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学观特点（精选8篇）
英语教学观特点 篇1
首先, 学生是发展的人。表现为学生的身心是发展的, 且是有规律的, 同时学生发展又具有不平衡性、阶段性、顺序性和个别差异性, 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中, 要根据学生的这种差异性而因材施教:教师要理解他们, 更要善待他们, 用一颗滚烫的爱心去温暖、去感化他们;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 相信每个学生都具有学习的巨大潜能;教师要进一步研究学生, 把握学生的特点, 采取相应的措施, 开发学生的潜能。
其次, 学生也是独特的人。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和内在感受, 有着不同于成人的观察的个性。他们以形形色色的个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个学生来到学校, 除了怀有获得知识的愿望外, 还带来了他自己的情感和感受的世界。所以, 对学生来说, 学习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 而是伴随着交往、创造、追求、意志努力、喜怒哀乐等的综合过程, 是学生整个内心世界的全面参与。
在新课程的理念下, 教师树立了正确的学生观, 就能够促进正确教学观的形成。新课程的核心是让学生真正得到全面的发展, 因此新课程理念下, 课堂教学由学科本位转向人的发展本位。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 不再是教师的表现, 而是师生互动、学生自主学习、同学间合作的行为表现、学生的参与热情、情感体验与探究、思考的过程等。所以在新课程背景下, 要构建新的教学观, 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变“传授知识”为“重发展”
新课程要求教学必须着眼学生的终身发展, 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而且必须考虑为学生培养终身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所以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和思维, 培养学生主动的构建知识、发展能力、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也就要求教师必须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观念必须转变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由关注知识转向为关注学生, 课程内的一切活动都要面向所有的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必须重视展示知识的产生、形成、创新和发展的过程, 必须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加强了探究学习的比重, 它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适应新课改的需要。
二、改教师“权威性”为师生“民主性”
面对新课程, 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 确认自己新的教学身份。在现代课程中, 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 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
首先新课程要求教师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教师作为组织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提供合作交流的空间与时间, 这种合作交流的空间与时间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在教学中, 个别学习、同桌交流、小组合作、全班交流等都是新课程中经常采用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 这些组织形式就是为学生创设了合作交流的时间, 同时教师还必须给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充足的时间。
其次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引导的特点是含而不露, 指而不明, 开而不达, 引而不发。引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方法和思维, 同时也包括做人的价值, 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激励, 当学生登山畏惧时, 教师不是拖着走, 而是点起他内在的精神力量, 鼓励他不断地向上攀登。
第三教师应从“师道尊严”的架子中走出来, 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参与学生学习活动的行为方式主要是:观察、倾听、交流。教师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 可以调控教学, 照顾差异, 发现“火花”, 倾听学生的心声, 是尊重学生的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既有认知的交流, 更有情感的交流, 既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 也可以通过表情动作来实现交流。
三、变“教”学为“悟”学。
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 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巧妙地“引”学生主动地“学”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在和谐的教育气氛和积极主动的学习生活中得到发展。课程纲要强调改变过去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 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交流学习合作的能力。教师的教学观念要从过去的“教”学为“悟”学。前者的做法是要把知识讲深讲透, 掰开揉碎, 填鸭式地教会。从短期效果看, 学生会了, 但永远失去了自我探究的能力和习惯。书越读越死, 以至失去自我的建立。后者的做法是以学生本身为起点, 点化学生的悟性, 把学生带入环境中让学生自己寻找所需要的东西。从短期效果看, 或许不易立即见效, 但从长远看, 学生了有学习兴趣、学习动力及主动性, 在任何环境任何时期都会找到学习的突破点, 具体地说, 不直接告诉学生该怎么做, 而是积极帮助学生体验感受情景物象。用提示、启发等方法去开拓学生的想象和思维, 由他们去广泛的探索和尝试。从而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 大胆地摸索和探究学习。
四、变“封闭式”课堂为“开放式”课堂
新课程强调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转变, 倡导为学生留下自主探究的余地和空间, 追求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 课堂教学必须从封闭转向开放, 其表现如下:
l、教学观念的开放性。
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因而是开放的。课堂上可能发生的一切, 并非都能在备课过程中预测的。教学过程的真实推进及最终结果, 更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教学情境以及教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理问题的方式决定的。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开放的、创造生成的过程。学生在不断理解课程的过程中理解人生、社会, 不断投入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生经验, 去感受和体悟概念、判断、语法修辞背后的丰富意义, 去创造前人不曾创造的新意。这种生成、开放的教学观要求教师淡化课程执行中的预定性和统一性, 注重对话过程中的再生性和多元性, 不以预设的方案束缚师生的大脑和手脚, 不以有限的结论锁定无限的对话进程。
2、教学内容的开放性。
传统课程编程的既定性、凝固性和闭锁性, 致使课堂教学比较注重经验信息的传递, 将毫无遗漏地把教材内容传授给学生视为教学的根本目的。而今的课程标准不再把教科书当做金科玉律, 而是作为与学生进行交往、对话的部分材料, 教师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新课程的塑造者, 可以根据本地、本校、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改变教科书的次序, 可以充实教材, 超越教材, 舍弃某些教材内容。
3、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封闭式教学过程是预设性的, 开放式教学过程是生成性的。教学必须有计划, 但不可能计划地教学。教学方案应该为课堂上的创造性教学提供一个教学思路或大致的框架, 而不应该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禁锢, 开放式教学不以完成预先设计的方案为主要任务, 不以追求整个教学活动组织严密、环环相扣、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为目的, 可以有一些“松散”、一些“随意”、甚至一些“杂乱”。教师要以悦纳的态度和广阔的胸襟鼓励学生向教科书、向知识权威挑战, 鼓励学生自由遐想, 超越“预设的轨道”。在此情景中, 师生智慧可以碰撞, 情感得以宣泄, 广域的反思时空给学生以创造的契机。
综上所述, 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重新诠释教育的本质, 教师是创造性教学的母体, 只有教师具有开放型的教学观, 形成开放型的教学体系, 确立开放型的人才教学目标, 建立开放型的教学内容, 组织开放型的课堂教学结构、选择和运用开放式教学方法和途径, 才能最终使学生的创造力得到提高。
摘要：新课标无论从目标要求还是结构、体系上都是全新的。它要求教师改变旧的教学观念, 树立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学观, 要建立新型的教学观, 作为老师首先必须对学生有新的认识, 也就是说必须先建立正确的学生观。
关键词：新课程,教学观
从《孟子》引诗特点看其诗学观 篇2
关键词：《孟子》 引诗 诗学观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子的思想主要记录于他和其门人所编著的《孟子》一书中。《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自唐代韩愈提出“道统”理论之后，孟子在儒家学派传承中的地位水涨船高，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孟子》一书，更是跻身“四书”之中，大有比肩“五经”之势。《孟子》一书兼具哲理性和文学性，文辞注重逻辑，说理性强，并且广泛引用前代经典，尤以“五经”为最。据唐人赵德统计，《孟子》一书“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宋人苏辙因此感叹“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孟子》引诗之总数，因统计方式不同，或略有小异，如今人江瀚以杨伯骏《孟子译注》为底本，得出《孟子》一书，涉诗凡三十八处的结论，其中孟子本人引诗二十八处，论诗五处，其余人等引诗共计五处。从上述引诗数量和引诗方式的排列可知，《孟子》一书，“引诗为据”的频率远超“解诗”，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的诗论不重要，相反，孟子关于诗的解读，反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千年不易的主题。本文就《孟子》一书的引诗方式及引诗作用来谈谈其中的诗学观。
1.《孟子》引诗方式初探
《孟子》一书引诗次数较多，大体是作为论据，论证某件事情，主要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前置型、后置型以及直接论诗。
1.1前置型引诗
前置型引诗，是指孟子在说理过程中，先引出诗句，然后从诗句的主旨出发，过度到论点。这种说理方式，能够避免直接提出论点时的“突发性”，给说理对象以一定的心理准备，增加其接受论点的可能性。比如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梁惠王说自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在指出“匹夫之勇”与“大勇”之间的区别之后，并没有试图直接说服梁惠王去践行“大勇”，而是引《诗经·大雅·皇矣》中的“王赫之怒……以对于天下”作为论据，从而自然而然地引申到自己的观点“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1.2后置型引诗
后置型引诗，是指孟子在说理过程，率先抛出自己的论点，然后再从《诗经》中寻章摘句作为论据。《诗经》是战国时期外交辞令的主要来源，在国君之间，有着广泛的接受性。孟子以《诗经》中的篇章作为论据，能够增加自身论点的说服力。比如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在探讨夏朝之所以王国，成汤之所以立国时，提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至理，并在论述最后，引用《诗经·大雅·桑柔》中的“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来增强其说理性。
1.3论诗
论诗也是孟子引诗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它占《孟子》一书中引诗总数不高，但对于研究《孟子》一书以及孟子本人的诗学观念却十分重要，它里面提出的不少论点，是此后中国千余年诗学史的重要理论源泉。《孟子》中论诗之处总计五处，其中两处未引诗句，仅有篇名而已，分别是《小雅》中的《小弁》以及《邶风》中《凯风》。其余则是孟子本人对于诗学的总体论述，包括《万章上》中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下》中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离娄上》中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2《孟子》诗学观
从《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和论述而言，可以总结出其中的诗学观，这种诗学观既有理论层面的诗学论述，也有实践层面的诗学应用。首先，就理论层面的诗学论述而言，相比于战国时代对《诗经》的“断章取义”式的应用，孟子更加主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即通过对当时具体环境的考察和诗人原初意图的探寻，去寻找诗歌的真实取向。其次，就实践层面的诗学应用而言，孟子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更多地是从自身论点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诗句的原初意义出发，带有很强的主观意愿。这种主观上的引用和其论诗时所主张的“以意逆志”，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2.1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批评术语之一，它充分表明了古人在文学批评中对客观环境的重视。孟子提出此一说法，源于其与弟子万章论“尚友”之道。孟子本义是谈“尚友”的道理，“颂诗”之说仅仅是譬喻而已。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在阅读一首诗歌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诗歌的字面意义出发，还要结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风貌、情感状态等等。借用现代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批评由读者、作者、环境、作品四个要素构成，“知人论世”所着眼的便是环境因素。换句话说，要想真正地去了解一个作品，必须立足于作品的时代与作者的实际情形。
2.2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是《孟子》诗学观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知人论世构成了孟子本人诗学观的主体。以意逆志的提出，源于咸丘蒙的一次质问。咸丘蒙从诗经中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发，质问孟子，尧把天下让给舜，舜获得了王位以后，那舜的父亲瞽叟不也就沦为舜的臣子了吗？这和儒家所倡导的“父父、子子”是相背离的。孟子从此问出发，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在解读一首诗的时候，不能从一字一句的字面意思出发，而曲解了作者的所要表露的心曲，即“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正确解读诗歌的方式，应该是从全篇的主旨着眼，去观察体悟作者的之志，这样才能起到诗歌解读的效果。
2.3曲解
曲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引用《诗经》时所经常表露的特征。因为当时《诗经》是外交辞令的主要源泉，不少人为了增强话语的说理性，会从自身的需要去随意引用诗经。这种文本解读方式，可以视为“读者型”，但其与现代的读者型解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从孟子本人对诗歌的整体论述而言，他是反对这种断章取义，乃至曲解诗歌的做法的。然而，从而引用诗歌的方式乃至效果而言，曲解的现象又比比皆是。这和孔子所主张的诗歌的功用性，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又一脉相承之处，又有着孟子个人鲜明的特点。比如在《梁惠王下》中，孟子通过周民族的史诗《大雅·公刘》以及《大雅·绵》的引用，曲解出“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的观点，从而与齐宣王相类比，引导其施仁政。
3.《孟子》诗学观中的矛盾形成原因分析
从前述《孟子》诗学观中的分析可知，孟子的诗学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即一方面他主张“以意逆志”，探求作者与文本的真实意图，然而在实践中他又经常曲解诗句的原初意义。这种引用方式，不仅消解了孟子所提出的理论的价值性，也不利于后人很好地读解《诗经》。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孟子》中诗学观的矛盾现象，有必要对其形成原因做一个扼要的分析。
3.1《诗经》的文本属性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既有民歌性质的国风，也有政府文献性质的雅颂。《诗经》成书年代较早，里面有不少生字、僻字，需要读者具有较强的古文字功底和音韵训诂的能力。孟子本人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传承人，但并一定就具有高深的文字学知识，这就使得孟子再解读《诗经》时，尽管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但是由于客观知识的缺乏，而出现了文本误读的现象。
3.2孟子的解诗方式
孟子主张“以意逆志”，即不从字眼出发，而是立足于读者自身的体会去感悟作者的原意。这种解释方式虽然破除断章取义所带来的弊端，但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主观随意性，因为读者的体会是基于个人的情感与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
3.3孟子的性格
孟子好辩，《孟子》一书也以辩论性和说理性著称。这种好辩的性格，就使得孟子有时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从而在《诗经》引用时，不从诗句的本旨出发，而从自身的实际需求着眼，故意曲解诗句。
4结语
《孟子》一书，引诗甚多，主要为“引诗为据”，也包含一些“论诗”之谈。从《孟子》引诗的方式来看，其诗学观主要包含环境层面的“知人论世”、作者层面的“以意逆志”以及读者层面的“曲解”。当然，《孟子》一书中，诗学的理论与实践有矛盾之处，这主要有时代、文本和孟子个人性格三重因素综合形成。
英语教学观特点 篇3
1 研究方法
本文随机搜集了自1997~2009年以来发表在三家美国知名医学杂志(《美国眼科学杂志》(C),《美国预防医学杂志》(O)和《美国心脏病学杂志》(PV))中的108篇研究型文章。
随后,我们对医学英语文体中使用的人称代词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统计了各种人称代词包括“one”和“one′s”出现的频率;并对其出现频率进行了分析。
2 结果
2.1 总体使用频率
人称代词总体上使用频率很低,有三篇文章中甚至没有用到任何人称代词(其实验对象为动物),有两篇则是没有用到任何与作者或是读者有关的人称代词。而且各种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如表1所示,差异显著。
Frequency of Personal Pronouns
(excluding all personal pronouns referring to patients or subjects)
2.2 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
第一人称代词相形之下远比其他人称代词使用频繁,但是其单数形式“I”及其他格形式则没有出现。即使在个体作者的文章中,作者也是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指代自己。在个体作者的文章中,作者使用“we”而不是“I”指代自己可能表达一种减少个人成分的意图“reduce personal attributions”。[1]
2.3 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使用频率
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出现频率远次于第一人称代词,且有相当数量指代的不是研究者或读者,而是病人或实验对象。其中所有第二人称代词均指代病人或研究对象。如下例。
例1The one-page influenza immunization reminder letter was formatted in an easy-to-read,14-point font with two prominent bullets:“Have you had your FLU shot this year?”…“Be sure to getyour PNEUMONIA shot too!”
例1中,研究者给其实验对象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疾病信息,并提醒他们接受免疫。“you”通常被认为是所有人称代词中最具有交流性的形体,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读者的存在。然而,在所有文章中第二人称代词均不指代读者,表明医务工作者避免使用这一功能。因为它将读者作为一个不同的群体与作者分割开来,听起来可能有冒犯或是隔离的味道。这与渴望与同行交流,希望自己的成果被同行所接受的初衷有所偏离。第三人称代词除有少数指代研究者之外,其余均指病人或实验对象。如下例。
例1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a recurrent AMI before their delayed PCI were analyzed as medically treated patients because their recurrent AMI presumably led to intervention.
2.4 不定代词使用频率
不定代词“one”和“one′s”在文章中略有使用,主要显示了三种功能:泛指任何研究者,强调共有知识,目的或兴趣;指作者或是作者和读者,以给出一个观点或是叙述一个行为;泛指所有人,包括医学家和普通病人。如下例。
例3An estimation of the“severity of glaucoma”of the study group is critical because if glaucoma were severe in most patients,one would expect a very high sensitivity.
例4First,one must determine the patient’s ability to comply with a medical regimen.Second,one must be sure that visual acuity in the opposite eye is adequate for the patient′s needs,since recovery of vision in the operated eye will be slower than with cataract surgery alone.
例5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ne′s disease improved regimen compliance by up to 10 times.
例3中,“one”泛指任何医学研究者,作者所强调的是一个共有知识。例4中,“one”在语义功能上与内包形的“we”类似,不过其后所陈述的行为却只具客观性。例5中,“one”泛指一切人类。在给出一个观点或者进行行为陈述时,很多人会用“we”或“I”。然而,“one”,较之“we”或“I”更能使观点或者行为不具人格性“less impersonal”,也就是暗示了这一观点是广泛存在的,或者这一行为会被任何一个医学研究者在同样情形下所采取。
3 讨论
3.1 文献引用形式影响第三人称代词
在所有文章中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很低,部分文章甚至没有用到任何人称代词,或是任何与作者或是读者有关的人称代词。这与医学文体中大量使用被动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使用被动语态可以突出研究对象、使用的仪器、试剂、观察指标,而作为动作执行者的作者或实验者不言自明。此外,在介绍前人研究成果的事实时,使用被动语态,避免泛指的“人们”做主语能使语言显得简练。[2]所以对于科学家而言,谁观察到某种化学反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本身。基于这些看法,被动语态在科技文体中被广泛采用,即而引起人称代词的使用减少。此外,我们发现引文的引用方式是引起人称代词,主要是第三人称代词减少的主要原因。
在学术性写作中,第三人称用来指代其他人,尤其是其他研究者(医学等以人为实验对象例外),因为一方面作者在研究中需要借鉴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引用知名科学家,作者可以使自己的研究发现更具说服力。一般而言,作者在初次借鉴他人研究成果时如指出其姓名,其后,在需要进一步解释他人的研究成果时则有可能用到第三人称。然而,如果被引用研究者的姓名在正文中未被提及,那麽,其后就不可能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对其或其观点再次指代。早期的医学文章广泛使用人称代词,引文极富于个体性,私人化,反映的是一个小规模的,非专业化的科学群体。如下例。
“Mr.Travers wrote‘Mercury should be introduced with all convenient rapidity in the system’…He adds in a note:‘some oculists still adhere to the practice of the arch-angel,and…’”.
相形之下,这种逐字逐句的引用在现代的医学文章中,除了评论性文章之外,罕有发现。现代医学文献中,引用主要采取的是文章末尾注明参考文献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分为一体型和非一体型两种。一体型的引文中被引用者的姓名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出现在文章中;非一体型的引文中,被引用者的姓名或是被用圆括号,方括号等引用符号与句子其他成分分开,或是仅仅出现在文末参考文献中。无论哪种引用类型,正文部分往往采用数字体系对引文进行标识(夹注),读者根据标识(夹注)在文末参考文献中查询相应的信息。如下例。
例6Daugman[13]has shown that this class of filters…He ha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2-D Gabor…
例7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LASIK)using an excimer laser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he correction of 21.0 to 15.0 diopters of myopia.
现代的医学文章中则是越来越多的采用非一体化的引用方式,即被引用者的姓名不再出现在正文中,取而代之的是风格严谨,不具人性化的数字体系。而且这种非一体化的引用类型也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例7所显示的数字标识,即数字直接以上标的形式标识或在文末用上标的形式标识而不是用括号将数字括起来或是将被引用者的姓名用括号与句子其他成分分开,然后再用数字进行标识。
至此,指代研究者的第三人称代词在医学文章中的凤毛麟角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数字化体系的运用使文章在风格上简洁,非人性化,更彰显学术性,进而更显得客观性正是符合了医学文体朝着客观性和科学性发展的趋势,或者说这种引文类型的运用也正是促进了这种趋势。此外,由于医学研究的迅速,深入的发展和医学信息交流的日趋频繁,学术文章发表的经济负担也日趋加重,这种引文类型也正是迎合了期望尽可能有效使用版面的编者和作者的需求,因而也就促进了医学英语文体的经济性发展趋势。
3.2 医学文体总体发展趋势影响其他人称代词的使用
第一人称代词,“one”和“one′s”的很少使用以及指代读者功能的第二人称代词不被使用也是受到医学文体朝着客观性和科学性发展趋势的影响。迄今为止,医学文体已经由早期的叙事性,以作者为中心,纯粹私人化的写作风格发展成为更具科学性,技术性,专业性,和高度结构化的文体。这种文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称代词的使用。例8是1835年一名医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一名患儿病况的记录,可以充分地表明这一点。
J.Reilly,aged 10 years.This is a curious case:see how enormously this child′s hand is swollen.The swelling and redness extend up his arm also.The hand has from this cause the shape of a boxing glove You see there are also symptoms of a very high inflammatory fever.Look how flushed is his face,how white his tongue,feel how hot his skin.He also appears to suffer much pain.Now shall I surprise you when I tell you how this severe state was caused?On Sunday last,that is 4 days ago,he took a hen up in his arms,the cock flew at him and made two very slight wounds….So slight were the wounds that they did not bleed.He had in the whole limb the greatest pain.How were the wounds inflicted?By the pick or by the spur?It is said that they were caused by the spur.Now can we conceive that such consequences could so immediately have resulted from wounds so trifling,if they were not poisoned wounds?[3]
引文是纯粹叙事性风格,充满了对患儿的同情。作者不畏余力地运用了各种人称代词如:“I”,“we”,“you”,“he”,“his”,以及“they”讲述患儿的病情。排他性“you”范指一切读者,而第一人称单数“I”则被使用指代作者本人。而这两种人称代词在医学文体中已鲜为人用。这样的引文在现代的医学文献中也是绝难发现,因为现代的医学文体是日趋朝着更具科学性,学术性,客观性和经济性方向发展。非人性化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同时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趋势。现今的医学文章中,作者更偏爱使用“we”而不是“I”指代自己,因为如此文章更显客观性,因为它表明了一种集体创作的[3]关系,表达了减少个体性的意图。所有文章中如果不是指代病人,指代读者功能的“you”则根本没有出现。第三人称代词如不是指代作为实验对象的病人,其使用也几乎是凤毛麟角。“one”,较之“we”或“I”更能使观点或者行为不具人性化“less personal”,从而暗示了这一观点是广泛存在的,或者这一行为会被任何一个医学研究者在同样情形下所采取的,但是由于其毕竟是指代人的代词,因而也不为现代医学研究者广泛采用。
4 结语
总之,现代医学英语中,各种人称代词使用频率总体极低。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频率虽然最高,但也只是相对而言。且个体作者的文章中,作者避免使用“I”而是“we”指代自己。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主要指代作为医学实验对象的病人,这也是医学英语的一个特点;而表示其他功能时的使用极其有限,第二人称的使用度几乎为零。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受到医学文体日趋朝着更具科学性,学术性,客观性和经济性方向发展的影响。同时这种现象也进一步地推进了这种趋势的深入发展。从事医学英语文体写作的人应该重视,顺应此种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为推动医学信息的交流而服务。
摘要：文章通过对美国知名医学杂志中各种人称代词使用频率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医学文体中人称代词使用的特点。并对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减少的现象作了分析,发现其原因主要是医学英语日益向着客观性,科学性和经济性方向不断迈进而发展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医学论文,科学性,客观性,经济性
参考文献
[1]Kuo,Chih-Hua.The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role relationships in scien-tific journal article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9,18(2).
[2]范晓晖.论医学论文英文摘要中被动语态的滥用[J].中国科技翻译,2005,18(4).
我的中职英语教学观 篇4
【关键词】 中职英语 新课标 有效教学 能力培养
中职英语，即中等职业院校课程中的基础英语，是中等职业院校教学的一门文化基础学科。基础英语在中等职业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国际间合作的日益密切，社会对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目前中职院校的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英语的教学就成了基础文化课教学中的难题，面对这种情况，结合我在职业院校中的基础英语教学的经历，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我的中职英语教学观：
一、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一)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兴趣的必要性
当前职业院校的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且程度差别很大，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学习积极性差、学习能力不强等不足之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得知学生英语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英语学习不感兴趣，没有学习的动力，因此首先应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兴趣是学生学好英语的唯一途径。
（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兴趣的方法探讨
首先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应积极应用现代多媒体等高科技设备教学。现在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具体的图像、声音、动画的方式将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复杂的内容简单化，使原本枯燥无味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因此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应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传统的英语教学对于英语语法知识的学习往往大于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不仅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也有助于学生提高文化素养，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加强背景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节日、风俗习惯等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这样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就会很高。
二、正确解读和灵活使用教材
新课标中就提到“在英语教学中，除了合理有效地使用教科书以外，还应该积极、充分利用其他课程资源。”由此可见教科书不是教学的全部内容，教材是可变的、发展的和开放的。在实际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的具体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删减、增补、改编和浓缩……灵活地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以下是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尝试。
（一）教学内容顺序的适当调整
根据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和教学实际情况，教师可对教材中的教学内容的顺序进行适当的调整，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使知识更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调整有单元之间的调整。比如，单元之间有讨论天气、问路、打电话等，将它们进行调整、重组来帮助学生建立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还有单元内的调整，即根据单元内知识的逻辑顺序作重新调整，从而更好地体现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二）教材内容的删减和增补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和教学实际，对教材加以删减或增补。对于一些脱离学生实际生活和所学專业的，学生不感兴趣，与学生学习基础相差太大，学习起来难度较大的部分可以酌情删减。教师还可根据学生接受能力适当地增补一些内容。例如根据专业不同适当增加一些专业知识；对话练习时，增设实际情景，让学生在实际情景中利用所学知识表达真情实感；学习课文时可以增加一些背景知识。
三、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是要通过课堂教学活动使学生有所收获、提高和进步。结合平时的教学实际，我总结出以下几个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方法。
（一）突出语言实践，彰显课堂精讲
教师的课堂讲授一定要做到精准，突破重点、难点和疑点。这要求教师本人课前做好精心准备，对所讲内容反复构思和有效筛选。同时我们的课堂教学设计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让学生愿意听教师讲课。教师不能把课堂教学视作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应想方设法让英语课堂教学活动变得“鲜活”起来。
（二）教学进度服从教学效果，课堂注重学有所获
教师在课堂活动中运用“任务型”教学，让学生在完成任务时进行思考、交流和相互讨论，以此不断提高对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让学生在做中学。要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我认为进度应服从效果，看重学习所获。在课堂教学中重要的不是你如何教了多少，而应密切关注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多少、掌握了多少。
四、着眼学生未来，培养自学能力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所学知识对于社会需要来讲还远远不够，要想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竞争中不被淘汰，必须具备自学能力，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提高自身素质。因此老师要培养他们学习知识的能力。首先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包括学生模仿和放声朗读以及听说的习惯。还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例如记忆方法的指导，预习和复习方法的指导等。另外还要教学生利用好工具书。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中职英语教学观。目前，虽然中职英语教学面临一些难题，但是通过我们教师的努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积累总结经验，不断地探索创新，教好中职英语这门课程，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的训练和提高，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具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贾冠杰.《外语教育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
[2] 蒋秋阳.《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中小学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3] 吴效锋.《新课程怎样教》.沈阳出版社，2002 年
明恩溥中国观的特点探析 篇5
关键词：明恩溥,中国观,传教士
明恩溥, 美国人, 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 在中国的天津、山东等地传教30多年, 期间他把自己的见闻编订成书:《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乡村生活》、《中国在动乱中》等, 其中《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乡村生活》是其中国观的代表。明恩溥的中国观:他对中国的认识, 即对中国国民性和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前者以《中国人的特性》为代表, 他肯定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些优点, 如:勤俭、孝顺等美德;也揭露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些不足, 如:保守、迷信等。后者以《中国乡村生活》为主, 也包括两方面, 一是对中国社会的正确理解, 如:看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牢固, 教育的片面、妇女的苦难等。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错误认识, 如:认为中国的戏剧一团糟糕,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混乱等。
明氏对中国的评价有褒有贬, 但究其中国观, 可知他的主要方向是对中国的批判, 这是他中国观的主要特点。
一、明恩溥中国观的基调是低沉的
明恩溥对中国认识的主导方面是否定。这在他对中国人性格中弱点的强调, 在对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大力宣扬, 在即使他描写的是中国人的优点, 他的笔调也是低沉的等方面都有体现。如:描写中国人节俭品德时, 他写到:“她独自一人在路上慢吞吞地, 极其痛苦的向前挪动着, 路人一打听, 才知道她在忍着病痛前往一个至亲的家里, 以便死了以后就在附近的祖坟安葬, 从而就把用于雇请他人抬棺材的费用给节省下来。”[1] (P9) 他笔调低沉, 究其原因, 约有以下几种:
1. 特殊历史背景的局限
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开展, 西方国家渐强, 东方世界渐弱。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西方国家取得了对中国的决定性胜利。随之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2] (P188) 因此可以说, 西方人是以一种胜利者的身份, 一种优越的姿态来到中国的, “他们自诩为唯一的、真实的文明的代表, 而他们眼中的中国便与落后、野蛮、愚昧和未开化等联系在一起。他们再也不能, 也不愿把自己放在与中国人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3],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 带有‘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 是一种在轻蔑的目光下所得到的结论”[4] (P337) 。明氏的著作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因此必然带有偏见。
2. 中西文化差异的误解
中西文化因其产生、成长及传承的背景不同, 因此两者之间有很多差异。以宗教为例:中国人信奉多神, 西方人则以一神信仰为主;中国人供奉神明多是因为“实用”, 西方人相信上帝则多是因为精神寄托;中国人难以接受西方教会的大量教义、教条, 西方人则嘲笑中国的宗教没有系统性、理论性;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相信唯一的主表示难以理解, 西方人则嘲讽中国人的多神论、泛神论等。中西方对自己的信仰、教义等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解, 而对对方的则不甚了解, 这便是差异。这些差异的实质无所谓好坏, 只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 但因为这些差异造成了明恩溥对许多现象的不理解, 甚至是曲解。
3. 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美国当代汉学家费正清曾说:“要研究别的国家就要发掘事实真相和环境的脉络去评价事实, 而不是仅仅按照我们自己一家一国的标准行事”[5] (P2) 。诚然, 这代表了20世纪西方学者的观点, 但不能否认“以国论国”的原则, 在任何时代都应遵循, 包括19世纪。但明氏并未遵循, 他研究中国时, 不是将中国的问题放到中国这一空间中, 而是放在西方世界里。“他不是用中国文化和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状况来讨论中国人, 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 而是以他自身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 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主观任意的是非判断。对他来说, 中国人的特性中凡是合乎他的标准的, 就都是好的, 凡是不合乎他的标准的, 就都是坏的。”[3]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来研究中国, 其视角独特却也限制颇多。就像何天爵说的一样:“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建立的一整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而全然不顾我们的判断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 如何浅薄狭隘。”[6] (P69)
二、明恩溥的中国观以宗教和道德为中心价值取向
除了基调是低沉的外, 明恩溥的中国观还有一个特色:以宗教和道德为中心价值取向。这方面可以从其传教士思维的角度来探讨。传教士思维指, 以传教士的身份为依托, 并站在该立场上思考和解决问题。
基督教是一个自负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宗教。因为这种自负, 导致了在基督徒眼里, 该教势力内的世界美好的, 势力外的世界是黑暗的。同时, 基督教又号称是全人类的宗教——为拯救苦难的人们而创立。因此, 哪里有苦难, 哪里便有基督。故而, 这些传教士是抱着拯救弱小的心态, 传播基督福音来到中国的。但现实是中国人难以接受异教, 传教受阻, 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努力追寻原因。在此之中, 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研究中国, 其中一些人较为公允或力图做到公允, 但从整体看, 他们具有强烈的宗教偏见性。
就明恩溥而言, 他认为“一个没有基督教的社会, 不管发展程度如何高, 也无论它有着如何‘水晶般的道德伦理体系’, 都无法阻止和纠正社会的各种弊端, 也无法改变其人民道德水平的低下。”[7]由此, 他得出结论: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人的特性》中, 他说:“中国人需要在每个人的灵魂中, 在家中、在社会里补充新的活力, 倘若如此, 我们所提出它的多方面需要, 就会成为一种唯一的急迫的需要。这股新的活力便是基督教文明, 只有我们的基督教文明才能使它的需要永恒的, 完全的得到满足。”[1] (P297) 在《中国乡村生活》里, 他也阐释了同样的观点:“基督教将使童性变得神圣, 使母性变得崇高, 使人性变得尊严, 同时净化了各种社会条件。我们希望基督教在西方所做的一切也将在中国做到。事实上, 基督教无论在哪里运作都获得了成功。任何误读、误解和忽视都不可能有效反对它。”[8] (P345)
明恩溥认为近代中国的需要是基督教, 然而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最迫切的需要不是基督教, 而是革命。因此, 他的这种“固执”是一种脱离中国现实的宗教偏见。
尽管明恩溥对中国的认识有所偏颇, 但在其著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因此应辩证看待。
参考文献
[1][美]明恩溥.匡雁鹏译.中国人的特性[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2][英]雷蒙·道森.常绍召.明毅译.中国变色龙[M].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3]卢秉利.明恩溥其人其书及其中国观[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1) .
[4]忻建飞.世界的中国观[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1.
[5][美]费正清.孙瑞芹, 等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3.
[6][美]何天爵.鞠方安译.真正的中国佬[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7]刘天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J].文史哲, 1996, (1) .
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的主要特点 篇6
一、混乱时代的命名——对当下文论的看法
布鲁姆以个人观点提供的这份经典书目分为三个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在这个“万物消解、中心离散”的时代, 多元文化极其盛行, “憎恨学派”认为美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从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文学作品, “绝不承认原创性”, 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呼吁作品应该突出政治性及道德感, 应该对女性及受压抑群体的创作引起重视, 并企图颠覆传统经典, 认为这些作品完全出自欧洲、已死、白人、男性作家之手。同时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异军突起, 对街心花园、动画片或者摇滚乐的研究远远超越了文学研究, “媒体大学兴起”, “我们的每一个教育机构中都将设立文化研究系, 这一趋势好比一头公牛不可拂逆。”【1】布鲁姆认为学术界的这种去经典化的行为和反应在学术现实中的实际效果是有深层的心理原因的。“据弗洛伊德之见, 逃避隐含着压抑, 是无意识的却是有目的的遗忘。我的同行们之所以逃避,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去减缓错位的负疚感。”【2】在“影响的焦虑”的理论体系中, 经典被看成是一种焦虑的表现, 生命有限, 死亡是一种必然, 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想象天空、成功跻身于伟大作家之列则是每一个强者诗人的愿望。而经典则与带有精英色彩的审美密切相关。想象力的原创性和阅读的精英化给人们造成了心理上的压抑, 所以布鲁姆认为这些试图解构经典的行为完全是在压抑下的逃避, 是影响的焦虑的体现。
同时布鲁姆面对那些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自己观点的人回应说“那些所谓的文化战争与我无涉”, 【3】“至于我自己的‘特别资格’纯属个人事务……我也找不到我个人的特别治学方法与任何社会群体有什么内在关联, 我毕生都用自己的方法去阅读、记忆、判断以及解说我们称为‘想象性文学’的东西。”【4】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出自一个批评家的个人行为, 是与那些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交流, 罗列出的经典名单也是按照民族和国家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原创性和审美性进行筛选的。同时布鲁姆也承认自己与社会并不能完全脱离干系, “思考的闲暇必须向社会去购买。没有一位批评家, 包括我在内, 可以象独居的普洛斯佩罗那样在一座迷幻岛上施展精妙法术……不过, 赞同这一点无关大局。”【5】同时布鲁姆也认为精英与阶级和资本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 他在“经典悲歌”中这样说道:“经典总是间接地服务于西方社会每一代富有阶级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关注与需求。很显然, 培育某些审美价值必然需要资本……这一崇高与金钱和政治权力的联盟从未停止, 将来也不可能会停止。”同时在布鲁姆看来, 作品的原创性和审美性是经典的核心, 阅读经典与政治和道德无关, 文学作品从来也不能拯救世人和社会。“深入研究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 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 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6】
二、美感加陌生性——经典的标准
在布鲁姆看来文学经典存在的理由大体有两个。从读者角度来看, 生命是有限度的, 读书要有取舍, “不管你认为这个选择是由谁做出: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 或如我主张的是由那些自认为被某些古代名家所选中的后起者。”【7】从作家角度来看, 能够创作出一部让世人流传的文学作品, 应该是所有作家的真实愿望。现在看来经典的存在是必然的, 那麽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入选经典之列呢?大约有这样几个因素:美感或审美、陌生性或原创性、表现自然、竞争性。
美感再加上陌生性成为布鲁姆筛选文学作品的标准, 也是布氏经典所表现出的特征。他认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 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8】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也探讨了体裁与作品的关系, 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喜爱的体裁, 这也是经典作品被选择时的一方面因素, 毕竟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包容下所有的文学体裁。而“我们最好将体裁的变动仅仅视为一种审美的选择。”【9】而这种美感和陌生性的结合可以吸引读者重读作品。
陌生性在书中又可以称作原创性, 这种特性要麽因为过于个性和独特不能被我们同化, 要麽因为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意识。书中以但丁的诗歌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分别做了说明。他认为但丁的作品因为想象力的极其独特创造了一种我们基本无法超越的“宗教现实”。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则因为表现了自然和现实, 基本包罗了人性中的各个方面, 从文学作品中创造了我们, 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同时莎士比亚的作品又是表现自然的杰出代表。在这里, 自然可以被视为人性的普遍性。对共同人性的剖析使得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从而取得认同感。
伟大的作品无疑也必须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作品, “审美与竞争是同一的。”在这个竞争永存的文学史上, 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竞争性是跻身经典行列必须具备的, 因为前辈作家并不会主动给后人让出一条路来。
三、对孤独的拓展——写就本书的初衷
作为一个资深的批评家, 布鲁姆始终认为阅读是面对孤独的个人行为。读书并不是愉快的, 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但是这种痛苦中又带有思辨的愉悦性。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 阅读便是善用这种孤独的方式, 经典是对生命的拓展。同时, 布鲁姆作为一个批评家更愿意与读者交流, 愿意给那些真正喜爱的人以指导。但是布鲁姆所谓的阅读却是带有精英意识的行为, 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精英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深入的阅读经典, “最强有力的诗在认知和想象上都太艰深, 在任何社会阶层中, 或不论在什么性别、族裔以及民族中, 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深入阅读它。”【10】一旦读者的范围被缩小以后, 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也势必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四、美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文学经典
上榜的这二十六位作家中, 有两位是美国人, 尽管如此, 布鲁姆形容美国文学经典这个概念为“含混的、并不存在但又有强烈吸引力的”。【11】文学经典这个被建构和演化出来的词义在美国却含糊闪烁, “我不清楚像美国这样充满矛盾的国家, 出了一些高雅文化的碎片促进了大众文化而外, 是否会有产生文化资本的环境。”【12】“从来就没有什么官方的美国文学经典, 也决不可能有, 因为在美国, 美学总是处于孤独的、个人化的孤立的地位。‘美国古典主义’是一个矛盾语, ‘法国古典主义’则是一个连贯的传统。”【13】
摘要：哈罗德·布鲁姆作为资深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对文学经典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西方正典》是最集中的表现他的文学经典观的著作。本文以此书为基础, 分析布氏文学经典观的主要特点。
英语教学观特点 篇7
一、行政﹑司法合一
在传统中国, 司法和行政难以严格区分。在中央虽设有专职的司法机构, 如秦汉时期的廷尉, 秦汉以后的大理寺, 刑部, 御史台, 明清时期的都察院, 但是这些机构都要受到行政权的限制和领导。地方上历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依据国家法律, 刑, 名, 钱, 谷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四大职责。作为一州一县的行政首脑, 州县官需要熟悉当地各方面的条件并对辖区内的一切事情负责。尤其重要的是, 负责辖区内的秩序, 就像朱豪三刚到高密县城的时候所言的, “出不了三年, 我要让咱高密城, 河清海晏, 天下晏然”。
在中国传统法制中, 司法是县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地方上历来实行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体制。司法是行政的工具, 司法与行政合一, 是中国法的传统之一。司法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 实质上只是行政职能的一部分, 司法权消融于行政权中———在中央是皇权, 在地方则是官权。官员既是行政机关的首脑, 又拥有司法职权。因此, 虽然县官在地方官中品列较低, 但是他们是真正负责各方面实际实务的官员, 这些地方官对民间疾苦和施政成败有着直接了解, 因此他们管制下的老百姓称其为“父母官”。
二、民事案件的刑事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绝大部分民事纠纷并不是由官府审理, 而由官府审理的民事案件又具有刑事化。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有关民事纠纷的规定, 和我们理解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法不同, 它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和权利纠纷, 它具有刑事化特征。中国自古有民本思想, 但是没有民权思想, 大部分中国人的法律观都是一条腿的:只有遵纪守法的法律观念, 而不知法律还有赋予公民权利的功能, 缺乏权利观念。传统中国, 民事一方面被刑事化, 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以大清律例为例, 它共有律文436条, 90﹪律文是对一般社会成员犯罪及处罚的规定, 有关维护伦理秩序的律文仅40条左右, 这里包括了涉及婚姻, 继嗣, 尊卑关系等民事方面的内容。不是因为传统中国的民事纠纷少, 而是因为大量的民事纠纷不必动用国法。那些非“违法事重”的民事纠纷, 就由民间自行处理, 处理的主要方式是调解或者家法, 依据风俗习惯和宗族法规, 而宗族法规大都也是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理纠纷。
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 维持地方礼教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 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 那必然是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犯人”拖上堂, 先各打屁股若干板, 然后一方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 分出那个“獐头鼠目”, 必非好人, 重加呵责, 逼出供状, 结果好恶分辨, 冤也伸了, 大呼青天。在该部电视剧中,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民事审判具有“教化”的特点, 朱豪三巧断“王善人和寡妇争母鸡案”后, 罚王善人二百鞋底子, 而且吩咐手下“往死里打”, 而对那个寡妇则是嘉奖。其目的就在于教化乡民。
三、职权主义下的刑事案件审理
(一) 重实体, 轻程序
在电视剧中, 我们看到朱豪三审理“胡郎中被杀案”时, 与小颜的一段对话。
“您说的合情合理, 可是咱们没有证据”。
“那尸首不就是证据吗?”
“可是还要人证物证, 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每个案件都要求人证物证, 那不是给自己被套上枷锁吗?我们应放开手脚, 我们是整治歹人, 问心无愧。”
中国传统社会, 有着一套比较发达的司法审判制度, 特别到了明清时朝, 审判制度已经非常完备。但是这套制度缺乏一个公正, 合理的程序。为什么司法审判制度相当完备而审判会不公正, 不合理呢?原因就在于司法与行政合一, 在这种体制下, 审判不过是行政的一个环节。审判程序是按照行政原理来设计。当事人对程序是否合法无权过问, 对法律的援引和解释也无权发问。就像电视剧第7集中, 朱豪三抓到余占熬后, 呵斥他, 胡郎中是否是他所杀。余占熬说的, “我落到你手里, 就没想个好。”因为缺乏程序公正, 审判就沦为个人情绪的宣泄。本案中, 作为主审法官的朱豪三存在强烈的个人情绪, 对余占熬有着极端厌恶情绪, 他说余占熬“一身腱子肉, 一看就是土匪种”, 他预断余占熬对胡郎中“必先杀之而后快”。
(二) 用刑讯, 重口供
自古, 刑法就是以“刑罚”作为基本保证。刑讯是职权主义下注重口供的审判方式的必然产物。
在电视剧《红高粱》第7集中, 我们看到县长朱豪三先是预断胡郎中一定是余占熬所仇杀。“一看 (余占熬) 就是个土匪种, 胡郎中与他娘私通, 邻居街坊在他背后指指点点, 他早就想把他杀了, 那天晚上等胡郎中从他家出来, 他就在小桥边的树林里等着, 他是必杀之而后快”, 然后把余占熬抓来, 试图让他认罪, 当他不承认杀人时, 朱豪三狠敲关堂木, 小颜更是威胁他“大胆刁民, 铁证如山, 还敢狡辩, 要不然让你尝尝用刑的滋味, 早晚都是个招”。最后, 在朱豪三的激将法下, 余占熬“招认”了“是我杀了胡郎中”, 至此, 朱豪三成功获得口供, 并当庭宣判“胡郎中被杀一案, 案情大白, 罪犯余占熬供认不讳, 本官当堂宣判余占熬死刑, 三日后行刑”。
(三) “乱世用重典”与“就地正法”
守法为民, 藐法为匪。匪就是乱民, 因此“格杀勿论”。就像电视剧里面所呈现的, 朱豪三上任高密县长后, 第一道政令就是“贴告示———剿匪”。在朱豪三袭击花脖子之后, 把抓获的土匪带到县衙, 将他们分为两列, 长得周正的站一列, 长得歪瓜裂枣的站一列, 将长得周正的那一列枪毙, 长的歪瓜裂枣的那列在屁股上烙上“匪”字, 朱豪三的解释是, 长得周正的父母给了一个好痞子, 不好好做人去当土匪, 该杀;那些长得歪瓜裂枣的想必在外混饭吃不是太容易, 情有可原, 不过下次再当匪, 就“格杀勿论”。
中国古代, 虽有“慎杀”思想并规定了死刑复核制度, 以清朝法律为例, 其规定, 京师以外的全国各地的死刑案件, 都由案发地的州县进行初审, 然后经各级审转复核, 拟出定罪量刑意见, 最后又巡抚总督以结案报告形式向皇帝专案具题, 皇上交由刑部, 由三法司核拟。最后由皇帝决定, 或立斩, 或监侯或重审。死刑复核制度保证了皇帝对全国臣民的生杀大权, 维护了皇权的绝对权威。然而这种层层押解, 不仅结案时间长, 耗费劳财大, 仅适用和平安定时期。自太平天国爆发, 全国性大动乱, 显然不能有效维护封建统治, 以快速, 省事, 严厉为特征的就地正法, 正好弥补了死刑复核程序的缺陷。
四、小结
从电视剧《红高粱》中, 我们看到的只是民国时期山东省高密县司法的特点, 但是, 其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折射中中国传统地方司法制度的各种特征, 如上所述:行政与司法合一, 民事案件的刑事化, 职权主义下的刑事审判等等。通过解读与分析, 本文试图探寻中国地方司法制度运行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因为即使在今天看来, 这些现象仍然值得发人深思, 并对当下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存在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 何鹏, 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28.
[2][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 ”[A].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A].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英语教学观特点 篇8
关键词：新興国,中国脅威論,新时期,日本人,中国观
近年来, 常常被日本的媒体提及的两个热点词汇是「新興国」与「中国脅威論」。这两个关键词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是否能从中窥探出新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的特点呢?
第一章「新興国」
一、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日本媒体之前也大多是用「発展途上国」来给中国定位的。然而近年来, 一个名词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到, 这就是——「新興国」。
维基百科辞典 (日文版) 给出的解释是:「新興国 (しんこうこく) とは国際社会において政治、経済、軍事などの分野において急速な発展を遂げつつある国であること……
新興工業経済地域, BRICs, NEXT11, VISTA, MENA」
也就是说, 「新興国」的概念到了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再指美日英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再次查阅相关资料, 「新興工業経済地域、NEXT11、VISTA、MENA」这几个概念中唯一与中国有关的是「BRICs」。
二、「BRICs」
“BRICs”是由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因其发音与英文中的“砖块” (bricks) 一词非常相似, 在中文里也被巧妙地译为“金砖四国”。全球著名的高盛证券公司在2003年10月发表的全球经济报告中指出:
“金砖四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 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2%……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由此可见, 「新興国」指的是发展特别迅速的「発展途上国」。中国即为其中之一。这是对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的一种肯定的称呼。
三、舆论调查
2009年度第五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中有这样两个问题, 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关的:
问题1:
在对未来的中国经济进行预测的时候, 有多达51.1%的日本人相信, 中国会成为和美国并肩的世界经济大国, 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问题2:
关于中日经济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半数 (47.5%) 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日本而言是有益的, 是必要的”;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日本构成了威胁”的日本人仅有33.4%。
由这份舆论调查的结果可知, 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积极态度, 将其视为机遇而非威胁。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中日两国实现经济上的双赢。
第二章「中国脅威論」
2001年初, 有关“中国威胁论”和“日本产业空心化”的议论和报道就开始见诸日本各报和政府刊物:
一、《防卫白皮书》
由日本防卫厅主持编写的年度《防卫白皮书》, 起始于1970年, 其内容包括阐述日本政府方面对周边军事形势的认识、介绍日本当前的防卫政策, 以及总结自卫队一年来的活动情形等。以下是最近的5年里《防卫白皮书》中关于中国的报道:
(1) 2005年
白皮书里影射了中国威胁, 将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升格为“本来任务”, 并强调军事的作用, 在传统的“国防”之外, 应扩展到“地区内的秩序维持”和“世界规模的协调”。
(2) 2006年
白皮书除了详细描写了中国国防费用的递增、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等问题之外, 还新增加了关于中国在海洋方面的详细活动, 并包括了中国航空部队在日本周围空域活动的情况。日本的白皮书细写中国的上述情况, 还是首次。
(3) 2007年
白皮书对中国海军空军的前方部署以及导弹战斗力的提高表示“警惕”, 并说台海两岸军事平衡正逐渐朝大陆方面“倾斜”。
(4) 2008年
白皮书强调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将对地区以及日本的安保产生何种影响, 令人担忧”。报告还对中国在东海的正常军事行为进行了“特别关注”。
(5) 2009年
白皮书指出中国正在着手获得台湾问题以外的任务执行能力, 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影响值得担忧。中国可能正在推进航空母舰技术的研发。随着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 其能力所及范围超越中国近海正在扩大。中台间的军事平衡正朝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
纵观这5年来的白皮书内容, 可见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言论日益直白化和尖锐化。其“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有不断成熟的趋势。
二、舆论调查
引用外务省对中日关系的调查问卷中的题目:
问题3:
“在将来, 对于日本而言, 必须关注的中国的领域是?”“请从中选择三个:经济发展, 军事力量 (武器输出等) , 粮食/能源, 民主与人权, 国台关系, 环境, 文化, 人口, 其他, 不太清楚。”
日本人对中国关注的领域, 排名第一位的是经济发展 (61.8%) , 排名第二位的是军事力量 (32.6%) 。从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种矛盾的存在:在经济方面, 日本人否定中国的威胁;在军事方面, 肯定中国的威胁。
三、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得知:日本人一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发展持积极的肯定态度, 期待出现双赢局面;一方面又在军事上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非常警惕。
第三章新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特点
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提交了一份名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期、新理想、新外交》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可被看做是即将到来的日本人“中国观”又将变迁的信号, 体现了日本人“中国观”变化的新特点:
一、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
“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 “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
二、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
“对于日本来说, 究竟希望近邻的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呢, 是一个经济陷入停滞、时而发生猛烈社会动荡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商机的中国?这一点无需讨论”。
三、肯定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
报告书认为, 日本与中国的“摩擦”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最近, 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游弋, 给日本国民带来了不安”。
四、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看法
报告书呼吁应尽快从“历史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