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

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共10篇）

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 篇1

摘要：<正>1926年10月9日,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位于无锡河埒口的开原乡立第一小学(育红小学的前身,以下简称开原小学),视察一整天,回去后,撰写了《无锡小学之新生命——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生活记》,向中国教育界推介这所学校。90年后的今天,重温开原小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其意义不言自明。

1926年10月9日,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位于无锡河埒口的开原乡立第一小学(育红小学的前身,以下简称开原小学),视察一整天,回去后,撰写了《无锡小学之新生命——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生活记》,向中国教育界推介这所学校。90年后的今天,重温开原小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我国近代教育自清末起步,到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因种种原因,教育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与义务教育所取得的相对较大成绩形成反差的是,广袤农村的教育和未上学堂而已务工经商的成人教育被忽视,这成为中国普及教育的软肋。

由此,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开始为人重视,到30年代,出现了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陶行知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晓庄等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探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就乡村教育而言,甚至出现了一个被学者誉为“乡村教育运动”的热潮。

大力推进乡村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城市教育为标准的机械认知与做法,照搬城市教育模式的倾向开始抬头。中国农村土地辽阔,教师匮乏,农民生活艰困,基层行政组织力量弱化,使得上述理想变得尴尬。

开原小学校长潘一尘(德光)曾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乡下人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它教乡下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生利的变为分利的。它教农家子弟变为书呆子。它教农家子变为少爷,它教农家女变为小姐。它教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它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中国是一个又穷又弱的国,假使教育普及,也不过是一个中华书呆子,全国人民尽成为书呆子。同志们!赶快悬崖勒马,另找生路!”[1]

在此过程中,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与中国的实际相比照,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逐步确立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看来,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它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从小学到大学,16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作读书死。它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就是教人升官发财[2]。概括起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影响了一个时代!

但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尚未成熟,他还在研究、思考,尤其关心中国农村草根的探索,注重经验的吸收与提炼。这时,他走进了开原小学,见到了潘一尘、蒋仲怀,找到了“新生命”!

绩効一乡

民国时期的开原乡,包括现在惠山以南的荣巷、河埒街道和以北的山北街道等。“吾邑四乡教育之盛,当首推开原。”[3]其中,规模最大的公立小学,就是位于山南河埒口的开原小学。

该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当地士绅蒋可赞捐资创办,取名“私立日新初等小学校”,是无锡乡村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更是开原乡新学之始。最初校务由蒋仲怀负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可赞停止捐款,学校资金、校务就由蒋仲怀一人承担。1913年10月,学校由开原乡公所收归乡办,之后多次更名“开原乡立第一初等小学校”“开原乡立第一国民学校”“第十二学区第一初级小学校”等,至1926年上学期,改名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校[4]。为了这所学校的发展,蒋仲怀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

约1922年,潘一尘接任校长一职[5]。用他自己的话说:“生路是怎样!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

很快,他与他同伴的办学,获得了好评。1924年,江苏省视学来校视察,评价是:“教法研究改进,为乡村各校所不多见。”[7]当时整个无锡县被点名的学校并不多。基于此,无锡县知事呈报江苏省教育厅,请求给予嘉奖。1925年8月29日,省厅批复同意给予嘉奖。社会也开始认可这所学校,“河埒口第一小学为山南成绩最佳之学校,校长潘某研究有素,采取大单元的设计教育法,对于儿童个性非常注意。以故学生骤增,现正筹集经费,以下年度添设高级部。闻已有校友会员担任募捐矣”[8]。《锡报》也报道:“第十二学区(开原)区立第一初级小学校,自潘君德光(一尘)长校以来,学生骤增,成绩斐然,迭经省、县视学传知嘉奖。”[9]学校规模渐大,声誉日隆。

1926年6月4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恒源到校视察,认为“校长潘德光,办事热心,研究改良不遗余力,并能利用余时余力,濬发儿童智能,期以学校之力,改进社会,故学校教育力求与社会适应。又以服务社会不能仅限本邑,故并重练习国语。学生家属职业农商居多,因此学校教育亦注重农商,学生毕业后,不希望其人升学,而希望多数毕业生为善良、能自治之农民与商人,其见解之卓越,足矫现代教育家好高骛远,不切实用之病”[10]。特呈请省长、联军总司令,恳请奖励,并拟就了颁奖辞:省长给开原第一初级小学校匾一方“绩効一乡”;联军总司令给学校匾一方“乡治始基”,给潘校长联一副“惜阴分余力,反璞在重农”。不久,省长公署批复:“应准照办。”曾同在河埒口地方办学的女校长胡通祥日后回忆:“潘一尘在河埒口,那时教育可说盛极一时。”[11]

这均是行政和社会层面的肯定与褒奖。陶行知的到来,则带来了教育家的专业视角。

人力车夫拉来陶行知

无锡教育在民国年间名噪一时,与民族工商业一起,成为支撑“小上海”和“模范县”桂冠的两个支点。陶行知对无锡的教育十分关注,多次莅锡调查、演讲。例如,1921年11月26日,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锡,陶行知作为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曾陪同来锡,担任校长座谈会的翻译。次年春天,陶行知由宁来锡,召集三师校长陈谷岑、县一校长孙辰初、县二校长辛伯森、市学委蔡荫阶、市一校长陶达三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并到开原乡组织过教育调查。

当时,有人在考察了沪宁一带的乡村学校和无锡20余所小学后,告诉陶行知:“无锡开原乡有个小学校叫作开原小学,办得很有精神。校长潘一尘先生听说你在无锡第三师范分校演讲一个费钱少的活学校,内中拿我们燕子矶小学来引证,就自己筹旅费到燕子矶来参观,后来又乘童子军会操的机会,带了学生来做第二次的参观。潘校长这种精神是最可钦佩的。我看他学校里一切设施,有的学东南大学的附属小学,有的学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或其他学校,原原本本都有根据,都足以代表校长虚心采纳的精神。但开原小学不但是效法他人的成法,并且有它独创的方法,独到的境界。”

这当然引起了陶行知的兴趣。1926年10月9日,是一个礼拜六,他来到了无锡,找到了开原小学。那天早晨六点半,他从无锡城里出发,出城西门雇人力车去学校。车夫告诉他:开原乡有好几所小学,你是要到哪一所?这把陶行知给问愣了,因为介绍人并未告诉他小学的具体名字。睿智的陶行知转念,那样的学校,参观的人一定很多的,即说:“拉我到你常拉到的那个学校去吧!”车夫怯怯地回道:“我拉先生到河埒口去看看!”

车夫使劲跑了40分钟,到河埒口,停在一个学校门口,门口挂着“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的牌子。陶行知向里一望,感觉“气象不凡,料想就是这里无疑”。进门一问,果然不错。

陶行知把名片托一位学生送给潘一尘校长,自己在校门口的应接室——现在的传达室里坐了下来。一个学生主动送来一杯茶,并很有礼貌地说:“请先生用茶。”过了一分钟,潘校长就出现了,把陶行知请进学校。一刻钟后,学校创办人、时任无锡县教育局局长蒋仲怀也来了。

参考文献

[1]潘一尘.中国乡村小学建设[J].地方教育,1929(2).

[2]陶行知.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A]//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519-520.

[3]惕.开原乡之近况[N].苏民报(无锡),1923-11-17.

[4]无锡河埒口小学编.河埒口小学概况[M].1929:2-3.

[5]陶行知.无锡小学之新生命[J].新教育评论,1926,2(26).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此文。

[6]潘一尘.中国乡村小学建设[J].地方教育,1929(2).

[7]教育厅关于省视学视察无锡教育状况之训令[J].教育季刊,1925(4).

[8]开原教育消息一束[N].民声日报,1926-4-20.

[9]开原一校添办高级[N].新无锡,1926-9-6.

[10]呈总司令、省长为无锡县富绅荣德生热心教育,开原乡第一初小学校成绩优异请分别奖给匾额文并指令[J].江苏教育公报,1926,9(10).

[11]无锡史志办.对胡通祥的采访记录[J].资料,1959,132(5).

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 篇2

清流县余朋学校张金根

2011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三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组织、带领下，三明市校长提高班代表团一行41人，赴台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习、研讨、考察。先后考察了台北、花莲、台中等市县，参访了南门国小、枫树国小、经国国中、会稽国中等学校，并分别与各校校长进行了座谈交流，听取了他们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所到学校的团队都列队欢迎我们，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台湾民众对大陆同胞的热情和真诚，同时更感受到优质传统文化在台湾地区的继承和发扬。

十天的行程虽匆匆，但感触良多，收获甚丰，既是一次文化交流之行，又是一次心灵之旅。

一、台湾基础教育概况

1、国民教育普及

国民教育相当于我们的义务教育，国民教育分为国小和国中两个阶段，其中国小是六年制，国中是三年制，这就是台湾的九年国民教育。台湾的小学和初中全部实行免费，所需费用由政府承担。就读私立学校的学生需要交纳注册费、学费等。台湾的高中阶段教育收费，因学校性质、条件不同而有所区别。

2、办学模式灵活多样

台湾的办学模式灵活多样，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模式：一是由官方出资办学和管理；二是由民间（如教会、个人、民间社团）出资办学和管理；三是由官方出资建设，交由民间管理。

二、台湾基础教育的特点

1、公办学校办学水平较高。

相对私立学校来讲，从小学到大学，公办学校占地面积大，设备设施齐全、师资水平高、收费较低，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公办学校全部免费。各级学校的学生以考上公办学校为荣。很多学校都把考入公办中学和公办大学的多少作为向社会宣传其教育教学成果的重中之重。我们参访台中市头家国民小学时就发现他们的宣传资料中写到“贺：本届六年级毕业生考取卫道17人、晓明2人、弘文72人„„”。

2.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考察过的几个学校均设置选修课程，张扬学生个性。在设置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各个学校都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开放了许多选修课，如表演艺术、综合家政、游泳等，要求学生根据个人爱好、特长进行选学，使每名学生的特长得以培养，同时为这些学生提供展示自己个性和特长的机会，如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表演，使学生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同时，学校还把学生特长作为推荐升学的重要依据。

3.重视学生的德行（品德）培养。

台湾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德行教育，并把德行考核成绩作为学生毕业的主要依据，比如台中县（后合并改为台中市）政府印发的《品德带著走》小书，就是德行项目说明书和德行评价手册。学校也非常重

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文明、诚信和奉献精神等。在德行教育中普遍强调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传统教育为基础。

4.家长和社会成员参与学校的管理。

台湾的中小学都设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活动，如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评教活动、学生申诉与奖惩等。各学校的志工（志愿者）参与学校的服务工作之中，比如在台中市头家国民小学的食堂有40多位“阿妈”（相当于小学生的奶奶或姥姥）从事选菜、选料、做饭、做菜等工作。

三、在交流中对比，在对比中借鉴

由于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化，两岸教育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既有相同的成功之处，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与困惑。例如，两岸义务教育都是九年制，同时，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的倾向，致使恶性补习成风，台湾补习招生的广告比较常见。在交流中对比，在对比中我们感到台湾教育在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1.加大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的投入和管理力度。台湾学校与社区、社会的亲密程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教育理念中所涵盖的对象是全民、内容是生活的、场所是开放的、方式是多元的、活动是多样的、参与是免费的、服务是志愿的，倡导“学校社区化，社区学校化”。从我们参访的地方来看，给除了台湾官方对教育进行投入外，在社会教育、社区教育方面也给予了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城市博物馆和各社区的活动中心对学生开放，相关人员参与孩子的教

育工作之中。虽然我们对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在思想上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在经费、场地、人力的投入和管理上还远远不够，社会教育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2.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师亲共同育人。

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家长委员会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方面能够直到桥梁作用。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部分学校还没有建立家长委员会，很多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形同虚设。如何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需要教师和家长通力合作，形成全力，共同育人。

3.加强优质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品德教育的实效性。

德国小学教育考察记 篇3

教师队伍建设

德国是一个有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良好的教育传统使这个国家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也使国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歌德、海涅、爱因斯坦、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这些德国历史上甚至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名人，不管提到哪一个，都能让我们肃然起敬。德国国民的高素质体现在一些细小的事情当中，如不乱扔纸屑、在公共场所小声说话、上楼梯右行等。德国国民高素质的形成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教导。

在德国现行的体制中，教师属于公务员，职业稳定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在走访洪堡大学教育学院时，从学院招生情况来看，每年70个学额就有1 750个中学毕业生来申请，优秀学生也把教师作为职业选择的方向之一。在德国，教师职业比较稳定，一旦入职几乎没有主动放弃工作而选择其他职业的，也基本不会发生被辞退的现象。在中国，教师地位虽然已有所提高，相当于公务员，但是收入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据2007年中国社科院广东分院的调查报告，中国教师的工资待遇在世界上居第170余位，仅高于一些非洲国家；而德国教师的收入位居世界第三。德国教师的工资分为15个档次，最低档次为每月2 400欧元，最高档次为每月6 000-7 000欧元。

德国对专职教师的培养和考核是规范而严格的。科学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保证了师范毕业生知识与能力并重。教师入职的起点高、质量优，为优质义务教育奠基。柏林地区的师范生主要来源于洪堡大学小学教育学院，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学府。该学院学制为5年，采用专业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需要修足180个学分，其中90个学分为基础专业分；60个学分为其他专业与技能分，考查体育、艺术等；30个学分为实习分，实习的时间为1至2年。德国的师范生在实习期过后还要经历一次考试，才可以获得教师资格，成为正式教师。这样的教师培养和考核制度使德国教师具备了扎实宽广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也使教师具备了良好的个人素质，保证德国教师队伍在整体上具备了较高的水平。

在德国，教师的幸福感较强。在访谈期间，我们多次向校长和教育局官員提问：“如何评价教师？”得到的答案是：不能用某一个学生的成长情况，特别是用分数情况去评价一个教师的好坏。在德国，教师很少接受检查与打分。在这里，教师不用评定职称，也无需参加评选各级优秀教师的活动，每个教师只是用心地教书育人。

此外，德国对教师的培训活动也不多，这充分保证了德国教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常规的培训方式主要由教育局下设的专业机构承担，一般每年3到5次，教师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培训。

在德国，教师间的关系很单纯，教师普遍能愉快地合作教学。合作教学在这里不光是理念，更是行动。我们在安娜林特小学的六年级音乐课上就发现有4名教师一起教学，课堂上教师们按各自的音乐特长分工合作。在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堂，也有两位教师共同执教的情况，而且两位教师没有主次之别，教师以自己所能，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

学校管理

德国由16个州组成，每个州相对独立，各州的教育状况大同小异。德国法律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小孩都要进入小学学习，各阶段教育均为免费。只有柏林州的小学学制为6年，其余各州均为4年。4年小学过后，经过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过滤阶段”，德国学生方可进入所谓的“分流的中学阶段”。也就是说，德国小学生在毕业后就要面临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有初级中学（包括五年级至九年级）、实科中学（五年级至十年级）、文理中学（五年级至十三年级）或综合学校（包括上述几类学校）4个选项。

德国教育行政管理的主权在各州，州一级的教育行政管理系统通常分为三级，即州教育局、市教育局和区教育局。德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学校管理工作充分的自主权。每隔5—6年，教育督导部门对学校督查一次，督查内容包括听课以及对教师、家长、学生的访谈等。督导部门给规定的每个项目打分，如教学时间的有效利用、教师之间的合作、课堂学习氛围、学生自律性、学生之间的合作等，最后按A、B、C、D四档给学校作出综合评价。如果学校在督查中不合格，城区督导就会年年到学校督查，合格学校则不用每年接受督查。这样的管理模式既给了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又充分调动了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德国实行公开招聘校长的制度，有志于担任校长的老师要参加相应的培训。培训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对有志于成为校长的教师的定位阶段。参加这一阶段培训的教师，要有一定的教学管理工作经验，主要通过角色扮演、模拟考试、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培训。第二个阶段，准校长要接受为期三周的校长培训。第三阶段，着重针对校长日常工作所遇到的一些难点和关键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案例讨论等。

德国学生按学区就近入学，学生如想到学区外小学就读，需提前提交申请。原则上学校对学区内学生都要接纳，对于犯了错的学生，如果学校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不奏效，可建议该生转换班级或转学。学校有权开除学生，但开除学生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德国对天才儿童的培养有一系列的科学跟踪和辅导，和美国提倡的精英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处。为了促进学生个体充分发展，各州、市通过立法出台政策予以保障。天才学生在柏林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政府给予学校补助资金。天才学生坐车到较远的学校上学也会得到政府的交通补贴。一些有艺术、体育、科学等方面兴趣且天赋较高的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兴趣班、大学、工厂等社会有关机构接受学习指导。在柏林的居民区，你会看到向学生免费开放的标准足球场；社会上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画廊、歌剧院等，也是向学生免费开放的。这些可供学生选择的学习场所，大大促进了这部分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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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启示

德国小学教育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德国在关注均衡教育的同时，也对天才学生进行系统的追踪和辅导。“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們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德国教育对天才学生的追踪和辅导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在关注均衡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对天才学生给予特别的辅导，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出台一些有利政策促进天才学生成长。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各学校可建立天才学生档案，并因材施教，为中国培养杰出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让优秀人才加盟到教师队伍之中，让所有教师感受到职业的使命、尊严与幸福，是德国乃至世界教师队伍建设的追求。然而，我国的师范教育普遍落后，师范生素质较差，教师准入门槛较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改变社会对教育者的评价，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动力系统；搭建各种平台，形成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保障体系；探索评价机制，构建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显示系统。只有让教师从神坛上走下来，使教师感到幸福，教师才能真正潜心于研究，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发展之路。

第三，淡化升学考试，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在德国，不存在所谓的“中考热”“高考热”“学历热”。德国人最看重的“工作的资格”，绝大多数是靠职业教育来实现的。家长都乐意让子女上职校学习，上职校是德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职校生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在国内，家长和社会大环境对孩子寄望过高，这很不利于孩子成长，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多种途径辅导、宣传，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为孩子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四，从点点滴滴做起，努力建设校园文明。德国的学校一般只是一栋或几栋三层左右高的楼房，很少有室外活动场地，但其校园却让人心旷神怡。地面上没有垃圾，墙上和课桌上也没有涂鸦，学生见了客人都鞠躬问好，在上下楼梯时都让道右行。有一次，我们在一所学校听三年级的数学课，教师要用投影机，马上就有几个学生站起来，有帮着放下幕布的，有帮着接通投影机电源的，有关上教室电灯的。在小学科学课上，学生自己搬运实验器材，井井有条；上完课，学生会自觉地把桌面上的实验器材摆放整齐。就是在这些细节中，我们感受到了德国人的一丝不苟，感受到了他们良好的素养。

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通过考察德国教育，笔者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回校之后，笔者将德国教育重视细节的理念渗透到学校管理中，在学校实施了“美的教育”，赋予校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丰富的生命力，以此来提升学校办学品质。

（责编 秦越霞）

台湾地区医院建筑考察回望 篇4

近期, 我刊组织了大陆设计师和医院管理者赴台湾地区考察医疗建筑的活动, 参观团一行与台湾林口长庚纪念医院、双连社会福利院、童综合医院、义大医院等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接触, 从而对台湾地区医院建筑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考察团中的专家对台湾医院的第一印象是这样评价的——建筑外形朴素平实, 不事雕琢, 但建筑内部细节设计中彰显出对患者的尊重和关怀。本次活动不仅对台湾地区医疗行业建筑规划、设计及管理进行了专项考察, 还对老年医院、养老院的建设理念、规划设计与整体布局进行了深入了解, 本期策划特意刊出他们的考察随笔, 以期与读者共享。

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考察报告 篇5

李成智

在台湾考察期间，对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重点考察了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通识教育，并与负责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和领导进行了座谈。这两所大学在台湾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且排名在前10位。两所大学都属综合性大学，交通大学专业侧重于工程技术，中山大学专业侧重于文理。现将了解的情况与掌握的有关资料汇集如下。

一、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的缘起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亦称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它是中小学基础教育之上区别于（或相对于）“专业教育”的一个概念。它最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提出的。它是传统的“自由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由于产生了大学中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并行发展。与专业教育主要关注学生某种专业知识的传授及其职业能力的训练的宗旨不同，通识教育注重更广泛、更深入的有关人文、社会和自然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其对学生人格的教化作用。通识教育目的在于训练学生进行有效思维，提高学生表达思想、判断和鉴别价值等方面的能力，并以此使学生的感情和理智都得到发展，从而有助于造就自由人。通识教育对完善学生的智能结构、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加强他们的创造性和适应性、促进他们的和谐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应当指出的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都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服务的，二者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决不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通识教育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美国近代以来就在大学阶实施通识教育。通常，美国大学一、二年级开展的是通识教育。1978年，哈佛大学公布的公共基础课方案，规定大学生在一年级学习文学和艺术、历史、社会和哲学分析、外语和文化、数学和科学五个学术领域的课程；二年级用来学习其它领域的选修课。高等学校三、四年级才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不过，美国大学研究生比例较大，专业教育在研究生阶段完成。战后日本受美国影响较大，其通识教育也是在大学阶段实施。

随着科学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知识总量快速增加，大学趋向于实行文、理、工相互渗透及课程综合化。另外，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加强人文道德教育的呼声日高。因此，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大学阶段也开始加强通识教育。例如，法国有人主张，将原来在大学第一阶段按专业分别开设专业基础课的作法，改变为第一阶段不分专业，每个学生统一学习四个方面的课程：态度、人格和方法论方面训练；数理化等学科的基本知识；经济和人文科学；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外语能力。

台湾的大学大体延续了1949年以前在大陆时期各大学的办学传统。但由于当时的“大学重建”和“迁址”实际上是新建大学，学校规模不可能与大陆的大学同日而语，因此台湾的大学规模大都很小，系科也不齐全。甚至有的很著名的大学在“恢复”初期，只有一个学科。因此，大学的专业教育特色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在台湾经济大发展时期，高科技、电子行业获得迅速发展。科技与经济的需要，使专科性学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于台湾各地。这些学校大都以某一应用很强的学科为根本。台湾大学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重专业、重应用的特点和办学思想。正如台湾教育专业所指出的：“台湾高等教育随着成长导向的发展轨迹，已产生了’大学变小，学院变细，专校变窄’的困境，这些困境包括：

一、高教工具化：配合台湾的政治与经济发展；

二、高教世俗化：被外界的不良社会风气所带领；

三、高教职业化：视高校为职业训练所。也因此培养出一批批的单视野的受教者，包括考试人、生物人、有钱的穷人、文明的野蛮人、破碎的人、有iq没有eq人及识字的文盲等。”在谈到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时，叶启政指出：当前台湾的大学教育，可用“科技专业化”和“功利实用化”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其本质意义即是教育的“工具化”。这种工具化的倾向不把人当人看，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他进而指出，“任何的教育，包含专业教育，都是人文教育。因此专业教育是具有人文涵义的专业教育，而不是纯专业。今天的大学就必须要在专业与人文（应该讲通识）之间找一个妥协点及平衡点。”台湾中华通识教育协会理事长黄俊杰认为：近年来有关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的理由有三：一是促进人文学术与科学的交流；二是加速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三是促使教育从割裂走向整合。办大学必须具有多元化的教育观和人文主义教育观。

台湾成功大学校长翁政义指出：“在讲究专业训练的今天，通才教育往往被忽略，甚至被排挤而沦为点缀。事实上，通才教育亦即博雅教育，我国古代的六艺及八大纲目，即含有通才教育。而西方大学教育传统上的精华就在博雅教育。”翁政义在担任九年的系主任期间，当时其所思所为全在如何增进学生的专业素养，直到借调台湾机械公司担任董事长用人的时候才理解到光有专业技术是不够的，人际关系、人文思维、法律知识、管理观念等，都是一个高级干部所应具备的素养。在返校担任教务长的工作后，他便努力去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内涵与思考方式，更坚定了他对“一个大学生应该同时拥有专精知识与处世智能”两个知识层面。他还指出：“大学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广博的知识领域与开放的学习空间。在专业学习之外，提供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史哲艺术等多元的学习管道，以拓展学生的学习领域，进而引导学生融合知识产生智能，才能培养出一个具有人文思维、远大思想、能妥善运用知识并且有追求幸福人生能力的’通才’”。

正在是教育家的极力倡导和一些大学的率先尝试的情况下，台湾教育当局便于1984年4月5日发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指出：“当前大学教育由于分科过早，学生缺乏本门以外的知识与研究方法，所以大学毕业生不免目光局限一隅，无法全面观照现代知识的发展。”设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目的，“不在于灌输各学科庞杂、琐碎的知识，而在于让学生通过这些课程，了解自身与社会环境、自身与自然世界等，相互之间的种种关联，使学生生活于现代社会而善知何以自处。”“实施要点”要求各大学在“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哲学”、“数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等七大领域内，开设各种选修科目。至此，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进入了制度化阶段。

二、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理念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通识教育并非只是为了给学生传授一些专业外的知识。通识教育也不是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它希望在专业与人文之间找寻平衡点之外，通识教育的目的或精神乃是让人用一个精神或主线去了解自己及时代，而不是让一个人懂得许多，如同百科全书般。更重要的是“一个理想的大学必然是一个战国状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多元状态。”而“大学只顶多设计一套课程，包含在既有的知识传统或者整个世界的一种认知的分类体系底下只规划应该包含几个范围。……至于用什么立场来论述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法律现象及文化现象，应该要保持多元。否则的话，通识教育虽号称是人文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暴虐，会变成宣扬某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教化形式。”

台湾教育部部长杨朝祥在“迈向二十一世纪大学的通识教育”一文中指出：台湾教育的宗旨为“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各级教育中都应以此为基本目标。大学虽以研究高深专门学问为主，但其学术的发展却须以教育为内涵，如果大学的师生不具备或尚未发展完成教育的基本目标及条件，即使能有高深学术研究的能力，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社会与个人的差距及遗憾。因此，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绝不能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理由，就可以忽略基本教育的要求。他认为，通识教育的价值，不只是对学生而言，对于教授通识教育及专业科目的老师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识教育的基本精神在于通而不是偏。任何学问发展到某一顶点时，都会遇到瓶颈，而解决此一瓶颈的关键科目，便须求助于其它的学问，这种本科与他科的相遇之理解及能力，常是帮助个人进步的动力。实验性学科的发展一日千里，昨日的专业是今日的通识；今日的专业又将是明日的通识，人类的文明也常由此而奠基、发展，因此所谓的专业及通识，都是互相循环及相互依赖的。他强调指出：“通识教育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人类学术发展的普遍基础上，它涵盖了整个人类奋斗的精神及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通识教育对大学而言，并不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一群人的组合体，而是人类整体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杨朝祥要求台湾各大学所有通识教育工作者务必：

一、重视教育的精神；

二、重视教育的对象；

三、重视教育的过程及整体性。期望台湾的通识教育能够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承担拓深、拓宽同学们未来的人生领域，使其在健康、完整的人文主义精神下，发展出人类高尚品质的文明。

依据教育家的见解，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思想可归纳为如下观点：

一、迈入现代社会之后，知识分工日趋细密，也就愈趋割裂而失去其整体观照，其中尤以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两大领域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因此，通识教育应重视各个知识领域的整合与会通。

二、知识间的整合会通不是百科全书式的博杂，而是要能贯通。而贯通的原则，应以人文主义的精神为核心。换言之，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会通，基本上是站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

三、制度结构上应赋予大学、学系更多的自主权，师资与课程应多元化；知识的传授尤应注意多元化思维环境的建立，以免教育成为教化的工具。

四、依据上面的观点，教育应以人为主体，而不应将人工具化，因此教育也不当是国家社会为达成其需求的工具。

五、通识教育的目的还在于使学生能懂得生活、了解生活，并能生活于现代社会而善知何以自处。

按黄俊杰的话讲：通识教育是“建立人的主体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并与人所生存的人文及自然环境建立互为主体性关系”的教育，人本身是教育的主体，通识教育即是要唤醒受教者主体的教育。其次，要唤醒“受教育者之主体”，此主体性的建立是在“互为主体”的脉络中完成的。

基于不同的认识与实践，台湾大学的通识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酝酿期（１９５０－１９８１）、发展期（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弘扬期（１９９４－１９９９。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对台湾教育的反思和个别学校的局部尝试；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教育家的倡导和台湾教育当局的推动。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指令性计划”特点。由于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不同，加之有教育当局规定必修课的限制，通识教育所能发挥的空间并不大，使通识教育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通识教育协会带动了台湾的通识教改运动，并在反思中逐步形成了以下思想：

一、回归大学精神的“趋向整合为一”，培养全人与公民：先成为人，再成为男人女人，后成为士农工商；

二、专业教育为垂直教育，通识教育为平行教育，两者相辅相成的“菱形”就是高校应提供的“最大公约识”；

三、通识教育应以科际整合课程来扩大受教者的“人生宽度”，主张“先博再精”与“先通再专”，因此以通识教育来延长过早的“专业套牢”；

四、一技之长已经变短，通识教育应提供受教者“可转寰空间”与“可转移性技能”；

五、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企图在短短数年内授尽天下一切知识注定要失败，钓鱼给受教者吃，不如教他们钓鱼，强调沟通与表达、批判性思考、理所不然等多元智能，而得以终生学习；

六、“僵师”太多，无法成为受教育者的典范，未来老师的“自我博物馆化”或“通识化”成效将决定台湾高等教育的成败；

七、技职高等教育体系应藉通识教育化技术为艺术，否则将产生了“匠人”大专院校；

八、通识教育应转“学答”至“学问”，因此以传授知识为辅，而改以智识、见识与洞识为主；

九、由毕业生的期望人格特质(例如团队精神、创意、幽默等)出发来规划通识课程。在这一阶段的几年实践中，评价结果显示了以下特点：

一、私立大专院校有较强的进取心，公立大学仍有包袱，施展不开，师范学院的通识规模不够，推动有瓶颈；

二、通识教育多元化的结果已呈现，例如组织由组、科、部、中心到院及委员会；通识学分由8至36

(按本科四年128学分制，最高者可达28%)；通识课程分类由学术分类到校风分类(中原大学的天人物我类等)；开课内容五花八门，由全校必修核心通识(主菜)到通识学程(套餐)、通识选修(自助餐)；

三、校园通识教育氛围的营造开始受到重视。

目前，台湾教育界已达到这样的共识：教育应当是全人教育，全人花朵＝专业花蕊＋通识花瓣。依据“最小法则”，供应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整个系统的成长，通识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稀有元素”，可以作为一所大专院校“自创品牌”的机会。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冲击下，高教系统更应坚守“象牙塔”的角色，与社会保持距离以便由塔的较高格局来“守望”社会，进而“吐出象牙”来带动社会进步。高等学校使受教育者成为全人化的人生资本才是高校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应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使受教育者“大大的学”，另一方面也使大学本身符合“大学可以言大”的气魄与格局。

一、培养学生基本的能力，使学生具有基本沟通、思考、批判的能力，以及进一步研究学问所需的各种基本能力。

二、培养学生各种主要知识领域的认识与了解。

三、培养学生对自身的了解，启发人文素养，提高个人的生活品质，并对人生意义及价值有完整的概念。

四、对社会的关怀，使学生成为积极参与并解决社会问题的现代公民。

五、培养具有世界观的公民，不仅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社会，更要对其他文化包容和探索，并了解自身与他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

六、让学生对人类过去历史、文明的了解，并进而鉴往知来，为未来21世纪预做准备，学习各种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七、强调对伦理与道德的思考，使之面临道德问题时，能作敏锐的判断与正确的选择。

三

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

目前，台湾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实体性的通识教育机构。一些大学设有通识教育委员会，负责研讨通识教育的理念、审定通识教育规划。委员会主任往往是大学高层领导，委员则是各院系的院长主任。具体负责通识教育的部门有的是独立的院系级单位，有的是隶属于教务处下的单位。名称各不相同，大多称通识教育中心，也有称通识教育学院、共同科等。有的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只是一个管理部门，人数较少，只负责制定教学计划和管理通识教育环节，教师则全部来自其他院系。有的通识教育中心规模很大，有很多专任教师。例如，交通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心有44位专任教师。当然，这些大学的通识教育也需要聘请其他院系的教师授课。阳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专任教师26位，兼任教师达35位。通常，通识教育中心的主任都是资深教授或其他院系的主任院长兼任。

例如，台湾成功大学设有通识教育委员会，其主任是校长聘任。委员会是研究与规划全校通识教育发展的决策单位。教务长为召集人，各学院院长及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为当然委员。另由校长聘请教授若干人为委员，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决定的重大事宜包括：通识教育发展方向与政策研究；通识教育重大计划审议；通识教育中心组织及设置办法修订审查；通识教育课程规划复审。

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大致以选修通识教育课程、参加通识教育讲座、参与通识教育讨论、参加通识教育活动为主。由于选课人数通常较多，给举办活动和讨论带来很大困难。于是，通识课程教师往往根据课程的特点，限定选课人数，以便在课堂中开展讨论。所以，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听课和讲座。

在现代信息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之际，台湾教育当局为推进通识教育，使学生有机会聆听名家的思想和心声，特别通过网络举办“国家通识教育讲座”。2000年，“国家通识教育讲座”共计有15次。举办该讲座的目的是：“为使同学有更大格局、更高眼光、更宽胸怀之认识，以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及生活品质，因应社会多元化之发展趋势，经教育部补助由成功大学主办，邀集国内外杰出人士畅谈身为现代人所应关心的问题，并透过国内远距教学系统供全国校院收播、开课。”

“国家通识教育讲座”聘请国内外知名权威人，以专题讲座方式配合远距教学，采取延时收播或联机收播方式上课。每一场次有一位主持人、二位与谈人及一位讲座。各校以主播一场为原则，其余场次可以同步或异步方式收播。在讲座现场，安排上课学生参加，由主持人、讲座、与谈人主导授课，学生可以现场参与提问和讨论、发言彼此互动，学校可指派相关教师、助教或助理协助，每场次三小时的讲座视同正常上课，各校均需依上课规定及注意事项聆听，规划为授予学分的学校要求学生撰写心得报告或作业，评定成绩。

收播学校可采取同步或异步收播方式。各校依各场次主播时间安排学生于指定远距教学收播教室，透过数字通信网路与讲座现场同步上课，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与讲座现场联机互动。收播学校也安排教师或助教在上课时间内掌握教室内学生听课状况及维持教室秩序。异步方式为收播学校不同时联机讲座现场同步上课，而采用录音录像或从网上下载讲座资料，安排学生于适当时间到视听教室上课。学校安排相关教师协助学生听讲。台湾所有大专院校、在学学生或社区大学、地方有线电视台之全民终身学习意愿者都可参加这类讲座。

200015场讲座报告人为：

王永庆

台塑企业董事长；

李远哲

中央研究院院长

田长霖

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大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

吴

京

中央研究院院士；

殷

琪

大陆工程总经理

许倬云

中央研究院院士；

殷允梵

天下杂志发行人

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陈定信

中央研究院院士

张忠谋

台湾积体电路公司董事长；

杨国枢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圣严大师

法鼓山开创法师；

比尔·盖茨

微软公司总裁

约翰·钱伯斯

cisco总裁。

各大学的通识教育讲座开设方法不尽可同。有的每学期开出15次左右涉及领域非常宽泛的讲座，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其中的6次，然后就感兴趣的问题写一篇讲座心得。经教师评定合格即可获得学分。有的就某一领域开出若干次讲座，要求学生参加其中的部分或全部讲座，同样以写学习报告的形式取得成绩。另有的大学设一门综合性的课程，这门课程包括了不同领域的10次专题讲座，要求学生参加全部各次讲座。本报告附录一、二分别附上台湾中山大学的两个系列讲座和台湾大学的通识讲座的有关内容。东海大学的通识课程除通识讲座外，课程分成三个领域：人文与艺术领域、社会与历史领域、自然科学领域，要求每个领域至少选修四个学分。阳明大学通识课程分成国文通识课程、外文通识课程、哲学通识破课程、艺术通识课程、其他通识课程五类。要求至少选修8学分，其中哲学和艺术分别必须选够2学分。东吴大学按培养要求分成四个领域，分别是人文素养、社会关怀、自然与人、生活知能。交通大学将通识课程分成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静宜大学则根据大学的特点，将通识课程分成宗教与价值哲学、文学与精致文化、史学与社会科学、生态与文明四个部分。有的大学则按照原来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共同科划分成七大领域：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哲学、数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

台湾各大学开设的通识课程数量十分庞大，课程开设得很细。尽管各大学的专长与特点不同，但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大都有很大的覆盖面，基本可以满足通识教育的要求。附录所示几所较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大学通识课程的设置情况。

通识课程开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范畴是人文素养。经由人文学科之课程的安排与设计，以提供整合的判断力、文学与艺术修养、宗教心灵的陶冶、理想价值判断与选择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反省与陶成。

第二大类是社会关怀。经由社会科学的认知，而成为有能力认识社会、参与社会及批判社会的社会人。不但有能力从各种制度环境的局限中获得自由，愿致力改造人类共同生活的品质，也因学会自尊互尊而与他人成为社群生活的共同体。

第三类是自然与人。由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深深影响人文世界之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因此自然科学作为通识教育的重点，在于教导学生明了自然科学与人之各面向的关系，例如对科学与文化创造、科学与整体人生的关系、科学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反省与思考，甚至面对科学研究对传统价值的挑战。第五类是科学素养。本类课程目的希望带给学生基本的科学常识，激发其对于自然生态及科学发展的兴趣及认知。所开课程包括数学、信息、健康保健、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地球科学、生态、化学、物理等有关课程。

下面是台湾一些大学通识教育的典型课程：

人文类：

史记选读、网络文学、摄影概论、唐宋词选、唐代小说选、台湾开发史、新闻学概论、音乐的经验、中国传统政治、台湾文学赏析、红楼梦欣赏、老庄荀韩选读、现代戏剧入门、多元艺文赏析、科幻作品选读、认识舞蹈艺术、中国美术赏析、西洋美术赏析、图书馆艺文赏析、英语语言发展史、二十世纪思想史、书法欣赏与习作、两岸关系变迁史、文化与历史思维、日治时期台湾小说选读、中国现代文学电影赏析、现代电影赏析、小说选：爱情、人性与文化、东西方美学比较、表演艺术赏析、陶艺制作、道家哲学、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西洋哲学名著选读、中国水墨画、音乐与生活、西洋歌剧入门、网页风格赏析、艺术与人生、文艺复兴艺术史等。

社会科学类：

政治学、法学概论、国际关系、工商情报、犯罪心理学、两性心理学、全球化解析、两性关系与沟通、国际贸易实务、人际关系与沟通、图书馆学概论、智慧财产权、民法通则、国际组织与国际政治、两岸关系研究、全球化议题、美国政治与外交、经济社会学、经济发展与环境正义、社会理论、教育心理学、生与死、认识发展、人类行为分析、历史经济学、世界宗教及其对话、自由与责任、正义与慈爱、社会学概论、个人理财、决策艺术、教育思想、批判思考、社会科学之哲学问题。

自然科学类：

信息行为、品质管理、地球奥秘、宇宙的起源、心理学概论、环境地质学、能源与社会、科学思想史、人体生化营养学、自然资源保育、近代生物科技、生命科学概论、交通安全概论、地球科学概论、爱因斯坦的宇宙、网络讯息与界面设计、宇宙、生命与生活、慢性疾病成因预防及医学网络、科学史、化学与生活、物理概论、普通天文学、达尔文革命、西洋近代科学史、时间的探索、科学的本质、数学欣赏、物理与生活。

应用科学类：

半导体与生活、科学的原理、仿生学与近代科技、工程伦理、电脑尖端科技入门、网路传媒导论、工程概论、宝石特性、认识药物、建筑之体验、信息科技与经济、从太空观地球、科技与人类之价值观、科技与管理、宇宙、学术与人生、航空科学、太空科技、芯片与你、神经网络与类神经网络、材料特性、声光电、海洋工程。

通识教育在台湾的大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一般来说，台湾大学四年的教育大致可分成共同必修课、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也有的大学将共同必修课与通识课程放在一起。大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重为：本科总学分为128学分，其中通识学分为48，专业学分为80。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比重已占到大学教育的近一半。当然，大学不同，学科特点不同，通识教育所占比重会有一些差异。但大多数大学通识课程学分都能达到大学四年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左右。

近年来，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也开始向多样化的方向探索。包括社团活动、公益性活动等对实际实际能力锻炼较大的活动。当然，这类活动的难度较大。

四、台湾大学通识教育效果

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的推动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到现在，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开始时，在通识教育的观念上存在一些偏差，大致存在通识教育无用论和通识教育万能论两种极端的观点。许多从事专业研究与教学的教师认为通识教育无用，特别是接收通识教育对学生的就业并没有很大帮助。也有很多人把解决学生专业以外问题的希望统统寄托于通识教育。似乎认为通识教育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学生口才不好、文笔不通、语文能力不强、没有现代公民意识、生活习惯不好、缺乏责任感等等，都被要求到通识教育当中来解决。实际上，本来希望淡化通识教育功利性的思想，到头来又演变成新的工具论。

通识教育的师资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台湾大学教师晋升职称比较看重学术论文和专著，而开设通识课程的教师在课程上很难写出论文和专著出来，对于职称评审不利，因此许多教师不安于通识教育事业。另外，学生希望能够听到大师或大学名流讲授的通识课程，而有的大师级人物又不屑于讲授这类普及性课程，校方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强迫他们讲授某某课程，令学生感到失望。

学生方面也表现出一些对通识教育的不理解。人们普遍把通识学分比喻成“营养学分”，意思是这类课程对于提高学生自身的真才实学并无多大帮助。有不少学生选修通识课程纯粹是挣学分。上课只是混混而已。

现代教育和科技领域，各学科间的分化确实越见严重。大家只做自己的学问，对外间一无所知，更有甚者，则对别科学问抱持轻视的态度。各专家以自己所懂的，去排斥自己不懂的其他学科，自以为一己之所长为天下至尊。香港中文大学陈永明教授曾描述过这种情况：“科学家藐视宗教，只斥之为迷信；宗教人士鄙视商科，认为他们满身铜臭；商人又看不起文学，说他们不切实际；文学界则轻视科学，视科学为工具，且祸害世界。”大家都自闭于本科中，无视其他学科的重要性。不单文科与理科师生常对对方的知识一无所知，就算在一门学科里，知识的爆炸性增长都导致了学科的分崩离析，专家被迫缩窄研究范围。以物理学为例，20世纪初只有10多个分科，到世纪末，已增为300多个专科；同样例子亦可在科学期刊的数目上见到：自1665年直至1900年，学术期刊总共只有一万种，但到现在，每年出版的科学期刊已超过一百万种了。在这种情况下，专长一个很窄的学科将得不到很大的发展。

不过，上述现象近年来正发生一些变化。交通大学等高校通识教育中心曾对毕业生进行过一些调查。从毕业生反馈的信息表明，在大学期间是否接收较多的通识教育对毕业生自的发展是不同的。可能在刚刚毕业就业时，通识教育并不起很大作用。但到了工作单位以后，通识教育对于学生的发展潜力、职位提升等都起很大作用。一些毕业生感觉到，专业教育对于从事独立性很强的本职工作有很大帮助。但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或者由专业工作转到管理工作，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作用越来越低；通识教育所培养的眼界、胸怀、责任感、沟通能力、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判断能力、决断能力在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毕业生的亲身感受和经验之谈，也使在校生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与此同时，大学和大学教师也越来越重视通识教育。一些看不起通识课程的教授也热衷于通识课程的教学工作。学校给通识教育的经费支持也逐渐增多起来。在这些变化过程中，通识教育专业和教师也在积极探索通识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希望让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通识教育各个环节当中。

五、几点感想

台湾的通识教育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特别是1994年以来的8年大发展时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台湾的通识教育与内地的素质教育有类似之处，但具体内容不尽相同。由于在理解上存在不少误区，致使素质教育的许多作法和“经验”所强调的实际上是技能的培养，这在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中尤其明显。大学素质教育的探索相对较晚，且有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原因一方面是观念上的误区，专业致上论仍然十分盛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具有相当权力的职能部门推进这项事业。结果是，几年下来素质教育演变成了人人都在喊，但没有什么行动，更没有实际效果的口号。在知识经验时代，在科技、经济、产业一体化，学科交叉与渗透日益明显，管理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的今天，在理工科大学推进素质教育大有可为。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全校各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加入通识教育平台，提高学生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素养。

2、规范和积极引导学生社团活动，鼓励学生参加有助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各类社团。

3、有学校出面，在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建立若干社会实践基地，使学生在四年时间里能够得到较充分的社会实践的锻炼。

4、鼓励和支持由学生自己组织的各类校园活动，包括演讲赛、辩论赛、创业大赛以及各类文化、科技活动。校方只是引导和支持，不直接组织。

当代台湾电影研究现状考察报告 篇6

一、台湾电影史:从台湾到大陆

电影史一直占据电影研究重要位置。台湾电影已有百年历史, 期间它经历了政权的迭变和社会的震荡, 电影发展充满坎坷。

中日甲午海战后, 日本占领台湾, 为加强殖民统治, 加速台湾的日本化, 从1900年电影踏上台湾领土始日本就一直策划着把电影当作殖民者愚弄殖民地百姓的宣传工具。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一开始就烙上了殖民统治的印记。光复后台湾虽拍摄了几部影片但主要是国民党接收台湾的新闻片和介绍台湾历史风貌的纪录片, 这种局面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入驻台湾开始它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后才加以改变。当时随国民党一起从大陆撤退回来的部分电影人入台并带去一些摄影器材, 他们在政局稳定后着手电影创作, 从此台湾进入到真正意义的台湾电影时代。

现有的大部分台湾电影史研究往往以1949年为起点, 这既是对一个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确认, 也出于诸多现实的限制———光复前电影资料的匮乏和台湾电影自身发展的思考。此前的台湾电影几乎没有任何电影主体性, 无所谓形成自己的电影风格。打破僵局的是台湾学者吕诉上的《台湾电影戏剧史》 (银华出版社, 1959) , 他把台湾电影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三十年, 还原了日据时期台湾电影的历史面貌, 梳理了日本侵略者利用电影作为思想宰制工具以及台湾人在艰难条件下动手拍摄电影等早期台湾电影史实, 书中提到的光复前的历史资料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随着研究深入, 有学者发现了吕著中日据时期台湾电影史的资料来源并订正了他著作中不少史料的错误之处。[1]

杜云之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出版了三卷本《中国电影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 ———后又以《中华民国电影史》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1988) 重版。杜云之考察了民国成立前后一直到七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实, 内容涉及中国早期至1949年前的内地电影、抗战胜利后的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杜云之以中华民国的立场撰写电影史, 在体例上不难见到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逻辑思考。然而他把内地、香港、台湾放在同一平面考量无形中为后来的“华语电影”提供启示, 在宏观层面审视两岸三地电影不同背景下的命运发展, 剖析它们内在的联结与差异的呈现。在台湾电影研究上, 杜云之浓墨书写20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健康写实主义路线, 归纳了一些较出色的导演风格并对部分影片给予较高评价。

早期台湾电影史重在资料搜集整理, 侧重电影发展史的描述。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 对电影认识加深, 电影史不仅是电影发展的历史, 也包括电影生产、电影发行、电影技术、电影教育、电影理论等方面的历史。这时期出现不少电影传播史、电影理论史、电影技术史、电影文化史等著作。在此背景下, 黄仁、王唯主编的2卷本《台湾电影百年史话》 (台湾视觉印象广告出版, 2004) 问世。在内容丰赡、资料详备上目前为止尚无其它的台湾电影史能出其右。书中不仅记述了台湾日据时期始 (1899) 到2000年一百多年台湾电影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 还以十年为单位罗列了台湾电影大事, 包含不同年代台湾电影片单、畅销电影排行榜、重要电影人物、金马奖获奖影片等。另外它还收录了一些重要宣言和电影政策条文, 如1987年的“台湾电影宣言”全文。更重要的是, 基于对电影史的重新认识, 该书还纪录了台湾影戏院、电影票房、电影基金会、电影教育等影响电影运行的外围事件, 为台湾电影后续不同方面的研究保留了珍贵资料。此外它还评介了台湾的动画电影和纪录电影。台湾电影衰落后纪录电影却异军突起, 屡获国际纪录电影大奖, 然而对纪录电影研究台湾学术界却持一贯的低调、沉默。此书打破了纪录电影研究的沉寂, 给予纪录片应有的地位。

两岸紧张关系松动后内地开始了台湾电影研究, 陈飞宝的《台湾电影史话》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在吕诉上著作的基础上梳理了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到1985年台湾电影的风格演变。2008年, 随着台湾电影的发展和更多资料的积累, 作者对此书重新修订, 新版增添了20世纪八十年代后台湾电影的不少史实, 如台湾新新电影浪潮和李安、张作骥、林正盛等一批新生代电影群体、台湾电影与大陆合资拍片等内容。作为内地第一本台湾电影史, 作者力克艰辛, 前后整整28年磨成此剑。此书线索清晰、框架合理、资料翔实, 成为台湾电影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作者以不同历史时期为分野对台湾的各种电影形态如台语片、武打片、琼瑶文艺爱情片、健康写实主义、新电影等做了描述, 同时结合影业公司的创建改制、电影政策的前后变化、政治环境的转变等这些影响电影工业的时代背景揭示台湾电影演绎的逻辑规律, “以编年史分期方式撰述, 将台湾电影放在台湾政治经济的框架下进行探讨, 将台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电影编缀起来, 形成一种线性的脉络联系, 梳理台湾电影美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同时, 从台湾电影自身发展规律进行论述。”[2]

宋子文的《台湾电影三十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和孙慰川《当代台湾电影 (1949-2007)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也涉及了台湾电影史内容。前者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琼瑶爱情文艺电影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的台湾电影创作,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突出了新电影和新新电影的介绍, 从所选择的影片看作者较为注重具有文艺倾向的艺术电影, 对娱乐商业电影如朱延平的喜剧电影、姚凤磐的恐怖片较为漠视, 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新电影的文艺精神在大陆也影响甚深。孙慰川的著作并非严格意义的台湾电影史, 此书按历史脉络与电影题材大致勾勒了台湾电影史之外还对台湾电影的美学嬗变、叙事主题、影音风格做了论述, 并对台湾较出色的导演如李行、白景瑞、胡金铨等加以评价, 对台湾一些新锐导演林正盛、张作骥、易智言也作了扫描。总体上看作者较注意运用经典电影理论论述台湾电影的审美倾向和电影主题。

大陆的台湾电影研究到目前为止只有上述三本专著, 可见内地对台湾电影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还有许多研究空间有待挖掘。

二、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

罗伯特·C·艾伦认为电影是多面性的产物, 它除了和艺术形式、经济机构、文化产品、技术系统密切相关外还和其它因素相互交叉, 因而电影史写作不仅仅是电影单方面研究, 而是“意味着具体说明电影各方面 (经济的、美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的) 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与其它系统 (政治、国家经济、其它大众传播媒介、其它艺术形式) 之间的关系。”[3]受此启发,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台湾电影史从侧重电影文本研读转向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框架下研究它们与电影的相互关系, 开启了台湾电影史新的研究路径。李天铎的《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率先运用此研究方法。作者把电影形态变化归结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及经济结构等因素, 把台湾政局、社会思潮、经济、大众的消费心理、民族意识和电影工业、电影类型的论述糅合于一体, 探讨“电影在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三个相对自主领域交织缠结的网络中的发展形貌, ”“使读者洞悉台湾电影百年来的历史发展, 以及随着不同年代的转变, 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情境与历史意义。同时, 也得以站在宏观的角度, 审视整个台湾电影与社会框架之间的互动影响, 而得到完整性、脉络性的解读模式。”[4]此书虽遵循编年史方式叙述, 但并不强调历史纵深意义, 相反侧重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探讨台湾电影所面临的困惑、扭曲和抗争, 较为重视台湾的殖民历史、光复后的纷乱政局、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以及威权体制崩溃、国族顿挫与苍白局势、国家文艺政策、党国的总体意识形态以及财富积累后电影经济基础结构的转变等社会历史背景, 分析这些外缘因素对台湾电影的干预影响。

刘现成的《台湾电影、社会与国家》 (扬智文化, 1997) 也运用类似策略, 不过他重点只针对20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电影和文艺政策、意识形态、检查制度等相互关系展开阐述, 讨论国家机器如何介入台湾的电影工业发展, 论述的时间跨度略显狭小。然而他注意到了电影税赋、国家教育制度与电影公会对电影的影响, 拓宽了研究视角范围, 而且作者通过大量的数据与图表分析问题, 具有较强说服力。

当把政治、经济、社会作为电影整个系统密不可分的一环论述时, 重心有可能因过于注重电影的外围系统而忽略对电影形貌的细致描述, 缺乏用更详尽的材料彩绘电影的类型、美学、风格特征等展示电影作为艺术品本就有的摇曳多姿的枝叶细节。如何平衡好这两者关系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智力难题, 卢非易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历经五年资料搜集, 爬梳剔抉, 作者于1998年出版《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 (1949-1994) 》, 此书是台湾电影研究全面、深度的总结, 对陈飞宝新版《台湾电影史话》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在方法上卢非易同样把电影的演变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 在宏观背景下审视电影美学变化的发展脉络, 对此作者引用Monacor的话说“经济因素决定了电影的下层结构, 决定电影依此发展的基础, 以及可能繁衍出的潜力;而政治则决定了电影的整体结构。电影一方面反映出人类的通则经验, 显示其社会政治的一面;另一方面, 也联系了个人经验, 显示出心理政治的一面。在这样的环节背景下, 美学反展也必然依附当时的经济与政治条件, 衍生出不同的美学理论与样貌。”[5]虽然与李天铎相似在社会历史与政治动荡下观察台湾电影, 但卢非易对台湾电影美学的关注使他在论述电影背后的生产条件、工具与生产关系时始终把重心放置在电影美学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层面, 从电影形态的转变解释台湾电影中重要类型的美学技巧、意义, 以及其反映社会情绪的状况, 这一点使他与李天铎、刘现成有所区分。虽然作者没有集中篇幅评价单一导演与个别影片 (在此方面他和陈飞宝也有所不同) , 但台湾电影中重要的类型如台语片、爱情文艺电影、武侠电影、爱国政宣电影、新电影的艺术特色和美学表征等他都给予了概括性论述, 同时对这些电影形态的典型导演和代表性作品也予以提纲契领的评价, 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传播与文化批评等理论以简洁的语言精辟地提炼出纷繁电影表相后面的实质, 把台湾电影的研究整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体例架构上, 作者采用编年史方式以五年为一期作为刻画标准, 这使它不同于以特定影片发展为分期, 也不同于特定历史时期发展为分期, 也不同于多种标准并置的分期方法, 采用这种固定的五年为一节点虽然略显刻板, 但正如作者所说只因“综论因素较多, 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电影变迁……等等不同面向, 仅依其中单一因素分期, 恐顾此失彼, ”[6]从作者设计架构的初衷上亦可见此书内容的驳杂和视野的开阔。

此外, 作者经过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归纳, 对台湾电影的票房、电影产量、电影院家数、电影公司数目、进出口影片的数量、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篇数进行数据统计和图表示意, 用翔实统计数据对台湾电影中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新电影是否‘玩完’了国片”等做出合理研判。

电影产业研究在台湾一直不被重视,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台湾电影日趋低迷, 此类研究渐趋增多。李天铎《光影幻像与江汉奇迹:韩国电影产业发展对台湾电影的启示》 (《当代电影》2008年第6期) 、梁良《九十年代台湾电影的政策》 (《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 、焦雄屏《产业架构与中低成本电影》 (《电影艺术》2006年第6期) 、曾西霸《由台湾60年代电影反观当今的有关问题》 (《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齐隆壬《2005～2008台湾电影与新新导演显像》 (《电影艺术》2009年第3期) 等论文从台湾的国片制作辅导金制度、外片开放政策、台湾影片的观众定位、制片的资金成本高低、电影市场行销、产业结构链与市场集中度等方面对台湾电影的工业体系与产业规划做了集中探讨。

三、作者/导演研究:人物传、论文集

台湾电影史上出现过不少优秀的导演, 如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李行、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等。这些导演在台湾不同的电影形态中举足轻重, 他们的个体风格典型地代表了他所在的电影形态特点, 因此导演研究也多集中于他们身上, 研究成果有论文集、人物传、访谈录等多种形式。

台湾电影的作者研究在20世纪八十年代侧重于导演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方法, 大多采用感官印象的批评方法。如李幼新编的论文集《港台六大导演》 (台北自立晚报社, 1986) 对宋存寿、杨德昌、侯孝贤的研究论文就大体以谈论观影的直观感受、批评为主, 即使对当时重要导演李翰祥, 也是围绕影片摄制的台前幕后与作品思想展开讨论, 对他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蕴着墨不多。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借助西方现代电影理论, 台湾电影导演研究取得较大提升。一是出现了针对某一导演的人物评传或专论集, 二是研究方法上不再局限于艺术和主题分析, 而是吸收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用跨学科方法阐述导演的电影成就。比如人物传上, 李翰祥对台湾电影的贡献有目共睹, 焦雄屏出版了《李翰祥:台湾电影产业的开拓先锋》一书 (台北跃升文化, 2007) 。此书回顾了李翰祥与邵氏决裂出走香港、在台筚路蓝缕创办国联片厂以及片厂最终陨落等事件, 对李翰祥对台湾电影的贡献、历史意义做了盖棺定论, 从“文人般思古之幽情”、“金碧辉煌的中国幻想”、“民间色彩和离乱意识”、“摄影机美学及蒙太奇气氛”等方面概括了李翰祥电影艺术的美学风格。书中对李翰祥在台的8年活动历程和国联崛起衰落的前因后果做了详尽披露, 结合作者的另一著作《改变历史的五年:国联电影研究》 (万象图书公司, 1993) 对台湾早期的这段电影历史可以有更全面认识。此外, 张靓蓓编著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揭秘了李安从影的心路历程和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趣事。

在导演专论集上, 有梁秉钧编著的《胡金铨的艺术世界》和黄建业等著的《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前者收入了港台和海外学者对胡金铨评价研究的9篇论文, 揭示了胡金铨的中原文化特征和他受20世纪六十年代港台文化场域影响的事实, 论者们分析了他影片武学与美学揉合的影像特质。后者以杨德昌导的8部电影为核心逐一评议, 同时附录了杨德昌导演每部影片的访谈, 访谈有助于读者了解导演的创作动机、影片意蕴、创作心得与遗憾。文章与访谈相互交映, 彰显了作为儒者的杨德昌把他对处于后殖民时代的台湾历史记忆、都市异质文化的困惑、痛楚转化在他电影的叙事结构与空间表述体系之中的高超艺术才能。

作为见证台湾电影崛起和没落的关键人物李行, 和同时代的李翰祥、胡金铨一样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外省人, 在他们身上共同体现出这一代人思想深处无法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情感, 在艺术表达上他们在既坚持中原文化之根时也立足台湾现实, 拍摄出具有中华文化精神与台湾本土特色相融合的影片。2008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华语电影的跋涉者———李行导演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就试图勾勒李行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他人道主义的仁者爱人的精神肖像。

林文淇等编的《戏恋人生:侯孝贤电影研究》也是一部有理论深度的导演专论集。此论文集突出分析侯孝贤的写实风格与电影叙事, 探讨他影片中的历史记忆、国族认同、景色诗学、社会文化意涵等问题。比如林文淇就熟练运用西方策略 (意识形态、后殖民、精神分析) 对《霸王别姬》与《戏梦人生》作对比研究, 认为两者虽然同是由戏曲来演绎历史人生但本质并不相同。从《霸王别姬》国人对京戏的痴迷———历经社会动荡而不改中作者看到京戏其实已演变成国族文化的表征, 国人对京戏的坚守与对国族的认同是二而为一的事实, 也就是说国人对京戏喜爱的坚定不移使一个想象的中国认同逐渐变得真确可辨、清晰具体;而《戏梦人生》并没有刻意表现布袋戏的永恒价值, 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普通戏曲, 而电影在语言表现上混杂着台语、国语、日语, 叙事上采用纪录/半剧情的杂种手法, 因而它的国族认同是一种“去中心”的认同观, 而且影片的片名更可以确认侯孝贤试图“凸显历史与认同如戏般虚构的本质。”[7]林文淇的这个观点与卢非易认为《戏梦人生》“残存著一种混血 (hybridity) 的情感意识, 其认同态度也就因而犹疑 (游移) ”十分接近。[8]台湾电影国族认同在台湾复杂的政治、历史环境下显现复杂多变的现象, 即使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也会前后变更。侯孝贤的《好男好女》、《童年往事》就显示与《戏梦人生》不同的认同色彩, 在这问题上还可进一步探究。

此外, 奥利弗·阿萨亚斯 (Olivier Assayas) 的《侯孝贤》 (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 2000) 、闻天祥的《光影定格:蔡明亮的心灵场域》 (台北恒星国际文化, 2002) 分别对侯孝贤、蔡明亮两位导演做了专论。

在海外叶月瑜、达雷尔·戴维斯 (Darrell Davis) 主编的《台湾电影导演:一个宝岛》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5) 从国族、身份认同、文化漂移、意识形态等角度细读了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等人的作品。

四、台湾新电影:历史、文化、文学

台湾社会历史文化复杂, 台湾电影的成长和台湾历史经验紧密相联, 台湾一百多年的电影文本无不铭刻了台湾历史经验的烙印。新电影恰好出现在台湾社会政治钳制日渐宽松、电影检查与电影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之际, 此时电影获得较大的表达空间, 对以前台湾电影一直所禁忌的政治、历史等题材可以相对自由地通过影像传达;与此同时, 国片辅导金的介入使电影又不得不承载除了电影本体外的文化、政治功能。新电影所置的尴尬处境和它所反映的台湾社会的历史文化经验引起了台湾电影研究者的注意, 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课题, 新电影的研究成果在台湾电影研究中最为瞩目。

陈儒修的《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台湾新电影研究》通过对新电影反映的台湾人的身份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剖析试图挑开蒙盖在台湾电影中的历史文化面纱, 对新电影进行意识形态、后殖民的文化解读。虽然书名冠以“台湾新电影”, 但他并不局限于新电影短暂的电影历史而是从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开始叙述, 分析台湾电影的工业发展和电影风格的变化。整体上看虽然作者试图“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台湾电影历史变迁的过程, ”但实则并无意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描述台湾的电影历史, 而是侧重于从电影中的语言、历史、文化认同等角度切入“呈现台湾电影里的历史文化经验。”[9]正因为作者不注重台湾电影的历史发展, 该书章与章之间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脉络, 但时间或因果的必然联系并不紧密, 相反常用西方后殖民、第三世界电影理论述台湾新电影中的身份认同、历史事件、现代化经验、男女性别的时代地位转换等台湾历史文化经验。其中对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作者尤为敏感, 分别从语言、历史事件、文化等层面进行讨论。之所以特别重视身份认同,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 20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政治正确的“台湾意识”在台湾甚嚣尘上之时。从书中可见, 虽然作者承认“台湾文化的确属于大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 ”但又表示“台湾也希望被人确认有自己的文化特质。”[10]特殊历史文化经验下的台湾, 作者的矛盾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此书还涉及台湾电影的工业体制, 分析了台湾的配额制度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放映对台湾电影工业的影响。作者观察到了全球化时代日本影像文化对台湾的渗透, 但他并没深入分析台湾民众对侵略蹂躏过台湾的日本, 情感态度由恨转爱心理变化的缘由, 只是对美、日现代都市黑暗文化在台湾谁主沉浮表示疑虑;最后作者站在大中国的立场展望香港、台湾、大陆两岸三地合拍影片的可能前景, 认为面对好莱坞的步步入侵, 三方只有共同携手才是今后华语电影的唯一活路。

在这本书中, 陈儒修以一位海外学者的视野, 结合切身的台湾经验研究台湾新电影, 同时站在文化批评的立场构建起了台湾新电影研究的新框架。之后作者的另一论文集《电影帝国:另一种注视———电影文化研究》 (万象图书公司, 1995) 继续沿用此研究思路深耕, 运用福柯、拉康等西方的权力话语与镜像理论对台湾电影中的疾病、身体、历史等现象进行文化与心理分析式解读。

陈嘉蔚主编的《台湾新电影二十年:时代旧记忆图片新浪潮》收入了台湾与海外学者对新电影的最新研究成果。论者们站在当下时代立场回顾二十年前台湾发生的那场电影变革, 重新审视新电影在全球化脉络中的历史意义, 梳理台湾新电影进军国际影展的历史形成, 并在华语电影的框架下对两岸三地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启动的电影新浪潮作了对比。

由于新电影不少影片改编自小说, 小说与电影两者载体的区别必然引起研究者注意, 此论文集中闻天祥的《台湾新电影的文学因缘》就探讨电影与小说原著在改编过程中的“忠实”与“背叛”问题, 认为电影不完全忠实于原著并不反映艺术的粗劣, “‘忠实’与‘松散’只不过是电影与原著之间关系的描述, 事实证明并不能决定电影的高下优劣。”[11]此观点厘清了一直困扰于改编自文学的电影如何处理与母本的关系问题。

对新电影与文学关系做进一步研究的还有黄仪冠的博士论文《台湾女性小说与电影之互文研究》 (台湾政治大学, 2005) , 虽然作者并没有在题目里把研究边界局囿于新电影, 但从她所论述的主要几部影片《童年往事》、《尼罗河女儿》、《小毕的故事》、《少年阿辛》来看作者还是把焦点对准在新电影上。作者从乡土与青少年叙事、母性的凝视与身体规训、母性召唤的缺席与异质都会空间等方面论述了电影与小说微妙的互文关系, 把文学作品转化为影像时做出变动的原因作了细致分析, 从另一角度佐证了闻天祥的观点。

对新电影展开讨论的还有裴开瑞、卢非易合编的论文集《边缘海岛:台湾新电影及以后》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05) , 围绕西方较前沿的学术话题如女性主义、全球化、跨文化等重新研读新电影的代表作以及后起之秀蔡明亮、李安等人。

在台湾电影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电影时评。作为与学院派的理论化、书斋化不同的电影时评, 它篇幅短小, 形式多样, 常见诸报章期刊, “一方面保持了与电影创作实践或深或浅的联系, 另一方面又与大众观影行为发生联系, 通过影评和其它读者易于接近的方式影响大众的观影选择, ”[12]较受大众欢迎。尤其是新电影和新新电影, 当时台湾岛内观点不一, 双方时有唇枪之争, 此时电影时评最为繁荣。焦雄屏《台湾电影90新新浪潮》 (麦田出版社, 2002) 、《台港电影中的作者与类型》 (台北远流, 1991) , 王玮的《寻求假想线的银幕———当代台湾电影观察》 (万象图书公司, 1995) , 黄建业《人文电影的追寻》 (台北远流, 1990) 闻天祥的《摄影机与绞肉机:华语电影1990-1996》 (台北知书房, 1996) 等纪录了他们不同时期发表在各报刊上对台湾新电影、新新电影的短评文章, 对台湾新电影起到及时点评、指导的作用。

五、华语电影下的台湾电影:国族、性别、后殖民

20世纪八十年代末到20世纪九十年代, 大陆第五代电影、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电影在世界影坛引起关注, 虽然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电影各具文化特征、意识形态差异和电影工业产制结构的区别, 但三者在语言上的共性和文化深层上的联系使人们经常把它们放置在同一平台讨论。为了不同地域学者交流的方便, 不至于因意识形态造成相互间不必要的分歧纠葛, 同时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中国电影”的限制想象, “华语电影”应运而生。华语电影打破了从前以地域研究为主的思路, 把两岸三地电影看作以华语为标准的同一种类的电影。虽然在具体研究时不排除比较三者艺术文化方面的差别, 但一个大中国的华语电影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国家、地区的界限, 可以更从容自如地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电影的跨民族现象。

在华语电影框架下, 作为华语电影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台湾电影也得到了海内外学者注意。海外学者把后殖民、意识形态、民族性、精神分析等文化学、社会学、全球化理论应用到电影的多元文化、产业营销、工业体制研究, 为台湾电影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尼克·布朗等编的论文集《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1994) 较早在西方把大陆、香港、台湾电影放在同一平面论述。布朗在序言中认为这是电影研究和中国研究之间跨学科合作的一次尝试。电影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艺术形式和艺术感受的变化及其对政治力量的反抗、调位和渗透的功用。他们把电影研究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变化联系起来, 把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本看待, 力求用历史的文化的眼光解释这些变化。在台湾电影研究方面, 收入了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 ) 评论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郑树森论述侯孝贤电影的两篇论文。[13]杰姆逊从台湾新电影特色以及新电影与大陆第五代风格的分野入手指出《恐怖分子》将现代化更多地解释成都市化, 而不仅仅是西化;影片表现了艺术与人生、小说与现实等业已过时的现代派主题。接着杰姆逊从道德意识、意象、叙事连结物、空间等方面细读影片, 得出《恐怖分子》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的结论。郑树森用“涉世” (initiation) 这一文学概念解读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 认为这两部影片描述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他指出除了惯于对童年及往事作浪漫美化之外, 侯孝贤的影片中天真无瑕的乡村总是与城市作一种理想式的对抗, 因为侯孝贤历来视城市为欺诈、腐败和剥削的化身。

鲁晓鹏、叶月瑜编的《华语电影:历史书写、诗学、政治》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005) 对“华语电影”做了详细规定, 他们认为华语电影呼应了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对跨区域与跨国文化活动的想象, “华语电影”的提出对“民族电影”概念产生较大冲击。在台湾电影研究上, 达雷尔·戴维斯 (Darrell Davis) 从吴念真《多桑》的情节与语言和其与导演本人经验的联系出发, 讨论台湾的历史与后殖民性;沈晓茵由演员杨惠珊的身体与张艾嘉的《少年小渔》为例, 从女性主义角度评价一种属于台湾电影的女性书写;叶月瑜细读了《海上花》, 从中分析侯孝贤电影中的诗学与政治;鲁晓鹏以李安的《卧虎藏龙》为例探究好莱坞、台湾和香港之间多方面的跨国电影文化交流。论者们从身份认同、性别、国族、跨国性、后殖民性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角度研讨当代电影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张英进的《影像中国》站在大中国电影研究的高度, 分析大陆、香港、台湾电影中的国族建构、民俗影像、城市风景等问题, 同时对西方的中心主义给予批判, 主张电影批评应采用多向度的观影模式而不能使用单一的西方理论压制、驯服一个异己的文化语境。他从大陆电影的风俗变化入手, 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台湾新电影鲜有从民俗的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台湾电影首先是一种政治电影, 因而被排除出了民俗电影的类型。此外它也和根深蒂固的西方观念有关, 在西方看来, “台湾地区的殖民历史, 其地理政治复杂性及其多语言、多民族的人口, 从那里不能指望看到什么真实的文化。”[14]这个论述回应了书中开篇提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眼光。

除海外学者在华语电影的框架下研究台湾电影之外, 港台学者也以华语电影的立场考察当代中国电影发展。李天铎编的《当代华语电影的论述》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 1996) 、刘现成编的《拾掇散落的光影:华语电影的历史、作者与文化再现》和郑树森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都以大陆、香港、台湾电影并列的形式分别论述两岸三地电影的文化意涵和美学特征。相比而言, 大陆学者更喜欢站在“华语电影”的整体立场对三地电影进行比较, 在共同具有的中原文化特征基础上分析三地电影在具体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影响下的区别, 展现文化的混杂与多元。如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 2005) , 作者比较了两岸三地因政治分立而在电影中呈现不同的家国梦想, 认为台湾电影中以李行、胡金铨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电影中洋溢着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 这和同时期大陆电影以国为家、香港电影无国无家的心理意识形成明显区分。王海洲主编的《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则对谢晋、李行进行文化、美学、历史地位的对比分析;郭越的《华语电影美学革命与文化汇流: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8) 从大陆、香港、台湾各自的历史背景与美学出发对三地的“新电影”作了区分;钱春莲的博士论文《中国新影像:全球视野与民族认同——大陆、香港、台湾青年电影导演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 2006) 则以全球化视野从作者论角度对比研究三地青年电影导演。

台湾电影研究经过多年发展, 虽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总体还较为薄弱, 有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比如台湾电影中特有的台语片、六七十年代台湾的类型电影以及新新电影的研究非常稀少。此外台湾电影的产业研究 (反盗版、全球合作、电影制片公司重组整合、受众人群) 、性别研究也可进一层挖掘。而台湾的历史文化研究除了集中在新电影之外, 对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新新电影以及21世纪的电影都缺乏足够的文本解读, 而且随着台湾电影一直积弱不振, 新世纪后台湾电影研究也失去了吸引人的魅力, 除了一些兴奋点如2000年的《卧虎藏龙》获奥斯卡金奖以及《海角七号》在2008年热映激发一阵人们对台湾电影的好奇外, 台湾电影和台湾电影研究现都处于低谷。这一方面需要大陆、海外学者不要因热点迁移而改变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也需要台湾电影人尽快走出认知误区, 加快电影区域合作, 多拍一些不仅岛内民众能欣赏而且大陆甚至亚洲观众都能接受的影片, 提供更丰富的电影文本, 台湾电影和台湾电影研究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摘要：台湾电影研究虽然一直较为薄弱, 但经过学界多年努力还是有所发展, 不论是台湾电影史、电影导演、新电影还是华语框架下的台湾电影研究, 都取得不小的成绩。比较大陆和港台学者的台湾电影研究, 可以发现双方不同的兴趣偏好。尽管台湾电影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 然而通过梳理台湾电影研究脉络, 我们认为台湾电影研究还有不少空间有待开拓。

关键词：台湾电影史,台湾电影产业,台湾新电影,华语电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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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 篇7

1 个人生活的培养

在台湾高雄餐旅大学每位新生都需要参加劳作教育, 主要从事校园的清扫, 草坪的维护, 垃圾的清理, 门窗的擦拭等, 每天劳作教育时间为半小时, 为了使学生熟悉学校, 增加对学校的认同感, 还对同学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进行定期的调整。

在台湾, 劳作教育已成为现今教育的特色之一, 很多高校通过劳作教育来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 使其形成高效的学习作风。在劳动中, 学生们会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学会去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通过劳作教育,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诚实守信和勇于奉献的品质。劳作教育还有助于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学生持之以恒认真做事的态度, 培养学生爱学校、爱社会的公民意识,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出的毕业生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教育收效非常明显。

2 品德的培养

2.1 校歌班呼比赛

校歌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常是一个学校对内的号召和激励, 对外的形象展示和宣言, 它反映的既有办学者、教育者的理想、要求、愿望, 又有受教育者的感受、追求和成长心声。

院校有校歌比赛, 为本校新生定向辅导重点之一, 借由此比赛培养出班级之间的默契与团队精神、凝聚全班的向心力, 更也意味着餐旅业是一个需要团队合作精神的产业。

2.2 重视感恩教育

遵循古礼拜师习艺, 已成为台湾高餐大的优良传统, 开学举行“拜师感恩”仪式, 毕业时举行“谢师祝望”典礼, 透过庄严肃穆的仪式, 师生关系情同父子, 老师倾囊相授, 学生用心学习, 教学绩效显著, 感恩拜师典礼是激励师生共同努力的重要关键。发挥教育大爱, 以牺牲奉献精神教导学生, 也期勉全体新生努力学习, 不负师恩。另外在仪式上朗诵“父母颂”, 以此提醒学生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3 专业技能的培养

台湾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受美国影响较大, 课程大致分为两类: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 这些课程又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 大致比例为4:6, 学生除可以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 还可以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

3.1 通识教育

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与内地高校培养方案中的通识平台相近, 课程包含共同课程和通识课程两种, 在各校所占比重不同, 大约占全部学分的25%。共同课程多包括:国文、英文、历史和宪法四科。而通识课程主要有以下领域选择几门课:自然科学, 文学艺术与人文, 社会与行为科学。作为专业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 台湾的通识课程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3.2 专业教育

台湾高校专业教育课程中设置的必修课程门数相对较少, 学生有较多的选择权利。在课程设置中, 更体现出“厚基础, 宽专业”的特色。

台湾高等教育中专业课程教学的另一个典型特色是比例相当大的课程采用英文教材和英文教学, 所以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开始训练专业英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不需要单设专业英文课程和双语教学。

在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上, 学校注重专业教师和行业教师的配比, 优先聘用具有实务经验及相关技术证照的教师, 对于实务经验缺少的教师, 则送到企业进行培养, 对于行业教师在聘用过程中会适当降低学历要求。

学校还实行学生对教师的考评制度, 对于考评不合格的教师将接受相关的培训。

3.3 产学合作

学校与企业合作从事职业与技术训练工作, 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场地, 学校则为企业代培所需技术人才。具体的合作模式有:产品合作开发、产业问题项目研究、学校提供教育训练与技术服务、企业提供参观实习。在教育方式上可分为论调式、阶梯式、委托式、进修式等等。产学合作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 根据学生的培养目标进行职业准备, 学生在学校接受必需之学科及相关知识的学习, 在训练岗位接受就业所需的技能训练。企业不但为学校提供了稳定的实训场所, 还解决了一大批家庭困难学生的经济问题。

3.4 海外参访

大四学年岛外实习参访也是国际化教育理念的一个独特体现。学生通过到欧美、东南亚等教育合作机构实习参访, 不仅提高了外语水平, 开阔了视野, 而且更深入地了解和适应海外企业的工作环境, 扩大了就业和实习的范围。海外参访的经费主要通过学生勤俭节约、带薪实习、学校补贴等方法解决, 学校保证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到岛外参加实习甚至工作。这也成为学院吸引优秀学生报考的重要原因。

4 先进的学生历程档案管理

台湾众多高校都建有数字化学习历程档案服务系统, 该数字化学习历程档案服务系统可清楚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历程, 如学习过哪些课程、参加过什么比赛、曾经获得过的奖项、以及社团的服务记录, 均可在档案服务系统里找到相应的记录, 便于学校电子化管理及记录存档, 且学生毕业后可轻松搞定一份完善的个人履历。个人化学习历程的建立, 可以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学习风格与特质, 激发自我反思学习, 并提供生涯规划与发展的依据。

5 启示与展望

由于大陆的高职院校办学时间短, 办学条件参差不齐, 文化底蕴不太深厚, 人文素养培育较为欠缺。台湾高等教育教育理念、课程规划、课程建设、实践探索等比较成熟, 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加之台湾与大陆同根同祖, 有着相通文化背景, 必将对大陆的高职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提供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武宇林.台湾职业教育印象—以高雄餐旅学院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8.2.[1]武宇林.台湾职业教育印象—以高雄餐旅学院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8.2.

[2]张传晖.浅析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劳作教育制度[J].福建信息技术教育, 2010.2.[2]张传晖.浅析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劳作教育制度[J].福建信息技术教育, 2010.2.

台湾地区畜牧业考察与启示 篇8

1 畜牧业基本情况

台湾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过渡区, 高山和丘陵面积占2/3, 总人口2300万, 耕地1290万亩 (1亩=667平方米) , 其中农业人口400多万, 占17%, 农业总产值约4000亿元新台币 (约合841亿人民币) , 占全区生产总值的3.4%, 专业农户年纯收入100万台币 (约合21万元人民币) , 人均纯收入19.5万台币 (约合4.1万人民币) 。

台湾畜牧业主要集中于中西南部。由于土地私有、饲料依赖进口、人工成本高、环境保护要求严等原因, 生产规模都不是很大。养猪是畜牧业的重点, 年宰约1000万头, 人均消费猪肉39.6千克, 产值占58.6%, 高雄、屏东等是主要产地。猪的品种主要有长白、约克夏、杜洛克、汉普夏、桃园猪、小耳猪兰兴系等, 以杜长大三元杂交猪生产为主, 有养猪户15000余户, 圈存750万头, 户平500头, 基本保证岛内需求。家禽以鸡、鸭、火鸡、鹅为主, 其中养鸡业较为重要, 占畜牧业产值的33%, 多为现代化规模经营。近年来由于河塘禁养, 水禽量逐年下降, 土番半番鸭较普遍。

2 发展特点

2.1 产业发展定位明确

台湾土地资源紧张, 农业人口大幅缩减, 加之WTO冲击, 及1997年口蹄疫影响, 畜牧业遭受较大损失, 发展有了新的定位:一是科技化, 改良品种, 增加抗病能力, 提高饲料报酬;二是休闲化, 利用牧场、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建立以农牧业和加工产品为基础的休闲旅游服务, 并成为中小学生物和自然科学教育基地, 拓展畜牧业的功能。

2.2 农业合作组织完善

农业合作组织有三类, 一是农会, 二是合作社, 三是产销班。农会是集农民社团、经济合作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等于一体的特殊的法人团体, 目前已达到304个, 是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功能完善、运行规范的农民组织, 在台湾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台湾农会具有经济性、政治性、教育性和社会性等多种功能, 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等业务融于一体, 为省、县、乡三级制, 承担着21项具体任务, 内设信贷、技术推广、会务、产品营销、加工厂、会员福利等部门, 高级农会还设有国际交流部, 经费来源于会费、经营、信贷、财产收入、政府补助和募集资金等。农会可以土地抵压贷款, 利息仅1.5%, 远远低于其他信贷。在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运用及金融、保险, 农村文化卫生、福利救济、农地改良、灾害防治、政府委托事务方面都发挥着极大作用, 为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推进城乡统筹做出了重大贡献。

2.3 重视特色开发

一是推出“风味特色肉”, 价格较一般肉高四到五成, 市场上非常抢手, 店铺林立。二是支持地方良种选育, 提高优良特性, 如桃园猪、美浓猪。三是重视品种培育, 种猪出口超过进口数, 成为菲律宾、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种猪供应者。四是加强优良畜产品认证。建立“台湾珍猪”、“鲜乳标章”、“台湾土鸡”等标志, 提高国际竞争力。

2.4 畜产品卫生管理严格

发展安全畜牧业, 保障消费者权益。从源头投入品、生产管理, 到下游的农产品卫生, 全面严格把关, 建立食品卫生安全的逆源追踪机制。一是加强动物防疫检疫, 每个养殖场都有专业防疫检疫人员, 上市的所有畜禽都必须进行检疫。二是落实农产品卫生安全管理, 持续推进HACCP规范及ISO9000制度的畜牧产品, 强化CAS标志与有机农业认证。对猪肉残留物质检验很严, 如对磺胺药剂残留按0.005%标准检查, 超过标准予以罚款, 追踪饲养管理污染过程。

2.5 农产品营销体系健全

2.5.1 统一建设规划。

规定了设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基本条件, 使市场建设能够做到科学规划。

2.5.2 积极推动拍卖交易。

果菜、生猪、水产品批发大多已经采取拍卖的方式交易。

2.5.3 切实有力的支持。

基于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公用事业性质, 对用土地低价租让给批发商经营, 给予财政补贴, 地上建筑物补贴50%, 对产品交易免税, 进场交易的费用也很低。

2.6 严格控制环境污染

制定了一系列畜产品无公害法规。环保部门对养殖排污监测, 农政部门帮助养殖场设计、安装污水污物处理设备, 养殖企业要承诺和恪守防治污染的责任。养殖场无公害、无污染、排水符合排放标准, 其产品方可经营或出口, 对不达标场, 除产品销售受限外, 还要罚款, 限期治理。做法一是利用高消化率饲料、生长促进剂, 采用低蛋白、补充氨基酸饲料配方等饲料。二是利用沼气发酵除去粪水中30%~40%的有机物。三是推广水帘式畜舍。水帘式畜舍养殖使生长速度和饲料报酬率大幅度提高。

2.7 地区政府的支持与补贴力度到位

台湾在土地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 便在落后的传统农业基础上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 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根据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的需要, 制定出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 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使政府的宏观政策得以成功实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就逐步对农业进行支持与补贴政策, 走工业反哺农业的道路。在税收上予以支持, 农会与农民收入基本免税, 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在第一次交易时全部免税。在信贷上予以优惠, 成立了专门的农业金库, 对农业实行低利率。在公共事业上进行财政补贴, 如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后按正常收入的七成予以财政补贴, 对农会与农民的基础设施等都由政府出资建设, 农民的养老与医疗、畜牧业保险等由政府予以补贴。

2.8 树立品牌概念

倡导精致化畜牧业, 不论产业大小, 首先要求做优做好, 然后再做强做大。同时必须树立自身品牌, 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巩固发展, 积累无形资产或创造产业链。如宜兰博士鸭, 起步时依赖几十户养殖户, 引进新的养殖技术和新品种, 扩大养殖规模, 注重品牌创建, 提出健康、自然、美食的新概念, 现已开发各类生熟鸭产品60多种, 满足了多元化消费者的需求, 公司的产品行销网络遍布台湾, 设有二十多家直销门店, 另在量贩店、便利商店、速食店、餐厅、风景旅游区有许多专柜。现在已发展成为台湾中部一家以专业鸭为主题的观光园。园内有企业发展简介, 有生产场所、品种介绍、品牌展示、特色风味品尝等, 同时园内设有儿童乐园、餐厅、烤肉区等, 成为集自然生态、教育、观光等一体的综合休闲农园,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可观。

3 发展经验及思考

3.1 转变政府职能, 更新发展观念

台湾按照市场化原则谋发展, 政府发挥的作用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安全监管、农业保险与金融支持等方面, 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推进畜牧产业化发展, 把大量精力放在抓产后、抓市场、抓效益。

3.2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台湾的农会、农业合作社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自己的组织, 为农民说话, 为农民办事, 使分散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应借鉴台湾的做法, 大力培育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从组织、网络、资金、税费、服务、功能、法规等各方面予以扶持和完善提高, 实现农业经济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 从而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农业生产经营中介和支撑的管理服务组织机构, 有效地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3.4 注重畜牧业生态环境建设

把畜牧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 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畜牧业, 切实做到规划合理、生产标准、设施完善, 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原理和技术指导生产, 倡导畜禽粪便和污水通过无害化处理还田、浇果树和养鱼, 实现氮、磷、钾的生态循环, 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3.5 积极发展休闲畜牧业

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 篇9

1. 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模式。

与大陆通过由政府提供编制、经费、场地等资源举办残疾人服务事业的做法不同的是, 台湾地区残疾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 如职业培训、生活照料等大多是由政府通过服务外包、给予补贴的方式委托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 故而, 台湾社会公益机构通常被称之为“社会福利机构”。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关系是对等的伙伴关系, 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规划、政策和监管来对残疾人民间公益服务机构进行约束管理。此外, 台湾社会活跃着庞大的“志工”队伍。台湾《志愿服务法》为“志工”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促进台湾“志工”服务迈入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据台湾行政机构统计, 2010年台湾地区有15059个志工团队, 总数达72万3414人, 志愿服务总量超过5900万小时、1.6亿人次。可以这样讲, “志工”已成为台湾社会一张亮丽的名片。

2. 完善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从1980年颁布的《残障福利法》, 到1997年《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再到2007年《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经过30余年的修改、完善, 台湾已有30多项残疾人福利法规, 涉及残障人士就业、康复、职业培训、无障碍等各个方面, 残障类型由1980年的7种增加到2007年的16种, 残障人士的受益面越来越宽。立法者能够从残障人士的角度和需求出发, 把残障人士作为权利的主体来对待, 而不是想当然的施舍。正是由于这样不断地、及时地修改补充, 使得残疾人法律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吸收先进的理念, 从而确保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的与时俱进, 逐步与国际接轨。

3. 科学完备的残障人社会保障体系。

除一般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就业等保障外, 《权益保障法》专门为残疾人提供了经济援助、家庭服务、社会福利照顾、辅具补助、住宅评估、生涯转衔、教育就业服务、无障碍建设等一整套完整的保障服务。台湾地区特别重视残障人士的特殊服务需求, 《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各级政府应至少每三年定期于十二月举办身心障碍者生活需求调查、出版统计报告。”台湾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一系列帮扶措施, 在生活补助、医疗康复、教育奖助、就业扶持、无障碍出行等方面给予残障人士相应的扶持或补贴。台湾地区已经形成从横向到纵向、一般保障与特殊保障相结合, 相对科学完备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二、台湾发展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社会效果

台湾地区通过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支持, 使残障人士在经济安全、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教育及就业、生涯转衔、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益有了切实的保障, 完备的社会保障使残障人士所得补偿和资助增加, 台湾残障人士生活品质相对较高, 与健全人的差距不至于过分悬殊, 保障了残疾人生存权这一核心人权。同时, 健全的组织体系和高效的运作效率, 让不同阶层、身处不同位置的残障人士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避免残障人士在极端贫困下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产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现象发生, 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所以, 公平的制度设计和人道的社会环境, 使台湾的残障人士在遭受人生重大打击或面临挫折时不至于自怨自艾、怨天尤人, 而是能保持基本的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乐观期待, 他们有理由相信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创造人生的另一种精彩。

三、台湾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基础教育考察记 篇10

一、认真组织培训学习

培训团行前组织了预培训, 一是明确了此行的目的意义, 二是强调了组织纪律, 三是加强了规范管理。推选了团长、副团长、秘书长, 团员进行了分组, 从行程、住房, 直至用餐, 都有严格的组织约束与要求。培训团于6月26日晚顺利抵达台北市, 次日即组织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进行“企业全球化与强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专题培训。在开班仪式上,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原校长李天任先生、中华青年合作发展协会秘书长刘伯理先生和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代秘书长兼团长蒋宝恩先生分别致辞。尔后, 特邀台湾宝来集团副总裁、中国文化大学兼职教授白文仁和中国文化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娄天威教授先后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危机管理》专题演讲, 就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 台湾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如何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保障企业资金安全运行、有效执行并最终达到企业的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 并与访问团成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颇有启发和收获。培训结束, 颁发中国文化大学《结业证书》。

二、做好交流座谈

为深度了解台湾同行业的经营发展状况, 搭建两岸轻工行业交流的平台, 培训团参观考察了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林口酒厂。该厂领导亲自迎接并做介绍, 培训团副团长、轻工分会会长李玉娟和副团长兼秘书长、轻工分会常务副会长张志鸿分别发言。交流中, 就该行业两岸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 以及相关合作项目意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度探讨。

三、抓住机遇, 推进同业之间交流

为加强两地社团组织的对口交流,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首次赴台拜会了台湾中华财务主持人协会。该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周宏隽先生、副秘书长张汉明先生等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见。双方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 分别就各自协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团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发挥的职能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并就“海峡两岸财务官论坛”、两岸财务高级管理人员交流如何形成常态机制和邀请中华财务主持人协会以及台湾相关人士参加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财务总裁协会联合会第41届世界大会等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取得广泛共识。会见在台湾一级社团组织工商建设研究会进行。会见之后, 该研究会专门安排秘书长王艾德会见培训团, 并与蒋宝恩团长进行了交流座谈, 双方达成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