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服务人员

女性服务人员（精选7篇）

女性服务人员 篇1

甘肃省自1993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以来，截至2008年12月底，共报告感染者681例，其中兰州市感染者261例，占全省感染人数的38.33%。在261例HIV/艾滋病中，因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感染者占40.32%，经性接触感染者占37.63%，感染途径不详者占16.13%。近几年，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者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据估计，感染途径不详者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性接触而感染的。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各种娱乐场所生意兴隆。通过基线调查统计，提供商业性性服务各类高、中、低档娱乐场所1 200余家，从事商业性性服务人员约10 000人。为此，针对女性性服务人员(FSW)开展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是预防经性接触传播艾滋病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兰州市近年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1 现场干预工作存在的问题

2006年7月，兰州市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项目的支持下，针对不同档次娱乐场所FSW开始进行现场干预工作。我们发现，在最初的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

1.1 进入场所难

娱乐场所负责人和FSW不仅怀疑干预工作人员是线人，不能保密，影响生意;同时也担心开展干预活动会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另外，娱乐场所负责人认为提供性服务的是FSW，艾滋病传播与自己无关，他们对生意的关心远大于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心，更不能意识到HIV感染对家庭、社会造成的重大危害。所以他们从心理上排斥干预工作，找出各种理由拒绝现场干预。

1.2 宣传形式简单

在以往的干预工作中，仅仅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宣讲。因为形式单一，不能引起FSW的兴趣，也不能满足FSW的更多需求。时间一久，她们表现出不欢迎情绪，使干预工作陷入僵局。

1.3 宣传材料内容单一

以前的宣传材料仅适用于大众的艾滋病基本知识普及，而对FSW的宣传作用不强。另外，工作人员只管发放宣传材料，不管这些材料的有效利用度，以及FSW对宣传内容的理解，导致出现“我们发、她们扔”的现象。

1.4 FSW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的利用不够

虽然干预人员在现场干预工作中不断向FSW强调VCT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她们对VCT的利用远远不够。专项调查显示，只有17.67%的FSW在最近3个月内主动接受过HIV检测，且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接受免费检测。究其原因是她们不知道艾滋病自愿咨询处的电话，更不知道CDC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服务。

2 对策

面对问题，我市高危人群干预人员集思广益，不断开拓思路，通过开展一系列工作，开创针对不同档次FSW综合干预的新局面。

2.1 多部门参与，召开娱乐场所经营者、负责人座谈会

邀请公安、工商、卫生部门和行业协会人员以及不同娱乐场所经营者、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不同部门人员在一起公开讨论对艾滋病防治的认识。因为有不同部门人员的在场支持，解除了娱乐场所经营者、负责人的顾虑，使他们充分了解干预活动的目的，为干预人员顺利进入娱乐场所奠定了基础。

2.2 以点带面，开展现场干预，探索适合兰州市实际的干预模式

在多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与部分娱乐场所签订了现场干预协议，并定期根据娱乐场所经营者、负责人提出的时间要求，进行现场干预工作。干预人员向FSW耐心细致地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免费发放宣传材料、安全套。让FSW了解，干预工作其实是对她们的一种关心和爱护，促使她们从“不配合”到“配合”再到“主动参与”最后“主动检测”。

对于FSW较多(一般在30人以上)的娱乐场所，发掘并培养优秀同伴教育员一名。同时，鼓励娱乐场所经营者、负责人和同伴教育员以他们的影响力去劝说周围其他娱乐场所的FSW。这样，以点带面，就能使娱乐场所干预覆盖面大大提高。我们通过不断总结，探索出适合兰州市不同档次娱乐场所“干预人员+同伴教育员”共同开展工作的干预模式：干预人员全面干预—培养FSW同伴教育员—同伴教育员随时干预—干预人员定期督导评估—同伴教育员交流会—改进。

2.3 遵循人性化理念，开发适合目标人群的宣传用品

在JICA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深入目标人群，了解FSW的需求，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自主开发了几种实用、美观的宣传用品。例如，在现场开展干预工作时了解到，很多FSW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随身携带安全套，影响安全套使用率。干预人员为了让FSW能够方便携带安全套，提出设计一款使用方便的小包的建议。这款小包既要能方便携带安全套，又要能时时提醒FSW注意安全，还要时尚、美观，被FSW所钟爱。在设计“安全套便携包”时，干预人员与同伴教育员、FSW一起设计图案，最后根据她们的建议设计出几款实用、美观的“安全套便携包”。白天将它系在时装包的外面，既时尚又美观;夜间工作时将它系在礼服腰间，既实用又方便。因为它的上面只简单绣制了一个红丝带图案和HIV咨询电话号码，使FSW携带起来没有任何顾虑。

2.4 定期对同伴教育员进行培训，开发同伴教育员培训教材

JICA项目启动以来，我们每季度都开展同伴教育员培训、座谈、访谈及现场督导活动。通过培训，进一步强化同伴教育员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认识，使其树立正确的求医理念;通过游戏、演示，使其掌握安全套正确的使用方法;通过角色扮演、讨论，使其掌握一定的安全套劝说技巧。通过座谈、访谈，促进干预人员与同伴教育员的交流，针对如何开展同伴教育进行讨论、总结，推广同伴教育经验。

为了让同伴教育员能够将掌握的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技巧，在开展同伴教育时正确、没有递减地传授给FSW, JICA项目办编印了《同伴教育员画册》。画册涉及艾滋病基本知识、安全套正确使用步骤、安全套劝说技巧、VCT等多方面内容，方便同伴教育员开展同伴教育，也规范了同伴教育内容。

2.5 现场督导同伴教育员开展同伴教育

通过现场督导同伴教育员开展同伴教育，指出她们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进一步提高其宣传、教育能力。

2.6 在对低档场所FSW开展现场干预时，引入快速检测，提高VCT人数

在针对街边美容美发店、洗头房、按摩房、洗脚屋FSW开展干预活动时，引入快速检测。通过快速检测可迅速获知结果，极大调动FSW参与VCT的积极性，同时也方便FSW的复检联系。

2.7 干预活动与规范化性病门诊提供的优惠诊疗服务相结合

随着干预活动的不断深入，性病门诊和妇科医师也应参与其中，为FSW提供免费咨询、检测，发放优惠卡，让其接受正规的优惠诊疗服务。优惠内容：挂号费、检查费、采样费、化验费和治疗费、药费。

3 结果

我们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对现场干预工作效果进行了及时评估，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依据。

(1) FSW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由干预活动前的45.68%提高到干预活动后的86.45%。

(2) FSW随身携带安全套比例由干预活动前的66.00%提高到干预活动后的90.33%。

(3) FSW安全套使用率明显提高(见表1)。

(4)最近3个月内主动进行HIV抗体检测比例由干预活动前的17.67%提高到干预活动后的39.67%。

(5)主动去CDC进行免费HIV抗体检测比例由干预活动前的45.28%提高到干预活动后的97.48%。

4 结论

干预人员针对不同档次FSW持续开展现场干预工作，同时调动同伴教育员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同伴教育员的辐射作用;并从FSW的需求出发，开发新颖别致的宣传用品，既能真正起到宣传作用，又能拉近干预人员和FSW的距离，使干预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建议

由于各地娱乐场所的数量、FSW的服务场所档次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娱乐场所经营者、负责人、FSW的理念有差异。我们一定要多换位思考，因地制宜地开展干预工作。

女性服务人员 篇2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广州市海珠区辖区13家娱乐场所的女性服务人员, 包括4家大型场所, 属于高档场所, 50名以上工作人员的健康休闲中心/水浴中心;9间小型场所, 属于中低档场所, 20名工作人员人以下的按摩、沐足或推拿中心。

1.2 方法

2011年4月-2011年12月,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在获知情同意后,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 对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情况、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和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等。问卷调查结束后用负压血清管抽取静脉血5m L, 筛查HIV和梅毒抗体。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根据关于艾滋病传播的3个问题及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评价艾滋病认识情况的5个问题来评价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在8个问题中, 答对6个或以上为“知晓”, 否则为“不知晓”。

1.3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 运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单因素分析用卡方检验, 以在最近一个月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作为因变量, 对P<0.05单因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按照知情同意原则, 对280名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共200名有效应答且成功采集血样, 有效率为71.4%。其中大型场所119人, 占59.2%;小型场所82人, 占40.8%。200名调查对象年龄为偏态分布, 中位数 (四分位数范围) 为26 (22～30) 岁, 最小年龄为15岁, 最大为58岁;大多数来自农村, 占88.5%;初中文化程度为主, 占67.0%;45.0%为已婚人士;在本地工作时间超过一年的占48.5%;超过60%的人在过去一年未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教。 (表1)

2.2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93.5% (187/200) 。其中“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与“只与一个性伴发生性行为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的知晓率相对较低, 分别为86.0%和74.5%。 (表2)

2.3 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

只有17.4% (35/200) 的人调查前做过艾滋病抗体检测, 其中23 (65.7%) 人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仅1人自报有注射毒品史, 但未与他人共用针具。13 (6.5%) 人自报最近一年内被诊断过性病, 其中6例 (3%) 为梅毒。血清学筛查结果未发现HIV抗体阳性者, 梅毒筛查阳性率为1% (2/200) 。50.0%的人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使用了安全套, 7.0%不详;24.9% (50/200) 最近一个月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 36.2% (73/200) 有时使用, 29.9%从未使用 (60/200) , 9.0%不详 (18/200) 。以安全套使用率为因变量, 以场所大小、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艾滋病知晓情况等为自变量来分析FEWs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影响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安全套使用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最近一年是否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教和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表3) 。以在最近一个月性行为中是否使用安全套作为因变量 (从未使用=0, 每次/有时使用=1) , 以文化程度、年龄、婚姻、是否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教和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osmer-Lemeshow (HL) 指标χ2=0.244, P>0.05, 模型拟合的较好。结果提示, 文化程度高、最近一年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教、艾滋病知晓率高的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最近一个月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可能性大。 (表4)

注:a校正法。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 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艾滋病知晓率为93.5%, 高于周小兰等人对广州市娱乐场所女性服务者的调查结果 (58.0%) [4]。91.0%的调查对象认为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危险, 但最近一个月发生性行为时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只有24.9%。知晓率较高但仍存在高危性行为, 说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并不意味着高危行为的改变。掌握艾滋病防治知识, 但却不能将其转换为保护因素, 这成为疾病控制领域流行病学实践中遇到的新挑战[5]。提示今后的宣传干预重点应是促使其知识-信念-行为的转变, 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技巧培训, 以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值得注意的是, “只与一个性伴发生性行为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的知晓率较低, 这可能与该条目的设置和表达方式有关, 也可能与该人群性观念较开放有关, 需做进一步的探讨。

多因素分析发现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干预和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这与倪莹青等人的调查结果相类似[6]。文化程度偏低 (初中文化为主) 造成该人群对艾滋病的认知、安全套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与性消费者的沟通能力偏低, 导致安全套使用率低[7]。提示在该人群的健康教育中, 应更多采用直观形象的方式 (如播放录像、发放宣传画并且进行面对面宣传教育) 和通俗易懂的语言 (如科普方式的讲座) , 切实提高其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8]。

年龄虽然未能进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但年龄与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干预和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它对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可能通过这三方面反映出来, 也可能是暴露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未能进入回归模型。

综上所述, 广州市海珠区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安全套使用率低, 出现艾滋病知识与行为相脱节的现象。应加强对文化程度低、未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教以及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的人的艾滋病干预, 推广100%使用安全套。

参考文献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2010.

[2]金岳龙, 姚应水, 叶冬青, 等.女性商业性工作者STD/AIDS检测及安全套使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09, 13 (1) :20-22.

[3]Tooru Nemoto, Mariko Iwamoto, Donn Colby, et al.HIV-related risk be-haviors am on g female sex workers in Hochi Minh City, Vietnam[J].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2008, 20 (5) :435-453.

[4]周小兰, 凌莉, 徐慧芳, 等.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性病知识及行为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杂志, 2010, 26 (8) :954-956.

[5]汪宁.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一些新动向[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0, 31 (11) :1205-1209.

[6]倪莹青, 王震宇, 尹宁, 等.长宁区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 2011, 28 (11) :720-722.

[7]郭黄吉, 冯丹, 陈正义, 等.遵义市娱乐场所暗娼艾滋病防治知识与行为特征[J].职业与健康杂志, 2011, 27 (22) :2603-2604.

女性服务人员 篇3

1 内容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长春市10个县(市)区(朝阳区、绿园区、宽城区、二道区、南关区、榆树市、农安市、双阳市、九台市、德惠市)的桑拿及洗浴中心、夜总会、俱乐部、卡拉OK厅、酒吧、宾馆饭店和洗脚屋等娱乐场所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共485人。

1.2 内容

女性性服务人群规模调查,性服务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获得相关知识情况及HIV、梅毒的感染情况。

1.3 方法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中国第五轮全球基金项目基线调查实施方案》,长春市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对长春市娱乐服务场所进行预调查,了解长春市娱乐场所的分布情况,根据分布情况进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采用标准的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遵循保密、尊重及匿名的原则,对长春市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及血清学检测。检测HIV抗体用ELISA法初筛,阳性者用蛋白印记法确认;梅毒用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初筛,阳性者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确认。

1.4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 3.02软件录入数据,应用SPSS 14.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女性性服务人员的人口学特征

在本次调查的485名女性性服务人员中,239人集中在桑拿及洗浴中心,年龄最小者17岁,最大者58岁,平均年龄26.4±7.1岁,中位数为25岁,低于30岁者占74.8%;53.2%的人在婚或同居,46.8%的人未婚或离异;81.0%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56.1%的人来自本省其他地区或外省,见表1。

2.2 女性性服务人员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本次调查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一共设计了8个问题:(1)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有可能携带HIV吗;(2)输入带有HIV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会不会感染HIV;(3)与HIV感染者或病人共用针具会不会感染HIV;(4)每次性行为时正确使用安全套能不能降低HIV传播的危险;(5)保持一个未感染HIV的性伴能不能降低HIV传播的危险;(6)感染了HIV的孕妇有可能将HIV传染给她的孩子吗;(7)与HIV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HIV;(8)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HIV。对(1)、(4)、(5)、(7)、(8)5个问题回答全部正确的表示对指标知晓,对(2)、(4)、(6)3个问题回答全部正确的表示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对上面8个问题中回答有6个正确的表示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61.2%的人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而只有4.7%的人对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UNGASS)指标知晓。从总体上看宾馆/酒店性服务人员对UNGASS指标、传播途径知晓率较其他场所人群高,见表2。

2.3 女性性服务人员接受艾滋病干预情况

最近一年中,有66.8%女性性服务人员接受过艾滋病宣传资料的干预,桑拿/洗浴中心、宾馆/酒店的女性性服务人员在接受艾滋病预防干预、接受免费HIV检测方面较其他娱乐场所高;只有27.2%的人最近一年接受过艾滋病咨询检测,见表3、表4。

2.4 血清学检测结果

在485名女性性服务人员中,86名梅毒阳性,阳性率为17.7%,夜总会、路边店/小饭店/站桩场所的女性性服务人员梅毒比率高于其他场所人员。在此次调查中,没有发现HIV感染者,见表5。

*指获得免费HIV检测者中得到检测前咨询的比例;**指获得免费HIV检测者中得到检测结果人数的比例。

3 讨论

长春市抽样调查的485名女性性服务人员大部分来自本市以外的地区,文化层次较低,年龄较小,居住时间短,流动性较大,是HIV由重点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因此对该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加强STD/AIDS知识、高危行为危害的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对STD/AIDS的防治极其重要。

在艾滋病知识来源方面,以广播、电视、报刊、医务人员、宣传画册为媒体的宣传资料成为主要来源。提示大众媒介的参与是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较好形式。应继续广泛开展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目标人群容易接受的形式,加大对广播电视、宣传材料的投入,加强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的质量管理,同时需进一步提高其趣味性和通俗性。对蚊虫叮咬认识不足,提示在开展健康教育时,只提供信息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制订针对性更强的健康教育计划,注重宣传的侧重点、可接受性及宣传途径,注意公益宣传的频率、形式和内容,提高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和宣传方法的科学性[2]。

调查未发现HIV感染者,但检出86例梅毒感染者,感染率达17.7%,由于梅毒等性病与艾滋病有相同的传播途径、危险因素和危险人群[3],性病患者感染HIV的危险性比常人高4~5倍,虽未发现HIV感染者,一旦有HIV传入,就可能引起HIV经性传播途径的流行,夜总会、路边店的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这些场所的人群应该是以后工作的重点目标人群之一。

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是艾滋病预防教育的重点目标人群,更是社会性综合防治的主要人群,广泛开展艾滋病知识及预防措施的宣传教育、干预活动,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手段之一。

摘要：目的了解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人员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探索在该人群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措施和评价方法。方法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培训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记录并完成问卷的填写,采集静脉血进行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在本次调查的485名女性性服务人员中,平均年龄26.4±7.1岁,中位数25岁,低于30岁者占74.8%;53.2%的人在婚或同居,46.8%的人未婚或离异;81.0%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56.1%的人来自本省其他地区或外省;61.2%的人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宾馆/酒店性服务人员对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UNGASS)指标、传播途径知晓率较高;86名梅毒阳性,阳性率为17.7%。在此次调查中,没有发现HIV感染者。结论女性性服务人员年龄小、文化层次低、流动性大,性病/艾滋病(STD/AIDS)相关知识知晓率较低,须尽快采取综合干预措施。

关键词：女性性服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行为学,血清学

参考文献

[1]王复选.294名性服务人员的艾滋病知识、行为、HIV感染调查[J].预防医学论坛,2006,12(1):37-38.

[2]薛芳辉.娱乐场所性服务人员HIV感染状况及行为学调查[J].疾病控制杂志,2006,10(5):526-528.

高校女性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探索 篇4

一、高校女性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1. 高校科研激励机制存在性别盲区。

高校目前并没有依据科研人员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家庭分工现实状况而制定相应的科研激励政策, 没有体现社会性别差异敏感性, 现行科研激励政策还存在性别盲区。科研产出的最佳年龄区是25—45岁, 峰值为37岁[1]。然而在最佳科研产出年龄时期, 生理结构特点决定了女性不得不中断科研, 投入生儿育女的伟大使命之中。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 女性除了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 还要扮演家庭的传统角色。性别差异导致女性在各种激励政策评审和晋升机会分配中处于劣势, 随之产生劣势积累效应。有学者尖锐提出, 这是在无视两性差异基础上, 依照主流社会的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的激励机制;现行激励机制表面看似平等, 实际隐藏着性别的不平等[2]。

2. 高校科研激励机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隐性性别歧视。

高校激励机制实施过程中, 领导往往认为女性容易被家庭子女羁绊, 因而将晋升机会留给男性。此外, 同行评议的评审是激励机制实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于评审专家, 即“仲裁人”受其个人偏好、社会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难免产生各种偏见和缺陷, 特别是性别偏见。有研究发现, 同行评议过程中不一定只是男性对女性带有偏见, 女性“仲裁人”跟男性一样, 更倾向于选择男性[3]。这样会严重影响女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科研热情。

3. 缺乏针对高校青年女性的培训激励和目标激励。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 2010年我国高校女性中36—40岁年龄段女性人数迅速上升, 并接近男性人数;31岁以下女性人数已超过男性。高校青年女性科研人员已逐步成为高校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她们正处于科研事业的起步阶段, 渴望有不断学习、各种培训、出国进修等机会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同时也渴望组织上能帮助她们建立长远的目标任务, 明确科研发展方向。然而, 目前高校决策层并没有重视当前高校性别比例的变化, 更没有出台针对高校青年女性科研人员的培训教育计划和激励措施。

4. 缺乏针对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激励政策。

高校科研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分层现象, 女性层次结构和科研产出偏低, 从事尖端研究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社会学者景怀斌和赵兰香研究发现, 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在特殊年龄阶段, 尤其是刚刚进入婚姻家庭生活的时期, 更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关键期。在此关键期, 她们主观价值取向悄然发生着微妙变化, 事业的目标定位和成就动机都会下降, 阻碍她们向高层次发展。同时, 女性在这一时期感知环境影响比男性更敏感。因此, 针对高校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激励措施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遗憾的是女性关键期主观价值的微妙变化并没有引起高校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也缺乏针对高校女性关键期的激励措施。

二、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因素

1. 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社会因素。

由于生育养育子女的使命和社会家庭角色的格局的影响, 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在科研上的精力投入与男性无法比拟。同济大学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 “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2小时以上”的女教师有64.5%, 男教师只有35.5%。湖北问卷调查显示, 有48.8%的女性每天要花2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 而男性为此所花的时间仅为女性的25.1%。新疆高校女教师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52.7%的女教师业余时间多用于做家务。社会分工格局、婚姻家庭角色, 羁绊着女性在时间和精力上对事业发展的投入。

2. 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女性生理结构特点决定了女性比男性更感性且较少理性, 抽象思维能力较薄弱, 客观上导致了女性科研人员在研究成果方面比男性明显更少。女性未能像男性那样较深入地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 因而女性在科学知识的宽度、深度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心理因素中性别意识往往导致女性成就动机偏低。社会学者景怀斌研究发现, 中国女性的成就动机普遍低于男性, 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成就动机显著低于相应水平的男性[5]。高校女性在经历结婚生子的特殊心理过程后, 往往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依附心理, 更愿意选择轻松的生活, 对事业的追求精神被逐步淡化。这种强化性别意识、降低自身要求的结果, 必然阻碍了她们科研事业的发展。

3. 同行评议中隐性性别歧视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

同行评议用于科研活动的所有评价环节, 包括学位和职称评定、项目资助申请、期刊论文审稿、研究机构的评价等。可以说, 同行专家充当“仲裁人”的角色, 他们决定着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学术命运。由于同行评议的“仲裁人”受其个人阅历、个人信仰、不同社会文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难免产生各种偏见和缺陷, 特别是性别偏见。为此, 社会学家曾进行过一些实证研究, 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同行评议过程中, 女性“仲裁人”也跟男性一样, 更倾向于选择男性, 而非像过去认为的那样, 如果存在性别歧视问题, 那么一定是男性对女性的偏见。

三、建立高校女性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的探索

1. 建立符合女性特点的绩效激励机制。

高校决策层应建立健全一整套既体现人文关怀、符合女性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和适合各层次女性科研发展的考评制度, 并将之视为可促进高校科研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

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往往要肩负家庭、教学和科研多重任务, 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 想要兼顾各方面工作, 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最终往往在科研上难以取得明显成果。因此, 建议在现有考核制度的基础上, 根据女性特点和各自专长、不同的岗位性质及个人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制定有利于发挥她们各种创新能力的考核规则和标准, 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一方面, 实行弹性管理, 让一部分女教师以教学为主, 在职称评定和年终考核中适当降低对其科研能力的要求。对以科研为主的教师, 则相应降低对其教学工作量的要求, 减轻他们其他方面的工作负担, 使其能安心在各自岗位上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6]。另一方面, 制定女性突出成果奖励条例和设立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考核标准, 鼓励女性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突出成果, 使优秀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脱颖而出。

2. 加强对青年女性培训激励和目标激励。

目前在我国高校科研领域, 一方面青年教师呈现“女性化”倾向, 另一方面女性层次结构和科研产出偏低。由于青年女性科研人员正处于科研发展的起步阶段, 因此高校应加强对青年女性的教育、培训激励并建立长远的目标激励。笔者建议, (1) 可定期组织、举办各种有利于女性科研人才成长的培训课程、讲座、研讨会等活动。目的在于激发她们的科研兴趣和动力, 使她们拥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2) 构建青年科研创新团队, 吸纳一定数量、一定比例的科研能力强、技能互补的青年女性科研人员加入, 使青年女性成员在科研实践中得到学习和锻炼, 不断提高和成长。 (3) 结合学校发展规划和个人特长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并在目标实施各阶段进行考核。这样不仅可以使她们逐步确立科研发展方向, 还可以激发她们追求新目标的责任和热情[7]。

3. 制定针对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激励措施。

许多发达国家相继都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鼓励和期待更多女性重新回到科研领域,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我国高校也应该出台一系列专门针对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激励措施。如, (1) 放宽女性的年限, 让女性在安心度过生育养育子女的最困难时期后重新回到科研事业发展中。 (2) 处于科研发展关键期的女性常常在各种限额申报评审中处于劣势, 为此, 建议实行“同等条件下特殊年龄段的女性优先”的政策。这样不仅可以优化科研人员的性别结构, 还可以树立榜样, 调动更多女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3) 予以经费补贴和社会资源帮助, 减轻家庭负担等, 使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事业, 做到家庭、事业两不误。

4. 营造公平的激励氛围。

首先, 高校管理层应坚持公平原则, 重视当前高校科研人员性别比例的变化, 注重培养女性科研人员, 做到机会均等。平等是一种最基本的激励方式, 它有助于环境和谐和科研团队凝聚力的形成。其次, 在各种评审活动中, 一方面要求教育评审专家改变旧的传统观念, 严格执行公平原则;另一方面, 采取措施, 增加女性参与的比例, 激励更多的女性科研人员主动积极地申报各种奖项、项目、晋升等。最后, 要保证各个环节的公平性, 还要树立典型和标兵。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具有广泛的号召效应。

参考文献

[1]施远涛, 陈雪玲.性别差异视角下女性科技人员科研产出之谜探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1 (2) :60-65.

[2]章梅芳, 刘兵, 我国科技发展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的现状与对策[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6 (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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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景怀斌.中国人成就动机性别差异研究[J].心理科学, 1995 (3) :180-182.

[6]吕惠兰.高校女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2) :23-25.

浅谈学校女性档案人员的角色定位 篇5

档案,众所周知是指保存有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资料。只有充分解决好档案的保管问题,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档案真正的价值。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档案的数字化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要实现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最关键的步骤在于需要将纸质的档案通过扫描、录入等方式存储到计算机数据库中,而要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步骤却并不容易,一是需要有关硬件,即电脑设备、扫描设备、数码相机等,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有一位有责任感、耐心细致、情感细腻的档案人员。

2. 女性在档案管理中不可替代的优势

当代社会许多行业、工作都有女性的参加,档案管理工作就是其中之一。从数量上来看,我国档案职业中,女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根据我国《全国档案事业统计综合年报》提供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女性所占此行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5%。数据还不止这些,《档案学通讯》中提供有性别信息的论文作者中,女性占了将近50%,这些数据都表明了,女性在档案管理上的巨大潜力。

古语说: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再恰当不过了。女性普遍具有细心、温顺、容易与人相处、感情丰富且善于体谅别人的特点,在工作中耐心细致,态度认真,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善于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而且在相对单调乏味的条件下仍能孜孜不倦地长期工作。因此,女性不论从生理还是心理都十分符合档案职业的属性。长期以来,档案管理人员的角色一直被忽略甚至是被误解,在大多数人看来,档案管理工作是十分清闲的,午后阳光下喝一杯咖啡,品一本书,其实不然,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和程序性非常强的工作,女性由于特殊的气质,温婉娴静,心思缜密,使档案管理工作不再枯燥无味,尤其是在学校的档案管理中,女性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普遍对档案工作的性质和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和掌握,往往能耐得住职业上的寂寞。虽然同时担负着职业工作者、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但善于平衡相互位置,工作责任心强,工作热情高,能获得师生的广泛认同。

3. 女性档案人员角色定位

首先,女性档案人员与其他职业一样都是普通的从业者,肩上都担负者职业责任。学校中的档案除了党政、人事、财务档案外,还有教学档案、学生档案,这些档案涉及面广而又内容复杂,不容有任何疏漏。在从业过程中必须遵守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于档案的整理充分发挥女性独有的特性。

其次,女性档案人员是档案的守护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前进,人们越来越重视所谓的“记忆”,档案的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很多时候人们愿意花许多代价去保存这些档案,然而女性档案人员细致的情感就注定了女性是新时期对档案管理提出新要求的守护者。

最后,女性凭借其独特的品性,成为档案的传播者。以往档案工作者都是被动的提供给利用者所需的档案,扮演传递档案的角色。这部分工作内容在数字化时代要求从传统的保藏维护转向检索、传播,让社会和更多的家长、学生可以了解学校的发展,为学校树立良好的口碑。要做到这些不仅仅要靠女性天生的谨慎、细致、温柔,更需要的是做到百问不厌、百查不烦,为使用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女性档案人员的善解人意和较强的宽容性无疑大大提高了档案传播的“主动性”。

4. 女性档案人员的不断提升发展

尽管女性在学校档案管理中具有独天得厚的优势,但女性档案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机械性的按部就班的完成工作,相反,女性档案工作者应科学地获取和鉴别有关档案信息,并对所获信息进行必要的深度加工,继而及时向社会和师生推介。因此,女性档案工作者要树立与时俱进的观念,抓紧时间进行知识的更新,主动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在守清贫、淡名利的同时,要发扬个人优势,增强成才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认清自身价值,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轻易感到失落,安于职守,才能做好学校档案管理工作。

结语

在飞速发展的的数字化时代,女性角色越来越多样化,学校女性档案管理人员在这个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女性以其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独到优势占据了这个时代档案职业的一大片江山,学校档案部门更是如此。所以,新时期的女性档案人员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观察、思考社会和科学地审视自己,明确自身的社会职责和职业价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找准立足点和发展方向,以自觉、积极的职业行为才能更好地符合档案从业者、守护者、传播者的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1]谭彩敏.关于档案人员职业价值和角色定位的思考.研究探索,2010年4月下.

[2]朱文莉.如何做好档案管理人员的角色定位.当代经济,2008年8月下.

[3]国家档案局.全国档案事业统计综合年报.2013年11月.

女性服务人员 篇6

1 女性强戒人员的特征表现

1. 1 人口学特征

在随机抽取的100 名女性强戒人员中,年龄在36 ~ 50 岁的占56% ; 初次吸毒年龄在17 ~ 25 岁的占47% ; 吸毒10 年以上的人占47% ; 离婚的占23% ; 入所前无职业的占52% ;无固定收入的占56%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 ; 经济耗费每天200 元以上的占31% 。初次因好奇吸食毒品的人占45% ;二次复吸因精神空虚的人占43% ; 毒友引诱的占25% 。有35% 的人认为回归社会最大的苦恼是被社会歧视; 有35% 的人表示出所后会努力戒断毒品; 有65% 的人表示坚决戒断毒品。

分析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女性吸毒人员普遍涉毒年龄偏小,初次吸食毒品的人员大多年龄在25 岁以下; 吸毒时间长,在所的女性强戒人员以36 ~ 50 岁的人员为主,吸毒时间多在10 年以上,其中70% 以上的人员属于 “多进宫”,最多的曾经达到7 次。年龄跨度大,最小的18 岁,最大的54 岁,不同年龄之间接受教育程度和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文化程度低,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认知能力差,这是女性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也是场所难矫治的根源之一。

1. 2 行为特征

行因心而成。女性吸毒人员由于吸毒成瘾导致心理失衡,因而产生许多行为上的变异,反映在社会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行为特征。

( 1) 从某种意义上讲,吸毒者的行为表现,处处都带有吸毒的 “烙印”。即用 “药”是生活的全部。对吸毒成瘾者来说,用 “药” 比吃饭、睡觉、家庭生活等基本需要还重要。她们生活整体混乱,整天可以不见太阳、无工作,甚至日夜颠倒,作息混乱。

( 2) 说谎是吸毒者最主要的行为特征之一。吸毒是违法行为,吸毒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隐瞒,不但对家庭还是对外界,因此,吸毒者说谎的行为特征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说谎是她们逃避外界和内心压力的唯一方式和选择。强戒人员入所后,不说实话,即便是民警了解个人基本情况,也有意隐瞒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些人虚伪善辩,对于自己吸毒的违法事实以及违纪行为不承认或抵赖,有时 “背着牛头不认账”,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巧舌如簧,总想掩饰自己的缺点或错误。

( 3) 言行不一,对于 “戒毒”也是真假难辨。表现为:女性戒毒者进入戒毒所一方面信誓旦旦表示要痛改前非,要戒毒,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5% 的人表示出所后会努力戒断毒品,有65% 的人表示坚决戒断毒品。但是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寻找毒品。即使在戒毒所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难以获得毒品,但一些特定因素随时可以唤起她们吸食毒品的情感记忆。大部分人承认: 即便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对毒品的渴望心理也较重,经常性有吸毒的梦境,此心理产生的外在表现是在无法得到毒品的情况下,从而转向对香烟的依赖性,想通过吸食香烟,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吸毒的感觉,所以利用各种机会获取香烟。

( 4) 道德、法律意识差,漠视他人的感受,损人利己,对自己、对家庭、对集体、对社会不负责任,没有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冷酷、缺乏爱心,自私自利,言行不一,缺乏羞耻感,并想博得民警同情得到帮助。吸毒成瘾后,毒资很快成了问题,而女性获取毒资的手段与男性不同,更具有隐蔽性; 普遍存在 “以淫养吸”的现象,通过卖淫获取高额毒资,因此传播恶性疾病的概率很大,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 5) 强戒人员入所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生理脱瘾及康复,其急性戒断症状或稽延性症状会逐渐减轻甚至基本消失,在生理上控制了毒瘾,心理上也相应地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但由于吸食毒品造成的行为特征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还表现出: 情绪容易冲动,不考虑后果便行动; 缺乏自信与决策能力; 自卑感强烈、内心孤独、不会交知心朋友; 谈吐时可见思维散漫甚至赘述、注意力难于集中、记忆力明显受损、智力活动较迟钝; 情感反应以淡漠、沮丧,行为趋于退缩,懒散疲沓、劳动力明显下降。

2 女性吸毒的社会和家庭原因分析

诱发女性吸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出现与发展与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是各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2. 1 社会原因

( 1) 社会生活的压力。现在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外,要承受工作压力,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 对内,要抚养孩子,负担家务,照顾老人。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女性性格的弱点很容易显现出来。女性较之男性,在社会活动中相对来讲处于劣势,一般性格比较脆弱,情绪波动大,容易出现忧郁和焦虑情绪。吸毒女性这种性格更加突出,当她们遭遇生活中的种种负面事件时,很容易悲观、失望、行为失控,无法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这时候如果有其他吸毒人员引诱,很容易走上吸毒之路。调查发现,45% 的女性初次吸毒的原因是因为好奇并且有他人引诱。

( 2) 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相貌姣好但文化程度较低是年轻吸毒女性的共同特点。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农村等边远地区女性受教育机会相应也少,她们离开自己的居住地进入到城市打工,但由于受到社会就业压力、自身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她们在就业和社会活动与男性和高学历的人相比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导致她们的就业只能是在餐饮、酒店、歌厅等行业从事服务性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具有压力大、节奏快、待遇低、稳点性差的特点,导致这些女性精神高度紧张、情绪低落、应激能力下降①; 而这些地方又是黄赌毒极易藏身的地方,她们有机会目睹这种不健康、奢靡的生活方式,如果女性虚荣心强,爱显示自己,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时,面对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她们就有可能用违背社会伦理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欲望,或用消极的生活方式应对社会。 “女性吸毒正是自我控制弱化再加上适合机会的产物②”。在这样的场所里与辛苦的打工相比, “陪嗨”是一种不需任何投入而又高收益的生计,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或经人诱惑,便可能刺激部分年轻女性对吸食毒品的参与和冲动。

( 3) 对女性严厉的纠错问责的传统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女性道德上的要求普遍高于男性,在社会中受到的纠错问责也要多于男性,许多吸毒女性吸毒前本身心理素质差,行为上也不符合主流社会的标准,社会给予她们帮助少于谴责,使她们得不到社会和家人的支持和关爱,女性自尊心强,好面子,加之在工作、家庭、经济上得不到公平对待,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时,容易产生破罐子破摔,误入歧途;另外,吸毒后,部分吸毒女性 “以淫养吸”、实施诈骗等,在这种背景下,女性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整个社会对女性戒毒人员的歧视程度也高于男性。男性回归社会,人们在盼望他们浪子回头,而女性在严厉的纠错问责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常常把她们打入另册,导致走出戒毒所后也无所事事,在自卑、孤独的情绪中再次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难以抵挡吸毒圈子里人的再次召唤,走上复吸道路。在我们的问卷中二次复吸因精神空虚的人占43% ,毒友引诱的占25% 。

( 4) 合成毒品的滥用是女性吸毒人数增长的主要原因。近几年随着合成毒品的滥用,吸毒人群不再集中于男性,女性吸毒人数急剧增加。据2012 年中国禁毒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 年年底,全国共发现登记吸毒人员179. 4 万名,在吸毒人员中,仅查获新增滥用合成毒品人员的就有14. 6 万名,同比上升22% ③。其中男性吸毒人员占大多数,为83. 9% ,女性占16. 1% ④; 女性吸毒者人数与历年相比,上升幅度为16. 9% ⑤。与吸食海洛因相比,合成毒品滥用的主要地点为KTV、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或是宾馆、酒店以及私人聚会场所等,因此又称为 “舞会药物” 或 “俱乐部药物”。与阿片类等传统毒品相比,吸食合成类毒品的人群具有群体性、群居性、兴奋性、致幻性的特点,这些场所中从业的女性则很容易成为男性吸毒助性的受害者,成为自我控制弱化再加上适合机会的产物。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恶意诱骗和下药等。合成毒品在娱乐场所的滥用蔓延导致我国女性吸毒情况日益严峻。

( 5) 对禁毒的宣传力度不够。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毒品的最初了解可能来自于两种途径,一是政府新闻媒体、社会公益活动等在大张旗鼓的宣传毒品的危害,严禁吸食; 二是吸毒者又在吹嘘吸毒后的种种欣快感。社会的禁毒宣传主要内容包括毒品的危害、禁毒的成果、禁毒的法律法规等,虽然毒品的成瘾性危害为人们所了解,但受宣传内容、时间、空间的限制,很多人还是对毒品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而反面的吹嘘使很多人对毒品平添了几分神秘,甚至还会出现诸多误区,如传统毒品危害很大,不能沾,而合成毒品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危害不大; 毒品可以减肥、吸食毒品具有很强的欣快感等。迄今仍有不少人误认为毒品是治病良药,为治病、减肥而染毒的女性不在少数。

2. 2 家庭原因

女性对家庭、集体的依赖性远远高于男性,她们希望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关注,不良的家庭环境或教育使她们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年轻的女性在缺乏家庭关爱的情况下,极易走向极端。调查显示,有平均50% 的女性吸毒人员父母一方没有正式工作,有45% 的家庭父母离异,有25% 的人因为吸毒没有结婚,有23% 的人因为吸毒离婚。有35% 的人认为回归社会最大的苦恼是被社会歧视,25% 吸毒女性的 “第一口”常常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的,说明吸毒女性在吸毒前都或多或少的交有吸毒的朋友。 “女性吸毒与家庭环境关系密切”①。这些人中一部分因为小时候家庭不幸,得不到父母关爱,受不到良好的文化和道德教育,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或扭曲。另一部分人成年后因吸毒导致家庭破裂,婚姻不幸福,孩子看不起,丈夫不关心,社交圈子小,心情一直处于苦闷、抑郁、孤独之中。虽然她们在戒毒所内能成功戒毒,但一旦回归社会,就会产生被社会和家人抛弃的感觉,找不到归属感,无奈之下,走上复吸之路。

3 女性戒毒人员教育矫治的应对措施

3. 1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职能

女性吸毒原因非常复杂,复吸问题也很严重,由此而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很明显,女性吸毒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环境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必然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女性吸毒者由于就业基础薄弱,生活依赖性强,经济收入较低、心理特征的敏感、脆弱,这样就决定了她们很难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迅速摆脱吸毒的困境②。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优势,引导女性远离毒品。

( 1) 加强和开展专门针对女性的法制、毒品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吸毒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有自身的特点,其中文化层次低、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大多数吸毒女性对毒品的认识来自于不正常的渠道,她们对毒品和吸毒行为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许多女性吸毒者吸食毒品多是由于好奇心理、认同心理等因素,并且还因诸多的原因,在戒毒所里她们都有决心戒断毒品,但是她们没有回到社会的信心,恐惧社会对她们的不容忍、不理解,认为从根本上无法戒掉毒品,故而复吸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根据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来开展禁毒宣传和教育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 2) 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女性就业岗位。在随机抽取的100 名女性戒毒人员中,52% 没有稳定的职业,56% 无固定收入,这些女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就业和社会活动处于劣势,也就使她们很难实现心灵的满足,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然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但是我国目前社会资源的配置还不平衡,女性在受教育、升学、就业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比男性大得多。但是实际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大量女性的参与,根据社会需求和女性的自身特点,政府应创造就业机会或采取鼓励措施保障女性创业,增加女性工作岗位,保障女性的合法权利,参与大量的社会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增强自信心。

( 3) 构建戒毒者社区戒毒和康复的工作保障体系。《禁毒法》整合创新了我国的戒毒模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戒毒疗法。根据联合国 《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指出 “戒毒( 生理脱毒) 只是整个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戒毒之后必须有康复跟上……③”。但是从目前禁毒工作的实践经验来看,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还比较滞后,使得生理脱毒、身心康复、重返社会这个戒毒链条没有完全建立,必然会影响禁吸戒毒工作。这个链接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故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戒毒治疗、预防复吸的工作体系迫在眉睫。

3. 2 强制戒毒所发挥管理的优势,开展戒毒矫治工作

( 1) 多方法有效的心理干预治疗。强制隔离戒毒是国家利用相对封闭、集中管理的优势,对吸毒者采取的强制治疗手段,包括生理脱毒、心理矫治和康复回归。女子戒毒所完成对女性戒毒者的戒毒过程,实现戒毒效益,降低复吸率,要充分利用戒毒的社会化机制,及时开展必要的、有效的心理干预治疗,培养健康的心态和稳定的心理素质。科学戒毒和爱心关怀相结合,走进那些扭曲的、濒临死亡的戒毒者的心灵,帮助其树立良好的戒毒目标,重塑健康的生活心态,自觉地开展戒毒,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回归社会。

( 2) 榜样示范作用,建立互助疗法。戒毒场所收治的戒毒者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处在 “人人都戒” 的治疗群体里,多少都受到正面影响。首先她们都是吸毒成瘾者,在某种层面上是平等的,她们有相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容易产生心理上的沟通; 戒毒效果好、心理结构构建良好的戒毒人员在戒毒环境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榜样,对于那些持观望、没有信心戒断毒品的戒毒人员来讲,这些榜样就是无声的说教,可以对其他的戒毒人员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些表现突出的戒毒人员,身体力行帮助做其他的戒毒人员工作,还能及时发现问题,适时地采取戒毒帮教,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帮助,树立戒毒的决心,也可以减少进入戒毒所的忧郁感和孤独感,以提高戒毒效果。

( 3) 创新管理体制,对女戒毒学员进行实用劳动技术培训。在随机抽取的100 名女性强戒人员中,入所前无职业的占52% 、无固定收入的占56% ,由此看出女性吸毒者以无业、待业人员为主。吸毒女性主要是个体户、打工人员和从事娱乐服务行业的人员。针对这个特点,戒毒所应努力创造机会,树立 “帮助戒毒人员就业、服务戒毒场所发展”的理念,充分发挥戒毒所管理集中、时间保障的优势,与劳动保障部门、职业技术院校开展横向交流合作,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女性戒毒学员在所期间至少根据自己的意愿获得一次学习机会、掌握一门就业谋生本领,帮助她们获得一定的成就感以增强戒毒信心,为她们在出所后基本能够实现自力更生、融入社会打下基础,只有这样,戒毒人员职业技术培训工作才能取得明显成效。

3. 3 建立健全家庭、社区、社会保护体系,创造保护女性的良好环境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是基于基因与环境因素,吸毒主要靠后天习得。也就是说个体成长早期,社会环境具有直接、明显的影响。为此,负有保护责任与义务的父母、学校、单位、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应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女性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与生活。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构建良好的家庭保护环境,应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对于预防女性吸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女子戒毒所不仅要通过科学的戒毒方法,帮助女性戒毒人员生理脱毒,还要及时与女性戒毒人员的家人、社区、单位等沟通,获得家人的支持、谅解和社会的宽容与接纳; 通过亲情电话、家人鼓励等给予关爱,对她们进行一些人生价值教育、励志感恩教育等。通过双方的努力,让她们感受到家庭、社会的温暖气息,感受到她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家庭需要她、社会需要她,重塑自信心。支持和鼓励她们学习基本生存、生活技能,并在进行行为矫正和思想修复的同时,增强其道德和法制、荣辱观念,为戒毒女性重新回归社会做好准备。

摘要：近年来我国吸毒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吸毒人群也从成年男性向女性化方向扩展。女性吸毒人数的迅速增加,与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她们在社会活动中处于劣势,女性吸毒者较之男性有更明显的被动吸食特点。长期以来,女性在社会各方面受到的歧视、不公平对待和弱势地位是她们被卷入毒品吸食旋涡的特质性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女性吸食毒品的特殊原因,从而提出预防女性吸毒和教育矫治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女性吸毒,特征表现,社会原因,家庭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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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服务人员 篇7

从分地区看, 在2007年数据中,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排在前三位分别是:广东为1018912人, 增加了97279人, 占全国比例7.06%;山东974903人, 增加了26314人, 占全国比例6.75%;河南917903人, 增加了49461人, 占全国比例6.36%。排在后五位的是:西藏18221人, 增加了2765人, 占全国比例0.13%;青海65222人, 增加了5264人, 占全国比例0.44%;海南72755人, 增加了5597人, 占全国比例0.49%;宁夏77846, 增加了3831人, 占全国比例为0.54%;甘肃为213985人, 增加了11511人, 占全国比例1.48%。由上可以看出, 我国大部分地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数量都增加了, 但是相比较而言, 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后发达地区增加数量更加快, 所占的比例逐级提升, 相对而言, 中部发展缓慢, 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取得较快发展, 大部分地区、行业数量明显增加, 增加的比率提升, 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负增长是由于这些地区进行战略结构调整所致, 较为明显的是采矿业减少了61677人, 减少的比例为23.58%, 相当原因是由于中部、西部资源大省进行发展方式调整引起的。我国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的进步, 在人才强国战略中发挥了战略的地位和作用,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效支撑, 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活力有示范价值。

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

从2007年数据分析看, 东部地区包括的11个省级行政区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为6699565人, 占全国女性技术人员总数的46.41%, 中部地区有8个省级行政区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为4134661人, 占全国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28.64%, 西部地区12个省级行政区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为3601246人, 占全国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24.95%。而从地区内部分布看, 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 从东部看, 广东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总数为1018912人, 海南仅为72755人, 广东总人数是海南的14倍, 广东万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数为107.83人, 海南为86.1人。从中部看, 河南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总数为917954人, 而安徽的人数为374168人, 河南总人数是安徽的2.45倍, 河南万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数为98.07人, 安徽为61.16人。从西部看, 四川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总数为669431人, 而西藏仅为18221人, 是西藏的36.74倍, 四川万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数为82.37人, 西藏为64.15人。

尽管西部、中部、东部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不均衡, 但此项指标差距远低于经济发展差距, 西部和中部、东部的差距不同程度低于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虽然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有一定的缩小, 但是女性专业技术事业差距缩小的趋势更为明显。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人才资源随着生产要素、资本进一步向经济优势地区集中, 呈现出以经济为支配的区域分布特点, 强大经济资本转化为人才优势和地区优势。

三、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分布存在明显的权力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看, 2004年和2007年相比, 教育业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从41.69%上升到42.69%,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从16.4%上升到17.18%,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3.47%上升到3.86%。在2007年数据中,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分布前两位的行业是教育业的42.19%,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17.18%, 后四位分别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0.19%, 住宿和餐饮业的0.5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0.73%, 房地产业的0.85%。而从分地区看, 中、西部地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向权力部门更为集中, 分布在教育行业人数总占地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前五位分别是河南的49.88%, 贵州的49.76%, 广西的48.85%, 四川的47.20%, 吉林的46.91%。西部在教育行业分布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数为1631636人, 占全国的26.48%, 中部为1874557人, 占全国的30.42%, 一些社会新兴行业部门却以其灵活的人事机制和良好的激励机制, 吸引了各类人才, 这时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扩散和转移就会发生。从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分布行业性质看, 2007年和2004年相比, 金融业增加了8819人, 增长率为1.25%;房地产增加了11263人, 增长率为10.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了11455人, 增长率为7.94%。随着市场机制完善, 公民社会兴起, 社会择业观念改变更多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将分布在与人们生活质量密切的领域和新兴产业中。

四、性别发展中的失衡

男性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群体, 共同推动技术应用价值和社会文明与进步。进入21世纪以来,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和男性相比, 取得了发展上的进步。从2007行业分布性质看, 77.91%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分布在国有单位, 4.56%分布在城镇单位, 17.53%分布在其他单位, 同期中72.05%专业技术人员分布在国有单位。尽管我国女性专业技术人才事业和男性相比, 从发展速度及特殊领域和行业有一定优势, 但是整体来说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方面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状态。以2007年数据为分析参照, 从总数看, 全国为33139574, 女性为14435472人, 占总数的43.56%。从性别分布行业性质看, 在国有单位中女性人数为11245983, 占总数的比例为35.12%, 在集体单位中女性人数为658796人, 占总数的比例为41.68%。从全国各地区看, 2004年到2007年部分地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出现了负增长现象, 分别是吉林增长率为-6.79%, 黑龙江为-5%, 辽宁为-3.80%, 湖南为-2.85%。女性和男性相比, 在具体情境下有所差距, 并非是大量抽象程序的最终产物, 而是一种具体的体验, 这种体验将塑造特定的不公平感觉, 因此,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在人才战略选择、行业和地区布局等方面应当与专业技术人员整体发展有所差别。

五、结论与发现

第一, 进入21世纪来, 我国女性专业技术在性别平等国策和人才治国战略中取得了较快发展, 数量明显增加, 分布行业和领域更加合理, 性别发展更加平衡, 引领着社会技术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但从全国发展看,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不平衡, 东部人才队伍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 区域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不平衡, 导致技术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 经济不是决定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的唯一因素, 区域发展、文化理念、政策支撑、教育体系才是影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差距低于其经济发展差距, 给西部后发达提供赶超的空间与可能, 同时西部地区内各省差异较大, 西北地区的新疆、宁夏、青海发展水平较高, 西南地区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在发展转型过程中, 一些优势行业、领域面临调整, 使得中部地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发展受到制约。

第三, 各地区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多维度尺度, 不同指标差异较大。整体来说, 权力部门聚集了大部分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西部和中部, 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优势, 女性专业人员向多元发展趋势, 新兴的金融、房地产、居民服务、信息等产业日益成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青睐的领域。

参考文献

[1]200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200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3]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