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2024-10-13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精选12篇)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1

摘要:毛泽东廉政思想有着特殊的形成条件和自身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廉政思想强调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分析了产生腐败的根源,提出加强廉政建设的举措,认为廉政的核心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启示我们,反腐败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同时要讲求方法路径。

关键词:毛泽东,廉政思想启示

党的廉政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的廉政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党的重要精神财富,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启示价值。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

1.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条件,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在理论渊源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公仆理论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廉洁的政府。马克思就曾经指出,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其属于“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取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1]12列宁也十分注重向苏联共产党和通过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作人员灌输“公仆”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在历史文化渊源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和“尚贤”思想、传统“民本”思想、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等,均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2.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廉政思想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已经开始萌芽,该时期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对党和军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制定颁发了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严肃军队纪律防止军队中产生腐败现象。该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组织还严格了入党的条件,确保党员先进性,毛泽东于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坚决反对享乐之风。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坚决反对走单纯的“上级路线”。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以坚决清除党和军队中的腐败分子,加强法制建设严惩贪腐分子,该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已经获得了初步发展。在延安时期,该时期中共将反腐倡廉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于1938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颁行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毛泽东本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共产党员在工作中要“十分廉洁”[2]522。此外,该时期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建立和完善反腐败法规,进一步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等行为的活动,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建国前后,毛泽东十分强调全面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经得起考验并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将“三反”作为党的重要工作任务,切实加强针对党政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将廉政和反腐败等内容纳入《共同纲领》之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腐分子,毛泽东廉政思想完全形成。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强调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深知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的政权来之不易,认为要稳固政权和提升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保持党的廉洁性,必须防止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行为,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严肃惩戒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分子。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之时就反复强调,民众可随时揭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消极怠工和贪污腐化分子,苏维埃政府查实后就会立即惩戒。1933年,对苏维埃政府中的贪腐人员熊仙壁,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其处以死刑。1939年,毛泽东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鉴于通过法制强化廉政建设的思路,规定凡是贪污1000元以上的贪腐分子均应判处死刑。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廉政建设,反复强调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对于贪污腐化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2. 深入分析了产生腐败的根源。

关于产生腐败的根源,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毛泽东曾经分析说,有的县被土豪劣绅霸占了权力,这些县的知事无论什么样的人前去担任,几乎都是贪污分子无疑。而在人民拥有权力的县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不管什么样的人前去担任县长,几乎都是廉政清廉的[3]15。新中国建立后,鉴于人民政权必须消灭腐败的认识,毛泽东领导下的新生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严惩买官卖官现象。毛泽东还结合我党、我国的实际,对党内和政府内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经济根源、国际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 提出了加强廉政建设的举措。

毛泽东提出了通过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廉政教育、精简机构等方面加强廉政建设的思路,并在其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予以践行。关于党内监督,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监督是反腐败的重要举措的观点主张,在毛泽东的直接建议之下,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就建立了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纪律监察委员会,通过党内监督反对党内腐败。关于群众监督,毛泽东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开展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也必须依靠群众来进行。关于民主监督,毛泽东认为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我党的宗旨性质决定的,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有利于清除党内的各种毛病。关于舆论监督,毛泽东认为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高度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舆论揭露鞭挞贪污行为。关于廉政教育,毛泽东认为应通过对干部开展廉政教育筑牢反对腐败的坚固长城。关于精简机构,毛泽东吸取历史上机构臃肿官僚队伍庞大而产生腐败的教训,先后提出“兵贵精而不贵多”、“要精简机构”等主张。

4. 廉政的核心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提出,廉政的核心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毛泽东指出,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私利可图,党员和干部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干部不管职务的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贪腐行为为人民所不齿有悖我党的宗旨。毛泽东提出,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能否实现廉政的关键,如果我们的干部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必定走上腐败的道路。毛泽东强调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于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并实现廉政,消灭腐败,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启示

1. 反腐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毛泽东对产生腐败的根源分析十分深入透彻,深知反腐败任务艰巨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抓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过程中,其决心十分坚定、措施十分有利,“从上层抓起”,敢于碰硬,同时按照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对当前我们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启示借鉴价值之一就是,反腐败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下定决心反腐败,是反腐败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比如,在中央处理党内的贪腐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之时,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经请出薄一波,由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意见,认为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功劳较大且在干部群众中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要求不枪毙刘张二人而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坚决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毛泽东反腐败的极大勇气和决心。

2. 廉政建设要讲求方法路径。

毛泽东廉政思想中,强调要通过廉政思想教育和开展群众运动两种方法开展廉政建设。今天我们在进行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切实加强廉政教育,同时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之中,始终相信群众并依靠群众打赢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廉政思想给我们的更为重要的启示在于,反腐败除了要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之外,还必须讲求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斗争得到深入推进、深得民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廉政思想并加以借鉴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2

摘 要: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渊源流传,内容广博。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本人通过研究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以期对当今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廉政 廉政文化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6-0352-01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有重官德、修政德的优良传统,在五千年的文化史中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文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同样需要汲取古代廉政文化中有益的经验。

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容

1.廉政二字的由来及含义

廉字在古汉语中有多种含义,据《周礼》记载,“廉”的含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这六廉是最早的官吏考核的标准,即为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智。

“政者,正也”,古代政与正是相通的,即政局的清明、政治的公正、政风的善良。

“廉政”一词合而用之,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廉政就是廉正,静态上指政局的清正廉明,动态上指政治的公正无私,还指官场风气的正直善良,更指官员个人作风的廉洁正派。

2.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2.1注重对廉政教育的总结,形成了廉政思想体系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奢靡享乐必然会导致国家灭亡的道理,廉政思想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为民父母”的公仆思想,此后经过不断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形成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可归纳为第一,诛贪必严。他们认为政治廉明就必须“蠲浊而流清,废贪而立廉”,“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第二,举贤立廉。无论是“为政之道,首在用人,立政之道,察吏为先”,还是《汉书?董仲舒传》中“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务,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断不可用”,都证明在选举人才时一定注重对德方面进行考察。第三,教刑相辅。荀子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用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手段。第四,约之以礼,在教与罚相结合的基础上,还要“约之以礼”,使人有明确的“法度”观念,知晓法纪的尺度,从而自觉遵循规约。第五,兼听博纳。广开言路,进谏纳谏,是实现吏治清明,政治兴盛的重要保证。第六,上廉下效。公生明,廉生威”,为正确处理廉政建设中各级官吏之间,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关系,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提出了 “上行则下从”,以上廉带动下廉的主张。第七,俭以养廉。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告诫后人要想巩固政权,为君者一方面应该清静简约,廉洁勤政,减轻民赋,另一方面还必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中提倡节俭之风。

2.2建立反腐制度和体系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腐败与各朝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因此也就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严惩贪官污吏的制度和体系。首先是对贪污腐败予以界定。其次建立反腐败预防体系。如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分权制衡;建立官吏使用制度,从源头上阻断腐败的产生。最后,重典治贪,以严刑酷法惩贪。这些举措更多地体现出设计者在政权体制中的廉政意识。

2.3宣传廉洁自律的官德思想,营造良好的氛围

廉政在古代不同社会群体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对于统治者而言,廉政是以天下为己任,做到“为政以德”;对于官吏而言,廉政是忠君爱国、为人正直;对于老百姓而言,廉政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应该是国泰明安、社会安定。为了实现这种和谐的局面,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宣扬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如确定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老百姓通过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对廉洁为政者的歌颂,如通过各种民歌、民谣、诗赋、小说、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舆论监督体系,对推动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4树立榜样的作用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品行操守,不光直接影响执政的效果,还指导着社会的整个风气,正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德的教化,廉洁自律的推崇必须首先要从统治者开始。从鲁国的大夫臧哀伯规劝鲁桓公的“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到三国的诸葛亮,宋代的包拯;从汉代的光武帝一生保持节俭作风,成就“光武中兴”,到唐代的李世民谨小慎微,成就23年的“贞观盛世”;从千古贤德的明德马皇后,一生以简朴自奉,整个宫廷生活简朴,没有出现腐败奢侈现象,到生性节俭,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这些明君、廉臣、贤后他们一生都坚守儒家节操,简朴廉洁,勤政爱民,这些廉洁自律的行为或多或少的影响民心,进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也揭示出“大官廉则小官守”的政治规则,成为古代廉政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对当今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

1.借鉴古代优秀廉政文化理念:廉政建设的根本

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许多经典表述,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廉政、勤政方式方法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对腐败所造成国破家亡危害性的深刻剖析,仍对我们有着借鉴和警示的意义。作为职能单位我们要通过扎实开展廉政文化进基层、进家庭、进工作岗位活动,充分利用中华优秀文化的丰富资源,推动廉政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创新,并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开展廉政征文、主题演讲、唱廉政歌等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以达到文化养廉的目的。

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要注重对优秀传统官德的继承和学习,加强自身修养,要树立清正廉洁、谨言慎行、勤政为民、立足本职,勤勉尽职的官德意识,坚持以德为先,以德服人,同时要有正确的权利观,树立廉洁从政的为官观,从主观上切断腐败产生的根源。

2.选贤任能的用人方式:廉政建设的关键

古代的科举制虽有一定的弊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确保了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值得我们借鉴。当今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领导者本身出现问题,可见公职人员入口关的掌控也是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为政之要,首在择人”。对于当前的公职人员选拔制度,我们在坚持通过公开考试选拔的同时,还要加大对亲属回避制度的建立,注重对公务员德的考察,建立公务员轮岗制度,避免裙带关系的产生。

3.有效的制度监督:廉政建设的保障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中健全的监察监督制度,是封建王朝保证官吏廉洁奉公,维护统治的有效保障,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我们同样需要建设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实行权利的有效监督。近几年,虽然中央建立了各级巡视检查制度,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制度建设,第一,要强化权力制约制度,为官者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利,我们要合理配置这些权利资源,谨防领导干部独立专行,权利滥用。第二,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从内部看,要加强各个部门、每个工作人员相互之间的监督意识,从外部看,要形成公开透明的体系,树立舆论监督的氛围。第三,建立惩治腐败的措施。首先,对腐败案例进行剖析查找原因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其次,严惩腐败分子,做到有罪必罚。第四,深入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第五,建立公务员保障制度。贪廉程度与公务员的收入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提高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建立公务员工资正常增长制度并有效的实行,完善福利制度,使公务员少生贪恋,铤而走险。

4.良好的社会环境:廉政建设的基础

古代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载体构成了内容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不仅丰富了当今反腐倡廉的理论,更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对我们当今党风廉政的宣传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手段来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第一,通过互联网、报刊、杂志等载体,大量宣传廉政法规、事迹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第二,把宣教的重点放在党政领导干部身上。党校是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大熔炉,在各主体班次中应着重开展党风廉政方面的课程,让领导干部汲取其中的精华,以利于清廉执政;第三,学习、宣传、借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促进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取得突破。

5.树立廉政典型:廉政建设的有力推手

封建社会在理论说教的同时,也会对那些清官、循吏进行大力宣扬提倡,通告全国,载入史册,树为榜样,还会对贪官污吏进行惩罚,已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通过这种手段来提高官吏的自责自律,让他们恪守臣道,尽忠职守。当今社会我们也涌现出像沈浩、焦裕禄、牛玉儒等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我们要大力宣扬,同时建立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激励制度。

总之,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精华部分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中的不足之处也应引以为戒,力争使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参考文献

[1]李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对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领导科学》,2012年33期

[2]范泊静:《古代廉政文化对党风建设的启示》,《当代江西》,2012年05期

[3]王海燕: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经验及其现代启示,《嘉兴学院学报》,2010(7)

延安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及其启示 篇3

一、延安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

(一)重视思想教育

在延安时期,党员数量迅速增长,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变成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党,党中央加强了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1941年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提醒党的干部要在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思想上坚持党的纯洁性。1942年,共产党进行了延安整风,毛泽东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把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重要内容,统一全党的思想,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44年,毛泽东又号召党员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历史教训。经过一系列的教育,为党员干部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构筑了坚固的思想防腐堤坝。

(二)严格制度与厉行法制

1935年12月,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就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重申了首先在中央各机关进行检举贪污运动。1938年8月,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者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劳教”。经试运行后,于1939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其中要求“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4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条例》第四条规定:“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未能改过自新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1943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第五条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以上法规、条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边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形成优良作风,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领导干部身先示范

在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的模范表率行为是党的反腐倡廉运动顺利推进的关键,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反腐倡廉,为边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之风的形成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1942年边区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在工作繁忙之余,还要抽出时间参加劳动。朱德总司令也在工作繁忙中抽出时间参加劳动,还把自己骑的马让出参加搞运输。周恩来在乘火车前往石家庄同卫立煌谈判时,是买了普通的硬座票。任弼时同志还被评为纺线能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顾年老体弱,在政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利用早晚时间,参加开荒种地。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公务人员,都是穿粗布衣、吃小米饭。在延安,他们这些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事例数不胜数。中央的领导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影响了全党和广大干部。

(四)严惩贪污腐败违法分子

在延安时期艰苦的环境中,广大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违法行为深恶痛绝,党中央对党内腐败违法分子更是进行了毫不手软的处理。毛泽东指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家壁是个劳苦功高的老红军 ,但他无视党纪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50元,案发后,被边区司法部门枪毙;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平型关战役中身负重伤荣立战功的团政委刘震球,因贪污500元被开除党籍;1937年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生刘茜因逼婚未遂开枪将其打死的事件,轰动一时。在当时,有人为昔日的功臣黄克功求情,希望能让其带罪杀敌,但最终经中央决定严格执法,于1938年初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对一系列的腐败违法案件的处理,对边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风气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并显示了中央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五)加强民主监督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提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防止腐败,跨出由兴旺走向衰败的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他始终认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本质是争取民主”。边区政府在加强民主监督,完善各种监督机制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首先,加强党内民主监督。为了保证党内民主监督,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党内民主生活经常化、制度化,所有的党员都必须按照党章要求参加组织生活会。其次,加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期间,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政府机构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民主人士和非党爱国人士被选入政权机构。再次,建立监督机构,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通过参议会,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各级政府受参议会的监督。最后,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监督,是在普选、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情况下由人民选举的各级参议员,对参议会和政府进行监督,因而人民群众就成为监督者的监督者。

二、延安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对当今的启示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着力在思想教育上下功夫

思想教育是党反腐倡廉,减少腐败主观动机的一环。加强思想教育,一是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体党员干部。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和灵魂。我们在延安时期的革命经验告诉我们,正是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才培育和形成了党的优良作风。二是要充分发挥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的作用,弘扬正气,分清是非界限。党风廉政建设是全党宣传教育总体部署的一部分,要完善宣传教育制度,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教育手段,提高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三是要重点抓好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并把教育贯穿于对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奖励的各个环节。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着力在落实制度上下功夫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前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制度本身的缺失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是要编织前瞻性强的制度网络。制度建设要体现科学性和前瞻性,遵循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现实状况和特点规则。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解决燃眉之急,更应防范于未然;不仅是堵漏型的,更应是有预见的;不仅要量身定做,更应留有弹性空间。二是要编织民众广泛参与的制度网络。要进一步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着力在完备监督上下功夫

一是科学设置分解权力。权力集中、大包大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必须坚持按级负责、各司其职、责权统一的原则,科学划分上下级之间的权力界限,依法规范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能权限,形成既配置合理高效又相互制衡约束的权力结构。二是拓宽渠道监督权力。权力不仅要放在笼子里,还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强化党内监督;消除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强化法律监督的权威;完善新闻、网络舆论法规,强化新闻、网络舆论的监督功能,不断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着力在发挥领导示范作用上下功夫

领导干部是各级党员干部的表率,其良好行为可以感召广大党员和基层群众,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领导要率先垂范,努力树立好“三种形象”。一个是从严执纪的形象。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政策,不折不扣执行党风廉政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于贪污腐败现象要敢于出“铁拳”。第二个是公道正派的形象。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观念,在处理热点敏感问题上坚持一碗水端平,不搞亲疏厚薄。第三个是清正廉洁的形象。自身硬气,说话才有底气;自身清廉,要求别人才有资格。作为领导干部,要坚持严下先严上、严人先严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越轨的事坚决不干,出格的忙坚决不帮。在用车、住房、接待等方面不搞特殊,以自身的模范行动赢得群众的信赖。

中国传统廉政制度及对当代启示 篇4

一、中国传统廉政制度建设的特征

综观中国古代各朝廉政制度的建设, 从横向上来讲, 中国传统廉政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一) 重视任人唯贤, 保证官吏素质

政治是否清廉, 与官吏的素质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统治者认识到, 只有本身清廉正直的人才能够为政清廉, 所以选拔官吏时, 无不注重选拔“贤良”之人。据秦简《为吏之道》载, 秦朝时反对官吏“居官善取”, 要求“廉而无别”“精 (清) 潔 (洁) 正直”, 不得贪图钱财, 尤其规定“任人所任不善者, 各以其罪罪之。”即荐举人对所荐举人要连带担责, 以此来保证任用官吏的素质。汉代的吏进制度包括察举、征召、辟准、荐举、考试、任子等选拔形式。察举即选举, 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 以其中的孝廉为吏进正途, 其注重选贤任能之风可见一斑。正是因为这种任贤重德的选吏标准, 使秦汉之际出现了大批杰出人才, 极大地促进了汉王朝的发展。隋唐时期, 科举制度的建立延续, 为封建国家选拔贤良出任国家官吏, 保证官吏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建立了选贤任能的官吏制度, 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实施保证, 为了杜绝人为因素的干扰, 防止任人唯亲, 历代都十分注重回避制度。如两汉时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王舅不宜备九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 同时规定, 本地人不得为本地官, 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督。唐时规定, 三省高级官员及诸王、驸马等, 其亲属不得做京师的地方官, 一般官员不得在本籍任职。宋朝则从亲属扩及门客, 对宗室几乎都不得任用。回避制度的实施, 更好地保障了官吏任用选拔的公平性, 不失为廉政的重要举措。

(二) 倡导清正廉明, 形成廉政氛围

“进不失廉, 退不失行。”有了符合统治者素质要求的官吏, 还必须有一种廉政的风气, 使官吏能自觉地为政清廉。这种清廉风气, 一旦由统治者提倡和标榜, 便会深入人心, 具有了权威性和震慑力。汉文帝认为廉洁的官是人民的表率。汉武帝则明令“不举孝、不奉诏, 当以不敬论;不察廉, 不胜任也, 当免。”隋文帝时, 将当时在地方上享有清官盛誉的公孙景茂召到长安, 接见宴请, 擢升太守, 调迁刺史, 并将其事迹诏告天下。唐朝魏征说过“傲不可长, 欲不可纵, 乐不可极, 志不可满。”统治者对清廉官吏的提拔, 既是对清廉官吏的一种褒奖, 同时由于其本身正直, 一旦重任在身, 力求成为表率, 也带动了廉政之风。

不仅如此, 中国古代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 还十分重视皇室成员为官清廉, 以期以身作则, 带动百官的清廉之气。明洪武年间, 驸马欧阳伦利用职权, 指使部属官吏多次贩卖茶叶, 牟取暴利, 并仗势打击有碍于此的下级官吏, 后为朱元璋所知, 亲自查处此案, 并且下令斩杀欧阳伦。一时朝野震动, 朝风为之一清。

(三) 建立考课制度, 加强激励措施

政治是否清廉, 官吏有无政绩, 必须有一套可以见到的标准来衡量, 并为统治者所掌握。考课制度的建立, 对于考察官吏政绩, 激励官员进取,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秦朝的《课律》明确将“精 (清) 廉毋谤”列为“五善之一”, 而将“居官善取”列入五失之中, 其考课标准已初具规模。

到了唐朝, 官吏的考课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官吏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德”、“行”两方面。“德”包括官吏的品质, 道德修养, 对君主忠信笃卫的状况;“行”包括官吏才干大小, 守职的勤惰状况, 政绩的有无和大小。“德”的标准是“四善”:德、慎、公、勤。行能政绩的考课标准有“二十七最”, 如其第一“最”:“献可替否, 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 则是对监督官员的标准。同时, 将考核的成绩分为九等, 其中上上为四善一最;下下则为居官陷诈, 贪浊有状。并规定“凡居官必四考”以后, 方能按格诠注迁转。

以后各代, 考课制度继续发展完善。宋朝在京朝官考课法中, 以“公勤廉恪”为主, 若“无廉声而又多缪政”则考下下等。元朝规定“凡其清慎公勤, 政绩昭著”者, 优加迁擢, “废公营私, 贪污败事, 请人陈告得失, 依条断罪”。清朝京察以“四格八法”为准, “四格”中, 官吏的操守、品德被分为廉、平、贪三等, 在“八法”中, “贪”居于淘汰之首。通过官吏考课, 达到了统治者所要求的“进贤以兴善, 简不肖以黜恶”, 鼓励了先进, 鞭策了落后, 使官吏的为政清廉有了制度的保证。

(四) 加强行政监察, 严打不正之风

“拜金主义和奢侈享乐成为中国古代历代统治集团成员的人生主要目的, ”因此需要一定的行政监督。行政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廉政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发乎秦汉, 延续后世, 并且日益完善。

秦统一全国之初, 动乱不安, 官宦腐败, 要实行对全国的统一管理, 保证国家稳定, 监督检察官员的为政情况势必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权建设内容, 监察制度由此产生, 汉代紧继其后, 有所继承。秦汉两代均在中央设有最高监察机关, 以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 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监察一职, 包括制定文武百官必须遵循的法度, 其监察范围上至宰相, 下至僚属, 以查举权限而言, 有时犹大于丞相。地方上, 秦时于各郡设监御史, 受中央监察机关统领, 负责监查郡内官吏。汉武帝时, 废监察郡国之丞相史, 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 各置刺史一人, 直属御史大夫, 并规定了其司职范围, 目的在于严防郡守与地方豪强势力相互勾结, 形成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魏晋南北朝时期, 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表现在御史台已不是从属机构, 成为独立监察部门;监察官员的权力也相应增大, 如御史中丞的政治地位可比尚书令, 甚至可比皇太子。隋唐时期, 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强化。唐朝的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执掌纠举中央百僚, 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赦交付的案件, 置侍御史, 地位十分显赫;察院掌理巡按州县, 监察地方官吏。唐初, 监察御史基本上沿汉代, 其权限相当广泛, 从农业管理到户籍状况, 从官吏考课到选拔优秀人才, 御史可以独立上奏。不仅如此, 唐代还注重对监察机关的监察, 御史虽负有弹劾百官之责, 但若纠举不当, 则最高行政部门尚书省左右丞可劾其过失。宋代以后, 监察制度进一步得到发展。宋代在门下省内按言谏、审驳两大职权分为谏院和门下省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宋朝要求御史“风闻弹人”, 若上任百日仍无所弹, 则罢黜做地方官。这样做, 有利于保护举报者, 使监察官员更加大胆行使弹劾权。元明清各朝, 监察机关和其官吏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治, 成为皇权统治的主要支柱, 其职权进一步扩大, 不仅纠弹百官, 还包括学术和思想领域;对象也不限于君主官吏, 还包括平民百姓。为防止执法犯法, 加强对监察官员的再监察, 明清时期规定了反监和互监的监察条款。如果监察官员违反监察法律, 加重处分。还允许御史和给事中之间互相纠举。

(五) 注重立法, 严厉惩处腐败, 依法保证清廉

“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立法, 运用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 而采用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保证政府清廉, 除了大力倡导清廉世风, 建立一套完整监察、考课制度外, 还十分注重对贪官污吏的刑法制裁, 依法保证廉政建设的效果。有“有罪必罚、轻罪重罚、一人犯罪众人受罚的原则, 自然可以起到震慑臣属的作用, 使他们不敢萌生异志, “刑于将过”。

西周时期的《吕刑》中就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 对于法官出入罪加以惩罚。秦汉时, 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犯错误要负刑事责任, 秦时不直、纵囚、失刑均要求法官负刑事责任。汉武帝时, 规定凡是纵放死罪的, 以死相抵。魏晋南北朝时, 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及政权的稳定与统一, 将打击“贪赃枉法”之犯罪作为治国之根本。曹魏官吏贪赃, 有弃市之罪。北魏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 受羊一口, 酒斛者, 罪至大辟, 与者以从坐论”。北齐则有贪赃枉法处以死刑之罪。隋唐时期, 法律形式的完备, 对官吏的贪赃枉法、失职、擅权、泄密等罪刑的惩罚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如规定贪赃枉法罪指受人财请求, 有事以财行求, 受所监临财物, 受旧属财物, 坐赃等犯罪;擅权罪则指官吏滥用或越权行为, 唐律规定, 凡非法或擅自兴造, 非法聚敛, 擅自奏改律令式, 代署代判者, 均判处刑罚。唐代以后, 各代对于官吏失职、枉法的规定基本上沿用唐律规定。宋时依旧有“受人财请求”、“有事以财行求”等罪名。元朝时则仅分为“贿赂”与“枉法”、“不枉法”等数种罪。明、清规定官吏所受财物均计为受贿, 俸禄减一等。赃分枉法赃与不枉法赃二种。对受赃之官, 追究除名, 官吏免职, 俱不录用。跟唐律相比, 明律对官吏判案“事不枉”而事后受财者, 区分二种情况, 即事若枉断, 以枉法赃论;事不枉断者以不枉法论, 加重了刑罚;明清律又规定官吏假装接受当事人行贿财物, 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钓鱼执法”, 如果官吏枉法而判, 罪加一等。

二、中国传统廉政制度对当代廉政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历经数千年, 其内容庞杂, 体系众多。总的来说, 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礼法结合的统治观点。虽然其作用仍然是服务封建的政权, 统护皇权至上的社会秩序。但是, 在廉政制度得到较好执行的时期, 其对政治安定、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 使治吏得到整顿, 强化了中央集权, 使国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冲突, 便于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 调动被统治阶级的生产积极性, 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其次, 贪污的横行必然使财富过分集中于一些不法官吏手中, 只有进行廉政建设, 才能使整个国家财力分布均匀, 从而增加国家实力, 有利于社会进步。从这些方面来看,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在今天有很多内容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认为, 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廉政立法, 增强法律的权威性。“执法无私, 以法惩贪, 是政治清明廉洁的保证。”要不断完善中国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加强和完善公务员制度, 建立完整的官员考课制度。中国古代吏进制度中的客观性、平等性成分, 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对公务员制度中考课方面的加强, 有助于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 使整个国家机构的运作有坚实的基础, 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3.强化官员监督制度, 明确处罚原则。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及其内容可以看出, 其中的扬廉惩贪, 扶正压邪以及制度化、法律化等是值得后世借鉴的。在一定时期内, 监察制度的兴衰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目前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 主要包含有党纪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党纪监督的特殊性, 使其往往容易代替其他两种监督的处罚性, 这不利于促进党员的廉洁和公正。历代统治集团中不注重本身廉洁而被迫放弃统治的教训, 应该为执政党的廉政提供一些有益经验, 因而明确党纪处罚的明确性, 增强其与法律的联系很有必要。

4.借鉴古代再监察制度, 加强对监察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制度是调节封建国家机器使其得以正常运转的制衡器”, 没有强有力的监察体系, 官员的监督便无从谈起。若监察体系不廉洁, 这种社会监察环境便无法得到保证。目前某些监察机关人员不能为政清廉, 致使一些人民反响很大的案件不能得到完善处理, 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此, 借鉴古代的再监察制度, 建立一套对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再监督制度, 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5.强化权力制约制度。腐败的基本特征就是官员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所以我们需要合理分配公共权力,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尽可能防止官员独断专行、以权谋私。

6.运用惩治腐败的措施, 大力惩治腐败现象, 惩治当前的腐败现象。一要做到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无论是谁, 有罪必罚, 只有这样才能对为官者起到警示作用。二要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 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等多种方法, 合理加大惩治效果。三要由表面腐败现象深入追究腐败产生的本质原因。要针对出现的腐败问题, 深入剖析, 查找体制方面的原因, 纠正体制的偏差, 弥补体制的不足,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出现。发挥舆论和公众举报等社会力量, 有效限制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滋生蔓延。

7.健全舆论监督体系, 完善反腐倡廉的警戒系统。社会舆论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敏感, 舆论监督可以弥补现阶段法制建设、道德规范方面的缺失和不足。舆论工具可以成为贪官污吏的天敌, 腐败犯罪分子的克星, 健全的舆论监督体系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上措施是借鉴了历史的经验, 如果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我相信对构建廉政清明的社会是有帮助的。总的来说,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廉政制度的实践已取得很大进步, 廉政制度的理论也已逐步完善。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 政府在这样一个转型期责任重大, “反思中国古代历代统治集团的廉政建设, 探索其中的变化规律, 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 也只有这样, 一个清廉的政府才能保证不走或少走弯路。在廉政建设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同时, 中国的廉政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所以要借鉴历史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代国情批判地借鉴和吸收, 以期建立一个有效的廉政制度,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摘要:在世界历史上, 各个国家都比较重视廉政制度建设, 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国历史悠久, 创造了无数的文明, 其中有些精华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中国传统廉政制度, 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对我们今天来说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廉政建设也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就是要通过对中国传统廉政制度的研究, 为当代廉政制度建设提供经验教训, 从而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廉政制度,发展阶段,特征,启示,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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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裴传永.为官思想录[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10]余华青.中国廉政制度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5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新加坡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的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中不包括以下哪项?

A.国家至上,社会优先 B.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C.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D.宗教统一,种族和谐

2.姜跃教授指出,1977年到1997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A.7次 B.17次 C.27次 D.37次

3.姜跃教授指出,国外廉政建设的启示之一是,(),是廉政建设的保障。

A.权力监督和社会监督 B.廉政文化建设 C.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D.法治建设

4.“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是下列哪位提出的?

A.孟德斯鸠 B.卢梭 C.黑格尔 D.休谟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姜跃教授指出,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有五项权力,包括以下哪些?

A.逮捕权 B.调查权 C.搜查权 D.获取财产情报权

2.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中的“三权”指的是()

A.立法权 B.行政权 C.司法权 D.救济权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姜跃教授指出,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非常有效,因为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手中,议会是党派活动的场所,其中不仅有执政党议员,也有在野党和反对党议员,能够对行政权形成有效制衡。

正确 错误

2.姜跃教授指出,西方议会拥有审批权和行政立法权。

正确 错误

3.姜跃教授指出,在近年来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廉洁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稳居前五名,在东南亚这个腐败高发的地区,连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被公认为高效廉洁的政府。

正确 错误

4.姜跃教授指出,议会拥有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权。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6

摘要:监察制度作为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保障国家职能的重要条件,可以说是与国家同时产生。起初一些活动带有监察性质,随着国家发展,活动逐渐转变为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正式作为一种制度出现在大众视野是在秦朝,御史作为三公之一。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监察逐渐成为一种独立、制度化的机构。它在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廉洁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着丰富的经验,为当前的反腐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方法。这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古代;监察制度;启示

所谓监察制度,是指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检举、惩戒的制度。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萌芽,到秦汉御史制度的确立,并在随后的斤两千年中不断的发展、完善。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监察制度为当时大一统的国家秩序稳定、官员廉洁以及国家正常运转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对于当前中国的廉政建设以及反腐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重新回看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去粗存精,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吸收实际可操作的经验,从而更好的完善我国的廉政法制建设,充实监察制度的内容。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1、监察活动的出现——萌芽。‘监’字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字和铭名中。最初是用作正视自己,后来逐渐演变为“以上临下”。‘察’字晚于监的出现,最初用作观察、考察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变为以上察下。此二字,在先秦是分开使用的,直到秦朝二字开始合用,直到现今。先秦时期,监察制度已经有了萌芽,即出现了一些监察活动。原始社会为了稳定氏族以及部落,就已经有了监察习俗。因为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官吏,所以还不能称之为监察制度。到了奴隶社会,监察活动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的,国家机器雏形形成,监察活动也越来越多样。当时君王为了监察百官,采用巡狩、述职、省视的方法。而国家为了监察官员,开始运用遒人、蔷夫、御史的方法。再者,民众的舆论监督,也出现了设官采民诗、设官寻民意、置乡校、立谏议。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治理百官的成文法,这对于治国,尤其是官员的监督有着重要意义。

2、监察制度的形成。秦汉时期,地方采用郡县制,而中央设立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代表的军事、行政、监察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机制,由此标志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确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大一统的秦朝,并设立三公九卿制。到了东汉,御史台的建立以及中丞制的实行,标志着我国古代专门监察机构的确立。除了制度和机构对于官员的监督,皇帝对于下属官员也有一定的亲自监督。为此设置了谏官以及议事制度,这对于集思广益有着重要作用。

3、监察制度在隋唐进一步发展。秦汉时期建立的中央集权式的监察机关及其制度,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的调整为封建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创造了历史条件。随初,中央实三省制,其中门下省是谏议机关,执监察职能。隋炀帝时,增设谒者、司隶二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独立行使监察权。到了唐朝,监察机构进一步加强。它不仅扩到了监察机关组织,而且赋予了更广泛的监察权。在中央设置了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宪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者执掌分明。到此时,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监察系统。这对于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有着重要的作用。唐朝中后期削弱了监察权,也使得其由盛转衰。

4、监察制度的完善。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台谏合一的趋势。宋代中央检查系统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御史台系统沿袭唐制,而谏官系统在宋代发展到顶峰阶段。到了元初,实现台谏合一。这使得监察权高度集中,利于皇权直接控制检察机关,保证中央对各级官吏实行有效地监察。

5、 监察制度的鼎盛。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到达顶峰,国家机器也趋于完善,而皇帝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制度也十分发达。明朝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百官的监察,并将其作为维护朝廷纪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监察百官的长官甚至与六部长官平级,以此相互牵制。地方,采用道监察御史和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来监察地方长官。到了清朝,在沿袭明朝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变。六科并于都察院,监察机构增多,并设置了宗室御史处,稽查内务府御史处。都察院是清朝主管监察的总机关,也是历代监察制度发展的最后形式。

二、当前迫切需要从本土寻找适合经验,以充实和完善监察制度监察制度

1、我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其中尤其需要重视的就是因腐败而引发的政府公信力下降,人民与政府矛盾不断加深。这些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影响国内社会秩序。

2、监察制度的现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我国监察部根据该法授予的行政监察权力开展监察。1993年根据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的决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的机关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当前腐败影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很好的应对这一严峻挑战,我国监察制度也随之不断的完善,但是还不足与应对当前严峻的挑战。

三、古代监察制度对现今的启示

1、古代监察机构的垂直和独立化。我国古代的监察及机构,逐步的与行政分开,相对独立。东汉御史台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古代专门监察机构的确立。唐代的监察机构不仅独立,而且还下设了机构,形成了一套监察系统的雏形。到了明代,监察机构更是完全实现了独立。而且,在对于百官的监察,在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规定。目前我国的监察机构是国务院下属的部,虽说是中央直属机构,但是独立性相对古代而言较欠缺。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监督效能,其独立性以及垂直型的内部管理有待加强。

2、 依法树立监察机构的权威性。只有树立了监察机构的权威性,才能更有效的发挥监察职能。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封建官僚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随着皇权的集中,权威性日益激增。在古代,监察制度在本质上是皇帝的附属物,是为了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性,为了保证甲天下的世代沿袭。因此,古代的监察官在监察百官的时候,能做到不避权贵,不卑不吭,真正的做到纠百官罪,澄清吏治。只有树立了绝对权威,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监察官员也能更有底气的履行检察职能。

3、 实现监察制度法律化。有法可依,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国家权力机关应不断的完善监察工作的法律法规,并且要增强法律整体的可操作性。早在先秦时期,就根据当时的一些治理百官的习惯法提炼为成文法。纪检监察机关以及相关官员在行使监察权时,也要做到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我们当前监察制度的重中之重就是推行监察制度的法律进程,期望实现监督的法律化。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发展完善,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为此,我们重新考察古代监察制度,去粗存精,从本土经验出发,完善监察制度。从而为当前的监察制度的完善提供可操作的方法,也能更好的应对当前腐败成风这一严峻的挑战。(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治制度史》,张创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2跃第1版;

[2]《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刘佳玉,法制与经济刊,2009年3期;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7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在经历了急剧的转变之后, 人口快速增加, 经济日渐腾飞。然而, 与当时经济发展不匹配的, 是当地的监管环境。由于人口急剧膨胀, 社会资源难以做到平均覆盖, 因此, “寻租”现象十分严重。人们为了优先获取有限的社会资源, 必须向权力部门上交名目繁多的“黑金”。为遏制日渐显露的贪污腐败现象, 香港廉政公署 (简称廉署,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缩写:ICAC) 在1974年2月正式成立, 以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之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香港公务员队伍以廉洁和效率著称于世。2013年“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 香港以总分75的良好成绩, 高居亚洲清廉指数排行榜第二位, 仅次于新加坡。

二、香港廉政公署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启示

ICAC对于香港廉政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值得现代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借鉴。

1. 保持机构的独立性

ICAC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就, 主要原因要归功于它的独立性。廉政公署的独立性体现在机构、人事、财务, 以及办案四个方面。其中, 在机构及人事方面, ICAC只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 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随意过问廉署的行动;ICAC机构领导人———廉政专员, 由香港行政长官直接任命, 而且专员不得兼任其他职务。在财务方面, ICAC的资源和经费由香港政府专门拨款提供;机构运营费用以独立预算的形式由特首亲自审查批准。廉署在执法过程中享有的权力相当广泛, 包括搜查, 拘捕等, 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 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违法。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 (简称IIA) 的实务标准中, 对于企业内审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也提出了相似的规定, 并强调企业内审机构的独立性对于审计质量的重要程度。总结起来, 这一主旨思想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应处于组织架构内较高层次, 保持相对独立性。内审审计业务的质量高低, 与其权威性和独立性成正相关关系。审计部门地位越高, 审计质量和审计部门的权威性就越高, 审计部门能够自上而下地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第二, 企业审计部门的负责人应直接向企业的最高领导层汇报工作, 从而能有效保障企业审计工作的贯彻实施。内审发现的缺陷也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更正。另一方面, 企业领导也可以考虑将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下放至基层:这样不仅可以监督基层工作, 更能有效贯彻内审工作的思路, 保证企业业务能够合法并高效的开展。

第三, 内审工作必须保持相对独立性。独立性是审计工作的灵魂。由于内审机构的特殊性质, 保持独立性相对困难, 作为职能部门的一部分, 审计部门要做到公平无私地监督同事, 难度相对较大。因此, 必须尽量保持内审部门的独立性, 操作层面可考虑工作空间隔离等手段。

综上所述, 内审机构只有保持高度权威, 并维持自身独立性, 才能确保自身工作质量, 维持审计独立性, 为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使用者提供中立无偏的审计意见和相关信息。

2. 系统布局, 防治结合

自成立之日起, ICAC一直秉承执法、防治, 以及教育三者结合的工作理念。除了设置“执行处”以保证执法活动的有效开展之外, 廉署也在其内部设置了“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 三个部门通力合作, 做到防微杜渐, 将权力关在笼子之内, 严防法外“寻租”;并使得权力在握者的思想由早先的“不敢腐败”逐步过渡到“不能腐败”甚至“不想腐败”, 从司法约束上升到道德约束层面。而数十年的清廉指数也证明, 这套工作体系的确行之有效。

较之以上情形,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也曾多次提出, 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 在经济社会运行中起到预防、揭示 (提醒、反映、警示) 和抵御障碍、矛盾和风险的作用。该理论与ICAC的“三管齐下”策略异曲同工。“免疫系统论”类似生物学中的仿生学, 将审计工作视作人体的免疫循环系统。在这套系统中, 审计具备三种功能:“防御”, “自稳”以及“监视”。其中, 防御功能是指审计能够有效保障企业的资产免遭侵蚀;而审计自稳是指, 通过审计工作的有效运行, 以及审计机制的高效运转, 能够及时发现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违规行为, 并能够及时加以纠正;监视功能的存在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将风险和损失缩减至最小化。三者相辅相成, 不可或缺。

3. 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并加强执行力度

ICAC采用“三公原则”聘任工作人员, 并在雇佣期间采取有效的考核机制, 极大的激发了在职员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从而为廉政工作建设发挥最大的作用。

ICAC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工作同样对企业, 特别是我国国企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国企中, 国家是企业的投资者, 并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 但并不参与具体的管理行为。而在现代企业里面, 内审部门需要通过审计工作, 对于企业内部运营进行评价, 发现潜在的风险和缺陷并及时加以改正, 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避免潜在风险的发生;在保证企业盈利的同时, 将风险降低至可接受水平。因此, 加大企业的内审力度, 企业领导人的思想必须从“要我审”转向“我要审”, 将内部审计视作企业运营的“制动闸”。

另外, 从内审机构的人员素质来看, 提高从业门槛势在必行。目前, 部分内审人员是财务工作出身, 缺少审计经验;另有少部分工作人员甚至没有财务工作背景。比起ICAC的专业性, 我国内审工作人员的从业门槛必须及时提高。对新进的审计人员, 人力资源部门可适当要求其具备CPA等专业资格证书;而针对现有工作人员, 也应及时进行后续教育并定期开展考核工作, 优胜劣汰;对于不合格的员工及时予以清退。

4. 注重信息沟通渠道建设

在香港, 新闻媒体享有高度自由, 政府难以左右舆论与媒体的报道。ICAC的成功同样得益于舆论的监督。ICAC下设“社区关系处”, 并与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通力合作, 共同实施“公务员廉洁守正计划”。另外, 关系处深入群众, 一方面与公众保持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及时向公众公布廉署最新工作动态。同时, 借助新闻媒体、互联网甚至是TVB电视剧等多种传媒手段, 向公众宣传廉政教育。社区关系处的存在, 有效地提高了香港市民的维权意识;同时, 在弘扬社会正气, 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方面, 廉署关系处也是功不可没。

在企业内部, 内部审计同样应保持言论的通畅。良好而通畅的企业舆论渠道, 能够为企业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增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信任程度;同时有助于企业内审工作的展开, 使得审计部门不再“闭门造车”, 而是广开言路, 从各个方面收集关于企业运营的信息。同时, 内审部门应准确把握企业内部舆论导向, 务必使员工树立“遵纪守法光荣, 违法违纪可耻”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 香港廉署的成功, 可以为我国企业带来的启示包括三个方面: (1) 独立性是保障内部审计履行职责的首要条件; (2) 完善行业制度, 提高从业人员执业门槛势在必行; (3) 通畅的舆论渠道能够保障内审工作顺利开展。

摘要: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独立执法机构。近半个世纪以来, 凭借其特殊的地位, 为香港打击贪污腐败立下卓越功勋。本文旨在借鉴其成功之道, 为国内企业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刘宸彤.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运行机制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 2013.

[2]裴宝莉.香港廉政公署的简要介绍与分析[J].法制与社会, 2009, (6) .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8

腐败是世界性问题。美国在181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一个从腐败高峰多发期到锐减并维持在低水平稳定期的过程,现今美国腐败指数基本维持在0.2的水平上。美国腐败现象的有效遏制得益于其建立了良好的廉政约束机制。

(一)权力约束机制

美国廉政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对权力的分散、制约和监督。首先,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在美国建国初已得到充分重视,体现在其“三权分立”政体: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国会拥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的提案具有否决权,国会对总统的不法行为可以进行弹劾。联邦法院拥有立法权,可以宣布总统法令违宪,审查行政行为,行使最高审判权,但大法官必须由总统任命并经由参议院确认。分权制衡的原则使得国会、总统、法院各司其职,同时又相互制约监督。

其次,美国权力分散思维还体现在利用各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如政党、社会团体、利益集团、媒体等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美国两党制下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有着在野党和和执政党的天然利益冲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彼此制衡监督的作用。

(二)法律约束机制

在美国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是谁敢于挑战法律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美国廉政法律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预防性,美国社会对于腐败治理的基本思路防范于未然。因此廉政立法体系是以事前防范为主,第二,道德的法律化。美国非常重视公务员的岗前培训与道德教育,并且将对公务员的道德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呈现出来,增加了这些行为规范的可操作性,做到公务员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第三,细密周全。美国廉政法律可以用事无巨细来形容,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例如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对礼品、利益冲突、职权行使、兼职、职外活动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防止公务员无意之间违法,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机构一项很重要的职责便是指导、培训和咨询,让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利、进行社会活动时做到“有可为,有不可为”。

(三)监督约束机制

舆论和新闻被称为“第四权力”,在美国廉政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有一条法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不准确,也免受司法追究。美国媒体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党牵制,享受着充分的舆论与新闻自由。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扒粪者运动”与“黑幕揭发运动”就是一批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家出于社会道德感和对社会腐败的痛恨所发起的文化运动。当然美国舆论监督得以有效实施是以有关政务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相关法律为依托的。

此外,随着公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美国反腐工作的公民参与度日渐提高。美国民众以个人、社团以会员制的形式等自发组织起来监督政府。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以消除政府腐败、改善政府管理、扩大公民权利为宗旨,推动了公共部门的改革以及地方事务由选民公决决定、参议员直选等制度的确立,这些都对进一步美国政治民主化、政府行政高效廉洁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腐败主要集中在选举和议会决策领域,而我国的腐败现象多集中于行政与司法领域,因此我国廉政工作的开展与美国还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尽管如此,美国为防腐倡廉所设计的体制机制、措施和经验,反映了公权力领域打击和预防腐败的一些内在规律,值得我们借鉴。

(一)重视权力的制约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因此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权力需要被制衡与监督。我国廉政建设不能学习“三权分立”,但需要借鉴美国分权制衡的思想。一方面要坚决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改变长久以来形成“德治”的思维。另一方面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使每一个公权力行使者尤其是“一把手”都能受到制衡,接受有效的监督。

(二)维护法律的威性

与美国廉政立法以预防为主相比较,我国廉政立法多以事后惩戒性为主。现有的预防性规定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条例》、《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多以政府文件形式出台,法律的威慑力不强,并且严密性较差,操作弹性较大。法律威信不高、法律严密性不高的情况造成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情况比比皆是,干部队伍中不乏视自己为管辖区域的法律的荒谬者。首先,我们应该改变立法过于“粗放”、“抓大放小”的情况,加强立法的严密性与周全性。其次,要维护法律的威性,让每个人对法律心生敬畏,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断深化依法治国的理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重视舆论的力量

新闻媒体在我国是党政机关的喉舌,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一些社会上不好的现象往往在刚刚播出就被封杀了。我们应保护媒体探求真相的权利,积极鼓励新闻媒体对贪污腐败官员与集团的披露。同时要完善相关立法,维护新闻媒体人因社会良知揭发检举贪污腐败后人身财产权益不受损害。最后,通过廉政文化宣传,提高全体国民反腐意识,积极参与到反腐倡廉的工作中来,使权力行使者廉洁自爱,使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所遁形、无处立足,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宋作勇.美国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江淮论坛,2011(1).

[2]赵春荣,许先国.美国的廉政约束机制及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J].广州行政学院学报,2004(2).

[3]陆韬.美国廉政建设概况及其借鉴[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8(3).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9

一、新加坡廉政制度的建设经验

新加坡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来, 逐步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建立了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以高薪养廉为代表的廉政管理制度和具有东方特色的廉政教育制度, 成为世界廉洁之邦。

(一) 法律制度建设

新加坡注重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惩贪。在其宪法、行政法规以及刑法典中都有关于廉政问题的专门规定。此外还制定了惩治腐败的专门法律, 如《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等。其中《防止贪污法》将反腐倡廉的各项活动都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既包括对贪污贿赂行为及其处罚的规定, 也包括对惩治贿赂的机构、职权和调查程序的规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是一部旨在加重对贪污受贿行为的经济处罚的法律。该法律详细规定了法院在审理贪污受贿案件时, 对贪污受贿所得的认定, 以及没收贪污所得利益的程序等,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加大了贪污受贿者的腐败成本。

(二) 监督机制建设

新加坡在反腐倡廉的建设过程中, 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首先, 在政府内部监督方面, 设立了商业事务局, 负责执行和管制金融业的法令;设立了审计署, 直接对国会负责, 对政府各部门的财务进行监督;设立了检察公署, 负责对贪污受贿案件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同时还设立了总揽全国廉政监督的专门机构——贪污调查局, 其直属内阁总理, 职权主要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等。

其次, 新加坡公民在促进廉政监督作用有效发挥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实行的行政跟踪制度, 主要是跟踪调查公务员在公务活动或日常私人活动中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 这一制度有助于使公众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过程中来, 虽然曾招致非议, 但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还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三) 管理制度建设

高薪养廉制度是新加坡廉政管理制度建设的一大特色, 新加坡的公务员平均年薪金是292714美元, 该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年薪仅为14459美元, 约为公务员的4.9%。公务员薪金实行年功晋升制, 工作时间越长, 业绩越好, 则薪金越高。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 规定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 工作时间越长, 所得积蓄越多, 高级公务员 (司局级) 到退休时, 公积金总额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 但一旦经查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 公积金将全部撤销。因此, 对于新加坡的公务员而言, 贪污受贿是得不偿失的, 他们不会去冒被剥夺工作和公积金的风险去贪污, 从而自律自励, 保持廉洁。

(四) 教育制度建设

新加坡注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廉政教育制度, 其政府将传统的儒家思想归纳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 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确定了全国人民必须共同遵守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等五种价值观, 同时以儒家思想来陶冶公职人员的品德, 倡导“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思想等。

二、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在廉政制度的建设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本国特色的举措, 积累了不断推进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 作为亚洲国家, 新加坡与我国在文化传统上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同时基于我国在廉政制度建设中, 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 因此借鉴新加坡的成功建设经验, 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廉政制度的发展。

(一) 制定完善的廉政建设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廉政法律制度的发展, 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 但大多以党政的法律和规章的形式出现, 内容分散, 缺乏防止和惩治权力腐败的专门的法律。因此, 我国可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加快制定《反贪污腐败法》、《廉政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贪污腐败的行为、处罚以及相关法律执行机构的设置和职权等进行规定, 逐步推进廉政建设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二) 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

我国当前反腐败的机构主要有纪检委、行政监察机构和隶属于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三大监督机构自身的独立性不足, 同时分工缺乏规范化, 使得监督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在我国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建设的同时, 可以考虑在反贪污贿赂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廉政公署, 赋予其调查权和独立的财政权, 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同时, 促进电子政务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公众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提供平台和保障。

(三)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薪酬制度

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 在我国实行以薪养廉, 结合东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薪酬制度, 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制建设, 为薪酬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另外, 可以仿效新加坡的经验, 在我国建立公积金制度, 要求每个公务员都必须参加, 促进其自律自励。

(四) 加强廉政教育,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我国廉政教育存在着内容较空泛, 实际应用性不强等问题, 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廉政文化优秀资源, 不断提倡文明的社会风尚, 同时结合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和案例对公务员进行教育, 推进我国廉政文化的发展。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在实际探索过程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形成了本国的特色,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去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我国的廉政制度将会更进一步地发展。

摘要: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果, 当前我国的廉政制度尚存需要完善之处, 因此分析亚洲国家廉政之首——新加坡的建设经验, 对完善我国的廉政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10

高校后勤负责学校的餐饮、物业、水电、住宿、医疗、绿化工程、新建修缮小型工程等, 有的高校后勤工作还包括资产管理和基本建设等工作, 高校后勤系统掌握的经费和资源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已经达到令人可观的程度。

由于高校后勤机关及实体负责的工作涉及众多行业, 发生腐败的环节、领域、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 但是究其规律而言, 主要表现为少数高校负责后勤工作的领导及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以谋取个人或者小团队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需要指出的是, 腐败现象的主体除了高校负责后勤工作的领导, 后勤机关和实体中只要掌握了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主体, 而且这种主体由于隐藏于后勤工作各个板块的边缘, 平时不出头露面, 矛盾不公开, 容易造成监督失察, 更具隐蔽性。

二、高校后勤腐败原因探究

1. 后勤管理工作自身的复杂性。

从工作面上来说, 现在高校后勤工作负责学校的多方面工作内容跨度大, 专业性强, 加之, 后勤职工队伍整体综合素质薄弱, 所以管好难, 管出水平更难。

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最终目的是把高校后勤推向社会, 以“社会后勤”的身份为学校服务。目前, 高校成立了所谓的“后勤集团”、“后勤公司”等名义上的后勤实体, 这些实体绝大部分并没有取得法人资格, 仍然是学校的一个部门。后勤实体模拟企业化运作, 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内部管理缺乏规范性。而且后勤实体在行政管理上仍属于学校, 行政权力决定后勤资源的调配, 行政权力监督的缺失加剧了原本脆弱的体制管理不稳定[1]。

现在大多数高校实行了“小机关监管大实体”后勤管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 学校对后勤机关监管较强, 而对后勤实体监管较弱, 主要是依靠后勤机关。虽然小机关和大实体之间虽然有业务上的甲乙方的从属关系, 但是由于二者是平级单位等诸多客观因素, 小机关对大实体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业务范围内, 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其后勤实体自身, 缺少外部监督管理。从监管对象上来说, 需要纳入廉政监管对象的既有工程、大宗采购, 也有零星小额经济活动, 容易产生监管疲劳, 或监管投入产出的效率过于低下。

2. 完善后勤管理制度的高难度性与执行缺失。

制定完善的后勤管理制度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一是精通后勤各项管理工作, 熟知与之相关的政策、文件;二是要具有很强的文字功底, 逻辑思维缜密, 这是因为后勤工作与钱、财、物甚至大宗的资产有关, 政策制定必须严密, 如果有漏洞, 将会给学校造成损失;三是现在社会发展很快, 国家各级、各种政策也在发展完善, 这就要求后勤管理制度必须快速跟上进行修订。在后勤管理制度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还存在着执行力弱化及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严重削弱了制度作为预防腐败的前提和保证的作用, 给了后勤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造成了后勤领域成为高校腐败的高发领域。

3. 受限于边际效益的监管职能。

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总体的素质处于社会较高水平, 具有较强的民主监督的能力, 而且高校纪检、监察、审计等专业监督部门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广泛的监督渠道基本能够发挥作用[2]。从理论上说, 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高校完全有能力做好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但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善与运行,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占用学校大量行政资源, 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效率。从客观上, 即便制度完善, 监管全部到位, 也仍然无法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所以监管职能只能在其合理边际效益内发挥作用。

4. 社会文化因素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 官僚特权思想在社会文化中影响深远, 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风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 一些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乘虚而入, 对意志薄弱者产生很大的诱惑, 滋长了官僚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信仰沦丧, 贪欲扩张。很多党员干部更是放松了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 这些思想认识的模糊性与松懈性, 导致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当中少数人不能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他们就有可能滥用权力, 走上犯罪道路。

三、解决高校后勤腐败问题的对策

在多中心公共治理视域下, 政府、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共同构建了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合作网络, 政府、第三部门和营利组织分别处于宏观、中观和微观领域内, 针对高校后勤的特点, 发挥这三个部门角度优势对建立健全高校后勤反腐败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政府部门在反腐工作起着核心主导作用, 健全法制, 有法必依是反腐的根本措施, 还应当针对“高校行政管理结构普遍类似或相同, 高校后勤承担的职能也大体相同”这一特点, 优化推广高校后勤管理的先进体制。公共行政学者们大都相信, 在行政管理领域, 存在着一整套与其他科学相类似的普遍性原理或一般性原理, 行政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它们[3]。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建成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后勤管理范式, 实现管理经验的普遍共享与高度借鉴。目前, 各高校后勤工作职能大体相当, 但是在具体的二级、三级管理部门处、科室设置, 后勤甲方、乙方职责划分上, 各高校存在较大的自主性, 差别较大。这种差别集中体现了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管理经验的积累, 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这种“千人千面”的现状也客观反映了各高校对后勤管理工作的思路不同, 反映了各高校对后勤管理工作探索的投入与结果, 正是认识上的深入程度不同, 从管理水平上来说必然存在着差距。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个推论:一是各高校在后勤管理探索和实践上投入了相当的行政资源;二是各高校后勤管理现状未必就达到最佳;三是大家相互学习与借鉴, 但因机构设置不同而打了折扣。所以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牵头整合各高校资源, 理顺后勤工作内部关系与结构, 逐步建成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 打破各高校后勤机构设置带来的束缚, 实现管理经验的普遍共享与高度借鉴, 从而把隐藏在边缘管理上的漏洞及时补上, 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2. 依托第三部门, 发挥高校后勤行业协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专业特长, 分项委托, 全面完善后勤管理制度建设, 探索并推行先进管理经验, 带动高校后勤整体发展进步。第三部门是社会成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 它的职能较为单一, 没有复杂的权力层次, 成员之间、组织内部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合作而不是分工。第三部门的自治性、自愿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有组织性的特征使得它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灵活多样, 管理成本低, 运行效率高。高校后勤行业协会及其专业委员会除了做好相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和规章的宣传工作, 向政府及相关管理和服务部门反映高校在本行业方面的情况、建议和要求, 以及高校同行的经验和信息交流, 还要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研究制定后勤行业规范、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价格标准, 以提高规范自律水平。目前, 在各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下的高校后勤行业协会已经得到较好的发展, 应当充分发挥其第三部门的优势, 全面完善、及时更新后勤管理制度, 做到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 有例可援, 并使这一成果得到及时共享。

随着高校后勤改革的深化, 高校后勤也从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化转型, 有力地促进了后勤行业及其行业协会的发展。面对市场化而日益活跃的高校后勤, 行业协会对促进高校后勤行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从行业企业聚集、行业自律以及行业监督等方面的反腐工作中, 行业协会都具有独特优势。

3. 仅依靠法律、制度等外部控制手段遏制腐败成效是有限的, 有效运用道德伦理力量来预防高校后勤领域腐败行为的发生, 是后勤自身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加强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提高道德自律能力、是非辨析能力, 强化良心的作用, 预防心理失衡, 从而达到加强防腐抗变的能力。道德自律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约束运权主体的运权动向。运权主体如果超越道德约束, 其身不正, 纵有威权, 而无道德威信, 其后果:一方面, 其令不行, 不足以为政;另一方面, 滥用权力, 导致腐败。作为高校后勤管理人员要定好道德坐标位置, 崇尚道德风范, 以高层次道德来自我控制、自我约束。

(2) 构建道德自律内在性约束是十分关键重要的, 但必须加强道德的制度化约束、道德的法制化约束、道德的社会权力化约束, 营造良好的行政道德软环境, 通过有效“他律”监督维护, 从内外两方面强化伦理的约束作用。这样不仅警示后勤工作人员达到“不做不能做的事情”的最低要求, 也可以激励后勤员工“从做好工作”到“做得更好”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1]王文财.浅谈高校腐败的原因及对策[J].社科纵横, 2008, (12) :248.

[2]高永祥.高校基建腐败问题及对策研究[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 :72.

《易经》乾卦的廉政思想发微 篇11

关键词: 《易经》;中华文明;廉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10-01

一、廉政:乾卦内蕴的应有之义

“乾”卦为易之门户,统摄“元亨利贞”四德,奠定《易经》的伦理原则与道德基础。天以创造万物为己责,而“元”德正是生生之大德。万物萌发至成形成性,都有赖于“元”德鼓荡无穷。圣人法天之“元”德,开物前民,为百姓谋福利;天以“亨”德长万物,以云雨之泽润其形体。圣人法天之“亨”德,奋有为之力促亨通,为百姓办实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乾·彖》)圣人法天之“利”德,因性制宜使万物得其所,为百姓做好事;圣人法天之“贞”德,化裁曲成,为百姓立公道。 故而,公职人员的廉政作为正是“元亨利贞”四德的内在要求,是乾卦内蕴的应有之义。

二、初九:宜静自守,与民同患

乾卦虽有至健之能,然而若刚愎自用,则反为邪欲所屈。所以圣人体谅常人学力未坚,易为名誉所动,故授“潜龙勿用”(《乾·初九》)以警醒。勿用非不用,是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与民同患,不独善其身。天道下济万物,君道下交万民。党员干部当时刻为民服务,贪腐是损下益上,违背天道、君道的,应该坚决防腐拒变。自十八大惩贪以来,落马官员自下到上几乎都有贪腐之罪,厚取于民绝不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绝大部分党员干部更应该自守勿用,加强廉政教育熏陶。知之愈明,守之愈固!

三、九二:位卑志高,致君泽民

九二“见龙在田”,出潜离隐,其德性为民所称赞,其言行为民所乐道。位虽不高,但是民心依归。我们的基层党员干部正是九二“见龙”,时刻代表着我们党在群众眼中的形象。习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部分基层党员缺乏理想信念,得了精神上的软骨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打铁还需自身硬,若党员干部能为民所想,深入践行群众路线,时刻怀揣为民服务的崇高志向,就不会被欲望牵制而贪污腐化。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乾·九二》),只有龙德众著,勤勉廉洁,才可以对得起党的信任和人民重托。

四、九三:惧以始终,其要无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君子当时刻记挂国家寄托之重,民生属望之殷,日夕不能懈怠。众所周知,天下之事没有不成于敬而败于肆的,常怀敬畏之心,时时思过,事事思危。目前,我们国家面临严峻的反腐败形势,这与部分党员干部缺乏对人民的敬畏是有关系的。列宁曾经说过:“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关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我们的党员干部应该以人民利益为重,廉洁自爱,惧以始终,让廉政之风吹起社会主义的前进大旗。

五、九四:知进知退,戒骄戒躁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乾·九四》),乾之九四,不果于上,而又不安于下,迟疑于上下之间。只有进退适其时,才能进退有道。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进取的时候。凡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事情,我们都坚决抵制。腐败是政治之癌,反腐之路坎坷崎岖,然而深得民心,值此时,我们应该看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与困难,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和坚定的决心惩贪反腐。当然,我们也要学会以退为进,戒骄戒躁,等到证据确凿,定要一查到底。

六、九五:得位行志,体乾图治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乾·九五》),乾之九五居于尊位,一喜一怒,一赏一罚都应当考量人民的心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得位行志,应该像飞天之龙,乘风云以雨露恩泽百姓。乾道亨通,体乾图治,党群关系也要如呼吸之相通,形体之相惜,只有这样才能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我们党执政以来最大的风险就是脱离群众,只有加强廉政建设,让更多的人民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才可以紧密团结党群关系。

七、上九:高而善下,亢不致悔

上九“亢龙有悔”(《乾·上九》),居卦之终,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乾·象传·九五》)如果贵而知惧,高而善下,那么,自己就亢不致悔,民心所向。自十八大反腐以来,已有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他们罔顾人民利益,欲壑难填,咎由自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以及中央巡视组反腐以来,百姓无不颂赞称快。《易经》以易理配吉凶,但是吉凶祸福绝对不是先天命定,实乃人为不当所造成的。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抑或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规避或降低风险。党内目前确实存在一些贪腐的问题,只要我们上下用力整治,定能还吏治以清明,民众以安稳。

结语:《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乾”卦居六十四卦之首,寥寥数语却内蕴丰富。首先,公职人员需要宜静自守,提高自身的廉政意识,也要与民同患,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其次,树立位卑志高的信念,提高自身的理想高度,次之,领悟惧以始终的真谛,提高自身的忧患意识;继而,把握知进知退的时势,提高自身的政治智慧,也要务必戒骄戒躁,提高自身的处事分寸;然后,告诫得位行志之时,需要我们体乾图治;最后,叮嘱我们只有高而善下,才可以亢不致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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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思想启示论文 篇12

一、国外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

1.美国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

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国内各项制度的建设上也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的防腐、反腐机制建设, 重在加强权力体制设计。美国的权力体制, 是典型的西方“三权分立”制结构,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门独立行使职能, 彼此之间形成了权力上的相互监督和制衡。美国政府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一方面, 将多项事物统一归口集中处理, 规范事项处理程序, 降低办事人员滥用权力的机会。美国政府在处理事项的手段和方式上, 重视加强信息系统处理的开发和运用, 做到政府行政的电子化、信息化、程序化, 铲除由人治而带来腐败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 美国政府为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通过采取权力下放由社会服务机构承办的方式, 建立政府机构“不能腐”机制。美国政府除了重视制度建设外, 还注重加强政府工作人员自律建设, 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 强化道德约束。美国公众参与监督政府行为, 构成了美国廉政监督的又一特点。美国公民享有集会、选举、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力, 这些都为美国公民参与政府监督提供了有利条件, 具有相同和相似的阶级成分、价值观念的美国公民, 组成了强大的公民社会组织, 这些民间组织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 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上, 发挥了渠道和纽带作用。据统计, 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占到社会治理结构比例的75%以上。美国社会正是充分发挥了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作用, 才有效遏制了腐败的滋生。以电视、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监督, 被称为是立法、行政、司法监督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美国的一些反腐机构正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和组织活动, 才更广泛地调动起了最广大的社会民众参与到监督政府的活动中来。

2.新加坡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为防止权力的集中和滥用, 建立起了功能齐备的廉政监督网络系统, 包括总统和国会的监督、公共服务委员会的监督、反贪污调查局的监督、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在野党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中, 1952 年新加坡政府成立的反贪污调查局, 是新加坡别具特色的监督手段, 反贪污调查局具有充分的独立办案权, 具有对新加坡所有公务员进行秘密跟踪、监视和调查的权力, 这种独一无二的监督特权, 足以对新加坡公务员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为保证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正当行使手中权力, 反贪污调查局对某一案件调查终结后, 必须将案件的调查结果移交总检查署, 由主控官通过对案件审查后决定是否起诉。为保证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 新加坡建立起了反贪污调查局工作人员任免机制和考核机制, 例如, 反贪污调查局局长、副局长、局长助理和特别调查员均由新加坡总统和总理任免。反贪污调查局公务员的聘用、晋升则由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决定。反贪污调查局调查案件的最终裁决权由法院来行使。由此看出, 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独立运作机制, 并非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一支独大, 其自身权力也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这就充分保证了反贪污调查局自身的廉洁守法。新加坡的社会参与监督机制, 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公民个人参与监督。二是新闻媒体参与监督。个人参与监督的方式, 主要是匿名举报。新加坡公民通过匿名信或匿名电话的方式举报政府官员的腐败线索。新加坡反贪局要求接到公众检举的贪污投诉后, 须在一个星期内给予答复, 亲自上门举报者, 须当场答复。为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在腐败案件的公诉和审理过程中, 如未征得举报人同意, 不得泄露检举人的姓名和住址, 若有关证据或材料含有举报人的姓名、特征等信息, 法庭必须将这类材料隐瞒。新闻媒体在新加坡政府官员监督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 政府积极鼓励新闻媒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允许他们对政府和公务员进行廉政监督。另一方面, 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了严格管制, 不允许新闻媒体从事危及政府和社会稳定的宣传, 不允许有悖于传统道德的宣传。

3.瑞典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

瑞典作为北欧国家的代表, 廉政指数排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瑞典的廉政监督体系, 建立在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基础之上, 瑞典政府阳光透明, 广泛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构成了瑞典廉政监督的一大特色。瑞典在信息公开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公元1776 年, 瑞典就制定了明确的制度, 规定政府部门要向公众公开记录和档案。1949 年, 瑞典又制定和颁布了《新闻自由法》, 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 瑞典公民和媒体有查阅官方档案和资料的权力, 瑞典政府有向公众和媒体公开档案和资料的义务。之后, 瑞典又相继建立起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 公务员的个人收入、财产状况、纳税情况, 完全对公众透明, 公众想要了解公务人员的收入情况, 可以通过网络查询, 也可以通过政府税务及相关部门, 以打电话的形式咨询。这就使公务员的各项信息, 完全处于公众监督之下, 如果公务员账户上无意间多出一笔资金, 公众有权将此线索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审查。瑞典还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监察专员监督制度的国家, 1713 年瑞典就建立了监察官制度, 监察官履行国王意志, 对政府机构行为进行监督。1809 年瑞典成立了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 监察专员的主要职责, 就是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监察专员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中, 不仅享有充分的调查权, 而且还具有视察权、建议权, 甚至起诉权等相应权力。如果一旦监察专员发现涉腐线索, 即可向议会相关部门报告情况, 并要求媒体予以曝光, 如果腐败问题仍难以解决, 监察专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线索和权力向法院提起公诉, 追究涉腐部门的相关责任。瑞典还重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国家依据公民的日常行为, 建立起公民诚信信息网, 公民在任何时期、任何领域的违法、违规不良行为, 都会被记录在网。一旦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出现污点记录, 就能通过网络查询到相关信息, 这就会为公民的就业、职位晋升、金融贷款等方面, 带来不利的影响。瑞典通过国家诚信网络建设, 促使公职人员在工作、学习、生活的各方面都重视自身行为, 这对打造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推动整个国家的诚信道德建设,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国外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的启示

从美国、新加坡、瑞典等国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看, 这些国家普遍具有法制健全完善, 社会公平正义, 监督保障有力, 政务公开透明等特征,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加快廉政监督体制设计

总结美国、新加坡、瑞典等国家的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 不难看出分权制衡是防腐的治本之策, 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设计, 到新加坡、瑞典等国的权力监督机制建设, 这些国家经过多年地探索与实践, 都形成了以分权制衡为总原则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廉政监督网络。在这些国家里, 权力被看成是由国会、政党、司法、行政、社会舆论、公众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制度保障下的分权设计, 保证了权力的有效分解, 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腐败。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建立起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督体制, 比如, 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行政行为及有效性的监督。党的各级纪检组织, 对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各级公、检、法组织对社会、政府、公民的管理及监督。还有国家设立的各级审计部门, 对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等。此外, 我国还有不断发展的群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新闻媒体下的舆论监督、网络平台下的网络监督等。但是, 从我国已建立起来的监督体制来看, 仍然存在着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弱、监督主体的责任不清、监督实效不强等缺陷。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 建设独立运行, 相互制衡的权力体制和制度, 是加快推进我国廉洁政府建设的关键。我国的廉政监督体制建设, 不仅要建立起政府公开、透明行政、新闻独立监督、司法独立审判、审计独立问责的一系列制度体系, 而且还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包括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权力监督体制, 使国家的权力体现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网络体系之中。比如, 我国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可在政策制定、政策审议、政策执行、政策修正等方面, 进行职责的合理划分, 使相应权力的配置相互独立、相互制约, 在具体的议事规则上, 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2.培育发展公民社会

从美国、新加坡、瑞典等国家的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经验看, 社会民众监督政府, 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 随着本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与公民文化素质提高相适应的公民社会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社会监督中的主体地位普遍得到国家的确认与尊重, 公民监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 公民意识、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是相互联系和彼此塑造的, 在公民社会里, 公众普遍树立了程序正义和法治思想, 公民的道德素养得到极大提升, 公民对政府公共部门的监督权力极大增强, 法律成为公民、社团、政党间利益博弈的共有规则。因此,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 加强公民社会建设, 保证公民监督权力主体地位的确认, 重视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衡, 是有效化解国家政权脱离于社会之上, 享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根本途径。首先, 要注重培育公民的政治素质。使公民具备理性认知、客观判断社会舆论、社会现象的能力, 使公众能够做到尊重公平竞争秩序, 崇尚民主法治, 具有自觉主动参与国家大事的愿望和实践能力。其次, 要培养公民的法制素质。使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监督中, 遵法、守法, 服从法律的最高权威, 在法律框架下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后, 要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共享价值, 重视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培育, 增强公民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认同, 要不断提高公民的个人道德素质, 增强公民的公德意识, 使公民在做人、做事上始终存有道德底线, 个人内心中保持道德自律。

3.重视廉政文化建设

西方国家廉洁行政的作风并非偶然, 这与整个社会所建立起的诚实守信、遵守法纪的民风紧密相连。西方国家在反腐败工作中, 除了重视加强道德立法等制度建设外, 还特别注重对公民的廉政文化教育, 帮助全体社会公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廉政观。这些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结合, 构筑起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相比较而言, 我国公民道德体系中普遍存在着“人情文化”。因此, 围绕着廉政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廉政文化建设的途径、载体、内容上都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我国要积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促使公民把廉政教育与个人家庭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结合起来, 使廉政教育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 加强廉政文化载体建设。要通过互联网、媒体、杂志等传播媒介, 开辟专门版块, 为廉政文化传播, 创造载体和平台。如:电视廉政主题公益广告、城市街道广告牌宣传、高速公路液晶屏滚动载体宣传等。其次, 要注重加强廉政文化内容建设。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廉、敬廉、尚廉、践廉”的良好社会风尚, 就必须丰富廉政教育形式, 拓宽廉政教育途径, 增强廉政教育的实效。尤其是在廉政文化的内容建设上, 要注重对廉政人物典型的挖掘和歌颂, 以公民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形式教育公民崇廉、尚廉。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在全社会弘扬, 知荣辱、懂廉耻、爱祖国、爱人民、遵法纪、忠职守的廉政文化。

4.加强廉政监督法律制度建设

西方国家普遍重视法制建设, 正是由于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廉政法制建设, 设计了严密性高、可操作性强的廉政法制体系, 才推动这些国家走向政治清廉。从国外廉政法律体系构成看, 一类是对公务员廉洁从政行为约束的自律性的法律法规。如, 美国为规范公务员廉洁行政而颁布的《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政府道德法》等。瑞典颁布的《审计法》《反行贿受贿法》《行政法》等。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预防贪污贿赂法》等。另一类是对公众监督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法律规范。如, 瑞典颁布的《保密法》《新闻自由法》等。美国颁布的《政府阳光法案》《信息公开法》等。在我国, 直接服务于防止和惩治公务员权力腐败行为的法律尚不完善。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廉政监督法律体系建设经验, 我国也应重视加强相应法律制度建设, 围绕促进公务员主体廉洁从政而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法》《公务员道德法》《信息公开法》等法律。为保障公民有效监督政府行为, 国家应围绕公民监督政府的途径、方式、内容等方面, 加强立法, 以促进公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在拓宽群众的监督渠道上, 可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新闻法》《监督法》, 以法律形式明确群众履行监督的权力、义务和合法权益, 使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反映问题的民主权利, 切实得到法律保障。在保障公民有效监督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应围绕保障监督人合法权益而采取的匿名监督建立《安全法》《保密法》等法律, 以保障人民群众在监督中的安全。

摘要:廉政监督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一环, 美国、新加坡、瑞典等国在本国的廉政建设中, 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相互制约、有效制衡的廉政监督体系, 推动了本国廉政监督工作, 为我国廉政监督机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启示。

关键词:国外,廉政监督机制,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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