参与程度, 这种趋同也只能是具有差异的趋同。各个民族国家通过对自身所受到利益伤害程度的判断及谋得利益的大小决定了对全球文化价值的认可程度, 就此意义上说, 构建全球文化价值必须在“和而不同”中寻找共同点, 在积极对话中汲取各民族国家的营养, 寻找相互认同的共同理念, 这就要求文化建构上的去中心化。
五
当然, 这种全球认同的普世价值的作用不是无限的。它的作用的发挥还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 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从而缺乏一个权威的强制的组织对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约束, 因而有可能出现不遵守全球普遍价值的情况出现。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全球问题的解决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况且全球的网络化不仅使主权国家而且使各种半国家的经济主体、跨国公司、以及完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因特网时代的特有产物—————虚拟社群都近乎平等地参与全球文化价值的建构与监督。他们虽然没有权威性, 不具有强制性, 但他们具有道德力量, 或者说道德权威, 具有巨大的舆论力量。通过这种舆论的力量, 对那些有损全球共同利益, 损害全球价值体系的行为体的行为予以曝光、揭发、批评等方式迫使其重新回到全球的文化价值体系中。
因此, 面对全球问题, 构建全球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它的建构不仅把人作为类统一了起来, 而且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全球价值链上的物流因素 篇6
高效配送系统推动全球化
目前, 外国企业在美附属机构的贸易量占美国全部贸易量的20%以上。2010年, 外国企业在美附属机构的贸易量占美国出口货物的18%, 以及美国进口货物的27%。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 驻美附属机构的外国企业内部贸易量占美国出口总量的8%~10%, 以及美国进口总量的20%~25%。目前, 企业内部贸易以及垂直一体化已经在经合组织成员国间占据主导地位, 据L anz和M iroudot估算, 企业内部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3。美国是唯一一个收集企业内部贸易数据的国家, 2009年美国全部货物进出口量的48%及30%分别来自该类贸易。最近, 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预计全球贸易量的60%由中间产品贸易组成。
自从1945年来, 航空运输价格急剧下降的事实 (海运价格却没有) , 强烈显示出便宜、快速的配送系统已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因素。洲际间的航空货运、海运、跨边境卡车以及铁路运输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综合上述运输方式, 能够为企业提供各种配送方式, 以便企业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建立其供应链组合模式, 同时保持系统的完整性。联邦快递创始人施伟德 (F rederick W.Smith) 先生将转运中心与航线网络系统的概念引入到航空货运行业, 在全球各地战略性地部署了众多的转运中心, 使得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并已将其发展成为现代网络货物运输的标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 各行各业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 而对致力于长期发展的企业来说, 这种短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重要, 只要大力发展就会做的很好。
中国物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物流行业充满活力, 但还需要提高效率以助力可持续发展。在过去五年中, 中国的物流行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4%。然而, 高昂的物流成本却显示出整个物流行业的低效率。目前, 中国的物流行业尚处在初级阶段,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前途光明但是也充满挑战。一方面, 机遇存在于学习其他市场的供应链发展历程;另一方面, 挑战则来自于反应慢和监管严厉的政府政策。而削减税费、鼓励整合分散的物流部门等措施, 将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并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
具体而言, 如何学习其他市场的供应链发展历程?中国在引进外资以后, 受到理论知识层面的影响非常明显。外资企业到中国来, 会带来一些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毕竟比较先进, 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对联邦快递来说, 经营理念非常重要, 我们的团队是手把手教新的员工, 一代代的传下去。
物流业在各国、各地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 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突破点在哪里?原则上来说也可以学习联邦快递的PSP哲学, 即People Service Product, 比如对员工的培训要强化为顾客服务的精神。大家都知道联邦快递的Purple P romise (紫色承诺) , 即让每一个接触到联邦快递的人都有一种很好的经历。如果做到这一点, 加上很好的服务 (包括产品设计和服务标准等) 和人力资源, 就会带来很好的效益。这些听起来很简单, 但生活中最困难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所以, 中国的企业也要想到这一点, 经济效益只是结果, 如果首先就想到经济效益, 那么结构就会乱。这一点中国的物流业可以向西方学习, 同时也可以向本土的优秀企业学习。
中国供应链的发展, 在中国的一些“十二五”规划里都很重要。说到底, 物流业的发展根本上还是依赖于实体经济。中央政策在引导发展内陆工业, 投资基础设施, 建立运输网络, 这种思路是很正确的。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还是以电子产品为带动的阶段, 这个阶段对物流的依赖很大, 目前物流网络的建立还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一定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做, 那样会产生资源和效率的浪费。非关税的壁垒, 无论仅仅是出于行政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需要, 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贸易, 导致重要配件和服务的进口成本上升, 数量减少。这种隐形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政策设计和实施阶段都可能发生, 其后果会阻碍供应链的有效运行。
中国目前基础还比较弱, 发展潜力很大, 要用一种积极包容的态度来发展。美国还是很开放的, 很多外国企业到美国去, 与本土企业是完全一样的待遇, 这也刺激了美国内部的活力。美国不仅吸收各个国家的人才, 还吸收了各种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美国之所以能发展,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包容, 其实中国也是个很包容的国家。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完全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外国企业到了中国, 政府不应该把这些企业当成外来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就业, 同时也是一种典范, 并且也是中国经济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不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外国的企业进来, 都要作出改变。因此, 要提供一些条件, 一起来发展物流业。目前中国有一些电子商务企业自建物流的现象发生, 可以说, 一旦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 一定会做出自建物流体系的考虑, 但是由于单独开辟物流网络加上经验有限, 往往会在几年后发现物流成本太高, 这时候会再回头去找第三方物流企业, 重新将其合理化, 我认为专业化才是趋势。
液晶电视产业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 篇7
关键词：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模块,驱动模式,价值链治理
引 言
全球化时代, 随着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全球外包网络的形成造就了世界经济新的组织结构——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简称GVC) [1]。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界80年代波特 (Porter, 1985) 在分析公司行为与竞争优势时提出的价值链理论, 其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由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基本活动和包括原材料供应、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等支持活动共同完成[2]。其后, 格里菲等 (Gereffi, Humphrey , Sturgeon, Kaplinsky, 1999, 2001, 2005) [3,4,5]将价值链理论引入全球商品链的研究, 由此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理论框架, 主要关注价值链的动力、价值链的治理和价值链的重组, 同时也十分重视价值链在地理空间上的片断化。国内学者在全面介绍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更关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研究, 如童昕、王缉慈 (2003) 、文、曾刚 (2004) 、张辉 (2006) [6,7,8]等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论述了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在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概念后, 学者们多将其应用于全球价值链的定性研究之中, 而李健、宁越敏等 (2008) 在对计算机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中将定量的方法引进了“微笑曲线”理论, 并证明了计算机产业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不对称性[9]。
本文对液晶电视产业全球价值链对进行分析, 从实证角度研究全球化时代液晶电视模块化生产的新趋势, 探讨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及治理模式, 并注重分析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性问题。
1 液晶电视发展现状
液晶电视 (LCDTV) 作为传统电视机的替代产品, 近年得到了高速发展, 如图1显示, 全球液晶电视出货量从2003年的280万台猛增到2007年的7933万台。 根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针对全球电视市场所发表的出货调查结果指出, 2007年第四季度液晶电视全球出货量超过了2850万台, 占全球电视出货量的47%, 首次超过了CRT电视的份额46%。其中, 发达国家或地区液晶电视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其中日本已达86%, 西欧地区则为84%, 北美地区为78%。与此同时, 液晶电视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迅速, 如在拉丁美洲、亚太地区、中东以及非洲等地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6%, 尽管这些地区目前液晶电视的占有率尚低, 但未来液晶电视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
2.1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
新时期产品内分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 不同产业由于其产品复杂程度可根据技术流程和模块化生产划分价值片断;其中根据技术流可划分为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产品营销、售后服务等, 此种划分适合于服装、医药等;根据模块化生产程根据工作流程可分为产品研发与设计、核心部件研发制造、一般部件研发制造、组装加工以及品牌营销等片段, 此种划分适合ICT、汽车等产业。与此同时, 各生产模块生产则可按照研发、制造、营销等传统生产流程进行组织。
液晶电视作为成熟的消费电子产品已基本实现模块化生产。本文仅就液晶电视的模块化生产组织这一层次进行探讨。根据液晶电视生产的基本模块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可将其划分为液晶面板研发与生产、IC组件研发与生产、一般部件生产、代工组装、品牌营销5个部分, 由于一般部件生产数量众多及数据的较难获取性, 在本文中将此生产模块省略。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通过网络调查所得, 其中DisplaySearch、中国平板电视网、中华液晶网、水木清华研究中心以及新浪等网站为主要数据来源。数据涉及液晶电视产业主要品牌商 (整机生产商) 、液晶面板生产商、液晶电视代工商、液晶电视IC生产商 (包括控制IC厂商和驱动IC厂商) 。
3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分析
3.1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
微笑曲线 (Smiling Curve) 理论认为在产业链中, 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业链的两端, 处于中间环节的附加值最低, 即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而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最低。本文将利用微笑曲线理论对液晶电视价值链各生产模块进行分析, 厘清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价值构成。
根据DisplaySearch发布数据显示, 2007年第三季度一台32英寸的LCD TV在欧洲和北美的平均销售单价为680美元左右, 而品牌与零售业者的利润合计在26%, 因此到达欧洲与北美通路卖场上架之前的成本为510美元。而输出到欧洲与北美, 从亚洲组装基地出发的运输与相关费用约为13美元, 因此整台液晶电视的FOB (Free On Board) 制造成本为497美元。在这497美元之中, 液晶面板占了64%, 电视芯片与电子系统占了18%, 外壳与机构部件占了9%, 而组装与保固成本占了9%。因此, 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台32英寸的LCD TV中, 液晶面板研发与制造在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为318美元, IC组件研发与生产为90美元, 代工与组装为45美元, 品牌营销为170美元。由图2可知,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虽然呈现不对称性, 但液晶面板研发与生产和品牌明显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IC组件研发与生产位于全球及值链的中端, 代工与组装则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模块。
3.2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空间结构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空间结构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在以经济学和管理学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背景之下, 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性往往受到忽视。本文以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各片段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排名为参考, 选取液晶电视品牌商10家, 液晶面板生产商7家、液晶电视代工商10家、液晶电视IC生产商8家 (其中控制IC厂商4家、驱动IC厂商4家) 。
由表1可知, 液晶面板生产商主要分布在台湾、韩国和日本, 分别占有3家、2家和2家;但台湾产商主要生产42英寸以下的液晶面板, 而日韩企业在42寸以上面板试场占有优势;在IC组件研发与生产方面, 美国公司占主导地位, 共有4家公司, 我国台湾企业也有2家, 日韩个占1家;代工组装10家企业全部来自我国台湾;在品牌营销方面, 日本企业共有5家, 韩国占据2家, 但三星全球市场占有率第1, 荷兰、美国和我国台湾各有1家企业。
全球价值链的空间竞争性主要表现为价值环节的区位布局;结合图2, 液晶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位于韩国、日本;我国台湾企业由于在液晶面板研发与生产方面占有很大市场份额, 在价值链高端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日本及韩国企业在IC组件方面基本采取自主研发的策略, 而使美国企业在IC组件的研发与生产试产占据主要地位, 而我国台湾IC组件企业在液晶电视面板厂商的带动下实现了快速增长,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区位;在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底端的代工组装方面我国台湾企业占据绝对优势。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以及水木清华研究中心发表数据整理
3.3 价值链驱动模式
驱动模式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球价值链空间分离与空间的原动力;格雷菲 (Gereffi, 1999) 对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的研究基本延续了全球商品链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二分法;张辉 (2004) 则在格雷芬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汇合驱动模式[1]。本文从价值分配、核心能力、空间分离形式、产业组织结构4个方面进行明说, 以论证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3.3.1 价值分配
从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的微笑曲线可知液晶电视价值增值在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都有偏重;在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的转换过程中价值的边际价值增值率首先表现为递减趋势, 随后价值的边际价值增值率表现为递增变化 (如图3) 。
3.3.2 核心能力
液晶电视产业作为近年来新兴产业, 其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较为依赖, 尤其是在液晶面板和IC组件的研发和生产环节, 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同时, 液晶电视作为传统电视的替代产品, 众多品牌产商都希望扩大其市场份额, 以便在市场竞争中避免被淘汰, 因此整机的设计及品牌营销就显得尤为重要。
3.3.3 空间分离形式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垂直分离形式显现出海外直接投资和外包网络并存的现象。各大液晶电视产商在避税、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因素的驱使下在海外直接投资设产, 如三星、夏普等在中国大陆设立液晶面板生产厂;同时, 液晶电视品牌商将组装等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台湾代工商, 而且外包趋势有所加强。
3.3.4 产业组织结构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空间垂直分离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液晶电视厂商在组织结构上的多样性, 表现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并存。日韩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囊括了从上游面板研发生产到下游品牌营销的整个价值链条, 实行垂直一体化组织模式;而多数欧美企业和台湾只关注品牌营销、液晶面板研发、IC研发制造等某一价值环节, 实行水平一体化模式。
综合以上4个方面的分析, 可以得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分别具有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价值链两者的主要特征, 其属于混合型驱动全球价值链, 上游的面板生产和下游的品牌销售是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共同驱动力。
3.4 价值链治理
格雷菲等 (Gereffi、Humphrey, 2003) 在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的研究中根据交易的复杂性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交易的可编码能力 (Codifiabilityof Information) 、供应端能力 (Capability of Suppliers) 3个变量决定将价值链治理模式区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等级型5种模式[1]。基于模块化组织的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 显然可归入格雷菲等人所提出的模块化治理模式, 其特点为交易能够较容易地被编码, 产品的结构可以被模块化, 通过减少零件的差异化, 以及统一零部件、产品、过程的具体要求使交易得到简化。
3.4.1 价值链企业关系 (治理者与被治理者)
液晶电视品牌商:品牌商盈利的来源在于通过拥有良好的品牌获取了自己的“市场标识”, 从而拥有最好的销售渠道和最大的市场资源[9]。主要液晶电视品牌商三星、索尼、飞利浦、夏普等通过传统电视品牌的累积效应, 实现对全球液晶电视市场的控制, 使得相关厂商很难进入该领域。依照品牌商的出货情况, 以出货量来计算前五大品牌厂商占了59%的市场份额, 三星电子以17%的市场份额取得市场第一名的宝座, 索尼液晶电视在2007年有良好的出货表现, 以12%的市占率超过飞利浦的11%排名第二, 飞利浦排名第三 (如表2) 。
同时, 主要品牌商通过传统电视研发与生产所积累下来的研发、技术及设备优势, 通过上下游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如三星、索尼等) , 将液晶面板、IC组件等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环节融入企业的运作之中, 实现了品牌与技术的双重优势, 由此成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发表数据整理
液晶面板生产商:液晶面板作为液晶电视价值链附加值最高的片断, 毋庸置疑成为整个液晶电视产业的上游环节, 控制这整个液晶电视价值的高低。同时, 液晶面板属于高技术和高投入产品, 且产品更新速度快, 市场风险较大, 所以全球只有大型综合性企业 (如三星、LG、夏普) 及专业化企业 (友达、奇美等) 从事液晶面板的研发与生产。但是由于液晶面板生产厂商的多元化、全球液晶面板产能的过剩以及液晶面板技术的普及, 液晶面板在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在下降, 基本受制于品牌商的控制。根据全球权威市场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向中国平板电视网提供了全球七大液晶面板生产商与其客户关系的最新数据显示, 飞利浦是LPL的主要客户, 三星是奇美与华映的主要客户, 索尼是友达与三星的主要客户;除了奇美客户群较为分散以外, 其它液晶面板厂前五大客户的出货量均超过60%的出货比重, 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 (表3) 。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发表数据整理
液晶电视IC厂商:控制IC和驱动IC作为液晶电视主要的IC组件, 其生产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 但各IC厂商并不具备技术垄断的地位;同时, 液晶电视IC产业的可进入性较强, 除传统电视IC企业经技术升级进入此领域, 其他专业化的IC厂商由于液晶电视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纷纷进入此行业。技术的非垄断性及生产厂家的多元化使得IC组件厂商成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
液晶电视代工厂商:该类企业具有一定的整机设计及生产能力, 部分企业也具有自有品牌 (市场占有率较小) , 但主要根据品牌商的要求进行液晶电视整机的生产及组装;。根据全球权威市场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数据显示, 2007年第三季液晶电视出货量为2010万台, 其中仅23%来自专业代工厂, 可见代工厂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微不足道, 其完全依附于品牌商。
根据以上分析,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为主要品牌商, 特别是垂直一体化组织的品牌商;而液晶面板生产商、IC组件生产商及代工商在价值链中处于从属地位, 是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 其三者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依附关系 (图4) 。
3.4.2 价值链空间治理关系
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模块化生产使得其各价值片断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 而价值链不同片断所具有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地位, 使得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位于一定的区位 (即国家或地区) 。根据前文 (表1) 可知, 液晶电视品牌厂商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 液晶面板厂商主要集中在台湾、韩国和日本, IC组件厂商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台湾, 而代工厂商则主要集中于台湾。同时, 由图4可知 , 主要品牌厂商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而液晶面板生产商、IC组件生产商及代工商处于被治理的地位。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 在价值链的空间治理关系上韩国、日本处于价值链的控制区域, 而台湾、美国等区域处于被控制的地位。但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地位是在不断变动的, 随着不同区域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升级, 日韩液晶电视企业也可能如同放弃传统电视产业那样放弃液晶电视产业而转向其他产业的生产, 但这种转化必须以新技术的出现为基础。
4 结 论
全球化时代, 随着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全球外包网络的形成, 国际劳动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化。本文对液晶电视产业全球价值链进行分析, 从实证角度探讨全球化时代产品内分工的新趋势, 并注重分析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性问题。论文得出以下结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从模块化生产角度可主要分为液晶面板、电视芯片与电子系统、代工生产与组装、品牌营销4部分;从微笑曲线分析可知液晶面板与品牌营销处于价值链的两端, 是价值链增值的主要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分布上, 日韩为主要的超大面板和品牌所在地, 台湾为一般面板商和主要的代工和组装商所在地;IC组件厂商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和台湾;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属于混合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三星、索尼、夏普、LG等主要品牌商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治理者, 同时从空间的角度看, 韩国、日本为液晶电视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区域。在电视机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 液晶电视逐步成为电视机产业的主流产品, 中国的电视机产业必须在液晶面板和品牌两个环节占有一席之地, 走上下游融合之路, 才能摆脱日韩企业的控制, 实现本土电视机产业的更新换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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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理论 篇8
中国本土企业借助承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产业结构得以改善,产业国际竞争力得以提高。然而,中国本土企业越来越多的融入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却面临重重困境。中国企业升级困境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主导下GVC后进国家企业升级困境问题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跨国公司在GVC中的主导力、跨国公司主导GVC下后进国家企业的升级困境、跨国公司主导GVC下后进国家企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旨在通过对跨国公司主导下GVC后进国家企业升级研究的梳理,以便可以更深入、全面的了解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中国企业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提升产业竞争力,摆脱被俘获、 避免陷入路径依赖等问题的探索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跨国公司主导力研究
全球价值链中各环节的生产或商业活动所内含的附加值的并非均等分布,不同环节上的各国企业的收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Kaplinsky(2000)认为导致不同价值环节的企业收益分配不平衡的关键原因在于进入壁垒、价值链治理、系统效率。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的企业(通常是大型跨国公司)为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常常设置不同程度的进入壁垒,而进入壁垒的有效设置源于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势力的强弱。另外,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势力具有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逐渐将自身国际市场势力向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环节延伸,以构筑更为有效的进入壁垒。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势力的动态演进表明对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或者说战略环节的控制意味着实现了对整条价值链的控制 (Humphrey and Schmitz,2001)。
全球价值链中各环节的收益不均等分配,使得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向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升级。Gereffi(1999)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的研究提出了由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序贯式”升级路径。Kaplinsky(2000)认为功能升级 (OEM→ODM→OBM)和链条升级(链条间的升级)更具长期获益性,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仅仅能获取短期收益。Humphrey and Schmitz(2001)则认为企业升级的关键在于供应商的能力提升。可是现实中的那些试图采取任何不同升级模式的企业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跨国公司的围追阻截,因此上述的“序贯式”升级模式并不能自发实现(Humphrey and Schmitz,2002)。 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 (2005)将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划分为五种:层级式治理、俘获式治理、关系式治理、模块式治理、市场式治理;并进一步指出层级式治理和俘获式治理模式在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治理中更为常见。 跨国公司通常凭借专利研发、战略隔绝、品牌强化、零售市场并购等手段增强其在设计、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战略环节的国际市场势力,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跨国公司主导GVC下企业升级困境研究
一、后进国家企业升级困境的表现
低端锁定、路径依赖是后进国家企业升级困境的主要表现。Gereffi(1999)的研究指出发展中经济体的本土企业在一旦被纳入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中时,就会进入进口零部件组装、整体生产过程自主实施、设计自有产品、国际市场销售自主品牌产品的自动升级路径和机制并实现企业的升级。Kaplinsky and Morris(2001) 基于GVC理论也提出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自动升级实现机制。然而,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基于GVC的自动升级机制是难以实现的,并逐渐否认了这种自动升级机制的存在性(Gereffi,2001;Humphrey and Schmitz,2002; Schmitz,2004; 刘志彪、张杰,2007;卢福财、胡平波,2008)。事实上,跨国公司会通过多种策略机制将进入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企业压制于低价值环节而难于向高端价值环节升级, 因此这种自动升级机制也许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后进国家企业被纳入跨国公司主导G V C下的 “ 俘获型 ” 治理模式 之中 。 就“序贯式”升级模式而言,Gereffi,Humphrey and Sturgeon(GHS,2005) 指出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治理模式中内涵的是企业间是能力互补关系,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微弱,企业间的地位比较对等,因此这三种关系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后进国家企业之间并不多见;而层级型治理模式主要出现在母子公司间的垂直关系之中; 因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后进国家主要采用“俘获型”治理模式。在“俘获型”治理模式下,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企业较易完成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 Sturgeon,2001;Henderson,2002;GHS,200 5);卓越、张珉(2008)在探讨中国纺织服装业在GVC中的收益分配问题时指出, 跨国公司为实现生产系统整合和提高效率通常会对嵌入GVC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支持,这促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当发展中国家企业向GVC高端价值环节进行功能升级甚至是链条升级时,跨国公司会设置层层壁垒。因此,嵌入跨国公司主导GVC的发展中后进国家企业升级困境表现为跨国公司 “俘获式”治理模式下的低端价值环节锁定而难于实现向高端价值环节升级。
二、跨国公司“俘获式”治理的策略选择
跨国公司“俘获式”治理的策略选择诸如R&D投入与技术能力控制、产品差异化与营销渠道势力控制是导致后进国家企业升级困境形成的关键原因。
关于跨国 公司R & D投入与技 术能力控制策略的研究。Gereffi(1999)、 Kaplinsky(2000)研究指出在生产者(技术)驱动型价值链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控核心技术,通过提高并获取知识技术专利授权费,提高关键生产环节的核心零部件的价格以实现对后进国家代工企业的利润压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仅在其所使用的核心技术上构筑国际市场势力,而且通过国际专利申请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东道国家本土企业的模仿,这使主要通过模仿而实现创新的东道国企业在生存发展上步履维艰。林孝文(2010)的研究指出苏州工业园区在2003年的34份技术输入合同中的大约85%的份额为专利技术输入、专利技术转让输入、许可证引进,而这其中绝大部分为外资子公司自母公司的技术引进,而189份技术输出合同的买方则多为外资子公司的母公司和母国内子公司。可见,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及技术能力提升是其形成和构建国际市场势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跨国公司产品差异化与营销渠道势力控制策略的研究。跨国公司的品牌创建与其广告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广告效应导致的品牌差异是产品差异化的核心内容。跨国公司通过对产品的准确定位并配有优质的广告宣传提升了东道国市场的进入壁垒和促进了东道国市 场集中度的提高,并以此重建了其在东道国市场的国际市场势力。Newfarmer and Marsh (1981)利用产业层次的广告支出作为产品差异化的代理变量,研究了巴西电力部门的16个次级产业,发现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是这些产业产品差异化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关于跨国公司营销渠道国际市场势力的另一支研究文献主要以制造供应商和大型零售商为研究对象。Kadiyali,Chintagunta and Vilcassim (2000)运用博弈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述了营销渠道的市场势力, 并通过所构建的渠道势力的测度方法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的命题,指出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关系中,制造商的定价势力要小于零售商。张小蒂、赵榄(2009)以沃尔玛为例探讨大型零售跨国公司通过渠道控制国际市场势力对制造业供应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供应商)的压榨,研究指出零售跨国公司利用强大的销售网络扩大市场份额并引致规模和范围经济以压低制造供应商的 售价。因此,以上研究文献表明产品多样化和营销渠道势力是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重构国际市场势力重要途径和表现。
三、后进国家市场结构与企业过度竞争
后进国家市场结构特性和本土企业过度竞争也是后进国家企业陷于跨国公司主导GVC下升级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国内部分相关研究文献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跨国公司为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通常将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散布于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以此来组织和主导全球价值链,而每一价值环节都存在大量企业,企业数量影响了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结构特点,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各价值环节的利润分布。
若某一价值环节的市场竞争程度高则意味着这一价值环节获利能力弱,而某一价值环节的市场结构越趋向垄断则这一价值环节的获利能力越强,即价值链的各价值环节市场结构决定价值在整个价值链中的而分布(文嫮 张生丛,2009)。杜义飞、李仕明(2006)运用博弈论理论研究了Rubinstein-Stahl模型下的供应链的各价值环节中中间产品定价问题,并由此判断供应链中各企业的价值利润分配。由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承接跨国公司转移出的低附加值价值环节的市场进入壁垒较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常会过度进入(张少军、刘志彪, 2009),这不仅使得整个加工制造环节的市场利润被摊平,而且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的议价能力,客观上强化了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利润空间的压榨。嫮
跨国公司主导GVC下企业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GVC下企业升路径,国内外学者通常从“序贯式”的视角研究企业升级,也有部分学者从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市场势力等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拓展了GVC的研究视野。
一、基于GVC的“序贯式”企业升级路径
就国内的研究文献看,相当数量的文献是基于Gereffi(1999)、Kaplinsky (2000)和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关于“序贯式”企业升级理论而展开的研究。龚三乐、李伯兴(2009)研究指出“序贯式”企业升级中的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表现为一种低层次升级,而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则表现为高层次升级。卓越 (2009)通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问卷研究指出俘获型和层级型的治理模式有助于相对较快的实现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企业进一步升级的空间有限;而均衡网络型治理模式下的企业升级速度较慢, 但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空间较大。汪建成、毛蕴诗(2007)以及汪建成、毛蕴诗、 邱楠(2008)则专注于企业“序贯式”升级中的功能升级研究,以案例研究法论述企业由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到原始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O D M ) 再到企业 自主品牌 制造 ( o w n brand manufacturing, OBM)的企业升级路径研究。
此外,还有部分国内学者基于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来探讨中国本土企业升级。微笑曲线是由台湾宏基创始人施振荣提出,其内涵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控制价值链的研发和营销两个核心环节,并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攫取了价值链条上的绝大部分价值。毛蕴诗、郑奇志(2012)基于微笑曲线(成本与价值链)和对偶微笑曲线(附加值与价值链)探讨了企业升级的路径选择问题,概括并着重分析了十条主要的企业升级路径和相应的微笑曲线。
二、基于国内价值链构建的企业升级路径
通过构建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以实现本国企业和产业升级,这一思想主要是以刘志彪教授为代表国内学者的论证。刘志彪、张杰(2007)通过对GVC和NVC的比较研究指出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俘获的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自身具有的技术势力和国际大购买商的市场势力,这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实现;而基于中国国内市场空间构建和培育国内价值链是摆脱跨国公司俘获的可行路径。刘志彪(2012)进一步阐述了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以摆脱中国企业遭受跨国公司“俘获”和“压榨”的思想,同时指出专业化市场和领导型企业是中国构建NVC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罗建兵、叶林祥(2009)在研究我国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问题时阐述了通过构建NVC实现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转移。
三、基于市场势力构建视角升级路径
部分国内研究文献从构建本土企业市场势力的视角探寻后进国家企业的升级。 如张小蒂、朱勤(2007)基于GVC理论探讨了通过中国企业创新与企业市场势力构建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实现对跨国公司主导的GVC下的低端锁定效应、利益扭曲困境、引进依赖问题的突破,研究进一步在 “环”、“链”、“群”三个层次上就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李凯、高佳琪(2011)基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视角分析了跨国公司借助自身的买方垄断势力对中国本土企业实施纵向压榨的内在逻辑, 并指出跨国公司实施压榨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间市场势力的严重异化,而本土企业避免或减轻来自跨国公司控制的策略选择可从减少对下游跨国公司的依赖和增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入手。张小蒂、贾钰哲(2011)以中国汽车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基于企业家创新的市场势力构建,指出由技术、市场以及两者协同互动来探索要素优化配置的企业家市场势力构建的内在机理,研究进一步指出企业知识产权获取和中间品市场的渠道控制是构建市场势力的有效途径。
结论
中国本土企业嵌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得以改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中国本土企业升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当中国本土企业有可能威胁其主导地位时,跨国公司会通过设置层层壁垒,通过过战略隔绝、品牌强化、专利研发、渠道控制等手段强化其对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力,使得中国企业陷入低端锁定、 路径依赖的困境,阻碍中国本土企业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中国本土企业要突围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企业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价值环节跃升,可以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培育市场势力,增强自身同跨国公司的谈判议价能力。同时,中国本土企业也应该顺应政府“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获取竞争优势,向价值链两端延伸,获取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企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
跨国公司 为实现全 球资源的 有效配置 通常将全 球价值链 的不同价 值环节散 布于不同 要素禀赋 的国家以 此来组织 和主导全 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理论 篇9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治理模式 升级
近几年来关于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是指该国的公司自己设计、生产并出口产品。而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可以作为国际企业的外包接受者，成为其代工企业，或者出口商可以只生产最终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经济学家们就此寻求了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新的现象，其中全球价值链理论是重要的一支。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界定及其评价
价值链作为管理学概念最早是由Porter（1985）提出来的，他认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部分构成了一家公司的价值创造，其中原材料的供应和加工、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和相关的服务属于基本活动，公司的采购、战略规划、人力资源和技术研发等属于辅助活动。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是在一家公司中发生的，随着国际外包的迅速发展，波特将价值链这一概念延伸到了不同公司之间。
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来分析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式，不仅研究了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分析了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等阶段，从而得出不同的价值分布以及地方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全球价值链的定义是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了所有参与了生产和销售等活动的组织与价值和利润的分配。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是否会带来利益则有着不同的观点。积极的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为国家和企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其中将它们的能力升级。另一方面，消极的观点指出发展中国家参与到日益增加的全球一体化中会存在潜在的危害。首先，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或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生产活动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并不会提高该国的总体技术水准。这不仅会减少收入方面的利益，同时会减少技术溢出的可能性。其次，领导型企业通常会根据它们的发展战略来做决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决定权。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综述
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内容。全球价值链治理描述的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形态，是其中领导者通过非正式、非政府、非市场的方式来使其它参与者接受或服从某种规则和标准，协调组织各地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们对价值链模式进行了不同标准的划分，这种划分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精确。
（一）Gereffi关于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两分法
Gereffi认为在经济一体化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价值链中参与者们所要遵守的规则是由产业的领导者制定的，而不是通过自由市场来决定的，由此才提出了价值链的治理。Gereffi（1994）将价值链分成了两种类型：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
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是由生产者作为价值链的中心，规则标准的制定者是掌握了核心生产技能的领导企业。通常包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比如汽车、生物制药、计算机等行业。领导者一定掌握了某些技术专利或是核心研发能力，才能够在价值链中处于支配地位。它是由生产者建立和协调的一种垂直分工体系。
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是以大的零售批发商，品牌制造商为中心的一种价值链。领导者拥有强大的销售管道和设计能力，但他们往往不是产品的生产商。通常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服装、玩具等行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多是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价值链中。
（二）Humphrey关于价值链模式的四分法
与Gereffi的观点有所不同，Humphrey认为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既有不平等的，同时也存在平等的关系。由此他认为价值链模式应该分为四种类型：市场、网络、准层级和层级。
市场型模式是指价值链中的参与方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力，由价格作为主要治理机制。产品的标准化程度比较低，购买方和供应方都没有关键的技术和專利。
网络型模式是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协调合作而产生的。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分别又是其他价值链中的一环，对于每一个环节来说，其存在的价值链没有主次之分，信任是这种模式下主要的治理机制，每个环节之间都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准层级模式一般发生于企业间的两种关系情况：一是虽然是法律上独立的企业，但实际上决策权等要从属于另一个企业的情况；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有它来制定所有的标准和规则。
层级型模式主要存在于FDI之中，它的上下从属关系要比准层级型大得多，供应商的所有权在购买商手中，购买商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价值链中的行政管理部门处于主导地位。
（三）斯特恩的国别模型
斯特恩（2002）在其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价值链治理的国别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被分为三个类型：领导型（日本）、关系型（德国和意大利）、模块型（美国）。
在领导型模式下，供应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价值链中的领导厂商，各参与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领导厂商通过技术等方面的投资来支持供应商，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是长期且稳定的，新的供应商想要进入有一定的困难。日本著名的精益生产系统就是以该模式为基础的。
关系型模式主要是靠供应商和购买商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这种模式下领导厂商并不拥有绝对的优势，往往存在家族关系，交易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灵活性。这种模式经常与集聚企业相联系，比如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
在模块型模式下，供应商具备较强的能力，除了设计之外领导厂商不需要向其进行其他方面的支持。参与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比较小，因此双方的契约关系也不是非常稳定，在不满意对方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寻求新的合作伙伴。90年代美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正式在这种模式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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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篇10
一、我国制造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开端
因为在形成这种全球分工模式的初期,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还较低, 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直接投资来形成, 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 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当时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 处于对技术、投资等十分渴求的状态。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 国际商品、人员、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交换更加频繁, WTO等国际多边组织对经济一体化的促进, 我国制造业也逐渐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促进政策, 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 催生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积极参与到了世界制造业网络。“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鼓励政策、1987年底沿海开放战略、1988年实施的“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政策、192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额进一步市场开放政策、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概况
由下表可以看出, 增加值核算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量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从1995年的937亿美元开始, 到2011年增加值贸易量已达到1.50万亿美元, 增加了将近15倍。其中, 2009年出现少量下滑现象, 从2008年的1.13万亿美元下降到9560亿美元。与总增加值出口的趋势相似, 本地增加值出口额出2009年出现下滑外, 一直在稳步上升, 从1995年的487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8958亿美元, 增加了17倍。虽然制造业总增加值出口额和本地增加值出口额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但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本地增加值占比, 可以看出1995年, 本地增加值占比约为52%, 这个值在2000年已经下降到49.4%, 到2005年, 回归到与1995年大致相当的水平, 为52%, 之后,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该比例有所增加, 到2009年已增加到60.9%, 虽然之后的2010年和2011年有所下降, 但仍然保持在59.9%的较高比例。这说明, 在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中, 本地增加值占比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在2005年之后回升, 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与本地增加值出口额的步伐一致,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 1995年-2000年为起步发展阶段, 整体出口额在增加, 但增速较小;其次, 2000年-2008年, 这个阶段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快速发展, 增长了11倍,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已跃居世界之首, 开创了中国制造业新阶段;2008年之后,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同步, 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出现了短暂的回落;最后, 从2009年-2011年,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又来到一个重新发展的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的增速略小于2000年-2008年这一阶段的增速, 从2009年到2011年, 总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从9560亿美元上升到1.5万亿美元, 增长了0.6倍, 不可忽视的是, 在这级阶段,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度稳居世界第一位。
三、中国正造业整体在GVC分工的地位
Koopman等于2010年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 提出了计算出口国 (地区) 本地增加值的思路, 得到了广泛应用。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GVC-Position=ln (1+IV/E) -ln (1+FV/E)
其中, IV表示本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品贸易额, FV表示出口的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E表示总的增加值出口额。计算得出中国在GVC国际分工的地位指数如表所示。
观察发现, 从1955年到2000年, 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始终为负值。分析该指数的含义, 值为负是因为间接增加值出口IV占总出口E的比重小于国外增加值出口FV占总出口E的比例, 相对而言代表的是国际分公地位较低, 处于价值链的下游。因此可以看出, 中国的制造业始终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 大量从国外进口中间品, 而在国内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环节, 最终出口的产品中包含大量国外增加值。虽然GVC地位指数始终为负, 但从数值可以看出, 从1995年的0.16到2011年的0.02, 中国制造业整体的GVC指数已经提升了很多。从整体上来看,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08年以来, 我国的GVC地位指数得到明显改善, 这可能与金融危机之后实施扩大内需方针和建造国内价值链的制造业改革政策有关。
四、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在GVC分工中的地位
以GVC地位指数来看, 制造业行业中我们发现以下趋势:
第一, 除了其他制造业和回收设备业外, 基本上经历在1995年的GVC地位指数为负的开端, 之后慢慢上升的趋势, 到了2009年, 基本上所有细分行业的GVC地位指数都达到了最高值, 在之后两年重新下降。这说明, 在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多个发达国家制定的制造业复兴战略起到了一定效果, 对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二, 各个行业的GVC指数表明中国的优势行业和劣势行业划分很明显, 且差距较大。在纺织品、皮革与鞋类和基本金属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这些行业产业链较短, 对外中间品需求较少, 且需要密集的劳动力, 中国这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 因此GVC地位指数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中国在电子电器及光学设备业的GVC地位指数最低, 且远远低于其他行业, 作为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 中国不仅在1995年起步时在价值链的地位指数较低, 而且之后的进步速度也很慢。另外, 木材、纸制品、印刷与出版和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两个“资源密集”的行业的GVC地位指数也低于整个制造业的整体水平, 但中国在这两个行业的GVC地位指数一直在变大。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在“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和“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行业。
摘要：随着国家战略文件《中国制造2025》的制定, 中国制造业改革引起极大关注。中国制造业总出口额庞大, 却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水平, 在制造业不同行业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中国制造业应加快转变发展模式来应变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酝酿。
关键词：制造业,价值链,改革
参考文献
[1]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Wei, S.J.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NBER Working Paper No.16426, 2010.
[2]罗长远, 张军.附加值贸易——基于制造业的分析[J].经济研究, 2014 (6) :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