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齿苋ω-3脂肪酸(共7篇)
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1
HIRI严重影响肝移植术后肝脏功能, 在此过程中, 炎性介质通过中性粒细胞对肝脏起到破坏作用[1,2]。核因子NF-κB在HIRI的发展过程中, 对一些促炎性因子基因的表达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3], NF-κB的过度表达, 会诱发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 如何减轻HIRI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ω-3多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肠外营养制剂, 有抑制炎症和调节免疫的作用, 目前已有大量动物实验研究表明ω-3 PUFAs具有以下作用: (1) 抑制过度炎性反应、调控炎性反应的作用; (2) 免疫调节作用; (3) 对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资料与方法
健康Sprague-Dawley (SD) 大鼠60只, 体重210~250 g, 取自苏州某实验中心。
研究方法:将60只大鼠随机分为S组、HIRI组及ω组, 每组20只, 腹腔内注射3%戊巴比妥钠30 mg/kg, 上腹部正中切口, 显露肝脏, 分离肝十二指肠韧带, 假手术组术中只牵拉分离肝十二指肠韧带, 不阻断肝脏血流, HIRI组在肝脏缺血前10 min经下腔静脉注入生理盐水4 m L/kg, 无损伤血管夹阻断通往大鼠肝左、中叶的血管, 造成肝实质70%缺血。60 min后祛除血管夹复流, ω组肝脏缺血前10 min经下腔静脉注入生理盐水2 m L/kg+ω-3 PUFAs 2m L/kg, 其余操作同HIRI组。恢复血流后, 分别于1 h、6 h时间点随机抽取10只大鼠采下腔静脉血, 分装于2只抗凝管中, 在4℃低温离心10 000 rpm, 离心15 min后一管取上清液测血清ALT、AST的活性, 另一管血清分装于EP管中, 放置于-80℃冰箱中冷藏, 用以待测血清SOD含量, 再取部分肝叶组织, 断颈处死大鼠, 10%福尔马林固定, 然后石蜡包埋, 切片, 苏木精-伊红 (HE) 染色, 用于常规病理和免疫组化检查。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结果用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各实验组病理组织学检验结果:S组肝索排列规则, 肝窦内皮细胞正常。HIRI组肝细胞明显肿胀, 肝窦分界欠清, 伴细胞核肿胀, 在缺血再灌注6 h后损伤更为明显。和HIRI组相比, ω组肝组织结构尚清楚, 肝细胞轻度浊肿, 但其程度和范围明显小于HIRI组。
血清ALT、AST的活性测定结果:HIRI组ALT、AST的活性与S组相比有显著升高 (P<0.05) ;ω组与HIRI组相比ALT、AST的值明显下降 (P<0.05) , 见表1。
血清SOD含量测定结果:HIRI组SOD含量与S组相比有显著降低 (P<0.05) ;ω组与HIRI组相比SOD含量明显升高 (P<0.05) , 见表2。
NF-κB表达情况:S组见极少数的NF-κB阳性细胞, 少数细胞核深染;与S组相比, HIRI组NF-κB阳性细胞数增多, 胞核及部分胞浆被染成棕黄色, 尤以胞核染色为主;与HIRI组相比, ω组NF-κB阳性细胞数明显减少, 以再灌注后1 h减少更为明显。
注:与S组比较, *P<0.05, **P<0.001;与HIRI组比较, ☆P<0.05。
注:与S组比较, *P<0.05, **P<0.001;与HIRI组比较, ☆P<0.05。
讨论
近年来ω-3 PUFAs的临床应用备受关注, 其既可作为能量在体内氧化供能, 也可通过改变细胞膜上相关信号分子及酶的功能, 对免疫性疾病和炎性疾病均具有显著治疗作用。
本实验示:缺血再灌注对大鼠肝细胞的损伤表现: (1) 肝组织病理学损伤明显, 此损伤随着缺血再灌注时间的延长而加重, 并有大量的凋亡细胞, 其高峰出现在缺血再灌注6 h后。 (2) 血清ALT和AST显著升高, 均在再灌注后6h达最高, 与HIRI组比较, ω组血清ALT、AST的活性及NF-κB表达均显著降低, 而血清SOD活性则明显升高 (P<0.05) , 肝组织病理学损伤减轻。AST、ALT是反应肝脏损伤很敏感的指标, 其值与肝细胞受损程度相一致, ω-3 PUFAs预处理能减轻此损伤, 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细胞膜的稳定性和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而实现的;在HIRI过程中, 产生大量氧自由基, 使肝细胞受损, 而SOD可以清除氧自由基, 使细胞免受损伤。本实验ω组中血清SOD活性明显升高, 肝细胞脂肪变性、水肿等表现较HIRI组减轻, 表明ω-3 PUFAs对HIRI有保护作用, 其作用可能与抑制脂质过氧化有关。NF-κB作为一种多极性基因调控蛋白, 负责调控与炎症和纤维化有关的基因, 抑制NF-κB的激活, 可以减少炎性介质的释放, 抑制肝脏炎症反应[4], 以减少对肝功能的损伤, 由此可以推测, ω-3 PUFAs对HIRI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NF-κB的活化, 使其不能与基因中特定的κB序列结合, 从而降低了多种炎性介质的释放, 减轻炎性反应, 进而减轻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
综上所述, ω-3 PUFAs预处理对大鼠HIRI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一方面, 可以补充营养支持物质, 增加机体的能量供应;另一方面, 可以抑制氧自由基的生成和脂质过氧化损伤、抑制NF-κB的激活作用, 有效防治了HIRI。
摘要:目的:应用大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 (HIRI) 模型, 探讨ω-3脂肪酸预处理对其保护机制。方法:将60只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S组) 、肝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组 (HIRI组) 及缺血再灌注前ω-3多不饱和脂肪酸 (ω-3 PUFAs) 预处理组 (ω组) , 建立大鼠HIRI模型, 予缺血60 min, 恢复血流后再灌注1 h和6 h后取材。各组分别于再灌注末抽取静脉血、处死大鼠, 收集肝组织。观察血清中谷草转氨酶 (AST) 、谷丙转氨酶 (ALT) 含量;HE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改变;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大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含量;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肝组织中核转录因子 (NF-κB) 的表达水平。结果:与S组比较, HIRI组和ω组血清ALT、AST水平、血清MDA含量及NF-κB表达均显著升高, 而血清SOD活性明显下降 (P<0.05) , 肝组织病理学损伤明显;与HIRI组比较, ω组血清ALT、AST的活性及NF-κB表达均显著降低, 而血清SOD活性则明显升高 (P<0.05) , 肝组织病理学损伤较轻。结论:ω-3 PUFAs预处理对大鼠HIRI具有保护作用, 机制可能是通过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以及降低脂质过氧化反应, 进而抑制NF-κB的活化来实现。
关键词:肝,HIRI,NF-κB,ω-3 PUFA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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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uboki S, Sakal N, Clarke C, et al.The peptidly-prally is omerase, Pinl.Facilitates, NF-kappa B binding in hepatocytes and protects against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J].J Hepatol, 2009, 5l (2) :29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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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003-02
基金项目:山东省医药卫生项目2007QZ014
[摘要]目的:观察ω-3脂肪酸辅助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RA)的临床效果。方法:将确诊为RA患者92例随机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46例、试验组46例完成观察。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对照组和试验组分别每日加服3克豆油和3克鱼油,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6周、12周后分别记录休息痛、晨僵、关节肿胀指数、关节压痛指数等各观察指标;并检测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和类风湿因子(RA)的变化,计算其改善百分率对疗效进行综合评估。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治疗6周后试验组病人各观察指标总体有效率高于对照组;12周后,总体有效率又有升高。而实验组血沉和类风湿因子明显低于对照组,但CRP并无统计学差异。结论:w-3脂肪酸对类风湿关节炎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可明显改善症状。
[关键词]ω-3脂肪酸;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RA)是一种以滑膜炎和关节结构破坏为主的慢性炎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对称性累及外周多个小关节为其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晨僵、疼痛、肿胀和功能下降[1]。由于发病机制不清,迄今为止尚无令人满意的的治疗方法,但营养治疗能够帮助控制病程进展,保护关节功能,避免关节进一步破坏[2]。研究表明含有大量ω-3脂肪酸的鱼油,可帮助减轻关节痛并使某些RA患者增加精力,富含ω-3脂肪酸饮食对RA有预防和治疗作用[3]。本文就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对RA的辅助治疗作用进行了临床观察。现报道如下:
1材料和方法
1.1病例选择:2007年3月至2008年9月在我院诊断为RA门诊或住院患者,年龄18~67岁,男女不限。
1.1.1诊断标准:RA诊断采用美国风湿病学院(ACR)1987年分类标准[4],凡同时符合下列4项者可诊断为活动性RA:(1)晨僵持续至少1小时(每天),病程至少6周;(2)有3个或3个以上的关节肿胀,至少6周;(3)腕、掌指、近指关节肿胀至少6周;(4)对称性关节肿至少6周;(5)有皮下结节;(6)手X线改变(至少有骨质疏松和关节间隙的狭窄)(7)血清类风湿因子含量升高。
1.1.2病例排除标准:(1)有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之病变者;(2)有血液及内分泌系统病变及病史者;(3)有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病变和病史者;(4)孕妇及哺乳期妇女。
1.1.3病例剔除标准:(1)实验中途发现不符合病例选择标准者(2)实验过程中自觉无效而放弃者,或其它原因而中断使用者(如发生其它疾病而不得不停止治疗)。
1.2试验方法:两组都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同时对照组每日豆油软胶囊3粒,试验组每日鱼油软胶囊3粒,都是每餐用餐时口服,疗程为12周。豆油软胶囊和鱼油软胶囊分别用A药和B药表示,医生和患者均不知道服用的药物是什么。待试验结束并进行统计后,才揭晓A药和B药分别表示豆油软胶囊和鱼油软胶囊。
1.3试验药品:鱼油软胶囊:内装浓缩鱼油1000㎎,其中EPA、DHA含量为60%,三九集團阳光药业生产;豆油软胶囊:内装豆油1000㎎,其颜色、外观都与鱼油胶囊一样,三九集团阳光药业提供。
1.4观察指标:治疗前及治疗后6周、12周分别对RA的下列指标评估:休息痛、晨僵、关节肿胀数和关节肿胀指数、关节压痛数和关节压痛指数、握力、关节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医生评价,并对血沉、C2反应蛋白和类风湿因子进行评估。计算各指标的改善百分率:[(治疗前值-治疗后值)/治疗前值×100%]。将上述各项指标的改善百分率相加求均值得总改善百分率对疗效进行综合评估。疗效评估标准:①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改善不到30%;②改善: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改善30%~50%(含30%)③进步: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改善50%~75%(含50%);④明显进步: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改善75%以上(含75%);总有效率=(改善+进步+明显进步)病例数/总病例数×100%。
1.5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的比较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用t检验。所有统计采用SPSS10.0软件包进行。
2结果
2.1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及可比性分析:患者均为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在我院诊断为RA门诊或住院患者,共选取92例,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6例。试验过程中有10例被剔除,其中试验组4例(2例自觉无效而停药,胰腺癌1例,失访1例),对照组6例(4例自觉无效而停药,失访2例),实际入选82例,试验组42例、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如表1所示。
2.2两组治疗前后总体疗效的比较:与治疗前比较,试验组治疗6周后总有效率达81.0%,其中进步和明显进步率为45.3%,12周时进步和明显进步率为82.5%,总有效率为65.0%,均高于对照组,说明鱼油对RA的疗效较明显,见表2。
2.3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变化的比较与治疗前比较,对照组和试验组血沉和C反应蛋白在治疗6周、12周后均有显著改变(p<0.01),类风湿因子也显著降低(p<0.05)。治疗6周后,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血沉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类风湿因子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C反应蛋白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后,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血沉降低,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类风湿因子和C反应蛋白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讨论
RA是一种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受损关节主要表现为晨僵、疼痛、肿胀和功能下降。近年来人们在寻找疗效更好的治疗RA治疗药物的同时,也将饮食调节作为RA的辅助治疗手段[5],以提高RA治疗的整体疗效。
鱼油中含有丰富的ω-3多不饱和脂肪酸,现国内外研究已证实鱼油中二十碳五烯酸(EPA)、二十二碳六烯酸(DHA)是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营养因子,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降血脂,抗炎,免疫调节及延缓衰老等等一系列药理作用,临床应用日趋广泛[6,7]。Cleland等[8]对69例RA患者平均观察5.3年,发现每天增加摄入30g鱼类脂肪,能降低RA复发危险。另有研究发现,补充大量鱼油制剂能够缓解RA患者的症状,降低血清白介素水平[9,10],有些服用鱼油制剂的病人,能逐渐停用非类固醇抗炎药而无发作。但控制饮食对RA是否确有治疗作用,还存在很大争议[11,12]。本研究就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对RA的辅助治疗作用进行了临床观察,以评价其对RA的疗效。
本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接受鱼油辅助治疗的病人各观察指标总体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实验室检查指标中,实验组血沉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类风湿因子也明显低于对照组,但CRP并无显著性差异。可能与实验室检查的项目有关,提示ω-3脂肪酸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可明显改善RA预后。现已发现的与RA有关的自身抗体有10余种,ω-3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可能对哪项实验室检查指标有较大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至于鱼油是否能独立成为治疗RA的药物及ω-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用量还需要大量的研究。
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3
关键词: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脓毒症,免疫状态,氧化应激,影响
脓毒症是指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 , 严重时甚至可能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 、脓毒性休克等病症[1]。患者感染该疾病后, 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被激活, 但是, 当感染或者创伤超过免疫系统所能控制的界限, 系统被过度的激活, 人体内会出现大量的炎症介质, 从而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严重脓毒症促使炎症反应失控, 最终导致患者的多个器官或系统持续性遭受损伤, 也就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目前普遍认为, 氧化应激反应是MODS发病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2,3]。如何调节控制患者的免疫系统与控制氧化应激反应的治疗, 成为治疗脓毒症的关键。ω-3多不饱和脂肪酸 (ω-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ω-3 PUFAs) 是免疫系统所需的营养重要部分, 本次研究主要是为了探究给患者补充ω-3多不饱和脂肪酸给脓毒症患者带来的影响, 主要通过观察免疫功能指标以及氧化应激反应的指标进监测[4,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2010年3月-2013年3月脓毒症患者60例, APACHEⅢ评分12~30分。将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30例。对照组:男19例, 女11例, 平均年龄 (63.37±10.50) 岁。观察组:男17例, 女13例, 平均年龄 (63.47±9.99) 岁。已排除不适合进行该项研究的患者。如: (1) 患者肝、肾功能不全; (2) 患者患有出血性疾病; (3) 患者有心肌梗死、卒中病史; (4) 有条件实施全肠内营养的患者等。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免疫功能指标以及氧化应激反应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均已获得患者或患者家属知情同意。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积极抗感染、脏器功能支持、维持内环境稳定等常规治疗, 统一接受等热量、等氮多种营养合一的营养液进行营养支持, 本次研究持续7 d。观察组脂肪补充由20%中长链脂肪乳+ω-3多不饱和脂肪酸提供[剂量:0.2 g/ (kg·d) , 调ω-3/ω-6比值至1∶4~6], 对照组则用以20%中长链脂肪乳制剂补充。
1.3 观察指标
(1) APACHEⅢ评分及SIRS评分。 (2) CRP、T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CD8+、CD4+/CD8+) 。 (3) 氧化应激指标:血浆脂质过氧化物LOP、血清谷胱甘肽GSH、血清MDA。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字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T淋巴细胞亚群的比较
两组治疗后, CD3+、CD4+、CD4+/CD8+这3项指标明显向正常水平发展, 且观察组效果比对照组明显 (P<0.05) , 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APACHEⅢ评分、SIRS评分及CRP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APACHEⅢ评分、SIRS评分、CRP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 患者这3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 且观察组恢复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 见表2。
2.3两组治疗前后氧化应激指标的比较
治疗后, 患者体内血清MDA、血浆脂质过氧化物LOP的水平明显降低, 且观察组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血清谷胱甘肽GSH水平在对照组无改善, 而观察组明显上升 (P<0.05) , 见表3。
μmol/L
3 讨论
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及ω-6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的前体。ω-3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的产物是“3”系列前列腺素、“5”系列白三烯等抗炎介质, 而ω-6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的产物是“2”系列前列腺素、“4”系列白三烯等促炎介质。但是, 在传统的营养支持治疗中所使用的不饱和脂肪酸主要为ω-6多不饱和脂肪酸[6,7]。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能通过竞争方式来影响花生四烯酸代谢, 使得代谢产物产生改变, 减轻机体炎症, 从而避免了免疫系统受到持续的损害。适当ω-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使用, 用以维持与ω-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 有利于调节抗炎和促炎介质的平衡, 缓解体内过激的炎症反应, 对脏器的保护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8,9,10]。
CRP作为一种观测炎症反应程度的标志物, 在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到, 在适当的使用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后, CRP的水平对比对照组的效果具有显著差异 (P<0.05) , 在为期7 d的治疗结束后, 下降到了 (30.63±11.31) mg/L的水平。说明ω-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合理使用能够有效地降低患者的炎症反应。严重感染的患者体内会出现大量的免疫细胞凋亡, 主要是CD4+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 大量的免疫细胞的凋亡将会对后天性免疫系统造成直接的伤害。表1可以看到, 观察组CD3+、CD4+、CD4+/CD8+水平明显上升, 以B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凋亡为主, 其结果是直接损害后天获得性免疫系统, 而先天免疫系统的功能亦可受到影响。较对照组效果更显著 (P<0.05) 。研究发现TNF-α、IL-2水平的降低, 或者升高CD3+、CD4+、CD4+/CD8+的水平, 能够改善免疫功能紊乱的病症, 说明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患者调节免疫系统, 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统紊乱[11,12]。
氧化应激的重要标志物主要包括自由基损伤蛋白质所形成的硝基酪氨酸和脂质过氧化产物-MDA、损伤DNA形成的8-轻基脱氧鸟营酸, 本次研究通过检测MDA的水平间接反映机体所受氧化应激损伤的程度。自由基损伤蛋白质所形成的硝基酪氨酸和脂质过氧化产物-MDA, 和损伤DNA形成的8-轻基脱氧鸟营酸, 都是氧化应激的重要标志物。本次研究通过检测血浆脂质过氧化物LOP、血清谷胱甘肽GSH的水平间接反映机体所受氧化应激损伤的程度。
相关研究指出, 脓毒症患者血清MDA水平和APACHEll评分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844[13]。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能有效纠正抗氧化 (以GSH为指标) 与氧化 (以LOP为指标) 失衡, 自由基清除剂能有效地削弱氧自由基造成的损伤。通过ω-3多不饱和脂肪酸, 有利于维持机体内谷胱苷肽池的含量, 后者的硫基既可与体内的自由基直接结合而使其灭活, 又可在谷胱苷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的作用下从H2O2处接受电子, 发生自身氧化, 从而中和氧自由基的毒性作用[14,15]。
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4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是心血管疾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与儿童期动脉内膜厚度相关, 目前未发现相应的预防策略。本研究试图探讨儿童早期膳食补充ω -3脂肪酸能否阻止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与儿童期动脉内膜厚度间的关联。采用随机对照单盲试验, 选取616个足月儿, 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每天补充500 mg的鱼油 (ω -3脂肪酸组) , 另一组每天补充500 mg的向日葵油 (对照组) , 从出生后6个月直到5岁, 8岁时测量两组儿童的颈动脉内膜厚度, 在出生体重小于P90的两组儿童中, 检测胎儿生长与儿童颈动脉内膜厚度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对照组胎儿生长与儿童颈动脉内膜厚度呈负相关, 而ω -3脂肪酸组这种关联被阻止, 对照组的颈动脉内膜厚度高于试验组0.041 mm (95%CI =0.006 ~0.075) 。结论:在生命的前5年, 通过膳食补充ω -3脂肪酸能够阻止胎儿生长与儿童期颈动脉内膜厚度间的负相关。
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人胆囊癌细胞株GBC-SD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细胞生物研究所,使用含10%胎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基常规传代培养于37℃、5%二氧化碳培养箱中,视生长情况隔天换液,3~4 d传代。DHA、AA购自美国Sigma公司,无水乙醇溶解,-80℃避光保存;MTT细胞增殖及细胞毒性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小鼠抗人beta-Actin、山羊抗小鼠、山羊抗人单克隆抗体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兔抗人beta-catenin、c-myc、cyclin D1单克隆抗体购自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1.2 MTT实验
实验分为3组:DHA组、AA组和对照组。其中DHA和AA组分别依浓度进一步细分为10、20、30、40、50、60、70、80 ug/mL,每个浓度设4个复孔。按照试剂盒说明收集对数生长期胆囊癌细胞GBC-SD细胞调整浓度为1×105/m L,于96孔板每孔接种100 uL,培养24 h使细胞贴壁,按实验分组分别更换含不同浓度药物的培养液,对照组更换含1%乙醇的培养液以排除溶剂的影响。继续培养24 h后吸去培养液,每孔加入50 uL 1×MTT,37℃孵育4 h,使MTT还原为甲臜。弃去上清液,每孔加入150uL DMSO使甲臜溶解,平板摇床摇匀,使用酶标仪在570 nm处检测每孔的光密度。计算细胞存活率T/C(%)以及T/C=50%时的药物浓度:将各测试孔的OD值减去本底OD值(完全培养基+MTT,无细胞),各复孔OD值取均数(x±s)。细胞存活率%=(加药组细胞OD/对照组细胞OD)×100%。并根据实验结果绘制直方图。
1.3 Western blot检测相关蛋白
根据MTT实验结果确定T/C≈50%时的药物浓度,设DHA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加入DHA继续培养24 h后,分别收集细胞,使用凯基全蛋白提取试剂盒提取细胞总蛋白:分别吸去培养基后,加入10m L/150 mm培养板的冷PBS洗两次,每次振摇数次以尽量去除培养液;在每1 m L冷Lysis Buffer加入5μL磷酸酶抑制剂,1μL蛋白酶抑制剂和5μL100 m M PMSF,混匀。冰上保存数分钟待用。细胞洗涤后,转至新的预冷的离心管中,加入1 m L上述配制好的冷Lysis Buffer,置于4℃摇床平台上,温和振荡15 min;14 000 rpm,4℃离心15 min,取上清为全蛋白提取物。Bradford法进行蛋白定量;分装保存于-70℃,避免反复冻融。
免疫印迹:配置聚丙烯酰胺凝胶(10%分离胶和4%浓缩胶),每孔上样蛋白30 ug进行电泳(浓缩90V,30 min;分离120 V,110 min),将β-catenin、c-myc、β-actin和cyclin-D 1四种蛋白分离。之后将蛋白电转至NC膜上(200 m A,110 min)。丽春红染色后根据蛋白分子量裁膜。TBST洗膜10 min×3次,5%脱脂奶粉封闭2h,分别以1∶10000、1∶3 000、1∶10 000、1∶1 000的滴度稀释上述四种蛋白的兔抗人或小鼠抗人单抗,4℃孵育过夜。TBST洗膜后分别以1∶10 000、1∶4 000、1∶10 000、1∶1 000滴度的羊抗兔或羊抗鼠二抗进行室温孵育2 h。之后洗膜,滴加发光剂,暗室摄片。根据显影情况适度调整蛋白上样量、一抗及二抗浓度、曝光时间等条件,直至获得清晰满意的条带。
1.4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用均数表示,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DHA和AA对人胆囊癌细胞GBC-SD存活率的影响
用MTT法检测不同浓度DHA和AA(10~80ug/mL)作用24 h后人胆囊癌细胞GBC-SD存活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浓度达到60 ug/mL时,DHA对GBC-SD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随着浓度的增加,该抑制作用逐渐增强(P<0.05);而低于60 ug/mL时没有明显的作用。AA无论浓度多少均对GBC-SD没有明显的作用。如表1和图1所示。
2.2 DHA对人胆囊癌细胞GBC-SD相关蛋白的影响
Western blot检测蛋白结果如图2所示,经DHA处理24 h后,GBC-SD细胞中β-catenin、c-myc和cyclin-D1蛋白含量分别减少了12.4%,35.4%和9.5%。
3 讨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膳食中的脂肪与一些肿瘤的发病有关。PUFAs属于人体必需脂肪酸,人缺乏相应的去饱和酶,无法自身合成n-3及n-6 PUFAs,只能通过膳食获得。PUFAs的摄入主要以ω-6族为主,其主要来源为食用油中的亚油酸,如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油酸在体内经进一步氧化、去饱和及延长作用,合成花生四烯酸。ω-3 PUFAs主要来源是深海鱼中含量丰富的EPA、DHA及食用油中含量极低的ALA。最近研究发现,摄入体内的ALA大多被机体氧化供能,仅不足10%转化为EPA,而ALA转化为DHA,或EPA转化为DHA的体内代谢途径也非常有限[8]。因此我国的饮食结构和条件造成居民ω-3PUFAs摄入不足。
脂肪乳是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中的主要成分之一,近年来几种新型脂肪乳在国内临床开始应用,如结构中长链脂肪乳、橄榄油脂肪乳和鱼油脂肪乳[9]。其中鱼油脂肪乳主要成分为ω-3PUFAs,基于前述研究,使用鱼油脂肪乳除了提供所需能量以外,其潜在的抗肿瘤作用可能会对肿瘤患者提供一定的支持作用。
细胞凋亡是基因调控下的一种主动死亡过程,对于保证个体正常发育和维持正常生理过程是必需的,并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细胞凋亡受抑可能是肿瘤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ω-3 PUFA能降低胆固醇水平,使细胞膜的成分发生改变,影响细胞膜的流动性和某些酶活性以及激素与受体的结合和信号的传导[3],特别是影响与细胞膜受体有关的细胞因子的功能调节细胞信号传导途径,尤其是与脂类介质、蛋白激酶C参与的途径,参与细胞基因表达调控[4],抑制癌基因编码蛋白的表达,抑制癌细胞与内皮细胞黏附[5]。临床上获得证实有治疗效果的有乳腺癌、胃癌、前列腺癌、膀肤癌、子宫癌等。研究发现,ω-3 PUFA可以通过线粒体损伤、促进细胞内活性氧产生、激活caspase蛋白酶、调控bcl-2、ras凋亡相关基因等途径诱导多种肿瘤细胞凋亡。同时,EPA和DHA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表明,DHA能促进T淋巴细胞的增殖,提高细胞因子TNF-2、IL-1β和IL-6的转录,其表达的提高可以促进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提高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1]。DHA和EPA结构中含有多个双键,是脂质过氧化的天然底物。脂质过氧化产生的活性氧能提高肿瘤细胞对治疗药物的敏感性[2],产生的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则可抑制肿瘤细胞的表达,缩短染色体的端粒,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3]。
最近在体外和动物实验研究揭示了ω-3 FAs或EPA的抑制作用是通过MAPK信号通路起作用,这为要比AA脂质过氧化的途径能够更一步解释其抗炎和抗癌的作用。临床研究已经证实ω-3 FAs在炎症性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治疗潜力[10]。LIM K等[11]研究发现属n-3 PUFAs系的DHA及EPA可对三种人类胆管癌细胞系(CCLP1,HuCCT1,SG231)产生抑制作用,并呈剂量、时间依赖,而属n-6 PUFAs的AA无此作用。本实验室前期试验所用细胞系QBC939属肝外胆管癌(尚未发表的数据),由王曙光教授等建立[12],取自国内患者胆管癌肝转移灶,生物特性可能与国外细胞系有所不同。MTT实验结果表明,当DHA浓度达到80 ug/mL时QBC939增殖明显受到抑制,并随DHA浓度升高呈一定的剂量依赖性,而相同浓度的AA对其没有明显作用,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当培养时间达到24 h,对QBC939增殖的抑制作用开始出现统计学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现一定的时间依赖性,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使用GBC-SD胆囊癌细胞系,与DHA和AA共同培养24 h,结果发现,在浓度达到60 ug/mL时,DHA对GBC-SD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随着浓度的增加,该抑制作用逐渐增强(P<0.05);而低于60 ug/mL时没有明显的作用。AA无论浓度多少均对GBC-SD没有明显的作用。Western blot检测蛋白结果如图2所示,经DHA处理24 h后,GBC-SD细胞中β-catenin、c-myc和cyclin-D1蛋白含量均减少。
n-3 PUFAs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已有研究发现AA在体内的主要代谢产物前列腺素E2(PGE2)是目前公认的促癌物,而EPA是AA强有效的脂氧化酶底物竞争分子。DHA分子直接参与了多个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的细胞信号传导通路的调节,如COX-2/PGE2及Wnt/β-catenin传导通路[11,13,14,15]等。此外ω-3 PUFAs可通过脂质过氧化作用杀伤肿瘤细胞或增加化疗药的细胞毒作用[4,8]。β-catenin是Wnt/β-catenin信号传导通路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在胞浆的水平受β-catenin破坏复合体控制,该复合体由APC蛋白,Axin蛋白及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结合而成。正常情况下,β-catenin在GSK-3β的磷酸化作用下被降解。基因突变及降解复合体任何蛋白功能的失活均可使该通路发生激活,β-catenin降解复合体解离,导致胞浆游离β-catenin增多,进而移位至细胞核内与T细胞因子(T cell factor,TCF)/淋巴样增强因子(lymphoid enhancing factor,LEF)结合,激活下游靶基因如c-myc、cyclinD1等转录,导致细胞增殖。乔岐禄等[16]研究发现β-catenin和cyclin D1在胆道肿瘤中有过表达现象,其引起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失控,参与了胆管癌的发生,并在淋巴结转移中起了重要作用。最近在肝胆道肿瘤细胞体外研究中发现DHA和EPA能抑制GSK-3β磷酸化,促进β-catenin破坏复合体形成,达到抑制Wnt通路激活的作用[1,3]。CALVIELLO等[14]研究发现,DHA可下调直肠癌细胞系SW480和HCT116中β-catenin的表达和入核,此作用主要发生在蛋白修饰水平,而对m RNA水平无明显影响。本实验免疫印迹发现,经DHA处理24 h后,GBC-SD表达β-catenin、c-myc及cyclin D1均减少,提示DHA可能通过抑制β-catenin的表达,从而减少Wnt通路中其他下游基因的表达,使肿瘤细胞增殖受抑。
综上所述,DHA可通过抑制Wnt/β-catenin信号传导通路发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促进凋亡作用,生活中适量摄取及临床上使用鱼油脂肪乳剂有望对人类的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目的 研究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和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对人胆囊癌细胞GBC-SD增殖的影响,通过相关蛋白质指标,探讨可能的分子机制。方法 MTT法检测不同浓度(1080 ug/mL)DHA和AA对胆囊癌细胞GBC-SD存活率的影响;免疫印迹检测β-catenin、c-myc、cyclinD1三种蛋白表达量的变化。结果 当DHA浓度达到60 ug/mL时可明显抑制胆囊癌细胞GBC-SD存活并随着浓度升高抑制作用增强,呈剂量依赖(P<0.05),而相同浓度AA无明显作用。同时β-catenin、c-myc、cyclinD1三种蛋白表达量均下降。结论 DHA可抑制人胆囊癌细胞GBC-SD增殖,使β-catenin、c-myc、cyclin D1表达减少。
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6
1 脓毒症诱导急性肾损伤的机制
脓毒症 (sepsis) 并发急性肾损伤 (AKI) 是指脓毒症患者发生的急性肾损伤, 同时排除非感染性因素 (如肾毒性物质等) 所导致的肾脏损害。
脓毒症可能通过多种机制损伤肾脏功能, 目前的研究表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炎症介质:脓毒症时, 在内毒素或内毒素样物质的作用下, 机体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复杂的免疫网络反应, 释放出大量的内源性炎症介质, 造成多器官包括肾脏的损害[6、7], 促炎因子产生与释放、细胞凋亡通路及氧化应激与活性氧 (ROS) 的产生是AKI的病理生理基础[8], 但对于炎症介质在介导肾脏功能损害方面临床上仍存在争议。目前的研究提示, 脓毒症时引起急性肾损伤的炎症因子主要为肿瘤坏死因子 (TNF) 和IL-1。TNF可诱导和促进其他炎症介质产生, 并相互作用, 导致“瀑布样效应”, 最终出现MODS, 有研究显示TNF-a可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合成补体, 在脓毒症性急性肾损伤发生中起重要作用[9]。IL-1在脓毒症并急性肾损伤患者体内水平明显升高, 可与TNF-a产生协同作用, 从而加重炎症损伤。 (2) 肾脏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低灌注和缺血是发生AKI的重要原因, Boffa等[10]发现, 脓毒症时肾脏微血管系统与全身其他部位的微血管床不同, 表现为对血管收缩物质的正常反应甚至反应增强, 从而造成肾脏血流量及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另外脓毒症患者体内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 NOS) 升高, 导致循环高动力状态, 此时血管的张力和血压同时降低, 不能维持足够的肾灌注压;同时NO本身对肾单位可以产生直接不良反应。 (3) 免疫性损伤:严重感染患者促炎性介质包括TNF-a、IL-1、IL-6等和抗炎性介质如IL-10、IL-1受体阻断剂和可溶性TNF受体等均显著上调。大量研究说明这些炎性介质和神经内分泌机制可能是脓毒症患者器官功能障碍的主要发病机制[11]。脓毒症不仅触发全身TLRs, 引起系统性炎症反应, 间接造成肾损伤, 还使肾小管上皮细胞和肾脏局部内皮细胞TLRs表达增加, 引起局部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 引起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损伤, 直接造成肾损伤[12]。另外, 凝血功能异常也是脓毒症性急性肾损伤的致病原因之一, 脓毒症触发补体、凝血和纤溶系统的级联反应, 导致凝血功能失衡, 同时脓毒症还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激活血小板, 使肾小球内形成微血栓, 肾小球滤过屏障遭受破坏, GFR下降, 肾功能减退, 是发生AKI的机制之一[13]。
2 鱼油脂肪乳对炎症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脓毒症是失控的炎症反应过程所致, 炎症反应的过度激活导致脓毒症患者CD4T淋巴细胞的促进细胞因子分泌 (Th1) 和分泌具有抗炎反应特性的因子 (Th2) 这两种特性均受到抑制[14]。而ω-3鱼油脂肪乳可抑制炎症反应过程, 而对脓毒症患者起免疫调理作用, 其调节免疫应答的作用, 主要通过调节脂质介质的生成来实现。脂质介质是由环氧合酶、脂加氧合酶和细胞色素P450 3个途径合成, 底物是脂肪酸 (如花生四烯酸) 。这些介质被称作类花生酸类物质, 主要介导与炎症反应和与感染密切相关的促炎和抗炎过程[15]。ω-3鱼油脂肪乳通过竞争方式影响传统脂肪乳剂代谢的中间产物 (花生四烯酸) 的代谢, 产生3系列前列腺素和5系列白三烯产物, 降低促炎因子PGE2和白三烯B4的生成, 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减少白细胞介素-1、2、6 (IL-1、IL-2、IL-6) 及肿瘤坏死因子 (TNF) 等细胞因子的分泌和释放, 有助于下调过度的炎症反应, 改善免疫功能[16、17];阻断SIRS向MODS转化[18], 抑制严重创伤患者的TNF-a、IL-6水平的上升[19], 同时可对抗由于大量氧自由基产生导致的损伤, 改善机体的抗氧化防御系统, 减轻其对残余肾的损伤[20]。另外, 可影响细胞膜的完整性、稳定性, 改善血管和内皮细胞功能, 维持危重疾病状态下的血流动力学稳定[21、22], 从而减轻肾脏功能损害。
3 ω-3鱼油脂肪乳对脓毒症并急性肾损伤患者的临床应用
近年来, ω-3鱼油脂肪乳广泛应用于脓毒症危重患者的治疗, 并取得显著效果。有学者通过3个随机临床试验, 分别对3组ICU危重症患者使用不同配方营养方案, 其中分别加人鱼油、亚麻酸和抗氧化剂。结果表明, 使用含ω-3鱼油脂肪乳营养配方的患者, 比其他2组患者在ICU停留时间明显缩短[23、24]。陈怀生等[25]关于ω-3鱼油脂肪乳对脓毒症并多脏器功能障碍 (MODS) 患者的炎症、免疫指标及临床转归的影响的研究显示观察组第7天APEACHEⅡ评分、Marshall评分低于对照组 (P值分别为0.026、0.016) , ω-3鱼油脂肪乳治疗组预计病死率明显下降。而一项肾脏缺血再灌注动物实验亦显示, 摄入含ω-3鱼油脂肪乳的食物可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的肾损害的严重程度[26]。另一项有关早期应用肠外营养的研究表明ω-3鱼油脂肪乳具有肾脏保护作用, 可降低患者对肾替代治疗的需求[27]。这些证据提示ω-3鱼油脂肪乳对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同时可能降低患者对肾替代治疗的需求。
4 结论
静脉给予ω-3鱼油脂肪乳, 能显著降低脓毒症危重患者病死率, 缩短ICU住院时间, 减轻肾损伤, 降低对肾替代治疗的需求, 对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但目前尚缺乏大样本的多中心试验来支持这一结论。更多随机对照、大样本和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可能对鱼油脂肪乳的临床应用做出更客观地评价。
马齿苋ω-3脂肪酸 篇7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从2008 年9月至2010 年12 月所有SAP 合并APALI患者100例,男51例,女49例,年龄19~65岁,平均年龄49.60 岁。按使用乌司他丁及ω-3 鱼油脂肪乳剂情况随机分为乌司他丁+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乌司他丁治疗组、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和对照组各选取25例。4组一般情况及病情危重程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入选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2007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制定的诊断标准[2]。根据Ronson 标准判断严重程度,均属SAP,诊断ALI/ARDS 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1999 年制定的诊断标准[3]。
1.3 方法
入选病例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禁食,氧气吸入,持续胃肠减压,输注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营养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代谢平衡,控制血糖,改善循环,选用质子泵抑制剂和生长抑素减少胰腺外分泌,早期联合使用强有力抗菌素等。乌司他丁组加用乌司他丁针20万U静脉滴注1次/12 h,连续7 d;ω-3 鱼油脂肪乳剂组给予ω-3PUFAs (商品名尤文,100 ml/瓶,含10 g 精制鱼油;1.2 g 卵磷脂),在患者循环稳定后立即应用,100 ml 静脉滴注,1次/d,疗程4~6 d。乌司他丁+ω-3 鱼油脂肪乳剂组加用乌司他丁针20万 静脉滴注1次/12 h+ ω-3PUFAs 100 ml 静脉滴注,1次/d,疗程4~6 d。对照组维持上述常规治疗。
1.4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每一例入选病例均治疗后第3、7、14天分析患者动脉血气,以呼吸频率、血PaO2、氧合指数等指标。并通过与对照组比较,上述3组治疗对14 d 生存率的影响。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 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定量资料根据资料的分布特征采用方差分析和(或)非参数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4组患者ARDS发生率以及14
d生存率的情况 在治疗过程中乌司他丁+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有4例发生ARDS(16.0%),14 d 中有1例因MODS 死亡;乌司他丁治疗组有9例发生ARDS(36.0%),14 d 中有3例因MODS 死亡;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有11 例发生ARDS(44.0%),14 d 中有4例因MODS 死亡;对照组有13例发生ARDS 52.0%),14 d 中有6例因MODS 死亡。
2.2 4组APALI患者治疗后呼吸指标的变化情况
乌司他丁+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UST 治疗组和血必净治疗组肺损伤程度较对照组显著减轻(P<0.05),详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讨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肺损伤。其发病机制错综复杂,其本质是全身炎症反应。国内外学者对其机制的研究表明: 胰酶、中性粒细胞、氧自由基、细胞因子、微循环障碍、补体系统、激肽、一氧化氮以及内皮素等因素,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SAP发病机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国内学者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在肺内黏附、聚集、激活是ALI 发病的重要病理基础,而中性粒细胞通过“呼吸爆发”,释放蛋白酶,氧自由基,炎症介质(包括TNF-α、IL-1、IL-6、IL-8、血小板活化子)最终引起肺泡膜损伤,通透性增加和微血栓形成。并且造成肺泡上皮损伤,表面活性物质减少,导致ALI/ARDS 发生[5]。可见,因此抑制全身炎症反应是救治ARDS关键。乌司他丁是由肝脏分泌的一种具有广谱蛋白酶抑制作用的糖蛋白,它具有多种重要的药理作用,目前研究发发现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及抑制ARDS的发生:①稳定溶酶体膜,抑制溶酶体酶的释放;②清除氧自由基,调节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③改善微循环和组织灌注,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等[6]。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s)是近年来研究证实的有效的免疫调理营养素。它属亚麻酸类,通过竞争方式影响传统脂肪乳剂(ω-6PUFAs)代谢的中间产物花生四烯酸)的代谢,产生3系列前列腺素和5系列白三烯产物,降低促炎因子FGE2 和白三烯B4的生成,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影响细胞膜的完整性、稳定性,减少细胞因子的产生与释放,从而达到减轻过度的炎症反应,改善患者免疫机能,使得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7]。本次研究,我们通过依据乌司他丁与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两者治疗APALI的作用机制不同,都能在不同方面减轻炎症反应的机制,给予患者联合使用,达到减少ARDS的发生率,降低14 d死亡率。
本次研究表明:乌司他丁+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ARDS 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并且乌司他丁+ω-3 鱼油脂肪乳剂治疗组与单纯乌司他丁治疗组及单纯ω-3 鱼油脂肪乳剂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P<0.05)。可见,二者联合对APALI 引起的ARDS 有一定防治疗作用,从而降低病死率,提高生存率。通过上述数据表明患者给予二者联合治疗后,呼吸指标得到明显改善,优于单纯乌司他丁和ω-3 鱼油脂肪乳剂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对于缓解患者呼吸窘迫症状起到明显的作用。
综上所述,乌司他丁联合ω-3 鱼油脂肪乳剂对重症急性胰腺炎肺损伤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二者可以从不同方向,不同环节抑制炎症反应的过度表达,明显改善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降低了呼吸机辅助治疗的发生率,降低患者ARDS 发生率,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14 d 生存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其中具体环节的研究,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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