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考核机制

政绩考核机制（精选8篇）

政绩考核机制 篇1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 绝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经济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 它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发展质量的提升, 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的提出, 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主动适应新常态, 进而引领新常态, 就必须真正树立起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政绩观。而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是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

一、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

1. 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需要放下对经济增速的纠结。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 甩掉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包袱, 清除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障碍, 突破GDP增长高于一切、财政预算必须连年递增的思维定势, 自觉尊重发展规律, 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在经济指标上, 不再层层加压紧逼, 不搞“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走出政府推动型经济的误区。新常态下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就不仅要看GDP增长的速度和规模, 而且要看社会、人文、环境指标的变化;不仅要看短期的效益和暂时的辉煌, 更要看长远的利益和后续的发展, 认清这一问题, 将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为党和人民建立功业, 创造出属于党和人民的、属于国家和未来发展的真正的政绩。

2. 正确的政绩观实践并保证着科学的发展观

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 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 缺乏正确的政绩观, 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的发展观, 进而使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成为空想。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高尚的目的性, 其核心是“勤政为民, 求真务实”。长期以来, 我们评价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 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 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这一评价标准下, 许多地方领导急功近利, 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大搞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乱上项目, 滥铺摊子, 低水平重复建设;或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 忽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其他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或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 忽视、放弃, 甚至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等等 (1) 。

二、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的主要弊端

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实际上是以GDP指标为核心内容、以GDP论英雄的一种制度。这种政绩考核制度, 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相比,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评价机制上, 都不够全面、不够科学, 存在严重的弊端。

1. 考核标准有失偏颇

只重视经济指标, 不重视人文、资源和环境指标, 反映了传统的工业化发展理念。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 (包括产品和劳务) 的最终成果,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主要功能是反映经济增长率, 并不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 也不计算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成本 (2) 。因此, 这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 却看不出其背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 甚至某些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也能增加GDP。与国民经济GDP核算制度相适应, 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评价领导干部政绩的标准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在我们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中, “能”和“绩”的指标被简单地量化为GDP这一经济硬指标, 而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则成为无足轻重的“软指标”, “德”和“勤”则流于形式。这种干部政绩考核标准, 实际上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的发展理念, 在实践中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严重相悖。

2. 干部政绩考核评价过于纠结经济增速已不适应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考核标准的偏颇, 使干部政绩考核在实际评价中以GDP论英雄和唯GDP是从大行其道。为了追求GDP的增长, 一些领导干部出于自身政绩或局部利益的需要, 对中央政策或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或不惜违背经济规律, 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 或将GDP指标层层分解到各个单位和部门, 寅吃卯粮、杀鸡取卵、劳民伤财, 或在数字上弄虚作假, 瞒上欺下;一些领导干部甚至纵容一些企业“先污染, 再治理”, 为其充当保护伞。如此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追求GDP增长, 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产能过剩、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

3. 考核渠道过窄, 监督不力, 进一步放大和强化了现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

在关系领导干部荣辱升迁的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 上级与下级的政绩指数互为依赖, 加上自利动机的驱使, 使得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常常出现“五多五少”的现象:一是对显性政绩考核多, 对隐性政绩考核少;二是对班子集体考核多, 对班子成员约束少;三是定性考核多, 定量考核少;四是注重下级数据报表和自我评价多, 采纳社会评价少;五是上级对下级表扬得多, 提出改进意见得少 (3) 。考核渠道过窄, 监督不力, 进一步放大和强化了现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

三、建立适应新常态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对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 并不是简单地抛弃GDP指标, 而是要把它摆在合适的位置上, 不唯GDP论英雄不等于不要GDP。经济调速不可失速, 增速换挡不等于不发展。

1. 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

考核评价标准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核心。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就要建立一整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引导各级干部创造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群众检验、历史检验的工作实绩。

(1) 从偏重经济建设考核向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考核转变。在核心指标中, 可适当加大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等类别的权重, 缩小经济发展类指标的比重。设置诸如“社会保障水平”、“劳动力就业水平”、“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公益性文化设施达标率”、“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等指标 (4) 。这样就使考核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考核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考核的导向进一步明晰, 把考核的侧重点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 以此引导各级干部进一步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2) 从偏重GDP考核向注重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民生指标考核转变。一方面, 淡化GDP考核。其一, 可以只设置相对指标, 不设总量指标。设置“人均GDP”这一指标, 只考核相对指标, GDP的总量及增幅不再列入考核范围。其二, 调整考核权重, 降低考核分量。把“人均GDP”这一指标的权重调低, 使其成为非核心指标。其三, 注重发展质量, 强化反向制约。把“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一些体现发展质量的指标列入考核范围, 促进各级干部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 强化民生指标考核。可以将生活质量类别的指标列入考核体系。将涉及“城乡居民收入”、“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食品安全”等事关民生的重点领域列入考核范畴并加大权重。以此引导各级干部更加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 从偏重短期效应的考核向注重长期效应的考核转变。一是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设置“万元GDP能耗”“工业集中区亩均土地产出”等指标, 并加大其考核权重, 促进各级干部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加注重集约发展、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突出科技创新主动力。增加对科技创新的考核, 诸如设置“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重”等与自主创新、科技创业有关的指标[5]。三是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强化环境保护指标的考核, 通过设置“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完成率”、“绿化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等指标, 引导各级干部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贯穿于发展全过程,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

3. 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方法

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 端正的态度, 可以使考核结果更具有可信性。

(1) 从偏重以领导评价为主的考核向注重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转变。在重视上级部门和分管领导意见的同时, 注重群众的参与, 让广大群众知道各级干部在干什么、怎么干、干得怎么样, 特别是对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的考核, 做到不以工作总结代替老百姓的直观感受, 不以统计数据代替实际发展水平, 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

(2) 从偏重职能部门的考核向注重职能部门考核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转变。考核由职能部门负责, 但考核结果不能仅靠部门产生。可以从以部门考核为主向部门考核与社会评价相结合转变, 重数字不唯数字、重结果又重过程、重部门考核也重社会评价。一是扩大统计数据的社会采集面。对“居民收入”、“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等生活质量类、社会发展类指标增加监测点, 扩大覆盖面, 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5) 。二是对考核过程进行公示。主动通过新闻媒体每季度向社会公布进展情况, 把考核从事后看结果向事中抓落实拓展, 同时根据社会的反响和评价, 动态地修正工作推进的进度、力度和方式方法。三是开展社会评议活动。开展政风评议活动,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机关作风进行评议, 评议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市公布。努力把考核的触角渗透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延伸到社会各界的评议中。

摘要：经济发展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后劲。打造一个有利于转型跨越发展的经济发展环境,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新常态,政绩观,政绩考核机制

注释

11 冯秋婷.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139.

22 洪向华.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67.

33 毛健.科技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98.

44 郑家昊.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87.

55 周亚荣.政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153.

政绩考核机制 篇2

2014年11月

政绩考核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起着导向作用。中共十七大以来，在政绩考核机制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了改进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立正确的考核导向，使考核由单纯比经济总量、比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发展观念，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因此，大力加强和改进政绩考核工作，努力形成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组织保证和持久动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现行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组织人事部门在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从制度化、规范化正在向科学化、民主化迈进。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现行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一）目标定位有偏差

政绩考核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被考核干部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政绩明确方向，提供动力，并通过干部个人的努力促进班子整体政绩的提升。而目前的政绩考核是以考核为主要形式，考核的目的也不同程度的局限于考核等次的评定，考核结果对干部的激励和班子整体政绩的提高作用不明显。

（二）考核指标不完善

科学合理地确定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的首要环节。现行考核指标体系中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核指标过多，重点不够突出。中央明确要求要规范和简化各类工作考核，省、市均对考核指标进行了规范和精简，但考核指标过多现象还存在。以省对县委书记定量考核指标为例，定量考核所列指标共8项，但综合性指标就占5项，其中“县域经济发展评价结果”这一综合指标就包含33项具体指标，考重点不够突出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根治；二是经济任务考核还是重头戏。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逐渐打破以GDP来论英雄的考核导向，但是经济任务在政绩考核中应占多大比例不易把握。从省、市和各地制定的考核指标体系来看，相比其他考核指标所占权重，经济任务考核还是重头戏；三是还没能做到量体裁衣。在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方面，大都采取了分类设置指标，不同类别被考核单位的具体考核指标差别不大，差别重点体现在权重的分配上。这种指标的设置较以往的大统一考核有了进步，但是精准化程度还不高。同一类别被考核单位中也存在个体差异，如何量体裁衣，精准定位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三）考核方法不尽科学

目前政绩考核通常是年底一次性的集中考核，部分地方开展季度或半年考核，基本也是停留在查资料、看汇报的层面，缺乏对平时绩效完成情况的监督、考核，使得年终考核缺乏有力依据；另，因年底考核一般安排的时间比较紧张，考核方法偏重于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查阅资料等，考核组对考核对象的了解缺乏深度和立体感。同时，对工作计划以外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如何考核也缺乏有效的办法。

（四）重班子轻干部现象明显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中规定，“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目前政绩考核中针对领导班子均有相对完备的考核机制，而具体到领导干部个人，一是针对干部个人的考核目标和标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详细的考评调查过程，一般只在考评领导班子时一带而过，领导干部个人综合考评过程笼统；二是主要领导干部与领导班子实绩联系比较紧，缺少针对主要领导干部个人的考评，客观上存在着不管单位主要领导工作基础、主观努力、思想品质和廉洁自律制度等情况如何，只要单位成绩突出，则主要领导干部个人成绩就大、能力就强的问题。对工作基础较差的单位，则较难客观公正评价其工作成绩；三是一些潜规则仍有一定的作用，评优奖励时论资排辈、轮流坐桩的问题还存在，或者为了某种目的，照顾一些人，使考评结果不够真实。

（五）民主考核机制不够完善

中央《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省委《创新和完善干部目标综合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要求，“创新完善民意调查机制，着力破解‘民意失真失实’的问题”。各地对推动考核民主化程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就考核现状来看，民主测评还是民主化程度体现的重要途径，虽然部分地方将公示政绩、民意调查等纳入考核方式，但都是尝试性开展，并没有形成完备的机制，调动干部群众参与考核积极性，反映民声的途径均不完善。

（六）考核结果运用机制不健全

在实际操作中，普遍存在对考核结果的分析、使用与个人工作的改进相脱节，特别是与干部的选拔任用相脱节，考核成为无关痛痒的形式。领导干部选任时一般要求考核为称职即行，考核为优秀的，并无特殊作用。对考核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等次的除在不计算为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外，并无其他配套整改机制。而实际上，除非受到较严重的党政纪处分，评为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情况很少。

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的思考(一)完善考核内容是核心 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对整个政绩考核工作至关重要。中组部《关于改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通知》为我们构建科学的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指明了方向，具体到实践操作层面应做到四个注重：

1、注重全面性。在考核内容和标准的设置上，要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到坚持以人为本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来，从注重短期发展转到促进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上来。近年来，磁县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连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将民生项目推进情况、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促进了城乡面貌改观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赢得了全社会广泛好评。

2、注重针对性。在考核内容的设置上，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要充分兼顾到不同地区、不同类别、不同行业、不同基础条件进行差异化考核。近年来，磁县在对各乡局领导班子的考核中，将乡镇按照产业布局和发展定位，县直单位按工作职能差异进行分类考核，突出了针对性，保证了准确性科学性。

3、注重可操作性。考核内容应易懂，操作程序简便易行。磁县的具体做法是，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那些确实难以量化的目标，在完成标准和时限上要提出明确要求；对没有具体指标但又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要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把抽象的变为具体的，努力做到定量精当，定性准确。

4、注重灵活性。处于创新的时代，适应科学发展要求，鼓励各乡镇各部门根据形势发展，因地制宜增设自定考核项目，激发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磁县在考核办法中明确规定，考核实行双向激励，对创新性开展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在考核结果中进行加分，对因工作失误造成影响的在考核结果中进行扣分，激励广大干部既要干成事，又要不出事。

（二）优化考核方式是途径

1、平时考核。由一次性考核向经常性考核转变。考核不仅要重视结果，更重视对过程的考核，对过程的考核是对结果的保障，也是对结果的核实和印证，是防止结果弄虚作假，成绩“注水”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切实改变单一年底突击式考核评价方式，强化经常性考核。近些年来，磁县利用网络化信息技术手段，坚持实行“月结季考”对重点工作分阶段定目标，将考核贯彻于整个工作过程，始终强化经常性考核，定期检查督促通报，确保考核结果的真实准确，产生了良好效果。

2、扩大民主。领导干部创造实绩的过程是一个组织群众、投身实践的复杂过程。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领导干部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活动范围以及工作实绩形成的过程，无不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群众在与领导干部的接触中，能够听其言、知其事、感其情、观其效，最有发言权。因此，考核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实绩考核结果应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最终目标，贯彻落实好干部群众在实绩考核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选择权。近些年来，磁县将工作实绩晾晒作为接受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促进工作质量提升和工作作风好转的举措，并委托县统计局民调中心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工作，考核评价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依靠群众的参与，保证考评的真实准确和科学。

3、综合评价。对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实绩的全方位民主评议和组织考核后，对获得的实绩情况用科学发展的标准进行通盘考虑、综合分析，力求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实绩做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近年来，磁县实行考核结果横向比对、纵向分析、常委会综合研判等举措，考核等次的最终确定建立在综合评价基础之上，因此，社会公信度也高。

（三）结果运用是保障

1、要把实绩考核结果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严格的奖优罚劣是体现考核权威和调动考核对象主动性、积极性的有效举措。对实绩突出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予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在评先创优、职称评定、职务评聘方面优先考虑。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能够带领干部群众科学发展、实绩突出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得到褒奖，使违背科学发展、工作实绩较差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予以惩罚，激发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要把实绩考核结果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自身建设的重要依据。为了把领导班子建设成科学发展意识强、科学发展能力高、科学发展作风实、科学发展效果好的班子，把领导干部培养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要及时地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要按照科学观的要求，帮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总结经验，分析原因，制定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对干部政绩考核的一些思考 篇3

关键词：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评价办法

政绩是领导干部德才素质在实践中的综合反映, 是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贡献。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干部政绩考核工作, 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绩考核理论和体系, 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干部, 他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现行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干部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要解决当前干部考核体系中的问题, 应该从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设立多元评价主体等几个途径来完善考核领导干部的科学体系。

一、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党政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工作朝着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向逐渐步入规范化的轨道, 干部队伍建设成绩斐然。然而,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目前我国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 政绩考核体系缺乏系统性。主要表现:一是已出台的若干考核规定和办法, 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没有以政绩考核为中心紧密配合, 从而形成一个系统, 发挥整体合力。二是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考核内容虽涵盖“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 但指标过粗, 比较笼统, 没有明确评判标准。造成了现实中的政绩考核重经济指标, 轻其他指标。三是政绩考核评价的方法、手段还相对单一, 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作为保障, 考核程序没有规范化, 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 政绩考核过程缺乏连续性。现有的政绩考核评价主要集中在严把“入口关”上, 对提拔使用高度重视, 但对在职干部任期内政绩的考核相对薄弱。尤其是长期以来, 组织部门存在着“不换届不考察、不提拔不考察、不调整不考察”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这种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直接导致的结果是, 到了换届、提拔、调整时突击考察, 缺乏对考察对象深入细致的了解, 难免会出现把考核对象的近期工作成绩作为考核依据的“近因效应”, 以及因考核对象某一时的言行而产生的“晕轮效应”。

(三) 政绩考核方式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政绩考核办法和标准规定的过于原则, 弹性太大, 随意性较强, 有的考核项目粗而不细, 考核者很难把握, 考核过程的主观性较强, 考核结果难以做到客观、准确。比如, 提出“既要重视民主推荐结果, 又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 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尺度;比如, 组织协调能力强否没有明确地标准;工作成绩“好”、“较好”和“一般”的标准无法确定。

(四) 政绩考核结果缺乏可比较性。对显绩与潜绩、真绩与败绩的认定比较困难, 难以区分班子政绩与个人政绩、前任政绩与后任政绩, 不能对取得政绩的过程、成本和环境进行客观的分析。不同人的考核结果之间很难进行客观、准确的比较, 得不出上下优劣的评价。直接表现就是干部材料千篇一律, 难以体现差异。

(五) 考核结果运用缺乏科学性。有的地方没有看政绩用干部, 而是搞平衡、搞照顾, 考核与使用脱节。有的地方虽然强调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 但对实绩突出的应给予什么样的奖励, 实绩一般和较差的应如何鞭策和处理, 缺乏统一的尺度和具体的硬性措施, 使考核结果的运用缺乏科学性。

二、当前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难点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作, 其之所以困难, 有着深层次的, 通常不为人所关注的基于党政干部工作特点的原因。在实际的工作中, 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

(一) 领导干部的隐性政绩难以考核。

由于领导干部的工作大多属于团队工作的范畴, 而团队工作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从集体政绩中分离个人政绩的困难。同时, 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当地的长远发展, 注重基础投入和项目的引进, 在任时没有受益, 但是离任后, 逐渐地显示出效益, 这正是所谓的“隐性政绩”, 然而当时考核却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政绩。说他隐性政绩有多大, 很难确定, 也很难考核。

(二) 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难把握。

有的领导干部在短期内为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 违背科学的发展观, 急功近利, 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这种情况说起来容易, 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把握。

三、进一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的几点思考

(一) 健全考核内容, 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 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经济发展涉及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经济发展的结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发展要重点针对当前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内容。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政治文明建设要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其次, 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既要根据区域特点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标准, 更要将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统一化、规范化。同时, 还需要考虑到其操作性和经济性, 对政绩成本进行分析, 不仅要看取得的政绩, 而且要看创造政绩的目的和为谁创造政绩, 并对为取得政绩所付出的投入和代价进行计量和对比。第一是政绩的经济成本。政绩的经济成本应该和取得的政绩成反比。第二是社会成本。我们应该遵循效益优先原则, 通过效益看成本。第三是资源和环境成本。只有将资源和环境纳入政绩成本分析中, 才能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对资源和环境负责, 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第四是民生成本。将民生成本引入政绩成本的分析之中, 可以提高党政领导干部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 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 探索社会公众评价机制, 设立多元评价主体。

一是针对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作为单一政绩考核主体产生的封闭式的“官考官”的考核机制, 应该设立多元考核主体, 实行上级组织、民众和中介机构这三个考核主体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进行考核。二是人民群众与上级组织、广大干部对被考核对象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他们与被考核的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很少存在私利纠葛、派系纽带、情感倾向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更加关心的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问题。在现实中, 民生问题解决的好, 人民群众对创造这些隐性政绩的党政领导干部的评价就会高, 反之则低。因此, 将民众纳入政绩考核的主体, 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主义、弄虚作假。三是将中介机构作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体之一, 是指中介机构秉承公正、公平、严谨、专业的宗旨, 使用一系列科学、有效的考核方法, 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进行认真、规范的审查和检测。中介机构与政绩的创造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因此, 与上级组织和民众两个考核主体比较而言, 身份更加简单, 方法更加科学, 态度更加端正, 考核结果也更具有可信性。

(三) 以动态考核为主, 把动态考核与静态考核相结合。

动态考核是指跟踪式和阶段式的考核, 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进行考察;静态考核是指年终考核, 是对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工作成果进行考核。首先, 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的本意就是要考察干部工作能力的强弱和投入工作的努力程度的大小。决定领导干部工作成果的因素无非两个:一是主观因素, 即本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二是客观因素, 即工作环境、工作基础、工作条件等。客观因素是领导干部个人无法控制的, 由此带来的政绩与干部本人无关, 考核必须把政绩的客观因素分离出去, 从而界定干部主观因素形成的政绩。其次, 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是决定工作成果的重要因素, 也可以作为衡量工作成果的重要指标。不同党政机关的工作性质是不同的, 其工作成果难以比较, 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所投入的能力和努力是可以比较的。再者, 在考察干部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的基础上, 还必须同时重视对干部工作成果的考核。它是干部政绩的一项直接衡量指标, 是对过程考核的重要补充。对工作成果的考核有利于督促干部提高工作水平和投入, 消除道德风险, 减少渎职等重大工作失误。

(四) 以定性考核为主, 坚持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

定性考核是从本质上、总体上对领导干部是否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带领群众发展市场经济和致富达小康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是否遵纪守法、廉洁勤政等进行的判定和把握。有了定性考核结论, 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量的考核。定量考核是采用直观的、具体的量化方式, 对领导干部的政绩从量的角度更为准确、详细地进行考核。政绩考核主要涉及对考察对象工作能力、工作努力和工作成果进行“质”的判断和评价, 因而必须以定性考核为主。但是, 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和量, 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同样, 领导干部的政绩既有确定的质的规定性, 又具有具体而鲜明的量的表现形态。同时定性考核存在精确性和可操作性较差的问题, 而定量考核方法却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所以, 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 必须采取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五) 建立健全政绩考核的保障机制, 充分运用政绩考核结果。

一是建立政绩治假、防假机制, 防止出现“印象政绩”、“虚假政绩”。二是建立民主公开的政绩考核机制。建立健全政绩考核预告制、政绩公示制、政绩公议制、民主测评制、政绩考核结果反馈制、政绩考核申诉制, 增强政绩考核的透明度。同时, 要引进社会中介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等社会评价系统, 从第三者的角度对政绩进行评价和监督。三是建立政绩考核的技术支持机制。四是建立政绩考核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政绩考核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明确在政绩考核工作中考核主体、客体及各方当事人的职责、权限、义务、纪律等。五是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要把政绩考核的结果作为干部升降奖惩和教育培训的重要依据, 更好地发挥政绩考核的激励、约束作用和用人导向作用。特别要处理好看政绩用干部和凭德才用干部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成栋.积极探索推进党政机关政绩考核工作.党政干部之友, 2006, 2

[2].李卫东.浅谈干部政绩考核的几个问题

[3].毕力夫.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几点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7, 1

2011政绩考核 篇4

情况工作汇报

今年以来，我区安全生产工作在区工委、管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安监局的直接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以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整治为重点，紧紧围绕“减少一般事故，扼制较大事故，坚决杜绝重大事故”的工作目标，在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事故隐患整改、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以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一、承担市、区下达指标及自定指标完成情况

（一）今年全区无一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数量在市下达的控制指标之内。2011年通过我局全体工作人员和区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安全生产工作效果显著，得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认可。

（二）深入贯彻实施《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工作。今年，于9月8日、9日开展2011年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重点做好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规模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培训各类人员200余人，使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全区高危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100%。

（三）加强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的整改与监控工作。建立、健全重特大事故隐患登记、报告、整改和销案制度，为加强重大危险源监控和安全预警提供基础，各类重特大事故隐患整改率为100％。

（四）以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年”为工作重心，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整顿和规范安全生产秩序，确保整顿工作取得实效。2011年对全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00余次，排查事故隐患300余处，其中无重特大事故隐患，签发整改指令书54份，停产停业整顿企业19家，事故隐患整改率达到100%。对高危企业中直管矿山企业和危化企业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检查，非直管建筑行业每月至少一次。

（五）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中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指标，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工作。年初组织考核组采取听取工作汇报、查看档案和座谈的形式对去年签订责任状的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区属企业进行了认真考核，对各单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将考核结果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通报。

（六）突出重点，综合整治，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区实际，组织开展经常性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对排查出的重大特大事故隐患，及时制定整改计划并督查整改。2011，全区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七）消防安全为我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2011在我局与消防大队的共同努力下，全区未发生火灾事故。

（八）我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任务，按照区工委、管委要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招商引资小组，使工作落实到位。

二、部门主要业务工作

（一）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责任，注重执法程序，确保每一起事故和隐患的查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得当、程序规范。

（二）围绕重要时期、关键部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以检查和整治促稳定，不间断地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国庆安保”等专项检查活动和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积极发挥安全生产执法监察队伍的作用，对排查出的重大特大事故隐患，及时制定整改计划并督查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根据《安全生产法》和《锦州市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试行办法》要求，建立了责任落实制度和企业事故抢险保证金制度。通过对高危行业存储风险抵押金的宣传和落实，使全区高危生产经营单位风险抵押金缴纳率达100%。

（四）加强重点监控企业和重大危险源的监控。一是认真开展重大危险源普查登记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区重大危险源的底数，为强化监管奠定了基础。同时，将辖区内规模以上企业的安全生产相关资料全部录入微机建立了档案，进行动态监管，有效改善了重点领域的安全状况。二是建立完善了综合应急救援预案和危化、非煤等专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今年，分别组织锦州万友机械部件有限公司、锦州华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东方国际集装箱（锦州）有限公司和锦州市燃气总公司天桥液化气站等四家企业开展了作业场所消防火灾应急救援和疏散逃生演练，使参与演练的400余名企业员工学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以及掌握逃生的本领，增强了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组织笔架山小学的36个班级、1700余名师生开展地震、火灾应急处臵和逃生自救疏散演练，切实提高了学校防范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组织开展了以“安全责任、重在落实”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安康杯”

竞赛系列活动。以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围绕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年”的总体部署，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传安全文化，全面推进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活动日当天，共设立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栏30多个，发放传单3000余份、悬挂张贴各类安全生产宣传横幅和标语500余条。

(六)完善监管体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一是加强对安全监管人员的理论业务学习，努力掌握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提高调研分析能力、事前防范能力、突发应对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今年，我局先后派出多名局内安全监管人员参加省、市举办的专题业务培训，通过学习提高了监管人员的行政执法能力。二是强化监管人员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推动工作落实。

（七）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积极组织开展事故调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八）2011年，努力减少一般事故，遏制较大事故，杜绝重大、特别重大事故，全区未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九）进一步加大“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宣传力

度，鼓励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安全生产举报工作，深入开展“12350”宣传月活动。积极协助信访、政法等部门做好群众上访、社会稳定等工作。今年，安全生产领域未发生一起群众上访事件。

三、2011年党建工作

今年以来，在区工委的领导和区工委组织部的指导下，我局党建工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紧贴安监工作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建设，紧紧围绕创建 “学习型机关”活动，不断强化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了新的提高。

2011年局党支部共召开党支部党员大会4次、党支部委员会4次、党小组会6次，举行党课学习4次，召开支部组织生活会1次、基层组织民主生活会1次。

（一）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坚持把学习作为提高干部职工素质的重要手段，班子成员带头学习，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组织讨论等形式，认真组织学习新党章、十七届五中会议精神及国家、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并有针对性地对党员干部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使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正确地领会精神实质，同时，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工作管理水平。

（二）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局党支部把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具体工作中做到了“四个结合”，使我局全体党员干部增强党建工作生机和活力，一是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学习《廉政准则》结合起来，使“创先争优”活动能落到实处。二是把“创争”活动与党员干部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的党组织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强党员学习管理，通过利用宣传栏等工作空间和渠道，搭建党员学习交流的有效平台。三是“创先争优”活动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四是把“创先争优”活动与我局实际结合起来。我局坚持党员带头作用，以点带面，以党支部为中心，带动全体同志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三）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形成整体合力。一是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策，特别是业务分工问题一律由局党支部会讨论决定；二是加强工作沟通，班子成员相互交流各自分管工作开展情况，使党政班子成员全面了解全局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有利于班子成员的工作沟通和配合协调；三是加强思想交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定期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通过民主生活会以及班子成员之间谈心活动，交流思想，相互勉励，共同促进。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班子各成员在抓好分管工作的基础上，对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负起责任，按照一岗双责的

要求，结合我局安监工作实际情况，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本局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是局党支部逢会必谈廉政建设，要求局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杜绝职务犯罪，重点在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机制和反腐倡廉教育机制上。

四、存在的不足

在回顾过去，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和克服。主要表现在：

一是全民的安全意识不够强。违章操作，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突出表现在无证驾驶、超速、超载等方面，部分群众对农用车非法载客的危险性认识模糊，农用车非法载客屡禁不止。特别是由于区内路况的改善，行车速度加快，老百姓安全意识跟不上，时有事故发生。二是企业安全主体责任难落实。部分企业普遍存在重效益、轻安全的倾向，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齐，安全培训不到位，安全投入不够，安全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安全设施不规范，导致安全基础工作薄弱，各类安全隐患比较突出。

三是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竣。主要表现在安全隐患多，整改难度大，安全生产事故仍处于多发态势，安全工作压力很大。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考核干部既看政绩也看债务 篇5

记者发现, 现在许多表面上“日子红红火火”, 城市面貌一日千里的地方, 实际上政府却债务累累。这些债务包括非银行机构融资、工程欠款、非工程类财政欠款、政府所属机构和事业单位欠款, 甚至还包括为企业发行证券所作担保等。在这些债务中, 城市建设欠债、借款往往占有相当比重。当然, 不能简单说城建欠款都是不合适的, 但也确有个别官员, 为追求“政绩”, 不顾当地实际经济承受能力, 一味追求城建“大手笔”, 从而造成政府巨额债务。

近日有媒体报道,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 任三门峡市市委书记期间透支三门峡市15年财政资金搞城市建设;在任洛阳市市委书记期间大规模举债建设洛南新区, 有人说他把洛阳市10年的钱都花完了。孙善武在任期内举债大搞城建的结果是, 自己被提拔重用, 官运亨通, 老百姓看到路宽了、楼高了、绿地多了、城市美了而对其大加夸奖, 甚至当孙善武由于经济问题被“双规”, 部分群众对他不但恨不起来, 反而表示“理解和支持”。报道称之为“耐人寻味的孙善武”。

在如今并不少见的“孙善武现象”中, 老百姓之所以认为自己在城建“大跃进”中得到实惠, 认为孙善武之流官员有魄力有能力有水平, 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府为此欠了多少债, 借了多少款, 更不知道当“孙善武之流”升官离任后, 后任干部面临的是一个多么难以填堵的债务“窟窿”。

如何遏制这种现象?采访中, 许多人建议各级政府每年应向同级人代会公布债务, 考核干部应将其“政绩”和债务一同考虑。

政绩考核体系将更重幸福感 篇6

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工作日前已完成, 如何让天更蓝, 水更清, 出行更便捷, 食品更放心, 看病更容易, 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是新一届党委的共进, 也成为今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点。

幸福感渐成政府作为风向标

刚吃罢晚饭,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双村村民老刘便提着板凳往村中宗祠走去。“待会儿那边会有布袋戏!”老刘兴奋地说。

苍南县文化局已将村宗祠一楼改建成文化活动室, 内设棋牌室、音乐室等, 同时配备了健身器材、电脑。“村里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聚在这里, 早上跳舞, 晚上下棋。最近我们还请人来演布袋戏哩!”文化活动室的负责人说。

以前, 农村文化阵地缺乏是苍南县政府面对的一大难题。县内宗祠众多, 但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让政府想出了“旧宗祠换新颜”的方法。“以前干完活回家对着电视‘干瞪眼’, 现在能拉着老伴去宗祠看戏, 还能玩电脑呢!”老刘笑道。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曾提出, 解决文化层面的民生问题是建设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包括看病、上学、休闲、娱乐等”。

将文化建设情况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折射出如今政绩考核政策的巨大转变:GDP不再是唯一标准, 百姓幸福感渐成政府作为风向标。

“唯GDP论英雄”行不通

GDP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状况的重要经济指标, 一度变成了各级政府竞相追逐的目标。

安徽省宁国市东临苏浙, 西靠黄山, 依托当地农业和招商引资, 近年来发展迅速。说起家乡的好, 老百姓掰着指头都数不过来。但说到公共交通, 大家却不住摇头。“公交车上没空调, 座位上的海绵垫都‘开了花’。”在外念大学的小朱很无奈。

去年下半年, 市政府启动公交改革工作, 彻底改变公交公司运营模式, 分批购置新车。今年6月, 第一批新车上路。感受着新公交, 小朱直赞, “舒服多了”。

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范柏乃认为, 在不同发展阶段, 政府的核心任务不同。近30年来, 我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美丽’数字背后, 是环境污染重、能源资源利用率低、耕地面积下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伦理下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政绩考核机制 篇7

据报道,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接待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时表示,他更喜欢通过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3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这3个指标,后来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综合成“克强指数”。“克强指数”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一方面反映了时任省委书记李克强的清醒、实在和专业功底,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统计数据失真的程度。

统计数据失真由来已久,久治不愈。大跃进、浮夸风时的数据自不用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多次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98年2月16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坚决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通知》。2002年10月28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用题词提出了对全国统计系统的要求:“不出假数”。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听取对明年经济工作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仍在强调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几十年来,国家、省、市县统计部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整治统计数据虚假浮夸风,但屡禁屡犯。那么统计数据失真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二、现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带来的弊端

我国的统计指标不仅仅用来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用来进行政绩考核评价,是政府“自我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统计区别非常大的地方。评价地区行政领导的工作政绩,最初是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考核,这对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各地陆续增加了反映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考核不断深化与完善,现行考核体系暴露出的问题日显突出。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圈:要监督和考核各级政府,就需要有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数据。这些数据是由该级政府的下属职能部门———统计部门来提供,而对统计部门的管理和考核又是由该级政府来负责。

这个怪圈不仅不合理,在法理上也存在很大缺陷。用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监督和考核政府,使统计部门间接地拥有了监督和考核上一级政府的权力,但法律并没有把这个权力赋予统计部门,更没有保障统计部门行使这个权力的制度,因此地方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统计局虽然一再要求基层统计部门必须做到能抗干扰,但统计数据一旦具备了监督和考核政府的功能,客观上就不能由统计部门独立决定,统计数据的真实与准确性就很难得到保障。这才是统计数据受到干扰、人为造假的本质。

三、对改进和完善现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设想

习总书记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笔者认为按照这一原则要求,摸索一套适合我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考核评价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要把用于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指标与政绩考核指标彻底分开。如前所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指标一旦具有考核和监督政府的功能,便丧失其独立性,不能由统计调查部门独立决定。因此,把经济运行指标和政绩考核指标彻底分开,使经济运行指标保持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府部门、领导干扰,同时维护对政府的考核权和监督权的合法性。

第二,采用间接指标来考核政府的政绩。经济运行指标和政绩考核指标分开后,对于必须进入政绩考核体系的经济指标,可以采用间接指标来考核。采用间接指标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间接指标因考核受到影响,也不会危及反映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指标;而且,很多间接指标不容易受到干扰,比如各大购物网站在各省的网购销售量,如汽车在某地的销售量、保有量等。李克强总理能用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等间接指标来考察GDP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考核体系不能引入间接指标呢?

第三,增加社会公众的评价。发展是为了人民,如果人民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并不认可,即使相关的各项指标再高,也只能说明发展背离了初衷,或者高增长指标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状况非常复杂,任何考核体系也不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发展的方方面面,更不用说发展对环境生态、自然资源、历史遗产的影响,发展中的一些利弊得失,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数量指标能描述和把握的。引入社会公众评价指标,一是可以及时识别发展是否偏离了方向,二是可以检验指标数据是否与社会公众的感受相符,三是公众评价的综合感受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数量指标不能反映的复杂情况。

第四,政绩考核取消排名,采用按不同等次进行考核。任何统计指标、统计数据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误差,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一个误差在5%的指标,如果为了排名硬要算到小数点后一位甚至两位,反而是在人为地制造不公平。事实上,对一个误差5%的指标来说,两地的差距如果在5%以内,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两个地方没有显著差异,可以归为同一个等次。在我们能达到的精确度内,采用分等次的方法看似相对粗糙,其实才是最准确、最公平的。

第五,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方法、新设备获取客观准确的数据。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提供很多的新设备、新方法。比如,向抽中的社会公众发条短信,就可以获取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评价。至于如何解决拥有手机的群体与全体社会公众的差异,则是现代抽样技术业已解决的问题。另外,利用大数据的一些方法,通过分析商场、超市、电商、物流、仓储、快递、网购等行业积聚的海量信息,也可以得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等情况。例如淘宝公布的2013年各省消费额和成交额排名,仅这两个指标数据,就已经清晰地展示了各省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排名。这些数据有很多先天的优势,不受个别人和个别部门的干扰,更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是可行的。

第六,可以考虑在人大设立机构。前面提到,用政府下属部门的数据来监督上级政府,政府下属部门间接地拥有了监督上级政府的权力,这与我国的现行宪法有冲突,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笔者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组织管理体系,即在人大设立一专门机构,按照政府提出的考核体系,用前面提到的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有关数据收集整理后提供给政府和人大代表使用。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人大监督同级和下一级政府,符合宪法的规定,在执行中不致因权责不清引起混乱,也不容易受到干扰。

政绩考核机制 篇8

一、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转型的挑战。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影响, 整个社会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变迁, 具有如下特点:整体价值观向实利化方向发展, 物质需求超越精神需求发展, 经济效益需求超越社会效益需求发展;个体价值取向重于集体价值取向;伦理价值中的克己、忍让、服从走向竞争、平等、法律取向;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化价值取向转变。这种变迁, 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价值取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导致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意愿增强的同时, 还将强化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取向。由于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公民个体之间利益或价值诉求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必将会使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满足全部参与公民价值诉求的难度加大。

(二)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挑战。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最深刻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政治要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必然会涉及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职责和职能等转变, 以前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方法等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情况下必然会随之转变。而这正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前提。在其位谋其政, 地方领导干部的职责任务决定了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工作, 应该创造怎样的政绩。脱离其职位所赋予的权力或者说不按照其职位的要求去创造政绩是不能实现的, 或者说不能很好的创造满足公民需求的政绩。因此, 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不仅会改变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量, 而且也会重新决定领导干部所创造政绩的质。而本来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的政绩考评, 在这种境况下无疑会加大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难度, 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各方面提出新的挑战。

(三) 民主化浪潮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政治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席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被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提出的挑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随着民主思潮的迅速传播, 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得到了各方面的提高。伴随着公民参与意识觉醒的是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考评范围与深度的拓展, 需要更广泛, 更深入的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 而这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复杂性、综合性、某些环节的保密性存在一定冲突, 势必会给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带来一定挑战。二是我国移植西方民主之后, “西方民主的优点与长处显现不充分, 而其弱点与弊端却很鲜明地凸显出来, 如腐败现象、富人民主、权钱交易、行政效率不高等”, 这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紧张, 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会激烈化, 这也不利于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来。

(四) 信息技术发展的挑战。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公民如何获取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真实信息, 及如何加工处理这种信息并做出判断, 是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生命线。如果公民获得的领导干部政绩信息错误或者说获取信息无法用科学的、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处理, 就不能很好的对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评。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融合, 为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平台。但是这也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公民拥有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及经济基础和我国公民的整体素质与经济收入之间存在矛盾。具体说来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高文化水平和高素质的人才, 并且必须的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公民才能积极利用发展的信息技术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来, 而我国的公民整体素质水平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二、创新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公民参与机制的有利条件

机遇和挑战并存, 机遇寓于挑战之中。在一定条件下, 机遇与挑战可以相互转化。如果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创新、民主化浪潮、信息技术发展使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面临严峻挑战的话, 那么这些新环境也将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的创新带来诸多机遇。这些机遇也就是进一步创新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的有利条件。

(一) 提供观念引导。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进行分野与汇流, 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认知, 在中国民众心理不断的积淀, 形成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在其位谋其政”、“枪打出头鸟”等观念。这些观念“强调宗法等级意识、权威主义、人治主义与人情关系, 主张无为、中庸之道与明哲保身”, 造成了人们长期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盲从。有资料显示, 我国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 有着不咨询、不参与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 即使有什么需求和不满, 也只习惯于在下面发发牢骚而已, 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的公民参与行为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我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公民典型的“顺民”思想, 愚民政策的长期实行及现实存在的对公民身份的否认, 导致了我国普通公民对国家事务的超常稳定的冷漠状态。这是我国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现状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公民的社会利益意识觉醒和社会利益个体化取向更加明朗, 个人价值观从“重集体利益”转向“重个人利益”的趋势更加清晰, 通过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 影响政府行为, 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谋求更多利益等诸多个人主体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并且, 由于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袭击, 公民的民主意识增强。加之在通过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实现自我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推动下,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意识进一步加强, 使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良好运行有了主体保障。

(二) 提供政策保障。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需要政府的强力推进, 而政府制定和出台一系列支持和推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的政策, 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的重要保证。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政府一方面必须简政, 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进行职能重新界定和改革, 真正将政府职能转移到培养市场体系、搞好基础建设、从事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来, 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面, 政府必须让市场和社会更多的参与到公共领域, 将自己的权力有条件的更多的转移给社会和市场, 以期更好的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这就必须要求政府不断地培养公民参与意识, 改进公民参与条件, 畅通公民参与渠道。而这些措施正好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所需的政策保障。

(三) 提供法律保障。

根据前文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内涵的界定, 我们知道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是机制创新的重要环节。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在很多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可以参照, 表现为法律缺位, 因此给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主体权益的保护、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具体内容、公民获取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信息的途径、公民参与的渠道等都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这导致公民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权益无法保障, 经济、政治愿望无法落实, 从而要么对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产生冷漠情绪, 要么采取非制度化参与。这都不是实施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之鹄的。而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最基本的精神是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 反对歧视和特权。这不仅需要政府制定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政绩考评相关的法律, 保障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权利, 而且也需要地方政府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执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这就意味着, 政府在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趋势将会受到法律限制, 公民与政府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将有法律加以改善;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也有法律加以协调, 真正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地位与途径提供法律保障”, 推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

(四) 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离不开对领导干部政绩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挑战。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一是可以降低政府发布领导干部政绩信息及政绩考评信息的成本, 让政府花费较少的资源将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信息客观、全面、公正、便捷、迅速的传递给公民。并且, 借助信息技术有利于政府制定领导干部政绩考评规划、高效处理公民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信息和及时的发布公民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结果信息等。二是有利于公民准确、有效的收集信息及凭借自己拥有的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信息进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因为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让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信息丰富起来, 而且使公民获得领导干部政绩信息的渠道、途径、方式方法也多样化起来。并且利用信息技术不仅可以节约公民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时间, 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民为获取和处理领导干部政绩的经济成本。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能让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知识“得到极大普及……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知识的传递和使用变得十分便捷, 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参与主体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所以信息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在信息时代成为可能。

摘要：社会转型、政府管理创新、民主浪潮的澎湃卷起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给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带来了挑战。但机遇和挑战并存, 机遇寓于挑战之中,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面临的新环境, 也必将为其创新带来良好的机遇。

关键词：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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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仕廷.“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当代启示[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2,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