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不足论文（精选11篇）
消费需求不足论文 篇1
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出的背景
爆发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场危机造成国际需求大幅下降, 通过贸易途径对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冲击, 对外贸易增速急剧下滑。接踵而至,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又拉开了欧元区经济动荡的序幕。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两大贸易伙伴, 对华进口贸易均大幅减少, 加之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 多年来由于技术和体制等原因造成的出口产品结构单一, 附加值低, 加工贸易又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这些内外交织的因素使得中国近30年来依靠外需撑起经济高速发展半边天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表现出种种弊端, 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的矛盾, 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首先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 部分行业项目重复建设, 产能过剩状况相当突出。尤其是在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下, 重化工业增长过猛, 项目摊子铺得过大, 供求关系失衡。重化工业的过猛增长, 是投资对消费增长产生挤压的主要因素。其次投资增长过快导致流动性泛滥, 使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资产泡沫严重, 引发高通胀。2008年为稳定经济增长, 出台的四万亿刺激投资计划引发了国内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四年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负利率”引发了储蓄搬家, 上演了2008至2010年国内房价的井喷式上涨。由于投资渠道的单一, 后来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又涌向了部分农产品, “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等流传的俗语形象的表现了部分农产品价格过山车式的波动, 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 影响了百姓生活, 也使后续运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第三, 投资规模过大使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尤其是重化工业项目的高额收益, 进一步诱导政府对经济进行过度干预, 使各种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被人为地配置到这些产业里, 加重了项目地区的资源环境负担。第四, 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一部分效益低下, 有的根本不计效益只为盲目追求GDP规模, 导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甚至严重浪费。同时政府为保增长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因此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接近16万亿, 使后续运用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五,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尤其是政府投资的项目,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 从立项到招标再到施工, 各个环节都极易产生权利寻租等腐败现象, 发生于2011年7月23日的甬温线重大动车事故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鉴于种种情况, 决策层再一次意识到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0年10月18日, 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将扩大内需放在了十大方面建设的首位, 并且在“五年规划”的历史上, 首次将扩大内需作为一个独立的篇目。《建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 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 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二、体制障碍是影响消费需求动力释放的内在因素
提振我国居民的消费信心要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消费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居民即使获得了较高水平的可支配收入, 却因要负担数额较大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一系列的刚性支出而使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大大减少, 就不得不减少或放弃用于满足家庭成员及个人在物质、精神、偏好等方面的消费支出。诸多体制因素恰恰是导致这种状况的结症之所在。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使居民的储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
目前我国养老、医疗保险的发展水平仍然处在一个“广覆盖低水平”的阶段上。城镇职工因《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比过去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但另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仍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 包括与雇主有实际雇用关系的劳动者, 即使被覆盖, 保障水平也非常之低。面对现实的养老和就医, 社会保障所给予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 解决之道仍然是举全家之力, 更有甚者因病而至困, 这种状况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体也多由此而形成。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双轨制”在拉大了养老金替代率差距的同时, 也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负担, 使原本由体制遗留原因造成的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缺口更没有了补水之源, 于是提高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延迟退休年龄就成了首选之举。另外, 城市中的自由从业人员, 其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完全由个人负担, 以中西部某省会城市为例, 一个月收入2500元的自由从业人员按当地最低缴费基数计算的全年养老、医疗保险费用也要占其全年收入总额的23%, 再加上用于日常生活的其他必要开支, 还有经济能力追求精神、文化、个人爱好及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吗?还是把所剩无几的钱存起来以备看病或孩子上学之用吧。
“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是挂在老百姓嘴边多年的一句怨言了, 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2009年, 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60元, 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5952元。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 是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12倍。两项费用分别为1991年的12.5倍和10.1倍,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和14.5%, 比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高10多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还在于体制。首先政府投入相对不足, 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但总体上仍然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 但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占24.7%, 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平均为75%左右) , 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 (平均为55%左右)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 医疗费用缺乏分担机制。第二医疗卫生资源不足, 分布不均, 配置不合理, 本应为“金字塔”结构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 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 广大农村只拥有30%左右的卫生资源。第四公立医院趋利化, 目前我国71%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 承担的服务量占全国医院服务量的80%以上。由于政府长期投入不足, 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 , 形成了“以药养医”的模式, 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忽视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 倾向于开大处方, 争相使用大型设备, 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费用, 致使医疗费用大幅攀升。第五我国仍有1亿人口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医保, 而且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仍然偏低, 个人自付比例仍占总费用的一半左右。加上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保险起步较晚, 覆盖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因此, 很多群众仍然要自费就医, 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的三重压力。第六药品价格虚高, 我国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加之监管不到位, 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 部分厂商利欲熏心, 采用违规手段虚报成本、肆意加价等现象严重。再加上医院主动控制药物成本的动力不足, 许多药企采取红包回扣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进入医院。近年来国家虽然连续20多次降低药价, 但许多企业采取换名、换包装、换成分比例、重新审批等办法避开国家的降价约束, 群众仍然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2) 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导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不断增大
“穷什么, 不能穷教育”这句话用来描述中国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观念可能比描述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态度更加贴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受教育程度逐渐成为影响个人职业、收入乃至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投资”的观念深入人心, 人们对子女接受教育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再加上独生子女普遍化, 人们都希望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这必然造成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不断增长与供给短缺的矛盾凸显, 因此家庭中为教育所支付的成本不断增大。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城乡, 但是教学水平、质量高的中小学毕竟较少, 因此“择校热”高温不降。在我国许多城市, 中小学择校非常普遍。择校费已经成为许多家庭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另有各种为择校考试成绩加码的辅导班, 包括奥数、英语、作文等,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进入大学阶段的教育, 每年的各项费用总额因学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 供养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就读大学生的年支出占夫妻年收入总额的50%左右, 低收入家庭这个支出的占比则更高。所以“攒钱上学”这句老百姓的口头禅是我国家庭为教育支出的真实写照, 也是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又一大成因。其根源在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政策制度不完善, 影响和制约教育公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等体制问题。
(3)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大部分工薪阶层无力增加消费支出
有没有消费能力关键看收入水平的高低。近年来,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2007年的数据显示, 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 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 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 据统计, 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 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从不同群体之间看, 高收入阶层却财富增长较快,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而另一方面, 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 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 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 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 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 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 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十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被老百姓所诟病。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 而低收入者虽有消费需求, 但无力增加消费支出。结果就出现了“有钱的人不想消费, 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 使消费需求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挥不出应有作用。同时收入分配不公还抑制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三、商品价格虚高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直接原因
商品价格是决定需求量大小的最直接原因。价格的形成、变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除市场供求对价格形成起基础性作用外, 成本、技术、政策、体制、心理预期、国内外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变化都将最终体现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 从而反过来又影响消费需求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在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也存在或出现了一些价格扭曲、价格垄断、价格操纵等非市场行为。再加之政府、部分企业或经营者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思想和掌控销售渠道垄断优势, 使部分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 从而抑制了广大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房地产及依靠流通体系来实现价值转换的部分商品上, 而这些商品恰恰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且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
(1) 高房价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高房价使内需增长面临长期抑制, 人们为了买房往往透支了几十年的消费, 使消费产生严重的结构性不足, 过度消耗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 抑制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往往只能靠自有资金支付首付款, 大部分房款靠银行贷款。就因为买了房、背了贷, 本来殷实的生活水平彻底发生了改变, “月光族”本用来反映过度消费的时尚年轻人, 现在却加入了新成员。贷款购房者在完成了购房和让房屋达到居住条件的支出发生后, 消费能力将锐减。因为这部分支出都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 包括房屋本身、装修、家具、家用电器等。购买后商品实物形态和使用价值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 除质量因素外不会再发生其他的相关支出。而仅这部分支出已透支了购房者未来多年的消费能力。
另一种情况是投资、投机需求对商品房刚性需求的消费挤压。前者购房的动机在于等待升值或炒作赚取差价, 所以拥有多套住房的人并不是将每套房屋都进行装修、购置家具家电, 这部分需求所带动的仅限于钢铁、水泥等较少数建材行业, 而并不符合有些学者所宣扬的唯房地产论那样, 城市中许多已售出但却多年空置的商品房就足能说明问题。恰恰是投资、投机性需求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让以居住为目的的刚性需求者不是望房兴叹就是负债累累。如果房价回归合理区间, 投资、投机性需求将会转变为居住性需求, 这样房地产业才能带动更多相关的产业链, 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正面作用。
(2) 商品流通体系混乱是高物价的一大推手
我国商品流通领域的一大特色就是异常庞大的流通及销售体系。流通环节众多, 流通渠道冗长, 更重要的是, 政府相关部门及各级供应商, 对商品从生产到流通, 再到销售各个环节, 步步设卡, 层层加码, 结果就是大幅度推高了商品的国内市场终端零售价格。商品从生产厂家到销售终端, 还要经过运输, 在我国运输费用也占商品销售价格的很大一部分, 其中过路费是大头, “收费站比服务站多, 过路费比燃油费贵”生动地反映了各地方政府道路收费的现状。商品经过长途运输, 好不容易运到商场或超市大门口, 进入上市阶段时, 还要缴纳一大笔费用。包括商场及超市征收的进场费、条码费, 摆上货架以后, 商场及超市还要依据该商品的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俗称扣点;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费、广告费、节庆费、地堆费、水电费如此等等。此外, 商品进超市或商场, 非常困难, 经销商还要进行公关, 还要付出一大笔公关费。至此, 商品价格已经是制造成本的数倍, 流通体系的每一个环节都不乏获利者, 由此堆积起来的商品流通成本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这样的价格形成, 消费者只能无奈地接受, 唯一能做的是压制自己消费欲望, 减少购买量。
以上观点是笔者对目前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几点认识, 不一定能全面反映出问题的所有成因, 如法制建设、税收制度、市场规模、消费偏好及价值观念等都会对内需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论从哪个层面来分析论证都可得出, 只有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消除影响社会公平和市场竞争作用发挥的体制障碍, 建立以人为本、尊重人才、崇尚劳动、鼓励创新的分配机制, 才能充分释放出潜在的消费需求,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十二五”中国发展大战略》韩康.主编[1]《“十二五”中国发展大战略》韩康.主编
[2]《七个怎么看》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七个怎么看》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消费需求不足论文 篇2
经济增长方式；消费需求；储蓄率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5-0024-02
根据西方经济学宏观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在正常情况下，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严重倚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需求不足。具体来说，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42．5％，而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逐步降低到2008年的48.8％，而且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这一块比重的下降更为突出。数据显示，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过分倚重投资、出口转变到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均衡拉动？关键是要增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说白了，就是要刺激消费。无论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如何變化，最终的大部分产品或劳务还是要靠消费来吸收。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6%，普遍认为，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消费意愿不足和消费能力不足。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其中一个原因被人们经常提到，就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中国人要存钱，为了应对压在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为了有套房子住，为了在生病时能住得起医院，为了子女教育。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新农合”固然是一种非常好的保障措施，但只是在大病时提供部分的住院和治疗费用，大部分医药费还得农民自己负担。很多农民有病了拖着不去医院，是因为看不起病。实行“新农合”之后，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从医院医生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让病人使用更贵的药物，进行过多的昂贵的检查，而且作为医院盈利最多之一的大型检查费不在“新农合”报销之列；从卫生部门角度来讲，财政拨发的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满足所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理应报销的医药费需要。在养老保险这一块，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整体的7%左右，而且农民的缴费负担过重，作为统筹城乡改革试点的成都，近郊农村参保比例也不是很高。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但现阶段人们还是存钱以规避子女不履行养老义务的风险。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上述农民在消费时遇到的巨大障碍之外，还包括住房。居高不下的房价让千万中国人捂紧钱包，存钱买房子。在租房尚不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普遍接受之时，高昂的房价无疑是抬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即使中国人习惯租房了，当房价高涨时，房租能便宜下来吗？总的来说，就是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让民众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安全感，每一个理性的消费者都得克制目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入银行，以备未来生活需要。
中国沿海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畅销世界，关键在于中国的工人工资和资源价格都低，归根结底是劳动力价格低，降低了包括资源和工业制成品在内的生产成本，成就了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畅销世界的代价是，大部分工人工资被压低，而且医疗、养老没有保障，社会矛盾突出。在西方，工人有强大的工会做后盾，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但在中国，工会起到的作用很有限，特别是在西方媒体眼中视为“血汗工厂”的沿海加工企业，工人是劣势群体，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低，大部分时候只能接受既定工资价格。西方国家经常出现的罢工事件，在中国已经销声匿迹几十年了，当工人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有效解决。美国的钢铁工会强大到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给我们以极大震撼，也应有所启示。当中国制造不断遇到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我们在积极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是否意识到，工人报酬是不是被压得太低了，中国工人待遇与国外相比差距巨大，以致中国产品价格这么低？
撇开工会，工人工资低，谁又有责任呢？首先是企业，为了降低产品成本，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在技术水平一定条件下，只得在工人身上榨取，压低工资水平。其次是政府，政府是乐于看到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打败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畅销世界的。除了给公务员涨工资，政府没有办法强制各行各业涨工资，但市场机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让劳动力的工资维持在合理水平，只要政府保障所有人平等的权利，只要工人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大家都知道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民众消费率，但是收入不高，怎么消费呢？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切实提高劳动力报酬，改变中国企业在世界中的分工与地位，加大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人消费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1]叶馨蔚.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状况及原因分析[J].经济师,2009（05）.
[2]陈善布.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9（01）.
[3]杨锡虹.正确引导居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广西物价,19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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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 篇3
第一,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从统计数据来看,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远不及经济增长的幅度。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具体表现在:1、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 这种趋势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 导致消费需求不足。2、收入差距扩大, 降低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意愿。3、物价指数的持续上涨, 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购买力降低。
第二, 居民消费观念的落后。居民的消费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直接制约着居民消费需求。
第三, 就业形势严峻。聂建中, 康玉梅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对策》中提到, 近些年我国每年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900万, 但企业改制引起的几千万下岗工人和开发征地造成的几千万失地, 农民还有很多需要安置, 农村上亿的剩余人口亟待转移, 每年又新增一千几百万年轻劳动力就业形势异常紧张。此外, 我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国外大量工农产品按照承诺进入国内, 必将对同类产品产生冲击由此对一部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就业的劳动力将产生替代效应。今后, 城镇下岗失业的问题仍将比较突出, 如果这一矛盾得不到缓解, 将影响我国短期消费需求扩张和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矛盾的根本解决。
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
第一, 国内一定时期的生产总值的数量及其增长率。国民净收入分为投资资金和消费资金而在投资资金和消费资金比例一定的条件下, 社会用于新增消费的规模, 将取决于国民净收入的数量及其增长率。国民净收入数量越多, 可用于消费的数量越多, 消费的规模越大, 国民净收入增长率越高, 投资增长幅度越大。反之, 则相反。
第二, 消费率和投资率。消费率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现实消费的比率;投资率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现实投资的比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 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 必须保证现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逐年提高。国家也应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 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因此, 一般要首先确定消费率, 然后再此基础上确定投资率。这样, 投资规模的大小必然要受消费率高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投资率高低的制约:投资率提高, 投资规模增大;投资率下降, 投资规模缩小。
第三, 居民收入水平。决定消费需求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有收入才有购买支出, 收入的变动会使居民对物品的购买和服务的购买也会发生变动。影响消费需求的收入因素不仅同消费者现实的绝对收入水平有关, 而且还同他们的相对收入以及预期的收入有关。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时期, 人们的消费情绪高涨, 消费欲望强烈。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相反, 在收入水平下降, 预期收入不高的时期, 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积极性就会大大削弱, 消费支出也必然减少。
第四, 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影响人们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利率提高, 会促使人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反之, 储蓄就可能减少而消费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利率变动与消费需求变动呈反比。从长期看, 国家财税政策在收入调节功能上的弱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应是当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第五, 物价水平及其预期。物价水平的变动同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是同比例的, 即实际收入不变, 则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就会保持不变。若消费者预期未来物价上涨, 则会增加当前消费支出;相反, 消费者预期未来物件下降, 则会减少当前消费支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预期收入提高, 居民消费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越高;预期收入下降, 居民消费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越低。
第六, 商品价格。在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已定的条件下, 商品价格成为影响其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所说的价格, 既指商品和服务的绝对价格, 即价格水平, 也指不同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 即不同的商品比价。一般来说, 居民对某种商品的购买量是与该商品的价格升降成反比。
第七, 居民货币幻觉。货币幻觉是指人们忽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而仅仅根据货币的名义价值即面值而对货币的价值进行估计时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在货币收入上升时, 即使物价水平也同比例地上升, 从而实际收入不变, 甚至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大于货币收入上升的幅度, 从而实际收入下降, 货币幻觉的存在也会使居民消费需求增加, 从而导致消费支出增加。反之, 则相反。
摘要：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消费是最终需求,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最需重视的问题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而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后劲。
消费需求不足论文 篇4
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掌握及时、可靠的数据，我们相信，这样的数据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微观层面的企业调查才能够获取。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季度针对2000多家工业企业的大规模调查，期间包含2014年二季度到四季度。
调查覆盖了不同行业、地区(省份)和规模的企业。我们基于调查数据构建的产业经济景气指数是目前为止最全面、可靠地反映产业经济整体状况的指数。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问卷设计力图揭示经济表现好坏的内在机制。
四季度的调查包含了关于企业未来前景、科技创新以及制度环境的年度问题。本报告的目的在于回顾2014年中国产业经济的状况，并对2015年及以后作出展望。
四季度调查回收的企业样本为2006家，其中1571家来自三季度调查过的企业。调查的起始样本为通过对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5百万人民币)的48.8万家企业进行以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我们的样本在行业、地区、规模及企业财务指标各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以下是调研报告的核心内容：
2014：产业经济小幅收缩
2014年对于中国的产业经济来说是困难的一年。在过去的两个季度，产业景气指数(BusinessSentimentIndex,BSI)分别为46和48，显示经济趋向小幅收缩。
我们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是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扩散指数的`平均。该指数的构造方法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onsumerSentimentIndex)类似。它不仅反映企业较上季度相对的运营状况，还包含了前瞻性的、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的投资指标。
我们的调查显示，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在2014年稳步提升，相应的扩散指数在过去的三个季度分别为55,58和60。
然而，企业对于投资的热情很低。
固定资产投资是反映经济状况好坏的一个较好的绝对指标。当经济向好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从而更倾向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扩大产能。
在四季度调查中，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8%的企业认为“是”，40%的企业回答“不是”，对应的扩散指数仅有34，远低于荣枯点50。而上季度的情况更糟，有55%的企业回答“不是”，扩散指数仅27。
与此相应，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例在2014年持续降低，在过去的三个季度该比例分别只有16%，12%和6%。
而这些企业投资的规模也较小：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投资规模高于其总资产的3%(这个投资水平大致可以抵消折旧)，结果是2014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实际上只有大约7%和2%的企业真正在进行扩张。
与疲软的投资相对应，企业的库存水平稳中有降，其扩散指数在过去的三个季度稳定在47和48之间。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在2014年一直相对稳定，扩散指数保持在49到54之间，
2014年整体来看，不同产权企业间的经营状况差异最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于集体和民营企业。
我们进一步分行业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析。行业分类采用国家统计局的35个两位数行业。调研发现，企业经营状况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产业景气指数最高为68，最低为21。
前五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制造业(产业景气指数为68)，文教用品制造业(64)，供水(64)，电热力(64)和印刷业(60)。经营状况最令人担忧的行业是煤炭(21)，石油加工(35)，木材加工(35)，黑色金属冶炼(35)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38)。除了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外，其他都是上游产业。
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煤炭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就一直榜上有名;而黑色金属也曾在三季度上榜。表现良好的企业集中在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上，而表现糟糕的企业集中在中间品的生产上。
需求不足是最大挑战
我们请企业列出制约下一季度及2015年生产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
产业经济2015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58%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生产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成本，16%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13%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2%的企业将之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对于制约下季度生产的因素，企业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供大于求仍是最大挑战
在2014年，供大于求的问题普遍存在，是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过去三个季度分别有45%、49%和36%的企业认为其产品在国内或海外市场供大于求。国内市场的情况比国际市场更糟糕。
由于投资持续收缩，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逐渐缓解。在四季度，产能过剩企业的数目下降了9个百分点。而且，产能过剩超过10%的企业在逐渐减少，其比例从二季度的15%、10%下降到四季度的8%;产能过剩超过20%的企业也从8%、5%下降到3%。
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10%的企业认为其产能过剩超过20%，我们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和地区也在逐渐减少，过去三个季度分别有11、6和4个产能过剩严重行业(行业总数：35);以及10、4和1个产能过剩严重地区(地区总数：31)。
在2014年四季度，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包括：煤炭、供水、有色金属和橡胶制品。供水和橡胶制品从二季度开始一直榜上有名。有色金属、化纤、饮料和皮革制品在2014年曾上榜2次。以同样的划分标准，甘肃省在四季度产能过剩严重。陕西，内蒙古，河南和云南在2014年曾上榜2次。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没有带来库存问题。数据显示成品库存稳中有降。42%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74%认为其库存可以在3个月内消化，17%会在3-6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4%的企业需要6个月以上消化库存。
----成本及利润空间逐渐稳定
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二季度和三季度产业经济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幸运的是，成本在四季度无显著上升。
有效需求不足的治理研究 篇5
一、理论回顾---有效需求理论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有效需求”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理论
一国产品的需求包括国内需求（内需）和国外需求（外需）两个方面。内需又分为理论需求和有效需求两个层次，理论需求是不考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效需求则是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显然有效需求更具有现实性。
“有效需求”一词，最早出现于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马尔萨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般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但具体对“有效需求”进行明确的定义，却是凯恩斯在他的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重提有效需求不足，建立比较完整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且从两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有效需求的内涵。
1．从商品的总供给价格与商品的总需求价格的关系来分析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总就业量决定于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即决定于有效需求。商品的有效需求是指在技术、资源与成本(生产要素的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认为，在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可见，商品的总供给价格是受商品的总需求价格决定的。
2．从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的关系分析。商品的有效需求同时又指投资与储蓄达到均衡状态时的需求。凯恩斯认为。商品的总需求D包含两部分：一是对于消费资料的需求D1；另一个是对于投资物(即生产资料)的需求D2。当商品的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总需求价格D(DI+D2)等于国民收入Y。由于国民收入包含两个部分：消费C和投资I，所以D（Dl+D2）=Y=C+I，则Y-C=I即投资。而在国民所得Y中减去消费C又等于储蓄s，则s=I，即储蓄等于投资。故有效需求同时又是指的在投资与储蓄达到均衡状态时的需求。
尽管对有效需求的两个定义表述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二者实际上都是将与总供给相一致时的总需求称为有效需求。区别只在于用第一种方法定义时，有效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所决定的是均衡的就业量；而用第二种方法定义时，有效需求(投资与储蓄的均衡点)所决定的是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
(二)有效需求不足
如前所述，按凯恩斯的解释，有效需求是指社会总需求，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需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无法实现理论意义上的均衡，当国民收入不能全部转变为有效需求，这就形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被认为是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常态。
1929-1933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处于发展顶峰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力主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在分析经济危机以及产品大量过剩和严重失业问题时，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其真正原因，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偏好存在规律”等三个心理规律上做了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的神话，否认了资本主义的无危机论，认为由于上述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客观上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机理，若没有政府干预经济，则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
二、理论批判及实证分析
实际上，从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直至理性预期学派，研究宏观经济的传统是只重视流量的分析，而很少联系到资本存量。他们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都是以变量之间纵向的变动比率关系为主，而很少联系变量之间横向的结构比例关系。所以，他们要么是完全否定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要么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总需求不足。但是，在经济的变化过程中，经济变量纵向变动速度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变量横向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经济变量横向比例结构的变化又制约着经济纵向的发展速度，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才能真正认识经济运行的本质。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分析
现代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从我国情况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中，货币供应的内生机制不断加强，同时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调控和外汇管理体制等制度设计，使得货币供应也表现出一定的外生性特征。这种内生与外生共同作用的货币金融体系为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的有效需求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柳欣（1999）在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中提出了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模型。该模型假设经济由居民、银行和企业三个部门构成。企业的成本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利息和利润。作为企业成本收益的重要变量工资、利息和利润又构成了居民、银行和企业的收人来源。由此将传统的收人---支出模型改写为：
Y=W+D+r+π=C+I (1)
w工资，D折旧，r利息，π利润。公式 (1)的收入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费和管理费，可变成本包括原材料和工资。由于一个企业使用的原材料只是另一个企业生产的，其原材料的成本也可以分解为工资和原材料成本。因此，为了简化，这里假设可变成本仅仅由工资构成，固定成本则由摊提费用决定。摊提费用取决于厂商购买固定厂房和机器设备时的投资和利息率。这样，总成本由折旧、工资和利息构成。当总支出超过成本时，厂商将获得利润。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和税率，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
通过企业的成本--收益模型计算，可以有效地将投资等重要经济指标的流量和存量关系内化，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与外生共性因素，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加入商品进出口和政府行为(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影响，进而得到：
Y=W+D+r+π+T=C+I+G+（X-M） (2)
其中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X为出口总额，M为进口总额。
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和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财产、经营收入的不同，同时也受到税率和企业折旧的影响。现实中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税率的调整和折旧率的变动也可能对可供分配的收入产生挤出效应。这样，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表述为：
c=f{W／(r+π+D+T)} (3)
由此可见，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直接相关，同时也受到税率政策、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总额变动的间接影响。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企业利润率提高，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同时企业投资增加导致利息成本、折旧的增加（此处暂不考虑税率的变动）。但从企业来看，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和投资的上升比例，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减少开工率、降低工资、解雇工人，企业工资支出下降，但利润可能下降的更多，此时企业投资活动减少，折旧将保持固定的比率和数额，因此税收和利息的变化将成为影响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的重要弹性因素。
利息的决定：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利息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可以把利息直接联系到资本存量。由于r=iK，先假设利息率i不变，则随着资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 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实际上在经济高涨时期，由于银行业的顺周期行为，利息率和信贷总额也将保持一种上升趋势，从而加速利息在总收入中比重的升高速率。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此时的货币政策应选择调低利率以降低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利息成本。
利润的决定：对于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企业的成本在短期可视为给定的，比如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在年初就被给定了，如果假设工资也是给定的，利润将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使利润上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使利润下降。一般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衰退阶段则是下降的。这样，当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利息率不变，则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
如上所述，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和工资在收人中的比重下降，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下降，即W／(D+r+T)下降，以及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即W／(r+π+T)下降。
小结：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导致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降”。而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从我国的情况看，一方面消费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需求不足的困难：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与收入差距过大，形成并加剧了消费市场商品过剩的困难，物价下跌，资本边际效益下降，从而阻碍企业投资增长，同时农民收入偏低导致农业投资乏力。另一方面，投资需求不足又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新的资本形成不足，现有生产缺乏进一步增长的潜能，国民经济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乏力，导致无效供给产品增加，加重企业生产经营的困境和失业人数增加，进一步抑制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二）我国影响有效需求的内生变量的实际波动
1、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导致最终消费走弱
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趋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发布的2007/2008年度报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6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而且高于报告中127个国家的平均值，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表1为199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及构成的时间序列：
将上述数据序列中的“劳动者报酬”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以及企业盈余（即营业余额）”进行比较计算弹性系数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下降，2000年之前，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基本稳定在51%-53%之间小幅波动，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这一比例快速下降到40%左右，降幅达25%，且仍处于下降趋势中；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增速加快，占比迅速提高，这与当期投资过热密切相关；企业税收保持持续稳定小幅增长；企业利润水平明显提升。（见图1）
2、预防性储蓄的扩大进一步压制了最终消费增长
从统计数据看，2000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开始超过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增速差呈现扩大化趋势（排除06-07年因股市因素影响年份）。居民储蓄存款（M2-M1）差额逐步扩大，M2中居民储蓄存款构成的占比较高，已由90年代初的50%左右稳步升至近期的65%以上，因此M2的变化主要由居民储蓄主导。而90年代初期以来，医疗、教育、住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对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加深，在预防性和强制性动机影响下，居民储蓄率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3、各部门边际需求倾向的变化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图2：中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情况变动走势
通过计算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对数据序列作图（见图2），可以看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均呈现逐步下滑的走势。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80年代后期0.8左右的水平下降到目前的0.6；农村居民同期边际消费倾向的降幅也处于大体相当的水平。
---政府边际消费倾向
图3：政府边际消费倾向走势
从我国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情况看，尽管在1992年--2008年的时间段内，政府消费支出增长了近10倍，但同期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高达17.6倍。政府在收入迅速扩大的同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免费以及低价货物与服务的净支出相对下降，政府边际消费倾向呈现严重的下滑走势。从图3可以看到，除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和08年次贷危机下，政府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上升外，其余多数年份始终处于下降走势中，90年代以来政府消费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
---企业边际投资率的变化
图4：基于企业利润角度的边际投资率变动
从企业角度看，考察利润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关系，从利润增长的视角看企业投资边际增长率的变化，也是反映企业层面投资需求变化的重要指标。我们选取工业企业利润指标和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计算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边际投资率。从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情况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企业边际投资率呈现快速上升，至2002年达到高点，此后随着国家针对过热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企业边际投资率有所下降，2006年有所回升，之后两年持续下滑（见图4）。从企业边际投资率的波动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投资需求被迅速放大，投资高增长在带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越来越面临着投资转化为资本存量后所带来的产能压力，90年代后期我国市场出现的总量共大于求的格局在02年之后的投资热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表现为持续性的供给总量超过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量而出现过剩，资源初加工产品、一般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等供给过剩，工业企业边际投资率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走势，投资需求逐步萎缩。
（三）经济增长外部需求的不足
1、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外部需求拉动的强化
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增长模式不同，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最终消费需求的占比是较低的。因此在消费需求之外，投资需求和进出口的变动对有效需求的不足的影响仍十分重要。因此在讨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时，外部需求的变动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 ，我们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经济的真正腾飞和发展是在1992年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目标后十多年中，由于我国对其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外汇、外贸、价格体系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于2002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中国经济在贸易和投资的推动下实现了大幅度跨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由1978年的9.7%猛增到2007年的64.8%。外部需求在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国内产能的重要承接体。
2、经济增长外部需求的变化趋势和影响需求扩大的压力
尽管经济理论表明，对外贸易能使一个经济体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提高生产率，并能促进技术转移，以及通过国际竞争提高效率。2008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008年四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加速蔓延的影响，欧美等主要进口国家外需急剧萎缩，到目前为止，出口额增速连续11个月大幅下滑，加上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正面临着外部变量波动加大的风险，外部需求的萎缩加剧了国内经济有效需求的总体不足。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的产生，决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经济增长周期波动，而是我国经济转型期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是转型期的制度缺损和矛盾所导致的供给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必然反映。现阶段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及其引致的经济过剩运行，既反映了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困难和矛盾，更体现了转型期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矛盾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
即使没有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在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格局加大、政府消费边际与企业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边际下滑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格局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其中消费不足又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际间经济运行态势对我国的传递甚至倍增的效应，也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过剩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既有短期性因素，又有在一个较长时期起作用的因素，需求不足与过剩运行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由政府投资为主向民间投资为主转变、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分配倾斜转变之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弊端和经济过剩运行的态势将持续存在，这将是我国经济转型在较长期间内将要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
三、治理有效需求不足政策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有四种情况，即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有三种类型即“双紧型”、“松紧结合型”、“双松型”。我国治理通货膨胀采用“双紧型”，治理通货紧缩采用“双松型”，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程度，相机选择“松紧结合型”政策组合。
无论是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以政策的有效性为最终目标。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主要就是指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即主要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是判断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标准呢？我们认为，不能照搬“流动性陷阱”和“挤出效应”标准。因为这个标准假定市场是成熟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还不是太成熟的市场，中国的政策工具除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工具。因此，我们认为应将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与启动市场有效需求是判断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基本标准。
（一）1998年的总体方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罕见大洪水的负面影响，为避免宏观经济由“软着陆”变为“急刹车”，中央果断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增长放慢，投资和消费增长趋缓，出口大幅回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连续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趋势。针对这种状况，我国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或通货紧缩趋势时，一般是同时采用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由于当时我国货币供应存量偏多、企业贷款需求不足等原因，只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本质上讲，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大量购买国债，也是一种积极的货币政策，两者并不矛盾。
1、大规模发行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据统计，1998-2001年间，我国共发行国债5100多亿长期建设国债，对拉动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000年三年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1.5百分点、两个百分点和1.7百分点。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作用下，2000年年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当年GDP增长率恢复到8%，扭转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到2000年，中国已经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
2、医疗、教育、住房三大市场化改革
作为扩大内需的配套措施，从1998年起我国陆续启动对医疗、教育、住房三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此前这三大领域一直由政府财政负担，具有很强大社会保障性质，改革后，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全面上升，在当时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即期消费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居民收入增长与日益增加的负担不匹配，社会舆论反弹明显。近几年来政府对三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进行了调整，逐步恢复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社会保障职能，减轻居民负担，刺激消费增长。
3、央行高频率动用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手段
具体操作措施包括：取消了贷款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增加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和信贷供给能力;降低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从1996年5月开始降息,到2002年2月为止,前后连续8次降息,刺激需求，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5次;下调贴现和再贴现利率,改变贴现和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恢复债券回购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以满足其他商业银行的资金需求;出台一系列信贷政策,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央行公布了《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 这些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高频率运用,对于减缓经济下滑和防止更严重的通货紧缩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8年至2002年M2平均年增长14.69%。
（二）2008年的总体方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我国接连遭遇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内外经济环境同时严峻的情况下，中央再次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稳定经济增长。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十项基本措施，决定在未来两年投资4万亿人民币，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
货币政策方面：
财政政策方面：
在各项政策措施快速实施后，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2009年9月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9%。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消费稳定较快增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消费需求不足论文 篇6
制约居民消费的基本因素是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需要从三个基本因素的具体内容方面寻找。从总体看, 消费能力是制约居民消费的根本因素, 其他是次要因素。造成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而消费能力的体现是居民的收支状况。居民收入状况包括总量、相对水平、波动状况与趋势。与收入状况对应的是居民的支出状况, 在收入状况确定的情况下, 居民的总支出 (消费支出与非消费支出) 的总量、相对水平、波动状况与趋势决定居民用于消费的支出比例与总量。一般来讲, 从人的本性出发, 如果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允许, 消费意愿会自然产生。消费意愿没有强烈到消费行为的实现, 消费能力不足是根本。但消费意愿作为意识因素, 与习俗、习惯等消费思想相关。消费环境是消费者不能控制的因素, 部分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 (主要是公共设施, 例如道路、供电、通讯等) , 部分需要企业创造 (例如诚信经营、开发适合的产品、便捷优质服务等) 。
从制约居民消费的基本因素出发, 梳理近年对居民消费不足的各种观点, 能够更为清晰的勾画出居民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 找出解决的政策与措施。本文将从制约居民消费的基本因素出发分析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观点:
一、居民消费能力分析
居民消费能力的大小是居民收入状况与支出状况的综合对比结果。居民一般会在对现有收入状况、预期收入状况的基础上, 在考虑生活必需支出、预期必需支出的基础上进行自由消费。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质上不是生活必需消费不足, 而是自由消费不足, 即相对于收入状况其自由消费的能力不足。要提高居民的自由消费水平, 一方面要提高其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要降低必需支出的水平。
(一) 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低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关键
居民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 方福前研究表明“如果以1978年为基础, 到2005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1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2倍;在我们研究的1995-2005年这个时间段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283元增长到10493元, 增长了1.4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7.7元增长到3254.9元, 增长了1.06倍。”但据方福前进一步考察, “1995-1996年城乡人均收入增长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而1997-1998年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此后,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体上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 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2004年以前一直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所以, 我们认为, 我国经济在1997-1998年开始出现居民消费不足不是偶然的, 而是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造成的。”方福前通过对1992-2004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政府、居民收入比例的变化比较得出了企业、政府的比例增长较快, 而居民的比例下降较大的结论, 进一步支持了自己的观点。黄亚生以“中国居民消费不振的核心在于收入增速太低”为题撰文支持了方福前的观点。
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从1997到2007年, 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 而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中国“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 猛增了9.5倍。金三林、陈淑兰、魏贵祥、韩海燕等的研究也支持居民收入增速低的观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全面为居民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向居民倾斜, 逐渐过渡到向企业、政府倾斜, 形成不仅国家税收的增速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高比例、高增速。
国家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大与居民比例逐年降低对于我国是一种矛盾。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虽然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逐年提升, 现在已经跃居第三位, 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等政府行为需要等巨大资金需求, 我们政府的财力还是捉襟见肘。经济增长是解决一系列发展问题的基础, 而政府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发展瓶颈中的目标明确、效果明显。作为同样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的居民消费增长, 近年政府也采取了若干经济、政策措施, 但总体效果却未达到预期, 例如利率调整没有使居民储蓄增速放缓、启动新农村建设效果不明显等。但从长远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投资效益较低、出口不稳定等角度考虑, 必须尽快提高居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收入的增速。
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 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也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速的重要原因。余官胜等的大量研究和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的事实、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福利待遇的报道、国家准备对垄断行业和国企高管人员薪酬的限制等充分说明了收入差距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拉动居民消费中的阻碍影响。在城镇职工工资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与城镇居民差距的扩大也成为了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阻力。农村居民由于近年收入增长缓慢而消费能力不足、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对国内需求增长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也被广泛认同。收入差距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现实, 但发达国家是在高收入水平下的有差距且总体要比我国小。
(二) 居民预期支出增加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和非消费支出两个方面。居民会根据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来安排其支出计划, 包括当期消费、储蓄或投资、预期支出。如果预期支出增加, 而且其数额不可预见, 其必然会压缩当期消费, 提高储蓄比例。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我国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也对此进行支持。
在对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探讨中, “中国福利制度改革”说有广泛的支持。中国的福利制度改革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 给居民的总体影响是预期支出的增加。取消福利分房, 实施住房商品化, 如果在居民收入水平与住房价格保持合理比例的前提下, 在住房信贷政策的支持下, 居民一般不会过低压缩当期消费。但现实是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 已经达到了普通居民不能承受的程度。而且在商品房价格疯狂上涨的同时, 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政府保障性住房 (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等) 建设远未满足需求。普通居民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现实需要, 只能是压缩当期消费, 增加储蓄, 虽然这种努力与高房价之间的差距巨大。魏贵祥等人的研究支持高房价对居民预期消费支出有抑制作用。而方福前7的实证研究表明, 2005年前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住房费用支出有拉动作用, 而房屋购买支出由于数额巨大对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但这种结论与人们普遍的感觉不符。为什么出现这种与人们感觉矛盾的结论?购房支出作为居民家庭的大额刚性支出, 随着房价的不断高企, 虽然支出总额巨大, 但对于有购房需求的普通城镇居民家庭通过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而至少凑足首付款是必须的选择。而近几年房价的快速上涨, 无疑会提高有购房需求居民的储蓄动机。农村建房成本的提高, 对于有通过增加积蓄方式筹集建房资金传统的农村居民的自由消费无疑有抑制作用。
对于一般家庭, 高等教育学费支出属于大额刚性支出, 压力较大, 而近几年实施的基础教育取消学杂费改革缓解了家庭压力。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对于学生子女家庭无疑会增加预期支出,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的动力, 提高储蓄动机。虽然方福前的实证研究证明“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居消费需求的影响是负相关的, 但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由于其采用的是2005年以前数据, 与当前基础教育取消收费改革不符, 缺乏参考价值。而我国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较高, 无疑会产生马太效应。
医疗制度改革的初期, 由于医疗费用虚高和医院的不正之风严重, 城镇居民普遍感觉个人预期支出要大幅增加, 从而为预期高额的医疗支出增加储蓄。但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的深入 (特别是农村医疗保险和城镇全员进入医疗保险) , 居民个人负担不断减轻, 居民基本已经适应了新的医疗制度环境, 为医疗支出而盲目增加储蓄的动机已经有较大缓解。
对于养老问题, 由于国家不断提高城镇离退休人员工资标准, 在农村推行农民新型养老保险, 加之传统的“重小轻老”、“养儿防老”观念, 如果国家对相关政策继续深化, 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对消费的影响会逐渐减轻。相反, 已有研究支持养老费用增加提高居民消费的结论。
综合相关福利制度改革限制居民消费的研究和相关改革政策的深入, 笔者认为, 目前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支出因素是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及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支出, 医疗、养老制度的改革随着政府投入的不断加大对消费的制约作用会逐渐减轻甚至消失。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实施城镇化战略, 彻底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民生活模式, 加大对农村城镇化中财政的支持力度, 统筹城乡土地制度, 减轻农民建房成本, 无疑会释放农村巨大的购买力。
二、居民消费意愿和环境分析
居民消费行为的实现, 具备消费能力是必要条件, 具备消费意愿和环境是充分条件。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 在消费能力不足的关键制约之外, 消费意愿和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行为的发生。
(一) 消费意愿分析
居民的消费意愿体现为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倾向包括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考察纬度。西方经济理论认为, 边际消费倾向有随收入水平提高而递减的规律。
通过对我国近年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数据的考察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平均消费倾向呈现明显的降低现象, 即收入水平越低, 平均消费倾向越高;我国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主要是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幅度降低引起的, 低收入组始终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中等收入组受短期经济变动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 中低收入水平居民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 收入水平低限制了其消费能力;高收入居民的由于总收入过高, 其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较低。
综合两种消费倾向的变化, 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收入不足和差距过大。从人本性出发, 任何有消费能力的人都希望通过消费提高生活质量, 消费意愿会随收入提高而强烈。而且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当人的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 必然产生较高的需求, 在消费领域, 收入水平是消费升级的最根本制约因素。要提高居民消费的水平, 关键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 即提高其收入预期与实际收入水平。低收入群体要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就业能力、提高就业率入手;中等收入群体要在稳定收入预期的基础上, 降低税收负担, 提高消费层次, 扩大消费规模。
(二) 消费环境分析
在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有利于扩大消费规模和水平的前提下, 消费环境同样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硬环境主要是商品消费的物理环境和商品供给环境。软环境主要是消费的法律法规环境和消费理念环境。
商品消费的物理环境是指科学、合理、适当使用商品的环境, 例如满足家用电器使用的住房、电力、水源、基础通讯设施、合理的收费等。在主要的居民消费不足原因中, 农村消费不足被众多研究所强调。农村消费为什么不足, 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水平较低, 收入增长缓慢, 次要原因是消费的基础条件不完善。例如, 城市家庭普遍使用的洗衣机, 在农村由于电力供应不稳定、供水困难和非持续、排水困难等客观限制了普及水平。在城市, 家用汽车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家庭购买的目标, 但道路拥挤、停车位不足、油价过高等成为了重要限制因素。商品供给环境是指商品供给的品种、功能、使用方便程度与消费者需求的适合程度。“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换代”受阻说作为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在此被提及。
在软环境方面, 居民的消费观念落后被众多研究这提及, 形成了“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点”说。田秋生、钟宏等的论文支持该观点。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等成为了制约居民消费的原因。这些因素是长期因素, 但中国的居民消费不足是1997年以后的事, 对此, 这些原因不足以作出解释;实际上, 如果居民能够有稳定不断的收入, 而不是过去中国几千年战争不断, 没有改革过程中的很多不确定因素, 中国居民这些消费行为特点会很快淡漠。住房信贷市场的火爆足以说明我国居民不是厌恶借贷的。如果有能力偿还, 有必要借贷, 有借贷的便利, 中国人目前是不惜借贷的。“流动性不足”、“预防性储蓄”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增长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下, 还缺乏足够竞争力的国民怎么能够放心的倾其所有和借贷消费?
软环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的法律法规环境。自1998年以来, 针对居民消费不足, 国家已经制定了多项鼓励消费的政策, 包括开放住房信贷、汽车信贷、大型家电信贷、家电下乡补贴、大中农机具购买补贴等, 取消了过去的商品购买限制 (例如个人购买飞机等) , 可以说, 在消费领域基本已经没有政策限制, 更多的是鼓励。需要改进的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三、总结
通过对现有关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研究和分析表明, 造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缓慢和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 次要原因是大额刚性支出增加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稳步增长, 在不断提高城镇职工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的同时, 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减缓商品住房价格上涨势头, 并通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住房、廉租房等解决中低收入户住房改善需求;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减轻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前提下, 积极引导农民进行新型合作化, 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城镇化进程, 补贴农民住房建设, 改善消费环境, 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摘要：通过以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为主要内容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研究成果的综合考察和分析, 可以得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和占GDP比例偏低, 次要原因是居民大额刚性支出增加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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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分析 篇7
本文对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讨论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首先回顾了对于市场能够实现供求均衡的最早的理论, 这是对市场自动实现均衡最基础的论证;接着论证统一交换过程的分解, 通过对前面论证缺陷的批判得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和最重要的理论前提;然后考虑总需求不足两方面的具体原因, 即消费需求漏出和投资需求漏出;最后得到分析的结论。
一、萨伊定理与供需均衡
十九世纪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提出了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的“萨伊定理”。他指出, 抽象掉货币流通过程, 整个市场活动可以认为是用商品购买商品, 买就是卖, 卖就是买, 而“每件商品都有主人”, 商品所有者在出售的过程中既是在创造供给, 同时由于卖就是买的缘故, 他也在创造着需求, 因而得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结论。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市场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的情况, 萨伊认为这是因为商品结构的问题, 买的人不一定符合卖的人的要求, 一些人在市场上的生产不符合要求, 从而阻碍了市场的出清。
针对这一问题李嘉图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他认为在市场竞争中, 资本家不会总生产没有需求的产品, 从而当商品结构出现问题时, 由于资本家的逐利动机和市场竞争压力, 商品结构会自动调整, 从而达到动态的均衡。李嘉图在论证市场自动出清的脚步并没有停在这里, 他又运用了储蓄等于投资的原理, 认为没有用于购买的需求被贮藏起来形成了储蓄, 尽管储蓄漏出了有效需求但储蓄等于投资, 通过投资又形成了需求,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供需均衡的论证。
二、统一交换过程的分解
在市场供需均衡最基础的论述中, 市场是完美的, 但这与我们看到的现实不符, 现实中的市场没有那么简单, 上述的理论进行了过度的抽象, 从而出现了严重的错误。马克思指出, 萨伊最致命的错误在于他把货币流通过程抽象掉了, 有货币流通过程的社会远不像论证中鲁滨逊社会般的以商品购买商品, 储蓄等于投资。由于货币流通的存在, 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商品这一统一的流通过程被分解为了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两个部分, 人们不会因为买就必须要卖, 也不会因为卖就必须要买, 从而使得统一的交换过程被分解, 马克思说“当内部不独立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买卖存在了脱节的可能。从而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了不相等的可能性, 同时由于不会因为卖就必须要买, 也为总需求漏出提供了可能。这两点将是我们分析的大前提。
三、消费需求的漏出
在以统一交换过程分解的前提下, 本文首先讨论消费需求如何漏出, 然后讨论投资需求如何漏出。消费需求的漏出的原因可归纳为两部分, 即基于消费极限的高收入者消费需求漏出和基于心理原因的所有人的消费需求漏出, 分别对应收入因素和心理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
1、基于消费极限的高收入者消费需求漏出
西斯蒙第在研究中发现, 既然萨伊定理是商品购买商品, 而实际上用来购买商品的商品是自己的收入, 那么也就是说是收入购买商品, 从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购买商品的前提是手中有商品”, 这一点是收入影响需求的基础, 也是这一部分分析的关键。
既然收入因素影响了需求, 那么先来研究一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因素。市场经济具有马太效应:市场经济是以起点公平为基础的, 因而强调机会平等。在现实中, 个体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引起了结果的不平等, 这一结果又被作为下一轮起点, 在机会平等中强化了差异, 最终引起不仅是能力而且是机会和环境的差异。同时在市场经济中, 经济能力影响资金的筹措能力, 大企业和信誉优良的个人更容易得到资金, 缺乏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却很难得到急需的资金, 从而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并且, 经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前资金雄厚者更容易抗御风险, 资金缺乏者和贫困者更容易在风险中受到损失。综合上述原因, 我们可以得到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市场经济中还有另外的原因使得贫富分化明显, 基于马克思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 劳动者会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 相对贫穷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贫富差距现象普遍存在。
有了对收入因素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讨论关于高收入的需求漏出了, 首先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也就是消费是否存在极限。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几点前提:消费量是在给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消费量, 它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约束, 人们不能消费自己生产不出来的产品;消费量是在特定的社会道德约束下的消费, 人们不能在消费过程中违背最起码的道德, 同时我们假设人们对消费品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消费量存在极限:生产技术给定, 商品种类就给定;由于边际效用递减, 所以效用最大化的人会在边际效用递减为零的时候停止消费, 因而每种商品的消费量存在极值, 商品种类给定, 就必然有一个社会总商品需求量的极限。商品之间是存在相互替代关系的, 因此总商品需求量的极限必然小于所有商品量极限值的简单加总。同时由于社会道德的约束, 一个人不可能过于过分地浪费, 从而保证了个人消费存在极限值。另一个原因也保证了消费极限的存在即消费能力的稀缺性, 消费能力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 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人们的消费是瞬时的和不饱和的。消费能力的稀缺由几个因素造成:第一, 个人时间的有限性。消费是消耗时间的, 许多消费对事件具有独占性。例如一个人吃一个苹果要一小时的话, 那么他一天最多就吃24个苹果, 即便他能买再多的苹果也无济于事, 而且在吃苹果的时候就不能同时去蹦极或睡觉;第二, 消费后残存效用衰减需要时间, 残存效用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比如吃了一顿饭之后,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对饭的兴趣, 因为需要恢复饥饿感。因此效用最大化和消费能力限制共同造就了个体需求存在一个极限,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极限值还不足够大。
由于人的消费量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存在极限的, 当一个人的收入达到很高的程度之后, 消费量将近似等于常数, 收入大于消费, 使得消费需求漏出。高收入者收入所对应的大量的消费品并不能被他所消费完结, 因而他不会选择将收入都用来购买消费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 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 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 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 当一部分人分配到高收入另一部分人得到很低的收入时, 这种对抗性的分配会使得高收入者漏出需求。
2、基于心理原因的所有人的消费需求漏出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有三条规律导致总需求漏出: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心理规律、货币流动性偏好。其中, 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规律和货币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所有消费者将自己手中的消费留存, 从而使所有人的消费小于收入。
人们在消费中的一个心理现象是“花钱花到手软”, 也就是说越花越手软, 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真实写照。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MPC递减, 那么即便这个人开始的MPC是1, 在收入稍微上升一点, 他的MPC就会下降到1以下, 这样就会使得消费需求漏出, 同时流动性偏好使得人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总要持有一定的货币作为准备, 从而使得人们的货币没有都转化为商品, 引起了消费需求漏出。这两点不仅存在于高收入者也存在于普通收入和低收入者身上, 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心理规律使然。
3、非线性饱和消费函数对消费及边际消费倾向近似
我们用一些数学方法来表达一下刚才的两个原因下的消费需求漏出。分析之前我们先假设边际消费倾向与它的消费残存效用有关, 也就是说效用越满足越不愿意花钱, 这一点假设应该说是符合现实的。c代表消费, y代表收入, cm代表残存效用。
解微分方程得到:
做变量替换:
当Y燮1
Y叟1时
上述分析得到在Y小于1时也就是说当收入比较低的时候, 人们的消费与他们的收入成正比, 当系数η小于1时, 存在需求漏出, 而当收入比较高时Y大于1, 消费需求等于常数。这段数学分析从一个与我们结论无关的假定出发, 通过非饱和的近似方法得到了我们一致的结论。
四、投资需求漏出
尽管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漏出, 但是这并不能论证有效需求不足的必然性, 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前面关于萨伊和李嘉图的市场自动出清的理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是商品购买商品, 另一部分是投资等于消费。我们在市场统一交换过程的分解部分论证了商品购买商品是过度抽象, 并且通过西斯蒙第的理论论证了这一论点的问题所在, 但是我们批驳了第一部分之后我们仍不能击倒这一理论, 因为李嘉图运用了投资等于储蓄这一论点, 尽管消费存在漏出, 但是漏出的消费可以变成储蓄, 而储蓄又完全转化为投资, 所以供给仍等于需求。下面我们要论证的就是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不完全的, 投资的需求也存在漏出。
论证投资需求的漏出我们首先来看马克思的一段话:“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 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句话的意思是储蓄不会简单地全部转化为投资, 转化多少取决于资本家投资的欲望, 鲁滨逊式的抽象仍然是有问题的, 尽管在荒岛上鲁滨逊的储蓄就直接转化为投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储蓄和投资的过程是分开的, 是由两部分不同的人进行的, 出现了储蓄, 投资的人不一定就把它花掉, 要看他是否愿意进行投资。在研究投资人的心理方面, 我们仍然可以用凯恩斯的三条心理规律来解释: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心理规律、货币流动性偏好。在这里后两条规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面对认为边际资本效率递减的心理, 厂商在进行投资时会对未来缺乏信心从而影响自己的投资行为, 出现持币观望或者不愿进行信贷, 或者银行对未来缺乏信息直接引起银行惜贷等现象。流动性偏好的规律使得人们在利息率低于资本边际收益时才会去投资, 而在长期利率稳定而资本边际收益不稳定的情况下, 人们也不会盲目投资。
综合以上两条心理规律我们可以发现“追求积累的欲望”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确实受到了限制, 因而投资的需求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
除了投资需求由于心理规律而漏出之外, 我们还注意到另一个事实:投资是为了生产未来的消费品, 投资消耗了一部分收入, 创造了需求之后的结果是更大的消费品产出。如果单纯追求投资的扩大来产生需求, 而不解决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的话, 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在不断积累, 高积累、高投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危机也就总有一天会爆发。
马尔萨斯有一段经典的话概括了这一思想:“他假定如果社会上比较富有的一部分人为了积累而放弃惯用的便利品和奢侈品的享受, 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内的资本几乎全部会流向必需品生产, 因而引起耕种和人口的增加, 但是, 这恰恰是李嘉图先生所明确承认的那种可能普遍发生供给过剩的情况, 因为必需品的生产将无疑超过现有需求所能容纳的程度。”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市场经济在实现了交换统一过程的分解之后, 在分解的交换中, 高收入者由于消费极限而产生需求漏出, 所有消费者由于心理规律而引起需求漏出和投资需求漏出。综上可知, 市场经济必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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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不足论文 篇8
2010年1月12日, 国际投行瑞信发布的“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称,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自2004年以来增长了50%, 此报告一出立刻引发部分居民强烈质疑, 大部分家庭收入“被增长”。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披露, 1992年至2007年, 职工工资报酬所占GDP比重降低了12%, 从大多数的居民感受以及相关机构调查来看, 近年来, 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缓慢, 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一大隐患。
一、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于
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根据凯恩斯理论, 追求市场均衡是政府在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 当市场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处于均衡状态, 就实现了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其中消费需求则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根据凯恩斯理论,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 它的贡献率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因而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 也就是生产决定了消费的水平, 消费的结构, 消费的方式, 并创造消费的主体, 任何生产总是在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进行的, 消费是生产的出发点和前提, 也是生产过程的最终归宿。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依然坚持着生产以市场为导向, 政府逐渐通过扩大内需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 其重点是扩大投资需求, 但是总体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据统计表明居民消费每增长1%, 可带动GDP增长0.5%, 国际标准则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才能维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 但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对G D P的贡献率不到40%,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 一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也折射出我国居民消费率令人堪忧的现状。
在最终消费方面, 居民消费应该是最终消费的主体, 在通常的情况下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 但是我国由于居民消费率的走低, 2000年到2006年着七年时间, 最终消费率由61.1%下降到50%, 平均消费率为55.73%, 比世界77%、79%的平均消费率低20多个百分点。在消费率过低的情况下, 盲目的投资必然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巨大风险, 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 引起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2008年金融大海啸, 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 以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焦炭、铁合金、有色金属、纺汽车、机械、造船等拉动内需, 最后造成极大的产能过剩,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2008年底, 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 而需求为4.7亿值等外部风险加剧;投资的过高也致使居民消费率过低, 最终导致投资因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撑而难以为继, 对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的影响, 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居民消费率过低, 这也充分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居民未能充分分享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果,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程度还不大, 广大的财富没有集中在广大的人民大众中, 政府没有做到藏富于民。政府如果帮助企业创造利润, 企业才会进行合理投资, 通过乘数效应, 企业在此盈利后在进行投资, 通过乘数效应再创造利润, 这样可以通过企业利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 政府在此时透过立法机制让企业员工加薪, 员工可以进行消费从而带动跟多的消费, 我国的内需才会增长, 这就是藏富于民的链条, 透过利润反映消费, 长期拉动中国经济。
二、在当前体制下我国居民在消费方面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在社会主义体系下要想真真切切了解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 必须要立足于社会现实, 用发展的眼光按照消费状态将国民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认真分析每一个阶层的人口、收入或财产和形成该种消费状态的各种原因。并且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从实际情况看居民形成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消费能力、消费顾虑、消费愿望。其中收入与财产决定着消费的能力, 对未来收支的不良预期是出现消费顾虑的来源、消费愿望与从已有消费中未获满足的程度相关。因此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
1、低收入阶层消费现状。
我国的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农民、城市失业者、困难职工等其他人员, 这部分人数巨大, 里应该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有很大的不完善, 导致他们当中的很大部分人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据有关资料显示这部分人的收入可能仅够甚至不能维持温饱, 几乎无钱用于进一步的消费, 比如旅游、锻炼等方面。这是这部分数量庞大的阶层缺乏消费能力, 导致我国的商品市场很容易饱和, 严重制约我国内需的扩大。低收入阶层普遍存在着不敢消费, 其原因则是:
第一, 就业困难。我国每年新创造岗位不足900万, 一些企业在进行改制的同时导致无数的工人下岗加之在疯狂的开发征地过程中又有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并且还需要安置, 农村上亿的剩余人口亟待转移, 并且每年新增加的上千万劳动力又对就业形成强烈冲击。
第二, 劳动薪酬极低。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全部职工的总工资才占GDP的比重的13%, 农村人口的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1/3, 加上摆地摊自谋职业的个体户其实收入也不算很高, 全国的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可能不足GDP的30%。
第三, 社会保障的严重缺失。尽管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推进市场化改革, 但是由于调控的不到位以及掺杂的利益关系之复杂, 这些费用增长迅猛, 低收入家庭很快陷入孩子考上大学却读不起书、刚刚维持小康却因病返贫、住在十几平米的筒子楼, 买不起房的境地。政府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又进行整顿, 最后又导致老百姓生活更加艰辛。
第四, 拖欠工资严重。专家估算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累计余额达5000多亿, 工人、农民遭遇各种各样的拖欠现象。
第五:劳动条件太差引起职业病无人负责, 权力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举债, 因工受伤或死亡、拆迁、征地、裁员等的补偿标准过低, 腐败和政绩工程等。
2、中层收入阶层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那些拥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的人员收入相对可观, 逐步变成中层收入人群, 有关部门统计这部分阶层约占人群的20%, 分布在城市、也有富裕的农民, 其消费能力较好, 是现在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 但是由于近年来货币升值、通货膨胀、竞争压力大的大背景原因下这部分人不得不捂紧钱袋子, 对消费小心翼翼, 其仔细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 消费用品暴涨,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可以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买得起房、养得起老, 但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子女的成长精心打算。
第二, 内需不足导致市场进一步恶化, 物价上涨薪酬却增长缓慢, 失业和亏本成为现实威胁。
第三, 在股市中的损失,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利息税的征收等。
3、特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特高收入者包括民营企业家、高级管理或技术骨干、文体明星和未暴露的腐败官员等。有的认识靠自身的聪明财富发家致富、有的认识靠投机取巧暴富, 也有一部分是参与腐败、掠夺与欺诈实现家产万贯。腐败、掠夺与欺诈致富祸国殃民, 是内需的敌人。特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太低, 表现在:消费的数额惊人但其消费份额远远少于其收入财富份额。消费品大多为国外的商品或服务。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超过0.47, 加上灰色经济极有可能逼近0.6, 如果社会出现较严重的贫富分化, 不仅平均的消费倾向就会大为降低, 需求也会大幅度萎缩, 更可怕的会引起社会动荡、政府垮台。
三, 扩大我国居民消费的对策
1、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府采用强硬措施尽快变革在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 其覆盖面由城镇向农村逐渐扩展, 提高保障水平, 特别是在医疗保障方面的, 最终建立起来让老百姓基本满意的名副其实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让教育经费占到GDP的4%到5%左右, 调整教育支出的结构, 均衡城镇教育资源的分配, 真正落实义务教育;大面积的建立保障性住房与廉租房, 目前房价高速飞涨, 政府作出的努力是否有成效百姓心里最清楚, , 居者有其屋政策必须要求国家一是投入巨资, 二是要进行真正严格的反腐倡廉运动, 三是要发行一定量的国债用于社会保障, 从源头上入手, 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或者病急乱投医。
2、税负合理化。当前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多数超过30%, 中等收入国家为20%-30%, 低收入国家在20%左右。虽然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逐年提高, 但2007年也只有20%, 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相对偏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于国际水平。我国现行税制中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太高, 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拉弗曲线”的禁区。根据“拉弗曲线”原理, 此时降低税率, 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政府应减税, 使税负合理化。
3、调整收入分配, 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据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大约有60%的而家庭, 其成员平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但是这部分家庭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 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仅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 加大对平困着的补贴, , 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4、大力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
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可以增加创业, 扩大就业, 政府应该进行政策调整, 逐步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多年以来中央政府都在大力扶植大型企业, 引进外资, 促进商品大量出口, 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 但是我们也需要借鉴我们周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在经济迅猛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这样不仅会让失业率低, 劳动参与程度高, 居民的收入也会增长, 、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5、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特征。政府要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 逐步将农村市场和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比如要适应农村的特点, 积极调整供应结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措施。同时也要注意城镇化建设不要盲目跟风, 只有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条件才可以有步骤有计划的推进,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只能够创造条件循序渐进, 这一点政府应切记。
6、对反腐应该动真格, 保护居民的财富。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这是当务之急;严查政绩工程并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完善价格听证制度, 防止乱收费和乱涨价, 打破垄断‘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股市与楼市, 防止内幕交易导致的掠夺中低收入者财富的行为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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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稳存, 彭彩霞;中国消费函数的分析与估计[J];经济科学;2002年06期
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原因分析 篇9
关键词：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
二、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表现
(一) 市场商品供大于求。
自1997年开始, 中国宏观经济由“供给不足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变。1999年以来, 中国市场上有大约75%的消费品出现过剩, 且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困扰。
中国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也是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的原因。但是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分析, 不管是人均GDP还是经济发展水平, 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远未达到过剩经济的水平, 目前市场上的这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 这种过剩是相对于低生活水平需求的过剩, 而造成这种相对过剩的原因之一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
如图2.1所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90年代上半期快速增长, 1990----1995年, 平均增长率达到23.29%, 从1996年开始增长速度快速下降, 1996一2000年, 平均增长率仅为8.36%, 并且在1998年和1999年增长率降至最低, 为6.8%, 进入新世纪以来, 增长率虽有所回升, 但增长速度回升缓慢, 2001一2008年, 平均增长率为14.11%, 2008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较大幅度提高, 增长率达21.61%, 为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缓慢增长, 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现象。虽然这与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有一定联系, 但更主要的是由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所导致。
(三) 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逐年降低。
由表2.1可以看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国最终消费率大体保持在65%左右, 进入90年代逐渐下降到60%以下的水平, 而新世纪以来则下降到55%左右。2000年至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2.3%、61.4%、59.6%、56.8%、54.3%、51.8%、49.9%、49.0%、48.6%, 其中2008年比2000年降低了13.7个百分点, 并创历史最低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最终消费率的数据可知, 1979一2008年, 全球的平均最终消费率为77.6%, 且呈现上升趋势, 从1979年的74.6%上升为2008年的78.8%;1979一2008年, 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平均最终消费率分别为83.4%、70.3%、78.1%和83.2%;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平均最终消费率分别为79.7%、76.5%、69.3%和85.1%。而1979一2008年, 亚洲国家的平均最终消费率为67.5%,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9一2008年, 中国的平均最终消费率为60.5%, 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不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的平均最终消费率均明显偏低。
小结
经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从1999年开始, 中国市场上供过于求商品达到7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近年来两者都创新低, 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我国存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三、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原因分析
1、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就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乡收入都在迅速增加, 但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会从消费结构上制约消费需求, 制约总消费的增加。通常情况下, 供给结构的变化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造成目前一方面出现消费需求的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又存在某些消费品供给过剩的状况。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已达近万元的消费阶段,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停留在千元消费阶段, 并且难以突破, 以致一些耐用消费品在城镇已达到普及, 农村对这些产品的消费还衔接不上, 继而导致这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当一些高收入阶层对一些高档品的消费已经趋于饱和, 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无法达到更高的消费水平, 从而产生消费需求的断层, 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失衡和消费品市场的疲软。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的迟缓, 造成了农村居民需求不足, 然而, 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市场的依赖性却日益增强, 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
2、信用不足。消费信贷对促进汽车和房地产业市场的活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如果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发现, 我国消费信贷实际上仍然还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目前, 西方国家消费信贷在整个信贷额度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20%~40%之间, 个别甚至高达60%, 而我国的比重大约只为10%。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 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社会信用环境令人担忧。一方面, 市场交易中缺乏诚信, 失信行为普遍, 企业间相互拖欠严重, 商业欺诈, 制假售假屡禁不止, 资本市场企业虚假信息, 欺骗瞒报等不乏其例;另一方面, 由于信用监管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尚不完善, 企业失信并不承担或承担成本低。
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为降低金融风险, 不得不设置复杂的消费信贷条件, 贷款利率过高, 带宽范围狭窄,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费信贷的发展, 制约了部分居民的即期消费;另一方面, 由于对处罚企业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上还存在薄弱环节, 导致“消费者主权”缺失, 消费者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地保护,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张。
企业如何应对总需求不足的格局 篇10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五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我国很有影响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自1979年起至今,二十余年共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著二十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的著作为:《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辨析》、《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驱动财富进程》、《解码财富方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8年到2000年这三年,以及2008年的第四季度到现在这段时间,宏观上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其余时间的宏观经济态势,基本上都表现为市场需求(包括外需)很旺盛,甚至出现过好几次总需求膨胀,迫使我们不能不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总需求的过速上升,因而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需求的强有力拉动之中,所以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是属于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最关注的是生产能力的扩张,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太关注市场需求减少而带来的市场需求风险,经常将市场需求的无限扩张作为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很少关注增强自身的抗市场需求收缩的这类市场风险的能力,因而当需求一旦出现萎缩,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一旦放缓,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营、甚至无法生存。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因为外需极度萎缩而开始出现的市场需求下滑,就使得许多企业难以正常经营、甚至出现了倒闭。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要在市场需求萎缩的条件下能维系自己的正常活动。如何增强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从目前我国企业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主要是要做到如下几点。
1.从贴牌转向品牌
我国的不少企业是以给外资企业贴牌而走向国际市场的,虽然贴牌可以弥补我国企业在产品设计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经验缺陷,充分发挥我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比如可以使大规模生产和生产成本低等比较优势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因而贴牌在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初始阶段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是贴牌本身具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仅表现为在利益分配上我们只能享受较少的收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能得以有效提高,在市场开拓上过度依赖于别人,因而在市场需求萎缩时,只能被动地减少生产甚至关闭企业,无法有效抵抗市场需求所引发的市场风险。
因此,我国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从贴牌转向品牌,要使自己成为能生产和经营品牌产品的品牌企业。当一个企业要真正形成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它必然要全方位地进入市场,把握市场动向,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而且能主动地开发市场,与市场需求变化融为一体,最终会增强自身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至于因为市场需求萎缩而减产甚至倒闭。在这里,需要强调品牌和贴牌的本根性差异。品牌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范畴,因而当强调形成品牌时,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形成企业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强调提高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而贴牌则仅仅只是一个生产范畴,是生产环节的概念,其强调的重点是在生产过程中如何适应被贴牌企业的要求,被动性地适应被贴牌企业,自己本身已与市场需求变化完全脱节,被限制在生产过程,就市场变化来讲,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瞎子,因而一个企业如果长期为别人贴牌,那么它的市场生存能力将会减少甚至丧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极为被动的企业。因此,我国企业必须从贴牌转向品牌。
品牌实际上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投票结果,是消费者的心意所向,因而品牌作为消费者的偏好,它在任何市场条件下,无论是在市场需求增长较快时,还是在市场需求萎缩时,它都有自身的消费群体和市场基础,因而它是市场中的“常青树”,其销售不会因为市场需求萎缩而减少,市场需求萎缩所淘汰的,只能是非品牌产品,品牌会永远有自身的市场需求的,这也是品牌企业为什么并不受制于经济周期和市场变化的根本原因。甚至可以说,越是在市场需求萎缩时,品牌企业才越能显示英雄本色,能够超越别的企业而快速发展。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注重对品牌的建立,使自己的产品成为品牌产品,使自己成为品牌企业。
2.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
成本优势虽然和技术优势一样,也是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手段,而且中国企业也正是依靠成本优势而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成本优势与技术优势相比,则有其劣势的一面,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技术优势,而并非是成本优势,因而技术优势高于成本优势。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注重技术创新,使自己能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
技术创新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核心技术创新,一种是非核心技术创新,一种是资源性技术创新(即改变产品原有能源或者原材料的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创新一般比较难,例如,电冰箱的核心技术就是压缩制冷,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能替代这种技术的新技术的产生,但非核心技术的创新(例如根据不同地区的用户要求改变冰箱的容积及结构)、资源性技术创新(例如用新材料替代原有冰箱的原有零部件以提高其性价比),则比较容易,因此,企业虽然也可以关注核心技术创新,但更多的企业则主要是要注重非核心技术创新和资源性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必须选择切合实际的创新路线。
技术创新要求企业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且要形成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实验室经济,例如组建不同种类的研发中心。当然,技术创新还需要有技术人员的努力,因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转变重经营而轻研发的倾向,要使那些有贡献技术创新人员能获得同经营人员相同甚至高于经营人员的收入,但是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据有关方面调查,技术创新人员的总体收入没有经营人员的高,甚至过于低于经营人员,这是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我们应注重调动技术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当然,技术创新人员到了一定程度,往往对特质财富的依赖性比较低,具有更强的自我创新能力,因而“跳槽”的倾向比较重,这就要求企业在这方面也要有良好的制度约束,形成良好的约束机制。
3.从传统增值模式转向新的增值模式
我国企业原有的增值模式主要表现为重生产过程而轻产品设计、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将增值的重点放在生产过程中,这种增值模式的选择与我国原来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有关系,但是这种增值模式不能长久、尤其是在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之后,这种增值模式就必须要抛弃了,我国企业应该转向新的增值模式,即主要依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经营环节来获得收益,更加注重非生产过程的增值活动。重直接生产过程的增值模式是低档次的增值模式,而以非生产过程为增值重点的增值模式,才是高层次的增值模式,因而我国企业应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而转变增值模式。
上述我们曾经讲到,企业要关注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核心竞争力,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增值,也不是说所有企业和所有产行业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产行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的,例如有些产行业和企业实际上很难进行技术创新,像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像各类服务业,像玩具制造业等,因而这些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调整增值模式,通过增值模式的创新而获得新的竞争力。例如,有些企业要将增值的重点放在新产品设计上,通过设计而增值;有些企业则要将增值的重点放在销售上,通过销售创新而增值;有些企业要求增值的重点放在服务上,通过服务的创新而增值等等。
因此,增值模式的调整,也是企业获得竞争力,从而有效应对市场风险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该注重企业增值模式的创新,增值模式创新同技术创新一样,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那些还不具有或者难以在技术创新上获得突破的企业来讲,就更加具有战略性意义。由此可见,企业增值模式的创新研究,也应该成为我国企业研究的重要内容。
4.从原有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
我国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拥有的禀赋或优惠条件,例如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土地价格比较便宜等,这种成本优势不是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是由企业外部因素所形成的,这种成本优势可以称之为传统成本优势。现在这种传统成本优势已开始消失了,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了,因而中国企业必须获得新的成本优势。所谓新成本优势,就是由企业内部原因而形成的成本优势,也就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降低了经营成本,获得了依靠自身努力而形成的成本优势。
新成本优势的获得,需要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通过创新而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因而新成本优势形成的基础,就是全面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例如可以通过节约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节约型新成本优势;例如可以通过管理创新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管理型新成本优势;例如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经营规模可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规模型新成本优势等等。总之,新成本优势可以来自企业自身的各种努力和创新。
现在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许多企业希望政府能给予它们更多的帮助,例如要求降低各种税费,减少社会保障基金缴纳的压力,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等等,应该说,对于企业对政府的这些诉求,我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确实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的各种社会负担、尤其是要减少各种税费,通过减少企业的社会成本而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有些社会成本是压不下来的,例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我们虽然可以让政府多承担一些,但企业仍然要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部分,所以企业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应该在政府尽量减少各种税费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而降低经营成本,最终获得新成本优势。在目前企业经营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该从外部对企业给以更多的关照和优惠,但企业自身也必须推动自身的改革,强化自己的创新,使自己从传统的成本优势而转向新成本优势,因而对企业的优惠是重要的,但企业的创新信心和行动更重要。
5.从高负债型企业转向资金结构合理型企业
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金结构极不合理,债务资金比例太高,因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极差。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有些民营企业,在银行资金难以获得的条件下,以高息的方式去获得地下的民间信贷资金,从而加重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因而一旦出现经营困难,例如市场需求萎缩或者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就难以偿还债务资金,最终导致企业倒闭和企业法人“失踪”,2008年在长三角地区曾连续出现此类现象。因此,企业必须要守住债务资金与资本金的合理比例,绝不能使债务资金比率太高,这样会削弱企业的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我国的不少企业为什么债务资金比率太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自量力地盲目扩张。从资金约束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扩张能力是由企业的资本拥有量决定的,而不是由企业的债务资金融通情况决定的。企业的资本金拥有量,既决定了企业的扩张规模,也决定了企业融通债务资金的规模,任何企业都不能超越自身的资本金拥有量而随意扩张规模,更不能超越自己的资本金拥有量而随意融通债务资金,脱离自身的资本金拥有量而试图通过增加债务资金而扩张规模,最终都是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所有企业都要守住自身资本金拥有量这条红线,切不可超越红线,有多大资本金拥有量就办多大的企业,债务资金只是在其与资本金保持合理比例的条件下,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意义,否则,债务资金越多,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隐患就越大、甚至会引发经营危机。由此可见,任何企业都要建立在资本金拥有量充裕的基础上。国际上为什么要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就是因为这是商业银行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底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要根据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资本金的最低拥有量,来确定自己的债务资金规模,从而来决定自己的经营规模,切不可离开资本金的约束而盲目扩张,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在企业经营规模问题上,有两个“硬约束”,一个是市场需求约束,市场需求状况约束了企业经营规模,另一个是资本金约束,企业资本金量制约着企业经营规模。但是我国企业界对这两个约束似乎关注不够,甚至把它们当做“软约束”,也就是可以打破的约束。产生这种现象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首先,就市场需求约束来讲,因为我国长期是一种短缺经济,市场需求一直很旺盛,1998年以后虽然国内需求有所下降,但我们又开辟了国际市场需求,国际市场需求在国际经济景气状况良好的条件下,确实使中国企业感到市场需求约束是一种软约束,但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才使得中国企业家认识到市场需求是一种硬约束,如果无视它,盲目扩张经营规模,就会产生生产能力过剩的压力,使自己不得不减少生产甚至倒闭。其次,就资本金约束来讲,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在债务资金的融通上一直比较宽松,再加之有地下的民间信贷的支持,因而使得有些企业觉得资本金约束似乎可有可无,从而不注重这个约束,盲目依靠债务资金的扩张而扩大经营规模,结果是在2008年遇到了危机,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资本金拥有量是规模扩张中的硬约束。因此,任何企业在经营中都要注重市场需求约束和资本金约束这两个硬约束。
消费需求不足论文 篇11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国内部分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企业利用世界上的成熟技术进行模仿生产, 自己缺乏技术能力研发市场上需要的产品, 也没有必要调查和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即使消费者有某种需求, 也没有企业对这种市场上没有的产品进行研发和生产, 造成某些类别和品种的商品缺货, 使得部分消费者处于“有钱无处买”、“想要没得买”的境地, 出现实际消费量小于理论消费量的现象。理论消费量与实际消费量之间的差额, 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性短缺”。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 部分需求不能被满足, 是一种真实的短缺, 但这种短缺是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所带来的,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能力不足所致, 是研发能力不足所导致的一种短缺。
虽然有“需求决定供给”的说法,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 企业为争取利润最大化, 会尽量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来。但问题是, 尽管需求摆在那儿, 如果供给方没有相应的观察市场的能力, 或对市场需求视而不见, 或发现市场上有某种需求, 企业却不愿开发相应的新产品, 或没有能力研发新产品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那么, 市场上的部分需求就不会有企业去加以满足。市场上的需求需要由企业自己发现, 自己研发相关的产品去占领。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恰恰会导致企业获取信息、研发产品等的能力偏低, 从而无法填补市场的空缺, 满足消费者的全部需求。
如图1所示, 在整个市场上, 消费者希望并有能力得到满足的需求曲线为D1、需求量为Q1, 但由于某些种类的产品没有被研发和生产出来, 致使消费者的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 因而导致需求曲线往左下移动到D2的位置, 实际需求量仅为Q2, 最终在理论需求量和实际需求量之间形成Q2Q1的差额, 这个差额就是“技术性短缺”, 是由于企业的技术原因在事实上没有被生产出来、但消费者存在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 适于农民工使用的家电、家具, 适合城乡居民使用的家庭娱乐设施、防蚊灭蚊高效装置, 适合农村使用的节水器具等等, 仍然得不到完全满足, 这说明并非缺乏市场需求, 且这些需求并非要有特别高精尖的技术才能解决, 缺乏的仅是开发市场和研发产品以适应需求的能力。 (图1)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无效供给过多, 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
数量、性能、质量、外观等符合用户需要的产品, 才能形成有效供给。反之, 在数量上超过消费者需求的供给只能成为无效供给;产品的性能、外观等不符合消费者要求或质量不达标, 消费者不会购买, 因而也会形成无效供给。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生产者只能生产较为单一的产品, 为了生存并保证获得足够的利润, 而大量生产同一类产品, 致使供给大量超过需求, 形成无效供给;同时, 技术研发能力的滞后, 使得企业在性能、质量上也就无力顾及了, 最终也会体现为无效供给的增多。
市场是无限的, 但这只是相对于总体市场和时间长河而言的, 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 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一定是有限的, 只有当市场供给的产品功能差异化明显时, 才会形成需求不断增长的局面。一个中产家庭同时买一二部彩电足矣, 不可能买10部彩电, 但可以同时买10种以上不同功能的电器, 如DVD、音响、冰箱、空调、电扇、洗衣机, 等等。而这些功能相异的电器, 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同时也才能使消费者产生不同的购买欲望。由于产品一旦买回家后, 在一定的使用寿命内不会更新购买新的同类产品 (耐用消费品更是如此) , 因而如果没有其他种类的产品供其消费, 那么在一定时期内, 居民对于这种功能相同的同类产品的消费即告“停止”。如, 居民购买了彩电后, 要等到大约10年以后才会考虑更新。只有当功能各异、差异化明显的产品不断地面世, 才能使消费者持续进行购买和消费。这时, 如果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研发新产品的能力偏弱, 就会出现生产单一功能的产品过多的现象, 从而形成无效供给。性能和质量不符要求的产品虽然也能找到部分消费者, 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大部分消费者不会为劣质产品、不想要的产品买单, 因而也会形成无效供给。而无效供给越多, 越会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局面。
如图2所示,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对于某种商品来说, 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曲线在D4位置, D4与供给曲线S相交于E4点, 形成均衡数量Q4。但由于企业技术能力偏弱, 只能进行生产规模的简单扩张, 致使某种商品的产量由Q4上升到Q3, 由产量Q3与供给曲线S决定的需求曲线为D3。即, 受技术能力限制, 某种产品的实际产量为Q3, 实际产量与供给曲线要求需求曲线也由D4往右升到D3、需求量由Q4右移到Q3位置, 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曲线只能位于D4、真实需求量只能位于Q4位置, 导致真实产量与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之间形成一个差额Q4Q3, 这个差额就是“无效供给量”。同时, 由于真实的需求曲线在D4位置, 产品不能以P3成交, 而只能以P4的价格成交。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我国产品种类不丰富, 但生产的某种产品的产量往往很大、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造成大量产品生产出来后即使大幅降价, 在国内也无人问津。为解决国内无效供给的问题, 方法之一就是出口, 并且是低价大量出口, 造成大量贸易摩擦。 (图2)
三、启示
根据以上内容,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既然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偏弱, 为扩大居民消费, 更根本性的措施还是要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着手, 而仅有刺激消费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在1803年说过:“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 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 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 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所以, 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 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2、刺激居民扩大消费不仅是将既有的、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及时卖掉, 通过家电下乡、汽车下乡、鼓励购买小排量的汽车等实施扩大消费的政策, 更是要将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应通过自主创新, 实施产品的差异化战略、研发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等, 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 至少要尽可能地减少“有钱无处买”的境况。任何功能繁多、性能优异的同类产品, 都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消费需求, 因而依靠技术手段研发不同功用的产品既是促进技术进步的手段, 也是扩大居民消费之举。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 与新产品、功能相异产品的多少成正相关关系。扩大居民消费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通过减税、免税、补贴等政策, 鼓励新产品上市, 鼓励企业多研发和生产市场上需要的产品。
参考文献
[1]谭韵.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选择.税务研究, 2009.1.
[2]武淑琴.边际消费倾向与GDP的内在联系探讨.现代商贸工业,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