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分析

联系分析（共12篇）

联系分析 篇1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枢纽, 政府对于经济主体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政府不仅是大量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同时还掌握着大量稀缺资源, 以及众多行业的进入权、项目的审批权等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多数企业都愿意与政府建立联系。

政治联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政治策略, 具有“政治公关行为”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政治资源, 此时就有了“政治关系网络”的含义 (徐细雄等, 2010) 。

本文认为, 企业的政治联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的企业所具有的政治联系, 比如我国的国有企业的政治联系具有双重性, 企业本身与政府就有血缘关系, 而企业的高管本身可能就是前任政府官员, 或兼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对于此种企业而言, 政治联系的利弊是较为复杂的。另一种是企业本身的政治联系是由任职的高管的政治背景所带来的, 企业本身与政府没有血缘关系。

一、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益处

1、可作为正式法律的替代机制

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便利的交通、快捷的通讯等等硬件设施, 同样需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等等软件设施。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虽然不少地区已为经济发展奠定好了硬件基础设施, 但缺乏完善的法律保护制度仍然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障碍。

Allen (2005) 认为, 中国的发展之所以不符合LLSV的经济发展要与法律相匹配的理由, 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企业的政治联系无疑便是这种替代机制中的一种。

作为一种正式法律的替代机制, 企业的政治联系可以起到保护企业产权的作用。以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 潘红波等 (2008) 研究表明, 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地方政府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同时存在着“掠夺之手”与“支持之手”。对于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 出于实现地方GDP增长的目的, 地方政府会为其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 促进其快速发展。而对于赢利性的国有企业, 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的以“拉郎配”的形式, 促使其兼并收购那些经济效益差的企业, 而此种类型的兼并收购并非出于企业自身意愿, 其后果在短期来看似乎增大了企业的规模, 但从长远发展来看, 这无疑给企业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损害了企业的价值。潘红波等进一步发现, 当地方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具有政治联系时, 高管人员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 有效地缓解地方政府的这种产权侵害行为, 从而增加企业价值。

2、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内处于垄断地位, 政府为了牢固控制住这些战略性行业, 往往会给予大量政策优惠, 使其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等。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在融资贷款方面, 不仅不能获得诸多政策性支持, 普遍规模小的特点也弱化了其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企业的政治联系, 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余明桂、潘红波 (2008) 认为, 具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政治家对国有银行的影响来为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并克服或减少企业受到的银行信贷“歧视”的问题。另一方面, 企业的政治联系向社会传递出企业具有社会责任的信号, 作为一种良好的企业声誉, 政治联系能够弱化银行给予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贷款所受到的质疑, 使得银行不会因给予某些民营企业贷款而受到寻租的质疑。余明桂、潘红波的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观点,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用企业政治联系的这种方式获得的银行贷款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差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Khwaja&Mian (2005) 的研究表明, 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金额是其他企业的两倍。

政治联系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银行贷款的好处, 在中外文献中都得到了证明。

3、获得税收优惠

吴文峰等 (2009) 认为, 尽管中央规定了企业所得税的具体比例 (现在为25%, 2007年之前为33%) , 但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最大的优惠便是免交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 很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又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这就为企业通过与政府的政治关系, 得到尽可能大的优惠提供了可能。吴文峰等的实证结果表明, 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要比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拥有更低的所得税, 并且政治联系这种税收优惠的方式, 作用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国外学者Faccio (2006) 、Claessens et al. (2007) 等的研究也同样发现, 政治联系能给公司在银行贷款、税收优惠等方面带来好处。

4、有利于企业突破行业壁垒, 进入国家战略行业

据统计, 只有约20%的民营企业进入了汽车、交通运输、能源、金融等政府管制行业, 而国有企业的这一比例则高达90.31% (陈斌等, 2008) 。由于这些行业的进入一直都受到政府审批、法律法规的限制, 造成了这些行业进入壁垒过高。同时由于较高的进入壁垒, 使得垄断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民营企业往往成为了处于竞争激烈、利润率低且成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丰厚的垄断利润是吸引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性行业的重要原因。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总是与不断面临和消除各种进入壁垒相联系的, 同时这些壁垒主要体现为政府的管制性壁垒和国有企业的抵制行为 (罗党论、刘晓龙, 2009) 。

胡旭阳 (2006) 以浙江2004年百强民营企业为样本, 实证研究指出, 民营企业创始人的政治联系不仅传递出企业的健康发展的信号, 同时这种信号也可以有效消除政府职能部门寻租的质疑, 有利于企业突破行业壁垒, 进入金融行业。

Lenway&R ehbein (1991) 的研究指出,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便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这对企业进入政府管制性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其他好处

政治联系给企业带来的其他好处还包括, 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订单, 在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时, 能够获得政府的及时救助, 更容易获得公开上市的机会, 且股票的发行价格相对较高等 (徐细雄等, 2010) 。

二、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弊端

近年来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 企业的政治联系也有可能会损害企业价值。与政府建立联系是需要耗费企业资源的, 而这种耗费有时会超过政治联系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当损失大于收益时, 企业的政治联系会损害企业价值, 对股东是有害的。

Faccio.et al. (2002) 对42个国家的跨国数据比较研究后指出, 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其经营绩效要低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他认为, 这是因为政治家对企业的寻租以及政治干预导致宏观层面的资金配置、投资决策及经济长期发展发生了扭曲。

另外, 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高管往往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 为了实现自身的社会目标, 政府往往会对企业进行强行干预, 由于高管自身在位与否直接取决于政府的任命, 这就使得高管屈从于政府的压力, 进而作出不利于股东的决策, 非企业自愿行为, 往往会对公司价值造成损失。政府对企业的这种强制性行政干预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Shleifer&Vishny (1998) 指出, 政治家有很强的动机来隐形地转移企业的价值, 从而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 在此种情况下, 企业政治联系会损害大量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 众多学者在研究政治关系给企业价值带来损失时, 其研究样本往往是那些与政府具有血缘联系的企业, 例如我国的国有企业, 本身就担负政府宏观政策的责任, 因而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此外, 由于这样的企业与政府具有特殊的关系, 这也方便了政治家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对企业进行干预。

为了进一步撇清企业政治联系的利弊, 近年来, 国内学者逐步把研究重点转向民营企业, 并把民营企业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作为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判断标准。国内学者大都以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 实证结果得出, 企业的政治联系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好处, 因而能够增加企业价值 (胡旭阳, 2006;余明桂、潘红波, 2008;吴文峰等, 2009) 。

联系分析 篇2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关于会计理论是否有用的疑惑一直困扰着我国会计界。许多人认为，会计完全是实务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会计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实务、程序、方法和技术，是一种无须多加论述、调整和论证以形成“理论”的行为。尽管如此，对会计理论的探索自20世纪初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在中国，现代意义的、较为系统的会计理论研究起步则较晚，但发展极为迅猛，已呈现出良好的态势（赵西卜等，）。然而，会计是否需要理论支撑仍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旨在集中讨论会计理论对会计实践有无用处或是否有关联这一问题

二、会计理论与实践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会计内涵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和性质不断被重新界定，理论非但没像设想和预期的那样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反倒使实践变得混沌困惑，亦难以用来评估实践的效果，甚至使会计人员在实践中陷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虽然如此，理论的作用及重要性不容抹煞。理论引起争议不足为怪，因理论的特质就是辩论冲突，其本身就是不同观点冲撞与见解交锋的平台，故常导致缺少明确的结论；理论无用乃至反作用的说法也就随之产生了。其实，人们在会计实践中常遇到理论问题，即非表层、非现象和非局部的问题，是深埋在表象下面的问题，仅靠实践材料是不能够回答或解释的，而理论问题自然只能通过理论来回答、解释而加以解决。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认为，会计理论同一切其他理论一样，来自实践，又应再回到实践。wWW.11665.cOm来自实践，意味着我们在观察大量会计现象之后，从中发现某些带有共性的特征，通过理性认识，把它上升为“概念”。概念就属于理论范畴。比如，会计人员通过实践，对每一项交易或事项同时用相等的金额记入两个账户，认为它能形成一种系统、全面的记录，于是把这种记录方式用“复式记账”的概念来表示；又如，通过实践，凡是在收取收入的权利发生时，就确认为收入，在发生费用的义务时则确认为费用，而不管是否为此收到或付出现金，并认为这样记录能区分不同期间的权利和责任，符合受托责任的目标。这样一种记录方式，又用“权责发生制”或“应计会计”概念来代表。

利特尔顿（a.c.littleton）在《会计理论结构》（1953）一书中，曾提到理论的两个作用：现象的解释、行动的理由。会计理论的作用，主要就是对已发生的现象作出解释，为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行动提供“行为正当”的理由。

三、会计经验的局限

会计经验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在实际会计工作中往生显得比理论更实用。不仅如此，理论可使原本顺理成章的事复杂化了，变得麻烦了，不仅全无必要，甚至适得其反。表面上看，理论把想当然的事情复杂化了，但实际上是，将原本隐藏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有些问题人们并非意识不到，只是对麻烦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已，甚至压制它们。虽然在经验的层面上，这些问题反映不出来，但问题其实还是存在的，理论的作用就是直面这些麻烦问题。如果在会计实践和研究工作中一味地回避问题，又不愿意提出问题，只是满足于一般经验的总结，人们对会计的认识水平就不会提高。如时下研究正酣的会计信息真实性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会计信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真实，但为什么做不到绝对真实，凭经验是回答不了的。人们的直观经验不足以回答解释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和现象，也不足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变量。总之，理论和经验的功能和作用很不一样，应区别对待。

在会计实践工作中人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现象，许多不是凭经验就说得清楚的，而且可能产生分歧：经验总是从相对狭隘的经历和视角来谈个体的事例，而缺乏宏观的、带规律性的把握。经验交流和理论探讨毕竟不是一回事。譬如说，众多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归咎其原因，五花八门，众说纷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是大量的.，必须要超越经验，到经验的背后去寻找解释的答案。通常，会计实践工作者对会计理论诘难的依据是，不少在企业从事实践工作的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素养，由于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照样得心应手，富有成效。那如此推来，是否所有的会计实践工作者都不需要进行理论研究？而实践经验丰富的会计师若同时精通会计理论将会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当然不必苛求所有的会计实践工作者都从事理论研究，也不要求其以会计理论见长。同样，我们也无理由指望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同时是杰出的实践工作者。将理论与实践兼于一身自然求之不得，但这样的完美毕竟稀少。总之，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定会拓展和丰富现有的会计知识，会计理论不仅试图解决会计问题，更要提出问题，作为进一步的探索对象，使对会计的认识不断地深入下去。而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彼此之间的关联，答案不是凭经验可以找到的。

四、会计理论的缺陷

应该承认，会计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反省，它的许多缺陷也需要正视。理论首先不应该是支离破碎的，应对由经验而形成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就会计理论而言，目前的研究结果仍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究其原因，一是会计受到外部环境变迁的剧烈影响。经济体制的不同，法律制度的差异，文化习惯的悬殊，不仅影响经济业务，也影响人们对会计的认识。二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视角不同，所用的方法不同，结论亦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譬如同一资产的计价，有人从其历史轨迹确认其历史成本，有人着眼当前现实，主张采纳现时价值。还有些人着眼于未来，认为将要发生的现金流入量才是它真正的价值。各执一词，但无一能抵挡住他人的诘难，使自己的理论做到无懈可击。三是因为会计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人们观察的现象随时间、环境而变化，时过境迁，难以验证（汤云为、钱逢胜，）。

于论文联盟 www.ybask.com说理论无用，其实并不足怪，各种理论及流派之间相互矛盾甚至攻讦并不鲜见。此外，如果说有人对会计理论疑虑颇深的话，那是因为理论的确有把简单问题说复杂了的倾向，就会计理论本身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譬如，会计信息质量的两个重要标准就是可靠性和相关性，而可靠性和相关性本身就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可靠的相信不一定相关，而相关的信息则不一定可靠，更多地倾向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于一方将会以丧失另一方为代价。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宏观经济中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一样，往往需要人们在其间作出一番痛苦的抉择。令人沮丧的是，现行会计理论中的很多方面都呈现出这种矛盾关系，为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无效率争论”埋下了伏笔（邵屹，2003）。譬如在“研究与开发支出费用化抑或资本化”的问题争论中。赞同费用化的理论依据是：更符合谨慎性原则；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特征。赞同资本化的理论依据是：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更符合配比原则；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特征。比较这两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两种观点的理论依据的终极落脚点是会计的基本理论原则。正因为其“基本”性，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到这时便无法再继续深入下去。第二，两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分别为对方观点所持论据的逆命题。简单说，如果费用化的优点是a原则，资本化的优点是b原则；那么费用化的缺点就是否认b，资本化的缺点就是否认a。这也正是无论如何成熟的会计理论，人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其不足的原因所在。

会计理论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其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即理论不再用于指导实践，而是用来印证人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为人们即将采取的行动提供“行为正当”的借口和依据。换言之，人们的实际需要在前，理论的产生与供应在后。这时，理论不再是中立的、非功利的；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利益差异甚大，不同的利益团体希望有不同的理论，因此，会计理论可能不是唯一的。而是一个多重理论的集合。正如美国会计学会（aaa）在1976年的一份题为《会计理论与理论认可》的报告中将会计理论分为真实收益学派、规范的归纳学派、决策有用性学派和信息经济学派后指出“某种单个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会计理论此时还并不存在”。同时也需明确，任何理论都有局限，但一般来说，就其性质而言，比经验的局限性要小。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理论大于经验的总和。

五、会计理论的意义

面对经济全球化给会计带来的挑战，靠单纯的经验总结显然不够。凡此种种表明，会计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性活动，而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经验相对零星，理论比较系统；经验相对注重局部，理论趋于把握总体；经验徘徊于细节，理论则居高临下；经验着眼于个体，理论关注普遍规律。如果说经验注重的是表象结构，理论的重心便在深层结构。尽管如此，理论至少不总是自行其是，也可以非常实用，在实践的基础上，将经验归纳上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理性的思维力图穿透各种经验层，探求经验体会后面的先验起源。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繁复多样，面对现实会计问题的深入思考是难以回避的。经验的总结固然重要，经验考察也可作为理论化的基础，但肯定替代不了旨在探索认知规律的理论模式；理论和经验虽具有互补性，但不具相互替代性。所谓理论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模式，注重的是体系框架的建立与分析体系框架中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

理论的作用是让人们对会计这项人类古老的活动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更深入的理解，或是对某些相关问题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或提供更好的答案，即使是暂无定论，探索的过程本身也可能带出许多启迪，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推动会计学科发展的作用。起码不至于让它停滞不前，反复地重复一些表象的经验之谈。经验的背后有何规律可循？跟我们的认知提高有什么关联？人类的认知总是在不断地寻求某种突破，而不是固守或满足于前人已经总结出的经验。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总在不断变化和进步，总要不断的总结经验，但由于经验之谈的暂时性，如不提炼上升为理论，适应面就过窄。当然不是说理论一旦出笼就能够一劳永逸地指引实践，但至少有相对的稳定性。会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与其他学科有何关联？需要我们不断去思考、探索、研究，惟有如此，我们的认识才能提高。理论和学术的过程是一个克服主观偏见的过程，尽可能地考虑到我们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一叶障目，以偏盖全。

总之，不论喜欢与否，我们处在一个理论化的时代，表现为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纷至沓来。当各种会计理论跃入我们的视野之后，我们不可迷失方向，要走出认知的误区，也要摆脱理论的困惑，努力克服理论自身的缺陷，同时看到理论的意义与作用，毕竟无论经验有多丰富，其暂时性、局限性决定了理论是不可替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理论的意义和发挥理论的优势。

六、结语

京津冀区域经济联系分析 篇3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关联效应；投入产出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54(2011)03-68-03

京津冀经济圈是指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涵盖整个河北省的经济区域，与珠三角、长三角一起，被称为中国的三大经济圈。国务院先后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明确了北京和天津的发展目标，为两个城市如何以河北为依托，实现城市经济职能互补、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提供了契机。本文即从京津冀区域经济特点出发，通过编制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京津冀区域间的经济技术联系进行分析。

一、京津冀三省市的基本经济格局

(一)经济总量规模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

2009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36910亿元，占全国的10.1％。其中北京12153亿元，天津7521.9亿元，河北17235.5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070美元，天津为9136美元，河北3555美元，其中北京、天津两市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三次产业结构各有特色

2009年京津冀都市圈三次产业比重为6.7：43.2：50.1。其中北京、天津的第一产业所占份额都非常小，均不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2％，河北省第一产业比重为13％；第二产业比重最高的是天津，占到54.8％，河北以52.1％紧随其后，而北京第二产业仅占23.2％；第三产业中北京的优势十分明显，在总量上几乎与天津、河北两地第三产业总和相当，比重更是高达75.8％，全国遥遥领先。如图所示。

(三)财政收支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

2009年京津冀都市圈的地方财政收入为5849亿元，财政支出为6051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174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9.86％，与东北三省2009年的投资额接近(23733亿元)。其中，北京市与河北省的财政收支十分接近，北京财政收入2026亿元、支出2301亿元，河北收入2018亿元、支出2312亿元，而天津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1805亿元，支出仅有1438亿元。同定资产投资中河北最高，达到12310亿元，天津居中为5006亿元，北京为4858亿元。

(四)对外贸易活跃

2009年京津冀出口939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额的7.8％，进口2142亿美元，占全国进口额的21.3％，进出口总额3082亿美元(三省市分别为2147亿美元、639亿美元、296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3.9％。其中，北京市出口483亿美元，进口则高达1664亿美元，对国外市场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天津、河北两地之和，反映出明显的经济外向性。天津出口299亿美元、进口399亿美元，而河北出口157亿美元、进口139亿美元。

(五)区位要素优势突出

北京的科研能力、资金、人才优势明显，天津在物流流通、产品深加工制造方面优势明显，而河北则以土地矿产资源、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成为京津发展的坚实腹地。

利用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工业化标准，进一步分析京津冀地区各自的工业化水平，见表1。依据这四项指标判断，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万美元标准，越过了世界银行确定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同时三次产业比重、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也已达到较高水平，综合考察后可以认为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相应的，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二、北京市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效应分析

为考察京津冀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本文利用2007年全国、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投入产出表，编制了一个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和全国其它省份的四地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进行分析。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不仅能反映各区域产业间相互生产需求的经贸流动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各地区的获利能力和水平、区域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比例，以及各区域对国外进出口的结构特征等。它为深入剖析区域间经济技术关系，全面透彻地把握经济联系的实质，从而更科学合理地统筹区域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

根据研究目的，将全国分为北京、天津、河北和其它四个地区，设计四地区投入产出表，结果见表2。

利用编制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本文重点从产业直接前向关联、产业直接后向关联和产业间接前向关联三个方面具体的考察京津冀经济圈内部各省市的经济技术联系。其中，产业前向关联是通过供给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每一个区域各产业可能向各区域各产业提供中间投入，从而形成区域间直接前向关联。产业后向关联是指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在区域间投入表中，每一个区域各产业可能需要从各区域各产业得到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形成了区域间产业直接后向关联。由于某一地区各产业的产品既可能作为中间产品，又可能作为最终产品用于满足经济主体的最终需求，形成区域间产业间接前向关联。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北京对自身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较强，但对京津冀经济圈的直接带动作用不高

从表3反映的京津冀区域间产业直接前向关联指数来看，京津冀三省市中天津对北京的产业直接前向关联指数最高，为0.05，表明在京津冀三地区间，天津最终产品对北京的供给程度最高。

河北与北京的产业直接前向关联比较接近(分别为0.03和0.02)，但北京用于满足自身中间需求的比例远大于河北(分别为0.48和0.38)，而用于满足区域外其它省市的中间需求却远小于河北(分别为0.12和0.23)。表明北京对自身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强，河北对自身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弱，但两者对京津冀经济圈的带动作用均不高，尤其是河北经济的主要带动作用反映到区域外的其它省份，表明河北与京津冀经济圈的联系尚需加强。同样，天津对河北(0.02)、河北对天津(0.01)、其它省市对京津冀的关联指数(0.016)都相对较低，这反映出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经济相对封闭，经济外向度低，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北京对周边省份的资源、产品的需求较大，而相应辐射效应却较小

从表4反映的区域间产业直接后向关联指数来看，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区的中间投入自身所占的比例均较低，其中北京为0.48，天津为0.46，河北最低只有0.38，而与之对应的全国其它省市的比例则高达0.662，从一个侧面反映京津冀地区受资源环境制约，经济自给程度普遍较

低。

北京、天津两市中间投入来自区域内其它两省市的比例接近(北京为0.07，天津为0.06)，但天津对区域外其它省市的中间投入依赖明显大于北京(天津为0.12，北京为0.08)，表明天津的经济自给程度在总体上低于北京。河北中间投入中来自北京和天津的比例很小(与北京、天津的直接后向关联指数均为0.01)，对其它省市的依赖程度较高(为0.18)。

综合产业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效应来看，北京对周边省份的资源、产品的中间需求较大，而相应的带动力影响却较小，即吸纳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一种“空吸”效应。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产业链向周边地区延伸的程度，制约了北京的进一步发展。

(三)北京生产成果间接用于满足国内其它省市和国外最终需求的份额较高

尽管从表3、表4显示的四地区区域间产业直接前向关联、产业直接后向关联看，北京的吸纳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但从表5显示的区域间产业间接前向关联指数来看，北京用于满足国内其它省市和国外最终需求的指数为0.27，份额达到34.6％，高于产业直接前向关联，产业直接后向关联25％和23.8％的外部份额水平，说明北京生产成果，间接用于满足国内其它省市和国外最终需求的份额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国内其它省市市场和海外市场之间，北京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其对国内其它省市的市场依赖程度总和(0.11)显著小于国外市场(0.16)，表明北京经济体的对外开放性大。

从天津与河北的情况看，天津经济的外向性最强其用于满足国内其它省市和海外市场最终需求的指数高达0.32，但天津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对国内其它省市的市场依赖度。在所有省市中，天津对北京市场最为依赖，关联指数达到0.07。

与北京、天津相比，河北用于满足自身市场最终需求指数最高，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低，仅为0.03，表明河北产品在海外市场上总体竞争性较弱，同时其对北京、天津的市场依赖程度也很低，反映了河北经济存在一定的封闭性。

三、相关结论

1.作为京津冀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之一，北京的经济规模较大，区域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与天津东西呼应，成为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双引擎”。

2.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北京、天津发展速度处于全国中上游范围，河北处于中游；从区域经济水平来衡量，三省市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在工业化后期、而河北尚处在工业化中期，产业间梯度转移的潜力较大。

3.在区域经济关系上，北京与天津、河北的区域经济联系较薄弱，没有形成明显产业合作链，资源在区域内配置效率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从产品的前后向联系来看，北京产品供给市场主要以满足本市、全国其它省市为主，对天津、河北市场的依赖较低；受资源环境等条件制约，产品的中间需求市场对天津、河北的依赖较高，但最终需求市场仍以自身和海外为主。由此可见，三省市在产品供给与最终需求方面的薄弱联系成为京津冀区域联系的主要障碍。

参考文献：

[1]赵京兴，北京的城市功能与首都经济的基本特点，北京规划建设，1996，5

[2]张亚雄、赵坤，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3]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与北京的功能定位，北京社会科学，2008，6

挖掘联系是分析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篇4

联系就是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事物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 多种多样的, 最关键的是发现和挖掘, 最有价值的是灵活利用. 如何发现和挖掘? 可以通过接近、相关、相似、联翩、环链、因果、辐射、借托等的想象, 归纳、演绎、辩证、求同、求异、类比、层进、比较、多向、反馈、发散、聚敛、抽象、形象、现象、灵感、变形、全息等的思维方法, 来认清事物的联系, 如现象和本质、形势和内容、原因和结果、普遍和特殊、偶然和必然 、可能与现实、假设和疑问等关系. 化学的教与学和解决其他学科问题一样都离不开发现和挖掘事物本身各个方面以及事物之间各个因素存在的普遍联系.

例1有机化合物A为一卤代有机酸, 仅含C、H、O、Cl元素, 与A相关的反应流程如图1.

( 1) 写出下列 反应的有 机反应类 型: A→C中1是_______反应, C→E是_______反应.

( 2) 写出F的结构简式:_______ .

( 3) 写出与C具有相同官能团的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__________ .

( 4) 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A→B:_______ .

解析: 显然, 突破口是根据题给反应条件与反应机理的联系, 以及分子式不饱和度与分子结构的对应关系, 构建出各物质的结构简式来, 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例2氯化亚铜 ( Cu Cl)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国家标准规定合格的Cu Cl产品的主要质量指标为Cu Cl的质量分数大于96. 50% . 工业上常用下列反应制备Cu Cl:

( 1) Cu Cl制备过程中需要配制质量分数为20. 0% 的Cu SO4溶液, 试计算配制该溶液所需的Cu SO4·5H2O与H2O的物质的量之比.

( 2) 准确称取所配制的0. 2500 g Cu Cl样品置于一定量的0. 5 mol·L- 1Fe Cl3溶液中, 待样品完全溶解后, 加水20 m L, 用0. 1000 mol·L- 1的Ce ( SO4) 2溶液滴定到终点, 消耗24. 00 m LCe ( SO4) 2溶液. 有关化学反应为:

通过计算说明上述样品中Cu Cl的质量分数是否符合标准.

解析: 显然, 关键是根据题给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找到Cu Cl与Ce4 +的联系, 其余根据定义式计算便可.

例3大多金属碳化物能与水剧烈反应, 生成相应氢氧化物和气态烃, 如:

现有Ca C2与某常见金属碳化物A的混合物, 与足量盐酸反应, 得一澄清溶液, 并有大量气体产生, 将气体通过碱石灰干燥除杂后, 测其体积为V1, 将所得气体充分燃烧, 生成的CO2的体积为V2, 相同条件下, V1∶V2= 5∶7: 向澄清溶液中逐渐加入足量Na2CO3溶液后, 再继续加入Na OH溶液, 沉淀物质的量变化如图2所示, 试回答下列问题:

( 1) 已知A中的金属元素是短周期元素, 则该元素是:_______ ( 写元素符号) , 写出Ca C2与浓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 .

( 2) 根据V1∶V2= 5∶7, 可算出混合烃中平均每1 mol烃分子含有______mol C, 由此可知 气态混合 烃中含有 乙炔和________ .

( 3) A的化学式为_______ .

( 4) 原混合物中Ca C2的物质的量为_____mol, A的质量为________g.

解析: 一是确定具体地从定性定量确定金属碳化物中碳的化合价与烃分子结构的对应关系, 二是确定金属碳化物中碳个数、烃分子个数、CO2个数三者联系, 问题得到解决.

联系分析 篇5

与联系性分析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环境污染、破坏和能源需求等迫切性问题的出现，亟待地要求我们去解决。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均又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们既密切相关,又各有侧重。因此，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三大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与联系, 对实现我国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本文结合我国情况从三大经济的概念开始介绍，最后论述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表明我国实施三大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必要性。关键词：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深入到人类发展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模式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几大热点经济充斥在媒体和大众的视野，造成了一定的混淆。其实，它们都是近几十年产生的新的经济思想，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陷入资源、环境和生存危机后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与改进的产物。

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概念 1.循环经济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和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即“3R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资源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因此回收废金属、废电子、废塑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对于企业来说，香港回收这些废品又比国内回收更具有经济意义，以为为企业减少关税支出，同时又环保节能，可谓一举多得。循环经济的实施必须有五大体系支撑。

1、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撑。

2、技术的支撑。

3、资金的支撑。

4、管理和监督的支撑。

5、循环经济链条中的企业必须有经济效益的支撑，必须盈利，必须不断地增值扩大，才能保证循环经济持久广泛地开展下去。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途径，从资源流动的组织层面来看，主要是从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个层面来展开；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来看，主要是从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三条技术路径去实现。在我国主要由以下几点相关研究方向：

主要观点1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抓住了当前我国资源相对短缺而又大量消耗的症结，对解决我国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主要观点2 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主要观点3 循环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环保问题，循环经济是一系统工程。而且还必须注意连接物质、能量循环利用在时间——空间配置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主要观点4 我们应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需要经历一个资源消耗阶段。主要观点5 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注重从不同层面协调发展。即小循环(企业层面)、中循环(区域层面)、大循环(社会层面)加上资源再生产业(也可称为第四产业或静脉产业)。

总之，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强调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循环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环保问题，而是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它要求人文文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结构调整等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它可以为优化人类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简称ECO，又称为生态经济，,“ECO”取自“经济的(economic)”和“生态的(ecological)”两个英文单词的词头，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 指导下，通过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 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 煤炭 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人类社会伴随着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化石能、核能等的开发和利用，逐步从原始社会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然而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后果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随着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的危害，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已被确认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常规能源的利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2]即摒弃20世纪及以前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起点是统计碳源和碳足迹。二氧化碳有三个重要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碳源是火电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1%；增长最快的则是汽车尾气排放，占比25%，特别是在我国汽车销量开始超越美国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建筑排放占比27%，随着房屋数量的增加而稳定的增加。内涵低碳经济：是一种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和废物回收这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实现低碳化发展的经济模式，具体来讲，低碳经济是指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经营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多种手段，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以及增加低碳或非碳燃料的生产和利用的比例、尽可能地减少对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同时积极探索碳封存技术的研发和利用途径，从而实现减缓大气中CO浓度增长的目标，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局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低碳经济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要途径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

重要途径之二，是以“关联型节能环保意识”戒除使用“一次性”用品的消费嗜好。重要途径之三，是戒除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的嗜好。重要途径之四，是全面加强以低碳饮食为主导的科学膳食平衡。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

生态资源可持续性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3.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绿色经济”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绿色经济实质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环境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绿色经济可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理念和技术结合在一起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绿色经济指能够遵循“开发需求、降低成本、加大动力、协调一致、宏观有控”等五项准则，并且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绿色经济”既是指具体的一个微观单位经济，又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甚至是全球范围的经济。

绿色经济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经济。它是一种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经济的范围很广，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环保产业、绿色服务业等。绿色经济与传统产业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产业经济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损害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损耗式经济；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

绿色经济的价值分析：

首先，绿色经济模式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体化发展。其次，绿色经济能够体现出自然环境的价值。再次，绿色经济的自然资源利用具有公平性。第四，绿色经济可以引导产业结构的优胜劣汰。

总之，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绿色经济综合性强、覆盖范围广，带动效应明显，能够形成并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走出危机“泥淖”和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同时，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三、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1.三大经济的联系

（1）产生背景相同。它们都是近几十年来产生的新的经济思想，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陷入资源、环境和生存危机后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与改进的产物。它们都是相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理论基础相同。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生态经济理论和系统理论，以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核心，以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大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生态学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原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这几种经济形态都强调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与实施，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全面协调，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

（3）依靠的技术手段相同。它们都依赖于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实现清洁生产的生态化技术，如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能效技术等。

（4）发展环境相同。它们都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都需要市场机制、法律制度等为保障条件。

（5）其他相同点。他们在消费观念上都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都强调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反对盲目、奢侈、过度的物质消费。

2、三大经济的区别

（1）研究的角度不同。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3R”原则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倡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低碳经济主要针对能源领域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重点从建立低碳经济结构、减少碳能源消费入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清洁能源，建立全社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机制和发展模式。

绿色经济通过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突出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满足。

（2）核心内容不同。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物质的循环利用，通过各种物质的循环利用，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耗费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化。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消费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形态，包括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GDP、绿色核算、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绿色资本、绿色网络等。

（3）实施控制的环节不同。循环经济从资源的输入端和废弃物的输出端来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同时，循环经济还关注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低碳经济强调经济活动的能源输入端，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

绿色经济更多关注经济活动的输出端，即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重点在环境保护。

（4）推动力不同。循环经济：通过物质的循环利用使投入成本降低，为进行循环经济活动的个体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使循环经济具有推动其自身不断发展的内生力量。

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在目前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够、公众环境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的大背景下，推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方能实现。

（5）评价体系不同。

循环经济：根据《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发改环资[2007]1815号），我国循环经济指标体系，从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4个方面入手，在宏观和工业园区两个层面上分别规定了22个和14个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宏观层面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用于对全社会和各地发展循环经济状况进行总体的定量判断，为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依据。要用于定量评价和描述园区内循环经济发展情况，为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指导。

低碳经济：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专门针对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但从低碳经济的定义上就能很直观的看出，其主要从社会生产的结果入手，以碳排放量作为评价指标。

绿色经济：鉴于绿色经济本身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其评价必然包括生产、生活、生态等多个领域。目前中国也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绿色经济的评价体系。据悉，目前广州发改委正研究制定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产领域绿色化主要通过人均GDP增速等8个指标来反映；生活领域主要通过轨道交通运量占公共交通总运量的比重、人均日产生活垃圾等7个指标来反映；生态领域包括空气质量优良率等7个指标来反映。

（6）政府干预不同。低碳经济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全球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各国都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从1997年签署、2005年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发表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都说明国家的政治意愿决定着低碳经济的实现幅度和推广程度。只有通过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才能实现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旨的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则更多是在无国界限制的话语体系下推行绿色环保经济模式，没有蕴含政治色彩。

四、总结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将引起现代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支撑这场变革的重要条件：绿色科技的进步，市场机制的建立，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的改变，生态经济伦理形成都需要时间。我国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应理性地对待，清醒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克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攀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参考文献：

联系分析 篇6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核心城市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中，长江地区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7 年，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群获批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以南昌为中心的环鄱阳湖城市群获批国家“生态经济区”。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地区已逐步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层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成为继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之后的“第四增长极”。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对于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启动内需和中西部市场，引领和带动中部地区崛起，促进长江流域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借助引力模型，从测算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入手，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问题。

一、研究区域

综合考虑地理邻近性、功能互补性、联系紧密度、共同利益述求、发展基础和潜力等因素，确定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范围为武汉都市圈（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湖南3+5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新余、吉安、宜春）和萍乡，共27个城市，其中副省级和省会城市 3 个，地级城市 21个，副地级城市3个。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启示，经济动力学中的经济引力论认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存在着相互吸引的规律性 ，且依据距离衰减原理 ，其联系强度随着彼此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继E. G. Ravenstein（1880）将引力模型引入社会学和Reilly W. J.（1931）将引力模型引入经济学后，1942年，Zipf 首次将引力模型引入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分析，从此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基本引力模型为：

其中F为物体间的引力，M1、M2分别为物体1和物体2的质量，G为万有引力常数，R为物体之间的距离。

由于本文探讨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因此用城市的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口总量指标表征物体的质量，用交通距离来表征城市间的距离。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a、pb分别表示城市a和城市b的总人口，va、vb分别代表城市a和城市b的GDP， dab为城市间的交通距离， k则是引力系数，用经济权重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长江中游地区所辖地级市，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年湖北省统计年鉴》、《2013年湖北省统计年鉴》、《2010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13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2013年江西省统计年鉴》。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一）计算结果。依据公式（2），分别对2010年和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计算，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由于数据较多，根据研究的需要，表中仅列出了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现有城市与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二）演化分析。通过基于引力模型对经济联系强度的测

算，我们可以对2010年和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联系进行演化分析，可知：

首先，长江中游城市群各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在增强。如表1所示，2010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超过1000，但2013年，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超过1000的更加多。

其次，从部分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实现了跨越。比如，2010年只有武汉与长沙、长沙与株洲的经济联系强度超过4000；而2013年，武汉与黄冈、武汉与南昌、武汉与长沙、岳阳与长沙、湘潭与长沙、株洲与长沙、长沙与南昌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都超过4000。2010年，只有武汉与南昌、长沙与南昌的经济联系强度位于3001与4000之间；2013年，孝感与武汉、南昌与武汉、岳阳与武汉、常德与长沙、衡阳与长沙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都位于3001与4000之间。

再次，各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增强的增长率变化不一，有的增加明显，有的增加不明显。经济联系强度增加明显的，比如黄冈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时是位于2001到3000之间的，但到了2013年，该值增加到4000以上。岳阳、湘潭与长沙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时都是位于2001到3000之间的，但到了2013年，两个值也都增加到4000以上。孝感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时是位于1001到2000之间的，但到了2013年，该值增加到了3001到4000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增加不明显的，比如九江与武汉、南昌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和2013年的值都是位于1001到2000之间；常德、衡阳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和2013年的值也都是位于1001到2000之间。武汉与长沙、株洲与长沙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和2013年都是位于4000以上。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的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相比较，武汉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明显强于长沙和南昌；（2）核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是这些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足，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

鉴于此，本文建议，首先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建设，加强武汉、长沙、南昌三城市的经济影响力，以期带动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其次，要构建城市群各个城市间的合作与补偿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实现共同发展；最后要鼓励城市群与群外城市间的合作，借鉴其他城市群发展经验，积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从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尊文.捷夫法则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合[J]城市，2007（11）：49-89.

[2] 王伟凯.黄志基.贺灿飞.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评价——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2（7）：82-90.

联系分析 篇7

长江三角州是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今制造业基地及中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长三角经济圈不断扩展,由最初的16个城市于2013年扩展到包含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所有城市,形成了如今泛长三角格局。

泛长三角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格局。以上海为核心的近圈层是发展的核心区,向北、南、西3个方向存在梯度不断下降趋势。近年来,虽然整体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区域差异状况并没有解决,区域差异、区域平衡、区域空间等问题近年来成为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重点。如何将核心地区的经济优势向全区转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经济辐射与经济带动是泛长三角完善区域增长的重要机制。本文将通过数据计算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分析经济辐射传播的机制,为泛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国外学者研究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Taaffe(1962)通过引力模型和实际航空客流数据研究了大中心城市的支配性[1]。Muller(1997)通过物流,人流以及运输网络特征的变化,利用选择增长模型,阐述了运输增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2]。Rietveld.P(1998)使用定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运输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3]。Matsumoto H(2005)采用引力模型,通过模糊分析法,从运输的角度对城市的功能联系进行的定量分析[4]。

国内研究区域空间经济关联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金凤君(1991)通过定量研究铁路货运联系,认为距离超过2000公里,则区域间经济联系会变得很弱[5]。李文静(2004)、郑国(2004)、郑良海(2011)、刘承良(2006)、苗长虹(2006)等人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分别定量化的测量分析了首都城市群、山东半岛、关中城市群、武汉都市群和河南省的区域经济联系量[6,7,8,9,10]。顾朝林(2008)利用空间联系理论,选用引力模型,从两个层次计算了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强度,并对城市体系进行分级,揭示了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变过程[11]。赵雪雁(2011)分析了皖江城市带经济联系,提出了合肥和芜湖两个中心城市,并对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做出测定[12]。王海江(2012)通过研究我国省域经济联系,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13]。刘瑞娟(2014)局域空间视角下,利用交通流模型和引力模型对辽宁省区域空间联系进行了分析[14]。刘柳(2014)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出发,利用引力模型和城市流轻度模型,从区域和产业两个方面对首都城市群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5]。欧向军(2015)利用引力模型研究江苏省经济联系的空间特征,将江苏省分为苏锡常通、宁镇杨泰盐、淮安和徐宿连四大板块[16]。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长三角自概念出现之后不断充实,由最初的上海与江浙部分城市组成扩展到现今存在大量对长三角概念的界定。目前对长三角地区的界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江苏、浙江、上海加上安徽的部分城市,称为小长三角;另一类是指包括三省一市的全部城市,称为泛长三角。本文所研究的空间范围设定为整个泛长三角地区,共40个地级市。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泛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职能等级,空间经济联系等。在研究过程中,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年以及2015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时间距离数据主要来源于地图导航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中心职能指数

城市的中心性成为城市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该城市为其他地方提供服务的相对重要性,体现在该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影响的能力大小。通常通过一些体现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计算得来。本文采用生产总值(Vi),非农业人口(Pi),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Mi)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Ni)4个数值来反映城市职能指标。生产总值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业人口体现了城市规模与潜力,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体现了城市经济生产的投入力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体现城市的消费能力。国内学者一般采用中心职能指数指标来衡量城市的中心性。

KPi、KMi、KNi的计算公式同(1)式。

中心职能指数:

2.2.2 区域经济关联量

在计算这一指标时,采用引力模型进行计算。引力模型是经济学家仿制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得出的计量两城市之间经济关联的模型。这一指标是衡量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强弱大小的指标,既可以表现出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也可以体现周边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能力。

基础引力模型:

M为主体i,j的质量,D为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引力模型常用于研究由于随距离扩大而联系减弱的问题。对于M指标的选取,作者结合中心职能4项指标对城市质量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引力模型研究的是距离问题,在本文中,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人力物力等运输产生,运输时间缩短,城市之间发生经济联系量变大,所以本文将引力模型中的空间地理距离修改为经济距离,采用平均公路运输时间表示。基础引力模型计算的是两城市之间的关联量,忽略由于质量差别导致的经济输出和输入差异,故,在计算城市经济关联时,要加入一个修正指数,以正确分析出城市经济关联。

修正的引力模型:

ki为修正指数。

社会网络分析处理。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计算每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组成经济联系量全矩阵E。

将长三角所有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制作出全矩阵表格输入UCINET软件中进行相关处理。计算度中心性,点度中心性是在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一个节点的节点度越大表明这个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14]。根据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度与方向,点度中心度可进一步分为点入度与点出度。点出度为影响其他城市的强弱,点入度为接受其他城市影响的强弱。公式如下:

制作经济关联图,将前文中计算得来的每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量利用UCINET中的NET-WORK制作成网络图。在网络图中,设置起点i。

即,经济联系量大于等于起点i时,认为两城市之间存在经济关联;经济联系量小于起点i时,认为两城市之间不存在经济关联。网络图可以直观明了的分析和比较每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规律,对后文中凝聚子群的划分也提供一些基础条件。

凝聚子群分析,根据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关系,利用UCINET中的Concor法(迭代相关收敛法)进行子集合分析。凝集子群是指子群成员之间存在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或者类似积极的关系所构成的子集合。

3 实证分析

利用(1)式及(2)式计算各个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首先计算2014年的中心职能指数,将指数大于等于1.5的城市定义为一级城市,指数在0.8~1.4范围的城市定义为二级城市,指数低于0.8的城市定义为三级城市。制作出表1的等级划分表。长三角共有9个一级中心城市,10个二级中心城市和22个三级中心城市,在等级分布上较为合理。其中上海市指数为5,位于绝对中心位置。江苏省拥有3个一级城市和6个二级城市,浙江省拥有3个一级城市和4个二级城市,安徽省仅仅只拥有1个一级城市,缺乏二级城市。这表示在地域分布上存在缺陷,长三角西部地区严重缺少增长极。

作者横向比较2008年与2014年两年的截面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得到表2,通过Echart处理得到图1的2008年与2014年数据驱动图。从数值上看,中心职能指数出现聚拢性,2008年上海市是长三角的绝对中心,其中心职能指数为7.1,是第2名杭州的2.63倍,是第10名台州的5.92倍。2014年中心职能指数降为5.0,仅是第2名苏州1.67倍,是第10名徐州的3.64倍,上海市绝对中心地位逐渐减弱,长三角内部城市发展迅速,中心城市等级差异不断缩减,向均匀化发展。

从数据驱动图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分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颜色深度上,以上海为核心的周边城市颜色相对加深。苏州、无锡等靠近上海的城市中心职能排名上升,苏州由第4名上升为第2名,无锡上升1位,说明上海市经济辐射能力展现效果。东部城市颜色也存在加深现象,而西部城市基本不变,一直处于末端,中心职能指数偏低,近年来,发展并没有跟上长三角的整体步伐。从整体局势分析,以上海为中心的深色向四周扩散,辐射圈较近的城市受到影响较大,颜色明显加深,离辐射圈较远的城市受到的影响较小,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本文考察的基点是每个城市,故在度中心性主要分析点度中心性。首先,将修正指数k取值为1,取得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量,不分别计算点入度与点出度。作者利用UCINET6.0软件对经济联系量全矩阵E进行分析,得到相对中心度。将2014年中心职能指数和相对中心度前10提出,如表3,并利用Echart对相对中心度做出数据驱动图,同中心职能指数比较,如图2。

每个城市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必定由其经济规模以及区域地理位置决定,中心职能考察的是城市自身的硬性条件,而相对中心度体现在区位发展中同周边城市发生经济联系能力的强弱。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点度中心性的重要性更高于中心职能。通过比较2014年中心职能指数和相对中心度,相对中心度有明显的向中部凝聚的趋势。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城市由于占据最佳的地理位置,相对中心度上升很多,苏州超越上海,成为相对中心度第一的城市。徐州、合肥、温州等城市处于长三角的外部边缘地区,虽然中心职能指数较高,但相对中心度因地理位置下降较多。从图2的城市分布中,安徽地区与浙南地区在相对中心度排名中处于最低,即,在长三角中占据的地理优势最少,得到的经济辐射作用最弱,需要在后续的发展中解决这一问题。

为考察各个城市接受经济辐射与发散经济辐射的能力,需要对经济关联修正指数进行赋值,令,即利用城市生产总值权重比作为修正指数对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量进行修正,生产总值越大的城市占据的经济联系量较大。点出度表现的是城市将自身经济实力向其他城市扩散的能力,点出度越高,表明其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影响越强,可有利于带动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点入度为城市接受其他城市经济辐射的能力,点入度越大则城市接受周边城市经济辐射作用能力越强,可得到经济资源越多。净辐射量为点出度与点入度两者之差,净辐射量为正,表明在区域经济辐射中起到主动作用,积极主动的向周围城市经济扩散。根据Ucinet软件处理结果,如表4,苏州、上海、无锡、南京、杭州5个城市的点出度大幅高于其他城市,是泛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经济辐射源点。点入度分布相比较为均匀,仅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大幅高于其他城市,3个城市均处于核心区域,是接受上海高级中心辐射,向内地进一步扩散的重要介质。根据净辐射量,大多数城市均显示为负数,即,一直处于接受经济辐射地位。仅苏州、上海、无锡、南京、杭州、合肥、宁波、徐州的净辐射量为正,辐射量大于接受量。

社会网络分析,利用UCINET与NETWORK软件对经济联系量全矩阵E进行网络化制图,分别令i=40和100,结果如图3。i=100时,只有苏南,浙北与上海区域存在着经济关联,表明该地区是整个长三角地域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地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将起点i降低至40,在外围区出现新的经济联系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为徐州、盐城、温州、合肥等城市,这些城市是划分外围区子城市群重要依据,以这些城市群为中心,可以完善经济的扩散效应。在下左图中,网络密度最大的为以上海为起点,合肥为终点,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城市的中分线,浙南与苏北地区网络密度次之,安徽地区最弱,降低起点i后,安徽地区很多城市依旧存在很少甚至不存在有经济联系的城市。

凝聚子群分析,利用全矩阵数据进行凝聚分析,如图4所示。数据分析将长三角地区聚类成8个凝聚子群,将泛长三角核心地区分为两个凝聚子群,作者认为,将第一类与第二类合并为一类,构建7个凝聚子群较为合理,分别进行编号。1:上海、嘉兴、无锡、南通、盐城、常州、泰州、湖州。2:杭州、宁波、绍兴、舟山、黄山。3:金华、台州、衢州、温州、丽水。4:镇江、马鞍山、合肥、扬州、滁州、南京、芜湖、宣城。5:六安、铜陵、安庆、池州。6:淮安、徐州、淮北、宿州、宿迁、连云港。7:阜阳、蚌埠、淮南、亳州。

1号凝聚子群是泛长三角地区经济最发达,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对2号凝聚子群和4号凝聚子群的联系较为紧密。2号凝聚子群是浙中地区的城市带,其内部城市同主要的城市产生相似的经济关联,同时也是泛长三角地区向南经济辐射的传播介质,对3号凝聚子群具有重要意义。3号凝聚子群位于浙南地区,属于泛长三角边远地区,一方面需要通过2号凝聚子群接受1号的经济辐射;另一方面也需要和其相邻的非长三角地区密切往来,其包含温州一级中心城市,以其为经济增长极,带动全区发展。4号凝聚子群囊括的南京都市圈和部分皖江经济带,是经济向内部转移的重要枢纽。该地区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具有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近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是泛长三角地区发展的潜在力量。5号与7号凝聚子群分别位于皖南皖北地区,位于泛长三角西侧,是经济最落后的两个地区,不同于3号与6号凝聚子群,其自身内部不存在高级中心城市,目前缺少有效增长极。5号凝聚子群需要向4号凝聚子群靠拢,接受经济辐射;7号凝聚子群位于4号与6号的夹角中,应该同时向两边凝聚。6号凝聚子群是以徐州为核心形成的,一方面通过徐州向下进行经济辐射;另一方面加强与4号凝聚子群的合作。

4 对策建议

4.1 完善中心城市分布

中心城市是每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极,经济的扩散作用和辐射机制都是通过增长极实现。目前存在的一级中心城市和二级中心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以中东部为点向全泛长三角辐射效果较差,应建立交叉网状结构,即,将中心城市分散,进行多点混合辐射。3号凝聚子群存在温州一级中心以及金华台州两个二级中心,分布较合理。6号凝聚子群只存在徐州1个二级中心城市,应当尽力将徐州培养成一级城市以及将宿迁淮安等职能指数相对高的城市培养为二级中心城市,完善分布状况。5号与7号凝聚子群只存在三级城市,需要各自培养出二级城市作为增长极。

4.2 完善交通路线,提高运输效率

作者在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改时阐明,经济联系是通过交通运输完成的,对于缺少地理位置优势的城市,加强与外界经济联系的一大途径为减少经济距离,即缩短平均运输时间。泛长三角内部主要归于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对于公路,主要需要完善地方性公路,加强国道省道的建设,泛长三角边远地区地域宽广,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需要加快公路建设;对于铁路,一方面更新机车设备,部分地区仍使用时代淘汰的慢车机车,造成能源浪费和运输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加强高铁与动车路线的布局,泛长三角地区人力运输主要依靠高铁和动车,现在安徽地区,浙南,苏北地区的高铁动车运输网还没有成型,需尽快完成运输网建设,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4.3 消除行政隔阂,落实经济联系

本文中经济联系量是通过数据计算得来,属于理论数据,现实中,需要城市之间进行经济来往来落实这一数据。近年来,虽然政府鼓励支持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发展经济一体化,然而行政管理会造成合作隔阂以及恶性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在泛长三角的后续发展中,需要打破这种僵局消除行政区分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城市间经济往来合作创造无阻碍环境,将经济联系理论数据真正落实。

4.4 注重南京与合肥地位

联系分析 篇8

关键词：文明史观,历史分析模式,历史教学

要推进教育改革提升教学水平, 必须构建高效课堂, 而要构建高效课堂就必须解决谁在学历史 (主体) , 为什么学习历史 (价值) , 学什么样的历史 (内容) , 怎样学历史 (方法) 等问题。“教学主体论”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历史教育家赵亚夫在《个性·创造性:新世纪历史教育的核心》系列文章[1]中总结了多年的历史教育界研究成果, 历史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个人有效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做准备, 即培养适应社会的、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文明史观从宏观上解决了“学什么样的历史”, 即认识人类文明的演进的问题。教育有法, 法无定法, 笔者就怎样学历史作一些思考, 试图理清历史内容的联系, 总结出分析问题的模式, 指导学生解决历史问题, 提高学习效率。

欲“学史使人明智”, 必先明智地学史。挑选最有文明价值和思维发展价值的内容, 归纳出历史学科自身倚重和占优势的分析方法。[2]把握内容间的联系, 总结出分析问题的模式, 帮助完成新课标提出的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目标, 达到授之以渔的目的, 实现高效教学目标。但在口号多于实践的高中一线教学中, 历史学科处于尴尬局面, “历史教育仅有外衣, 而缺少学科骨骼……不过是借用教育学、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做部分的包装而已”。[3]如此必然出现两种误区:一是对准高考, 教师强行灌, 学生被动受, 死记硬背;二是追随“课程改革新理念”史实未落实, 却追求“过程与方法”。历史课必须强调“实”, 把“实”做在史实上, 不能套用脱离学科本身的“新理念”, 必须从历史自身中去寻求出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 有自身的规律, 分析史实间的纵横联系, 揭示学科特有的规律, 构建分析问题的模式,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人类文明史基本内容的分析模式

从宏观方面来看,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文明化;历史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创造文明和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组成, 因此, 分析历史也必须从物质文明史、政治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着手。物质文明史包括生产、生活、流通和交通等方面;政治文明史包括政治的观念、组织、制度和行为等方面;精神文明史包括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文明史观下的历史教学和考试的基本要求:第一是在认识历史的视角和教育价值上, 重视从现实追溯历史以及从历史联系现实;第二是在认识历史的着眼点上, 注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明成果;第三是在认识历史范围上重视文明史演进的三大部分。从历史学科内容和教学要求中能够找到三大参数:横向的内容范围、纵向的演进过程和阶段性特征, 以三大参数总结出分析历史问题的模式:“横向的范围”、“纵向的演进”两个参数决定模式的形式, “历史阶段性特征”决定模式的具体适用范围和使用取舍。具体而言, 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组成, 逐层分析出物质文明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布局构成。

二、从历史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中归纳出历史背景、原因和目的系列分析模式

1. 历史背景从国内和国际分析经济、政治和文化, 其

中经济背景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政治背景包括政局、制度、体制、政策、阶级、民族、外交和军事;文化背景包括思想、宗教、科技和教育。

2. 历史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原因广度包括主观 (内因) 和客观 (外因) 。主观原因指事件发起者或参与者内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因素, 客观原因指自然、社会环境、外在各方面经济、政治和思想因素, 其分析方法与背景分析方法基本相同, 只是背景侧重于静态, 原因更侧重于动态。 (2) 原因深度包括直接→主要→根本 (三者既有层次区别, 又有联系渗透) 。直接原因指最直接引发事件的偶然性因素 (导火线、借口等) , 主要原因指包括引发事件的主观、客观各方面重要因素, 根本原因指历史趋势 (生产力发展、时代要求) 和主观需要等。 (3) 运用矛盾分析法,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阶级矛盾、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矛盾入手。

3. 历史条件与背景分析基本相同, 但更侧重于有利因素。

4. 目的、动机 (属主观方面的原因, 是事件发动者的主观意愿) 包括:

直接→主要→根本。直接动机指解决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或问题。主要目的指实现某一方面目标, 求得稳定和发展等。根本目的指建立或巩固统治, 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

三、从历史内容与其后以至现在的联系中, 归纳出历史影响、意义和教训等

1. 影响或意义包括国内、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深远影响。

其中政治影响包括:格局、制度、体制、政权、政策、阶级和民族;文化影响包括思想、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在得出的启示 (经验、教训) 中, 政治启示包括国情、领导、群众、武装、民主、法制、思想和策略;经济启示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客观规律和发展战略;文化启示包括批判、改造、继承和发展。

2. 判断成败及原因。

其中判断成败依据:直接目标→主要任务→根本任务是否完成;成败原因包括:主观、客观、经济、政治、军事和策略;成败根源包括:社会条件、阶级本质、进步和局限。

3. 历史评价包括:

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结合史实得出结论, 其中人物评价包括属性、事迹、影响、进步、局限和结论。事件与事态评价包括概况、性质、特点、影响 (进步/反动、正义/非义) 得出结论。

在应用时, 只有结合“历史阶段性特征”认识特殊阶段的主导和重点因素, 才能灵活处理, 把握各阶段的历史重点。

参考文献

[1]赵亚夫.个性.创造性:新世纪历史教育的核心[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99, (9-12) , 2000, (1-2) .

[2]聂幼犁.中学历史课程研究性学习理论与目标纲要 (讨论稿) [J].历史教学, 2003, (4) .

联系分析 篇9

中国会展业是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会展业就是“新”的融合, 它既是城市功能的新体现、拉动内需的新动力, 也是一个汇聚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的平台, 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会展经济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博览会及国际会议, 在传递信息、知识的同时, 创造了大量商机, 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 会展经济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效应, 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到的“外部性”, 它可以带动运输业、电信业、广告业、印刷业、餐饮业、旅游业、咨询业、礼仪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产生十分可观的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内外专家学者初步估计会展业的产业带动系数约为1∶9。对这个有“城市面包”称号的产业的外部性进行深入研究, 不仅对会展产业本身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甚至对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健康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时,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的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 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唯物辩证法要理论的再现这幅画面, 就自然要把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作为自身的第一个特征。所以, 从哲学角度用联系的观点分析会展经济的外部性表现, 能够更好地理解会展经济的运行。

二、从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分析会展经济的外部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 联系是普遍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每一个事物都是普遍联系之网上的部分或环节, 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联系也是客观的, 联系的客观性指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会展经济的外部性, 首先表现在它与区域、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会展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所形成的经济形态, 它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 高度的产业需求综合性, 正外部性特征非常明显。它与城市经济存在很强的互动效应, 即既要看到会展经济对区域或者城市经济发展助推作用, 同时不能忽略城市经济的发展给会展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会展业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城市会展关联产业的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城市的宣传、营销和城市间交流等方面, 同时, 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会展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并提升区域会展经济的竞争力。没有城市的支撑, 会展业的发展将无立足之地, 没有会展业发展的点缀, 现代城市发展面貌将会相形见绌。所以城市发展与会展经济之间的联系既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 会展业的发展需要依赖城市的支撑, 城市的发展更是需要会展业的带动, 这种“展不离城, 城不离展”的高度依存、交辉相应的关系将指引城市经营者用联系的观点和思维在城市发展中找准着力点。

其次, 会展经济的外部性也表现在会展业是整个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会展经济首先对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会展主题的相关性, 举办跟第一、二产业有关的会展活动, 也会给这些产业的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把会展经济的产业链结构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 而会展经济的发展, 对下游的旅游、宾馆、运输、信息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的直接促进作用, 并进一步从空间上拓展, 形成前关联效应、后关联效应和旁关联效应等三效应, 在此基础上形成“产内”和“产外”两方面的结构调整来实现会展产业链的延展效应, 这里说到“产内”是指第三产业中与会展有关的服务业, 而“产外”指的是第一、二产业。

从宏观的国民经济的的角度, 会展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联系密切, 两者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从微观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会展业是整个产业网络的一个环节, 联系着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旦会展经济发展出现问题, 必然会给其他产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 联系是客观的, 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联系无能为力, 人们可以根据事物固有的联系, 改变事物的状态, 调整原有的联系, 建立新的联系。当发现会展经济与整个产业链或者会展城市发展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时, 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调整和改革, 使会展经济的外部性效应得到最优化。

总结

会展业的迅速发展对会展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积极促进的作用, 同时。城市和国家的发展也会展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这个有“城市面包”称号的产业的外部性巨大作用, 不仅对会展产业本身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甚至对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健康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辩证思维去分析和处理好会展业的发展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两者能够交相呼应, 共同繁荣。

摘要：会展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会展经济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博览会及国际会议, 在传递信息、知识的同时, 创造了大量商机, 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 会展经济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效应, 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到的“外部性”。本文用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以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分析了会展的外部性效应, 讨论了会展业与城市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更好地发展会展经济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联系的观点,会展业,会展经济,外部性

参考文献

[1]李永江.中国会展业经济增长新引擎[J].中国经贸, 2013 (05) :26-27.

[2]余向平.会展业的产业带动效应及其经济学分析[J].商业研究, 2006 (350) :173-176.

[3]陈燕.浅析会展业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互动效应[J].全国商情:分销时代, 2012 (05) :14-16

[4]杨德才.自然辩证法[M].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01-01 (01)

[5]张学高, 扶涛.我国会展产业的发展及带动效应分析[J].现代商业, 2009 (09)

联系分析 篇10

京津冀城市群地域完整, 人文相亲, 在资源、能源与产业等方面具有天然互补优势, 在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据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和天津作为两个经济增长中心, 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承德、邢台、邯郸、张家口和唐山十一座城市。2004 年11 月, 正式启动编制京津冀城市群区域规划, 这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各城市发展整合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二、模型的建立

为定量说明城际城市交通发展与城市经济联系的关系, 引入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可以用来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程度大小, 既能反映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 又能反映周边城市对中心城市辐射力的接受程度。经济联系强度模型由引力模型演化而来。

(一) 经济联系强度模型的建立

经济学中的引力模型源于万有引力模型, 把万有引力公式引入到城区经济模型中用来表示城市之间的吸引力。, M表示城市综合质量指数, 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 城市质量可以用人口和经济指标来表示, 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城市的总体情况, 引力模型可表示为:

PiPj是两城市的人口指标, GiGj是两城市的经济指标, 通常为城市 (或市区) 的GDP, D是两城市的距离。Dij表示i城和j城之间的距离, 但把D的内涵仅界定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或交通距离是不准确的。曹芳东等把引力公式中城市间的距离, 由路程修正为时间, 即两地之间按日常主要交通方式所花费的最短时间, 这比直接使用空间距离更具有说明性。[11]但这种模型只考虑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 对其他交通方式未做考虑, 对计算结果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仍有影响。实际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距离已经异化为一个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的组合概念。相距多少公里, 只是空间上的绝对距离, 而对于城市来说, 更重要的是一种时间和货币上的相对距离。所以把D描述成一个货币和时间的组合概念, [12]即

其中 λk为第k种运输方式的权重, Ck为第k种运输方式的货币成本, 等于第k种运输方式平均货币成本与实际距离之积, Tk为第k种运输方式的时间成本, 等于第k种运输方式的实际距离与平均速度之商。模型中的人口变量几乎不起作用, 可去掉模型中的人口变量。[13]侧重交通影响的模型如下:

Rij表示i地区和J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α 表示区域之间行政融合度;Gi表示i地区区域内生产总值 (GDP) ;Wi表示i地区经济增长速度;λk表示第k种运输方式的权重;ck表示第k种运输方式的平均货币成本;Sk表示第k种运输方式的平均速度:d表示ij两地之间最短交通距离。

衡量区域内较低一级城市对其周围高级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 即该指标能反映各城市接受中心城市辐射的程度, 计算公式为:

(二) 数据说明

选取京津冀地区13 个城市, 2014 年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取近四年各市GDP环比增长速度的平均值 (见表1) 。交通方式选择铁路和公路两种出行方式, 其权重参考各年铁路客运量和公路客运量给出, 出行的平均货币成本根据实际情况计算获得, 公路出行平均速度取国道与高速公路平均速度, 为60km/h, 铁路速度去各等级车次加权平均速度, 2014 年为179 km/h, 行政融合度取0.8。 (见表2)

三、京津冀地区经济联系测度与分析

将表中数据代入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式 (3) , 通过计算得到京津冀地区2014 年各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 (表3)

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中两个经济增长极。从经济联系强度来看, 北京对天津的经济联系最大 (67240) , 对廊坊的经济联系次之 (24267) , 对秦皇岛的经济联系最小只有313, 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14 倍。从经济隶属度上看, 北京———天津的经济隶属度高达60.8%, 说明天津接受北京辐射的强度最大, 北京- 廊坊的经济隶属度21.95%, 说明廊坊在接受京津冀城市群中经济增长极的辐射效应方面相比河北省其他城市占有明显优势, 从表4 可以看出, 北京对河北省各城市的辐射效应大小一次为廊坊、唐山、沧州、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承德、衡水、邯郸、邢台、秦皇岛。从天津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看, 天津与北京的联系强度最大 (67240) , 其次是廊坊 (23025) 和唐山 (17141) ,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 天津对邢台的经济联系强度最低 (252) , 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66 倍, 从经济隶属度上看在接受天津的经济辐射时, 其他城市接受到其辐射的大小依次为廊坊、唐山、沧州、石家庄、保定、衡水、承德、秦皇岛、张家口、邯郸、邢台。因此天津- 北京目前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

总体来说, 北京、天津两个增长极对河北省城市的辐射影响十分不均衡。北京对河北省各城市的辐射程度除了廊坊达到21.95%以外, 其他城市均低于6%, 对承德、衡水、邯郸、邢台、秦皇岛的辐射程度不足1%。天津对其他城市辐射作用相对北京均匀, 对北京辐射强度为54.9%, 对廊坊、唐山、沧州辐射强度在10%-20%之间, 其他城市均低于2%, 见表4。这说明北京、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两个增长极, 对其他地区的辐射效应远远不够。

四、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北京、天津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联系程度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北京的首都优势以及天津的直辖市优势, 形成了京津与河北省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势差, 对河北省除廊坊外其他城市的辐射效应不大。第二, 从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综合程度来看, 廊坊是河北省城市中最强的一个城市。第三从中心城市的辐射程度的差异来讲, 天津比北京好, 天津对各城市经济辐射的差异小于北京。作为增长极的北京、天津必须进一步提升特大城市的综合功能, 形成交通通讯枢纽和经济、科技、商贸、金融、信息中心, 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周边地区则要从传统的被动的“服务京津”向主动的“接轨京津”转换, 实现京津冀大融合。

摘要：本文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 测算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 并分析其呈现的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对天津的经济联系度最强, 北京与廊坊的经济联系度次之;北京、天津两个增长极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影响辐射效应不足, 且不均衡;天津对各城市经济辐射的差异小于北京。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引力模型

参考文献

[1]周一星.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J].城市规划, 1998, 22 (2) :22-25.

[2]余振宇.城市经济引力模型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3 (4) :73-74.

[3]王欣, 吴殿廷, 王红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定量计算[J].城市与区域, 2006 (3) :55-59.

[4]祝尔娟.“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发展阶段与趋势特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 (10) :122-128.

联系分析 篇11

一、中原城市群

城市群经济要想得到发展，需要一个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辐射和聚集能力强、功能齐全的城市作为核心，从而带动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作为地区的核心城市，郑州是否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聚集以及带动等作用，对中原城市群未来的整体经济实力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下面是笔者对引力模型下中原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进行的分析，希望分析结果对促进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有所帮助。

二、研究方法

中原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都有着其各自无法代替的特点，因此在应用万有引力理论对城市之间的吸引力分析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一特点，就像每一个物质的本身质量不同一样，分析中需要特别注意这种差异，而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化处理。在应用万有引力理论时，应当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应以万有引力为基础模型，然后进行分析。同时，在具体分析与研究过程中，要对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项参数进行重新定义，以确保最终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依据前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所获取的成绩，再结合中原地区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情况发现，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参数有综合城市质量（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综合经济实力、城市规模、科技实力）；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两个城市之间的平均运输成本；两座城市中物资运输常用的交通工具，目前常用的工具为火车，同时还需要掌握火车的运输速度。以上几项参数都是在分析中需要使用的内容，必须确保其准确性。

三、分析结果

（一）分析经济联系强度

1.笔者对中原城市群中的8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百分比进行了分析，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中原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通过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原城市群中，郑州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其经济联系总量占到了中原城市群经济联系总量的35.3%，洛阳虽然排到了中原城市群的第二位，但是其经济联系总量还未达到郑州的一半，由此可见，在中原地区，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在所有城市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分析可知，郑州与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许昌、漯河、平顶山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为1550、1710、1090、350、380、782、345、102，经济联系强度值都超过了100，特别是与洛阳、开封、新乡3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则都超过了1000；而郑州与许昌的经济联系强度值也达到了782，而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远小于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由此可见，在对中原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进行分析过程中，将郑州作为整个中原城市的中心是科学可行的。

2.通过分析可知，济源与洛阳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达到了928，是济源与郑州经济联系强度值（380）的约2.44倍，济源与焦作的经济联系强度值达到了119，远大于济源与郑州之外的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距离，洛阳与济源之间的距离不到70km，郑州与济源之间的距离则接近2D0km，后者的距离是前者的近2.86倍；济源与焦作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足64km，是济源与整个中原城市中距离最小的一座城市，因此可以考慮将济源、焦作、洛阳3座城市作为同一个次级的城市开发。此外，由于洛阳与郑州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因此在具体开发中，可以将洛阳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进行开发。

3.在整个中原城市群内，开封是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1710）较大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都未超过1D0，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综合质量与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开封的城市综合质量值达到了0.479，与其他的几个城市相比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其除了与郑州的距离较短之外，与其他的几个城市的距离都超过了150km，并且多数都接近了200km；因为该原因而导致经济联系较小的城市还有新乡，新乡的城市综合质量值为0.587，在中原城市群中排名第五，其除了与焦作之间的距离为65km之外，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超过了100km。通过分析可知，新乡、开封两地的经济联系强度较低，但是两地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为1090、1710，这一数值远超郑州与许昌、济源、焦作、平顶山、漯河5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因此可以考虑将开封、郑州、新乡3座城市作为又一个次级的城市开发。同时，为了更好地刺激中原城市的经济发展，扩大经济发展的范围，可以将开封和新乡两座城市作为辐射源，起到辐射中原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作用。

（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结构

在整个中原地区所有城市中，郑州的地位不可撼动，其是该区域的首位城市，对中原城市群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辐射和带动的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郑州是整个中原城市群的核心，而新乡-郑州-许昌-漯河4座城市连成的一条直线成为了中原城市群的纵轴，洛阳-郑州-开封3座城市连成的直线成为中原城市群的横轴，两轴线构成的“十”字区域成为了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发展基地，若将该“十”字发展区域的圆形构造作为辐射源，定会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原城市群中，将郑州作为整个区域的中心，将开封、洛阳、许昌、新乡等城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多级城市体系的结构已经成型，并且该结构十分合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带动中原经济区域快速发展的作用。

四、结语

通过对中原城市群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需要交通系统的支撑，交通环境的改善以及运输能力和运输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都会对该区域的经济联系强度和范围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中原城市群所呈现出的“十”字构造，很好地起到了辐射中原地区附近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原城市群需要改善交通网络，不断强化内部之间的经济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包括物流，还包括信息、资金等多个方面的联系，因此要想全面研究城市位置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还必须进行大量的定量分析。

联系分析 篇12

1研究区概况

皖南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面积约3. 65万km2,人口约997万人,包括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宣城、黄山市六市 ( 2011年从巢湖市划入芜湖和马鞍山江北无为、和县、含山三县) ,是安徽省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2013年,皖南六市接待游客14427. 11万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数的42. 5% ; 旅游总收入1225. 79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40. 7% , 皖南旅游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安徽旅游的形象代表和国际性 旅游地。截至2013年,皖南六市 公路里程 达42558km,公路客运 量为60672万人次,公路旅客 周转量3327263万人次 / km。考虑到皖南主要交通线路发展的年份 ( 2008年沿江高速全线通车,2008年祁黄高速、2009年宁宣杭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以及旅游交通以公路交通为主的特点,本研究以皖南六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9年和2013年皖南公路交通网络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借助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和引力模型,探讨皖南旅游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是较多研究学者用于反映区域旅游交通可达性水平的主要指标[13,14],计算公式为:

式中,Fi代表城市i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 Tij代表城市间的最短旅行时间; Mj代表权重,考虑到旅游交通的特性,此处取值为城市j的旅游总收入。Fi越小,说明城市i在区域旅游交通网络中的可达性越高; 反之,则较低。

缓冲区分析: 邻近度是描述地理空间中两个地物距离相近的程度,而缓冲区分析是用来解决邻近度问题的空间分析工具之一。本文利用GIS技术分析2009年和2013年皖南旅游区公路交通干线与旅游景点间的邻近度,以皖南六市具有代表性的4A级以上( 含4A级) 景点作为空间节点,选取缓冲区半径为30km,对皖南各高速交通沿线覆盖的景点数目进行统计分析。

旅游经济联系度: 区域旅游经济联系量能够反映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和内在关系,是用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指标,许多学者[15,16]引用引力模型并不断加以修正对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进行研究,计算公式为:

式中,Pi和P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旅游接待人数; Vi和V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旅游收入; Tij代表城市间的最短旅行时间; Gij代表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反映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度; Gi代表城市i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反映城市i在区域旅游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小。

2.2数据来源与处理

旅游经济数据来源于皖南六市2009年和201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旅游景点信息来源于安徽省旅游局网站( http: / /www. ahta. com. cn/) 和皖南六市旅游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表1) ; 旅游景点的空间位置主要借助谷歌地图标定, 地域覆盖较大景区取其质点坐标。交通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公路里程地图册》和《安徽省公路里程地图册》。

本文以公路交通作为皖南旅游交通可达性测算的主要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01 - 2003) 》 设定不同道路行驶速度: 高速公路设为100km/h、国道设为80km / h、省道设为60km / h、主干道设 为40km / h; 利用ArcGIS10. 0将安徽省公路交通图 ( 2009年和2014年) 进行配准、 定义投影,并进行矢量化、编辑属性信息,存储于地理数据库中,再通过Arc GIS10. 0网络分析OD矩阵功能,计算皖南6个节点城市两两可达性数值,并以皖南6个地市行政区中心旅游经济联系作为各行政单元的旅游经济联系量。

3结果分析

3.1皖南旅游交通可达性时空演变

根据式( 1) 计算出皖南旅游公路交通可达性数值( 表2) , 利用Arc GIS10. 0软件空间数据可视化功能来表现皖南旅游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 图1) 。

由表2和图1可见,皖南旅游区交通可达性时空演变呈现如下特征: 12009—2013年皖南旅游区域空间格局相对稳定, 区域旅游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有改善。2009年和2013年皖南旅游区交通可达性平均旅行时间分别为2. 51小时和2. 02小时,研究年度间缩减值为0. 49小时; 2皖南旅游交通可达性存在差异,且提升幅度各异。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铜陵旅游交通通达性最高,2009—2013年加权平均时间从1. 8小时缩减为1. 38小时,除黄山市以外,宣城、池州和马鞍山交通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从位于2—3小时区间跨越到1—2小时区间, 区域间联系趋于紧密。从结果分析可知,皖南旅游区道路网络的建设与优化,极大提高了区域交通可达性,合铜黄高速、徽杭高速等线路的开通使铜陵市交通优势更加明显,黄祁高速、合巢芜高速的建设极大改善了芜湖和黄山的交通可达性。

3.2皖南旅游区景区可进入性时空变化

根据缓冲区分析统计,合铜黄高速公路沿线30km范围内覆盖4A级景点数最多,2009年和2013年分别为21个和30个; 其次是沿江高速公路,2009年和2013年覆盖景点数分别为16个和21个; 此外,2009年和2013年徽杭高速公路各覆盖12个和17个景区,马芜、芜宣和宣广三条高速沿线覆盖数均在10个以下,说明合铜黄高速和沿江高速是皖南旅游区主要交通线,沿线各景区间互动作用明显。2013年祁黄高速和宣广高速的增设尽管涉及到的4A级景区数较少,但对皖南旅游区内景区空间联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分析可知,马芜—芜宣高速公路使芜湖和马鞍山都市旅游合作更加紧密; 合铜黄高速使黄山景区和九华山景区逐渐形成紧密联系,提高了黄山市和池州市的交通连接水平,这对两地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提供了条件; 祁黄高速是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四纵八横”中的“八横”之一,对改善皖南旅游区交通环境,促进周边休宁县、黔县和祁门县旅游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加快黄山及皖南旅游区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圈” 具有重要意义; 宣宁高速是安徽省高速公路规划网“四纵八横” 中“纵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宣杭高速公路的一段,目前虽然未使该区旅游发展水平有明显提高,但是宁宣杭高速公路的建设将进一步增强宣城乃至皖南旅游区与“泛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联系。

利用Arc GIS10. 0将各高速公路交通沿线30km缓冲区图层进行叠加,结果表明,皖南旅游区快速交通沿线覆盖的景区大幅增加,2009年为32个,2013年增至58个,说明皖南旅游区的景区可进入性不断提升,区域内高级别景区的空间集聚效应正在不断增强,这将有利于区内旅游线路不断更新和优化。

3.3皖南旅游经济联系分析

皖南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根据式( 2) 计算得到皖南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矩阵( 表3) ,利用Arc GIS10. 0软件进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可视化表达( 图2) 。

从皖南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及空间格局来看( 表3和图2) ,皖南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呈现如下特征: 1芜湖和池州在皖南旅游经济发展中的辐射作用明显,而黄山旅游经济联系增长幅度最低。芜湖地理优势明显、旅游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优越,是皖南旅游区的中坚力量。池州拥有国家5A级景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风景区,皖南区位优势明显,和其他城市县区保持着较高的旅游经济联系。黄山作为皖南5A级景区区域,对皖南区域内周边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效应较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黄山地处皖南山区,位于安徽省最南端区域,与其他城市的区域空间距离和交通距离均较远。此外,黄山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全球首个旅游景区类世界优秀目的地,海内外知名度较高,海外和省外游客占接待游客中的较大部分, 因此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弱。2旅游经济联系在地理空间存在一定差异。马鞍山—芜湖—池州构成了皖南旅游经济联系主要空间骨架,马鞍山、芜湖、铜陵和池州组成的皖江城市间旅游经济往来不断强化。32009—2013年皖南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提升幅度较大的城市,也是交通条件改善显著的区域,其中池州与黄山旅游经济联系加强,说明皖南旅游区“两山一湖” 的旅游空间关系日益紧密。

皖南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分析: 从皖南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来看( 表4) ,随着皖南六市旅游经济发展和交通可达性水平的提升,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有明显变化: 12009—2013年皖南旅游区各市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增幅明显,其中芜湖旅游经济联系增长幅度最高; 六市旅游经济联系总量都从2009年的0. 01—10万元区间提升到2013年的10—300万元区间,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愈来愈密切。2皖南旅游区各市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变化存在差异,表现出空间极化特征。2009—2013年皖南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提升幅度最高的为芜湖、马鞍山,旅游经济联系总量位居前两位,宣城和黄山提升幅度较低。3皖南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存在地带分布差异。2009年马鞍山、芜湖、铜陵和池州组成的皖江城市带的旅游经济联系量为30. 62万元,占皖南旅游经济总量的71. 6% ; 2013年四个城市组成的皖江城市带的旅游经济联系量为729. 41万元,占总量的86. 8% ,明显高于东南部区域。

4结论

本文将2009和2013年安徽省皖南六市铁路、高速公路、 国道等交通网络进行配准、定义投影,并进行矢量化、编辑属性信息,存储于地理数据库中,再通过Arc GIS10. 0网络分析OD矩阵功能,计算皖南六个节点城市两两可达性数值,并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度量旅游交通可达性。研究结果及分析表明,2009—2013年皖南旅游区六市旅游交通可达性出现不同程度提升,2013年池州、铜陵、宣城和马鞍山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进入2小时范围内。皖南旅游区交通可达性整体趋于改善,但改善幅度存在差异。铜陵旅游交通通达性最高,宣城、池州和马鞍山交通可达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从位于2—3小时区间跨越到1—2小时区间,黄山旅游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这与黄山的地域特性相符合。

利用Arc GIS10. 0软件对皖南旅游区高速公路沿线30km范围内4A级及以上景区进行缓冲区分析。结果表明,皖南旅游区高速公路交通沿线覆盖的景区大幅增加,合铜黄高速和沿江高速构成皖南旅游区主要旅游交通线,皖南旅游区景区可进入性提升。在全面加快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机遇下,需要不断完善旅游快速交通线建设,加强景区景点的空间联系,使高级别景区沿快速交通线逐渐形成空间集聚效应,积极推进黄山—徽文化旅游区、九华山—佛文化旅游区、铜芜马时尚旅游区和徽池( 徽杭) 古道旅游带和黄—池—芜度假城市圈建设,不断促进旅游线路的更新与优化。

基于加权平均时间修正引力模型,得到皖南旅游区六个地级市2009—2013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愈来愈密切,马鞍山、芜湖和池州的旅游经济联系不断增强,构成了皖南旅游经济联系的主要空间骨架; “两山一湖”的旅游空间关系日趋紧密,与马芜铜的都市时尚旅游逐渐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内交通可达性提升是区域旅游经济联系重要前提条件,皖南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时空演变受到公路交通网络建设的影响,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沿快速交通线分布特征明显。

摘要：以皖南旅游区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2009年和2013年公路交通网络和旅游经济发展数据,用最短时间距离建立交通通达性指数模型,利用引力模型对皖南旅游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皖南6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有所改善,区域空间格局相对稳定;2皖南旅游景区可进入性提升,合铜黄高速和沿江高速构成皖南旅游区主要旅游交通线;3皖南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强化,6市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增幅明显,由马鞍山、芜湖和池州组成的皖江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愈趋紧密。整体来看,皖南旅游交通可达性提升,旅游经济联系加强,表明区域交通网络建设与旅游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