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2024-10-19

本土需求规模论文(精选7篇)

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篇1

1 研究背景

在贸易一体化与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深化为产品内分工[1],跨国公司在全球内寻找资源,产业链呈现全球生产 “片段化”,我国原有的自我服务式的产业链被打破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频繁的半成品或零部件的国际贸易助长了我国贸易增长的假象[2,3]。过去10 年里,我国贸易一直呈现快速增长,其中加工贸易占比在2004—2012 之间平均达43% ,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增长,让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提高警惕。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4]、张小蒂和孙景蔚[5]、Koopman等[6]及文东伟[7]均认为,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中转移了大量国外价值,孟猛[8]进一步与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其他国家创造的增加值相比,发现我国国内贡献值占最终产品价值的比重较小,我国企业仍处于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我国借助成本、资源优势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加工、装配环节,试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低端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一定提高,例如工艺流程方面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但设计研发等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显著[9]。反而随着跨国公司与国际品牌厂商通过提高授权费用、压低代工产品出口价格,在技术引进和市场需求两端的挤压下渐渐陷入 “代工困境”[10]。我国输出的是低端产品,且通过价值链下游的经销商进入国外市场,对国外市场没有全面的消费者信息和完整的销售渠道,从而出现了 “市场隔层”问题[11]。可见产品内分工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切入点,却阻碍了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如何突破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内利益分配的现状,提高我国的高端技术创新能力,需要不断探索。

技术创新既是一种技术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包括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人们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过多地聚焦于技术供给,而忽略了市场需求。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我国更多的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忽略了从市场需求侧拉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对本土需求的重视不够。随着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增强,近年来发达国家提出技术保护和领先战略的 “梯子理论”[9],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维持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因此,要通过技术引进的供给侧策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变得尤为困难。同时,随着我国人民收入的提高,我国的需求市场成为各国都想争取的 “肥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也关注我国潜在的市场。在这种大背景及趋势下,我国更应该注重市场需求,率先抢占本土市场,培育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本文从市场需求规模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视角来研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本土需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一条可行路径,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依据。

2 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技术创新能力的动力源是供给侧技术推动还是需求侧拉动,或者说哪一侧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初的研究[12]主要将技术创新聚焦在对技术知识的可获得性、技术的变革、技术引进等技术供给方面。渐渐的人们[13]意识到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Utterback[14]的实证研究表明,60% ~ 80% 的重要创新都是在需求的拉动下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折衷观点应运而生,C. Freeman研究认为绝大多数的创新是技术可行性和市场迫切性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小珣[15]将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统一到R. Nelson的以预期利润为导向的 “需求—成本”分析框架中,并通过F. Scherer的 “最优时间创新模型”的分析,将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归纳为以预期利润为导向。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二者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大小的实证研究却没有一致结论。王俊[16]建立模型并实证检验发现新奇产品需求规模有助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不能确切的得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孙晓华和李传杰[17]实证研究得出市场需求规模对产业创新能力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而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如不同行业技术创新对技术供给和需求规模的要求会有所差别,创新能力的衡量准确性不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对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的要求也会有所差别的。而且上述研究运用到的理论要么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综述性的文字逻辑推导而出,要么是基于静态的数学推导而出,没能结合在技术创新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依赖关系构建更加符合现实行为、决策的动态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动态演化博弈理论,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进行模拟,动态的分析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鉴于高技术行业较一般行业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对于确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相对容易且准确,因此本文就高技术行业进行相关研究。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技术引进、FDI等可以被认为是从技术供给侧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策略,同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市场需求既包括本土需求也包括国外需求。Porter[18]早在1990 年就在其钻石模型中指出本土的预期型需求可能催生产业的国家竞争力,而市场规模具有强化竞争力的效果,当产业科技发生重大变革,快速的内需增长更显其重要性。范红忠[19]通过分析认为市场需求规模对Porter四要素均有决定性的影响,市场规模越大,技术创新效率越高。Schmitz[20]、刘志彪等[9]、张杰[21]等发现通过吸收外来投资发展当地配套高技术产业,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 GVC) ,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端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被 “俘获”现象,很难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有重大突破。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研究本土需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不少,但其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波特的钻石模型展开,没有进行严格的论证,且没有详细叙述其作用过程。本文根据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研究结果,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波特钻石模型,进一步探究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突破低端价值链锁定的困境,为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研究框架。

3 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演化博弈分析

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是具备了一定市场需求的技术供给过程。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比不购买更有利,不仅满足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且获得通过与未消费该产品的同类消费者比较而带来的优势。技术供给指的是现有产品有市场,企业不仅会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在同行业内将处于领先地位。可见,在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中,创新产品提供者和创新产品消费者之间在策略选择上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二者博弈的结果决定了技术创新实现的程度。在博弈的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均具有有限理性,需要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博弈,根据博弈对手和同类博弈方的决策不断地学习、调整自己的策略,最后达到演化稳定的策略。

创新产品的生产者可以选择 “生产”或 “不生产”创新产品,消费者也可以选择 “消费”或 “不消费”创新产品,于是形成收益矩阵图( 见图1) 。

对上述的收益矩阵作如下假设:

( 1) 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做出决策,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做出决策;

( 2) 单个博弈者采用纯策略,且在生产者群体中选择 “生产”比例为x,选择 “不生产” 的比例为1 - x,消费者群体中选择 “消费” 的比例为y,选择 “不消费”的比例为1 - y,且0 < x,y < 1;

( 3) 技术创新可使得引进者的生产成本下降△C,或者使得产品功能升级从而价格上升△P;

( 4) 高技术产品供给者由于创新产品或技术而获得收益P,需要研发支出RD,获得政府研发补贴k·RD,利率优惠i · RD ( 假设所有的研发费用都是来自银行借款) ;

( 5) 下游消费者若不引进,由于其给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负面影响而需支付社会成本SC。

达到演化策略均衡的过程即为某特定策略被选择的比例的动态变化过程。达到演化稳定策略的学习和调整规则取决于( 1) 当前群体中采用该策略的比例; ( 2) 选择该策略的个体所获得收益超过该博弈方群体平均利益的幅度[22]。通过计算得到高技术产品供给者选择 “供给”的比例和下游消费者选择 “需求”的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

并且x和y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在以x和y为坐标轴的平面上,给定初始状态,就可以绘制出x和y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即相轨迹,得到复制动态演化的相轨迹图( 见图2) 。

由相轨迹图可得,当x大于0 时,y是递增的;而当y小于C /P时,x趋于0,当y大于C /P时,x趋于1。唯一的子博弈完美策略对( x,y)= ( 1,1) 是一个严格纳什均衡,而且是渐进稳定的。其经济含义,从纵轴看来,无论生产者选择 “生产”的比例为多少,消费者选择 “消费”的比例一直保持上升; 从横轴看来,在消费者选择 “消费”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前,生产创新产品的企业不能维持下去,当消费者选择 “消费” 的比例超过一定值时,选择生产创新产品的生产者越来越多,此时市场需求不只是其报酬的来源地,更是促使其进行持续创新的动力。可见,虽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技术创新,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创新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但创新产品的消费比例却存在临界值。可见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市场需求规模对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实现具有决定作用。

产业链是由各个生产环节的主体与其上下游企业不断地进行需求与供给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将市场需求规模和技术供给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关系引入到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中,这种关系就在产业链上进行传递: 如果某一环节的经济主体由于其下游需求突破一定临界值,使得其供给创新产品有利可图,那么就会增加对创新产品的供给; 在其增加创新产品供给的同时也是对其上游企业发出需求的信号,其需求突破临界值,就会促进上游企业也增加创新产品的生产。以此类推,在整个产业链上,当满足各环节需求越过临界点的条件,在市场需求和技术供给的共同作用下,技术创新就跃上正常的轨道,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因此,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我国产业链的关系如图3 所示。

同一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要素稀缺度不同,导致增加值不同,利润分配也有差别,对整个产业链的主导作用就不同。当然如果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国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链环节交叉进行,整体上处于对等位置,实现资源在全球的综合、有效配置,参与各方均能够各自受益、各国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

( 1) 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会进一步拉大参与各方的差距。目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较落后,处于价值链低端,表现为 “高进口、高出口”,进口国外高技术产品,出口低技术产品。只有对高端商品的需求才能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对低端商品的需求不仅不会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会使厂商生产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23]。因此,国外对我国低端商品的需求无法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且容易使得国内厂商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生产劣质商品; 同时我国对高端商品的需求却拉动了外国技术创新能力。

( 2) 在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我国的中低端创新能力得到快速提高,但是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变得困难了。对高端创新产品的需求,在没有本土需求的情况下首先吸引外国需求是不可能的,而且外国需求较本土需求具有不稳定性,本土需求对培育高技术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本土需求特征及变化对于厂商而言更易于掌握,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高端地位的跨国企业,最初也是利用本国的需求发展壮大起来的。Poter对日本的产业分析认为其大部分的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是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因此,在现阶段,要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占据产业链高端,依靠外国需求必然是行不通的,特别对高端创新品的需求,挖掘本土需求才是突破口。

综上所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参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就无法获取经济发展的起飞动力,本土潜在需求规模再大也无法借力,但是一旦参与进去就会面临陷入产业链枷锁的可能。面对两难境地,本文认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间取得平衡,这个平衡点就是构建服务于本国的产业链,将产业链各环节的本土需求规模保持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之外则根据资源有效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这样还可以增强产业链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弹性,因为长期过分依赖全球产业链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当整体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国内完整的产业链在短时间内无法重新形成,易陷入发展困境,而将本土需求保持在临界点就会在外界发生剧变时,系统自动生成自我保护机制从而维持技术创新过程。

4 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用了2003—2010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除西藏外的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4. 1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由于专利数申请过程中的程序繁多和有效专利数的滞后性,且无论是专利申请数还是有效专利数基数小、波动性较大,本文选用专利申请数和有效专利数的均值( 下称为专利数) 来衡量因变量技术创新能力PATENT; 将创新产品销售收入NPS及其平方项NPS2 将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研发投入R&D、市场化指数MI和FDI。

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α5分别相应变量对专利数的影响系数,μit为随机影响因素。价值变量均用相应的指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其中R&D投入通过R&D支出价格指数调整:

R&D支出价格指数= λ1* 消费价格指数+ λ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λ1、λ2根据各地区R&D支出中劳务费和仪器设备费用占比重确定[24]。

4. 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F检验p值为0. 0009,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 0000,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注:*p<0.1,**p<0.05,***p<0.01

OLS回归( 如模型( 1) ) 结果显示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数存在二次关系,呈U型,专利数在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开始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研发投入与专利数呈正相关,随着研发投入增加专利数增加。

模型( 4) 与模型( 5) 比较发现新产品销售( NPS) 与专利数的一次关系不明显,且呈现负相关; 新产品销售( NPS) 与专利数的二次关系显著,呈U型。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新产品销售收入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存在临界值。

综合理论部分推导结果、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回归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市场需求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图4 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本土需求和国外需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本文将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分,分别用新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LPS和出口额EXP表示国内国外需求,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得出无论是本土需求市场还是国外需求市场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都存在规模临界点,但是显著性有所下降; 进一步根据模型估计系数大致计算新产品国内需求规模和国外市场需求规模的临界点,结合样本数据发现大于临界点的样本数分别为3 个和28 个。模型( 8) 进一步将LPS和EXP的一次项作为解释变量回归,发现新产品国内销售收入和专利数呈显著性水平为1% 的负相关,而新产品出口额与专利数呈不显著的正相关。

虽然通过估计系数计算的临界值不准确,但是由于二者相差较多,可以初步断定国内市场需求规模临界点较外国需求规模临界点大。根据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推算,我国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额占比从2007 年开始已经超过50% ,可见国外市场需求规模临界点小,出口额度大,超过规模临界点的样本数多,但是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还是不确定; 本土需求规模临界点较大,占比较小,超过临界点的样本个数少,目前与专利数成负相关,因此目前我国创新产品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还处于达到规模临界点前的试探、博弈阶段,临界点的突破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搜集的样本数据发现本土需求规模超过临界点的3 个样本是广东和江苏的部分年份,出口额超过其相应临界点的28个样本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天津、福建的部分年份,同时结合专利数的统计描述( 广东和江苏的专利数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进一步验证本土需求超过规模临界点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显著影响及出口额超过规模临界点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不确定性。

从图5 可知北京、福建、山东、上海、四川等地,虽然国内销售收入和出口有所变化,但是二者变化趋势不确定且都在低水平阶段徘徊; 而江苏、广州的国外需求和本土需求曲线均表明本土需求上升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外需求开始快速上升并且超过本土需求规模成为新产品市场的需求主体,本土需求作为国外需求上行的支撑点,促进市场需求的突破式增长,从而使得广东省、江苏省的专利数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通过回归分析,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从实证角度验证理论部分推导的相关假说,即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国外需求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不确定性,在创新初期没有本土需求的引导通常吸引不到外国需求,当本土需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外国需求以本国需求为支撑点快速增长,甚至超过本国需求,拉动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5 结论

本文主要采用了演化博弈理论方法分析了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市场需求和供给比较而言,需求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一个临界点,只有跃过这个临界点,创新才能持续,而供给则是创新的基础,始终与创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将这种供给需求关系引入到全球产业链,产业链每一环节的需求规模都满足临界值的要求,产业链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在产业链环节全球配置背景下,不同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支配地位不同,因此对于多个领域均处于全球产业链环节劣势的国家而言,要想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构建为本国产业发展服务的产业链条,从而突破产业链枷锁实现产业升级。但是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市场需求包括本土需求和国外需求,本土需求较国外需求更具有稳定性,增强产业链的反应弹性,在外界发生巨大变化时能够保持产业链的正常运转。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实证检验,本土需求和国外需求均有需求规模临界点,但是国外需求虽然占比较大,临界规模小,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不确定,本土需求占比较小,临界规模小,目前处于临界点左侧,需要特别关注。结合描述统计数据发现在技术创新的初期本土需求较国外需求更加稳定,而且是国外需求增长的条件、基础。综上所述,政府应该充当、激发市场需求主体,特别是本土需求,将其维持在一定水平,从而构建服务与我国产业发展的产业链。

天津近年会计人才需求规模预测 篇2

一、调研问题

1.2014至2016年天津区域会计人才需求规模预测。

二、样本数据来源:

从以下相关网站采集二手数据, 形成样本。

1.2003年-2012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

2.智联招聘人才网数据

三、数据采集与统计推断的方法:

(1) 汇总历年天津市新增就业人口数据, 做时间序列散点图。

(2) 建立模型对未来三年的数据进行预测, 并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

(3) 抽取大型重点招聘网站天津区域总招聘岗位和会计类招聘岗位数据。

(4) 抽取样本, 测算会计岗位数占总岗位数的比例。

(5) 根据历年新增岗位数和会计类岗位的占比测算本区域会计岗位的需求, 并作区间估计。

四、天津市历年就业情况统计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2003年-2012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 经整理

五、2003年至2012年天津市新增就业岗位时间序列模型

使用EXCEL工具, 建立一元线性时间序列模型, y=3.4875x-6966.6, 拟合度取值为0.9829, 显示拟合情况优良。Significance F取值为2.32832E-08, 根据显著性水平a=0.05, 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根据模型测算, 未来三年, 即2014、2015、2016年新增就业人口数量的点估计数量分别为

y=3.4875x2014-6966.6=57.22万人

y=3.4875x2015-6966.6=60.71万人

y=3.4875x2016-6966.6=64.2万人

设定置信度为95.4%, 数据分析结果标准误差为1.48万人, 作区间估计, 未来三年天津区域新增就业人口区间估计 (取值范围为两个标准误差) 的取值范围为:

2014年54.26万人---60.18万人

2015年57.75万人---63.67万人

2016年61.24万人---67.16万人

以上区间估计的置信度为95.4%。

六、会计岗位数占总岗位数的比例测算

数据来源:智联人才网http://www.zhaopin.com

智联招聘是行业内有重要影响的典型的招聘网站, 根据检索关键字抽取智联招聘网站2013年11月7日的数据, 分别为当天、最近三天、最近一周和最近一个月的数据, 详见表3 (以“会计”作为检索关键字, 检索条件为全文, 检索结果涵盖了会计、出纳、审计等相关财会岗位, 故以“会计”作为检索关键字作为搜集样本数据的依据) 。实际相当于采集了4个样本, 只是每个样本的样本容量有区别, 详见表2。

观察所采集到的样本, 即使是当天的数据, 样本容量也已经较大, 总岗位条数达到了42, 660条。经过统计, 不同样本会计类岗位 (含相关财务类岗位) 占总招聘岗位的比例稳定在0.039附近, 4个样本成数的均值为0.0397, 标准差为0.000955, 标准差系数为0.02405, 折合成百分数为2.405%, 较小, 提示该比例成数较为稳定可信。基于最近一个月样本容量最大, 因此, 取最近一个月数据0.0411作为推断依据。

七、天津区域会计人才需求规模预测的结论

根据未来三年天津区域新增就业岗位规模的区间估计及会计岗位占总就业岗位比例的估计, 未来三年会计人才需求规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 (置信度设定为95%) :

八、小结

1.由于缺乏智联网站的历史数据, 会计岗位占总招聘岗位的比例统计结果和不同岗位的相对比例统计结果是否存在季节影响因素和趋势影响因素不详。

2.网站的会计岗位占总招聘岗位的比例统计和不同岗位的相对比例结构在全市新增就业总人口中的代表性程度不详。

3.来自于智联网站数据的分析结果是否能够代表招聘网站的总体水平存疑。

基于以上问题, 未来如果能够采集到进一步的数据, 则有助于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2003年-2012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

[2]王婧.天津滨海新区会计职业能力需求分析.财经界, 2012年07期

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篇3

2006年我国“十一五规划”正式确立了现代物流的产业地位。2009年3月,国务院发布《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物流业发展纳入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提升了物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促进物流业健康平稳发展,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其它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青海省在同年下发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实施意见的通知》。2011年《青海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具体的物流规划要求:培育壮大现代物流业,打造西宁朝阳、格尔木、德令哈、平安四大物流园区,建设玉树、果洛、黄南、海南、海北物流节点,改造提升兰青、青藏铁路物流、重要国、省干道公路物流以及航空物流等三大物流通道,逐步形成全省的物流体系骨架,提高物流网络覆盖面。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形成以物流信息平台、连锁配送网络为基础,以大型物流企业为骨干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培育10家骨干物流企业。加快发展速递物流业。[1]

不难看出,省内、外物流发展环境一片大好,在这种形势下,青海省物流业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由此对青海省物流业的相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青海省物流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但更多的是定性方面的分析和讨论,定量方面分析的研究成果尚难见到。众所周知,单纯的定性分析会导致物流决策过程中任意性过大,缺乏科学的决策支持。本文将会对青海省物流需求规模方面进行相关的定量分析和预测,对物流需求规模的准确预测则是在省内进行物流相关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

1 物流需求及物流需求预测

1.1 物流需求

物流需求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对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的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商品和废旧物品、废旧材料等的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物在空间、时间和费用方面的要求,其范围涉及包装、库存、装卸搬运、运输、流通加工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需求等物流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对物流需求的度量可以采取两种度量体系:实物量度量、价值量度量。实物量度量的物流需求主要为不同环节和功能的具体作业量,包括加工量、库存量、配送量、货运量等;价值量度量的物流需求是所有物流环节全部服务价值构成的综合反映,包括供应链增值、物流成本、物流收入等。[2,3]

1.2 物流需求预测

物流需求预测是根据物流市场过去和现在的需求状况以及影响物流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利用一定的经验判断、技术方法和预测模型,应用合适的科学方法对有关反映市场需求指标的变化以及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精确的需求预测可以促进物流信息系统和生产设施能力的计划和协调。

物流需求预测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物流需求规模反映了物流需求总量的大小和水平,是物流需求预测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4]。

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物流量作为衡量物流需求规模的量度指标,然而,物流量作为物流学科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至今仍没有明确定义,在我国现阶段,也没有对物流量的具体统计数据,因此我们在进行区域物流规划研究时,从数据的可得性与指标本身的内在涵义方面(货物运输是物流过程中实现位移的中心环节)考虑,一般把货运量作为进行物流量分析的类比指标,来进行物流需求规模的预测与分析。

2 进行物流需求规模预测的方法选择

2.1 方法概述

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都对物流需求预测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预测方法,概况一下,可以分为定性方法(如德尔菲法和业务人员评估法等)和定量方法两大类。定量预测方法由于客观性、科学性的特点,应用较多,主要有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因果关系预测方法、组合预测方法三大类。[5]

1)时间序列预测方法。时间序列预测方法依据历史数据,从其组成的时间序列中找出预测对象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预测。常用的预测模型有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增长率法、灰色模型、随机时间序列模型等。

2)因果关系预测方法。因果关系预测方法是依据历史资料找出预测对象的变量与其相关事物的变量关系,建立相应的因果预测模型,利用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来推断事物发展趋势的预测方法。

3)组合预测方法。不同预测方法的精度和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可将几种预测方法按一定的比例结构进行组合预测。自从Bates和Granger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组合预测理论以来,对组合预测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发展很快,采用组合预测模型可以克服单一模型的局限性,尽可能提高预测的精度。

2.2 方法选择

以上预测方法,凡此种种,预测结果的精度和侧重点都存在很大差异。理论上讲,运用组合预测方法进行青海省物流需求规模的预测分析最为合理。但是立足于现有数据的掌握程度,本文还是选择灰色系统预测模型来进行分析。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

一方面是国内很多学者利用此方法在相关领域做出了许多成果,如:林小平等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了成都双流机场货、邮吞吐量的预测模型,并通过实际数据与预测结果的比较,证明灰色模型对于双流机场货、邮吞吐量的预测具有较高的精度;何国华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区域物流需求进行了研究;潘英英运用灰色系统模型,对广西物流中心货运需求量进行了动态预测等等,预测都具有较高的精度。

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此模型数据要求相对较少,只涉及青海省近几年货运量统计数据(铁路货运量、公路货运量等)。数据收集相对比较简单、容易查找,且统计精度较较高。

2.3 灰色预测模型(Grey Model,简称GM)

本文选择灰色系统预测方法对青海省物流需求规模进行预测。该模型着重解决概率统计、模糊数学等所不能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问题,其特点是“少数据建模”,其建模思想是直接将时间序列转化为微分方程,从而建立抽象系统的发展变化的动态模型。灰色模型预测的实质是微分方程的时间连续函数模型,可以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做出预测,并且对原始数据要求不高,数据收集相对简单、容易查找、统计精度较高。它结合了控制论和方法论,在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应用。在我国物流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多变化,影响因素复杂,统计标准缺乏,现有相关的物流资料很难满足一般预测方法要求的情况下,灰色预测在物流需求规模预测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6,7]

灰色模型是一种以对时间序列进行研究分析,并建立方程,将无规律的原始数列经过转换,使之成为较有规律的生成数列后再建模用于预测的预测方法。这一理论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经生成处理后就可从表面上无序的数据序列中发现其内在规律性。

GM(1,1)模型是最常用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表示含有一个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的动态模型。

2.3.1 模型的建立

1)设原始时间序列数据X(0)为:

这些按出现时间的先后次序排列而成时间序列,多为无规律的摆动。

2)由原始时间序列产生的一次累加数序列X(1)为:

其中:

(t=1,2,…,n)新生成的数列为单调增长的曲线,增加了原始数据的规律性,弱化了波动性。

3)建立微分方程:经一次累加后的一次累加序列有强烈的单调性,可用指数型曲线进行拟合,该指数型曲线是某个一阶线性常系数微分方程,可以直接将时间序列转化为微分方程,从而建立抽象系统的发展变化动态模型即GM。[6,7]拟合一阶微分方程为:

a,u为待估参数,可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求解:

其中,B和X分别为如下矩阵和向量:

4)解上述微分方程,得到时间响应函数,

该函数即为一个只含一个变量,一阶的微分GM(1,1)预测模型

5)将时间t代入上面的模型进行计算,得到一个与原始时间相关的估计的一阶累加序列,类似的,对该累加序列^xt+1(1)进行累减计算,即可得到原始时间相关的估计值:

2.3.2 模型的检验

对已得到的模型,常用的检验方法为:后验差检验[8]

1)将由模型得到原始时间相关的估计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计算绝对误差

2)计算原始数据的均值

计算原始数据的方差

计算原始数据的均方差

3)计算绝对误差的均值

计算绝对误差的方差

计算绝对误差的均方差

4)检验

后验差比值为

极小误差概率为

模型精度由C和P两项指标共同决定,其检验精度等级如表1所示:

GM(1.1)模型基于随机的原始时间序列,经按时间累加后所形成的新的时间序列呈现的规律用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来逼近。经证明,经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逼近所揭示的原始时间数列呈指数变化规律。因此,当原始时间序列隐含着指数变化规律时,灰色模型GM(1.1)的预测将是非常成功的。[9]

3 灰色预测模型的应用

货运量包括铁路货运量、公路货运量、航空货运量和管道货运量等,如表2,由于青海省航空货运量和管道货运量的规模较小,对综合物流需求影响较少,因此,铁路和公路货运量是物流需求预测的重点。本文将采用2003—2010年铁路货运量、公路货运量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并对“十二五规划”五年间的青海省铁路、公路货运量进行预测。

(注:截止目前为止,青海省2010年民用航空货运量、管道输油(气)量仍无可查数据,因为这两部分在青海省总货运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并不影响文章的分析,故略去)

3.1 青海省铁路货运量的定量预测

下面,以青海省铁路货运量为原始数据,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3.1.1 建立模型

首先建立原始数据(取青海省2003—2010年的铁路货运量为原始数据):

万吨

由原始序列产生的一次累加生产数列为:

则得

将B和X的值代入(a,u)T=(BTB)-1 BTX

由Matlab计算求得

则由

可得灰色GM(1,1)预测模型为:

逐步代入t(t=0,…,7)值求得累加序列预测值为:

由此求得原始序列估计值为(2003-2010年):

3.1.2 结果检验

如表4,比较2003—2010年份铁路货运量的实际值及估计值

青海省2003—2010年铁路货运量的估计值与实际值大体接近,平均相对误差为4.18%,最大相对误差为11.09%。

其原始数据的均值为

原始数据的方差为

则其均方差为

同样,绝对误差的均值为

其方差为

绝对误差的均方差为

则后验差比值为

极小误差概率为

由这两个指标,根据GM(1,1)模型的精度等级标准(表1),预测精度等级为1级,预测精度优良,可用于原始数据年份之后的各年份铁路货运量的预测。

3.1.3 预测

由(1)式,并经累减计算可得预测数据如表5。

3.2 青海省公路货运量的定量预测

与铁路货运量的预测过程一样,得到预测模型为

并计算各年份公路货运量的估计值,与同年份的实际值进行比较,见表6:

对结果进行检验,平均相对误差为0.70%,最大相对误差为1.76%,计算其后验差比值和小误差概率分别为c=0.045,p=1。满足1级精度要求(参表1),该模型可用于对未来年份的预测,预测结果见表7:

4 结论

1)影响区域物流需求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复杂系统,物流需求量仅仅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综合反映,它与系统各层次、各因素的关系很复杂,无法用定量关系确切描述,但在系统各层次、各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从一组时间序列数据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寻求物流量本身的变化规律,并据此建立定量分析的数学模型,来预测未来年度区域的货运量。

由于掌握的信息有限,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得到的结论仅仅是在现有条件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未来的货运量值,预测结果可能与未来实际发生的物流需求规模量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通过模型预测得到的结果可以定量反映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在短期能够为青海省现代化物流业发展提供依据。

2)“十一五”时期,青海省实现了省会到州府通二级、州府到县城通三级及以上等级公路、91%的乡镇通油路、行政村通公路的目标。青藏铁路格拉段、兰青铁路增建二线、柴木铁路、玉树机场、天然气涩宁兰复线、涩格复线、石油花格复线、拉西瓦、公伯峡水电站、盘道水库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运,兰新铁路第二双线、西宁站改造及相关工程、曹家堡机场二期等工程开工建设。[1]

“十二五”期间,青海省加大基础建设力度,对铁路、公路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新增运力,完善交通运输网络,提高通畅水平和通达深度,建设综合运输大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全面提高交通运输能力和效率。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对物流科学规划和决策,而现代物流的发展和物流系统的复杂性给物流规划和决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需要有科学的决策手段作为支持,预测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物流规划和管理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正在运行的物流系统还是模拟的物流系统。其物流需求预测都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设计方案的规划,生产计划的制定,原材料的采购,人员配置的合理性。规划的成败与否与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青海省如何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结合物流需求的特点和趋势对其物流发展进行整体规划,使物流业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我们今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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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篇4

1 国内外关于旅游文化对外语需求的分析

1.1 国外旅游文化对外语需求的分析

从语言具有文化的一部分和文化的媒介双重角度来讲, 语言教学也可以说是文化教学。结合当地社会文化进行外语教学的重要性是在外语教学的漫长历史中逐渐认识到的。世界上的多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意识到国际间交流的重要性, 因此外语教学蓬勃兴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人类社会间的交流日益紧密并相互影响, 所以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外语教学的快速发展。因此语言教育家们提出理解外语文化和文化间对比是语言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961年, Taylor and Soreson经过科学研究提出:帮助学习者系统地获得文化知识。而后在1968年, Brooks通过严谨研究也提出文化教学应在真实情景中进行。1974年, Seelye提出了教授文化的学习策略, 包括教学法和外语文化知识的测试。因而20世纪70、80年代便成了交际教学的时代。197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Hymes首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 认为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因素的需求和理解均可以定性为交际能力。1993年Kramsch吸纳了Halliday的理论, 把语言看作社会的重要实践。她通过大量案例的研究, 认为语境和文本是互相定义的并证实她在外语课堂教授文化的策略。国外的这些研究开启了文化教学。特别是John Suhumann (1978) 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中提到“两种文化间的社会距离越大,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难度越大, 然而社会距离越小语言学习的环境越好”。具体到中国旅游英语学习, 很多障碍是东方的中国文化和西方的英美文化之间巨大的社会距离所产生的。

1.2 国内涉外旅游文化对外语需求的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旅游业日新月异,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刷新了增长点。更好地拓展了旅游英语专业人才的发展空间。2009年12月1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首次提出了“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其中有五大措施为旅游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这些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机遇。

20世纪80年代末, 在我国社会经济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改革发展中,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性是国内外语教师和语言学家所关注的, 同时他们更注重关注语言和文化间的关系, 文化和外语教学的相互影响。就英语作为外语和学校其他学科间的关系, 著名学者胡文仲在1982年提出应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联系。20世纪80末年代至90年代, 我国学者认识到外国文化的重要性, 尤其是外国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为此, 我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大量关于外国文化在教学方面的专题著作。如:邓炎昌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 (1989) , 胡文仲的《外语中的文化教学》 (1994) , 陈申的《外语中的文化教学》等。这些著作注重从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文化和语言教学的相互影响等。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 国家教育部颁发了新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试行) 》文件, 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为了提高学习者的多文化交际能力水平, 教育者就势必关注学生交际能力发展的需求, 特别是在听说能力发展方面的需求。在此背景下, 我国的英语教学要更多关注文化教学。

1.3 咸宁涉外旅游及旅游英语教学的分析

2009年始, 已有六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在咸宁成功举办, 国内外游客对咸宁温泉旅游资源给予赞誉。因此, 温泉国际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揭开了咸宁旅游发展的新篇章, 咸宁的旅游环境及其建设取得了跨越式的良好发展。咸宁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 很好地提升了咸宁香城泉都的名气, 国内外众多嘉宾、国际友人前来参加旅游节活动。在2012年3月, 咸宁市被评为旅游标准化城市和咸宁的三国赤壁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 另外, 对咸宁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力。目前咸宁温泉产业正在快速崛起, 推动产业快速崛起的是“温泉+地产”, 几家大的企业, 如万豪温泉谷·月亮湾花园、碧桂园温泉城、太乙温泉、三江森林温泉等均配套开发地产项目。这种模式, 虽然适应了咸宁温泉产业快速崛起初期的要求, 但也存在着许多隐忧。尤其季节性断档的出现, 是否将成为咸宁温泉行业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这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挑战。温泉旅游冬季门庭若市, 夏季门可罗雀, 有人戏称为“冰火两重天”。

目前, 咸宁的旅游业处在黄金时期, 亟需大量的涉外旅游人才, 它关系到咸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但和其他行业相比, 旅游业刚起步, 属新兴专业, 相关理论及实践的基础较为薄弱;特别是许多旅游英语专业教师并未真正理解到专业英语的特殊性, 在其旅游英语教学环节中仍然采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 停留在单词的拼写、语法、词形变化、读音以及字面意义讲解等层次上;对旅游英语教学与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理解的较为肤浅, 对词汇的文化内涵意义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这些教学模式和环节让学生们缺乏对外语文化的了解, 对词汇的文化含义理解不透彻, 这就会导致学生对词汇理解及使用上的有偏差, 也就是国内外学者所提到的语言应用能力薄弱, 会给交流双方造成误解和交际障碍, 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等。这些都客观地说明在高职的旅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十分重要。因此, 咸宁涉外旅游业对具有旅游英语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与旅游专业英语人才的严重缺失成为纠结点。我们要以咸宁旅游环境为导向, 在旅游英语的教学中融入咸宁地方旅游文化。因此培养出能真正服务咸宁地区旅游环境的旅游专业英语人才已成为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迫在眉睫的问题。

2 涉外旅游也对旅游英语专业的人才需求分析

1) 旅游是一种旅行游览生活方式, 是健康的消闲休憩手段。世界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 人们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 对旅游的欲望愈来愈强, 希望参加旅游活动的人数更是越来越多。因此, 旅游业显然成为世界上最有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旅游英语专业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涉外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要求涉外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具有良好的英语交际能力, 了解旅游经济规律。他们必须熟悉导游、酒店业务, 他们的工作语言为英语, 具有处理涉外旅游活动中的突发紧急事件的应变和协调能力, 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素养是旅游英语专业学生所必备的。涉外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在经过专业培养后, 他们作为语种为英语的导游员, 可以为外国入境者或国内出境者的游客们提供导游服务。同时他们还可以胜任国际文化的旅游管理、酒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2) 咸宁是武汉市的“后花园”, 同时也是武汉“1+8城市圈”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势必大力发展旅游业, 打造“中国旅游名城, 世界温泉之都”品牌。依据咸宁涉外旅游市场的需求, 通过对咸宁市旅游企业涉外旅游接待人才需求现状、景区接待外宾的情况、本文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旅游英语专业的从业人员及旅游英语教师和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结合文化进行的教学和学习总体应用情况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1) 为培养咸宁涉外职业旅游人才方面提供基础理论和实践指导;

(2) 为我院旅游英语专业“乡土教材”建设储备教学资源; (3) 创新旅游英语教学模式, 提高教学效果, 培养优秀人才。我们应综合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探讨影响文化在旅游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因素, 根据这些因素提出一些高职旅游英语教学的建议, 这对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将文化融入旅游英语学习中所出现问题的解决具有现实意义。

3 结束语

我们应培养能在咸宁旅游经济发展中的涉外旅游人才, 更好地满足咸宁旅游市场的需求, 提升咸宁的涉外旅游服务水平。这对推动咸宁旅游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咸宁涉外旅游业的发展, 咸宁本土文化旅游对英语毕业生的需求不断上升。咸宁职院的旅游英语教学应以咸宁旅游环境为导向, 在旅游英语的教学中融入咸宁地方旅游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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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篇5

在电力系统中,电力需求侧负荷大小存在随时间分布不均匀的现象,为了满足白天峰荷的需求而配置的装机容量以及输配电设备容量在负荷低谷时被放空,加上随机峰荷时机组频繁启停,给系统造成负面的经济效益[1]。另一方面,电力需求侧作为馈电的末端,当大电网发生稳定性问题或停电事件时, 负荷端供电可靠性将降低。分布式电源如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得负荷就地平衡,缓解了大电网远距离跟踪负荷的压力,成为电力系统节能减排有效途径[2]。但随着系统中风电、 光伏渗透率的增加,其固有的间歇性造成的负荷端供电可靠性问题将被放大[3,4]。

储能系统(ESS)之间运用先进的集成技术进行串并联得到的规模ESS更加高性能化与规模化,具备对一定规模功率和能量的时间迁移能力,成为电力系统满足供需平衡、提高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全新思路和有效手段[5]。文献[6]提出了一种电力需求侧规模储能经济评估的方法,考虑到政府补贴和较大的峰谷差价,利用削峰填谷实现经济效益。文献[7-8]提出了一种ESS应用于电力需求侧对峰谷实时电价优化的方法。文献[9]结合ESS性能指标和运行经济指标,讨论分析了规模ESS经济收益判据。以上文献中的电力需求侧ESS经济性研究均未考虑到储能容量的优化配置,且在经济性讨论中考虑的峰谷价差等条件过于理想。在储能容量配置研究中,主要以平滑间歇性电源输出和确保微电网在孤岛下稳定运行为目标,对于电力需求侧储能容量配置研究较少。平滑间歇性电源功率输出中常以平滑效果为目标对储能进行容量计算[10,11,12,13,14]; 微电网中则是以孤岛运行下功率、能量不平衡值为指标,对储能容量进行选择以保证系统在孤岛下的稳定运行[15]。上述方法虽可从技术角度借鉴到电力需求侧的容量配置研究,但不利于经济分析,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规模ESS作为一种提供辅助服务的设备参与到电力需求侧管理,应给予其经济效益充分的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并建立了规模ESS的净现值计算模型,在储能等效寿命计算和充放电策略的基础上,结合储能的运行约束条件,以其最大功率和最大能量为连续变量,最大净现值为目标函数进行优化, 所得解即为储能的优化配置。在优化算法上,为避免局部最优解及过早收敛的情况,采用量子编码的自适应遗传算法,并引入灾变思想以提高计算速度。 最后通过实际计算对比了几种储能应用于电力需求侧的经济性。

1基于净现值的储能系统经济性分析

规模ESS接入电力需求侧,将提高所在微电网或区域配电网的功率调节能力,既可以应对系统暂、 稳态下稳定性问题,又可以在电力低谷时从电网购电,高峰时将电卖给负荷以达到转移峰荷的效果。 从满足尖峰需求、延缓输配电系统升级的角度来看, 规模ESS对于电力公司是非常有益的。为了量化评估这种经济效益,首先分析ESS的成本费用、运行维护成本和更换成本。

1.1规模储能系统成本费用分析[16]

资本回收系数Cc(r,n)可表示为:

式中:r为年利率;n为ESS运行的期限。

其折算为每天的成本费用、更换成本和运行维护费用分别如式(2)—式(4)所示。

式中:Pmax和Qmax分别为EES功率和容量;CP和CW分别为功率和能量的单位费用;ki为容量因子,以表征ESS单位成本随其容量大小存在略微变化;Ta为ESS年运行小时数;CWrep为ESS单位电量的替换成本;SBAT为ESS的残余容量值;kSFF为偿还基金因子;LBAT为ESS寿命;Co和CM分别为ESS的单位运行和维护费用;Whourly为储能单位时间内的自放电量,为一经验 值,一般情况 下Whourly= 0.02%Qmax,单位时间为1h;P(t)(t=1,2,…,24) 为充放电功率。

kSFF可表示为:

1.2规模储能系统经济收益分析[6,16]

经济收益主要包括峰谷差价收益CeBAT、转移峰荷延缓的发输配建设成本CJ、政府补贴CB,折算为每天的经济收益表达式如式(6)—式(8)所示。

式中:CpBAT和CsBAT分别为ESS在低峰负荷和高峰负荷时的总购电费用;Cg(t)为电力交易市场第t小时的交易电价;P(t)为ESS充放功率;设最小时间间隔 Δt=1h;St为税率。

式中:CJG和CJL为因延缓发电侧、输配侧建设可免成本;Wi为网损因子,将网损容量计入在内;ΔQj为第j年通过储能转移峰荷电量;Afj为输配侧第j年单位可免容量成本;Afj′和Avj′分别为第j年发电侧单位可免容量成本和可免电量成本。

依据《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实施能效电厂和削峰填谷等技术而永久性节约的电力负荷和转移高峰的电力负荷,东部地区补贴440元/kW,中西部地区补贴550元/kW,具体可表示为:

式中:Pfj和mf分别为第j年减少的峰荷和减少单位峰荷奖励的现金。

ESS折算为每天的净现值fNPV可表示为:

2储能等效寿命计算模型及运行约束条件

2.1ESS运行状态及约束条件

ESS当前存储电量是本研究中每一步计算的关键,ESS输出电量可由两个连续存储状态相减得到。

当ESS充电(P(t)<0)时:

当ESS放电(P(t)>0)时:

式中:ηC和ηD分别为ESS充、放电效率。

当ESS闲置时其 自放电量Whourly计入其內。 ESS每小时充放电量受每小时最大充放电率KC和KD约束,定义为:

Qmax为ESS配置的额定容量,此外还需对ESS每一时刻的荷电状态(SOC)进行严格的约束,以防止ESS寿命快速折损,如式(13)所示。

式中:KSOCmin和KSOCmax分别为ESS荷电状态的下限和上限值,不同的储能类型,其上下限略有不同。

2.2ESS等效寿命计算模型

ESS因其种类不同,满充满放下的总循环次数各异,如铅酸电池(LAB)总循环次数约为800次,锂离子电池(LIB)约为4 000次,钠硫电池(SSB)约为4 500次。若能计算出ESS平均每天等效为满充满放下的循环次数,便可计算出ESS的总运行年限。 但负荷大小实时变化,且变动无规则可循,导致ESS每次充放循环深浅不一,对计算每天循环次数造成一定难度。

本文提出一种ESS等效寿命折损率计算方法用来计算不同循环深度下ESS运行年限。ESS第i次以深度R充放电的 寿命等效 折损率 ΔLi,R如式(14)所示。

式中:Ni,R为ESS第i次以充放电深度R为满充满放循环标准时总循环次数;No为ESS标准满充满放下总循环次数,对于任意储能均为定值。

Ni,R可由式(15)得到:

式中:α1,α2,α3,α4,α5为一组常数,对电池寿命测试数据进行回归模拟获得[17]。

若能计算出ESS平均每天的等效寿命折损率, 则可计算出ESS运行的年限,如式(16)所示:

3量子编码的自适应遗传算法

基于量子位Bloch球面坐标 编码的遗 传算法[18]能克服传统二进制或格雷码编码下出现早熟、 陷入局部最优等问题。建立由ESS功率、容量可能性解组成的种 群M,种群中每 个个体都 包含一组ESS功率和容量如式(17)所示:

通过对个体归一化处理将其取值映射到Bloch球面上并用球坐标表示,每一染色体可由参量θij和 φij表示如式(18)所示。另外,采用交叉概率随适应度自动改变的自适应算法[19],以使算法的行为和性能更加合理,改进后的交叉概率Pc如式(19)所示。

式中:fmax,favg和f分别为种群中最大适应度值、平均适应度值和两交叉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k1和k2为常数。

基于Bloch球面坐标编码的自适应遗传算法基本流程如下。

1)初始化种群并随机产生个体参量θij和φij集合,设置最大迭代次数,并对个体进行归一化处理。

2)对个体进行适应度评估并记录最优个体适应度值及对应的参量θij和φij。

3)根据式(19)确定交叉概率,通过量子旋转门与量子非门完成种群选择、交叉及变异的遗传过程, 产生新一代的种群。

4)记录最优个体适应度值及对应的参量θij和 φij,判断当前最优个体与之前几代的最优个体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则继续迭代直至最大迭代次数;若一致,则进行灾变处理以增加种群的变异率。

4ESS充放电策略

ESS可分别工作在转移峰荷模式和峰谷电价模式,转移峰荷模式以负荷峰谷值确定ESS充放电起止时间范围[20],如图1所示。在谷荷时 段以直线从下往上以很小步长平移,当其与谷荷曲线围成面积时,横坐标ta和tb即为ESS充电起止时刻,否则继续平移直线 直到满足 判据为止;在峰荷时 段以直线从上往下 以很小步 长平移,当围成面 积时,横坐标te,tg和tf,th即为ESS放电起止时刻,否则继续平移直线直到满足判据为止。当直线与曲线交点的时间坐标超出峰谷时间段时,停止直线的平移。

峰谷电价模式以电价时段确定ESS充放电起止时间范围,如图2所示。 在谷荷时 以直线从上往下 以很小步 长平移,当时,ta和tb即为充电起止时刻,否则继续向上平移直线直到满足判据;在峰荷时段以直线从下往上以很小步长平移,当时,横坐标te,tg和tf,th即为ESS放电起止时刻,否则继续平移。

由图1、图2可知两种模式下确定的储能充放电起止时间各异,而本文目标值fNPV综合考虑了两种模式下的经济效益,因此两种模式权衡下的直线平移方法如图3所示。规定08:00—23:00执行峰时电价,23:00—08:00执行谷时电价,ESS充放电时刻分别落在两区间内。

在谷荷时段,若直线L3满足峰谷电价模式充电判据,此时L3与曲线围成面积记为Q3,按照转移峰荷模式平 移直线L4,与曲线围 成面积Q4。 当Q3= Q4且L4与曲线交 点时间坐 标在23:00— 08:00之内,按照L4与曲线交 点的时间 坐标执行ESS充电的起止时刻,若L4与曲线交点的时间坐标在23:00—08:00之外,则按照L3与曲线交点的时间坐标执行ESS充电起止时刻。同理在峰荷时段,L1和L2与曲线的面积即为Q1和Q2,当Q1= Q2时按照L2与曲线的交点时间坐标执行ESS放电起止时 刻,若L2与曲线交 点时间坐 标超出08:00—23:00范围,则按照L1确定的时间坐标执行放电起止时刻。

5算例分析

对电力需求侧一年的负荷数据进行模糊聚类分析可得到典型日负荷曲线[21],如图4所示。

设峰时电价为0.47元/(kW·h);谷时电价为0.19元/(kW ·h);r为4%;Afn和Afn′分别为0.26元/(kW·h)和0.07kW·h;St为10%;Wi为1.05;mf为550;遗传算法种群个体数NP为40; 最大迭代次数NG为200;杂交、变异概率分别为0. 9和0.05;离散精度keps为0.01。在遗传算法中将解空间进行划分以加快每次计算的速度,将Pmax和Qmax划分为区 间0~10 kW,10~20 kW,…, 80~90kW,90 ~ 100 kW和0 ~ 50 kW · h, 50~100kW·h, 100 ~ 200kW· h, 200~300kW·h,300~400kW ·h。LAB,SSB, LIB部分技术、经济参数如表1所示。

5.1LAB容量及功率优化结果

将Pmax和Qmax划分的若干区间单独运行遗传算法 程序,LAB优化结果 如表2所示,当Pmax= 67kW、Qmax位于200~300kW ·h时,目标函数fNPV出现最大 值171.5元,LAB优化配置 为67 kW/230kW·h。图5、图6分别为LAB最优配置下的削峰填谷结果和ESS充放功率、SOC在一天内的变化曲线。由图6可知LAB最优配置下一天内近似为一充一放,且SOC曲线介于0.3~0.9之间, 一天内折 算到满充 满放下的 等效循环 次数为0.912 5次。最优配置下 折算到全 年fNPV为62 597.5元。

Pmax最优解所 在的划分 区间为60~70kW, Qmax最优解所在的划分区间为200~300kW·h,对比量子编码和二进制编码下的自适应遗传算法寻优效果如附录A图A1所示,采用量子编码的寻优精度及收敛速度均优于二进制编码,体现了量子编码下的遗传算法较二进制编码的遗传算法在基因多样性和引入灾变思想上的优点。

5.2SSB容量及功率优化结果

将Pmax和Qmax划分的若干区间单独运行遗传 算法程序,SSB优化结果 如表3所示,当Pmax= 80kW,Qmax位于区间100~200kW·h时,目标函数fNPV获得最大 值199.8元。SSB最优配置 为Pmax=80kW,Qmax=180kW·h。最优配置下SSB削峰填谷结果及一天内功率、SOC变化曲线分别如图7、图8所示,SSB由于具备更大的循环深度,一天内充 放电情况 为一充两 放,SOC值位于0.15~0.9区间,一天内折算到满充满放下的等效循环次数为0.905次,折算到全年的fNPV值为72 927元。

同理Pmax最优解所在划分区间为80~90kW, Qmax最优解所在划分区间为200~300kW·h,量子编码与二进制编码的自适应遗传算法寻优效果对比如附录A图A2所示。量子编码的寻优精度及收敛速度优于二进制编码。

5.3LIB容量及功率优化结果

当Pmax= 75 kW, Qmax位于区间200~300kW·h时,目标函数fNPV获得最大 值为182.5元,如表4所示。LIB最优配置 为Pmax= 75kW,Qmax=210kW·h。最优配置下LIB削峰填谷结果及一天内功率、SOC变化曲线分别如图9、 图10所示,LIB一天内充 放电情况 为一充两 放, SOC值位于0.2~0.85区间,一天内这算到满充满放下的等 效循环次 数为0.932次,折算到全 年的fNPV值为66 612.5元。

同理对比量子编码与二进制编码自适应遗传算法如附录A图A3所示,采用量子编码的寻优精度及收敛速度优于二进制编码的自适应遗传算法。

上述三种类型储能优化配置中,须说明在采用解空间划分搜索方法时,在某些区间组合中会出现储能功率值高于其容量两倍的情形,这对于小时级别的运用情景存在不合理,鉴于最后优化配置结果均未出现这种不合理配置且为直观呈现优化配置随功率、容量大小变化的趋势,因此也将少数划分中存在的不合理配置列在表格中。

6结语

虽然单从目前的峰谷电价差尚不足以给应用于削峰填谷的规 模ESS带来盈利,但从满足 负荷需求、延缓输配电系统升级、降低网损、节能减排的角度,规模ESS具备较大的经济潜力。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储能初始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 设备更换成本、峰谷价差、延缓发输变容量及功率投资成本的fNPV目标函数。在算例中,为计算ESS的周期寿命,提出了一种基于等效寿命损耗改进的储能寿命,该方法较多项式寿命计算方法更简便地计算出电池在不规则充放电循环下的寿命周期。最后通过一种量子编码的自适应遗传算法分别对LAB, SSB,LIB进行了容量优化。结果表明,基于文中设置的边界条件,三种应用于削峰填谷的规模储能具有较好的经济性,且钠硫储能较另外两种ESS在电力需求侧的运用方面更具经济性。

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篇6

在本届光网络研讨会上, 100G毋庸置疑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而结合未来网络的发展趋势, 100G也成为光网络市场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主流系统厂商在100G市场的竞争也呈现出白热化。

从国内市场的应用需求来看,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对于100G的部署需求已经非常明显。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指出, 按照目前的流量发展趋势, 2017年中国电信最大截面传输带宽约为38T, 需要5个80波100G系统, 400G速率将是更加合理的选择;中国移动研究院副主任研究员李晗则表示, 移动网络的流量10年增长240倍, 其中2012年~2017年伴随LTE驱动, 业务流量5年增长55倍, 骨干网层面, 2012年中国移动骨干网带宽为33.8T, 预计2013年将达到49.6T, 2014年将达到77.8T, LTE的部署也在驱动100G的发展。100G国内市场已经成熟。

100G取代40G成为主导技术

来自Del‘Oro Group数据显示, 100G板端口的累计出货量季度增长率超过60%, 预计2013年整年年的出货量将超过2010年~2013年Q1 13个季度的累计出货量, 同时2017年, 100G板卡的出货量预计将增长16倍。

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3年Q1, 100G端口的出货量累计为35315个, Dell‘Oro Group预测2013年全球100G端口的出货量将达到53412个。WDM/OTN主要投入也向100G迁移, 2012年, 100G作为主流技术已取代40G, 同时这也是40G全球出货量下滑的拐点, 2013~2017年, 40G WDM/OTN的增长率为9%, 而100G WDM/OTN的增长率为47%, 预计2017年, WDM/OTN出货量中, 100G占比将达到60%。

全球100G市场的快速增长, 在国内市场也有显著体现。中国移动日前已经完成了首次的100G大规模集采, 集采总量超过1500块板卡, 集采量也成为全球最大规模。李晗也透露, 中国移动的100G OTN应用地域将由东部扩展至西部和东北, 组网范畴由骨干下沉至省干和城域, 按照中国移动的部署计划, 2013年部署1500块OTU, 2014年将部署超过3000块OTU, 2015年将部署超过6000块OTU。而中国电信此前也已经发布了100G集采的资格预审公告, 开始筹备今年的100G集采事宜, 韦乐平在本届研讨会上透露, 中国电信今年夏天将会开启100G的规模集采, 集采总量将超过中国移动此前的集采规模。国内100G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 给整个100G产业链的发展注入一剂强心剂, 100G系统设备商在积极跟进国内运营商的相关部署, 同时芯片厂商、光器件厂商、测试厂商都对中国市场进行重点跟进。

正如韦乐平所说, “100G产业链已经成熟, 所有元器件和子系统都具备多厂家商用能力, 市场也需要有100G系统支撑, 骨干网将全面转入100G主导时代。”

LTE对100G驱动作用显著

从100G技术层面来看, 韦乐平指出, 相干DP-QPSK使OSNR比调幅改进6dB, 56G的ADC突破使单频100G实现, 软判决前向纠错SD-FEC趋近成熟, 功率余度可望再增1.5d B, 与10G持平。而对于他历次所谈到的100G的成本问题, 他仍然希望100G成本为 (5~6) ×10G成本, 即每比特成本降低40%~50%, 从100G应用初期来看尚有距离, 但可以接受。

由于中国移动已经开始了100G的现网部署, 在100G应用方面也有自己的初步探索。中国移动对于100G的部署更多结合LTE的应用需求, 李晗指出, LTE时期, 城域网中需要引入100G技术, 接入层采用10GE PTN技术, 汇聚侧则需要采用40km 100GE PTN或100G POTN, 核心网中则需要100GE PTN或100G POTN, 随着LTE核心网集中化, 省干也需要引入N×100G技术。而对于应用场景方面, 李晗指出,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网络各个层面均提出100G需求, 在干线, 传输性能需进一步提升, 软判决更有前景;在城域, 需发展低成本、高集成度100G技术, PIC、4×25G非相干、POTN等技术都有应用前景;PTN、C-RAN有40km/10km 100GE传输需求。

另外, 厂商层面对于100G的发展也有较好的预期。上海贝尔光网络能力中心负责人郭中华认为, 100G技术的生命周期较长, 预计将有10年的生命周期, 他呼吁整个产业链能够共同构建良好的100G生态体系。

后100G技术发展渐入正轨

随着骨干网流量的快速增长, 100G的应用在未来几年也有可能出现瓶颈, 业界对于后100G技术的探讨也在不断完善。韦乐平认为, 从后100G技术发展趋势来看, QAM是主要技术选择, 需要采取多种技术对策。包括灵活速率适配转发器、灵活格栅超级通路ROADM、宽带低噪声光纤放大器、新一代光纤。

各主流厂商对于400G技术的研究也在不断跟进, 包括华为、阿尔卡特朗讯、中兴、烽火等厂商都在对后100G技术积极跟进, 与此同时, 目前也有400G/1T的实验网、现网试点, 甚至商用案例。如阿尔卡特朗讯已经在北美构建了首个商用400G传送网。

结合中国移动的应用需求, 李晗也提出, 100G OTN时代需要引入ASON功能, 提高传送网资源保护效率, SDN助力后100G时代。100G时代, ASON进入实际部署, SDN目前仍不成熟, 可以考虑ASON向SDN的演进。后100G时代, SDN有望服务于400G/1T时代, 采用灵活格栅、光模块速率/码型可调、物理层可动态配置。

“未来网络中的业务模式将主要是视频业务, 占据60%以上, 其中网络视频占据主导, 而IPTV、网络电视和移动网流量对骨干网影响较小。移动互联网的流量增速是固网的2倍, 但进入骨干网的很小, 城域局部热点可能超过固网, 甚至拥塞。而骨干网的潜在流量中, LTE和云计算占据主导, 其中前者主要影响城域网。”

本土需求规模论文 篇7

而今, 采用大规模定制模式的企业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它们大都生产工艺过程以及供应链环节复杂, 对于企业的需求预测来说, 相应地也变得复杂。而且针对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大批量生产方式与定制生产方式相结合的特点, 大规模定制模式下的企业应该是在某些环节采用大批量生产方式, 而在另一些环节应用定制生产的方式的。因此并不是单单的适用预测模型和单一的预测方法就可以对其进行预测。本文就是针对这一问题初步探讨如何针对大规模定制的特点系统的应用需求预测方法, 研究如何进行预测需求确定与预测数据选择。

二、大规模定制模式下企业需求预测预测需求确定与预测数据选择

供应链的驱动模式一般分为两类:生产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生产推动型供应链中产品生产是根据市场预测和企业计划来进行的, 表现为按库存生产。需求拉动型供应链是指供应链中的产品的生产是根据客户定单来进行的, 表现为按定单生产。在大规模定制模式中, 供应链是以需求拉动为主、推拉相结合的供应链。

在大规模定制供应链中存在着客户定单分离点 (decoupling point) 。在该分离点之前, 供应链的驱动模式为生产推动型的, 而在该分离点之后, 供应链的驱动模式变为定单拉动型。随着个性化需求发生在设计、制造、装配、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的环节不同, 客户定单分离点在大规模定制供应链中的位置各不相同。

针对不同客户定单分离点的驱动模型, 预测需求不同, 具体实施的需求预测不同, 实现预测所选择的预测数据不同。根据不同的客户定单分离点所在的位置将具体实施的预测需求分为两部分:客户定单分离点前的预测对象, 驱动模式为生产推动型的。采用按库存生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 故只需对需求对象做长期、中期、短期的需求总量预测, 预测数据采用历史数据。客户定单分离点之后的预测对象, 驱动模式变为定单拉动型。采用的是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 故除了做需求总量预测之外, 还要求对产品做需求变化结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预测数据采用定单数据。根据不同的大规模定制的实现策略、不同的模块、参数对定单数据进行定量处理, 选择预测方法进行预测。以此从需求预测的角度研究大规模定制模式下产品需求的变化趋势及变化程度, 从而能够进行参数、模块的调整。

三、示例

对于个性化需求发生在装配环节的产品来说, 其分离点在装配环节处, 则可构建以装配为分离点的供应链模型。图1表示的是以装配为分离点的供应链模型及预测需求确定与预测数据选择。图1

四、小结与展望

(一) 小结

本文参考了供应链的驱动模型——生产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理论, 引进大规模定制供应链中客户定单分离点的概念, 不同客户定单分离点的驱动模型, 预测需求不同, 具体实施的需求预测不同, 实现预测所选择的预测数据不同。

(二) 展望

当今面向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的特点, 研究大规模定制模式下的企业需求预测方法还非常的少, 需要研究及攻克的课题技术难关还很多。

如:1、针对不同客户定单分离点的驱动模型, 进行大规模定制模式下企业供应链模型的研究。

2、针对不同需求对象包括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等生产过程的特点, 定制的环节不同, 设计适用的需求预测方法。

3、进行具体的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变化结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的需求预测方法的研究。

4、也可以探讨一般的需求预测方法与需求变化预测方法之间的联系

5、针对一个实际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的企业进行系统的需求预测研究。

6、将大规模定制模式下需求预测方法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企业运营管理的其他重要环节, 如库存管理, 生产计划管理等。

参考文献

[1]、邵晓峰, 黄培清, 季建华.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的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1, 6 (2) :13-17.

[2]、Bonney M C, Zhang Z, Hed M A, et al.Are Push and Pull Systems Really so Different?[J]. 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1999, 59: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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