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方向（精选11篇）
调整方向 篇1
摘要：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而造成该现象本质原因是中国和美国贸易结构不平衡。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找出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中国出口退税机制和两国储蓄率的高低, 并为中国调整贸易顺差、优化贸易结构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顺差,结构性失衡,储蓄率,出口退税
一、中美贸易顺差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依然面临着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作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和美国, 既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形成了巨额贸易逆差, 成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 美对华贸易逆差额为1141.7亿美元, 2006年为1442.6亿美元, 尽管2007年一季度出现了下滑趋势, 但全年逆差还是增长到1633.2亿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伴随贸易逆差增加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从1978年的9.8%上升至2007年的68.9%, 中国越来越依赖外贸来提升GDP的同时, 埋下了国际贸易风险的隐患。因此, 详细分析中美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有利于改善中国外贸结构, 从而避免更大的贸易冲击和经济风险。
二、造成中美贸易顺差原因的计量分析
1、计量分析
选取中美贸易顺差、美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城乡储蓄、中国出口退税总额为本文的考察变量, 截取1993—2007年中方统计数据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并为各个变量命名。中美贸易顺差DEFICIT;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中国城乡储蓄SAVE;中国出口退税额DRAWBACK。建立三元回归模型:
DEFICITt=β0+β1DR AWBACKt+β2GDPt+β3SAVEt+ut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在α=0.05水平下, 方程整体显著, 但是β0, β2, β3没有显著性, 因为方程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采用Frisch法进行修正后的方程为:
进行White检验、自相关检验后发现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 该方程能够说明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出口退税总额和中国城乡储蓄之间的关系。中国出口退税总额和中国城乡储蓄额与中美贸易顺差额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当出口退税总额和城乡储蓄额变动1个单位时, 中美贸易顺差额将相应正相变动0.22和0.03个单位, 这对于我们解释中美贸易顺差产生原因以及寻找解决办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2、对计量结果的分析
(1) 中国高储蓄率导致其对美贸易顺差。正如上文回归式的结果所示, 中国城乡高储蓄率对中美贸易失衡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作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2007年的居民储蓄率达到了53%。根据中国的传统理财观念和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状, 储蓄率下降还遥遥无期。
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 中国将面临“高储蓄两难”的问题。一方面, 高储蓄国家倾向于出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 造成大量外汇涌入而使本币有升值压力;另一方面, 美方会以顺差持续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本币低估是不公平的, 而以贸易制裁相威胁, 这样会使得中国的贸易环境继续恶化。
(2) 出口退税率下调有利于减少逆差。从上文的回归结果来看, 出口退税额的降低有利于贸易顺差的减小。作为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补充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间接上导致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廉价性, 因为中国对于出口集团的大量直接补贴, 是对外国消费者的间接补贴。从长期来看, 这种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模式不仅会大规模消耗原料和环境成本, 变相剥夺大量的国民财富, 还会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推波助澜。与其他调整手段相比较, 下调出口退税率是快速见效的手段。
财政部2007年6月19日宣布, 我国将从2007年7月1日起下调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政策, 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37%。这次空前的大型下调出口退税率的政策是为了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 同时也具有调节出口结构, 是中国经济增长由偏快向更稳健方向转变。2008年,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速有放缓的趋势,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抓紧时间进行出口结构调整, 也可能是中国贸易顺差拐点的前奏。
(3) 中国的贸易政策需要调整。中国一直推行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 实现了中国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 而且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但长期实行该政策也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恶性循环, 内需不足和经济的脆弱性会逐渐显现。高储蓄必然导致高投资, 中国在得到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就业增加的同时也形成了单边倾斜性的发展制造业的局面, 这种不健全的贸易格局和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现象将会导致中国外贸发展的脆弱性。
三、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其他原因
贸易失衡与宏观经济的内在结构性失衡是密不可分的, 要解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就应将其放在两国宏观经济的总体框架内进行探讨。
1、美国低储蓄率和“双赤字”
20世纪90年代, 美国国民储蓄率不断下降。90年代后期美国股票价格的飙升和美元的走强刺激了美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支出意愿, 导致进口额大幅度上升。同时, 强势美元使美国进口便宜而出口昂贵, 宏观上表现为经常项目的逆差。IMF数据显示:美国国民储蓄率如能提高1个百分点, 其经常项目逆差将会减少相当于GDP总额的0.5。2000年以来, 布什政府为了遏制经济衰退的影响, 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政策, 联邦政府的减税和增加开支政策一方面导致了政府收入的锐减,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美国国民的可支配收入。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消费欲望, 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财政赤字急剧攀升和“双赤字”问题的存在, 导致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更为严重。
2、双方贸易结构失衡
中美两国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从要素禀赋角度看, 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 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它的科研能力、技术、人力资本及服务贸易。
(1) 美国对中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输出存在缺口。相比较中国出口给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额而言, 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出口足够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限制, 使得该项出口不会有较大的增长, 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产生了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
(2) 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富有弹性。这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该领域的出口需求是富有弹性的, 在需求偏好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美国国民收入的提高, 我国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也就更显便宜, 从而这些商品对美出口就会大量增加。另外, 美国对中国出口较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总的出口需求弹性较小, 即价格的大量下降导致需求的大幅度上升。虽然我国国民收入逐年增加, 但这类产品的需求却不会大幅度增加。因此, 中国对美国总出口增长速度显然会超过中国从美国总进口的增长速度, 造成了中美之间贸易顺差不断加大的现象。归根结底, 中美贸易失衡是结构性失衡。
(3) 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发生变化。我国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下降,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上升。
塑料制品、杂项制品、鞋帽等制品和纺织制品的出口比例都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虽然从绝对数字来看, 该类商品每年的出口额一直大幅上涨, 但廉价制成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时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稳中有升, 尤其是机械器具的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将近一半, 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外国对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缺口在缩小;另一方面中国在研发技术、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会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有减慢扩大的趋势, 使中国逐渐摆脱低附加值、严重外向型的贸易格局。
四、中美贸易顺差调整策略
目前中美两国都存在经济内部失衡, 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贸易逆差状况会对双方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 两国的贸易逆差调整是势在必行。
1、改变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
中国的加工贸易增长是建立在耗费资源的基础上的, 应对加工贸易采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 以利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和规范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的管理;制定相关政策, 支持和引导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走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路子, 以促进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大力提高。
2、转变中国的出口促进方式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在美国市场上属于中低档消费品, 缺乏收入需求弹性, 中国商品只有提高价格才能增加总收入。实际上, 中国的出口商乐于运用降低价格的竞争手段。当我们把这种行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联系起来考虑时, 说明中国以“出口创汇”为指导原则的贸易战略需要从资源耗费、规模导向的出口促进转变为资源节约、效益导向的出口促进。
参考文献
[1]佟家栋: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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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民: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及中国的选择[J].世界经济导刊, 2006 (2) .
[4]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国际经济评论, 2006 (5) .
[5]吴毅、杨海曼: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原因及其现行政策的探析[J].经济论坛, 2006 (6) .
调整方向 篇2
转方式、调结构是2010年国家及全省经济工作的主基调，也将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目前，许多省市纷纷推出以发展新兴产业为重点的新发展战略，积极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发展，谁在转方式、调结构上站得高、谋得远，谁就能抢占发展先机，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
近年来，我县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如不尽快在转方式、调结构上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我县的资源环境约束将日益突出，发展空间也会越来越窄。经分析研究，我们认为我县经济结构调整可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一、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重点实现“七个转变”，即：
1、要从不平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更加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大力提升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循序渐进地增加服务业的比重，努力完成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231”模式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321”模式的战略转变。
2、要从过去重城轻乡的发展偏向向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转变，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来推进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挥特色优势，加快农业外部各种资源和机制的调整，调优农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大优势农产品基地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农业竞争力。
3、要从依靠资源高耗型发展向产业升级收益型转变。从原先耗能、耗材扩张性发展转向招商选资，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培育发展龙头型项目、基地型项目和高科技项目。
4、要从依赖劳力增值向智力增值转变。由于劳动力紧张与劳动力价格升值迫使我市必须走技术进步之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5、要从外源主导型向产业本土化转变。一方面要大力促进本土化企业增量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争取外来投资厂商立地生根，变单纯装配式工厂为技术产品研发、制造式基地。
6、要从加工企业向“两自”企业转变。积极引导、鼓励企业从单纯加工型向培育自主核心技术、培育自有品牌方向发展。
7、要从过度开发向以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合理开发转变。加强现有工业园区的资源整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施梯度开发。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一）优化需求结构，重点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1、增加就业，夯实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基础。居民消费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居民收入水平又与就业息息相关。因而，要扩大消费，就要努力扩大就业，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首先是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创业和自主就业；其次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及符合我县实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吸纳就业；三是发展职业教育，搞好职业培训，促进劳务输出、外出就业；四是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社会
优扶待遇水平，提高中低收和者收水平，落实在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政策。
2、用好现有刺激消费政策，引导居民合理消费。继续实施鼓励家电、汽车、农机、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国家将增加家电下乡品种、扩大补贴范围，延长汽车下乡、农电以旧换新政策时限。完善住房消费和调控，增加中低价位和限价商品房的供应，抑制投机性购房。
3、扩大消费信贷，加强商贸流通体第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涉家、涉企、能源、交通、教育、医药等领域价格收费的监督检查，优化消费环境。
（二）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我县产业结构突出的问题是农业不优，工业不强，三产不大，调整产业结构可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农业结构调整。一是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壮大畜牧、蔬菜和果品三大支柱，形成围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围绕一化促四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思路，“尽快形成“粮食——经济——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适当优化粮食种植面积，加快实施千亿斤粮食工程建设，稳定粮食和蔬菜面积。以临南为试点，加快建设一批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基地，积极发展花卉、食用菌、果品等产业;大力发展草食型节粮型畜牧业、水产品养殖加工业等。二是调整农业区域布局，加快龙头企业、专业批发市场、科技示范园区、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基地和专
业合作组织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三是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重点是抓好动植物品种选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现代集约化种养、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农产品储运加工等技术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应用。
（2）工业结构调整。其一，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符合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的现代工业体系。2010年国家将围绕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传感、三网融合、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设立高技术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我县要深入研究国家政策，搞好项目对接，积极争取支持。发展壮大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新医药、空间海洋地球科学，抢占制高点，形成竞争力。当前重点要抓好齐鲁制药项目、中国炭谷等低碳产业发展，发挥好产业基地的载体优势，加快培植新能源、生物产业，促进我县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型。同时积极培育新材料、体育用品等新兴产业发展，尽快培植几个五百亿级产业，形成我县未来支柱产业。在实施过程中，要强化园区建设和管理，严格控制“两高一资”项目入园，全力扶持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项目发展，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实现集群化、聚集化。其二，对传统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存量调整。要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强化自主创新，实施技术改造，努力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逐步淘汰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落后产能，要逐步提高能耗、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行业准入门槛，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三高”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规模。
（3）服务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实现我县经济转型的关键。要优先发展金融保险、科技咨询、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增强其对我县发展先进制造业、现
代农业的支撑力度；大力发展商贸服务、市政公用事业、旅游业、社区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生活性服务业，强化与休闲相关的产业发展。
（三）改善城乡结构，重点是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2008年我县城镇化率为40%，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低，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改善城乡结构，要以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为重点，促进城乡一体化。
1、壮大中心城区。实施“东西城区对接、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的总体思路和“南进、西连、东拓、北延”的发展战略，明确打造济南北部最亮卫星城的发展定位和南部新区、西部开发区、北部老城区、东部商贸区的功能定位,构筑全新的临邑城区。
2、提升中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中小城镇建设是我县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合理安排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使之成为人口和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乡镇要着力强化产业、人口聚集作用，提高带动周边村发展的能力。要大力实施小城镇基础设施创优工程和环境创优工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综合承载能力。要先行开展农民工进城定居及市民化的实践，全面开放县域内户口迁移政策，以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鼓励农村劳动力就近有序转移。
中国外汇储备的调整方向 篇3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与成因
加入WTO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截至2006年2月，外汇储备达8536亿美元。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至2006年底，外汇储备余额达10663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08年6月外汇储备达1.8万亿美元，比去年底增加2718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2474.68的新增外汇储备总额。
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发现，近年来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超常规增加的主要原因。其次，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也与外汇管制体制密切相关。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实行汇率并轨和结售汇制度，这就使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包含了本应属于企业和银行的大部分外汇，形成了外汇储备的“准全民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纯官方性”。因此，与实行意愿结汇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庞大，而企业、银行持汇量则相对很少，全国外汇总量远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政府一直将人民币汇率稳定作为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在双顺差持续扩大的形势下，被迫大量从市场吸纳美元外汇。这种汇率稳定导向的宏观调控措施，客观上造成了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对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升值预期居高不下，外汇储备额仍然高速增长。此外，在加入WTO前，中国政府严格管制企事业单位、个人的用汇。在商品贸易方面，政府采取退税、信贷支持等手段鼓励出口创汇。而对进口则实行许可证、配额等限制；在资本流动方面，政府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措施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审批制度，严格限制资本流出；在个人外汇方面，鼓励个人将外汇调回国内，但对个人外汇提用和汇出实行数量管制。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的管制措施造成了中国外汇收支的进多出少，使外汇储备得以增加。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严格外汇管制的副产品。
二、规模和结构分析、
衡量和确定一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和指标很多。目前，西方国家大多采用以下参考指标。(1)外汇储备与进口额之比(R／I)。储备(R)至少满足三个月进口额(I)。 (2)储备与短期外债比(R／STED)。为保持必要的短期外债偿还能力，一国必须持有相应的储备量。短期外债与储备比是衡量一国是否存在金融危机的重要指标。(3)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R／M2)。依据H·约翰逊(Herry Johnson)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货币供应量决定论”，最理想的外汇储备应与M2等量，即R／M2为100％。但由于外汇储备具有边际成本递增的特点，对于实施盯住汇率及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这个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对于浮动汇率国家，在5％—10％之间即可。(4)外汇储备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它反映了一国经济规模对于外汇储备量的需求，一般公认为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就可以满足本国对外清偿的需要。
对结构进行审视，中国外汇储备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来源结构。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计代价大量出口资源类、低附加值等初级产品取得的，其实质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在“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外贸格局下，巨额经常项目盈余不仅使贸易摩擦和争端频发，也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生态和资源代价，长期难以为继。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落实结售汇政策，银行买人外汇也是高额外汇储备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每年五六百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也在“夸大”储备增速。外资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潜藏一定的风险。
(二)资产结构。6月份，我国累计外汇储备达到1.8万亿美元，绝大多数以美元工具的形式持有。储备过分集中在美元资产上，风险很大。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直接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缩水，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出口产品换取的部分外汇储备瞬间蒸发。最近，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因资金短缺陷入困境，使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三、调整方向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外汇储备的调整关键不在规模，而应着眼于降低增速和优化结构。调整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对外贸易水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扭转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外汇的局面，提高贸易帐户盈余的“含金量”，增加赚回来的钱的比重，降低换回来的钱，特别是亏本换回来的钱的比例。
(二)转变利用外资战略，鼓励国内资本“走出去”。引入外资要重质量，合理控制引资规模。要鼓励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不仅投资于发达国家，也要投资欠发达地区，以更好地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
(三)推进外汇体制改革，“藏汇于民”。在发达国家，政府的外汇储备往往是小数，大头是民间外汇储备，如日本的民间外汇储备有2万亿美元之巨，而美国的海外非美元
计价资产大约有9万亿美元。改革目前的银行结汇制，提高企业和个人自愿持有外汇的数量，既可以减少国家的外汇压力，又可以使企业和个人更好地投资海外市场。从而遏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四)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实行资产多元化战略，多持有欧元、日圆、英镑、瑞士法郎等其他币种的资产。当然，这个过程应择机稳步实施，因为短期内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将加速美元贬值，反过来也加重了储备的损失，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政治问题。另外，要适当增加黄金等贵金属的储备份额。我国的黄金储备变动不大。一直保持在600吨左右水平，价值占我国外汇储备的份额不到2％，这种状况与美、意、法、德、荷兰等国超过50％的比例相差太大。
(五)推进储备实物化。把部分外汇资产变成实物资产，向外国进口木材、能源、矿产等资源，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这样，既增强了储备对货币波动影响的抵御能力，又增强了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而且，从贸易结构来说，进口加大，贸易顺差下降，外汇储备增速也将下降，这对平衡进出口贸易、稳定金融货币都非常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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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俊荣，从规模、增速、结构三方面看待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中国政府网，2006年11月16日
精细化:氟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篇4
据近日召开的2009国际氟硅精细化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获悉, 去年至今年上半年, 国内氟化工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下滑, 其主要产品萤石、氢氟酸、氟化铝的价格一路走跌。相反, 国际氟化工企业如巴斯夫、大金等一如既往地加大氟树脂、氟涂料、氟橡胶等研发和生产, 规模、效益同步良性发展。
国内外氟化工企业的不同境况反映出中国氟化工产业存在的问题:企业过于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 低端产品生产能力过剩, 高附加值产品严重欠缺, 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为此, 与会专家指出, 中国氟化工产业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黄澄华指出, 精细化是中国氟化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他说, 通过产品的精细化, 也就是通过对产品的深加工, 可以提高氟化工产品的附加值和使用价值。
从氟化工产业链来看, 随着产品加工深度的增加, 产品的附加值就成几何级数增长。如产业链上游的萤石, 其价格只有数百元一吨;无水氢氟酸的价格为数千元一吨;F22的吨价在万元左右;聚四氟乙烯的吨价为数万元;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氟橡胶, 其价格则要十几万元一吨;含氟精细化工产品的价格更是达到了百万元一吨。可见, 氟化工产业的价值重心在中下游。
黄澄华还分析了各类氟化工产品的前景。他说, 氟氯烷已经进入衰退期, 其替代品将因此而获得广阔的市场;氟树脂进入了成熟期, 其主要产品聚四氟乙烯的市场竞争将加剧;氟橡胶进入了增长期,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市场对氟橡胶的需求将明显增长;氟涂料将随着建筑和化工产业的增长而增长;含氟精细化学品的发展空间则最为广阔。
但是目前, 我国仅在靠近原材料的低端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除全氯氟代烷、氯氟代烷和聚四氟乙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之外, 其他氟聚合物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品种十分有限。
除了新型氟材料, 最适合中国氟化工企业的当属含氟有机中间体和精细氟产品。目前国内氟化工精细领域发展得比较好的有含氟芳香族中间体 (应用于含氟医药和农药) , 含氟液晶、三氟化氮 (应用于电子材料) , 无机氟化工产品如三氟化硼及相关络合物 (应用于医药和树脂) 等等。但是从全局来看, 我国精细氟化工产品的开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够。
中国经济的调整方向在哪里？ 篇5
根据国际经验，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身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已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迟迟不能自拔。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如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而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家，虽然也经历过短期停滞甚至倒退，但在实行了适当的改革后成功起飞，分别持续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突破了2万美元，成功跻身于“高收入行列”。
中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迎面而来。身边既有失败的前车之鉴，亦有成功的经验。中国能否借鉴这些先例，摆脱陈旧增长模式的沉疴，实现新阶段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能否跨越陷阱？
面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吴庆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当下的状况看，中国如果不在制度上做大的变化，体制方面不取得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虽然这样的判断比较负面，但吴庆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有所作为，现在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会倒退。
这样的判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就是鲜活的例子。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即便是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近邻韩国，人均GDP也曾在经济转轨时期出现过两年的负增长。
按照人均GDP，中国现在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是经济增长的转换。只要改革坚持沿着更加市场化、更加多元的体制迈进，中国有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层面讲，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中国经济才会有实质性飞跃。
有学者称，中国有保持10年8%高速增长的潜力，可能在未来五年将经济规模扩大到15万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少数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有效治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偶然事件的爆发，都有可能演变成系统风险。
事实上，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无经验复制
纵观陷入或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和教训都有。掉入陷阱的如南美诸国，民粹主义盛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仍在加剧；如过早进行资本开放的泰国，对国外经济的依赖过于严重，这为其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同时亦有成功经验者，比如上世纪7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后来韩国政府将发展方向从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韩国用了八年。
那么这些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中国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非常少，原因在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背后各有原因，而成功跨越的几个国家均为小国经济。
教训方面，拉美国家是典型的案例，但恐怕没有太多的教训可以汲取。很多国家掉入陷阱有各自的原因，但每个经济体各自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经验方面，成功的亚洲四小龙，他们的经验中国几乎没有办法借鉴，因为他们都是小经济体。最大的韩国现在经济总量也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
这些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的经济道路上可以起飞，由此跨越中等收入的阶段，其关键因素就是他们小，出口导向型的跑道就那么长，小飞机可以飞起来。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型道路上，很快会遇到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不够了，二是土地价格快速上升。小经济体人口小，国土面积小，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市场力量就推动他们摒弃出口导向型的道路。但是大经济体这两个优势一直迟迟消耗不完。
那么，中国该如何寻找出路？首先，应从制度层面好好想一想，有哪些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因素。
中国当前的增长方式对刚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应该换一条道路。出口导向型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海外市场已经无法容纳我们了。小国靠世界市场，对于大国不可能。从市场经济需求的层面讲，必须自己修跑道，自己要开拓市场。
当下中国已经没有可以炫耀的资本，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已出现的巨大风险。且不说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制度和技术的任何一方面，中国都没有骄傲的资本。
顶层设计是关键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因素。
从亚洲四小龙韩国的成功可以看出，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的韩国，之所以能用八年时间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
那么，中国有哪些制度层面的问题亟需解决？
结构性的问题当下已经十分严重。首先是资源配置在不同所有制方面的存在结构问题，特别是资源要素在民营部门与非民营部门的不平衡。比如，国有部门垄断了上游资源领域，这就导致民营部门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国有部门，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另外，信贷方面，国有部门具有优惠条件，从银行体系的贷款很多都是打了折扣的，但由于投资效率并不高，这就导致其对利率上升所造成的成本压力并不敏感。建议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建立以企业信誉为中心的融资体系。
其次是资源配置在空间领域的结构问题，比如城市不公平地提供公共品服务，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显著。而这种不公平对待，对当代以及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了负面影响，进而拖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换代。而解决这些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正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极有可能使免疫能力一直在低水准的中国金融体系，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日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世界中免受外来的冲击。从泰国、菲律宾等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独立强大的金融后盾，发生金融风险的代价无法估量。
调整方向 篇6
为加强我国农村卫生监督工作, 建立健全农村卫生监督网络, 实现城乡一体的卫生监督管理,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卫生部于2004年出台了《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 (卫生部2004年第39号令) , 我省制订了《浙江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编制配备和经费保障参考标准》 (浙编办[2006]8号) , 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2007年年底前, 全省各县级卫生监督机构设立县级卫生监督派出机构, 形成全省城乡一体的卫生监督网络, 农村卫生监督工作基本得到覆盖, 农村卫生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2) 每2~4个乡镇 (街道) 或6~12万人口设置一个卫生监督派出机构, 每个派出机构的卫生监督员一般不少于4名, 派出机构的人事编制和财务纳入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统一管理。
(3) 2008~2010年, 全省卫生监督员的素质和数量以及监督执法的基本装备适应全省城乡卫生监督工作需要, 建成网络健全、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能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行政、行为规范、执法有力的卫生监督体系。
根据上述有关政策要求, 我省对基层卫生监督人才存在较大需求, 为此我校于2005年增设卫生监督专业, 旨在满足我省农村基层对卫生监督执法管理实用型人才的需求。
2 卫生监督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尽管连续几年我校卫生监督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2005级为98.25%, 2006级为94.55%, 2007级为91.74%) 和招生情况 (报到率均超过95%) 均较理想, 也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进入基层卫生监督所及其派出机构, 但由于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 学生今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根据中组部、人事部《关于印发〈关于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组通字[2006]27号) 的要求, 我省下发了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事业单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委办[2007]13号) , 明确规定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列入参公管理范围。我省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于2008年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进参公管理, 目前基层卫生监督所人员机构暂时处于冻结状态。我校卫生监督专业进入基层卫生监督所及其派出机构的毕业生, 目前均属编外人员, 今后去向很不明朗, 使毕业生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 进而影响了毕业生的工作积极性和从事卫生监督工作岗位的稳定性。
3 卫生监督专业建设方向
为明确市场需求, 我们调研了一些卫生检测评价服务公司、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餐饮单位、学校、宾馆、幼托机构、养老院、健康咨询服务公司、工矿企业、自来水厂等, 结合前几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将卫生监督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调整为为各类企业培养卫生监督管理服务人才,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各类卫生检测评价服务公司从事危害因素采样、检测和控制措施效果评价工作, 对应的执业资格证有职业危害因素评价资格证、环境评价工程师等。
(2) 大中小学校、幼托机构、养老院、专业运动队、企事业单位、社区保健及健康中心、餐饮、食品加工及经营部门、宾馆等从事营养指导管理工作, 对应的执业资格证有营养师、营养保健师、健康管理师等。
(3)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公共场所、工矿企业从事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对应的执业资格证有卫生监督管理师、公共卫生管理师等。
4 卫生监督专业建设思路
必须进一步开展调研, 在广泛征求用人单位和行业专家的基础上, 调整卫生监督专业培养方案, 重构课程体系, 加强师资队伍和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具体建设思路如下。
(1) 优化课程体系。为企业培养的卫生监督管理人才的知
蒉蒉论高职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心理与自我调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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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媚, 雷洁, 朱芬芬, 鲁慧, 刘琦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2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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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就业体制的重大改革使高职大学生在拥有了更多机遇和广阔就业市场的同时, 也面临愈来愈激烈的社会竞争。高职大学生作为承载社会、家长以及自身很高期望值的特殊群体, 自我定位比较高, 社会对其要求也很高。但高职大学生是专科生, 学历相对偏低, 这使高职大学生面临比硕士、博士更大的就业心理压力和心理冲突, 表现出特有的焦虑心理, 产生了心理困惑。笔者针对高职大学生出现的就业焦虑心理进行分析, 指导及培养高职大学生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对促进高职大学生人格健全发展和顺利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自我调适能力
中图分类号:G455文献标识码:A
一位哲学家说过, 不善于驾驭自己心态的人总会有所文章编号:1671-1246 (2011) 20-0006-04
失。良好的心态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动力, 而严重的心态危
基金项目: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高职大学生实习期间焦虑的相关研究和干预策略” (SZWZY200907)
识构架应包括医学、管理学、法学3方面, 核心职业技能是卫生分析评价和卫生监督管理能力。为真正贯彻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要突破原有卫生监督专业课程框架体系, 着力构建以生命健康的本质-环境与健康-环境监督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
(2) 调整与整合教学内容。根据企业对卫生监督管理人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要求, 调整并整合相应的课程。对于该专业大专层次的理论教学, 受学制和课时的限制, 坚持基础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 以“必需、够用”为度。
公共课程和基础课程要为专业课程的教学服务, 在教学内容选择时应紧紧围绕提高学生对生命健康本质的认识、基本法律素养和管理潜质来进行。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要求, 其目标是培养学生面对特定环境 (工矿企业中的职业环境、食品生产经营环境、学校、公共场所等) 开展环境监测评估并实施卫生监督管理的能力, 教学中要加大对学生各类企业生产管理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3) 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安排专任教师深入企业一线进行锻炼, 参与企业的管理, 强化专职教师的实际工作能力, 真正做到职业教育与实际工作相对接;另一方面聘请企业一线卫生管理人员参与教学, 真正为企业培养“用得上”的卫生监督管理人才。
(4) 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依托公共卫生实训基地的三大实训平台 (环境监测与评价实训平台、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实训平台、卫生服务人文法律素质实训平台) 建设, 改善教学实验实训条件, 通过开发模拟各类企业环境条件的仿真软件、建立特定环境条件模拟实训室、开设特定环境检测评价管理实训项目等, 强化学生职业技能训练, 让学生通过这3个平台的实训, 熟练掌握公共场所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饮食环境等各种环境的监测和评价, 并能开展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按照行业岗位标准, 调整与改进专业实验、实训的项目及其考核方式和测评体系, 编写以工学结合为特色的综合实训教材, 制订校内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 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 在现有校外实习基地的基础上, 增设各类企业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卫生检测服务公司、健康咨询服务公司、宾馆、酒店、工矿企业、水质监测站等) 实习基地, 努力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5)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借助卫生监督师资力量和实训平台, 努力开展以下3方面社会服务能力的建设。 (1) 为各类工矿企业的卫生管理人员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2) 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服务和研究; (3) 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蒉
摘要：由于国家推行卫生监督队伍参公管理制度, 大专层次卫生监督专业毕业生就业面临巨大困境。为适应市场需求, 将大专卫生监督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于为企业培养具有高度健康意识的卫生监督管理服务人才, 构建以生命健康的本质-环境与健康-环境监督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
调整方向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我国的经济结构也经历了极为深刻的调整与变化: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优化,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 1979年进行银行体制改革以来, 我国金融也得到了巨大发展, 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升高。但在金融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银行业竞争不足、证券业市场准入混乱等局面, 并不能很好的为广大企业融资 (苏勇、杨小玲, 2010) , 在2008年金融危机笼罩的阴影下, 更应进一步反思我国的金融改革。国内外学者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总量的影响, 而经济总量的变化并不能较好的反映各个结构的发展演进。从经济结构调整入手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方向更显得尤为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则成为一国 (或地区) 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基点, 因此金融发展必须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来进行。基于此, 本文将主要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进而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探讨我国金融发展方向。
1 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已成为衡量一国 (或地区) 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大量的理论和跨国实证研究表明, 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具有降低信息交易成本, 动员居民储蓄, 把储蓄资源配置到效率和回报较高的部门之中, 从而促进投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 最终推动经济增长 (King and Levine, 1993;Levine and Zervos, 1998;Liu and Hsu, 2006等) 。近年来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从宏观领域转移到微观层面 (如行业、企业等)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 (1998) 利用30多个国家的企业层面的数据, 从微观层面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得出能够从股票市场融资的企业比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企业发展得更快的结论。Rajan和Zingales (1998) 通过产业层面数据研究认为, 金融体系的发展会通过降低企业向外部融资的成本促进产业增长, 因此在金融体系更为发达的国家中, 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应该发展得更好一些。之后Beck和Levine (2000) 的研究也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Wurgler (2000) 研究发现: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从而能够为成长性产业投入更多的资本,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是结构变化, 经济结构调整和变迁过程就是经济发展过程的表现。近年来, 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涉足金融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上, 如米建国、李建伟 (2002) 、罗美娟 (2001) 、蔡红艳、阎庆民 (2004) 等。杨小玲 (2009) 的研究得出间接融资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直接融资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明显的结论。傅进、吴小平 (2005) 从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以及信用催化机制角度论述了金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陈宝明 (2008) 通过分析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认为应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发展资本市场。针对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彭建刚、李关政 (2006) 认为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
已有研究注重分析金融对宏观、微观层次的研究, 但关注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影响的文献不多, 从经济结构调整角度来探讨我国金融发展方向的文献就更少。基于此, 本文将主要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进而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探讨我国金融发展方向。
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2.1 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取金融深化程度、银行部门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标来反映中国金融发展状况。金融深化程度反映了金融的发展规模, 以广义货币对GDP的比例 (M2) 来衡量;银行部门的发展主要反映了银行的规模, 以国内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对GDP的比例 (BANK) 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以股票市价总值对GDP的比例 (STOC) 来衡量。
2.2 经济结构指标的选取
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构成要素及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 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指标, 可以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来分解经济结构, 则主要包括生产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及贸易结构。其中, 生产结构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由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 国内贷款所占的比重偏少, 2007年仅为15.3%, 主要以自筹和其它资金为主, 故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消费结构3方面来分析经济结构的调整。
本文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Thir) 来衡量产业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贸易结构变化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Tex) 来衡量, 这是因为高新技术产品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于一身, 具有高附加值, 应是我国今后大力发展的方向。根据恩格尔定律,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家庭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相对下降, 其消费需求将更多趋向于耐用品、文化教育、旅游以及产生对奢侈品需求增加, 进而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启动农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故使用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City) 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Rural) 消费结构。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限为1991-2009年。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10》。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对平减过的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 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Yi为经济结构调整指标, 包括Thir、Tex、City和Rura, Xj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包括M2、Bank和Stoc, 其中本文实证分析中所采用的软件为Eviews 6.0。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回归前, 为了确保所考察的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首先利用Dickey和Fuller (1981) 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 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其中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项的确定采用AIC准则。从表1可以看出, 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在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这样就具备回归检验分析的必要条件。
注:ADF检验的临界值都是在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的Mackinnon统计量检验值 (其中**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检验类型 (C, T, P) 中的C和T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P为滞后阶数 (滞后项阶数由AIC和SC准则确定) ;△表示序列的一阶差分.
3.2 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3.2.1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回归分析
根据方程 (1) , 以金融发展为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为被解释变量, 对其建立回归分析方程:
R2=0.9162, F=47.3837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t检验值)
从 (2) 式看出, 各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 方程通过了F检验, 且方程的拟合度较好, 说明金融深化程度、银行部门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都会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 但影响的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其中金融深化度和银行部门的发展会促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与现实一致, 因为金融深化度的提高一般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 银行业本身就属于第三产业, 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就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却没有推动作用, 起到的反而是负作用, 这与我国股票市场股指大起大落、存在着较强的“投机性”, 而不是“投资性”相关。
3.2.2 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以金融发展为解释变量, 贸易结构为被解释变量, 根据式 (1) 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R2=0.928, F=245.48 (括号内的系数为t检验值)
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来看, 金融深化程度促进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优化了贸易结构。而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的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 说明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并没有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发展。这与现实生活也是一致的, 因为高新技术行业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 银行经营以安全性为首要原则, 出于风险的考虑, 银行部门不可能满足高新技术行业的资金需求。同时绝大多数高科技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 贷款所能够提供的抵押担保十分有限, 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信用风险。证券市场中, 虽然深交所在2004年5月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平台, 但目前中小企业板块所能支持的企业数量有限, 发挥作用并不大。以2007年3月21日数据计算, 中小板121家上市公司发行总额仅占所有A股的1.31%, 3277.22亿元的市价总值仅占所有A股总市值的2.7%, 中小板公司发行总额、市价总值及流通市值占整个A股市场的比重仍比较小。
3.2.3 金融发展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以金融发展为解释变量, 消费结构为被解释变量, 根据式 (1) 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R2=0.977 F=187.41 (括号内的系数为t检验值)
R2=0.929 F=57.403 (括号内的系数为t检验值)
从式 (4) 、 (5) 可以看出, 方程的拟合度较高, 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都起了促进作用。这是因为, 一方面, 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 个人可供选择的商品或服务越来越多, 进而影响一定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 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鼓励居民跨时期消费, 进而影响现在和未来的消费比例关系, 间接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居民恩格尔系数的缓慢下降, 使居民用于其它消费的比重上升, 然后通过升级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刺激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4 从经济结构调整看我国金融发展方向
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会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 而银行部门发展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都有一定的优化作用, 但是与贸易结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股票市场发展仅对消费结构优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对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则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原因在于股票市场的发展可以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 间接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而股票市场上存在的过度“波动”现象, 致使作为直接融资媒介的股票市场并没有能够有效发挥其引导资金流向、强化公司治理、优化产业结构等功能, 而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金的流向。目前, 我国面临着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历史任务, 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而金融改革发展的重点应该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来进行, 进而更好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4.1 放宽和加大对服务业的贷款力度
要大力引导金融资源充分流向服务业领域, 因为服务业具有推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加强国际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性作用 (华而诚, 2001) 。而在我国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中, 第三产业、私营企业占的比重很少。同时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的主要还是大型企业, 而具有创新活力、能够反映产业发展方向的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并不能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来取得资金支持和较快发展, 不能不说这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大缺憾。
4.2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优化贸易结构
一直以来, 我国出口商品中都以低附加值为主, 要优化贸易结构, 就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本身所拥有的“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 决定了银行不可能过多的涉足该领域,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是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资金问题的关键。而现行的资本市场体系单一, 远远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产业长期发展的需要。为解决这一难题, 一是尽快完善创业板市场。2009年10月23日, 创业板正式启动, 截至2009年末, 已受理223家企业的发行申请, 36家企业挂牌上市, 这为我国高科技、高成长型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平台。但由于目前创业板市场刚起步, 因此目前急需完善其相关的配套制度措施。二是从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经验来看, 风险投资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故要采取多种手段促进风险投资的形成和发展。
4.3 积极开展消费信贷业务、启动内需
自1998年中央提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以来, 国内消费信贷业务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消费信贷市场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速度, 一方面与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有关, 另一方面, 也与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金融机构长期形成的重工商业贷款轻消费贷款的理念密不可分。因此, 开展消费信贷, 扩大内需, 除了应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进行结构性减税等措施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以壮大消费信贷主体之外, 金融机构在当前需求不振、产能过剩的时代, 金融支持重点应转移到突出刺激消费, 调整生产结构,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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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建刚, 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6 (4) :90-100.
调整方向 篇8
1、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
注:1990年和1995年数据为一市两数据, 2001年为15个城市数据, 2005年为16个城市数据。
注:1990年和1995年数据为两省数据, 2001年为14个城市数据, 2005年为15个城市数据。
2、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的演变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1、从发展模式看, 长三角各城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长三角地区虽然处于同一个经济地缘板块, 但由于两省一市发展的观念差异, 以及在全国的地位和责任不同, 所以反映在产业发展上出现了发展模式的差异。
江苏模式:江苏省历来坚持“实业为本”发展观念,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 苏南各城市走的是一条“实业为本+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有利于夯实工业基础, 有利于积累集体资金, 为后期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 苏南各城市转向了“实业为本+集体经济+国外投资”的发展模式, 苏南各城市成功地运用集体积累, 与外资紧密嫁接,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伐。如苏南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市, 制造业资本额中外资比重已占达55%左右, 制造业产值中外资企业占比重更是60%以上。
浙江模式:浙江省积淀的是“以商为先”的主流观念, 从80年代开始, 浙江各城市就着力打造各类市场, 诸如蜚声中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市场、海宁皮革市场、慈溪化维市场等, 还有一批区域性的苗木市场、珍珠市场、花边市场、羊毛衫市场等等, 这些市场创造了无限的商机, 培养了大批商家, 积累了雄厚的私人资本, 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末, 浙江民营经济已具有强大的实力, 在政府的引导下, 浙江民营资本开始与外资嫁接, 浙江省引进外资的步子大大加快, 全面推动着浙江经济的发展。可以认为, 浙江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商为先+民营资本+外资嫁接”的模式,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极具代表性的。
上海模式:上海历来是国有经济的主阵地, 80年代为了保证沿海经济特区的开发开放, 上海充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后卫, 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使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走到了前沿。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是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和张江四大国有开发公司为主体引进内外资金、进行滚动开发的。这一时期还有大批国有企业与外资嫁接, 发展合资企业。到2005年末, 在上海工业总资本和工业总产值中, 外资企业的比重已分别高达53%和62%左右。在近几年的发展中, 外资企业进入现代服务业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占上海引进外资的比重日益扩大。因此, 上海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政府搭台+国有经济主导+外资嫁接”的发展模式。
2、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形成了“Z”字型产业密集走廊
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逐步形成了由沪宁高速—沪杭高速—杭甬高速所构成的“Z”字型产业走廊 (见图1) , 2005年沿走廊10个市的GDP值为28573.5亿元, 占长三角地区GDP总值的84.1%。 (见表9)
形成这种产业布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交通格局的影响;其次是受次中心城市的影响;再次是受上海发展格局的影响。
3、长三角地区支柱产业已形成了较高的集中度
表10所列的是长三角地区产值规模在前10位的十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由表10可见, 这十大行业中前五个城市的产值集中都超过了65%。其中集中度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集中度达93.9%, 主要集中在上海 (39.7%) 、宁波 (31.2%) 和南京 (18.1%) 三大城市;居第二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集中度达92.6%, 主要集中在上海 (35.6%) 、苏州 (34.0%) 两个城市;居第三位的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奢延加工业, 集中度为85.1%, 主要集中在上海 (28.4%) 、无锡 (23.5%) 和苏州 (17.9%) 三个城市。
4、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的外在化倾向仍然较为严重
由于跨国公司只是将长三角作为其国际化生产空间布局的一个结点, 目的是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 跨国公司的核心或关键技术并未能向本地渗透, 所以, 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关键零部件, 重要原材料的跨国采购更使得本地区研发能力的提高或发展受到制约, 进而导致本地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而技术中心或研发部门的企业总部附近的原则, 使长三角地区目前只能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空间布局的一个车间或加工地, 离成为制造业中心或“世界工厂”的目标相差甚远, 上海也仅100多家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 其它地区则可想而知。
辩证认识长三角产业趋同的问题
1、从表象到内涵分析长三角产业趋同的现状
(1) 从历史的角度, 分析产业趋同的发展趋势
纵向分析长三角制造业相似系数, 上海与苏浙两省的产业同构发展趋势渐弱。1990年, 上海与江苏的制造业相似系数为0.92, 2005年相似系数为0.82, 下降10个百分点;1990年, 上海和浙江的制造业相似系数为0.86, 2005年相似系数为0.67, 降幅更是接近20个百分点。另外, 以0.85的国际划分标准作为长三角产业同构高低的分界线, 上海与苏浙两省, 目前并不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
(2) 从产业的角度, 比对产业层级的发展态势
依据研究惯例, 支柱产业是指某一产业与整个制造业产值之比超过5%的产业。支柱产业的产值比重反映该产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和影响力, 而全部支柱产业按照比重的列队则可以体现某一地区制造业的产业层级。
注: (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常州市为299.7亿元; (2) 交通运输设备栏中台州市为276.3亿元; (3) 石油加工及炼中泰州市为63.9亿元产值
上海的产业层级较高, 以通讯设备、交运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发展重点, “技术集约化”特征明显;江苏的支柱产业较均衡地涵盖三类产业;浙江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等消费品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显著。 (见表11)
(3) 从效率的角度, 判研重合产业的集聚效应
尽管长三角产业层级错落有致, 但是重合程度亦较高。以上海为例, 7个支柱产业就有6个与苏浙两省重合 (见表12) 。这些重合产业是否属于重复建设, 是否由此导致同质竞争, 是评价长三角产业布局合理性的核心所在。
注: (1) 劳动生产率是分析产业是否同质的指标:劳动生产率比值>1.5, 表明产业同构但产品差异, 具有资本和技术的效率优势;1.2>劳动生产率比值>0.8, 产业和产品均出现同质。 (2) 与浙江重合产业相比较, 上海均具有效率优势。故, 本表重点分析上海与江苏重合产业的关系。 (3) 近五年企业平均利润变动趋势是甄别“同质产品”产业在区域内发展情况的指标:如果平均利润不断增加, 该产业在区域内实现集聚效应, 反之出现恶性竞争。
2、从主观和客观分析长三角产业趋同的成因
(1) 从经济发展源头分析
追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 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宁波、杭州等大城市都曾是我国主要的轻纺工业城市, 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人才和产业积累。改革开放以后, 长三角地区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长三角经济的崛起也是从乡镇工业开始的, 而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技术、人才以至产品都是依托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副中心城市的, 到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对上海的依赖性不断加大。正是由于乡镇工业对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依赖性, 发展的源头由一脉所出, 这是导致产业局部趋同的根本所在。
(2) 从资源市场条件分析
长三角地区同处一个地缘经济板块, 一方面, 在资源条件上极为相似, 包括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劳动力素质、技术与管理水平等都相当接近, 而资源条件是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 因此导致各地区产业选择的结果也颇为相似;另一方面, 长三角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也基本相同, 产业发展的主要导向是市场选择。
(3) 从发展机遇分析
20世纪90年中后期开始, 长三角面临一个共同的机遇, 即国际制造业的大转移, 跨国资本以产业转移的形式加入长三角经济发展进程, 成为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而跨国资本的转移是将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目的区域来加以考虑的, 长三角各地区在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上所面临的机遇和在世界产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上是相同的, 客观上加剧了长三角各地区的产业同构。
尤其是国际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的产业布局, 也是导致长三角地区产业趋同的重要因素, 而这种趋同又是长三角地区自身很难调整的。
(4) 从体制层面分析
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隶属两省一市, 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和引导政策都是按照各城市自身的要求来做的, 所以在战略层面和规划层面就较为雷同。
长三角是全国吸引外资最多、或者说外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各地方政府为了尽可能多的吸引外资, 都制定了优惠的招商政策、土地政策等产业促进政策, 而相互之间的竞争迫使各地产业政策趋近, 继而出现了产业发展趋同。
长三角制造业的分类调整和提升
如果说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存在趋同现象, 那么这种趋同主要存在于制造领域。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体量较大, 行业门类齐全, 因此制造业的调整与提升必须进行分类讨论。
1、消费品工业:发挥市场力量, 在竞争中提升
(1) 长三角消费品工业的区域布局
消费品工业历来是长三角地区的传统支柱产业, 2005年长三角消费品工业产值为13187亿元, 占长三角制造业的22.2%。从区域分布看, 在16个城市中, 消费品工业占长三角比重居前四位是苏州、上海、绍兴和杭州四个城市, 所占比重分别在11%到15%;第二层次是无锡、宁波、嘉兴和南通四个城市, 所占比重均在7%-10%;其余城市占长三角消费品工业的比重均在4%以下。
从各城市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消费品工业占本市制造业在40%以上的有嘉兴、绍兴和南通三个城市, 所占比重分别达52.7%、51.0%和44.1%;占本市制造业比重在25%到40%的有杭州、湖州和扬州三个城市, 分别为28.9%、25.6%和25.4%;其余各城市均在25%的平均值以下。
再从各城市消费品内部结构看。长三角16个城市的消费品工业中, 纺织、服装工业所占比重高达62.9%, 其中绍兴、无锡、嘉兴、常州和南通五个城市所占比重更分别高达83.3%、77.1%、76.9%和75.3%和74.6%。可见纺织工业仍然是长三角消费品工业的主要产业。
(2) 长三角地区消费品工业调整、升级的方向
长三角地区消费品工业的主要特点是:第一, 投资经营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 国有经济已基本退出这一领域;第二, 消费品工业尤其是纺织服装业是长三角地区出口的主导产业, 大量产品出口欧美市场;第三, 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的小商品市场对这一行业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这类行业对于市场的反映和选择极为敏感, 市场有空可钻、有利可图, 企业就能很快进入, 市场竞争激烈, 经营无利可图以至亏损, 企业必然会退出。如80年代长三角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等“老四大件”, 90年代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收录机等“新四大件”都是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淘汰、逐步升级的, 尤其是纺织、服装工业的进入与退出完全决定于市场选择。因此, 长三角地区消费品工业的调整和升级, 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 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淘汰、兼并, 从而不断提升。
在这一领域,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实施政策, 加强控制和引导, 如制定产品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规定统一的能耗、物耗标准;培育民族品牌, 给优势产品以一定的政策鼓励等等。
2、高新技术产业:强化自主创新, 培育民族品牌
(1) 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点
第一, 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高的区域集聚度
如上所述, 长三角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和无锡五个城市, 五个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占有率达87.8%, 其中上海市和苏州市占了近66%, 其余生产分散在其它各城市。
第二, 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高的产业集中度
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IT行业, 以上海市为例, 2006年在上海IT产业的产值、年末资产、创造利润和税金分别占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达88.9%、56.7%、46.9%和33.1%。在苏州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中, IT产业所占比重则更高。
第三, 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为外资企业 (见表13)
第四, 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尚属低效益行业
由表14可见, 2005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百元资产创造利税为16.2元, 而IT行业创造的利税仅5.4元。几乎所有城市IT行业创造利税水平均远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尤其是上海市, 2005年IT行业百元资产创造的利税仅2.2元, 只及制造业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2) 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调整的方向
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很大, 几乎均为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业, 档次太低、水平不高, 对社会的贡献、对政府财政的贡献都不大, 而且该产业缺乏本国的自主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因此, 政府必须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积极培育民族品牌, 加大力度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兼并、重组、调整和提升。
3、装备制造业:加强集成创新, 加快进口替代
(1) 长三角装备制造业的区域布局
目前, 长三角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为27%, 其中上海占长三角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达四分之一, 这充分反映了上海工业的综合实力;其次是苏州市, 苏州市占长三角装备制造业的比重为16.4%;比之于其它产业, 装备制造业在长三角其它城市的分布呈较为均衡的态势。
从各个城市的内部结构看, 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在30%以上的依次为台州、泰州、扬州、镇江、常州、宁波和上海七个城市, 分别占制造业的比重为48.8%、42.3%、38.5%、34.5%、33.7%、33.5%和31.3%。
(2) 长三角装备制造业的内部结构
目前, 长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较强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和普通机械制造, 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较弱的是专用设备制造业, 只占装备制造业7.3%。在各城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上海、南京、台州三个城市的交通运输设备分别占30.2%、38.0%、35.4%;苏州、宁波、杨州三个城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分别占36.2%、35.2%、33.4%;常州市和嘉兴市主要为普通机械制造业, 分别占32.0%和38.9%。
(3) 装备制造业调整的方向
真正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是装备工业的水平。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产值虽然已达6万多亿, 但工业生产用的机械装备65%-70%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从上海市和江苏省的进口结构来看, 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 2005年进口机械及运输设备总额达1150亿美元, 相当于近9000亿元人民币, 先进机械装备尤其是专用设备的制造基本上由发达国家控制。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时期, 工业化的提升和城市化的推进必须在装备制造业上取得重大突破。长三角地区工业综合实力最强、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区域, 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优势, 强化装备工业的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 努力推进装备工业的新一轮进口替代, 全面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4、原材料工业:适度控制规模, 攻克高端材料
(1) 原材料工业的区域分布
原材料工业是长三角地区最大一个行业, 2005年工业产值为18000亿元, 占长三角制造业的比重为30%, 其中上海市占了23%, 其次是苏州、无锡、南京、宁波和杭州等副中心城市, 分别占13.3%、13.1%、10.1%、8.5%、和8.0%, 以上六大城市占长三角原材料工业的比重为76%, 其它10个城市占了23%。
在各城市制造业内部结构中, 南京、湖州和无锡市的原材料工业分别占制造业的比重达46.4%、44.9%和41.9%, 宁波、常州、镇江三个市分别占34.2%、35.3%、38.6%。
(2) 原材料工业的内部结构
长三角地区的原材料工业中, 主要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分别占34.9%和26.7%。
(3) 原材料工业调整和提升的方向
随着重化工业时期的到来, 中国原材料生产规模日益扩大, 但是原材料产品的生产仍处于中低端水平, 大量高端材料和专用材料还得依靠进口。如钢铁产品, 中国钢铁生产虽居全球之首, 但2005年钢材进口量达2582万吨, 耗资246.1亿美元, 进口钢材价格是出口钢材价格的1.5倍, 大量高端的钢材依赖于进口。又如化学产品, 中国化学工业规模也在世界领先, 但2005年全国进口的乙稀、丙稀类聚酯产品达1204万吨, 耗资128.8亿美元。
长三角地区由于原料、土地和污染等环境的制约, 不宜无限制地扩大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规模。长三角地区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重点是要在适度控制规模的基础上, 突破新材料领域, 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材料工业。关键是要在全面整合、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科研力量的基础上, 以全球化视野推进科技创新战略, 强化高端材料的研究开发。
关于长三角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调控
如果说长三角地区的已有的产业趋同主要是制造业的趋同, 那么新一轮的趋同将表现为服务业的趋同, 而且新一轮趋同将表现得更激烈、更为严竣。
1、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已成为长三角各城市的共识
共识一:世界服务业的转移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
共识二:长三角地区正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中心, 外资服务业主体必定跟进;
共识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
共识四:大力发展服务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城市的必要措施。
2、各城市推进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引进外资
长三角引进外资的重心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上海67%) 。长三角服务业引进外资五大态势:
态势一:各城市纷纷规划服务业集聚区域促进服务业集聚发展, 成为引进服务业外资的重要载体;
态势二:服务业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 社会事业等领域对外开放不断突破;
态势三:机场港口成为外商投资新热点, 物流业外资引进呈现出量与质的共同提升;
态势四:加快服务业发展成为长三角共同目标, 政策聚焦促进服务业外资加快流入。
3、当前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竞争的焦点
焦点一:港口开发与物流业的竞争;
焦点二:会展设施的建设与竞争;
焦点三: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竞争;
长三角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战略思考
调整方向 篇9
关键词：民办高校,IT专业,现状原因,改革方向
0 引言
目前,举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搞好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在这样的形势下,高类高校均对IT类专业的改革,感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民办院校的这类专业,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1 历史尚辉煌与现状较严峻
我国的民办高校,大多仅只有20余年的历史。而这20多年恰是我国高校的IT类专业,经历了普及发展、优化重组两大阶段的20多年。现在的形势是几家欢喜多家愁,呈较严重的两极分化之势,尤其是民办院校的IT类专业大多是愁上浇愁,忧上加忧。
1.1 一哄而上的“跃进式”普及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以高校纷纷开始设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标志,我国高校迎来了IT类专业普及发展的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高校的IT类专业是最好的专业,几乎所有的高分理工类高考生,都义无反顾地挤上了IT类专业这根独木桥。IT类专业的毕业生,当时也的确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以其“不愁毕业后难就业,不怕就业后无高薪,不会工作中丢饭碗”成了整个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曾记否,当时只要是IT类毕业生,包括中职中专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形势在所有行业中也都独占鳌头。不要说这些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就是本科生,也高薪难觅。当时不少二本院校为了开设此类专业,在招聘计算机专业教师时,即使连与自己同类型院校毕业的优秀本科生也很难招到。
在就业行情决定招生规模的形势下,全国所有高校,不管条件具备与否,都争先恐后,一哄而上地设置了IT类专业。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高校赶超世界最新科学技术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隐含着高校在专业设置上的盲目性的潜在危机。
这一阶段,也恰恰是我国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大力开办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于新生的民办院校,因其办学机制较公办院校灵活,从而迅速开设了一大批IT类专业。例如素有全国民办院校排头兵的西安翻译学院(以下简称西译)1987年建校,从2001年开始,就陆续开设了7个IT类专科专业,同时招收了大量的IT类专业自考生。该校的信息工程学院(以下简称信工院)此时也应运而生,当时信工院的在校生竟高达四五千人之多。
1.2 来势凶猛的世界IT类专业调整优化
从本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的IT类专业,都先后进入了调整优化的时期。这种调整优化,首先从美国开始,然后迅速扩展到了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
在美国,早在2005年6月,美国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PITAC)就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先生提交了题为《计算科学:确保美国竞争力》(Computational Science:Ensuring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的报告。报告指出:如今美国又一次面临了挑战,这一次的挑战比以往来得更加广泛、复杂,也更具长期性。可是,美国还没有认识到计算科学在社会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国家安全,以及工业改革中的中心位置。这种认识不足将危及美国的科学领导地位、经济竞争力以及国家的安全。美国的科学家们提出:理论科学、实验科学和计算科学是人类科学发现的三大支柱,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和科技发展。与之对应的是人类的三大思维活动:理论思维、实验思维、计算思维。
理论思维以推理和演绎为特征,以数学学科为代表。实验思维以观察和总结自然规律为特征,以物理学科为代表。计算思维以设计和构造为特征,以计算机学科为代表。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人类行为理解,它涵盖了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建议总统,必须将计算科学长期置于国家科学与技术领域中心的领导地位。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自本世纪初开始,美国不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全国计算机教育的调整、改进、优化、提高。旨在培养未来能够参与全球竞争、掌握计算核心概念对美国企业家和员工。指出,尽管有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对此做出了卓越的、开创性的工作,但目前美国更多的大学计算教育仍然沿袭的是几十年前的教学模式。鉴于此,必须力图改变这种情况。通过“计算思维”领域的创新和进步来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产生革命性的成果。
1.3 优化重组几家欢喜多家忧愁
与世界几乎同步,从2006年开始,我国高校IT类专业由普及发展转向了优化重组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它触及到了全国的所有高校,不管你是姓公还是姓私,都一视同仁地经历着优胜劣汰的洗礼。大自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法则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几家欢喜多家忧愁的局面。
这场优化重组,使IT类各专业多年来形成的不问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称结构,陈旧的教学内容,僵化的教学模式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那些极个别人才培养定位准确、方向对路、专业设置结构合理、教学方法科学、教学质量相对较高的院校的IT类专业,市场需求供需两旺的院校,专业不断发展巩固提高壮大,成了学校的品牌。反之,则专业逐渐萎,步履艰难,甚至难以为继。而此时和公办院校相比,民办院校又因其办学历史较短、办学条件较差、办学经验不足、IT类专业设置过多、加之学费较高又享受不到政府对公办院校的各种优惠而处于明显弱势位置,从而遭受了沉重打击。
在优化重组的重拳下,全国几乎所有大学的IT类专业,都在调整规模,调整方向,调整专业。连不少公办院校也迅速行动进行新的院系整合,纷纷将普及发展阶段成立的计算机学院又撤院、整合、重组,甚至回归原建制。
公办院校尚且如此,可知民办院校更有雪上加霜之感。在西译的信工院,几年之间,IT类专业的办学规模就由辉煌时期的四五千人收缩到了700余人,几乎缩减了几乎80%。
2 形势逼人惟改革方绝境逢生
教育部2010年秋公布的中国大学“红黄绿牌”专业名单显示,现有的不少IT类专业都纷纷在红黄牌类专业中亮相,而在绿牌专业却难觅其踪。如本、专科的IT类专业,竟然有7个都被亮出了红、黄牌。
以西译为例,在陕西,这是惟一一所被公众认为是非盈利型的民办普通高等院校,在全国也颇有盛名。就是这样一所办学有特色,教育质量高、就业形势好,每年招生规模都在6~7千人以上的民办普通高等院校,IT类专业形势如何呢?
该校的IT类专业现所设的7个专科专业,都是在2005年之前IT类专业辉煌时期的2001到2005年间开设的。当时的招生就业形势喜人,就连自考生也“人多为患”。这些专业为学院的发展,为国家急需IT类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勿容置疑是它们都是在当时一哄而上的形势下催生的。缺乏科学的论证,存在潜在的矛盾,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因此伴随着IT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与深入,新生专业的不断出现,人才需求的深刻变化,IT类专业调整优化形势的到来,昔日的辉煌已成回忆,多个专业都沦为了红黄牌专业。
而IT类4个本科专业,则都是在2005年后IT类专业“大跃进”式发展所带来的矛盾逐步暴露,全面转入优化重组的形势下才陆续开办的。可以说它既是“逆潮流而动”的畸形儿。从设置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它将面临命舛运惨的折磨。
为了办好IT专业,几年来学校不惜为之斥巨资建设了大学物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通信原理、单片机、电工电子、传感器、高频电路、多媒体、电子商务、web实训、模拟会计、电子广告、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等专门实验室。学校图书馆每年用于购买IT类各专业的科技图书、杂志的资金达15万元以上。尽管如此,各IT类专业,并未因其投资多、建设好而辉煌。事实上从开办的那一年起,这几个专业就没出现过新生力量的朝气蓬勃,有的倒是未老先衰的横秋惆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赖于信工院教职工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教学质量很好,历年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高职学生的“专升本“比例在西译都始终名列前茅,才为其生存争得了一席之地。
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认真分析IT类专业的现状,认清其形成的原因,方可对症下药,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计划、措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惟有改革才会使本来代表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IT类专业重新焕发青春,再现其勃勃生机。
3 瞄准方向调整改革图谋发展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西译领导在认真总结IT类各专业的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调整专业方向,瞄准市场需求继续做好新增本、专科专业的申报工作;优化本科专业结构,加强专科专业改造,下决心裁掉一些陈旧、招生困难、没有就业前景的专业;通过专业置换或重新申报,注重专业建设的错位发展,建设一批富有特色、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专业。
3.1 以优化专业结构为重点建好本科专业
由于国民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人才结构、人才质量需求的变化,现有的IT累个专业纷纷暴露出了内在的不足。最主要表现为:专业照猫画虎般死搬硬套的课程设置,千校一统毫无特色的办学模式,与国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的严重脱节;学生综合素质过差文不懂理、理不知文很难适应社会飞速发展对综合素质人才的需要;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与用人单位需求的大相径庭。这些只有通过改造老专业,修改专业方向、更新培养目标、调整课程设置、改革培养模式,增设国民经济建设所急需的新专业等措施,才可起死回生。
全国的民办院校的IT类本科专业,设置的时间都先后不相上下,升为本科院校大都是2005年前后的事情,不少本科专业,甚至还没有一届毕业生。这类高校,恰是教育部从2010年启动的新一轮本科院校教学水平评估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IT类本科专业,必须把接受评估放在重要位置,以优化专业结构为重点,从专业方向的调整、人才培养计划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等方面入手进行脱胎换骨式的优化整合,真正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上想法子、出点子、找路子、做样子,才能打破坚冰勇往直前。与此同时,也需要把握方向,不失时机的增开新的本科专业。
3.1.1 优化结构实现产学研用相结合
在西译信工院,首先在IT类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的调整上,狠下功夫。从深入劳动就业市场调查研究入手认真调查市场需求,参考兄弟院校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4个IT类本科专业以国民经济急需人才为根据,确定了各自的专业方向。例如电子商务专业,将人才培养方向定位为商务管理与网站开发方向。定位准确,符合人才市场的要求,加之对于生源的要求是文理兼收,因此连续多年招生就业形势良好。
2011年入学的新生,人心稳定,在学校允许新生入学一周内可调换专业,到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去学习的大形势下,信工院一反往年常态,出现了无一人提出要转到别的学院去可喜局面。这标志着按新的专业方向优化专业结构,培养有用急需人才的工程正式启动。目前全院上下,都围绕着新的专业方向,更新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教学计划,改造新建实验室,以确保本科专业结构的优化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正在扎实、有序、稳妥开展的建设西译校内学生实训基地的建设项目,完成后将为学生提供更加良好的校内实训环境,实现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模式,达到学校培养人才与企业需求人才的无缝对接。
信工院与陕西斯坦福创业孵化中心合作,创办了西译第一个学生校内实训室“电子商务运营实训中心”。斯坦福创业孵化中心是陕西省人事厅下属的旨在扶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机构,拥有师资、项目、经费,并和西安高新区的大批IT类企业联系广泛。他们对学生可进行免费培训,承担学生到企业实习的费用。与他们合作成立的校内实训室,由西译负责解决场地、设备、网络、电力等硬件设施,由斯坦福创业孵化中心负责解决师资、项目等,已初见成效。先后有两批电子商务4年的级学生在实训室内接受实训,为电子商务企业做实际项目,企业则按所做项目的进度、完成的质量、投产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给予学生一定的资助金。更可贵的是学生在此从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案、流程等方面全方位地得到了近乎实战的实际的锻炼,动手能力大为增强,一批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已被有关企业提前预定。同时,也为学校带出了一批双师型教师。
3.1.2 瞄准方向积极申报增设新专业
2010年,教育部公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该目录中,IT类专业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来一大批带有“W”后缀尾巴的计划外IT类专业,都纷纷甩掉了尾巴,正了名分,成了正式专业。这意味着,这些专业的申报手续将大为简化。无须像过去那样必须上报到教育部,而是只要被高校所属省的教育厅批准,即可招生开办。这对于正在苦于IT类专业申报难的民办高校,无疑胜似一场及时雨。
2010年上半年,西译信工院审时度势,着手申报了《信息安全》专业,所有材料准备齐备,但因当时该专业是计划外的“071205W”专业,我们审慎论证,再三权衡,痛下决心,压了下来。在新的专业目录中,该专业有了“合法身份“080904”,我们闻风而动,2011年,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该新增专业的申报所需的一切文档的修改整理上报工作。
3.1.3 合理布局调整专业隶属关系
本着专业必须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西译坚持全校一盘棋的思想,对专业的隶属关系进行了全面调整。把所有工程类专业全部调整到信息工程学院来管理,同时将信息工程学院也更名为工程技术学院。现已将原隶属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的工程管理专业划归工程技术学院管理。使该专业的培养方向、课程设置等更加合理,同时也盘活了信工院的有关实验是和设备。
当然,民办院校和新建本科院校,不管是改造老专业还是增设新专业,都必须建立在顺利通过本科教学评估上。因为评估将决定着这类学校的前途命运。不顾实际的拼命申报新专业,一是很难获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二是即使获得批准了,势必形成过多的本科专业与相对较小的师资队伍局面,而这种局面对于顺利通过评估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本科新增专业的申报,必须稳妥进行,在立足办好目前已有专业的前提下,应瞄准方向,着手新增专业的申报,如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自动化、数字媒体等。
3.2 以专业改造为方向办好高职IT类专业
在民办高校中,高职类专业大多占有半壁河山。这些专业能否继续办下去,办的质量如何,将关系着学校的生死存亡。
3.2.1 以旧换新开设新专业
为了指导高校有目标的办好高职类专业,为国民经济建设培养出大批急需的应用型人才,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职高专类专业设置目录。共有19大类,78个专业类别,801个专业供各高校选择。其中和信工院关系密切的电子信息大类,分为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通信类共有60个专业,加上与信工类有联系的可供选择的专业,供信工院可选择的专业多达100多个,占801个专业的12%还多。
为了促进高校加快对老专业的改造,新专业的开设,陕西省教育厅实行了“以老换新”的政策,学校可以用过时的、招生就业双困难的每两个老专业置换一个增长型的招生就业双容易的新专业。
这对于申报新专业有硬性指标限制的现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偿。高校高职的IT类专业一定要利用这一便捷途径,勇于淘汰过时专业,大胆置换新兴专业。西译就计划将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两个红黄派专业置换成一个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增长型新兴专业。
3.2.2 调整方向改造老专业
但一味采用以旧换新开设新专业,必将会使专业越来越少,最后走上只有个别专业的独木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形成,西译采取了置换为辅,调整专业方向为主的专科老专业改造策略。专业名字不换方向变,无需申请即可办。结合学校硬件、软件、师资等实际,西译在编制2011年招生计划时,就调整了个别老专业的专业方向使之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并明确向社会公布,使考生报考有的放矢。例如,我们将软件技术专业的培养方向确定为“网络数据库技术”方向;电子商务专业的培养方向确定为“商务管理与物联网应用技术”方向;对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则确定了两个人才培养方向,招收两个不同的班级:一是“互联网运营与管理”方向;二是“计算机网络工程”方向。而这样做,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实验设备上,信工院都基本具备,无需做花太大的投资即可解决问题。
可喜的是这种专业培养方向的调整,并不像申报新专业那样困难,它既以原专业为基础,又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使专业更适合市场经济的需求,更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是一个短平快的事情。只要思路对头,方向明确,符合需求,就可放开手脚大干,确保尽快招生。而这种方向的调整,招生时只需在招生简章的专业名称后面注明“(XXX方向)”即可。2011年招生,我们这样做了,得到了教育厅的认同,顺利完成了招生工作。
3.2.3 拓宽思路增设新专业
实践证明,交叉学科出成果比单一学科要快的多。在我国,IT类专业,特别是计算机类专业,除了硬件设计与制造外,软件各类专业,基本上是应用类专业,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而这类应用型人才,却常常是由于缺乏与之相对应的其它专业的知识很难很快有所建树。让IT类专业的毕业生到别的部门去工作,也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捉襟见肘。到是其它学科、其它专业的毕业生,由于他们有较扎实的本学科、本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再加上有一定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反而能快出成果、出大成果。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包括计算机方面的科学家,真正出自IT类专业的屈指可数。倒是他们在本领域或交叉领域,从最初的BASIC程序设计自学开始,学以致用,在各自的专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调整方向 篇10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
综合各种研究资料，虽然有国家就有国有企业，但各国国有经济的规模、比重和配置结构受各个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民间资本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能力和调节方式、国家资源条件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随之而变化，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其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国有化浪潮与私有化浪潮。
从世界史角度看，国有化作为一种浪潮首先发生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世界幅员最大国家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也不能不受到它的重大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后诞生及其采取的大规模国有化政策，相继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世界出现了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初期，国有企业只存在于一些私人资本所不能承受的公共部门，规模较小。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源于1929年经济大危机激发的“凯恩斯革命”。为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重大困扰，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经济困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各国进行了国有化运动。但国有企业的普遍出现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同时，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纯粹靠自由竞争维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以缓解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
如英国战后经历了两次国有化浪潮。二战前英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很低。从1945年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将一系列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工党政府以27亿英镑的代价向私人企业主赎买了钢铁、煤炭、航空、通信、电力、运输、煤气等部门以及英格兰银行，国有化部门占国民经济部门的比重为20％，形成第一次国有化浪潮。1974年工党再度执政，又掀起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国有部门发展到部分制造业（如造船、汽车与飞机制造）和建筑业，还对25家大型私营企业参股，并采用国家和私人合资的形式开发北海油田。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全国固定资产的20%以上。
法国先后有过三次国有化浪潮。第一次发生于1936年，社会党政府对航空、铁路、军火等企业实行国有化。二战后，为恢复和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政府颁布法令，将能源部门、保险部门、金融部门和一系列加工工业及大公司改为国家接管。第三次国有化浪潮开始于1981年，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颁布了国有化法律，将全部存款在10亿法郎以上的大银行和拥有2 000名以上职工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国家所有和国家控股的企业达4 300多家，1987年国有企业职工达237万多人。经过1981年~1982年第三次国有化浪潮之后，法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额占工业企业总营业额的40％，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的34.6％，投资额占工业投资总额的30％，职工人数占工业企业的23％。到1990年时，法国国有企业产值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投资额占全国投资总额的27.5％，出口额占其总额的25％。
意大利的国有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40年代即成立了国营铁路公司。1861年全国统一后，在邮政、电话、烟草专卖等行业也开始实行国有化；1933年出于拯救处于萧条中的国民经济的需要，组建了工业复兴公司即伊里公司；1953年成立了国家碳化氢公司即埃尼公司，控制石油化工部门；1957年在政府中设立国家参与部，专门协调管理国家控股企业；1971年成立了国家工业股份公司，这是一家由国家控股、专门对危机企业进行改造的“企业病医院”。上世纪70年代初，非金融国家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高达19.4％，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到80年代，这一比重降到了15％左右。1981年意大利国有企业雇员总数达130万人，占20人以上企业就业总人口的27％，产值占25％，固定资本投资则占了近一半。1991年意大利国营经济在全国总销售额中占23％，在全国总投资额中占33.4％，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占20.8％。国有企业几乎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政府借助国有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和薄弱部门，平抑经济的周期波动，与进入意大利的国外跨国公司竞争，因而历届意大利政府都十分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后的德国，公共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稳定。虽然没有出现国有化的浪潮，但联邦及地方政府拥有或参股的公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公共企业的名义资产约占整个经济的18.6％，固定资本投资占14.8％，总产值占11.1％，就业约占10.1％。公共企业分为国家独资的纯公共企业和国家参股的混合企业，在基础设施行业中举足轻重，如，在供电行业中占98.7％，煤气业占97.7％，供水业占99.2％，运输业占90％。此外，其公共信贷机构和保险业占整个行业的比重也达到74.2％。
瑞典国有企业的比重较高，其中以赢利为目标的竞争型企业占国有企业的70％以上，总数约1 000家，都实行股份制，国家一般控股达51％以上。1990年瑞典国民生产总值为2 035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3 66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有国有企业1 300多家，主要分布在一些基础工业，在这些基础工业中，国有股份占25％～85％不等。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存在国有企业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最小，大部分国有企业隶属国防部，如原子能、宇航，还有邮政、铁路、电力等部门以及一些非赢利性的公共服务行业。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政府创办的一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能源部门、基础设施部门、提供公共产品部门和科技开发部门。美国的国有企业分别为联邦、州和市镇所有，国有企业国民收入仅占整个国民收入的1.2%左右，国有企业资产和就业人数仅占全国的1％左右。据统计，到1979年，美国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为1 794亿美元，仅占全国国有固定资本净值的23%。美国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一是包括土地和各种建筑物在内的政府不动产；二是由各级政府投资兴建的交通、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三是政府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和官私合营企业；四是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资。这四类国有财产占美国国家财富的近１/４。其中邮政、公路全部属于国有，但铁路和电力行业国有部分仅为１/４。
日本国有企业的比重高于美国而低于西欧，日本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从战争结束时的7个迅速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114个，国有企业大约占全部企业数的10％。其中，邮政、水电、运输等公用事业由政府管理，其他竞争性国有企业称之为特殊公法人企业，即一方面以经济法人的身份和私营企业一样参加市场竞争，受民商法支配，另一方面又要按照国家特别公法的要求，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
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国家加强了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西方世界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黄金时期”。各国的国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走向成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积极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引导投资实行计划化的重要作用。从内因来看，西方国家一次次的国有化浪潮大都直接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克服经济社会危机有关。从外因来看，西方国家的国有化浪潮又受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影响。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也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因此，这次国有化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高潮。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人手中。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市场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带动其他经济成分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私有化浪潮
也许是应了“风水轮流转”的那句老话，随着国有化浪潮的演进及其积极作用的日益发挥，其消极影响也日积月累起来。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面临着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客观要求。
从西方国家来看，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经营效益差，财政负担重。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有时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是造成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国家财政投入高于国有企业产出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企业甚至在一倍以上。如英国的煤矿、钢铁、铁路的国有企业1973年~1975年需国家补贴６亿英镑，1984年~1985年猛增到40亿英磅。1984年世界500家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利润率平均不超过２％，而民间企业的同一指标则在４％左右。二是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变化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调整。在发达国家中，最早实现国有化的都是那些耗资多、回收慢的基础性产业，这类企业在国家的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由国家兴办和经营，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国民经济的关键和主导部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曾在国家经济起飞初中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重化工业企业多数已变成“夕阳企业”。电子、原子能、航天、海洋开发、信息高速公路等高新科技产业又成了各国国有经济重点发展的新领域。三是1973年~1975年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停滞状态，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财政连年赤字，国家不得不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并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来弥补财政亏空，以缓和通货膨胀。这些因素导致70年代末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并由西欧推向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
世界范围私有化浪潮的出现，也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日益严重的弊端逐步暴露密切相关。如果说全球国有化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优势的影响或启示，是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国有化的外因的话，那么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追求纯粹公有制经济所日益积累并暴露的突出弊端，则无疑是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外因、苏联东欧国家推进私有化改革的重要内因。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容置疑的重大优势和巨大历史作用，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巨大制度优势仍然需要坚持。但是其对社会主义就是纯粹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片面理解与不当追求，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否认并排斥，其党企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以及以党代企、以政代企、以言代法等体制机制的严重弊端，逐渐成为国有企业活力的束缚甚至于桎梏。对这种弊端进行改革所激发出来的巨大活力，如果不能科学认识、正确引导并把握好量度，就不仅可能会扭曲传递出私有化的改革导向信息，而且会最终导致私有化改革后果。
由于受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双重影响，加上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高度垄断、权责不清、政企不分、管理混乱等多种弊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针对本国具体情况，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
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浪潮发端于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对英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1981年掀起私有化浪潮，从1979年10月到1988年，英国共出售国家股份达262.5亿美元，包括英国长途通信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钢铁公司、英国煤气公司、希思罗机场、海军造船厂和皇家兵工厂等，仅出售煤气公司股票政府就净收回56亿英磅。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11％下降到1988年的6.5％。
英国的私有化浪潮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出售了那些虽为国有、但已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商业运作的企业，如英国石油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爱默森国际公司和皇家军工厂。在政府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审查之后，这些公司基本上以现有形式被直接出售给私人部门。从1984年起进入第二阶段，私有化的范围扩展到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事业部门，如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公司、苏格兰电力公司以及自来水公司和污水处理公司等。由于这类公司一般都规模庞大，私有化主要采取了公开上市方式。这一阶段也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重组以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并且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对私有化之后企业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管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从1995年起进入第三阶段，私有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包括公共运输系统和邮政系统等在内的那些必须依赖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经营的企业纳入其中。由于在私有化之后政府还要继续提供补贴，这类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采取了特许经营的形式。
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整体企业出售或部分出售给某一个私营公司，如英国造船公司、国家公共汽车公司就采取这种方式出售。二是在股票市场上公开出售。为了分散股权，政府还限制大公司过多购买股票，对小额投资者采取一些鼓励措施。三是将股票出售给本企业职工。政府制定优惠价格，以低于市场价出售、分期付款、奖励职工持股等方式优惠本企业的职工和管理人员，有的还向本公司职工赠送一些股票或以股票作为奖励手段，吸引职工成为本公司的股东，将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为了改善国有垄断企业因竞争力弱化而造成的低效率，英国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注意引入竞争机制，或将垄断企业分为几个主体，促其竞争，或在垄断企业之外另立竞争主体，扶植其竞争能力，以打破垄断局面。
撒切尔夫人由于铁腕推进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因而一时名声大振，获得了“铁娘子”美誉。
原联邦德国国有企业改革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当时的联邦政府经济部长艾哈德。艾哈德主张通过民营化来改造国有企业，他认为，民营化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使两者分离，从而使国有企业能够真正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与此相应，企业的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经理集团，并置于众多股东的有效监督之下，由此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而企业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扩大企业的资本、增加社会就业。西德大约经历了3次私有化活动，每次都有不同的重点：（1）1959年～1965年主要对联邦企业进行局部私有化。其方式是向所在企业和全社会出售“大众股票”，筹集所需的资金。（2）70年代私有化的重点是将部分生产公共产品的任务转给私人和地方，减少国家在公共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目的是减少公共企业的亏损，减轻国家财政负担。（3）1982年以来，德国西部私有化进程力度明显加大，进入高潮，到1987年，联邦政府已全部售出所持有的大众汽车公司、煤炭电力股份联合公司和普鲁士矿冶股份公司等主要国有企业的股份，并用出售款项建立了科研基金和环保基金。德国政府视私有化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手段，即以私人股东的参与增强企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以国家股权的存在来维护公共利益。根据行业性质，有的公司股份全部出售；有的保留25.1％的国家股，按德国法律可享有否决权；有的保留50.1％的国家股，依法可享有决策权。也就是说，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全部转为私有财产。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和完全私有化同时并举，联邦参股的公共企业所占经济比重逐渐减少。从1982年～1990年，联邦参股的企业由808个减少到132个。在这些联邦仍持股的公共企业中，联邦的股份明显下降。
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致力于改造原东德地区的国有企业，主要措施是成立“托管局”，利用“托管”形式进行“注资改造”。为筹集改造的资金，托管局先后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特种债券，获得巨额资金后注入国有企业。注资后再采用新的管理措施，如实行股份制加以改造。由此使大多数原东德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并成为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此外，对负债十分严重的企业不是简单地加以出售，而是从职工队伍、企业环境等方面加以包装后再出售，从而使出售比较顺利地进行，相应地也获得一定的出售收入，有助于降低国企改革的成本。民营化并不等于简单地将国有资产全部变为私有财产，而是调整、改变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方式，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这个过程从1990年7月1日开始，至1994年12月31日完成。私有化的执行机构是成立于1990年2月的托管部，其总部设在柏林，并在前东德主要工业城镇建立了15个分支机构和若干子公司。托管部虽然是一个公共机构，但其独立于联邦政府，根据商业准则而不是政治准则行事；独立预算，不由国会直接控制；独立融资（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托管部成立之初，主要托管原东德的国有企业并加以股份制改造，作为持股单位并代表全体公众利益行使国有股权；以独特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办法完成了重组原东德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历史任务。到1994年托管部被撤销时，13 800家企业的绝大部分完成了私有化，只剩下约200家国有公司。
调整方向 篇11
一、学校撤并:理由与依据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学龄人口的减少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原来按照行政村办学的格局,开始出现了生源不足、办学条件日益而恶化等问题。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在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办学条件、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政策之下, 开始大规模的学校撤并。
(一)撤并的理由
1. 提升学校的规模效益。规模效益,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最终提高经济效益。在支持撤并者看来, 教育是一项耗费社会资源的活动,如果长期任由学校规模过小,投入的教育成本就不能充分利用, 容易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通过撤并扩大学校规模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平均成本,最终产生规模效益。从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实际状况看,我国农村教育经费基本上是来自国家财政及教育费的附加。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基本确立,县级财政承担的压力陡然增大,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县,教育经费紧张的状况开始不断出现。如此一来,原有的“村村有小学、乡镇有中学”的学校布局自然就受到了冲击,加之农村学龄人口的减少,此时撤并一些规模较小、教育质量较低的农村学校就成为政府解决教育经费紧张、降低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规模效益的出路。
2.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学校的布局是按照农村地区人口分布状况, 采取在行政村建校、在自然村设点的办学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农村学校布局较为分散,有些地方为了解决偏远或人口稀少地区的学龄人口上学问题,这些地方一般也设立教学点。这些学校或教学点基本上是规模较小,办学条件有限,师资水平也不高,教师亦难以开展教研活动,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下降[1]。在城镇化的推进中,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优化办学条件,对农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改善相对分散的办学方式,集中有限资源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就成为学校布局调整的动因。
3. 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割及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就是人们对教育公平与公正性质疑的焦点所在。农村学校长期以来受制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其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水平是无法同城市相比的,城乡教育普遍失衡。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保证城乡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是解决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农村地区过于分散的办学模式,使得政府难以有效配置教育资源。因此,撤并学校,实行集中办学,就成为政府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手段。
(二)撤并的价值立场
1. 经济理性。经济理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而经济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在资源特定的情况下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资源最佳配置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农村学校的撤并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在农村学龄人口下降、学校规模过小的现实条件下,地方政府撤并那些规模过小的学校,扩大办学规模是实现经济理性的最佳途径。
2. 城市中心论。除了经济理性之外,城市化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在城市中心论者看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现代社会的象征, 是发达的代表; 而农村化、乡土化是落后的,是需要被现代社会所改造的。于是,城市化的教育模式自然就会被移植到农村,而要实现城市化的办学模式,自然就需要撤并学校、扩大规模,在城乡一体化的浪潮中,农村学校本身的特色与乡土性则完全丧失,农村学校成为城市学校在乡间的衍生品。
二、学校存留:质疑与争论
(一)存留者对学校撤并的质疑
1. 撤并并不必然会产生规模效应。撤并者的主张是从规模效应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撤并可以降低办学成本,在资源固定的条件下,通过撤并产生规模效应。但是,存留者认为,撤并方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相反的,存留者引用了美国学校撤并的例子来反证撤并并不能带来教育成本的下降。美国学者科林在研究美国学校布局调整中发现,学校撤并后,乘坐校车的学生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日益提高的交通费用迫使学校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而且在并校之后, 一些距离学校较远的学生的入学率在下降,入学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素质的降低,反而提升了社会教育的隐性成本,从而抵消了合并之后的有关节约费用[2]。我国学界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学校撤并后产生的校车问题、辍学率上升等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这同样说明了学校撤并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人们预期那样的节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2. 撤并也不必然提高教育质量。撤并者认为将一些办学规模小、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的学校合并,是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及教育质量的途径。 但在存留者看来,这是一种变相的经济中心论在作祟,是政府企图逃避作为资源攻击者责任的借口。现实中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一些小规模的学校对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有利的,尤其是对于偏远山区的贫困儿童、留守儿童而言更是如此。还有学者从学校撤并与成绩提升方面做了实证研究, 无疑,成绩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学校合并后对学生成绩的提高没有必然的影响,也就说学校撤并后教育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3]。这表明,教育质量的好坏与学校规模是没有关系的,任何类型的学校只要办学措施得当,均有可能会成为优质学校。
3. 撤并更不能促进教育公平。撤并方坚持认为撤并学校是集中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但是,追求教育公平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除了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及师资水平,还有别的因素。只有当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公平有效地供给到每一个学生,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与否的话语权在于学生。更有学者断言,在撤并大潮中,不但没有实现教育公平, 反而给农村学校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二)存留的价值立场
1. 撤并农村学校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当学校被撤并后,距离学生家庭较远,将会增加学生在路上的风险与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有学者分析,撤并后学生耗费在路上的时间更多,导致了学生睡眠的严重不足,有的学生害怕迟到,每天早起两小时,晚上放学摸黑回家,长期的睡眠不足势必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学生只能从家带饭, 或是在学校周边的小摊点买一些廉价不健康食品充饥,这些学生中患有营养不良或肠道疾病在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在西南山区尤其明显。此外,对于一些寄宿在校的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小,个人自理能力不足,在适应陌生环境及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着障碍,容易产生一些自卑、自闭、胆怯等心理问题。
2. 学校撤并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学校撤并后,改革成本转移到家庭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比如学校距离较远,学生上学需要支付交通费、伙食费,住宿的学生还需要购置被褥等,这些费用平均需要2000元,对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此外,在农村子女帮助家长干农活已成为一种家庭劳务分担的重要方式,孩子离家寄宿,对农民家庭收入减少也会造成潜在影响。在很多存留者看来,政府以效益、质量等为口号的大规模撤并农村学校,实质上是对农村弱势群体利益的再一次剥夺,完全没有顾及农民的真实想法与实际意愿。
3. 学校撤并可能会导致乡村文化的衰落。对于农村来说,村里的学校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也是以文教化的阵地,对于贫困地区更是如此。随着学校的撤并,农村社区文化就逐步失去了其传承的载体,现代文明也逐步失去了影响途径,导致农村的精神生活更为匮乏; 而寄宿学生的增加,使得 “空巢”家庭生活方式在农村提前到来。可以试想,村庄里没有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没有孩子们的嬉戏玩耍,没有代表乡村文化空间的学校,这对于农村社区而言,乡土文化就逐渐失去了传承的载体与动力。
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有的方向
撤并方坚持经济理性为立场,强调农村学校撤并是实现规模效益、资源均衡配置、教育公平的途径; 存留方则以人本主义为中心,从社会、文化及政治多角度分析论证了撤并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对于农村学校是撤并还是存留,应该如何调整。笔者以为,二者的各自坚持均是较为片面的,在当前农村学龄人口减少的现实条件下,在新型城镇化急速推进的背景中,适当调整一些分布不合理的农村学校布局,是有必要的,对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及农村教育质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调整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多种因素,要考虑到调整对农村家庭、孩子及乡土社会的综合影响。
(一)不能以经济理性为中心,强调规模效应
当然,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教育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是教学决策与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在我国当前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下,为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持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各级政府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不能简单地唯“规模”与“效益”论,更不能注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意愿,综合权衡各方面的要素来进行调整[4]。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各地撤并学校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这种冒进已经给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在调整工作中,地方政府应该基于各地的实际情况,全面综合考虑影响调整的各项指标, 稳步有序地推进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
(二)学校布局调整必须考虑到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效果的最大溢出性就是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是开启民智,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手段,保障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权是各级政府的责任。而学校布局调整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权,学生应该是学校布局调整的受益者。因此,政府在推进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必须着眼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尤其是要关注那些贫困家庭、留守家庭的学生成长,保持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学校的布局调整在不损害这些弱势群体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撤并,必要时政府应该给予这些弱势群体一定的补偿,全面保证教育的公平公正。
(三)学校布局调整还必须考虑到乡村社会发展及城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