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影响（通用12篇）
情境影响 篇1
1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知识活动情境的认识, 开始于对知识嵌入性的研究。Barton[1]注意到, 知识并非孤立性存在, 往往嵌入于特定的情境之中。为此, 其使用4个维度构建组织知识系统, 其中一个中心维度就是企业对知识情境的赋值。既然知识具有情境嵌入性, 自然的, 在研究知识活动时也就要求充分考虑相关情境因素, 因此, 作为知识活动重要内容之一的知识创新, 其与情境因素的相互关系, 自然会引起相关学者关注的目光, 比如:Reinmoeller[2]认为理解知识的情境对于成功管理知识创新过程非常必要, 并从时间与知识过程关系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理解和利用融合情境的知识创新理论框架。而Bharadwaj[3]则以知识隐性特征为中介变量, 验证了知识主体对组织环境是否具有创新特性的主观知觉与描述, 会影响个体的知识创新行为, 进而对整个组织的知识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发生作用。学者樊钱涛[4]对研发团队所处知识情境的研究则表明, 团队成员间的相近性, 包括物理相近性、知识相近性, 对知识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 而知识内隐性在相近性与知识创新效率的关系中会起调制作用。施星国[5]强调, 脱离知识活动的情境, 则原有知识过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将受到质疑。为此, 其利用情境图为知识情境建模, 通过相似度向量分析以获得相似情境的补情境, 从而建立了一种将相似情境与其补情境进行整合的知识创新机制。
不过, 纵观此类研究, 本文认为, 至少存在三点不足:一则, 情境因素考量不足。对知识而言, 情境已然超出原有知识活动环境的定义, 应扩展为包括知识活动中涉及的人的姿态、物质背景、文化特征、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 甚至有趋势扩展为任何影响或解释知识理解与应用的观念、事物或行为[6]。因此, 情境应从可表示和描述的知识活动所处企业的物理环境以及难以识别和获取的知识活动主体的内隐特征这两个角度加以表述。二则, 缺乏信任因素的考虑。因为无论是外显情境还是内隐情境, 其本质都是为了促进知识创新主体发自内心的支持, 从而其能够积极与他人交流, 主动学习知识经验, 能动性地在工作中应用相关知识, 并能把学习、实践得到的高价值知识再次与其他人群分享。然而, 在分享学习过程中, 主体可能会面临失去自身知识优势而在群体中地位下降的风险, 而克服这一两难矛盾, 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信任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三则, 欠缺治理关系因素的考虑。事实上, 无论是包含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在内的情境建设还是知识创新活动, 来自管理层、知识员工以及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 这些相关群体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各方参与主体所获利益是否能突破其厌恶失败风险的假设。而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以突破风险厌恶假设, 正是表征组织内部职权配置、规范程度、管理控制及结构特征的治理关系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7]。综上, 本研究计划从外显情境、内隐情境两方面细化情境因素, 并引入信任关系做中介变量, 治理关系为调节变量, 依托搜集的调查问卷样本数据, 借助回归分析, 深入探究情境因素对知识创新活动的影响。
2 研究假设与模型
情境作为知识产生和应用的具体背景和环境, 刻画了知识和知识活动发生时候相关的重要情形特征。无论是知识创新, 还是现有知识的应用, 抑或是实践所获知识经验的累积, 都是与当时的情境相关[8]。然而,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一致, 对情景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本文从情境表现的外在性和可描述性的角度, 将情境分为外显情境和内隐情境。
2.1 外显情境
外显情境主要以显性的方式出现, 比较容易识别, 是可表示和描述的, 主要是指企业本身所提供的物理生存环境。由于知识活动存在于组织之中, 自然会受当时其活动的企业基础设施环境的影响, 因此, 外显情境对知识创新活动作用明显。不过, 在诸多物理环境构成要素中, 信息技术和知识制度无疑对知识创新活动影响最为深远。
Cohen和Levinthal认为, 知识创新的前提在于, 组织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能作出及时迅速的反应。而信息技术的应用, 则能为组织与内外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便利, 从而促使组织保持对周边环境变动的敏感性[9]。同时, 知识创新需要知识本身能在组织中快速扩散, 以使组织的知识蓄积以及相关知识主体的知识存量满足创新活动的需求, 而扩散却是依赖于相关主体间的沟通协作。为此, 信息技术能通过便利化组织内外部的沟通、协调以及谈判, 有效推进相关知识资源的配置以及知识的横向、纵向扩散, 进而促进知识创新。
另外, 知识创新过程充斥着知识的交流共享。换言之, 知识交流共享程度决定着知识创新活动的成功与否。但是, 随着知识分工的不断深化, 由此导致的各类专业知识间的壁垒会逐渐影响成员间的交流共享。为抵减知识壁垒带来的障碍, 参与交流的知识主体的主动性则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 无论是创新思想的火花迸现, 还是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共享交换, 都需要相关知识主体的主动性[10]。而这种主动性一方面来源于规范化的知识制度, 以促使主体的各种知识活动, 包括知识创新活动处于安全的环境中, 以避免因知识外部性特征引致创新成果或创新过程中应用到的知识被其他成员搭便车;另一方面, 则源于合理的制度会加大参与主体对各项知识活动的预期, 一旦相关参与主体的互惠以制度化形式予以保证, 那么制度的公开及公信力显然会加大主体对知识活动所得的预期, 进而使之在知识活动中始终保持应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综上, 本文提出假设:
H1:外显情境直接影响知识创新效果。
具体来说:
H11:企业知识制度化程度越高, 知识创新效果的正向趋向越明显。
H12:企业信息化技术对知识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
2.2 内隐情境
内隐情境往往比较难以识别和获取, 更多地依赖于经验、直觉和洞察力, 涉及相关知识活动主体的内部心理、精神状态、认知能力等, 主要表现为主观努力在促成知识创新顺利进行方面的情境塑造。本研究认为, 与知识创新密切相关的内隐情境要素包含主体个性、成员知识距离以及创新气氛3方面内容。
契合理论认为, 人们容易被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 并且对他们具有较多的正面态度[3]。而对于知识创新活动而言, 敬业性与开放性是较为重要的性格特质。一旦创新活动的相关主体意识到周边人群具有与自己相似的敬业性、开放性时, 其共享自有知识、主动学习他人经验, 并将创新活动中获取的高价值知识再次分享的积极性会得到加强。而这一点无疑会有利于知识主体间相关知识的转移以及新一轮的知识创新。同时, 知识存在累积性特征, 前期知识存量的多寡, 一般决定其在新一轮知识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参与创新的知识主体间由于长期的知识积累引致知识差距较大时, 一方面专业知识壁垒使得处于知识劣势的人群失去参与知识创新的兴趣;另一方面, 处于知识优势的人群也会因为知识教授的难度以及在创新活动中的地位权利差距而逐步丧失对创新活动中知识劣势人群的交流沟通耐心。显然, 这二者对知识创新绩效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 创新是对既存事物的突破, 需要组织成员创造潜能的开发。组织只有在内部培育支持、鼓励创新的良好气氛, 才能够激发成员的内在创造动机, 进而实现系统化创新目的[11]。具体而言, 创新气氛存在于组织内部, 是成员对所处环境是否具有创新性的主观感知, 能被组织成员体验, 并影响参与创新的知识主体的态度、信念、动机、价值观和创新行为, 最终则影响知识创新绩效。综上,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内隐情境会影响知识创新绩效。
具体而言:
H21:企业员工个性越接近, 对知识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H22:企业成员知识差距越小, 对知识创新的正向影响趋向越明显。
H23:企业创新气氛浓厚, 对知识创新的正向影响效果越显著。
2.3 信任中介
信任是人们参与创新活动的必要因素。由于知识创新的本质在于知识的碰撞和融合, 需要参与主体的各抒己见, 因此只有知识创新主体感知彼此间存在足够的信任, 才会在创新过程中避免因情绪冲突而引致的集体失语现象。Mc Allister[12]的研究也表明, 管理者对于同行基于情感的信任水平与管理者和同行之间相互沟通的频率呈正相关关系。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沟通的不断深入, 参与交流的一方会将另一方在某个方面的可信性作为其在另一个方面的可信性的替代物, 从而双方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关系[13]。随着此类复合性关系的出现, 双方沟通的内容会更为丰富, 往往超出常规工作交往的范围, 转而交流对共同有兴趣的其它事件、问题的看法。显然, 这一过程会促使双方更频繁、深入地交融、碰撞、互换自有知识经验, 进而在整体上促进知识创新。
此外, 无论是外显情境还是内隐情境, 都与信任变量关系密切。其中, 信息技术为沟通提供便利手段, 知识制度则通过加大相关主体参与沟通活动的获益预期, 促使知识主体积极与他人交流协作, 进而在多次往复的合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固化其中的信任关系。同时, 个性接近、知识差距较小的知识主体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沟通带宽, 共同语言和共同感兴趣的知识领域会促使双方不断提升沟通兴趣, 从而在反复接触过程中逐步累加参与主体间的信任。至于创新气氛, 其前提就是存在信任、包容、合作的氛围。在一个具有足够信任度的环境中, 才更有可能形成积极创新的组织氛围[14]。综上, 本研究在将信任源于对人际关系信任和知识技能信任的划分基础上提出假设:
H3:信任会正向影响知识创新绩效。
具体而言:
H31:人际信任正向影响知识创新绩效。
H32:技能信任显著正向推动知识创新绩效。
同时, 对信任中介作用作出以下假设:
H4:信任在外显情境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H5:信任在内隐情境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2.4 治理关系
企业治理是协调组织内部不同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安排, 一般依其对资源的控制方式, 存在科层控制、市场价格决定以及二者的混合形式。而企业信任机制则是解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 通过增强对可能损失的容忍度来推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产生与形成。但是, 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发挥市场机制的正式制度合约还是非市场机制的特殊关系合约, 是区分信任机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键[15]。因此, 信任机制在不同的治理关系中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相异的治理模式各自存有与其相匹配的信任机制, 且二者的匹配程度直接决定了信任机制作用的发挥情况, 从而会间接作用于信任机制对知识创新活动的影响。为此, 本文提出假设:
H6:治理关系在信任机制影响知识创新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进而, 本研究最终形成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 模型检验
3.1 问卷设计
本文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前提下, 基于前文分析的基础, 自己设计了概念模型的调查问卷, 并设定各题项衡量方式采用Likert5点量表, 具体测度指标及其参考来源见表1所示。
其中, 内隐情境中的个性, 本研究认同学者樊钱涛的观点, 选取利于创新的敬业性、开放性, 并将其测度指标选用Costa的大五模型简式量表中的题项来测量。由于本文认为信任源于情感的交流和能力的认同, 为此, 信任中介变量也从这两方面考量, 所牵涉的题项则取自Mc Allister、樊钱涛的人际信任量表中的题目以及自我设计的题项。而治理关系量表在参考关涛有关治理关系7层次划分的基础上, 依照科层制控制紧密程度, 将治理关系分为5个层次, 其中数值越大表明科层制控制关系越松散。知识创新绩效量表, 本文依据Kogut的观点, 采用知识资产的累积和结合能力的提升来测度。具体而言, 前者以组织管理、市场、技术等多方面知识增加程度来衡量, 后者则以组织结合知识效率、组织结合知识所涵盖领域、组织能否就环境变动而迅速改变知识结合方式来衡量。至于调查问卷其余部分, 则直接采用表1所示参考来源处设计的量表。
问卷发放对象则以笔者工作所在高校的企业培训班学员、所带班级毕业5年以上的部分学生、博士就读学校MBA学员为调查对象。在决定抽样对象后, 2011年11月, 以E-mail、直接邮寄等方式发放问卷124份, 截至2011年12月底, 共收到有效反馈问卷113份, 回收效率为76.87%。从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 主要集中在陶瓷、电子、交通、工程设计领域, 其占据样本来源77.2%, 而金融、中介、制药、食品领域也有少量企业。涉及企业的成立时间, 3年以上的占到94.7%;员工人数集中在30至100人之间, 占79.1%。至于填写问卷的员工, 其为样本企业服务年限在3~7年的居多, 从事技术的员工有61.5%, 从事管理的有39.5%, 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学历的加起来占到85%以上。这几项特征整体均呈现出正态分布趋势, 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3.2 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能考察量表的可靠性程度, 一般采用Cronbach’s系数检验。Guieford认为, 系数低于0.35则属于低信度, 可以给予删除;若在0.35至0.75之间表示可以接受;大于0.75则表示信度相当高。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通常只要α>0.5就认为问卷的信度可以接受。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由表可知, 所有项目的信度α值都在0.6以上, 因此测量题项有较好的信度。此外, 由于量表的内容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且在题项表达上也与项目组有关专家进行了反复探讨, 因此问卷的内容效度符合要求。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 KMO样本测度为0.877, 远高于0.5的可做因素分析的最低标准;同时Bartlett半球体检验小于0.001, 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零假设。综上, 本文设计的问卷调查题项可以接受。
3.3 直接效应分析
从模型假设易于发现, 其内在效应存在直接效应和综合效应之分, 其中直接效应比较简单。本研究将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外显情境、内隐情境、信任中介对知识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3.3.1 外显情境对知识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
采用逐步引入变量的方式, 其模型汇总结果如表3所示。
表中数据表明, 在逐步引进变量后, 表征变量间关系紧密程度的复相关系数R从0.757增长为0.823, 且估计标准差也呈现明显下降, 即从0.113减少至0.091;同时, DW统计量大于2, 以及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F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68.069, 其显著性概率为0。综上, 信息技术、知识制度和知识创新绩效之间可以建立相应的线性模型, 进而容易得出信息技术 (β=0.351, p<0.001) , 知识制度 (β=0.243, p<0.001) 均达到显著, 即表明假设H11、H12得到证实。
3.3.2 内隐情境对知识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
同样逐步引入个性相近、知识距离、创新气氛变量, 其模型汇总结果如表4所示。
表中数据表明, 在逐步引进变量后, 复相关系数R从0.673增长为0.887, 且估计标准差也从0.174减少至0.084;又由于DW统计量在 (du, 4-du) 之间, 以及F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211.49, 其显著性概率为0。因此, 个性相近、知识距离、创新气氛和知识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进而容易得出个性相近 (β=0.316, p<0.001) 、知识距离 (β=-0.272, p<0.001) 、创新气氛 (β=0.244, p<0.001) 均达到显著, 即表明假设H21、H22、H23得到验证。
3.3.3 信任中介对知识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
逐步引入相关变量后, 结果如表5所示。
表中数据表明, 在逐步引进变量后, 复相关系数R从0.777增长为0.879, 且估计标准差也从0.161减少至0.087;又由于DW统计量在 (du, 4-du) 之间, 以及F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37.098, 其显著性概率为0。因此, 人际信任、技能信任和知识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进而容易得出人际信任 (β=0.34, p<0.001) 、技能信任 (β=0.254, p<0.001) 均达到显著, 即表明假设H31、H32得到验证。
3.4 综合效应分析
由于假设模型是一个兼有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在内的混合模型, 内中存在较为复杂的交互关系, 为此在分析综合效应时, 本研究将采用学者温忠麟[21]分析有调节的中介变量的思路, 以知识创新绩效为因变量, 信任中介为中介变量, 治理关系为调节变量, 外显情境、内隐情境为自变量, 在完成对变量中心化处理后, 依据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的回归, 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的回归, 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的回归, 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的回归的逻辑思路实现交互效用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从Model1的结果来看, 外显情境 (β=0.522, p<0.001) 对知识创新存在明显的正向作用, 而内隐情境 (β=0.778, p<0.001) 对知识创新的作用同样达到显著, 为此假设H1、H2得到验证。而从Model2的数据易于发现, 加入调节变量治理关系后, 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创新的作用 (β=0.447, p<0.001) 、 (β=0.667, p<0.001) 也达到显著, 且治理关系变量 (β=0.107, p<0.001) 同样达到显著, 说明在不同控制程度下, 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创新的作用会有所影响。对于Model4, 即加入治理关系与信任中介的乘积变量后, 无论是信任中介 (β=0.113, p<0.01) , 还是治理关系 (β=0.099, p<0.01) , 以及治理关系×信任中介 (β=0.256, p<0.01) 都达到显著, 因此中介变量信任对知识创新的作用受到治理关系的调节影响, 假设H6得到证实。再对比Model3与Model5, 一方面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中介信任变量的影响 (β=0.367, p<0.001) 、 (β=0.602, p<0.001) 均达到显著, 另一方面在调节变量影响下的中介信任变量 (β=0.122, p<0.001) 对知识创新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 说明信任关系在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创新的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明显, 即假设H3、H4、H5得到验证。
4 结论与展望
知识具有情境嵌入性, 自然的, 作为知识活动之一的知识创新必然应考虑情境要素的影响。然而本文认为, 无论是表征创新活动物理基础设施的外显情境, 还是表征知识主体特征的内隐情境, 从创新的角度而言, 都是为了在组织内部形成知识活动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进而促使创新各方更频繁、深入地交融、碰撞、互换自有知识经验, 积极参与知识学习、主动实践, 并将获取的高价值的知识再次参与共享, 从而在整体上促进知识创新。为此, 本研究以外显情境、内隐情境、信任中介、治理关系为要素, 架构了情境影响知识创新的概念模型, 并实证检验了模型的各个假设。从数据结果来看,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外显情境各子要素对知识创新作用明显。无论是信息技术 (β=0.351, p<0.001) , 还是知识制度 (β=0.243, p<0.001) , 对知识创新的影响均达到正向显著, 因此, 对于知识创新活动而言, 需要在组织内部完善相关知识制度, 且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换言之, 二者的建设程度直接关系到知识创新活动的绩效。
(2) 内隐情境各子要素对知识创新作用明显。一方面, 个性相近 (β=0.316, p<0.001) 、知识距离 (β=-0.272, p<0.001) 、创新气氛 (β=0.244, p<0.001) 均达到显著, 说明以敬业、开放为特点的个性相近群体若彼此间知识差距不大, 并处于浓厚的创新气氛中, 则对知识创新活动的正向推动作用明显;另一方面, 虽然知识距离越大则对知识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越明显, 但从Model1的结果易于发现, 内隐情境 (β=0.778, p<0.001) 对知识创新在总体上却是正向显著的。为此, 个性的相近以及组织内部创新气氛的浓郁是可以抵减由知识距离对知识创新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信任在情境对知识创新的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明显。对比Model4和Model5, 无论是中介变量信任关系在Model4中的系数 (β=0.113, p<0.01) , 还是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信任中介的系数 (β=0.367, p<0.001) (β=0.602, p<0.001) 都达到显著水平, 因此, 信任关系在情境对知识创新的影响中存在明显的中介作用。即一方面情境对知识创新有直接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 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信任中介发挥作用。换言之, 只有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中, 知识主体才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相关知识制度, 不断加大沟通的频率, 并随着沟通的不断深入、内容的不断丰富, 主体在敬业、创新的个性认识上会逐步一致, 彼此间的知识距离则会由于彼此间频繁、深入地交融、碰撞、互换自有知识经验而逐步缩小, 从而在组织内部逐步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创新气氛, 最终促进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
(4) 治理关系在信任的中介作用中具有调节作用。从Model4可以看出, 调节变量治理关系的系数 (β=0.099, p<0.01) 达到显著水平, 即信任机制在不同的治理关系中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相异的治理模式各自存有与其相匹配的信任机制, 且二者的匹配程度直接决定了信任机制在知识创新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发挥情况。不过, 由于本研究是以科层控制程度来表征治理关系变量的, 因此相对而言, 宽容、容忍、平等、沟通特征越明显, 在科层控制程度相对越小的治理关系中信任对知识创新的正向推动越明显。
同时, 本文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管理实践意义。在验证情境影响知识创新的概念模型时, 选取样本尽可能从多个行业中遴选, 以使研究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从结论来看, 虽然承认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各要素对知识创新效果的影响, 但更认为组织内部信任关系的培养才是知识创新活动的核心;同时, 以实证数据说明, 信任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力受到治理关系的调节, 即信任机制在不同的治理关系中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治理关系与信任机制的匹配程度直接决定了信任机制作用的发挥情况, 从而会间接作用于信任机制对知识创新活动的影响。因此, 在管理实践中, 应注重治理关系与信任机制的相互适应。而从样本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 科层控制较宽松的环境会更有利于信任对知识创新活动的正向影响。
未来的研究将集中于:一则, 知识距离对知识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阈值。因为, 知识距离小则知识主体间会因为共同语言丰富而乐于沟通, 进而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而促进知识创新;但同时应该看到, 创新更易产生于不同领域的知识碰撞, 知识距离越大则可能知识创新会越有效。所以, 在知识距离的两个方向作用中, 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阈值有研究的价值。二则, 由于事实上, 以从上至下为特征的科层制治理结构和以契约维系各方关系为特点的市场制治理结构反映了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 更显示出了治理模式和控制关系的不同, 从而在信任机制对知识创新活动的影响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是相异的, 因此未来的研究中, 在知识创新活动中如何匹配信任机制与治理关系也是方向之一。
情境影响 篇2
摘要：农村小学语文教学是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随着小学语文教学不断地深入改革，语文教学取得重要进展，有目共睹，但随着小学语文教学不断地深入改革，农村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结合自己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上的经历，依据情境教育这一理论，对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弄清楚病因，并提出相对应的改善方法。关键词：阅读 农村小学语文 情境教育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是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任务。其中，阅读是学习的重要基础。学生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不仅能在学习中更好地获取知识、提高智力水平，而且对学生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如果阅读水平不高，就无法很好地积累知识、开拓视野，在写作文时也无从借鉴，作文语言匮乏枯燥。最重要的是，不注重阅读能力的提高，智力水平也很难提高。如何让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达到新课标中对本学段的阅读要求，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的。
一、农村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现有的问题 多数农村小学处在偏远地区，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村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农村小学因为办学条件有限，所以学校里的教学设备比较单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语文阅读教学。二是部分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素质不高。面对教材和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一些农村小学语文教师没有领会新的科学的教育教学理念，不能改善和提高高年级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三是学生的阅读内容单一。在农村小学里学生的阅读对象主要是教科书和相关的习题册，在课堂上，教师只是传授给学生教材上呈现的内容，课外则是完成相应的习题册，导致学生的知识储备仅限于书本上的内容。四是缺乏良好的阅读环境。农村小学学生的父母多在外地打工，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五是学生对阅读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大多数农村小学的学生受到家庭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没有养成很好的阅读习惯。
二、改善农村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的方法
1、完善学校的教学设备，创设野外情境课程 当下，农村小学的教学设备远比不上城市小学，所以有关部门应该注重对农村小学添置教学设备，同时，请专业人员长期地维护和保养这些仪器、设备。除此之外，学校也要积极发动教师和学生留意和搜集周围环境的材料进行自制教具，不仅仅是拘泥于教材、拘泥于课堂，而是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优势，给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进行阅读学习。情境教育的倡导者李吉林老师曾指出情境教育中的“情境”是在教学和教育过程中创设的“有情之境”，是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成长需要所创设的典型环境。农村小学周围有宽阔的野外空间，有不胜枚举的美景，这一切都在呼唤孩子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生机勃勃的田野间是学生学习的生动课堂，在田野间教学对学生的成长非常有必要。例如在教授《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时，就可以组织活动，让学生走进大自然、拥抱大自然。学生看到青山绿水、鸣禽野花，感受到自然景色之美时，教师只需要稍作引导，学生便能很好地进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够结合学生自己的所见所感品味课文语言，有利于学生体会课文之中作者所表达的真挚感情。面对阅读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认识到，教师可以通过野外情境课程去满足学生的需求，促进学生快乐、高效地学习和全面发展。
2、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树立情境教育理念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事实却并非如此，一部分的农村教师未能充分意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忽视了高年级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化心理，呈现出的课堂与课程标准中所倡导的大相径庭。课堂模式僵化，气氛沉闷，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学生坐在位置上或是不知所措、或是走神发呆„„一堂课结束，老师将一篇篇课文肢解得破碎淋漓，可是学生却不知所云、收获甚微，学生没有深刻地感悟与思考，更没有“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长期以往，教师剥夺了高年级学生作为课堂主人的权利，没有让学生体会到作为主角的优越感，而高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却毫无展示的机会，这样一来，学生对文本不求甚解，很难与文章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一篇课文，无论是何种体裁、何种内容，都蕴含着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一种意蕴深刻的道理，只有学生进入文本中的情境，才能真正感受到语言文字及其蕴含的魅力。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阅读训练。引导学生边读边思考，边读边感悟，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然而在很多的阅读课上，学生只是一味的重复老师的动作，反复地朗读课文，读得滚瓜烂熟，到最后学生读的腔调和老师的一模一样，成为了老师的复制品，看不到任何带有学生个性化色彩的阅读。当然，在课上也不能忽视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要想方设法地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帮助学生读好每一篇课文。每一位学生的经历和情感体验都存在着差异，让每一位学生按照自己的感受读出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置身于课文的情境之中，与文中人物一起感受喜怒哀乐。所以，要上一节好课，教师就要正确地摆正学生的位置，将其作为学习的主人，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其次，教师还应当注重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李吉林老师也曾说过：“情境课程的建构，不仅吸纳国内外课程流派之长，更重要的是从我们民族文化经典‘意境说’得到‘根’的滋养，从中概括出真、情、思、美四大元素”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要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除了语文学科等专业知识外，还应当涉猎书法、音乐、美术等方面，只有开阔的视野才能真正驾驭语文教材，实现教学目标。可是一些农村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例如在一些农村小学的语文课堂上，有的教师给学生进行范读时普通话发音不标准，甚至有些教师不会说普通话而是用方言进行教学；有的教师在黑板上板书时字迹潦草、随意，缺乏美感；还有的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时不能准确地指正学生的问题，或是不能给学生讲解或拓展课文中涉及到的历史、科学等知识，缺乏一定的文化功底和内涵。在学生眼中，教师是知识的化身，尤其是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更复杂、更多样，学生对教师充满信任，他们相信教师会解决各种难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面对的学生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用新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教育教学，用丰富的文化知识滋润学生的心田。学生自然而然地净化了心灵，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知识，体会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更加热爱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因此，教师应当不断学习、充实自己，给学生提供一堂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语文课。
此外，《语文课程标准》还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可在农村小学语文课堂中却经常看到教师按照提前准备好的教案不断地提问，很少看到学生自主提问，虽然教师提前备课，充分设想学生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但是也存在考虑不全面的问题。最好的方式是教师 “蹲下来”走到学生当中，成为学生的学习伙伴，建立一种师生平等的对话关系。让学生主动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教师稍作点拨，可以采用组织学生反复阅读课文、小组合作探究等方式，引导学生扩大探究的范围，不要仅限于文字表面的意义上，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创造性地阅读。教师应该把教材当做是“跳板”而不是“圣经”，有创意的理解和应用教材，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消除学生担心犯错的恐惧心理，倡导学生勤于思考、勇于挑战权威。在农村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教师提倡学生自主探究、营造一个利于学生发展的课堂氛围是非常有必要的。
3、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在农村小学中，大部分学生的阅读书目只有教材，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学生的阅读的书目种类匮乏、阅读面窄，不利于学生积累阅读经验，不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也根本无法满足《语文课程标准》中对高年级学段学生的阅读要求。对此，农村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借鉴著名特级教师窦桂梅的“主题阅读”法，围绕本单元的教学主题，有序整合、开挖新的教学内容，丰富学生的阅读对象。除了教材以外，教师还应该提供给学生文质兼美的优秀文章，弥补学生没有条件获取种类繁多的阅读内容。农村小学教师可以搜集一些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阅读内容，例如描写淳朴民风的文章，在农村地区，人们非常重视邻里间和乡亲间的关系，倡导邻里和睦、尊老爱幼、勤俭节约，逢年过节村里处处洋溢着过节的气氛，蕴含着浓浓的乡情，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朴实情怀；或是描写动植物、自然景色、各种各样的农活等文章，开发具有农村特色的阅读教学资源。学生阅读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时一定会感受到一种亲切感，会产生继续阅读的欲望、增加阅读的兴趣。如此一来，学生阅读内容单一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4、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 农村小学教师在进行语文阅读的教学过程中会发现
部分学生在课堂上频频走神、注意力经常不集中，是因为学生对于阅读没有产生浓厚的兴
趣。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呢？针对农村地区的学生，可以借助农村特有的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例如在农村，到处都长着各种各样知名或不知名的植物，学生也随时可以接触到种类繁多的动物；农村的自然条件丰富，青山绿水，花草茂盛，一年四季的物候变化多样。面对生活周围的种种景观，学生心里一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疑问或是想法，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并提供给学生一些与之相关的阅读书目，引导学生将生活周围所看到的景象与书中的内容相结合，更好地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5、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好的阅读习惯是学好语文的重要基础。仅仅依靠教师在学校里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远远不够的，学生的家长应当肩负起督促学生在家里坚持阅读的重任。可是，农村学校学生的大部分家长都是为了生计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督促自己的孩子。即使部分家长有时间和精力去辅导孩子，也因为其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因此，学校可以开设专门培训家长的课程，针对家长身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说明，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让家长在家里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氛围，有效地督促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总结
总之，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结合农村学校的特点，发挥农村学校特有的优势，依据情境教育这一理论，不断积累教育教学经验、创新语文阅读的教学方法，科学的看待阅读教学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并且积极地探索和研究提高语文阅读教学水平的策略，从而提高语文阅读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
情境化教学对初中数学学习的影响 篇3
[关键词]：情境化教学 初中数学 学习 影响 有效性
现如今，教育教学已经不仅仅只是培养人才的渠道，它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大力度进行教学改革就势在必行。情境是新课改提出的新内容，实行情境教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数学的教学效果。所谓情境，就是指学生和教师进行交流的外部场所，通过外部环境的构建能够让学生产生心理认同感，从而实现有效教学。下面就基于情境教学对初中数学教学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如何加强情境化教学，从而为学生创建一个学习数学的良好氛围，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情境化教学对初中数学学习的影响
第一，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
学习环境是学生学习的外部氛围，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学习的兴趣，满足学生的好奇心理，对教师教学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课堂授课中采用情境化教学，有助于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创建教学环境，从而帮助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
第二，能够丰富课堂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往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教学方式老套，面对多样的公式定理，教师只知道一味的进行灌输，不仅达不到有效教学的目的，还会引起学生的厌学情绪。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引入情境化教学方法，能够丰富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能够将现代化技术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但是，由于教师教学观念的落后，使得很多教师无法有针对性的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运用情境化教学方式进行授课，能够将计算机、液晶显示器、多媒体等设备予以合理使用，从而发挥先进设施的巨大功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二、如何采用情境化教学手段提升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效果
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在课堂教学中采用情境化教学的重要意义。为了切实发挥这一教学方法的实效性，初中数学教师一定要找到科学运用这种教学策略的对策，从而满足学生的学习诉求，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一）树立教师的情境教学意识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想要实现情境学习，首先就要转变教师的教育理念，为学生创建一个情境学习的良好氛围。基于初中数学教学的新要求，教师要能够立足长远，注重学习环境的创设。传统的教育理念过分强调教师的作用，现如今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对此，教师要积极了解学生，和学生成为朋友。另外，教师还要不断完善自我，充实自己，提升教学能力，坚持不断创新，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关心每一位学生，尊重他们的想法，从而为情境教学学习奠定良好的情感基础，为学习活动的顺利展开铺设道路。
（二）情境教学方案的设计要科学合理
想要保证情境教学的顺利开展，就要制定出一整套合理的教学计划，设计出教学方法要科学规范。
首先，情境教学方案要立足教材和教学目标。初中数学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础，脱离了教材和教育目标的情境教学就会失去根基，所以，设计出的情境要与教材内容相符。对此，教师要进行仔细研究，找出教学重点，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情境设计；其次，情境化教学方案要满足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所有教学方法都是围绕学生展开的。因此，在情境教学方法设计的过程中要满足学生的学习，做到因材施教。
（三）开展情境化教学的具体策略
第一，实践情境教学法
众所周知，数学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想要保证情境化教学的有效性，就要将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数学教学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观察到身边无处不在的数学现象。例如，初中数学教师在讲解函数这一知识点前，就在大屏幕上放映了乔丹的经典三分球，让学生观察篮球的投篮弧度，并提炼出投篮的类似效果图，进而将学生在生活中常玩的篮球引入了情境教学之中。这样一来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丰富了课堂教学手段，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第二，活动情境教学法
传统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过于强调教师的地位，忽略了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想要提升情境化教学的教学质量，就要将情境活动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让学生亲自参与到数学学习之中，从而让学生全方位的理解教学内容。例如，在全等三角形和相似三角形的学习中就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参与到其中，教师可以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让小组成员自己动手画三角形，然后通过观察找到全等三角形和相似三角形的共性与特性，进而达到活动情境教学目的。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教育教學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的单一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为了提升初中数学的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顺利学习，数学教师一定要将情境化教学法应用到课堂学习中来，并明确了解其对学生有效学习的重要影响，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完善教学，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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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影响 篇4
1.1 背景
现代科技的发展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服务业被重新洗牌, 智能设备可穿戴概念作为新服务的重要入口在近年得到很大的发展。之前轰轰烈烈的“Google Glass”推出后饱受非议, 但不影响2014年被称为“可穿戴元年”。各种各样的可穿戴设备如雨后春笋进入大众视野, 其中智能手表作为先头军频频亮相, 被称为有可能成为继手机后最大的技术革命, 也成为2014年智能市场最炙热的话题。虽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产品, 如Samsung Gear、Moto 360、Pebble等, 但是用户对智能手表依然认知不足, 大多数处于怀疑和观望的状态。智能手表是一款智能可穿戴设备, 它所提供的服务体验和交互方式要自然的融入日常生活。它同时拥有手表和移动设备的属性,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手机附属品, 需要拥有自己特有“身份 (Identity) ”。如何设计智能手表才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并且使用, 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对使用智能手表的用户进行了一周的调查, 用深入访谈和日志收集的方式观察并分析其使用形态, 得出用户的使用模型, 为智能手表设计方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2 智能手表现状
现阶段智能手表作为可穿戴设备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基于移动操作系统, 同时具有独立通话和上网功能。另外一种智能手表基于实时操作系统, 不具备独立移动网络模块, 必须与其他智能设备连接使用, 可以接收智能手机实时推送, 控制智能手机的某些功能。健康指标检测服务是现在所有智能手表的标准配置, 利用蓝牙功能与其他智能设备进行同步和分析。
2 用户行为研究框架
本文是基于日志调查法展开的研究, 对设备使用日志的分析和挖掘有多个层面, 每个层面又有多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根据现有研究文献, 笔者将其进行归纳和整理后得到以下要素。
用户行为主要受到使用情境的影响, 我们将其分为两个层级, 分别为用户属性和环境属性。用户属性包含了个人属性和任务, 环境属性包含了使用时间和地点。通过这些单项指标设计日志格式并且收集数据, 将收集到的数据从用户级和行为级的角度进行深度分析, 最终再结合设备演化和对比, 比如与传统手表和智能手机的演化和使用行为进行纵向对比。
(1) 个人属性:用户个体特征信息。年龄, 性别, 职业不同会影响到智能设备的使用习惯。
(2) 任务:用户完成当前任务有影响的设备与服务的描述, 包括设备状态和程序状态。
(3) 时间:用户在一天内和一周内的使用设备的时间分部。
(4) 地点:收集用户使用设备的方位, 包括室内, 室外, 移动中, 乘坐交通工具等。
(5) 用户级:以不同单个用户为统计单位进行的响应分析。
(6) 行为级:观察用户对设备的操作情况, 对设备“不同的操作”作为分类依据。
(7) 演化分析:智能移动设备的交互发展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每一次“进化”都会对用户使用习惯产生影响。
(8) 对比分析:每种设备都是一个平台, 各个平台都有响应的关联, 从而成为一个交叉服务生态链。通过与智能手机, 平板以及传统手表的交互, 服务等维度进行对比, 找到合适智能手表的设计要素和方法。
3 智能手表用户使用行为调查
本论文为定性研究, 研究方法为深入访谈和日志调查。深访可以全面且详细的了解参与者对智能设备的使用态度和动机。日志调查可以真实准确的反映出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习惯, 从参与者每天身处的各种情境中了解他们智能手表的基本使用形态。
3.1 参与者
参与者需要同时佩戴传统手表和使用智能手机 (Android OS 4.3以上) 。我们寻找到八位符合条件的人, 四男四女, 年龄分布为20-32岁, 平均年龄26.岁。职业有学生, 老师, 导游, 公司职员等, 由于职业的不同, 生活习惯也会有区别, 所以手机和手表等智能设备的使用形态会有差别。
3.2 基本设备
Moto360智能手表是2014年Googl公司推出的一款智能手表, 属于本文之前提到的以通知中心为核心服务的产品。我们让参与者直接使用, 观察他们如何使用是获取使用形态的重要方法。 (Moto360智能手表由我们提供) 。
3.3 日志设计
我们用Google Docs和Google Sheet准备实验要求和日志格式并共享给参与者们, 要求他们将每天智能手表的使用情况记录在上面。设计日志的时, 根据前文的研究框架, 包括使用时间, 使用地点, 进行的任务以及如何使用, 最后还需要描述使用感受并做评价, 用于了解使用动机和所使用功能对他们的影响。同时, 在每条记录后会附加评价, 从1分到5分 (1分-完全不满意, 2分-不太满意, 3分-一般, 4分-满意, 5分-非常满意) , 便于了解参与者的主观感受。
为了得到尽量准确的数据, 我们要求参与者们每天进行两次记录, 一次在中午, 记录上午阶段, 第二次记录下午到晚上的活动。我们会每天查看记录的情况, 并通过短信或者留言的方式对参与者进行提醒或者指导。每位志愿者的调查周期为一周, 在日志调查前会我们先对每一位参与者进行一次深访, 用于了解调查对象的使用智能设备的基本状况。用户完成一周的记录后, 我们会进行第二次深访, 用于了解使用后的回馈。
4 数据分析
对于以通知中心为服务核心的智能手表, 手机的使用形态对其有直接影响。首先通过前期的深访, 我们将用户使用手机的类型进行分类。由于个人属性的不同, 所以手机对于个人的角色也不同。在使用智能手表的一周内, 我们一共收集了285条日志, 平均每人40条。按照主观使用感受进行评分平均分是3.5分 (最高4.1, 最低3.0) , 总体使用感受高于“一般”。在整个记录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给参与者们设置任务, 希望能够得到自然使用数据。
4.1 使用情境分析
4.1.1 地点和时间
日志里, 在使用的前两天, 他们对电量的担心相对比较多, 后来有所减少。在深访中, 所有参与者都表示平时使用传统手表时, “回到家会自然脱下手表, 并且放在一个易发现的地方”。这是一个自然习惯, 平均每天有8~12h时间手表是处于闲置状态, 所以我们认为“拿下手表, 放在哪里”, 可见手表闲置时间的放置是一个设计要素。从使用时间上来看, 周末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工作日, 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参与者们都在家中休息, 属于放松状态, 几乎不会佩戴手表。
4.1.2 任务和行为
接收“通知”是参与者们提到最多的选项, 占了总记录的34%。可穿戴设备更加贴近用户, 可以弥补手机服务触及困难的领域, 利用贴合皮肤的特点, 可以提高信息接收效率, 防止漏接信息。有29%的记录表示, 手机不在视线范围内也可以查看信息, 因为它被戴在手腕上, 比手机提醒更直接。如有信息推送到手表上, 只需要眼睛一撇即可知道, 如不需要及时回复, 可暂时无视, 省时省力。
显示时间是手表的第一属性, “看时间”这项占了日志总数的27.3%。参与者们都表示, 手腕翻转屏幕亮起, 自然且没有异质感。大部分传统手表的电池都可以消耗2年以上, 而智能手表作为电子设备电力续航一般可维持在1天, 有18.9%的记录提到了电量管理, 而因为电量不足而引起的问题只占了5%。我们了解到, 参与者们结束一天的活动后, 回到家中, 习惯性的将手表脱下并放在充电座上, 解决了前文提到的手表闲置时放置问题, 快速充电这个设定也令他们很满意, 一般60分钟内充满。在佩戴感方面, 总体感觉佩戴舒适, 但女性参与者普遍手腕较细, 表示戴着显得突兀, 装饰性弱, 其中还提到了款式不可选, 手表造型科技感较强等外观问题。
智能手表受到屏幕大小的限制, 语音为主要输入模式。关联到语音输入的只有8条 (2.8%) , 他们表示在户外使用对着一块手表说话自己感觉很不便, 会引起周围人的误解。而且, 他们觉得如果说出声音被别人听见, 好似隐私被公开, 感觉很为难。手机联动的需求并未特显出, 只占了总体记录的4.5%, 主要用于当手机的“遥控器”, 控制音乐, 移除信息推送等。他们希望可以有更丰富的联动服务, 提高手表的实用性。运动检测是现在大部分可穿戴设备的必备功能, 通过加速器传感器等元件检测身体机能, 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2.1%的日志提到了运动检测。我们分析了原因, 首先由于个体差异, 手表的记录数据不准确, 只能了解大概;第二, 功能同质化, 手机也可以提供同样的功能。第三, 没有其他附加服务, 如社交, 健康资讯等。在用户眼中只是单纯数据, 没有意义。
4.1.3 演化和对比分析
首先来看手表的演化。在钟表的诞生之初, 座钟的主要用途是天文观测, 随后的地理跃迁促成了航海钟的发明, 火车的定点发车促成了便携化的怀表。而手表的发明源于一个很直观的概念, 将体型大的钟变得方便携带, 方便人知道时间。后来随着手表文化的发展, 人们希望通过千变万化的表壳造型, 形形式式的表盘设计, 来拓展表的功能范围, 增加手表的艺术品位, 使其成为一种能体现个性, 体现身份的新潮饰品。计时、饰品、地位象征等作用, 使得手表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现代大众主要使用的智能设备有个人电脑 (PC) , 平板电脑 (Tablet PC) , 智能手机 (Mobile Phone) 三种。每种设备的特点和定位不同, 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 所提供的交互和信息获取方式都有区别。PC端提供多种维度的交互方式, 且显示尺寸最大, 用户可以长时间浏览大篇幅信息和进行多样化的任务操作, 所以在PC端的交互方式属于“慢交互”;智能平板和智能手机移动性强, 再加上“always on”的特点, 用户使用频度和使用时间更碎片化, 属于“快交互”, 适合快速接收和发出信息。而智能手表又不同, 具有可穿戴属性和极小的显示屏, 获取信息需要简洁和快速, “简交互”才可以更好体现其特点。
从以上三种智能设备的交互体验比较来看, 针对便携性不同的设备设计其交互方式需要从设备本身出发。如提升便携性的同时总会牺牲一些体验度, 比如智能手表贴合手腕, 使用时几乎不离手, 移动性高于智能手机, 但由于显示尺寸的差异, 智能手机上的交互方式不可以硬搬到手表上, 比如放大缩小这种基本操作在1.5寸的屏幕上会较困难, 阅读信息的体验也需要根据手表的特性进行优化。
结论
在进行产品开发时, 我们往往会围绕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结合我们的观察和实际产出的日志数据里可以总结出一下智能手表的设计要素。
(1) 佩戴性 (Wearability) , 即手表重量, 材质, 佩戴舒适度。因为以人体环境需要良好的物理支撑, 即符合人体工程学, 更加自然的携带方式, 才会让减少手表和佩戴者的距离。
(2) 社会性 (Sociality) , 符合当下时代, 观点和文化。如果造型过于科技或者超出用户的认知范围, 或者不能被社会体系接受 (比如Google Glass引起了很多争议) , 外观要被大众接收, 让看的人和用的人都觉得看的舒服, 不会成为异类。总的来说就是, 让设备融入我们, 而不是让我们去融入设备。
(3) 安全性 (Security) , 大数据时代, 一台设备就可以包含一个用户的所有隐私, 提高安全性, 即提高用户的使用信心。
(4) 视觉性 (Visibility) , 良好的视觉体验, 可以影响用户对设备的使用, 特别是在极小屏幕下, 合理的信息架构和视觉隐喻可以提高信息接收效率。
(5) 高移动 (迁移) 性 (High Mobility) , 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不离身, 和身体高度贴合, 比其他移动设备更加具有迁移性。
(6) 连续性 (Continuity) , 数据的产生是由于人的行为造成的, 所以是否连续而准确的收集数据, 对用户的会有影响。
现在已经过了功能为王的时代, 做产品就是做情境。在合适的场景使用合适的功能, 出门提醒天气, 交通状况, 乘坐交通时推送新闻, 工作时日程提醒, 快速查看信息等。功能和情境结合的越好, 体验才越好。
便携性和体验度不可兼得。智能手表有比智能手机的更高的携带能力, 但是在设计其服务时要掌握好产品体验度和便携性之间的平衡, 提高便携性的同时会牺牲一些体验度。用合适的产品做合适的工作。
结语
在本论文, 我们对八位使用智能手表的用户进行了每人为期一周的日志调查。通过深访和记录, 了解了这些参与者智能手表的使用形态。运用情境分类和局部经验归纳扩展的思路去分析, 发现了设计智能手表的关键要素。我们希望此结论可以为智能手表的设计提供参考, 同时也可以为其他的产品提供合理的设计思路。在后续的研究中, 我们将继续探讨智能手表的交互方式。
在可以预测的2015年随Apple Watch的上市, 我们期待这股浪潮会强势来袭。智能手表会走进大众的生活, 并与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电脑组成新的智能生态系统, 为我们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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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影响 篇5
一年级的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可塑性比较强，容易被鲜血实物所吸引，一年级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时，会从具体思维转变为抽象思维，在进行一年级数学教学时，教师设计有效的教学模式，良好将小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激发出来，完善和丰富小学生的学习生活。现今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深入，情境教学法也逐渐进入到小学教学中，它对小学数学教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教师必须要有效利用情境教学法，将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效进行改变，通过利用情境教学法能够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也能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这对促进学生发展有效非常积极的影响[1]。首先，情境教学法能够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来调动小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能够激发出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并让小学生通过解决问题，来提高小学生思考能力和探究能力，也有提升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情境教学法也能够增强小学生的人文教育，通过利用不同的情境进行教学，能够有效丰富小学生的文化内涵，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和掌握数学历史，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能力。最后，情境教学法也能够提升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能够为师生创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能促进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所以情境教学法对于小学生有着积极的影响力，也能够推进一年级数学教学有效进行。
情境影响 篇6
【关键词】高中数学 情境教学 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4.03.036
为了适应时代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效改革，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要从注重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与做题能力转变为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同时还要求教师要能够有效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再照本宣科，而应该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高中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对学生具有重要意义，数学学科较高的逻辑性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虽然数学学习对学生而言意义重大，但是数学较强的逻辑性与抽象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为了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的动力，应该将情境教学法引入课堂教学。
一、情境教学的定义
所谓情境教学就是教师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情绪进行有效激发，从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形象的一种教学方法。将情境教学法引入数学课堂教学，教师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以学生的心理特征为依据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教学形式，将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情境引入课堂教学之中，使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并逐步进入学习的角色，给学生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有效提高学生分析数学问题并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信心，是一种有效的数学学习方法。
二、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1）将实物引入课堂教学，为学生创造一定的课堂教学情境
实物直观形象，是学生实际生活中能够用肉眼看到的东西，将其运用于数学课堂教学，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极大减轻了学生的理解压力。高中数学教材不仅知识点繁杂，而且很抽象，很多数学概念学生理解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通过将与数学知识点相关的实物引入课堂教学，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例如：对高中阶段学生的数学学习而言，排列组合知识板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却是最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板块，原因就在于学生在理解概念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误差，导致简单的题目出现错误，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将实物引入课堂教学，学过排列组合的学生不难发现，教材上的很多例子还有很多题目都以不同颜色的小球为例，鉴于此，教师可以将不同颜色的小球带到课堂上，通过实物的演示让学生对定理有准确的认识。
（2）通过设问创造一定的课堂教学情境
本人在教学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发现高达60%的学生都觉得在数学学习中存在困难。造成学生数学学习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数学过于抽象，学生在理解上出现了障碍。那么如何将抽象的数学问题形象化、直观化是摆在每一个数学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数学的抽象性也使得数学学习变得更加枯燥无味。针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巧设有效的问题情境，将学生带入对问题的研究之中，提高数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
教师在问题设置过程中，要以学生的认知规律为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问题的有效性。问题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并且要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要让学生认识到不管多么抽象的数学知识都不是科学家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源自于生活实践，都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样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能够被有效激发。
（3）组织学生开展有效的竞赛活动
教师想要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创造有效的教学情境，就必须在备课阶段多下功夫。数学小竞赛是一种能够为学生的数学学习营造良好情境的方法，然而，开展数学小竞赛更需要教师在备课阶段多下功夫。不管是竞赛类别的选择还是步骤的设置，以及规则的制定，都需要教师进行认真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灵活的掌控。教师在设计数学小竞赛时，要以学生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出发点。高中学生自尊心强，争强好胜，教师要将学生的这种心理与数学小竞赛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并能够产生有效活跃课堂教学气氛的作用。
三、情境教学对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情境教学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
通过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是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教学指导思想，因此，能否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成为评价一个教师教学情况的重要目标。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将情境教学引入课堂教学，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使学生发挥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翁。
（2）情境教学与“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相吻合
新时期要求彻底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的教学要“以人为本”，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开展教学。在高中数学课堂上开展情境教学也是一样，要尊重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切为了学生。
作为一名优秀的高中数学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应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将生活实际引入课堂教学，创设出学生熟悉的真实情境，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数学知识是抽象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接受能力，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尤其是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教师更应该及时的给学生提供幫助，避免学生出现知识盲区，教师在辅导单个学生的过程中也要能够为学生创造一定的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对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因素分析 篇7
1 消费者行为以及情境理论的简要综述
1.1 消费者的行为
对消费者行为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以及微观的角度上来进行研究的,从宏观的意义上来说,将消费者的行为以及生活的方式等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对消费者的特征以及行为等方面的特征来进行描述的;而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消费者的行为主要与其认知、态度以及具体的购买行为等方面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更加倾向于消费者对购买决策以及品牌态度等方面进行解释,所以也被称之为解释性的研究。[1]
1.2 情境理论
就情境来讲,主要是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较为短暂的环境上的因素,如气候条件、周边的拥挤程度以及心情等众多方面。在心理学中“情境”是一个术语,是建立在环境因素基础之上的,通过融入人的情感以及认知等方面所形成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所以也可以说,情境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也不是实际可以看见的物质,而是与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且又独立的与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属性之外的因素组合。有关学者认为,情境主要是由五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物质、社会、时间、任务以及先行状态。在情境理论提出以后,开始对情境因素进行了简要研究,主要分为对品牌的选择、购买的医院以及涉入度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消费行为上有着不同的见解。在研究中可以发现,情境因素是解释消费行为的主要变量之一。通过进行实践调查与分析可以看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因素只要分为了周边的物质、消费场所的位置以及气味等众多方面。
2 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因素
2.1 心理上的因素
就这一因素来讲,主要是消费者在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出的心理活动,其中就包含了消费者在消费前已知购买的目的以及自身的情绪等。对于相同的产品来讲,消费者的目的可以是多样化的,同时就消费者的情绪来讲,主要分为正面上的情绪以及负面上的情绪两种。[2]
2.2 环境上的因素
就环境因素来讲,主要是消费者在消费中周边环境中的环境因素,其中就包含了周边的背景音乐以及灯光的明暗程度等多个方面,同时店中所悬挂的广告牌是否在消费者的视线内也是环境因素之一。
2.3 营销上的因素
就营销因素来讲,主要是消费者所处的消费场景中所出现的营销因素,其中就包含了消费者所要购买的商品是否存在折扣,或是赠送购物券等。
2.4 时间上的因素
在这一因素中,主要是针对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时间因素来进行阐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是否存在紧迫性以及是否迫切需要购买等方面。[3]
2.5 物质上的因素
从物质上的因素来说,主要是指情境中的物质因素,其中就包含了天气变化情况、发生消费行为时周边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情况等方面。
2.6 互动上的因素
消费者在发生消费行为的过程中,需要与情境中的人员进行有效的活动,其中也就包括了是否有同伴或是工作人员在场,有没有与其进行有效的互动。
3 情境的构成因素
是物理环境上的因素。就物理环境来讲,其实就是指不会占据空间的环境,也就是说,属于一种无形的或是不可看见的因素。
3.1 颜色
就现代商业空间来说,所选用的颜色可以实现信息的传递、烘托出气氛等作用。且注重在颜色上的设计,可以为消费者创建出一个鲜明与舒适的购物环境,从而也就促使消费者主动进行消费了。此外,声音以及灯光等方面也会对人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4]
3.2 人际
对于人际环境来说,主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其他人,其中就包含了同伴以及营业员。首先,就同伴来说,消费者在逛商店的原因有许多,如从社交的角度上出发来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从展示自己的角度上来说,则可以向其他人展示出自己的经济地位以及鉴赏能力等方面。其次,从营业员的角度上来说,当消费者与营业员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也就是展现了商品以及贷款交换,同时还可以体现出营业员的交际能力与技巧等方面。
3.3 时间
就时间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也就是说,首先,主要是针对自然界中客观的时间概念,如一周中的星期几或是一年中的哪一个月份等。如就便利店来说,主要就是利用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上的影响因素,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一些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时间压力方面的影响,这样也就没有过多的时间进入到商场中进行购物消费。因此,便利店便是针对这些时间较紧的消费者所创建的。[5]
3.4 人员密度
就人员密度来讲,主要是针对店面的面积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产生的,同时也直接地反映出了商场中的拥挤状况等,并对商场中的环境气氛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在环境十分拥挤的商场中来选择购物,且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没有安全感的现象,这样也就产生了压抑的情感。所以商场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要先对客流量以及营业面积等方面进行考量,以此来减少商场中出现拥挤的现象。
3.5 购买任务
就购买任务来说,主要是消费者在这一时间段中所出现的特定购买目的,也就是说,所购买的商品是供自己使用还是送人等。所以说受到购买目的的影响,消费者所采用的购买方法与标准也是不同的。
3.6 心境
就心境来说,主要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情绪情况,且对于心境来讲,不仅影响到了消费者的消费过程,还影响到了消费者的消费过程。如人们在愉悦的情绪下对选购的商品十分满意,而在情绪消极的状态下,所选购的商品则问题较多。
4 情境中的类型
4.1 获取信息
就获取信息来说,主要是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与商品相关或是与商场相关的通过交流所产生的情境。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常常是在无意中获取的,而一些信息则是需要有意识寻找的。所以商场就可以通过广告或是促销等方面来为消费者提供信息。[6]
4.2 购买情境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环境因素,可以说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消费者消费行为也就不同。除了营业员以及同伴上的影响外,店中人员的密集程度、商场中的接触以及对商品的接触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就商场因素来说,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将消费者吸引到店中来,所以也就涉及了商场所处的位置以及消费者对商店与品牌的认识等方面。而对于商品接触来说,主要是指商品的摆放以及陈列等。从促销的角度上出发来说,可以将商品陈列看作是最直接的实物广告。
5 结论
总的来说,消费者消费行为与情境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就要认识到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从根本的角度上出发来认识到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促进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实现长远的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对于人们的消费观念来说,已经从传统的物质消费上转变到了精神消费上。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也开始将销售的重点放在了消费者身上,由此消费情境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对消费情境进行分析,可以促使企业的营销活动更加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基于此,文章针对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因素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键词：消费者行为,情境因素,情境理论
参考文献
[1]李华敏,崔瑜琴.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因素分析[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0(15):73-76.
[2]代祺,周庭锐,胡培.情境视角下从众与反从众消费行为研究[J].管理科学,2007(4):89-89.
[3]蒋厚露.论情境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以麦当劳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2(10):269-270.
[4]戚海峰.突发事件情境下中国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0):29-36.
[5]李华敏,崔瑜琴.基于情境理论的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研究,2010(3):163-166.
情境影响 篇8
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包含着基于对另外一方行为或意图的正向期望和对另一方的可接受性意愿 (Rousseau et al.,1998)。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信任能为个人与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有利于双方的合作,提高工作态度、组织承诺和绩效,容易出现新的组织模式。但是组织信任关系常常因为某些原因或组织本身的行为而被打断,如当雇员认为雇主违反了工作心理契约时,对雇主的信任就会下降(Morrison & Robinson, 1997)。早期的研究经常假设信任很难修复,但是后来发现被破坏的信任是可以修复的,了解如何修复信任已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我国是个低信任的国家,信任修复比较困难,而转型时期,企业很多违背信任的行为发生,不利于良好的雇佣关系或品牌建设。因此迫切需要考虑文化的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探索信任修复的理论、机制和措施,从而为有效修复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缓解“用工荒”做出贡献。对信任的研究以西方学者研究为主,中间经过一段沉寂期后,20世纪最后15年信任研究再度风声水起,西方学者们对信任修复(trust repair)的研究也日益感兴趣(如Lewicki, 2006;Lewicki & Bunker, 1996),从最初对修复策略的研究开始转向构建系统的信任修复模型,并逐步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一是基于归因视角,认为信任违背能够改变被伤害者(信任者)对行为者(被信任者)的目的和行为从正面到负面的归因,信任修复很大程度关注于修复那些归因到正面的程度;二是社会平衡的视角,这部分研究认为信任违背扰乱了社会平衡,信任修复的工作就是恢复平衡;三是对关系修复的一种结构化视角,有研究认为被打破的正向沟通和随后的负面沟通会影响结构化的关系环境,通过修复沟通环境即可修复信任,例如奖励正面沟通和不鼓励负面沟通的环境。
Kim等(2004)从被信任者(违背者)角度出发,认为组织信任修复是指被信任者在感知到信任破坏后,为使信任者的信心和信任倾向变得更积极而所作的努力,Kramer等 (2010) 提出信任修复是关注于被信任者利用信任者的弱点,追寻在未来修复信任者受到伤害的想法的一系列行为,而Tomlinson和Mayer(2009)则从信任者角度指出信任修复是指信任者受到被信任者伤害导致信任度下降后,信任者的信任意愿部分或全部地被修复的过程。Kim和Kramer等从被信 任者视角 提出了组 织信任修 复的定义 ,而Tomlinson等则从信任者视角提出组织信任修复定义,但是信任修复是双方互动的过程,不仅关系到被信任者修复策略的有效性,同时也关系到到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和修复策略的可接受意愿。因此,对于组织信任修复的定义到底从哪个视角进行界定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试图通过上述信任修复的三种理论视角,系统梳理国内外组织信任修复文献,进一步明确组织信任修复策略以及情境影响因素, 以期推动国内对组织信任修复的研究。
二、组织信任修复的定义和策略
信任一般被认为是工作关系的重要基础,当信任违背发生时,这种基础迅速消失,从而阻碍了工作关系中的相互支持和信息分享(Bies & Tripp, 1996),因此需要修复信任。成功的信任修复不仅取决于信任者接受被信任者信任修复行为的意愿,而且还取决于被信任者(违背者)各自为修复信任所采取的策略,包括语言修复策略和行为修复策略。例如2005年肯德基的苏丹红危机出现后,肯德基所属百胜餐饮公司要求全国所有肯德基餐厅停止售卖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两种产品,同时启动内部流程妥善处理并销毁所有剩余调料,防止问题调料回流到消费渠道,并通过媒体和餐厅发布中国肯德基“有关苏丹红(一号) 问题的声明”,向公众道歉。可见,百胜公司为恢复公众对肯德基产品的信任,采用了行为修复策略和“道歉”的语言修复策略。根据Dirks等人(2009)提出的三种理论视角,本文认为语言修复策略可以从“归因”的视角来进行解释,行为修复策略分为直接行为修复策略和间接行为修复策略, 直接行为修复策略可从“社会平衡”的视角来进行解释,而间接行为修复策略可从“结构化”的视角进行解释,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将从不同视角阐述各种信任修复策略。
(一)语言修复策略迄今为止,国外大部分组织信任修复研究关注于语言策略对信任的修复,涉及到信任违背发生之后的反应,如解释、道歉等。根据Dirks等(2009)的分类,道歉、解释、否认等可以从“归因”的视角来解释,但是否把违背结果归因于个人、他人或者情境等,不同的语言策略表现不一样。
(1)道歉(apologize)。道歉是一种承认责任并为信任违背表示遗憾的陈述,因此道歉是一种弥补性交流,相对于否认、找借口等而言是一种事实承认 (Cody & Mclaughlin; Schonbach, 1985),表达了遗 憾 (Hale, 1987; Schlenker & Darby, 1981),同时愿意承担事件的责任(Conlon & Murray, 1996)。根据承担责任的大小和归因方式的差异,道歉可以分为内部归因型道歉与外部归因型道歉两种。内部归因型道歉是指信任违背者表达出为信任违背感到内疚,并愿意对此承担全部责任的陈述,是一种个人归因。如包含着悔恨表达和承诺克制的道歉就是内部归因主导道歉,它会显示违背者试图避免重复类似的行为(Scher & Darley, 1997)。 外部归因型道歉是指信任违背者认为自己虽然对信任违背承担着部分责任,但同时也指出信任违背的出现与他人或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有关,是一种情境归因。根据以往文献,有研究认为道歉比不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好,因为它表达了悔恨和降低了信任者认为今后再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不过也有研究表明道歉将使信任违背的负面结果难以改善,因为它隐含着承认有罪(Riordan et al., 1983)。根据成本与收益理论,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道歉的有效性取决这种反应方式的效益(潜在的补救)大于成本(承认有罪)的程度,收益越大于成本,道歉的修复有效性就会越高。因此当学者们认为道歉对信任修复有正面作用时,实际上归因为收益大于成本,反之亦然。可见从表面上看由于学者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了学者们研究道歉对信任修复的影响效果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 (Kim et al., 2006)。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不仅受到研究者成本收益权衡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Schweitzer等人(2006)认为道歉没有促使信任修复更好,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Schweitzer等人得到道歉作用不明显的结论,归因为可能没有控制宽恕倾向这一变量(张正林, 庄贵军,2010)。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道歉的内容、态度等因素也会对信任修复的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如从道歉态度上讲,表达出诚意的道歉比没有诚意的道歉效果更好;从道歉与事实的关系上讲,违背者的道歉如果被随后的事实证明确实有罪,那么比最终证明违背者无罪的道歉信任修复效果更好;从道歉内容来说,内部归因型道歉(勇于承担责任)要比外部归因型道歉信任修复效果更好。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归因性的道歉效果不仅受到以上因素影响,还要受到违背类型的影响。有学者发现当基于能力原因导致信任违背时,内部归因型道歉比归咎于外部归因型道歉信任修复更好;但基于诚信原因导致违背时,外部归因型道歉比内部归因型道歉信任修复效果更好 (Kim et al., 2006)。可以看出,早期对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研究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后期的研究则在寻找影响信任修复效果的归因,结果发现道歉对信任修复的效果主要归因为违背类型和关注于无辜或有罪事实的有效性影响。
(2)否认(deny)。根据Kim等(2006)提出的模型,当你承认做过有问题的行为时,就需要道歉;否则就要采取否认的反应策略(Kim et al., 2006)。否认分为直接否认与间接否认两种类型,直接否认是指信任违背者认为信任者所提出的信任违背事实或原因是虚假的,并直接对其予以否认; 间接否认则是指信任违背者通过指出是其他人造成了信任违背以间接否认信任者提出的信任违背事实或原因(陈阅,时勘,罗东霞,2010)。根据成本与收益理论,否认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反应的收益(不承认有罪)大于成本(很低的补救可能性)的程度,收益越大于成本,否认的修复有效性就会越高。因此,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否认就会是对信任修复的一种有效反应(Signal, 1988),反之,则是一种负面反应。但是有学者认为否认是一种“平衡”反应,收益可能与成本相等,如Ferrin等(2007)认为否认一方面拒绝了行为过失,增加了信任方对被指责方怀疑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种效应又被没有表达在未来避免犯类似错误的意图所平衡。所以否认的信任修复效果到底如何,到底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学者们对此又进行了深入探讨。有些学者认为否认的修复效果好坏可以归因到违背类型的影响:如对因诚信原因而导致的信任违背,否认的反应方式优于道歉; 而基于能力类型的信任违背,道歉优于否认。也就是说当被违背者发现违背者是由于能力不足原因(如组织资金匮乏)导致信任违背的时候,违背者的道歉比否认策略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反之因为诚信原因(如组织不讲信用)而导致的信任违背,否认比道歉修复效果更好。从以往研究可以看出对否认的研究往往会与道歉联系起来,现有研究发现否认的修复效果受到违背类型的调节,但是否认方式是否还会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还不得而知。
(3)找借口(excuse)。大部分学者研究道歉和否认策略,但是也有学者对其它的语言修复策略进行了研究,如找借口。找借口是有目的的把负面结果的归因与个人相关的程度减少的过程,它试图把负面结果归因从个人转移到外部因素 (Weiner et al., 1991),减少个人对负面事件的责任(Bies,1987)。一般来说,越信服的找借口越能使违背者受到仁慈的对待(Health et al., 2003),信任修复效果可能会越好。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当找借口能减少内部性、可控性和稳定性归因,将修复信任或者能减少(信任者)对结果的负面感知(Weiner, 1992)。
第一,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根据弗里茨.海德(1958) 的分类,把归因分为内部和外部归因。学者们研究发现外部归因的找借口往往要比内部归因的找借口效果要好,因为外部归因的借口能够使人们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找借口的理由越充分,接受者将会越觉得先前出 现的问题 事件是唯 一发生的 结果 (Shaw et al., 2003),找借口的效果可能会越好。有学者对外部归因找借口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地探讨,如Weiner(1985)基于社会印象管理理论,从认知视角出发认为找借口把失败的原因归因为外部能够有效保护失败者的自尊和自我价值, 减少内疚和羞愧感。后来Weiner等人(1987)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失败者并不是有意识地知道真相而故意归咎于外部,基于朴素情绪理论(naive theories of emotion),他们提出失败者归咎为外部的原因主要是一种习惯性地自我心理保护和避免自身受到负面情绪影响。不过Weiner等人也承认在某些场合,这两种视角互为补充要比单独的解释效果要好(Weiner et al.,1987),但在另外某些场合这两种视角的解释可能会得到矛盾的预测。从以上可以看出,外部归因找借口的效果往往优于内部归因的找借口,但是内部归因的找借口与外部归因的效果比较还可能受到其它因素影响,如这些内部归因是不可控的。
第二,可控性归因。一个负面结果是不可控制的借口能够减轻愤怒(Weiner,2001),有助于修复信任。反之负面结果是可控制的借口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对减轻愤怒起到阻碍作用(Yirmiya & Weiner,1986),因此找借口往往试图展示行为者真正的目的或者原来的意愿被他/她不能承担责任(不可控)的外部力量所干扰(Scott & Lyman, 1968)。 Weiner等人(1987)研究也认为内部归因和可控性归因的找借口以及包括有目的找借口都会激起愤怒,因此人为地减少控制和有意图的归因感知将会减少愤怒反应。他们以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归因影响为例进行了说明,当别人对于失败者为什么失败进行归因时,努力程度不够作为一种负面评价相对于能力归因更能引起愤怒,这是因为努力的成本是可以控制和有意图的,而能力是无法控制和非故意的, 即使这些归因都属于内部归因。
第三,稳定性归因。以往大量文献证明稳定性感知的变化会 引起对事 件在未来 再发生可 能性的感 知变化 (Weiner,1986),因此稳定性归因也被考虑在找借口的框架中(Weiner et al., 1991)。当把负面结果的出现归因于某种影响因素时,当这种因素存在越稳定,信任者就会感到负面结果在未来重复发生的可能性会很高,违背者找借口的影响效力就会越小,信任修复效果就会越差。
可见,当找借口呈现出外部归因、不可控和不稳定性归因的特征时,它的信任修复效果相对于其它几种特征组合可能会更好。
(4)正当化(justification)。有学者认为正当化与找借口是解释(explanation、accounts)的两种类型(Scott & Lyman, 1968),都是承认了不幸的事实(Weiner et al., 1991)。因此学者们往往把这两者对比来进行研究,从归因视角而言,找借口是外部归因(外部归因多于内部归因),而道歉和正当化代表着内部归因 (内部归因多于外部归因)(Crant & Bateman,1993);从内涵来说,找借口是决策者承认产生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自己的行为是不理想任,把失败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和环境影响,是一种减轻罪责声明(Sitkin & Bies,1993);而正当化是决策者承认自己有责任,但是通过指明自己的行为对上级的目标实现有帮助而否认行为是不合适宜的(John et al., 2003),是一种免责声明(Sitkin & Bies,1993)。基于此,Tomlinson和Mayer(2009)把正当化定义为被信任者对某一消极行为结果做出积极或正面的解释,从而证明该行为是正当、合理的,并且是符合道德规范和标准的,即正当化是把消极行为描述为更少程度讨厌或正面行为的一种尝试(Scott & Lyman,1968)。根据费斯廷格社会比较理论,正当化呼吁要求更多的权力、思想、标准或者忠诚, 才能今后通过类似的行为取得正面结果而不是负面结果(Shaw et al., 2003)。Conlon和Murray(1996)通过举例解释了正当化,如披萨生产厂商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人喜欢一种辣的、独特的口味,但是有小部分消费者(抱怨者) 不喜欢这种口味,企业正当化的解释是:企业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满足大部分消费者需求,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即认为自身这种做法是合理的(Conlon et al., 1996)。由于正当化的解释往往比同一结果的不解释能带来更高的公平感 (Bies & Shapiro, 1987),因此信任修复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5)承诺(promise)。根据戈夫曼50年代提出的印象管理理论,承诺是代表着一种被设计为对未来行为有正向意图的自信的印象管理策略。因此,承诺能使信任者把违背者归因为是可信赖的,能明显加快信任修复过程,如承担责任和改变未来行为的承诺能导致更高的信任感 (Ho & Weigelt,2002)。不过采取欺骗手段导致信任违背之后的承诺相对于没有欺骗后的承诺而言,降低了信任者对违背者是可信赖的主观认知,延缓了信任修复过程,导致修复的难度增加。但是有学者认为从长期而言,值得信任的行为与带有承诺的信任行为对信任恢复效果是一样的。
(6)沉默(reticence)。沉默这一语言策略被关注较少,仅Ferrin等人(2007)对沉默做过研究,他们把沉默定义为一种违背方不能确定或者不能否定指控真实性的一种状态,可以作为违背者对信任违背后的一种反应策略。由于沉默意味着对信任违背不回应,对信任违背不回应代表着违背者内心不是很愧疚或者根本不打算修复信任, 因此愈让信任者归因为违背者没有诚意去修复信任, 从而导致沉默的信任修复效果不佳。
(二)行为修复策略在已有的信任修复研究当中,很多研究把道歉、否认和其它的语言策略作为修复信任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作为“便宜的说话”应该被摈弃,因为信任者可能想要比仅仅言语表达更实在的东西,如让违背者为过去行为买单或面对着对未来行动的真正限制(Dirks et al., 2005)。因此,有一些信任修复研究特别关注于实质性的行为修复策略,而不是语言修复策略。
(1)直接行为修复策略。社会平衡理论认为,信任违背扰乱了社会平衡,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信任修复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平衡。修复包括关系中平衡重建的社会过程, 为了修复关系,可以通过重建双方相近的立场和通过不同的流程确定控制他们的规则(Goffman, 1967),类似的流程包括惩罚、赎罪等,不难看出,这些流程都是与信任双方直接相关的行为修复策略(Dirks et al., 2005),简称为直接行为修复策略。
第一,赎罪(penance)。在违背发生后,违背者有时候期望为信任违背支付一定的罚金或其它成本,当违背者主动承担时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当强加于违背者时被认为是一种惩罚(Dirks et al., 2005)。显然,惩罚是无意的被强制赔偿,赎罪是有意的主动性赔偿,有研究证明赔偿的修复效果会受到违背者意图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影响 (Darley & Pittman, 2003),因此惩罚和赎罪可能是两种效果不同的直接行为修复策略。一般来说,赎罪表明违背者存有内疚感, 必须承担责任并采取适宜的自我惩罚措施去补偿被伤害者所遭受到的损失 (Cropanzano, Goldman, & Folger, 2003), 去恢复双方之间的某种平衡。根据Lewicki等人(2005)的研究,单纯的赎罪策略从信任者(被伤害者)角度而言确实能够有效促进信任修复过程。Bottom等(2002)也发现单独的赎罪能加强合作(信任增加的结果),他们同时发现小额赔款的赎罪和大额赔款的赎罪对关系修复的效果是一样的。不过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Desmet等人(2011)认为加大赔款的力度有利于表达出良好意愿,更有利于合作与妥协 (Cremer, 2002, 2004),从而可以增加信任修复的效果。从赎罪方式与其它修复策略的交互作用上来看,Bottom等人 (2002)认为道歉、赎罪和宽恕对关系修复是必要的,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缺失,关系都是不平衡的、易碎的和面临死亡的危险。他们研究也发现通过道歉,以赎罪作为补充的修复策略比单独的道歉对信任修复更有效。Bottom等人对以道歉或否认为主、赎罪为辅的修复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并没有对以赎罪为主、道歉为辅的修复策略进行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也没有深入探讨能够解释这些方式的内在机理。
Dirks等(2005)通过对赎罪的行为修复策略研究回答了以上问题,他们进行了两项分研究:第一项研究发现赎罪确实能在违背发生后修复信任;其次,赎罪通过后悔感知而不是预防感知来修复信任;第二项研究考虑到很少有研究把语言修复策略和实际行为策略结合起来,不有利于对信任修复的理解。因此,第二项子研究在第一项研究基础上,探讨了道歉和赎罪结合的方式以后悔感知为中介变量,在能力类型(诚信或能力)的调节下对信任修复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基于能力类型违背时,被信任者修复信任的有效性取决于信任者把被信任者的努力认为有多大后悔的程度,即信任者感知到被信任者越后悔,被信任者的努力就越有成效,反之亦然。同时,Dirks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增加行为策略到非行为修复策略中去(如先让失信者道歉,再辅之以赎罪)与增加非行为方式到行为方式中(如先赎罪,再让他们道歉)对信任修复效果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Dirks等人(2005)的研究结果解决了Bottom等人没有关注的问题,即说明了以赎罪为主、道歉为辅的修复策略与以道歉为主、赎罪为辅的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的效果没有明显差异,同时提出了内在的认知修复机制(从信任者视角出发):包括后悔感知与预防感知的中介机制以及正直违背和能力违背的调节机制。
第二,惩罚(punishment)。惩罚作为一种关系修复策略, 往往出现在公平理论文献研究中,因为修复是理解公平含义的一个重要部分(Umbreit, 1989)。在Umbreit对入室盗窃受害者的研究中,惩罚定义为盗窃者(违背者)被监禁,不过惩罚手段很少被入室盗窃受害者关注,因为宽恕比惩罚和报复更容易让人觉得是对个人过错的一种可接受和公平的反应(Bradfield & Aquino, 1999)。可见,惩罚作为一种强迫性赔偿,往往很难让人接受,因此惩罚往往由授权的第三方执行(Peachey, 1989)。这也正好解释了赔偿和惩罚的区别,如一个小偷最后被抓住,将会赔偿失主的所有财物损失,但是适宜的惩罚一定要通过司法系统(第三方)来进行,赔偿力度要和犯罪的不道德程度相匹配 (Darley & Pittman, 2003)。总而言之,惩罚发出了行为不可接受和必须付出代价的信号(Gillespie & Dietz, 2009),在高利害关系的情势下,通过惩罚可以阻止对方从事破坏双方关系的活动,甚至可以作为重建信任关系的一种尝试(Lindskold, 1978)。因为惩罚提供了关系生存的基础,人们可以开始尝试建立信任(Dirks, Lewicki & Zaheer, 2009),恢复双方关系平衡,从这方面来说惩罚不良企业确实有利于企业和员工以及企业之间的信任修复。总而言之,直接行为修复策略作用的对象是信任者或者被信任者,而不是其它事物,但是也有研究试图通过某些行为去改变信任者或被信任者所处的环境,继而间接影响信任双方的感知,从而对违背后的组织信任进行修复。
(2)间接行为修复策略。结构化理论认为,导致负面沟通上升、正面沟通下降的信任违背能够被不鼓励负面沟通和鼓励正面沟通的结构化环境所修复,结构化环境的因素包括系统与流程的变化,结构的不合理或结构太复杂,工作职责与权力的不匹配等。通过改变导致信任违背的结构化环境,可以阻止和减少未来违背的可能性,改变的方法有合法的纠正措施(激励、监管,合同,控制)、社会结构化等。事实上结构化的理论体现着抵押的思想,当改变信任者和被信任者所处的结构环境时,如果被信任者会被外部约束,当他们知道违规存在一定风险损失时,违背的动机就会大为降低,换句话说,就是相当于抵押某些有价值“物品”出去,如果违约,这些“物品”就会失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akayachi和Watabe (2005)所进行的实验研究,通过监管和自我约束策略研究抵押对信任修复的影响。他们认为早期研究并没有明确提出抵押对信任提高的影响,但是某些研究可以用抵押的观点来进行解释,比如Slovic(1993)研究认为提高对核能发电厂信任的唯一影响事实是:由当地市民和环境学家们成立的监督委员会,如果他们认为核能发电是不安全的,那么他们有合法的权利去关掉它。事实上,公众的委托授权实际上体现着抵押的思想,因为这种委托提高了发电厂行为的诚实性和与公众合作的动机。Nakayachi和Ohnuma(2003) 也认为当环境管理部门能促进信息公开和接受防止欺骗的监督和约束时,能够有效提高公众的信任感,这种接受性降低 了不慎重 管理和欺 骗公众的 动机 。Nakayachi和Watabe(2005)认为,企业责任的典型抵押策略是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但是强加的监督和约束规则并不会一直提高公众信任。而自愿抵押能增加信任。对于这样的结果, Nakayachi和Watabe(2005) 并没有具体解释。而Dirks等人 (2005) 的研究则部分回答了Nakayachi等人的结论所产生原因,即自愿抵押能增加信任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是抵押对不可靠行为提供了阻碍,部分地防止被信任者从事违反信任的行为;二是抵押为信任者提供了有关被信任者后悔的信息,Dirks等认为更有可能是第二条原因导致自愿抵押加强了信任,即自愿抵押通过监管和自我约束的策略可以有效修复信任。不过有些信任修复研究对此得到不同结论,如Sitkin和Roth(1993)认为合法的解决措施对信任修复是无效的。因此外部合法的监管与激励措施是否能提高信任度存在一定的争议。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组织信任修复策略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汇总,如表1所示。
三、影响组织信任修复的情境因素研究
在对组织信任修复的过程当中,信任修复效果不仅受到双方语言修复策略和行为修复策略的影响,还会受到各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如信任者和被信任者的个性特点、组织特点(如企业文化、行业特点等)、双方的关系(如上下级、同事关系等)、社会背景等,不同学者进行了有关研究。 如Gillespie和Dietz(2009)提出内部组件(即领导和管理实践,文化、战略,结构和流程)和外部环境(即外部治理和监管,声誉) 可以通过互动活动,影响组织员工的信任感。 Lount等人认为不同学者研究道歉对信任修复的影响,得到相反结论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信任破坏具有时间性(Lount et al., 2007),即时间性会影响信任修复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将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三个层面分别阐述组织信任修复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个体层面从个体来说,情感在理解信任是如何变化方面是一个关键考虑,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Tomlinson & Mayer,2009)。Williams(2001)认为情感反应将会影响到他们如何评价他们忠诚和信任别人的感觉,特别是负面情感也会影响到信任评估 (Dunn & Schweitzer,2005)。情感反应一般包括愤怒、失望和喜悦等,这些情感从因果归因的角度而言,会影响到随后的信任和可信赖性 (Tomlinson & Mayer, 2009)。因此,对于组织间以及组织和员工间的信任关系来说,个人作为组织的代言人,在信任违背后与员工间的情感反应,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双方信任的变化,从而最终影响组织信任修复的效果。
注:“+”表示正面影响;“ns”表示无显著影响;“++”表示影响程度加强。 表中省略了复杂的调节效应和多个调节变量的具体调节类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二)组织层面从组织层面来讲,组织文化、战略、结构、流程、领导和管理实践或者正向、或者负向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感(Gillespie & Dietz, 2009)。因此当信任违背发生后,这些因素通过对信任的影响会干扰组织信任修复的效果。
(1)领导、管理实践与信任修复。通过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地位较高领导(Leadership)的行为能够直接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度,这是因为如果员工不信任他们的直接领导,就会扩大为对组织的不信任(Kouzes & Posner, 2002)。 管理实践(Management practices)指的是管理者进行日常商业活动的行为,它的目标是通过合作、沟通、控制、计划人员的使用、资金和资源去实现组织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典型的管理实践活动包括进行绩效和业务反馈、鼓励和监督个人与团队目标设定等 (Isaksen et al., 2001)。Dickson等认为通过管理实践活动,各个层次上的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他们自己的角色行为发出员工期望的信号:包括不可靠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被容忍,甚至沉默被鼓励(Gillespie & Dietz, 2009),从而促使员工形成一种认知:即组织鼓励不信任行为,造成员工今后从事不信任行为的概率增加,导致组织信任违背增加和信任修复的难度增加。
(2)文化、氛围与信任修复。组织文化是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对个人、群体及团队之间往来与合作构成影响的一组共有的价值观、规范、行为准则及期望 (Jones & George, 2007)。而工作场所气氛则会影响到心理图式和员工对组织行为和事件共同诠释的发展(Schein, 1990),根据Nooteboom(2002)的说法,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来自于他们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因此,组织文化和氛围可能会影响到组织信任的变化和修复。
(3)战略与信任修复。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组织战略就是企业为了获取与组织目标以及使命相契合的经营成果而制定的高层管理计划(Wright et al., 1992)。它包括财务战略、营运战略、人力资源战略,决定了工作部门的目标、 资源、预算、制度和流程,并依次对员工发出组织期望行为和体现组织真正价值及优先考虑重点的信号 (Burke & Litwin, 1992)。战略代表了组织对它的利益相关者是否诚信和善行的行为意图,一些明显的组织失败包含着等同于无能力的“做事过头”战略或者忽略了某些利益相关者的战略,这都削弱了组织的可信性(Gillespie & Dietz, 2009),减少了公众和组织内员工对于它的信任度,组织信任违背后的信任修复难度会更大。
(4)结构、制度、流程与信任修复。结构、制度、流程设置了可接受行为范围,通过安排角色、对在职者期望和限制自由行为等方式灌输和控制组织成员的 (不) 信任感 (Perrone et al., 2003)。相反,一些心不在焉、不清晰和未使用过的安排能促进员工不胜任和不诚实行为的发生,在这种结构方式下,制度和流程能够强有力地影响组织信任 (Gillespie & Dietz, 2009),对组织信任修复的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
(三)环境层面从环境层面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1)外部监管与信任修复。外部监管主要指外部管理机构和制度的监管,而基于制度的信任模式包括来自于政府、专业机构、商业机构和行业网络的法律和管理机制 (Ring et al., 1992),这种制度环境可能缺乏足够的约束机制或者可能包含机会和使当事人从事不信任行为的激励 (Gillespie & Dietz, 2009),削弱了当事人双方信任的基础, 影响了初始信任以及信任违背后的信任修复。
(2)社会声誉与信任修复。组织的社会声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的产品和服务、商标名气和组织在行业及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地位(Klein, 1997)。组织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等因素将使组织在公众中树立一定的名声,如果公众对产品和 服务不满 意将会减 弱员工对 组织的信 任度 (Gillespie & Dietz, 2009),一旦发生信任违背,破坏的组织信任就会很难得到修复。
综合前人研究观点,整理信任修复过程模型如图1。
尽管前人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但是对信任违背的了解 (Zucker, 1986) 和如何应对它们仍然受到限制(Bell, 2002),存在着很多研究不足,具体如下:一是组织信任修复概念还没完全界定,仅有几名学者探索性地提出概念, 要么从信任者视角,要么从被信任者视角提出概念,还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定义。组织信任修复是关系到信任双方的事情,没有双方的配合,组织信任修复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今后开展信任修复研究首先要对组织信任修复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二是信任修复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的事情,信任者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影响到被信任者的修复努力程度,最终会影响修复结果。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已有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于在信任违背后的被信任者反应,忽略了对信任违背后的信任者反应。 因此今后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被信任者的情感和行为反应, 也要关注于信任者接受被信任者修复努力的程度和行为反应,如信任者的“宽恕”程度。三是研究者更多关注于信任遭到破坏后被信任者的语言反应策略,如道歉、否认等, 这些修复策略主要改变人的认知,考虑情感和行为因素较少。而实际上信任修复是动态发展的,初始信任修复主要是认知上的,而在后续的时间内受害方(信任者)却可以通过行动来观察过错方(被信任者),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态度, 因此语言策略与行为修复策略的结合甚至单纯的行为修复策略可能会更有效修复双方合作关系,但是类似研究不多。因此,今后的信任修复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于行动反应与语言反应相结合的信任修复策略。四是目前对信任修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任修复策略有效性上面,如基于不同违背类型的道歉影响作用不同。但是在发生信任违背后,信任双方的个性特点,双方的关系、组织系统等情境因素对于信任修复会有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对初始信任修复和长期信任修复会有什么作用?是调节还是中介?遗憾的是类似研究不多,而且学者们也只是仅仅提出了一些影响信任修复的情境因素,但是并没有深入研究它们的作用机制。五是信任修复的本土研究。当前大部分信任修复研究是由国外学者在西方背景下研究的结果,而国内对信任修复的本土研究很少,由于我国是个低信任的国家,如何考虑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如“关系”和“面子”,因此构建符合我国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信任修复模型需要展开研究。 六是时间对于信任修复的影响作用。信任修复是动态发展的,包括信任破坏后反应的时间性对信任修复结果的影响、信任修复结果是否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明显的变化等 (如是否变得更脆弱还是得到加强?),已有研究都是横截面研究,纵向研究不多,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学者的探讨。七是信任者与被信任者的关系。国外大部分研究采用实验方法,如请几百名学生观看一段有关信任破坏的录像,然后请大学生(信任者)对录像中被信任者(破坏者)的反应(如道歉、否认等)进行评价,针对不同违背类型和反应方式, 探讨信任者的信任程度是否有所区别。这里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完全是陌生人或者关系很浅,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信任范式,外部效度很低,说服力不强。因此,考虑到研究的科学性,今后的研究要以实际研究对象为主,如实地调查企业员工。八是信任修复过程研究。在信任修复文献中信任复原的过程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 信任修复过程是不恰当行为被纠正、受害者权利得到恢复和有利于信任修复环境再造的过程,是很关键的过程,但是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因此也应该是今后关注的一个重点。
摘要：组织信任修复主要指被信任者为修复信任者对他的信任而尝试做出的努力。本文从信任者和被信任者视角分析了信任违背之后的组织信任修复慨念;在此基础上,从归因视角、社会平衡视角、结构化视角深入探讨了组织信任修复策略,包括归因视角的语言修复策略,如道歉、否认等;社会平衡视角的直接行为修复策略,如惩罚、赎罪等;结构化视角的间接行为修复策略,如监督、激励等,从而归纳了影响组织信任修复效果的不同层面情境因素并提出了组织信任修复研究未来的方向。
情境影响 篇9
一、网络情境
网络情境包括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前者即国际信息互联网络;后者是指用户使用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 通过移动网络获取移动通信网络服务和互联网服务, 是传统互联网的补充和延伸。从技术方面看, 网络具有全球化、数字化、去中心化、多媒体化等特点;从社会性角度来看, 网络具有资源的丰富性、信息的互动性、空间的虚拟性、言行的匿名性、价值观多元化等特点。
二、网络情境的新特征
研究发现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并深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大多数人会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出和自身性格差异极大的行为。学者John Suler的观念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异, 需要考量在此之中体现出的数字化世界的延拓。正是数字化世界的特殊性造成了高职院校学生独特的心理体验。
(一) 感知经验受到局限
人们在真实生活中能得到全方位的感知经验的整合, 但在网络体现中感知经验却会受到限制, 因为无法营造出体验的真实氛围。虽然个体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极大的联想空间, 但是却会出现认识的偏差和主观臆断性。
(二) 身份的虚无性和匿名性
因为网络天生具备的虚拟性, 个体是通过网络这一媒介进行交流的, 所以后续的很多感知要素也是构建于此。个人的身份往往隐藏在网络另一端, 当身份的隐匿得以实现后, 个体往往会突破身份的约束而宣泄自身的情感, 或是通过此种匿名性来将自身的真实想法完全的展现在公众面前。
(三) 身份、地位的平等
高职学生生活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几乎人人都拥有QQ、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 习惯了网上冲浪的他们也喜欢这种自由、平等发表自己声音的环境。有研究者认为, 这就是“网络民主”。在现实世界中, 普通学生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渠道不多, 而网络却提供了这方面的平台, 几乎每个学校都在著名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拥有自己的社区, 如百度贴吧等, 往往在上面能听到很多来自学生内心的声音。
(四) 网络社交新变化
在网络社交中, 由于网络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束缚, 人们可以选择隐藏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身份, 重新构建新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个人社交网络。这种“身体缺席”式的沟通互动, 冲击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面对利弊兼具的网络社交, 应在规范、净化网络社交环境的同时, 通过加强网络素养教育, 倡导积极健康的网络社交观念, 既充分发挥网络社交的信息分享功能, 又最大限度地遏制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三、高职学生网络心理特点
所谓网络心理就是在虚拟的网络情境里人的心理过程及其由此而形成的人的个性特征。网络情境下, 高职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不同于一般青年, 分析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思维表现出批判性与创造性心理并存的特点
高职学生的思维已经日趋独立并表现出批判性。他们不愿意完全接受别人的观点, 而希望提出自己的看法,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展现出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探求心理。并且自尊心非常强烈, 喜欢通过逻辑表达阐述自己的观念, 但是常常也会因为情绪的冲动而导致语言的暴力倾向, 容易在网络表达的过程中带着很多的负面情绪。但总的来讲, 网络也带给高职学生很多正面的积极作用:积累知识、带促进思考、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丰富了自身的经验体系。
(二) 在获取处理信息时表现为猎奇、从众的特点
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高职学生群体所具备的心理特征, 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现象的产生, 譬如少数学生散播谣言、病毒等, 这本身已经是违法行为。还有一个方面是体现在高职学生在对于网络信息知识的获取和整理之中, 也存在着主观上的臆断以及趋于大众化的妥协态势。譬如有些学生在网站上发布谣言, 很多学生进行附和。这里面也就会出现高职学生网络群体从众以及好奇的心理, 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良性的规范, 可能会在后续操作处理中产生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所以需要把握其中要素是分析的关键核心, 在力求效果最大化的前提下, 充分保障信息获取的准确性以及知识学习的有效性。
(三) 色情信息对性心理的冲击
因为网络信息具有着跨国界差别的 (有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特性, 这种超越时空的信息传播方式, 深远的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方式。但在承认它对于人类发展所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带来不少负面效果, 体现在网络信息精华和糟粕的交融。在信息发布、传播和交流之中也会出现很多色情暴力以及思想几段的内容。有调查研究表明, 网络上非知识性信息中有着47%的色情信息。由于高职学生群体正处于青春期阶段, 性意识渐强, 而学校又没有提供正常的信息渠道。所以他们往往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理, 如果抵抗不良信息的意志力很差, 将会由此引发不良的后续影响。有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学生无意中接触到色情网络信息, 更有甚者由此产生性犯罪。
四、网络对高职学生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 网络一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高职学生信息的获取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同时也会使部分学生沉迷网络, 荒废学业
升入高职高专后, 除了少数人能在社交场合或专业学习领域占据优势地位, 更多的学生在高中时学业成绩就不够理想、平时表现非常一般, 在学校开展的活动中也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心理上体验不到成就感。与上面的现实生活相对应的是他们在网络情境中找寻了别样的精彩, 可以缓解现实中的压力和烦恼, 同时也能够充分满足在现实生活中难寻踪迹的成就感。譬如他们在游戏的过关等环节中, 在愉快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所谓的“高峰体验”,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在网络游戏状态中感受到的极致成就感带来的快感不具有持久性。现实的无奈将会以恶性循环的态势向前发展。最后使这些沉迷网游的学生渐渐的丧失了生活的动力, 学习的兴趣以及现实目标的获取。这将会非常严重的影响着高职学生的身心健康。无论是从社会、学校, 还是家庭的角度分析, 均是不利的。
(二) 网络社交的便捷性以及隐蔽性, 使高职学生获取人际交往需要满足的同时, 却忽略了现实中的真实交流
高职学生正经历着青少年向成年人过度的阶段。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关怀以及关注, 同时有的时候也是困惑于人际交往的方式, 表现在社会人际交往的复杂性和学生群体心理的单纯天真。在学校生活中有很多的学生感到力不从心, 不知道如何去做。有的学生正是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的趋向于负面交往情绪以及负面交往状态, 甚至由此引发人际交往障碍, 包括社交恐惧、多疑封闭、回避害羞等。当他们使用网络的时候, 会感觉到网络社交的神奇, 似乎在现实中的问题全部没有, 并且具有其独具的优点, 不再以貌取人, 没有等级的划分, 可以更赤诚的进行交流没有顾虑。认识的朋友圈也更加的广泛, 没有地域的限制。完全是投缘的行为, 所以它的出现带来很多的诱惑力, 也充分满足很多学生现实的心理社交需求, 不可否认也会带来交往的快乐, 也带来了相应的成就感。但是与此同时就会产生很多的现实问题, 将现实的社交持续恶化。渐渐的产生了迷恋网络, 回避现实的状况。可能正是因为有网络媒介的存在, 在获取不同寻常的社交快乐的过程中, 会导致着现实中的社交状况变差, 进而产生了孤独的感觉。
(三) 网络情境对高职学生人格的影响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的特征, 也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之一。作为人格的核心内容的“自我意识”, 能够在网络情境中被塑造和强化, 尤其是他们在学校生活中非常注重自我意识, 渴望被尊重。而网络的出现, 对他们来讲, 是一种全新生活理念展现的媒介, 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学生生活网络化的延伸, 同时也能够实现现实中很多难以实现的意愿, 所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关注度, 也更深入的使他们体验到自由的含义。网络对于高职学生人格影响中, 有利的一面是能够通过网络更好的锻炼自身, 帮助其形成人格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不利的方面也是非常显著:网络情境的身份的虚无性和匿名性也可能导致部分学生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 在行为上表现出没有自我约束能力, 进而产生过犹不及的现象。长此以往, 将会产生人格的障碍, 表现出双重人格以及多重人格等问题, 影响其身心健康的成长。
五、结语
对社会和个体而言, 互联网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源库, 对高职学生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同时高职学生过度沉溺、依赖互联网而引发的一系列心理、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困扰着教育工作者们。引导高职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 对促进其身心的成长以及高职院校规范管理的实现,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松英.网络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J].中国健康教育, 2005
[2]金伯利.s.扬.网虫综合症——瘾的症状与康复策略.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情境影响 篇10
1 相关研究述评及假设提出
关于组织内动员对员工捐赠行为的影响作用,国外的实证研究不多。国外学者Frey等[4]指出,在工作场合募捐中提供他人捐赠的信息,人们更愿意捐助。Keating等[5]通过实证调查表明上级是否参与到捐赠活动中以及其是否追求“100%的捐赠率”等对员工是否捐赠以及捐赠数额的有正向影响。国外研究针对组织募捐方式对员工捐赠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而我国的国情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很多企业尤其是体制内单位对员工进行募捐时带有很浓的强制色彩。我国有学者对个人所在的组织动员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毕向阳等[2,6],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单位动员在大众参与“希望工程”过程中的效力与限度。何光喜[7]通过调查发现,所在单位(或学校)是否经常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是影响个人做出慈善捐赠决策最大的变量。但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仅简单分析了工作组织动员对个人捐赠决策的影响作用。
综上可见,国外已有的关于个人捐赠决策的理论已不足以解释我国特有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特点,而我国虽然有学者对工作组织中的个人捐赠行为进行了一定探讨,但没有从管理学角度深入剖析个人在其所在的工作组织动员过程中的捐赠决策影响因素。本研究从募捐事由、组织动员方式和个人层面因素(包括组织信任、组织认同、集体主义倾向)对工作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1.1 公益事项(募捐事由)属性感知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
组织动员员工捐赠,会因为某个事由,比如救灾、扶贫、教育等,这里的动员事由就是本研究所指的公益事项。Sargeant[8]调查发现,人们更愿意支持自己感兴趣的公益事项或与自己家庭有紧密联系的公益事项。在门对门的募捐研究中,Sargeant等[9]证实了这一结论,对公益事项的兴趣是影响捐赠者决定是否继续捐赠的因素。我国学者侯俊东等[10]认为在我国情境下,非营利组织公益事项属性感知对个人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他们指出个人对公益事项属性感知包括效用感知、重要性感知、可接近性感知、可参与性感知以及与价值观一致性感知等五个维度。
本研究借鉴侯俊东和杜兰英[10]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组织因为某个公益事项动员员工捐赠的过程中,员工同样会感知动员的公益事项属性,但仅会感知其重要性、可接近性以及与价值观一致性等3方面,而不会关注公益事项的效用及可参与性。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公益事项属性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假设1a:公益事项重要性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假设1:公益事项可接近性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假设1c:公益事项与价值观一致性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1.2 组织动员方式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
Long[11]研究认为,募捐者与捐赠者的关系影响人们的捐赠行为。Keating等[5]在文献中提到上级是否参与到捐赠活动中会给捐赠者造成社会压力。我国学者孙立平等[6]也指出,领导人的参与是慈善项目获得成功的重要环节。综合文献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组织者是员工的上级还是平级会对员工的捐赠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动员组织者不同,员工的捐赠意愿也显著不同。
1.3 个人层面因素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
(1)组织信任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组织信任是员工心目中对组织或雇主持有的信赖和支持的情感[12]。作为对他人或社会实体的肯定态度,信任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员工对组织信任无疑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员工对组织的信任程度越高,即相信组织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员工的捐款,也就越可能愿意在组织动员的捐赠中捐款。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组织信任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2)组织认同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组织认同是个人对组织的归属感或共同感,即个人倾向于将自己与组织看成一体,与组织荣辱与共[13]。认同组织的员工会从群体规范以及组织整体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即使离开组织,也会继续表现出有利于组织的言行[14]。因此,组织认同势必会引起员工有利于组织的行为。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组织认同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3)集体主义倾向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文化不同,人们的社会行为也不同。而且,文化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决策[15]。研究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这一中国特色问题,中国文化特征不可忽略。集体主义作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维度之一,指的是人们从出生起就与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组织结合在一起,而组织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16]。集体主义倾向显著影响人们的行为意愿及态度[17]。Schwartz等[18]认为集体主义者有亲社会、追求安全等动机,他们保护或提高其他人的福利,追求社会的稳定。
我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集体主义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陆岩[19]指出个人在组织动员捐赠中表现出很强的“集体主义倾向”,但没有对此进行验证。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5:集体主义倾向正向显著影响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
(4)集体主义倾向对组织认同的影响。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占主导的社会里,个人往往从道德、思想的角度处理他与组织的关系[20],他们更愿意与组织建立和谐的关系,经常喜欢支持组织,对组织有很强的认同感。Alvin[21]指出集体主义倾向通过影响个人对团队合作的态度进而对组织认同产生影响。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6:集体主义倾向正向显著影响员工对组织的认同,进而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
(5)集体主义倾向对组织信任的影响。集体主义者严格区分内部团体(in-group)和外部团体(out-group)[16]。在内部团体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寻求集体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更愿意合作,内部信任也较高[22]。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集体主义倾向与组织信任的正相关关系。Huff和Kelley[23]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里,内部团体的信任高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崔洛燮[20]研究了跨国公司中民族文化(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对中韩两国员工组织信任的影响,指出集体主义对组织信任的影响是明显的,尤其在集体主义倾向强的中国。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7:集体主义倾向正向显著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进而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
综上,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情境问卷设计
采用情境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共设计2份问卷,分别对应2个不同的组织动员情境。每份问卷的开头,都会设计一个动员情境,描述如下:“您所在的单位,因为某个公益事项动员员工捐赠。在这个动员过程中,组织者是您的上级(或平级)”。问卷内容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被试者捐赠意愿的测项;第二部分是有关被试者的公益事项属性感知、组织信任、组织认同及集体主义倾向的测项;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被试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年收入、职位以及单位性质等。除个人信息外,所有变量均采取Likert七点量表,1代表非常不赞同,7代表非常赞同。
捐赠意愿量表是根据本研究的研究内容自行设计,包括“我愿意在上述的动员情境中捐赠”和“只要单位动员捐赠,我就愿意捐赠”2个测项。公益事项属性感知量表参考侯俊东和杜兰英[10]编制的量表进行了修订,分为3个维度,包括公益事项重要性感知、公益事项可接近性感知以及公益事项与价值观一致性感知,包括“我觉得这个公益事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觉得这个公益事项对社会发展很有帮助”等9个测项;组织信任量表采用Rob-inson[24]的成熟量表,包括“我相信我的单位处事是非常正直的”、“我认为单位能够公平地对待员工”等6个测项;组织认同量表采用Ashforth等[13]的成熟量表,包括“当别人批评您所在的单位时,您觉得是对您个人的侮辱”“单位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等6个测项;集体主义倾向量表采用Clugston等[25]的成熟量表,包括“团体福利比个体奖赏更重要”、“对我而言,得到工作团体成员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等6个测项。采用国外学者的成熟量表时,为确保语句的准确表达,采用英汉双向互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完成后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学教师反复修改和完善。
2.2 预调研
由于捐赠意愿量表是本研究自行设计,公益事项属性量表也没有经过大量验证,因此笔者对问卷进行了预调研。共请160个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帮忙填写问卷,两种情境分别发放80份。共回收135份有效问卷。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捐赠意愿量表和公益事项属性量表的因子载荷均在0.600以上。然而集体主义倾向量表有一个测项的因子载荷小于0.500,而且删除这个测项后,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从0.767提高到0.781。王国保[26]在应用此量表对我国员工进行调查时,也发现这个测项因子载荷过低,从而在研究时删除了这一测项。因此,为提高量表的信效度,笔者在正式调研时删除了这一测项,形成最终的问卷。
2.3 数据收集
首先找到50个单位的在职员工作为联系人,通过他们在本单位发放问卷。在寻找这些在职员工时,一是确认他们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发放问卷,二是尽量确保他们所在的单位性质不尽相同。要求每位在职员工在本单位随机发放20份问卷,每种问卷各10份。本次调研共发放1 000份问卷,回收601份,有效问卷528份,有效率为87.9%。2个动员情境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263(组织者是上级)、265(组织者是平级)。利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发现,两样本量在人口统计学方面差异都不显著,即两样本量人口学统计特征基本一致。总样本的基本信息以及非参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样本的性别比例基本一致,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的样本比例达到84.3%,,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本科及以上,个人年收入在3~15万之间的人占了样本量的71.2%,体制内单位参与调查的员工高于体制外单位的员工。从职位分布来看,普通员工最多,占了本次调查的45.8%,基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次之,高层管理者最少。
3 研究结果
3.1 同源偏差分析
考虑到问卷是由同一人填写,可能存在同源偏差(CMV)的问题。因此,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未进行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是31.6%,没有解释大部分方差,说明本研究同源偏差基本不会对研究结论造成较大干扰。
3.2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本研究应用Cronbach’sα系数和组合信度检验量表的信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700,达到相应的要求,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2)效度检验。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效度。结果表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良好:χ2/df=1.997<3,GFI=0.920,CFI=0.959,NFI=0.921,IFI=0.959,均大于0.900,RMSEA=0.044<0.050。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超过最低标准0.500,而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即AVE值)都超过了0.500的标准,收敛效度较好。各潜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与潜变量间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各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的区别效度较好。综上,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效度较好。
3.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员工捐赠意愿为因变量,公益事项属性感知、动员组织者、组织信任、组织认同以及集体主义倾向为自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研究结果表明,公益事项重要性感知,组织信任以及集体主义倾向对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组织者是上级的动员情境中员工的捐赠意愿显著低于组织者是平级的动员情境。H1a,H2,H3,H5得到验证。
注:对角线数据为各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
3.4 结构方程模型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验证H6和H7,进一步探究集体主义倾向、组织信任与组织认同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机理,本研究建立如图2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 20.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良好:χ2/df=2.228<3,GFI=0.939,CFI=0.969,NFI=0.946,IFI=0.969,均大于0.900,RMSEA=0.048<0.050。从图2可以看出,集体主义倾向正向显著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和认同,进而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H6和H7得到验证。这表明,集体主义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而且通过影响组织信任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组织认同通过组织信任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
4 研究结论及启示
4.1 研究结论
在工作组织动员中进行捐赠是我国特有的个人捐赠形式,也是我国当前个人普遍采取的捐赠渠道。据调查,我国个人大都有过此捐赠经历[3]。本研究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基于中国背景对组织动员情境下的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工作组织动员中员工捐赠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动员的组织者、员工对公益事项的重要性感知、具有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对组织的信任等方面,而且本研究发现,虽然组织认同对员工捐赠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组织信任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
4.2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动员的组织者不同,员工的捐赠意愿也显著不同。具体而言,在组织者是上级的动员情境中员工的捐赠意愿显著低于组织者是平级的动员情境中。这可能是因为在组织者是上级的情况下,员工不得不捐赠,而主动捐赠意愿较低[7]。Keating等[5]提出人们有时候仅仅是为了维持工作才不得不捐赠。
在工作组织因为某项公益事项动员员工捐赠的过程中,员工比较关注这一事项的重要性如何,即在社会上影响是不是很大,是不是会造成较大的善果等,而对这一事项是否可接近以及是否与自身的价值观一致不太关注。根据此研究结论,,只有公益事项本身对社会影响较大时,在组织中动员员工捐赠才会取得较大的成功。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在较大的灾难发生时采取组织动员这种方式的原因。
组织信任对员工捐赠意愿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表明对组织信任的员工愿意支持组织发起的活动。组织认同对员工捐赠意愿没有直接的影响,通过组织信任间接影响员工捐赠意愿。组织认同强调的是员工与组织的荣辱与共,对组织认同的员工不一定愿意捐赠,可能是因为员工觉得自己捐不捐款对企业的名声或成功等并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情境影响 篇11
关键词：情境教学；高中数学教学；积极影响
一、情境教学
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就是指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根据所教的科目，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学习兴趣等，运用有效的语言、教学道具、动作创设学生比较熟悉的情境，使学生感觉到身临其境，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体会，实现良好的学习效果。教师在采用情境教学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创设的情境需要是学生所熟悉的情境，最好是学生生活中的情境，能够帮助学生更快地进入情境中，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能够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水平；二是情境的创设应该结合学生的兴趣进行选择，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
二、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1.利用问题创造情境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问题创造情境，使学生能够快速地进入到情境中进行学习。教师应该将一些枯燥的较难的数学知识进行简单化，以简单的问题将学生带入到学习的情境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学习水平、心理特点、认知规律等方面进行问题的设计。另外，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的过程中，还需要设计一些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和生活中比较关心的问题，使问题更加具有实用性，才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利用实物创设情境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利用实物创设情境，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有真实感，也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教师可以利用较为直观的实物将要教授的知识进行形象化和具体化。例如，教师在进行棱锥、棱柱以及圆柱体积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拿一些该形状的物体进行教学，使学生能够真正了解棱锥、棱柱以及圆柱。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在校园中寻找棱锥、棱柱以及圆柱形状的物体，进而根据具体的实物进行教学，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利用课堂活动创设情境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利用课堂活动创设情境。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学习。学生在小组这样的情境中进行有效学习，与其他的学生共同交流和探讨，对于学习到的知识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数学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不断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三、情境教学对高中数学教学的积极影响
1.情境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利用情境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更有积极性，在课堂上积极地配合教师，积极地回答问题，实现良好的课堂学习效果。由于教师在运用情境教学法的过程中，是将学生放到了主体地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情境创设，因此学生能够对教师创设的情境感兴趣，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2.情境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利用情境教学法，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处在高中这个学习阶段，很多学生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进而影响到高中数学的学习效果，也影响到学生的高考成绩。因此，利用情境教学法进行教学，能够使学生在情境中，独立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很少参与，学生摆脱了过分依赖教师的心态。面对学习中的问题，首要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地完成，这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更高层次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3.情境教学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由于高中数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比较枯燥乏味，教师教起来难，学生学起来更难。这也是教师一直苦恼的问题，而教师通过运用情境教学的方法，将数学中一些抽象的知识进行具体化和形象化，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样学生就会逐渐融入到课堂学习中，学习效率会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进而能够实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本文主要针对于情境教学对高中数学教学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运用情境教学法能够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且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着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朱刚.浅谈数学教学中的情境教学[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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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剑.达成数学知识与能力的协调发展[J].考试周刊，2010（33）.
情境影响 篇12
关键词：高中数学,情境教学,影响
数学作为高中教育中的一门基础课程, 具有内容复杂、知识抽象、学习难度大等特点, 为了有效提高高中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培养他们学习数学的信心, 促使高中数学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 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有效的创新性教学手段开展数学教学, 情境教学就是目前应用于高中数学教学活动中并且取得明显效果的教学模式。
一、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 利用多媒体创设数学教学情境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推广, 多媒体技术成为教师进行情境创设的好帮手。由于高中数学内容比较复杂和乏味, 抽象的数学知识很容易让学生对数学学习产生厌倦甚至恐惧。我们必须要利用多媒体的优势, 通过相关计算机软件, 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尽可能地以形象的三维效果图等方式展示出来, 使数学教学更加生动形象,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要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应用在教学活动的初始阶段, 第一时间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提高数学教学的效率和质量[1]。例如, 在进行“四种命题”相关内容的教学时, 老师可以利用Flash动画播放一个故事:有个人主动约了4个好友一起过生日, 到最后只来了3个, 寿星公看见有一个人没有来, 于是说:“该来的没来。”这时候, 来的3个人中的一个人离开了。主人于是接着说:“不该走的走了。”过了一阵子, 又有一个好友也离席了。主人觉得情况不对, 于是对最后留下的那位好友说:“我又没说他。”结果全部人都离开了。根据这个故事提问:主人的好友为什么全部离开了?通过这种有趣的导入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 活跃学生的思维, 使学生轻松进入状态的同时又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
(二) 创建生活化的数学教学情境
由于数学知识的抽象性, 数学学习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 这就导致了很多学生在数学学习上比较吃力, 觉得数学是一门复杂而难以掌握的学科。为了将数学知识具体化和形象化, 使数学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 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教师们在创设数学教学情境时要注意将其与具体生活有效结合。利用鲜活的教学材料打破数学与生活之间的屏障, 培养学生从数学的角度看待具体问题并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 在学习完“不等式”相关内容之后, 老师可以给学生们提出一个“洗衣问题”:提供一桶水给你, 让你洗干净一件衣服。下面两种洗衣方式你会选哪种?第一种方法:直接把衣服放到水里就洗。第二种:先把水分成同等的两份, 利用其中一半水来洗涤, 另一半用来将洗衣粉滤清。答案显而易见, 不过这种现象应该怎么用数学知识来解释呢?进而引导学生通过溶液浓度的相关知识进行解释, 溶质即衣服上的污渍, 假设上面所用的水的体积为x, 衣服体积为y, 污渍体积为z, 利用不等式相关知识进行解释。
二、情境教学对高中数学教学的积极意义
(一) 增强学生对新知识的迁移能力及有效应用
传统数学教学中, 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学习脱离具体的情境, 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仅限于字面上和书本上, 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 情境教学法将书本中的数学知识与相关数学思想寓于情境中, 通过情境教学学生们就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相关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 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达到巩固所学知识的目的。通过创设数学教学情境, 我们可以展示和应用更多与所学知识密切相关的具体实例, 促进学生从不同角度全面理解所学知识, 将课堂知识有效串联在一起, 推动学生顺利地进行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逐渐强化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 突出了学生在数学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 提高学习的探究性
数学教学活动是围绕学生展开的, 整个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和中心, 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宗旨, 使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占主动地位, 促使学生充分参与整个数学教学过程, 有效促进师生间的沟通与交流, 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2]。置身于情境中的学生对知识进行探究, 自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欲望更强烈, 情境教学有利于学生责任感的建立, 从而有效推动学生积极寻找、证实、掌握和评价有关知识, 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究能力需要在探究过程中慢慢培养, 因为一个学生的能力有限, 所以, 数学情境教学过程中合作交流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其集思广益的作用, 在有趣的数学情境中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同时保证良好的学习质量。
三、结语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 我们必须重视情境创设, 通过多媒体等手段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情境, 有效引导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效提高高中数学教学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朱刚.浅谈数学教学中的情境教学[J].现代阅读 (教育版) , 2010 (15) :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