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之殇

中国创新之殇（精选5篇）

中国创新之殇 篇1

一、中国大豆贸易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 大豆在中国传统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 虽然这种优势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 但大豆贸易已经逐渐分级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1995年, 大豆作为主要油料作物和蛋白质饲料, 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追捧, 发展迅猛, 成为我国重要出口创汇农产品之一, 国内大豆需求量小于其国内产量, 能实现自给自足, 中国是大豆净出口国;第二阶段从1996年始至今, 由于中国在大豆和豆粕国际贸易方面政策的开放, 虽然大豆年产量与种植面积均实现逐年递增, 但由于大豆需求量大幅上升, 大豆供求局面发生逆转, 中国从大豆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 且需求量逐年递增, 进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目前, 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 是美国大豆出口需求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巴西和阿根廷大豆出口的主要国家。

二、中国大豆市场供需现状分析

近年来, 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随着市场需求量逐渐增加, 使大豆消费量也急剧增加。虽然动用部分库存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绝大部分仍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 国内缺口的加大导致了大豆进口量的大幅增长。同时, 四大粮商 (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 在中国开放的食用油市场大举扩张, 兼并、重组不断深化加剧, 导致压榨企业加大了对进口大豆的使用。随着企业生产周转的库存需求大幅增加, 而进口大豆较高的出油率 (国产大豆出油率17%, 进口大豆出油率20%) 、相对低廉的价格以及市场上豆油定价权的旁落, 生产企业只能增加大豆进口量。在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的同时, 由于全球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增加, 导致了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下跌, 市场竞争激烈, 虽然带动了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下降, 但降低了企业收购国产大豆的积极性, 国产大豆价格大幅下跌, 导致豆农的利润空间日趋狭小, 严重影响其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国内大豆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三、转基因大豆的危害及国内大豆企业面临的冲击

(一) 转基因大豆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虽然转基因食品对于人体是否产生实质性伤害尚没有明确定论, 但是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却已形成共识。转基因大豆的化学物质组成相对于传统大豆有着显著差别, 如蛋白质和苯丙氨酸含量明显下降, 维生素B2复合体胆碱的含量低了29%等, 但植物凝血素却提高了1倍左右、蛋白酶抑制剂高了26.7%, 这些化学物质的改变会导致人体生长缓慢、身材矮小等;另外, 转基因大豆中还含有一种会破坏人体荷尔蒙分泌类似雌性激素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在损害人体免疫系统的同时会导致人体生殖器官异常。有证据表明, 食用此类转基因大豆食品还会引发癌症及过敏反应。因此, 盲目追求会为中国带来诸多潜在危机。

(二) 国内大豆企业面临的冲击

1.使中国油脂加工企业竞争力下降、濒临破产

中国油脂加工企业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由当地粮食系统下属的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经营承办, 分布较广。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 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开始广泛进入油脂加工贸易领域, 市场开始发生变化。在国产大豆供应不足的窘境下以及中国油脂加工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 大部分企业年年亏损, 濒临破产, 而外资企业大规模的并购重组, 迫使中国的油脂行业重新洗牌。在此背景下, 外资企业又在沿海地区大规模兴建大型油脂加工厂, 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日加工能力1000 吨以下的内资小型油脂加工厂半数以上处于倒闭、半停产或者停产状态。

2.大豆价格波动剧烈, 扰乱了国内大豆期货市场

1999—2002年大豆价格处于低迷态势, 大豆期货月合约价格处于400美分～600 美分/蒲式耳之间, 此后, 呈明显上扬趋势, 2008 年7月份最高冲至1492 美分/蒲式耳的高位。随着大豆价格逐渐步入上升周期, 美国大豆的单位生产成本开始低于中国, 规模效应凸现, 成本利润显著改善, 随即向中国大量倾销。

在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波动剧烈的背景下, 中国大量内资企业由于没能准确把握市场走向、抗风险能力差、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水平低, 致使其难以和实力雄厚、规模强大、经验丰富的国际大粮商相抗衡, 价格频繁的暴涨暴跌导致国内买家难以有效操作套期保值, 造成巨额亏损, 最终破产倒闭, 从而为外资企业占领中国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有效发展中国大豆产业的对策建议

(一) 加大补贴力度和科研投入, 提高大豆自给能力

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农业上投入了巨大的财政补贴, 农民的补贴占到其收入的一半之多, 致使国内外豆农收益差距很大。因此, 中国应充分借鉴国际惯例, 利用“绿箱措施”, 对大豆的种植、产业区域结构调整以及相关生产服务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支持, 加大政府扶持和补贴力度。鼓励豆农选用优质的大豆品种, 提高大豆品质和产量, 稳定国内的大豆消费市场。另外, 受中国种植技术、自然条件以及大豆品种的限制, 单产水平无法与国外抗衡, 而成本与其相比反而较高。因此, 政府应加大科研投入, 提高单产水平, 积极培育蛋白质含量高且含油量高的品种, 以此提高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市场竞争力。在目前的条件下, 稳定大豆的种植面积, 加大对大豆的科研投入, 切实做到以企业为核心、以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力、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学发展体系, 提高中国大豆的单产能力和品质, 保证大豆的自给能力,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 制定科学的大豆发展规划, 加强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

大豆竞争不仅是简单的大豆产品竞争, 更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产业链竞争。因此, 相关职能部门应相互协作形成合力, 着眼于大局, 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在努力保护豆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确保大豆豆源供给稳定;同时, 中国政府应争取进口大豆的定价权, 兼顾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的利益;另外, 还要整合下游营销网络, 不断优化和完善整个大豆产业链的发展, 促进中国大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 构建完善的大豆产业链风险管理体系, 优化宏观竞争环境

政府应建立大豆产业风险管理体系, 以抵御变化无常的国内外市场风险。首先, 加大大豆种植的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其次, 应按照“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业保险+订单农业”的模式创建大豆产业风险管理体系, 形成规模化生产, 大力推行订单农业。对民族大豆企业来说, 其发展环境相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较不公平, 因此应减少或取消外资企业在国内所受到的优惠待遇, 创造并改善有利于中国大豆产业发展的宏观竞争环境。针对目前中国大豆产业被外资企业垄断的现状, 应建立健全反垄断的相关法律以阻止外资的疯狂并购, 还中国大豆产业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内资有实力企业进入大豆加工贸易行业, 对加工国产大豆及从事大豆种子生产经营的内资企业实行税收及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加强经济立法和法律保障体系建设,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四) 发挥传统豆制品加工业优势, 促进大豆加工业的多元化发展

传统豆制品加工产业以油脂加工为主, 是中国的特色产业。因此, 我们应抓住自身产业优势、运用现代高新技术、积极执行国际健康卫生标准以提高传统豆制品加工产业发展水平。在工艺创新、设备创新和产品创新等发面取得突破, 适应消费者方便快捷的消费需要, 加速推进中国传统豆制品工业化进程, 通过规模效应创造更大利润。

与此同时, 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必须转变观念、不断创新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 以期能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外资企业的强大攻势。管理方面, 注重吸引人才、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观念, 严格按照企业的采购计划进行生产;生产方面, 降低能耗, 通过引进和研发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提高大豆出油率, 使产量保持稳定, 同时应积极生产多元化的优质产品, 通过精深加工提取大豆蛋白质、多糖、异黄酮和大豆磷脂等大豆深加工品, 进一步发挥中国非转基因大豆蛋白质含量高的优势, 研制、开发大豆中含有的卵磷脂、异黄酮等蛋白质高端产品, 绕开压榨产业的激烈竞争, 开拓食用大豆新市场, 创建知名产品, 并注重产品品质, 做大企业品牌;在市场机制上, 针对不同市场运用灵活多样的营销策略, 与国内上下游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形成合力, 建立稳定的营销系统和网络, 以此来加强民族大豆加工企业间的合作, 与外资油脂企业相抗衡, 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五) 规范大豆期货交易市场, 保障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定价权

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尽管是全球第二大豆期货交易市场, 但其市场机制仍不完善, 国产大豆需在长江以南交割, 严重影响交割效率, 这样双方既不能通过套期保值规避风险, 也不能按照期货市场进行定价。因此, 规范国内大豆期货交易市场, 对于增强中国大豆的市场竞争力和获取定价权具有重要意义。

(六) 加大转基因大豆进口监管力度, 打造国产大豆绿色品牌

中国制定的进口转基因大豆及其大豆制品可追溯性管理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对转基因大豆进行了有效管理, 避免与国内非转基因大豆进行非平等竞争。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首先, 应进一步开展转基因生物管理条例的具体实施工作, 通过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 有效将消费市场上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区分开来, 提高非转基因大豆在国内消费水平, 打造国产大豆绿色品牌, 提高中国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 对于美国对华大豆倾销的行为, 应积极向WTO申诉, 在WTO框架内有效控制此类大豆在中国的渗入, 加强转基因大豆的进口监管, 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实施相应的反倾销措施, 以保护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产业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韩胜飞.中国大豆市场与国际一体化程度的发展及变化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4) .

[2]余建斌, 乔娟.国际垄断对中国大豆进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 2008 (6) .

[3]张家胜, 赵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大豆进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 2009 (2) .

中国创业环境之殇 篇2

对于IT圈来说，鲜有不靠风投而成功的创业案例，概因为免费+规模基本上是各种创业故事的特征。风投不是散财童子，每一笔投资都会追求尽可能大的回报：风投A把股权溢价转卖给了风投B，风投B再如是为之，但总有最后一棒的时候，那就是在公开市场上的风投退出。

虽然很多人说上市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但恐怕很多人都打心眼里认为，上市至少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胜利。可惜这种里程碑式的胜利，在中国互联网圈的中国公开市场上，案例极少。证监会的过会审核制，挡住了很多公司上市的大门。这一重要一环的相对缺失，我以为，是中国创业环境的一个根本弱势。

但这篇文章更想说的，不是创业道路上的这种“结束”，而是想说“开始”。这个开始，和中国高校非常有关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出了名的创业的开始（很多麻省的学生喜欢创业）。它开设有一个“专利池”，任何一个麻省的学生或者校友，可以缴纳一笔费开设一个账号，然后提交Ta设计出来的专利，而任何一个有账号的麻省学生或者校友，也可以从这个专利池中去购买Ta看中的专利，开始创业；当然，买家也可以邀请卖家一起合伙创业。这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头脑很聪明能鼓捣出专利的学生，Ta未必适合创业，但Ta的鼓捣是有回报的。而适合创业的，未必能鼓捣出专利来，但通过买卖，一样可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其二，它让早期的资本和智慧的结合，有了一个场所。另外，这里一个“缴纳费用才可以开设账号”的细节，让麻省的学生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虽然是鼓捣，但绝不是瞎鼓捣。

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平心而论，高校不是培养创业者的地方，创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论可以教授。但高校聚集着这个社会最聪明、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而且是相对有足够时间的年轻人，高校应该允许他们做点不务正业的事——但这句话，并不等于我说：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创业。

其学生创业，有激情有想法，但却很有可能会因为缺少资本、缺少资源、缺少人脉、缺少成熟心态而失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激情、有想法不等于就适合创业，而MIT的专利池，就让有激情有想法可以转化为有行动，但未必就是创业。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之殇 篇3

风起云涌的圈地运动

从“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名词诞生的那天起, 我们就赋予了这个产业过多的经济色彩, 加之媒体的吹捧, 文化创意产业沦为争相热炒的概念和政绩工程追逐的新目标。长期以来单纯依赖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让我们的官员对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有一种天生的喜好,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同样不能例外。在很多人看来, 要把“文化创意”这个“隐性”产业演变为“显性”产业的最直接的途径, 就是建造规模庞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并吸引企业入驻。于是, 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纷纷上马, 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

目前,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数量惊人, 官方承认的是1300个,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最近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时表示, 全国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区数量已逾万家, 其中, 仅上海市市级的文化产业园区就有100多个, 北京市市级的有30个, 区级至少上百个。另据报道, 山东有40余处省级产业基地, 广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下30个, 深圳已建、在建和规划待建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不下54个。在这上万个文化产业园区中, “真正能称得上是‘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只有不到5%”。园区占地面积不小 (一些园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 往往以平方公里为单位进行跑马圈地) , 入驻的文化企业却寥寥无几, 投入与产出形成鲜明的反差。据悉, 上海目前授牌的、未授牌的文化产业园区总共约有300家, 数量不少, 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产值上却只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产值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伤不起的地产化

由于过分偏重硬件建设和短期利益, 文化创意产业地产化的趋势正在加剧。这集中体现在各种“以文化之名行地产之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以及“文化地产”的崛起。

创意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缺乏高质量的创意企业和创意产品, 文化产业园区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空壳”, 甚至沦落为一个看似漂亮的房地产项目。“文化+地产”模式是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实际上就是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名义, 进行地产开发, 并以地产或物业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模式促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双赢”, 因而在全国被不断复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 住宅用地获批难度越来越大, 而以国家扶持产业的名义申报用地, 获批的几率则要大得多。当前, 文化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不少地产商将目光聚焦到这一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 新一波的文化地产投资浪潮开始涌现, 形形色色的“文化地产”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太多的地产商以文化创意产业之名进行创意地产开发, 好一点的可能会把创意进行到销售结束, 差一点的就直接把售楼处挂上创意园区的牌子。用文化圈地, 已成为地产商新的生存法则。2009年4月, 曾有媒体爆出“北岸1292”以“文化创意产业”名义租用集体建设用地, 进行房地产开发, 就是一例。投资“文化地产”本身没有错, 但如果假借文化之名, 进行商业地产开发或是进行其它商业活动, 那跟“文化”还有多大关系呢?

缺乏引擎的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创意人才和文化积累是其核心资源。创意人才好比文化创意产业的引擎, 没有这个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就转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同传统产业, 不能以工业化的思维去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必须将创意人才的培养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去对待。

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文化产业缺乏市场化的发展环境, 加上特殊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人才与从业的教育与培育机制, 真正能适应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意人才都比较稀缺。目前尽管各高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 但是在短期内人才短缺与产业发展的矛盾依然会很突出。据统计, 我国仅影视、游戏动漫人才总需求量就达到15万人和10万人左右, 而目前我国的动漫人才不到1万人, 创意型高端人才更为紧缺。再以软件人才为例, 据调查, 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 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2015年将扩大到42.5万人左右。综合能力、应用能力较强的软件人才严重不足。创意人才的缺乏, 成为制约文化创意产业的瓶颈。

投机带来的资产泡沫

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好的创意内容和创意产品, 同时也需要规范、有序的交易和市场环境。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资产泡沫。近几年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 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各门类艺术品交投活跃, 但与此同时, 艺术品炒作、假拍、做局、欺诈等乱象丛生, 资产泡沫不断涌现, 严重困扰着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赝品横行是艺术品市场的一大乱象。比如, 2008年, 藏家苏敏罗花200多万元买下“吴冠中作品”《池塘》, 后经吴冠中先生亲自鉴定为伪作;再如, 2010年以7280万元天价拍卖成交的徐悲鸿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 后来被指是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学生的习作。价格炒作导致艺术品价格虚高, 这是第二大乱象。由于楼市受到调控, 股市低迷, 大量热钱涌入艺术品市场, 加上艺术品机构的推波助澜, 艺术品价格不断创造新高, 有的成交价格已经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拍卖已成为很多艺术集团、资本和个人的炒作平台, 一副底价几万元的作品, 可能被炒至几十上百万元。请“托手”做局抬价, 这是艺术品市场的第三大乱象, 即安排“自己人”和一群真买家坐在一起, 假装举牌竞拍制造抢购假象。比如曾经有业内人士透露, 一幅底价为18000元的画作, 拍卖公司为了抬高价格, 请“托手”不停往上叫价, 直至炒到32万元还不肯罢手。一些拍卖机构甚至跑到纽约等国际著名拍卖行去“天价做局”。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何去何从

文化创意产业本身是一个自发形成的产业, 而在我国却变成了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业运动,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加以反思的。要厘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思路, 必须首先明确创意产业的内涵, 回归创意产业本来的面目。创意产业的概念来源于英国, 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界定, 认为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 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创造力”和“知识产权”在创意产业中的重要性。事实上, 英国、美国这两个世界上公认的创意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其创意产业的发展都是紧紧围绕创造力的发挥和知识产权的开发这一主线而进行的。

英国的创意产业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 但政府的作用不是去大力建设所谓的创意产业园区, 而是从国家层面塑造和提升创意产业形象和挖掘创意产业潜力, 从地方层面与艺术机构合作成立各种非营利性的专业组织, 对创意企业在创业、融资、经营、人员培训等环节进行指导。为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英国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这些研究包括:创意产业的地区发展、创意产业的出口政策与做法、创意产业教育培训、创意产业个人扶持及创意生活提倡。同时, 政府为企业和个人搭建资金支持和服务平台, 积极支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个人或业者, 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服务平台主要通过非政府性的CI DA (创意产业发展局) 整合社会资源, 搭配相关产业链, 推动、协调创意产业发展。为保护企业或个人的知识产权, 英国专利局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 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网站, 提供使用者和创作者关于版权、商标、专利及设计等信息促进资讯的自由流通。

创意产业在美国被称为“版权产业”。美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英国, 它更重视自由和市场, 政府更多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自由竞争政策, 刺激创意产业发展。首先, 营造完善的金融投资环境, 联邦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杠杆方式”, 以“资金匹配”来要求和鼓励多方主体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 使得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地方政府、企业、文化团体、外商投资、私人捐赠都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其次, 美国重视应用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和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 文化管理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学科, 全美有30所大学开办了文化管理学、艺术管理学等专业, 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文化管理人才。再次, 美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美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略显迟缓, 但也有值得借鉴之处。2002年以后, 台湾当局的“文建会”、“经济部”、“台北故宫”和“工业局”等部门针对不同类型之文化创意产业, 就人才培育、研究发展、信息整合、财务资助、空间提供、产学合作接口、营销推广、租税减免等, 陆续推出了整合机制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扶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台湾也仿照过去科学园区的成功模式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让相关产业工作者在其中交流资源与信息。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是,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数量不多, 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位和特色, 其重点是为民间和各个企业或者创新型人才搭建平台, 对推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反思中国近代海战之殇 篇4

清廷为何在海上屡战屡败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重陆权、轻海权，但在明代中期之前，我们的海上力量还是较强的。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有明朝率水师援朝击败日军的事例，也有明末郑成功渡海收复台湾。直到清初，还有康熙派施琅统一台湾之举。可是此后，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缺乏海权观念，海防力量越来越衰弱。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来自海洋上的“洋人”给清政府上了沉重的一课，清政府总算开始重视海洋了。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振海防力量，比如兴办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编练北洋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造新式军舰、派遣留学生等。

1874年5月，日本以几年前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动两艘铁甲舰和几艘商船，载兵3000多人，对我台湾发动进攻。清王朝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海陆军赴台，对付日军的侵略。沈葆桢率领福建船政局新造的几艘军舰在澎湖、台湾一带布防。6月中旬，沈带着兵轮到达台湾，要求日军撤军，同时修筑炮台，加强军备——在澎湖列岛建造炮台，在台湾同大陆间铺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沈还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这时，侵台日军遭到高山族人的顽强抵抗，防不胜防，加上军中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进退两难。这时，清军由于先期在福建船政局生产了多艘军舰，加上派兵布阵，在台湾地区形成了远高于日军的军力优势，底气十足。此前，李鸿章同日本专使柳原谈判时还讥讽日本不守道义，使柳原十分羞愧狼狈。日本后来派出大久保利通与李鸿章谈判，中日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同意撤军，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

然而20年后，同样是李鸿章办理对日谈判，结果却有天壤之别。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谈判，这时因中国军队战败，李鸿章再也牛气不起来。他坚持与日本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激怒了一个日本浪人前来行刺，李鸿章脸部被打成重伤。此事引起各国舆论哗然，李带伤谈判，多少总算压住了谈判的底线，但最终签订的《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却是深远的。国力不振，弱国无外交啊！

鸦片战争前清朝海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国防布局上防内重于防外，从顺治到乾隆，大都在西北、西南和东南用兵，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设防重点，其任务虽有防外一面，但主要是防内。在沿海、少数口岸和部分内河虽设有水师驻防，并修筑了一些炮台，但主要任务不是防御外敌入侵，而是对付走私和缉拿海盗。鸦片战争后，情势略有好转，但重陆防轻海防的观念并未根本转变。

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海防告急的同时，西北边防也同时告急。1865年，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所谓“哲德莎尔汗国”，成为英、俄走狗。1871年沙俄又强占伊犁。清政府财政严重不足，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坚持“海防论”，王文韶主张“塞防论”。第三种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并重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并重论”实质上是“塞防论”。左宗棠随后于1875年率湘军远征新疆，1878年收复新疆，1881年又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功不可没。但由于远征新疆，共耗资5230万两白银，而同期的南北洋海军建设仅能得到400余万两。经费不足，对巩固海防来说无疑是一大遗憾。

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下的福建海军，不久便在中法战争中的马尾海战中，败得很窝囊。1884年7月中旬，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侵入马尾港，伺机挑衅。世界战争史最荒谬的一幕发生了——清廷居然允许侵略者的海军与自己的水师比邻而居，同时停泊在马尾港中，真是与狼共舞！而且此时的清廷仍幻想议和，居然下旨严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8月22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23日，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同时发起攻击。张佩纶、何如彰赶紧逃命，负责指挥的副将张成开战后跳水逃命，各舰失去统一指挥，仓促应战。尽管水兵们英勇还击甚至战死，但惨败局面无法扭转。这一战，李鸿章、沈葆桢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如果说中法战争的失败，是由于装备远不如敌军，加上不懂得海军的运用的话，那么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军北洋水师的失败，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北洋水师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有从德国买来的巡洋舰，舰长们几乎都是从法、英留学回来的“海龟”，为何仍败得那么惨呢？

究其原因，首先，“中体西用”严重制约着海权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其本意在于不触动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前提下，仅在应用的层面借鉴西学。李鸿章等人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唯独火器万不能及”。“中体西用”的理念，实质上是封建社会“重道轻器”文化的反映。重道轻器，使得空谈方略之“道”的风气盛行，而对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却视之为不上档次的“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坐而论道者，平步青云；专心于科技创造者，却成为下里巴人。这正是近代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世界的一个关键原因。反映在军事上，则是重视以谋略制胜，轻视武器装备的研发；重视外交上的合纵连横，轻视靠自身的军事实力取胜。

李鸿章在大敌当前时，总是不切实际地幻想“以夷制夷”，靠外交权谋的“道”制胜，让列强出面干预。结果，临战之前诸如弹药补充、装备更新、总教习人选、训练质量等事关战争胜败的大事，却被当作“器”處理，没有加以解决。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北洋舰队虽有巨炮8门，“唯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更有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水泥”。因此，尽管甲午海战中命中弹丸不少，日舰却无一当场沉没。“道”与“器”未加以有效地融合，其结果，便是“道”与“器”俱失。其次，没有学习当时世界先进的制海权理论。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军虽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武器装备、物理、化学、机械等书籍，却没有翻译相关的军事理论书。海军的领导层缺少制海权观念，水师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战略战术的教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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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膺战争指挥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用来防御则有余，用之进攻则不足，其作战指导是消极的。但他对威海卫之战提出了“水陆相依”的方针，指示丁汝昌在日舰来袭时，应率舰出港、在炮台火力控制线以内合力击敌。他虽然令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却并没有限定他守在港内不出动，而且还要求他出海拼战。清廷于1月21日、22日、23日、28日连发四电，令丁汝昌“乘间出击”、“断敌退路”、“至成山袭击其运船”、“断其接济”。作为海上战役指挥官的丁汝昌，却未按清廷和李鸿章的指令行事。直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才企图组织突围，已为时太晚。这是丁汝昌的悲剧。丁的大义令人感佩，但他确实不谙海战，自己少谋寡断又不执行上级命令，以致断送了北洋海军，造成千古遗憾。

再次，形式主义严重。由于缺少足够的训练，致使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射击命中率很低。当日舰西京丸已被击伤，船上日军“闭目待尽”时，定远等舰向它射击数枚鱼雷，居然一发未中，西京丸得以侥幸逃走。相反，日军发射鱼雷打击致远、经远舰时，每发皆中，结果两舰相继被击沉。黄海一战中，中国未沉的军舰中弹数为754发，日本舰队中弹数为134发。除去日军装备了速射炮的因素，也足见双方射击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这就不难理解北洋舰队为何最终覆灭了。

纵观近代史，清军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变革，却为何在海上屡战屡败？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缺少开放的海洋观念，封闭的陆权思想害惨了清廷。正如恩格斯所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的手和聪明的心。”什么是变革？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言：约瑟王的骑士用现代的AK-73步枪来砸敌人不是变革，而当他拿枪来瞄准敌人时，就叫变革；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士兵，可能是骑着骆驼、带着假腿，但他有着美军GPS导航的帮助，有预警卫星，这样的部队，也是变革。即使拥有相同的武器，但思维方式、组织系统若完全不同，战斗力也会大相径庭。

制海、制空权的薄弱与抗战血难

从1931年到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面对远道而来的日军侵略，显得力不从心，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其间的教训令人痛彻骨髓。

先说局部抗战时期的海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吴淞口外日舰云集，黄浦江上战云密布。1月28日，日本海军派遣侵华的第1舰队司令盐泽狂妄宣称：4小时之内即可占领整个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然而，作为中国军队一员的国民党海军却一枪不发，作壁上观，令国人哗然。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海军怎么国难当头却袖手旁观了呢？原来，国民党海军严重缺少经费，抗战爆发时还只是一支小型海军，远不能同日军对抗，所以采取了避战自保的可耻办法。（当然，装备差不能作为避战的理由。）直到1934年海军部才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抗战初期，中国海军简直不堪一击：所辖121艘舰艇，自沉25艘，被日军击沉88艘。战至1939年1月，只剩下小型舰艇15艘，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川江一带。这时，国民政府也无力造新舰。

海军的整个舰队不值一提，唯有布雷建有奇功。海军布雷队坚持敌后，历尽艰难，成为海军打击敌舰船的主力。仅第一游击区在1940年1月到10月，就炸沉敌舰46艘，炸伤3艘，以及汽艇43艘、小火轮2艘、运兵商船6艘。日军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恨之入骨，抓住布雷谍报员陈木生后，予以严刑拷打，最后活活锯死，抛尸江中。

制海权与制空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强大的空军，夺取制海权是难以想象的。抗战期间，中国海军之所以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而几无还手之力，主要是由于缺少制空权。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预先绘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送到蒋面前。蒋一看，勃然变色，把图表往桌上一掷，一语不发。周至柔战战兢兢，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拿起图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声，不发一语。蒋厉声问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周这才期期艾艾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蒋介石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与会的人也没插话。最后，蒋用手一拍桌子，说：“没有空军，也要抗战的。”这张图表统计的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为300架左右。当时，在国人印象中，空军没有1000架，也至少有800架飞机。

原来，周至柔为办事方便，请蒋夫人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事事听命于她。宋美龄上任不久，认为飞机我们不能自造，全部购买自外国价格非常之贵，而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性能日新月异，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空军的经费全数存在香港外国银行里。

由于这个决定，在抗战前两年，空军已停止了新机补充，日常训练的飞机依然是陈旧货色，大半超龄。在训练中有所损坏，却没有新机补充。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束，孔、宋利用蒋介石50岁生辰，发动全国献机祝寿。听说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热烈响应，连不久前发动两广事变的军阀也打电报来祝寿，捐献了15架飞机。全国所捐之款，约可购驱逐机100架。空军后来所用“霍克”三型驱逐轰炸机，即系此笔款项所购。

据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空军的作战飞机共有120多架，加上航空学校、侦察学校和空运大队的练习机，共计有轰炸、驱逐、运输机等184架（航委会训练处统计表上数字），各学校和部队还有教练机85架，总计260多架。 这点飞机，淞沪会战后就几乎打光了。武汉会战时，基本是由苏联航空队打日本飞机。后来，在陈纳德飞行队的帮助下，中国军队守住了半壁河山。从1942年起，中国空军在美国帮助下逐渐恢复元气，1944年起夺取了抗日战场的制空权。从武汉失守到抗战胜利，中国空军共出动3748次，击落敌机372架，摧毁地面敌机487架，毁伤敌舰船7800多艘，各种车辆8400多辆。 随着空中力量的增长，中国抗日军队不仅完全抗住了日军陆上的攻势，而且转入反攻的时机也日渐成熟。

美国人曾写道：“历史上最忽视海军建设的要数美国，而最后把海军建设得卓有成效的也是美国。”“……美国的大部分历史自然是海上活动的人和船的历史，而美国海军则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海上武装力量，靠了这支昼夜巡行的海上武装，美国才能够存在，能够获得它所希望的成就。”

对比一下二战期间美国对海权力量的重视，相信会引发读者关于海权问题的深思——

据统计，二战期间（不包括战前），美国共建成各种航空母舰102艘（大型航母17艘、轻型航母9艘、护航航母76艘 ）。莱特湾大战，美、日双方投入的航母达39艘，其中美国的航母达30多艘，日本仅占了个零头。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虽然没有独立的海军，但其海军航空兵与海军舰艇部队、海军陆战队进行的作战，却是十分成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联合作战的登峰造极之作便是欧洲战场的诺曼底登陆战，正如其代号的名字“霸王”，气势恢宏，霸气十足，美英盟軍各型舰艇9000余艘，飞机13700架。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已从狭义的地理边界不断向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扩展和延伸，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电磁空间安全，已成为重要安全领域——诚如美国海权论创始人马汉所言：“海军是‘强国俱乐部的会员证’、撑起商人腰杆的力量。”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保证海外经济利益不受侵犯。

最后，笔者还想说几句题外话：在历史学人看来，历史学要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纪录片创作者可否借鉴这个功能，把海洋题材放入历史空间，拍出一部类似《海权论》的启蒙片子，培育新世纪、新一代的海权观念？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好声音 拯救音乐节目之殇 篇5

今年暑期档的音乐类节目好不热闹，当中最受瞩目的就要数第二期《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自开播以来两档节目互掐不断。两者唇枪舌战，隔空对话，但最终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据央视索福瑞数据显示，第二期《中国好声音》在收视上又创下最高纪录，首播46城收视4.059完败与之PK只有0.999的《快乐男声》。

为何好声音来势如此强劲，而快男却败得如此惨烈。据专业人士透露，好声音如今已打出气势，形成了音乐类电视节目的一个新的风向标，而今年快男还在孤芳自赏，一味强调直播，因为套路限制，就连陶晶莹这般优秀的主持人都不能发挥出其作用，非常令人婉惜。

如果说今年快男是因为编排的问题而导致滑铁卢的话，更不如说快男还在一味地墨守陈规，继续延用着当初令整个中国为选秀疯狂的超女模式。这些年音乐节目都在一味追求着炒作和评委“毒舌”的比拼，真人秀音乐节目中很难让观众看到高品质的内容。那些无底线的煽情、眼泪和炒作已经让电视观众毫无兴趣可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奠定了第一期《中国好声音》的成功。

对于观众而言是好声音整体的模式赛制，导师风格，学员能否被转椅子，以及其背后的商业价值最感兴趣，但如今两期播完似乎以上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了，是否会影响到好声音的后期关注度呢？对此，好声音的宣传总监陆伟说：“在中国，好声音的核心魅力在于每一个上台唱歌的人，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性格魅力、个体梦想，是这个节目的基石。观众关注好声音不是为了去发现偶像，而是在美好的音乐中，发现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东西。我们总导演金磊曾经说过，好声音是期望观众在舞台上发现自己，而不是发现明星。”

中国音乐类节目发展至今已有将近13个年头，在经历2005年的最高峰后一直在一年不如一年地苟延残喘，流失了大批的主流观众。自从好声音的首播以来，逆势取胜给中国音乐节目注入了正能量，大量主流观众重新回流，以正能量作为核心竞争力，将是未来音乐节目类的新命题。

“好声音”谈歌手回炉

年两大选秀节目“好声音”和“快男”正面碰撞，话题自然多多。其中，“好声音”频频亮相的专业以及半专业歌手，被网友戏称为“回锅肉”，专业歌手的回炉翻炒，对草根歌手是否不公平？对此，好声音的宣传总监陆伟表示：“首先我个人不喜欢这个称谓。其实他们是中国低迷的音乐产业的受害者。如果产业本身非常发达，他们不会一次次反复参加各种节目以求一线曙光。第二，我们节目也不期望单纯去消费音乐，每年挑出一批年轻人来，选完拉倒，明年后年再选新的。这是在不断消费音乐产业。我们期望做的是重新让人们发现那些特别打动人的声音和音乐，借助一个大热的电视节目，期望能有一部分真正有实力的人可以不要浪费他们那么多年的努力和投入，不要轻易放弃音乐梦想。说到底，我们节目是音乐真人秀，只和音乐有关，我们只要好的声音而不在意歌者的年龄、职业、背景。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高考年年都有往季生参加，我想不会有人因为他们多复习了几年，却和高三学生一样可以公平考试而感到愤愤不平吧。”

“那张渔网” 高端大气上档次

那 英

时尚关键词：干练、简洁、中性风

那英身着Alexander Mcqueen2013早春系列套装亮相好声音录制现场，继续干练、知性的都市女性风范。 除了Roberto Cavalli，英国鬼才设计师的品牌Alexander Mcqueen也绝对是那姐的心头好。Mcqueen一向以偏army范儿的剪裁打版著称，这与那姐在国内流行乐坛的霸气一姐地位相得益彰，中性而不古板，帅气但不嚣张 。这一季那姐一改去年的“杨过”发型，转而变成短马尾淡绿色挑染，相比去年的大胆色彩运用，这次简洁、干练的装扮显然更得人心，看来时尚icon也是在摸索中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风格。

张惠妹

时尚关键词：朋克、夸张金属配件、暗黑妆容

今年上海时装周，阿妹带来了自己创建的品牌AMEI。品牌延续了张惠妹喜爱的暗黑色系，作为摇滚的不二推崇者，服装中当然也少不了铆钉、松糕鞋等元素。

阿妹左手腕上的个性透明水晶切块bracelet相信在第一集播放后就吸足大家的眼球，搭配同样摇滚风的两圈银色手链，右手无名指钻戒和Alexander Mcqueen2013的双环skull ring产生帅气的叠加效果。

汪 峰

时尚关键词：银饰、皮裤、经典

作为内地资深音乐人的汪峰，在第二季《中国好声音》也小小地在时尚方面显山露水了一下。不同于其他三位火象星座的导师对服装选择的高调，身为巨蟹座的汪老师显然对着装更保守一些。没有繁复的花样或欧美大牌，T恤配皮裤就是峰哥心中最in最rock的搭配。值得注意的是，峰哥左右手都有佩戴重银饰的习惯，与今日走俏的Chrome Heart有异曲同工的设计感，看来峰哥走的是时尚圈里低调的华丽。

哈 林

时尚关键词：雅痞、细节、朋克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新闻发布会上，哈林身穿颇有朋克摇滚风的深蓝色骷髅印花衬衫，下搭同色系牛仔裤。这套搭配的亮点绝对集中在花样繁复的上衣，白色的骷髅镶嵌在三个大小不一的蜘蛛网中。Skull和spider的搭配的确新颖，既有哈林一贯的rock&roll精神，又不失时尚感。皮带上的小银色钥匙扣配饰也为整体简洁的look加分。

他们不是明星 而是真正的自己

阚立文 那些年忆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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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来自内蒙古的阚立文一曲自弹自唱的《那些年》差点唱哭了那姐，也唱出了无数人对青春的回味。能唱出这样令人动容的歌曲不是没有道理的，阚立文身上的故事有很多，但他却并不愿意多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回忆起来”。

苏梦玫 只想跟着感觉走

一身玫瑰花色公主裙、邻家女孩的甜美长相，在第二期好声音的舞台上，来自广东深圳的学员苏梦玫用一首改编自哈林老师的《老实情歌》博得了哈林和阿妹两位导师的转身，最后更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哈林老师。对于这一切，她告诉记者，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记者联系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回到深圳，在一间咖啡馆中和自己的好朋友聊天。对于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成功，她看的也很淡然，对记者的提问回答不多，只是一两句话就带过，话不多，是记者对她的第一印象。

萱萱 唱出音乐梦想

23岁，来自沈阳的萱萱是一个阳光可爱的东北女孩，但她独特沙哑的声音中却透着一份令人着迷的深情与感人，一首林宥嘉的《残酷月光》由她娓娓唱来，每字每句似乎都蕴含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情绪，唱得那英和阿妹直想哭，而音乐总监李维敏也曾在节目开播之初便透露这个充满特色的女中音令人深刻印象，预测可能会成为今年“好声音”的流觞金曲。

张欣奕 为妈妈献唱

“要飙要飙到爆，不断的高潮。像呐喊那样跳，把地球跳到摇。叫现实来单挑，张欣奕最爆！……”舞台上张欣奕火力全开地演唱，瞬间惊艳了导师，也掀翻了全场，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都high到“超级爆”。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活力四射，热情奔放的女孩，却有着一条并不平坦的心酸追梦路程。这首歌她不仅是唱给需要发泄、释放的自己，也是唱给这么多年来竟未曾听过她一首完整的歌的妈妈。

昔日选秀红人多归隐

2005年，《超级女声》成为选秀节目的大热，随后“我型我秀”、“加油好男”等一系列音乐节目如雨后春笋般露出，联手开启了一个选秀的时代，同时也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命运。10几年过去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选秀红人，除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人还在中国乐坛，更多的人连一场演出都混不上。为了生活，他们很无奈，为了理想，他们也曾末想过要放弃。

薛之谦 火锅店老板

就成：2005《我型我秀》第4名

薛之谦，当年节目里人气最旺的选手之一，但发展的坎坷却一点不比其他选秀名人经历得少。

“我记得最艰难的时候就是跟公司在那边扯，《几个你》（薛之谦的专辑）的发布会，我问给5000块钱场地费开发布会好不好？3000也行。公司说没钱，我就只好自己去谈赞助。那个时候不是做事累，是抠小钱累。我以前觉得人不用那么物质，因为有公司可以投钱，后来我发现做人一定要靠自己，而且梦想一定要在现实后面。”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在家想通了，一定要做生意，靠自己路会好走一点。”

如今，“火锅店老板薛之谦”、“潮牌主理人薛之谦”已盖过“歌手薛之谦”。专辑做宣传的时候，薛之谦经常被问及他的火锅店和女装店生意如何，这次也不例外。薛之谦毫不讳言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多挣钱：“音乐是我的最爱，再穷也会坚持唱歌。如果按照原来的收入，我可以过得舒服。但是爸爸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希望可以让家人过好日子，让奶奶去打牌的时候有司机接送。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更安心地去做音乐。”

吉杰 星途多舛

成就：2007《快乐男声》第5名

选秀后的3年“黄金时间”，吉杰在各种小通告中穿梭，在节目里扮相扑搞笑，没有发一张唱片，没有一首代表作。一次上电视通告，节目组安排他作为十几个人中的一分子，穿着一身很夸张的衣服，拿着泡沫道具，在后面伴舞，而2007年“快男”冠军陈楚生在前面抱着吉他，安静地唱歌。

“我并不是不愿意给陈楚生伴舞，我很喜欢他的音乐，在音乐上很尊重（他）的，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可笑的事。”说这话时，吉杰脸上带着苦涩的笑。选秀前，他是某全球五百强企业的高管。2010年，吉杰终于从“成名的泡沫”中醒转过来，用3年发奋工作换回了“自由身”，是极少数没付解约金的艺人。

吉杰向记者回忆那段离开天娱的日子，他形容“走入了低谷中的低谷”。为了生活，到处演出挣钱，演出商一次就安排十几场，每个地方都得开车，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跟卡车司机们一起站着吃盒饭。去夜店唱歌，吉杰发现大家的反应并不热烈，为了带动现场气氛，他就想出嗨曲串烧的绝招，还会拉台下的观众上台贴身热舞。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吉杰仍感到很痛苦：“我把很多的自尊心，不必要的颜面都放下，脑子里只有挣钱。最差的一次是在江浙的一个夜店，台下就20个人，演出商说我们有个朋友要见你，就把我拉到一个包间跟各种大老板握手，喝酒，寒暄了半个多小时。”2011年，吉杰终于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发行了两张遵循自己内心的原创专辑。

韩真真 看淡娱乐圈

成就：2006年《超级女声》第6名

7年前，韩真真曾以一首《叶子》在“超女”舞台上技惊四座。然而，比赛过后的一两年，她仿佛“人间蒸发”，再次引起人们关注的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看破红尘，剃度出家。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早已忘了舞台上那个有着沙哑嗓音，自弹自唱的质朴女生，取而代之的是“出家超女”。

这次见到韩真真时，她头发已经齐肩，再谈起当年的“剃度出家”，她有点不屑。“当时就看透娱乐圈了，正常做音乐大家不关心你，乱炒新闻他们就信。娱乐圈真没意思，挺无聊。”韩真真说自己没有“看破红尘”，只是看清了娱乐圈。

2008年，韩真真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后，鲜少有演出和通告，闲下来的她打算先回家和男朋友一起做生意，“要不做生意，早就饿死了。”韩真真说话很实在，又透着股愤世嫉俗的劲儿。两年过后，当韩真真想重新出发时，却跟唱片公司产生分歧，引起“出家风波”：“我想要的不是那么商业的东西，但他们不给我做，我这人特别倔的，于是就赌气，特别烦，一怒之下想去静一下心，仅此而已。”

师洋 当网店老板

成就：2006年《我型我秀》冠军

“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掌声和鲜花原来都是假的，只有吃饱肚子，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才是真的的时候，你也会像我一样选择离开（娱乐圈）。”2006年，师洋是最受瞩目的选秀艺人，他独特的舞台风格甚至被专业人士归为“师洋现象”。7年过去了，师洋彻底告别了娱乐圈，现在他的身份是网店店主。

从成为冠军到与公司解约，从选秀红人变成居无定所的通告艺人，师洋的“后选秀”之路与其他人如出一辙。后来，一直抱有明星梦的师洋还曾参加过“快男”选秀，然而这次并没有复制上次的成功。

2009年在演艺圈无所事事的师洋，开起了化妆品店，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网店现在是他的主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只睡6个小时，全天看店，一直盯着电脑眼睛都会发炎，每个产品都亲自尝试，妈妈就是我的发货员。”

师洋现在很忙碌，经常全天看店。开店四年，师洋化妆品店已经到达四冠，也让他的存款一路飙升到7位数。采访中，师洋也时常流露出赚钱养家的自豪感：“现在我过得很好，有不错的收入也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