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调查

语言调查（共12篇）

语言调查 篇1

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表现之一就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界探索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城市语言调查,其目的是集中研究城市语言特征及城市语言交际中的问题(徐大明,2006);它传承了社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及研究方法,数据采集具有田野调查的性质,数据分析则是概率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方面对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董洪杰等,2011)。

城市语言调查兴起十多年来,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一方面,调查的地域非常广泛,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郑州、香港、澳门、台湾等很多城市和地区,调查点也普遍具备典型的社会结构特征和地域代表性(徐大明,2006);另一方面,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家在考察语言现象时不断引进新的变量(如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城市语言调查也及时将这些变量纳入调查之中,获得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实证的支持。此外,研究者还针对城市语言调查的方法展开了探讨和反思(郭骏,2013;张斌华,2015)。

近年来,研究者也进行了一系列与粤方言有关的城市语言调查。如《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高一虹等,1998),《港人对广东话及普通话态度的定量与定质研究》(龙惠珠,1998),《社会建构论框架内对语言态度性别差异的再诠释》(王莉梅,2009),《广州小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身份认同论析》(韩艳梅,2012),《语言环境对青少年语言态度的影响》(刘莉芳,2013),《普通话与粤方言的情感评价及地位评价比较———以广州市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生为例》(杨伟杰等,2013),《广东大学生对普通话和粤方言的印象》(张积家,2003),《广州地区港澳大学生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刘慧,2013),《澳门公众服务领域语言态度调查分析》(谢俊英,2015),等等。(1)

这些调查针对不同人群、理论视角各异,体现了研究的多元性,对于积累粤方言城市的相关数据资料、形成对粤方言状况的总体描述有着重要作用。但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局限,比如,量化方法的应用尚有不规范之处(如样本量偏少、无统计推论或统计推论的过程不严谨、数据分析方法不科学等),偏重于描述,理论导向不强,等等,影响了研究结果的价值。

本研究是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广州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一方面借鉴和沿用了现有同类研究的某些思路,以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试图提升量化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并强化理论导向,以使城市语言调查能够超越单纯的描述性分析,探索具有潜在理论价值的迹象,最终形成本领域的概念与理论。

一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长时间定居在广州的青少年为调查对象,排除因素为来粤旅游者、短期打工者以及暂时在广州接受教育者(如大专院校学生)等。

对于青少年的年龄范围,我们参考各种不同的界定标准,(2)确定以29岁为上限、8岁为下限(8岁对应小学三年级,以此为下限是为了保证受访者准确理解和回答问题);由于青少年的年龄是一个跨度较大的连续变量,为便于考察代际差异,只截取18~29岁和8~15岁两个年龄段作为调查对象,前者主要是成年非在校人群,后者主要是初中和小学生。

在抽样时,按照行政区的建立时间与经济发展状况,将广州的11个市辖区划分为老城区、新城区和城乡结合部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各随机抽取约200人。其中18~29岁样本为入户访问,8~15岁样本系在三个区域的中小学内进行访问。此外,还在上述区域各抽取了一定数量的30岁以上“非青少年”样本,以便进行代际比较。

问卷调查于2015年1月进行,6月又补充了部分初中和小学生样本。问卷调查采取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的方式。对于年龄偏小的受访者,访问员对问卷内容进行适当解释,确保他们在理解题目意思的基础上作出回答。

最终回收的青少年有效问卷为462份。受访者性别方面,男性224人,女性238人;年龄方面,8~15岁225人,18~29岁237人;出生地方面,广州市263人,广东省内(除广州市)94人,外省105人。此外,还回收了非青少年有效问卷共162份。

二青少年语言使用现状

描述性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母语(3)为普通话者占36.4%,母语为粤方言者占52.8%,母语为其他方言(包括客家话、潮汕话及广东地区的其他方言如韶关土语等,也包括除广东省外其他地区的方言)者占10.8%。(4)

从表1可知,能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为86.4%(16.1%+46.4%+1.7%+22.2%),能使用粤方言的比例为73.7%(16.1%+46.4%+0.2%+11.0%)。大部分受访者能同时使用普通话、粤方言,比例达到62.5%(16.1%+46.4%)。加上其他方言,能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多语人”占64.4%(16.1%+46.4%+1.7%+0.2%)。

和家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的占40%,包括粤方言的占58.4%。

和同学、同事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的占82.2%,包括粤方言的占64.4%。

总体来说,广州青少年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概括为:普通话、粤方言是主要语言,掌握普通话的比例甚至明显高于掌握粤方言的比例,近三分之二的人同时掌握普通话和粤方言;但在家庭环境中,使用粤方言的比例高于使用普通话的;在学习与工作环境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则高于使用粤方言的比例。

尽管粤方言常被称为“强势方言”,但有些人士担忧,在近20年的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下,粤方言地位正在下降,会说粤方言的人数也在减少,并于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出现过“保卫粤方言”的呼声。那么,今天广州青少年的粤方言程度到底如何?表2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问题。数据显示,粤方言达到“比较熟练”或以上程度的占72.6%,与表1中“能使用粤方言”的比例(73.7%)基本一致;另有18.4%为“一般熟练”或“不太熟练”,可视为潜在的粤方言使用者;但也有近一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会”粤方言。

值得注意的是,母语为普通话者以及母语为其他语言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掌握粤方言。

三母语和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为了比较,本次调查还另外获取了162个30岁以上的样本,作为与“青少年样本”相对应的“非青少年样本”。大体来说,30岁以上的广州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在他们的少儿时期,因务工而涌入广州的外来人口并不多,广州的推广普通话工作也还未真正起步。(5)

由于少儿时期正经历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次社会化”和“再次社会化”,他们开始认同某种语言,产生不同的语言态度,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韩艳梅,2012)。因此,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30岁以上样本人群的年龄结构为:30~44岁86人,45~59岁54人,60岁以上22人。本文关注的重点是青少年群体,因此,将这些“非青少年样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再细分。

很多时候,数据能够显示不同年龄组别之间的语言使用差异,却未必能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差异。从理论上说,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这些组别之间存在的固有的、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差异(即“代际差异”),也有可能是因每个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语言使用情况会有所变化而呈现的差异(即“年龄级差”),对此需要细加辨析(Chambers,1995;徐大明等,1997)。

由于8~15岁组的社会化过程仍未完成,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比如,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成年并参与社会分工时,他们可能会继续学习语言,掌握和使用更多的语言,不排除其语言使用情况逐渐接近上一代;因此,这一组别的“能使用的语言”以及“和同学/同事使用的语言”,并不能确定是属于“年龄级差”还是“代际差异”,其数据仅供参考(表中以括号表示)。不过,母语是确定不变的,“和家人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认为,这些方面的差异属于代际差异。

对于30岁以上组和18~29岁组,则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所掌握和使用语言的情况已经相对稳定,该两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视为是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表3分别列出了30岁以上组、18~29岁组、8~15岁组的母语和使用语言的情况。

1. 母语

从表3可以看出,以普通话和粤方言为母语者,在三个组别中的比例呈代际上升趋势。其中以普通话为母语者比例大幅上升,从30岁以上组的近25%,到18~29岁组的近30%,再跃升至8~15岁组的43.6%。以粤方言为母语者比例上升幅度较为缓和,从30岁以上组的46.9%,到18~29岁组的51.1%,再到8~15岁组的54.7%。相应地,以其他方言为母语者比例大幅下降,由28.4%降至不到1.8%。

此外,不同年龄组的广州市民,其母语比例结构有着极大差异,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代际变化趋势。30岁以上组的母语比例结构是:粤方言以接近半数的比例而遥遥领先,其次是占接近三成比例的其他方言,普通话居于末位;18~29岁组:粤方言略过半,其次是普通话占三成,其他不到二成居于末位;8~15岁组:粤方言过半,普通话占四成多,其他方言比例微不足道,形成了明显的以粤方言和普通话为主要母语的格局。

数据显示,普通话母语的比例迅速增加(需要强调的是,粤方言母语的比例非但没有因此而减小,反而有小幅增加);与之相应的,则是以其他方言为母语的比例急剧减少,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特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改革开放后移居广州的第一代移民,其后代(8~15岁组)绝大部分放弃了父辈的母语,转而学习在广州较为强势的普通话或粤方言;又由于学习粤方言较为困难,大部分选择以普通话为母语;这种情况背后,可能存在深刻的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有待于今后的研究继续加以关注。

2. 能使用的语言

能使用的语言,指的是对于某种语言有相当程度的掌握,能够较为自如地运用于生活、工作、学习中,以完成特定的功能性目标。问卷中此项为多选题,因此合计的百分比超过100%,该百分比也意味着人均能使用的语言种数。从表3可以看出,在两个组别(30岁以上组、18~29岁组)中人均能使用的语言种数都是约2种,非常接近;两个组别中能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都很高(分别为85.78%和90.72%),能使用粤方言的比例也相当高(分别为73.78%和76.79%),与此同时,能使用其他方言的比例也不低(分别为40.74%和31.65%)。至于8~15岁组,由于他们能使用的语言在未来仍有增加的可能,因此,表中的数据可视为下限比例,他们人均能使用的语言达到1.64种。

从代际趋势来看,18~29岁组与30岁以上组相比,能使用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4.94%、3.01%),能使用其他方言的比例则下降了近9.09%。

3. 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的语言

和家人使用的语言,三个组别的人均种数都保持在约1.15种,30岁以上组及18~29岁组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比例也很接近,但8~15岁组的普通话比例远高于另两组,粤方言比例也略高于另两组,而其他语言比例则明显低于另两组。这与前述三个组别的母语情况是一致的。

和同学/同事使用的语言,18~29岁组与30岁以上组相比,人均使用的语言种数从1.51种上升到1.65种;其中普通话和粤方言的使用比例有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12.17%和5.92%),其他方言的使用比例下降了4.76%。

表3的数据勾勒出广州居民语言使用的代际变化与现状,粤方言总体上保持了强势地位,而普通话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粤方言与普通话是广州市民使用的主要语言,二者总体上是平衡的;而其他方言则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可说是处于边缘化的过程中。

四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国外的语言态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家华莱士·兰伯特首创的“变语配对法”,极大地推动了语言态度研究的发展。我国则于90年代后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涉及语言态度研究的著述,其中有对于语言态度概念的界定和辨析(戴庆厦,1993;游汝杰等,2004),有对于语言态度的功能与作用的论述(刘虹,1993;王远新,2002),有对于语言态度的实证性调查(陈松岑,1991;高一虹等,1998),等等,这些成果,从宏观到微观,共同构成了对于语言态度问题的较为丰满的理论阐述。本研究则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广州青少年语言态度作出总体描述,并将年龄、性别等个人特征变量纳入考察,探究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参考了陈松岑(1999)的研究设计,使用9个项目测量广州青少年对普通话和粤方言的语言态度,这些项目包括“好听”“亲切”“友善”“文雅”“有权威”“有身份”“用处多”“方便”“容易”;其中,“好听、亲切、友善”是听话人或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属于情感认同维度;“文雅、有权威、有身份”属于社会评价维度;“用处多”“方便”“容易”属于实用性维度。受访者对每个项目的认同程度打分(共有5个级别的认同程度,分别计为1分到5分),对这9个项目评价的平均分就是语言态度得分。

表4是对各项目得分的配对样本t检验。受访者对于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得分为4.015分,对于粤方言的语言态度得分为4.155分,其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p=.007<.05),可以认为,广州青少年群体总体上略微偏爱粤方言。

具体来说,在9个项目中共有3个项目的得分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分别为“好听”“亲切”“友善”,这3个项目正好同属于情感认同维度;其他项目则未达到统计显著程度。这说明,对于普通话和粤方言的语言态度的差异,主要来自情感层面,广州青少年对粤方言具有更强的情感认同。

下面进一步以回归分析考察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进入回归的预测变量为年龄组别、性别、母语。

注:4个预测变量都是类别变量,已分别转换为哑变量:年龄以8~15岁组为参照类别,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别,母语分别以非普通话、非粤方言为参照类别。

表5的回归分析显示了年龄、性别、母语三个因素分别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其结果可以表述为:

1. 性别和普通话母语是影响普通话语言态度的主要因素,年龄不是主要因素;男性对普通话的评价低于女性(β=-0.153,p=0.001<0.05);母语为普通话者的普通话评价高于母语为非普通话者(β=0.188,p=0.000<0.05);普通话母语对普通话评价的影响大于性别的影响。调整后的R2为0.053,说明该回归方程中预测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略低。

2. 年龄和粤方言母语是影响粤方言评价的突出因素;18~29岁组对粤方言的评价低于8~15岁组(β=-0.106,p=0.010<0.05),母语为粤方言者的粤方言评价明显高于母语为非粤方言者(β=0.453,p=0.000<0.05);而性别不是影响粤方言评价的因素。调整后的R2为0.220,说明该回归方程中预测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较高。

可见,母语因素对于粤方言评价和普通话评价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母语为粤方言对于粤方言评价的正影响,远高于母语为普通话对普通话评价的正影响。

回归分析还显示,广州青少年的性别因素对普通话评价产生影响,但对粤方言评价无影响。

五性别与语言态度

国内对于语言与性别关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关注男性与女性用语的形式特征(如语音、词汇、句法结构)差异;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对于语言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其中也包括语言态度与性别的关系。以其他城市为调查地的一些研究表明,性别是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倪传斌等,2004;王萍,2008;周薇,2011;薛亚丽,2012),本研究试图详细分析广州青少年群体中性别与语言态度的关系。

表5的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是普通话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而不是粤方言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表6的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男性与女性对于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01<0.05;男性与女性对于粤方言的语言态度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111>0.05)。

表6显示了男性与女性对于普通话与粤方言的各个具体项目的评分情况。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对于普通话语言态度的评分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0.001<0.05),女性对于普通话的评分(4.139)高于男性(3.882)。在具体项目方面,有6个项目的评分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可认为存在性别差异,它们分别是“好听”“亲切”“友善”“文雅”“有身份”“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于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好听、亲切、友善)明显高于男性。

表6的数据还显示,女性对于普通话、粤方言几乎所有项目的评分都高于男性(尽管有些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只有对于粤方言的“亲切”“有权威”略微低于男性评分。实际上,女性的语言态度评分高于男性,似乎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不仅见于普通话与粤方言的比较研究,也见于涉及其他语言的同类研究(倪传斌等,2004;薛亚丽,2012;杨伟杰,2013)。这种现象也许不应简单地解释为女性具有更为积极的语言态度,还应考虑是否包含与语言态度无关的心理因素,比如,性别心理的差异(女性更倾向于附和、肯定他人)会不会导致女性更倾向于对各种语言都给出更高的分?但现有的此类研究设计,通常都未能清晰地辨明、剔除其中掺杂的与语言态度无关的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高估了性别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设计出更为精密、合理的方案。

六结论与讨论

在广州青少年群体中,粤方言仍保持着强势语言的地位,与此同时,使用普通话的人数也已非常可观,可以用“普通话与粤方言并重”来描述广州青少年的语言使用状况。不过,普通话与粤方言的应用环境有所差别,在工作与学习环境中普通话更为普遍,而在家庭环境中粤方言更为常见。

通过代际比较发现,以粤方言为母语者以及粤方言使用者的比例一直在呈微弱的代际增长趋势,以普通话为母语者及普通话使用者的比例增长迅速,一度拥有不少使用者的其他方言则生存空间明显缩小(包括母语、学习/工作语言、家庭语言的选择等)。很显然,普通话的“崛起”并未像有些人士担心的那样“冲击”了粤方言,但却极大地“冲击”了在部分广州人群中使用的其他方言。在普通话与粤方言成为广州居民的主要语言的同时,其他方言正在被边缘化。

有不少学者都论述过粤方言作为强势方言的地位。如方言区的人在承认普通话的同时,对于方言保持不同程度的语言忠诚,而这种语言忠诚在粤方言区又更为突出(高一虹等,1998),本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广州青少年在包容和接受普通话时,并没有冷落或抛弃粤方言。

语言态度方面,广州青少年总体上略偏爱粤方言,这种偏爱主要来自对粤方言的情感认同维度。而影响语言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是母语,对于母语的语言态度评分高于非母语的语言态度评分;在以粤方言为母语的青少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研究发现,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与性别有关,这与已有的同类研究是一致的。但在研究语言态度与性别关系时,需要辨析并排除评分时所包含的与语言态度无关的其他心理因素,否则会高估性别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调查 篇2

台灣南島語言田野調查：

常見問題與解決之道

張永利

中研院語言所

摘要

台灣南島語言類型特殊且多樣，是台灣的人文寶藏，但是台灣南島語言普遍沒有

文字記載，要瞭解這些寶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紀錄和分析台灣南島語言一方面可以為濱危語言的保存略盡棉薄之力，另一面也可以拓展我們的語言學視野。然而，台灣南島語言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困難和挑戰，例如(a)如何尋找適當的發音人，如何和他們合作？(b)如何選定語言？(c)如何設定議題？(d)如何記音？如何收集語料？(f)如何進行語料分析？(g)如何整理和保存語料？我們將根據過去的經驗，提供解決問題之道。我們希望透過這種問答方式能夠引導初學者進入田野，充分享受自己動手紀錄、分析語言、並且發現新鮮有趣的語言類型之樂趣。

1.引言

重要性與目標

台灣南島語言類型特殊且多樣，是台灣的人文寶藏，但是台灣南島語言普遍沒有文字記載，要瞭解這些寶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紀錄和分析台灣南島語言一方面可以為瀕危語言的保存略盡棉薄之力，另一面也可以拓展我們的語言學視野。

台灣南島語言田野調查是一項挑戰，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困難，如何克服這些困難，使得調查工作能夠順利推展，是本次講演的重點。

可能的困難與解決策略

2.問題與挑戰

台灣南島語言田野調查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發音人的問題，包括合適且稱職發音人的問題的發音人難覓、發音人配合意願低、發音人不按約定行事等。

早期研究的人少，任何一個台灣南島語言皆為合適的研究對象。但是，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許多台灣南島語言都已經有不少的參考文獻，研究語言的選定變成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台灣南島語言的調查初期以語言的全面性調查為主，接下來則需考量以議題導向為依歸，但是如何選定議題則需要仔細評估。

人是經驗的動物，容易受經驗制約，在田野調查時亦然。研究者易受原有知識所誤導，發音人也容易遭所受訓練所影響其語感。同時，如何分析發音人提供的材料，避免落入「道聽途說」的窘境也是不能忽視的問題。另外，理論和議題導向的研究容易「以偏蓋全」，也是必頇正視的問題。

紀錄一個陌生的語言向來都非易事，特別是對耳拙者更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如何克服這項挑戰，我們將提供一些從台灣南島語言調查所累累積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拜科技發展之賜，台灣南島語言的整理與保存有更好的解決之道。在本次講演裡，我們將提供一些可以輕鬆和現存軟體共容的工具給大家參考。

資料整理與保存的問題 記音的挑戰 分析上的盲點議題的設定 語言的選定

3.解決之道

以上所提問題，有的是技術問題，有的是心態問題，有的則是思考的問題，以下我們僅根據我們的經驗提供一些可能的解決之道。

選定合適的發音人

合適發音人必頇具備：

1)母語能力佳

2)國語或閩南語溝通無礙

3)理解能力強

4)有耐心、願意配合如何找到合適的發音人：

1)專家推薦

2)朋友介紹

視發音人為朋友，與他們發展長期的伙伴關係，適時的回饋和協助會有效提高他們的合作意願。當然，耐心的等待以及擬好預備方案也是應該有的心理準備。

1)選擇較需要投入研究的語言（例如布農語、邵語、卡那富語、太魯閣語

等）

2)對象語言合適的發音人最好超過兩位，方便交叉查證

3)避開容易引起反彈的語言

1)選擇具有「台灣南島語言」類型特性的議題（以adverbial verb的研究為

例）(如何判斷類型特性可參考Shopen(1985, 2007))

2)選擇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題目（以ditransitive的研究為例）

3)選擇符合1-2的條件且較少人研究的題目

1)對台灣南島語言的類型有初步的認識（例如ergative and no passive,“focus” system等，可參考黃美金等 2000）

2)對台灣南島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有初步的瞭解（例如噶瑪蘭語沒有謝謝一

詞，wanay表達問候和再見等意義；鄒語的語言和生活的關係：’ua chumu 鹿+水=水牛，可參李壬癸等(編輯)1998，李壬癸1999）

3)對於發音人所給的詮釋需要辯證和交叉查證（例如鄒語的 aveoveox 謝謝 克服分析上的盲點 議題設定的標準 語言選定的注意事項

= a-veoveo-x 啊-梅花鹿-主事者焦點？）

4)分析時需參照整個語法、語音和語意體系（例如語法系統是否直接反映

心裡活動呢(direct non-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Barsalou 1999)？）

5)以三行式翻譯(interlinear morphemic translation, Lehman 1982)記錄台灣南

島語言，並且注意形式和意義的對應（有關glossing請參照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1)記錄下來，然後念給發音人聽，確認是否正確掌握所有語音特性（頇熟

悉IPA各種語音和記音符號，可參考Pullum and Ladusaw 1986, Ladefoged and Maddieson(1996)）

2)錄音下來，切割反覆聆聽

3)善用系統知識(e.g.音韻系統、最小音對(minimal pair))

4)隨時隨地收集資料，隨身攜帶小筆記簿

5)學會簡單會話，融入人群，勇敢與人對話，掌握語言實際使用情形

1)筆記簿編頁碼，前頁整理語音、語法和語意特點

2)運用Lexique Pro來編輯字典，整理及保存資料（詳細資料請參後附網頁）

3)利用Edirol數位錄音機來錄音，之後儲存於電腦

有效整理資料與妥善保存面對記音和收集資料的挑戰

4.結論

相關參考文獻

Ladefoged, Peter and Ian Maddieson.1996.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Oxford: Blackwell.Pullum, Geoffrey and William Ladusaw.1986.Phonetic symbol guid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hopen, Timothy(ed.).1985.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s, Volume

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__________.2007.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s, Volume

1-3, 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黃美金等.2000.台灣南島語言參考語法系列.台北：遠流出版社。

李壬癸等(編輯).1998.《台灣原住民基本文化教材》台北：國立編譯館。李壬癸.1999.《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台灣省文獻會。

相關網頁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available at

Lexique Pro downloadable from

Other web resources(courtesy of Marie Yeh):

• Linguistic Fieldwork Preparation:

• Linguistics Fieldwork at Stanford University:

• Linguistics fieldwork in SIL:

• Tools for Linguistic Fieldwork and Language Description:

单招C语言课程问卷调查与分析 篇3

关键词：C语言；问卷调查；有效教学

单招C语言课程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共140分，是高考专业课程中分值最高学科，但由于其难度大很多学生难取高分，更有甚至直接放弃。所以C语言成了单招生高考的关键学科，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本次问卷调查，希望从一线资料中为课改提供参考。

一、问卷说明

本次单招C语言课程问卷调查是对当前单招计算机专业两个班学生进行的，高一40人，高三36人，总发放卷数76份，回收71份，有效回收率93.4%，問卷调查中共设计了20小题，主要针对学习现状、学习习惯、教学方法等几方面展开。

二、问卷分析

根据回收问卷，统计分析如下。

1.学前基础

绝大多数学生之前都没学过相关的编程语言，少数学生也只是听说过，因此学生学习C语言的起点是一致的，几乎都为零。

2.学习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对C语言的兴趣15%学生表示非常感兴趣，73%学生认为一般，12%的学生感到烦恼，也就是说，真正感兴趣的学生不多。

从对“C语言的重要性”认识来看，90%学生都认为“很重要”，但是从重要性的原因看，多数是因为“要考高”，真正因为“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寥寥无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调查情况显示，学生对于C语言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从学科中来，从发自内心的渴望中来。我们教学中要关注学生兴趣的培养，“乐于学”是学习成功的内因。

3.学习效果

从对“你认为C语言学习难易程度”的问卷结果看，14%的人认为“非常难，听不懂”，55%人认为“比较难，大部分听不懂”，20%的人认为“有一定难度，基本能跟上”，11%的人认为“能跟上老师的节奏，比较简单”。数据显示，C语言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难学的课程。

因此，在问及“学完该课程后，你认为你达到的水平”时，多数人都选择了“能编一些简单程序”，教学效果并非理想。

4.学习习惯

“你有课前预习C语言的习惯吗？”在此项调查中显示，学生几乎都没有预习的习惯，“你上课认真听讲吗？”回答中多数学生上课都会走神，“你有作业缺交吗？”绝大部分写“偶尔”，这些现象说明他们的学习习惯还不够良好。

“你是怎样对待C语言作业的？”在此项问卷中显示，独立完成的占31%，抄作业后弄懂的占38%，抄作业后没弄懂的占27%，不交作业的占4%。这个现象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一堂课后，真正能弄明白的人真的不多，课后能再次消化的人占一半，而30%的人根本就没懂，长此下去，这些人这门课也就放弃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的当务之急。

5.教学方面

由于C语言具有丰富的数据结构和算法，“黑板+粉笔”方式是非常传统的教学方式，从问卷看，90%的学生更喜欢实践课，且喜欢“边讲边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实践中来的印象更深刻。

6.教学改进意见

在课改意见调查中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建议增加实践课时，这点正是“如何学好C语言”的看法中提出的主要建议。另一种建议建立网络教学资源库，方便学生自学。这两方面都将成为课改的两大研究方向。

三、C语言课改措施

布鲁姆提出有效教学思想：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实现教学目标和学生的个性培养与全面发展，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教学的有效性包括如下三重意义：（1）有效果；（2）有效率；（3）有效益。以上对于有效教学的解析，正融入我们C课堂教学改革需要的思想精髓。

1.关注学生兴趣的培养，激发学习热情

兴趣是一个古老而又不失活力的话题。从心理学到教育学，从一线教师到专家学者，都对学习兴趣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从问卷调查看，学生对C语言的兴趣渐行渐远，那么兴趣是否可培养？涂阳军在《论学习兴趣的养成：对西方近二十年来学习兴趣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回答道：“学习兴趣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学生学习兴趣的产生受到了外界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但也包含有‘先天性’成分。”

关于学习兴趣形成这一问题，段作章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在发生学看来，学习兴趣的形成发展要经历一个孕育萌发、初步形成、深化发展、巩固完善的过程。学习兴趣萌发于学生觉察到的事物或现象与已有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兴趣的初步形成主要依赖于学生对学习任务的认知加工及其水平；对学习目标、学习动机、价值体系、评价标准的内化是学习兴趣深化发展的关键；创造性地应用知识于实践并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获得知识的迁移，是巩固完善学习兴趣的主要路径。”从这段阐述中，我们发现学习兴趣的培养是不同阶段涉及的关键因素。在教学实践中，我认为教学方法是开展有效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关键手段。“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恰到好处，定能起到作用。

2.加强实践课时，将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溶解

单招高考C语言理论60分，实践80分，可见高考非常重视C语言实践操作能力考核。本次问卷中，学生强烈要求多开设实践课。从我平时上课的观察来看，实践课的学习状态要好于课堂学习，学习积极性明显高于理论课，碰到问题时，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热烈的，这种热烈也正反映了他们对学科的兴趣盎然。增设实践课时，将理论知识融于实践，并做好课堂辅导工作，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及时地得到问题的解答。

3.增设学习辅助平台，比如校园教学资源库建设

在问卷调查中，很多学生提出了建立教学资源库辅助学生课外学习的意见。为此我依托学校教学平台，初步建构了校园C语言教学资源库，其中包括：

（1）教学资源库建设。建立C语言校园教学资源库，方便学生上传下载学习资料及在线学习。主要内容包括：（a）历年高考试卷集。这部分试题难度系数较高，是高考题，每道题都辅以题目、答案、考点和解题技巧，帮助学生课外自学之用。（b）技能试题集。这部分试题主要针对实践用，每题含题目、答案、解题技巧三部分。难度系数由简到难。（c）专题集。本部分主要来源于教材案例，总共有7个专题，方便学生有针对性的学习、解惑。

（2）班级交流群建设。按照班级建立班级群，可即时交流，由学生轮流担当“小老师”，负责答疑解惑。

（3）提供多媒体教学资源。增设学习辅助资源平台，目的是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增加教学的广度与深度，培养和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

四、展望

本次问卷调查给C语言课程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指明了方向，只有把有效的教学思想贯彻于C语言课程，确实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刚刚初具规模，还需后继不断完善和发展，更需要教师从教学实际出发，基于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发新的教学课件、教案等资料，促进教师教学相长，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涂阳军.论学习兴趣的养成：对西方近二十年来学习兴趣研究的反思[J].江苏教育，2013（1）.

农村孩子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分析 篇4

1 被调查人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共对163个农村孩子的语言状况进行了收集, 这163个孩子在性别、分布区域、有无父母外出务工、年龄段四个方面都进行了有效平衡。其中性别上男性83人, 女性80人, 基本实现了男女1:1的比例;分布区域上河南104人, 其中郊区的51人, 普通农村53人, 桂林59人, 其中郊区27人, 普通农村32人, 郊区和普通农村的人员比例为78:85;有无父母外出务工上, 有父母外出务工的86人, 无父母外出务工的77人, 比例为86:77;年龄段上3—6 (幼儿园) 岁的有39人, 6—9 (小学) 岁的有46人, 9—12 (小学) 岁的有45人, 12—15 (初中) 岁的有33人, 比例为39:46:45:33。这里有无父母外出务工和各个年龄段的人数差别相对较大, 然而考虑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完全照顾到, 再加上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农村孩子的语言, 首先确定了农村, 外出务工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会占很大一部分。其次确定了孩子的语言, 那么调查主要也就应该锁定在小学, 因为心理学认为孩子语言学习的关键阶段是6—13岁, 因此这次调查得出的数据, 应该是有效的。

2 农村孩子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农村孩子语言使用情况这部分, 我们主要调查农村孩子的语言能力和不同语境下语码转用的问题。语言能力这部分, 调查问卷设计了两个问题: (1) 会不会使用普通话? (1) 会 (2) 不会; (2) 在一些场合交流时, 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会不会出现混合乱用的情况? (1) 会 (2) 不会。语码转用这部分主要从“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这两个维度来经行调查, 调查问卷中也设计了两个问题: (1) 在公众场合 (学校、市区) 和老师、同学、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陌生人的交际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家乡话?还是普通话? (1) 家乡话 (2) 普通话; (2) 在私人场合 (本村、亲戚家) 和老师、同学、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陌生人的交际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家乡话?还是普通话? (1) 家乡话 (2) 普通话。由于农村孩子, 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对私人场合和公众场合这两个概念理解不是很深, 因此这里特定学校和市区为公众场合, 本村和亲戚家为私人场合;下面我们从被调查者的性别、分布区域、有无父母外出务工、年龄段四个方面对农村孩子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转码问题进行分析。

2.1 农村孩子语言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 这163名农村孩子, 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48人, 占总数的91%, 不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5人, 占总数的9%。在一些交流场合, 把普通话和家乡话混合使用的共有66人 (这里包括偶尔混合使用的情况) , 占总数的45%, 不会混合使用的有82人, 占总数的55%。由此可以得知农村孩子在语言使用上, 90%以上都具有双语能力, 不会使用普通话的只占很小一部分, 这说明国家在普通话推广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具体的语言使用过程中, 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够区分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 但是仍有将近一半的人会把两种话混合使用, 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语言学习教学的现状。下面具体讨论:

(1) 性别上, 会说普通话的男性有73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9%, 女性有75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1%;不会说普通话的男生10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67%, 不会说普通话的女生5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33%。会把普通话和家乡话混用的男性有31人, 占混用总数的47%, 女性有35人, 占混用总数的53%;不会把普通话和家乡话混用的男性有42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51%, 女性有40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49%。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孩子在掌握普通话方面, 男性学习普通话的能力比女性稍微弱一点, 而在普通话和家乡话的混用上则相反, 也就是说在使用家乡话和普通话的稳定性上, 男性要稍微高于女性。

(2) 在分布区域上, 郊区会说普通话的有76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1%, 普通农村会说普通话的有72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9%;郊区不会说普通话的2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13%, 普通农村不会说普通话的13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87%。郊区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19人, 占混用总数的29%, 普通农村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47人, 占混用总数的71%;郊区不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57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70%, 普通农村不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25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30%。由此可以得出郊区会说普通话的人相对较多, 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数很少, 大部分不会说普通话的被调查者都来自普通农村。普通农村的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情况也相对比较严重, 达到了71%, 而郊区大部分儿童青少年已经能够将家乡话和普通话分开使用。这种现象应该是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经济越发达和本区域以外的人交流也就越频繁, 普通话的推广力度也就越大, 儿童青少年对普通话的把握也就更早、更精确。郊区是城市向外扩展的最前沿, 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和本区域以外人的交流情况自然要高于普通农村。

(3) 在有无父母外出务工上, 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会说普通话的有79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3%, 无父母外出务工会说普通话的有69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7%;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的有7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7%, 无父母外出不会说普通话的有8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3%。父母外出务工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37人, 占混用总数的56%, 无父母外出务工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29人, 占混用总数的44%;父母外出务工不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42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51%, 无父母外出务工不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40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49%。由此可以得出有父母外出务工的农村孩子会说普通话的较多, 也就是说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孩子普通话的学习是有帮助的。不过从混用情况看有父母外出务工的农村孩子也相对较多, 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和父母教导孩子有着密切关系, 外出务工的父母根据自身在外打工时语言使用的经验, 一般对孩子语言学习的要求较高, 然而平时他们对孩子的语言学习指导又较少, 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孩子语言使用的混乱情况。

(4) 在年龄段上, 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 无法做到各个年龄段人数的平衡, 各个年龄段上人数相差较大。考虑到调查的各项总数可能会影响最终对比结果的情况, 这里统计时没有选择他们占总数的百分比进行对比, 而是选择了他们和各个年龄段总人数的比例值进行对比。

通过对上图的观察可以发现, 在会/不会说不通话这一项上, 各年龄段会说普通话的人数都达到了本年龄段总人数的70%以上, 而且在12—15岁年龄段的所有被调查者已经都能够说普通话, 这说明普通话在农村的普及已经很广, 各年龄段70%以上的人都具备了双语能力, 而且在12—15岁这个年龄段农村孩子已经基本完成了普通话的学习, 都已经能够使用普通话。从蓝色曲线和红色曲线的走势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农村孩子对普通话的掌握能力,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尤其是在3—6岁和6—9岁之间增长是最迅速的, 之后的增长会逐渐的趋于饱和。

在会/不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这一项上, 在调查的四个年龄段中, 都有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情况, 而且在6—9岁这个年龄段混用情况达到了最高, 达到了本年龄段总人数的67%。这种情况应该是和该阶段会说普通会的人数迅速增长有关。从各年龄段的混用情况来看, 3—6岁和6—9岁这两个年龄段混用情况是最严总的, 达到了总混用情况的四分之三。这种情况应该是儿童刚刚接触新语言, 对新语言把握不够准确引起的。从青色曲线和紫色曲线的走向来看, 农村孩子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情况, 在9岁之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在9岁以后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降低, 而且在9—12岁这个年龄段降低的速度是最快的, 这是儿童青少年经过一段学习后, 初步掌握普通话的结果。

2.2 不同情形下语码转用考察

这部分的调查统计是基于上面的统计结果的, 因为语码转用考察的基础是有双语能力, 并且使用时能够不经常混用。经过整理共选出114份有效问卷 (考虑到调查问卷的数量问题这里把家乡话和普通话偶尔混合使用的情况也加了进来) 。经过对114份调查问卷的整理统计, 我们得到了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在和六个不同交际对象交流时说普通话和家乡话的情况。

从上表调查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农村孩子使用家乡话的情况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尤其是在和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交流时这种情况表现的尤其突出, 只有在和老师还有陌生人交流时说普通话的情况才偏多。这说明在河南和桂林的农村中虽然大多数农村孩子能够使用普通话, 但是再具体的语言生活中大多数孩子仍然偏向于使用家乡话, 普通话的使用率是比较低的。

从交际场合看, 农村孩子在公众场合给不同对象交流时, 使用普通话的比率远远大于在私人场合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比率, 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则正好相反, 这从侧面印证了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推广的成效。从交际对象来看, 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在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 大多数情况下更倾向于用普通话, 在和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交流时则更倾向于使用家乡话, 这种情况是和交际对象的身份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说明了河南桂林具有双语能力的农村孩子基本已经能够根据对象选择合适的语言。

下面具体分析 (经统计有/无父母外出务工这一项, 农村孩子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差别不大, 因此没有列出) :

(1) 在性别上语言使用差异

注:公众场合下被调查者对各种交流对象使用普通话/家乡话的人数同总人数的比值

注:私人场合下被调查者对各种交流对象使用普通话/家乡话的人数同总人数的比值

通过对以上两图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合, 农村孩子在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女生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都高于男生, 这说明在农村女生对普通话的掌握运用更早更充分。二是在公众场合农村孩子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女生和男生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差较小, 而在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女生和男生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差却很大。针对这两个问题, 在谈话调查时经过询问得知:女生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学习成绩都相对较好, 在老师、同学、陌生人面前他们都想以最好的状态出现, 进而得到它们的表扬, 而男生则认为在私下交流玩耍时自己用家乡话比较方便流利。

(2) 在区域上语言使用差异

通过以上两图的观察可以发现:农村孩子在和不同的对象交流时, 无论是在私人场合还是在公众场合, 在说家乡话和普通话的比例上郊区和普通农村的孩子相差的程度基本不是太大, 只有在私人场合和老师交流时相差较大, 达到了14%。这说明郊区和普通农村在和不同对象交流时语言转换的认同度上基本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在遇见老师时郊区的大多数孩子认为该说普通话, 而普通农村的孩子大多数孩子也认为该说普通话。

(3) 在各年龄段语言使用的差异

由于各年龄段和各个对象交流的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和使用家乡话的比例是完全相对的, 因此只列出了农村孩子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

通过以上两图的观察得到:在公众场合农村孩子再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 各年龄段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步增加的;在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再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 说普通话的比例前三个年龄段是逐步增加的, 而且和公众场合相比相差基本不大, 有的和公众场合的数值竟然是一样的, 像3—6岁这个阶段和老师交流时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说普通话的比例都是59%, 而12—15岁这个年龄段和9—12这个阶段相比反而减少了很多, 甚至比6—9岁这个年龄段说普通话的比例还要低。经过谈话访问得知:幼儿园和小学的农村孩子他们认为给老师同学交流就应该用普通话, 不用分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 这样才算表现好。12—15岁年龄段的初中生则认为在私人场合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用家乡话显得更加亲切, 交流时也更方便。这说明农村的幼儿园学生和小学生在语言选用时更多的是关注交际对象, 而初中生在语言选用时不仅能够注意到语言的表达效果, 而且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语言选用。

参考文献

[1]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2]郭骏.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 2013 (4) .

[3]樊中元.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 2011 (10) .

汉语言文学调查报告 篇5

大部分学生把语文看作是一件被动的、受限制性而又得不到分数的课程。无论他们是否在生活中把语言表达地得体或者完善，他们总是认为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就好了。华丽的词藻和洋溢着文采的句子那些是头脑中很敏感、很忧郁的遇到数学就犯愁的内向的孩子们的特点。其实不然。擅长语文的人，文学修养也是从小逐渐积累起来的，他们不是生来就偏爱语文。那么语文究竟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为此特意走进社会，对此作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一、调查的具体目标和方法

1、调查目的，是为了明确现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人究竟抱有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终日接触的语言。而我们的母语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如何体现和运用。

2、调查对象，小学的学生一直到四十岁左右的成年人。我们认为，这样的调查群体基本涵盖了社会上的各个层次人员，不同的职业，年龄，性格，受教育程度上都有体现。

3、调查地点，我所在的中阳县城比较开放的县城，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比例来说是相对较好的。

4、我们利用节假日、周末的全天进行调查。因为是小学教师，所以被调查者大部分是比较配合的。

二、调查的过程

在3月期间的中阳县图书馆里，我随机采访了一位年龄十七岁的高二女生。她在一所普高。我们问起她对于语文的喜爱程度时，她腼腆地笑了一下说，因为自己理科很差，所以只有把心思集中在文科上拉分，虽然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写作，不过这样总比钻研理科要好。当我们问她一些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政治、历史事件但是不是高中课本上能学到的时，她的表情显得很无奈。一些新闻上，国际时讯上，历史读物上的事件对于这个高中生而言是很陌生的。

我们又随机采访了一个高三的男生。他属于另一所普高，也是学文科的，同样不是很喜欢写作。他告诉我们，平时因为太多的政治概念，地理历史需要背诵，理科方面的知识需要练习，他或者他的同学们都很难拿出时间来看些课外的书籍，周末也只有半天的休假，家里因为人多他不得已才来了图书馆。也许从小也没养成看书的好习惯吧，他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很匮乏，话说出来很俗气。在阅读中自己明明把体会到的都说出来了，老师总是说不对。他有些抱怨地说道：“阅读写的就是自己的感悟，却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真是强人所难。”我们再提及似乎应该多看些增长词汇量的书籍或者辞典的时候，旁边他的一位同学说，数学想及格都难，别说看那些了。

一家快餐里，一个带着只有看起来五六岁的孩子的中年妇女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是一位语文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学生大多在语文上考不了高分的原因是他们的词汇量实在太可怜，明明很简单的段意就是不能用语言归结得明白。作文要么是那种很低调自己觉得深沉的文笔写出的无病呻吟的东西，要么是那些很幼稚完全让人不知道在说什么的笔法。这是普遍的学生在语文考试中得不了高分的原因。其实基础知识里所讲到的很匮乏，永远是那么点东西，就算这样很多学生都不去背，更别说他们能有什么文笔的积累了。不过确实，科目实在太多了。现在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应试，真正的文学远远不是在课堂上所能学到的。

教辅专柜前，一位三十四岁中年男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身为副编辑的他笑着说，现在的教材编写者我不明白是怎么想的，小学课本里的课文很深奥，而高中的却很浅显，奇怪的是，初中的部分竟然很大程度上地把语法知识都删得差不多了。侄子明年高考，到现在连什么是主语谓语宾语都不能完全搞明白，而女儿才上小学，课文里却总能出现一些语法上的东西，让人匪夷所思。现在高中课本无论涉及的范围或者层次上都不太能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了，**年的书还在用**年的说明文。很多老文章固然经典，但是孩子们并不认可，在课外他们又不可能主动去读些书看些报纸，仅仅凭教材上的局限性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很多近年的好文章完全可以放到教材上，内容只要老师讲，凭十七八岁的思考能力完全可以理解。不过编教人也有苦衷吧，毕竟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还需要很大的提高。

动漫专柜前。一群模仿着各种叫声的小学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们显得很好奇，非常配合我们。他们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不喜欢语文的原因是因为要写作文，数学起码比作文要有趣。那么为什么不多看看历史的课外书提高作文水平呢，孩子们的回答是，没意思。还不如上网玩两盘游戏。……

三、调查结果分析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总共有180人接受了我的调查，其中有32%的人认为，语文学习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就好了，没必要太过重视；26%的人认为，语文学习纯粹是为了应付学习和考试，不丰富的词汇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到人们的生活，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这部分人大多是学生；7%的人觉得语文比较重要，只是对于作文来说很头疼，不过平时写的也不多，所以不是很重视；11%的人觉得有必要多看看书，不过日常生活已经很繁琐了，平时没有时间读书或者能静下心来读纯粹文学类的东西，很多周围的人也很少能涉及；还有9%的人并不配合调查；只有15%的人认为语文很重要，无论在素质或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自己平时也尽量抽出时间来阅读书籍，喜欢写文章之类的事。

我们节选了大部分都是受过十年以上文化教育程度的人采访，而结果我们却为之心酸。这仅仅列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以上采访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共同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现在这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已经逐渐地淡化了它们。我们在网络中能寻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宁可听听歌，看看电影也不愿意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看一段历史或者哲学。这是很让人悲哀的现实。

四、对调查结果的思考

1、语文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必要性

语文是其他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这是上小学时，语文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文学，而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决定性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理性体现和延伸。文学的修养往往从语言的表达上能看出来一个人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而素质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生存条件。

语文同样是一个人一生中离不开的工具。不管我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听说读写的语文基本功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制约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和生活的质量。工作中我们不理解领导的意思会办错事，生活中我们不明白同事的暗示常常会闹笑话，当别人问起我们一个他不认识的词语我们羞愧地说自己也不知道时，那种窘迫恐怕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了解。

语文，语言和文学。我们一直在强调积累。语文绝对不是那种一日之寒可冰冻三尺的学科，你也许可以掌握了一个勾股定理从而推导出和角公式和倍角公式从而明确的正余弦定理，但是你不可能把一系列的成语用这样的方式推导出来，而且诗词歌赋也并非公式化的东西。说起来数学无非是把几个公式背过然后翻来覆去地拐弯抹角地变换。一个E=mc2就解决了不知多少问题。这是数学。其实语文一样是这样，只是她太精辟。我们能发现，我们也就是无非掌握了日常生活中的三千个汉字就能组合出几百亿句不同的话，一个音律里几十个字作结尾，我们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上万首名诗卓词。说起来，语文确实比数学难学得多。

2、我们对学习语文的建议

（1）兴趣决定方法，方法决定成败

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语言的环境里，所以想学好语文其实很容易。我们认为有两点：语文要学好的根基是兴趣和方法。这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关于兴趣的养成，我们想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

很多时候。我们抱怨说这东西真没劲，太无聊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能把这支球队或者那支球队说的头头是到，能叫出穿几号球衣的是某某著名球星，越位的定义，球技的精湛，队员的配合，或者他们为什么会赢，对方的失误。这些我们可以给身边不懂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这时候我们站在讲台上或者比老师还在行，因为我们对这个有兴趣，兴趣在某种程度下可以把潜力转换成动力。这是我们了解并且深入了解的根本也是先决条件。而我们为什么会对足球感兴趣。是因为从小我们看到其他人踢球我们有不服输的精神我们也要踢球，而赢了我们会受到他人的赞赏，我们得到满足。一直的积累下去，我们对足球这整个体系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我们给别人讲解的时候，我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们受到别人“你真厉害，懂这么多”的赞赏之后会有自信的感觉，觉得我确实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于是，兴趣从小我们踢球的时候开始，我们受到表扬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建立了。因为我们都有不服输的精神，我们建立兴趣都很简单。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忘这忘那，刚说了一分钟的事都记不住。这仅仅是借口。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可能忘记了这个月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忘记了同事嘱咐买的礼物，可是我们会忘记我们发工资的时间吗？我们是要吃饭的。吃饭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说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无法遗忘，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我们何时发工资。学习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说忘记了背着背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重视它们，如果下周要高考了。一个高三学生说，我忘看书了，这现实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记忆的惊人程度取决于我们的重视程度。

语文学习的积累一样出在这个地方。一个学生借口说他没时间去背课文写作业，但是它会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来去网吧，因为那里有足够吸引他兴趣的东西。他如何把这段时间挤出来却没有学习的时间去背诵点英语单词？这是我们的弊端：对于我们重视的、认为必要的事会尽可能地完成。如果这部分兴趣都转换在了语文学习上，我们的桌子里成天有本成语词典，我们一有时间就把自己不认识的成语记下来，用那种自信心去看，几遍下来，我们才很惊异地发现我们的记忆力原来这么厉害，就像在游戏里，我们对装备的属性从来都是过目不忘一样。

对语文掌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些繁杂的文言文，哲学，天体物理，历史事件等很多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教育意义和改变思想方式的东西。我想那时候，我们引用着黑格尔，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的句子的时候我们会很自豪的。

（2）不甘雌伏，跛鳖千里

上述的我们认为对于一半以上的喜欢学习的人是很有启发的。那么其余的呢？那些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看见语文就头痛的学生如何对待。我想这还需要分成两个方面。

首先，从主观上，寻找自身的条件。正如我们常说的：生活中并非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我们对待语文学习的态度想改变虽非易事，但绝非不可。我时常听到悲观者和乐观者的故事，比如有半瓶水。乐观的会说：还有半瓶呢。悲观的会说：只有半瓶了。这全取决于我们的态度。我们都希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地更好，悲观者也并不希望自己总是悲观，人总是有上进心的。我们中除了少数的哲人无非是悲观和乐观两种，而我们应该学习乐观者的态度，一种很好地面对人生面对挑战的态度。他们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悲观者会认为，一直往前走就是荆棘和坑洼，乐观者会认为会看到柳暗花明；给悲观者一座荒山他会修一座坟墓，而乐观者则会种满绿树。当我们不喜欢这门学科时，我们可以看看天看看太阳看看白云，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否像蚂蚁一样列好了队伍等待我们检阅。看看教我们的老师头上的白发，看看小学生的童话书。

其次。从客观上，我们建议是否应该修进一下教材。现在的课程崇尚素质教育，艺术节，体育节都是我们感谢教育工作者们辛勤地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思索后的结果。但是，依然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对课程的主动性无法发觉，而这部分主观能动性又很大程度上源于客观的环境因素。因为纷繁的课文让他们觉得无法集中精神或者找到快乐。我们不否认学习是一件苦差事，但是我想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寻找快乐，我们似乎也应该把教材中更多的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比如有教育意义并且能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新潮文章，无论在科普，娱乐，政治上都可以夹杂很多语法，思想等等。一些太过深沉的课文学生因为丧失了乐趣即使学起来也觉得索然无味。我们觉得，痛苦的学习从本质上就违背了人类学习的初衷。

（3）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当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一味学习的同时应该学会思考，学会联想。幻想和联想有本质上的却别，但是都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学习和生活。我们需要一个好的讨论环境和交流环境，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停留在满足虚荣心的阶段，我们要学会学以致用，学会了这么多的知识我们要把它们用在实处。

语言调查 篇6

关键词：小学美术；教学语言；现状及对策

一、前言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术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在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我们要加强教学语言能力的重视，不断进行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现状调查及对策的研究和探讨，使美术教学的质量和方法得到提高。

二、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重要性

课堂教学语言是教师在教学的具体而特定的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因而有其特殊性，与日常生活语言及其它职业的专业语言相比，显然有不同的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要善于以姿势助讲话。姿势包括手势、体态及面部表情等几个方面。优美的教学姿势，可以表达情感、烘托气氛、表示情态、表达意志、增强气势，是辅助语言的重要手段。它能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吸引学生的注意，提高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那些不易下定义或限于学生接受能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问题。

三、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现状

1、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学生缺乏口述、文字表达和评价环节。在调查中发现，美术课堂教学普遍存在学生没有表达自己作品的机会，这样也直接影响了课堂教学的评价环节，以教师的总结代替评价过程，不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和学生在自我评价和活动评价中得到提高。

2、教师缺少对整体教学进度的计划安排和精心设计教学的过程。在对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不够，完全按照教材进行授课，没有整体的设计和计划，课程之间联系得不紧密，缺乏对教学的精心设计过程。

3、学生作品中形象模仿过于严重，缺乏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在教学中，知识和趣味是不相矛盾的，这是教师在设计课程时主要考虑的两个方面，要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快乐，在快乐中学习。但从学生的作品中发现，学生一般都是为了做作业而完成作品，作品中知识性强，趣味性就会缺少，没有真正的快乐。

四、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语言对策

1、教师的语言要有趣味性、生动性。在小学美术课堂中，教师要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在导课和教学过程中，运用趣味性、形象性的语言，从学生的实际活动出发，或借助故事、游戏、影视、流行音乐等元素，或新奇变化的语言形式和手段，使美术教育教学活动充满乐趣，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活动兴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提高教学效率。例如：教学六年级下册第四课《画扇面》时，我用启发式语言引导学生进行画扇面的学习。首先让学生欣赏教材中的图片，以风趣幽默的语言，让学生区分折扇、团扇等扇面，再复习以前学过的中国画中的花鸟画、山水画的画法。从感觉开始，到动手动脑，认识美术、感受美术的内涵，体验美术的乐趣和美，这样，学生很从容地跟上新授课的步伐。紧接着进行启发：你们知道扇子有哪些样式吗？扇子上都有什么样的图案呢？请学生思考并且讨论，让学生描述自己对扇子的形象认识，讲一些有关扇子的有趣故事。然后，教师讲述历代书画家都喜欢在扇面上绘画或书写以抒情达意，或为别人收藏或赠友人以示留念的故事，引发学生的兴趣。营造一个轻松、活泼的氛围，是上好美术课的前提，而教师生动形象、有感染力的语言则是这种氛围的催化剂。两节课后，学生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扇子，并且在扇面上画出了各种形式的图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再例如：在执教六年级下册第七课《奇思妙想》时，课前我思考，如何使学生产生奇思妙想呢？这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上课时，我对学生这样说：有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从外面嗡嗡地飞进一个“小朋友”，长长的身体，绿绿的翅膀，你们猜它是谁啊？这时，学生都睁着好奇的眼睛，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位朋友的出现。当我把课前制作好的一个蚂蚱摆到学生面前时，学生欢呼雀跃，大声喊道，“蚂蚱”。这时的蚂蚱不是一个可怕、冷冰冰的动物，而是学生们都很熟悉的小昆虫。接着，教师通过形象的语言讲述有关蚂蚱的外形、结构、体色、生活习性等知识，引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展开自己的想象，进行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也制作一个喜欢的小动物或物体，锻炼了创新思维能力。

2、教师的语言要有情感性。美术是浸入情感的艺术，是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美术教学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技能技巧的训练和美术知识的学习。教师通过幽默有趣的语言将活动内容、活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充分体验这些情感，从而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获得乐趣和情感的满足。

在课堂中，教师语言传情达意的手段是极其丰富的，语音的轻重、语调的升降、语气的强弱等变化都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同样的一句话，运用不同的音量和速度、不同的重音和停顿、不同的语调和语气说出来，都会表达不同的含义，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教师能够把语言和所授的美术课的内容结合起来，效果会更佳。

让学生接近美术，喜欢美术，欣赏美术，必须打破学生对美术的神秘感，用极易理解美术的手法帮助学生理解美术，使学生真正喜欢美术，用心去描绘美术，理解、评价、分析美术，逐步成为一个具备艺术素养的人，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美术课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绘画、手工制作、综合探索外，还有欣赏评述。在课堂中，当学生完成美术作品时，教师要当着学生的面进行评述和引导学生欣赏。所以，在评述作品或欣赏作品时，教师不仅有语言艺术，而且利用眼神与学生进行交流，以达到心意沟通的境界，从而避免语言过多给学生带来厌烦感。例如五年级下册《珍爱国宝——古代的青铜艺术》是欣赏课内容。课前。我了解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发展过程，了解了一些青铜器的铸造知识，收集了古代青铜器的图片资料，设计了“青铜器是如何制作的？”“我们如何欣赏古代的青铜艺术？”“你能选择一件自己喜欢的青铜器谈谈对它的感受吗？”等问题。课中，我通过提问，让学生讨论；展示图片资料，根据青铜艺术的欣赏方法，引导学生从青铜的造形上、纹饰上、文字上进行欣赏讲解，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认识到中国青铜艺术在人类文化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五、结语

通过对教学中，课堂教学语言重要性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美术教学语言的意义，为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语言教学效果的优化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助于美术教学效果的提高。

江苏三峡移民语言态度调查分析 篇7

关键词：江苏,三峡移民,语言态度,共时差异

一引言

语言态度是人们在认知情感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语言心理现象,它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语言的主观愿望、看法和评价。语言态度属于社会心理范畴,它影响着人们在交际中的语言选择,也制约着人们语言学习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其语言能力和使用水平,所以语言态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它对于了解一个群体或社团的社会心理特点,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政策都有重要意义。

语言融入是三峡移民融入当地生活的重要步骤,而移民的语言态度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三峡移民语言态度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移民语言使用现状并预测未来的发展,也可以为当地政府和以后的移民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本文将从移民的语言态度及社会特征分布情况等角度进行相关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针对分布在江苏省盐城、南通两地级市9个县(市)的三峡移民进行调查。调查中,我们采用非随机多阶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即不等概率系统抽样(PPS系统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多阶抽样方法,对县(市)、镇、村三级的抽样均采取按与人口成比例的不等概率系统抽样(PPS系统抽样);对抽中的样本村实行整群抽样。在安置地共抽取3个县,每个县选取4个镇,每个镇选择3个村,最后获得有效样本503人。在调查过程中,主要采取由调查者当面询问和隐匿观察的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

语言态度考察主要包括母语忠诚,语言学习意愿,普通话、重庆话及当地话的主观评价等内容。考察采用5级定序量表,要求被试按自身情况对照选择。数据分析使用的是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3.0 for Windows,Microsoft Excel 2003。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是均值比较与方差分析等。

三语言态度分析

(一)母语忠诚

针对母语忠诚,我们预设了移民之间交流时出现的三种情况:拒用重庆话、使用普通话、使用当地话,并请被试针对上述情况选出他们的态度:非常反感(记作1)、听着不习惯(记作2)、无所谓(记作3)、可以理解(记作4)、非常支持(记作5),统计结果见表1。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移民对使用当地话最为反感,对使用普通话持理解态度的比例最高,为38%,认为最“无所谓”的多为在面对其他人不愿意使用母语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方面,移民对自己的母语仍然持比较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对不使用母语的人持异议的比例与持中立和理解态度的比例相差不大。另一方面,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二)对母语未来发展所持的态度

在回答“是否希望重庆话能保留下去”的问题时,3.8%的移民不希望或不太希望重庆话保留下去;而持无所谓态度的占46.1%;比较希望以及很希望能保留下去的分别占32.6%和17.5%,二者占总数的50.1%。可见,对自己的母语是否要保留的问题,绝大多数的移民还是在无所谓和希望两种态度之间摇摆。

(三)移民语言学习态度

语言学习态度的考察包括对自身和对子女两个方面。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移民有学习其他语言(方言)的意愿,整体态度是积极的。但在面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时,态度略有不同。

从频次分析中可以看出,73.8%的人表示愿意学习普通话,持反对态度的只有7.6%。而对学习当地话持支持态度的为52.9%,反对者占9.8%,其中持中立态度的要比普通话多18.7%。在调查中,没有人对子女学习普通话持反对态度,93.8%的移民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自己的子女学习普通话;就学习当地话而言,2.4%的人持反对态度,76.9%的人持支持态度。

普通话作为全民共同语,是不同地区人们之间重要的交际工具,它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认同。移民为了子女的未来发展考虑,对子女语言(方言)尤其是普通话的学习持积极态度。但同时移民对当地话的学习意愿不如普通话高,很多人对学习当地话持观望态度,对子女学习当地话的支持程度也要略低于普通话。

(四)语言主观评价

我们分别从情感、地位和适用三个方面就移民对普通话、重庆话和当地话的主观评价进行调查。针对上述三类评价,在调查中我们选择“好听”“文雅”“用处多”三项,用完全反对、反对、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五级刻度来测量。

在情感评价方面,移民对普通话的评价最高,对母语的情感评价略低,而对当地话的负面评价最高。移民中认为普通话不好听的只占0.6%,63.2%的移民认为好听。认为重庆话不好听的占10.6%,认为好听的占40.7%。对于当地话,88.9%的移民认为不好听,4.8%的人认为好听。

在地位评价上,80.4%的移民认为普通话文雅,持反对意见的只占4.2%。对于母语,67.8%的移民持中立态度,认为重庆话文雅的只占13.9%。就当地话而言,大多数移民认为当地话不文雅,所占比例为77.5%;持正面态度的只有5.8%。由此可见,在移民心中,普通话的地位最高,其次是重庆话,再次是当地话。

在适用性方面,58.9%的人认为普通话用处多。认为重庆话用处多的人只占27%。56.5%的人认为当地话用处不大,持正面态度的仅为14.1%。由此可见,在移民心中,普通话的用处最大,其次是重庆话,最后是当地话。

四语言态度的共时差异分析

(一)母语忠诚的共时差异

性别(拒用重庆话sig=0.002<0.05、使用普通话sig=0.001<0.05、使用当地话sig=0.000<0.05)、年龄(拒用重庆话sig=0.000<0.05、使用普通话sig=0.000<0.05、使用当地话sig=0.000<0.05)、文化程度(拒用重庆话sig=0.000<0.05、使用普通话sig=0.004<0.05、使用当地话sig=0.002<0.05)、职业(拒用重庆话sig=0.000<0.05、使用普通话sig=0.000<0.05、使用当地话sig=0.001<0.05)在母语忠诚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迁入时间在拒用重庆话(sig=0.005<0.05)和使用普通话(sig=0.033<0.05)两项的表现上具有显著差异(1)。

女性移民在三个考察项上的均值都高于男性。女性在语言态度上比男性更倾向于标准语,更倾向于优势方言。虽然两性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最高,但从表4来看男性属于中立态度,而女性均值大于3,属于“可以理解”的范围。两性对使用当地话的认同度都是最低的,但女性更接近可以理解的级别。

就年龄来看,随着年龄段的降低,移民的态度也逐渐开放。在使用普通话方面,除老年外,从中年和青年的均值表现看,他们都属于持理解的态度。青年对拒用重庆话也持理解态度。虽然老中青对使用当地话都持中立态度,但青年的均值最高,接近“可以理解”的取值范围。总体来看,老年人在态度上趋向保守,青年人则更为激进,中年人则处于二者之间。

从迁入时间看,2002年迁入的移民对母语的态度最为开放,他们对于拒用重庆话和使用普通话均持“可以理解”的心态,而其他两批移民在态度上则相对消极,而且2001年的移民在这两项上的均值都要小于2004年的移民。虽然第一批和第二批移民安置时间距离较近,但二者对母语忠诚差异明显,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与移民数量有关,由于2001年安置的移民数量较少,只有1000余人,安置较分散,2002年安置的移民数量较多,安置也较之前集中。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对移民的安置政策是相对集中、分散安置,但地方在安置时应集中和分散兼顾,过度的分散安置并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移民态度经历了从不习惯到无所谓、最后到可以理解的态度变化。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人们的思想和眼界也越开阔,语言态度相对也会越开放和积极。

就职业来看,随着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移民的态度经历了从中立到理解的变化,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但其中只有学生对使用当地话持理解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年龄较小,接受能力强,他们头脑灵活,对于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些都使得他们在语言态度上比其他人持有更开放的心态。

(二)移民对母语未来的发展心态的共时差异分析

我们就移民对母语未来的发展心态从性别、年龄、迁入时间、文化程度和职业五个社会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年龄(sig=0.001<0.05)、文化程度(sig=0.001<0.05)、职业(sig=0.001<0.05)对其有明显影响。

总体而言,移民希望重庆话能保留,只是由于年龄、文化、职业的不同,保留意愿略有差别。由于老年人对于母语有浓厚的感情,八成的老年人希望母语能够保留。青年人中,74%的人对重庆话是否要保留持中立态度。这种态度,与青年人思想较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的个性有关。小学以下的移民保留愿望最为强烈,对母语的未来也抱有美好的愿望。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由于有相对较长的教育经历,且眼界较为开阔,对母语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较为实际的认识。从职业来看,随着社会身份的提高,均值呈下降趋势。务农的移民对重庆话的保留最为乐观,因为他们接触较多的仍是移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交际工具是重庆话,对于来自外界的语言压力的感受并不深刻,所以他们对重庆话的未来,也就比其他人更乐观。从事个体经营的移民和学生,对重庆话在个人工作、就业、社交或学习上的限制会有更强烈的感受,对当地话或普通话地位价值也逐渐认同。

(三)语言学习态度的共时差异分析

1. 移民自身。

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对移民的语言学习意愿有明显影响。随着年龄的降低、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分工层次的提升,移民学习其他语言(方言)的积极性呈逐渐提高趋势。

从年龄来看,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迫切度远不如中青年,老年人生活范围小,母语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对中青年来说,普通话和当地话是他们学业和事业的重要工具,是攀登社会阶梯的重要助力。

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以下的移民学习意愿最低。小学及以上的人对学习普通话均持正面态度,即愿意或非常愿意学习普通话,而在学习当地话方面,其均值都在4以下,总体属于愿意层级。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话的学习意愿并不与文化程度成正比,高中及以上的均值比初中略低,从频次分布来看,高中及以上的移民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比例高达97%,比初中高出13%,但在学习当地话方面却比初中低14%,可见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对于普通话的推崇和认同远高于其他三类移民。

就职业来看,越是处在社会分工底层的移民,对学习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意愿越小;越是处于社会分工上层的移民,对母语以外的语言学习愿望越强烈,而且他们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均高于学习当地话。

2. 移民子女。

不同的年龄(普通话sig=0.001<0.05当地话sig=0.000<0.05)、职业(普通话sig=0.000<0.05当地话sig=0.000<0.05)的移民在其子女的语言学习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不同性别的移民在子女学习普通话的态度(sig=0.001<0.05)上存在差异。

从表7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子女学习普通话。由于女性对于标准语的热衷程度要高于男性,且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要职责,所以母亲的语言倾向会对子女未来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造成一定的影响。移民对子女的语言(方言)学习持支持态度,且随着年龄层的降低、社会分工层次的提高,呈上升趋势。但在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移民对子女学习普通话没有持负面态度的,但对子女学当地话则存在一些负面态度,而且随着移民年龄的增长,比例也略有上升。在不同职业的移民中,除务农的移民在子女学习当地话上的均值略低(为3.94)外,其余均值都在4以上。

(四)主观评价的共时差异分析

在性别、年龄、迁入时间、文化程度、职业五种社会变量中,对移民的情感评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年龄、迁入时间和职业(见表8)。对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有显著影响的则是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在影响情感评价的三个因素中,就年龄而言,老年对普通话的评价最高,中年对重庆话的评价最高,随着年龄段的提高,移民对当地话的评价呈下降趋势。迁入时间的长短、所处社会分工层次的高低均与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情感评价成正比,与重庆话成反比。在影响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的三个因素中,年龄的高低与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地位和适用性评价成反比,与重庆话成正比;文化程度的高低、社会分工层次的高低与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地位和适用性评价成正比,与重庆话成反比。在地位评价方面,移民整体上对普通话持正面态度,对重庆话持中立态度,而对当地话持负面态度。在适用性评价方面,移民整体上对普通话持正面态度;对当地话持负面态度;而对重庆话的态度分布比较均衡,即持正面、负面和中立态度的差距较小。另外,虽然性别对移民的情感评价没有显著影响,但不同性别在对普通话的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上,均显示出明显差异,女性对于普通话的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均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女性对于标准语的追捧要高于男性,而这种追捧更多的是出于普通话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以及广泛的用途考虑。

五结语

三峡移民对自己的母语有着很深的感情,希望它能继续保留下去。但同时他们的语言态度也是比较宽松和开放的,对不使用母语的人有半数移民持理解态度,语言学习较为积极。出于情感和认知等原因的影响,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态度又有较大差异,移民对使用当地话最为反感,对当地话的学习积极性比普通话低,在对普通话、重庆话、当地话的主观评价上,情感评价、地位评价、适用性评价,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均为:普通话>重庆话>当地话。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其权威性和优越性在民众中有较普遍的认知,所以移民中对普通话持异议态度的人少。但是当面临另一种没有在移民社区内部获得认同的方言介入并可能威胁其母语地位的情况时,移民会对其产生排斥心态,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移民在潜意识里对母语的浓厚情感,母语作为维系自身与故乡的纽带,作为群体认同的标记,移民对其有着相对隐性的母语忠诚。这种母语忠诚也会在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学习及主观评价上产生影响。

综上可见,对移民语言态度的变化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分别是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的联系,通常年龄越小,相应的文化程度也越高,从事的职业也处在社会分工的上层。随着年龄的降低、文化程度和所处社会分工层次的提高,移民的眼界也更加开阔,他们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对新事物较容易接受,语言态度上比其他人持有更开放的心态,同时他们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移民内部,在逐渐融入到当地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对重庆话的局限性、普通话和当地话的优越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当地话或普通话是他们的工作语言、社交语言、学习语言,是他们创造价值和攀登社会阶梯的助力,而重庆话则是移民社区内部的语言,是某种情感维持的工具,这种对于语言地位和价值认同的变化,也使得他们的语言态度产生变化。

语言问题是移民安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三峡移民语言态度的调查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移民的语言态度,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宜、科学的政策和方案,为移民提供语言方面的相关服务和指导,化解可能出现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负效应,促进国家“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政策的落实,为地方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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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磊.广东三峡移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J].学术研究,2010,(4).

语言调查 篇8

英语语言消费属于教育消费的范畴, 它是指围绕英语语言学习展开的消费活动, 包括参加英语语言学习强化班, 购买相关学习资料, 参加相关英语语言水平测试等的支出。由于语言消费与英语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对学生英语语言消费进行调查和了解也就十分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高中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的调查从一个侧面来发现他们英语学习动机的强度。本研究拟通过对样本的调查对这一问题作一定的分析, 通过对英语语言消费探究英语语言学习的投入大小, 以及发现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性别学生在英语语言学习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抽取了四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 其中重点中学一所, 外语学校一所, 普通中学二所。涉及到的班级共11个班, 其中文科3个班, 理科8个班。由于学校不同, 班级不同, 各班的人数相差较大。因此在各班中又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 使各班被调查人数在45人左右, 其中人数最多的48人, 最少的40人。所有调查对象所学外语均为英语。

测试时发放问卷510份, 收回有效问卷481份, 有效率94.31%。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 工具是自行编制的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A.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父母职业, 家庭收入, 家庭背景等。

B.学生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 就读学校的类型, 分科等。

C.外语教育消费情况调查:即平均每月教育消费水平、英语语言消费水平及主要英语语言消费项目。

在测试之前就“你 (你的孩子) 平均每月在教育上的总体消费和在英语学习上的消费状况及主要项目”对50多名学生及家长进行了预测, 在此基础上对英语语言消费水平划分了4个等级, 即低于50元、50-100元、100-150元、150元以上, 教育总体消费的4个等级分别为:低于200元、200-400元、400-600元和600元以上。这里的两项消费均不包括学生在校的学费、书费, 只包括学生自行购买辅助资料 (包括参考书、辅导材料、电子词典、复读机、光碟等) 、各项补习等的费用。

统计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 主要分析家庭背景、学生性别、学校类型、分科等因素对英语语言消费的影响。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1. 英语语言消费的总体情况分析

下表中反映的是所有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的平均水平及在各档次上的人数及比例, 英语语言消费与教育消费总体水平的差异。

表2的数据显示, 从总体上看, 学生在英语语言消费上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他们在教育总体消费的平均值 (α=0.000) 。这就反映了学生英语语言学习上的投入在整个学习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较为突出, 明显高于平均的学习投入。在各档次上的人数比例也有较大差异。也就是说, 有更多的学生在英语语言学习上的投入比在学习的总体平均投入要多。

2. 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英语语言消费方面的比较

表3中的数据反映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在英语语言消费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三组之间消费的平均值有着明显的差异 (α=0.000) , 这说明了三组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投入也有较大的差异。

(1=<50元, 2=50-100元, 3=100-150元, 4=>150元)

教育消费的投入与家庭所处环境有关。首先, 地区间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教育消费的非均衡性。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增长快慢的决定性因素, 如同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 教育需求受到收入因素的约束。

其次, 地区间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影响着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教育经济学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出发, 认为教育具有提高生产力素质的作用。因而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 还是一种有经济效益的投资。

第三, 自然环境及客观条件如地理、环境、交通等状况也会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来自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口稠密的主城区的学生能更方便地接受更多英语教育, 而对于区县城镇和农村家庭来说, 即使他们与主城区家庭具有同等的投入意愿,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 教育资源不如主城区资源丰富, 在外语方面的投入渠道不多, 也无法刺激语言消费。

3. 不同性别学生在英语语言消费方面的比较

男女学生在外语方面的消费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

(1=<50元, 2=50-100元, 3=100-150元, 4=>150元)

从表4可以看出, 女生每月在外语方面的消费集中在100-150元之间, 而男生在外语方面的消费每月约在50-100元之间则占大多数。每月外语方面消费为100-150元的学生中女生有85人, 占女生比例的37.12%, 男生只有47人, 占男生比例的18.65%。不过有趣的是每月外语方面消费超过150元的男生比例比女生比例略高。

通常女生被认为比男生在外语学习方面更有天赋, 一份问卷调查曾显示, 76%的女大学生觉得英语学习过程本身能使她们获得成就感, 她们对语言感兴趣, 比较喜欢英语学习。在耳濡目染之下, 不少高中女生都有“学好语言是自己本份”的观念。不少女生认为在体力、抽象思维能力不如男生的情况下, 必须学好外语, 否则缺乏竞争力。社会导向让女生对外语学习产生强烈的欲望, 它是直接推动外语学习的一种外部动因。在内外驱动力的驱使下, 女生在外语方面的消费需求得到家长普遍的支持。

4. 不同分科学生在英语语言消费方面的比较

不同学科学生在英语语言消费上也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文科学生英语语言消费明显高于理科学生。

通常影响学生在学科上投入的因素主要为:兴趣、学习难度、重要程度。

从兴趣方面来看, 文科学生中有不少希望考外语专业, 因此外语学习的动机比较强烈, 对外语就十分重视, 外语消费也较高。理科学生多数愿意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理工科的专业, 因而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理科学习上。在调查中发现, 文科学生中购买复读机、磁带等的比例也超过理科生, 文科学生课余时间请家教补习外语的也比理科学生多。

从学习难度和重要程度来看, 理科中的物理、化学等科目相对而言难度较大, 理科方面的竞赛又较多, 理科导向明显, 容易导致学生重理轻文, 在数理化学习上加大投入, 相对而言, 外语的分量就比较轻, 所以在外语上投入不多。而在文科方面, 外语是抓分的重要科目, 外语考不好就意味着总分低, 高考失利。所以, 文科学生普遍在外语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比如请家教, 买辅导书等。

5. 不同学校类型学生在英语语言消费方面的比较

从调查看出, 三类学校之间学生的英语语言消费平均值的差异十分显著 (α=0.000) , 表现在重点中学和外语学校的学生在外语方面投入的金钱也大大高于普通中学的学生。

在外语学校, 外语当然是他们最重视的科目, 在重点中学中, 由于竞争十分激烈, 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学习, 因为在这里学习成绩是决定性的。为获得更高分数而有高投入是值得的, 这包括时间, 也包括金钱。所以, 在重点中学的学生中有21.2%的学生每月在英语方面花费超过150元, 有30.7%的学生花费在100-150元之间。他们主要消费在请家教和购买工具书和学习资料上。

而普通中学的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如另外两种学校的那么高。因此他们对外语学习上的要求也不如前两类学校的学生那么高, 在这些学生中, 英语方面的消费在100元以上的累计只有24.6%。

三、结论

不论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是何种类型, 他们学习动机的强度都反映在学习的投入上。既然经济上的投入受到了动机的驱使, 那么他们英语语言消费的程度也能反映他们学习的动机强度。

从上面的调查中可以看出, 当前高中学生在英语上花费比其他学科花费多, 可以说明其英语学习动机强度远远大于其他学科。同时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动机强度也有所不同。主要表面在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花费不同, 不同分科的学生花费不同, 男生女生花费不同, 学校类型不同花费也不同。

但同时在调查中也反映出学生语言消费上盲目消费和攀比消费现象非常普遍。从学生自身的角度上看, 在消费过程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盲目性较大。许多家长平时忙于工作, 没有足够的时间, 结果盲目轻信, 这样既浪费了孩子的时间, 也造成了金钱的浪费。其结果是投入效果较差。而且在消费过程中攀比心理也比较严重。别人买了什么辅导材料我也买, 别人进了什么辅导班我也进。多数人并不是从自身的实际需要考虑。从子女的教育上看, 进重点班, 考大学, 上特色班是众多家长的心理, 许多家长“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迫切愿望和投资培养的积极性是无可非议的。不过这种心理, 往往忽略了孩子的个性发展。因此不论家长还是学生本人, 在英语语言消费上都应该理性一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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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其潮.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外语与外语教学, , 1999b (8) :35-38.

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 篇9

当前中国社会生活最突出的特点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自然也对城市语言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宇明, 201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速和普通话使用率的提高, 城市方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城市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徐大明、付义荣, 2005;孙锐欣, 2007;张璟玮、徐大明, 2008) 、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 (薛才德, 2009;王伟超、许晓颖, 2010;周薇, 2011) 、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社会族群 (如农民工族群、少数民族族群) 的语言使用与语言适应 (夏历, 2007;谢俊英, 2011;戴庆厦、邓佑玲, 2001;郭蕊、丁石庆, 2007) 、城市中特别言语社区 (如新兴工业区、科学岛等) 的语言状况 (杨晋毅, 1999;曹琴, 2006;王玲、徐大明, 2009) 、城市方言的保持情况 (曹志耘, 2001;汪平, 2003、2006;陈红连、张立平, 2005;俞玮奇, 2010) 等问题深入城市社区开展城市语言调查,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语言变化发展的规律, 形成了社会语言学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热点, 为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语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学术方案, 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施,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积极的可行性建议。

众所周知, 城市语言调查是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集中研究城市语言特征及城市语言交际中的问题的 (徐大明, 2006a:127) 。而要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开展城市语言调查, 则必然要涉及到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材料的分析与调查方法的采用等问题。城市语言已有调查成果在这三方面做得如何?值得总结与反思。笔者拟从已有的研究案例出发, 就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材料的分析与调查方法的采用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讨论。

二调查对象的选择

(一) 关于大中小学生的选择

就调查对象的选择而言, 大中小学生一直是城市语言调查关注的群体, 他们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一直是调查者关注的重点。此类研究案例有很多, 有上海市的调查 (齐沪扬、朱琴琴, 2001;孙晓先等, 2007;焦成名, 2009) 、武汉市的调查 (王立, 2008) 、苏州、南京与常州市的调查 (汪平, 2003;俞玮奇, 2010、2011b) 、北海市的调查 (陈朝珠, 2012) 等等。但我们在选择大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时必须要依据研究目的来选择, 要注意选择的针对性。

如果研究者旨在通过对某城市 (或区域) 大中小学生开展调查以揭示该城市 (或区域) 大中小学生的语言生活状况, 那么这样的选择就具有针对性。如调查上海市徐汇区大中小学生称谓使用情况 (齐沪扬、朱琴琴, 2001) , 选择该区大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是合适的, 具有针对性。

如果研究者旨在通过对某城市 (或区域) 大中小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调查以揭示该城市 (或区域) 语言使用的整体状况和城市方言的发展趋势, 那么这样的选择就缺乏代表性。如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城市方言的使用情况与发展趋势时只选择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城市家长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时也仅选择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这样的选择都不是很合适。因为中小学生只是城市居民的一部分, 仅对他们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调查不能反映整个城市语言使用的全部, 中小学生的调查数据就家长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而言充其量只是个旁证。因此, 要科学全面地揭示城市居民语言生活之实态, 就要选择各类人员作综合调查, 而不能仅局限于大中小学生。如浦东新区语言政策和语文生活研究课题组 (1996) 调查浦东新区普通话的使用状况, 既选择该区的大中小学生, 又选择在该区工作学习的各类人员, 这样的选择具有针对性。

(二) 关于人口类别的选择

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又带来城市居民成分的多元化和城市语言的多元化, 自然也就带来城市居民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的多元化。城市人口一般分为本地居民 (或称原有居民) 、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三部分, 也可分为定居人口 (含本地居民、外来移民) 与非定居人口 (流动人口) 两部分。而不同的人口类别在语言掌握、语言选择、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诸方面均存在着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也正是城市语言调查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缺乏这种差异性研究, 城市语言调查则难以走向深入, 自然也就难以准确而全面地揭示出城市语言生活的实际状况。而我们的研究现状是, 除少数研究者外大多数研究者并未意识到这种差异性的客观存在, 也未能就调查对象在人口类别上作分类调查。因此, 我们建议在选择调查对象时应注意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定居人口与非定居人口、区域间不同人口的构成等人口类别上的区分:

1. 注意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区分。

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本地学生与外来移民家庭学生在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上存在着差异性。如北京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北京话的使用和对待北京话的态度上就存在差异 (王玲, 2012) 。又如苏州本地学生与外来移民家庭学生在对待苏州话与普通话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外来移民家庭学生对苏州话评价不高, 对普通话评价很高, 尤其对普通话的有用程度评价更高;本地学生对苏州话说话人要比普通话说话人感觉更加亲切、更值得信赖, 对苏州话的心理认同与语言忠诚更强 (俞玮奇, 2011a、2011b) 。

2. 注意定居人口与非定居人口的区分。

定居人口与非定居人口在语言掌握与语言使用上存在着差异性。如南京市非定居人口普通话的掌握率要高于定居人口, 并且使用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外部语言和内部语言的比例也明显地高于定居人口, 只有在家庭语言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才低于定居人口 (张璟玮、徐大明, 2008) 。

3. 注意区域间不同人口的构成。

区域间人口构成差异会影响到语言的选择与使用。如南京城区传统市场语言使用情况与所在社区不同的人口构成密切相关。当市场所在社区有较多高学历的外来移民时, 市场上普通话的使用率则比较高;当市场所在地本地居民居多, 市场上南京话的使用率则最高;当市场所在社区有较多的外来流动人口时, 市场上外地方言的使用率则会上升 (俞玮奇, 2011b) 。

三调查材料的分析

(一) 年龄级差与方言濒危

在城市语言研究中, 有一些学者依据城市家庭中大中小学生 (尤其是小学生) 普通话使用率高、家长与孩子交流时普通话使用率高的现象, 作出这样一些判断:城市中学生已不会讲本地方言, 普通话有代替本地方言的趋势, 城市方言已岌岌可危并会在不很远的将来基本退出交际领域。这样的判断符合城市方言的传承实际与使用状况吗?笔者以为很值得讨论。

已有研究案例表明, 本地学生家庭中普通话的使用率并非一直处于高位, 其普通话与本地方言的使用率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而发生变化:在家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不断下降, 而本地方言的使用比例不断上升, 最终接近上一代人。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使用情况就是如此。学生家庭中上海话的使用比例是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上升 (以与父亲交流为例) :小学五年级 (37%) →初一 (46%) →高一 (56%) →大一 (70%) ;学生掌握上海话的能力也是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强 (按测试80~100分所占比) :幼儿园 (20%) →小学一年级 (58%) →小学五年级 (74%) →初一 (82%) →高一 (91%) →大一 (100%) (孙晓先等, 2007) 。这反映了青少年小时候在家以使用普通话为主, 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过渡到以使用本地方言为主并接近上一代的语言使用状况与语言成长过程。这是一种“年龄级差” (age grading) (Chambers, 1995) , 一种只发生在某个年龄段有规则的社会变异现象。这种变异现象“不会引起语言上的真正变化, 属于语言中非变化的变异现象” (徐大明, 2006b:151) 。它不属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产生语言变化的“代际差异” (generation difference) (徐大明等, 2004) , 因为当青少年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其本地方言的使用比例与能力最终都会达到或接近上一代的水平。

另外, 家长 (包括父母、祖父母) 在与孩子交流时普通话的使用率也并非一直都很高, 其本地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率也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孩子年龄越小, 家长与他们说普通话的比率越高;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家长与他们说普通话的比率逐渐下降。武汉的家长与孩子交流时存有此类情况。以父亲为例, 与孩子交流时普通话与武汉话所占百分比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而变化:幼儿阶段 (41.0、54.7) →1~3年级 (32.8、61.5) →4~6年级 (26.1、69.1) →7~9年级 (22.3、75.3) →10~12年级 (18.2、76.9) (王立, 2008) 。这是说话者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所作出的语言选择上的级差, 笔者以为也是一种“年龄级差”。因为从家长与孩子的语言交际来看, 也大都会重复着同样的变化历程, 只是出现的过程与前者不同, 一个是在语言成长过程中, 一个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

由此可见, 这种“年龄级差”反映的恰恰不是本地方言使用率降低的过程, 而是本地方言正在得到有效传承的过程。因此, 我们在对方言与普通话在城市中的使用状况与方言的发展演变趋势作出评判时需慎重。不能因为目前大中小学生家庭中普通话的使用率高或家长与孩子交流时普通话使用率高就作出在城市中学生已不会讲本地方言、普通话有代替本地方言的趋势、方言岌岌可危并会在不很远的将来基本退出交际领域这样的判断。况且城市方言是否濒危还需要进行综合研究, 不能仅据此就作出如此重大的学术判断。事实上, 许多城市的本地方言并没有因为大中小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率高而出现濒危, 甚至仍有很强的活力, 其代际传承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到较为稳定的传承。 (俞玮奇, 2011b) 。并且“方言即将消失的观点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大众并不认为在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之下方言会消失” (孙锐欣, 2007:75) 。我们认为判断城市方言的发展趋势依据的不应是大中小学生所处特定时期在普通话使用上所呈现出的“年龄级差”, 而是城市方言在全体市民中使用频率的总体趋势。全体市民使用频率的总体趋势应该是判断城市方言发展趋势的唯一标准 (1) 。

(二) 年龄因素与变式选择

就普通话对城市方言的影响而言, 普通话已对城市方言产生了巨大影响, “青年人的方言明显受普通话的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化” (陈章太, 2005:50) 。变异语言学研究表明, 当语言变异标示某一变化时, 最主要的相关社会因素就是年龄 (徐大明, 2006b:150) 。就总体而言, 新式 (新出现的变式) 在最年长一代人的话语中出现量少, 中间一代人出现频率有所增加, 最年轻的一代出现频率最高 (Chambers et al., 2003:274) 。这意味着年轻与新式选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就我国目前城市方言中所出现的新式而言, 在语音上大都接近普通话, “有的吸取普通话音韵系统中的某些成分”, “有的干脆把普通话的某些读音搬进去” (陈章太, 2005:50-51) 。尽管如此, 我们在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时仍不能简单地将年轻与新式选择划等号, 作出“越年轻新式的选择率就一定越高”这样的判断, 因为新式的选择除受年龄因素制约外还得受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制约。

国外早有例证, 如美国马萨葡萄园岛元音央化调查 (Labov, 1963) 表明, 央化情况确与讲话人年龄相关, 但最年长和最年幼的被调查者央化最少, 31~45岁的被调查者央化却最多。这是一种乡土情结在央化上的“矫枉过正”。国内也有类似例证, 如江苏溧水县城语言调查显示, 县城方言中新式的使用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总体情况是年龄与新式选择存在着相关性。但就青少年组的中小学生而言, 在声调变项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声韵母变项中并不比青年组有明显优势, 与中年组的差别也不是很大 (郭骏, 2009:85~86) 。

中小学生其语言受到普通话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与家庭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此在方言变式的选择上也呈现出复杂性。有的学生家庭用语以普通话为主, 在使用本地方言时则利于选择新式甚至直接移入普通话读音;有的学生家庭用语以本地方言为主则利于选择旧有形式。有的学生跟父母一起生活, 是倾向选择新式还是旧有形式则相当复杂;有的学生跟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 一起生活, 一般来说受原有方言影响大, 会更多地选择旧有形式。有鉴于此, 我们在开展城市语言调查时要避免有“年轻人一定会选择新式”这样的预设, 特别要注意年龄因素与变式选择之间的复杂性, 不能简单类推。

(三) 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和行为倾向 (游汝杰、邹嘉彦, 2004:83) , 一般可分为情感态度和理智态度两个方面。情感态度是指“说话人或听话人在说到、听到某种语言时, 在情绪、感情上的感受和反应”, 包括好听程度、亲切程度等;理智态度是指“说话人或听话人对特定语言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理性评价”, 包括社会影响、有用程度等 (陈松岑, 1999:81-82) 。语言态度影响着语言的使用, 甚至制约着语言的演变 (刘虹, 1993:101) 。在我国目前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并用的情况下, 语言态度如何将会直接影响人们对普通话和方言的习得和使用。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某城市居民的普通话认同度高就推断出普通话将成为该城市的通用语言、普通话将代替城市方言等结论。因为语言态度本身就存在内部差异, 语言态度也是可变的, 而且语言态度也并非是影响和制约语言使用的唯一因素。

1. 语言态度内部存有差异

就对待方言与普通话的总体态度而言, 城市居民 (尤其是本地居民) 对普通话评价高, 对本地方言评价低。但具体到情感态度和理智态度则存在着差异性:情感评价:本地方言>普通话;理智评价:本地方言<普通话。同是情感态度,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则又呈现出不同特点: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有较高的情感认同 (力量、夏历, 2008) ;本地居民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不高, 大部分居民对本地话有归属感, 因为本地话毕竟是本地居民出生后习得的第一种语码, 仍存在着隐性威望 (covert prestige) (陈立平, 2011) 。

2. 语言态度是可变的

语言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或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青少年对待普通话与城市方言的态度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发生变化。如南京本地青少年对南京话与普通话的评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就亲切程度而言, 南京话不断提高, 普通话不断下降;就有用程度而言, 南京话越来越高, 普通话呈现出降低趋势;就社会影响而言, 普通话和南京话都在不断提高 (俞玮奇, 2012) 。农民工的语言态度会随着务工时间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务工时间长的比务工时间短的对普通话的认同度要高 (夏历, 2007) 。由此提醒我们, 只有实时而全面地把握语言态度这种动态变化和运作机制, 才能真正揭示出城市语言生活的真实状态。

3. 高认同度不等于高使用度

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同度影响着人们的语言使用是客观事实。但决定语言使用的不仅仅只有认同度这一个因素, 还有交际场合、交际对象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因素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着语言的使用。

(1) 普通话认同度高未必使用率高。普通话认同度高、本地方言认同度低并不意味着只使用或主要使用普通话。南京城区居民对普通话的接受程度已接近100%, 而使用普通话作为外部交际语言和内部交际语言的只有30%和11%, 使用南京话作为外部交际语言和内部交际语言的仍有51%和63%。南京话依然是南京市的主体语言 (徐大明、付义荣, 2005) 。

(2) 交际场合与交际对象制约着语言使用。已有研究案例表明, 语言使用还要受到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的制约。南京本地青少年在非正式场合 (如在家中与父、母交谈) 普通话与南京话几乎平分秋色 (南京话:49.3%和47.3%, 普通话:44.9%和46.9%) 。场合越正式 (集贸市场<商场和超市<银行和邮局) , 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越高 (50.9%<77.5%<87.6%) (俞玮奇, 2012) 。江苏溧水县城居民与本地人交谈主要使用县城话, 与外地人或操普通话的人交谈主要使用普通话 (郭骏, 2007) 。

(3) 其他社会因素也制约着语言使用。语言使用有时要受到群体内部分化因素的制约。如来自安徽傅村的农民工对普通话的认同度高, 对老家话没有特别忠诚的心理, 老家话与普通话都能使用, 但老家话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普通话。这种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不是由认同度决定的, 而是由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因素造成的 (付义荣, 2010) 。有时还要受到群体内部价值观的制约。如新疆乌鲁木齐农民工群落对“原籍方言”与“原籍背景普通话”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与市场价值观。持核心价值观的群落为保持内部的认可度, 不被认为是异类而被边缘化, 所以要尽量保持原籍方言;持市场价值观的群落考虑的是语言的市场功能和市场价值, 所以选择原籍背景普通话 (高莉琴、李丽华, 2008) 。

四调查方法的采用

(一) 抽样的随机性与样本的代表性

城市语言调查与以往的语言调查相比, 更注重调查方式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以及语料搜集的直接性、实时性和规模化, 反对采用“内省法”, 主张采用普查法或抽样调查法, 在抽样设计中更强调随机抽样的程序 (徐大明, 2010:155;徐大明、王玲, 2010:138) 。

因此, 许多学者在开展城市语言调查时, 采用科学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样本, 充分体现出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的代表性。如徐大明、付义荣 (2005) 在调查南京城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时, 调查地点是以南京城区地图为抽样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的 (即“地图抽样”) ;调查对象则按年龄、性别、地区三个可能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 采用定额抽样的方法抽取的。鉴于南京城区人口在普通话的使用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为避免样本偏差, 又使用“变项规则分析法” (Variable Rule Analysis) 对样本的质量、代表性进行检验 (即样本评估) 。该调查注重抽样的程序化, 确保了抽样的随机性与样本的代表性, 增强了语言调查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很值得借鉴。

此外, 还有许多成功案例。如有关语言期望与中小学生语言成长的调查 (王立, 2008) , 对武汉全市在册的741所各种类型的中小学进行编号建立抽样框,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先从中随机抽取4%的学校 (30所) , 然后再在30所学校中分年级抽取2400名调查对象构成调查样本。这样就确保了抽样的随机性与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又如有关浙江丽水“丽”的读音调查 (刘美娟, 2011) , 采取定额抽样的方法分别选取浙江丽水当地和浙江省外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教师、机关公务员、市场经营各类买卖的商人各100人, 总计1200人。这样既确保了语料收集的规模化, 又保证了样本分布的均衡化。

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些研究者在进行语言调查时未能做到调查方式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严重地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主要存在两种情况:1) 调查对象的选取未经科学抽样。如一些研究者在开展市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时, 其调查地点与调查对象的选取均未通过科学抽样, 大多是就其便捷随意确定。这样获取的样本其代表性值得怀疑。在科学抽样上, 农民工语言调查也普遍“缺乏对样本类型及数量作必要的说明”, 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付义荣, 2012:43) 。农民工研究在科学抽样方面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对农民工实行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 有关其数量、分布等情况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 无法对某地农民工的总量做出准确判断 (刘玉屏, 2010:64) 。尽管如此, 农民工语言研究还是可以进行科学抽样的, 如刘玉屏 (2010) 在调查浙江义乌市农民工时, 就依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公布的农民工行业分布信息, 分行业抽取样本, 同时兼顾性别、年龄、流入地等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2) 样本的社会特征分布不均衡。鉴于社会语言的调查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调查, 而是对许多社会现象的一种综合调查 (陈松岑, 1988:53) , 除了“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不同类型的语言数据”外, 还要“考虑收集语言数据的社会环境” (桂诗春、宁春岩, 1997/2002:153) 。因此, 我们在样本的抽取时除了要达到一定的量之外, 还要注意调查对象的社会特征及其分布情况。如有些研究者在开展高校学生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时, 样本的抽取就忽视其社会特征分布的均衡性, 在性别分布、年级分布、省份分布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衡, 这势必要影响到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相关性分析的科学性。

(二) 调查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目前国内的城市语言调查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其最大优势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信息数据, 如受访者个人背景信息、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等, 极便于做定量分析。但问卷调查由于较多地受到受访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有些信息可能不够真实可靠, 因此仅依据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 常常难以准确揭示城市语言生活的真实状况。为克服问卷调查法所存在的不足, 我们建议既可采用适合城市语言状况调查的其他调查方法, 也可采用其他调查方法来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加以检验, 或者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法。

1. 其他调查方法的选择

在城市语言调查中, “如果讲话人的判断与其语言表现不一致, 那么对该语言的描写应该以讲话人的表现为准” (徐大明, 2003:19) 。为避免受访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体现“表现为准”的原则, 同时又为获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到的受访者隐性的语言态度, 我们建议使用“问路调查法”和“配对语装实验方法”这两种适合城市语言状况调查的方法。

(1) 问路调查法。徐大明、付义荣 (2005) 参照拉波夫 (Labov, 1966) 的“快速匿名调查法” (rapid and anonymous observation) 设计了“问路调查法”。具体做法为:调查时调查人员以问路人的形象出现, 用普通话向所遇行人询问如何去某个地方;调查人员结伴而行, 一人问路, 其他人一旁观察, 然后用调查表准确记录有关的调查内容。这种调查方法既不会对调查对象的行为产生干预性影响, 又使调查者观察到的语言更大程度地反映了讲话人的习惯性自主语言,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语言行为的自然状态和调查结果的客观性。但由于路上行人的个人信息难以准确获得, 因此不便于对社会因素与语言使用的相关性作准确分析。有鉴于此, 研究者在“问路”调查的程序完成之后再增加一部分问卷调查, 以克服对调查对象的信息了解不足的缺点。向莉娟、张玲 (2009) 调查普通话在襄樊的使用情况时成功地运用了此法。

(2) 配对语装实验方法。配对语装 (matched-guise technique) 实验方法是美国心理学家兰伯特等 (Lambert et al., 1960) 首创的社会心理实验方法。此方法“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控制或改变影响语言变异的条件, 对于研究语言态度、语言价值观和某些影响语言选择的社会心理特别合适” (陈松岑, 1988:53) 。其实质就是利用语言或方言的转换诱导出某个语言集团成员对另一集团及其成员所持的偏见或是带倾向性的看法 (沙平, 1988:23) 。在目前城市语言调查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 采用配对语装实验方法来对受访者隐性的语言态度作配对语装实验的不是很多, 主要有陈立平 (2011) 、俞玮奇 (2011b) 等。而这种配对语装实验所得出的受访者隐性的语言态度恰恰又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难以调查到的。因此, 如果能将问卷调查方法与配对语装实验方法相结合, 则既能调查到受访者显性的语言态度, 又能调查到受访者隐性的语言态度, 一举两得。

2. 问路调查对问卷调查的检验

在城市语言调查中, 我们可以采用通过问路调查从现场观察得到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语言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来对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受访者对自己语言的主观判断加以检查和验证。这样可以克服问卷调查的主观性, 确保调查材料的准确性。有关人口流动与普通话的普及研究 (张璟玮、徐大明, 2008) , 采用“问路调查法”考察城市居民公共场合中的语言使用状况, 以克服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自报答案的主观性偏差。从表1可以看出, 尽管“问路调查”所得的公共场合中“普通话”“南京话”与“其他”的使用率与调查对象自报的语言掌握情况的比例基本一致 (即观察到的“外部语言”与自报的“工作语言”、观察到的“内部语言”与自报的“家庭语言”) , 但问卷自报项普通话掌握比例还是要高于“问路”观测项。这说明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材料确实存在着偏差。

注:引自张璟玮、徐大明 (2008:46) 表2。

3. 多种调查方法的综合运用

城市语言调查还可以尝试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法, 这样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有效降低调查中的偏差。如“问路调查法”虽可得到被试者语言使用的真实状况, 但被试的社会背景情况又难以获得, 而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却能弥补这一缺陷。为此, 许多研究者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如陈立平 (2011) 采用问卷调查、句子判断调查和配对语装测试等三种方法对常州市区本地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王玲 (2012) 采用问卷调查和录音访谈两种调查方法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进行调查。孙晓先等 (2007) 在调查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情况时采用书面问卷和访问式问卷两种方式, 并召开座谈会, 实地了解各级各类学校不同年级学生运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能力及其语言态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在开展城市语言调查时, 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 要注意大中小学生选择的针对性, 注意不同人口类别在语言掌握、语言选择、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上的差异性。在调查材料的分析上, 要注意年龄级差与方言濒危、年龄因素与变式选择、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调查方法的采用上, 要注意抽样的随机性与样本的代表性, 注意多种调查方法的选择与综合运用, 使之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除此之外, 城市语言调查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与不足。如从整体层面看, 城市语言调查需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但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语言的使用状态和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 大都属于宏观研究, 缺乏具体的微观研究。而微观研究的缺乏就整个城市语言研究而言, 则容易导致城市语言调查与城市语言本体研究相脱节、城市语言调查与城市语言实际存在现状相游离, 自然就难以真正揭示出城市语言所呈现的自然状态、具体特征与真实面貌。微观研究的缺乏就具体研究案例而言, 则容易导致研究不够深入、观点缺乏支撑、结论的可信度不高。再从技术层面看, 所作定量分析大多是百分比统计与描述性分析, 未能运用高级统计技术作深入的数据分析, 分析的有效性和结论的科学性难以得到保障。

语言调查 篇10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直接的意思就是:“Two Languages”(两种语言),是指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同时存在,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历史背景条件下,可能或必须运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情景。这两种语言中,通常有一种是母语或本族语,而另一种语言往往是后天习得的第二种语言或者是外国语(百科)。“双语训练”是指通过开展中英文听说活动,让学生在一种自信、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进行表述,讲述生活,感受,故事等,形成强烈的沟通意识,培养学生具备终生受益的口头表达能力。而语言能力则是,表现在人能够说出或理解前所未有的、合乎语法的语句,能够辨析有歧义的语句、能够判别表面形式相同而实际语义不同或表面形式不同而实际语义相似的语句的掌握以及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运用能力(百科)。

我们认为双语训练与语言能力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由此我们提出了双语训练对语言能力的提高的研究课题。

2 双语训练现状

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我们急需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一种能让学生直接进入外语情境,能用外语思考和交流的外语教学模式。就这样,双语教学应运而生。在双语教学中展开双语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促进双语教学的发展。放眼世界,已有很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双语教学。继加拿大成功尝试之后,许多国家纷纷仿效,其中包括芬兰、新加坡、南非和我国。我国实施双语教学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以我校为例,我校的“双语训练”是辅助于双语教学的一项特色活动。但是双语训练在我校开展多年并没有得到师生的重视,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双语训练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漏洞。所以希望借此机会对此做个全面的调查,使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到双语训练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以充分发挥双语在根本目的上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强有力的提升作用。

3 双语训练有助于学生语言能力提高的理论依据

在思想库理论中,大脑被视为思想库,尽管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知识和技能总是保持着各自的特征,但是两种语言的表现取决于大脑中共同的语言能力;两种语言的输入与输出的数量和质量共同刺激了思想库的发育(王斌华)。也就是说,思维刺激了两种语言,同时被两种语言刺激,这两种刺激促进了双语者的认知发展。据此得出双语训练有利于增强语言的敏感度与辨识度,使学生在双语训练的不断实践中极大提高语言能力。

同时阈限理论也认为,精通双语将对人的认知发展产生正面效应。阈限理论把学生的双语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并阐述了各层次与学生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1)低级层次:没有精通两门语言中的任何一门语言,对认知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学生没有精通汉语,势必对他们的认知发展产生负面效应。(2)中级层次:精通两门语言中的一门语言,对认知发展不产生负面效应。(3)高级层次:精通两门或两门以上语言,对认知发展产生正面效应(王莉颖)。因此双语训练有助于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产生正面效应。

4 我校双语训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4.1 双语训练在我校的现状

为了证实我们的猜想,我们以我校作为实验点对我校12个院系的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分析。

有79.29%的学生认为双语训练有助于语言能力的提高,有69.27%的同学认为双语训练次数越多越能提升听说能力,有57.26%的学生认为在双语训练中两种语言的一般转换更能够锻炼学生两种思维能力、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学生的应变能力。学生能听懂个别单词的比例由参加双语训练前的25.64%下降到5.98%,而能听懂简单的句子、能理解听力材料的比例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说明通过双语训练学生的听力能力确实得到了提升。对于英语口语能力,参加双语训练后,仅能用英语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这个比例由双语训练前89.74%下降到了52.14%,而可用流利的英语交流的比例由10.26%增加到了47.86%。说明双语训练对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参加双语训练后,有64.96%的同学认为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加全面,说明双语训练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了学生的中西思维方式,从而帮助提高语言能力。

4.2 双语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4.2.1 学生没有相当量的英语储备知识

双语训练作为一种语言输出的中介,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使用、巩固语言的平台,因而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胡春洞教授说:在人类学习和习得语言的实践中,吸收总是领先于表达,也可以说输入总是领先于输出。我们认为做双语之前应该对学生进行语言输入,比如提前一周集体观看《狮子王1》,然后让学生针对这部影片来做双语,可以模仿,角色扮演,讲故事,谈论某个剧情,辩论赛等等形式,时间根据学生的兴趣来定,形式根据学生的英语能力来定。当然语言输入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欣赏一首歌,看一段英语演讲比赛,外国的一个励志故事,名人事迹等。

4.2.2 学生对双语训练不感兴趣,主动性差

当学生对双语训练不感兴趣时,就无法进行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我认为应在全面普及“双语训练对语言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这一观点,让学生认识到双语训练只会越发展越好,使其发自内心的接受,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另外,学校的表扬应以量化、实物等形式落实到个人,让他们认识到双语训练不是任务,而是一种快乐,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

4.2.3 学校的监督力度不够

尽管双语训练工作已被学校纳入常规管理,然而双语训练仍然不能完全调动学生双语训练的积极性。我认为应加大双语训练目的及意义的宣传力度,增强学生双语训练规范化的意识;在课内双语训练中应不限形式,根据学生的语言流畅度与连贯性,语音语调及临场表现制定详细全面的评分标准;奖惩措施落实到个人,每周可由班级推选出双语训练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在院系中给予书面表扬及实物奖励;对于在双语训练中表现敷衍的学生给予通报批评并扣除相应的量化成绩;相关部门可按计划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演讲、话剧,朗诵等课外双语训练活动。

5 结束语

通过本次的课题研究我们认识到双语训练对语言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双语训练在我校的实施有一定弊端,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但是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第一,此课题的研究成果前例较少,理论支撑不足,缺少有代表性的理论。

第二,本次调查采取抽样调查,虽省时省力,但数据不够准确,如要在全国范围推广需扩大研究范围并深入研究。

摘要：目前双语教学在我国广泛开展,而我校的“双语训练”是辅助于双语教学的一项特色活动。本文以我校为例,对我校广泛开展的一系列双语训练活动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学生英语基础,主动性、兴趣性,以及校方的监督等,并给出了可供参考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双语训练,语言能力,问题,措施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643652.htm?fr=aladdin[OL].

[2]http://baike.baidu.com/view/3072839.htm[OL].

[3]王斌华.学习双语教育理论透视我国双语教学[J].全球教育展望,2003(2).

[4]王莉颖.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外双语教育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言调查 篇11

关键词：安徽地方企业；企业管理；国际化发展趋势；语言服务；外宣翻译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章编号：1009-2374（2015）18-0009-02 DOI：10.13535/j.cnki.11-4406/n.2015.18.005

1 语言服务业介绍

语言服务行业是一个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内容的新兴行业，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行业，成为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语言服务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萌芽，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和服务外包行业了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语言服务市场的繁荣，中国语言服务行业迎来了快速发

展期。

2 安徽地方企业的现状

2.1 公司介绍翻译不标准

公司介绍是企业对外宣传以树立企业形象。而安徽省83%的企业英文简介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去的，往往不能给外方以可参考的信息。部分企业在简介中介绍领导人对该公司的题词，而外籍客户认为消费者的反映才是最好的评判标准，即强调大众的观点。

2.2 公司多语言外贸网站建设不足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个企业产品想走向世界，必须建设多语言网站。据统计，80%以上的用户更愿购买母语推荐的产品和服务，99%的外国买家以自己的母语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采用多语言母语化营销，让海外目标市场的客户用母语直接浏览公司的产品信息，是有效的差异化市场策略之一。就目前来看，安徽省内80%的企业外贸网站建设力度不足、专业性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品海外推广的有

效性。

2.3 公司人员不能正确使用规范用语

出口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外国客户接触，而不同国家存在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出现语言服务不到位的现象。如2009年1月7日某外国客户到安徽省内某物流营业处办理发货业务，要用营业处胶带捆扎携带物品时，因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不当发生争执，并伴有不礼貌用语现象的发生，给客户造成强烈的不满，致使客户投诉至集团公司客服中心，最终导致客户未在本公司办理此业务，而是去别家物流公司办理货物的

托运。

2.4 出口产品宣传翻译不标准

铭牌、警示语、说明书、图示符号等一些说明和标志是产品安全标准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对实际出口的产品检验检测中，此类不规范、不全面甚至错误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外通报的案件也屡有出现，严重影响了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和形象。如“中华药都”亳州市某出口企业，将“妇颜宝”译为“Complexion-nourishing Pills for Ladies”。而实际上，“妇颜宝”作为一种保健药品，是用来治疗妇女内分泌紊乱等症状，将其译为“Gyne-cure（治疗妇科疾病的良药）”更为

准确。

3 调查结果及对策

3.1 提升安徽企业的公司介绍翻译

从文体上看，企业简介是说明书的一种，属于外贸应用文文体；从语篇类型上看，它属于“信息、鼓动类”语篇，起着宣传介绍的功能。安徽的本土企业在英文介绍上应将重点放在客户的反馈意见上，以客户反馈意见时的心态对语言进行翻译应用：（1）选词富有鼓动性。原文：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译文：Boasting tremendous technological strength；（2）可使用一定的程式化用语。如企业的性质“合资企业”可译成“joint venture”；（3）经常使用标语口号式的文字。可借助公司介绍中的一些常见结构表达：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至上，平等互利。译文：Quality Primacy，High Reputation，Service Supremacy，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3.2 促进安徽企业的多语言网站建设

企业网站外文版的建设作为对外沟通的基础步骤，充当了安徽品牌进军海外的排头兵。因此安徽地方企业必须加大对网站建设中翻译及网站设计的投资，建立网站本地化工程，包括网站结构本地化、网站内容本地化，另外还要不断进行网站的优化。

3.3 加强安徽企业员工服务语言的培训

安徽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客服人员与顾客交流的重要性。首先，要注意称谓的得体性，以Miss、Mr以及Mrs作为主要的礼貌称呼用法。客服人员要利用自己的知识，运用本土化的翻译方法将顾客想要了解的信息不背离原意地传达给顾客。在这方面，就要求企业雇用外国本土的语言工作者来加强企业员工语言，翻译技能的培训，让其真正能做到答有

原意。

3.4 加大安徽企业生产产品的宣传推广

产品名称是产品形象的核心部分。以安徽奇瑞汽车有限公司为例，其出口车型包括风云、旗云、东方之子和QQ。其中QQ直接翻译为cherry，旗云翻译为COWIN，甚至东方之子直接为中文翻译，远远逊色于AUDI“奥迪”、BENZ“奔驰”以及BMW“宝马”等外国汽车品牌的中文翻译。奇瑞公司出口产品在对外推广中应充分考虑到产品名称的翻译，应充分考虑以下翻译原则：（1）保留原品牌名称的发音特点；（2）结合汽车产品特征，反映产品信息；（3）以褒义和中性的词语构成易记、独特，能使消费者产生深刻印象和美好联想的品牌

名称。

4 结语

安徽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其自然资源和人才资源丰富，安徽本土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引领安徽“走出去”的排头兵，努力为安徽的经济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英国友人Felix Green的话称“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在语言、文化、思想意识、民族心理、历史背景、生活习惯等不同于中国人，因此安徽本土企业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的外宣翻译应该贴近安徽发展的实际和国外发展的需求，善于运用现代化手段和国际通用规则，不断增强对外宣传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利用语言技能服务于安徽境内企业的劳动收入和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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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芹，胡银萍，张俊锋.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口语形成性评估体系构建与验证[J].外语教学，2011，（1）.

[10] 陈国华.英语能力标准的制订[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6）.

语言调查 篇12

一、小学教师体态语言的现状调查

目前, 许多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一些体态语言, 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在200多次的听课实践中, 目前小学教师体态语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体态语言运用不到位

据分析, 35.6%的教师在应用体态语言时仅仅用一些单一的、重复的手势或表情, 不能正确地传递课堂所要表达的信息, 这中间中老年教师占68%以上。15.4%的教师在应用体态语言时, 手舞足蹈, 让学生眼花缭乱, 使学生对教师的体态语言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认同和理解, 体态语言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2. 体态语言运用不恰当

教师在与学生面对面的接触中, 有9.8%的教师有抓耳挠腮、捂嘴等动作, 32.2%的教师习惯于双臂交叉于前胸与学生对话, 5.1%的教师在课上随意抖动大腿。这些动作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 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3. 不重视体态语言的运用

18.2%的教师在整堂课教学活动中, 始终板着脸, 摆出师道尊严的样子, 目光严厉, 寸步不离讲台, 不苟言笑, 缺少和学生的亲和力。教学本身就是师生之间的双边活动, 僵化呆板的面部表情, 高高在上的形象, 使课堂气氛十分压抑。这样降低了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的欲望, 容易产生对教师的敬畏心理, 这样的课堂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也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4. 对体态语言的理解较片面

91.3%的教师认为, 体态语言只包含有表情、手势、眼神, 只有13.7%的教师考虑到仪表、服饰。其实稳重坦诚的风度, 姿态端庄的仪表, 简洁大方的衣着, 都会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和感染, 对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小学教师体态语言的运用思考

1. 教师形象方面

教师的体态语言一定要和自己的内心思想活动保持一致, 也就是表里如一, 做到亲切自然、庄重大方, 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师长的风度, 用自己高尚的形象去塑造学生的人格。

(1) 面部表情。一般而言, 课堂中的面部表情可分为两类:常规面部表情和变化面部表情。常规面部表情是对教师课堂教学面部表情的基本要求:和蔼、亲切、热情、开朗, 随时对学生的动态传递出肯定、鼓励、信任、赞许、惋惜的表情, 使学生感到对他们的关注。在必要时使用变化面部表情, 戴上“面具”掩盖自己的情感, 因为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在学生的可视范围之中,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以免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教师在生活中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 切不可把自己的不良情绪挂在脸上, 带进课堂, 这时候教师就应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面具”戴上, 以使自己的体态语言和自己的角色相协调。

(2) 眼神暗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是面部中最富有表现力的器官, 眼神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无声语言。教学中, 教师应该与每一个学生都有目光的接触, 这样会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 认为老师在高度关注他。当学生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时, 一个赞许的眼神会给学生莫大的鼓励, 会进一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当学生遇到疑惑时, 要用注视的眼神来认真倾听他的发言, 并及时传递一个鼓励的眼神, 让他自信从容, 从而增加探究的勇气。

(3) 手势变化。手是身体中表达力很强的非语言器官, 传递信息丰富, 而且易于理解。当学生回答问题正确时, 伸出大拇指, 表示赞扬;当学生回答不正确时, 微笑着拍拍肩膀, 表示加油, 学生的自尊心得到了保护, 进一步激发了他们以后回答问题的积极性。有这样一件事:记得有一天, 儿子放学一进门就一脸灿烂地对我说, 今天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难题, 他第一个做出来, 老师和他握手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让孩子如此兴奋, 如此难忘!握手给了孩子莫大的鼓励和赞扬, 使他真正地感受到了老师父母般的关怀和爱护, 也使他产生了对老师发自内心的爱。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上示范课, 就多以手势语言激励, 与学生握手, 学生第一次和于老师打交道就显得其乐融融。

2. 教学内容方面

教师在施教时, 体态语言的运用必须结合教学内容的需要, 与课堂气氛、学生的需要相统一, 传情达意地表述书本知识的内涵。如著名特级教师支玉恒上《第一场雪》:当学生读到“……彤云密布”时, 支老师完全脱离课本, 让学生跟着他的拍子读, 学生读时那种专注的神情, 让每一位听课教师都感到惊叹。当学生读到“……咯吱”时, 因为白天和晚上都在文中出现了这个词语, 为了区别两次的朗读方法, 支老师为学生配上动作。当体现动作的轻巧时, 他用双手为学生展示了语言的轻巧、快速和简洁;当夜幕降临, 为了体现雪深迈步的困难, 他放慢自己的动作, 学生语速慢了下来, 声音更厚重。学生在他的带领下, 读得一次比一次尽情, 这是一节多么精彩的课堂呀!它完全用体态语言, 为学生演绎出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 他用自己的动作启发了学生一次又一次的朗读高潮。

当然, 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不同的体态语言, 讲一些严肃的课文不能有轻浮的举止, 讲一些悲痛的课文则不能出现喜悦的眼神。如《江城子》是苏轼表达对亡妻悼怀之情的词作, 表达了凄婉缠绵、悱恻动人的一面。在学习时, 要体现出“悲情”的一面。再如讲到《林黛玉进贾府》, 可播放主题曲《枉凝眉》, 让学生在悠长婉转、如泣如诉的歌声中, 去感受爱情的悲剧……使其沉浸于一种悲情的氛围中。试想, 如果教师讲到严肃悲伤的地方时却笑容灿烂, 讲到高兴的地方时却作出沮丧的表情, 讲到令人气愤的地方却露出不屑的神情, 势必会造成学生心理的紊乱, 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师只有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 因势利导, 调整好自己的体态语言, 才能达到和学生心理的和谐沟通。

3. 学生心理方面

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 当内容枯燥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当学习感到疲劳不能打起精神, 当外界干扰不能集中精力时, 教师就要巧妙把握学生的心理, 可以通过幽默的表情、夸张的手势或移动的步伐等体态语言, 来调动他们的视觉, 维持注意力。一位教师在教学直线时, 学生无精打采地听着, 突然, 他从黑板的左边开始拿粉笔一直画到黑板的右边, 没地方画了, 他仍保持前面画直线的姿势走出了教室, 过了一会儿, 这位老师才回到教室。学生看到老师这么奇怪的动作, 都开始思考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位老师很自然地就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