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精选12篇）
中国意识 篇1
目前,人们对环境意识的概念界定并没有达成共识,比较主流的观点是: 环境意识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节。环境行为作为环境意识的一个方面, 其研究也比较广泛。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对环境友好行为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确实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与国外一些已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洪大用、肖晨阳,2007)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中,男性所作出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低于女性,而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更倾向于一些私人领域内的日常生活环境行为。”(龚文娟,2008)
一项关于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如果剔除环境知识的作用, 所有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解释力度 (R平方 ) 将不到10%。”(洪大用、肖晨阳, 2007)这10% 的内容中环境意识占多大的比例呢?根据已有的研究,认为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那么中国城市女性的环境意识处于什么层次呢? 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理论假设与数据变量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女性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显著相关;女性的环境意识与受教育、年龄、婚姻、收入、单位性质等情况有关。
基于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这两种理论假设,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期待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较之男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环境友好行为。那么女性的环境意识就通过她们的环境友好行为有了展示的机会。同时, 人们的环境意识大多是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女性的关注点与男性是不同的,男性更注重经济、政治等宏观问题,女性则倾向于消费、生活等微观问题;婚姻对于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教育水平、收入状况等也与男性有普遍差异。这些情况都对女性的环境意识产生影响。基于这种分析,本文的具体操作化假设为:
假设1a: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境意识就越强;
假设1b:已婚女性较之未婚女性环境意识要更强;
假设1c:女性的年龄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年纪越大的女性其环境意识越强;
假设1d:女性的收入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
本文的数据采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城市部分关于环境问题的数据。在全国实施问卷调查的抽样城市中,最后完成样本5078人,其中有效样本5073人,有效回收率约为99%。本文着重对于城市女性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研究,所以选取了总样本中性别为女性的样本,共3059人。
女性的“环境意识得分”为本文的研究变量。另外,环境意识能够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也将对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做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预测变量包括教育程度,这是一个定类变量,分为文盲、小学及私塾、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及技校)、大专以上。婚姻情况分为已婚和未婚,离婚后未婚、离婚后已婚、丧偶未再婚、丧偶后再婚,本研究把这几种情况综合为已婚和未婚两种。年龄和收入是连续变量。
二、分析和发现
对问卷中10项环境友好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主动关注媒体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这三项环境友好行为,女性居民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明显高出平均水平。“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袋”、“对塑料袋反复利用”这两项环境友好行为也较之平均水平略高。而“为环保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这三项环境友好行为中女性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自费养护树林和绿地”、“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上诉”这两项环境友好行为中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
这说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环境友好行为要高于在公共领域做出的环境友好行为。这主要与女性的生活经历相关,因为女性采购、投放垃圾等活动要明显多余男性,这使得女性有比男性多的机会做出此类环境友好行为;而在公共领域內,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在公共领域內的环保行为多与单位、收入相挂钩, 因而“为环保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这三项环境友好行为中女性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女性的收入水平平均低于男性,因此,在涉及到金钱花费的环境友好行为上,女性的参与比例则要低于平均水平。
可见,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并非完全高于平均水平。通过对环境意识与环境友好行为的简单交互分类分析,二者具有显著性关系,并且其解释力均高于0.5。下面,笔者尝试以三个模型来解释教育、年龄、婚姻、收入、单位类型对于女性环境意识的影响。
把环境意识得分与教育、年龄、月收入、单位性质、婚姻状况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获得了五个模型:
注:1.*表示 p<.05; ** 表示 p<.01括号数字为 t 值;N=3059; 2.“婚姻”变量以未婚为参照。
对这五个模型进行F检验发现,教育、年龄、月收入对于环境意识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但单位类型及婚姻状况对于环境意识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剔除这两个变量。在剔除单位类型和婚姻状况这两个变量后,剩余三个变量影响力由高到低排列为:教育、年龄、月收入。通过R2检验,发现纳入教育程度这一变量能够解释3.9% 的差异;纳入年龄这一变量能够多解释4.7% 的差异;纳入月收入这一变量则能够多解释4.8% 的差异;婚姻状况本身对于环境意识不具有显著性,但在与其他变量一起参与回归时,婚姻状况这一变量使其解释力达到4.9%。所以,婚姻状况可能与年龄等变量有相关性。通过F检验和t检验, 在“剔除环境知识的作用,对环境关心影响不到10% 的所有自变量”中有4.9% 来自于环境意识。对于环境意识这4.9% 的解释力贡献最大的是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婚姻状况、教育、年龄和收入这四个变量间也具有相关性。
根据模型分析,假设1a得到部分验证。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但是否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境意识就越强”还需进一步检验。但总的来说,教育对于环境意识的影响是尤为重要的。美国著名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指出,成功地建构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注意:(1)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2)拥有科学普及者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普及, 某些问题只能是深奥难懂的研究专题;(3)某一潜在的环境必须以非常醒目的符号和形象词汇加以修饰,以引起注意。(Hannigan 1995)在这里,教育担当起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起到了把科学知识普及化的作用,使得深奥的问题能够为大众所接受。所以,接受过教育的人获取环境知识、了解环境问题的机会就较之未接受教育的人要多,其环境意识也就在这样的教育中慢慢培养起来。在教育中,环境知识和环境问题多以简单的名称或者图画出现,更容易深入人心,容易被人们接受。人们一旦接触过这些“符号”或“形象词汇”,在以后的生活经历中,再次使用它们的机会就会增加。另外,对于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即使他的环境意识并不强, 但仍然具备一定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和信息,虽然并不是十分丰富、甚至不完全正确,但这类人潜在的环境意识更容易唤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某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词汇或者事件时, 他们会给予较之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更高关注,也就更容易建立起环境意识,从而做出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
假设1b被否定。假设1b为:已婚女性较之未婚女性环境意识要更强;但模型显示:未婚女性要比已婚女性的环境意识强。这可能受到了年龄和教育等变量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已婚女性较之未婚女性在生活领域具有更多机会做出环境行为,但在公共领域內,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工作、收入如何等方面。因此,按照模型未婚女性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才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
假设1c:女性的年龄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年纪越大的女性其环境意识越强。这一假设看似与假设b矛盾,而实际上这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有关。一般情况下,女性年龄越大生活经验越丰富,对于环境意识的培养时间就越长;另一方面,有工作的女性中年龄与收入是成正比的,收入又与教育相关, 因此,当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环境意识越强时,年龄与环境意识也是成正比的。
假设1d得到验证,即收入越高的女性其环保意识越强。结合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分析,收入高低对于环境意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的环境意识主要体现在金钱的支出上,比如“为环保事业捐款”、“自费养护树林和绿地”等,在这些方面,收入高的女性必然会比收入低的女性有更高的环境意识。
三、结 论
第一,教育程度是环境意识最重要的影响变量,同时,年龄、月收入、婚姻三个变量对环境意识也有显著作用。四个变量间还具有相互作用。所以,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是提高环境意识的主要途径。
第二,女性在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要多于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这不仅仅是由于女性的生活经历,还说明女性的环境意识是不完备的。在生活领域中, 诸如“垃圾分类投放”、“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袋”、“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等环境行为往往与节约家庭开支联系起来,女性的环境意识首先起于对节约家庭开支的重视;而在公共领域中的环境行为并不高于总体平均水平说明,女性对公共领域的环境意识较弱, 这部分环境意识是应该给予重视的。所以,环境意识虽然与教育有较大相关性,但在女性居民中,能够促进环境意识形成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经济利益。因此,提高女性的环境意识除了在提高教育程度这一途径外,还应该有其它如经济利益等刺激因素,促使女性环境意识的提高。
由此,笔者推断,不仅仅在女性居民中存在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环境意识水平有差异的想象,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和不同收入的人群, 其环境意识在不同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因此在培养环境意识的引导上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侧重点给予相应引导。
中国意识 篇2
《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一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林教授运用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成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史，其所提问题之精锐、见解之深邃，与海外寻常所谓“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众所周知，“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八十年来，著述薪积。因为论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迥异，结论自然大不相同。
概而言之，有四种“历史记忆方式”：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五四”运动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颠覆；以胡绳、彭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五四运动看作由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反封建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视“五四”为反抗传统思想文化秩序、溶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理性启蒙运动；而以余英时、张灏、杜维明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复杂关系，对其非理性、反历史的思想误区作出鞭辟入里的检讨。当然，除此之外，尚有“文艺复兴”说、“启蒙运动”说、“思想革命”说、“西方主义”说、“不完全的现代性”说，“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说等多种论点。相比之下，林毓生先生的这本书则提倡“意识危机”说，他灵活采用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并辅助性地使用了韦伯、席尔思的“奇里斯玛权威”理论，因此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作者在该书中，运用马克思•韦伯社会学和波泥拉科学哲学中两个崭新的概念：“奇理斯玛”（意为“神圣的天赋”）和“支持意识”作为其论证的理论基石。这两个概念，本来名异质同，前者来自基督教语汇，指经过了“神”点化的权威人物。后来马克斯•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作为定界个人权威最高标志的特殊名词。一般地讲，在各个行业中具有特创力的至高无上者便是“奇理斯玛”权威，但这时仅指各人权威。再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将产生社会秩序（或社会意识）的至高无上的行为角色、物质等等均归结为“奇理斯玛”权威。而后一个概念是爱因斯坦的好友、世纪初有成就的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尼尔的创造。“支持意识”的要旨，是说人们在过去经验过程中所慢慢形成的、并不断指导人们行动的一种潜在的意识。不论是“奇理斯玛权威”还是“支持意识”，在最初均是均是针对个人“权威”与个人的无法扭转的“经验”而言的。但是毕竟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放大，个人之权威——“个人的无法改变的经验”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便形成了该国家或民族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持意识”，最后，形成民族意识的沉淀和结构，这种结构俗谓之“传统”。其特殊的魅力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当然有其充分条件，即支配人们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持意识”是具有活力的，而绝非是僵化的，一触即溃_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林教授富有远见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被人们人为地一刀切断，不能被彻底“焚毁”，重新创造，而只能在原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成为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奇理斯
玛”。
中国意识之在中国，大概至少四千余年了，四千多年来，其通过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并经过历代学人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全体中华民族成员们的共同不断加工，从而形成了一个明显稳定的传统结构。
每个中国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感受着一种生活现象，此种现象并非“天理”，而是“人伦”。虽然，“天理”和“人伦”在这里经常被人们连用，但认真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人们用以警告、吓唬他人的手段，而真正富于现实情感意义的，或者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永志难忘的只是人伦。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天理”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心理结构中所共有的“奇理斯玛权威”，而“人伦“才是我们民族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地导引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给其留下深刻痛创的“奇理斯玛权威”。
儒家的学说，从客观上讲，适合于中国社会人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际；从主观上讲，符合于统治者欲以强化其政治统治的要求。于是家—国一致，君—天、忠—孝相连，“三纲五常”便成了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无上法宝。不但如此，他们对这些法宝还进行了政治性和法律性的创造。这种创造首先是身份上的，历代儒家都主张“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弄清身分。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之后，其社会待遇便因名异而异。关于这点，以下引文最具代表性：“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
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多么森严壁垒的身份之图！多么精细繁琐的“等差”秩序！难怪当孔子听到只能享受四侑之乐的大夫季氏竟违背自己的法定身份所应得到的享受而“八侑舞于厅”时，气愤难忍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言下之意，是指背礼违法，犯上作乱，莫异乎此、大乎此者。这样，家族的身份关系就被顺理成章地移植到社会和政治领域。
在中国意识的“奇理斯玛”中，该抽去的是“血缘”二字，认真说来，“血缘”二字对中国造成的祸端实在太大，人们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往往以情胜理，而情的首当其冲的基础，在中国是血缘。由于这两个字导致了任人唯亲的悲剧，也由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者大同盟，使官僚阶层有恃无恐地倚权背法，惨民贼国。古代思想家曾设想过一个选贤任能，不唯血缘，不唯私情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古代开明的统治者总是没法进行改革，以改变血缘伦理至上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厄运。曹操倡导“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那么脍炙人口的《短歌行》招来了多少“周公”？孙权“内事不决问子布，外事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探源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探源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59-03
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关注超越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而将世界、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从而对可能遭遇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出的奋斗图强、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的90多年来，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炮火硝烟中，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凯歌高唱中，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也无论在改革开放的纵横驰骋中，无不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振奋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使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保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而愈加弥坚和浓重？这一问题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好奇，而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究和思考。
一、客观环境的艰险
纵观历史，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异常复杂而艰险，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始终面临着巨大危机。这种客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根本来源。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的客观环境。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此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盛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使毛泽东一度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深感忧虑。“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遭受外来侵略，为了使中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毛泽东高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1]361，团结民众同仇敌忾，同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破裂的危险，多次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2]616他告诫全党，“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2]617同时，毛泽东还忧虑党内党员的思想问题，开展了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812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问题让毛泽东十分忧虑，“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340要想避免“挨打”，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落后局面迫在眉睫。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包围、敌视和封锁的政策，企图把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更加深了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对国家生存的忧患意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绝非风平浪静，处处涌动了急流旋涡。一方面我国当时经济严重落后，贫穷牢牢抓住了人民的喉咙。邓小平反思现实，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5]225，“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但又风险重重，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372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进行。同时他在改革开放的风险性上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仅要革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而且将“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一帆风顺。
二、历史经验的警示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力富庶强盛，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从16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赶超，中国的发展速度开始落后。“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从“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忧患意识，从中国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由盛转衰的警钟让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上至一个民族和国家，下至一个政党，不管以前多么强盛，一旦缺失了忧患意识，就会失去奋斗的生机和活力，失去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如果统治者能够居安思危、任人唯贤，往往国富民强，出现“太平盛世”；反过来，如果统治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往往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精通古史，以古为训，以古鉴今。1943年3月23日，毛泽东乘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北平时，对中央总部的一些同事说：“我们去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会考个好成绩的。”毛泽东接着说：“但愿我们能考出个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毛泽东正是吸取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心存忧患，才确保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深刻反思第一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将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江泽民多次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时刻刻具有忧患意识，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要求全党要以李自成的失败为借鉴，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号召党的高中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做到立党为公，为政清廉。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再次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6]57。胡锦涛上任伊始，便去西柏坡学习考察，结合重温“两个务必”，再次回顾和强调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常怀忧党之心，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现实，懂得如何自觉地探询历史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如何理性地面对未来。”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正是来源于对中国民族兴衰历史经验和警示的深刻认识和反思。
三、自身使命的感召
忧患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保持忧患之心，就会立解忧之志、践去患之行。中国共产党正是认清历史与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并自觉地把为国排忧、为民解难作为自己肩负的神圣责任，从而产生一种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动力，主动捕捉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完成自己担当的使命和职责。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使命。1939年9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上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革命者要改造和提升自己。”[7]97刘少奇指出党员应提高自身修养，才能顺利完成自身承担的使命和职责。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当时我党承担着完成历史角色转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面对党的身份的转变，从夺取胜利到巩固胜利的任务转换，毛泽东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8]1424。
改革开放后，我国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兴力量，对内我党又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使命。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在谈话中指出我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的历史重任，提出“党员需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5]288。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也强调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任，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9]496。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上重大的责任和光明的使命，深知要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10]57。
总之，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的优点，同时根据自身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使这一古老的思想遗产焕发了新的生机。
四、国际局势的压力
近代以来，全球化席卷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发展，必然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漾，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受到来自外部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充满着复杂的变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世界局势异常诡异，当时时代的两大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世界大战的爆发席卷了整个人类，战乱和动荡连续不断。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毛泽东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在它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处的世界环境纷繁复杂，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远远把我们落在后面，“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较，经济上的差距不只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1]132。邓小平认识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5]132，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际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紧张的国外局势使江泽民深感忧患，曾多次指出，“形势逼人，不进则退”[12]528。2008年12月8日，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相当严峻，为应对金融危机风险，应对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13]759。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离不开对其所处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外背景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忧国、忧民和忧党思想的一种综合体现。当今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现实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对国内外形势要有更精准的把握，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要始终心存忧患，另一方面我们要知忧患而奋起，将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为国为民的具体行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将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转化为动力，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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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催醒中国公民权利意识 篇4
请叫我“公民”
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网民, 涵盖着社会的每一阶层。在这样一个平台中, 有一国总理也有农民工, 有专家也有小学生, 他们统称为网民。政府的发言、专家的评议、人们的牢骚等各种各样的声音集中在这个平台上。因为网络快捷的资讯和便捷的表达, 使得千万个网民针对某件事情的意见汇聚形成某种占多数的声音, 民意从而形成。现实生活中缺乏公民自由表达意见和权利的平台, 而在网络上, 人们能够自由表达意见, 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 网络公民因此成为最具建设性的力量。网络不过是真实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 换句话说, 网络即社会。所以, 网民不过是公民的一件“马甲”。
披上了信息时代的这件“马甲”, 你可以在论坛发帖, 也可以建立一个博客, 让更多人知道你的观点, 让那些无法在公共媒体上表达的言论更自由的表达出来。普通网民踊跃地成为网络内容的制造者, 通过BBS论坛、新闻跟帖、网上民意调查、博客等方式, 公开表达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 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毫无疑问, 这些集合不同声音的舆论将有助于网民作为公民权利意识的萌发。
网络热传一篇帖子:《我不是老百姓, 请叫我公民》。是的, 我是公民, 所以我有权知道纳税人的钱流向何处, 所以我有权知道政府官员是否侵犯了我的权利。所以, 当在办公室遭枪杀的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被授予烈士称号时, 有网民质疑道“我作为一名纳税人, 总该有知道王烈士英雄事迹的权利吧?有感于此, 我向内蒙古民政厅及呼市有关部门提出公开请求:向民众公布王志平案件的真实情况以及王烈士的英雄事迹。”
网络媒体正以网络化的范畴而不是政治化的范畴, 影响着民众的观念、思维和行动。当更多的意见表达出来, 普通的网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这些权利却长久的被限制了。正是因为网上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催生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大觉醒, 引发了人们对于公民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反思和辩论。
权利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公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权利现在意识到了, 以前不敢争取的权利现在敢于争取了, 以前没有办法争取的权利现在有了新的途径去争取———通过网络。在网络这个虚拟社会中, 争取个人权益、个人自由的公民权利行动虽然单薄, 但当越来越多人在维权行动中, 将自己的热情与能力投身于公民权利中, 数以万计的力量是绝不容忽视的。并且, 这种趋势不会因为争取到了某种已经意识到的权利而停止, 而会因为一项一项权利的实现让更多的公民意识到更多的权利同时也会激发公民争取更多的权利。
网民的力量
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言论空间, 任何人只要会使用电脑和上网, 就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这比起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来说, 更不受时间、地域和版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 因为传统媒体往往被社会精英所掌握, 网络则为普通公民开拓了话语权, 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等有了发言的平台。这使得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社会政治及经济生活有了去处, 促使了公民参与能力的提升。
很多重要事件和热点话题都离不开网络, 并影响着政治议题的设置, 其流程通常是知情人在网上首发, 网民广泛转载、热议, 传统媒体互动报道, 相关政府部门介入甚至高层直接关注, 最后事件得到回应或者解决。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厦门PX事件”。
在2007年两会期间, 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 对PX项目的选择和安全隐患表示了质疑, 随后媒体曝光跟进。消息传出, 厦门人民的反对声在各大网站、论坛中涌现。正是短信、博客、BBS、QQ群这样的网络总动员, 让信息封锁完全失效, 将素不相识的市民凝聚在一起, 民意的力量由此而不可阻挡。
居住在厦门的独立作家连岳先后在博客中发表了《厦门人民怎么办》、《厦门人民怎么办2》等针对厦门人民的建议。连岳理智但不乏勇气地用文字召唤着群体的力量, 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消失了, 散步开始了。PX项目最终缓建并重新环评, 12月中旬, 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 停止在厦门海沧区兴建PX, 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2007年, 因为厦门PX事件而被一些学者称为我国的“公共事件元年”。有媒体在评选2007年中国年度人物时, 将奖项授予了“厦门人”这一群体, 而在这一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可以说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网络”。
在西方社会, 如果政府想在居民区附近建造噪音很大的飞机场或有害于人们健康的化学工厂或核实验站, 事先必须征得该地居民的同意, 否则, 其计划必然会因为遭到人们的抵制和抗议而难以实行。人们不仅组织起来共同抵制政府和企业侵害, 而且还主动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 要求政府和社会确认并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中国社会今天是处在与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发展阶段, 诸多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 远远缺乏所赖以实现的资源支持。不过, 从近两年的实践看, 网络舆论为公民权利的捍卫、对公权力的监督, 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进入口。
近些年来在一些或大或小的事件中, 民意特别是网络民意的闪亮登场并且影响到对事件的处置, 表明在传统的国家权力之外, 一些相对独立的生活领域, 正在中国社会逐渐出现。SARS事件在中国催生了公共事件必须公开的原则, 孙志刚事件终结了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正在改变征地拆迁的陈规陋习———公民新闻的网络写作、公共信息的及时传递维护着民众的权利,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公共事件的合力推进, 公民权利的维护鼓舞着人们的信心。互联网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 其发展壮大必将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权利正由普通民众操作着的键盘萌发,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拓展了民众在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 使公众投身社会治理和利益博弈成为可能。
民意表达催醒权利意识
民意的表达是对自身权利的觉醒, 但是, 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逐渐积累和推进的过程。在“前信息时代”, 人们的声音, 大多只能通过“代表”发言。多数人对“两会”的了解往往只限于电视画面里宏大的会场、热烈的掌声和大同小异的发言, 至于“两会”所传达的民意, 一般人并不了解。
网民的“两会”却给了网络公民每个人都成为代表的希望。如今, 每年两会期间, 各大门户网站都策划起两会专题。各大论坛中充满了民生大计。对公民意识越来越浓的人来说, 两会期间是一个发言的井喷期, 网络则是一个开放式的参政议政渠道。那些没有人大代表资格的人, 可以选择成为网民代表。很多网友将自己关于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提案发到论坛上, 每天关注其他网民对这些帖子的反响。他们希望这些提案能够施行, 更享受那种一起讨论的满足感。网友们说, “提案很难进入人大会场, 但先放在网络上讨论也行, 想法越成熟, 进入政府议题的机会就越高。”
由人大开通的“我有问题问总理”专栏, 吸引网民提问达12万之多。人民网的两会专题如“网友看两会”, “网友为两会献计献策”, 每次在两会期间都会出现访问高峰。人民网总裁何家正说, “十七大的时候, 一天最高的页面访问量PV是1.75亿, 点击率近10亿。互动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个两会调查, 推出半天就有大量的留言, 现在累计6万多人参与。半天参与调查的就有5000人, 留言有数千条。”
电子民主企盼的政治互动, 民主的鼠标与政改的水泥接通, 才是硬道理。网民参政只有从虚拟空间接地, 联系方式制度化, 才能转化为现实力量。倾听来自互联网的民意, 已成中国各级政府的新风气。当胡锦涛说“我经常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和民众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当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多次说到上网察看民意的感受, 国人知道了总书记和总理也是网民;当法律草案在网上公示, 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愿与网民一起“灌水”并欢迎“拍砖”, 网民是喜悦的, 这种参政议政的形式得到了认可。网络正在成为党和政府倾听民意、注重民生的重要途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十七大将民众行使公民权利的“四权”完整提出, 网民即公民的权利更得以保障。
论中国原始神话的宇宙意识 篇5
摘 要
神话是1个涉及到世界的创造、起源和其他重大宗教性事件的综合叙述，它产生的结果是世界、自然、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事物被创造了出来，并被赋予其意义。中国原始神话的宇宙论指的是远古中国人民对宇宙的起源、生成与发展问题的探索与解释，也代表远古人民的世界观，它是以东方特有的混融型神话思维方式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
论文分为3个部分：第1部分从中国原始神话宇宙论的产生原因、天体意识、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角度分析中国原始神话的宇宙论。它为我们进1步研究许多重要的天文现象和文化现象以及重组上古神话谱系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提供了基本的原始材料;第2部分从盘古开天、伏羲创世、女娲补天3个创世神话来分析宇宙生成问题。这3个创世神话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及对生命的思考，是用1种新的话语系统去表达人类对宇宙生成模式的看法;第3部分以昆仑山为载体，具体阐述宇宙的“3层”、“9重”之说。宇宙层次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和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天文地理以及哲学思想，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1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国原始神话;宇宙论;宇宙生成;宇宙再造;宇宙结构
ABSTRACT
Mythology is a comprehensive narr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creation the origin and some other significant religious events of the world. It produced the result that the universe, nature, culture and other substances deriving from them were created and endowed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primitive mythology refers to the ancient Chineses explor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the origin,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e. It also represents the world outlook of the ancient people. It is also the comprehension towards the world as a whole by the means of the oriental distinctive mixed mythology reasoning.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ere parts. The first part analyses 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primitive mythology at the angle of its reasons of being, celestial sense, cosmic order and view of value. It provides us with fundamental materials to further study many significant astronom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o reorganize the pedigree of fairy tale in ancient time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urse. The second part dissects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through three fairy stories---“Pan Gu seperate heaven and earth”, “Fu Xi creates the Life”, “Nv Wa mend the sky”. From these three stories, we can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of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origin of universe and the thinking on life which is a new language system to explain the view on the pattern of formation of universe. The third part made a detailed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Three Parts” and “Nine Parts” of the universe through “Kun Lun Mountain”. The study of universal layer no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philosophical ideology at home and various nationalities abroad, but also can give an activ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kinds civilization.
中国意识 篇6
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到失衡、再到和谐盘旋上升的过程，纵观人类悠久的历史，人们从敬畏自然到依赖自然，到征服自然，最终挑战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也给自己带来一系列值得警醒的后果。历史进入20世纪， 曾经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的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却造成了自然的满目疮痍。在发展与自食恶果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才有了如今正在崛起的以高新技术为标志的生态文明阶段。
对生态文明广义的理解是：生态文明建设有着自身特有的三层和谐观念，即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和谐生存、在人类共同体内部谋求不同生态文明之间的和谐以及在个人的心灵深处谋求理性意志和情感的和谐。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多为狭义上的理解，即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漠视自然、糟践自然、滥用自然和盲目干预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
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实践，必然有其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础和直接来源
身在资本主义大扩张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目睹了机器化大生产神奇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但同时他们也清醒的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财富创造，是以对自然的无限制掠夺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为条件的。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受历史的局限，他们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不够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通过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我们仍然可以清晰的发现他们的真知灼见，以及散布在著作中对生态问题极具洞见的认识和论述。
1.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强调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人类不能够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恣意破坏，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够在与自然的共存中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利益。
2.实践是人与自然的纽带
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人类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延续种族，提高生活质量，将自然改造的更加适合人类居住。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强调，人类的实践以及对自然的索取不能永无止境，否则物欲膨胀，只关注财物索取，不理会环境承载力，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最终两败俱伤。
（二）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所吸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无论其内容的丰富性，还是思想的深刻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最璀璨夺目的。中国人形成了整体统一的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观照世间万物，皆是有情、有义、有生命的体现。天地含情，万物化生。人与天地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尽管古人的某些思想带有神秘的自然色彩，但是其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还是蕴含着许多哲理，为我们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思想资源，如先秦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第一次哲学思考；道家的生态文化思想则是更直接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对我们当今生态文化建设更具影响力和指导作用。我们归纳我国古代朴素的生态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尽管古人关于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说法，但其思想的本质都是强调人要尊重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内在统一。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如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河川是历代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已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
2.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生态价值观
比如，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激起了动物保护者的极大关注。当人的利益与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发生冲突时，传统文化中尊重生命、万物平等的观点也许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方向。
3.顺应自然、永续利用的生态实践观
庄子说：“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这种顺物自然的思想告诉我们，人类在认识、利用自然时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事物的本性，尽量减少对大自然的人为干预。人类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应该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但“发展”本身意味着什么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思考，大家想得比较多的是怎样搞“发展”、怎样大搞快搞“发展”，各式各样的“发展”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发展有度，有临界点， 越出度， 接近或超过临界点，就会引发生态灾难， 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就我国的生态系统而言， 这样的临界点离我们非常之近， 不再是未来的、长远的可能性，而是眼前残酷而又难以回避的现实。说到底，人民不仅要富裕健康的生活、稳定富强的中国，还要美丽的家园、美丽的中国。这些年虽然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自然生态系统脆弱；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不容乐观；我国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点任务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贯彻落实这四句话，就需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但目前，我国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还有待加强。一方面，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很少涉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传统道德建设很少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下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力度不够，在环境道德教育以及环境道德实践方面比较薄弱，即使进行了环境教育也是流于形式，不够深入，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的效果。所以我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有效的规范自己的行为，生态文明意识没有在全社会树立起来。
前些年有一则公益广告“人类最后一滴水是自己的眼泪”，令无数人为之一震。眼下，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欠缺的就是这种前瞻意识和危机意识。对于一些部门而言，生态与环保“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名义上环评是第一道关，但在现实中环评为重大工程让路，“先上马、后补票”事件时有发生。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树立和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价值意识、生态消费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生态审美意识等。
首先，树立生态价值意识。目前，我国公民对生态价值定量评价的意识不强，在我国，资源价格基本上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但这个价格反映出的并不是资源真实的价格，它只反映了资源的开发成本，而在开采过程中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不计入成本中。所以，我国市场体现出来的是“产品高价、原材料低价、资源无价”的片面价格体系。这种“环境无价”观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了很大负面影响。生态价值同样是评价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标准，我们要向公众推广资源环境有价的新观念，在制定经济发展指标时考虑环境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全体公民的生态责任感。
其次，树立生态消费意识。2008年由中消协组织的“最应该摒弃的十种不良消费行为”评选结果是：明知驾车劝饮酒；景区公物不爱惜；野生动物上酒席；处理垃圾不分类；红白喜事过奢靡；餐后离席满桌菜；住宿宾馆长流水、长明灯。目前我国存在一次性消费、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炫富消费、畸形消费、借贷消费和非法消费等等不健康的消费现象。这都在提示我们的生态文明观念严重缺乏，这些消费模式之所以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是因为其核心是物质主义的，它把满足人的无限物质欲望作为第一目的。拉动内需的确需要刺激消费，但是公民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政府引导正确的可持续性消费行为。可持续性的生态消费模式包括三层基本含义： 一是绿色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选择没有被污染无公害的绿色健康产品，消费后合理处置垃圾，减少环境污染。二是适度消费，转变消费观念，在满足对商品需要的同时注重节约资源能源，崇尚简朴。三是持续消费，注重对后代带来的影响。可见，实现消费“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这正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最后，树立生态审美意识。生态审美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更高层次的追求，自然生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审美价值。当我们置身于湖光山色中，看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听松涛阵阵穿林响箭，春风中纸鸢飘摇，夏雨里芙蓉如面，秋夜里雨打芭蕉，冬天里梅影卧雪，精神情操自然得到陶冶，美丽的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给予的精神上的满足。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是顺应时代变化，是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呼应，更是在提醒党员领导干部，发展到底要GDP还是要生态与资源？要财政收入还是要民众幸福？要一时面子还是要造福后代？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响应者和推动者，这彰显了中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新行动纲领，这是一个关乎民族未来的发展大计，必将给人们增加更多的福祉，这也必将建设出一个青山、绿水、富庶、繁荣的“美丽中国”。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 篇7
关键词：传统法律意识,现代法律意识,农村法治
以主体理性自律精神为内核的法律崇拜和法律信仰, 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 如果没有内生性的法律信仰, 中国现代法治将寸步难行。[1]现代社会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治建设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虽已有所提高, 维权意识在增强。但就整体来看, 农民的法律意识仍落后于现代法治建设进程的要求, 阻碍着农村法治建设。
1 农民传统法律意识的特征
一是以情代法。“情治”代替“法治”, 在“情为上”、“和为贵”的心理下, 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不诉诸法律, 选择私了, 甚至能忍则忍。这种通过一部分法律权利的牺牲换取的人情和谐的状态, 一方面丧失了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使罪犯逍遥法外, 阻滞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二是权力至上。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人治社会, “权力至上”的观念使农民习惯于接受统治、服从权力, 权即是法, 权大于法的观念导致农民不知道, 也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 把法律看作某种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 使得法律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在其他手段更为经济简便时, 人们会放弃法律, 因此, 在法律工具主义思潮影响下, 许多农民形成了对法律敬而远之, 畏而避之的心理, 放弃法律终将导致法律的瘫痪, 法治进程的停滞;三法律即义务的思想制约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即义务的思想在我国农村中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农民对国家的法律, 看到的只是其强制性的一面, 而对其权利保护的一面却视而不见, 农民义务意识愈加浓厚, 权利意识愈加淡薄, 对法律从内心里更加难以接受。即使为了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或未来利益的法律, 在农村也很难短时期内获得人们的认同。[2];四是族规家法神圣观念。中国农村历来重视家庭和宗族, 往往都以血缘、亲情为基石, 制定家法、族规, 对涉及家庭和宗族成员生活的所有事情, 都予以规范。这些家法、族规均是以“情”字和“亲”字为纽带, 易于为人们接受, 成为内生于农民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
2 农民传统法律意识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内在冲突
2.1 法治意识与人治意识的冲突。
现代法律意识之根本是法治, 即以法律为最主要、最权威的社会控制方式治理国家。法治与传统法律意识中的人治本质的区别, 主要在于治理国家的依据和权威是法律还是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法治的优越性在于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形成外部制约机制, 避免了人治及人性的弱点;保证了法制的稳定性及社会的长治久安, 避免“因人废法”的弊端;由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愿望,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此可以避免个人专断所带来决策风险。然而, 在农村的现实社会生活中, 法律的权威性一直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 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挥去。[3]
2.2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的冲突。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当家作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这种民主思想并未完全取代农民头脑中的“臣民意识”。儒家虽然也提倡“民本”, 并有“民贵君轻”的论断, 但这与“民主”思想实是迥然相异的, 不过是一种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说辞而已。尤其在当下农村社会生活中, 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 仍然沿袭传统体制下惯用的行政手段和专政意识, 把农民当成了被整治和管束的对象, 这无疑也加剧了农民的臣民意识, 使其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权力之本、人民是法治的主体这些民主原则缺乏深刻的体味。
2.3 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的冲突。
当前, 法律即义务的思想在我国农村中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农民对国家的法律认识到的只是其强制性的一面, 而对其权利保护的一面却视而不见, 农民义务意识愈加浓厚, 权利意识则愈淡薄, 对法律从内心里更加难以接受。而法治的基本内容是权利, 强调法律对公民的保护, 要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 使人民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 而非无足轻重的客体, 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明确地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并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尊重。
2.4 契约意识与宗法伦理意识的冲突。
现代社会是契约的社会。契约意识所包括的具体含义就是“独立平等、诚实信用、自由自治”, 它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 人们局限在一定的地域内, 宗法势力十分强大, 任何人只是宗法网络中的一环, 而不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独立、平等、自由的主体。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巩固了伦理等级秩序, 却束缚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就是要提倡并保护“契约”, 以此维护人们之间平等的关系, 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优良习俗, 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把广大农民从宗法网络中解救出来。
3 促进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措施
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 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治精神之建立, 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发展农村教育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当前, 农村教育资金不足, 大部分的教育资金投入在城市, 而农村所得则少之又少, 加大农村教育势在必行。其次,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是我国农民法律意识不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贫困学生辍学流失现象。此外,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政策上、物质上给予大力扶助。
3.2 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力度探索农村普法教
育新路
第一, 在传媒工具上, 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普法工作。在农村, 可以利用电视中现有法制节目, 也可以利用当地有线广播网开展普法工作[5]。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 开设法律频道电视节目作为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广泛地宣传与普及法律, 拓宽普法渠道, 改进工作方法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 在普法的工作方针中, 农村普法不能只把农民当作普法的对象。根据普法规划的精神, 农村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是针对农村各级组织和公民。特别是“执法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对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 认为, 农村各级组织在普法和依法治理中首先应当从“自律”开始, 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学习者和接受者, 模范地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 然后才是法律的推广者。对于农民则应采取多种形式, 结合生产, 生活实际, 切实地运用法律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让法律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到充分发挥。
3.3 让农民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 准确地解读法律
长久以来, 传统法制观念中“法即是刑”、法就是“惩罚”的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诚然, 对违法者的制裁是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 但并非是法的全部功能。农村社会生活受法律调整的领域十分广泛, 依法治理中应当结合农村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给农民以法律帮助和法律引导。让农民通过法律帮助和指导, 认识到保护老百姓也是法律的重要功能。只有这样, 作为农村中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才能形成法律观念、培育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
参考文献
[1]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 1996, 18:6.
[2]苏力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J].法学研究, 1998, 1.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4][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中国公民意识发展史考 篇8
1 公民意识的内涵及其形成
公民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关于公民意识, 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认为公民意识有两层含义, 一是对于政府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 二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参与和维护。所以说, 公民意识性质上属于“公”而不属于“私”, 它是当公共领域在政治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出现, 并且政治权力成为社会公共用品之后的产物。概括地讲, 公民意识是民主宪政制度下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 是公民个体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自身在政治国家中所处地位的切实感受和理性认知。它不同于专制社会中“君君臣臣”对人精神的强迫和钳制所形成的臣民意识, 而是在民主国家中、在权利本位的政治与社会伦理观念之下, 公民通过法定权利的行使, 参与国家公众事务, 通过反复熏陶和训练逐渐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公民意识与民主型政治文明相适应, 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可能产生公民意识, 在专制社会中不可能产生公民意识。成熟的公民意识体现为一种自主、科学、理性的精神。公民意识包括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政治宽容意识等要素。从根本上说, 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存在反映的是社会的需要, 展现的是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努力。
2 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曲折发展
受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制约以及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 几千年来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民主精神, 人们只是以臣民的身份简单地隶属于国家和封建家族。中国传统社会难以孕育出公民意识, 相反却存在着顽固的臣民心理, 表现在政治上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政治参与的淡漠感, 固守“国家本位”和“义务本位”的传统思想。[1]我国公民意识萌芽始于鸦片战争后, 在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中逐渐显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公民意识才获得了实际的成长和发展。
2.1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公民意识萌芽
19世纪后半叶, 随着封建专制制度逐步走向衰亡, 公民意识在我国开始萌芽。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原则使成长中的最初的资产阶级初步有了平等意识, 并开始追求政治上的权利;二是蜂拥而至的西方思想文化如严复译的《天演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对我国当时的进步人士在思想启蒙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在政治实践和理论反思中发展了国民素质理论, 提出了“国民”概念。“国民者, 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 定一国之法, 谋一国之利, 捍一国之患, 其民不可得而侮, 其国不可得而亡, 是之谓国民。”[2]梁启超提出了“民智是民权之本”的思想, 把培养“新民”放在国家革新的首位, 提倡通过大办报刊来启发和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这一时期, 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在中国萌芽, 人们更多的是从抵御外患, 摆脱对外屈辱的目的来探讨公民意识问题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随后建立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历史上首次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在民, 全体国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依法享有选举、参政、言论、出版、集会、等项权利, 明确地从法律上否定了君主统治和臣民观念, 肯定了国民身份和国民权利, 为公民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法律条件。但是, 传统臣民观念并不会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而迅速的烟消云散, 公民意识也不会随着一部法律的颁布而随后普遍确立。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序幕, 权利义务观、公民意识开始走入普通百姓心中, 但这一时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孕育公民意识的社会基础还远未形成, “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仍局限在少数人, 主要是知识分子内, 并且这些观念还很不彻底、很不成熟。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蒋介石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 打着“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的幌子为实行个人独裁和剥夺各党派与人民的政治权利寻找借口, 他一再推迟立宪的进程, 把立宪过程同国民素质的提高过程完全割裂起来。在这一历史时期, 我国公民的政治、社会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孕育中国公民意识的土壤仍一如既往的贫瘠, 公民意识的培育被国民党政府抛在一边, 以宪政为价值目标的政治文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2.2 建国后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曲折历程
中国共产党和早期的革命党人积极探索和实践现代公民的培养和训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公民教育发展的新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建立了民主制度, 通过法律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赋予并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为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具备了现实基础, 中国人民的公民意识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1953年我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选举, “……从各地选举的情况来看, 选民绝大多数都对自己的民主权利非常重视, 积极热情地参加了选举……统计投票的有278093180人, 占全部登记选民的85.88%”。[3]1954年, 我国《宪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保障公民享有平等、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但是, “权利永远超不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4]由于我国在这一时期还处于自然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态, 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经济条件、文化价值观念等都远未形成, 公民意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难免遭遇扭曲和挫折。之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1954年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法定权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更谈不上倡导公民意识了。文化大革命则进一步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漠视民主法制, 严重阻碍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曲折经历表明,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 为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但是制度的先进性要靠在现实中的具体运行状况来体现, 如果在实际中去否定民主和法制的原则, 公民意识的孕育就真正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意识的快速发展
3.1 社会转型期对公民意识发展的促进
我国社会转型中持续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进程促进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与调整, 冲击了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 增强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 这些都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化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条件, 为我国公民意识的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当代我国公民意识有了长足发展。首先, 强大的经济市场化浪潮促进了我国公民参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因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伴随着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 社会大众迫切希望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志通过政治参与输入政治系统, 力图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 政治民主化加快了公民参与意识的成熟。民主政治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孕育的基础和发展的“加速器”, 日趋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政治实践促进了我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公民意识的发展。再次, 社会法治化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形成。我国已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体现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律框架, 推动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健康发展。并且我国1982年的宪法修改草案还首次提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内容, 1986年党的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 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5]这些都为我国公民意识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使得我国的公民意识有了更加深入广泛的发展。
3.2 当前中国公民意识的巨大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的社会意识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公民意识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公民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我国公民逐渐摆脱大行其道几千年的“臣民”意识, 在社会公共事务中, 公民既能尊重、服从集体的意见和决定, 又能保持自身思考、判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普通公民将政治参与看成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他们开始主动关心并参与政治, 对政治系统输入诉求的意识增强。公民法律意识逐步提高。法制建设的推进、普法教育的加强、司法案例报道的增多, 促使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显著提高, 广大群众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民权利意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是我国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权利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有何法定权利和如何享有这些权利了。二是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三是公民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向政治系统理性地提出新的权利要求, 并且已从最初单纯的经济利益方面, 逐步向公民个人隐私权、国家社会重大事项知情权等纵深方面发展。四是权利意识支配下的维权行为已经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上, 当代我国的公民意识有了长足发展, 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充分,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文化教育相对落后, 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 我国还未能确立起普遍而成熟的公民意识, 整体上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国情, 在深刻总结并依循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特有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努力促进我国公民意识的健康成长。
摘要：公民意识是民主宪政制度下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 我国的公民意识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中逐渐显现, 民国时期公民意识的发展虽有机遇但受到极大抑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公民意识才获得了实际的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公民意识,发展,史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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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纯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4:142.
浅论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 篇9
一、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
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事业的兴盛和图书市场的繁荣。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 社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出版事业, 文人们著书立说主要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 图书的流通主要靠手工抄写, 费时费力, 而且这也几乎是当时文化传播的唯一方式。手工抄写的图书主要是为了个人需要, 即便可以作为商品出售, 但是由于所抄之书也包含了抄写者自己的劳动, 仍不能等同于现代的侵权。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图书的印刷变得非常便利, 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由此出现, 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就已经出现的图书市场日益繁荣。而版权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 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作者、出版者都有利可图, 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当事人越来越关心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如何防止别人私自删节、修改出版自己的作品以牟利, 版权意识由此产生。复制侵权者轻易就可以将别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 占为己有, 这为侵权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也敲响了版权保护的警钟!关于我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 历来众说纷纭, 有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 总的来看, 雕版印刷术发明和使用的历史演进过程是在唐代后期完成的。这也是我国的版权意识滥觞于五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版权意识的产生
唐五代的图书版权保护的例子并不多见,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仅存的史料中管窥当时版权保护的情况。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看, 在公元七至八世纪, 即我国历史上昌盛的初唐到盛唐时期,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印刷物的不断增多, 人们的版权意识便开始出现。由于印卖书有利可图, 擅自印制他人诗文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很普遍了, 不仅白居易、元稹等名家, 生活在晚唐的徐夤也记述有其作品被人盗印的情况。
中唐文宗大和九年 (835) 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曾提出关于禁断民间印历日的问题, 奏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 其印历已满天下, 有乖敬授之道。”[1]这份奏疏得到唐文宗批示: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禁止民间私印历日, 其主要原因是“有乘敬授之道”, 不符合封建的等级规范, 并非出于经济目的, 但它已暗含保护版权的意识, 与现代版权保护中“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的惯例很相似。
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出版物规定的文件,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版权的文献记录。
三、版权意识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业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础上, 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 除国子监承刻之外, 其他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刻书、印书, 全面开展了政府刻书事业。私家和坊间刻书也开始兴盛, 并且形成了四川眉山、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几大刻书中心。书坊刻书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 不法书商们为了牟利, 便开始盗印当时畅销的书。朱熹有两部著作就曾被人盗窃。一是淳熙四年 (1177) 其《四书或问》撰成, 因为未及修改, 不肯刊行示人, 不料“时书肆有窃刊行者”, 于是朱熹“亟请于县官, 追索其板”[2];一是他的《论孟精义》, 大概因畅销之故, 浙江义乌书商便翻印夺利, 朱熹很是气愤, 他写信给吕祖谦, “试烦早为问故, 为一言止之”, 希望借吕氏出面干涉, 禁其翻印, “如其不然, 即有一状”。朱熹认为“为贫谋食不免至此”[3], 事关经济利益, 如翻印之事不能调停解决就要上告打官司。朱熹在信中表明了维护作者自身权益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印刷作坊要求政府出面, 禁止别人翻刻自己的印版, 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一些宋版书上, 记载了当时一些这样的事例。例如刻印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的王偁的《东都事略》, 上有牌记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 不许覆板。”[4]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我国版权实例的记载。祝穆的《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 宋原刻本的自序后有《两浙转运使录白》:“两浙转运使录白。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 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 今来雕版, 所费浩瀚, 窃恐书市嗜利之徒, 辄将上件书版翻开, 或改换名目, 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 翻开搀夺, 致本宅徒劳心力, 枉费钱本, 委实利害。……容本宅陈告, 乞追人毁版, 断治施行。……”[4]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盗版很猖獗, 书商所用的作伪方法也层出不穷, 或者照式重新开雕, 或者把原书改名, 或者将几本书重新拼凑。
此外如段昌式的《丛桂毛诗集解》一书的前面也印有淳祜八年 (1248) 七月国子监的禁止翻版公文:“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 以《诗经》而两魁秋贡, 以累举而擢第春官, 学者咸宗师之。……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 平生精力, 毕于此书, 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 则必窜易首尾, 增损音义, 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 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如有不尊约束违戾之人, 仰执此经所属陈乞, 追板劈毁, 断罪施行。……”[4]
从上可以看出, 有宋一代, 作者 (或其继承人) 比较重视版权的精神权利, 打击盗版大多为了自己或祖先的学术声誉;而刻书者比较重视版权的经济权利, 打击盗版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经济专有权。而且这些打击行为, 都是出于有权势的刻书者向官府的申请, 这说明当时版权保护尚未制度化, 版权意识也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
而当时的政府所刻之书, 并没有禁止翻版的记载, 如雍熙三年敕撰雕印许慎《说文解字》, 末附中书门下牒文云:“……许慎《说文》起于东汉, 历代传写, 讹谬实多, 六书之踪, 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 渐恐失其原流。爰命儒学之臣, 共详篆籀之迹。右散骑常侍徐铉等, 深明旧史, 多识前言, 果能商榷是非, 补正阙漏。书成上奏, 克副朕心, 宜遣雕镌, 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 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 仍令国子监为印版。依《九经》书例, 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 无令差错, 致误后人。”[4]可见宋代政府刻书, 并不禁止翻版, 而是对书籍严加校勘, 向民间提供一个标准的版本。
元代, 人们的版权意识日益增强, 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乞官禁止翻刻的告白。如《古今韵会举要》就有陈棠的告白:“是编系私著之文, 与书铺所刊见成文籍不同, 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 节略翻刻, 纤毫争厘, 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 乞行禁约外, 收书君子伏幸藻鉴。”[4]
四、版权意识的成熟
明清两代随着出版业的继续发展, 人们的版权意识日益走向成熟, 当时出版的书籍中经常印有保护版权的印记, 特别是明代万历以后, 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印记则更为普遍。
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东西洋考》 (明张燮撰) 在书名页上刻印“翻刻必究, 本衙藏板”[5]字样。万历年间郑能刻本《前唐十二家诗》 (明许自昌编) , 在《岑嘉州集》卷末有“闽城琅环斋版, 坊间不许重刻”[5]的牌记。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出版家毛晋曾替人刻印了《二如亭群芳谱》, 书名页上署“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字样。崇祯元年尚友堂刻本《拍案惊奇》 (明凌蒙初撰) , 书名页上刻印“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5]。崇祯十四年刻本《麟旨明微》 (明吴希哲撰) , 书名刻印“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5]。崇祯刻本《皇明世法录》 (明陈仁锡撰) , 书名页左下角钤白文方印“如有翻刻, 千里必究”。
以上所引印记, 一般都不再有宋元时期“已申上司”的字样, 之所以会如此, 并不是不需政府干涉, 只能说明, 这一时期要求保护版权的事例已经很普遍, 版权的意识已被大多数人接受, 因此, 就不用特意说明“已申上司”了。而且这一时期印记的用语也简略规整, 趋于统一, 说明明清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关于版权保护, 社会上开始有了一定的规范, 而不再仅仅是零散自发的。
明代的官刻图书仍然和宋代的官刻图书一样, 可以翻刻, 但不准另刻。《书林清话》曾记载, 闽中所刻《五经》、《四书》, 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为书籍事, 照得《五经》、《四书》, 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 近时书枋射利, 改刻袖珍等版, 款制褊狭, 字多差讹, ……其为误亦已甚矣。……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 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 重要校雠, 字画句读音释, 俱颇明的。”可见明代官府所刻之书, 目的也民为了给广大读书人提供一个正确的范本, 从而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
版权意识的增强, 并且促使书商去思考如何从技术上防止盗版。明刻《宣和印史》书前印有“宝印斋印制《宣和印史》……恐有膺本, 用汉佩双印印记, 慧眼辨记。”[6]这副汉佩双印印记, 图案复杂, 印记精工, 极难伪造,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激光防伪了。
让人遗憾的是, 清初的文化高压政策, 扼杀了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 此后图书出版流通虽然有所发展, 但是直到1840年前后, 图书版权保护并没有大的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 虽然版权意识日益增强, 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政府对此并不重视, 最终也没有上升为法律。明代冯梦龙编辑的《智囊补》卷二十八有这样的记载:
吴中镂书多利, 而甚苦翻板。俞羡章刻《唐类函》将成, 先出讼牒, 谬言新加印书若干, 载往某处, 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 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 无敢翻者。
它说明, 明代末期版权意识已经为一般刻书者所知。但俞氏之所以要伪言所编之书丢失了一部分, 是因为在政府眼中, 盗版的罪行算不了什么, 根本比不上盗窃的罪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盗版的态度是大同小异的。虽然他们都制定了对图书流通进行管理的机构和法令, 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危害其统治的思想言行, 宣扬封建思想教义, 并不真正关心图书市场的版权问题。所以尽管印刷术出现在中国, 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却出现在英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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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计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自觉 篇10
我们先说第一个层次。在学科的分类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前苏联的经验,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设置为代表,将美术分为“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两大类,除建筑设计和部分服装设计在工科院校以外,绝大部分设计类学科设置在美术学院的工艺系或装潢系。在美术领域,“纯艺术”轻视“工艺美术”的现象长期存在。当时对这种专业歧视的感受,陈绍华至今还耿耿于怀他说,1984年参加第六届美展,就是要为工艺美术争口气,因为他感到工艺系的人在美院被人看不起,“……经常在饭堂里碰到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人在侃创作,侃第六届美展,他们就会有意回避工艺系的人……那时确实是被排斥。他们觉得你们是工匠,他们才是艺术家。”所以他一定要送作品参展、要获奖,“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此为工艺美术正名。(参见“陈绍华访谈”,载《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那一年,陈绍华向第六届美展送了三幅宣传画,其中《绿,来自你的手》(图1)获金奖,他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领域都在解放思想,文化艺术也处在观念变革时代,无论是纯艺术还是工艺美术,都经历了对西方艺术狼吞虎咽、生吞活剥的过程,对包豪斯及之后的设计,也是以学习现代艺术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工艺系的师生大多希望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到变革中来。陈绍华应邀为当时的《美术思潮》设计封面,另外一个工艺系的毕业生杨志麟正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艺术活动,他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设计了一张著名的海报《不许掉头!》(图2)——对一个交通标志的直接挪用。很多人已记不清展览中的作品,但被铺满中国美术馆外墙的这张海报,已成为这个展览最重要的视觉记忆
设计师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更重要的源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在市场中,设计可以挣钱,给他们带来财富。同时,他们也感到设计难以做到个性化的自由表达,与纯艺术相比,设计是“带着镣铐跳舞”。设计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工具,必须关注当下、关注市场、关注客户的需求;设计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躲进自我的象牙之塔。在市场的蹉跎中,设计师们开始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有意与艺术家保持距离,对参加像“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样的活动并不热衷,宁愿将热情投入到国内外更专业的设计展览当中。在参加境外展览,与国外设计师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对“设计师”身份的自信。陈绍华、王序、王粤飞等较早的一批优秀设计师成为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员(Alliance Graphique Internationale,简称AGI),这激励了设计师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目前已有20多位华人设计师加入了AGI。身份的变化促进了设计学科语言的专业与精致化,他们迅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性质是“视觉传达”,他们对新形式、新材料、新工艺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在图形、符号、字体与色彩创造中显示其优秀的洞察力与个性化的美学修养。但是,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设计师们对专业性的坚持往往感到沮丧,很多人感受到另一种歧视。真正为设计赢得荣誉和社会尊重的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北京奥运会,二是北京的世界设计大会。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全过程,可以视作全民接受设计熏陶的运动,每一次形象设计项目的发布,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争相报道,设计的价值从未受到社会如此重视。设计师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中体会到荣誉感和归属感。2009年,Icograda(国际平面设计社团协会联盟)年会在北京举行,号称世界设计大会,由文化部、教育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这次大会触动了政府从战略上正视设计的重要性,意识到设计处于科技成果、文化成果进行社会转换的中间环节,在社会转型发展中作用重大,仅靠一个部门的力量难以引领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将它从艺术中独立出来。这可能也是“中国设计大展”的办展初衷。
现在,在专业上对设计的歧视心态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将设计与艺术之间的阻隔打通,毕竟艺术与设计同宗同源,在创造性与审美品位上,设计需要更多艺术资源的支持,艺术也需要通过设计思维不断更新观念。今天的设计,更加需要综合型人才,而不是以学科的分类作茧自缚。设计对于年轻的设计师而言,有关专业归属的心理纠结要少得多,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往往出于个人的兴趣,较少考虑其他因素,他们的职业状态要显得自由得多。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纠结,1992年陈绍华为“平面设计在中国”创作了一张主题海报:一条东方的腿与一条西方的腿纠结在一起,筚路蓝缕,艰难前行(图3)。许平教授说这张海报象征了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路,这样的解读并不过分。自从有一个强大的西方站在我们身边,这种纠结就没有离开过我们。“’92平面设计在中国”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华夏远古之伏羲,创太极八卦,推演宇宙万物之规律,诚为无与伦比,世界最卓越之设计创意……当今之炎黄贵胄,地无分域内海外,人无分长少男女,皆本奋发图强之信念,致力于各业进步,期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设计界同仁,犹然。”这段文字的起草者据说是组委会秘书长贺懋华。我惊叹中国现代设计首次集中亮相时,对传统文化资源有这样深刻的洞察力。当时国内的现代艺术已经降温,文艺界的价值观再度摇摆不定,这批设计界的精英却坚定地选择了将现代设计与民族文化资源相结合,寻求建立“中国设计”的价值观。因为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设计师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不断比较、摇摆。王粤飞的八卦图形、王敏的海报《中国艺术家在美国》(图4)都表现出很深的东方情结。还有一位重要的设计师——香港的靳埭强,他把传统的水墨元素运用到平面设计中,创造出一种东方韵味的平面风格。(图5)
对本民族文化宗教式的皈依感,折射出设计师纠结的、不自信的文化心理。甘阳在回顾80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潮时说:“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保住家业),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愧对祖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尤其是素有士大夫气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启蒙道路上的一块巨大暗礁。”他认为:“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著名的理论怪物,实际上远远不是中国近代史某一段独有的思潮,而是中国现代化整个历程中不断会遭遇到的一大障碍,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完全摆脱的一个鬼影。”(参见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我们不敢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设计师是否触碰到甘阳所谓的心里暗礁。但对西方欲拒还迎的心态,可以从韩绪的海报《城市发现·木马计》中领略到。(图6)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自信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关,虽不能说绝无例外,但在经济、军事上落后的国家,是很难有文化话语权的。因此,从逻辑上说,我们需要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迎头赶上去,这一阶段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实现了对国际奥组委的承诺,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其中,奥运形象的系统设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对中国来说,奥运会承载着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也承载着十三亿人的情感,所以,奥运设计的理念“必须是具有浓郁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同时又是具有时代感的、当下的设计”。(参见王敏《已褪色的景观,难以忘却的经历——北京2008年奥运会设计的挑战与理念》,载《玉与礼——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设计》,王敏、杭海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由于国际奥组委对奥运的形象系统与应用系统的设计有严格规定,这就要求北京的设计“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述说中国的故事,在讲述中国股市的同时,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实现设计功能的需求”。据王敏回忆,筹备奥运初期,我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具备将这样一个复杂的设计工程做到国际水准的条件,体制的限制、对设计认识的缺乏、对设计师的不尊重等等,都成了制约设计的因素;但是,“对中国设计而言,奥运会无疑是一个契机,一个舞台,是一次一次让中国设计呈现一个新面貌的机会”。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为主要团队的中国设计,艰难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也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百年救赎。北京奥运形象与景观工程的设计证明了中国设计师有能力合作做好超大系统的综合设计项目,其中的部分设计作品已成为奥运设计的经典。国际奥委会形象景观顾问布拉德·科普兰(Brad Copeland)对体育图标的设计赞不绝口。(图7)这是一个年轻设计师的原创设计,虽然他必须选择中国元素,但将其与识别性和现代感完美结合,也与标志设计“舞动北京”相呼应、相统一,堪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
关于文化身份问题,在深圳有过至少两次相关的讨论。第一次是“’03深圳设计展”研讨会上,香港青年设计师区德诚谈及亚洲设计的东方特色时说,日本的设计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作品出自一个华人设计师之手,虽然他没有刻意表现,但从图形、色彩,甚至字体等因素中不经意的流露中就说明了一切。实际上,文化的选择就如饮食的习惯一样,传统的基因已经深入你的血液中,你和周围的人群一样,最熟悉自己浸润其中的中国文化。第二次讨论是在2007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上,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刘治治作为青年设计师的代表,说出了他们以及更年轻一代设计师对“国族性”(即“国家意识与民族性”)问题的迷惘与不堪重负。他认为,设计就是一个年轻的、由西方主要理论构成的,然后在东方很蓬勃的、国际化的学科,是一种建立在语言之上的、通过视觉沟通的学科。他觉得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了,设计师应该关注设计学科中真正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至于民族性问题,还是顺其自然。(参见刘治治《“拒斥”与“顺应”——中国语境下的“全球化”与平面设计》,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中国平面设计国际学术论坛(2007·深圳)文集》,关山月美术馆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我觉得,“文革”之前出生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历史撕裂感,因为他们经历了至少两个社会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文化的负重与纠结。但是,既然现代西方的“木马”已经拉进了国门,他们还是展现了最大的勇气接受挑战,从而为中国平面设计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 篇11
摘 要：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当前，中国动画创作的产业意识不足，产业链未成型，原创性不强，再加上全球化竞争激烈，致使中国动画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对动画行业的竞争，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注重增强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通过深挖民族题材，创新题材，提高创作质量，来增强中国动画的竞争力。
关键词：中国动画；创作；产业意识
基金项目：课题题目：《中国动画创作与产业发展现状研究》，项目编号： 2014D019
我国动画产业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动画创作缺乏产业理念。并且对动画的产业意识发展链条有了进一步认识，创作中的产业意识对动画行业的竞争，发挥着无可代替的促进作用，并且在动画产业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地位。研究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有助于改进动画的创作局面，从而促进中国动画业的发展。
一、动画创作的重要性
随着当代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国文化在全球化的经济局势下形成了综合的竞争市场。动画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竞争的形式是整体性的也是系统性的，既是资源整合，也是商业性的产品运作。在其竞争的多种元素中，创作是其竞争的核心力量。我国的动画市场和动画产业都展现出冉冉上升的局面，只有增进其创作意识，才能改变我国动画业的竞争贫弱局面。
动画在创作过程中，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原创性、市场性、现代动作制作高科技。这三个方面决定动画片是否受观众喜爱和能否取得经济效益。我们就动画制作的原创性，做重点说明。动画的原创，需要动画设计者长期积淀经验和技能，并且要吸收我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粹。动画的创作需要不断地突破，是一个纳新的创作过程。动画产业只有不断提出创新的制作点，才能满足观众的动画需求。再者，动画片也属于艺术作品，是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结合了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因素。大师宫崎骏说过：“动画是一个如此纯粹、又可以让我们贯穿想象力来表现的艺术。”动画是具备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它对人的影响不输于其它的艺术形式。所以说，只有注重动画的创作，才能让动画作品吸引眼球[1]。
二、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现状分析
我国动画片虽然出了《喜洋洋与灰太狼》这样影响广泛的作品，但是我国动画片在国际上影响不大，欧美、日韩动画片依然占据主要动画市场。我国的动画片开始模仿欧美、日韩的动画风格，导致了我国动画文化失去了本土个性。这种情况表明，在中国动画市场上本土动画产业其竞争力是非常微弱的[2]。中国动画创作的产业意识不足，其后劲开发流程就会表现出不足，在有限的市场运作力下，产业链就会断裂，无法改变现在的竞争局面。
（一）产业链未成型
我国动画产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这种现象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不相称的。近年来，我国动画产业一直在不断进步，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是我国本土动画片在市场上还是明显的缺乏占有率，比如影视市场播出的动画片就主要是欧美动画，如《冰河时代》《马达加斯加企鹅》等，这些在我国动画市场上都深受欢迎[3]。这种现象的背后表明了我国动画的缺失，也显示了我国动画产业链未成型的局面。并且原创作品影响力大的少，反而是国外的《米老鼠与唐老鸭》《樱桃小丸子》在动画市场上影响广泛。据可靠调查研究表明，喜欢日本动漫的青少年占据动画市场的60%。目前，中国动画创作其生产成本还是比较低的，生产周期不长，所以在打造国际化的道路上还需要更多资金的投入。并且现在的动画频道，需要大量的动画节目，但是动画制作还不能满足于频道的需求。动画的商业性质表明动画需要营销策划，但是那些颇具历史特色的动画创作，如一些水墨风格或者是剪纸风格的创作，还被定为艺术片子，从未被商业包装过。
（二）原创性不强
我国历史文明悠久，具备丰富的动画创作资源。在早期创作了《铁扇公主》这样引起剧烈反响的作品，还有《神笔马良》获得过意大利国际儿童节娱文片奖，这些片子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是真正的艺术品。在国际上创造了不凡的经济效益，获得了无数好评。我国传统绘画开创了一条伟大的先河的，中国特有的水墨之风掀起过一阵艺术之风。但是从1991年后，中国动画再也没获得过国际电影奖项，动画品种的种类稀少，停滞不前，从而与发达国家的动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三）全球化竞争强烈
目前，动画制作已经可以与电脑科技完美结合，比如利用3D影像制作华丽的画面效果，并且还可以用此技术进行真人拍摄，如《波普先生的企鹅》。美国等发达国家，其在动画中运用的成熟技术是令我们瞩目的，所以其动画电影的票房成绩一直不错，正是科学技术与产业意识的互相结合，使其跃居动画电影的重要地位。也向我们展示了强有力的营销策略，还有完整严谨的营销系统。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浅表来看，肯德基、迪斯尼游乐园、奥运会、巴黎时装，这是一个整体世界的文化传播图案。动画产业避免不了全球化经济局势的影响，各国的动画发展是相互碰撞和交融的，我们要在发达国家动画产业的缝隙中寻找本土文化的前路，突破瓶颈，建立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4]。
三、增强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产业意识策略
（一）深挖民族题材
我们民族有着优秀的题材资源，如果能在创作中重视起产业意识，就可能制作出无数佳作，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市场。我国现在的动画制作还缺少本土文化的“根”，一部获得世界认同又具备艺术价值的动画作品，只有轻松幽默的故事还不够，还要具备我国的民族精神，这也是本土文化认同感的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当年我国动画辉煌的关键，那些曾经的优秀动画片，具备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刻地绵延了民族文化特性。像美国、日本等动画大国，都是把本国的民族文化融入在动画作品中。因此，我们在动画创作中要立足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角度上也要以开阔的胸襟来开拓动画题材资源，放开眼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好的动画剧本。在选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势利导，不但要注意历史传奇人物、神话故事，还要关注那些优秀的历史著作。
（二）创新题材，提高创作质量
中国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源，是动画题材丰富的土壤。可以在创作初期开发剧本编新模式，比如，日本很多的动画模式就是由漫画改编而来的。其动画模式利用漫画作为动画制作的试金石，这样可以减少一定的市场风险。在创作题材上，可以开发更多的新型模式，加入更多的成熟现代的元素。比如一些爱情元素，像是美国的动画片《狮子王》等，表现出了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取得了一定的影视成就。动画的世界不能局限在儿童观看的一面上，其覆盖领域可以涉及社会各层面，适应不同年龄人员观看。在这个大的艺术范畴中，可以更广泛地结合当代人的生活，表现人的思想、生活和愿望，像是现在特别受欢迎的漫画《大头妹和阿衰》，就可以考虑其动画制作。
（三）符合受众题材需求
动画描述的是一个温馨的世界，最终传达的思想也是人生哲理的探索，比如美国获得艾美奖项的《辛普森一家》，贯穿整部动画作品的始终是美好的感情。引导人们对生活有更加正面的积极认识，在故事情节构架和故事编排上都要适应市场的潮流。
四、结语
本文浅析的内容可以为动画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只有在动画创作中注重产业意识，才能带动我国动画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徕，张建东.浅谈中国动画原创力[J].电影文学，2011，（06）：48-49.
[2]王可越.跨文化动画与动画跨文化性——文化、美学与产业的多维度探讨[J].现代传播，2014，（07）：96-99.
[3]王琦悱.中国动画产业现状及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4]曹振国.中国动画产业意识的转变——浅谈从动画产业的角度分析动画的新趋势[J].青年文学家，2011，（19）：118-119.
作者单位：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空间意识 篇12
一、“以大观小”的空间智慧
“以大观小”的理论是北宋时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的。“大都山水之法, 盖以大观小, 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 以下望上, 只合见一重山, 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 (2)
“以大观小”注重的是山水画的诗意空间, 而非像西画所追求的严格的透视空间。这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方式, 主要要靠人们的想象来完成。画面中所表现的“神”是艺术家自身的“神”而并非是客观物体的, 这就强调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动性。主张人的思维要超越现实物象的限制, 实现与大自然的交流融合。“中国画的山水往往是一片荒寒, 恍如原始的天地, 不见人迹, 没有作者, 亦没有观者, 纯然一块自然本体、自然生命。中国画中不是没有作家个性的表现, 他的心灵特性是早已全部化在笔墨里面。有时亦或寄托于一二人物, 浑然坐忘于山水中间, 如树如石如水如云, 是大自然的一体。” (3) “以大观小”的理论价值就在于使人们超越了对物象的单纯视觉感受的依赖性, 超越物象本身的局限,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从无限自由的心理空间与自然的融合中去探寻空间表现。中国山水画的空间并不是一个纯视觉的空间, 而是由视觉探寻引向精神体验的空间。
二、“远”的精神意境
传统山水画对“远”的追求, 历代画论中都有记载。如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曰:“竖划三寸, 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 体百里之迥。”论述了“远”在山水画中的重要作用。王微在《叙画》中有:“曲以为崇高, 趣以为方丈。”认为曲折的笔势可以画出崇山之高, 而快速的笔势则可表现出方丈之远。王维在《山水决》中有:“咫尺之图, 写千里之景”。关于“远”的论述, 在古画论中还有许多,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也可谓之最精辟者当属郭熙的“三远论”。
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曰:“山有三远:自上而下仰山巅, 谓之高远, 自山前而窥山后, 谓之深远, 自近山而望远山, 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 深远之色重晦, 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 深远之意重叠, 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 高远者明了, 深远者细碎, 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 细碎者不长, 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 (4) “三远”即“高远”、“深远”、“平远”。“三远”将人的视线和思想引向无限远处。“仰”、“窥”、“望”体现了三种观看方式, 必然的带来了“高远”、“深远”、“平远”三种空间观念。它主要是为了表达可视但又无法限定的无垠宇宙时空, 是画家从真山水中所体会感受到的一种心境, 一种情趣, 也是一种精神意向。“山水画的远, 对于人生境界确有更大的意义。高远、深远、平远其作用皆把人的视力和思维引向远处或远至凌霄或远至天际。总之, 要远离尘俗和烦嚣”。 (5)
在实际的表现中, “高远”、“深远”、“平远”不能完全割裂开去分析看待。比如范宽《溪山行旅图》偏重“高远”, 郭熙的《早春图》偏重“深远”, 而董源的《潇湘图》则又是典型的“平远”之作。三远是一个统一体, 共同作用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空间营造。只是在一些作品中, 比较偏重于“三远”中的某一方面, 而不能割裂开与其它二者的关系。当然也有“三远”整合在同一作品中集中表现的, 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传统山水画中的“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艺术境界, 正是通过“高远”、“深远”、“平远”的共同作用来实现的。
三、布白的虚实意境
中国画非常讲究画面的布白。布白就是画中没有笔墨着色之处。它的目的意义就正如文学中的“言外之意”, 音乐中的“弦外之音”。传统山水画家在创作时, 都会有意识的精心的去营造画面的空白。因此, 布白也就成了中国画特有的空间营造方式。而这种布白, 绝非无意义的存在。它包含着丰富的、无限的精神容量。
布白, 通过虚实关系、无中生有, 展示了中国画独特的艺术审美。画面空白处虽无笔墨点染, 却有画家的情思流露。以白为虚、黑为实, 黑白虚实相生。试想, 如果在中国画中没有了空白的形态变化, 墨色的形象又该如何依托, 虚实的表现又该如何掌握?仅以墨色去区分虚实、层次空间, 在中国画中是远远不能表达其丰富意境的。所以, 古有“计白当黑”、“计黑当白”的提法。潘天寿也说:“黑无白不显, 白无黑不彰, 故水墨之画不能离开白色之底”。 (6)
布白作为山水画空间营造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山水画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马一角”、“夏半边”就是对这种空间表现应用最成功的例子。这样的表现, 使画面虚实相生、意趣横生。
中国传统山水画, 正是主要通过这些方式来营造独特空间的, 它与西画所讲的透视有着很大的区别。传统山水画独特的空间意识, 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它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心理时空观, 这种时空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意识是一致的。同时, 这种时空观还具有许多精神性的内涵以及丰富的意境。这种精神性指向于天人合一、万物同源。它体现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精神寄托。
小结
今天, 当我们重提“水墨精神”时, 传统山水画所营造的独特空间观念, 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以大观小”所体现的诗意空间;“三远”所表现的人的视觉所难及的自我心理空间及宇宙空间观念;“布白”所表现的虚实相生、妙趣横生。这种精神与意境的追求与超越, 可谓我们今天所提的“传统精神”中的一部分。传统为我们积淀了丰厚的营养, 在如今, 我们有必要重提“传统精神”, 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创作具有精神内涵的新作品。
注释
1 叶郎彭锋编选《宗白华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P109
2 潘运告主编《宋人画论》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10月P232
3 叶郎彭锋编选《宗白华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12月P84
4 潘运告主编《宋人画论》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10月P24
5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