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城市

2024-09-27

六个城市（精选4篇）

六个城市篇1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 它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到2010年, 我国的城镇人口按统计口径算, 已经达到了6.65亿人, 城市化率提高到47.5%。据预测, 到2020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左右。这意味着, 今后每年将有近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人口, 从而导致经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已成为21世纪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目前我国正处在加速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也面临重大现实挑战。因此, 我们必须正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问题,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正确处理好以下六个重大关系。

一、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工业化和城市化被称为经济现代化的两个车轮,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要以工业化为根本动力, 加快城市化, 必须以工业化为主要支撑;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有效载体, 以城市化推进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 二者相互促进。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随着工业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会出现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和人口地域分布的城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测算, 发达国家在1820-1950年间,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7的高度, 这说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十分强大的。例如英国在190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5%,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 就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而形成的人口及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区域大量聚集发展的过程, 城市经济活动的聚集和人口的增加, 推动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可见, 城市化反过来又大大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时代已告结束, 城市发展对工业发展的依赖程度减轻。但是, 就世界范围而言, 工业对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依然存在, 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 实现“双轮互动”、“两化同步”、协调发展, 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进城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 一方面应切实增强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的紧迫性和危机感, 树立加快城市化就是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积极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并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产业, 提升工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进一步夯实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二、处理好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把我国“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源归结于城市化, 认为是城市占用了农村的发展资金和农民的廉价土地, 剥夺了农村和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二是认为城市化才是现代化, 搞新农村建设违背了现代化的规律。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具有片面性, 它不符合我国国情, 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又会阻碍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步伐。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一方面, 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 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 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 才能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 建设新农村是促进城市化的强大动力, 是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搞好新农村建设, 它不仅有利于改变农村自身的落后面貌, 也有利于扩大内需, 为城市化顺利推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 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 在我国现代化布局中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是互补式的发展, 是比翼齐飞的发展。城市化应是推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 新农村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我国现代化, 只有城市化而没有新农村建设是不全面的;只强调新农村建设, 而否定城市化, 就会延误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 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 就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要求, 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坚定不移地推进城乡一体化, 最终形成城市和农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处理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 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定居于城市。”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 人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应该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 更应该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理想环境。从世界各地城市化历史看, 在城市化早期, 资源浪费、耕地减少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十分突出, 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 而我国的城市化决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坚持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 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走出一条集约式、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是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城市是人工建造的最庞大最复杂的组合体, 城市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约占人类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的85%, 相应排放的废物也占人类排放废物总量的80%以上。在城市化进程中, 必须充分利用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二是要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城市建设既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又受生态环境规律的制约。我们“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 在城市化发展和建设中, 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得一时的发展, 要坚决杜绝破坏性、掠夺性的开发建设。要把保护环境摆在重要位置, 使城市发展与环境相协调, 努力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三是要建设生态文明城市。20世纪70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城市的理念。随着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断提高,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共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既是人类的梦想, 也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要求我们在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 用更多的精力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 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

四、处理好城市化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城市化的作用和影响, 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建设和投融资体制、城市建设的有关法律制度等。二是通过工业化的作用而间接地对城市化发生作用和影响, 包括民间资本积累与投资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制度。制度创新决定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地向城市集聚的程度, 是加速新型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促进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实践表明, 制度创新有效地破除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 对城市化形成了巨大的驱动力。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城市化的区域发展由于受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 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 城市化的速度相当缓慢, 城市化率仅由1949年的11.6%上升到1978年的17.9%, 30年间城市化率增长6.3%, 年均增长才0.21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 限制农村人口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正在逐步破除, 县级和县以下镇对当地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现在已经完全取消了, 部分特大和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限制条件也在逐步松动。特别是对农民工, 进城就业和生活的歧视性政策正在逐步取消, 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步在改善, 子女教育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于是, 我国城市化迅速推进, 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7.5%, 年均递增0.93个百分点, 到2003年的时候, 我国的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了工业化率。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特别是城市群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应当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是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密不可分的。因此, 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把制度创新作为重要推动力, 要继续深化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尤其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为农村流动人口自然融合到城市社会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五、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新型城市化的主体是市场, 而不是政府。城市的生长应当靠市场来“育”而不是由“政府来抓”。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 政府引导是前提、是基础, 市场推动是根本, 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发挥市场经济在城市化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必须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民营经济推动相结合的城市化发展路子, 通过运用市场机制来建设城市、经营城市。目前制约城市加速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 市场化运作机制还没有建立, 城市建设仍以政府投入为主, 没有发挥出经营城市的资金引导作用。因此, 要正确处理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必须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 把城市作为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 综合运用土地资本、地域空间及其他经济要素, 整合城市资源, 把工作重心由建设城市转向经营城市, 努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资格局。一是政府要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放开搞活土地二、三级市场, 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 统一组织开发、出让、拍卖, 确保土地最大收益。二是要充分发挥好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融资平台, 把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城建项目包装好, 采取项目打捆方式推向市场, 争取银行支持, 扩大银行贷款。三是要大胆放开城建领域, 积极采用BT、BOT、TOT等方式, 鼓励吸引外资、民资投向城市建设, 参与经营城市。四是要用足用好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示范和催化作用, 采取浮动利率借款、投资比例分红、发行城市建设债券等多种形式,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六、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关系

规划、建设和管理是城市化过程的三个重要环节。规划是龙头, 是灵魂, 是城市建设的依据, 没有好的规划就不可能建设出好的城市。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 必须以科学规划为先导, 必须高度重视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规划编制工作。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应具有这样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科学性。城市规划首先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 科学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布局形态和用地结构, 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划分, 形成既适应长远发展, 又满足近期建设需要的规划体系。二是前瞻性。在城市规划上一定要有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 编制规划必须做到眼光要远, 眼界要宽, 充分体现科学的前瞻性、预见性。人们常说:“规划、建设一座城市, 若能做到50年内领先, 100年内不落后, 200年内不淘汰, 才算得上是一件真正伟大的艺术品”。这就充分说明了科学前瞻性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三是特色性。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有特色才有形象, 有特色才有影响, 有特色才有魅力。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个性和特色, 就会丧失吸引力, 削弱竞争力, 就会陷入“千城一面”的发展误区。在推进城市建设中, 必须以规划统揽全局, 以规划指导实践, 严格坚持按规划进行建设。要坚持依法建城、依法治城, 认真落实好规划法、建筑法、招投标法、城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在全社会树立法制意识和“一盘棋”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建设, 不能一盘散沙、各行其道、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一句话, 城建工作需要法治, 要按统一规划、统一要求进行, 否则, 我们的城市建设就会乱套, 就建设不出好的城市。人们常说, 城市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 城市的管理水平决定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程度。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建设都不错, 但管理水平不高, 这个城市就没有吸引力, 就不可能树立好的形象。因为一个城市形象的优劣, 除了取决于它的环境、风格、设施、功能等“硬”件, 还取决于它的管理、人文等“软”件, 对于现代城市来说, 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高效、协调、有序的城市管理, 既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又是推进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因此, 推进新型城市化, 一定要克服“重建轻管”的观念, 坚持把城市管理放在与规划、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 创新管理体制, 优化管理手段, 加大管理力度, 提高管理效能, 使我们的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毅.中国城市化特征描述、分析与评价[J].甘肃社会科学, 2010 (3) .

[2]曾福生, 吴雄周, 刘辉.论我国目前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形式[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0 (1) .

[3]迟福林, 殷仲义.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新趋势、新挑战、新突破[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0.

六个城市篇2

2014年1月22日，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智标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智标委专家座谈会。全国智标委顾问、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姚世全副司长及其他领导和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中汇报了全国智标委所取得的成就、工作的进展程度、试点项目规划以及《智能建筑标准化》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等情况。在会议中，有6个城市的社区被定位全国智标委开展的全国智能建筑及智慧社区试点城市：广州市番禺区南景园智慧社区；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颐湖园智慧社区；吉林省公主岭市维多利亚智慧社区；浙江省嘉兴市罗马都市智慧社区；北京市鸿坤林语墅智慧社区；陕西省西安临潼骊山家园智慧社区。

六个城市篇3

财富管理中心是专业金融中心的一种, 其提供的财富管理服务, 也叫做金融产品综合服务, 是以资产管理为基础, 以投资顾问为核心, 为各类投资者提供各种高附加值金融服务, 以实现财富资产的保值增值;所管理的资产包括闲置的市场资金、社保资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财政闲置资金等[1]。根据GFCI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对专业金融中心的定义, 专业金融中心是指在某一金融领域处于国际领先位置的金融中心。相对于全能型的全球、国际或国家金融中心, 专业金融中心只是在某一金融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在这一特定金融领域集聚大量的金融机构和人才, 拥有远超过其他金融中心的业务、市场规模和金融创新能力, 以及称为行业标杆影响全球的金融辐射力[2,3]。

近年来, 北京、上海、广东、青岛、浙江等地陆续发布文件, 推动金融发展。2008年5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2012年1月上海市发改委发布《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4]。2012年7月, 广东省金融办发布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这是广东利用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推动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以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率先开展的探索1。2012年12月, 青岛市金融办发布了《青岛市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 指出要加快青岛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2。2013年12月, 浙江省金融办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金融创新示范县 (市、区) 试点工作的意见》 (浙政办发[2010]114号) 的要求, 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金融创新示范县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是浙江省金融办为加快推进金融创新示范县 (市、区, 以下称试点县) 试点工作的实施, 促进试点县在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金融集聚平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方面的先行先试3。一系列金融相关政策措施为各省市构建和发展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支撑。构建财富管理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不仅有助于判断各城市构建财富管理中心的成熟度, 了解其与国内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差距, 预测其发展潜力, 还有助于辨别不同城市的金融优势并根据各自的优势建立相应的金融服务中心, 合力推动金融发展。

二、财富管理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一) 指标的设计原则

对财富管理中心的综合评价, 必然要与金融中心形成的主因和本质紧密结合, 因此构建的指标必须具有代表性, 能客观、全面反映城市的金融集聚状况。另外, 考虑到专业金融中心服务专业性的特点, 所选取的指标还需要涉及到更细化的金融服务指标。据此, 结合实际情况, 选取指标的主要原则有代表性、层次性、针对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二) 财富管理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不同级别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因此对财富管理中心的综合评价不能脱离金融中心形成的主因和本质, 即对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集聚。经济学家通常从金融规模集聚、金融市场集聚和金融机构集聚三个层面来综合衡量金融的集聚度。在根据财富管理中心的特点, 从上述金融的角度构建指标的同时, 还将加入金融生态环境这项指标来反映城市金融业的发展前景。因此, 所构建的财富管理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围绕金融市场集聚、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人才集聚、金融生态环境四个层面展开, 共设有49个基础性指标, 如表1。

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交易的场所, 也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场所[5]。金融市场的聚集程度和活跃程度代表了当地金融的发展水平, 是一个城市金融产业发展程度的良好测度。金融集聚度高的市场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及金融交易者聚集于此并形成更多的资本和财富积累, 促进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

金融机构通常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三类, 是城市金融产业的主体。金融机构的实力是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而金融机构的实力主要由其业绩来体现。本文选取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公司的聚集情况和相关业务水平的指标, 旨在反映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金融人才聚集的密度越高, 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会越高, 从而提高顾客对机构的信任度。从金融从业人数和理财师的人数和比例等指标, 可以反映金融人才的聚集度和整体水平。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 指与金融发展具有相关关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它们对金融运业的运行和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6]。这里主要选取人文环境和商业环境这两个对金融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因素作为主要考量。

三、财富管理中心竞争力评价

(一) 评价对象及数据

根据《2013胡润财富报告》, 选取了亿万富豪超过2000人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以及在国内较早提出“打造财富管理中心”的城市———青岛, 共6个城市进行指标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2013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证券保险业的年度报告及第5期中国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简称“CDI+CFCI”) 报告等。此外, 难以从统计资料中找到的数据, 则由现有最近一年的数据代替。

为了使不同单位或量级的指标能够进行比较和加权,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使用“z分数法”, 标准化公式为:, zij表示标准化后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 xij表示标准化前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 j表示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 s表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该标准化过程通过SPSS19完成。

(二) 财富管理中心竞争力评价

1. 因子分析

使用SPSS19对财富管理中心指标体系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因子, 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所示, 共提取了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 贡献率依次为59.968%, 20.995%, 9.324%, 7.489%, 2.224%, 累计贡献率达100%。由于第5个公因子特征值仅为1.09, 且只解释了2.224%的总方差, 为了使公因子的意义更简洁、更具有代表性, 只选取前4个公因子, 它们解释了原有指标97.776%的总方差, 已经能充分解释原始数据代表的信息量, 因子提取的效果较好。

然后通过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对公因子进行合理的定义。根据旋转后的载荷矩阵的每一列数据的绝对值大小, 可判断该列的公因子对哪些变量具有较大的影响, 并对这些因子载荷较大的变量进行合理的解释, 以代表原来的变量。令F1、F2、F3、F4、F5分别代表这5个公因子。可定义F1主要代表金融机构实力, F2代表金融综合类, F3代表金融人才成长潜力, F4为金融生态环境。

根据SPSS19输出的结果, 可得每个公因子的得分。然后以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为每个因子的权重, 计算每个城市的综合得分并对其排名, 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 6个城市的财富管理竞争力排名为北京1, 上海2, 深圳3, 杭州4, 广州5, 青岛6。这个排名结果与人们对这6个城市的直观认识相吻合。由于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市场化程度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 金融市场体系较为完善, 因此它们的金融综合实力远远强于深圳、广州、杭州和青岛, 也是理所当然的。广州在这6个城市中的财富管理综合得分为-0.37, 排名第5, 与杭州的综合得分-0.17为0.20分之差, 可见广州建立财富管理中心的竞争力与杭州相差不大, 这与杭州较早提出以长三角金融背景为依托打造区域金融中心有关。广州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综合实力位列第6, 金融商业环境位列第5, 但金融人才环境排名第1, 得分为1.81, 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 说明虽然广州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聚集的情况不是十分优秀, 但它具有优越的金融人才成长潜力, 吸引金融人才聚集于此, 发展潜力大。

2. 聚类分析

采用系统聚类方法, 从财富管理竞争力的角度对这6个城市进行分类。本次系统聚类属于样品聚类, 聚类方法选择组间联接法, 对象间的度量标准选择欧式距离, 通过SPSS19聚类分析运算。聚类结果显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和青岛6个城市的财富管理竞争力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北京, 第二类为上海, 第三类为广州、深圳、杭州和青岛。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的金融中心, 结果显示它们属于独立的两类, 原因在于上海有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 使其具有更为活跃的金融市场。事实上, 无论通过哪种聚类方法进行聚类, 得到的聚类结果都与组间联接法的聚类结果相同, 说明北京和上海的财富管理综合实力远高于其它4个城市, 这与前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论

本文从金融市场集聚、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人才集聚、金融生态环境四个层面分析, 构建财富管理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由财富管理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和青岛6个城市的评价可知, 6个城市的财富管理竞争力综合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青岛。广州和深圳的财富管理竞争力跟北京和上海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与同样在国内较早提出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城市杭州和青岛相比, 深圳和广州的财富管理竞争力更胜一筹。深圳的财富管理综合实力比广州强, 但具体来说, 广州和深圳在财富管理方面各有优势。广州的银行业发达, 存贷数量庞大且交易非常频繁, 是众多银行的区域总部所在地, 且金融人才的成长潜力巨大;深圳的证券业和基金业发达, 是融资中心, 同时由于深圳毗邻香港, 在建设资本市场和推动金融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总体而言, 运用所构建财富管理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的评价结果符合现实情况。该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为各省份定位各城市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借鉴国际、国内及区域金融中心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方法 , 考虑金融市场集聚、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人才集聚、金融生态环境四个层面, 构建财富管理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该评价体系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和青岛6个城市进行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评价结果表明6个城市的财富管理竞争力综合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青岛, 符合客观事实。

关键词：评价指标体系,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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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军政.全球金融中心格局演变与上海的发展策略研究[J].新金融, 2013 (7) .

[5]忻蔚.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现实选择[D].上海:复旦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