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总体格局（通用6篇）
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篇1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以知识为主导的时代, 随着人们对知识重要性的高度认识, 知识资本已经成为战略性的资源。正如Druker指出:“在新的经济体系内, 知识并不是和人才、资本、土地并列为制造资源之一, 而是唯一有意义的一项资源。”[1]知识资本理论认为, 组织资本是由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组成[2], 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知识资本日益成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并且更容易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力。知识资本是实现创新的源动力, 而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经济获取竞争力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创新始终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具有十分深远和现实的意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 单个区域难以独立完成创新, 更无法独立实现知识资本的累积。因此, 社会资本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引起人们的重视。无论是企业联盟, 还是供应链, 社会资本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将社会资本, 知识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放在同一框架下来研究, 分析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社会的发展趋势的需要, 对科学发展区域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1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创新价值的文献综述
1.1 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里, 知识资本的创新价值日益突显。Sveiby认为:知识资本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是企业和组织的一种以相对无限的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 但不包括有形资产部分。[3]Edvinsson与Sullivan认为:知识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的差额, 是企业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合成。他们将知识资本分为人力资源和知识资产, 其中知识资产又包含了商业化资产、顾客资产和结构资产, 进而建立了一个知识资本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以产生企业经营绩效的价值创造模型, 以方便企业实现对其知识资本的管理。[4]Stewart在研究中认为:知识资本是所有能够被利用于创造财富的知识元素——知识、信息、知识产权和经验等, 虽然这些因素经常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 你无法触及到, 但它却是能够使你富有的东西。[5]
因此,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可以把知识资本界定为通过知识获取、转移、吸收一系列过程最终存储在组织中, 并对组织起积极作用的资本。
1.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逐渐受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Bourdieu第一次对社会资本做系统分析: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 个人或者团体通过占有资本, 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很多学者从社会关系方面研究社会资本[6],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 社会资本存在人际关系中。[7]Putnam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定的网络和结构。一种组织特点,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 像其他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 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这一看法充分体现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另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8], 美国学者Fukuyama认为:在某一区域的文化传统之上, 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长期作用形成了社会资本。[9]
可见, 学者们研究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社会网络;二是信任。在区域经济下, 组织和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影响。近来一批新经济社会学学者认为单纯的物质资本不能解释经济的发展, 社会资本同样起决定作用,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应该把社会关系引入产业集群理论中。
2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构建的区域创新网络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都是以人的交流沟通为基础的资本, 且都是无形的。因此,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在特征上都表现出地域性。
不同区域的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知识有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分, 知识资本的操作主体是人, 不同区域会形成不同的人文环境, 知识资本中的隐性部分会因人而异, 显性知识比如规章、条文等在形成过程中也会受到所处区域环境的影响, 有所差别。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社会资本在形成过程中就会受一系列社会因素的作用。不同的区域, 其政治、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因素会有各自的特点, 区域社会资本也会各具特点。
2.1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区域特征的形成
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反映了区域地方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及民间社会四方合作的程度。[10]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存在于特定区域的各个部分之间。区域内创新的行为主体, 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交流、沟通形成具有区域特征的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还受整个区域共同体内的习惯、文化、历史、经济、管理多方面共同作用, 包括区域整体在更高层次区域系统中的声誉。如图1所示。
从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区域特征形成机理可以看出, 区域内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 相近的区域由于相似的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 因而有利于形成一个网络。
2.2 区域经济总体格局的形成
一个成功的区域经济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创新能力, 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2.1 社会资本促进知识资本形成。
组织所储存和积累的知识、智力、创新能力并不能简单决定成本的有效性,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智力、创新能力的整合与转化。[11]社会资本有助于知识的整合和扩散, Jarillo认为组织间社会网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交易成本”加上“外部化价格”小于“内部化成本”[12], 良好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使交易成本加上外部化价格小于内部化成本, 并且能够让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资本被经济主体吸收。
2.2.2 区域经济总体格局的形成。
知识是实现创新的动力。有学者认为, 创新实质上就是企业对知识进行加工并创造出新知识, 最终实现其市场价值的过程。因此, 创新的本质就是知识创造、加工的过程。区域间创新网络之所以形成, 主要是因为创新资源的作用, 知识资本是其中决定性的资源, 因此, 区域间的知识资本是创新网络形成的基础。创新网络中的成员可以利用网络中的知识资本, 谋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区域经济创新, 是区域内很多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协调作用的过程。社会资本概念体现了区域创新中多个主体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一特性, 它对区域创新的形成与保持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功能在于通过网络的紧密联结, 促进信息的传播并改善信息的质量。[13]社会资本和知识的创造密切相关, 对知识流通的质量有正面的作用, 因此社会资本增强区域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经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网络存在内在关系。如图2所示。
如果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本利用充分, 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紧密, 交流与互动越密切, 彼此信任并且拥有共同的认知, 在合理的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及信息技术的促进下, 越有利于区域知识创新网络的形成。
胶东半岛的区域创新网络是在胶东半岛这一地域范围内, 在其独特的地理、历史、人文等因素影响下, 各个行为主体包括企业、政府、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 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促进了区域经济总体格局的形成。
胶东半岛特色产业集群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3 胶东半岛产业集群研究
胶东半岛在其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形成了区域创新网络, 并且促进了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
3.1 胶东半岛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区域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集群的特征
胶东半岛的主要城市, 青岛、烟台、威海三市具有区域特点的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
(1) 青岛、烟台、威海海岸线长, 大型港口多, 交通便利, 环渤海经济圈促进胶东半岛与北京、天津、河北、大连等城市的交流沟通, 这是胶东半岛社会资本的具体体现。
(2) 胶东半岛处于我国沿海开放的前沿, 地方政府政策、人文环境、管理理念加上经济发展迅速, 在此基础上吸引海洋科技人才, 仅青岛市就集中了25家有关海洋的科研、教育机构, 20多艘海洋科技考察船和100 多个专门的实验室, 拥有7000多人的海洋科技队伍。优秀的人力资本促进了胶东半岛知识资本的积累, 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3) 青岛、烟台、威海经济基础良好, 是山东经济发达的地区, 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 奠定了造船等制造业的基础。因此, 胶东半岛在海洋经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具有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知识资本。
(4) 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生态资源丰富, 人居环境良好且知名度高, 这是胶东半岛独特的资本, 也是旅游等服务业的重要资源, 来自山东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6-2008年胶东半岛三市旅游总收入分别是574.83亿元, 717.12亿元, 807.56亿元, 增长速度明显。各地游客的往来频繁, 利于文化的传播, 促进胶东半岛与各地的交流、沟通, 有利于优质社会资本的积累。
(5) 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影响, 青岛、烟台、威海与日本、韩国、台湾的联系频繁, 拥有可抵达日本、韩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60多个港口。这一独特的社会资本开拓了胶东半岛的国际市场。目前, 三市建立了面向日韩的制造业基地, 吸引了日本松下、三菱、韩国三星、现代等一大批跨国公司落户投资。
胶东半岛在其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下, 青岛、烟台、威海三市逐渐形成特色产业群:以海洋生物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修造船为主体的重化产业集群;以旅游为主体的服务产业集群;另外, 胶东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 使得与日本、韩国联系较多, 在此基础上, 形成特殊的产业集群。
胶东半岛特色产业群在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 其特点是它是以海洋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以高新科技为支撑;生态环境要求高。
胶东半岛产业集群的特征也是其经济总体格局的特征。
3.2 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是胶东半岛经济总体格局形成的关键
胶东半岛三市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是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胶东半岛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发展, 促进了胶东半岛区域经济总体格局的构建。
(1) 截至2004年底, 威海市累计审批韩国投资企业已超过2000家, 2005-2007年威海韩资企业不断增加, 仅2007年就新增1066家。烟台市有注册日韩资企业2488家, 2004年至2006年, 烟台市的合同利用台资额和实际利用台资额均居全省首位。截至2006年, 韩国在山东投资占在中国投资总量的51%, 企业达到13000多家, 2005年青岛、烟台、威海三市利用韩资33.3亿美元, 占全省的93.3%, 利用日资6亿美元, 占全省82.9%, 2007年, 新批台资项目55家, 累计台资企业927家, 实际使用台资33.48亿美元。日、韩、台的投资是胶东半岛重要的社会资本, 是胶东半岛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多年来胶东半岛与国际市场特别是韩国、日本、台湾的交流, 使得新兴和优势产业向全球辐射, 以海尔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成为青岛市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志, 也成为国际市场同行业的典范。
(2) 胶东半岛临海, 地区旅游资源类型相近, 海洋资源丰富, 围绕海洋为中心开发, 相近地理位置以及相似的人文环境利于三市的沟通交流, 相互借鉴发展经验, 从而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网络。
胶东半岛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体系在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影响下, 由单一的自然环境向历史、人文深层挖掘, 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下, 不同市区相互借鉴发展经验, 资源互补, 合作发展, 区域旅游业向联合开发方向发展。
(3) 海洋高新技术领域, 有国家海洋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研究实验室、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水产种苗产业化基地、金瀛海珍品繁育中心等多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实验基地。2008年又新建“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和“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增加对海洋高新技术的投资。
胶东半岛海洋高新技术促进海洋科技产业化蓬勃发展, 其中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药物研发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洋和海底勘探技术等发展迅速;海洋科技的产业化遍布山东, 一些大集团如三九集团、中鲁远洋、国风集团、国大生物等都参与到海洋药物开发中。
海洋高新技术的研究在胶东半岛形成一个区域网络, 促进胶东半岛特色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 决定了胶东半岛经济总体格局。
特色产业群的发展促进了胶东半岛经济迅速发展, 透过现象看本质, 产业群的发展得益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作用, 而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是以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为基础的, 从上面几组数字可以看出,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创造与积累促进了创新网络的形成, 进而促进了产业群的发展;产业群的发展使创新网络的主体会加大对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投入,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增加也有来自创新网络的贡献。所以,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发展良好, 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
4 结论
(1)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是区域经济总体格局的关键因素。对胶东半岛特色产业集群的研究, 充分证明胶东半岛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促进了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 并且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为胶东半岛特色产业群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总体格局。
(2)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具有区域特征。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受到整个区域共同体内的习惯、文化、历史、经济、管理多方面共同作用, 加上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形成了具有区域特征的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
(3) 区域创新能力与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是一种双向式互动, 区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 区域创新能力反过来促进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 加速区域内知识的流动、共享、转化, 使区域抵御风险能力提高。对胶东半岛的实证研究发现, 区域内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推动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 进而使得区域经济更健全、更完善;区域创新网络不断创新促进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化及发展。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创新网络运行的综合作用框架。
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篇2
宋智勇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大局,党中央、国务院对此一直高度重视。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均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问题,这两个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完整的战略格局。我们要全面理解党中央关于这两大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意图,准确把握两大战略各自特点和具体要求,统筹安排实施两大战略的各种政策措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历史演进
建国以后,在区域经济总体布局上,我国最初采取的是沿海、内地的“两分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国防备战的需要,又采取了“三线建设”的“三分法”格局,推动了生产力的均衡布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开始转向效率目标,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得到了发展,随后沿海经济带由南向北迅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轴,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迅速扩大。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区域发展差距带来的突出矛盾,审时度势,在坚持贯彻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同时,又相继制定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以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确定了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本框架。金融危机前后,国家纵横捭阖,大手笔规划了20多个国家战略经济区,是对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主体功能区思想的提出,是我国区域发展理念的重大突破,其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200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由14部委组成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并选取了8个省份作为试点先行编制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为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求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2010年底,国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我国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提供了基本依据。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思想与战略重点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侧重于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和区域的经济开发,主要目的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不同层次产业的空间转移、重大项目的区域布局以及财政税收和改革开放政策等手段来促进区域合作走向互动良性发展,以期达到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破解特殊发展难题、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培育区域增长极等重要目的。
而主体功能区规划则侧重于处理好国土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它强调不同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来确定主体功能定位和开发模式,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控制国土开发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扭转长期以来国土整治工作不力、区域开发秩序混乱、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局面,推动区域发展的目标任务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转变,最终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不同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两大战略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总体要求是: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战略以“四大板块”为基本架构,勾勒了各个板块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以城市群为战略支点,将其作为执行各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基本单元;以产业发展为基本手段,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以差别化的政策为支撑,依靠差别化的财政、税收、投资、土地等政策来贯彻国家的战略意图;以区际间协调机制为纽带,中央层面、中央—地方合作、地方政府间的跨行政区合作以及非政府间的区域合作等四个层面的区际协调机制正不断发展与完善。
与以经济布局为主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把国土空间的开发作为主线,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即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和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三大战略格局关系到国家发展、国家生存、国家生态等三个重要层面,是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顶层设计。主体功能区规划体现了全新的国土开发理念,按开发方式划分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四类开发模式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开发强度。按开发内容划分的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三大战略格局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开发方向,确定了不同区域提供的主体产品类型。
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内在联系
目前我国区域发展已经进入了更加注重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经济发展与国土开发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必须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来对待。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科学开发国土空间的行动纲领和远景蓝图,是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是编制其他各类空间规划的基本依据。各级区域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环保、水利、农业、能源等各专项规划都要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有机衔接,通过修编、修订、调整等措施,使主体功能区的战略理念和目标要求充分体现在各类规划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提供了国土空间基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考虑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发展时必须符合各地不同主体功能区的要求,符合特定的开发模式和开发方向,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给定的不同层次的空间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通过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确定不同区域的开发强度,弥补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足,有利于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深化细化了区域政策,可以更有力地支持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优化开发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重点开发区生产要素的集中,保护、提升限制开发区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最终将能够有力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又是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的重要力量。目前,根据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我国基本上划定了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但主体功能区的最终形成还需要科学合理有序地开发,通过引导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与集聚,统筹安排重大项目的布局,提升优化开发区发展质量、加快重点开发区发展速度,通过建立补偿机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提高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人民生活条件,均需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作用。
四、统筹推进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政策措施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个是空间基础,一个是经济手段,一个是画布,一个是画笔,只有将两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描绘出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壮丽蓝图。而实现两者密切结合的关键则是要靠政策,必须正视按主体功能区进行区域管理所导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发挥利益、政策、机制和绩效考核等手段的导向作用,重点在于完善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标准。
在财税政策方面,要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财税分配制度,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使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系数,保证地方政府基本财力,增强其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能力。对于优化开发区,要以鼓励创新的财税政策为主,推动这些区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产业升级、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能力。对于重点开发区,要以激励发展的财税政策为主,支持发展产业集群,壮大经济规模,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地方债试点,为重点开发区的发展提供更为灵活的资金来源,助推重点开发区迅速成长为新型区域增长极。
在投资政策方面,要完善实施按主体功能区安排投资和按领域安排投资相结合的投资政策。按主体功能区安排的投资主要用于支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进行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弥补这些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缺陷。按领域安排的投资要符合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基础设施投资要重点向中西部重点开发区倾斜,生态环境保护投资要重点用于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农业投资要重点加强农产品主产区特别是中西部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要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商业银行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进行投资、调整信贷投向,尽快形成导向明确、主体多元、宽严适度、进出有序的投融资格局。
在产业政策方面,要通过修改完善现行产业指导目录,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鼓励、限制和禁止类的产业,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项目实行不同的占地、耗能、耗水、“三废”排放和生态保护等强制性标准。对于优化开发区要鼓励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制定更加严格的产业效能标准,引导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破坏小、附加价值高、带动力强的产业。对于重点开发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吸纳产业转移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增强产业配套能力,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引导限制开发区的农产品主产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移民,着力加强劳动力培训和输出。对于限制开发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现有产业,可以通过设备折旧补贴、迁移补贴等手段,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或退出。
在土地政策方面,要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用地规模,严格控制优化开发区建设用地增量,相对适当扩大重点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要积极探索城乡之间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和城乡之间人地挂钩的政策,使人口、土地、城建与产业发展相协调。
在人口政策方面,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要实施积极的人口迁入政策,加强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同时防止人口向特大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要实施积极的人口退出政策,通过教育与培训增强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就业能力。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将各种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现行户口性质相剥离。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把各项政策逐步落实、逐步深入、逐步完善,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和政策体系来。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长远,明确目标方向,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于各级政府的考评而言,必须改变以GDP为主的传统考核办法,建立健全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用以引导各级政府依照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依法行政、正确行政,保障国家各项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广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篇3
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双转移”策略的深入推进和粤东西北产业发展新格局“落子”的逐步到位，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快于全省水平，地区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抑制。2012年，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GDP达到47779.56亿元，增长8.1%，占全省总量的79.1%。粤东、粤西和粤北GDP分别为4138.87亿元、4683.43亿元和3821.81亿元，增长10.2%、10.0%和8.6%，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珠三角占全省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下降，可见珠三角地区加快对粤东西北地区的辐射，区域经济两极分化趋势得到抑制。2012年，珠三角人均GDP达84355元，增长7.5%。粤东西北地区人均GDP明显增加，分别为24315元、30271元和23467元，增长9.6%、8.9%和7.8%。四大区域人均GDP最高与最低比为3.59∶1，与2005年的4.56∶1相比，差距明显缩窄。
调结构力度加大，产业结构继续升级。2012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5.0∶48.5∶46.5，第三产业比重比2011年提高1.2个百分点。各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比均呈上升趋势，反映产业升级水平的结构层次系数较上年提高。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继续增强。2012年，内需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8.2%，外需贡献率为1.8%。经济发展倚重内需特征明显，消费需求保持稳定。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677.11亿元，增长12.0%。其中珠三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最快，达13.6%，粤北增长11.9%，粤东和粤北分别增长4.2%和9.2%。
区域经济应平衡发展
区域平衡发展仍有空间。全省各市地区发展差异系数居高不下，2012年按21个市计算达0.6359，高于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此外区域经济发展呈“哑铃型”（地区发展水平分布呈两头大趋势）变化。2012年，21个市人均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0%以下的有8个，比2000年多3个；处于中游的地市，即人均GDP在全省平均水平上下25%区间的市，2012年只有3个。
产业内外结构尚待提高。2012年，根据39个工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计算结构相似系数，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6463，可见区域间产业差异不明显。同时，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珠三角人均GDP已超过13000美元，三产比重只有51.7%。珠三角9市中只有广州、深圳、东莞三产比重高于二产；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各市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为0.6232，区域分工合作不明显，产业结构雷同，对粤东西北辐射的能力非常有限。粤东西北地区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产业层次总体水平不高，三产占比仅39.2%，比二产低6.5个百分点。
粤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相对滞后。2012年，从经费和人员投入来看，占全省GDP近20%的粤东西北地区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占全省的比重不到一成，而珠三角地区R&D经费投入、R&D人员占全省的比重超过九成。
（作者单位：广东省统计局）
编辑：张雪威 / 邮箱：zxw@bjstats.gov.cn
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篇4
区域协调发展依然面临重大挑战
近年来, 随着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得到了一定优化, 区域相对差距整体上呈缩小趋势, 区域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有所提升。但受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等因素制约, 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差异较大。总体来看, 我国区域差距开始缩小, 但区域间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仍然较大, 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例如, 2014年各省人均GDP最高的天津, 是最低的甘肃的4.34倍, 绝对差距还有所拉大, 尤其是区域发展质量差异明显, 东部与中西部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十分显著。
二是区域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由于政绩考核机制和财税体制不健全等原因, 各地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化严重。从全国看, 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由2003年的0.809升至2010年0.829。从具体行业看, 石化、钢铁等作为拉动GDP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行业, 区域竞争、重复建设的情况最为严重, 产能利用率仅略高于70%, 导致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影响了区域发展效率。
三是人口和经济集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胡焕庸线”是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客观规律。但由于资源环境政策不完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未完全内部化等原因, 导致部分地区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匹配, 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环境退化、发展潜力透支的问题突出。例如, 我国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京津冀长时间、大范围的重度雾霾天气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四是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尚不健全。我国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 但受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不合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财税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因素制约, 区域协同发展缺乏实质性举措, 区域分割、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依然严重, 不利于要素资源合理自由流动和空间配置效率提升, 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迎来重要契机
通过“一带一路”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推进实施, 将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 将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一, 将有力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格局, 东部地区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体系, 但广大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广度和深度尚有很大差距。2008年之前, 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我国外贸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 沿海地区受外需市场萎缩影响, 进出口增速大幅下滑;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 进出口份额不断提升。2014年, 中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比已升至15%, 特别是对全国进出口增量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东部, 达到60.3%。“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将不断深化向东开放, 加快扩大向西开放, 构建全方位主动开放的格局, 从而使中西部地区把贴近内需市场、临近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等贸易伙伴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 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同时,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 也有助于中西部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完善外资外贸管理体制,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形成若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增添新动力。
第二, 将推动打造形成新的战略性增长极。过去30多年,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形成了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但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 原有战略性增长极的引领带动作用有所减弱, 从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协调区域发展、推动产业梯度转移、拓展发展战略空间等角度出发, 必须着力打造若干新的战略性增长区域。近年来, 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 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优势突出、要素集聚能力较强的区域, 如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呼包鄂榆、哈长等重点城市群, 具备了成为潜在战略性增长区域的有利条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这些地区有望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 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 集聚要素资源, 提升竞争能力, 形成新的战略性增长极。2014年, 在全国区域增长格局中, 重庆、新疆、陕西、福建等“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位居前列,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体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 将显著增强区域之间的连接性。衔接紧密、高效快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近年来, 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已有极大提高。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例, 2003年至2013年, 铁路、公路密度分别提高了41.2%和140.7%;截至2014年底,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分别达到11.2万和1.6万公里, 均居世界第一, 显著增强了区域间的连接性, 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发展。然而, 东中西部之间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差距依然较大。2013年, 西部地区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密度约为东部地区的20%, 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约为东部地区的60%。针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存在的短板, 国家给予了重点投入, 以铁路为例, 2014年中西部铁路投资比重达78%, 在投产新线中占80%, 兰新高铁、拉日铁路等18个中西部铁路项目开通运营。“一带一路”战略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和突破口, 依托国际大通道积极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中西部地区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交通、通讯、电网、管道等基础设施水平, 显著增强沿线经济带和城市群的连接性, 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 为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 将促进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发展。打破行政分割和利益藩篱, 促进资源要素的跨区域优化配置, 释放被抑制的经济增长潜力, 是现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 就是通过统筹向东向西开放、协调沿海内陆发展, 形成全方位主动开放的战略格局, 进而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近年来, 大范围、大尺度的区域协同协作成为重要趋势, 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等合作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但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仍在探索之中。“一带一路”战略与现有区域发展战略有机衔接、互为依托, 主要战略方向均以已有城市群、经济带为基础拓展延伸, 具有立足全局、内外统筹的重要特点。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 有助于各地区明确功能定位, 发挥比较优势, 深化产业投资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形成对外经济合作的整体合力。近期, 以互联互通为突破口, 可有效推动各地区加快建立物流运输协调协作机制, 实现区域通关一体化, 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等有机衔接, 共同打造高效便捷的国际运输大通道。
深化改革创新, 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将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发展格局, 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 为区域经济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是加快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统筹国际大通道建设, 构建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 打造国际运输班列, 降低物流成本。加强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 深入实施区域通关一体化, 确保国内货物出口“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提高通关效率。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创新加工贸易模式, 推进面向沿线国家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在内陆一体化集群发展。深化沿边开放, 创新沿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等政策, 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
二是着力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 协调四大板块、三个支撑带的关系, 加快形成区域发展大协同、大合作的战略格局。以“一带一路”规划为指导, 建立沿线省区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机制, 明确各自功能定位, 实现产业、项目、资金、人才和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 避免无序竞争。深化财税、投融资、环保等体制改革, 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 着力消除制约要素资源跨区域合理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 加快构建统一市场体系。促进“一带一路”与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沿边开放、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衔接互补, 深化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合作, 在条件良好的地区率先建立若干跨区域合作示范区。
三是大力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各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作为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方面。以“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为契机, 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生投入的倾斜力度, 着力推进沿线相关省区之间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制度衔接和一体化建设, 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流动,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区域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平台, 让不同地区居民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篇5
经济区域化逆势而上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新趋势，一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另一个则是区域双边经贸合作的突飞猛进。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WTO为中心，维持自由贸易体制，全球性自由贸易高速运转：另一方面，随着区域化的发展，出现了区域经济合作化，在维系自由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着多边，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也就成为驱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两个轮子。
然而，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去全球化、全球贸易及资本流动的萎缩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国家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达到维持本国贸易平衡和经济利益的目的，这不仅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剧全球贸易摩擦，也使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而上，积极推进区域经济自由化、一体化进程。事实上，不仅是在外贸形势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为摆脱外需持续低迷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更大的外需弹性，更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方向、坚决反对贸易投资保护的决心。
世界将迎来第三大经济体
按照国际贸易规律而言，区域经济合作一般分为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如今，欧盟经济合作已经达到第五个阶段，为最高层次。中国－东盟自贸区正按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个步骤向前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何成为极富活力的贸易合作方式?事实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创造的贸易转移与溢出效应、生产转移与投资转移效应、福利效应等将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使集团内部区位更具竞争力。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当前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地区。中国与东盟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至今的18年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91～1996年建立全面对话框架、1997～2002年走向睦邻互信，2003～今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2000～2008年间，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东盟和中国双边贸易以26.7％的年增长率增长，其增长速度快于中国和东盟各自的总体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2008年，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2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预计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有望在进出口总额上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到2020年，在GDP总量上超过欧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和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一道成为全球三大贸易支柱。
中国－东盟合作潜力巨大，无论是在产业，投资还是货币金融合作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产业合作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按照人均GDP、科技发展状况，工业化水平和贸易模式，中国－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新加坡，文莱，具有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势第二层次是马来西亚，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具有中等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第三层次是中国和东盟的泰国，菲律宾，印尼，属于中下等收入层次，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第四层次是东盟北部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属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如果能够实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其市场规模将在世界上各个区域性经济组织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逐渐形成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交织的分工体系，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间的有力制衡。
投资合作自2002年11月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以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东盟国家对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2008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增速大大加快，同比增长125％，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其海外拓展战略的目的地，与东盟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571.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8.3亿美元：同时，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25％。今明两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关键时期。按照自由贸易区规定的降税模式，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已降到5.8％；今年1月1日，又进一步降到2.4％。到2010年，中国自东盟进口的产品中，将有93％的产品实行零关税。而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一体化的实现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降低，产业转移的障碍将大大减少，必然能吸引大量资本向区内转移。自贸区大规模的FDI和迅速增长的地区内贸易促使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呈现系统性改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贸合作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货币金融合作具体而言，自贸区内的货币和金融战略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推动扩大与东盟十国进行双边货币互换的规模。目前，中国在该地区只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而且规模也不大。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与更多东盟国家签署更大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并努力在近几年内将双边机制扩大为区域多边机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区内货币互换框架。其次，推动人民币在自贸区内部结算规模的扩大。东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境外区域之一。2008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311.2亿美元。这个金额如果以人民币结算，超过1万亿的规模，对于国内外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富矿”，同时也可以改善该地区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再次，推动建立与东盟国家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鼓励一些国家实行与人民币挂钩的汇率机制；最后，在《清迈协议》基础上积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建立机构化的区域危机救助机制，培育包括亚洲货币市场基金外汇储备基金在内的区域金融市场，为推动由“10+3”成员国13种货币组成货币联盟和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做好制度性准备。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然而，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意图绝不仅仅于此，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脉络依稀可见。目前，以“东南亚共同体”为核心，以东盟10+1合作机制(东盟加中国)为第一外围，以东盟10+3(东盟加中日韩)合作机制为第二外围，以东亚峰会为代表的10+6(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合作机制为第三外围的“同心圆”战略正在构筑。
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新格局形成 篇6
2007年6月,成渝地区被批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批准的又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的有效整合,全面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上新的台阶。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中部地区具有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密集、本土市场潜力大等优势,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使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互动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东部地区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全面呈现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合作的态势。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随后兴起的以渤海沿岸及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以其强劲的辐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天津滨海新区已成长为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产业,开始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不断加大工作落实力度,明确了各部门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中的分工,划定了中部地区比照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地域范围,基本确定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8%和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专家认为,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建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为中部崛起打造新引擎。以成渝地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龙头的西部区域经济,随着国家采取加大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投入等措施的实施,正在注入新的活力。
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协调机构之间的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振兴东北战略实施4年,东北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老工业巨人”正在雄风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