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白衣天使

抗日烽火中的白衣天使（精选3篇）

抗日烽火中的白衣天使 篇1

1940年10月10日,一支特殊的抗日部队在江苏泰县曲塘镇(今江苏南通海安县)成立。此时,著名的黄桥战役胜利正酣,新四军依靠人民的力量,基本消灭了今苏中地区以韩德勤、李守维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和一部分保安旅,取得了苏中战场上的主动权。然而,此时在沿长江和里下河地区,一些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势力仍然比较强大,他们对新四军的联合抗日主张持中立态度。如何在苏中地区继续争取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抗日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呢?那就要灵活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新四军和国民党友军及地方势力间选择一个缓冲地带,建立一支各方都信任的部队。于是按照各方协议,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简称联抗部队应时而生。部队地处江苏海安、曲塘、白米以北,仇湖以南地区,主要活动在今江苏兴化、海安、东台等地区,名义上是一支中立的抗日军队,挂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外围军,按照“联合李陈,削弱张顽,瓦解伪军,打击日军”[1]169的方针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代表联抗部队政治立场的《联抗报》正式创刊,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传播着自己独有的声音。

一、四载血雨腥风中的“三停两复”

一创。1940年10月10日,由联抗部队司令部主办的《联抗报》在海安曲塘镇正式创刊。这是一份四开三日一期铅印版报纸,刊头由联抗部队司令黄逸峰题写,“除了发给联抗地区的机关学校、各区乡之外,还寄给李明扬、税警团,寄给三、四分区的江潮报、江海报、山东大众报等报社,还寄到延安”[2]162。

一停。1941年2月,鲁中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公然投敌,日寇由此完全控制了里下河一带,泰州、兴化、海安、东台等城镇均告沦陷,联抗部队所在的曲塘、白米地区也成为伪军的地点,联抗部队不得不暂时转入农村。联抗报社也由曲塘镇转移到群贤乡奶奶山[2]168,不久暂告停刊。

一复。联抗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1941年7月,部队奉命转移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整训,9月,整训结束,联抗部队正式返防联抗地区,成立了兴东泰地委。为更好地宣传联抗部队的政治主张,1941年11月,《联抗报》复刊,报纸改为八开四版油印五日刊,每期发行500份,由政治部宣传科具体负责。

二停。1942年12月开始,敌伪开始在苏中地区大举“清乡”、“清剿”,联抗地区也遭到“扫荡”。按照中央和苏中区党委“精兵简政”的具体指示,联抗部队开展精简工作,撤销了大队建制,整编为五个连,《联抗报》所属的政治部宣传科也被精简掉,《联抗报》第二次停刊。

二复。1943年4月,日伪军扫荡兴东泰地区,盘踞在虬湖、时埝一带的反共反人民力量张星炳部队被剿灭,联抗部队进入了原张星炳盘踞地区,进一步巩固了实力,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此背景下,1943年春交,《联抗报》再次复刊[3]。

三停。1944年10月,联抗部队一举歼灭税警团,解放白米、姜埝以北地区,联抗部队顺利完成历史使命,奉命撤销番号,正式隶属新四军,归苏中第三分区建制[4]317。在抗战血雨腥风中断断续续坚持四载的《联抗报》亦随之停刊。

二、三位“左联”主编统帅的“报刊队伍”

与其他抗日队伍相比,联抗部队有诸多特殊性。这不仅因为其人员组成的复杂性,更因这是一个由学者、文人用特殊战斗形势组成的战斗队伍。联抗司令黄逸峰是一名教授,副司令李俊民是学者和才子,第二政治部主任彭柏山则是文学家。而作为联抗部队喉舌的《联抗报》,在四年时间里就分别由李俊民、彭柏山、孙石灵三位文人主编统帅,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主编竟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员。

1.“才子司令”李俊民。1940年10月到1941年2月,《联抗报》的第一位主编是有“才子司令”之称的李俊民。李俊民,原名李守章,1905年生,江苏南通西亭镇人,历任《联抗报》《苏通报》主编,解放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等职,一生奋斗在文教战线上。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发表的小说《跋涉的人们》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1930年9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成立,李俊民参加了“北方左联”(亦称“北平左联”),且当选为秘书长。

1940年10月,联抗部队成立,李俊民以“李明扬代表”的身份出任副司令,除协助黄逸峰做好军政工作外,“因他是学者,有才子之称,所以兼任‘联抗报’社长兼主编”[2]368。在抗战烽火中,李俊民与办报人员同甘共苦,《联抗报》成立初期,报纸的“重头文章和社论都由他亲自撰写,为宣传抗日军民,他的文章总是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5]3。在他的支持下,“联抗”还创办了当时苏中地区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文学者》,积极反映敌后斗争的新人新事,刊载了《女囚》《老太婆》等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1942年11月,李俊民邀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来联抗地区,邹韬奋发表了抗日爱国演讲并为《联抗报》题词,随后,“李俊民用刚写好、刚排练的话剧《夜长梦多》招待邹韬奋。剧本揭露、批判了蒋介石政权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邹韬奋看完演出后,奖誉李俊民为大手笔”[6]11。

2.“左联书记”彭柏山。1941年11月到1942年12月,此期间主管《联抗报》的是被称为“左联书记”的彭柏山。彭柏山,原名彭冰山,1910年生,湖南茶陵县人,1931年加入“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任文艺研究会总务兼任书记,专事革命活动”[7]43。他酷爱文学,在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发表了多篇革命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崖边》,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湘鄂西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小说。1941年5月,彭柏山来到联抗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在戎马倥偬朝夕转移的岁月里,“他还抓紧干部、战士的学习,先后办了《联抗报》、《战士报》和文学刊物《文学者》”[8]172(注:《战士报》实际为彭冰山夫人朱明同志主持)。

1941年11月,部队由盐城新四军军部回师联抗地区,《联抗报》复刊,彭柏山正式领导报社工作。在其主管《联抗报》期间,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每逢重要节日或重要新闻,报纸还以红色套版,配以图像,且基本形成了地方版、国内版、国际版和副刊四大版块,每半个月还刊载一次国际、国内述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在彭柏山与李俊民的邀请下,1942年春夏,联抗地区文化界知名人士孙石灵和贝岳南也来到《联抗报》,较好地提升了报纸的文字质量。1942年夏,从苏中区党委开会回来的彭柏山带来了新华电讯呼号,报社得以专门架设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新闻,《联抗报》的消息由此更加准确和多元。

3.“作家校长”孙石灵。1942年12月到1943年春交,《联抗报》第二次停刊。1943年4月,报纸复刊后,报纸的实际负责人为孙石灵。孙石灵,又名孙大珂,别名奇玉,1909年生于江苏盐城,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小说和论文,著名的《码头工人之歌》就出自他的笔下。1941年,他来到联抗部队所属的成达中学任教,后又来到紫石联合高级中学,成为“能同时教英语、国文、哲学三门课的名师”[9]4。1945年,年仅36岁的孙石灵成为“紫石联合高级中学”(海安高级中学前身)的校长,是名副其实的“作家校长”。

1942年暑假,孙石灵受邀到《联抗报》工作,1943年正式任报社主编。孙石灵刚刚来到《联抗报》时,恰是联抗成立以来最紧张之时,敌伪在兴、东、泰地区大举“清乡”、“清剿”,联抗地区遭到多次“扫荡”。孙石灵坚持做好报纸的编辑工作,并在《联抗报》上刊载了多篇社论和杂文,痛斥税警团反动派勾结敌伪、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此期间,《滨海报》《江潮报》和《苏中报》也多次转载了《联抗报》的社论和消息。除此之外,他还与彭柏山一同参与了《文学者》刊物的创办,担任该刊副主编。

三、八方传播反法西斯“独特声音”

作为新四军“联抗特区”的喉舌,《联抗报》在断断续续四年的办报历程中,旗帜鲜明地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日伪反法西斯罪恶行径,多方传播反法西斯“独特声音”。

1.疾呼联抗立场和宗旨。作为一支特殊的抗战部队,联抗部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部队成立之初,其成员可谓鱼龙混杂,有新四军也有地方势力,有保安旅也有抗日青年和工农群众。当时,不仅其他人对联抗不了解,连联抗内部成员,对联抗部队的宗旨都不甚明晰。为此,《联抗报》成立之初,就针对黄桥决战后苏中地区的形势及联抗的宗旨等,发表了多篇社论,严肃声明,“联抗的宗旨是团结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把联抗建成一个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民主的部队”[1]458。之后,在李明扬、陈泰运等联抗友军反复动摇之时,更是一再声明联抗的立场。如1941年,《联抗报》复刊第一期,就发表了联抗部队负责同志答记者问,表示“愿继续同李(明扬)、陈(泰运)部队一起,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对待顽固派张星炳部队,只要他们不反共,不扰民,也愿同他们携手抗日”[2]163。1943年,面对日益走向反动的税警团,联抗部队仍然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遗余力地坚持联合抗日的宗旨。1943年7月30日,报纸发表了联抗黄逸峰司令《我对友军的态度》一文,再次表示尽管税警团部分友军侵扰联抗地区,破坏团结,联抗仍“愿以一贯的团结抗战爱护友军的态度,与所有的抗日友军合作……也同样愿意以以往的热忱给予任何友军以友谊和同情”[10]。

2.痛斥日伪反人类行径。报纸痛斥日军和伪军的法西斯行径。1943年9月,报纸发表《联抗部队驱击仇湖敌》消息,报道了联抗部队在仇湖狙击了企图开坝抢粮的日伪军,并取得胜利的新闻。1944年3月3日,海安、东台四百余名日军,联合四千余名敌伪,分八路奔袭联抗地区,《联抗报》发文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怒斥日伪军“沿途除抢劫外,并滥施烧杀,奸淫妇女,其中被焚毁共计有千步、历家窑小学两所、民房三所,农民二人被枪杀,被强奸妇女单在千步、于王两乡,即达五十八人之多”[11]的滔天罪行。1944年9月5日,日伪军一百五十余人窜到联抗墩头区北部和周家溪地区抢粮,联抗部队与其展开激战,《联抗报》对此事做了报道[12]。

1943年,联抗曾经的友军税警团公开反共,制造了一系列血腥罪行,逮捕、枪杀和活埋了联抗多位干部,并对老百姓施以种种酷刑,实施法西斯反人类行径。《联抗报》为此刊发了多篇消息和社论,痛斥税警团的罪行。1944年8月,《联抗报》发表《痛斥税警暴行》的评论文章,怒斥税警团“和敌伪勾结,压迫我人民,残害我父老兄弟……最近残杀活埋不分贫富已达百余人”的种种恶行[13]。1944年,《联抗报》第七十六期社论发表《严重的警告》文章,对税警团走上可耻的反动道路感到痛心,历数税警团的累累罪行。1944年9月,《联抗报》刊登多篇有关税警团罪行的消息,坚决批判了税警团在重庆统治者指使下,勾结敌伪,派遣部队和特务人员,侵害我根据地的恶劣行为,并就税警团到百姓家四处掠抢,到联抗边区摸哨、喊话和扰乱等行为予以了批判[14]。1944年9月下旬始,报纸连续刊登了联抗讨伐税警团的战况,对讨伐部队解放邓高庄、马甸、青墩等诸多战役进行了持续报道。

3.驳斥国民党反共之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军,联抗尽管挂着国民党番号,却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国民党的反共之举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如1943年7月,报纸发表《拥护中共反对法西斯紫石军民开反内战大会》的消息。报道称,自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进攻边区,声称“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消息传来,联抗紫石县军民莫不痛心疾首,特于7月22日召开了团结抗战大会,黄逸峰在会上以国民党党员立场发言,表示“共产党不愧为中国的模范党,他真正实行了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始终诚心地拥护它,那些中国的法西斯者想消灭它,我们全体民众就不答应他”[15]。另附又一专讯,报道黄逸峰召集紫石县全体士绅开座谈会,指出“这不仅是党派间的问题,那是不抗战与抗战,法西斯与民主的斗争”[15]。1943年9月7日,联抗报发表黄逸峰《奋起制止内战危机挽救危亡》专文,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祸国殃民阴谋,指出这些反共分子是在汪精卫日伪的策动下产生的,他们“企图毁坏抗战六年的战果及即将胜利的果实,以发动内战,配合敌人来灭亡我国。”[16]与此同时,报社刚刚成立就自设印刷所,翻印多部毛泽东著作和《论持久战》等书刊[2]168,大力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4.盛传国际反法西斯新况。《联抗报》除报道全国和地方消息外,还设有国际版,“主要刊载苏联红军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英美开辟第二战场和北非、太平洋战场的情况”[2]164。对于《开罗宣言》、雅尔塔会等,《联抗报》也均有报道。此外,《联抗报》也十分注重结合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新闻写作。如1944年8月,报纸在发表《痛斥税警暴行》新闻评论时,就充分结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写道:“看希特勒、墨索里尼失败的榜样,看苏联以及欧美军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应当具有百倍的信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的特权阶级。”[17]

四、七十载后联抗精神“涛声依旧”

1940年10月,联抗部队刚刚成立时,人们不无疑惑地反问:为什么这么一支由文人组建的部队能迅速吸引千余爱国青年来投奔?答案其实很简单,许多爱国青年就是受黄逸峰、李俊民等文人的文化感召而来参军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文人,在方圆不足六百平方公里的联抗地区,这支仅有千余人的部队竟然自设了印刷所,创办了一份四开三日一期铅印版的报纸,这在全国抗日根据地同等规模的部队中确实是不多见的。正是因为创建了这样一份报纸,更多的爱国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千里迢迢来到苏中,投奔到联抗的队伍中来。《联抗报》,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文化人,充满了文化气息、联抗精神,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文化人,得以在苏中大地迅速生根发芽,火热传播。由此可见,文化兴邦,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是不变的真理。此外,联抗报人战火纷飞中坚持办报的精神今天依然令人震动和鼓舞,联抗报人所推崇的通俗易懂、文字练达的写作风格在今天的新闻写作中依然值得信崇。《联抗报》,必将长留中国抗战新闻史的史册,联抗精神,定会焕发出新时代中国的更强音!

摘要：1940年10月10日,一份特殊的抗战报纸《联抗报》在江苏南通创刊。创办这份报纸的联抗部队,名义上挂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上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外围军,肩负着团结苏中地区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抗日的特殊使命;这份报纸的三任主编,不仅都是有名的学者、作家或文人,更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历经四年的战火洗礼,报纸两次停刊又复刊,始终不忘的却是立场鲜明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罪恶行径,矢志不移地与日寇、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做斗争。并不为今人所熟知的《联抗报》,是70年前苏中抗日战场上反法西斯的别样先锋。

关键词：联抗报,苏中,抗日,反法西斯

抗日烽火中的白衣天使 篇2

“敌人对根据地采取了封锁政策，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常常连盐都吃不上”。李春堂老人讲，当时遇到了灾荒年，部队生活一天就是三顿稀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党中央号召根据地的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部队就自己开荒种地。李春堂还记得当时的团长和政委，一个挑着粪筐子，一个拿着粪叉子在村外的路上拾粪。

对李春堂来说，吃不饱饭不是首要问题，最让他难受的是医疗设备的极度馈乏。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差，战斗中负伤的战士们往往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作为医生，他没有包扎用的救急包、绷带。遇到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卫生人员就把自己的被子撕成布条当绷带，经过消毒后给伤员使用。平时用的伤口盖布，洗了再用用了再洗，一直用到不能用为止。没有消毒药品，他就用食盐水浸过的纱布条给战士清洗伤口。战士感冒了没有药，卫生队只就让炊事班做一些姜辣面条汤给战士喝，再盖上被子发点汗，用这种土办法来为战友们治病。

1943年秋天，身为医生的李春堂自己得了伤寒病，部队立刻把他从山西平顺县送到了后方医院。当时恰好遇到鬼子秋季扫荡，战友们用担架抬着发高烧的李春堂，在大山里不停地转移。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伤寒病在当时死亡率又很高，可是李春堂竟然奇迹般的熬了过来，最终大病一场的他头发全部掉光。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从13岁加入八路军后，李春堂在抗日战火中走上了一条让他一生都感到骄傲的成长之路。李春堂一参军就抽调至八路军总部当小司号员，领导看他勤奋好学，就派他参加八路军卫生处办的卫生员训练班。经过了三个短期学习李春堂被分配到先遣支队第二营营部从事卫生医疗工作。

1940年5月的一天傍晚，李春堂与营部党支部书记薛士琪在村外散步。当时李春堂已经是太行11旅32团一营卫生班班长。就是在那个晚上，薛书记的一段话让李春堂久久不能平静。薛书记对他说，“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将来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嘱咐他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抱着“不抗日，活不成”的想法投身到抗日斗争中的李春堂被书记的话震撼了。李春常对记者说，当时不懂什么道理，只知道不做亡国奴，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听了书记的话，才知道自己应当为了全体劳苦大众去战斗。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李春堂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极端艰苦的太行山区坚持抗日斗争，多次被评为工作、学习模范和战救工作模范。

抗日烽火中的“红军之父” 篇3

美国联合社记者爱泼斯坦曾这样形容他。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同志。一个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用他们的理想、智慧和意志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占人类五分之一苍生命运的传奇人物，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

回溯抗战历史，不能不追念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了走进朱德元帅在抗日战争中的珍贵历史故事，记者来到空军指挥学院，采访了朱德元帅嫡孙，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

今年63岁的朱和平少将，身着笔挺的空军军装，一言一行无不透露出军人的正气与豪迈。他是中国预警与电子战专家，曾获多项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撰写多部军事学术专论。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用电子技术，特别是雷达装备、预警机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准。

采访中，朱和平少将回忆往事，将抗日烽火中爷爷英勇抗敌的故事，他与抗日根据地工农之间的相处细节以及家庭的温馨往事娓娓道来，在这个宁静的夏日午后，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时而波澜壮阔，时而亲切温暖的历史画卷……

“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

今年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中国近代中日之间最重要的两场战争，许多历史启迪值得思考。甲午战争，双方军事、经济实力相差无几，一边倒的惨败，直接导致中国全面衰落；而抗日战争，日本年GDP 69亿美元，580万吨钢，中国年GDP 13.6亿美元，4万吨钢。国民党组织了22会战，负多胜少，这是当时中日之间实力的体现。经过长达14年的艰难奋战，取得最终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胜利，更是全民族精神上的胜利！

百年沉沦中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觉醒？全民抗战是人民战争，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14日这天，爷爷壮怀激烈，挥笔卸下率部队出师抗日的誓言。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1937年9月爷爷率八路军3万多将士东渡黄河参加山西抗战。一进山西就加入了惨烈的太原会战，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战役中，八路军英勇善战，初战告捷。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国民党开始全线撤退。

在此危难之际，1938年3月2日、7日，爷爷和彭德怀两次致电中央，说服了中央使八路军总部不仅不撤退，反而向东挺近至太行山脉，就近指挥山西和华北的敌后抗战。最大限度地迟滞了日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最终稳定了山西战局。

在民族危难之刻，国共双方这“一退一进”，让老百姓看清了谁是最可依靠的人。到1940年5月爷爷布置完“百团大战”作战方案，返回延安时，短短的2年10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整个抗战期间，仅山西人民就有70万人参加八路军，支前民兵和自卫队达到500万人，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爷爷对抗战的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长征中从通道会议、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纠正错误路线，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同张国焘斗争，他率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三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坚决指引统一战线；四是说服中央，在太原失守后，坚持敌后游击战，坚持持久战的作战方针，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由3万人发展到40万人；五是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组建了八路军流动工作团，也被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六是开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今天，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先例。我们仍在探索，仍然需要这种力量。

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需要全民族的觉醒！一个贪图享乐，人心涣散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提是中华民族的觉醒！

我们共产党人，仍然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爷爷很少讲自己的功劳。他常说：“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爷爷时刻惦记的是在战争年代帮助过他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如：当年在延安和他一起搞大生产的杨步浩，曾主动为爷爷交了一石粮食。1971年来京，爷爷主动请他来家里吃饭、拉家常。还有张思德、黄继光等英雄的母亲等，都曾受到爷爷的热情接待，这些我都亲眼所见。

爷爷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在山西抗战前线，面对日寇的重重包围和反复扫荡，身边最多也有几百人的警卫分队，最少时才几十人，他多次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来去自如，为什么能这样从容？后来，当我有机会来到他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答案一目了然。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我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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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爷爷率部队来到武乡一代。他提出“三不争”的规定，不与老百姓争粮吃，不与老百姓争房住，不与老百姓争水喝。他到砖壁村，住在李五斤家，听说他家媳妇要生孩子，就主动把正房让给房东，自己住东南房（仓库）；砖壁村一带缺水，爷爷就带领战士们帮老乡打了两口井，解决了老百姓生活的难题。据奶奶回忆：一天爷爷开完会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位老汉推碾子推不动，就过去帮他。两人一边推一边拉家常。推完，又帮他送到家里，老人请他喝水，还要留他吃饭，他都谢绝了。老汉问他是什么长官，姓什么？爷爷说：“我是个当兵的，你就叫我老朱吧！”老汉为爷爷的一片诚意所感动，加上爷爷朴素的装束，就信以为真，以后一见面，就喊他“老朱”！过了很久，那老汉才弄清楚，他竟然是八路军的总司令。

1938年2月24日，爷爷仅率领八路军总部和两个连200余名警卫战士与日军苫迷地旅团在山西古县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相遇。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临汾数万军民安全转移。爷爷亲率这两个连顽强阻击日军3000多主力部队三天之久。当时在总部亲身经历这场惊心动魄遭遇战的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一支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的军队，必然会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部队打不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深刻原因。

战火中的家书

国共合作后，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山西前线出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玉珍奶奶（爷爷的第二位夫人）写了分别10年后的第一封家信，询问家中情况。陈玉珍奶奶接到爷爷的信后，立即回了信，爷爷接信时已在华北的五台山前线。当日，爷爷给陈玉珍奶奶写了第二封家信，并在信中明确提出了希望陈玉珍奶奶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朱琦“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在10年内战中，陈玉珍奶奶带着我父亲历尽艰难躲过了蒋介石的“追杀”，刚刚取得联系，爷爷即要求自己的儿子要抓住抗日救国这个“历史机遇”，尽快上战场杀敌立功、精忠报国，决不要误此光阴！

在中华民族最紧急、最危难的时刻，我们共产党人带领自己的亲人挺身而出，这就是领导力和感召力！

我父亲朱琦此时已20岁出头，他毅然听从爷爷的召唤奔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38年便东渡黄河到山西120师参加抗日作战，曾任120师司令部直属通讯队队长。1943年11月，在山西战斗了5年的父亲在山西方山县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左腿，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就此离开了山西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养伤并转到抗大七分校工作。

爷爷率领八路军出征时，奶奶康克清还在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1937年9月底她刚一毕业，就申请到山西抗战前线与爷爷并肩战斗。获得批准后她激动万分，与马海德一生、斯诺夫人等一行十几个人同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经过艰难行军，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南茹村与爷爷会合。1939年2月，在奶奶、浦安修、李伯钊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奶奶担任了名誉会长。在成立大会上，爷爷亲自讲了话。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的成立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使日本侵略者在山西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山西抗战的历史再一次印证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抗战期间，我家有三位亲人牺牲。在抗战中，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正是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千千万万个家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凝聚在一起，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实现了真正的觉醒。

1937年11月6日，爷爷又写了第三封信给陈玉珍奶奶。信中提到：

——“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

——“惟两老母（爷爷的生母和养母）均80，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400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

爷爷在抗日前线山西洪洞县，悄悄地写信向当年滇军部下，好友戴与龄先生求助。信中写道：“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清廉，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爷爷的老家。

世代相传的革命精神

1969年我初中毕业，在首钢当了名工人。但我一直想当兵。我跟爷爷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却遭到了爷爷的批评，说我是“见异思迁”。

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行业，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去过20多次首钢，他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行业为国家做贡献。他并不是反对我参军，而是反对见异思迁的想法。所以后来我拿到入伍通知后，他也没有反对，并找我谈了一次话。

他说：“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献身革命的思想，而不希望你追求有我这么高的地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有门技术，比如你原来在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在哪里有技术，接触社会多，学习的条件也好，可你偏偏要去当兵，我看这里多少有些其他因素……”“不要只想着当官，要像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那样，做一个干实事，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人。”

爷爷当年送父亲上前线，是因为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上战场就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而现在是和平时期，国家最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建设人才。爷爷很重视钢铁工业，一生视察首钢20多次。成为建设祖国有用的人才，就是报效祖国最好的路径。

爷爷是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但在我眼中，爷爷十分严格，他更多地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教育和影响我们。他老人家经常要求我们“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爷爷还对我说：“为什么对你要求严，因为你是我的孙子……。”

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家规：“不准搭乘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

1976年7月，爷爷临终前，对我们后代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做无产阶级”。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幅题词：“革命到底（1975年3月6日）”。

爷爷对我一生最大的影响，就是鼓励我走上了“科技强军”的道路。

诸如爷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伟大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精神风范，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精神，既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