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挑战

2024-10-20

制度挑战(共12篇)

制度挑战 篇1

自改革开放至今, 革新统计方法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由于政治经济变革的迅猛发展, 使得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依旧面临着很多问题与挑战。本文主要探讨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所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面临的挑战

尽管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已得到明显改善, 然而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与挑战, 具体表现在:

(一) 工业统计上报时间与指标体系缺乏合理性。首先, 所设计的工业统计指标繁杂、重复, 进一步加重了工业企业的负担。虽然几经革新工业统计制度, 但是基层工作量并未得到根本减轻, 基本上没有变革报表种类, 很多报表中所设置的指标依旧有增无减;其次, 企业会计结算时间和统计报表上报时间两者之间的矛盾。通过层层分解工业统计制度所规定的报表上报时间, 要求相关统计局定期汇总并上报超大规模的工业企业B201表——《工业产品产量与产销总值》与B202表——《工业企业财务状况》。但是, 对于业务量比较多, 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而言, 定期无法完成产品产值产量的结算, 尤其是经济指标报表, 因税务部门与统计局部门存在不一致的报表上报时间, 所以, 基层统计工作人员在对报表进行填写时就会困难重重, 其余工业统计人员因为无法获取财务数据, 就会通过估算方式敷衍了事, 对工业统计基层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造成直接性影响。

(二) 工业统计操作方式缺乏科学性。工业企业为不断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 并求得全面发展, 应该适时提高统计数据的精确性与应用性。基于这种情况, 统计部门相应调整了统计数据实际情况, 但因调整的手段缺乏科学性, 造成工业统计工作依旧问题重重, 具体表现在:第一, 不明确的统计格局。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仍旧为条块分割制, 每个统计主体都会有不同的工作职责, 且这些主体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着, 然而在实施工业统计时, 这些统计主体并未彼此协调与沟通, 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统计报表种类过多, 包括工业、能源、固定资产及科技统计等类型;第二, 因为实行的多头目统计, 导致统计内容繁琐。因统计主体搜集过多, 工业统计内容细致度过高, 且资料陈旧, 使得数据信息极易出现交叉、重复现象。

(三) 过紧的报送时间, 对工业统计数据质量造成直接影响。首先, 统计人员面对过大的工作强度, 根本享受不到国家法定节假日, 使得他们有苦难言;其次, 就企业本身而言, 如果在规定期限前还未结完账, 他们就会以测算的方式估报, 对源头数据真实性与准确性造成直接影响。此外, 因为统计机构工作时间过紧, 所以他们往往会疏于审核, 同样会直接影响到工业统计的整体数据质量。

二、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的应对革新措施

(一) 构建合理、科学的工业统计指标制度。根据市场环境与经济变化而适时调整, 依照实用价值低、实际精简重复的指标内容, 为减轻工业企业基层负担, 在改革统计指标制度时, 首先一定要对减项予以全面考虑, 构建与现行工业经济需求相适应的统计指标体系, 同时构建一套组合功能强、数量少、可以真实反映市场运行状况且易于操作的科学统计报表体系, 使其不仅能够衔接制度指标与表式, 提升数据质量, 而且还可以符合企业管理需求。

(二) 推迟报表上报时间, 有效对接统计软件与会计软件。因为上报时间通常具有紧迫性, 统计人员在每月都要消耗大量精力与时间通知报表上交任务, 具有相当大的工作压力, 所以推迟报表上报时间与否, 便于真实掌握相关数据, 能够直接反映出工业企业的实际发展趋势。为此, 笔者建议, 创建一套应用软件, 有效对接会计软件中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与工业统计报表, 在生成这两张报表后, 方便统计软件获取数据,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业统计工作效率, 同时还保证了数据源头质量。

(三) 进一步加大工业统计人员的综合培训力度。由于目前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工业统计工作也随之不断进行制度革新。基于这种情况, 相关统计机构应该切实强化工业企业统计人员的综合培训力度, 不仅要不断加强工作人员岗前工作培训力度, 而且还要定期对统计人员实施综合业务培训。具体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统计法规、统计实务、计算机系统操作等。确保基层统计工作者能够不断适应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需求。

三、结语

对现行工业统计方法制度的革新并非轻而易举的, 因为工业统计方法所涉及到的人员与内容比较多, 制度革新后的具体工作也比较繁重, 因此为保证能够顺利完成工业统计改革工作, 需要各级部门、政府、统计人员共同努力, 团结一心, 彼此配合, 将其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出来, 由此才能确保工业统计革新任务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张永军, 石凤琴.提高规模工业统计数据质量对策建议[J].统计与咨询, 2009.3.

[2]杨耿业.对当前工业统计制度修正的设想[J].中国统计, 2009.1.

制度挑战 篇2

发表论文摘要:在中国,农村传统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依托土地之上的家庭养老,这种养老模式得以延续千载,应该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模式曾经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然而,社会变迁正使得这种稳固的家庭养老模式失去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原有的养老模式前提正被抽去,家庭养老正面临制度性瓶颈和一系列外生因素的冲击,从而具有趋弱性。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又日益严峻的今天,养老问题不再是个别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模式

一、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

养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的内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以及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而出现的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文化多元化、家庭养老负担加重等,三维角度的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呈现弱化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经济供养不足,老年人生活困难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家庭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家庭趋向小型化、核心化,这使养老所需的人力资源不足。

(二)生活照料难以实现,老年人生活不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被打破,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加强。目前,农村中大量出现“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农村老年人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经常照料,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老人还要担负照料家庭的责任。而一旦健康状况恶化或到了生活难以自理的年龄,老年人则可能陷入生活无人照料的困境。

(三)缺乏精神慰藉,老年人孤独寂寞感加深

由于“空巢家庭”的增多,子女迫于竞争、生活压力,与老人见面、情感交流的时间减少,农村老人得不到子女的精神慰藉,缺乏家庭的天伦之乐。加之在城市化影响下,农利‘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代际倾斜”现象,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子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一)土地生产效益低下,难以维系家庭养老功能

农村老人依靠土地收入自养的前提条件,是家庭经营的土地产出收入能够达到满足基本养老需要的水平。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由于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等方面的影响,增产不增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土地经营收益难以满足上述基本条件,从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农村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二)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首先,城市化所导致的乡村人口流动,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在广大农村地区也出现“4-2-1”型的家庭结构,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也使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使家庭养老出现了“孤木难支”的情况。其次,城市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一方面使社会的包容度增强,社会对个人的道德约束压力减弱;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孝悌”文化的衰落,使家庭失去了文化依托,子女在心理上弱化了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信念,这是对家庭养老模

式的致命打击。

(三)农村养老方面的法律保障不足

目前,中国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尚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在与老人权利关系最密切的养老保险问题上,现有法律没有切实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确定政策方向和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具体步骤。不仅立法不健全,而且现有的法规在现实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在政府对老年人的养老义务、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等方面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这使得现实中一旦遇到纠纷,可依据的法律几乎没有。

(四)农民工、失地农民人数增多,使农村养老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传统农业经济与现在工业并存。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随着城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土地被征用的越来越多,使失地农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同时,这也使得农村“空巢”家庭的老人变成了“真空”地带。

三、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经济支持作为养老的首要基本内容目前只能由家庭提供

众所周知,一切发展均需经济或财政的支持,社会化或半社会化养老的三大主要资金来源(国家、集体、个人)在面临数量巨大的农村老年人口时都遇到了困难。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过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与现有的综合国力差距较大,对众多的农村老年人口,财政无能为力;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导致广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削弱,集体经济无力承担严重的养老问题;而就农民个人而言,大部分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根本没有可能未雨绸缪去解决自身养老问题。国家无财力、集体无积累、老人无余力的客观现实表明,在广大农村由家庭成员提供物质供养是农村老人现实而无奈的选择。

(二)家庭养老是一种文化诉求

一种养老保障方式的确立,其影响因素众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以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等都起着重要作用。家庭养老作为一种养老保障方式,其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延续至今,虽然是社会结构体系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依靠家庭成员度过老年岁月,与其说是因经济原因不得已而为之,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养老保障,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诉求,一种心理暗示,一种传统的蔓延。

(三)中国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日益增加的生活服务需求与可置换的公共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中国大部分地区不仅养老机构数量少,而且收费普遍较高,设施和服务质量又良莠不齐,很多敬老院基本上处于无稳定经济来源、无人管理、无服务人员的“三无”状态,无奈人住的老人生活质量可想而知。敬老院老人的凄凉晚景,强化了农村老年人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但是,目前还很难完全实现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向社会的转移。

四、完善和创新农村养老模式的对策研究

(一)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

首先,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功能。其次,建立健全家庭养老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调动家庭的养老积极性。再次,强化家庭养老的道德教化力度,增强人们的老龄意识和养老意识,营造弘扬传统

美德的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最后,不断完善有关家庭养老的法制建设,让家庭养老由伦理走向法制,让法的硬约束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强有力的外在保障。

(二)明确政府职责

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没有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推进是无法推进的,任何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政府的参与,都是难以维系的。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过程中,除明确个人、家庭及集体应承担养老筹资职责外,政府责任必须“归位”,即应在继续“政府扶持”的同时,设立农村养老社会化基金,进行“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以真正实现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同时,要倡导敬老养老的风尚,从思想上强化家庭养老观念,并细化法律或制度规范,对家庭养老的责任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另外,还可以将家庭养老质量的高低与子女可获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如遗产继承的优先权、干部升迁考核的标准等,鼓励积极的家庭养老行为。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第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水平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和实际保险能力差;第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法律的支持,政策不能持续;第四,农民自愿参保原则与社会保险强制性原则矛盾;第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不足,农村支付压力大。因此,在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要加大政府投入,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力度,提高保值增值能力;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四)加快村域社区养老建设

社区作为家庭养老最终走向社会化养老的中介和桥梁,一方面,应该考虑村域老年人特殊需求及条件能力,建立与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和精神照料服务;另一方面,也可将村落老年人组织起来,成立诸如“老年人生活互助组”式的资源性组织,老年人之间互相照顾。在推进村域社区养老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也要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经营社区养老院,开展社区公益性、慈善性、自愿性活动以及老年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充分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社会养老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五)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

当今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的依靠伦理观念维系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很大冲击。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起道德规范与法制规范相一致的约束机制。市场大潮冲击下的家庭养老不应只靠人的自觉精神维持,而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使之由道德的软约束

变成法制的刚性强制。笔者认为,家庭养老的法制建设计划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加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增强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律意识,提高其赡养父母的自觉性。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权利。法制是实现养老保障的重要保证手段,而中国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律,也没有一部单独的养老法,所以,尽快制定农村养老基本法,是中国的农村养老尽快走上法制化的路径之一。在目前农村养老保障需求难以满足,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完善和强化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十分必要。通过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快村域社区养老建设、法制建设计划、政府行动计划等措施,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中国家庭

别把才智浪费在挑战制度上 篇3

仪容上的规定自然会有人质疑,他们说:在我们这个讲究创意的行业,太多硬性规定是不是太形而上学了?可我坚持这样的规定,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穿着会直接影响他当天的工作情绪和工作表现。当你穿了一身休闲装来上班,你就容易不由自主地放松自己;当你穿着笔挺的职业装跨进公司,尤其是穿了高跟鞋的时候,你就会被迫挺直坐正,工作心态迥然不同。不过我所说的端庄并不是一个硬性标准,穿着要跟随所服务客户的理念,你看我们带Nike客户的小组,从来没见到他们穿西装打领带,但是他们照样能体现出端庄。

如果看到有员工着装不符合公司的规定,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间接教育。每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会观察员工的仪容,如果一段时间后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会发一封邮件,配上一些照片送到那人邮箱里去。明确地告诉他某些仪容是不够标准的。其实作为一个成熟的职业人,应该在进入公司不久,甚至在面试前就已经通过观察和信息收集知道自己该穿成什么样、不该穿成什么样了。

再有一个经常被拿出来挑战的就是公司的考勤制度。就算现在公司里有80%的人摆出各种理由说考勤松散一点儿比较好,恐怕我还是不能同意。这牵扯到一些核心:既然考勤已经成为制度,就必须严谨,要松散就干脆不要有制度了,制度就是用来遵守的。再比如,在我们公司,每一笔交易都要录入电脑系统来进行存档,你昨天还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录入,今天刚好做完excel,就想可不可以很“creative”地把做好的excel表格直接粘贴到电脑系统里去?对不起,不可以。虽然你自己操作起来比较省力,但最后却给公司层面上的统计添了很多麻烦,甚至还在无形中鼓励了其他更加“千奇百怪”的做法。所以不管是仪容、考勤、内部流程,还是我们最讲究的职业操守,有些“线”我们还是拉得很紧,别轻易碰、把你的聪明才智浪费在这里。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群邑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只要你采取的方法没有违背公司价值观和规章,多提出一些有创意的想法说明你够聪明、够用心。今天,公司里所采用的流程在五年多来已经有两到三次大的改变了,小的修改更多,这都是因为同事们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它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到可以一成不变了,仍然有改动的空间。

新时期假释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完善 篇4

(一) 新时期。

所谓新时期, 是相对于建国初期及文革时期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 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思潮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 很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犯罪情况以及社会现实情况正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旧有的思维方式, 新时期的新情况也给当前我国假释制度的推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正视和解决在假释制度实行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二) 假释制度。

假释制度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区别于实刑的一种惩罚制度, 具体指的是针对那些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 通过在监狱内一定时间内的改造, 从思想到行动上, 已经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之下, 可以考虑将他们假释出狱, 在监狱外执行接下来的刑期。

假释制度是在司法实践当中, 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现实情况变通, 最终是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能够更好地接触社会, 帮助他们在接受改造之后能够尽快融入社会, 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我国监狱系统管理和运行的压力。

(三) 两者之间的关系。

假释制度的实施, 首要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在监狱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造, 在思想和行动上已经不再具备社会危害性了。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 犯罪嫌疑人在过往的经历当中已经有过触犯法律的行为, 如果这类犯罪嫌疑人在进入社会之后面临的新的社会状况, 面对着新的社会问题, 就会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再次犯罪, 为社会带来新的威胁和危害。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 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应激反应, 如果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面对新形势, 新的社会状况的变化, 不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 就很有可能产生重复犯罪的行为, 因此在新时期, 在假释制度实施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正视其中出现的问题, 并着手解决。

二、新时期假释制度面临的挑战

(一) 民用技术更新带来的监管困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 特别是移动互联终端的深度普及, 当前社会信息交互和财产交换成为了一个非常方便便捷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很多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小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 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使用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来实施新的犯罪乃至逃避监管, 这使得当前相关主管部门对于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的跟踪定位和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日常活动方面等有了很多的障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的现实情况下, 有越来越多数量的凡人正在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假释出狱, 犯罪嫌疑人群体的庞大性也为监管带来了新的困难和障碍。

(二) 多种社会思潮泛滥带来的改造困难。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与世界市场的不断交流和沟通, 使得多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断地冲击着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多种社会思潮的泛滥, 造成了改造的困难, 很多犯罪嫌疑人在假释出狱之后, 通过与社会的接触, 在面对不同阶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同时结合自身的境遇, 很有可能会接受不良的思潮产生对社会的愤懑情绪, 进而引发新的犯罪, 给社会和谐带来很多不可知的因素。

尽管那些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都是经过监狱改造的, 已经在监狱的评估系统当中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事实上在出监狱的那一刻, 他们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但是由于他们过往的经历和犯罪的历史, 当他们接受了社会思潮的不良冲击之后, 很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心理问题, 而这些心理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 往往是有负面影响的。

(三) 制度疏漏带来的信息交互困难。

由于假释制度的实现过程是一个监狱, 地方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协同合作的流程, 在假释制度实施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新时期各种事物和社会现象相对繁杂的大背景之下, 制度疏漏带来的信息交互困难, 也是当前假释制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由于部门与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信息壁垒, 参与假释制度实施各个流程的相关主管部门, 彼此之间往往不能够做到信息的实时交互, 这就给犯罪嫌疑人在监狱之外的生活和活动带来了可操作的空间和可能, 很多假释之后的犯罪嫌疑人会利用政府、制度的疏漏这种空档来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产生很多违规的行为, 这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隐患。

(四) 资金政策缺失带来的工作运行困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在新的时期, 资金政策缺失带来的工作运行困难, 也是在假释制度实施的过程当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时候, 已经有了充足的底气, 使之资金也相对充裕,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当前政府对于假释制度的相关关注还是相对不够,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资金和政策的缺失。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交互壁垒的打破, 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政策, 减少行政运行成本, 同时还需要政府加大投资, 建立起一个完备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系统, 但从当前的行政实践上来看, 以上的种种投资还是远远不够的。

三、新时期假释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 加强信息化建设, 加强监管。

在新时期假释制度的完善过程当中, 应该加强信息化建设, 加强对于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监督。加强信息化建设, 应该采用多部门协同合作的路径。相关主管部门应该考虑国家信息安全部门以及民用的通讯公司相互合作, 严密监控监狱之外, 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的正常动向, 并且通过多种手段来对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管。

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重视实用性, 应该重视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 以减少单部门单兵作战所带来的重大的行政成本投入。事实上, 在新时期, 对于假释制度的完善和准备是为了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因此, 假释制度完善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工作业绩的体现, 同时更是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稳定的体现。

(二) 重视多方合作, 加强社区改造。

要重视多方合作, 加强社区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个部门都应该对假释制度本身有充足的认识, 应该认识到, 犯罪嫌疑人假释出狱, 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再去进行改造了, 而是要将他们的改造工作移交给社会, 通过社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相关机构来对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的思想改造和行为监控。

在进行社区改造的过程当中, 相关工作人员应该着眼于新时期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情况, 以及犯罪嫌疑人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 针对他们在心理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波动进行心理矫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 一定不要对假释出狱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粗暴的态度, 而是要尽量做到春风化雨, 娓娓道来, 要让犯罪嫌疑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力量, 让他们下定决心去自我改造。要着力调动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能动性, 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可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才能够脱离旧有的错误思想, 并且在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情况当中保持公正平和的心态。

(三) 强化制度建设。

事实上, 在新时期内, 针对假释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实际上都涉及到行政治理过程当中所应该秉持的理念和态度。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强化制度建设, 将假释制度所进行的一些调整都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使之成为工作过程当中的正常流程和工作常态,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在假释制度的实施, 规范化, 制度化, 行之有效, 有法可依。

在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 应该秉持正确的行政理念, 应该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 在不触及法律的前提之下, 充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相关主管部门以及社会这三者协同利益的前提之下作出决策。应该尽量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 避免设置政策壁垒, 要本着开放包容, 合作, 务实的心态和理念来进行相关工作。

(四) 加大相关政府投资。

在新时期, 为了保障假释制度运行的有效和有力, 政府应该加大投资, 为主管部门提供一套高效率的监控监管系统, 用电子化和信息化来提升主管部门的工作效率。

在加大政府投资的问题上, 应该做到选好着力点, 围绕新时期假释制度的完善来展开相关政府投资, 一定要将政府的资金和政策应用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避免出现政绩工程和浮夸的心态。在实际投资开展的过程当中, 应该遵循协同合作的路径, 着力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之下, 围绕假释制度顺利实施这一目标采用新的技术和手段, 支持假释制度的不断完善。

四、结语

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进行,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 面对一个新的社会发展状况, 在新的时期, 正视假释制度在实际运行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并且在正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 秉持正确的思维路径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提升我国新时期社会制度建设, 乃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 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 各级相关主管部门决不应该回避假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而是应该秉持超前的理念, 正确预见到快速发展的时代给假释制度实际运行所带来的冲击, 以前瞻性的眼光和意识来制定和完善假释制度的配套措施。

摘要:本文就新时期假释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完善展开分析, 认为新时期假释制度面临着以下四个挑战:一是民用技术更新带来的监管困难, 二是多种社会思潮泛滥带来的改造困难, 三是制度疏漏带来的信息交互困难, 四是资金政策支持缺失带来的工作运行困难。针对存在的四个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重视多方合作, 强调制度建设以及加大政府投资四个解决路径, 通过有益的探索和讨论, 为推动新时期假释制度的不断升级和完善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新时期,假释制度,完善路径

参考文献

[1]孔彦格.对发展与完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思考[J].中国司法, 2007, 12

[2]张晶.从政治哲学到矫正哲学——改革开放30年来监狱学研究回望[J].中国司法, 2008, 6

[3]唐芳.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超越[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6, 4

[4]胡学相, 李崧源.论我国管制刑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完善[J].湖北社会科学, 2009, 4

制度挑战 篇5

摘要:我国延迟退休改革势在必行,而改革必将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双向影响,本文基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延退改革方案的初步建议,主要分析延退改革下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问题,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延退改革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对延迟退休改革方案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进行思考。

关键词:延迟退休 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金 改革

退休年龄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参数,近年来,受老龄化日趋严重及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划收支失衡现象的影响,国际社会退休年龄延后改革现象日趋普遍,延迟退休改革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OECD(2013)提供的相关数据表明,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将陆续出台延退相关政策及改革方案。例如在澳大利亚,1952年后出生人口的退休年龄将在2017―2023年期间从65岁延至67岁;在德国,1964年以后出生人口的退休年龄将在2014―2029年期间从65岁延至67岁。在中国,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始于1978年,男性、女工人、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分别为年满60周岁、50周岁和55周岁,特殊职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将退休年龄提前5―10岁。这一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显著低于国际上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预期余寿持续增长,为顺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需要将法定退休年龄进行延长。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0.16》,其中涉及我国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的建议,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延迟退休改革势在必行,而对于与退休年龄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势必在改革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分析延迟退休给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

一、退休年龄机制的调整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根据《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以下简称《绿皮书》)中相关研究人员阐述的延迟退休方案两步走设想,基本奠定了我国下一步延迟退休改革的基调和大致方向,本文正是基于《绿皮书》对延退改革方案的建议进行分析,其建议如下:

第一步,在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同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女性退休年龄将统一为年满55岁。

第二步,在2018―2045年之间,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同时延迟至年满65岁。

另外绿皮书中的延退方案,提出引入延迟退休弹性机制,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弹性退休制度意味着个人可通过自身需要选择退休年龄,退休年龄不同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有所差异,以此应对不同的养老需求。各国延迟退休改革过程中为了保护不同人群的利益,通常秉承“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理念。因此,我国延退改革实行过程中也会将会根据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及工作时长将参保人员划分为成老中新三个群体。三类人群的分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方案走向多样化,以应对人群划分后引起的养老金给付差异问题,这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延退改革阶段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

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缴费年限的延长,应退休者的养老金支出将会不断增长。对现行养老金积累制度来讲,养老金账户中个人账户资金持续累积,能够对我国养老保险金统筹与给付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引入弹性机制的建议,在目前分性别、分年龄、分时期但不分职业的延退改革建议下,养老金给付方面难以避免引发新的养老待遇不公问题。退休期望与难度的不同造成退休门槛的不同,个人账户积累将出现差异,形成差异的进而会影响到养老金社会统筹账户的运作,如养老金社会统筹方面不能在各行业人群或老中新三类人群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与过渡点,那么公平的问题将逐步显露;此外,根据张熠(2011)的观点,在因退休年龄延迟引发的工作期增长的年限内,参保人的工资待遇水平也将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动持续变动,而现阶段我国工资增长水平高于养老金增长水平,工资变动影响社会统筹部分,这种差异将导致延迟退休后参保人领取的养老金水平提高,养老金支出将会增加。延迟退休一定能够改善养老金收支状况说法过于理想,应辩证客观地分析在延退改革下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延退改革对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机遇

(一)延退改革有助于养老金收益水平提高

依照我国现行养老保险金计算公式,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个人账户储存额增加,退休后余寿的减少使得养老金计发月数减少,个人账户养老金拿的更多;同时缴费年限增加,基础养老金养老金的收益提高;综合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养老金收益水平将整体提高。

(二)延退改革为养老金收支平衡提供出路

我国养老金并轨制度改革持续进行,但制度的实行无法有效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问题,并且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转轨后的一定时期内对养老金社会统筹方面产生大量隐性债务。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各省份养老金面临“空账”的情形成为我国养老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据郑秉文(2013)测算,以现阶段养老金待遇平均水平,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个人年度缴纳养老金可增长40亿元,统筹基金支出可减少160亿元,基金缺口将缓解200亿元。在我国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变动不大的前提下,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能够为现阶段养老金收不抵支问题提供一条出路。

(三)延退改革影响养老金社会统筹

制度挑战 篇6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财会字【2010】27号)(以下简称新制度)是财政部会同卫生部于2010年12月31日发布的,即将从2012年开始在全国公立医院开始实施,旧的《医院会计制度》(财会字【1998】58号) (以下简称旧制度)是财政部会同卫生部于1998年11月印发的,为了加强新旧医院会计制度的衔接,从新旧医院会计制度的对比差异开始,研究新的会计制度实施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二、新旧医院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

(一)新制度适用范围变化

2012年即将开始实施的《医院会计制度》和《医院财务制度》适用于国内各级各类独立核算的公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院等医疗单位都能适用。除此之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限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二)新制度更加注重会计信息化

新的会计制度提出了医院要实行会计信息化管理的要求,这是在信息化时代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在这要求下,医院的会计信息必须准确、安全又可靠,医院内部要建立完善的内部信息控制和安全系统来保证信息实现准确、安全和可靠;也要求医院的财会信息能够和其他信息管理系统相结合,共存于医院内部的信息网络,以便医院管理层和个别财会人员能够及时获取这些信息。

(三)对医院财务报告要求的提高

新会计制度规定医院财务报告划分成中期财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两种类型,其中包括的部分有会计报表具体为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总表、医疗收入费用明细表、现金流量表、财政补助收支情况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书等内容,同时,新制度还规定了应该在附表中的深入研究的内容。这一系列的要求就使得整个财务报告系统的规范程度和严格程度大大提高。此外,新制度还规定医院对外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查核计,这一方面也提高了财务报表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对财务报告规范性的保证。

除开以上三点,新制度还规定了三级医院必须设置总会计师,并实行全面预算核计和细化收入分类、规范科教项目资金的核算和完善成本归集和核算体系等新规定。

三、面临的主要挑战

虽然新的制度已经开始以试点的方式逐步实行,并且将于2012年正是开始实施。但是新事物被接受的过程总是会面临新的挑战,接受能力差的医院甚至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实践证明,新的会计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将会带来医院内部会计制度衔接工作的缓慢,会计系统信息化工作的步伐需要加快等问题。这都是我们需要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旧制度衔接过程缓慢

首先是重视程度不足。从宏观来看,医院会计制度确实只是医院改革过程中小幅度的调整,并且新旧医院会计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还很强,这种观念就使得医院部分管理人员和财会人员降低对新的会计制度的重视度,从而对新适度施行的准备工作有所欠缺,并对新制度缺乏足够的熟悉;其次是由于当前新的医院会计制度还处于试点初期,部分医院错误地认为只要在试点期结束之前并在总结试点医院经验的基础上再具体开始新会计制度的施行,就能毫无欠缺地过度到新制度的执行中来,所以这些医院往往就缺乏过早的准备。此外,在新会计制度的正式开始实施之前,医院要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对账目进行清理和呆账、坏账进行处理,部分医院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依旧不到位。

(二)会计信息化工作滞后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医院会计工作必须借助信息化系统,但目前会计信息化工作依旧存在相对滞后的现象。首先在相关设施上,部分医院還没有购置新的财会信息系统,或者旧的财会信息系统迟迟没有升级。这种铺路措施没有做好,就会导致财会人员难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使用和适应新的财会信息软件。其次,既然新医院会计制度中提到了医院财务信息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衔接的要求,那么新财务软件中的中心模块就必须和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衔接,并且在技术层面上确保这种衔接的准确性,据笔者观察,这一部分的相关工作开展依旧较为滞后。

四、针对性策略

针对以上两个主要问题,我们主要得从加强人员的培训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入手。

(一)加大培训力度。首先必须加强对财会人员的培训,让医院的财会人员熟悉并了解新会计制度的理论和精神,使之在观念上有所跟进。采取的形式主要有和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医院自主承办培训班等方式进行对财会人员的培训。除了学习新会计制度的理论体系和精神之外,还有必要对财会人员进行现财务软件的培训,使之了解新旧会计制度下财会软件的差异,新财务软件的功能等等,可以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和信息服务供应商合作等。

(二)配套设备和制度要完善。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完善,除了要跟进新的财会软件之外,我们必须确立在新的会计制度环境下,医院内部的控制制度面对财务信息来说更加公开。其次,由于财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医院的财会信息通过网络和计算机等端口泄漏的危险性,所以在财会信息化背景下,要在技术上和设备上设置出针对性的安全措施。

参考文献:

[1]王志勇,武东,王振宇.《新医改政策对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及其改革相关影响的初步研究》.《中医药管理杂志》.2009.9.17-9.

[2]财政部.《医院财务制度》.财社.2010.306.

[3]财政部.《医院会计制度》.财会.2010.27.

制度挑战 篇7

电信市场准入制度亟须重估和调整

当前我国电信市场准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基于电信业务分类的许可证管理制度, 其核心是对电信网络设施采取较为严格的准入标准, 以保证监管部门对网络设施有较强的管控能力。这一市场准入管制理念以传统电信业的监管为主要目标,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面临多方面问题。

导致监管范围不足传统电信业中, 网络设施运营与业务提供紧密捆绑, 因而监管机构依靠市场准入制度实现对网络设施的有效管控后, 对业务的监管能力自然形成。然而,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大量与网络运营处于松耦合状态的新业务, 这些业务超出了现有市场准入制度的管理范围, 也超出了监管机构的管制范围。“3Q大战”中所表现出的监管缺位, 即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

导致行业恶性竞争和创新不足目前对于基础电信市场向更多市场主体或资本主体开放的问题考虑不足。在这种情况下, 三家基础运营商的国资背景导致企业经营行为区别于市场机制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为完成考核目标, 往往采取更激进的竞争手段, 如割光缆、营销上的恶意攻击等。此外, 基础电信企业对网络设施的垄断, 还导致其挤压增值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业的业务创新能力。

未能有效激励网络设施建设效率在缺少新主体、新资本进入的情况下, 当前我国宽带网络建设情况并不理想。在接入质量方面, 我国宽带网络的接入速率与欧、美、日、韩等国和地区相比, 仍有很大差距。

面临较大的通信安全挑战“重设施轻业务”的管理模式导致监管部门缺乏保障业务安全的必要机制和手段, 面对IDC这种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却又无法有效监管其设施的业务, 只能采取停发许可证的方式确保通信安全。此外, 互联网环境下大量长尾应用和用户自创内容带来潜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 这些业务游离于市场准入制度的管制范畴, 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面临技术、业务和产业深度融合的挑战伴随通信网络和技术渗透至国民经济各领域, 成为所有行业的“基础设施”, 通信业务正在快速向其他行业领域拓展, 产业链与竞争主体日益复杂。当前市场准入制度作为整个监管制度的基础, 无法清晰界定各行业间的管制边界, 导致包括“三网融合”在内的各种融合业务在监管责权上存在模糊不清等问题, 部门间协调难度和成本大幅上升, 严重制约了融合业务的发展。

未来市场准入制度应解决好四大问题

近年来, 各国电信市场准入制度不断作出调整, 市场准入制度不断放松, 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美国和欧盟已经全面放开基础电信领域, 取消许可制度, 将准入监管主要限定在频率等稀缺资源的使用上。韩国虽然在基础电信领域仍然沿用许可证管理制度, 但增值电信服务基本放开, 采用备案制管理。在融合业务准入方面, 各国根据本国现有监管体制, 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如欧盟将广电业务纳入统一授权框架, 不再进行准入管制。美国参照有线电视业务准入方式进行融合业务管理。韩国则针对融合业务制定了专门的准入管理机制。

针对当前电信市场准入制度与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 未来市场准入制度调整应旨在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业务服务创新和恶性竞争问题, 即通过准入制度调整, 在业务市场进一步引入竞争, 并保证市场主体的资本结构更加多元化, 公司治理更加合理。二是新技术新业务管理机制和管理能力问题, 在扩大市场准入管理边界的同时, 有效界定与其他部委的管制职责划分。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投资效率问题, 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引入更多资本参与, 加快网络覆盖与升级。四是通信安全问题。在通过准入制度调整确保融合环境下通信安全的同时, 也要考虑改变当前依靠国有运营商实现通信安全的机制。

考虑到制度调整过快可能对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可分三个阶段推进我国电信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

第一阶段的调整重点是解决融合业务监管缺位和监管边界模糊的问题。具体方式是实现网业分离的市场准入制度, 将电信业务分为建设、设施运营、平台运营和业务四个层次, 通过对设施和平台的有效监管, 达到保障通信安全、促进行业发展的目的。此举将设施、平台和业务分离, 在多部门进行融合业务监管时, 也更易划清彼此的管制范围。

第二阶段的重点是促进网络设施建设以及各类业务的发展与创新。具体方式是降低特定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如可以考虑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通信网络建设领域, 以促进宽带网络部署与升级。此外, 在实现网业分离监管的前提下, 还可以考虑向民营和外资开放部分基础业务市场, 甚至开放转售市场等。但在设施运营和平台运营领域, 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做法。

第三个阶段将考虑在区域市场层面进一步为行业发展注入动力, 探讨在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开放区域市场准入的可行性。

制度挑战 篇8

一、中国地震保险面临重大挑战

(一) 地震保险标的损失重大, 赔付程度低下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不仅灾害发生频率高, 而且分布地域十分广泛。近10年来, 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1 000亿元以上, 而巨灾保险赔付率极低。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8 451亿元, 但获得来自保险业的赔付仅有18.06亿元, 只占到全部损失的0.2%, 而通常世界平均巨灾保险赔付都能达到损失的36%[2]。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中国大中城市普遍处于地震高危地带, 而国民财富大部分也积聚于城市, 随着中国经济逐年增长和资本存量的积累, 地震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威胁程度显著提高, 所造成的财产与人身损害也呈急速增加趋势。1976年唐山大地震损失折合人民币259亿, 但如果发生在今天的京津唐地区, 损失将达到8 000亿。由此可见,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 尽可能分散地震风险损失成为保险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 地震风险管理落后

较一般风险管理而言, 地震风险管理需要更多相关技术支持和科学性管理措施。目前人们对地震的预测主要通过卫星对地球板块的运动进行观测和分析, 基于人类对地球内部深层结构的了解局限, 无法对地震做出准确预测, 因而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而另一方面, 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 服务质量和经营技术水平都有限, 许多巨灾险种的开发设计仍处于摸索阶段, 尤其是地震风险数据库信息资料的不完备, 在相应地震保险产品设计及产品定价的确定造成技术上的阻碍, 导致庞大而复杂的地震风险管理系统尚未建立, 地震保险因缺少基本技术配套而造成管理困难。除此之外, 目前中国商业保险公司普遍缺少地震保险的专业人才, 无法对地震灾害造成损失进行准确评估和厘定合理费率, 保险公司因无法设计科学合理的风险分散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震保险市场的扩张[3]。

(三) 地震风险保障面狭窄, 且保障程度低

在地震风险管理中, 国内商业保险公司一直采取谨小慎微的承保策略, 地震保险并没有在灾害损失补偿方面发挥作用。究其原因, 一是保险功能及承保责任不明确, 特别是政策与法律支持缺损, 导致商业保险公司缺乏设计和创新地震保险的积极性, 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地震保险正常发展[4];二是地震风险管理体系功能界定模糊, 只在少数建工险的附加险种中出现, 灾后投保能得到损失赔偿的金额近乎微乎其微;三是地震破坏力巨大, 保险标的具有受灾面积广、人数多的特点, 在保险业务中通常被列为责任免除范畴, 尤其是作为地震风险主要承保险种的财产保险, 历经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之后, 仍没有以地震为保险标的主险险种。

(四) 地震保险基金匮乏

巨灾的发生频度较低, 几十年或近百年才发生一次, 但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为应付这种远远超出正常损失的异常赔付, 必须设立巨灾准备金。而目前中国地震灾害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保险基金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对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破产风险和管理压力的同时, 还对国家财政的年度收支平衡产生重大影响[5]。通常来说, 地震基金来源于总保费中的意外附加部分, 保险公司必须设立超长赔款准备金, 才能应对经营过程中巨额赔款。但客观现实是, 中国现有巨灾准备金的规模与它承担的责任不相匹配。究其原因, 一是保险企业税负过重, 仍沿袭苏联的模式, 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的把保险公司未兑现的责任课税;二是全国重大资产及企业的投保密度低, 保费收入不足, 极大地阻碍了巨灾准备金积累, 在承保标的较少情况下, 小震尚可理赔, 一旦发生大中型地震, 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五) 保险双方风险分散意识淡薄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 中国商业保险业务曾一度中断, 直到1980年中国保险业才慢慢恢复发展, 但在社会资源主要仍由国家统筹控制的宏观大背景下, 保险业界缺少自主性, 其风险分散功能被长期忽视。从投保方来看, 地震风险本身具有不明确及低频性特点, 且基于标的单一而导致的保费较高, 在居民收入水平低下以及思想保守的现阶段, 民众不愿意拿出一部分收入去购买这种地震风险, 在选择保险险种时会首先放弃地震附加险;就保险方而言, 由于地震保险承保风险巨大, 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代理人不会主动介绍和推荐地震保险。另一方面, 地震发生后对政府和社会援助的依赖与期望也成为社会公众保险意识薄弱的重要原因。基于以上种种约束, 地震保险在现实中的实际意义并不显著, 甚至形同虚设。

三、中国地震保险制度构建的机遇

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经济需求;与此同时, 社会风险意识的增强也逐渐形成良好的承保意识[6]。尤其重要的是, 中国保险业的实力增强, 为地震保险制度建立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障, 资本市场容量扩张, 也使得地震风险得以通过证券化方式分散。

(一) 地震保险理论及政策支撑日渐成熟

地震保险制度需要科学严谨的理论支撑, 要求以地震灾害损失的数据统计和保险经营技术理论为依据, 结合中国保险市场特点实践应用。1986年, 中国开始地震保险研究, 并提出了一揽子责任保险的方案;1996年,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编写《地震保险》一书, 系统介绍了国外地震保险制度、地震保险原理、损失评估方法, 以及地震保险费率计算等知识;2003年, 保监会同中国地震局、财政部、国税局以及部分保险公司共同组成中国地震保险专题工作组, 制定了中国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初步方案;2007年, 中美联合对外推出了首个中国地震风险模型, 该模型吸收国际地震风险评估的先进经验, 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完整的地震风险评估方案;2008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研究的“中国地震灾害损失预测研究”为制定有关地震保险的政策提供有力依据;2009年国家相关部门与保险业共同成立了一个关于巨灾保险、巨灾保险风险产业标准的课题研究小组, 以建立中国的巨灾保险数据的采集标准, 这也是中国保险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第一个标准, 是巨灾保险体系建设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基于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将极大地减少政府财政救灾投入, 政府对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日趋重视, “依靠政府救灾”向“以购买保险为主”地震损失补偿机制诱致性制度变迁理念的转型, 为中国地震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法律方面来看, 1998年《防震减灾法》出台, 2001年强制性制定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对建立地震保险制度的进一步明确, 尤其是同年年底颁布《抗震救灾法》,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 表明中国政府对防震损失风险分散意识正在增强, 地震风险预防水平进一步提高;在财政支持方面, 2009年9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保险公司提取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标志着长期以来“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可以实行所得税的税前扣除”的重要问题得到解决。除此之外, 地震保险运作经验及发展模式为保险方提供科学的咨询建议, 以及多种减轻震害损失的方法, 为建立高效防震减灾保障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使中国得以在根据地震巨灾风险特殊性建立中国特色的巨灾保险体系。

(二) 地震保险潜在的市场需求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一方面, 近年财政收入总值年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20%左右, 政府已具备建立地震保险制度的财政实力;另一方面, 中国地震区域分布广、面积大, 324个城市中有一半位于基本烈度Ⅶ以上地震区, 20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70%位于上述地区, 地震灾害的破坏性使得国民经济建设对地震保险的需求逐步提高, 利用保险工具转移风险, 正在成为众多企业及经济实体以财务转移分散风险的主要方式。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外企业的进入, 国际贸易更加频繁, 地方政府各种大规模招商引资, 大型经济项目逐渐增多, 尤其是一些涉及两国政府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项目, 很多都将地震保险已作为项目必备条件之一, 地震风险意识强烈的外商投保需求急速增大。除此之外, 国内实力企业地震保险市场需求也在日益提升[7], 在保险公司激烈竞争中, 地震风险是否属可保责任、地震责任是否扩展到附加险投保, 都正在成为大客户或大项目投保的重要衡量依据。

(三) 地震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渐趋成熟

地震保险职能实现的关键取决于风险转移机制的建立, 只有当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提升促进保险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合, 且以此为基础实行巨灾风险分散时, 地震保险制度才趋于完善。第一, 广泛的地震保险融资渠道正在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 构建巨灾保险风险分散管理体系, 需要利用资本市场筹资与分散风险的优势, 即通过自有资本、外来资金、再保险和巨灾保险证券化设计保险和证券等多个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后, 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保险证券化的新趋势。近年国内资本市场的快速扩容, 为保险公司通过风险证券化操作将其承保部分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成为可能。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也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相关法规和措施配套有助于实现巨灾风险融资证券化, 极大地增强了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的承保能力。第二, 地震保险再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正在建立。目前国家正在尝试成立再保险公司, 在灾害保险或地震保险立法中规定有关再保险事项, 如对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规定保险企业赔付总额的限额, 超过此限即根据再保险契约, 由国家对超出部分按比例予以承担等。显而易见, 于目前巨灾准备金不足的地震保险而言, 由国家通过再保险企业履行其救灾责任, 作为风险分散机制的可操作性较以前将大大增强。

四、构建与完善中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一) 设立地震保险专项基金

巨灾保险作为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特殊保险制度, 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灾民的生存权、为灾民灾后恢复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基于当前中国地震保险所面临的挑战, 亟待建立地震保险专项基金。在基金筹资渠道方面, 考虑到灾害损失巨大性的特点, 在基金初始金额上应该确保达到一定的规模, 因此, 有必要采取国家财政为主, 商业保险相配合的方式增强应对地震损失巨额赔付的风险承受力。可每年从中央财政预算中按固定比例计提出一定资金用作地震保险费的补贴, 并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地震保险基金的筹建提供支持[8]。例如, 由中国各市区等地方财政每年统一向国家地震保险专项基金中投入保险准备金, 以及扩大专项基金资金规模等。各地方税务机关也应对从事地震保险经营商业保险公司予以一定税收优惠。除此之外, 还应当积极动员募集社会分散资金, 鼓励和加强社会资金进入地震保险专项基金, 当地震发生后可以迅速投放到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 为快速恢复灾区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居民原有的生活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二) 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地震保险投保

法律法规是一种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特点的社会规则。在地震保险中, “最终保险人”的角色多是由国家政府扮演的, 地震发生后的补救和援助, 必将增加国家财政支出, 影响国家其他领域公共财政投入, 甚至于造成国家财政收支失衡[9]。纵观世界各国的地震保险体系, 地震保险的实施都建立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 大多以立法为依据, 建立强有力的地震巨灾保险司法支持, 使其业务开展有法可依, 科学安排国家财政、保险公司以及再保险公司之间的风险分摊。客观现实表明, 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出关于地震保险的专项法律法规。因此, 中国应尽快制定《巨灾保险法》及《地震保险法》等具体的巨灾保险法律法规, 对巨灾保险进行明文规定, 提供科学的交易规则;应当颁布地震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以明确地震保险的主体, 并由保险监管部门统一设计出单独的地震保险;应当确立地震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以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来支持和维护地震风险分散, 在有效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保障社会公正公平。

(三) 提高国民地震保险意识

长期以来, 中国公众过度依赖政府来对地震风险及财产损失进行统一处理, 普遍缺乏主动投保地震保险的意识。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进步的大环境下, 应当依据中国实情, 采取风险教育以提高国民保险意识。首先, 应当坚持长期普及防震救灾意识, 在全国各地设立地震博物馆及地震知识学习馆, 教育人们对地震风险产生主动的防范意识, 对紧急避难场所进行增建与扩建。尤其是针对广大的农村人口, 培育以投保提前转移地震风险的理性态度;其次, 中国地震风险管理必须争取社会的支持, 例如自汶川大地震之后, 全国各地政府在紧急避难场所周边区域增设了大量路标指示牌, 大大加快了民众在遭遇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寻找避难场所的时间。另外,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 自2009年起, 将每年5月12日定为国家的防震减灾日, 除了是对在5·12地震中遇难同胞的悼念之外, 也是为了时刻警醒人们要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意识。这无疑是中国在全民风险意识教育方面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摘要:中国是一个地震频繁发生、受地震灾害影响较大的国家, 在地震保险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地震保险标的损失重大、地震风险管理的落后、地震灾害损失保障面狭窄、地震保险基金的匮乏以及保险双方风险分散意识淡薄, 不仅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而且给中国地震保险的开展带来了困难, 所以, 构建与完善中国的地震保险制度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在分析现阶段中国地震保险业务开展基础上, 对中国现阶段地震保险制度构建机遇进行阐述, 并最终给出了建立中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地震保险,机遇,挑战

参考文献

[1]王昕, 黄琦忠.从汶川地震看中国巨灾保险制度[J].当代经济, 2009, (3) :39-40.

[2]高岩.地震灾害——大灾后的反思[J].金融电子报, 2008, (11) :76-77.

[3]苏亚拉图.建立中国地震保险制度的难点与对策[J].前沿, 2008, (12) :123-125.

[4]胡博硕.地震保险管理现状及对策[J].中国保险, 2004, (9) :40-43.

[5]唐彦东, 于汐.汶川地震对中国地震保险的启示[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09, (3) :125-127.

[6]朱建钢.中国开展地震保险的必要性?有利条件?模式选择[J].四川地震, 2004, (12) :12-16.

[7]李文中, 张玉红.论建立中国地震保险制度[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8, (4) :56-60.

[8]何芳.浅析中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建设[J].华章, 2008, (7) :159-160.

制度挑战 篇9

电子商务的定义

电子商务主要是指买卖交易双方以网络, 主要指英特网为平台, 按照一定的标准, 采取相应的电子技术所进行的电子商贸活动, 其功能主要是利用网络进行一些商业活动, 如网上的广告、订货、付款等, 并且进行一些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计及生产安排等活动。电子商务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 电子商务仅指利用英特网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而从广义上讲, 电子商务除了包括利用英特网进行的商业活动, 还包括利用企业内联网和企业外联网等形式的网络进行的商贸活动。

电子商务的主要特点

1.精简流通环节。电子商务省略了批发商、专卖店和商场等流通环节, 客户可以在网络上向厂家直接订购产品。

2.加快资金流通速度。由于电子商务精简了流通环节, 因此也省略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资金流通环节, 客户可以直接利用网络付账, 从而大大加快了资金流通速度, 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纠纷。

3.节省购物时间, 增加客户选择余地。消费者通过网络就可以选择到自己满意的产品, 节省了购物的时间, 而且消费者在网络上的选择余地也更大。

4.激发企业间的联合, 刺激企业的竞争。企业利用网络上提供的信息, 了解对手的信息, 从而促进企业采取兼并与联合的策略, 增强自己的整体竞争力。

5.促进客户和厂商的沟通。客户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需求, 购买中意的商品, 而厂商则可以根据网络上提供的客户需求, 生产相应的商品。

电子商务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及采取的应对策略

电子商务的盛行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以商法为基础的合同法, 由于其涉及到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电子签名的有效性等问题, 因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交易的合法与合同的生效。电子商务中许多交易是在互联网上执行的, 并不需要现实的实物交割。这就涉及到交易的合法以及监管问题, 如果合同违法, 那么必然不受合同法保护。电子商务的交易要符合法律的要求, 才能有法律效力。所以首先商家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其次国家应该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合同生效问题上, 现在基本也达成了一致认可, 在生效时间上一般不会存在很大分歧。对于生效地点问题, 一般采取承诺到达地点作为生效地点。

2.电子签名的有效性。我国虽在合同法中对电子签名的有效性予以承认, 但是在证据法中却没有提及, 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漏洞问题。在电子签名采取什么形式才算有效的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电子签名法中的技术中立原则, 都不可厚此薄彼;同时还要给未来技术的发展留下法律空间, 而不能停止于现状。

3.交易双方的识别与认证。电子合同与书面合同的一个很大不同是交易双方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签订电子合同, 因此带来一个最大难点就是交易双方的身份确认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认证中心来解决, 认证中心必须具有公正、权威性, 而且必须得到法律的认证。目前这个方法已经在很多国家实施过。我国应制定相关的法律以促进电子合同的发展及双方身份的识别和认证。

4.电子合同的确认。电子合同虽有很多优点, 方便、快捷,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网络安全只是相对的, 很容易被人为地攻破。很多不良因素的介入, 都可能导致电子合同丢失, 所以尽量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来加强对电子合同的确认, 以确保合同的安全性。

制度挑战 篇10

一、新旧医院会计制度的差异分析

总体来看, 新旧医院会计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会计科目设置有所调整, 更新加注重会计信息化, 对医院财务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等方面。

(1) 会计科目设置有所调整。对比新旧会计制度可以发现, 除规定在不影响会计处理和编报会计报表的前提下, 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明细科目外, 部分一级会计科目发生了调整, 如库存现金改为现金;新会计制度中设置了“应付社会保障费”, 而就会计制度则以养老保险来进行账务处理。此外, 新会计制度对部分一级科目进行了细化。 (2) 更加注重会计信息化。新会计制度规定, 医院实行会计信息化管理, 这是在信息化时代比会计电算化更高的要求。这种会计信息化一方面要求医院的会计信息要安全、准确、可靠, 并且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来保证会计信息达到上述要求, 另一方面也要求医院财会软件要能够与其他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衔接, 从而使得医院的决策者以及需要使用会计信息的相关个人在拥有授权的情况下能够及时的获得这些信息。 (3) 对医院财务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首先, 新会计制度规定医院财务报告分为中期财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两种, 财务报告的内容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组成, 同时, 新会计制度还规定了应该在附表中披露的内容, 这就使得整个财务报告的规范性大为增加。其次, 新会计制度规定医院对外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这一方面可以提高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财务报告的规范性。

二、新医院会计制度实施面临的挑战

虽然新医院会计制度已经开始试点并将于2012年正式开始实施, 但从实践来看, 这种会计制度的实施将可能面临医院内部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工作滞后, 会计人员对新会计制度熟悉程度不够, 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步伐有待加快等方面的挑战。

(1) 医院内部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工作相对滞后。总体来看, 目前部分医院特别是中小型医院对新会计制度实施的准备工作还存在不足。首先, 从重视程度来看, 由于新医院会计制度与旧医院会计制度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会计科目等内容只是小幅度的调整, 这就使得医院部分领导和财会人员认为只需在具体的实施中根据新的会计科目进行适当的调整即可, 而无需专门的进行准备, 从而对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此外, 由于当前还处于新会计制度试点初期, 部分医院认为可以在试点借宿总结试点医院经验的基础上再具体推动新会计制度的实施, 而无需过早的准备, 这也会使得对新会计制度实施的准备存在不足。其次, 从执行情况来看, 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 需要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 对往来帐进行清理, 并对一些呆账、坏账、固定资产损益等做出处理, 但部分医院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还不充足。再次, 新会计制度的实施, 需要在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 但当前医院这方面的工作整体还相对滞后。 (2) 财会人员对新会计制度的熟悉程度不够。总体来看, 当前财会人员对医院新会计制度的熟悉程度还不够。首先, 部分财会人员由于参加培训与实践相对较少, 对新会计制度的理解还不透彻, 这就使得其难以改变旧会计制度的影响, 在进行会计业务处理或者熟悉新会计制度的过程中依然按照旧会计制度的思维模式来进行思考, 使得新会计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其次, 部分财会人员对新会计制度中新增的内容理解不够, 如对于医院财务报告的理解, 部分财会人员没有将财务报告与医院整体发展联系起来, 对财务报告附表中应披露的内容、披露的方式等理解不透彻, 这就使得新会计制度的作用难以全部发挥。 (3) 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步伐有待加快。医院新会计制度的实施, 必须有会计信息化予以配合, 然而, 当前医院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步伐仍然有待加快。首先, 部分医院还没有采购新的财务软件, 或者没有与有关服务供应商签订软件升级协议, 这就使得医院财会人员难以有较长的时间来适应新的财务软件, 并将两者进行衔接。其次, 医院新的财会软件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衔接步伐有待加快。新的财务软件的实施, 必须为医院的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就必然要求新财务软件中相关的内部模块必须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链接, 并确保这种连接的准确, 但当前部分医院这一工作还没有有效的开展起来。

三、推动医院新会计制度实施的对策建议

推动医院新会计制度的实施, 可以从加强培训,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加强监督检查等方面着手。

(1) 加强培训。首先, 医院要加强对新会计制度本身的培训, 通过与中介机构进行合作等方式, 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让财会人员参与新会计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培训, 以此来加深其对新会计制度的了解。其次, 医院要加强与财务软件有关的培训, 特别是对新的财务软件与原来的财务软件的差异, 新财务软件中与新会计制度相配套的功能等, 要通过与信息化服务或者说财务软件供应商的合作, 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2)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首先, 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在新的会计制度环境下, 医院的内部控制制度必须针对财务信息公开程度更高, 医院的各项决策特别是投资决策必须更加科学, 会计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医院财会信息通过网络、计算机存储设备泄露的可能性加大, 会计信息化条件下授权制度可能隐藏的风险等做出有针对性的安排。其次, 医院要对财务报告审计等工作做出安排, 如对于注册会计师的聘请工作, 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把关等。 (3) 加强监督检查。首先, 医院要加强对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过程的管理, 特别是对于固定资产盘点, 呆账坏账的处理等可能导致腐败问题或者导致资产流失等问题的环节, 要加强监督和检查, 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其次, 要加强新会计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加强对财会人员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的情况, 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的调研, 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以此来推动新会计制度的实施。

摘要:医院新会计制度的实施, 面临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滞后等方面的挑战, 可以从加强培训,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加强监督检查等方面推动新旧会计制度的更替,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医院会计制度,挑战,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制度挑战 篇11

[关键词] 农产品出口 “肯定列表制度” 挑战

一、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日本是食品和农产品进口大国,目前60%左右的农产品需要依赖进口。近年来,由于日本进口农产品频繁出现农业化学品超标事件,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现了违法使用未登记农药问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日本于2005年11月16日颁布并于2006年5月29日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等)残留限量《肯定列表制度》。《肯定列表制度》中把农业化学品分为暂定标准、一律标准、禁用药物、豁免物质4大类800多种。

暂定标准——对734种农业化学品制定了51392个指标,其中与水产品有关的农业化学品约119种。禁用药物——规定了15种农业化学品为不得检出。豁免物质——包括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虾青素、卵磷脂等68种。一律标准——上述药物以外的任何药物残留,全部定为不得超过0.01ppm。

二、“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额保持持续增长,对日出口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基本保持在30%左右,主要涉及肉类及制品、食用蔬菜、水果制品、水产品及谷物等五大类产品。《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对我国的输日农产品出口造成严重冲击,一是限量范围扩大,标准指标提高,使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的出口风险加大;二是检测项目成倍增加,出口成本大幅度提高;三是延缓通关速度,输日出口农产品,日方均要求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货物抵达日本港口后,日方还要抽查检验,有的产品甚至是批批检验;四是监管随意性增加,《肯定列表制度》给日本监管部门在口岸通关及市场监管方面留出了很大的随意性空间,有可能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检验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而对国际贸易构成潜在的歧视性威胁。

2007年3月29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发布了《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半年来对日农产品出口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认为,“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半年来,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速度放缓,出口企业利润下降、数量减少;出口商品结构也有所变化,对日出口数量较大的72种商品中有44种出口量下降,37种出口额下降。《报告》提出,2007年蔬菜、食用菌、茶叶、鳗鱼等主要对日出口农产品市场前景仍不容乐观,相关企业应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

三、政策建议及应对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三农问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而加快农产品出口则是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深入研究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探讨有效的应对措施,把“肯定列表制度”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降到最低,对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健设小康社会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1.各行业协会要深入研究“肯定列表制度”,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各行业协会应成立专门小组,组织专家、专业人员认真分析研究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内容,及时收集、分析与之相关的信息,明确哪些药不能用,哪些药可以用但要严格控制使用量,哪些药相对较安全等等,尽快形成本行业出口日本的重要农产品不同阶段的应对预案。同时,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加强中日双方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中日两国企业在种、养殖方面的交流,对日本允许使用的农药及残留等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沟通,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取得双赢。

2.倡导农产品出口企业实行“公司+基地+标准化”管理模式

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联合或建立自己的种植、养殖基地,避免出口企业与生产流通监管脱节,使出口企业与基地成为一个相对稳定、质量共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机整体,从而对产品自始至终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另外,企业也要随时关注、收集关于农兽药及残留量等相关信息并与日方进行及时沟通,尽可能地减少进口风险。

3.加快国内与国际农产品安全技术标准接轨工作

目前,中国农产品安全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农业化学品残留标准无论是在残留设限数量和设限标准上与国际标准都一定的差距。因此,应尽快出台与国际接轨的农药、兽药残留量检测国家标准。完善国家农产品安全卫生制度。让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社会的监督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4.建立全国协调一致的农兽药监控体系,做好农兽药的管理工作

农产品的卫生安全关系到全民民生安全,异常重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农兽药管理监控体系,对国家禁用的高毒、高残农兽药进行专项整治,普及安全使用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知识,推广使用高效低残农药,兽药和无污染添加剂。同时加大疏通社会监督渠道的力度,发动全社会来推动农产品安全卫生事业。

5.提高中国农药、兽药的检测技术与设备水平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涉及到231种兽药和添加剂,而中国目前的检测方法仅能覆盖76种,其余155种中国目前尚未建立相应的检测方法。因此,相关部门及实验室应该添置必要的检测设备,积极收集和研究新的药残检测方法。提高检测能力,为农、兽药残留的监测、监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对于价格昂贵的检测设备,国家要考虑给与一定的资金支持,避免给农业企业增加负担。

总之,“肯定列表制度”针对的是所有出口日本农产品的企业.所以各企业的起点应该是一样的。只要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企业积极面对,做好各种应对措施,一定能把这个制度实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王 平:《中国农产品贸易技术壁垒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陈志田 叶柏林:《贸易技术壁垒与商品进出口》,中国计量出版社

制度挑战 篇12

1制度建设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已经构建起全民基本医保体系, 基本实现制度的全覆盖, 为参保人员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 但面对一些危害较大、病情严重和需要花费昂贵医疗费用的参保人员, 通过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的补偿还很不够, 尤其是一些困难人群, 患者的经济负担依然较重, 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压力, 甚至发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因此, 通过构建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切实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既是医疗保障制度本身的制度目标, 也是参保人员的现实诉求。就我国目前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 要解决该问题, 在制度建设方面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挑战:

1.1重特大疾病保障的立法问题。尽管我国已经颁布了社会保险法, 但该法案对重特大疾病的保障并没有明确的条款规定, 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内涵发展阶段, 重特大疾病保障必须明确是长期的制度设计还是短期的政策安排, 即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着制度建设内涵的完善与管理创新的双重挑战, 前者主要涉及到立法问题, 后者则与管理体制有关。就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完善而言, 只有通过立法, 才能解决重特大疾病保障的性质及其在医保体系中的地位。所以, 立法问题其实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

1.2重特大疾病急需进行政策界定。从医疗保障制度内涵完善与有效的经办管理来看, 明确重特大疾病保障的内涵, 是制度和政策的功能目标定位问题, 尤其是与基本医疗保险内涵有明确的边界。那么, 重特大疾病的政策界定是按疾病严重程度, 还是按照医疗费用, 抑或其他?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结果, 并结合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 我们认为:重特大疾病的内涵应包括重大疾病和重特疾病两类, 在政策层内涵上可以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是疾病的严重程度, 主要依据医学的标准;其二, 主要根据诊疗成本大小, 即以医疗费用花费的多少而定;第三, 医疗费用对患者个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 是医疗保障政策所关心的主要目标 (见表1) 。在制度的实践中, 以疾病病种和费用额度来确定重特大疾病正在医保政策的具体操作探索之中, 但以“灾难性医疗支出”来确定重特大疾病还未进入政策实践, 而其是更具公平性的制度运行安排。

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是指当家庭医疗支出达到或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时, 即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

1.3管理体制与经办模式。大多数地区已经建立了补充性的大病医疗保险, 以应对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 保障了患者的权益, 但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实践中的分散式管理体制和过低的统筹层次, 将直接影响重特大疾病的经办管理效率与政策目标的达成。这种分散式的管理体制, 一方面使得有限的基金抗风险能力削弱;另一方面, 其重复建设与多头管理, 致使管理效率低下, 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2现行医保经办管理与管理机制的挑战

2.1管理经办体制滞后。我国现行按人群与行政区域统筹的医疗保险制度, 呈现经办管理的差异化与多样性, 尤其是三个基本保险制度的分隔现实, 还未形成管理统一的医疗保障经办体制, 而且分散式的管理常导致政策目标不一致, 权责界限不清晰, 加上经办管理资源不足, 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标准, 直接影响了重特大疾病的政策制定与实施, 难以对实施的结果进行科学评价, 这种分散的管理体制与制度建设发展表现出明显滞后性。

2.2医保统筹层次过低。分散式的经办管理, 加上目前大多数以县域为统筹单位, 致使大数法则分散风险的作用降低, 基金抗风险能力不足, 即便实行预算管理, 也很难保证基金有效使用。另外, 由于地区间保障水平的差异性, 影响着制度运行的公平性, 也影响着重特大疾病保障经办管理的效率。

2.3经办管理资源不足, 尤其是人力资源不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经办管理从业人员如按照服务人群计算, 其经办管理的人力数量存在绝对不足。如果开展重特大疾病保障工作, 加上医疗救助制度的整合, 人力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

2.4风险管控能力需提高。到目前为止, 在医疗保险经办管理中, 政府包办模式依然占主导, 行政化的管理对制度实施的推动尽管有效, 但随着医疗保险经办管理进入专业化与精细化的阶段, 必然对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如经办管理的透明化, 畅通各利益方诉求的途径等。此外, 对重特大疾病风险的评估能力, 基金风险的承受能力评估, 专业化的信息分析技术等都亟待提高。

2.5委托经办管理与战略性购买模式。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为弥补“政府失灵”,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以及弥补经办管理资源的不足, 实施重特大疾病的委托经办管理与战略性购买, 是一个可行而有效的方式。通过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将更好地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的服务品质和经办管理的效率。

3总结与建议

3.1健全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一直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即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 医疗救助及其他救助方式为基础, 把保险与救助有机结合起来, 实行一体化管理的医疗保障体系。

3.2评估政策诉求与基金的承受能力。分析清楚参保人的合理诉求, 评估基金的承受能力, 以确定科学合理的保障水平, 即在基金承受能力的范围内, 合理保障罹患重特大疾病人员的基本利益, 以有效地实现设定的政策目标。

3.3建立专门的重特大疾病监管模式。构建一套筹资、支付与监管整套体系的重特大疾病保障监管模式。重点是按照疾病风险管理模式, 建立起重特大疾病的风险识别、判断、测量、监控、处理与评估的疾病风险管理机制, 更好地保证罹患重特大疾病人员根本利益, 维护基金的安全和合理高效的使用。

3.4创新重特大疾病经办管理机制。通过经办资源的评估, 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尤其是商业保险公司资源, 通过委托经办管理或“战略性购买”, 弥补经办资源的不足。如果以减轻“灾难性医疗支出”为政策评估目标, 则需要建立与民政部门、其他社会相关机构的协作模式与机制。

3.5建立考核评估激励机制。无论是自身经办管理, 还是委托经办管理, 或者实行“战略性购买”, 都需要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的第三方考核评估机制, 并对考核评估进行披露, 从而更好地促进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上一篇:助磨效果下一篇:赞助的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