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体性

2024-06-20

个人主体性(精选8篇)

个人主体性 篇1

在我校开展“有效课堂教学人人达标”的活动中, 我上了高中语文选修课文中杜甫的《客至》一诗。课前,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先定下一个指导思想:“教是为了会用”, 引导学生掌握诗歌鉴赏的方法。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又给这节课定了一个课题:学习的迁移运用———例说《客至》。围绕这一课题, 我精心设计了如下教学步骤:

1. 配乐朗诵, 初步感知诗歌内容;

2. 例学《客至》, 学会抓住关键词理解诗歌;

3.归纳诗歌鉴赏的方法———咬文嚼字;

4.举一反三, 运用所学方法进行诗歌鉴赏训练。

为使教学更加完美, 我精心制作了多媒体课件, 对教学的每个细节都仔细推敲, 尽量不漏多余, 不旁逸斜出。

经过精心准备, 我信心十足地走进了课堂。课堂教学按预设的步骤顺利进行, 当分析到诗歌的第一联时, 我预先设计是让学生根据对诗作的理解, 在自己的头脑中构思一幅画面, 然后与我出示的画面相对比, 图文并茂, 再配上一首古典音乐, 诗情画意尽在其中, 使学生对诗句的理解升华。然而当我出示画面问到“同学们想象的画面和屏幕上的一样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一样”。我一下懵了, 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本想着同学们的回答会是“一样”, 然后顺利进入下一个教学环节。这突如其来的“不一样”让我不知所措。片刻的慌乱之后, 我抓住一句“作者强调的是水多”勉强让学生接受, 教学才得以继续。这节课虽然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可教学中的那一段意外, 让我在课后陷入深思。

思考点一:自认为很周全的教学设计为什么不能够按预设的步骤顺利完成?

思考点二:学生为什么没有按照预想的回答“一样”?

思考点三:课堂上应急时“作者强调的是水多”这句救命的稻草是否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过自我反思和与教研组同仁们共同探讨后我认识到主要问题出在备课这个环节上:

1.在整个备课过程中我总是在想自己怎样讲会更精彩, 更多以教师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 学生成为被我设计的对象, 从我的理解、我课堂教学的需要角度去设计学生的活动, 看似很严谨的教学环节, 其实成了精心设计的“套”, 教学过程中总是想引导学生往自己的“套”里钻, 忽视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年龄特征, 这样做显然本末倒置了, 没有把学生真正当成课堂的主体, 限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思维的拓展。

2.课前在图片的选择上, 选得不精当, 图片中的水呈现灰绿色, 没有生机。学生看了当然会说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如果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多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理解能力的角度想想, 在图片的选择上可能会选择比较明亮一些的;如果不是一幅图, 而是让学生从同是以水为主题的几幅图片中选择认为与诗意最接近的并解释自己这样选的原因, 这样学生的自由空间会更大, 而且在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提升了诗歌本意的理解。

3. 课后细细推敲自己在课堂

上抓住的那句“作者强调的是水多”的解释, 虽然与诗歌所表达的真实意境吻合, 但并不是给学生最好的解释, 还是在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学生之所以说“不一样”, 是因为在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是一个风景幽雅的、万物皆绿的图景。这说明他们恰恰没有完全依据诗句加以描绘, 没有抓住诗中的关键字“皆”, 如果自己顺势抓住关键字引导, 一方面能够让学生理解画面中春江水势涨溢的情景, 另一方面能够让学生知道“咬文嚼字”对诗歌学习的重要性, 更能让他们对这一鉴赏方法记忆犹新, 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4. 这一节有近二十几位老师

听课, 学生勇敢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这体现出学生难能可贵的诚实和求真的精神, 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 我们教学更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其主体性, 而不应该抹杀。

在课堂上, 不可能每一个环节都会按照我们预设的情形进行。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事件”。在我看来, 课堂上的“意外事件”并不一定都是败笔, 只要我们把握时机, 临危不乱, 相信一定能够进行巧妙的转化, 从而为课堂添光加彩, 成为课堂上的亮点。

发生在课堂上的“意外”其实是自己备课中对学生学法不够重视所导致的, 使我更加认识到“备学生”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 如何备好学生是课堂教学中的关键问题。当然, 备好学生应该立足于对学生真实学习水平和思想认识的了解, 这就需要我们做教学中的“有心人”。发生在这次教学中的“意外”使我积累了一份珍贵的经验。

在新课标的理念下, 课堂意外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样的意外是好事, 是课堂的生成点, 是好课的亮点。所以我们不防意外、不回避意外, 正视意外、善待意外, 给意外正名、给意外喝彩、让课堂绽放生命之花。

课堂意外的出现使教师有了自由挥洒的天空, 也为教师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遇, 更使学生有了创造的苗头, 使学生的生命之花绽放得更加美丽!

感谢意外, 感谢失败!

个人主体性 篇2

一、狠抓学习,提高认识

通过参加上级组织学习和自学等方式,先后学习了《党风廉政建设》、中纪委“学思践悟”文章等。在学习中,我充分认识到,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规范一言一行,抓班子、带队伍、做表率,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我始终把落实“一把手”责任作为执行责任制的关键环节来抓,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和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告诫分管单位的广大党员干部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对分管单位的班子成员则要求其自觉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抓好分管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二、明确责任,强抓落实

按照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重要的考核内容,公司召开了专题会议明确了今年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任务、工作重点、采取的措施、责任分工和具体要求。根据公司对我的责任定位以及任务分解表,我到分管单位为党员干部上党课4次,组织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4次。同时,按照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的“四个亲自”要求,今年一是修订完善分管单位《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发挥党委会作用,对于重大事项,均由集体讨论决定;二是定期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三是认真落实主要领导对本单位财务、干部人事、工程招标、行政审批和物资采购工作负总责, 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五个不直接分管”规定;四是与各单位、各项目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同时进一步完善“廉政谈话制度”,特别是对班子成员做到经常提醒和督促,要求他们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

三、管好自己,带好队伍

个人主体性 篇3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时代下的金融模式

金融服务业是世界上数据信息最为密集的行业之一,深入了解和分析大数据信息,已成为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制胜法宝。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及其竞争优势的逐步凸显,正是基于信息收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的优势。

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可以获取客户交易行为所形成的大量交易信息,包括交易记录、消费习惯、用户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有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产生2.4ZB的信息数据,相当于3Trillion(万亿)的DVD,到2020年,数据还将增加14倍,达到40ZB。尤其是进入Web2.0时代后,智能终端用户的爆发式发展,将使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果基于这些信息数据深度挖掘,就有可能从大数据中分析出信息主体的行为习惯、信用情况,从而催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契机。

目前,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军金融领域,共同特点都是依赖于碎片化信息组合,即根据大量的碎片化信息做产品信息的挖掘和产品推导,并从中挖掘商机,推广更多的金融产品,创新更多的金融服务方式。比如,阿里小贷利用阿里巴巴B2B、淘宝、支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上客户所积累的信用数据及行为数据,引入网络数据模型和在线视频资信调查模式,将客户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上的行为数据衍生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向这些通常无法在传统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批量发放“金额小、期限短、随借随还”的小额贷款。

互联网金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013年8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明确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规范互联网金融服务,进一步将互联网金融推向了高潮,这对于颠覆了传统金融模式的互联网金融来说,无疑会在促进产业转型、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用户对网络的粘性越来越强,用户基数越来越大,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量、虚拟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量越来越大,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交易成本低、信息不对称性小等优势,也都为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

首先,互联网金融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传统的金融模式下,会产生诸如贷款信息收集成本、银行与客户签约成本、客户信用等级评价成本、贷后风险管理成本以及坏账处理成本之类的市场交易成本。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供求双方依赖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进行联系和沟通,并可实现多对多交易,客户信用等级的评级以及风险管理则主要通过数据分析来完成,既降低了数据收集整理的成本与信用等级评价成本,也降低了物理与人工成本。

其次,互联网金融间接促进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信用体系的建设,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有效促进小微金融等领域的发展,挖掘出新模式与新市场。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交易双方之间信息沟通充分、交易透明,定价完全市场化,风险管理和信用评级完全数据化,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互联网金融加速金融脱媒,金融脱媒又反过来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金融脱媒是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供给绕开商业银行体系,直接输送给需求方和融资者,完成资金的体外循环。互联网金融中大量电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涌现和崛起,大大加速了金融脱媒。金融脱媒冲击了商业银行传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方式,催生了广大网络用户的新需求,使商业银行的支付中介功能逐渐弱化,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如信用支付、移动支付、手机银行、P2P网贷、众筹、虚拟货币等形式的层出不穷已显现出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替代效应。

发展互联网金融亟需加强个人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

在大数据运用带来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会造成无孔不入的信息收集行为,严重危害到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如今,个人信息泄密、身份资料被盗、安全遭到威胁、钓鱼网站泛滥等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矛盾越来越普遍,在2012年十大网络信息泄密事件中就属电商银行最多,如京东、雅虎、Linkedin和安卓论坛累计超过800万的用户信息泄密,亚马逊旗下美国电子商务网站2400万用户的电子邮件和密码之类的信息被窃取等。

个人信息泄露会导致银行卡盗刷、诈骗、勒索甚至威胁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频率增高,让人心有余悸。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有84.8%的网民遇到过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总数达4.56亿人次,包括个人资料泄露、网购支付不安全等。在这些网民中,遭受不同形式损失的占77.7%,产生经济损失的占7.7%。此类现象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网络用户对网络的不信任,信任的匮乏将会成为制约互联网金融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

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 篇4

一、国际法主体概述

(一) 当前国际法的主要主体

国际法的主体, 是指有资格享有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义务, 有能力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法律人。当前国际社会上, 只有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正在争取解放的民族解放组织。

(二) 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问题的出现

国际法主要是适用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 但并不是因为国际法就必须是, 或本质上就应该是国家之间的法律, 而是因为在制定国际法的年代, 国际社会的结构是以国家间并列体制的状态呈现, 国际法是被需要用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各种问题才出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国际社会中个人能力的增强、地位的凸显指引着很多国际法学家们开始关注个人, 认为如果给予个人像国家那样的权利义务, 是不是很多棘手的现代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在这一问题逐渐升温的过程中, 个人在国际社会上变得愈发重要, 国际法的制定当然要以解决问题为突破。因此, 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直接套用国际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或是个人能完全适用国际法规范, 这是国际社会的走向。

二、国际社会对个人在国际法上主体地位的规定

(一) 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争论

在现今的国际法学理论界,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的主体资格的问题, 很多学者的观点是将其分为三种进行讨论: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二是认为个人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三是认为个人与国家共同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二) 从国际实践的发展来看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发展轨迹是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国际法而呈现出前进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的剧增以及民族解放组织风起云涌, 使其不可抗拒的成为了除国家之外同样具备主体资格的国际法主体, 丰富了国际法主体的形式和内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家间联系的密切使得国际法的发展更加迅速, 个人在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地位得到重视。

国际法主体的概念和特征是依据当时的国际情况而制定和总结的, 在现今生产力飞速发展、国际社会状况日新月异, 国际法的制定会随之变化, 其对于争论不休的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也会集百家之所长给予一个通说。从法律的实践角度分析, 如果法律对一个问题做出了规定, 即是对此问题有所重视, 即使不完善也要相应遵守。即如果国际法中规定了要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 那么个人就有依法自主参加到国际社会活动中的资格。所以, 法律的明文规定会使一个争议得到搁置。

三、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

(一) 历史发展的潮流的要求

国际社会的发展演进冲破了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这层坚不可摧的固有格局。国际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 使得个人在国际法上运用的机会越来越多。理论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进程, 譬如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的确认就是在国际法中主体演进的显著体现。同理, 个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融入到国际社会中, 参与国际活动能力也随之增强, 传统的国际法已经不再能解决由个人所引发的国际关系, 国际法规范的转变是发展趋势, 这就为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提供了可能性。

(二) 国际社会上各种争端解决的需要

21世纪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专有名词, 也是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经常使用的概念。如果不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 首先在经济领域, 根据现行国际公法, 许多争端将因无法寻求到主体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这将会严重影响到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其次则是在政治领域上, 它会影响影响人权的实现。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法学界对其研究程度的加深, 个人能够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在国际法上直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这是一种发展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来看, 当共产主义实现时, 国家和阶级都将消亡。到那时国际法也将成为人类的共同法, 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必将成为现实。

摘要:二战后,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对战犯的处决以及全球化的波及, 个人在国际法社会上的地位逐日提高。从传统国际法的主体观出发, 结合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发展趋向, 充分论述个人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上的权利义务现状及其地位的发展, 认为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具有现实必要性, 并进一步提出应当承认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的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法主体,个人

参考文献

[1]詹宁斯, 瓦茨.奥本海国际法[M].英国朗曼公司, 1957.

[2]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M].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3]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4) .

[4]赵金金.浅析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J].法制与社会, 2013 (18) .

[5]金保阳.浅析个人国际法地位[J].中国商界, 2012 (1) .

[6]马晓宇.浅析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J].现代营销, 2011 (7) .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论文 篇5

此个人特指不履行公共权力的个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争论历来是国际法中值得探讨且存有争议的重要话题。争论方向一:个人能够平等地参加国际关系。潘抱存教授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中国际法主体的意为:所谓国际法主体就是那些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律参加者。上述定义虽然使用国际法律参加者的字眼,但实际上仍然把它混同与国际政治关系参加者,对于两者的区分并不明确。争论方向二:个人可以独立地参加国际关系。王铁崖教授主编的《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国际法主体是指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并有成为国际法主体可能性的实体。有的学者从国际法律关系角度来定义国际法主体。叶叔良先生认为“国际法主体就是国际法律关系主体,也就是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包括诉讼之权)和负担义务和责任者。”

这种国际法主体概念与否认个人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从而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与人为国际法上的客体的理论相联系。他们认为“个人作为国际犯罪受到国际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国际法惩处的对象,这恰巧说明他们是国际法的客体。其实,不是个人属于国际法客体而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法律构成国际立法法律关系的客体。个人在具体的国际刑事法律关系中构成与国家不相对称的法律关系主体,个人又援引条约中明确的无条件的则不可使其成为补充立法规范的权利主张的依据,而在个人引用经转化的国内法规范注重主张权利时,它的源头仍在国际条约。这一定义并不是以排除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为先决条件。按照前述定义,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不应被否认。

从国际法律关系来定义国际法主体方面来看,李浩培先生指出,国际法主体其行动直接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因而其权利义务由此发生的实体。这一概念非常灵活,它绕开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参加者的定式,直接以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何为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又能容纳二战后逐步确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同时也不排除直接由国际法所调整的某些特定的关于个人的法律关系中,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

现在国际实践多有将共同或类似国内法规范上升为协定国际法统一实体法规范的趋势,从而将以往个人从事涉外法律取得的权利上升为以条约形式规定的国际法上的权利。某些国家以国际习惯法或其参加的国际条约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的做法也赋予本国公民国际法上的权利。

二、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存在的争论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始终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国家是保障和规范个人利益的必备要素,其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在内拥有最高权力,同时在国际上主权独立不依赖于他国,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和摆布。其包括对内和对人两方面内容。而在对内行为中个人又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及国家基本职能的最终执行者。所以完全摒弃国家来论述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国家与个人在国际国内事务上的紧密联系使得个人完全脱离国家而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承担者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但随着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个人权利义务保护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个人越来越多的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到国际社会生活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我们必须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通过国内法予以承认。各国对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普遍国内法承认必将导致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提高,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正式确立指日可待。国家赋予个人以国际法上的权利是否意味着国家承认在此权利范围内个人享有国际法主体地位呢?阿库斯特指出,国家可以赋予个人以国际权利来承认个人是国际法主体,国家也可以通过不给予个人任何国际法上的有效权利来防止个人取得国际人格。

在选择这个题目进行论述时就有所犹豫,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备受争议,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主体资格来衡量个人的地位就可以发现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资格必须进一步具体化,或是扩大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及保护才可能达到个人真正成为国际法主体的要求。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就当前的国际法发展实践来看,个人能够成为部分国际法主体其主要表现在个人在享有国际法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义务的范围还十分有限,个人在现今社会还不能向国家那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在某些方面完全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同时允许其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关于其权利的性质和范围也不必相同。国际法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并且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与此同时,主权国家自身的权利性质已在不断演变之中,对此我们在以客观审视的同时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以不断接纳的态度对待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发展变化。

三、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基础及原因

(一)个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基础

国际法的人本化理论的含义与特征

1、近代国际法就含有人本因素,甚至在古代轨迹法中就有萌芽。不过人本化作为国际法的一种现象而出现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关于国际法的人本化,迄今尚未形成一致定义。所谓国际法的人本化,主要是指国际法的理念、价值、原则、规则和制度越来越注重个人和整个人类的法律地位以及各种权利和利益的确立维护和实现。

2、人本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预示着国际法发展的动态进程或趋势。其次,国际法的人本化从主体和对象来看,并不仅指个人,还包括整个人类,其中,个人不仅指自然人,还包括法人。

(二)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原因。

国家要求个人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因就个人承担义务来说,最古老的恐怕是近几年因索马里海盗、马六甲海盗的疯狂作案而众所周知的海盗罪。中国索马里护航舰队的扬帆远航无疑给中国及世界航货船的航行运输带来了福祉。作为国际公敌的海盗罪必须有国际法赋予的各国可以予以捕获的权利以此来维护国际海上新秩序。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严重破坏国家社会和平与安宁及秩序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侵略战争罪,这些罪的主体日趋呈现犯罪主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即国家个人均可以成为此类犯罪的主体,个人日渐成为国家主体的犯罪工具,国家的犯罪行为多是通过个人来完成的,此类犯罪在破坏国际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追溯个人的国际法责任来遏制此类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此为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原属于一国境内的跨国化及其带来的普遍性危害也成为重要的促成原因之一。

国家赋予个人享有国际法权利的原因:首先,这种依条约产生的权力是缔约国国内法承认或者在条约的过渡安排后予以有效保护的。以条约形式承认这种权利,有利于保护处于另一或另几个编约国国内法所承认的或者在条约的过渡安排后可以有效保护本国公民的正当利益。其次,承认个人在条约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并不会削弱国家对个人的最终权力和保护。在多大范围及何种程度上落实个人在条约上的权力由国家决定,同时国家对国际法庭的影响比个人的大得多,它可以派遣专门法官,影响国际法庭的组成,在法庭上熟练的运用这种程度的规则。从实质上看,国际司法机关的裁决并不一定有利于个人。最后,有的国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了一体化国际组织,该国际组织着重倡导缔约国个人的权利。作为救济手段,国家以条约形式赋予个人国际行政和司法机构中诉讼的权利,尤以欧盟法院事件为典型,个人可以起诉成员国执委会也可以起诉特定个人或成员国以及欧盟其他机构。

在对国际法个人主体地位的探讨过程中绝对主权观下的个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关于绝对主权观下的个人:完全置于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控制之下,其权利主张和行为活动都由国内法予以规定,个人在国际法层面上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利去独立参加国际活动,即使个人与国际法发生联系,那也是间接的,必须通过国家将国际法赋予个人的权利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关于个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但是这种观点主张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国家间关系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法是以国家为主体,只有国家有权参与国际活动。从而导致一种有别于宗教神圣支配控制的新的国际社会的规范体质——国家主体的产生。

(三)关于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几种观点。

1、否定主权观下只有个人才是国际法的主体。此种观点过于片面。当今国际社会,个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国际社会来说,法人这一国际法主体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国家间关系不仅仅是由政治交往组成,更重要的是经济的融通,因而否定主权观下的个人主体是片面和过于绝对的,同时体现在个人能否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不是与生俱来的,个人法律主体地位同法律主体一样具有非超脱性,它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需要,依赖于立法者的思想认识和价值选择。反言之,当社会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发展需要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地位时,从应然上讲,如果立法者认识到这种需要,就应当确立个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2、相对主权观下个人的国际法主体中个人是国际法的有限主体,部分享有国际法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由此出现了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提高的趋势。

(四)承认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资格的必要性:

1、历史发展的国际潮流要求承认个人的国际法有限主体资格。社会进步和国际联系的加强使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地位不断提高,认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法的观点不能再适应跨国关系的相应单元。这种关系打破了国家全权控制的外壳,并直接作用于重要的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制度的发展,国际法直接适用于个人的机会就会越弱,理论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进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有限主体资格确认必须在国际法中有所体现。

2、从法律的目的来看,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谋求人类的共同之善,法律的功能是保障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国际法像国内法一样,最终它是与个人的行为和幸福相关的”因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并非可有可无。尤其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之后,个人权利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和重视。国际社会对公民的个人权利予以原则上的确认如《世界人权宣言》同时还具体规定了个人基本权利的内容。

3、从承认个人有限国际法主体资格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来看其必要性:即达到维护个人正当权利的目的。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地位若用国际法加以承认,可以给个人正当维护自身权利提供国际保障,如外国人要求本国行驶外交保护时要受到国家当地救济的限制,即用尽当地救济的国际法原则。

四、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确立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作用

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成为国际法上的完全主体,但个人可以是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因而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部分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同时,个人的部分主体资格相应的在世界上一些主权国家以条约的形式做出了规定即规定了个人应承担的部分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由于这种部分主体资格是由不同国家的法律有针对性的规定所以其主体地位的实现也依赖于各个国家的意志。因而,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并不是确定不变的。

论个人品德建设主体间的关系 篇6

一、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的概念界定

个人品德建设主体包括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 引导主体既包括专职教育者, 也包括兼职教育者, 以及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特定教育活动的人。引导主体一般是指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 对建构主体的思想品德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的个体或群体, 是个人品德建设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本文所讨论的引导主体主要指专职教育人员。

建构主体即道德人格教育活动的对象。建构主体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理智选择的结果。建构主体道德人格的形成与其情商、智商的发展是平行的,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知识的沉淀、潜能的开发、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格的完善等方面, 建构主体从自主性的立场出发, 合理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对个人品德建设的内容、方法、途径、环境等要素进行斟酌和再创设。建构主体通过这一再创造的过程, 激发自身潜能, 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空间。

二、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

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的道德人格是在精心创设的个人品德建设情境中生成的, 是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和建构主体的自主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价值引导及实现

价值引导有三层含义:其一, 个人品德建设活动是有方向和目标的, 它凝聚着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生的追求, 是个人品德建设活动的核心;其二, 突出强调价值引导是为了区别于宰制、驱使、奴役和愚弄;其三, 引导主体在个人品德建设活动中肩负着帮助建构主体增加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追求成功的责任。

价值引导的实现必须经由引导主体。在个人品德建设活动中, 引导主体发挥桥梁作用, 促进建构主体自主建构与道德世界关系的建立, 并帮助建构主体增加自我价值感, 引导其接受、践行主流核心价值观。建构主体是有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体。因此, 尊重建构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不仅是个人品德建设的条件, 还是个人品德建设活动本身的内在规定。

引导主体既是价值守护者, 又是价值引领者。他必须拥有自己的信仰、价值立场, 必须赞同、宣扬主流价值观, 这是引导主体的职业特征。引导主体在引导建构主体发展的过程中要寻求自身的提高。通过个人品德建设实践, 引导主体不断形塑和完美自身, 与形塑和完美建构主体, 这两者不是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 而是道德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引导主体要在个人品德建设实践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并将个人品德建设活动变成引导建构主体和成就自己的途径, 使得价值引导得以实现。

(1) 要确立个人品德建设目标, 特别要设定个体培养目标。

从我国的个体道德的发展阶段来看, 个体培养目标的设定更加注重他律与自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例如, 在儿童到青年的发展阶段, 个人品德建设着重强调要克服以“我”为中心的自私心理, 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具体表现为熟悉祖国的富饶美丽、悠久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传统, 培养勤劳、勇敢、智慧的优秀品质,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增强儿童和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自觉养成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规范和人际关系准则的习惯, 进而使之自觉化、内在化。个人品德建设目标设定凝聚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

(2) 要对个人品德建设内容进行选择。

任何引导主体传递的文化、知识都是经过筛选的。在阶级社会中, 引导主体传播的文化是带有统治阶级意志的主流文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某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在多种文化观念相冲突的历史时期, 引导主体对文化的选择表现得尤为重要。

(3) 引导主体要有强有力的道德转换力。

即引导主体对个人品德建设内容进行选择后, 要能够将其转化为建构主体的精神财富。通过使用过滤、变通、重组等方法对其文化源进行选择, 形成其自身的主观意向和道德标准 (这种主观意向和道德标准一定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和高于社会道德的, 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 并对建构主体的行为和价值观进行适度的影响和引导。引导主体是否具备道德转换力, 能否将枯燥的道德说教以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授给建构主体, 这是衡量引导主体综合素质的标志。

(4) 要创设适宜的个人品德建设情境。

所谓个人品德建设情境, 是指外在的文化环境、精神环境、心理环境、交往环境, 以及个体内在体验的综合氛围。而个人品德建设环境更多地指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置身于其间的物质的、外在的存在对象。尽管个人品德建设环境和个人品德建设情境都可以自觉地去创设, 但个人品德建设环境更多地受制于客观条件。换句话说, 个人品德建设情境的创设, 对于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来说, 有更多的空间使其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也更能显示个人品德建设主体的眼界、见识、胸臆和襟怀。另外, 个人品德建设情境较之于个人品德建设环境, 有更多的价值旨趣和精细之理, 因而更能揭示个人品德建设的真谛。

总之, 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只有建立在对建构主体精致细密的体认上, 建立在对其潜能的发挥和对充满期待的内心世界的关注上, 才能真正引导建构主体走向光明与真实的世界, 才能为建构主体道德人格的确立提供基石。

2.自主建构及实现

所谓自主建构, 是指建构主体的精神世界、道德人格是通过自主性、能动性的积极发挥而生成、建构的, 而不是任何外部力量塑模而成的。建构主体自主建构作为一种实践过程是双向性的:一方面, 建构主体通过使用先前知识, 对当前事物的意义和自我发展方向作出明确的定位, 以超越所给的信息;另一方面, 建构主体所使用的先前知识不是从记忆中原封不动地提取的, 而是根据实际问题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针对特殊事情的特殊性而重新建构。

从本质上讲, 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人格的生成与发展是一种自律过程, 是建构主体对其自我的自觉要求, 是其主动地根据以往的道德认知结构和已有的知识经验, 有选择地接受外在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 形成对当前个人品德建设现象及其本质的感知和理解, 进而内化为个人品德建设实践理念, 外化为个人品德建设实践行为。

强调自主建构, 旨在强调建构主体在个人品德建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的自主建构过程表现为:一是建构主体的认知活动, 即建构主体通过自我主动性、能动性的发挥, 吸收、理解和内化外在的道德知识、道德规范。这一过程是建构主体不断发挥主体性的自主建构过程, 正如皮亚杰所说:“个体对知识的掌握是由主体与外部世界不断相互作用而逐步建构的结果。”[2]二是建构主体的实践活动过程。将道德规范等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建构主体内在的自律, 促进建构主体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完善, 主要体现在其个人品德建设活动中, 这毫无疑问是实现自主建构的过程。

(1) 建构主体需对自主建构目标进行定位。

社会在进步, 对个体综合素质的考核目标也在提高。“他必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机会, 去更新、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识, 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3]。而建构主体只有不囿于其现有的内在规定性, 制定出新的规则, 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建构主体首先要为自己制定出其所要达到的目标, 进而为实现自主建构提供现实动力。具体来说, 就是在个人品德建设的实践中, 建构主体通过自主建构, 实现潜能开发、内心圆满、个性彰显。而在这一过程中, 建构主体总是会在原先的心智结构的基础上, 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 不断建构出所期望的新的意义来。这个过程即是建构主体对自主建构目标定位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 建构主体自主建构的目标是由自己确定的。外部世界的各种努力固然会影响其目标的确定, 但不能直接为建构主体制定发展目标。

(2) 建构主体需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

建构主体的自主建构需要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人类在其漫长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建构主体在进行自主建构时必须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只有这样, 自主建构才能得以实现, 建构主体才能不断地发展。当然, 建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其发展的设计者, 建构主体在进行自主建构时总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 对现有资源进行归类、整合, 从中找出与当前意义世界有内在联系的规定性, 并创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在规定性。换言之, 就是要“以一种主动的势态, 把自己各方面的本质力量激发、整合起来, 积极推进已有心智结构按所需要的方向发生相应的变化, 实现预期的对象化、现实化”[4]。因此, 每一个建构主体都必须具有运用这些外部资源的能力, 以解决现有资源与建构主体发展之间的矛盾, 实现自主建构。

(3) 建构主体自主建构的实现应在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帮助下实现。

建构主体作为个人品德建设的主体之一, 不可能独自解决个人品德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所有问题, 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个体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建构主体的目标定位、资源整合、方法选择等都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因此, 离不开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和帮助。引导主体作为个人品德建设实践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是个人品德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帮助性主体, 对建构主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和帮助作用。一般来说, 引导主体的帮助和指导作用的大小与建构主体的学习、接受和转化能力的强弱关系密切。学习能力越强, 对引导主体的依赖程度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正如《学会生存》所指出的:“我们应使学习者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随着他的成熟允许他有越来越大的自由;由他自己决定他要学习什么, 如何学习, 以什么方式学习与受训。”[5]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帮助是建构主体实现自主建构的条件之一。

总之, 个人品德建设实践是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与建构主体的自主建构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这一活动中, 建构主体通过自主建构, 不断地完善和形塑自身的道德人格, 促进自身的发展。

三、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的辩证统一

在个人品德建设实践中, 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为平等关系、交往关系、转化关系、和谐共生式关系等。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是建构主体自主建构的方向性保证, 没有价值引导的自主建构是混乱无序的;自主建构是价值引导的具体性实践, 没有自主建构的价值引导是空泛虚无的。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的辩证统一, 是建构主体具有道德人格的超越性以及发展动力的内源性统一的保证, 是建构主体道德人格的生成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保证。同时, 只有当二者统一时, 才能促进个人品德建设的实现。

1.平等关系

平等首先是一种理念, 其要旨在于意见沟通、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在个人品德建设领域, 它直接涉及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关系的建设。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之间必须是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只有建立在平等和信任的基础上, 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互动。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虽然存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别, 但并无尊卑、上下之分。当二者作为具有完整人格的“我”与“你”相遇时, 通过知识、情感、精神、思想、智慧的传递与接收, 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的碰撞, 在平等交往中双方各自完整性的整合得以实现。

平等关系, 以及由这种关系营造出的生动活泼、团结和谐的个人品德建设氛围, 是建构主体发挥主体性的前提。首先, 从建构主体认知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来看, 引导主体的教是手段, 是建构主体发挥主体性的外因;建构主体的内化和自教是目的, 是建构主体发挥主体性的内因。引导主体的教是为了建构主体的自教, 因为前者的效果是由后者的发展水平检验的, 也就是说, 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其次, 平等意味着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之间以互相理解、互相促进、教学相长为基本原则, 实现的是教育的爱与教育责任感的统一。因此, 必须创设生动活泼、团结和谐的个人品德建设活动氛围, 充分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能动性, 不仅要引导主体享有自主, 还要确保建构主体的自由, 这样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的平等。

此外, 平等还充分体现了对建构主体的尊重。它把解放作为目标, 把关系淡化。解放的目标是指要促进建构主体个性的自我实现与自由发展, 使建构主体获得独立自主的能力, 形成完整的人格。这体现了对建构主体自主权利的尊重。

2.交往关系

“交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现实的个人、社会集团、民族、国家之间以一定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往来、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物质和精神交流活动”[6]。站在个人品德建设角度, 可以从这样两个维度来理解这一概念:其一, 从横向维度看, 它反映了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其二, 从纵向维度看, 它反映了个人品德建设主体间的这种联系是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在个人品德建设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 交往范畴既是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的关系, 又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意义上的交往, 指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交换过程, 是人们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社会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社会性行为”[7]。换言之, 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实践中, 各主体之间相互往来, 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笔者认为, 交往既是思想上的沟通, 又是情感上的交流, 它有利于实现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包容和沟通, 有利于产生彼此熟悉而亲切的感情和融洽的关系, 有利于达成意见一致。通过交往, “可以对各自的兴趣、爱好、性格、习惯、能力、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等有较为深入的把握, 为双方的互动合作、沟通交流、消除误解创造条件”[7]。借助交往, 当事人对行动的规范、角色要求形成相同或相似的认同, 这有利于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在互动过程中作出正确的角色期待、意义解释和人际反应。通过交往, 一定的道德观念与规范使建构主体自觉地从情感、意志、信念诸层面自主选择、自我构建得以实现, 并逐渐内化接受与外化为行动。

3.转化关系

在某种情况下, 个人品德建设主体可以转化成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 同时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也可以转化成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也就是说, 作为个人品德建设活动顺利开展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 与作为个人品德建设活动的执行者和完成者的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 在特定的情况下, 二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要对社会主导的思想观念进行理解和内化, 即“真信”, 将个人品德建设的内容传递给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 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受教育者的角色。这种经由引导主体传递个人品德建设内容给建构主体的过程, 是一种“正向”流动。但在信息源多元化的今天, 引导主体由于受传统知识、先前经验的影响, 建构主体可能优先于引导主体获得相关信息, 这时个人品德建设内容发生从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向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的“负向”流动, 原初的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转变为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

4.和谐共生式关系

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最显著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的共生式存在关系。共生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来的, 指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状态。《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它的解释是:两种不同的生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相依生存, 对彼此都有利, 这种生活方式就叫做共生。共生这一生物学名词, 到近代涵盖了道德伦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含义, 并逐渐在多种学科领域内广泛运用。伦理学意义上的共生, 一般指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依存中协同发展、彼此互利和共赢的关系。简单地说, 就是共存、共在、共荣和共利。

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之间的关系既有互斥性, 又有互补和互启性, 笔者把它归纳为和谐共生式关系, 既冲突、独立、异质, 又协同、平衡、共处, 和而不同。这种共生关系, 旨在凸显个人品德建设中各主体之间以自主管理、学术自由、多元文化交流的形态的存在。这是个人品德建设主体精神生长的重要生态基础, 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和文化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共生是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共存和共荣。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共处在一个有机的、开放的、异质性的、自主的、相互包容的体系中。在瞬息万变的多元文化背景下, 引导主体与建构主体、个体与个体、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外在交往与内在情感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文化要求我们抛弃一些腐朽的、不利于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自身发展的思想道德观念。在个人品德建设实践中, 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要自觉营造一种渗透着人文关怀的、充满着爱与责任感的环境, 并自觉地经营这种关系, 使得双方的关系朝着有利于实现各自最大化发展的方向迈进。这种和谐共生式关系使得彼此主体性和独立人格的发展得到合理的张扬和确证, 它对于养成建构主体完整的道德人格是不可替代的。

总之, 只有实现了以上四种关系, 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之间才能达到真正的辩证统一。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只有明确了以上四种关系, 才能在个人品德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 不断拓展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 从而实现价值引导和自主建构的目的, 继而真正实现个人品德建设的最终目标和终极目的——实现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的生命生成、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

摘要:个人品德建设主体包括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个人品德建设实践是引导主体的价值引导与建构主体自主建构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通过价值引导和自主建构, 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品德建设的根本目的——实现个人品德建设建构主体的生命生成、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当前, 个人品德建设需要树立新型的个人品德建设观, 正确处理引导主体和建构主体辩证统一的关系, 即平等关系、交往关系、转化关系、和谐共生关系等。

关键词: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主体,建构主体,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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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体性 篇7

公益诉讼是指不一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提起的体现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的诉讼。个人原告资格是指让公民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合法主体资格。尽管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 “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依旧将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的原告之外, 但是司法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在2014“十大公益诉讼案件”有四个公益诉讼案件为个人发起的, 这些案件都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而且有很多案件虽然没有得到受理和胜诉, 但是也通过了诉讼之外的方式来保护了公共利益。究竟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否利大于弊, 而且弊端能否通过具体的制度规避是本文主要探讨方向。

二、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独有的优势

首先个人独有的特点能够使其及时发现各种社会问题, 通过提起诉讼能够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保障公共利益。首先, 作为社会的基本成员, 公民活动范围极其广泛, 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从而使其有了第一时间发现身边的社会问题和公共执法漏洞的可能。而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分布范围狭窄, 无法及时了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次, 公民是社会问题最直接的利益侵害者和承受者。 其利益关联性相较于其他公益诉讼主体是最强的, 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也会比其他主体更高。如果最终受害人不能成为诉讼主体, 而主要依靠国家机关和检察院自主行使, 因其事务繁重, 很可能造成追究不及时、效率低下等问题。

其次个人主体合法化, 有利于使维护公共利益的诉求得到重视, 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很多案件因为个人不具有主体资格而被拒绝受理, 即使进入司法程序的也只能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审理。因此, 只解决了关于私人利益的诉讼请求, 而关于公共利益的诉求却得不到支持。 如郝劲松诉北京铁路局一案, 虽然胜诉了, 但是法院只解决了他要求北京铁路局返还2元车票的涉及私利的问题, 却没有受理他提出的要求全国铁路局出示发票的有关公共利益问题的诉求。如果个人被赋予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那么公民就可以通过公益诉讼将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诉求表达出来, 而法院也必须按照程序对其诉求进行审理, 才能够使社会问题真正得到重视和解决。

三、现行公益诉讼主体的弊端以及个人的补充作用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益诉讼主体主要限于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首先社会团体的数量的确不断增加, 但是专门从事公益诉讼组织的数量却未见显著增长。而且环保组织大多受政府部门的直接监管, 而现在的众多公益诉讼案件是由于如政府部门违规发放排污许可证、监管不到位导致企业排污远超标准等导致, 让受监管的组织去控告自己的监管者难度显然很大。行政机关更是如此, 在诉讼活动时有关政府机关、组织就可能既成为原告, 又成为被告, 而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就会放弃提起公益诉讼, 这样公共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而至于检察机关, 其用于检察活动的资源是有限的。

检察机关是进行法律监督的机关, 除了涉及公益诉讼外, 还需对执法、司法等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当前检察机关普遍处于检察资源短缺状态, 案多人少的矛盾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涌入检察机关, 检察资源将不堪重负, 不仅不能处理好公益诉讼的案件, 有可能会兼顾不了自己主要的职能。因此,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宜以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一些典型案件为主, 不能大包大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很多危害社会公益的案件的发生, 如果检查机关只处理那些重大的公益案件, 那么很多公共利益得不到保护。

四、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劣势以及制度规避

现在学界中关于个人成为公益诉讼主体的主要反对原因都是针对于以下三个方面: 个人的能力有限; 个人资金不足; 会导致滥诉现象。笔者将从这三个主要方面逐步分析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劣势以及这些劣势能否通过具体的制度构建来规避。

首先, 针对个人能力的方面, 不可否认个人可以动用的资源和举证能力远不如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传统民事诉讼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采取的是“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根据此原则, 原告要对自己提起的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 就应当自行承担败诉的风险。但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可使得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增加。目前举证责任制度已经在某些领域存在, 在水源污染的案件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的规定: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谁还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当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时候, 可以参照以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双方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 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这样就会减少对个人能力的要求。

其次, 针对个人资金不足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设立公益诉讼基金, 鼓励各省市, 社会团体向社会集资成立专门资助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费用。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 意见第15条规定: “在原告胜诉时, 原告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评估费等费用可以判令由被告承担。鼓励从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中支付原告环境公益诉讼费用的做法, 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据了解, 昆明市和海南省已设立环境公益诉讼资金, 并在资金的运作和管理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相信随着各地公益诉讼基金的不断设立与完善, 个人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的资金难题将会得到破解。

最后针对个人提起公益诉讼会导致滥诉现象的出现。 首先要明确一点,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的出现并不等于滥诉。2000年到2013年, 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件。可见社会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当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合法化之后, 更多人会提起公益诉讼, 无疑会让更多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如环境, 消费问题得到解决。而至于那些不符合公益诉讼的要求的案件可以通过加强诉讼前的形式审查和适当的实质审查等公益诉讼前置审查程序来加以排除。

五、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和分析, 笔者认为, 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对现行的公益诉讼的合法主体由着补充作用, 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公共利益。而针对个人的弊端, 笔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完善措施如举证责任导致, 前置审查制度来弥补个人的不足。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 笔者认为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合法化是大势所趋, 个人能够在公益诉讼中实现自己的诉权指日可待。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企业, 个人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 不惜以牺公众利益为代价,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有很多个人想要以个人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但都被驳回。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仍然将公民个人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之外, 使得许多公益诉讼因资格不合而无法启动诉讼程序。本文将从个人能否作为公益诉讼主体进行探讨, 分析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否能够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主体起到补充作用, 以及个人主体合法后如何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来避免个人的弊端展开论述。

关键词: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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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体性 篇8

社会化是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 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 从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将内化社会文化、学习角色知识, 以逐渐适应社会生活。

人的社会化过程会涉及一系列的人、群体和机构, 这些最重要的影响者被称为社会化主体, 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单位及大众媒体。

社会化是个人终身都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 但青少年时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 在此阶段青少年将接受文化传递;形成个性、实现自我认知;具备更多的社会属性, 逐渐变为“社会人”。家庭是青少年最初接触的社会化主体, 在入学后青少年将接触到另外两个社会化主体——学校及同龄群体。

二不同社会化主体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影响

1. 学校对青少年社会人格化的影响

学校是专门为社会化的目的而设立的学习机构, 被视为社会化的代理人并承担为青少年传递文知识的重任。不仅要通过教授知识与技能, 帮助青少年发展为具有创造性的独立个体所具有的潜能, 更要将青少年塑造成为符合社会统一规范的社会人。

2. 同龄群体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影响

同龄群体是由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人自发组成的群体。同龄群体会向其群体成员传递个体间平等相处并建立友谊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是从家庭和学校之类社会主体那里接受不到的。同龄群体会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规范及价值标准, 无论这些规范及价值标准是否符合社会的主流观念都会被其成员当作重要的参照。

3. 校园内同龄群体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影响

随着国民生育、抚养和教育下一代方式的改变, 青少年可以跨越家庭、学校的范围另寻同龄伙伴的机会越来越少, 因而学校中的同学就成为同龄群体的主要成员, 学校也逐渐变成了同龄群体日常聚集活动的主要场所。

青少年在校园中由同学组成的同龄群体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影响具有正反双向的影响。由于是自由组合形成的群体, 这些群体对内部成员的影响也难以被外部把握和掌控。校园内同龄群体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试探教师对其群体文化的容忍底线, 如果教师反应不力, 群体成员将会进一步试探。这些越轨行为任其发展将会形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如群体成员一起抽烟、喝酒、共同反抗教师的权威, 那些原本被教师认为是优秀的学生也会因群体的影响而参与不良的活动。

但是, 校园内同龄人群体的负面影响可以转变为正面影响。良好的学校教育氛围, 科学、有效的引导和激励会帮助青少年同龄群体焕发出阳光、向上的动力源, 帮助其成为相互激励、相互督促、学习气氛浓郁, 正向发展的青少年同龄群体。

三校园体育文化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进程的促进

1. 校园体育文化

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内关于体育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由学校组织管理, 以学生为主体, 以课余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 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 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

校园体育文化植根于校园内部, 由学校主导进行组织管理,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有意识地增加学校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传递体育文化为形式, 以提高学生体育技能、培养学生体育情感、明确体育价值观念、树立体育理想、建立学生体育道德为目标,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效果。

2. 校园体育文化将学校与同龄群体融合, 共同作用于青少年人格社会化

校园体育文化能够将学校和同龄群体两大社会化主体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共同通过校园体育文化影响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进程, 其主要体现于:

第一, 校园体育文化由学校主导组织管理, 提供体育运动的物质条件;制定体育运动的规章制度;宣传体育运动精神、价值和道德;规范体育运动行为。以权威者的形象出现, 其半强制性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具有强效的指导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学会规范、科学的体育运动技能, 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 使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第二, 在校园内青少年因相同体育爱好会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同龄群体。在这些以体育为主题组成的同龄群体中, 运动能力强、个人魅力大的青少年往往自然地会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 领导者可以主导整个群体的文化氛围, 左右群体的发展方向, 对群体成员的人格社会化造成影响, 学校可有意识地对群体领导和成员进行引导和规范, 促进同龄群体发挥更多正面的影响。主动发掘和增强同龄群体对青少年的正向影响可以更好、更有力地促进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健康发展。

3. 校园体育文化理念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具有积极作用

在青少年阶段, 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形成、自我角色逐渐确立, 但仍处于认同与角色混淆期, 需要其他社会化主体的引导和帮助。校园体育文化倡导的理性、公平等理念正是青少年角色扮演中需要的优秀品质, 对其人格社会化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具体表现在:

第一, 在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要不断认识和扮演新的角色。体育运动中的青少年必须认识理解进行运动的各个角色, 并为扮演某个角色而做准备, 预先感知所有比赛队员的行动和己方团队对他的期望以及完成他自身特定的行动和任务, 体育为青少年提供可量化的指标和评价, 使青少年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对自身将扮演的角色有明确、客观的认识。

第二, 体育就本质而言即是社会化的反映。对于其他制度而言, 体育本身的价值观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映。在强调公平、合作、竞争的现代社会中, 体育能够在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形成过程中强化这些理念。维普在研究中观察到青少年从小学就已经开始关注“全力以赴”、“战胜对手”、“公平公正的比赛”等理念。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养成的勤奋、自律、冷静、合作、竞争等优良品质为其在日后更宽广的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四结束语

社会化主体是青少年人格社会化最重要的影响者。当青少年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后, 将会受到来自学校和校内同龄群体的共同影响;校园体育文化可以将学校与同龄群体两大社会化主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产生合力促进其人格社会化实现健康的发展;校园体育文化秉持的公平、理性、合作、竞争等理念对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为此, 建议教育工作者应该从学校及同龄群体对青少年的复合影响角度出发, 重视校园体育文化的作用;推进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积极主动地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有意识地引导青少年同龄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在青少年人格社会化的进程中, 努力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郑航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83、89

[2]风笑天.青少年社会化: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评述[J].青年研究, 2005 (3) :1~8

[3]陈心想.教师要了解学生同龄群体[N].中国教师报, 20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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