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思想

农业思想（精选11篇）

农业思想 篇1

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在新形势下,农业院校学生在思想方面的问题不断突显,思想教育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解决农业院校学生在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探寻化解思想与现实矛盾的教育路径,无疑是思想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现代文化的衔接点,起着认知、教化、凝聚、调控的作用。发挥农业文化的教化功能,十分有利于加强高等农业院校思想教育。

一、高等农业院校学生在思想上的突出特点

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作用,高等农业院校学生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一)知识体系专业化,人文素养弱化

由于农业院校在专业比例上以农、林、畜、牧等学科为多数,而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类和艺术类的学科在农业院校的专业中所占比例较小,从而削弱了学校的人文氛围。同时,高等院校的专业化教育,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注重自然科学的严谨教育,相对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并且,农业院校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乡镇,在人文素养的培养方面有所欠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严重脱节,大部分学生讲求实用效用,往往对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课、选修课漠然置之。在社会、学校、个人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业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相对弱化,但想要改变现今农业院校自怨自艾的现状,要成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高水平大学,就必须从人文与精神上寻找药方。

(二)思想认识有偏差,学农不爱农

其一,很多学生进入农业院校后,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了解,对农业地位缺乏正确的认知,自我认识不清晰,心理素质不高,导致其对专业学习不感兴趣,专业思想不牢固,虽身在农业院校,心却在其他专业或行业,甚至对本专业出现抵触心理,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对未来产生迷茫感。其二,农业院校缺少及时有效的途径去对学生的消极思想认识进行矫正和疏导,有些农业院校对身为“农”字号十分不自信,申请更名转而放弃自身专长和特色,另谋路径发展非“农”的新兴热门专业,旨在向综合性大学大步迈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院校学生对学校和专业的自信。其三,社会上和部分家长对学生就读农业院校的错误观念和狭隘偏见导致他们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落差,这些有着错误观念和狭隘偏见的人往往将农业院校与农林业低级产业相联系,不了解国家和农业的发展现状,对农林专业前景并不看好,思想保守,直接影响农业院校学生对专业自信度和学习的积极性。

(三)就业矛盾丛生,学农不务农

农业院校学生就业率低的现状,既有来自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也有来自学生就业的心态问题,以及家长望子心切的原因。农业院校的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有多方面原因。从大学生个人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农村机会太少,或者自己的专长不适合在农村发展,再者是忍受不了农村地区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有的学生来自农村,希望通过高考越出“农”门,毕业后更不会考虑回到农村工作。另外,农业技术岗位、农业服务岗位的回报周期长、薪酬相对其他行业少、工作环境较差,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的农业院校毕业生选择到一线城市、沿海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就职是首选,在择业过程中也会充分强调环境、薪酬、食宿等条件,种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业院校毕业生“学农不务农”的尴尬局面。

二、思想教育以农业文化为切入点的路径探索

(一)注重农业政策解读,深化农业地位认识

在课堂上应该详细介绍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普及国家关于农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深化对农业作为基础地位的认识,能够洞察时代脉搏,体察社会所需,与时俱进,学以致用。而一系列的农业扶持政策的解读是思想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学生的政治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教师有必要在课堂上细致地解读,引导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与切身实际相关的身边事。

同样的,与农业联系紧密、与农业高校学生就业创业前景相关的方针政策也需详细解读,例如生态文明建设、三支一扶以及最新提出的“互联网+”的互联网新思维。

(二)加深对农业文明的了解,促进人文素养提升

农业文明是农业生产在文化上的积淀,贯彻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源自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深农业院校学生对农业文明的了解,不仅有利于他们接受历史、政治、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的思维,从而促进学生自然与人文科学的全面发展。在思想政治课上,适当地穿插自然辩证法、农业科技史、农业发展史、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内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同时,也能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三)扩宽农业文化学习渠道,提升专业自觉自信

除了在课堂上的教导,还需要拓宽农业文化的学习渠道,加大学生与农业文化的接触面,提升专业的自觉与自信。这样有助于农业院校学生从浩瀚的农业文化中,定位自己在农业方面的兴趣所在。

增设相关农业文化选修课。增设农业发展史、农业科技史、古代农业、现代农业的选修课。通过选修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古今中外的中国农业发展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从而培养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增强发展现代农业的使命感。

丰富校园农业文化活动。农业院校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人文讲座、开设相关选修课程,组建农业文化社,举办征文和演讲比赛、重视人文社科的课题研究等方式,加深农业院校学生对农业文化的了解。

建设农业文化长廊。文化长廊建设对农业文化的介绍具有直观性,一方面通过文化长廊将文化信息传达给学生,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校园农业文化景观的特色。

(四)加强农业精神培育,树立服务三农理想

加强培育农业院校学生“勤劳务实、担当奉献、恋土乐种、传承创新”的农业精神,使他们能够形成在城乡差距大、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中为三农奉献知识和青春的理想信念,成为一个为农业献身、为农村扎根、为农民幸福奋不顾身的农业人。

寓农业精神于先进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的先进榜样能够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榜样的先进事迹就是十分有感召性的教材。在先进典型的事迹中领悟农业精神,感悟农业人身上的品质,让农业院校学生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

寓农业精神于实践体验。在实践中去领会农业精神,体验我国的三农状况,感受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实践中接受农业精神的感召,找出自己专业学习上的差距,激发自身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秦之香,沈金亮,王刚.构建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校园文化[J].中国西部科学技术,2007,(2):48-49.

[2]习近平.小康不小康,关键靠老乡[N].人民日报,2013-12-24.

农业思想 篇2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蓝水

众所周知，孙中山(1866?1925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孙中山也是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只是社会上对此介绍甚少。学习和领会孙中山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对当今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本文在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作中，仅就3篇文章涉及农业机械化的论述作一简单介绍，与同仁和朋友共勉。

1894年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孙中山，向清廷李鸿章上书，提出了他的“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4项改革纲领。在属于其早期著作的这篇《上李鸿章书》的“地能尽其利”部分，孙中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农业机械化理论。这段精彩的文字，可以单列成篇。真可以说是这位伟人的?篇非常精辟的《农业机械化论》。“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灌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这篇文字，分三层递进。第一层，是解题。提出“地能尽其利”的3个内容：要有农政管理、农业知识、农业机器。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系统。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往往说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管理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3个方面。实际上，并未超出1lo年前孙中山提出的范围。可以说，在那时，孙中山就提出了完整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第二层，是核心。从“农官既设”到“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又分3个层次。首先，孙中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提出了农器的重要性。其中的“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用十分精辟的哲理诗一样的语言，指明了农业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一个世纪以来，论及农业机械化作用、地位的文章与言论，恐怕也没有出现可以与之相比的文字。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农业机械化工作者的座右铭。其次，孙中山从历史角度，对耕地、灌溉、收获、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几个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农机“以一当百”的显著功效和“非机无以济其事”、“有器易以收其功”的独特功能。现在我们经常说，人工可以做的农业作业，用农机可以替代劳动力，达到省工、省力；而有些农业作业是人工无法承担的，只有用农机才能实施。这些说法都不及110年前孙中山的论述更严谨。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理论的奠基者。110年以来，在理论方面，我们没有多少新进展。最后，孙中山概括地说“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就是：机器对于农业的作用太大了，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技术成果，发展自己的农机工业。

第三层，是结论。从“故农政有官”到“以收其地利也”。孙中山在指出三者皆备产生的社会效果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国应当学习世界的先进经验，建农政、立农务，实行农业机械化，最终使“地能尽其利”，充分发挥我国农业资源的优势。孙中山在谈“物能尽其用”时，向那位中堂大人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意思是，若为国家谋富强，难道能不讲求机器的作用和使用吗?把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提到富国的国策高度。

这篇上书于1894年初定稿，6月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李对此未加理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这篇-卜书成为研究近代 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宝贵历史文献。在以后的许多著作和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建国方略》是一部宏篇巨挚，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规划的20世纪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在这部文献中，孙中山展现了他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提出了“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的农业机械化方略。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提出了“农用车”的概念。这恐怕是我们农机行业见到“农用车”一词最早的出处。

《建国方略》(1917?1919年)是孙中山寓居上海期间所作。该书由3大部分组成，即：《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建国方略之?二 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在这部分的“篇首”中，孙中山提出：“固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公共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在中国各经济领域，包括农业、采矿、工厂、运输，以及一切公共事业“废手工采机器”，乃是20世纪初必须进行的?场革命。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孙中山把农业要用机器放到各经济领域的首位，提出：“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孙中山把农业机械化列入“建国方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第五计划”提出：“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暇之富源也。”第五计划包括：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等5个部分。在“粮食工业”中，孙中山分别论述了食物的生产、贮：藏及运输、制造及保存、分配及输出。在“食物之生产”中，孙中山提出：“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孙中山提出，即使中国有“巨大之人工”，为了使中国富裕，“无沦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之。对农业来说，即使不增加土地面积，只要使用现代机器和采用科学的农艺，就可以提高总产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提高土地生产率。可以说，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轫之初，当时的倡导者们，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重大作用。这使我们感受到，在欧美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农业机械化思想起点很高。在“第五计划”的“行动工业”中，孙中山提出：“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除供给廉价车之外，尚须供给廉价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故于发展自动车之后，即须开发中国所有之煤、油矿”。一般很难想到，孙巾山给我们提出丁“农用车”概念。百年来的发展史给人以启示，人是骑在轮子上走向现代化的。孙中山所说的“行动工业”是指人的出行和物的运送。步行和肩挑是最原始的用最简单工具的行动，与现代化不相干。为了“行动”现代化，人类发明了自动车，此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要造“合于各种用途”的车，首先提出的就是“农用车”。那是1917?1919间，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就提出了“农用车”的概念。60年后的1977?1979年，我们在摸索中才找到了为农村、农民、农业使用的“农用车”的概念。这是我们对历史一知半解的无奈。孙中山还提出了“自动车”产业的基本方针：要造各种类车，要大规模制造，要用者买得起，要人民用得起，要开发中国油矿等。

当前“农用车”市场上，买车费用高，用油价格高，真正出现了一些农民买不起、用不起的局面。“农用车”产业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令一些人忧心忡忡。重温近90年前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的《建国方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当前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孙中山丰富的农业机械化思想，贯穿在他的众多著作，包括他的演讲中。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民生主义第三讲《吃饭问题》的演讲，宣示了他对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孙中山提出，“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接着，他说“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增加生产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这7个方法，用现在常用的说法，就是农机、肥料、种子、植保、农产品加工、运输、水利排灌等。在每一个方法的讲解中，孙中山还有针对性地谈到机器的作用。

农业生产是农民操作农具，以加工劳动对象的工作过程。其中耕地、农具是可多次使用的固定资产，农具是劳动手段。其他的物质技术要素如种子、肥料、淡水、农药等是一次性消耗的生产资料。整地、播种、施肥、泵水、喷药、收割等，每个农业环节都是人操作农机具的劳动行为。在耕地确定的前提下，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保证良种、肥料、淡水、农药、农机等这5个物质技术要素的完备和合理投入。

近代、现代、当代，我们看到过很多述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内涵的文献、文章和演讲，很少有如孙中山如此全面地提到农业生产的那5个物质技术条件，特别是把农业机器问题提到第一位。孙中山说：“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养八万万人。”讲到肥料问题时，孙中山谈到化肥，即“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并提到“利用机器，更用电力制造肥料”。他讲的换种问题，是交换种子，防止退化，实际是良种问题。他讲除害问题，谈到“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动物的害”，即我们常说的病虫害和植物保护问题。他讲的制造问题，是农产品收获后的制作、贮存，即现在人们说的农产品加工问题。他讲的运送问题，是用轮船、火车、自动车(即现在的汽车)代替肩挑，运输农产品。他讲的防灾问题，谈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里实际上讲到了兴修水利和排灌问题。

这7个方法，除了运输与加工属于产后处理之外，其余5项均属产中的物质技术因素。孙中山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这5个增产方法作了不同侧重面的分析。80多年前，作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对当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有如此高明而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如此全面地提出体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5个物质技术因素，令人敬佩。更令人鼓舞的是，孙中山把农业机器问题放到这5个因素中的第一位，极大地突出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的当代价值 篇3

摘要：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在地蕴含着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于把握我国生态农业的现实境遇和发展路径及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物质变换；科学技术；制度建设；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1；F091.9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虽然其没有论及生态农业问题的专著，但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农业思想。它根植于马克思深切关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处，贯穿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历史与逻辑的批判之中。

当前，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由于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饱受诟病与责难。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深邃的生态农业思想日益引人关注。深入发掘其理论内涵，可以为破解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难题提供借鉴，为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指导。

一、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

作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虽然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跨越，但也带来了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只有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农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融为和谐相处的统一整体，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才能找寻到生态农业发展的最佳出路。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在经济理性统摄下，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及紊乱。正如马克思所述，在北美地区，“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1]184。在欧洲，这种对自然生态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更为严重：“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料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560。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由于人类对自然无休止地滥用、掠夺和盘剥，原初的自然生态已近乎被破坏殆尽：当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560。总之，伴随着经济理性的高歌猛进，资本主义农业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并不断留下残酷盘剥、肆意掠夺自然的案例：“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2]627。

马克思把在经济理性操纵下人类对自然的粗暴践踏而引致自然对人类的反叛和报复，称为“自然的异化”。然而，使得自然异化愈演愈烈的实际肇事者却是资本主义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以对自然的滥加掠夺和狂妄破坏为前提的；它颠倒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农业生产简化为获取资源的工具，以满足人类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基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反生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宗教般热情予以抨击，他辛辣地讽刺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3]68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所开辟的这一新视角引起了后继学者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深深地为马克思这一针砭时弊的见解所折服，他高度赞赏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4]。的确，在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还未凸显的情况下，马克思就注意到了经济理性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其思想的前瞻性可见一斑。

马克思“自然的异化“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农业生态危机、树立科学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摆脱危机的路径提供了重要指导。他严正提醒我们：“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长期以来，由于受纯粹经济理性的影响，人们无视自然规律，在从事农业活动时往往置自然的承载力于不顾，一味醉心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地盘剥自然，耗尽地力地进行农业生产，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割裂了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内在统一，导致农业生产越来越片面化和工具化，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耗竭、农业污染日渐深重、农业生态日趋恶化。

面对农业发展的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超越经济理性的自私和偏狭，建立和张扬生态理性，实现农业发展的生态转向；必须坚持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按照自然发展规律进行创造性劳动，使农业生产摆脱“增长被增长压垮”的危险境地，促进农业与自然的包容性和谐发展。这既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二、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坚持物尽其用，合理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从本质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种植业内部以及种养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利用是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的，因此可以在一块耕地内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多种作物的耕种，他举例称佛兰德的间作制就是这样：“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沙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6]271在马克思看来，将谷物、亚麻、油菜和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进行轮作，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的丰收、土壤的改良，而且还可以为牧业提供饲料，可谓一举多得；而以大牲畜圈养为特征的牧业既可以获得自身收益，又能够为种植业提供肥料，提高耕作业收入，堪称互利双赢。由此可见，农业生产领域不仅生态循环系统众多，而且相互关联，涉及领域宽广，综合效益良好。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资源消耗，使农业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生态潜能真正释放出来。

在消费领域，马克思认为消费排泄物对农业发展最为重要，比如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农业生产的有机肥料。但“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7]115。对于这种破坏农业生态物质循环链的行为，马克思评价道：“资本主义生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79最终，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物质循环和转化的断裂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1]313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消费排泄物的严重浪费和污染问题，唯有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能从根源上弥合物质变换的裂缝，扎实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真正贯彻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他指出，由于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变得疏离，从而造成了物质变换不可修复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拜物教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理性不断驱使物质变换发生质变，使其不仅仅用于满足人的正常需要，更以此来迎合资产阶级对资本利润的追逐。马克思曾援引《评论家季刊》中邓宁的话，以揭示资本的这一罪恶本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871此外，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使农业发展的生态循环荡然无存。对此，马克思有着深邃的洞见。在他看来，盲目的掠夺已造成了英国以及欧洲、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危机，这一事实可以从英国骨粉进口量的飙升、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以及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寻找可以撒到田间的骨头的现象中观察到，而这一切都最终归咎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夺特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探索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发展生态农业必须要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一种生态健康的关系，为此就要密切关注土壤养分的循环问题，尤其是要保持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避免物质无谓地流失和浪费。

总之，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这就是要多管齐下，打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链条，建构完善的物质循环体系，才能促进生态系统能量顺畅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

三、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引起农业变迁的革命性力量。他曾断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10。这里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指的主要就是科学技术。

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结盟的技术越多，结盟技术介入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就越多，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就越多。因此，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生产模式，改良耕作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马克思认为，“因浅耕而地力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不断减少的收获，这时用深耕方法犁起深层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7]802。在这里，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段，无论是“深耕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耕作”都是遵循农业科技规律的具体体现。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驯服自然力、驱动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以水利科技为指向的人工灌溉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米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8]

作为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对机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3]463，“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6]261-262为了进一步强调机器的作用，马克思还形象地打了个比喻：“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3]444。而这种“人的手的创造物”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所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马克思通过反复计算得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7]733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科技异化的现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3]5791868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特别向他谈起了农学家、化学家弗腊斯的作品《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2]285在高度评价弗腊斯的断定——“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2]285——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2]286在此，马克思再次申明，人类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使自然生态成为农业生产的着眼点与活动边界。

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借助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重构农业发展与自然的理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约束科技理性在农业发展中的狂妄行径，扭转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对此，马克思特别提出了实现农业技术生态化的具体做法：比如采用新的灌溉方法、改变耕作制度、施用骨粉等有机肥等，这样可以保持和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和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7]733。从这一系列蕴含生态理念的做法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克思探究生态农业技术的深度与广度。

显然，从马克思的科技观来看，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要构建符合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农业发展与自然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生态”度。毋庸置疑，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突破农业资源环境的约束，化解农业生态危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

四、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人类要发展生态农业，根除生态灾难，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137马克思曾围绕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其视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称它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之一。他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7]878

基于此，马克思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7]918，从而超越人对土地的异化，促进农业生态的自我修复，弥合人与自然的鸿沟。也只有在未来社会的自由王国里，人类才能逐步摆脱目前的生态困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8-929。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生态理性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得到重建，那时发展生态农业也才会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因此，只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从而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马克思对于生态农业发展制度构建的密切关注，为我们当前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智慧源泉：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靠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生态农业建设得以扎实展开，农业资源节约和农业环境保护取得重大成就，但如何开创生态农业发展新局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态农业发展具体制度的建设须迈出新步伐。我们应把农业资源消耗、农业环境损害、农业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农业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农业环境保护制度和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农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此外，还要加强农业环境监管，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农业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总之，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具体制度创新，才能制约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盲目性和短视性行为，克服生态农业发展的羁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

可见，马克思不仅从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作出了全面、整体的把握，更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发展准则、动力机制和制度条件。它启示我们：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要塑造符合生态理性要求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其成为对生态农业发展起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的力量，更应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不仅要发展农业生态技术，促进生态农业发展跨越式进步，更要推动生态农业制度建设，使其成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保障，这些不仅是解决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更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始源之基。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马克思的生态农业思想不仅依然“在场”，而且伴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其理论魅力与实践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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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林直道.史的唯物論と経済学：下卷[M].东京：大月书店，1972：1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9.

农业思想 篇4

我国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既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在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了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

农业“第一个飞跃”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有效创新,是我国土地制度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维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剥离出来交给农户,确立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第一个飞跃”的促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它的成功实践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也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设想。

2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

改革的实践证明,“第一个飞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只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我国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这也成为他所构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基本内容。

2.1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成本较高,生产效率较低,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阻碍了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中日趋走入弱势行列,已经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适度规模为载体,优化组合农业资源———土地、资金、劳动力、科学技术等。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联结起来,扩大农业产业聚合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的整体规模效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2 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不可动摇的基础。

集体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实现形式,是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也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同时,集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集体经济强大了,才有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维护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保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两个飞跃”奠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实践基础

3.1“两个飞跃”突破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化的局限,为公有

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实践经验“两个飞跃”的实践促使农村集体资产突破了单一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模式的禁锢,公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由实物形态向价值(货币)形态转变,集体资产向各种灵活的资本运营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农村已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结合,公有制经济组织依托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各种形式竞相涌现,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3.2“两个飞跃”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中,广大农民探索出多种多样的规模经营方式。

农村呈现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出现了村办农场、专业技术协会等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这些经营形式发挥了较好的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都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有益尝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 新型农业合作是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的有效手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起源于农村,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农业市场化的逐步完善和提高。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处于初级状态,产业化程度较低,市场化道路漫长而艰巨,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同时需要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把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这一过程需要创新农业合作的模式,以新型农业合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近几年,我国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将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可以获得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又可以从国家争取财政补助、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产生合力效应,迅速发展壮大,直接或间接地壮大了集体经济。这既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措施。

总之,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与改革的根本指针,它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郑有贵.“两个飞跃”: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农业发展战略[J].教学与研究,2000,(2).

[3]林卿.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99,(5).

[4]宋阳春.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点[J].岭南学刊,2006,(4).

农业思想 篇5

内容摘要：什么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或称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如何看待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究竟是什么关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思想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点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讨论。本文拟就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的问题谈一些肤浅的意见。

关键词：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大农业,封建地主制,梭伦改革,1975年,1980年,我国农业,农业发展,我国农村

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打破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树立起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思想，这是许多同志都同意的。但什么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或称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如何看待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究竟是什么关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思想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点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讨论。本文拟就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的问题谈一些肤浅的意见。一

目前，一种看法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贫穷的病根，我们认为这种意见需要研究。这里，“经济结构”是指农业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结合形式及其比例关系，不问于马克思所讲的“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那个“经济结构”。我们认为，称之“生产结构”较为确切。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所谓“小农经济”，是指个体农户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进行独立经营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它基本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此，对“小农经济”和“生产结构”这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应该混为一谈。再则，众所周知，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小农经济，一般说来是由一个农户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的生产结构并不是“单一的”；如果是“单一的”，就不成其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见，“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这里提出了一个应该如何认识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问题。我们认为：

第一、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贫穷的病根，是颠倒了社会经济历史的真实关系。

小农经济从来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它产生于原始公社瓦解时期，在以后各种生产方式中都曾不同程度存在过。马克思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第371页注24）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小农经济各有其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及其演变是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小农经济在这些生产方式中，不可能对促进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例如在希腊的古典奴隶制中，个体小农曾是平民阶层中的主体，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不断分化，一些人变成了债务奴隶；梭伦改革后，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扩大了奴隶主的统治基础，有些平民（小农）走上了利用奴隶进行生产的道路，小农也就愈加鲜明地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在古代东方奴隶制下的个体农民，表面上保存了村社社员的身份，其实如同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过是专制国家的“普遍奴隶”，仍然摆脱不了奴隶制给他们打上的印记。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无论中国或西欧莫不如此。这种小农经济存在的形式，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的。在西欧是封建领主制，农奴领得一份份地，同时要在领主土地上服劳役；在我国，战国、秦汉以后是封建地主制，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向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纳赋服役，或者向地主租种一块土地，交纳实物地租。农奴和农民的独立经济是为了保证可供地主阶级剥削的劳动人手。正如列宁指出的，这种农民经济是地主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可见，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小农经济也是处于被决定的地位。

还必须指出，我国陷于长时间的贫穷落后，主要是封建社会晚期以后。明中叶以前，我国曾以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的思想文化长时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我国历史上不乏相对长治久安的朝代。西欧中世纪则长期陷于分裂，其王朝更替之频繁，起码不亚于我国。因此，用“**、贫穷”来概括我国春秋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很不确当的。封建社会晚期以后中国陷于长期贫穷落后的内在原因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小农经济是我国长期贫穷**的根源的结论。如上所述，小农经济曾经广泛存在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各个国家，并非我国春秋以后所特有。如果小农经济能构成**贫穷的病根，那么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朝代能逃脱**贫穷的厄运。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看，凡是封建政府能够采取比较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小农获得相对稳定的生产条件时，社会就相对安定，经济就呈现繁荣；相反，如果听任土地兼并，破坏农民的生产条件，使小农大量贫困破产，社会就**，经济就崩溃。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也可以这样看。我们并不否认，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对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展也起着某些限制作用；然而也应当承认，小农经济在当时还是基本上同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它还有生命力。当时成为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村生产力桎梏的，主要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近代则加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三座大山”的压迫，广大农民常常同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处于分离状态，生产情绪才受到很大压抑和限制。这种压迫使农民不但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常常难以维持。他们终年劳碌，不得温饱，遇有灾荒或军阀混战，则四处逃亡，田地荒芜，饿殍遍野。造成农业生产力的这种严重破坏，以至整个社会的贫穷、**、落后，其根源在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这种意见陈述了“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造成的“恶果”，实际上并不准确。例如说到我国历史上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引起对社会生产力的周期性大破坏，这是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固有特性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不能怪罪小农经济。恰恰相反，小农经济的贫困破产、林牧业生产条件的破坏，倒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土地兼并直接造成的。把我国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记到“小农经济”（或“经济结构”）的账上，是欠科学的。事实上，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正是针对着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三座大山”这个病根。挖掉了这个病根，社会生产力就冲破了束缚它的罗网。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在这之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体农户那种分散经营的、规模狭小的经济形式才会逐渐显示出对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以致最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只有在这时，改造小农，引导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是必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我们应该合乎历史事实地把我国近代长期以来贫穷**的原因归之于封建生产关系，归之于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不是归之于小农经济。否则在实际上就否定了我党半个世纪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第二、不把握住小农经济的真正特点，就找不到克服小农经济思想局限性的关键所在。无论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特点并非什么“单一经济结构”，而是所谓“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小”，是指生产资料的简陋和经营规模的狭小。“全”，就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既种粮食，又种经济作物；既饲养一些家畜家禽，又搞一点采集、捕捞，乃至经营一点纺织之类的家庭手工业。这样一个农户，就形成了封建社会农村中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现在有的同志把单一搞粮食也作为小农经济思想的表现，实在是张冠李戴。€lJ!AO^b{zt€8.:-SNS9QY-.zVV6t财 政 学论文0IG4+ pFf9cX)CFCMfUS yE&I@s 那么，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及其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1）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缺乏全局观点和长远打算。（2）生产项目的多样，生产、生活方面的需要基本上靠自给自足，使他们较少与别的生产者发生交换关系，产生出“自给不求人”的思想。（3）千百年来都是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凭老经验办事，思想偏于保守而较难接受新鲜事物。概而言之，就是小农经济特点所产生的狭隘性、孤立性和保守性。应该指出，实现了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已经不是小农经济，而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前些年破坏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而是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想。但小生产的习惯和观念在部份同志中仍然存在，在我们发展农业的政策指导上也有反映，这种思想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有本质不同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极左路线所利用。因此，打破小农经济的这种狭隘性、孤立性和保守性，仍然是今天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对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持全盘否定态度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我国传统农业与传统农艺存在不少问题。但比之同时期西欧的农业和农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这也是举世公认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应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里，我们就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的历史特点、它的优点与缺点、主流与支流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我国的传统农业与西欧中世纪的农业有共同之处，但它们之间又各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中世纪的西欧通行封建领主制。封建领主的庄园建立在农村公社的残骸上，土地不能买卖。领取小块份地的农奴，对封建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虽然进行独立的经营，但这种经营是缺乏自主性的。当时实行三圃制的休闲耕作制，一部分耕地种冬谷，另一部份耕地种春谷，再一部份耕地休闲，互相轮换，其次序为数百年来村社的传统习惯所固定。但他们的生产条件也相对比较稳定，不但份地可以世袭，一般没有丧失的危险；同时还有可以放牧的村社公共牧场和草地。我国封建社会自战国以后实行封建地主制，农村公社的残余早已消失，土地可以买卖。相当一部份农民为自耕农，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另一部份农民是佃农，向地主租种一小块土地。他们的经营比起西欧的农奴有较大的自主性，封建国家和地主一般较少进行干涉。但他们的生产条件经常受到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威胁，不但没有固定的公共牧场，而且“田无常主”，生产条件极不稳定。

正是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这种历史特点，产生了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与缺点。由于土地可以私有，人身相对自由，经营比较自主，我国封建社会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远比西欧农奴为高。他们除了双手别无其他长物，唯有起早贪黑，在属于他们所有的或租佃来的一小块土地上多多投放劳动，对庄稼进行精细的耕作管理，以期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尽量多的产品，来解决一家人口的生计。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最充分地利用土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另一个优点。我国传统农业的土地利用率是很高的。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从休闲制逐步转为连作制。历代农民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轮作、复种和间、混、套作等形式；同时历代农民又非常重视养地，很早就懂得利用天然绿肥、人畜粪便，并且懂得种植绿肥，实行绿肥与谷物轮作。相当一部分农区，耕地复种指数相当高，但种植数千年而能使地力保持不衰，曾被外国人视为奇迹。宋代的农学家陈敷批判那种认为土地经过耕种地力必然衰退的论调，指出只要经常增施粪肥，土地可以越种越肥美，地力可以经常保持新壮。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正是我国传统农业思想的精髓。近些年来，有些地方在耕作改制中，出现了片面追求复种指数而忽视养地的倾向，有的同志也把这当作传统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这未免是厚诬古人了。我国传统农业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虽然经营范围很小，但在这一定的范围内实行多种经营的结合，不但在经济上和时间上是节省的，而且在对自然的利用上也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例如，我国农民的养畜养禽积肥就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利用农副产品并广泛采集野生植物喂养猪、牛、羊等，对牲畜粪尿积攒沤制，用以肥田，这充分利用了动植物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把农牧业在一定范围内有机结合起来。西欧中世纪虽然由于农村公社牧场的存在，牧业比重较大，但是公共牧场是固定的，并不与耕地轮换，牲畜粪便也没有很好地积攒起来肥田，以牧促农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农业中，这种合理利用自然和巧妙利用各种动植物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成功事例是很不少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和发扬。

我国传统农业虽然有许多优点，创造出比西欧中世纪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但它毕竟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条件很不稳定，一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扩大生产的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对自然作某些合理的利用，但从总体看，这种分散的、彼此孤立的个体农民，不可能在较大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也无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在土地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小农经济经常陷于贫困破产的困境。我国历史上相当一部分农民破产失去土地之后，被迫上山开荒，采取一种落后的“畲种”方式，即放火烧荒，种上三两年后即行抛弃，另外觅地烧荒。这种不得已的谋生方式对自然植被造成了破坏。但其根本原因不在小农经济本身，而在于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从整个历史长河看，它不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主流。

二

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思想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点上呢？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对于我国传统的农业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农业，都不能采取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态度。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我国的传统农业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继承的，而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农业却全盘肯定，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事实上，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农业，其中也有不少合理的、科学的成份，这已如上述；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农业也并非一切皆好，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农业中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技术装备和合理的经营管理方法。即使是学习其中先进的东西，如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会适得其反。例如美国的农业，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劳动生产率很高，但单产并不很高，物资、能源的耗费十分巨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39页）可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不加分析、全盘肯定也是不正确的。总之，我们认为，必须从我国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实际出发，吸收我国历史上和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抛弃一切不适合我国现实需要的东西，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认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思想，从组织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应该包括下列几个基本点：

第一、要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总体规划。

小农经济虽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巧妙地利用各种自然物互相之间促进的关系，但不能在较大规模上有计划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本主义农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为我们自觉地认识自然，有计划地、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可能并不等于现实。三十年来，我们在制定农业生产的规划上，既缺乏对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作全面深入的调查，也缺乏从农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上作出总体的安排。因而，我们指导社会主义大农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盲目的。许多地方的森林、草原遭到破坏，湖泊被淤填，水土流失严重，合理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想影响产生的瞎指挥所造成的恶果，但是，因缺乏符合客观实际的总体规划而形成的指导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指导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或者这个总体规划不是建立在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的基础上，缺乏对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作出通盘安排，我们的农业生产就只能始终是打乱仗，自行其是。为此，必须把当前正在进行的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经济调查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并进而制定出农业的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只有这样，才能把农业生产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我们能真正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包括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各个方面，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这种全面发展同小农经济的“小而全”是有本质区别的。不但其内容和规模为小农经济所无法比拟，而且它不是搞“万事不求人”的封闭式的经济体系。我们要逐步实行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但又不能照搬美国那种“玉米带”、“小麦带”的布局。美国在几个州的范围专门种植某一种作物，这样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却不尽合理，对交通运输条件的要求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我们不应采取这种单打一的方式，而是要在全面发展中突出重点，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贯彻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

制定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必须以建立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为其重要目标。但是这种生态系统是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结合。我们反对恣意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然而这并非说我们应该保存原始的自然状态。离开对自然的改造，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人估计，在消极利用自然的原始的采集和狩猎时代，全球的自然资源仅能养活一千万人左右。如果象一些同志认为的那样，“自然生态平衡”触动不得，我们至今也只好仍然和禽兽共同栖息。事实上，原始农业的产生，就是从破坏旧的生态平衡开始的。一部农业发展史，就是旧的生态平衡不断破坏，新的生态平衡不断建立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由于人们没有真正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往往引起自然界的报复，这些经验教训要认真记取。但就历史的发展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能建立在目给自足经济的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不能为农业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和现代化积累必要的资金。只有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才能打破小生产式的自我封闭状态，沟通地区之间、生产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农村经济真正活跃起来，使社队和农民富裕起来。农业合作化以后，我国农村商品经济本应有一个大发展，但是，在人民公社化初期，陈伯达之流否定价值规律，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把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大张挞伐，使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这种极左的流毒影响至今还未肃清，使得我们一些同志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农业生产仍然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地区之间、社队之间的交换关系很不发达，这是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成为使农村经济变活的关键。

现在的状况是限制农村商品生产的条条框框还是太多，而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具体措施又嫌太少，许多问题的存在都涉及到现行体制和有关政策。如不下决心解决，农村商品经济要有一个大发展很难。我们认为，为了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计划管理上，国家不应统得太死、管得太细。应让社队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农民能放开手脚，广开生产门路，广辟生财之道，不但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努力提高出售给国家的农产品的商品率，而且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计划以外的农副产品。在经营体制上，应当允许社队集体经济能够加工和销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可以有自己的加工厂，而且可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商业机构，使产供销结合、农工商综合发展。同时，在保证集体经济占优势和社员以集体生产劳动为主的前提下，要鼓励和扶持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积极发展商品性生产。还要利用集市贸易和其它渠道，促进地区之间、社队之间的经济往来，互通有无，打破彼此隔绝的状态，使整个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在价格政策上，应当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制订出一套合理的农副产品的价格体系，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收购工作中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防止压级压价，使农民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不但可以补偿自己的劳动耗费，而且真正有利可得。此外，国家也要进行必要的扶持，财贸、工交等部门也要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要注重提高农业集约化的程度。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看，集约经营是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方向。我国传统农业的主流也是集约农业，其特点是大量投放活劳动，在农艺上是精耕细作。这种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劳动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但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落后状况也一定要根本改变。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的增加上。”（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57页）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虽然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需要更多地投入活劳动。但是，八亿农民搞饭吃的状况必须改变，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现代化农业生产资料将越来越多地追加，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充足，而放松了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从国外和国内一些先进农业单位的经验看，当前，特别应当重视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和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收效大的重要措施。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复杂，搞农业机械化比欧美一些国家要困难得多，只能分阶段地有步骤地进行。有的同志提出，首先可把农业现代化的重点放在生物技术措施的现代化上，同时进行有选择的机械化，然后实行全盘机械化。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在我国农业机械化中，必须解决的一个课题是，如何把农业机械化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结合起来。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当然，这并非说要农业机械单方面地去适应农业技术和耕作制度，而是要使农机和农艺相互适应。主要是在手工劳动条件下形成的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耕作制度，不应该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农业思想 篇6

一、做好加法，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推进新时期下农业综合开发，关键是确立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当前，农业综合开发要顺应农业农村的发展趋势，按照中央安排部署，把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为着力重点，创新扶持形式，加大支持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大力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意义。在新形势下，无论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还是调整优化农业结构，都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离不开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近年来，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批涌现，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农民的自觉选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就农业综合开发而言，也存在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制约问题，在项目整体规划上，地块大多较为零散，一家一户的意见不统一，对项目规划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分散经营利益主体众多，个体受益相对较小，影响了对农发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建立切实有效的管护机制。因此说，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的战略举措，也是解决农业综合开发过程中实际问题的有效手段。

（二）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为更好支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国家农发办研究起草了一个文件，还要请大家集思广益，提出宝贵意见。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初步指导思想是，按照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坚持以连片治理土地为基础，以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为支撑，集中投入，综合施策，支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试点探索。尊重地方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先行先试。立足不同区域规模经营发展实际，对土地流转、联户经营、托管生产、订单农业等多种规模经营模式统一纳入支持范围。二是正确引导，农地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约束，确保适度规模经营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权益、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是发挥优势，综合施策。充分发挥“综合性”开发的优势，合理确定着力点，逐步形成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科学机制和有效路径。四是创新驱动、注重实效。坚持以改革为动力，破除制度机制障碍，不断创新和丰富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以提升扶持效果为根本，积极探索贷款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设立基金、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形成农业综合开发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体系。

（三）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初步打算。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集中连片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支持力度，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大力扶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开展两类项目有机结合试点，强化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动力。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搞好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支撑。二要多元投入，合力推进。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导向作用，把推进规模经营作为重要因素，资金分配向规模经营发展好的地区倾斜。创新开发机制，撬动金融资本投入。加强部门协作，努力形成中央地方联动、多方参与、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三要加强组织，强化激励。各省（区、市）、中央农口有关部门农发机构应充分认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各地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单独安排一定比例资金支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展多形式的试点探索。国家农发办将把推进规模经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工作质量考评，对开展好的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做好减法，进一步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综合开发完善管理、提升效能的现实需要，下一步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原则，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充分发挥各级农发机构的主动性，释放活力，完善机制。

（一）激发创新活力。按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明确各级机构职责，简化管理程序，在管理机制和政策上“松绑”，在扶持重点和业务上“瘦身”，立足农业综合开发的基本任务和职能定位，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在土地治理项目建设上，在坚持以农田水利为重点，实行水利、农业、林业等措施综合治理的前提下，原则允许项目区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确定具体工程措施和资金投入比例。产业化经营项目中财政补助和贷款贴息的比重，财政补助项目中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扶持比例原则由各省自主确定。

（二）完善制度体系。为进一步解决农业综合开发现行制度中存在的“碎片化”、“打补丁”和“执行难”等问题，要按照科学务实、简明高效的原则，推动构建农业综合开发新的制度框架体系，在做好顶层制度设计的同时，重点对不符合实际的制度及时予以修订，对管得过多过细的制度切实予以简化，对改革创新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制订制度加强管理。要在修订《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0号）的基础上，配套完善出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贷款贴息资金管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报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试点、撬动金融资本建设高标准农田、部门项目管理、项目绩效管理和评价、项目资金省级管理工作质量考评等一系列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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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乘法，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要从农发工作关键环节入手，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依靠改革创新，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乘数效应，增强项目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把“点土成金”和“以点带面”相结合，充分放大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成效。

（一）创新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努力增加资金投入。增加资金投入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和支撑，要坚持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带动资金投入分配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和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一要加大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投入。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中足额落实地方财政资金，鼓励各地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渠道资金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并积极争取外资投入。二要完善财政资金引导机制。各级农发机构要加强与当地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加强政策宣传，开展业务合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入农业综合开发。三要创新社会资金引导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引导和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开发投入。适当拓宽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使用范围，探索设立股权投资基金、股权引导基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模式，运用市场化机制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综合开发。

（二）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制，努力加快建设进度。目前，我们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进度依然达不到国家建设规划的进度要求，资金投入存在较大缺口，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建立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机制。一是拓展资金投入渠道。积极利用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平台，整合投入支农资金的试点，争取更多相关渠道资金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协作，研究制定农业综合开发撬动金融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政策。二是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进一步加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扶持力度，提高扶持比例和资金规模，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增加自筹资金，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三是充分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要利用国家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契机，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尽量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中规划建设，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措施，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提升工程管护水平，确保长期发挥效益。

（三）创新产业化项目扶持机制，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进一步树立“产业开发”的理念，重点扶持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产业化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一是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各地要切实做好区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规划，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扶持壮大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以高标准农田等生产基地为平台，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承载能力和集约水平，提高产业“聚光度”，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二是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创新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农业产业化扶持范围的相关政策，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构建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探索为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平台。三是改进贷款贴息扶持方式。进一步完善贷款贴息项目扶持政策，扩大流动资金贴息，改进贷款贴息方式，将“后选项后结算”的方式调整为“先选项后结算”，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提升贷款贴息项目扶持产业发展的针对性，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四）创新部门项目选项扶持机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是明确扶持重点。围绕农业综合开发基本职能，立足各部门中心工作，从国家战略、行业职能和产业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部门项目发展方向、项目种类和扶持重点，推动单个项目“由小变大”，项目布局“由散变整”，充分发挥部门项目的示范性和带动性。二是抓好创新试点。密切跟踪已启动实施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试点项目，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提升项目效果。对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试点，要完善建设内容，加强项目衔接，确保取得良好效益。对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试点项目，要扎实做好前期工作。三是完善管理办法。适时修订部门项目管理办法，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完善部门项目制度体系。

四、做好除法，提高农发工作质量和效率

提升农业综合开发的水平和效益，提高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是基础。要深刻认识新时期农发工作特点和管理规律，突出问题导向，加强研究探索，创新管理手段，优化管理机制，努力提升农业综合开发的管理质量和工作效能。

（一）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关键要依靠现代技术手段，核心是推行信息化管理。要从关键环节入手，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电子农发”。一是抓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农业综合开发信息化建设工作方案，规划好科学、先进、实用的顶层设计，使信息化建设有章可循。二是抓平台搭建。立足业务流程、工作内容和管理要求，系统梳理管理流程和业务需求，做好国家农发办层面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完善工作，推动建立全国一体的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平台，争取尽快见到成效。三是抓实际应用。参照部内推行办公自动化的做法，推动管理信息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应用，分期分批、循序渐进的应用各功能板块，使系统在使用中完善，在完善中深化，尽快步入规范化运行轨道。

（二）建立绩效管理的新机制。绩效管理是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开发成效的必由之路。从今年开始，我们围绕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将省级管理工作质量考评和项目绩效评价分设，管理工作质量考评重点考核各省日常管理工作质量，项目绩效评价重点考核单类或单个项目资金管理、项目建设和实际成效情况，两类评价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一体两翼的绩效管理新机制，全面、科学反映各地工作和项目资金管理水平。下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办法，创新评价机制，加大考评因素占比，严格落实奖惩，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约束激励作用。

（三）研究探索项目评审科学机制。评审是优选项目的重要关口，必须切实把严把牢。要随着农业综合开发改革发展，研究制定科学规范、切实有效的项目评审新机制，完善评审办法、突出评审重点，规范评审方式，强化评审责任，进一步提升评审质量。一是建好专家队伍。评审专家是提升评审质量的核心。要建好评审专家库，加强评审工作考核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建立起一支熟悉农发政策、评审经验丰富、敬业负责的专家队伍。二是规范评审程序。建立健全项目评审实施细则，明确不同类别项目评审的内容和重点，规范评审程序和组织方式，建立和完善评审操作规程，使评审工作有据可依。三是完善评审机制。要明确国家、省两级评审权限，建立评审工作和评审结果抽查反馈机制，对问题项目和责任人要倒查追责，依规处理。逐步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项目评审，探索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新机制。

（四）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为进一步提升监管质量，今后将推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相配套衔接的监管体系，将竣工项目验收、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上下监督检查互动相结合，形成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当前要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前移监督检查关口。综合检查的对象，除竣工项目以外，加大对项目前期工作和在建项目情况的检查力度，对重点项目、重点工作、重点环节实施专项检查，年度检查时间由下半年调整为全年随机检查，处理结果及时反馈。二是提升监督检查质量。提升年度检查对象覆盖面，每年检查省级农发机构由3年一轮调整为2年一轮，进一步提升对开发县的抽查比例，突出重点领域的专项核查。充分发挥各地财政专员办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优势，灵活组合配置，实施多元化、多视角、集合式检查。三是严格违规问题处理。要进一步修订《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新增对项目建设领域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处罚内容，对发现的问题严格依规处理。四是充分发挥省级监管责任。各省（区、市）农发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专门实施办法，实行责权结合，明确监管重点，细化监管要求，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五）提高全国农发干部队伍素质。事业发展，根本在人。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基础就是要将这支队伍打造好。一是强化政治学习。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期政治思想和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二是抓好教育培训。通过学习课堂、业务培训、专题讲座、开展调研等方式，组织干部职工加强业务研究，提升素质能力。三是培养优良作风。要树立身边的先进典型，对突出的农发人、农发事，利用网络和杂志等平台开展宣传，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在全系统弘扬“拼搏、奉献、创新”的新时期农发精神。四是加强廉政建设。要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梳理业务流程和风险点，采取有效措施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落实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开展廉政教育，始终绷紧廉政这根弦，长期不懈反对“四风”，确保资金、项目、干部的安全。

（本文为卢贵敏主任在全国省级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培训班的讲话）

责任编辑：宗宇翔

农业思想 篇7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 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 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当然, 这是很长的过程。”[1]这既是对农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从实质上来看, “两个飞跃”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 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飞跃”是要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1]体制,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引导下, 重新配置生产要素, 发展商品生产, 实现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为“第二个飞跃”创造微观体制基础。“第二个飞跃”的内容和目标“是适应科学种田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走集约化、集体化之路,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 其实质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两次飞跃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一次飞跃是基础和支撑, 第二次飞跃是目的和归宿, 二者紧密联系。

二、“两个飞跃”中农业合作思想的理论来源

“两个飞跃”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合作思想, 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大土地国有化, 小地产集体所有化, 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

恩格斯早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农业工人, 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者中夺取过来, 而变为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 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为了社会的利益, 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2]后来又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一旦掌握政权, 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 (先是租给) 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 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3]对于小土地所有则要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摘录) 》一文中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 凡是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 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 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 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2]

(二)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农业合作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指出:“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 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2]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全民所有制, 一是集体所有制。不同的国家根据其实际情况, 可以发展不同形式的公有制。

(三) 农业合作制是改造社会主义农业的组织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农业中的大生产优于小生产, 从而强调用社会主义大生产来取代农业中的小生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小农的主要形式, 并提出了改造小农的合作化道路, 指出必须采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改造小农经济。

(四) 农业合作制的原则。

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 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原则是实行合作制, 合作社必须始终坚持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不能得罪农民, 不能违反农民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只能通过示范, 以保护农民利益的办法吸引他们参加进来。

(五) 发展多个领域的合作。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要把合作社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 要重视商品经济注重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

三、“两个飞跃”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

(一) “两个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

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 提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他指出:“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方法, 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6]同时中央也肯定了“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层次, ……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 都应当积极支持。当然, 群众不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 也不可勉强, 应当允许多种责任制形式同时并存。”[7]这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先声。实践证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 而且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是农民自己创造的实现集体经济的新形式。这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 标志着突破单一公有制、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取得了重大胜利, 实质上打破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化理论的局限, 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在生产经营模式方面, 推行联产承包计酬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 打破农民集体生产、集中劳动、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的集体经营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 确立了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地位, 从根本上再造了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结构, 为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在分配制度方面, 实行直接独特的包干分配制度, 即“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全是自己的”的分配政策, 把劳动数量、质量与经营成果直接挂起钩来。这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 而且让农民有了剩余产品的处置权, 使家庭有了积累功能,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丰富了农产品市场的供给, 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较好地解决了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把按劳分配政策落到了实处。在处理共同致富和公平效率的问题上, 提出“有序致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步骤和“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6]“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同时他也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1]因此主张通过先富帮后富、国家资助贫困地区、调节过高个人收入、教育群众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等措施来防止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二) 继承和创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两个飞跃”思想总结了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经验, 继承和发展列宁重视商品经济, 优先发展流通领域合作的合作制理论, 也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改造提升小农的有益做法, 对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出发,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基本原理, 形成了以农业“两个飞跃”思想为主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即先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树立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进行农业的市场化改造;再进而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 通过农业合作化,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最终推进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 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促成了小农的“两个转变”, 即由自给半自给小农向现代市场农民转变, 由小农占大多数向农民比重大幅下降、纯粹农民向亦工亦农兼业农民乃至工人转变, 构筑了农户家庭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主体地位和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它以市场经济的取向改造了我国的集体农业, 成为小农经济市场化改造的开端和中心环节。但随着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 家庭承包经营日益显露出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土地的分散经营状况, 既不利于生产的集中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也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村土地市场的建立。农业的兼业经营日趋严重, 妨碍了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的聚集, 阻滞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化经营的实现, 进而影响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基于此, 1992年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的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 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 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13]“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 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 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 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13]因此, 通过农业合作化, 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种发展模式以农村资源为依托, 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综合效益为目的, 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利用农业部门与相关部门的产业连结, 实行产业一体化经营, 可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户家庭的市场竞争力, 使传统的单一封闭型农业逐步走上布局区域化, 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和规模化, 管理企业化, 服务社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从而最终实现农业的社会化改造, 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15]

(三) 突破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 农业合作化几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等同的一个范畴。列宁曾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 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6]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 为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一窝蜂的走“一大二公三纯”的集体化道路, 无疑更是把农业合作化看成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由此可见,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定程度上, 不仅把农业合作化当做改造社会主义农业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而且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部分。

邓小平提出的农业“两个飞跃”, 在实践中突破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观念的束缚, 还原了农业合作化的本来面貌。他认为农业合作化只是一种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 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正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论述一样, 1992年初他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同样, 农业合

作化只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一种手段, 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可以用, 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当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必须走集约化和集体化之路,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毋庸置疑地需要实行农业合作化扩大经营规模。这种理念的提出无疑也是一种重大的思想解放, 突破了以往观念形态的束缚, 为现时代农业合作经济及其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总之, 重温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 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深刻总结其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的理论创新, 对于我们科学分析“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 探索其解决路径, 指导当前的农业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 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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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马克思, 恩格斯.马恩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94-295, 634-635, 45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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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15, 15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253.

[8]郑有贵.“两个飞跃”: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农业发展战略[J].教学与研究, 2000, (12) .

[13][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一1997) (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1349, 1349-1350.

[15]熊吉峰, 郑炎成.邓小平“两个飞跃”理论与小农经济改造[J].江汉论坛, 2003, (12) .

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篇8

我国属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粮食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人多所以存在着大量的粮食需求, 并且每年都在以一定的速度增长。1986 年针对全国粮食产量连年下滑的局面, 邓小平提出粮食问题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 要采取改革措施打开农业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解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要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指导思想, 通过不断深入的改革增加粮食产量,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否则, 国家的安全将会收到威胁。

我国的粮食生产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供求平衡, 但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居民群众处在温饱线以下, 需要采取措施逐步缓解。今后, 我国社会的发展步伐将会不断加快, 人地矛盾将会更加紧张, 人增地减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现实, 我国粮食供需的缺口也会不断扩大, 粮食进口量会出现攀升。

二、农业两个飞跃论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构想于1990 年3 月提出, 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 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趋势进行了重申。

第一次飞跃:废除人民公社,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中央于1983 年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自此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式被确立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对土地推行家庭承包制, 改变了以往农业发展大帮哄的情况, 农业经营不再采取高度集中和统一的模式, 该由农户家庭进行分散经营, 赋予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自助经营的权力, 农民拥有了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改善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 解放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力, 促进了农村建设的跨跃式发展, 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改革奠定了稳定基础。

第二次飞跃: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发展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户的人均土地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最小的, 随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土地规模也将会不断集中,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社会进步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中, 要保障农业的生产效率不降低, 即促进土地资源向拥有较高使用效率的农业经营者手中集中,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三、科教兴农论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引导我党干部队伍走科教兴农的道路。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依靠科学和尖端技术解决农业长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点的核心内容, 阐明了科学技术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拥有的重要的地位,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武装农民和农业, 才能找到农业长远发展的出路。

四、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阐述了对城市与农村关系的重视。1975 年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和城市去要帮助附近农村地区发展小型工业,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也可以改善城市地区的副食供应情况。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具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邓小平在经济改革和农村建设过程中,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先行致富, 最终带动其他人民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邓小平采取了客观和辩证的分析方法, 邓小平认为农村或城市部分群体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先行致富是正当的, 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因此先行发展起来的地区或群体要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对于发展滞后的部分地区或个人给以示范和引导, 带动其他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农村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虽然未曾明确出现在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众, 但其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意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我国采取了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由于未能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有效结合, 结果并不理想, 甚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 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数量并不乐观, 高投入、高污染、高资源以来的发展模式显然在当时是难以为继的。针对上述情况,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班子对当时的局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且警告全党干部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 我们不能盲目照搬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 只有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牛斌.科技兴农工程的实践与经验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 2008 (06) .

[2]高万龙.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08) .

[3]杨美英.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实现途径[J].安徽农学通报, 2007 (09) .

[4]方运战.试论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1) .

农业思想 篇9

一、方针

1.“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总方针

要说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方针, 最闪光的是提出了总体方面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在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笔者理解有两层含意:一是农业一定要机械化;二是农业最终要机械化。1959年10月31日, 毛泽东对《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养猪经验》批示:“用机械装备农业, 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对这前述重要理论的阐释和强调, 进一步明确: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决定性条件”显然是“根本出路”。

2.指导思想上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观点

1951年4月17日, 刘少奇针对中共山西省委意见提出:没有拖拉机……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报告也提出:农业集体化, 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为条件。后来, 薄一波肯定, 那时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只有先机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1951年1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指出:“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 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显然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是中央那时的正确方针, 但实际社会生活并未照此运作。

1952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转发的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草案) 》提出:推广与使用新农具“需要在土地联片与统一经营 (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 的前提下, 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里, 道出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使用农机的两个特征:一是农机要求有大面积平阔土地, 即土地连片;二是为降低单位成本, 农机要求有作业规模, 却与土地所有制无关, 即文件所说“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现在, 联合收获机跨区作业是典型例证, 是农民在农业生产环节上的合作。

1954年7月6日, 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会议情况》说到:“机械化作业的优越性, 深刻地教育了农民, 打破了农民保守思想, 使小农的心理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 因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迅速发展。”这是机械化对合作化促动作用十分中肯的合情合理的推导和分析。1954年7月12日, 东北区财经委员会关于新式畜力农具生产和推广工作总结提出:“新农具本身要求土地集中、统一经营和最适合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 就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是从生活中归纳出来的“先机械化, 后合作化”的朴素分析。农业一旦使用机器, 必然需要、要求农户之间的合作, 即机械化推动合作化。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过程, 并非晦涩难懂的深奥理论问题。现在, 我国农村正在经历和体现着农业机械化推动、促进农民之间合作的情景。

二、步骤

1.认识

周恩来于1953年6月19日对农村工作讲话:“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 是盲目;另一方面, 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 就是急躁”。建国之后的前30年, 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急于求成、犯急躁病。我们往往强调“社会主义能够办大事”的优势, 忽视“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 对农业机械化倾全社会之力, “毕其功于一役”, 直到改革开放才得到真正纠正, 可谓教训深刻。

1956年9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是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 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 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今天读起来, 透出一种无可奈何地承认现实的感觉。没有机器的农业合作化, 要赶快补机械化这一课, 否则难以持久。于是就有了1959年“十年以内大解决”和1966年“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大干快上农业机械化的事情。农业的机械化实质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 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建国后的前30年, 国家工业化水平太低, 农机化却孤军奋进, 结果事倍功半。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 农业机械化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期。

2.安排

首提时间安排: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提出:“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 大概需要四五个五年计划, 即20～25年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虽然是“估计”和“大概”, 但1955年还是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步骤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文革”期间始终不渝坚持的“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即以此为起点。

再提时间安排: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那句完整的话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有10年时间。”意思是:告诉包括生产小队长在内的各级官员, 农业机械化一定要搞, 要有个计划, 下决心10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后面提出分三步走:“4年以内小解决, 7年以内中解决, 10年以内大解决。”现在看来, 还是“急躁”。中国农机化岂是10年解决的问题?所以农机界现在只是引用前半句话。1959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 提出“从1958年起以10～15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 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总任务和4年小解决, 7年中解决, 10年大解决的机械化步骤”。那时, 把农业现代化定位于4个具体的“化”, 现在看来是狭隘的。即使如此, 这4个具体的“化”, 也不是10～15年就能实现的, 而其中最难的还是农业机械化。

敢讲真话的谭震林于1959年10月18日, 农业机械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机厅局长会议上说:“实现农业机械化, 10年后耕作、排灌、加工、运输机械化程度占整个农村手工操作的比重, 可以达到28%～30%, 提高一点可以达到40%。机械化并不是10年就可以‘化了’, 20年也不一定。”历史证明, 还真是被他言中了。20年就到1980年, 不但当时实现不了, 即使现在也还没有“化了”。

三提时间安排:1962年9月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争取从现在起, 再经过20～25年的时间, 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较前相比, 又延长几年, 但“三年困难”时期刚过, 又是一个“跃进”规划。实际上, 农业现代化是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辅相成的渐进发展过程。孤立地为自己划定时限, 往往于事无补, 还容易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四提时间安排:1966年2月19日, 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批示:“用25年的时间,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 这10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包括1959年—1966年近7年的“中解决”。这样, 又以1955年为原点, 全党、全国, 从中央到地方, 大张旗鼓地抓“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战略目标。

三、经营

发出农民自主经营农机的设想。1958年2月3日全国拖拉机站站长会议总结:“估计在不久的将来, 群众自己经营农业机械, 将会成为主要的方式。”这个预见太超前、太有远见了。但是, 建国后的前30年, 拖拉机在国营、社营之间下放、上收反复过多少次, 一直没有让农户自己拥有和经营过拖拉机。只有在改革开放时代, 才开始了农民个人购买、经营拖拉机的新时期。经历了“太久的”时间, 上述预言才得以变成现实。

四、问题

发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死穴”。1958年2月1日, 在全国拖拉机站站长会议上,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拖拉机站“年年赔钱, 主要原因是:机具使用率太低, 消耗大, 人多。”1963年12月,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机械站会议指出:“目前拖拉机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器利用率低……成本高, 生产队负担不起, 经营亏损大。”

“机器利用率低”真是点到“穴位”上了, 而且一直是个死穴。这是阻碍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根本问题的关键!那时, 不管是国营还是社营拖拉机站, 被政府管得死死的, 严格控制在本行政区划内作业。而为了形成必要的作业能力, 必须有合理的配套机具、设施和人员。而作业量少, 则相对作业“成本高”;则相对显得“人多”。于是, 拖拉机站“经营亏损大”。那时, “拖欠机耕费”是常事, 最终由“财政”冲消。前后5年重复老问题, 语言何其相似, 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 旧体制下根本解决不了, 只待天时, 天时就是改革开放。一是让农民自主经营;二是用市场化、社会化运作。开启两大闸门, 农民得以开着自己的机器走南闯北, 跨省界在全国适宜地域作业, 真正解决了单机利用率低和经营亏损, 这个长期困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老大难”问题。现在, 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农民竞相经营而致富的家业。

农业思想 篇10

一、政府宏观管理

早在古代时期就形成了最早的农官制度, 夏、商均已设置官职管理农业。到周朝, 一套比较严密的农业管理体系已建立, 周天子以下的中央两大官属卿士寮、太史寮的长官们都得过问农事, 亲自参加耕作。统治者为了促进官吏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的管理和服务, 历朝都规定了农业官吏考核的法律制度。秦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为最、殿二级, 获最者得到奖励擢升, 获殿者处以笞罚;汉时专门颁布了《上计律》对官员进行考核;元代则把地方官吏置于司农司、劝农司与户部、提刑按察司等政府机构的监察之下, 形成了一套赏罚皆由中央机构参与的严密管理系统。这种制度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依据, 激发了地方官吏组织和指挥农业生产的热情, 促使地方官吏传播农业知识、推行适合于当地农业经济政策、力劝农桑、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 自宋代开始, 国家也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转向宏观控制, 具体各县如何兴修水利, 应当“各述所见, 具为图籍, 申送本州。本州看祥, 如有不尽事理, 即别委官复检各县利害, 送主管官”[1]。根据这一制度要求, 县一级的水利主管部门, 要对全县水利现状做一全面了解, 并且“审视境内合兴修堤防沟洫, 以利害大小急缓为先后具图状”[1]。使全县的水利有一个整体规划。与此同时, 对上级机构也有要求, 当上级接到县上报的图籍后, 要认真审查, 必须认真去考察这些水利工程是否应该修建或修复, 开工时间是否恰当, 征集劳役的方法是否合理, 所需要的工程钱是否属实等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水利工程的成功, 又能避免官员欺下瞒上, 虚设工程, 谎报成绩的现象。还有对兴办水利的官员“议量功绩大小, 比附优劣与改转, 或升陟差遣, 或循资家便等第筹奖”[1]。不仅如此, 奖励的依据不但看兴办水利的次数或规模, 而且还要看到功效, 主要是根据受益田亩多少、扩大种植面积多少而定。对于那些失职者、虚冒者、扰民者进行惩罚。这样就提高了水利管理机构的效率, 增强了农业防灾的能力。

二、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 它可以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通过对农田的灌溉, 不仅能能保证按时耕作, 还能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和收获。因此, 在中国古代社会, 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管理。

尧舜时代, 中国已经开始兴修水利, 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和利用水利来发展农业, 灌溉田园, 《尚书》中便记载有鲧和禹治水。经过禹平水土之后, 中国经济进入农业时代, 其后历经治理, 使全国各地均享河渠灌溉之利。《周礼地官》记载说:“夫间有遂, 十夫有沟, 百夫有洫, 千夫有浍, 万夫有川。遂注入沟, 沟注入洫, 洫注入浍, 浍注入川。故田亩之水有所归焉。”这说明当时的灌溉排水系统发达, 百姓得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对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管子》一书中强调主管农业的官吏必须承担起兴修水利的职责, “使时水虽过度, 无害于五谷, 岁虽凶早, 有所粉获”。这时的人们也已经学会兴修大型的专门灌溉工程。根据史籍的记载, 魏国的西门豹和史起的漳水渠, 秦国的修建的郑国渠, 都是当时的名渠, 灌溉面积达数万顷。《水经注》记载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 开成都两江, 溉田万顷。”这里写的是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 这项工程的建设, 一方面减轻了岷江两岸的灾害, 同时也灌溉了沱江水域成都平原十余县的田地五百万亩。汉代水利工程规模更大, 渠道长达数百里, 且兼收航运、灌溉、防洪多目标水利的效果, 奠定了后代兴建水利的基础。宋代更是重视水利建设,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水利的发达, 有助于土地效力的增加, 也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农技创新和推广

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 人们已经开始用石木工具种植农业。唐尧时期, 姬弃因为善于农耕, 懂技术, 尧即“举弃为农师”, 弃亲自教人们耕种技术。到舜时, 命弃主管农业生产, 官名“后稷”。后稷之兴, 推动了古代农业的推广。商和西周时, 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石木工具明显改进, 青铜工具开始用于农业。春秋战国时期, 已经使用铁器农具并且得以推广, 牛耕也普遍流行,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两汉时期, 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有了更大的推广。从考古发掘看东北起辽东半岛, 西北至甘肃、新疆, 西南至云南、四川, 南至广东, 都有汉代铁农具的出土。此外, 农具创新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从垦耕、播种、灌溉、加工和清洁等方面都有了很多改革和创造, 如耦犁、耧车、翻车、水碓、风扇车等等。从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比较重视农业的推广工作。《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说》曰:“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教民耕殖。”在推广的过程中, 赵过还创造出一套农业技术的推广程序。以代田法为例, 赵过推广代田法用了三个步骤:第一, 他亲自试验, 验证代田法的优越性, 以便于推广。第二, 借用行政力量和生产骨干力量, 建议“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 使适合代田法耕作区的官吏和老农去京城学习方法。第三, 他们回来后先在公田和“家田”上重点推广, 其后全面推广。这样, 赵过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 将农业科技推广开来。赵过之后氾胜之又在关中一带推行区田法, 区田法在耕作要求方面比代田法高, 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农田丰产技术。

宋代的农技推广主要体现在种子方面。宋太宗时, 何承矩主张在河北推广稻种, 并亲自在雄莫、坝州、平戎、顺安等长达六百华里的地区内屯田种稻, 使农民从种稻中获得增收, 大获其利。宋代“占城稻”开始传入中国, 并在中国大量种植, 这与宋真宗亲自过问推广有关。大中祥符四年, 江、淮、两浙旱灾, 水稻收成大减。五年, 真宗派人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 分给三路种植, 并公布种植的方法, 号召人民种植。六年, 真宗在玉宸殿上种植“占城稻”, 稻熟之后, 带领近臣参观, 收割完毕, 又运至朝堂, 以示百官。他亲自过问推广, 加快了占城稻的推广速度, 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古人尚且如此, 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四、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完善、农业硬件设施完备、技术先进这一切都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外在原因, 最主要的是要想搞好农业发展, 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支撑。在这方面,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能, 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是关于水资源的保护, 水是“万物之本源”, 不单农业, 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存亡。《史记·周本纪》说:“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 “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 诸生之宗室也, 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沟渎遂于隘, 障水安其藏, 国之富也。”由此可见, 水的重要性。儒家曾经提出通过加强对水利设施的管理从而合理农业用水。而古代司空管理水利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就是根据季节节律来决定蓄水和泻洪的问题。因此在对水的问题上不仅要做到“开源”, 还要“节流”。其次是土地资源的保护, 如果说水是农业的命脉, 那么土就是农业的基础。土地问题, 自古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早在西周时期, 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国语·周语上》记载卿士召虎 (穆公) 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土之有山川也, 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 衣食于是乎生。”《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 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 国之宝也。”《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者, 万物之本原, 诸生之根菀也”, “夫民之所生, 衣与食也;食之所生, 水与土也。”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 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 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 怎么样来保护土地呢?《管子》认为应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它指出, 如果城市规模过大, 农村相对狭小, 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 “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 它说:“地大而不为, 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 命曰人满。”最后是对林业资源的保护, 先秦时期, 人们就反对滥砍滥伐, 履行“时禁”, 以保证树木的正常生长。《荀子·王制》记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但是当时仅仅是禁止在二三月间草木生长季节砍伐树木, 目的是为了“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汉代以后, 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森林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巨大作用, 《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曾提出“斩伐树木亡有时禁, 水旱之灾未必不繇 (由) 此也”, 把对山林的滥垦乱伐, 与水旱灾害的发生直接联系起来, 对保护森林的意义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在民间则通常是通过设立“护林碑”和林 (树) 神崇拜等形式, 对森林进行保护。

五、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 农业经济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是, 作为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 而且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首先, 我们的政府可以借鉴古代农业宏观管理思想中的精华, 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利, 充分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 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对农业进行宏观管理, 加强政策确保对农业的持续投入。其次, 我们仍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合理开发水能资源, 水利灌溉仍然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该在吸取古代水利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 一方面对农村旧有的河道进行综合整治,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水源工程建设, 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新技术。最后, 要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 坚持科教兴农战略,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参考文献

农业思想 篇11

一、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现状

(一) 选择农业院校非学生主观意愿

从每一年的招生情况来看, 农业院校录取分数远低于非农类高职院校。负责招生宣传的同志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广大考生及家长对农业院校的轻视和冷落。由于绝大多数农业院校系公办学校, 很多在省控线以上的低分考生考虑家庭经济因素和学费承担能力, 迫不得已选择农业院校, 看中的是“公办”招牌和远低于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真正立志献身农业、服务三农者不占多数, 对农业情有独钟的屈指可数。选择农业院校, 对于多数人来说, 多少有些无奈和失落。“大学路走对了, 大学门进错了”, 成为许多农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普遍心态。

(二) 农业院校中的“非农”专业成为首选

三农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尤其近几年中央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 体现了中央对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快农村、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推动农民富裕,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决心。但作为主要培养农业技能实用型人才的农业高职院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青睐。城乡差别及二元体制的存在, 传统“跳农门”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学生及家长的心中还根深蒂固, 在无奈选择农业院校后, 选择一个非农专业成为很多人“身在农校跳出农校”心理安慰的首选。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这几年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 选择经济贸易类、信息工程类、机电类专业的考生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校生人数后来居上, 已经超过了畜牧类、食品类等主干专业人数, 而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动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等主干专业报名人数呈明显下滑趋势, 特色专业受到冷落。

(三) 校园“考本”氛围较浓

正如许多学者所言, 对高职教育的认识, 还只是停留在低于本科的学历层次层面, 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为了满足提高学历层次的需要, 也是为了摆脱身在农校的“尴尬处境”, 加之各种“专升本”培训班铺天盖地的大肆渲染, 很多大一新生从入校的那一刻起, 就下定决心继续发扬在高中阶段的拼搏精神, 进行“专升本”的考前充分复习准备, 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农专”命运。尽管每年能考上本科院校的学生所占比例较低, 但校园“考本”氛围较浓。

(四) 在校生中常见的几种消极心态

1. 自卑

为身为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而感到低人一等, 缺乏自信, 有时甚至干脆把自己封闭起来, 羞于与考入其他院校的高中好友联络, 造成一定程度的自闭症和其他心理问题。

2. 自暴自弃

三年的高中努力, 换来的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农业院校就读, 有一部分学生产生“破罐子破摔”心理, 出现逃课、沉湎网络、热衷谈恋爱等现象, 最终荒废学业。

3. 得过且过

课照常上, 作业也能完成, 各门功课只图混个及格, 三年高中的拼搏精神已荡然无存, 持有这样思想的人不在少数。

4. 抵触情绪

不是面对现实, 而是怨天尤人。对学校的正面教育提不起精神, 对老师的谆谆善诱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固守自己的陈旧观念。

综上所述, 农业类高职院校的学生对学校的轻视和对专业的不认可, 掣肘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轻农”思想已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瓶颈。许多农业类高职院校目前从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 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不再完全按照“农”字设立专业, “农”字色彩逐渐淡化, 综合化特征趋向明显, 作为主打或特色专业, 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挤压, 这也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作出的无奈之举。

做好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工作, 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是前提。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又必须从解决“轻农”思想入手。只有让学生摒弃陈旧观念, 了解三农, 心系三农, 立志三农, 并内化为提高服务三农本领的自觉意识, 农业类高职院校思想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因势利导, 积极开辟专业思想教育新途径

思想政治工作, 重视以人为本。如何根据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的身心特点, 有针对性开展工作,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显得尤为重要。坚持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以书育人, 以行带人的工作思路, 以更新观念为切入点,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保障,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细、做深。

(一) 以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学生增强信心

形势政策教育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无论是在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了解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等方面, 还是在开阔学生眼界、拓宽知识面、弘扬科学精神等方面, 它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类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内容的选择上应以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为主要内容, 如中央近几年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 以及科学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作用等。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方法的选择上, 既有专题理论教学、形势报告会, 又要有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实践环节。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在形势政策教育中的作用, 充分利用校广播站、校园网等现代传媒手段, 丰富教育资源, 拓展教学的内容和空间。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 增强学生献身农业、扎根农村、服务基层的信心。

(二) 以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引导学生消除偏见

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 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高校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重要途径。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实践应以农村以及其他生产、服务一线作为主要活动场所, 通过“走一走, 看一看, 问一问、想一想”, 了解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了解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蓝图正在描绘, 了解科学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了解农村的市场行情和农民的需求。经常与大学生村官以及在其他基层一线服务的大学生进行交流, 谈感想, 说体会, 交心得。结合暑期“三下乡”活动, 在服务“三农”的同时, 消除对“三农”的偏见, 增强感性认识, 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上将大有作为, 大有发展前景, 可实现理想目标和人生价值。

(三) 以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树立目标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组织者或个人把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相结合, 对决定个人职业生涯的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分析, 制定有关对个人一生中在事业发展上的战略设想与计划安排。实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可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职业理想, 合理进行职业定位, 积累职业竞争力, 避免眼高手低现象。通俗地讲, 就是认清自我, 发展自我。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实施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途径:一是重视课堂教学, 课堂上开设职业生涯规划理论课, 纳入教学计划, 成为思想教育主阵地;二是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以模拟今后的工作场景为重要形式, 邀请企业人员和基层人员对就业岗位和市场行情进行解读, 尤其是从业人员技能和素质要求作为岗位需求重点;三是发挥学生社团的自我教育功能, 开设专题讲座, 相互交流心得, 共享就业信息资源, 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赛, 树立典型, 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四是邀请杰出校友或创业典型进行现身说法, 谈就业和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困惑, 提出解决途径, 提供参考,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 以提高技能和促进就业打消学生思想疑虑

大学生就业难, 是目前就业市场存在的普遍问题。一方面, 用人单位难找合适人才, 另一方面大学生又感觉找不到理想的用人单位。这对农业院校毕业生来说更是如此。在更新学生就业观念的基础上, 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拓宽就业渠道, 显得举足轻重。首先, 高职院校一个显著的优势就是对学生的技能培养高度重视, 这也是这几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比起本科院校学生更受到用人单位及社会欢迎的重要因素。课堂操作间、项目课程、顶岗实习等教学模式, 为培养学生过硬的操作技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农业类的高职业院校还必须紧紧围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 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其次, 千方百计地开展就业市场人才需求调查, 多渠道收集就业信息, 积极搭建就业平台, 为学生就业提供服务。笔者所在的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每年分上下半年, 即实习前和毕业前举办两次校内人才洽谈会, 每次招聘单位有四、五百家之多, 有长期固定合作关系的单位超过两百家, 其中不乏省内外知名的企业。相当一部分学生就是通过校内人才洽谈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业渠道畅通, 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 学生思想疑虑自然消除。

(五) 以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健全人格

农业高职院校学生上述的自卑思想、自暴自弃思想、自闭症等, 任其发展下去, 会带来很大的心理隐患。做好心理健康教育, 首先通过调查问卷对大一新生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普查, 建立心理档案, 对少数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建立定期跟踪、反馈制度。第二, 通过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 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如讲座、报告、专题讨论、情景观摩、心理健康月活动等, 让学生在活动中受到启发, 得到锻炼。第三, 建立心理健康网络, 发挥学生自我教育功能。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 使得网络成为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必不可少的载体和平台, 也是那些不愿意与老师和同学敞开心扉学生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对心理健康网络的建设, 一方面要了解网络教育的规律, 增强互动性、稳定性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 能切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精心策划, 达到操作性强、吸引力大、效果明显。

(六) 加大帮危解困力度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农业高职院校的学生多数来自于农村家庭, 贫困生的比例要高于其他高职院校。对一些困难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的学生给予援助, 帮助完成学习, 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在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学费减免、生活补助、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 另一方面, 积极向上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加大对涉农专业学生扶持力度,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除给予经济、物质上的帮助外, 精神上的扶持必不可少。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成员要经常深入到教室、宿舍等场所, 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与交流, 缩短心灵距离, 要让这一特殊群体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从而为思想工作奠定基础。

解决好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的“轻农”思想, 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 既要靠各项政策的认真落实, 更需要讲究工作方法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既要抓住当前国家重视“三农”问题的有利契机, 又要结合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解决好学生的“轻农”思想, 也是做好农业类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工作的基础。但由于“轻农”思想由来已久, 根深蒂固, 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还需要教育工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柯锦泉.农业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与思考[J].教育与职业, 2010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