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论文

当代文学史论文（精选12篇）

当代文学史论文 篇1

一.文学史观和历史叙述的不同维度

对文学史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编写者个人对文学史的理解及他本人对文学史材料的掌握程度, “从体制的设置、史料的选择到描述的方式﹑评价的尺度无一不体现着作者的文学史观念”[1]不同的文学史观所叙述的文学历史也各有差异, 史学家无不企图建立自己独特的叙史模式, 以期打破长期以来笼罩当代文学史写作中众口同声的尴尬局面。洪版以文学的体制化研究贯穿全书, 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 提出当代文学是从一体化走向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的文学史观, 据此他以“一体化”的叙史模式构建起自己特有的文学史研究与叙述体系展开对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及文学体制与格局如何建构的论述。在具体评述中他将当代文学分为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和下编“80年代以来的文学”, “上编主要叙述特定的文学规范如何取得支配地位, 以及这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征”这里讲述的是当代文学规范与体制“一体化”的构建过程。“下编则解释在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 这种规范及其支配地位的逐渐消弱、涣散, 文学格局出现的分化、重组的过程”[2]在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上, 洪版以“一体化”文学规范的形成与解体整合当代文学史, 视野开阔, 立意深邃。华师版作为一本通用教科书, 较多的因袭传统文学史观, 强调对文学作品的把握, 并对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予以极大关注, 不仅罗列作品更努力理清线索, 注重对文学的历时性、共时性和规律性的研究。体系严密、条理清晰、兼容并蓄。如对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分析解读, 从作家简介、创作经历、作品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作品优缺点等方面层层深入, 条分缕析显示了一种客观而包容的文学史观。

在历史叙述上, 两部文学史研究都坚持历史唯物史观, 都主张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分析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 他们均认为研究文学史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 客观地、冷静地叙述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 但由于二者文学史观各有差异在具体历史现象的阐释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观。洪版“一体化”的文学史编写体制, 高屋建瓴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一直以来当代文学研究者一般以新中国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作为起始时间开始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 这种叙述强调了以1949年为界限当代两个文学阶段的断裂, 而洪版则不然, 在开篇“文学的转折”这一章中即突破对当代文学研究仅以新中国成立作为文学划分的依据并指出:30年代“人的‘现代化’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新文学中心主题, 仍然得到继续”从现代推及到当代, 洪著从全局着眼, 视野宏阔, 站在新旧历史交叉点上审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流变从而使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整体脉络得以打通。在文学史分期上, 华师版仍沿用传统的“三分法”:新中国文学 (1949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 ﹑新时期文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 和新世纪文学 (2000年至今) 。洪版则从根本上挑战三分法, 采用“两分法”, 将当代文学分为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和下编“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打破传统分期中对50至70年代文学“断裂”的论述, 将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还原为一个具有因果联系的线性序列, 便于对当代文学历史进行宏观把握, 极具开创性。不同于洪版“个人撰史”在历史叙述上的开阔创新, 作为高校通行教材的华师版文学史更多的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学史史实, 故在历史叙述中追求稳中出新, 既沿袭传统文学史的重视对“经典”的把握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学史是以‘经典’作品为主体的, 对‘经典’的选择﹑阐释﹑评价, 体现了文学史作者的史实和史观”[3]同时又对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地描叙, 对重大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创作活动、文艺争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既显示了文学创作的成果, 又努力提出问题, 在平稳的叙述中注入鲜明的创新意识。

二.文本的不同选择与处理

阅读两部文学史, 综合来看, 二部文学史均把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作为其评述对象, 考据详细, 论证有力。但在具体文本的选择和处理上却各有侧重。洪版在前言中提到“本书的评论对象, 主要是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现象”, “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 ‘生成’于当代的艺术形态﹑理论模式, 由于曾经产生的广泛影响, 或在文学的沿革过程中留下重要痕迹也会得到相应关注”[4]洪版文学史侧重考查文本生成的各种机制, 将文学的外部环境如“文学体制﹑组织结构”等纳入研究视野, 把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文学思潮等“回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综合考查而不着重对文本的细致分析, 可以说洪版代表的是以思潮为主的文学史, 文学作品不再是史家关注的重点, 他要研究的是隐藏在作品背后当代文学文本、艺术方法产生的背景、历史依据、渊源和变异。华师版作为教育部指定的通用教材考虑的更多的是学生的需要和教学反馈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 淡化对文学思潮、文学生产体制等宏观范畴的介入, 展示的是以作品分析为主的文学史观。对文学的发展脉络描述清晰, 内容翔实便于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华师版文学史突出作家作品研究走的虽然是传统文学史写作路线, 但所涉作品众多, 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将很多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纳入其中, 同时重视对“经典”的把握, 强化了对当代有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评介, 彰显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

三.价值评析的不同取向

任何一部文学史的书写都离不开史学家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 基于两部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历史叙述﹑文本选择与处理方面的不同, 其价值评析取向亦有差异, 洪版大量引用他人评论, 注重还原历史真实, 评述冷静客观﹑严谨含蓄, 鲜有主体介入, 文字描述朴实含蓄, 追求点到为止, 少有著者个体情感的宣泄。洪版著作中不仅考查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也得到极大关注, 甚至有时作品的审美价值被一笔带过, 而文学史价值则被放到突出位置, 如对十七年红色经典《红岩》的评介, 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史对小说主题、艺术手法、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的阐释, 著者有意回避对作品的审美判断而另辟蹊径考查《红岩》的写作方式, 通过对《红岩》十年写作成书过程的梳理, 探索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具体实践, 彰显其创作的文学史价值。而华师版《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本通用教材侧重的是文学史知识的梳理和评介, 重视对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把握, 注重对作品的阐释和评价并认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 需要以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作成果为对象, 以作家创作的文本为依据, 认真细读文本, 研究文本……提高文学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5]鉴于此华师版更加注重对文学“经典”的阐释, 更多地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 而对其文学史价值关注度不及洪版。同时又由于这部文学史是作为高校教材进行编写的, 其目的既有提高学生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成分亦有普及文学史知识的成分, 故对文学史事实、作家作品的评价亦给予客观中立的评价, 既突出功绩亦提出批评不做太多情感的渲染, 一切成败留给读者自己做出判断。如对曲波的长篇革命战争小说《林海雪原》的评价就是个极好的范例, 著作中对于孤胆英雄杨子荣形象的塑造, 给予高度评价, 但对其艺术表现方面亦提出批评认为仍存在笔法不圆熟、情节拖沓等诸多缺陷。

结语:

作为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史著作, 洪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严谨深邃的“史家笔法”、“个人化”写作的撰史模式、锐意创新的写作姿势, 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写作的种种束缚, 在文学史观念、历史叙述、价值评析等方面对当代文学史写作作出了独创性的探索, 兼具教科书和学术著作的双重性质, 拓展了当代文学写作的新视野。相比而言华师版作为国家级规范教材较多地因袭了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其创新性不及洪版, 但在追求内容的完整性、史实的丰富性、体系的严密性、条理的清晰性方面华师版《中国当代文学》亦有突破, 可以说这两部当代文学史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实绩。

摘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出版即引起学界关注, 它改变了当代文学史集体写作常态, 代之以“个人撰史”的方式赋予文学史写作以鲜明的学术个性, 华中师大版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亦以其特有的叙史风格、丰富翔实的文学史内容、百科全书式结构引起广泛关注, 本文拟从文学史观与历史叙述的不同维度、文本的不同选择与处理、价值评析的不同取向三方面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写作的异同, 探讨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不同维度。

关键词：文学史观,历史叙述,文本选择,价值评析

参考文献

[1]王庆生等.史观.史识.史鉴——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四人谈[J].1992, (6) .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6.

[3]王庆生等.“历史”的多样化叙述—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1, (4) .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4.

[5]王庆生等.中国当代文学.上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18.

当代文学史论文 篇2

第一章 1949~1976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中国当代文学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1976~现在）。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三大主要文献：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矛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大会总方针：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大会的意义：

1、确立了方针

2、指导了思想

3、建立了全国文艺界的组织

4、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阶段。

2、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 论》，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 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由此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一场文艺论争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3、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作出了独到的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有繁琐考证的偏颇。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期间引发了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4、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极为复杂，独具特色，其核心在于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用主观“拥入”客观，表现描写对象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主张创作方法于大世界，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批判：

1、全国文联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2、《文艺报》先后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胡风不服，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递交《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万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提出了改进了文艺组织领导方式的意见和改革文艺工作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首肯。

5、“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论争。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节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956年下半年到1957上半年，文艺界贯彻这一方针，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如：秦兆阳（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6、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

年6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等，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导致“双百”方针贯彻断送，文学损失巨大

7、文艺政策的调整

三次会议：

1、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新侨会议”，周恩来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不久，党中央根据讲话精神，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集中体现了党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的精神，在创作与评论方面，在文艺队伍建设与文艺领导工作方面，提出了合乎文艺规律的主张。

2、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与评价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3、1962年8月，中国协作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也称“大连会议”，着重研讨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邵荃麟的主张：

1、现实主义深化

2、写“中间人物

8、左倾思潮升级个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心损失：

1、否定各种文体

2、否定文艺组织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1、《纪要》全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核心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

2、指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作品“黑”

3、污蔑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队伍“黑”。

2、8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兵》、《智取威虎山》，现代革命京剧《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兵》。

3、在批判“黑八论”以后，为了给“阴谋文艺”提供理论依据，江青一伙又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主题先行论”等一整套创作理论。“根本任务论”是“文革”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纪要》规定，“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任务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主题先行论”：是指“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倒。”

4、两类文学在压迫、专制下值得关注：

1、是不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其中形象较大的有黎汝清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克非《春潮急》，姚雪垠《李自成》（第二部）等，中、短篇小说有李心田《闪闪的红星》，蒋子龙《几点局长的一天》

2、地下文学：如张扬《第二次握手》，舒婷《船》，《赠》，《春夜》。“天安门诗歌”《天安门诗抄》

朦胧诗（始于1979年）舒婷《致橡树》、《思念》。北岛《回答》、《结局或开始》、《一切》。

第二章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概述（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

1、两类题材：

1、战争小说：“三红一创一歌”“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吴强《红日》、杨益言《红岩》、梁斌《红旗谱》、柳青《创业史》、杨沫《青春之歌》、周立波《山乡巨变》、杜鹏程《保卫延安》、曲波《林海雪原》

2、现实小说：写农村生活，《山乡巨变》、《创业史》

2、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短篇小说，如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李准的《李双双小传》

第二节 柳青、梁斌、杨沫

1、柳青，原名刘蕴华，1947年创作第一步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6年散文集《黄埔村的三年》1958中篇《狠透铁》1960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树起了他文学道路的里程碑。《创业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分析：梁生宝：新型农民，听党的话。梁三老汉：小生产者，有着复杂矛盾的心理

1、传统性格，勤劳、善良、守旧、保守、拥护共产党

2、不愿意走共

产党执行的道路

3、对儿子的态度：反对儿子办互助组，同时也关注着互助组的进展。“三大能人”：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

《创业史》的表现手法：

1、将宏大的结构与精细的描写、心理的刻画与哲理性的议论相结合。

2、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

不足：

1、整体不真实与细节真实

2、以阶级斗争分析论来设置人物、规范人物

2、《红旗谱》——梁斌，原名梁维周，《红旗谱》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人物形象：朱老忠

1、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

2、20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列插刀”的侠义性。

3、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泥腿”的坚韧性。朱老忠，性格鲜明的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人物形象，反抗性、侠义性、坚韧性；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叶，新旧两个社会交替时期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严志和，是另一种性格的形象，与朱老忠相照应，内向、软弱、善良的特征

《红旗谱》的艺术特点：

1、在艺术上重视文学的民族形式

2、在语言上，小说从词汇到语法都主义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生活化。

不足：革命者形象的描写显得薄弱。

3、杨沫，原名杨成业，代表作《青春之歌》、《东方晓欲》、《芳菲之歌》、《我的日记》。《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林道静，其成长道路：

1、起点（反抗性格）

2、过程（几个脚印，1933年除夕茶会-接触社会，同余永泽的关系-政治觉悟，第一次被捕-考验，第二次被捕-集体会议）

3、归宿（入党）

4、《青春之歌》的成就：在于富有层次地描写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主人公林道静告别旧“我”的复杂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到献身社会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华民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其政治意义在于证明青年的人生追求与个性解放，只有投身社会解放事业，才能真正实现。《青春之歌》的艺术特点：

1、以林道静为中心，组织情节结构，贯串众多人物、复杂的事件和纷繁的生活场景，从而概括大量的社会内容。

2、浓郁的抒情笔调，是《青春之歌》的又一艺术特点。无论是描绘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还是叙写事件、渲染气氛，作者总笔墨含情，使情境交融。

第三节 赵树理 茹志鹃等

1、赵树理：短篇《登记》、《锻炼锻炼》，长篇《三湾里》。小说的风格特点：大众化名族化

风格

1、注意故事性的艺术结构

2、刻画人物时常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风度等描写

3、语言上口语化，富有表现力。

2、孙犁（追忆往事）短篇《山地回忆》、《吴召儿》中篇《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抗

战初期人民的生产生活）孙犁小说的特点：浪漫主义色彩

1、善于描写白洋淀地区人民生活的风景画、风俗画，表现出历史感、新鲜感。

2、善于刻画农村青年女性

3、结构上有明显的散文化特点。

3、茹志鹃，代表作《百合花》，矛盾称赞“清新、俊逸”风格，“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第三章 50年代、60年代新诗

第一节 概述：

1、开国之歌、颂歌：郭沫若《新华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政治抒情诗）

2、干预生活：松木《爬，也是黑豆豆》、流沙河《草木篇》

3、长篇叙事诗：郭小川“爱情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李季“石油诗人”《杨高传》

4、政治抒情诗：（创始人：前苏联 马雅可夫斯基）贺敬之《雷锋之歌》。

第二节 郭小川 贺敬之 闻捷

郭小川创作的几个阶段：

1、50年代中期《致青年公民》（组诗）“楼梯体”；

2、50年代末期 叙事诗《致大海》《望星空》

3、60年代前期 开始注意形象的塑造政治抒情诗《祝酒歌》《乡村大道》《团泊洼的秋天》《秋歌》“战士兼诗人”郭小川的创作风格：

1、善于以独特的思考

入诗，形成一种郭小川式的诗歌深刻美

2、以生活的浪花入诗，形成一种郭小川诗歌的雄浑美

3、以铮铮铁骨入诗，形成一种郭小川诗歌的人格美

4、以多种形式入诗形成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美。

贺敬之：政治抒情诗人，创作风格：

1、善于选择重大题材，表现重大主题；歌声高亢，基调昂扬，手法上直抒胸臆

2、抒发的大多是政治情感

3、诗歌形式上有两大类，一是“楼梯式”，一是“信天游”。

闻捷：写实，代表作《天山牧歌》生活抒情诗，《复仇的火焰》叙事诗。《天山牧歌》：

1、诗人善于把年轻人心中的爱情火焰同劳动理想相结合2、鲜明的地域色彩

3、从格调上讲，轻柔明快，画面优美迷人，有种牧歌的情调。

第四章 50年代、60年代戏剧

老舍《茶馆》，老舍的创作道路：建国前-小说-旧生活，建国后-戏剧-新生活。话剧《龙须沟》是老舍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颂歌，人与沟的矛盾，“沟”象征着旧社会。

《茶馆》分析：主题：埋葬旧的时代，暗示光明的到来。

1、《茶馆》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茶馆这个小社会来反映时代这个大社会的变迁。（地点：裕泰茶馆，戏剧冲突：人与社会）

2、《茶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戏结构，而是图卷戏结构，分三幕，写三个时代，正是茶馆的三个阶段。第一幕：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最黑暗的年代，茶馆流行的风气“莫谈国事”，荒诞的故事：60、70岁的庞太监买老婆，暗示出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第二幕：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茶馆开始衰败。第三幕：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5年之后），茶馆又破又旧，“茶钱先付”，最终倒闭，被霸占。这三幕层层深入，社会越来越黑暗、腐朽，观众和读者在心里感受到这种社会该结束了，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灵中实现了第一个主题“埋葬旧时代”。反抗的力量处处都存在，对光明的暗示越来越明显来实现第二个主题。

3、以人物带动故事，以人物命运推动剧情的发展。

第五章 50年代、60年代散文

第一节 概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散文分两时期：1949年~1956年为第一时期，通讯报告成为创作的主要实绩之一。通讯报告的主题：

1、反映抗美援朝战争 如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等

2、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祖国在前进》、柳青《王家兵》、臧克家《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等。报告文学标志这一时期散文的初步繁荣。1957年~1966年是十七年散文的第二时期。是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散文创造趋于活跃的一个时期。主要是抒情散文。

2第二节 杨朔 秦牧等

杨朔，成就最高，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劳动人民的心灵，“以诗为文”，《香山红叶》标志着杨朔散文创作进入成熟时期。散文创作特点：

1、造境，“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是生活片段，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截取日常生活片段

2、托物言志《荔枝蜜》《茶花赋》

3、结构布局精妙，曲径通幽，移步换景。曹禺评价杨朔的散文结构“不粗、不露、不直、不多”4语言，有人把其诗意比作“乍绽寒梅”“芙蓉含露”，说明其语言清新，注意警句运用。杨朔散文的局限性：

1、失真，需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2、人工、做作的痕迹明显，不自然，模式雷同。

秦牧：原名林觉夫，学者性作家，其散文特点：

1、熔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

2、把“行散”和“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从

3、富有情趣性和幽默感

4、语言流畅，凝练生动，采用“林中散步”和“灯下谈心”的行文作风，流露出直接面对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不足：

1、一些知识性的材料在不同的篇目中反复使用，失去新鲜感

2、围绕一个说理中心，过多地罗列材料，有时难免冗杂拖沓之嫌

3、强烈的政治宣传意识，使一些作品流露出说教气，所表现的哲理失之肤浅。

第六章 1976~1989年的文学思潮1、1979年全国文联下层协会组织和省市地方组织全部恢复工作，标志着我国的文学事业开始走向全面复苏。

2、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深入。

3、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一系列有关文艺界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此次文代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文代会。

80年代后，开始了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

1、引起许多文艺思潮更替的话题，如诗歌美学(朦胧诗)讨论中的“三个崛起”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好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

2、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元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如戴厚英《人啊，人》，这一时代被称为“归来的一代”。文学的回归：写什么?怎样写？

1985年和1986年，被人民称为“方法年”“观念年”，“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文化寻根”思潮，始于1985年，首倡者韩少功曾说过“‘寻根’文学是一个先有旗号，后有创作，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的‘有意为之’的文艺流派”。韩少功《文学的“根”》，以阿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

“重写文学史”：1988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话》申明了“重写”的意义是“要改变这门科学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科学。”改变了过去那种文学史编著中的“非科学的思维定式”。

第七章 80年代小说

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本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成绩极为可观的十年。“伤痕文学”（小说）——反思文学（小说）——改革文学（小说）

1、“伤痕文学”以《班主任》为开端，兴盛于1978年，主要写“文革”十年，语言粗糙，人物性格单一。1971.11，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1978.8.11，《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得名于此，它是第一次写社会主义悲剧。“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意义：

1、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主要社会问题，并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2、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希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

3、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了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大墙文学”（1978年）属于“伤痕文学”主要写监狱、五七干校、农场生活，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

2、反思文学：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反思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品：鲁彦周《天云山传奇》“打破了爱情禁区”、古华《芙蓉镇》、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3、改革文学：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何士光《乡场上》、张炜《秋天的愤怒》《古船》、路遥《平凡的世界》。“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乡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

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蕴含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改革文学”美学内容的表现：

1、高晓生、贾平凹等作家对农村改革的阻力作了发人深省的描绘。高晓生《陈奂生进城》《李顺大造屋》

2、“山东作家群”对改革进城作出了多方位的思考

3、柯云路的《新星》对现阶段物质文化环境中所能提供的推动改革的正面力量作出了全面而集中的开垦与整合。

“文化寻根小说”，汪曾祺《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对民族文化，1、持肯定态度的：阿城《棋王》从整体上表现了传统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

2、否定态度：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本次列车终点》

3、辩证态度：冯骥才《神鞭》

“新写实小说”重还原，“现实小说”重再现。“新写实小说”创作特点：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种毛茸茸的原生态感觉

2、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刍议 篇3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 教学 拓展实践 回归历史真实 文学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容纳现当代文学精华的文学科目，它蕴含着异彩纷呈的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文学财富，呈现着现代中国民众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历程。因此，发掘其所蕴涵的精神资源，将学生培养成为健全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是该学科承担的重要任务。要实践这一目标必须不断总结、强化教学方法。以下是笔者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拓展实践

拓展实践教学，简单来说就是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形式各异的课外教学，也就是将课上与课下、课内与课外沟通起来。这种方法更为形象直观、灵活生动。具体讲包括“剧情表演”“影视欣赏”“专题报告”“学术小组”等多种环节。

1.剧情表演。在这一环节中学生仍是行为主体，学生可以自由分组，编演课本剧。组织学生集体演出短幕剧，同学们的表演既能娱乐身心、丰富生活，又能调动自身的学习兴趣，还能使学生对作品的内容有更好的理解与掌握，学生还可在合作、交流、互助等主题理念中陶冶情操、塑造个性。

2.影视欣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许多文学名著经过改编加工都被搬上了银幕，如《林家铺子》《边城》《日出》《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教师可组织学生集体观看经典影视作品，使他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文学发生的时代环境、因果缘由以及文学由文本到剧本的演变。

3.定期举办“学术小组”“专题报告”等活动，也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可将下一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拆分，通过师生双方协商，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负责某个发言主题。学生在课余进行广泛的材料收集、查询，并写出发言报告，届时在课堂作专题演讲，教师根据具体情况适时地进行指导和点评。另外，教师要积极邀请国家级、省内知名教师、学者和作家进行演讲或开课，将前沿的文学信息输入课堂，使学生了解时下热点的学术思想。总的说来，教学方法无定式，只要能行之有效，都可以应用到教学中。作为教师，就应该结合实际，认真总结，以多种方式引领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变单一的、填充的、灌输的教学为开放的、灵活的、轻松的多样式的教学。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回归历史真实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教师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要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毛泽东《讲话》发表于1942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

三、从重视“史”转向重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

以往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很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所谓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以及思潮、论争，思想观念的灌输远比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更受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价值重心的转移，笔者认为现在应把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提升到突出的位置。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也在身体力行。笔者认为这更适合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我用二分之一课时讲代表性作家，其中有10位作家专章讲述，即分别用2个以上的课时，他们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张爱玲、赵树理；另外还有大约15位比较著名的作家也分别用1个课时来讲述。这样，作家作品的讲释就用了全部课时的一半。剩下的课时中又还有一小半讲流派和文体，也还离不开作家作品分析。除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思潮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内容用几个专门的课时讲述，其他文学史现象和知识大都穿插结合到各个作家作品的讲析中。这样，虽然课时已经大为减少，但内容比较集中，重点突出，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对主要作家的特色、贡献和地位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可以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线索大致串起来，获得一个“史”的印象。

四、重视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

教师要长期给学生强调要阅读作品和分析作品。开课之前，教师可为学生开一份必读书目，其中大部分是作品，少量是研究论作。书目中突出重点，要求严格，并把是否读过主要的作品作为考核的标准之一。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讲解，注意结合学生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侧重发掘与培育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为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法，笔者一直在课堂上增加学生主讲或者讨论的方式，效果很好，能够很好地调动同学们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比如讲到曹禺的《雷雨》时，笔者布置学生在精读作品的基础上，思考一个似乎很难有现成答案、却又能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问题：“《雷雨》的主人公究竟是谁？”要求同学们预先写好发言稿，选出某些代表性观点在班上发表，然后讨论，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又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作品。笔者还安排学生模仿《雷雨》自己创作剧本并在课堂演出，效果极好。我认为现代文学史课还是要立足于“文学”，这个领域虽然不像古典文学那样，有大量经过历史沉淀的非常精美耐读的作品，但也不能不重视文学分析，特别是现代特点的审美分析。现在研究界有“文化热”趋向，要特别注意不能把现当代文学史讲成文化史、思想史，而一定要把握住“文学”这个重心。

五、强化写作训练

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实践化，就是写作能力。在教学实践中，笔者经常强调写作能力的培养，基本每学期都安排一次诗歌创作、一次短篇小说创作、一次戏剧创作、一次散文创作、一到两次小论文写作，批阅后给学生作品做一定的讲评。力图使学生学以致用，把这门课与写作教学结合起来，并努力把平时上课的小论文、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这几个环节尽量贯穿起来。并引导学生慢慢建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体系。和其他文科专业比较，中文系的“强项”就是“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切只有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才能凸显中文系的学科本色。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一定能也应当能培养“写家”，这样才无愧于现当代文学的教学。

六、为学生构建开放式学习环境

利用多种渠道（互联网、杂志、参考书、讲座等）拓宽学生学习的空间。教学实践中，选择当今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并将这些新进展、新成果、新观点不断地补充到现当代文学教学内容中，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宽学生的思维结构、不断更新知识理念，追踪学术前沿动态，时刻关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把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和时代同步进行，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

1.师生互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教学过程中要改革“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确认教师的指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强调学生要倾听教师的观点，更要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的自主意识、个人感受和内心真实的声音。因此，在讲到一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流派或作家作品时，要采用讨论法，给学生表达的空间，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氛围，更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能力。

2.鼓励学生自己上课，学生自选作家作品，经过大量阅读、研究，上讲台对作家作品作富有个性的讲评，这样，学生不但积极主动地阅读作品，查找资料，确立论题，质疑先贤定论，而且，通过讲评，能增强学生口头表达能力，也使全班学生都拓展了知识面。比如，讲授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时，笔者留出一个课时让学生上讲台为同学们讲评杨朔散文。学生虽然表述不够流畅，甚至也会有错误（教师点评时给予了纠正），但可以看得出学生讲解作品风格时突出了自己的见解，培养了学生的钻研精神。

七、以人格教育来影响和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现在的大学生喜欢读时尚书籍，玩电子游戏，追传媒明星。但作为社会中相对来说最为“知书识礼”的人，人文性，与精英性才是大学生们必有的素质。所以人文教育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程，而现当代文学丰富的人文性，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人格教育对唤醒大学生的审美敏感和人文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文学也是人学。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与世界接轨，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传入中国，以“人”为核心的西方文学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关注，并对其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精神资源”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家的人格内涵与魅力也是我们学习的重要内容，毕竟“教育还当注意人格的发展”。所以在讲到重要的作家作品时，除了分析作品的艺术与思想特点之外，作家的人格精神也是我们应着重分析并让学生有所领悟的方面，其实后者往往也是学生深感兴趣的。如在对鲁迅的分析中，我们采用细读的方法讲解了他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在酒楼上》等作品，指出了鲁迅对中国文化革新事业的突出贡献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大师地位，同时也分析了鲁迅对人的思考、重视人的价值的精神特点，以及鲁迅“硬骨头”的人格魅力。

教学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就像人的成长一样，需要慢慢成熟。笔者会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学习前人、不断汲取前人的成果，使自己更加成熟，成长成为一位优秀的现当代文学教师。

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篇4

一、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现状

一切历史研究工作都要以史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和鉴辩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的学理化更加规范。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 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了学理规范, 片面重视主体主观意志的发挥。很多学者在没有对文学史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就开始撰写文学研究著作, 甚至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史料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一些文学研究忽视客观存在的事实, 对现有的文学史料进行歪曲。如郭宛在《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就没有对已经公开的胡适日记进行严谨的考证, 造成了一些史料错误, 与胡适日记中的记载完全不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 罔顾历史史料, 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有意的曲解和篡改, 没有尊重史实, 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二、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需要发掘文学史料

随着我国思想的解禁和文学史料的挖掘, 文学研究摆脱了旧有的阐释式的研究模式, 开始重视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而发掘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发掘张爱玲的史料, 对张爱玲在绘画领域和戏剧领域的造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从而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对张爱玲进行研究, 并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证明, 挖掘史料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进行完善。换言之, 如果没有文学史料的发掘,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只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发掘, 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不断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能够纠正过去错误的文学研究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错误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学史料进行研究, 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目性。如对巴金文学生涯时间的界定, 之前一直认为1929年巴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 然而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巴金早在1922年就已经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开始文学创作了, 这就将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向前推至1929年。这对于巴金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要, 也充分说明了资料发掘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文学研究主体本身存在各种问题, 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不够严谨和细致, 或者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敢将真实的言论发表出来, 只能屈从于政治要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随着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 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 改变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研究乏力的情况。很多研究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 3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存在研究的空白领域, 缺乏继续研究的价值, 甚至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入绝境。鉴于此, 怎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增长点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并没有对文学史料予以重视, 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为文学史料无力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而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文学话语的运用与引入。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缺少文学史料。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史料被湮没了, 才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点无法得到填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钱理群先生通过系统地整理沦陷区的文学史料, 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 极大地拓宽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范围, 使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发掘文学史料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丁景唐和马良春两位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和搜集, 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学习两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来打破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来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

发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是辩证统一的, 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如文学史料学专家和文学研究家王瑶先生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料, 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史专著, 出现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时期。但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史专著却并不多, 只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严谨的文学史专著迄今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必须参考的一本研究专著。王瑶先生的专著之所以能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由于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形成和提炼了自己高尚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格, 从而使文学研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与王瑶先生相类似的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唐弢先生, 其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术素质。由此可见, 只有在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勤恳踏实的工作, 才能练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受到商业化气息的影响,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比较浮躁, 很多研究者往往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不重视自己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 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三、结语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我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忽视文学史料的严重问题, 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已迫在眉睫。只有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 对文学史料进行严格的整理、辨别、搜集和发掘, 才能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做到尊重客观文学史料, 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为了确保文学史料的真实性, 避免篡改文学史料的事情发生。只有这样, 才能够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史料管理和多渠道的史料交流。

摘要：挖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能够完善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更可以纠正错误观点, 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对研究主题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然而, 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不重视文学史料的倾向。本文从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问题入手, 具体分析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旨在摆正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料,学术品格

参考文献

[1]巴·苏和.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2 (4) .

[2]石兴泽, 石小寒.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J].学习与探索, 2010 (6) .

[3]白春超.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J].宁夏社会科学, 2011 (6) .

中国当代文学史梗概 篇5

第一章 绪论

一、现代化的方向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当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化特征。从革命现实主义一家独尊到走向多元的发展过程。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性。

二、中国当代文学50年的基本轮廓

建国后27年的文学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80年代是文学发生全面变革的阶段。文学的回归与人的回归。90年代文学的转型。文学的商品化。

三、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文学观念的变革不会一蹴而就。双百方针的贯彻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保证条件。艺术创新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生命线。

第二章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

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

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原因。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两个阶段：文学的狂欢时代、文学的丰收时代。

二、文艺思想斗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经受了三轮大的冲击。1950到1955年开展的半官方性质的文艺批评；50年代末开展的新一轮批判；60年代中前期的第三次挫折。

三、文革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厄运

文革中的“不破不立”原则。文革中的三类文学。“阴谋文学”；“跟派文学”；“逆端文学”。

四、台湾现代派文学与乡土文学的论争

台湾现代主义运动。现代派诗歌与小说。台湾乡土文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唐文标事件”。乡土文学与现代派的论战。

第三章 解放区文学传统的新发展

一、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解放后的创作概说。长篇小说《三里湾》的思想艺术特点。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二、孙犁的小说

孙犁生平简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美学个性：不同一般的真实美；关注人的分合；浓郁的抒情美。

第四章 革命历史斗争小说

一、《红旗谱》与《红岩》

梁斌与《红旗谱》的创作。农民革命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进程。朱老忠作为新旧两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和阶级英雄的主要性格特征。《红旗谱》的民族风格。《红岩》的作者与独特成书过程。《红岩》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特殊性。人物塑造上的特点。英雄群像。

二、《青春之歌》与《三家巷》

杨沫的生平与《青春之歌》的创作。《青春之歌》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艺术概括。林道静的人生道路及其典型意义。围绕《青春之歌》而展开的热烈讨论。《青春之歌》的修改。

三、《保卫延安》、《红日》与《林海雪原》

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的创作。《保卫延安》作为第一部大规模反映战争的全景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人物的特点及不足。

吴强的生平与创作。《红日》在《保卫延安》基础上的新进展。反映的战争规模更大，人物形象与性格更丰富，叙事结构更加完整。

《林海雪原》作为战争小说的另一种叙述类型。传奇性的故事，传奇性的人物，传奇性的环境。《林海雪原》创作的启示。

四、王愿坚与峻青的小说

王愿坚及其小说创作。王愿坚小说对革命前辈精神的发掘。《党费》、《三人行》、《普通劳动者》等小说。注意细节描写的写作特点。

峻青及其小说创作。《黎明的河边》与《老水牛爷爷》。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的特点。第五章 农村现实生活的写照

一、柳青与周立波的小说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评价问题。

柳青的生平与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存在的意义。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人物描写上的深刻性；艺术表现上的中西合璧。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形象。

周立波的创作经历。《山乡巨变》的成就与不足。今天的认识价值。短篇小说的成就。

二、李准与马烽的小说

李准小说的创作阶段。如何认识《李双双小传》这个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李双双的性格。《耕云记》的现代性叙事。独特风格。

马烽小说中的两类人物：从落后到转变的中间人物，农村新人。复杂心态的真实描写。幽默风格。第六章 小说创作的多样化探索

一、路翎与茹志鹃的小说

路翎的不幸遭遇。抗美援朝战争小说创作。《洼地上的“战役”》的“异端”性 因素。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形象内涵。

茹志鹃小说的独特风格。《百合花》的人物、结构与语言。

二、“百花小说”

“百花小说”。“百花小说”的探索。干预生活小说。爱情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外部写真性与内在心理体验的双重意蕴。林震的成长历程。宗璞的《红豆》在爱情描写上的突破。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与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伤感的情调。第七章 “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诗歌

一、诗与诗人 诗歌的曲折发展历程与诗人群落的沉浮。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创作成就。林庚的现代格律诗探索。毛泽东的诗词艺术。文革中的潜在写作。

二、闻捷与李季的诗歌

闻捷的诗歌创作历程。《天山牧歌》在五六十年代的意义。《天山牧歌》中的爱情诗及其写作特点。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的思想艺术成就。巴哈尔的形象意义。

李季的民歌体叙事诗创作。“石油诗”的价值。长篇叙事诗《杨高传》的新追求。

三、郭小川与贺敬之的诗歌

郭小川创作的四个阶段。政治抒情诗《望星空》的“非无产阶级因素”及诗人的思想矛盾。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对“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的表现及对革命与人性富有深度的思索。郭小川在诗歌形式上的探求。新辞赋体，新长短句。

贺敬之的诗歌创作概况。政治抒情诗创作。颂歌主题，缘情写景的手法，阶梯式形式。情景交融，意境优美的短篇抒情诗。

第八章 风格各异的时代颂歌

当代散文史上的两次创作高潮。时代精神的追求，诗化现象，形散神不散的写作规范。

一、杨朔的散文

诗化型散文文体的出现。杨朔的诗化追求。以诗人的眼光观察生活；努力寻求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讲求曲意为之的结构布局；精心提练语言。诗化现象的再认识。

二、秦牧的散文

知识小品型散文与秦牧的探索。秦牧散文的特点：思想性与知识性、艺术性的融合。

三、刘白羽的散文

政治抒情散文与刘白羽的散文创作。刘白羽散文的特点：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色彩； 在历史与现实中构思；主观倾泻式的抒情。

第九章 “十七年”戏剧文学

一、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

“第四种剧本”的出现。“第四种剧本”名称的来源与内涵。“第四种剧本”的三个突出特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岳野的《同甘共苦》。

教育剧。教育剧出现的历史背景。胡可的《槐树庄》、沈西蒙等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意义。

二、田汉等作家的历史剧

曹禺等人的《胆剑篇》，“以人带史”的创作思路。

郭沫若的《蔡文姬》，为曹操翻案的创作目的，蔡文姬的形象。

田汉的《关汉卿》。《关汉卿》的创作缘起。《关汉卿》的思想艺术成就。《蔡文姬》与《关汉卿》艺术特点的比较。

三、老舍的话剧 老舍的话剧创作道路。《龙须沟》的成功。老舍话剧的突出特点：“写北京，写北京的变化”，靠人物取胜而不是靠情节取胜，卓异的语言特色。《茶馆》的主要成就。

第十章 前期港台文学

一、现代与乡土共存的台湾文学

纪弦的诗歌特色。余光中的“乡愁”母题，主要艺术特色。洛夫的“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白先勇的小说。怀旧、矛盾、生与死的三大主题。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特色。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

陈映真的乡土小说创作。陈映真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黄春明的小说及其写作艺术。

二、在徘徊中走向自立的香港文学

张爱玲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侣伦的现实批判小说。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叶灵凤的散文。

第十一章 转型期的文学变革

一、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转折时代的惯性写作及其具体标志。由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的转化。寻根文学的两种突破。新潮小说的崛起与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写作。

二、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改革开放给中国作家带来的三种非凡意义。

三、从中心到边缘：文学回到了其本源的位置

当代文学的日渐边缘化。文学地位下降的三种意义。

四、从封闭到开放：华文文学的交流与融合

从文学观念层面看世界华文文学交融局面的形成。从实践方面看华文文学交融局面的形成。

第十二章 写实小说

一、“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

“伤痕小说”的由来与历史。卢新华小说《伤痕》的意义。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伤痕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反思小说”的内涵。“反思小说”的反思重点。鲁彥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张贤亮的《绿化树》。谌容的《人到中年》。

二、寻根小说及民俗风情小说

寻根小说兴起的原因。寻根小说的类型。儒道文化寻根小说。神秘文化寻根小说。原始文化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寻根小说。阿城的《棋王》与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与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黑骏马》与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与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

所谓“民俗风情”小说。汪曾祺的苏北市井小说。邓友梅的北京“民俗学风味”小说。刘绍棠的运河乡土小说。

三、“改革小说”及军旅小说

改革小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

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突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朱苏进的《射天狼》等。

四、“新写实小说”及“新现实主义小说”

“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及基本特征。池莉的《烦恼人生》及其他。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官场”系列小说。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小说。90年代的社会现实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张平的《抉择》。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的市场化行为与价值缺失。

五、历史小说

古代历史小说概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星星草》。鲍昌的《庚子风云》等。

革命历史小说概说。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魏巍的《东方》。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宗璞的《南渡记》。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

家族历史小说的兴起。莫言的《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李佩甫的《羊的门》等。

第十三章 新潮小说

一、“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

“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的兴起。“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的两个主要派别。心理小说派的特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探索。心态小说派的特点。刘索拉与徐星等人的探索。

二、“先锋派小说”

“先锋”的概念。“先锋派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滥觞期与马原的“元小说”实验。壮大期与孙甘露、苏童等人的形式主义追求。发展期与格非、余华等人的小说创作。

三、新历史主义小说

何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想方法的终极特点：“到底发生了什么？”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格非的《敌人》、《青黄》、《风琴》等小说。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共同性特点。

第十四章 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及网络小说

一、女性小说

女性小说的发展历史。残雪小说以极端的叙事面目对男性话语强加给女性书写行为的颠覆。陈染小说的私人化写作姿态与精神自恋。林白对女性隐秘经验的大胆开掘与呈现。徐小斌对男性世界的有效颠覆。海男的“死亡、惧父与私奔”。王安忆对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的特殊命运的开掘。迟子建的童年视角与童年追忆。铁凝对女性的不断探索。

二、新生代小说

90年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创作现象。新生代小说的三种不同的类型。“在边缘处叙述”的共性。韩东与朱文的异类色彩。邱华栋的都市生活故事。毕飞宇与鲁羊小说的哲学化与技术化。

“七十年代后”作家的创作。文坛上的“小鬼当家”现象。

三、网络小说

网络文学的三种样式。网络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四个方面。网络文学中的“三驾马车”李寻欢、邢育森和宁财神的创作。安妮宝贝、尚爱兰、黑可可、王猫猫等女性作家的创作特色。

第十五章 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复归与深化

一、艾青与“归来者’诗人

归来者的诗人群体。归来者的诗歌创作的三个共同特点。艾青在新时期的新歌唱。《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公刘对“诗与诚实”的严肃思考。反思的特点与哲理性的追求。邵燕祥对社会历史的干预、批判与反思。流沙河对文革生活的实录。孙静轩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思考。

二、年轻的现实主义诗人

共同命运给这一代诗人带来的共同特点。雷抒雁与《小草在歌唱》。骆耕野与《不满》。熊召政与《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杨牧与《我是青年》。叶延滨与《干妈》。傅天琳与《绿色的音符》。

第十六章 新诗潮的出现和演变

一、《今天》与朦胧诗

围绕着朦胧诗而展开的论争。舒婷的诗歌创作成就。顾城的诗歌特色。北岛的诗歌个性。

二、“新生代”诗人及其他

新生代诗歌思潮的三个阶段。新生代诗在艺术上的三种主要倾向。几个主要的诗歌群体。海子的诗歌创作。

第十七章 散文的多样化探索

一、理性反思散文

巴金与《随想录》。强烈的自审意识与纯朴天成的审美风格。“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孙犁的叙事散文、杂文、随笔。孙犁散文的审美特征。杨绛的《干校六记》。平淡隽永与高尚的情操、旷达的胸怀，以及在冷酷的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写作特点。丁玲的《牛棚小品》。

二、乡土风情散文

汪曾祺风情散文的文化意味与主要特点。贾平凹乡土散文的美文风格与主要特色。

三、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

学者散文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动因。学者散文在题材上的不同类型。学者散文的主要代表作家。张中行的主要散文作品，宁静古朴深沉的品格。金克木在“散文小品学术化”上的努力。余秋雨与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重温与反思。余秋雨散文的语言。

四、新散文

新散文的命名。新散文对日常生活的热衷与思考。写作上的“跨文体”性。张锐锋的散文创作。庞培的新散文试验。于坚回到生存的现场、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的理论与实践。

五、报告文学

徐迟的《哥德巴哈猜想》。黄宗英的知识分子报告文学。陈祖芬的知识分子报告文学。理由报告文学的“小说化”。钱刚的《唐山大地震》。麦天枢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苏晓康的“大”报告文学。贾鲁生的独特题材。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宏观综合型报告文学。第十八章 新时期话剧创作

一、写实剧

社会问题剧出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背景。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报春花》。社会问题剧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问题”的内容。

革命领袖剧突出的特点和贡献。《陈毅市长》等话剧创作。新时期历史剧的新成就。

社会改革剧与社会问题剧的传承关系。《血，总是热的》作为工业改革剧的成就。农村改革剧的成就。《狗儿爷涅槃》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新潮话剧

新潮话剧大量涌现的必然性。新潮话剧创新追求的几个主要方面。主要的代表性作品。

第十九章 后期港台文学

一、近20年台湾文**流

政治文学的兴起。“牢狱小说”。“二·二八小说”。“环保文学”。“时政小说”。都市文学的发展及其原因。新女性主义文学的两大脉络。台湾文学的“边缘战斗”。“边缘”写作中的老兵文学、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同性恋文学。新人文主义文学倾向。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及台湾文坛的因应。

二、香港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漫谈当代工业文学创作 篇6

与其他文学题材相比,工业文学创作的难度颇为众人所默认。或许它同许多题材的创作优势无缘,但工业文学的独特性又绝非别的文学题材所能取代。那种大工业建设主人翁和先进生产力代表所建构的社会形象,现代化流水作业线上的人生流程和劳动特征,都市物质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建设者的时代气魄,以及创造未来工人新世纪的历史使命;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随现代大工业生产确立而出现的工业文学诞生伊始,便以时代生活的前卫姿态,显示出对社会经济脉向的敏锐感应,和对代表了国家建设原动力的工人群体的最新关注。这样一种文学,它可能由于自身形态的不成熟而几经曲折,却不会永远囿于社会后方,甘当时代文学的落伍者。就当代文坛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尽管上世纪曾经有过的工业文学高度,常常受到艺术标尺的衡量与诘问;80年代由改革文学引发的“工业文学热”,也似乎成为历史的记忆;90年代国营企业体制转换中出现的新困境,又令人们一时踌躇;但工业文学这片独特领域,仍旧吸引着那些具有“工厂情结”的作家们。他们无法忘怀共和国大厦脚手架上的普通劳动者,无法割舍自己同工厂生活的血肉联系,无法放弃对未来的工人新世纪的前景瞩望。正因如此,无论工业文学的创作道路如何艰难而寂寞,有志者的前行身影依然执著,鲜明。

回眸文坛,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每一次兴衰演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经济发展背景,也显示着文学规律自身运作和文坛互为影响的结果。新中国工业文学的全面启动和初步辉煌是在50年代。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建设背景与文艺工农兵方向的全面提倡、以及前苏联早期工业文学的影响,都为中国工业文学创作提供了契机。对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年轻共和国来说,从疾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极地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规定的中心任务。工业文学在此背景上的崛起,并非个体的、分散的创作现象,它首先是以作家群体的聚集与成长、具有时代经典意义的作品涌现为标志的。具体来看,50年代的工业文学在三个向度上保持了发展的态势。

第一,老作家对工业生活题材的时代的选择和中长篇工业小说的群体涌现,成为50年代文坛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在“新的题材、新的生活”的时代感召面前,一些经历了战争岁月考验的作家,为大工业生产的前景所吸引,他们告别了原来熟悉的题材领域,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构成了那个时代作家深入生活底层寻找创作源泉的独特景观。从写缫丝女工起步,一直写到水电、机车、钢铁这样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景象的草明,一生以歌颂工人阶级为己任,自1954年到1964年,有着被人传为美谈的与工人群众朝夕相处的“鞍钢十年”。周立波、艾芜、萧军、于敏、罗丹、杜鹏程等知名作家,无论是在火红的钢铁基地,还是在沸腾的矿山,或是在艰苦的铁路工地,都找到了他们的生活根据地,并直接感受到工业生活的新气魄和工人阶级的新风貌。他们或从乡村世界转而涉足工业领域,或从边陲人民的生活传奇转向表现工人新生活,或从战争题材转向工业题材,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献出了第一批思考的果实。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它们共同构成了共和国一部年轻的工业史。这些作品有的以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和恢复生产为题材,有的以新中国的工业起飞、大建设时代的劳动竞赛为内容,创作基调为正面描写和热情讴歌,塑造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勇于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是其主要任务。小说主题多表现为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先进力量与落后分子的矛盾、公与私的对立、政治挂帅与技术治厂的冲突,作品格局较多地局限在生产方案之争的“车间文学”。

获得50年代工业小说经典意义的作品是《百炼成钢》和《乘风破浪》。前者以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为背景,后者以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为背景,它们所表现的中心情节都是大型钢厂的快速炼钢竞赛,所塑造的主人公都是从农村走向大工业生产的具有高度纪律性和主人翁精神的新型工人,所刻画的领导形象多是从战争中走来的工农干部,这种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工业战线的景况。所不同的是,《百炼成钢》对主人公秦德贵的塑造,不仅着力于人物英雄性格与爱情困扰的真实人性内容的开掘,而且注重从三个炉长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思想变化来进行对比表现,从而凸现了既炼钢又炼人的深刻主题。《乘风破浪》对李少祥性格的刻画,则更多地侧重了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交织,人物品质的理想化设计;主人公沿着大公无私、冲天干劲的方向“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却鲜能让人看到性格的发展过程和精神世界的真实变化。还必须看到,政治色彩与时尚观念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作家对工业生活真实而完美的表现。《百炼成钢》的结尾,设计了暗藏反革命分子李吉明挑拨是非、制造事故、暗害工人的情节,使内部斗争一变而为阶级斗争,便不大符合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乘风破浪》中那个懂业务、讲科学、有能力、充满事业心却屡遭批评的厂长宋紫峰,倒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形象。在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的背景下,宋紫峰经过实际计算,反对当时提出的过高的钢铁增产指标,并强调在大型企业中加强发挥行政管理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但这些都作为宋紫峰的“错误表现”,而被处理成妨碍工人阶级大干快上的对立面。有趣的是,草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人物做出了有悖于生活真实的价值判断,并使人物的前后性格塑造发生断裂现象;另一方面,凭借作者在鞍钢多年的生活积累,宋紫峰这个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细节真实和生活魅力,却使他成为我们今天观照50年代后期工业现实和社会风潮的一面历史镜子。总之,以艾芜、草明这些老作家的艺术功力和深入工厂生活的体验来看,风格上朴素清新、平易恬淡的《百炼成钢》,和艺术表现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乘风破浪》,本应成为工业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但历史的、自身的局限,使他们过分强调了投身于轰轰烈烈现实生活的热情,忽略了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和作家相对独立的人格精神;因而,深厚的艺术功力无法弥补为了照顾政治要求而留下的作品创伤,呕心沥血之作往往留下永远的遗憾。这也是50年代工业小说长篇巨制虽多、杰出作品却少的根本原因。

今天看起来,真正体现了这一时期工业小说魅力的作品当是《在和平的日子里》和《风雨的黎明》。杜鹏程小说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超越了“车间文学”的格局,大胆揭示了人民内部严峻复杂的现实生活矛盾。作品中开山劈岭的铁路工程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中,从新一代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到老一代革命干部和战士,都经受了和平年代里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工程队副队长梁建形象的塑造,勾勒出某些经过战争考验的干部在和平的日子里逐渐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最初轨迹。其典型意义,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更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业战线和干部队伍,敲响了一记警钟。同时,作品饱含人生哲理与时代激情的抒写,强烈明快、黑白分明的笔触,以及撼天动地的阳刚之美,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以崇高化、英雄化、典型化的美学追求,在工业前线的风口浪尖上塑造工人群像;《风雨的黎明》便是沿生活化的路子,保留了历史变迁过程中鞍钢工人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原生状态。在罗丹这位并没有得到文坛充分评价的老作家身上,可以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精神。罗丹一生心系鞍钢工人,魂牵梦绕“钢铁的河流”。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和多年以后创作的续篇《严峻的岁月》,真实地反映了鞍钢在那个“四进四出”战争年代的历史风貌,为鞍钢工人黎明前的风雨人生和解放后的命运转折描绘了一幅生动可感的生活图景。就《风雨的黎明》而言,抓住历史转折点的大视角,作品把鞍钢工人深重的历史苦难与强烈的新生活喜悦交织起来,写出了工人命运的历史变迁;围绕敌我矛盾这条主线,作品虽不编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却透过大量惊心动魄、曲折复杂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八路军“一进鞍钢”后工人护厂队与国民党分子的秘密护厂队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凸现出工人阶级在风雨黎明中的觉醒和成长;遵循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作品不为时尚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要求所囿,没有一味设计理想化的工人形象,而是坚持从工厂圈里、从生活土壤中发掘人物,写出了既有工人阶级崇高品质,又有个人七情六欲、优长缺失的极富个性化色彩的工人形象。特别是对老工人解年魁的形象刻画,作者不仅突出他善良宽容、纯朴正直的性格,写活了人物具有“鞍钢活字典”的丰富阅历,也反映了中国工人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并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文学的激情和美学的思考。其他像血统工人闻长山的刚正不阿、沉郁冷峻,石宝树的幽默风趣、爱凑热闹,徐庆春的率直鲁莽、锋芒毕露,以及工人们与鞍钢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和爱厂如家的浓烈情感,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历久不忘。对于这部构架恢弘、人物鲜活、有大家风范的作品,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肯定其“文气浩荡,器宇轩昂,瑕不掩瑜”,“在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语言这三方面,已经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第二,工人作家群的成长与崛起,以“工人写、写工人”的文学方式,给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带来了清新质朴的生活气息,成为工农兵文学时代异军突起的一支力量。从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如天津的阿凤,到五六十年代走上文坛的第二代工人作家,诸如上海的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陆俊超,天津的万国儒,王家斌等,都曾崭露头角。这些作家来自工厂基层,阶级情感质朴,生活积累丰富,文化素养虽然不高,但创作勤奋、执著,为工人而歌是他们始终不渝的文学目标。在比较有成绩的作家中,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对企业干部王刚形象的塑造,把来自工厂的“合金刚”性格与业余画家的艺术情操揉合在一起,以极具黑白反差效果又水乳交融的描写,使人物性格棱角鲜明,入木三分。其他像《步高师傅所想到的》、《老八吨》、《一点红在高空中》等作品,在生产竞赛与技术革新中表现工人的热情和智慧,反映新型的工厂人际关系,都以劳动之美和生活新意为读者所喜爱。与胡万春小说的粗犷格调和浓郁色彩不同,以《第一课》、《沙桂英》而被文坛关注的唐克新,善于从生活中探索人物心灵,构想淡远清新,笔调朴实无华。海员工人出身的陆俊超,则以《国际友谊号》、《姐妹船》等小说,为文坛带来热情奔放的“海洋文学”气息。工人文学在五十六年代红火一时,创作的进展与作家的成长是显著的。但从整体上看,工人文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直感的、经验的创作,现实摹写多于生活的体验思考,单纯朴素的表现多于独特的文学性创造,车间文学的格局妨碍了创作视野的开拓。更由于作家文化积累和艺术素养的局限,先天不足和后劲不旺的现象时有发生,单纯凭借直接经验的创作在丰富而复杂的日新月异的工业生活面前,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窘迫;无法超越生活,难以突破自身的局限往往使创作陷入平面徘徊的尴尬。

第三,一部分随着共和国新生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家,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锐利的文学锋芒,敢于正视工厂生活领域中的现实症结和人生问题,表现出工业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声音。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耿龙祥的《明镜台》、特别是李国文的《改选》,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工厂生活,表现出干预生活的文学指向。《改选》是李国文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文笔的老练和锋芒的犀利,显得出手不凡。小说中的老工人郝魁山人称“老好”,原是工会基层干部。他为工人谋利益不辞劳苦,深得群众尊敬和拥护;却由于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不喜欢做表面文章而遭到领导排斥。在领导强行取消老郝候选人资格的工会改选大会上,因为工人们仗义执言,老郝终于以最多的票数当选工会干部;却不料掌声通过之际,积劳成疾、心情沉郁的老郝在人群的声浪中静静地死去。小说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了官僚主义者对工厂民主生活的压制和对工人利益的漠视。老郝之死的命运结局,大胆触及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问题,其题材与主题的突破意义显而易见。遗憾的是,李国文这篇小说发表即遭批判,从此被剥夺创作权利,直到20多年后作家重新复出文坛才得以改观。50年代中期青年作家对生活的干预,遭到了反右扩大化运动的政治干预,独辟蹊径的工业文学探索,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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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学于10年浩劫后的再度崛起,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前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的全面转移,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新的时代选择。这时期,不仅整体的社会景观与工厂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工业文学的创作队伍和文学观念也有很大改观。那些当过工人的作家,由知青转为工人的作家,以新时期工业文学创作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文坛,带来了他们辗转于社会底层的侧面的人生体验。工业文学形态也不再像17年时期那样的单纯、独立,它在多种文学思潮奔涌中裹挟而来,由生产劳动观照下的“车间文学”,转变为时代变革观照下的社会文学;由政治视角下的好人好事文学,走向文学视野中的人的文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工业文学创作的两种流向:一是高扬改革旋律的工业文学,二是充满人性色彩的工业文学。

改革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主旋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功不可没。当文坛还在抚摸伤痕与回眸历史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乔厂长,已经立下军令状,大刀阔斧地走向工业改革第一线,去修复10年浩劫造成的创伤了。永远以一个工人的秘书自居的蒋子龙,自觉地选取“工人本色”作为艺术底色和基调,在塑造他的“开拓者家族”系列小说的时候,“力图以工业战线为背景,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写人物的精神生活、经济生活,也不回避政治生活”。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反映工业战线改革的小说纷纷问世。直面现实人生、揭露“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塑造时代改革者的形象,成为这类小说的共性特征。从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丁猛(柯云路、雪柯《三千万》)、梁霄(吕雷《火红的云霞》)这样的铁腕改革家,到杨林(柯云路、雪柯《耿耿难眠》)、车蓬宽(蒋子龙《开拓者》)、郑子云(张洁《沉重的翅膀》)这种深谙改革的领导艺术、性格刚柔相济的时代弄潮儿;从被反改革势力推向绝境以自我毁灭来警觉世人的悲剧英雄傅连山(水运宪《祸起萧墙》),到与时代应运而生的年轻改革者许英杰(陈冲《厂长今年二十六》),形形色色的工业改革者群像,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时代光彩。在发掘现实矛盾的深刻,表现改革生活的广阔方面,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近距离反映工业改革的第一部长篇。由普通工人到各级工业干部,自城市大中型企业到重工业部,围绕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中革新与保守两种势力的斗争,透过社会改革特别是人的改革的迫切问题,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翅膀的沉重,四化步伐的艰难。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写改革的一往无前,也不以流行的性格配方塑造改革家形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构成它观照生活和人物的新角度。同时,澎湃的激情与过多的议论,社会学角度的生活现象再现,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哲理锋芒,但也损伤了作品的文学性。另一部没有更多为文坛评价的长篇小说《天堂之门》(王力雄著),倒是带来了工业小说强烈的现代气息和诗意魅力。作品中,以苏炬为代表的计算机组在现代化汽车制造城推进计算机企业管理的改革主线,与年轻的考古队员凌海燕到磐魔山寻找古代佛窟无头国的副线相交织,故事情节曲折新颖,象征手法寓意深邃,激情抒发令人振奋,诗情、哲理、灵气的涌动,历史、神话、传说的融入,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张力。尤其是大工业生产线的宏伟气势和快节奏的生活热浪冲击,充满前卫意义的大型计算机工程的技术革命,还有走在工业新世纪前沿的青年改革者群像,都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审美感受。

另一类充满人性色彩的工业小说,侧重于从多种角度写工厂人生,刻画追求真善美性格的工人形象,凸现反世俗、反传统的主题,注意张扬主人公的自我个性和独立人格。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写工人的社会存在,这种工业题材作品更具有一种平民意识。知青出身的普通女工何婵,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幼儿艰难谋生,爱厂之情和向善之心却丝毫未被污染。底层女工粗糙生活中坚韧的精神毅力,苦涩而温馨的人生情调,都令人难以忘怀(孔捷生《普通女工》)。其他像达理的《无声的雨丝》、陈建功的《丹凤眼》、郑万隆的《年轻的朋友》、陈国凯的《工厂女工》、谭谈的《山道弯弯》等作品,或在爱情选择上表现出煤矿工人的反世俗力量,或在庸俗、邪恶的环境势力面前张扬了青年女工的抗争精神,或在等级森严的大家庭格局中坚持着水暖女工的自尊自强。总之,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和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构成他们不同于17年时期工人形象的性格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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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80 年代前期的工业文学总体置身于意识形态中心的语境之中,社会的政治文化批判和现实变革成为主要色彩;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工业文学,则进入了商品经济语境下的创作。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早期的生产管理方式改革到目前的国营企业经济体制转轨,国营工厂的前景、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命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改革全面冲击社会生活的背景上,以谈歌、刘醒龙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敏锐地意识到社会转型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抓住最佳时机重振工业文学,创造了面向工人群体的“社群文学”。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天下大事》、《雪崩》、《车间》,关仁山的《破产》、刘醒龙的《寂寞歌唱》、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李肇正的《工人》、萧克凡的《最后一个工人》、隆振标的《卖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作品接踵而来,构成90年代工业小说的新气象。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大厂》,工业战线改革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改革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但前者主要解释工厂应该如何改革,厂长们怎样以大刀阔斧的铁腕实施着改革方案,而且卓有成效;后者则侧重于揭示出必须改革而且改革有希望的人性力量,写厂长们在艰难困厄中苦苦支撑企业的改革,工人们在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中坚持着人生自救。它不专注于揭示个人或某个家庭的悲欢,作家关心的是一个工厂、一个大的社会组织的运行状态,往往从工人社群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入手,去切近社会问题,对群体性生存现实做出艺术概括。这类作品淡化了在改革问题上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着力于表现分享艰难的总主题。具体创作方面,它是在三个层面上依次推进的:写现实困境,写困境中的突围,写困境突围中的人格力量、人生调适与新的伦理道德选择。

首先,这类作品是以充满忧患意识的当下关怀精神,对经济转型期工人的生存境遇投注了热切、焦灼的目光。它勇敢地触及了当前工业改革中的“雷区”,不粉饰,不回避,不削平,不淡化现实生活的矛盾,多角度地揭示了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企业负债经营,生产连年亏损,工资数月拖欠,工厂破产被兼并,工人生存境遇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时代的物欲膨胀,多元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不正之风的无孔不入,令企业改革者的境遇清醒而尴尬。作品没有孤立地写工厂,而是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将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欲、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之间的矛盾,以生活自身的形式,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触目惊心地展示出来。《大厂》中的吕建国厂长,为了全厂工人的利益,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妥协,去解脱一个因嫖娼被抓、却又维系着全厂产品订单的客户;《车间》中的车间主任乔亮,为给见义勇为受伤的底层工人讨个公道,不得不违心地四处托人,宴请记者。这些来自工人的普通干部,用了各种不够崇高的世俗方法来为工人群体贡献一份责任。其中的感慨、苦涩与无奈,成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别样滋味。

在当前工业小说创作的继续升温中,刘醒龙的《寂寞歌唱》、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周绍义的《黑白》、韩起的《水焚》等长篇小说,对上述创作弊端开始有所反思,并呈现出文学视角的深化态势。新的中国文坛上,能留下多少经得起岁月淘洗的工业文学经典之作;艺术表现的创新与相对成熟的工业文学形态怎样才能得以完美的结合,这将是作家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4

在当代中国文坛,工业文学创作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不能不归因于当代作家队伍虽然壮阔,但还缺乏一支真正受过大工业乳汁哺育的、具有鲜明工业意识的创作生力军。如果说,17年时期工业文学的误区,一是受到社会政治要求的制约,先行的主题观念和人物塑造模式导致了某种公式化倾向的出现;二是受到作家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力的局限,难以产生那种既表现出大工业宏伟气魄、又洞悉工人群体深层心理和独特性格的精品;那么,新时期的工业文学误区,则更多地在于作家们还缺乏那种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高度敏感和倾心于工业文学创作的痴迷精神,在于作家们还不真正了解现代科技生产,不完全熟悉充满生活底蕴的工业环境,不善于更好地发现、感受、描摹、传达大工业的雄伟之美,劳动和劳动者的创造之美。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再像草明、艾芜、罗丹那样,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工矿底层,打一口生活的深井;而是更像浮在文学海洋水面上的油珠,哪里有喧嚣、热闹的新潮头,便飘向那里红火一阵。也就是说,生活积累、思想功力和艺术造诣不同程度的缺席,使作家们在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改革开放时代,反倒未能奉献出几部具有新时期经典意义的工业文学作品,更不要说那种反映中国工业百年发展史和描摹当代商品经济社会全景的史诗性巨著了。在工业生产剧烈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今天,在工业体制改革成为城市重大变革课题的当今社会,在经济转型、工人命运发生重要变迁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还不能充分驾驭工业生活题材,表达出工业文明带给人的复杂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工业文学创作的雄风重振,寄希望于改革深化、经济腾飞之后的工人新世纪的诞生,更在于作家们的执著耕耘和独特创造。其一,要真正改变以往工业文学那种只见车间工厂不见人的创作模式,关键在于人性的观照。无论把工厂作为小环境还是大背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着的人始终是中心角色,他们在特定境遇中的人生方式、思想性格、命运悲欢、七情六欲始终是人物形象鲜活的血肉;如何从工业生活视角窥视工人群体的心灵,发掘他们身为社会角色和工业角色的异同点,表现他们的群体特征和个性差异,反映他们之间多重的人际关系纽带,应该成为作家们费心琢磨和艺术创造的重头戏。其二,要设法克服工业文学创作单薄、狭窄、清浅的弊病,应该考虑从开发工业文化意识入手,为创作注入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工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农业文化相脱离而形成的自身特点与历史传统,当代先进工人代表创造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中国工业文化注入的新鲜活力,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多元碰撞,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文化特色,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精神,都为工业人物的文化生存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关注到这一点,将会改变工业文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利于工业文学新视野的开拓。其三,要改变工业文学作品枯燥、单调、生硬的印象,还在于加强生活功力和艺术功力的锤炼,充分领略大工业的气度、神韵和诗情,由此表现出工业文学的魄力。事实上,工业文学不能回避工厂、车间、矿山、基地,这些工业环境也一样充满诗意;更有那工人群体在劳动中焕发的人性之光,在大工业生产中创造的生活激情,以及他们与工厂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和命运纽结,都进一步吸引着我们的作家,以心,以情,以鲜活的艺术描摹,以独特的美学追求,来传达出工业文学的原生状态和真实魅力。

当代文学史论文 篇7

在研究通俗文学的时候, 就不能不提到范伯群先生《《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老先生的这两本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化史的著作, 为研究现当代通俗文学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让后来的研究者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开展通俗文学史的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功, 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看法, 并且对于通俗文学的历史定位经过了否定, 肯定, 又否定, 又肯定的历史循环中。对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我们认为还有十分很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新观点, 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自古以来, 文学、文化和历史就是无法分开的, 俗称“文史不分家”, 三者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在冲突中达成妥协, 在对抗中不断发展。本文将就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关系的研究进行的阐述, 以期提出富有独创性的看法和见解。

一、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表现

1. 通俗文学表现形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通俗文学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鸳鸯蝴蝶派文学, 该派文学建立在市民社会上;第二种是海派通俗文学, 海派文学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通俗文学。那时候的海派作家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就是写给普通的市民大众看的, 他们的读者群体也是较为固定的。到了张爱玲的时候,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第三种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在解放区的文学和国统区的都市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以农民为主, 并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 在都市文学中, 出现了像通俗文学, 又不像的作品。典型的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代表是赵树理先生, 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除了上面的几种形态之外, 还存在以下的表吸纳:第一, 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体现, 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传统的市民文学的继承。在过去白话文还没有成为官方正式用语的时候, 白话文小说只在传统的市民阶层之间流行, 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下, 白话文才成了“开启民智”的工具, 并逐渐成为了主流大众的语言。第二, 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并非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它们的关系既存在相互包容的地方, 也存在互相冲突的地方。第三, 左翼大众文学的本质是对大众进行“教育”而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 因此, 左翼大众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例如, 以瞿秋白为例, 他在创作《东洋人出兵》这部文学作品时, 就使用了两种国语和地方方言。上述三种关系的表述充分展现了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2. 大众化语境下的市民文学

其实, 在文学史上, 关于市民文学的定义还是存在较大的争论的, 如果把描写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就叫做市民文学显然仅仅从字面上理解, 未能抓住市民文学的本质。如果那这个定义去套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市民文学, 就发现这个定义的悖论了。以老舍的文学作品为例, 不管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是《我这一辈子》都是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社会, 但老舍的观念并非属于市民的观念, 他更加注重于对这种市民阶层的批判, 甚至将自己作为“市民”的对立面去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老舍的文学作品究竟还是属于市民文学。自范伯群先生开始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通俗文学近些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形势。尤其是便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 网络文学也随之兴起。

二、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现当代文学史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的历史。现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古代文学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现当代的文学形式中, 仍然有着许多的文学表现形式来自于古代文学文学。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 学界普遍将描述大众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称之为通俗文学, 因此, 通俗文学的概念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反映, 而通俗文学又对一定时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必要的描绘和阐述, 让人们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特点

(1) 大众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通俗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尤其一系列武侠、传奇、言情等小说等文学作品, 表现出了文学是由经济基础的决定的特质。上述通俗文学作品, 表现了大众文化的品位和取向, 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对社会层面的揭露和曝光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对于社会底层一些现象的描述, 像卖淫嫖娼、拐卖妇女等问题, 这种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的说明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学的生命力得到了张扬。

(2) 媚俗化

在大众化的特点下, 是通俗文学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媚俗了。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传统文化的解构的文学作品不断地出现, 通俗文学的媚俗化特征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物质欲望的膨胀中得到了彻底的阐释。媚俗的罕有贬义的色彩, 也就是文学作品抛弃了它本身的价值, 急功近利的向社会大众讨好。当然, 这种媚俗化也是高雅相对应的,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 通俗和高雅两种文学形式。

2. 通俗文学的发展趋势

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说,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发现通俗文学发展的某些趋势:

(1) 通俗和高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化

文学自身存在的价值是由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审美、调节社会关系、娱乐都是文学的功能和价值, 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纵观整个文学史, 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 可以发现文学的情趣、审美和价值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随着未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各种媒体的出现, 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会更加的顺畅, 便随而来的就是通俗文学的高雅化, 以及高雅文学的通俗化, 也就是通俗和高雅之间的界限将不再那么分明。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网络文学, 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 并不为主流的社会所认同, 但及至今日, 网络文学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网络文学概念的外延也更加的宽泛了, 其读者也不再局限于青少年了。

(2) 通俗文学的数字媒体化

通俗文学自产生以来, 就是和传统的媒介共同的发展的。随着大众传媒传播功能的加强, 大众文化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 通俗文学在这个潮流之中, 也必然会顺应着传统媒介的发展而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让传统的印刷文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虽然网络文学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 整体水平较低, 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糟粕和垃圾,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创作空间, 一方面确实有些十分功利化的作品, 给已经充满物欲和功利的社会加油打气, 但是另一方面, 也让一些潜心创作的作家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未来一定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恐怕将会以网络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了, 当然, 这正好说明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结论

综上所述,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是紧密联系的关系, 而它们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的关系, 也体现在通俗文学的表现形式、特点上。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 通俗文学占了很大的比例, 而且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 通俗文学也将开放出美丽的花朵。

参考文献

[1]汤哲声.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0 (04) .

[2]汤哲声.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9 (03) .

[3]中国雅俗文学研究 (第二、三合辑)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 (03) .

当代文学史论文 篇8

关键词：“非自足”,犹豫不决,问题,可能性

纵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著述, 从《中国当代新诗史》到《1956:百花时代》,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他的研究视角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姿态, 而叙述者在叙述其文学史观点时也逐渐摆脱最初的结论式叙述, 转而采取一种“搁置价值判断”的冷静叙述。在这种冷静叙述的背后, 实则透露出其文学史观的转变。而《问题与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非自足体”, 它包蕴了无限的展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

一.叙述者立场:从“坚定”到“犹豫不决”

在“学科话语”的选择与运用上, 最初的文学史叙述中, 洪子诚在问题的解决上表现为一种决然的态度。但是在《问题与方法》中, 他的叙述话语背后蕴藏了很深的矛盾与思考, 可见其长期以来文学观念的不断衍进。在起初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 隐约可见其或多或少带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痕迹, 这种思维模式, 在解决问题时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而事实上, 中国当代文学并非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就可以窥见其中的波澜, 有诸多问题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易被遮蔽。洪子诚当然知晓其中的利弊, 所以他直言他“所作的描述和评析”, “也仅仅只是”“一种评说”、“一种参照”。 (1) 在逐渐认识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之后, 《问题与方法》一书不仅将这些问题加以梳理, 同时提出了相对开放的研究方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主体的“非自足性”上, 对于具体问题的看待同样如此, 洪子诚不仅看到了浮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问题, 他也看到了潜藏于视线之内的问题的“可能性”。针对这一发现, 才有了他相对“非自足”的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市场化使得当代文学的产生早已变为“文学生产”, 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正是将“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 统摄于“文学生产”之内, 他认为这些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 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 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 (2) 在此基础之上来进行考察。这种态度在解决问题时表现为试图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 考察影响当代文学的每一个环节、因素, 从而试图还原当代文学的本来面目。

长久以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对文学评价标准的问题, 尤其对于颇受质疑的当代文学更是如此。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虽“未能更自觉、更集中地从文体的角度来审查当代新诗的进程, 以此作为结构和描述的依据。” (3) 但是全书在诗歌的选取与评价上, 在“诗歌史”宏观与微观的表现上, 的确是“立足于纯粹个人的写作立场”, “采取严格的审美评判尺度”。坚持文学的审美品格, 一方面“疏通了遮蔽已久的历史”, (4) 另一方面也突显了研究者主体的理想人格。及至《问题与方法》一书的出现, 他的文学理想已经隐退, 取而代之的是对“当代文学”的现实关怀下的理性目光和怀疑态度, 这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科学研究来说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态度。

二.“历史”与“叙述”之间的文学史写作

“当代文学”本身包涵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这就使得试图一言以蔽“当代文学”的做法成为徒劳。基于这种文化背景, 洪子诚在他的文学史“写作”中尽力遮蔽个人决断性的话语叙述, 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冷静的“集体”叙述 (5) , 由“集体”叙述进而生发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冷静叙述不代表没有个人的文学史观点, 他在隐藏自己观点背后为当代人描摹了一番“历史”的“可能”图景, 他的文学史重在为当代人提供意向性思考, 而非决断性结论。

为避免陷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覆辙, 洪子诚才想要找寻“历史真相”, 但还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历史真相”,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靠近“历史真相”。在当代, 在叙述“当代文学”的“历史”时既有时间接近这样的优势, 但同样时间接近会导致一些真实的“历史”无法浮出水面, 即当代人叙述“当代史”既有长处又有局限。

同样, “‘历史’并不能自动存在, 自动呈现, 它的存在, 必须赋予形式, 必须引入意义。” (6) 而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凭借的是“叙述”这一中介, 那么需要考察的还应该有“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关系。“历史”是由什么人来叙述的, “哑然无言”的大多数很显然没有参与到“历史”的“叙述”之中。而叙述者的政治文化立场、生活背景、个人趣味等因素会直接影响他所呈现出的“历史”面貌, 还有叙述者如何处理主观感情和客观真实的关系等问题。其实, “历史”在被“叙述”出来之后已摆脱了纯粹客观的可能。洪子诚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叙述’, 而所有的叙述, 都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 (7) 那么处于“历史”与“叙述”夹缝之间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写作, 成为文学史家面对的重要问题, 因为写作自身就带有很大的想像性与自主性。

不可否认的是, “当代”与“史”之间确实存在语义上的矛盾。于是, 考察“当代文学”的生成就尤为必要。问题接踵而至, 洪子诚此时展现了一位文学史家的“史家风范”, 不急于做结论, 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思考“当代文学”的“可能性”, 即在研究中不断发现“问题”。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 洪子诚正是基于他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来思考, 洪子诚以概念“清理”的方法试图在“靠近历史”的同时阐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当代文学史研究者, 他清楚自身的“限度”与他研究可以达到的“境地”, 由此, 他能够出入文学史“写作”的内与外。

在考察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时, 洪子诚认识到了“所谓‘纯’文学理论, 所谓纯粹以‘文学性’、‘艺术性’作为标准的文学史, 只是一种学术神话。” (8)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于文学史的思考, 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视野才不仅仅停留在了他曾一度倍加重视的文学性立场上。对于“当代文学”来说, 如果要坚持纯粹的文学史观, 那么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将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当代文学”事实上也确实不只有文学这一单一因素参与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 于是, 洪子诚反观了文学与政治等历史对象的关系, 将它们“内化”于文学史研究之中来考察。

三.用“基本事实”置换“价值评判”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下, 当代中国文学史同样也可以有多种阐释。但任何一种阐释, 都只是个人意见, 没有了以往“当代文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不以一家之言匡囿人们的文学史观点, 他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思考文学史更为开阔的视角与方法。表现于他的叙述中即是以“基本事实”置换“价值评判”。

“有的事情分析得太多, 太细, 反而不好, 反而把其中的复杂含义缩减了。只需要把‘基本事实’ (当然是经过编排的, 而不是现在常说的什么‘原生态’) 讲出来就够了。至于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问题, 留给读者做。” (9) 很多文学史研究者往往将个人的好恶带入文学史研究之中, 这种做法其实是强行将读者拉入研究者事先预设了的一个结论当中, 这样以叙述者的判断来代替了读者的判断, 有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可能, 这种“可能”会导致无法还原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而只将表象示人。洪子诚的“方法”恰恰在于他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文学”可能达到的境地与限度, 任何一种价值判断可能不如将“基本事实”呈现更有说服力。但正如道德审判悬置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审判相同, 悬搁价值判断同样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 它只是或隐或显地呈现于“基本事实”的描述中。

面对“当代文学不可以写史”的断言和“当代文学”在今天的“危机”, 洪子诚提出要寻找新的“学科话语”。对50—70年代的文学, 陈思和寻找到了“潜在写作”这一资源, 但是洪子诚对此又提出了质疑。50—70年代固然有一些历史“碎片”, 但洪子诚没有夸大这些历史“碎片”的意义。他只是在概念和叙述的“清理”中建立“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 从而使“当代文学”具有了学术性。

洪子诚对研究对象采取认同式的“理解”, 又极力避免被研究对象同化, 但这也绝不是一种冷漠的“客观主义”, 正如丸山真男所说:“‘理解他者’, ‘理解’并不等于‘赞成’, 它不包含把对方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意图。” (10)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表现出的主观情感的适时介入以及他极为冷静的叙述风格, 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有很大启发。而《问题与方法》这一文本即是一个开放的“非自足体”, 每每落实到“问题”上的思考方式使得洪子诚开拓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丰富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①洪子诚, 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引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第4页。

②⑥⑦⑧⑨⑩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8月北京第1版, 第192页。

③洪子诚, 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第548、549页。

④转引自张立群:《论“新诗史的写作”》, 《南方文坛》, 2006年第3期。

当代文学史论文 篇9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于1917年,一直发展到现在,并且也在继续发展。但是区分开来看,自最初发展开始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自新中国至今,是当代文学的历程,并将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文学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较大的改变,这一切源于文学命题的提出———“重写文学史”。现当代文学的融合成为大家的共识。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大学文学系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合二为一,教材也开始出现两者相结合的版本,文学领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毕竟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学发展,其差异也是必然存在的。现在我们所接触的当代文学只是狭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它仅仅只包含了大陆文学,没有纳入港澳台的文学;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指的是社会主义文学。这种缺失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国文学这个大命题来看,中国文学必须包含中国所有区域的文学,而不应该将大陆之外的文学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对文学的教育也不能忽略港澳台文学,不能认为的割裂文学的整体性。很多学校为了能够克服这样一种缺陷,往往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如将港澳台文学的授课另开一门课程,或者在大陆文学的课堂中进行一些延伸,用来弥补这些缺陷。从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它无异于自欺欺人,这样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将大陆文学和港澳台文学有效的进行整合。这是日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如何将这两个不同区域的中国文学拉到同一个平台上,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到90年代,大陆文学的快速发展和台湾文学发展的低迷又形成较大的反差。将其放到同一个平台上来研究和发展,显然受到众多因素的限制。

而我们再来看现代文学,它没有当代文学中存在的“缺失”困境,而且其发展和研究一直处于同一个平台,没有被割裂开来。当代文学的缺失是横亘在发展和整合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将其进行有效的整合,也只有整合才能更好的发展,但是缺乏必要的基础。尤其是近年来“文化台独”的呼声越来越嚣张,文学的思想教化和文化交流作用提高更加重要的地位。

二、现当代文学的评价分析是必然的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评价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代文学取得成就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现代文学则受到了打压。然后,之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尽人意,很多流派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更多的作家也随之退出,或者尝试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尝试改写自己的作品,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当代文学进入低潮。在文学的教学中,一些作家的真实身影开始远离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被加工过的作家身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对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对待文学现象。很多被认为排斥的作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得到了数量众多读者的支持。

发展至今,对当代文学如何定论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从学术界来看,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已经逐渐冷了下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当代文学。当时网络上对此却颇有微议。很多人偏激地认为当代文学垃圾,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并且借助一些不严谨的文学、评论作为佐证,闹得不可开交。虽然这其中指出的太多问题值得商榷,但是其另一个方面也反应出人们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不认可。以此相反的是,很多人对当代文学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当代文学取得了其他任何阶段文学所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是现代文学衰落的重要依据。其中最让人感到兴奋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我们也得认真思考,当代文学是否超越了当代文学呢?

三、当代文学部分逊色于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和当代文学相比,在某些方向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相比现代文学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下面将进行相关探索。

( 一) 现代文学中有特征明显的文学流派

文学作品的产出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己思想结合的产物,从这方面来讲,文学作品是作家独立的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作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创造氛围、思想的沟通交流、健康向上的艺术创造环境。这样,为文学流派的形成提出了土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使其发展兴旺。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共同理想、大致相同的写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流派的差异越大,他们的写作风格,体现的思想境界差异就越大。流派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作家对社会和生活的深刻认知,是他们创作出优良作品的有力保障。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发展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创造社、京派、海派等。各个流派之间尤其自身对社会的关注点,对生活特有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方式。特别是流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理想的差异,写作的方法和表达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差异的存在,流派之争经常存在,这也是作家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激烈表现方式,促使他们更能看到社会发展中问题存在的根本,对中国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有见地的见解,从而出现一些流派引领性的作家和具有 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学百花齐放,带动和影响了一批作家,促进作家的成长。和当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像当代文学一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如果积极的追究,只能说出现了一些“作家群”。“作家群”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虽然在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点、切入点、写作的方式、价值指向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其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也是中国当代的国情决定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侵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思想界趋于活跃。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活跃的思想抗争却能渗透到文化领域,现代的作家并没有受到绝对性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是文学作品缺乏活力和思想深度。

( 二) 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多于当代文学

至今文学界对经典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也可以从中窥知一二。所谓经典就是具有高度的原创,同时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并且能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具有时代的穿透力,能够对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产生思想的激荡和情感的感染和教化。经典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这个公正的法官的考验。经典的作品是不会被浩繁的历史齿轮给埋没的,而且还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进行重新的诠释,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非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兴起只是一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完全销声匿迹。同时这些没有高度的思想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只会在多如牛毛的烟海中沉沦,没有再次获得生命的可能。

从文学作品的发展来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都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才能涌现和确定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稳定,确定其经典的地位。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比当代文学更早; 而当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还不足以产生经典的作品。同时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和价值体现来看,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时代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取向远远高于当代文学作品。作品的独创性现代文学作品也是远远强于当代作品的。现代作品更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和重新解读,其思想价值也是现存的当代作品无法企及的。文学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变迁和思想变化,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土壤。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的反应,对人性的剖析和理解,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展望,这方面的艺术成就高于当代文学。

( 三) 当代文学至今没有出现大师

作家的思想内涵、精神境界是成就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也是成就文学大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代文学作品不乏大师,如鲁迅,矛盾、老舍等一批大师的出现让现代文学显得熠熠生辉。大师能敏锐抓住时代的步伐,感触社会,看到社会中各种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呼吁社会缺失的回归,对当时的青年有警醒作用。然而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少了那种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同时那股发人深省的气息也逐渐远去。套用一些评论家的话: “他们太聪明了”。这在90年代的作家中尤其明显,他们既能够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同时还能博得市场的青眼相加。有些时候他们站在平民这边的,有些时候却又毫不保留地走向官方。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保持缄默。我们知道,大师和世故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四、总结

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进步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融合,这已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也必须客观地看到现当代文学客观存在的差异,以此对现当代文学做出合理的评价分析,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摘要：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走向一体已经是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两种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各自有其不同的发展特点,更何况就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不管是文学教学方面还是在对文学的研究上面,都存在明显的缺失。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将港澳台文学有效的进行整合,使其能在一个和谐稳定的平台和氛围中健康发展。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互相的对比也势必不可避免,从它们的发展历史来看,两个不同时间的文学也没有被停止过比较。从整体上来看,当代文学很多方面还是逊于现代文学的。

当代文学史论文 篇10

1. 文学爱好者带来了更多的作品, 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20世纪, 中国文学的主流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被李泽厚概括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新时期初文学的基本主题被季红真描述为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20世界80年代, 王朔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出现之后, 文学逐渐向娱乐性和世俗性转变。这种现象的出现, 对文学界带来了一定冲击, 引起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较量。虽然通俗文学遭到了学界的一些评判, 但是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阅读量是不能质疑的。80年代以来, 港台的文学作品在大陆得到了广为流传, 例如金庸、古龙、亦舒、三毛、琼瑶、温瑞安、黄易等人的文学作品;受到影视的青睐并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王朔的小说。尽管如此,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几乎没有通俗文学史的地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网络文学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局面。网络文学的作者的写作方式各种各样, 作品当中具有特别的意味, 作品当中富有生活气息, 运用的语言比较幽默生动, 具有文学通俗化的趋势。比如江南的同人小说、安如意的诗词解读等都极富有才情。又因为网络小说只是作者的兴趣所在, 他们的职业和写作并没有什么联系。比如蔡智恒是一名水利工程师、安妮宝贝曾经是一名银行职员等。近十年来, 网络文学先后掀起了都市情感、奇幻武侠、青春校园、悬疑推理等通俗题材作品的浪潮。由此可见, 网络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2. 网络文学使文学真正在民间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近些年来, 中国当代文学受到了不同的批评的声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落后和僵化。网络文学打破了僵化的文学体制, 可谓是功不可没。网络写作门槛低, 所以有更多的人群参与到了文学写作的队伍中来。网络文学创作者可以说是文学爱好者, 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 在网上可以尽情享受写作的乐趣。总之, 能够依靠网络上的写作出名, 归根结底靠的还是个人文章中彰显的才情, 受到了千万读者的点击, 这就丰富了文学的发展样式。比如出现的超文本小说、互动小说、网络文学批评以及接龙小说等文学创作样式。有人认为真正的网络文学是依靠网络才能成长的文学。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是发行量达到上百万次的优秀短信, 短信的内容十分生动和丰富, 并且还能真实的得地反映现实生活, 不仅样式新颖, 还极富有想象力, 有的是文言文, 有的是白话文, 还借助了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 比如夸张、排比、比喻、借代、对偶、拟人、双关等修辞。总之, 网络文学的发展以其批评自由、活泼、生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充分发挥了读者的幽默和机智, 使文学在民间真正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二、中国当代网络文学存在的不足之处

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网络文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 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归根于其自身的主要矛盾。一指的是功利和非功利的矛盾。网络原本是一个自由发表文章的天堂, 但是文学网站是依靠民营资本运营的, 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商业投机性质, 这就是网络文学的矛盾。网络作品利用网络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 一本书如果在网络上走红, 就会带动的实体书的销量。在网络上一度走红的“痞子蔡”就是这样的实例, 并引起了网友的纷纷仿效。网上写作除了娱乐身心之外, 还可以发财致富。网上阅读收费是从“起点中文网”的VIP制度成功之后开始的。为了调动广大作者的写作积极性, 网站组织者就将坚持写作的安妮宝贝的忧伤的作品定成了畅销书, 然后广大读者阅读了她的书, 对于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没有多大作用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蔡骏的心理悬疑小说, 他出版的小说数量不少, 但是读者的阅读量却处于下降的趋势。一个严肃的作家, 总是能够在写作生涯中敢于超越自己的作品, 例如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王蒙、铁凝、王安忆、张洁、张炜等, 这些人具有超越自己的信心和勇气, 人们就将他们的写作分成了不同的阶段。而网络文学作者中几乎没有超越自己作品的信心和勇气, 一般都是在自己的代表作出名之后, 就很难出现比代表作优秀的作品。

综上所述, 网络文学的发展还出在起步阶段, 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但是其发展前景不错。网络原创文学能够在仅十年的时间发展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它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无法估量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讨峰会于2007年在北京举办, 本次大会成立了“中国网络文学促进委员会”, 目的是为了整合网络文学资源、保护网络文学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使网络文学能够健康快速地发展。并且大会还指出要加大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力度, 使众多是知名网络作者能够拥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读书和写作,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沉淀, 积累大气, 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网络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的献, 然后指出了网络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最后写出了对网络文学发展前景的展望。

关键词：网络文学,文学,贡献,不足

参考文献

[1]、王颖.市场时代下网络文学的问题与反思[J].南方文坛.2009 (03)

解读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篇11

这远不是文学经典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机。事实上，文学经典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危机的挑战。按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玛(D.Forkema)和蚁布思(E.Ibsch)的说法，中、西文学经典至少经历了下述几次大的危机：在西方，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拉丁语文学经典遭遇民族方言(俗语)文学的挑战；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古典主义戏剧经典遭遇浪漫主义小说与诗歌的冲击；而在中国，当儒家中国即封建时期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时期，儒家经典也遭遇了新文学的质疑。如此看来，文学经典在当下出现危机并不足为怪。

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催生了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笔者认为，下列三个方面是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

一、当代社会主题的变迁

无论是汉语里的“经典”还是西语里的“canon”，都曾经是一个外延非常狭窄的概念。根据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梳理，西语“canon”最早专指宗教典籍尤其是《圣经》，后来才扩展到泛指各学科、各领域的权威著作。汉语词汇“经典”由“经”与“典”组成。所谓“经”，刘勰解释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谓“典”，《说文解字》称：“典，五帝之书也”。可见，“经典”起初指的记载帝王言行或人生哲理的权威史书与哲理书。后来，“经典”“沉沦”进入凡俗世界，泛指各种权威著作。文学经典也就随着东西方经典的世俗化过程应运而生。随着经典的世俗化，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逐渐减弱，不确定性则日益凸显。英国学者霍桑(J.Hawthorn)就说：经典被世俗化以后，经典“以一定方式与神圣的起源和权威相关联”，“经典唯一性的概念背后蕴涵着普适性”等观念逐渐瓦解。艾布拉姆斯也指出：经典扩展到文学领域之后，最突出的倾向就是不确定性特征的凸显，无论是“作品经典”(the canoll of literature)还是“作家经典(literary canon)，它们的”“界限总是不确定的”，它们“指涉的对象或内容总是变动不居”。

文学经典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主要是由于文学经典与具体时空的对接。也就是说，“沉沦”人世的经典不再与世隔绝，相反，它与具体的时代、社会形成了密切互动的关系。一定社会环境会影响文学经典的评定与确立，文学经典的建构往往与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诉求密切相关。一旦文学经典与时代、社会的主题与诉求发生不适或龃龉，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良性互动就会停滞，文学经典的危机就会产生，文学经典的重构就会提上议事日程。所以佛克玛说：“如果在经典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所需知识及非经典性文本中可得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对经典的调整必然就会发生。不能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经典一方和迎合了这些需要的非经典性文本一方之间的鸿沟从长远来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经典的变革和调整，以达到把那些讨论相关主题的文本包容到新的经典中去的目的。”简言之，如果传统文学经典提供的知识与当代社会的诉求与主题不合拍，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就必然会导致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那么，当代社会的诉求与主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由于当代世界已发生了以往时代未曾发生的故事，形成了迥异于以往时代的新格局，整个社会的诉求与主题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去殖民化浪潮日趋高涨，西方尤其是欧洲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在西方国家内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纷纷兴起。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在西方国家内部，文化多元主义观念逐渐浮出水面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全新的理论和思潮接二连三地涌现。这样，建构于欧洲文明的鼎盛时期、奠基于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之上的传统文学经典显然与当代社会的主题已不相适应，传统文学经典的信用与效用危机便自然爆发。非裔美籍批评家韦斯特(c.West)就认为：目前西方的文学经典危机缘起于前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运动。因为这一运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关于自我和‘他者’(非欧洲人、妇女、男女同性恋者)的构想，而且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曾经和将要如何建构自我、主体和民族(peoples)之类的概念的理解”。同时，从种族、文化的角度来讲，由于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立基于“男性白种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徒(WASP)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党同伐异的文明”之上，随着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普及，它们自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激进的批评。总之，那些宣扬西方中心论、白人文化中心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的传统文学经典在当代的西方必然会受到质疑甚至颠覆。所以说到底，20世纪80年代起始的传统文学经典危机只不过是当代社会主题变迁的必然结果而已。

对中国来说，到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由改革开放推动的思想解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人的民主意识、自由思想已大大加强。此时，早在20世纪50～70年代确立的文学经典已经无法适应和满足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知需要。学术界顺应时代与社会的变迁，顺应人心，他们起而质疑传统的文学经典，如有人对“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序列提出质疑，有人要将过去难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推进文学经典的行列。

这些都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某一社会的基本诉求与主题发生变迁，传统的文学经典便迟早会陷入危机之中。

二、建构经典的权力结构的改变

文学经典的建构，离不开权力的支撑。而文学经典与建构它的权力之间是一种共谋关系：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建构依靠权力的支撑，另一方而，文学经典也会有助于这种权力的巩固。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M.Fou-cault)所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中国学者葛兆光也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所谓‘经典’，其权威性建筑在对‘真理’的独占上，它依靠‘真理’的权力保护着它的历史记载、哲理思考、文学表现的绝对合理性。”这就表明，经典包括文学经典，作为知识和真理的载体，时刻离不开权力的支撑。不过这里所说的“权力”是广义上的，不仅指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支配性力量，也涵盖思想、学术或文化方面的决定性力量。

建构传统文学经典的权力有哪些?它们是什么样的结构?简单说，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以往建构文学经典的权力主要是来自官方，来自某种政治或宗教权力，其次来自依附于(至少不抵触)官方的精英即知识分子，如来自学术权威。此时建构经典的权力组成比较单一，权力结构也比较稳定。艾布拉姆斯发现西方的传统文学经典蕴涵着这种稳固的“权力政治”(the politics of power)。他说：“经典是根据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和以白人、男性和欧洲人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来建立的。结果，经典主要包括那些表达和维护种族主义、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等观念的作品。”事实正是如此。举例来说，正是由于罗马统治者的鼓励和奥古斯丁等学术精英的推荐，本为以色列入历史书和诗文集的《圣经》最终成了西方的“书中之王”；同样，由于中国帝王的肯定和孔子等人的评点，《诗》、《书》、《易》等历史书、诗文集最终也成了统治中国思想两千余年的思想经典。

但到了当代，随着政治乃至生活领域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建构文学经典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官方权力下降、精英权力上升，而且也表现为除了官方权力、精英权力对经典建构的干涉之外，民间大众开始参与经典的建构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权力结构的改变也是导致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长期被边缘化的族群如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妇女、同性恋者以及下层群体如劳工阶层，开始向社会表达他们的身份认同诉求。以他们为后盾，女权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后殖民理论家和少数族裔批评家等也开始向官方权力和精英权力发起挑战，强烈要求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这些批评家不满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将黑人、西班牙裔美洲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成就以及妇女、工人阶级、大众文化、同性恋者和非欧洲文明的成果边缘化或干脆排除在外”，强烈要求“开放经典”，“使经典成为多元文化的而非‘欧洲中心的”’，使它能“充分地代表妇女、少数族裔、非异性恋者以及其它群体的关切与创作实绩”，并“囊括像好莱坞电影、电视连续剧、通俗歌曲和畅销小说之类的大众文化产品”。美国学者科尔巴丝(E.D.Kolbas)也发现，“自由主义批评家”极力指责传统的文学经典“暗示着精英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中心主义”，而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民主社会的平等主义理想的对立面”，因而他们呼吁要建构“更能代表社会真正多样性以及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的新的文学经典。

与西方世界的形势相仿，当代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后，建构文学经典的权力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对经典建构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中国学者洪子诚指出：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民主意识的强化，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实施“监督和控制的机制，它的权威性，它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手段，受到削弱”。另一方面，边缘群体和普通大众开始“苏醒”，他们企图动用自己的“权力”来干预文学经典的建构。这样，传统文学经典便必然要遭遇新一轮危机，传统的文学经典序列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如武侠小说家金庸及其作品就被数量众多的普通大众拥进了“文学大师”、“20世纪文学经典”的序列。

三、建构经典所需共识的难以达成

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依靠权力的支撑之外，还必须有赖于经典建构的参与者达成共识。但这种共识往往难以达成。艾布拉姆斯认为，在构成文学经典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持不同观点和感情倾向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达成广泛的共识”，而共识又往往是“摇摆不定的和非正式的”。中国学者孟繁华也认为：经典是人确立的，它不能不具有人的局限性，所谓普遍认同从来就是相对的。即是说，确定文学经典的共识之所以摇摆不定并具有相对性，是因为对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可能单纯和唯一，而且作这些判断的人的学养、趣味和考察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的确，不同的阐释主体由于采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往往会进入作品的不同层面、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因而对某部作品及其作者能否入选“经典”以及入选“经典”的理由都会持不同看法，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格局。在民主化进程加快、民间大众也开始参与经典建构(如网上投票之类)的今天，共识的达成将尤其困难。

共识的相对性具体有这么几种情形：一是对某一作家能否成为“经典”、“大师”意见不一。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茅盾能否位列“经典”、金庸能否成为“大师”就争论不已；二是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变化不定。如中国学界对最能代表鲁迅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的作品的评定就存在变化，20世纪50-60年代推崇《呐喊》，80-90年代之后则推崇《野草》；三是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闪光点”看法有异。如美国批评家韋斯特对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T.Morrison)及其作品的解读就不同于其他批评家。一般批评家强调莫里森作品所表达的美国式女权主义观念，而韦斯特却认为莫里森更看重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断裂和转型问题，所以他说：“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断裂和转型的形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描绘，使她与讨论被殖民化人民遭到束缚的能动力量的当代拉美文学的联系比与一心扑在自我实现和姐妹关系上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的联系更为紧密”。

在传统文学经典建构的实践中。“共识”常常是通过某一种话语(如官方话语或精英话语)压制、覆盖其它话语而实现的。在民主意识高涨、大众权力逐渐走高的当代，官方权力常常不便甚至不能直接干预文学经典的建构，“共识”就成了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反复谈判的结果，这样，共识达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而传统文学经典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多。

如何认识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文学经典的危机不等于文学经典的消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并不意味它被宣判死刑，因此，面对文学经典的危机大可不必紧张。在这个问题上，荷兰学者佛克玛夫妇的看法耐人寻味。他们一方面担心：“世俗化进程的完成(或近于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的取代使得文学经典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因为“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再也不存在能够强行颁定一部经典的宗教或政治势力了”，另一方面又乐观地表示：“正像民主政治未能结束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一样，文化上的民主将不会导致价值标准上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与其它的一些价值标准相比，有些价值标准受到了并且将会受到更多的强调”。即是说，在他们看来，文学经典之所以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在于官方权力如“宗教或政治势力”会逐渐削弱，而文学经典之所以不会消亡，则在于有些价值标准总会受到更多的强调，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仍将受到重视。其实，佛克玛夫妇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即使参与评定经典的官方权力有所削弱，精英权力、民间大众权力同样也可以确立文学经典，只不过这时的文学经典已与传统的文学经典有所区别了。同样，佛克玛的观点也是保守的和精英主义的，因为即使传统价值标准受到冲击，只要价值标准本身不消失，建构文学经典所凭依的价值标准就不会消失，文学经典自然也不会消失。

武汉作家与当代文学 篇12

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 武汉作家是有地位的。文革前17年文学和文革10年文学, 不是我们研究的话题。《武汉作家论丛》第二辑追踪的对象, 也就是高校当代文学教材划分的定论, 新时期10年文学, 以及后新时期10年文学, 因为刚才说的地位突出, 亮色增辉, 武汉作家主要出现在这一时期。新时期10年文学中, 由于文学回归, 五四文学的一些优良传统, 如强烈的理性批判和人道主义的提倡, 逐渐出现在小说创作中。武汉部分作家的创作也以此开始起步, 个别作家的短篇小说, 如刘富道的《眼镜》、《南湖月》, 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 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 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 映泉的《同船过渡》, 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等, 接连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一时期, 武汉有了一支创作队伍, 但没有形成文学阵势, 不像北京上海等地作家, 佳作迭出, 连续产生全国影响, 并进入当代文学史。

武汉作家真正引起文坛关注并产生影响, 始于两个10年交叉的文学关口, 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的出现, 因为方方和池莉的连续性的小说佳作, 武汉作家才受到文坛关注和重视。有关这两个女作家的贡献, 批评界说法很多, 假如我们硬要结合《武汉作家论丛》说一两点贡献, 无非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新诠释, 就如我们考证宋元拟话本小说其在文学史中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在于叙事目标的转移, 由上层社会士大夫转向对于劳动人民生活生存的关注。与经典的现实主义宏伟叙事相比 (如当代文学第一次长篇小说创作高峰期作品“三红一创”) , 两个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不仅题材迥异, 连文学精神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叙事目标的转移, 着眼于市井百态, 关注普通人的生存, 显示了朴实无华的人文情怀, 温情的现实主义是那个时期的文学亮色。真实、平庸、无奈、琐碎的原生态文学, 不仅是对当代文学叙事的弥补, 也是对当代文学经典叙事的反叛。

而之后, 刘醒龙, 邓一光等人出现, 他们延续并发展了武汉作家的叙事热情, 如刘醒龙的中篇系列《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等, 包括他后期荣膺“当代文学学会奖”的优秀长篇《圣天门口》等, 因其关注现实, 关注民生, 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 力透纸背, 不仅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更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关爱。邓一光的意义则是, 率先在文坛唱响英雄主义, 大写男性成长历史, 《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作品, 题旨显赫, 个性张扬, 那种充满雄性思辨的文学思考, 主要针对当前文学疲软现状, 创立英雄成长史, 塑造前所未有的男人气象, 而且结构宏伟, 气势磅礴。邓一光虽不是英雄主义文学的首创者, 却重新诠释和延展了军旅文学, 开创了英雄主义文学的新篇章。

陈应松和胡发云的贡献, 虽不如以上几个作家那么显赫, 但陈应松的中篇小说系列:《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狂犬事件》等, 将叙事转向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注, 将现实与想象结合, 并吸收了外来小说技法, 在国内文坛独树一帜, 不仅获得鲁迅文学奖, 还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胡发云的社会政治小说《老海失踪》、《隐匿者》及《语嫣@sars.come》等, 曾被国内批评界冠以新反思。他的叙事焦点建立在政治、社会与人的不确定性上, 对文革荒诞历史进行重新审视, 理性睿智, 充满思辨, 也曾引起文坛的关注。

女作家林白, 自加入武汉文坛以来, 延续了女性写作的话语, 她的个性化的小说语体, 一直是国内文坛谈论的话题。近年来她的小说, 依旧如故, 还增添了一个外乡人眼中的武汉文化, 显得新颖别致。还有学院派作家晓苏,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的营构, 其创作足迹几乎涵盖国内所有的文学刊物, 并获得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他的两大短篇系列“油菜坡”和“大学城”, 已经引起国内批评家的注意。尤其是“油菜坡”系列, 全方位展示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众生百态, 错综复杂的人格裂变。在短篇小说日趋冷落的今天, 其游刃有余的短篇佳构, 犹如不甘寂寞的百灵, 在林间枝头反复跳跃, 一展婉转的歌喉, 的确成为文坛动人的歌手。儿童文学名家董宏猷, 其儿童文学创作, 别具一格, 在深入关注当代儿童心理微妙变化中, 探寻民间文化对当代少儿的影响, 富于感染力, 有新的人文情感元素。

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 武汉有部分有发展潜力的作家, 有部分好作品, 只是没有形成规模, 他们散兵游勇似的蓄势待发, 可看作是在不断磨砺艺术禀性, 以形成个人的创作风格。像女作家姜燕鸣的老汉口系列中篇, 写老汉口女性群像, 所谓乱世情殇说往事, 委婉道来, 故事出奇制胜, 被多种选刊转载的同时, 引起省内外关注。李修文的长篇小说《滴泪痣》等, 曾有过评论, 近年来虽处于调整备战, 还是偶有新作。还有马竹的第四届湖北文学奖获奖中篇《父亲不哭》, 用平实的语调, 写出一个农民父亲的心路轨迹, 叙事平实, 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女作家方苑的处女长篇小说作《军婚》, 用抒情的笔触, 塑造了一位新时期军嫂形象, 美感深情, 动人心扉, 在网上连载时, 点击率接连攀升, 掀起收视热潮, 值得关注。

著名诗人田禾的新乡土诗《喊故乡》、《野葵花》等, 以充沛的情感, 别开生面的诗意和恬淡如画的意境, 在国内诗歌界引起关注, 获得鲁迅文学奖。女诗人阿毛的意义也不同凡响, 她坚守诗坛多年, 在诗歌倍受冷落的2009年, 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获得世界华文文学诗歌大奖。阿毛的诗歌, 有女诗人的纤细内敛, 其将语言密度与情感张力妙用结合, 既有悖于传统, 又创造了新奇, 也引起了国内诗歌界的广泛注意, 还应邀前往北京某高校客座讲学, 为武汉文学添加了一抹春色。还有江汉大学青年诗人刘洁岷的新诗, 追求语言的义有多解, 分行排列, 看似随心所欲, 其实蕴藏着机锋, 使其诗歌面貌美仑美奂, 甚有用心。

小说名家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 用小说展现了一个城市的诞生, 书写了两江文化共同孕育一个城市分娩的漫漫历程。近年来, 他写了一批散文随笔, 一如既往地寄情于武汉地域文化, 文眼别致新颖, 意念醇厚深长。而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 在省外获奖, 并且有相当多的评论。其历史文化散文, 视野开阔坦荡, 文字精美隽永。女散文家胡榴明的武汉市井随笔, 透过老房子来折射武汉城市历史变迁, 有一定的神韵面貌, 都产生了影响, 也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