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图书

两汉图书（精选8篇）

两汉图书 篇1

摘要：两汉时期高度重视图书收藏整理, 在对先秦典籍的保存以及传承后世上起了巨大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官府藏书体系得以完全确立。同时, 两汉私家藏书有了相当发展, 相比于前秦有突出成绩, 并且对后世私家藏书产生直接影响。

关键词：两汉图书,收藏与利用,图书整理

两汉是我国重要的封建王朝, 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的大动乱之后, 汉朝在政治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文化上实行相对开明的宽松政策, 重视图书的收集和整理, 为文化图书事业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经过历朝的努力, 逐渐确立了我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体系。

一、两汉时期国家对图书的收集整理

两汉统治者开始重视教化的作用, 对战国以来各种思想学说流派兼收并蓄, “大收篇籍, 广开献书之路”。

1. 高祖刘邦重视典籍收藏, 使汉官府藏书的兴起及以后的兴盛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汉朝的文学显现出繁荣的局面, 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先秦丰富的典籍客观上需要人们对它进行整理,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汉图书事业的发展。“汉兴, 改秦之败, 大收篇籍。” (《汉书·艺文志》)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汉高祖元年十月, 萧何尽数收集秦丞相府所存的图籍文书。大量的前秦遗留书籍, 奠定了汉室官府藏书的基础。高祖着手对收录的书籍进行整理。《高祖本纪》记载:天下平定之后, 刘邦就命令萧何主持修订法律条文, 韩信主持修订军法, 张苍主持修订历法, 叔孙通制定朝廷议事礼仪, 陆贾提出治国理论。此外, 高祖刘邦还和各位开国功臣剖符作誓, 永远共同维护汉室江山, 维护共同的利益, 世世代代永不变心, 并把誓词和功臣名册藏入国家档案室保存。高祖建立了自己的藏书之处:石渠阁、天禄阁等。“石渠阁在未央殿北, 以藏秘书也。”“未央宫有石渠阁, 萧何所造, 其下砻石为渠, 若今御沟, 因为阁名, 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汉书·儒林传》) 天禄阁则用“以藏秘书处贤才也”。 (《三辅黄图》) 汉武帝时期, 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宫廷藏书大量增加, 数量和种类都比以前丰富了许多, 但存在“书缺简脱, 礼坏乐崩”的缺憾, 于是, 武帝大幅扩充汉室藏书的规模。公元前126年, 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意见, 广开献书门路, 大力鼓励地方及民间上朝廷献书, 并制定了相应的献书程序和制度。这些书可谓堆积如山, 有的藏在“太史、博士”等政府管理文化教育的机关, 有的藏在“延阁、广内、秘府”等皇家的宫廷之中, 还在宫内设立了专门收藏图书的馆舍, 有了中国古代史上最早的有明确记录的国家图书馆。汉成帝时期, 为征集更多的图书, 一次更大规模的民间征书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 据《汉书·艺文志·第十》记载:至成帝时, 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 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 向辄条其篇目, 撮其指意, 录而奏之。武帝到成帝, “百年之间, 收积如山”。所收图书约三万九千九百卷。这次大规模的收集大大丰富了西汉的国家藏书。

2.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 重视发展图书事业。

光武帝“爱好经术, 未及下车, 而先访儒雅, 采求阙文, 补缀漏逸”。 (《后汉书·儒林列传》) 建武五年 (29) , 恢复了太学, 将西汉政府的图书和其他部门的文献档案从长安迁往洛阳。《后汉书·儒林传序》中写道:“光武迁述洛阳, 其经牌秘书载之两千余辆。”刘秀下令将西汉政府图书全部藏在兰台, 而把建都后新收集到的图书放到东观和仁寿阁。后来又经过明、章二帝的继续收集, 几十年后图书的收藏量是西汉王朝的三倍以上。此外, 汉章帝命令班固、贾边、付毅等人对收集到的图书典籍进行整理。他们组织大量人力对东观和仁寿阁的藏书进行校勘和整理, 按《七略》的体系作了系统分类和排架, 分别编出了新的藏书目录, 形成了《东观新记》和《仁寿阁新记》。班固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 充分利用馆藏图书, 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纪断代史———《汉书》, 其中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河, 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两汉时期国家对图书的利用

1. 两汉时期对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整理是由政府甚至皇帝亲

自出面进行的, 其主观目的显然是为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封建王朝“家天下”统治, 以“美教化, 易风俗”为幌子, 对整个社会思想进行控制。相比于秦朝野蛮的“焚书坑儒”, 这种做法明显要高明得多、文明得多。因此, 我们说, 汉之藏书最大的利用是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自从汉惠解除挟令之后, 先秦时期遗留的书籍纷纷面世, 各种社会思潮趋于活跃, 在客观上对西汉的统治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 汉武帝迅速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把儒家学说作为统一思想的标准, 于都城长安设立太学, 置博士弟子员, 以儒家五经作为学校教材;建元五年 (前136) , 又专门设立五经博士, 这些举措从制度上确立和巩固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官学地位。汉武帝把儒学的学习考试作为平民唯一进身之途, 将经学与仕禄前途联系起来。当时的读书人要想进身仕途, 只有潜心攻读经书, 大大刺激了读书人求知入仕的欲望, 从而使儒家经典成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今古之争时, 汉宣帝曾诏五经各儒, 在石渠阁议奏, 利用皇帝的身份裁定是非异同, 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成为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最高权威, 形成了集权统治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光武帝刘秀为给自己的统治披上合理化的神圣外衣, 更是把谶纬掺入儒学, 将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观念化理论化, 使儒学神学化、统一化。儒家思想逐渐演变成为封建王朝麻醉和禁锢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

2. 汉之藏书客观上为史官们修史作传提供了方便。

《史记》是我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煌煌巨著, 宫廷藏书对《史记》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作为太史令, 司马迁得以博览内府之所有藏书, 为《史记》的编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为编《史记》, 收集的资料非常广泛, 先《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百家之书, 而后贯穿经传, 驰骋古今。司马迁自云, 他为写《史记》, 曾“抽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据统计, 司马迁在《史记》中征引了102种书籍, 其中大部分应当是国家所期藏。儒学大师董仲舒在景帝时为博士, 掌管图籍, 他充分利用官府所藏儒家以及诸子著作创立了新儒学。东汉对藏书利用比西汉更为普遍, 学者利用东观所藏资料, 编著国史。《宋书·百官志》记载:“汉东京图籍在东观, 故使名儒硕学, 著作东观, 撰述国史。”班固撰写《汉书》更得益于国家藏书, 年轻时即得便入馆翻阅先秦遗书, 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后, 得以尽览东观藏书, 他“数入读书禁中, 或连日继夜”, 所著《汉书》充分利用了《史记》资料, 并通过其他渠道增加了不少重要史料, 因这些重要史料来源于官府所藏, 当然也就从中可以看出其利用的价值了。“自后汉以来, 学者多抄撮旧史, 自为一书, 或起自人皇, 或断之近代, 亦各其志, 其大抵皆帝王之事, 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 以酌其要, 故备而存之。” (《隋书·经籍志》) 另外, 利用官府藏和民间私人藏书, 为有志著述的名人志士编著书籍提供了必要条件。如哲学家王充编著了著名的哲学著作《论衡》, 就是因仕而有机会接触和利用官府藏书, 同时还大量利用了地方私人所藏。

3. 两汉的官府藏书奠定了我国古代藏书的基础, 同时, 也极大地促进了古代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

我国战国时期就有了私家藏书, 两汉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 有不少官员和学者积累了相当的藏书, 以备自用。汉惠帝时, 很多散佚的先秦时期的书籍重见于世, 就得益于民间丰富的藏书。武帝时有个河间献王, 藏书很丰富, 《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从民得善书, 必为好写之, 留其真, 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 或有先祖旧书, 多奉以奏献王者, 故得书多, 与汉朝等。孔安国是孔子后代, 从先人那儿得到很多藏书, 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 鲁共王坏孔子宅, 欲以广其宫, 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蔡邕是东汉大学者, 家中藏书极为丰富, 《博物志·卷六》上说:蔡邕有书上万卷, 汉末年, 书装载了几车。魏王曹操曾对蔡文姬说:“听说夫人家有很多先祖留下的典籍。”蔡文姬回答说:“有父亲赐留的书籍四千多卷。”由此可见蔡家藏书之丰。《太平御览》记载, 有个叫李溪的学者, 学问广博, 文章写得很好, 家中有很多奇异的书, 当时号称“李书楼”。《册府元龟》记载:私藏家杜林, “扶风人, 家多书”。另外, 由私家藏书为官府校书提供范本的也很多, 如《别录》中提及的“文中大夫臣圭书”, “臣富参书”, “射声校尉立书”, “臣向书”等。

综上所述, 两汉在注重收藏图书的同时, 更注意加强对图书的整理和利用, 刘向父子的校整活动,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整理活动, 对先秦典籍的保存及传世有很大作用。利用官府藏书编著史书, 两汉为最, 司马迁的《史记》得力于汉室藏书, 这一举措影响了后世无数士人。两汉时期的古籍整理毕竟是继孔子之后组织整理最多的时期, 而且每一次整理都由国家组织人力进行, 其保存方法科学、独特、有开创之功, 其效果非常显著, 从而开创了国家整理古籍的先例, 推动了古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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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彩云.两汉时期的图书收集与整理[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3 (5) .

两汉图书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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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琴

两汉乐府诗歌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两汉乐府诗歌是由朝廷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一． 乐府的兴废：

什么是“乐府”?它的涵义是有演变的。两汉所谓乐府是指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

最早见于记录的是沈约的《宋书·乐志》，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有所增广。郭氏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下列十二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这个分类很全面，也系统。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一类，全是文人所作，其中惟《郊祀歌》的某些作品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如《练时日》之创为三言体，《景星》等篇之多用七言句，《日出入》之通首作杂言。

二．两汉乐府诗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说西汉乐府诗歌：“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两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的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各个生活层面。也体现了许多个人的人生价值观。首先，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更多的体现于相和歌辞中，典型的诗篇是《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以及表现富贵之家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等诗歌。

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麋。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孤儿行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霞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非。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蝶蝶，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着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心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妇病行

妇病连连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涕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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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琴

尔耳！弃置勿复道。”

其次，汉代乐府诗歌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歌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两汉乐府诗歌中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

再次、两汉乐府诗歌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的愿望。在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重要课题上，两汉乐府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大的开掘。最典型的是《韮露》、《蒿里》、《日出入》《战城南》等篇章。《韮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词中》。《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艳歌》描绘出一副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的长生之乡是靠神药延年益寿。两汉乐府诗歌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如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流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为相似。

两汉乐府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恶生乐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影响。

班固虽曾对这些民歌作了很好的概括，这就是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些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极惨重，农民生活异常痛苦。如《妇病行》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塞牖舍”之“舍”即徘徊空舍之“舍”。牖舍连文，看似重复，但正是汉魏古诗朴拙处，象舟船、觞杯、餐饭、晨朝、门户等连用的例子是很多的(诗歌中的这种复词，唐以后始告绝迹)。

由于破产，大量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有的兄弟三人同在一个地主家干活，他们终岁劳动，却仍然衣不蔽体，如《艳歌行》：“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还有《孤儿行》中的控诉：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乌生》和《枯鱼过河泣》是两首奇特的寓言诗。通过乌鸦和枯鱼的遭遇曲折地表达了受迫害者的悲惨命运。

在汉乐府民歌中也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尖锐的实际斗争行为。如《东门行》和《陌上桑》《东门行》写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穷老汉：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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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

《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写罗敷之美，不从罗敷本身实写，却从旁观者眼中、神态中虚摹，是有独创性的。

(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汉代自武帝后，长期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有的民歌通过战死者的现身说法揭露了战场的惨象和统治阶级的残忍与昏庸，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十五从军征》则是通过一个老士兵的自述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战争通常是和徭役分不开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流亡者的怨愤的呼声。他们有的是无家可归，如《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三)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抗议。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封建礼教的压迫也就随之加重。在“三从”“四德”“七去”等一系列封建条文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象《诗经》的“国风”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只有《江南》是个例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可能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它可能是武帝时所采《吴楚汝南歌诗》。

但是，更多的还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诉与抗议。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此篇向来列入古诗，其实是“缘事而发”的民歌。张玉谷说：“通章问答成章，乐府中有此一体，古诗中仅见斯篇。”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为了追求并实现“愿得一心人”的爱情理想，在这类恋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大胆地冲破礼教束缚的另一类型的女性。这就是《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所表现的。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毒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兮！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上邪》所表现的感情更为强烈：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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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方面的作品外，汉乐府民歌中还保存有少数讽刺统治者卖官的政治丑剧和权门豪家的荒淫生活的。前者如《长安有狭邪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便是刺的卖官鬻爵。后者如《相逢行》，极力摹写那个少年家庭如何荣华富贵，好象是句句恭维、钦羡，其实是句句奚落，是另一种讽刺手法。对较好的官吏，民歌也有表扬，如《雁门太守行》写和帝时洛阳令王涣的政绩，表现了人民的爱憎分明。东汉乐府继续采诗，这也是一个明证。

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胡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绝大多数汉乐府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与，相教慎出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

三、两汉乐府诗歌叙事手法娴熟巧妙，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两汉乐府诗歌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最为突出。

两汉乐府诗歌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诗歌中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一篇《陇西行》、一篇《羽林郎》。《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轂问君家”的特写镜头。《陌上桑》、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选择女主人公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富有情趣的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类似的还有《上山采蘼芜》、《艳歌何尝行》，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两汉乐府诗歌在选择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天马》叙述将军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陇西行》、《乐府》都提及过西域产品、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使诗篇带上异域色彩。两汉乐府叙事诗多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妇病行》、《孤儿行》中都有完整的场面，又穿插了许多细节。收录在古诗中的《十五从军征》也是一首乐府诗歌，叙述80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各个场面前后连贯，血脉相同，并时见曲折。《孔雀东南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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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两汉乐府诗歌在刻划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秦罗敷聪明多智，以机智言辞戏弄使君、胡姬刚烈坚贞，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戏。《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群像也是各各肖其声情。另外，两汉乐府诗歌中还有多首寓言诗，是汉乐府的重要组成成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汉乐府的一个特点。属于这一类的诗歌有《锥子班》、《乌生》、《豫章行》、《董娇娆》等。

四、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诗的作者和时代。这说明徐陵必有所据，才能这样言之凿凿。尽管由长期流传到最后写定，难免经过文人们的修饰，但从作品总的语言风格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尚看来，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只以太守求婚刘家一端而论，这在门第高下区分森严的六朝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

《孔雀东南飞》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个性化的对话。

第二是注意人物行动的刻划。

第三是利用环境或景物描写作衬托、渲染。第四是运用抒情性的穿插。

第五是浪漫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五、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首先是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可以用线条作出如下的表述：“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其次，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如前所述，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

第三，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

两汉图书 篇3

关键词：两汉,诏令,儒学

诏令, 是中国古代公文中最高级的一种, 一般以皇帝名义发布, 因此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在古代公文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也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的重要资料。关于诏令这一名词的解释, 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 解释说:“诏, 告也。”“ 发号也。”可见诏令具有昭告天下的职能。

诏令在我国起源较早, 据说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出现, 《史记·夏本纪》 记载过, 当年大禹治水:“舜曰:‘嗟, 然!’命禹:‘汝平水土, 维是勉哉’。”这里的“命”就是一种口头的诏令, 虽然没有以文字形式体现, 但其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 因此也可以看做诏令的一种, 只不过此时的诏令只是诏令的雏形, 并不像后世诏令的具有严格的格式与用词规则。后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国家机制的完备, 诏令也开始逐渐完善, 在夏商时期出现了诏、命、策、檄等形式的诏令, 在春秋战国时期诏令进一步发展, 最终在秦代, 随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的建立, 诏令开始规范化, 秦始皇“命为‘制’, 令为‘诏’”诏令的名称正式确立了下来。到了汉代, 诏令的形制进一步发展成熟, 并与两汉儒学发展的背景相融合, 形成了两汉独有的特色。

在汉代建立之初, 由于最高统治者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 所受教育有限, 因此他所发布的诏令用词大多较为质朴, 很少引用典故, 更不讲究对仗之美, 直奔主题带有一种原始之美。例如 《汉书》 中记载的, 刘邦发布的求贤诏令, 先是开宗明义指出以前贤明的君主都是由于有人才的辅佐才得以建功立业, 指出现在自己凭借上天的庇佑, 贤才的辅佐, 平定拥有了天下, 成为了最高统治者, 现在想要子孙万代江山稳固。然后就直奔主题, 邀请人才出山“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 而不与吾共安利之, 可乎?” 随后许之以富贵“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 吾能尊显之。”简明扼要, 既不讲究对仗, 也不引经据典, 是汉高祖时期诏令的特色。

这种情况到了文景时期, 诏令用词过于直白的现象有所改变, 虽然此时诏令的用词仍然较为质朴, 但已经开始通过使用对偶、铺陈、排比的修辞手法, 来增添感情表达的力度, 使得诏令更具美感和可读性。但由于此时, 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 儒家思想并不受统治者欢迎, 因此此时的诏令的儒学元素微乎其微。

至汉武帝时期, 这位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反对黄老之术的清净无为思想, 喜好儒学。认为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必须在思想上进行统一。因此接受了董仲舒的理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并启用儒生入朝为官, 设立五经博士等职位, 大力宣传儒家思想, 使儒学迎来了大发展。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 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 这不仅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也使得儒家思想与封建王权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这一点就充分地反映在汉武帝一朝的诏令上, 儒家经典开始更多被引入诏令的用词之中, 这些诏令包括政治改革与休养民生等方面, 体现了汉武帝利用儒家思想实现其自身统治需求的实用主义思想。汉武帝在位期间的诏令共引用了 《易经》《尚书》《诗经》 等儒家经典共5 次, 开两汉诏令引用儒家经典之先河。

汉昭帝时期儒学有一定发展, 但由于其幼年即位且在位时间较短, 政策又主要在于与民休养, 因此这一时期儒学的诏令的影响有限。但到了汉宣帝时期, 宣帝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 内行刑法、外饰儒术对儒家思想极为推崇, 不仅主持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 还广招诸儒生宣讲五经异同, 大大推动了汉代以经治国的进程。因此他所发布的诏令中七次引用儒家经典, 这样使得诏令更具有权威性, 意图达到德化万民之功效, 体现了宣帝与武帝相同的对待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同时充分体现了儒学发展对诏令的影响。此后元、成、平、哀帝四朝, 此时的儒学经过百年的推崇, 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体现在诏令上就是诏令中越来越强调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且更加注重语言的优美别致。

及至王莽专权, 特别是新莽政权建立后, 由于当时儒学不断发展和王莽本人对儒学的极度推崇, 不仅在各项政策上极度推行儒家思想和复古政策, 在诏令上也对儒家经典大肆引用, 几乎凡下诏必引经据典, 充分体现了儒学为政治服务, 与政治结合的现象。同时王莽时期还大量的制造和利用符瑞, 也为之后东汉时期经学的谶纬化和迷信化打下基础。

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伴随着儒学逐渐与王权紧密结合的过程, 诏令也从汉初的朴实无华, 用词简洁, 逐渐发展出引经据典、重视对仗、用词典雅的特点, 并且伴随着儒学的发展, 诏令中对儒家经典的引用也逐渐增多, 这充分体现了儒学发展对诏令的影响。

到了东汉时期, 建立者光武帝刘秀乃是士人出身, 早年就对儒学十分热爱, 还有着身为太学生的经历, 对儒学有着一定的了解, 《后汉书》 称其“爱好经术”。因此, 在光武帝称帝之后, 除了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宽刑薄赋、与民休养的政策, 对儒学也是十分的推崇, 使得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扬, 体现在诏令上就是对儒家经典的大量引用, 同时由于光武帝推行与民休养的政策, 与儒家思想的仁政不谋而合, 因此光武帝诏令中对儒家经典的引用多与推行宽刑养民政策相关, 例如,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中记载的:“三月乙未, 大赦天下, 诏曰:‘顷狱多冤人, 用刑深刻, 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便引用了孔子在 《论语》 中的语句, 用以加强宽刑养民政策的说服力, 表现了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以及其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实用主义。

随后的明帝、章帝都继承了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 儒学思想也进一步发展, 明帝与其父光武帝一样, 都从幼年起就爱好儒术, 史书记载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通晓了 《春秋》, 有着极深的儒学功底, 明帝在即位后奉行父亲光武帝时期的政策, 政治上与民休养任用循吏, 思想文化上大力推行儒家思想, 使儒学在其在位期间地位进一步上升, 广泛传播。因此, 明帝时期的诏令也大量引用儒家经典, 在其所发布的27 条诏令中有9 条引用了儒家经典, 并且所引内容广泛包括了《尚书》《诗经》《论语》 等多部儒家经典。

诏令中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到了章帝时期达到极致, 章帝在位期间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 这次会议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大大巩固了儒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标志着汉代经学治国原则的最终确立。同时也推动了儒学的谶纬化, 是使得儒家思想进一步走向神学化, 为日后儒学衰落埋下隐患。章帝在位不足十三年, 而他在诏令中对儒家经典的引用却高达到31 次, 所引用儒家经典包括 《尚书》《诗经》《论语》《易经》 等多部儒家经典, 为两汉诏令引用儒家经典之最。可见章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在诏令中几乎达到了言必称经典的程度, 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条诏令中引用数种不同的儒家经典, 这与当时儒学地位达到顶峰的情况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诏令中儒家经典的引用与儒学发展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

而到了章帝之后, 继任的皇帝大多年幼即位且享国时间不长, 因此, 所发布诏令数量本就有限, 更由于此时的经学走向谶纬化、迷信化, 儒学在汉代经历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端到章帝白虎观会议最终确立经学治国极盛, 最终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衰落。而这种衰落也充分体现在当时的诏令上, 从章帝之后即位皇帝们的诏令中引用儒家经典的情况虽然有所反复, 但总体来看其对经典引用的次数是呈大幅减少趋势的。到了桓帝灵帝时期, 诏令中对儒家经典的引用更是趋近于零, 与此时天下将乱, 玄学思想兴起, 儒学统治地位渐将不保的局面正相呼应。

就东汉一朝来讲, 诏令中对儒家经典的引用经历了从逐渐增多到引用达到极致, 再到逐渐减少乃至趋近于零的弧线过程, 与当时儒家思想从光武帝的推崇到章帝时期的经学治国最终确立, 再到章帝之后儒学谶纬化, 逐渐衰落走下神坛的过程恰恰相合。印证了两汉诏令经典引用与两汉儒学发展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汉雅俗乐关系漫谈 篇4

首先, 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发展, 打破了西周以来形成的雅乐一统天下的格局, 开始走向相互并存于共同发展的格局, 其主要标志是汉代专门的国家音乐机构的设置, 这就说明在汉代, 国家对雅乐和俗乐的发展地位都得到了认可, 这是中国音乐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同时也使雅俗并容的特殊的音乐艺术逐渐深入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为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鲜的活力。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定, 在汉代, 雅乐与俗乐的地位就完全相等, 因为西周以来长期形成的官方普遍认可的雅乐的影响在很短时间内很难彻底被改变。因此在这一时期, 官方虽然成人俗乐与雅乐的共同存在, 但是在重视的程度上, 两汉的统治者仍然吧雅乐放在绝对重要的地位。从汉代“采风”的目的来看, 据史料的记载描述, 更多的也只是为了创建汉代的“新雅乐”体系, 但是只得注意的是, 虽然统治者对民间俗乐的采取, 是为了完善汉代的“新雅乐”,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保留了民间俗乐的某些特点, 新的雅乐中完全使用了散发着民间泥土的芳香、具有无穷生命力、生动感人的民间俗乐艺术精品, 这也是对民间俗乐的一种保留与发展。

其次, 两汉时期雅乐与俗乐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互相连结、互相依赖的关系, 也正是这种复杂关系才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时期雅乐与俗乐的共同发展。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 春秋战国以来,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也逐渐被废弃, 从其本身来说, 由于失去了其发展的经济以及政治文化背景, 因此也就失去了相应的音乐的本能和所固有的灵动之气, 逐渐达到了一种“《武》, 壮而不可乐也的地步, 从而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前程的向往之情。这也就为地方俗乐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如在《乐记·魏文侯篇》记载, 如魏文侯说:“吾端冕而听古乐, 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以及刘向在《新序》中对齐宣王关于俗乐观点的记载:“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 呕吟感伤, 扬激楚之遗风”等等, 这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 俗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说明, 在当时由于西周雅乐制度的没落为俗乐发展所带来的广阔的空间。这种现象, 一直延续到汉代的建立, 随着通知阶级对雅乐与俗乐的重新定义与认可, 才逐步形成了以雅乐为重, 雅俗共同发展的音乐发展模式。

第三,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 秦汉乐府为整个汉代甚至整个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在汉代, 汉乐府的建立, 不仅创造性地建立并完善了汉代社会特殊的音乐文化格局,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立, 为集先秦传统雅乐理念以及汉代时代精神于一体的新的雅乐体系的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随着后代音乐史研究学者对汉代乐府机构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对汉代特殊的音乐现象的分析, 对汉代的雅乐与俗乐之间的关系又重新进行了界定, 认为两者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不同音乐种类之间的区别, 更可能包含了所在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理念, 时代特征的呈现。这种复杂的关系, 通过音乐体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宫廷音乐体系与民间音乐体系的关系;宫廷音乐体系内雅乐体系与俗乐体系的关系;先秦雅乐体系与汉代新雅乐体系之间的关系;宫廷音乐体系内俗乐体系与民间俗乐体系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同音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关系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 相互对立统一,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为两种音乐形式的发展, 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体上来说, 两汉时期雅乐与俗乐之间的关系, 已经打破了传统音乐史上认为的相互对立的关系, 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相互渗透, 互相融合, 互相促进的发展关系。可以说, 两汉时期, 开启了雅乐与俗乐交融整合共同发展的音乐发展传统, 为后来两者的进一步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摘要：中国古代, 以宫廷乐为代表的雅乐和民间乐为代表的俗乐, 从诞生以来就形成了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两汉时期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历来受到人们不同的评论, 在汉史上, 以褒雅贬俗为主, 但是到了近代则以厚俗薄雅为主, 这两种矛盾长期以来始终不可调和。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历史典籍的不断涌现, 人们对两汉时期的雅乐与俗乐又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多数认为两者之间是相互并存、交融互补的关系。

关键词：两汉,雅乐,俗乐

参考文献

[1]林济庄.齐鲁音乐文化源流[M].济南:齐鲁书社, 1995.

[2]黄翔鹏.乐问—中国传统音乐历代疑案百题[J].音乐研究, 1997.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两汉图书 篇5

关键词：《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大出版观,技术要素,经世致用

2008年底, 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 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具体组织协调下, 历时8年, 由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出版史集大成巨著——《中国出版通史》终于出版了。该《通史》包括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 (上) 、清代卷 (下) 、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9卷, 洋洋洒洒400余万字、800余幅图片, 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出版业的源流、演变和发展脉络, 深入总结了我国出版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 系中国出版史学的里程碑。其中, 近40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作为《中国出版通史》的压轴之作, 由北京大学知名出版专家肖东发教授领衔撰写, 此书表述了该卷乃至《中国出版通史》各卷的基本撰写思路, 回顾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历程, 勾勒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 探索了文字的产生、原始图籍的出现, 以及出版的概念与起源, 其内容涵盖商周时期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出现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版文化环境、编辑出版活动的兴盛原因和形制特点, 秦朝的文化政策与编辑出版活动, 两汉时期的出版历史背景、文化政策及其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图书的流通与贸易活动, 两汉时期所编辑出版的哲学、文学、史学、科技、字书与工具书、宗教著作, 以及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和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 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家, 以及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出版特点及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 等等。总之,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概貌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精深的考证和全面系统的总结, 可谓填补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史的学术空白, 具有开创之功。纵观是书, 其主要特色有:

大出版观的开阔视野——以文化史、社会史为视角, 注重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出版史家叶再生先生曾说:“出版史是文化的一部分, 又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应该从文化积累、推动社会变革、促进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对待, 了解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有关出版现象、事件和人物。” (1) 出版是文化保存和传承的最重要手段、最重要载体, 也是各个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生态。因此, 出版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现象密不可分;出版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造纸、印刷等密切相关, 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立意高远, 视野广阔, 以文化史、社会史为主要视角, 作者把先秦两汉出版史放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文化传播活动的大背景下, 既尊重先秦两汉出版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 又结合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社会变革史、思想史来加以观照和分析, 把视野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社会生活的层面, 特别是强调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把“图书史、印刷史、文字史等出版分支学科整合到‘出版史’的框架内, 由此在立意、结构、行文等方面形成出版史研究所独有的学术风格, 初步确立了出版史研究的新范式”。 (2) 比如, 该书开篇即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的宏观视角切入, 把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曙光中进行比照, 以文明的起源托起我国早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方式, 而这正是出版得以萌芽和产生的基础, 接着转入本书主题, 论述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 如汉字的起源、原始图书典籍的出版等, 开篇布局即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立意和宏大视野, 为出版史研究引入了新的范式。

本书还借鉴考古学、文物学、人类文化学方面的成果, 深刻地剖析了文字的起源与产生、出版的起源与概念、出版载体、编辑出版活动、出版文化传播等出版现象、事件和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动因、特点和社会作用, 这不仅大大增强了该书的思想性, 而且无疑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出版文化活动、出版文化成就, 展示了一个多维的窗口。

吸纳学界最新研究成果, 以主流观点为主, 并融入个人创见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的领衔作者肖东发教授系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 在该书编写过程中, 他和其他作者借鉴和利用前辈在史学、出版史学、印刷史、文化史及其他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不仅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 而且善于吸收中外学界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 (比如考据发掘方面的新成果等) , 融入个人的创见, 既有所师承, 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使《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洋溢着新世纪的新鲜气息。比如,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出版思想的萌芽及出版的首创和奠基时期, 在该书第十章《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中, 作者从教化、美刺、尚用、流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五方面论述了先秦两汉的出版思想, 并把先秦两汉出版的特点归结为“创新性”、“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到系统”四点, 颇具个人创见。同时,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先秦两汉出版史研究的基础, 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 对于先秦两汉出版史上一系列重大史实及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研究, 并力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3)

学术观点分歧问题是学界的常见现象, 《通史·先秦两汉卷》一书中牵扯到一些学术观点争议问题。如文字的产生、出版的起源、造纸术的发明, 等等。如何处理这些争议问题, 作者坚持学术民主的良好风气, 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 求大同存小异, 以主流观点为主, 链接与融合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 关于出版的起源问题, 外国的学者讲到出版起源的时候强调出版产生的三大因素:文字、纸张、印刷。这三个要素和出版的发展紧密相连, 不可或缺。需要说明的是, 这三个要素是渐进发展的,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的不同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字的产生和甲骨、龟甲、简册、帛书等载体的出现是出版的开端, 即先秦说;第二种观点认为纸张、抄本、书肆的出现是出版的标志, 即汉代说;第三种观点认为有了印刷术才有真正的出版, 即隋唐说。对这三种说法,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没有简单地把这些观点对立起来, 而是立足于先秦说, (4) 将“出版”作为一种从萌芽到成熟, 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过程加以叙述, 而不以现代的出版概念“规范”古代的出版活动, 从而巧妙地将这三种观点衔接融合起来。

强调出版载体、形制等技术要素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推动作用

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 出版技术因素对出版物形制、文字载体及其他出版新范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出版业的发展, 一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要, 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技术条件, 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出版经验的继承”。 (5) 出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比如,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 不仅改变了图书的介质形态与复制方式, 也改变了人类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 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传播知识的梦想, 使出版逐渐成为重要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 (6) 可以说, 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强调科技因素对出版业的推动作用, 强调技术在出版历史演变进程中的地位。诸如文字的起源和流变、原始图书典籍的制作、竹木简牍的制作技术、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等, 均有专门的章节记述。比如, 在该书第八章中, 作者通过原始文献考证, 专门详解了两汉时期出版物的形制与文字载体, 记述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发现及其特点, 如竹简呈细长薄片状、出版物形制丰富多样 (简、牍、札、策、检、方、两行、椠、符、削衣、笺、檄等) 、简册长度因出版物内容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别等, 剖析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制作方式及其形式, 如刮削政治、编简成册、长度内容、书写字体、收卷等, 以及两汉时期缣帛的发现及其种类、制作方法 (如行格、尺寸、收卷、折叠等) 和特殊用途, 等等。

论从史出, 史从考出, 史料严谨、可信

叶再生先生说:“一部出版史著作必须根植于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上。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考证, 既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基础, 又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前提, 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导出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史论, 才可能使出版史著作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 (7) 出版史的写作, 需要论从史出, 需要建立在翔实而准确的原始文献史料之上, 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解读出版史料, 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和历史规律。《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广征博引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及前人研究成果, 书中所有的引文论据都尽可能地注名出处, 注释力求翔实准确, 引文意义完整, 没有断章取义现象。该书对在出版史料的挖掘、梳理、整合方面用功颇深, 考证、补充了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出版史料, 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和严谨的学风。作者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并考释《论语》、《尚书》、《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解字》等经典文献史料和其他时人著述, 并借近人王国维、柳诒徵、郭沫若、钱穆、顾颉刚等大师和今人李学勤、裘锡圭等大家的著述中的可信史料考订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史实, 并善于运用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以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汉字的产生》为例, 作者运用大量原始文献史料考证、论述了汉字的产生过程, 从结绳记事、契刻到图画符号、仓颉造字, 从《周易》、《庄子》、《古文尚书》到章太炎的“造字缘起说”、于省吾的《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唐兰的《中国文字学》, 作者广为引用、考释, 其中对原始图画的论述多有独创之处。同时, 作者又一一列举和分析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90年代原始文字的考古发现。这些新史料、新发现比较权威、可靠, 对于拓展出版史研究的视野, 对于中国文字史、文化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 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史为鉴, 注重经世致用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因而编写出版史, 应即站在当下的角度, 用当今史学话语体系、思想体系作为语言载体和工具理性分析, 以“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服务于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现代视角为出发点, 既注重研究先秦两汉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对当时出版文化活动的影响, 又研究文字的产生、出版物载体的变革和图书的编纂、出版、贸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 突出先秦两汉时期出版文化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比如, 作者在论述“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活动”时, 考察分析了书肆产生的历史因缘与现实基础、槐市的特点, 以及其他流通形式, 于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 该著内容丰富, 史料翔实, 考证精深, 创见迭出, 填补了先秦两汉出版史的研究空白, 系一部先秦两汉出版史的奠基之作。当然, 金无足赤, 此著也有不足之处, 比如, 一方面, 对我国出版史的起源、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出版的比照分析, 以及当时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等, 有待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 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 有些观点不一定完全妥当 (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及其特点等) , 由多人撰写而产生的文风不够统一等, 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注释

1 (7)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第一卷) ,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1页, 第10页。

2 (3) 肖东发:《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 《前言》,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3页, 第10页。

两汉祭祀文化研究初探 篇6

两汉时期是宗教、谶纬、迷信猖獗, 巫术方士盛行, 祭祀活动频繁, 几乎是月月有祭祀。《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 郊祀祈望, 世有所增, 武帝尤敬鬼神, 于时盛矣。至平帝时, 天地六宗已下, 及诸小神, 凡千七百所。”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 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 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 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时人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 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衡·祀义》曰:“世信祭祀, 以为祭祀者必有福, 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 祟得修祀, 祀必意解, 意解病已, 执意以为祭祀之助, 勉奉不绝。”

当前, 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汉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对两汉祭祀文化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专著稀缺, 主要有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等, 其著述主要从礼仪制度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对两汉国家祭祀进行研究, 对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未谈及。

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论文甚少。一类是对祭祀礼仪制度及习俗的研究, 另一类是重要神灵研究。当代学者对两汉祭祀礼仪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郊祀礼、封禅礼、农业祭祀等。主要从文化制度角度进行研究祭祀礼仪, 对祭礼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 如徐迎花的《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杨英的《东汉郊祀考》等。这两篇论文只对郊祀礼仪进行简单梳理和介绍, 对东汉郊祀礼兴盛的原因和对文学的影响并未提及。

两汉时期信仰、崇拜的神灵很多。国家祭祀神系基本沿袭先秦时期的神系, 出于当时种种现实的需要, 其主要祭拜的神灵有伏羲、女娲、太一、西王母等。对这些神灵的研究当今学者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话流传、演变过程等方面。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伏羲、女娲传说的原型、神格和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等。从神话传说角度研究伏羲的学者有孙玮、孙海洲、何新、刘雁翔、李炳海、常金仓等。新时期以来, 女娲研究的中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女娲神话的流传、演变、伏羲女娲的关系、女娲的族属及其原型和社会文化史的意义等方面。如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二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女娲研究的总结。近年来学者对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两个方面。从哲学角度, 学者认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从宗教方面则认为太一是宗教神灵, 学者们对太一的神格和流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 但对汉代太一祭祀兴盛的原因和太一的祭祀文化意蕴还未论及。西王母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热点。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西王母原型的, 如王伟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卫东、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从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学思想及受崇拜的原因, 如李东峰、杨文艳的《汉代西王母与东王公神话的历史考察》、周静的《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等。还有的以画像石、铜镜铭文等作为第一手材料, 如汪小洋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郑先兴的《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等。汉代诸神灵研究, 学者们或从宗教学或从神话传说角度去探究神灵原型, 还未有学者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讨这些神灵崇拜祭祀兴盛的原因, 以及这些神灵祭祀崇拜对祭祀文学的影响。

二汉代思想对祭祀文化的影响

汉代是一个思想比较发达、活跃的时期, 研究汉代思想的专著比较多, 如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 龚鹏程《汉代思潮》, 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等。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 一书从纬书与汉代经学、纬书与汉代哲学、纬书与汉代伦理、纬书与汉代科学、纬书与文学艺术、纬书与汉代神话等方面阐述了纬书与汉代文化的关系。纬书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论的路数发展推衍而成, 故其文学理论亦属“比德说”范畴。但不同的是, 纬书更强调人与神的关系, 其体系的基调与核心乃宗教神学, 故其文学理论亦掺杂了神启或天启的内容。所以研究汉代文学纬书也不应忽视。

研究汉代思想的学术文章也很多, 冯维林在《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是“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吴贤哲的《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一文认为“汉代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帝王的造神活动是汉代神学思潮涌动的内在动力, 方士的积极参与是汉代神学思潮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力, 汉儒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学说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 方士和儒生的结合衍变出了谶纬神学, 并导致了经学神学化和神秘化。汉乐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汉代神学思潮的需要, 汉乐府中的郊庙、游仙诗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 反映了汉代神学思潮的某些思想内容。”[3]方蕴华在《阴阳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一文中认为“祭祀文化中的‘阴阳’, 当其反映尊卑等级观念时, 其内部的对应形式得到迅速的扩展, 使错综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得到‘纲常’序列化表现, ‘阴阳’在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使中国古代文化彰显出‘伦理本位’特征。”[4]具圣姬在《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一文中认为“汉代人信奉鬼神思想, 汉代巫者是民间信仰的掌握者, 事鬼神者, 占卜者。因此他们在官府或民间能主管祭祀, 进行下神、事神、占卜、依托鬼神的活动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者。”[5]

此外还有詹苏杭的硕士论文《谶纬与汉乐府》认为由于汉代帝王的好大喜功、寻求长生及方士的鼓吹等原因汉代谶纬思想兴盛, 谶纬对汉代乐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郊祀诗产生的影响最大, 郊祀诗中有很多内容是谶纬思想的反映。张文安的博士论文《周秦两汉神仙信仰研究》认为汉代的神仙信仰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兴盛后来由贵族化发展为平民化, 同时神仙思想的兴盛促进了道教的形成。

三祭祀礼仪与两汉祭祀文学研究

当今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学的研究多伴与祭祀礼仪一起研究, 其主要可分为: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祭祀诗与文化的关系、封禅文学三类。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 主要从宗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政治的反映来进行研究, 如王振军的硕士论文《汉赋与汉代国家宗教研究》主要从郊祀礼、明堂制度、封禅祀典、太一崇拜等方面阐述了两汉国家宗教对汉赋和赋家的渗透和影响。祭祀诗研究主要针对祭祀礼乐制度进行研究, 而未对祭祀诗的文学性、祭祀诗与《诗经》《楚辞》的承继关系以及祭祀诗中的神系进行研究。如许倩的《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一文只考述了郊祀制度的宗教思想与用乐制度, 对《郊祀歌》的文学性并未论及。

封禅文学研究, 主要从礼仪文化的角度对封禅文学进行

112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2|10研究, 如杨晓芳的硕士论文《封禅文学研究》从封禅的源起与封禅历史、封禅的思想基础、封禅礼乐、封禅的现实功效等方面来阐述封禅文学的内容及思想。但迄今为止, 全面、系统的从文化角度研究两汉祭祀文学的论文还鲜见。

四国外学者对汉代祭祀文化的研究

对两汉祭祀文化和文学的研究, 国外汉学家还未形成一个严整的系统。由于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了解所限, 主要对泰山史迹与封禅祭祀的一般介绍, 并没有深入探讨。如切柏 (德) 的《泰山及其国家祀典》、沙畹 (法) 的《泰山:中国宗教研究》, 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桥本增吉的《关于史记?封禅书》、木树英一的《封禅思想的成立》、福永光司的《封禅说的形成》、串谷美智子的《封禅的二重性———宗教性与政治性》、竹内弘行的《司马迁的封禅论———史记?封禅书的历史记载》等。另有英国剑桥大学路易斯的《汉武帝的封禅祭典》认为封禅是秦朝和汉朝两代君主创造出来的, 而非远古已有。但从近年考古资料来看, 封禅起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筑坛祭祀的习俗, 封禅当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原始山川崇拜, 路易斯的观点有待商榷。还有一些学者从神话入手研究祭祀神灵。研究伏羲神话传说的学者很多, 如Б·李福清 (俄) 的《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看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伏羲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英雄。关于女娲神话发源地国外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如白川静 (日) 、谷野典之 (日) 、Б.李福清 (俄) 等持女娲的发源地南方说。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 西王母画像石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如简?詹姆斯 (美) 的《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等, 国外学者还未将两汉的祭祀神灵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 当今学者对汉代祭祀的研究多是从文化礼仪制度与政治思想结合或是从宗教礼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从汉代文学与祭祀文化的关系方面研究的也多是从郊祀诗、汉赋与祭祀及政治的关系进行研究, 而关于散文、小说与祭祀的关系很少有人关注, 所以汉代祭祀文化及汉代祭祀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发展空间。另外对两汉祭祀文化和楚文学、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很少, 关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问题几乎没有学者问津。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M].中华书局, 1947:341.

[2]冯维林.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J].兰州学刊, 2008 (6) :177.

[3]吴贤哲.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6) :114.

[4]方蕴华.阴阳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 [J].人文杂志, 2006 (4) :118.

论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 篇7

两汉时期女子的品德教育

与男子“学业于外, 志于四方”不同, 女子为学“正洁于内, 志于四德”:

1. 孝顺父母或公婆。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 孝是维护家庭关系和睦安定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子女对父母的孝分为生前之孝和死后之孝。生前之孝, 其要者有三:第一是恭敬;第二是保证经济上的供给;第三是能谏父母之过。死后之孝, 其要有二:第一是重视丧祭;第二是继承父志。

孝顺公婆是女子进入夫家后的首要任务, 如果一个媳妇没有得到公婆的认可、喜爱, 公婆对儿媳看不上眼, 即可令儿子休妻, 或者丈夫主观地认为妻子侍奉公婆没有尽心尽力, 也可休妻。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描写了焦仲卿迫于母命休妻而酿成一幕人间悲剧的故事。

2.从一而终。封建统治者主要采取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两种方式宣传从一而终。所谓精神鼓励, 主要由政府或皇帝下褒奖令, 褒奖贞妇顺女;所谓物质刺激, 主要是免除贞妇的徭役, 或赏赐其一定数额的布帛、粮食。汉王朝在建立以后, 多次由封建统治者出面对贞妇顺女进行褒奖、赏赐。据《汉书》、《后汉书》有关纪传可以列表如下:

在封建统治者的诱导下, 许多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礼教的牺牲品。董家遵依据清代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统计, 秦统一以后, 妇女守节者仅1人, 汉代就达到41人。[1]可见, 汉代女性的贞节观念较以前大为增强。

3.包容丈夫和他的其他伴侣。众所周知, 婚姻具有排他性, 丈夫和妻子都要求完全占有对方的肉体和精神。但是在古代社会, 丈夫以各种名义同时占有除妻子以外的许多其他女性是官方承认的合法行为, 而妻子对丈夫的见异思迁只能表现出大度、包容, 而不能表示出一丁点儿的妒忌。

4.谨言慎行。作为汉代女性, 一定要牢牢管住自己的嘴, 特别是在涉及到夫家的财政、兄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 必须保持绝对的谨慎, 言语稍有不慎, 就会落个挑拨离间的罪名。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 陈平早年与兄长共灶, 其兄自己耕种田地, 让陈平读书, “陈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 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 不如无有。’伯 (其兄) 闻之, 逐其妇而弃之。”

两汉时期女子的知识教育

《诗经·小雅·斯干》写道:“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无非无仪, 唯酒食是议, 无父母贻罹。”《礼记·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组, 学女事以共衣服。”可以看出, 女性从小到大接受的主要知识教育是置办酒食、祭祀祖先的礼仪、纺织缝纫技艺。

对于劳动妇女而言, 还必须掌握农业生产技艺, 诸如播种、锄草、耘禾、收割、打场等。当然, 也有一些比较幸运的女性, 由于出身高贵、家学渊源, 得以接受一定的文化知识教育。我们在翻看史书时, 能够从字里行间了解到她们为当时的文化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1.在文学方面。两汉女性所作诗赋现存二十多篇, 其中成帝班婕妤的《怨诗》、班昭的《东征赋》、徐淑的《答夫秦嘉诗》和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 无论在题材上, 或是在艺术方面, 都有突破和创新, 是两汉文学宝库中不凋的奇葩。女性汉赋作者也不乏其人。成帝班婕妤为赵飞燕所妒, 作赋自伤。马融的女儿马芝“少丧亲, 长而追感, 乃作申情赋云。”[2]班昭所作《女诫》, 文风流畅, 字句考究, 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

2. 在史学上, 汉代著名女史学家班昭和马续一起, 完成了《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 使这部史学名著得以完整流传, 功不可没。另外, 明帝马皇后在明帝去世后撰写《显宗起居注》。

3. 女性在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方面有独特优势。汉代女性学习音乐是相当普遍的。据载, 戚夫人善于鼓瑟击筑、文帝慎夫人以善鼓瑟闻名, 元后政君少时也学鼓琴。赵飞燕、宣帝母翁须都是著名的舞蹈家。

4. 女性与科技。班昭曾续写《汉书·天文志》, 并入宫为邓太后讲授过天文、算数。西汉女子刘愔受其父刘歆的影响, “能为星”[3]。两汉的女巫异常活跃,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应是掌握一定科技知识的女性。

5. 女性与教育。东汉好几位太后都有兴办教育的举措。明帝马皇后曾“数授诸小王, 论议经书”;邓太后绥曾“诏中宫及近臣于东观, 受读经传, 以教授宫人”;同时诏令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和邓氏近亲“并为开邸第, 教学经书, 躬自监试”。[1]

两汉时期女子的审美教育

什么是美, 自古没有定论。与后代不同, 汉代的女子更崇尚开朗、豁达、健康、大方之美。例如, 秦汉女性喜欢歌舞, 即使在危难之时仍然慷慨高歌。汉昭帝时, 燕王旦谋反事败露, 被捕前与其宠姬华容夫人歌舞相和。华容夫人歌曰:“发纷纷兮置渠, 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 妻求死夫。悲回两渠间兮, 君子独安居!”[3]用歌舞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 不隐瞒、不压抑, 正反映出秦汉女性敢面对现实、健康而开朗的精神状态。又如秦汉女性的名字与后世女性相比, 女性特征要少得多。将《后汉书·皇后纪》中所附三十一名皇女的名字列表如下:

我们看到:第一, 女性多为单名。三十位有名的皇女中单名者二十一名, 占70%。秦汉女性不仅有名, 而且像男子一样有字。如卫皇后字子夫[4]、淳于衍字少夫[3]。第二, 女性名字的女性味不浓。上表三十名皇女中可明显看出是女性的仅有三人:刘姬、刘小姬、刘成男, 占10%。其他皇女的名字基本与男子类似。据考古资料证实, 长沙马王堆汉墓主人利仓的妻子名为辛追, 也没有什么女性味。从语言构成角度看, 两汉时期女性名字的阳刚美, 显示了她们精神面貌的开朗、豁达。

两汉时期女子教育的特点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主要有以下特点:

1.家庭是女子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对于很多女子来说, 可能一生接受的所有教育, 如妇德之教、仪礼法则之教、文化书算之教、诗书经史之教、编织女红、烧饭做菜等生活常识, 主要来自家庭, 为其提供教育的老师, 或者是温良恭敬的“傅母师保”, 或者就是他们的父母。另外, 一些特殊的学问或技艺, 往往通过家庭渠道世代相传, 在没有男性后代的情况下, 女儿也就承担了传承家学的责任。当然, 能够实施系统女教的肯定是一些条件较为优越的家庭, 例如班昭就自称“鄙人愚暗, 受性不敏, 蒙先君之余宠, 赖母师之典训”[1], 绝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只能接受日复一日的劳作教育。

2.开始出现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元初六年 (公元119年) , 太后邓绥“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 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 亦为开邸弟, 教学经书, 躬自监试”[1]。使女子教育从以往的家庭教育迈向正规的学校教育, 开中国历史上女子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先河。两汉时期, 知识女性的人数日益增多, 以《后汉书·列女传》为例, 所载17位女性中, 可以断定接受过教育的有班昭、马伦、刘长卿妻桓氏、荀采、皇甫规妻、蔡文姬等6人, 占列传人数的35.3%, 受过教育的两汉女性, 是社会进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3.接受的教育随出身、经历等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以东汉后宫女子为例, 进入后宫的女子是一个特殊群体, 按照其等级、身份接受着不同的教育内容:后妃, 以定期、集中“进讲”与个别“进诵”相结合, 接受较高难度和深度的教育;宫廷女官接受教育的材料主要见于《后汉书》记载的东汉和帝邓皇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 据说当时的学习气氛很浓厚, “左右习诵, 朝夕济济”;普通宫婢则主要接受劳作训练。

4.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两汉时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捩点上:一方面, 经过长时间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 封建化运动的洗涤、冲击, 两汉时期的全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制的烙印。女子接受的从一而终、谨言慎行、包容他人等都能体现出封建的一面。但同时, 两汉时期距离上古不远, 氏族社会的传统依然在发挥作用, 与宋元以后相比, 两汉时期的女性仍然是比较自由、开放、活跃的, 她可以与异性接触、可以从事政治、参军、打猎、看相、行医、经商、相马等各种社会活动, 所以知识教育、审美教育中又体现出开放的一面。

女性教育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 其水下支持这种观念的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要广阔深厚得多。女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层次并不是并列的, 其中, 物质经济关系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关系。所以说, 两汉时期女性教育的状况归根结底是由女性在社会物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从事的主要社会实践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专制主义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 封建礼法制度日益缜密, 氏族传统被打破乃至完全消灭, 女性教育逐渐出现合乎规律的转折:强化女性封建依附理论;限制男女交际;限制女性的经济活动范围;抨击女性专政;严厉要求女性保有生理贞节……总之, 女性仅有的一点可怜的权利被剥削殆尽, 她们一步步地走向更加黑暗、更加惨无人道的深渊。

参考文献

[1]董家遵.守节、再嫁、缠足及其他——中国古代妇女生活面面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两汉列侯的等级及变化 篇8

一、国家体系中列侯的等级地位

两汉政府在二十等爵制之外设王爵,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 次为列侯[1]78, ”建立起皇帝、诸侯王、列侯到公士的爵制等级体系。秦代皇帝之下直接为列侯的等级体系, 变为皇帝、诸侯王、列侯的爵位体系。与秦代相比, 王爵的设立降低了两汉列侯的制度等级序列。但就现实而言, 除了西汉初期及更始政权曾封异姓为王之外, 两汉政府基本贯彻了“非刘氏不王”的封王原则。列侯是非刘氏的异姓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2]146。

王爵的设置影响列侯的等级序列, 但是两汉时期诸侯王受到严格限制。“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丧失治民权, 逐渐成为坐食租税的贵族, 基本没有参与现实政治的机会。《左官律》和《附益阿党法》的施行, 极大限制了诸侯王的势力。两汉又屡兴大狱打击诸侯王势力。西汉有淮南、衡山之狱, “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1]2152。东汉有楚王刘英之狱, “楚狱遂至累年, 其辞语相连, 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 阿附相陷, 坐死徙者以千数”[3]1430。诸侯王受到国家的限制和打击。

与诸侯王不同的是, 虽然“七国之乱”后列侯也失去了治民权, 但是两汉政府基本保持了列侯参政议政的权力[2]154。除了可以向中央举荐人才外, 列侯还可以出任三公九卿、郡国守相、将军等文武官职。此外, 朝廷还设立了特进侯、朝侯等名目, 以便没有官职的列侯有参与朝政的机会。虽然不是所有列侯都有此恩宠, 但这毕竟是列侯增加其现实权势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出仕任官、参与朝政等方式, 列侯极大地强化了与皇帝之间的联系。这是两汉时期诸侯王所不具备的。

诸侯王受到限制和削弱, 而列侯则有机会接近权力中心, 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列侯的等级地位。虽然诸侯王较列侯等级序列更高, 但是其没有现实的政治权力。而列侯则通过任官等成为两汉政治的实际影响者。不论是两汉的外戚擅政, 还是东汉的宦官专权, 都与列侯有着密切的联系。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些成为权臣的人物都有列侯爵位。虽然不能忽视其所任官职的作用而将权臣完全归因于列侯爵位, 但是列侯爵位的作用也不应视而不见。西汉虽有宦官专权, 但其时间短暂, 且权势有限, 其影响远远不及东汉。东汉时期宦官不仅出任宫外官, 甚至出任将军等职[3]2521, 直接掌控军队。宦官势力得以从宫中扩展到宫外, 侵夺原本只由士人出任的宫外官职, 凭借的正是列侯爵位这一纽带。通过列侯爵位, 宦官将自己的权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合法化, 取得了与外戚、士人等同尊的社会地位, 很快成为东汉时期朝臣、外戚之外的又一政治势力。爵位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增加了列侯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优势和社会影响力。

两汉时期列侯在国家体系中独特的等级地位, 不仅与诸侯王势力受到限制、现实影响力削弱密切相关, 还与列侯的下一等级——关内侯的地位下降有关。有学者说:“关内侯与列侯之间的差别, 在爵位继承、食封户邑的多少方面并不能显现出来, 身份观念上的等级不同才是最重要的。”[4]339列侯与关内侯不仅等级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关内侯的地位还有下降的倾向。《盐铁论·周秦篇》言:“今自关内侯以下, 比地于伍, 居家相察, 出入相司。”[5]584列侯与关内侯虽一级之差, 却似有天壤之别。这也难怪扶阳侯韦玄成被削爵为关内侯后要作诗自责[1]3113。东汉时期关内侯成为买卖的对象。《后汉书·安帝纪》:“三公以国用不足, 奏令吏人入钱谷, 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桓帝纪》:“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灵帝纪》:“初开西邸卖官, 自关内侯、虎贲、羽林, 入钱各有差。”与关内侯可以买卖相反的是, 列侯 (不论是县侯、乡侯或是亭侯) 始终都没有成为买卖的对象, 由此可见列侯的独特地位。

二、经济因素与列侯的等级分化

西汉时期列侯只有县侯一等。列侯之间虽有封邑大小和封户多少的经济差别, 但是并无等级上的高低之分。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言西汉侯国“恩有降杀, 秩无尊卑”[6]172。这种封邑、封户等经济差别, 并不体现列侯之间的等级差别。但是到了东汉时期, 不仅出现了县侯、乡侯、亭侯, 而且它们是不同等级的爵位。有学者认为, 两汉时期列侯的等级变化“是封建等级制作用于封爵制度的结果”[7]8。东汉时期列侯内部的等级分化, 正是两汉列侯制度的差别所在。

东汉时期列侯由县侯一等分化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等。列侯内部的等级分化, 成为两汉列侯制度的重要区别之一。东汉将乡侯、亭侯作为一级列侯, 不仅是西汉时期列侯的经济差别在东汉的制度反映, 也与东汉时期的财政状况有关。光武帝大封功臣, 其所封列侯民户约占当时国家民户的42.99%。列侯食邑对国家财政形成压力, 成为东汉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之一。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及其与列侯食邑的内在经济关系, 又会成为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内容, 进而影响到列侯制度本身。有学者认为:“ (东汉) 列侯的食邑户数并不能标明等级, 县、乡、亭三级列侯在户邑数上没有明确地划分出界限。”[8]12但就普遍情况来看, 东汉列侯的封户应该是:县侯最多, 乡侯次之, 亭侯最少。不仅封户多少是列侯等级的体现, “封邑之行政区划级别, 是判断列侯等级的重要标志之一”[7]43。西汉时期列侯内部的经济差异, 终于在东汉时期演化为列侯之间的制度等级差别。

三、列侯的礼仪地位及变化

西汉列侯只有县侯一等, 在礼仪地位上并未进行明确的制度区分。高祖时期叔孙通定朝仪。《汉书·叔孙通传》载:“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 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 西乡。大行设九宾, 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 百官执戟传警, 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这条西汉时期关于列侯班次最早、最明确的记录, 并不能看出列侯在国家礼仪上有何差别。高祖时曾依功劳定十八侯第, 吕后曾令陈平“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1]96。侯第或许暗含了尊卑次序, 故而有萧何、曹参谁该位列第一之争[1]2009。这种按功劳定朝位的要求与列侯的制度等级无关, 但多少透露出列侯在礼仪地位上的差别。

朝位并不体现列侯之间的等级地位, 且依功劳定侯第、朝位的做法在两汉并不多见。但是即便是列侯, 也要有礼仪地位的先后之别。对于同为列侯的大臣, 又如何区分他们的礼仪地位呢?《汉书》中有条材料值得注意。《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丞相杨敞、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 (即阳平侯蔡义) 等人, 在武帝、昭帝时已经封侯, 故而位列在前。他们都是列侯, 位次以官位高低排列。后将军为官职, 但其为“金印紫绶”, 所用印绶与列侯相同, 故而赵充国列于其他的列侯之前也是合符制度的。御史大夫 (即阳平侯蔡义) 之后为宜春侯、当涂侯、随桃侯、杜侯四人。这四人为列侯, 故而在御史大夫阳平侯蔡义之后。杜侯之后为太仆等官。太仆为“银印青绶”, 低于列侯的“金印紫绶”。由此可见, 在国家礼仪制度中, “金印紫绶”的列侯高于“银印青绶”的九卿;列侯之间则以官位高低定礼仪位次。

西汉时期列侯的礼仪地位, 基本遵行了印绶等级体系的礼仪规定, “金印紫绶”的列侯位次在“银印青绶”的九卿之前。列侯之间则以官位高低区分礼仪位次。但是东汉时期有所不同。《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 位次三公。中兴以来, 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 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 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 次大夫。其余以肺腑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 亦随时见会, 位在博士、议郎下。”西汉时期列侯位次三公, 东汉时期列侯则有特进、朝侯、侍祠侯、其他在京列侯的礼仪差别。位次虽各有不同, 但都较西汉时期“位次三公”为后。东汉时期列侯的朝位班次, 并不是县侯、乡侯、亭侯的等级体现, 而是一种新的礼仪序列:特进侯———朝侯——侍祠侯———其他在京列侯。这种新的礼仪序列, 虽然无法与县侯、乡侯、亭侯的等级序列完全对应, 但是列侯的朝位不仅体现皇帝的恩宠, 对其现实地位也有影响。这些与列侯有关的新的称谓的出现, 体现了东汉时期列侯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县侯、乡侯、亭侯为列侯的制度等级, 反映列侯的经济和政治差别;特进侯、朝侯、侍祠侯、其他在京列侯等的礼仪序列, 反映列侯在礼仪场合中的等级地位。对于任官的列侯, 应该与西汉一样, 也是按官位高低排位次。东汉时期列侯内部等级的“多重标准”, 也是其列侯制度的特色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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