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挑战（共12篇）
战略挑战 篇1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大家早已冷暖自知,在存量房越来越多的现实情况下,在2015年不动产登记就要到来的大背景下,二手房市场逐步被房产经纪巨头们重视,链家和搜房大打公关战,思源以1.5%二手房交易佣金强势推出房通网,过去相对平静的二手房交易领域,一夜之间变得炮轰隆隆,变革的声浪预示着二手房将是未来房产经纪领域的富矿。
当年,思源地产因拿下奥运村项目而一战成名,现在已经是北方最大的一手房经纪公司,思源在高端地产经纪方面有强大的市场优势,在社区、物业等资源方面也十分丰厚,如今推出互联网房产项目——房通网,从长远看属于意料之中的事儿。作为有IT优势的思源集团,房地产互联网化早已经应用于自己的一手房经纪领域,房源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IT系统建设运营经验也非常丰富,也就是说思源本身已经是互联网程度很高的企业。
真正引发争论的是1.5%的超低二手房交易佣金、高薪聘请优秀经纪人、去传统门店化等一系列动作,思源的这些战略布局挑战了二手房交易领域的“潜规则”,挑战过去的经纪人模式悖论,用社区门店代替传统门店,用房通网来强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营销。思源的新玩法不是价格战,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二手房商业模式,力图来变革和颠覆过去二手房中介领域长期存在的中介费高、经纪人流动率高等问题。
一、打破“潜规则”,1.5% 数字的背后大博弈
思源推出O2O式的房通网,将自己定位为互联网房产公司,直接将中介佣金降到1.5%,并且将矛头直指佣金比例很强势的链家地产和我爱我家。二手房中介领域的潜规则佣金比例大多数是在2.3%-2.7%,也就是100万元的房子的中介佣金要2万多,在北京这样的供方市场里,买房客户往往还要承担10%20%的各种税,这样客户的经济压力很大,也导致了因为佣金过高而成单率低的现象。
一位在北京从事房产经纪7年多的资深经纪人介绍,北京大部分房产中介佣金是2.5%,链家和我爱我家基本上都是2.7%,但是即便如此,市场不好的时候也会赔钱,因为需求量近年来是相对稳定的,成单率不高,一切都是白搭。
虽然佣金比例在房子价格总额占比中看起来不是很高,但是在国家政策不可抗拒的现实条件下,中介佣金的比例差异对于客户决策的敏感度就变得更高了。思源把自己的二手房中介佣金降到1.5%,事实上,是提高了客户转化率,房通网副总裁杨皓先生透露,“1.5% 新标准推出仅月余时间,思源各区域人均单量提升近40%,公司整体交易量提升了10%”。总体而言,思源自降佣金反而提升了自己的业绩水平。
佣金比例大降,经纪人的反映同样让人惊讶。佣金从2.7%降到1.5%受到了经纪人的欢迎,因为新佣金标准带来了更多的客户,同时,客户成单的转化率也大大提高了。
二、高薪稳薪,高成本之下的人性和经济学
思源在二手房佣金比例自降为1.5%的同时,并没有降低自己的服务品牌管理,而且给予经纪人高薪稳薪,在全北京范围内打造出10大签约中心、200家社区服务中心,意味着光北京地区的经纪人至少要几千人,这对思源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和风险的增加。思源这么做的底气在哪里,逻辑在何处呢?
思源地产常务副总经理、北京房通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杨皓的观点很值得房产中介行业反思,杨皓表示,“经纪人是一个青春饭,很多人做两三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认为经纪人这个行业是终身行业,我们的经纪人会有家庭,会需要一个生活基本的稳定保障。这个行业有一个特点,提成非常高,在利益诱惑的情况下,人性会放大。很多经纪人为了挣到钱有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所以,如果要严格管控过程的话,就要有一个付薪的直营管理团队”。
由此可以看到,思源高薪稳薪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优秀经纪人团队,让经纪人员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并通过严格规范管理,让思源经纪人变成公司的长期可依赖的人力资本优势。市面上大多数房产中介公司采用很低的底薪+提成的模式,造成了经纪人的高流动性和各种违规行为,公司文化就更别提了,即便是链家的老员工也要先垫付工资,然后从业绩里扣除。
所以,思源的高薪、稳薪、高提成点等人力策略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能够汇集和留下正直、向上、无私的优秀员工,另一方面也需要严谨细致的管理来防范人性瑕疵带来的高风险。
三、社区门店对抗传统门店,客户习惯的变化
在思源的公开报道中,还有一处值得讨论,那就是2015年全北京范围内打造出10大签约中心、200家社区服务中心。2013年的数据显示,链家地产北京有800多家线下店,2011年链家出现了大批关店现象,这意味着房产中介行业受大市场环境影响很大,传统门店模式的成本高、风险高。而思源200家店、1.5%的中介佣金要去和链家PK,摊子少、盈利少,思源怎么玩呢?
从思源的现金流来看,思源开更多的门店是能够开的起的,但是,成本会高的惊人,风险也非常高。于是,思源放弃了大量的传统街边门店的竞争,而是把很多自己的社区服务中心搬进了写字楼,不去过分拼底商街边门店。
事实上,链家也并非每一家店都过得好,很多线下店都是为了竞争和排挤对手,加上链家也在尝试互联网化,很有可能会采取关闭大量线下门店的计划。由此而来,思源的社区服务中心模式也是先行一步,做好自己的运营利润率和健康度,不通过传统门店扩张和竞争对手拼杀。
越来越年轻化的购房客户群体,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客户,也让传统门店的价值在缩水,思源房通网采取互联网房源管理,大力推动业主自推,这样传统门店的功能就更进一步压缩了,而房通网、App成为思源新的客源中心和经纪人工作重心。
四、互联网营销开路,重体验运营是核心
纵观思源地产的二手房中介领域布局,房通网、社区服务中心、APP、经纪人是四大核心业务支柱。房通网和App是面向购房者、业主营销的基点,也是业务正循环的第一步;社区服务中心要管理区域的房源、客户,并管理好自己的经纪人团队,和其他对手要形成很强的竞争力;经纪人是面向购房者、业主的最前端,经纪人的经验、服务对于成单率影响非常大,也是直接关系到公司业绩的最重要原子级单位。
对于新模式的思源,房通网的产品研发能力、运营能力、互联网营销能力是决定战略是否成功的关键,尤其是资本密集的互联网房产营销领域,无论是精准营销,还是社会化媒体营销,或创意营销,都需要非常专业化的团队。互联网营销开路,营销路开的好,思源新模式就走的快,成本就会控制的更低,才能让1.5%战略发挥出淋漓尽致的颠覆力。
房通网由于其类O2O模式的立体性和房产中介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是一项重体验模式,要做好客户体验不仅要做好经纪人端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还要做好自己的网站、APP、呼叫中心等各方面的体验,这是一项整体的全链条重体验。重体验运营要求思源在管理上必须严格细致,同时,还要确保团队稳定性和服务一致性,这是一件很有挑战、让人心跳的事情。
五、总结
思源的二手房新模式从资源利用、人性关怀、成本效益等方面都是大胆的创新。房产中介领域长期缺少模式创新和颠覆者,思源房通网模式和1.5%中介佣金对于链家、我爱我家的二手房中介确实有很大的杀伤力,相信不调整模式下的链家、我爱我家是不敢跟进的,跟进就等于自杀,这是思源在二手房中介领域攻城略地的一个很好机会。能不能彻底颠覆链家,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思源把这个战略做彻底,链家和我爱我家一定是睡不好觉的。
战略挑战 篇2
双击自动滚屏 文章来源：法治大理
发布者：法治大理
发布时间：2010-12-13 20: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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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桥头堡战略的确立，使云南作为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部，并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陆上战略通道的核心价值更加彰显。在此背景之下，如何拓展法律服务市场,已摆在云南律师面前一个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这也是云南律师法律服务市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桥头堡战略、法律服务机遇与思考
桥头堡建设是云南面向西南开放、促进睦邻友好、实现兴滇富民的重要战略。作为律师队伍服务民生、保障民权、沟通域外、促进互信的法律服务制度，服务桥头堡建设是律师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加显现职能和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
一、前所未有的机遇
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示。今年年初，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体会议会明确要求以推进“桥头堡”建设为统领，更加深入扎实地抓好全省对外开放工作,这是推进云南“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云南，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交通、建设、贸易等行业都面临着广阔的商机，同样，云南的法律服务市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法律服务需求将大幅度增加，服务对象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法律服务的内容中非诉讼法律事务需求量大；第三、金融、投资、知识产权、反垄断、反倾销等法律事务的需要，给予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机遇，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二、无法避免的挑战
俗话说，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但就法律服务而言，机遇不只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更多的机会是为有能力的人而准备的。机遇并非人人都能把握住。云南律师所面临的是荆棘密布的道路。就自身情况而言，首先，云南律师仅4000余人，律师事务所400余家，其次，云南律师的现有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还不够适应大量的非诉讼服务项目。熟悉国际法，懂外语的律师较少，云南律师在处理涉外案件的经验还较为欠缺，专业水平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律师事务所专业分工不细，缺乏团队合作精神，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云南法律服务市场正在面临着国内外知名律师事务所的抢滩和冲击。法律服务无明显的地域性，国外知名律师事务所已逐步涉及国内市场，同样，国内著名的、有规模、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也逐渐涉足云南的法律服务市场，这对云南的律师事务所、云南的本土律师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三、云南律师的应对策略思考
东盟市场前景广阔，面对潜在的市场竞争，云南律师要积极应对。
（一）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
云南省现有律师事务所400余家，绝大多数集中于省府、州府，多数县份仅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大多数律师事务所规模小，执业律师少。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房地产、能源等企业在融资、债权发行、企业并购、破产清算等方面对专业法律服务需求增加，这就需要专业的、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提供专业的服务。几个执业律师“打平伙”式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已经无法满足这一法律服务需求，或者根本无能力提供类似的法律服务。桥头堡战略的法律服务，涉及面广、要求高，更多的服务领域在于非诉的涉外法律事务，没有一个既有专业法律知识又精通外语的律师团队，要做好桥头堡战略的法律服务无异于纸上谈兵。所以，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是做好桥头堡战略法律服务的必要的前提。
（二）执业律师的专业化
云南省的律师，因为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大部分律师仅从事传统的诉讼业务，办理非诉业务量较少，即便有的律师在新型的法律事务如房地产法律事务、证劵业务、企业并购等有少量业务。实践经验依然欠缺。而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因为普遍缺乏案源，只要有业务，不论刑事民事、行政、非诉，一概照收，而由此带来的弊端就是往往成为“万金油”式的律师，什么业务都能办，什么业务都不精。随着云南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律师必须从传统的诉讼业务中分身出来，用部分精力研习新型法律事务知识。同时，律师事务所也要具有长远眼光，对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应在所内部进行必要的整合，对律师要有倾向性的业务选择分工，有条件的应分部门或分组，团体性地处理专业法律事务。同时律师事务所也应当有计划地对专业律师进行理论和实践培训，包括学习、进修，选派律师到发达地区有成熟经验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为桥头堡战略的法律服务做好准备，最起码不会被发展的大潮所淹没。
（三）苦练“内功”，提高服务质量
律师事务所是一个法律服务机构，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服务质量的好坏决定了能否生存和发展。多年来，国家司法部、省司法厅等行政主管部门对律师、律师事务所都进行了专门的教育和规范，要求律师事务所做到规范、健康的发展。而律师事务所内部本身也应当苦练“内功”，真正做到制度健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同时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既要有外在形象，更要有内在质量。
（四）改变执业理念、加强合作交流。
桥头堡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专业化态势。针对市场需求和云南律师目前现状，要实现云南律师业在桥头堡建设的新的突破性发展，一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完善法律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逐步使法律服务业向着规模庞大、分工明细、管理科学、服务优化的方向发展，顺应桥头堡战略的发展趋势。二是必须加强云南律师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缩小相互间的发展差距，在合作与互补中获得整体均衡发展，才能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云南孙剑飞律师事务所 翁峻
战略管理 应对竞争 迎接挑战 篇3
【关键词】战略管理；战略目标；核心业务；竞争战略；管理模式
电力安装多经企业，是基于电力企业长期单一经营而产生，有其鲜明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规范，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力安装市场的竞争趋于公平和空前激烈；随着社会对电力工程建设安全、质量、工期、服务等要求不断提高，电力安装多经企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靠垄断获取工程和取得较好效益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电力安装多经企业如何求生存发展，取得社会和客户的认可和满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大部分电力安装多经企业经营有一定年限，在宏观环境等因素发生重要变化、企业经营理念需要发生转变的时候，却容易由于一直以来垄断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市场意识薄弱等，与生存发展环境产生矛盾，导致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重新出发考虑，以战略性发展眼光审视企业现状以及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即通过战略管理的手段重新审视企业，经营企业。
战略管理，从理论意义上说，企业确定其使命，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并依靠企业内部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控制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战略管理的重点是制定战略和实施战略。而制定战略和实施战略的关键都在于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分析，对企业的内部条件和素质进行审核，并以此为前提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使三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战略管理的任务，就在于通过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日常管理，在保持这种动态平衡的条件下，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1.明确企业战略目标，对企业价值定位明晰
随着电力行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规范和完善，考虑到电力安装行业的专业性，以及电力安装多经企业性质及其产权的特殊化，电力安装多经企业除了稳定健康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外，还负有部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故企业的价值定位和愿景为：以电力工程设计施工和安装，以及相关电力辅助服务为业务主线，通过提供高质量、高效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参与全面市场竞争，创造利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结合；树立企业品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电力主业提供有力支持，实现主业和辅业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通过总体战略目标的确定，根据自身企业目前的区域环境和发展优势，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状况的中长期经营目标，明确企业的发展规划和市场开拓计划，通过目标的分解实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明确企业核心业务，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经营战略
一般来说，企业的经营战略可分为多元化战略和专业化战略。企业专业化经营反映了企业生产业务的集中化，从电力安装多经企业的发展过程来看，由于其经营环境、企业性质的特殊性，大部分多经企业在与主业关联度相当高的情况下，均采取围绕电力建设市场纵向产业链经营的专业化经营战略。
从电力安装多经企业的企业性质和发展过程看，电力安装多经企业一般以主业为依托，在目前仍与电力主业关联度较高的条件下，电力配电安装业务无疑是多经企业竞争优势集中的核心业务。从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宏观环境的发展趋势考虑，随着城市化推进，国家对基建投资的稳健发展，电力安装行业作为基建投资的受益行业之一，仍有增长发展空间，电力配电安装核心业务是电力安装多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3.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外部竞争战略
从多经企业的发展历程分析，由于电力主业的市场分割特点，电力多经企业的经营多集中于某一区域，依托于电力建设市场的扩张，多经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在短期内实现规模效益，这是一般市场竞争专业经营主体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方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多经企业存在市场竞争意识薄弱的劣势，但在市场竞争中比起一般市场竞争主体，依然存在规模经营、专业化经营程度高的较强优势。鉴于电力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化，多经企业不可避免地参与市场竞争，在存在竞争意识薄弱、经营成本较高、经营灵活度不及一般市场竞争主体等劣势的情况，多经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分析优劣，在正视劣势的情况，扩大优势，采取适合自身的外部竞争战略，从行业的产业链状况分析，可以通过一体化战略，从设计开始，对于产品采购、施工、辅助服务等环节进行一体化经营策略及合作竞争策略，一体化经营通过自身的资源优势如资质优势等，强化核心业务，对设计等上游环节及辅助服务等下游环节等实现，对于电力设备生产制造等自身较难介入的上游环节，则可以通过合作竞争策略，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同承担的联合体实现产业链一体化经营，弱化价格竞争劣势。从横向上考虑，通过区域市场竞争分析，掌握竞争对手的信息，通过规模化经营，联合集团内其他区域经营企业，扩大竞争优势，或通过合作竞争策略，联合市场上一些分散竞争主体，整合资源，实现联合体竞争，优势互补，扩大竞争优势，协同运作，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4.结合企业状况，实施符合自身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
“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与挑战 篇4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马歇尔计划,财政风险
2015 年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最重要的一年。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随着丝路基金开始正式运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这场大戏渐渐拉开帷幕。为了输出国内过剩产能, 给基建、能源等提供支持, 此次共设立了规模达4000 亿的丝路基金。可以看出这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及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的新机遇。出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层次的需要, 政府应做好相关规划的设计、相关投资的估算, 积极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 并做好角色定位, 共同演好这出大戏。
一、“一带一路”的概念解读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的, “一带”指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路”是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思路在于加强中国与周边邻邦之间的经济合作,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亚太及欧洲各国的联系。“一带一路”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寻求区域互利双赢, 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战略, 它蕴含的潜力和商机巨大。
很多人喜欢将“一带一路”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其实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一带一路”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 以平等互利为原则, 以务实合作为导向, 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 是一项完全开放公平的合作倡议;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战后确立的对西欧的援助计划。它首先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 它首先确立了联合援助的条件, 即单个国家不享受援助, 还有一些大棒政策, 比如, 援助不能自由支配, 任何用于购买国外商品必须经美国政府同意。但是,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尽管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存在根本区别, 但它的实施过程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
二、“一带一路”提出的原因
从2015 年4 月份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有过剩的资本, 但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同时, 国内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中国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东部、中部基本上饱和, 也就西部还有一些空间。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 必须要找到出路。这与西方以前的马歇尔计划在经济层面有一样的意图, 就是开辟新的市场, 为资金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下面来看一组今年宏观经济数据,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领导人要迫切制定“一带一路”总体规划的原因。
第一, 是M2 增速到4 月末竟下滑到10.1%, 是2000年以来的新低。其实简单理解, M2 就是中国所有流通中的货币。虽然今年以来不断地宽松、印钞, 但是货币却消失了, 这很让人吃惊。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是实体经济太差, 信贷需求不足。银行要保证资金的安全, 但是这样一来, 会使得恶性循环加剧, 经济越差, 贷款越少, 商业银行货币衍生功能大打折扣, 导致货币流动速度大大放慢。二是资本市场繁荣, 股市大涨, 但是却没留住资金, 反而让资金在高位套现流出中国。三是人民币的坚挺, 也让很多国内投资者热衷到国外配置资产。
第二, 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079亿元, 社会融资10500 亿元, 这两项数据都低于预期。同时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0%, 预期10.4%, 中国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 预期10.5%, 这说明消费没有起色。而消费是经济的第一驾马车。
第三, 1-4 月,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 预期13.5%, 增速已创15 年新低。说明国内投资十分低迷, 这在以前是十分罕见的。而投资是拉动经济的第二驾马车, 也是最大的一驾马车。
第四,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4月进出口同比下滑16.2%, 预期下滑12.2%, 说明出口状况非常差, 而出口则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三驾马车。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一季度, 新增房地产贷款9935亿元, 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7%, 比上年同期占比水平高0.6个百分点。即房地产这个“带头大哥”表现还不错, 但是也说明我们的增长方式仍是“穿新鞋走老路”。
三、“一带一路”的愿景
中国经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钢铁、化工、水泥产能过剩, 大型基建项目不断萎缩, 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外企相继撤出中国市场。我们都期待中央管理层能有一个振奋人心的药方。“一带一路”的应运而生, 是国家布局的一颗重要的棋子, 其目的是化解过剩产能, 盘活中国经济, 并且形成一整条经济带, 在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同时, 承接国内过剩产能。“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大基建, 关注资本市场动态的人都注意到, 上半年股市的那波大牛市, 炒的最火热的就是“一带一路”概念, 股民对“一带一路”寄予了厚望。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 “一带一路”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国家有钱, 其他都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 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却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经验缺乏的困难。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以及积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也是双方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搞大基建, 必然要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所以, PPP、ABS必须推。有机构调研报告显示, 未来5-10 年, “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 而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每年只能筹集到240 亿美元, 亚投行每年可以融到4000 亿美元。面对资金缺口, 必须考虑引入社会资本, 所以应该大力推广PPP项目的融资模式。而信贷资产证券化 (ABS) 是指把当前缺乏流动, 但有未来稳定现金流的信贷资产经过重组形成资金池, 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 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例如, 银行贷款、企业应收账款等。在资本市场如此火爆的当下, 更应该加速推进ABS。
中国将通过21 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使各经济体之间贸易成本的最小化, 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实,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计划, 即建立一个中国国际援助与合作基金, 以政府名义对外实施贷款。政府贷款的主要目的是带动国内产能过剩企业“走出去”, 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实施, 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储备货币。该计划一方面可以将中国的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的债权, 为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和中小企业发展争取喘息的时间, 同时也有助于缩小全球性的贫富差距问题, 为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创造条件。应该说“一带一路”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国家战略, 其目的不只是希望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 还希望借此机会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 减轻国内的环境承载压力;另一方面, 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可以说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配套工程, 短期目标是希望为大型基建项目筹资融资, 减轻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 长期一定是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四、“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第一, 加深对中国的误解。“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这又为鼓吹中国威胁论者提供了新的素材, 似乎更有资本宣扬中国是在重构国际秩序。大量的经验表明, 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国感恩戴德, 花钱未必能办好事。
第二, 牵涉到他国的既得利益。“一带一路”的提出必然会遭到像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国家的强烈反对。从美国、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作为创始成员国可以看出, 美国最见不得中国的崛起, 总是想处处限制中国在亚洲的任何动作。而邻国日本与中国已经长久积压下来民族仇恨。由于日本一直不能正视历史, 又反复在国际市场上挖中国墙角, 比如, 这次的泰国高铁项目, 日本很明显是在赔本赚吆喝, 其意图就是打压中国企业。这也使得“一带一路”的未来还保持了悬念。
第三, 投资风险较大。从“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 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宗教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 就好比要修越南到新加坡的铁路, 越南就会强烈反对, 这不是经济规划问题, 而涉及的是国家安全。菲律宾、越南与中国存在长期的领土争端问题, 要想在这些敏感的地方修建高铁、高速等基础设施, 他们就要评估是否会对本国的安全产生影响。同时, 由于全球局势的动荡, 无法保证资金的安全。之前, 中国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大规模的投资已经损失很多钱。这些地区经常爆发武装冲突、颜色革命。剧烈的政权更迭使得可能今天与这个总统签定的协议下个总统就不承认了。而且“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投资绝大部分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而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政府愿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花在境外吗?放在西部岂不是更好?
第四, “一带一路”所面临的财政风险。一是税收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不能简单地靠税收优惠政策刺激, 我们不能还停留在过去要政策减税收的阶段, 市场问题要交给市场解决。要更加注重合理规划布局,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激活市场和社会资本。税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加大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力度, 意在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 并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
二是转移支付方面。此次“一带一路”经济带中既包含有经济发达省份, 也有相对落后省份, 其中不少省份都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发展资金问题。按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方案, 今后要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 这有利于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是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融合方面。“一带一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建设所需资金规模巨大, 所以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是必然选择。但是, 仍要注重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很多项目都是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的, 意在为整个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但不少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低, 投资效益并不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引领作用, 从而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五、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 成立“一带一路”中央领导小组, 形成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 避免各唱各的调, 影响“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效率。中央领导小组必须由高层领导组成, 能够有拍板各大项目的权力及整体推进的执行能力和协调能力。同时, 成立领导小组的好处是方便与沿线各国就具体事项磋商, 提高办事效率。
第二, 加强后续的军事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虽然中国一直信奉和平的外交政策, 但是很难相信若没有坚实的军事保障, 这么重要的国家战略能得到顺利实施。如今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十分复杂, 从中国多年在欧亚开发的经验来看, 必须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面困难有充分准备。
第三, 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循序渐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也应当成为对外基建输出的重要原则。在资金的投放上, 要充分保障投资的回报率;在地区选择上, 可以选择试错成本较低, 国际关系相对良好的国家首先进行合作, 形成示范联动效应。同时, 为防范投资风险, 在一些政权更迭、国内动荡不安的国家, 可以采取一种相互交换的方式。即由我国输出资金和技术对该国投资, 换取该国等值的农产品或其他物品。比如, 中国高铁与泰国换大米。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保证了资本的安全, 避免后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第四, 应充分考虑财政政策和财政手段的匹配性。例如, 对于战略实施中有关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 而且节点制约性又很强的项目, 其投资所需的资金可以尝试发行特种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来筹集。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进入的投资领域, 建议利用政策性金融给予支持, 政府通过给予银行财政贴息等支持, 降低其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风险, 但是财政贴息的数量和规模也不宜过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6-29 (2) .
[2]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6-06.
[3]政协委员许善达提议实施中国马歇尔计划[N].经济参考报, 2009-8-6.
[4]“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构想一举数得[N].上海证券报, 2014-11-7.
[5]“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财政大戏[N].中国财经报网, 2015-3-31.
战略挑战 篇5
近日，中国电线电缆行业会议期间，由复旦大学的张晖明教授作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线缆产业行业发展机遇与风险》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对正好处于CPR新规EN50575标准强制执行后，线缆行业所处的动荡时期，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线缆行业今后的发展与即将面临的问题起到相关作用。
作为中国首倡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作为线缆行业的一份子，嘉兴海棠电子也深刻明白这其中寓含的深意。“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契合线路上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沿线国家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打开了国际合作的新的一页，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大会上的演讲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于线缆行业的发展来说，机会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建设、产业合作等方面。作为电力工业的重要支撑行业，电线电缆占整个电力工业市场收益的四分之一。除了电力工业，电线电缆产品还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造船、数据通讯以及其他工业领域。2004—2010年，中国电线电缆产业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8.7%。但是自从2011年以来，受原材料价格下跌、下游市场发展变缓及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增速极速下降。那么线缆产品应该如何根据市场应用特点，来抓取“一带一路”的战略机会呢？
嘉兴海棠电子专家就张晖明教授得主题报告作了以下几点总结： 1.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间的互联通信，畅享信息之路。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沿线国家公路、铁路、水路及港口、输油管道、桥梁、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3.产业合作
除了可以参与到一些已经明确的交通对接工程项目和产业合作项目中去，线缆行业还应对“一带一路”中的金融合作、国际贸易等予以关注。
4.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政治、法律、市场与经营等风险 现在的线缆行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那么线缆行业自身经营素质势必有待提高。线缆行业存在科研投入不足，高素质人才匮乏，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在产品结构方面，漆包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对应的电力电缆、通信电缆（网线）比例有所上升。发生这一变化的本质，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力及通信事业迅速发展，促使电力电缆、架空线及通信电缆大量需求有关，预计今后这种趋势仍将继续加大。电缆行业前10大企业的总产能仅占全国不超过20%。电缆行业90%以上的产能集中在低端产品上，平均投入研发经费不足销售额的1%，航空航天等高端产品国内难以支撑、满足，主要依赖进口。同时，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特种电缆产品比例也将不断增加。
厘清金融开放的战略路径和挑战 篇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金融开放作为重要的篇章加以强调。我们看到，伴随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演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联动性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从早期简单的对外开放策略，逐步转向全面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表现了新时期基于全球视角的重大战略递进。
四大方面推动金融扩大开放
围绕《意见》中与金融开放有关的政策亮点来看，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着力推动金融机构与服务功能的开放。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打造开放型的金融机构，意味着要进一步按照国际前沿标准，来构建能够擅长于国际化经营的现代金融主体。这既需要继续推动银行业、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重视“走出去”，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布局方面虽然不断加快，但是距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明显“话语权”还甚远。推动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战略拓展，不仅是金融自身的要求，也是有效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功能完善也应呈现开放视野，这就意味着，国内金融机构应该把跨境金融创新、海外金融服务，都作为重要的发展环节，以此来改变过去相对单一的业务增长模式，在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过程中与各方实现共赢。
二是促进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的开放。金融市场与产品的有序开放，是增加国内金融发展深度的重要途径。我们知道，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使得人民币“流出”和“流入”都变得更加顺畅。对于海外人民币持有者来说，除了贸易和储备需求，可能更多地希望进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和配置。由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都需要有更加健全、多层次、产品丰富的国内金融市场，足以成为重要的人民币“资产池”，稳定承载跨境金融交易的蓬勃发展。同时，过去国内的金融市场体系相对来说开放程度较低，这也制约了上海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许多本应是全球性、高效实时、国际主体参与的市场，却长期具有局限性和封闭性，难以真正发挥其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如何在新形势下健康地推动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是稳步实现金融基础设施的开放。文件中提到“加强在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我们看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指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对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来说，支付清算体系恰恰构成了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各类金融交易顺利进行的依托。从国际视角看，支付系统、证券清算系统等能够在金融工具之间发挥转换功能并提供相关信息支持服务的流程及框架，都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FMIs）的范畴。这些基础设施构成了现代金融的基石，它们的设计和运作方式会对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各国都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安全与完善，在我国金融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离不开这些支付清算层面的“道路”和“桥梁”。
四是探索金融制度与规则的开放。一方面，金融对外开放离不开制度与规则的创新探索，因为当金融市场参与主体、边界、交易方式等发生变化，以及当金融机构的行为建立在跨境运作基础上时，原有的法律制度、监管模式都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例如文件中强调了“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制度”等。另一方面，伴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还需构造一套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特点的新“游戏规则”，以此来更好地提升国际金融影响力，与他国实现金融合作共赢。如文件指出要“建立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用好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选准重点，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等。
应该说，在当前面临“新常态”和TPP等重大挑战的历史转折期，文件的出台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作出了重要部署，这既是对我国三十多年开放型经济探索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现在《意见》出台，正是这一战略的继续深化、细化与延续，将有助于我们真正把开放型经济建设落实到工作层面，尽快明确基本发展路径和重点。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在于：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开放型经济则以提高要素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当然，目前适应WTO时代的货物贸易规则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在服务贸易为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后全球危机时代，需要更加积极地以新的开放思路来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制定，因此构建开放型经济则成为重要出发点。
面临的主要挑战
需要明确的是，开放型经济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如下方面：
一是需考虑实践先行与规则滞后的矛盾。就全球金融创新的趋势来看，往往都是实践走在前面。在中国金融要素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这种现象则更加明显。例如，在传统金融机构和市场在着力实现“双向开放”的同时，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兴金融要素也已带来深远的冲击。无论是在跨境的、开放型的财富管理，融资投资，风险管理等方面，还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国际化布局，都反映了金融开放的范畴和路径比预期要复杂得多。所有这些变革，往往都缺乏先例和缜密的规则予以规范和约束。对此，既需要避免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失控，也要给予金融探索实践以更多的空间与引导。
二是需重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协调。金融国际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括国内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也包括国内金融资本和金融制度的对外输出。长期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来”，而金融自身“走出去”的进展相对缓慢，将来如何协调好内向和外向国际化的节奏，也将成为重要的挑战。同时，除了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战略协调之外，金融国际化最终还要落到不同具体金融机构身上。这就要求金融机构树立更加清晰的“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战略。例如，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之前，金融机构必须对这一战略的动机有着具体的认识，比如，通过收购一家在管理、产品或技术上优于自己或与自己形成优势互补的金融机构，以此促进境外业务快速发展；或可以通过投资新的业务板块迅速开辟新市场，进入新的目标业务领域，提升多元化水平等等。
三是需实现提升改革效率与把握风险控制的平衡。金融开放在提升一国经济金融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中，就短期看，境内外的资金价格差异、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差异、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等，都容易导致相应风险，比如可能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也有可能被部分主体利用在离岸市场通过关联交易达到跨境套利，等等。虽然目前对境内金融体系的整体冲击有限，但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的扩大，相应不确定性也会增长。再比如，近期股市动荡也使我们看到，伴随金融创新与市场深化，我们的综合监管与风险控制能力还有待提升。由于事实上存在一些跨境“防火墙”，使得我国尚未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冲击，而制度环境的差异性，也可能使监管部门高估了应对资本项目快速开放的能力，因此亟需进行更多的未雨绸缪。开放条件下，我国更易遭受全球短期资本影响，能否真正成为缓冲跨境资本流动的“蓄水池”，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会计理论发展:挑战与战略 篇7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迈克尔·查特费尔德,1988),会计始终是与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习惯、政治经济体制、资本市场发展状况等密切相关的。会计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环境变革发展的需要才产生并发展着会计。与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到新经济的转变、发展观念从无限增长观到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企业从“经济人”到“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公司治理从股东单边治理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转变相适应,财务会计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即资本范畴从财务资本转变为广义资本、会计目标从绩效导向转变为权益导向、会计对象从资金运动转变为产权价值运动、权益观从业主权益转变为综合权益、资产观从“硬资产”转变为综合资产、收益观从经营收益转变为综合收益、计量属性从历史成本转变为公允价值,会计环境对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在会计与环境之间始终以这种适应性互动关系存在和作用时,会计理论则作为一套逻辑严密的原则,提供一种解释和评估当前会计实务的概念框架,预测和指导着新的实务和程序的建立,并使实务工作者、投资人、经理和学生更好地了解当前的实务。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却很难对有关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目标等确定出一种有定论的概念和演绎出一个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中国会计理论还在寻求国际趋同上努力。探究其因由,既在于会计受到周围变动不居的环境的强力影响,也在于会计理论研究缺乏一定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没有从价值视角来研究与制定会计发展战略,因为经济体制不同、文化习惯悬殊、法律制度差异等,不仅影响经济业务,也影响人们对会计的认识。如果按照“当前和今后,不存在单一、支配性的财务会计理论,其内容丰富到可以有效地涵盖使用者—环境的全部范围,在财务会计文献中所存在的是可以表述使用者—环境各种差异的一种理论集合”(AAA,1977)的观点,中国会计理论在国际趋同下要形成一种持续而科学、特色而先进的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变革环境中找准自身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形成一种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发展战略,切实和及时地解决会计理论发展何以为、以何为的根本性重大问题。
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为人类会计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放在国际平台上进行比较,其总体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突出表现在中国会计理论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较小、高水平的研究非常有限、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很少等。这些都说明,在整个国际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中,中国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科学精神、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努力;必须在环境变革中发现自有会计理论与外来会计理论的价值、善于借鉴选择其中对自身理论奠基和建树的价值所在、并具有能动创造会计理论新价值的本能与本领。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公共危机成常态的情况下,中国会计理论发展必须加强会计治理功能研究。虽然中国一直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进行着会计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在财务会计与报告、会计准则与制度、公司治理、管理会计、内部控制、资本市场、非盈利组织及其会计、审计与会计事务所、研究方法、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所重大发现和成果,尤其是重点研究了公司治理、财务会计与报告和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并在国内外优秀期刊中无论是文章数量还是该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上都比较突出,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实务性研究、多用的是实证性方法,没有从中国会计理论整体该如何应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其变革进行宏观的、全局的研究,更没有使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和质量脱颖而出、超凡脱俗。
关于中国会计理论的挑战,本文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把中国会计理论作为本体,那他就会受到来自于其体内和体外的挑战。体外的挑战在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而体内的挑战则在于缺乏理论研究、理论成型与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实施战略的科学流程技术与合理的组织人员,这可说是一直以来中国会计理论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很难处于超脱地位、至少是难以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因此,迎接这些挑战就必须从价值角度去思考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战略,或者说要充分发现其现有理论的价值、在借鉴或趋同中正确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使之丰富和完善。这里的价值主要泛指用途、重要意义或积极作用,体现为为我所用、为我所有、为我所值。因此,本文将基于对经济、社会、全球化与一体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等外部环境挑战的探索,思考中国会计理论在发展战略、流程技术和组织人员等内部环境方面的问题,从价值发现、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提出确定变革环境下的中国会计理论发展战略,使中国会计理论既具鲜明特色又能“回到规范研究必须与实证研究相统一,形成完整的、科学的会计理论上来”(葛家澍,2006)。
二、变革环境下中国会计理论发展的挑战
(一)外部挑战
中国会计理论发展中的外部环境挑战存在于变革的会计域或系之外的环境中,包括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社会、政治的全球化背景。全球化的萌芽开始于各国各民族打破相互之间的封锁与割裂,加强国家交往和联系、发展经贸往来与合作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它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过程,通常理解的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意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生活的高度相关,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同时,全球化又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因而全球化还自然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全球化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叉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正改变着“游戏规则”,重构着世界秩序(毛少莹,2005)。全球化背景下,会计核算与监督的范围日益扩大、会计业务内容跨越国界并变得十分复杂、会计质量与功能的要求趋好趋高、会计作用地位稳固凸显、会计整体发展水平能力成为一国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杆,这对中国会计理论发展无疑提出了“如何应对”的紧迫任务,并强力要求其主动适应全球化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如何围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去研究形成会计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如何探求运用新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从而构建出适应全球化需要、符合中国现实环境的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
2.经济、社会、政治的一体化发展。人类社会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必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的一体化作用或影响,必然要求其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也逐步走向一体化。虽然从经济一体化到逐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但作为与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的会计,必须与此时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全面真实地对一体化进程中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充分反映和及时揭示。因此,需要不断发展会计理论,积极发挥会计理论“探索未知、设计未来”(董京泉,2003)与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作用;同时,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客观实际,加强各国之间会计理论架构、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体系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逐步形成中国会计理论发展的“战略特色”。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观、发展观、改革观、创新观和群众观等。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就是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会计是实践的产物,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灵活运用于会计领域,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针对中国的实际会计问题、会计现象、会计发展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和提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会计本身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产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会计对其所处的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推动环境的变化,所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和推动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可以通过改变或变革会计环境来深入研究或创新中国的会计理论,从而“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4.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与全面推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作为孕育、发展现代会计的土壤——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忽视甚至否定商品经济,使得会计实务与会计理论均比较落后。改革开放后,通过提出和实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计所处的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与环境存在紧密联系的会计受这种环境剧烈变动的影响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意味着,一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的过程中,既要及时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环境变化而形成新的理论,又要通过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与持续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去指导不断变化的会计实践;二是随着会计环境变化所引发的会计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复杂,既需借鉴利用国际会计先进理论,又需创造形成中国会计理论的特色,尽快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
(二)内部挑战
1.发展战略。
虽然我们中华民族在原始计量记录方法和单式簿记的运用中一度领先于世界,为世界会计的变革和发展做出过一些贡献,但到了复式簿记法运用的近现代,我们在会计领域已经落后。如果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出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会计理论发展历史时间却还很短,还未最终形成。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其建立和完善它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在转轨时期,有许多会计问题要通过不断研究和实践才能定位,建立能解决中国会计实际问题的会计理论体系有着相当的难度。尽管我们的会计意识有所觉醒、会计执业有所规范、会计园地已是一个争奇斗艳的百花园,但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正规流程出发来确定会计理论未来发展方向、来规范会计实践活动却仍显不足,会计理论学术研究中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重复劳动、无效率研究的现象;“剪刀+胶水”的劳动、不关心或不研究会计理论学术前沿问题的做法,往往造成会计理论研究不能形成长期的统一的发展战略;会计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关注不足,容易在转型变革的环境中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缺乏战略思考与战略步骤的会计理论发展,又往往因在某些方面难以深入、持久地下功夫而使其无法迅速地形成鲜明的特色或优势,如此就只能盲目照搬照抄照用他国的会计理论了,既要付出无谓的生搬硬套代价与依葫芦画瓢成本,又会因不能围绕发展战略来管理与指导而支付一定的协调成本和机会成本。
2.流程技术。
一个运营顺畅和高效的流程能为一个系统带来良好的经济价值,一项熟练与创新的技术能成为一个系统持续健康运转的重要依托条件。会计理论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具有一定逻辑推理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有主次地位和作用之别的统一体系,也是一个需要通过一定的流程再造与技术创新来深化其研究、推动其发展的体系。因此,会计理论尤其是某种与某方面的会计理论的体系构建与深入发展就离不开流程再造与技术创新,需要随着会计业务的复杂多样与会计活动的频繁多变进行持续性的流程变革与技术创新而创造持续的价值。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无账会计”和“三年不算账,钱也不会跑到国外去”的所谓“革命的会计理论”,实质上就是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发展中缺乏规范流程和创新技术所致,它对会计工作乃至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必须谨记。
3.组织人员。
组织人员是会计理论参与市场价值活动创造的具体执行者,是会计理论为之服务并起作用的特定依托对象。组织同市场是两种相互补充的资源配置替代方式,组织面向于市场,人是针对于组织;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消除或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组织之所以能运行是靠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制度”;资源配置的真正力量(决定的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组织——制度,权力——结构;会计作为两权分离下的人造经济系统,它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理论及其发展需要借助一定组织通过特殊安排以减少或消除价值生产中的交易成本,这种特殊安排必须随着组织价值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或者主动发生变革,以创造新的能消除和减少交易成本的特殊安排方式。会计理论就是对会计这种制度如何安排更合理有效而进行指导或指挥。如果把组织当作一个价值生命体和生态系,那么组织就必须通过不断变革与学习的动态发展来鲜活其生命、就必须通过协调性关系、适应性互动与正确性导向来良化其生态,以实现组织的发展以及组织内的会计理论发展,并尽量规避其中的风险。同时,作为组织中的人,是构成组织最基本的元,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与权力结构来激活或提升元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其与组织目标达成共同愿景、行动一致,将是会计理论研究与发展中最突出的内部挑战之一。在这方面,中国会计理论当前所存在的“饭碗研究”、“盲目交叉研究”、“无效率研究”、“神化或空想研究”等状况,追究其原因就应该是在组织设计和人员配置上所存在的问题所致。由中国会计学会及其各种专委会牵头所开展的系列会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将会对扭转上述不良状况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中国会计理论发展的战略:价值视角
会计理论的内容可以丰富到有效地涵盖“使用者-环境”各种情况的全部范围,正如蒲洎(1959)所讲:“理论是捕捉‘世界’的罗网,它用于认识解释这个世界”;其目标是为了预测和解释会计行为,同时还应指导未来的会计行为;其首要目标是为会计行为和事项作的预测与解释提供一个基础(A.R.Balkaoui,2004)。虽然,理论因能指导实践并为实践所证实而具有价值,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它的确立、巩固乃至推广不具有强制性,它完全可能因人为的阻滞而延缓甚至停止更好地指导人们的实践从而为人们带来正的效用而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进程,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高度智慧性进行理论的实践探讨、规范建构和战略规划。会计理论的中国化和特色化,尤其需要通过现实研究与发展战略两个途径来实现。
现实研究是指对已发生的会计实践活动与已存在的会计理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方式进行切合客观实际的总结、分析、提炼、检验而形成当时可资利用的新会计理论的过程。它主要从过去与短期思考,从当时看是较注重会计理论的短期价值,因此其持续性不强(当然也可能产生具有长期价值的会计理论,如复式簿记理论等)。发展战略是创造一种独特、有利的定位,涉及现在与未来的会计实践活动或事项及其不同的方面,促使会计理论及其发展拥有持续的竞争优势和价值来源。
适应变革环境的、特定的中国会计理论,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去丰厚现实研究,从较高价值意义去探究其发展的系列战略。如果站在较为宏观的层面来思考,中国会计理论的制定和实施应以战略的高度、价值的视角去着手,不能总是落在别人之后、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追赶、在陈旧落后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模式下踌躇不前,如此才能创造或形成有价值的会计理论并使其更具长期的、未来的、全面的价值意义。具体可从价值发现、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三方面下功夫。
(一)价值发现
会计理论是在会计实践中得出的关于会计的理性认识,其价值意义可从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德里克森(1992)在《会计理论》(第五版)一书对会计理论的定义中体现,他认为会计理论可以定义为一套逻辑严密的原则,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实务工作者、投资人、经理和学生更好地了解当前的会计实务;(2)提供评估当前会计实务的概念框架;(3)指导新的实务程序的建立。由于会计同环境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会计必须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以至无穷而由人们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和提出新认识,以此形成高于会计实践又对会计实践起着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这种会计理论的价值要被人们所发现,就必须从外部环境分析,进而理解外部环境存在的机会和威胁,以及与会计发展相关的一切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情况来综合思考。比如,现代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生成的会计信息越来越难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这就需要有效的、突破原有的传统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应势产生并在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与此相应,中国会计也及时对此反应跟进,既从理论上进行了系列研究,又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实务中进行了运用。这就说明,在中国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既是中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提高国际竞争力意义深远;更是中国在不断的会计实践中发现了公允价值“是用来弥补历史成本缺陷,面向未来的一种计量属性”,“市场经济越发展,公允价值会计越重要”(谢诗芬,2007)的重大价值而采取的会计务实措施。在这方面,我们仍需在后续的一些相关问题上继续进行价值发现,如让社会公众、会计执业人员接受、承认与理解公允价值并将其灵活有效地运用的问题;会计主体用公允价值会计及时、充分、准确地反映其状况和风险的管理水平提高的问题;公允价值计价的市场适合性、实用性、有效性问题等。通过这些内外环境分析,中国会计理论发展就可发现其中的一些价值元素与价值意义,为制定中国会计理论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二)价值选择
中国会计理论发展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会计环境,要满足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发展要求,要考虑中国会计实务界对会计理论的需要,要兼顾会计生态内外诸要素的口径一致与协调统一,要在变革与创新着的会计实践中丰富完善,要从不断的价值发现中进行富有特色的价值选择。在中国会计理论发展方面的价值选择,不是对国外一切会计理论与方法完全西化或神化,也不是把外国的一些会计理论方法进行定向克隆,更不是将别人所有会计理论与方法排除在外。相反,应对此进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选择,从中选择出有重大价值需求和价值意义的会计理论,保持中国化、现代化、马克思化的本质;因为会计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其“有序、系统、内在的一致性和与可观测的客观事务相吻合的程度”(Paton&Littleton,1940)。会计作为“国际商业语言”,既要适应市场体系国际化的要求而走向世界,融于统一的国际会计体系之内,在包括会计准则体系在内的各种会计研究与管理过程中充分借鉴和采用国际通用的做法,体现国际会计惯例;又要真正体现国家化,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出发,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会计新运用诸方面以及会计人才队伍建设、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执业行为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坚持规范性与实证性强制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原则。比如近几年来有关金融工具方面的会计理论,从1988年项目委员会开始运作,1991年9月和1994年1月两度公布《国际会计准则——金融工具(征求意见稿)》(ED40、ED48),到1996年初正式出台《国际会计准则——金融工具》,这就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虽然其他相关理论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但起码说明一项具有较高价值的会计理论的成型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会计理论发展要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就必须适应和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
(三)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既是制定战略的核心目的,也是其中心环节,更是实现战略落地和战略适应的保障环节。通过价值创造才能使会计理论发展中发现和选择的价值转化为真正有用的价值。价值创造过程包括为适应总体战略目标和定位而实施的流程优化或再造、技术创新或更新。具体包括:
1.理论研究的方法。现代会计理论按照认识的哲学基础不同,可划分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两大类。我国传统会计理论大多是规范会计理论,在指导人们正确确立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方向与目标,以及充分发挥思维能动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缺乏作为科学理论所应具备的在特定经济环境下解释现实、预测将来的功能。事物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由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环境,因此要求寓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会计,在理论上既要有反映规律性与必然性的一面,又要具备与特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一面。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决定了我国会计在理论上除应进一步完善规范性理论研究外,一方面要确立和完善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以便指导和解释这一阶段的会计实践;另一方面又要在对会计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理论解释和逻辑推断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可见,在完善规范性会计理论研究的同时,开拓和强化实证性会计理论的研究是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学术界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正本清源,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应回归为会计一般研究方法,并可过渡为会计系统研究方法。
2.理论成型的形式。会计理论的成型应在分析综合会计实践本身及其所处的环境的过程中,分阶段分内容地进行的,历史上会计理论的成型无不体现出了这点。近代会计理论就是在分析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会计信息新需求、公司组织形式迅速推广带来的会计新问题、科学管理理念引入使得管理成本会计快速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会计信息的使用空间扩大、所得税制的发展等因素的条件下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会计循环实务的形成和会计循环理论的出现、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审计实务的规范与独立审计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成果主要体现为从簿记理论向会计理论过渡。再如,作为会计理论重要基础的会计准则,其成型过程应充分体现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其成型形式应有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操作指南等,并体现统一性、权威性和具体性。如此等等,都要求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水平等在与世界先进相比还有差距的情况下,认识并努力缩小这种差距,必须从中国会计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出相关理论并以一定的媒介体现或展示给世界;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既需克服现有会计体系和会计理论研究的固有缺陷,又需在面向历史数据的解释型科学范式基础上创新发展面向未来会计目标和会计理论发展与研究目标的设计型科学范式,回归会计理论“人工科学”的本质。
3.理论传播的途径。传播是一个信息传递和分享的交流过程,一般包括传播者、媒介、信息、接受者、传播效果和反馈等要素。会计理论传播应是一种带有明确目标性的指向性或导向性传播,旨在加强会计公众对会计理论内容的了解或理解,寻求会计公众对会计新理论入市立足的关注与支持,形成会计公众对会计理论宣传教育和实践的配合与协作。同其他传播方式一样,会计理论传播同样可以采用大众传播、实物和图像传播、人际传播等形式。
如果从Kuhn(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将理论视为“公共品”的观念来理解,会计理论的传播存在一个媒介圈,具体包括学者、管理者、咨询专家、大学、企业、学术机构、管理咨询公司、商业媒介、政府、会计规范制定机构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会计理论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其中,包括会计规范制定机构、企业、政府、商业媒介在内的需求方,他们都有其自身利益,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会计理论施加影响。比如企业处于逃避政府管制和提升市场形象的需要之间,倾向于寻求可以为自身经营行为辩解的理论体系,以维护其经营战略、市场地位的合法性(Sundaby,2001)。而包括学术机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等会计理论供给方,他们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他们的自身关系导致不同会计理论的形成,避免了会计理论的单一化。例如大学教授可能希望通过会计理论的研究创立一个学派或提高自己的声望;学术机构、大学作为非赢利性的公共部门,为了提升学术地位和经济收益,会专注于新理论的开拓和传统理论体系框架的构建(Zilber,2002)。由此可见会计理论传播是在其媒介圈内部,及其相互间通过形式多样的传播途径和形式实施和实现的,这一方面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也加大了会计理论实际应用的困难。因此,正确选择合理有效的理论传播路径与范围,就需要注重那些降低理论应用价值的传播速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增强会计理论传播供需双方的学习能力和知识迁移转化能力。
4.理论影响的程度。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会计理论的目的可以概括为解释和预测两个方面。会计理论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产生多大影响,就需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观察到的会计实践或操作提供合理说明或理由,是否能够预测到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或事项,是否能对实际会计活动产生指导作用和价值推动。作为会计发展史上四个里程碑事项之一的借贷复式簿记,在14-16世纪问世于意大利,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格局改变而传遍世界,至今仍被我们运用并最终完成了其方法体系乃至理论体系的建设,充分说明了一种理论方法的影响程度既与当时的会计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又取决于该理论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创造价值。中式会计在元明以前还一度处于世界的先进行列,也曾有过不完全复式簿记和完全的复式簿记,但却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理论本身的一些局限而未能继续达到日臻完善,相反还逐渐退居落后,由渐进沦为因循守旧、由自力创造到不得不从外引进。
四、结语
会计环境对会计理论发展战略价值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而会计环境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研究会计环境的变革,就是为了寻找到会计理论发展的战略依据,创造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会计理论发展战略。波拉尼(Polanyi)在《大转型》中告诫人们“变革的速度和调整的速度共同决定了变革的最终净收益”,“即使变革的方向和趋势是正确的,我们仍然不能就此忽视变革的过程以及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与调整”。变革环境下的中国会计理论发展应立足国家实情与会计实情,放眼国际与未来,兼顾价值与战略,从而将各种要素投入转化为会计理论价值和会计价值。
摘要：中国会计理论要更好地满足与切合环境的变革发展,形成一种持续而科学的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变革环境中形成一种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会计理论必须探索中国会计理论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政治全球化与一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等外部环境以及发展战略,流程技术和组织人员等内部环境方面的挑战,从价值角度去思考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战略,充分发现其现有理论的价值,在借鉴或趋同中正确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丰富和完善中国会计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一体化,中国会计理论,发展价值
参考文献
[1]郑安平.论会计原则体系的重构[J].会计研究,2011(5):13.
[2]黄晓波,张霁.会计环境变革与财务会计理论创新[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3):67-75.
[3]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第二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9-23.
[4]汤云为,钱逢胜.会计理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5]李连华.中国三十年会计理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J].会计之友(下旬刊),2008(12):4-7.
[6]高婷.财务与会计理论研究热点追踪:五种核心期刊关键词的分析——兼论《审计与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栏目的发展[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6):105-112.
[7]吕健华.当代企业经营管理变革——经济全球化、新技术与企业经营管理发展[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2.
[8]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9.
[9]刘杰,庄明来.会计业务流程再造新思维[J].商业研究,2010(2):174-178.
[10]吴水澎.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62.
[11]葛家澍,杜兴强.会计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15.
美国高速铁路发展战略与挑战分析 篇8
关键词：美国,高速铁路,铁路客运
高速铁路被视为20世纪下半期以来客运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突破。自1964年日本新干线运营以来, 高速铁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发达的经济体, 如欧洲、日本, 还是在仍处于发展中的中国, 均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相比之下, 美国的高速铁路发展显得相对滞后。长期以来, 美国的客运方式主要依靠公路与航空运输, 铁路在客运服务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这种运输模式不仅加重了美国公路堵塞, 而且导致了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政府就发展高速铁路问题进行了探索, 然而其进程却相当缓慢。次贷危机爆发后, 美国经济增长乏力, 为扭转不利的经济局面,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包括发展高速铁路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美国高速铁路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1 高速铁路的定义
对于高速铁路的定义, 主要集中在列车运行速度维度, 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评判标准。欧洲理事会96/48指令将高速铁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新建的专有高速铁路线, 其运行时速通常不低于250公里, 第二种是对普通铁路线进行升级改造后, 运行时速达到200公里, 第三种是改造那些受制于地质条件和城市发展的普通铁路线 (Campos &Rus, 2009) 。国际铁路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2013) 将高速铁路定义为一种包括基础设施、车辆以及运行条件在内的运输组合, 并对列车运行时速进行了规定, 即新建铁路线设计运行时速至少在250公里以上, 升级铁路线设计时速达到200公里甚至是220公里。美国国会在资助高速铁路项目中, 在不同的时段采取不同的量化标准, 如1991年实施的高速铁路走廊项目公路-铁路道口危险消除计划中, 将高速铁路的运行时速设定在145公里以上, 在1994年实施的高速铁路援助计划中, 这一标准被设定在201公里, 最近的一个界定标准是2008年通过的高速铁路走廊发展计划, 则将这一标准界定在177公里 (CRS, 2012) 。FRA (2009) 在其制定的高速铁路战略规划中, 将美国高速铁路走廊分为三类, 一是新兴高速铁路, 其最高运行时速在145至177公里之间, 二是区域高速铁路, 其最高运行时速在177至241公里之间, 三是快速高速铁路, 其最高运行时速在241公里之上。因此, 尽管对高速公路的定义存在分歧, 但总的看来, 高速铁路是对传统铁路的替代, 其显著的评判标准就是技术进步引起列车时速的大幅度提高。
2 美国高速铁路发展历程的回顾
2.1 高速铁路探索的开始
1965年高速地面运输法 (The High Speed Ground Transportation Act) 首次批准9000万美元用于发展高速铁路, 标志着联邦政府发展、展示当代先进高速地面运输技术的开始。1969年, 利用高速地面运输法提供的援助资金, 联邦铁路局组织研究开发了现代化的高速地面运输技术 (如自我驱动的都市间高速列车和汽轮机列车) 并将其成功应用于东北走廊。
1975年随着高速地面运输法拨款的结束, 国会将发展高铁的思路转移至升级东北走廊基础设施上。1976铁路复兴与管制改革法 (The Railroad Revit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of 1976) , 决定拨款以资助东北走廊改进工程 (Northeast Corridor Improvement Project) 。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国会对磁悬浮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 并要求联邦铁路管理局评估该技术在美国的可行性。1990年, 联邦铁路管理局向国会提出了初步磁悬浮报告。1991年, 国家磁悬浮计划 (The National Maglev Initiative) 在获得1200万美元拨款后正式启动。
2.2 高速走廊计划
1992年, 联邦铁路管理局按照1991联运地面运输效率法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of 1991) 的要求, 选择了5条高速铁路走廊 (中西部走廊、佛罗里达走廊、加利福尼亚走廊、东南部走廊、太平洋西北走廊) , 21世纪运输公平法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21st Century) 第1103条第c款批准了另外六条高铁走廊 (墨西哥湾沿岸走廊、费城至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的梯形走廊、帝国走廊、延伸的东南部走廊、延伸的中西部走廊、延伸的芝加哥枢纽走廊) , 2000年运输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指定了另外两条新的高速铁路走廊以及四条延伸高速铁路走廊。至此, 加上运营的东北走廊, 美国高速铁路走廊总数达到11条 (不包括后期延伸的高速铁路走廊) 。
2.3 东北走廊的改造
1993年, 美国政府注意到欧洲高速铁路的成功, 在东北走廊上更新设备、改造线路, 试图提高波士顿至纽约之间的铁路服务能力。2000年12月, 阿乐西快车在东北走廊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开始投入运营, 并取得成功。2012年, 阿乐西快车运营收入占AMTRAK总收入的25%。与亚洲、欧洲高速铁路系统不同, 阿乐西快车必须与普通列车公用轨道, 这使得其运营速度大大降低, 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平均时速为129公里, 纽约与波士顿之间的平均时速仅有101公里, 只是在罗得岛州和马塞诸州较短运行区间上的最高时速才能达到240公里。
据FRA估计, 1990至2007年间, 国会批准的各类高速铁路发展拨款资金总计41.7亿美元, 每年平均2.32亿美元 (未经过通货膨胀调整) , 而这些资金主要用作于改造东北走廊项目上。除了联邦资金援助外, 部分州及私营部门也在努力发展专有的高速铁路线。
3 奥巴马政府发展高速铁路的做法
次贷危机发生后, 为恢复美国经济颓势, 奥巴马总统推出包括建设美国高速铁路网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顺利推进高速铁路项目建设, 奥巴马政府在战略规划、立法保障以及资金援助方面进行积极准备。
3.1 规划引领
2009年4月16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运输部长雷拉胡德一起, 宣布在美国发展高速城际客运服务新的愿景, 并要求联邦政府、各州、铁路公司以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应密切合作、共同努力, 在距离161公里至966公里之间的人口密集城市群之间建设高速铁路走廊, 以建设美国现代化运输系统。
为实现这一愿景, 美国联邦铁路局于同年4月份发布了高速铁路战略规划 (High Speed Rail Strategic Plan) , 并制定了近期高速铁路发展目标 (如表1) 。
资料来源:FRA (2009) 。
在高速铁路战略规划中, 除了东北走廊以外, 联邦政府指定了十条未来重点发展的高速铁路项目 (表2) 。这十条高速铁路项目主要发布在美国东、西海岸以及以芝加哥为中心的都市圈, 将一些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重点大城市通过高速铁路网紧密地连接起来。
资料来源:FRA (2009) 。
3.2 立法保障
为促进美国高速铁路项目建设, 国会通过4项法律, 分别是2008财政年度拨款法 (The FY 2008 Appropriation Act) 、2008铁路安全改进法 (The Rail Safety Improvement Act of 2008, 简称RSIA) 、2008客运铁路投资与改进法 (The Passenger Rail Investment and Improvement Act of 2008, 简称PRIIA) 以及2009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简称ARRA) 。其中, 与高速铁路发展最为密切的两部法律是PRIIA和ARRA。
PRIIA建立了美国发展高路铁路走廊的初步框架。该法案授权拨款给美国运输部, 由运输部负责建立并实施高速铁路走廊发展计划, 制定拨款资金的申请要求以及项目的遴选标准。同时, 该法还对拨款资金的申请事宜进行了规定, 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申请主体, 合格的申请主体包括单独的一个州、几个州组成的联合体、由一个或多个州创立的旨在致力于发展高速铁路服务的公共机构以及AMTRAK, 等等;二是受援对象, 受让项目仅指由运输部先前指定的十个高速走廊项目;三是受让资金的支出范围, 受让资金主要用作于资本项目使用支出, 如收购、兴建以及改善轨道结构和设备等。此外, 该法案还对高速铁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将其限定在运营时速至少达到177公里的城际铁路客运服务领域。该法案鼓励建立公司伙伴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 以某一条高速铁路走廊项目或者东北走廊项目为依托, 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高速铁路走廊项目的融资、设计、建设、经营及维护。
按照PRIIA第301、302和501部分的要求, ARRA批准80亿美元用于发展高速铁路及城际客运铁路, 并指出该批资金优先用于发展高速铁路走廊项目。当然, ARRA对高速铁路发展的直接拨款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 拨款资金针对那些在短期内有助于美国经济复苏、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稳定性和竞争力的一些项目。
3.3 政府援助
组织管理上, PRIIA授权运输部负责实施高速铁路发展规划。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3月20日的备忘录——《确保负责任的支出恢复法案拨款资金》中指出, DOT作为具体实施机构, 必须制定出一套透明、择优的选择标准管理拨款资金。2009年6月17日运输部发布了申请指南, 申请者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项目的规划情况。项目必须符合走廊 (包括部分走廊或终端区域 (Terminal area) ) 发展的总体规划;必须能够独立发挥作用 (指的是不管其他获得受援资金的项目是否得到落实, 该项目依旧能够实现效益) ;必须能够妥善处理所有的安全问题并满足其他的管制要求。在项目获得批准建设之前, 必须完成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环境评价工作。
二是与利益相关者协议达成情况。申请人必须清楚地描述如何与利益相关者达成书面协议, 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走廊涉及到的州、基础设施拥有者、未来项目的运营者以及其他对项目成功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三是项目的财务方案。申请人必须采取严格的预测方法估计客流量、运营收入、经营和维护成本, 确定在发生运营亏损的状况下如何弥补这一损失。此外, 还要清晰地说明项目资本成本, 如何估计这一资本成本, 以及是否包括非联邦政府资金。
四是项目管理方案。PRIIA与ARRA均要求, 申请人需要阐述其有能力高效地管理走廊工程项目, 这一方案应包括人力资源、财务预算、工程进度、质量控制、监管规定以及报告机制等, 同时还需要处理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案所规定问责制度、风险管理以及报告程序等事宜。
关于遴选标准, 奥巴马总统在备忘录中所指出:应该鼓励发展那些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符合公众长期利益且满足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目标等条件的项目。为了确保所遴选的项目符合这些目标, 申请人将按照以下条件进行综合评价:
一是社会公众利益。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项目对经济复苏的贡献度, 如增加多少就业岗位;二是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运输战略目标, 如确保为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安全、高效运输系统, 提升经济竞争力, 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质量, 等等;三是有助于PRIIA中所提出的发展高速铁路和城际客运铁路其他目标的实现。
二是项目风险。评价标准涉及到四个方面, 一是管理、实施项目的财政和体制能力 (fisc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二是财务预测及财务方案能够抵消成本支出;三是与利益相关者达成书面协议, 如走廊所经过的州、拥有基础设施的铁路公司等。四是处理项目财务、管理及建设风险的经验与方法。
其他一些因素, 如完成既定福利目标的时效性, 报告是否充分以及管理方法是否妥当, 申请材料是否完整、能否满足质量要求等。
关于拨款资金落实情况, 国会在批准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案80亿美元高速铁路及城际客运铁路资本赠款计划之后, FRA共收到来至于24个州、45份总计500亿美元的申请。2010年1月28日公布了首批联邦赠予资金分配, 获益最大的将是加利福利亚洲 (22.5亿美元) 、福罗里达州 (12.5亿美元) 、伊利诺伊州 (11亿美元) 和威斯康星州 (8.1亿美元) 。2010财政年度25亿美元拨款资金通过国会批准后, FRA收到了132份申请, 申请总额达88亿美元。在2010财政年度预算资金分配使用中, 加利福利亚洲和福罗里达州分别获得9.01亿美元和8亿美元。除了联邦政府资金外, 美国34个州 (包括AMTRAK) 均提供资金资助高速铁路项目, 资助金额最高达5个州是加利福利亚洲 (42.38亿美元) 、伊利诺伊州 (19.05亿美元) 、华盛顿州 (7.92亿美元) 、北卡罗来纳州 (5.46亿美元) 以及纽约州 (4.64亿美元) 。
4 美国高速铁路发展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旨在创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为目的的发展高速铁路走廊计划, 虽然在国会立法、联邦拨款等举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 高速铁路项目在投资、建设及运营方面的复杂性以及美国政治、法律体制, 给项目的顺利建设和成功运营增添了不少变数。
4.1 联邦政治体制引起的协调问题
高速铁路是一项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能否顺利的启动、建设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 需要所经区域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在美国现行的联邦政府管理体制下, 州及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经济决策权, 有权利选择参加或拒绝建设高速铁路项目。事实上, 美国一些州, 如福罗里达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等, 其政治领导人因对高速铁路项目存在的重大风险 (资本成本和运营成本) 的考虑, 高速铁路项目被搁置了 (Williams, 2011) 。
4.2 高速铁路建设、运营、维护所面临的投融资问题
高速铁路项目具有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沉淀成本高等特点, 发展高铁项目必须妥善解决建设过程中巨额资金需求的融资问题。以加利福利亚洲走廊为例, 2012年项目造价估计680亿美元 (Cohen &Kamga, 2013) , 计划资金来源是公共部门资金 (联邦和州) 占78.1%, 私人部门占11.2%, 其他资金占10.7% (Cohen &Kamga, 2013) 。显然, 这一融资模式不符合美国以私人投资铁路为主的传统, 以政府资金投资于高速铁路项目必然会遭到纳税人的强烈反对;同时, 在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的联邦和州政府, 也不具备提供建设高速铁路项目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 在以公路和航空为旅客运输为主的客运模式, 除了个别的高速铁路项目存在着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空前, 大部分高速铁路项目的经济效果并不明朗, 由此导致私人资本投资与高速铁路项目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因此, 无论是依靠公共资金, 还是吸引私人部门以投资于高速铁路,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都将显得举步维艰。
4.3 技术及人才短缺问题
实际上, FRA (2009, 2013) 已经认识到了美国发展高速铁路走廊所面临的技术及人才问题。多年来, 美国铁路产业投资不足引起铁路设计、建设及运营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才队伍逐渐萎缩, 同时高速铁路研发投入力度不足使得美国高铁技术远远落后于欧洲和日本。当前, 高速铁路的尖端技术不在美国本土, 建设现代化的美国高速铁路走廊必须面对的一个紧要问题是如何处理高铁技术供给问题。引进外国设备、技术, 将会导致美国建设高速铁路计划的果实流失海外, 达不到政府当初制定高速铁路规划的期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美国铁路产业制造业水平;同时, 欧洲和日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高铁技术, 如何选择也在考验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智慧。
5 结束语
建设高速铁路运输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大量的建设运营资金、成熟可靠的现代化技术, 而且需要各级政府、产业界的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美国在建设运营高速铁路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目前在东北走廊上运行的阿乐西快车, 但总体上美国高速铁路已经落伍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后, 为推动美国高速铁路走廊项目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得到了国会的支持。然而, 由于受到政治体制、需求条件、运输模式、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为美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建设现代化的高速铁路运输系统蒙上了一层阴影。
参考文献
[1]Campos J, Rus G.Some stylized facts about high-speed rail:A review of HSR experiences around the world[J].Transport Poli-cy, 2009 (16) :19-28.
[2]InternationalUnion of Railways.General definitions of highspeed[EB/OL].2013-04-12.http://www.uic.org/spip.php?arti-cle971.
[3] Williams T. Florida’s Governor Rejects High-Speed Rail Line, Fearing Cost to Taxpayer [N].New York Times, 2011-03-16.
[4]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Vision for High-Speed Rail in A-merica[EB/OL].2009-04.http://www.fra.dot.gov/eLib/De-tails/L02833.
宽带化的机遇与挑战及其战略意义 篇9
科学计算、数字医疗和工业化都驱动宽带化发展,电子产品功能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也为宽带化提供了技术基础。从手机看功能的扩展,2000年手机装了MP3,2001年有了彩屏,2002年手机上装了照相机,2005年手机可以看电视,2006年可以玩三维游戏,与功能扩展相伴的是带宽的扩展。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宽带化,2003年500美元买的PDA只能做到32-bit RISC,400 MHz,128 MB RAM,64 MB ROM,2.5G蜂窝移动或11 Mbps Wi-Fi;到2008年同样以500美元买PDA,里面有了32-hit RISC,7 CHz,2048 MB RAM,1024 MB ROM,有了3G,有GPS,有50G的硬盘。2004年我们用400美元买的iPod可以歌曲和照片,现在同样的价钱则可以存电影,如果到2025年,同样400美元将可以买到40 PByte容量的iPod,一个PByte等于1000个TByte,而10个TByte可装下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全部图书的内容,相当于1美元能买到可存10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书容量的存储能力,存储能力越强,传输所存信息所需的带宽将越来越宽。无数网民在使用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游戏,使用这些业务的网民比例在中国远高于美国,2008年9月份统计,中国网民中下载视频和音乐的分别占到70%和80%,网民家里有PC也有电视机,网民78%在网上看电视,从传统广播网收看电视的仅为61%。中国电信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国际的输出口还是国际的输入口,在运营商之间的输入输出口以及本地网的输入输出口,P2P的业务都占到总业务流量的50%左右,白天略低一点,晚上还更高。中国宽带用户占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从2004年初算起几乎每个月增加一个百分点,到2008年底已经超过85%。
二、支持宽带化的技术
光传送网(OTN)技术从基于时分复用(TDM)技术向IP技术转移,宽带接入技术从宽带无源光网络(BPON)向基于以太网的无源光网络(EPON)和千兆无源光网络(GPON)发展。光纤的宽带化能力随着密集波分复用(DWDM)技术发展而不断提高,目前比较高的实验室记录是160个波长,每个波长传送160Gb/s,合起来就是一根光纤上传送25.6Tb/s,对光纤来讲传输能力现在还没有达到理论极限,按照仙农理论,通信容量C与带宽B的关系是C/B=log2(1+S/N),其中S/N是信噪比,如果认为需要S/N=15dB,可算出C/B=5 bits/sec/Hz,即每赫兹每秒传5个比特,前述25.6Tb/s系统仅是3.2 bits/sec/Hz,但今后会不断地逼近极限。提高传输效率的方法是采用多电平调制和多载波技术,实验室成功试验了134路X111Gb/s=13.4Tb/s的3600km传输,该系统采用相干正交频分复用(COFDM)技术,使用如RZ-DQPSK(差分四相相移键控)等多电平码,这与在光传输系统原来使用两电平码即不归零码(NRZ)和归零码(RZ)不同,现在还同时采用偏振复用(PDM)。正交频分复用(OFDM)技术首先用在金属线宽带接入系统,也被提议用在宽带移动通信上,可以看到光网络上现在用的传输技术与金属线和无线等频带受限的系统相当,过去在比特率不高的情况下可认为光纤通信带宽不受限制,但随着波长数增多比特率提高,光纤的非线性和偏振影响不能忽略,提高光纤的带宽利用率成为研究重点。光网络从点到点发展到环网和网状网,网络节点使用分插复用器(ADM)和数字交叉连接设备(DXC),现在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也在网上使用,目前它们都是基于电路交换技术工作的,光网络的上层几乎都是基于IP的分组业务,有没有可能光网络也分组化呢?对于光网络的未来,目前有人研究光的突发交换,有人提出光的分组交换,但它是光通信的未来吗?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光的存储是很大的难题,而且直接在光域监控传输系统的开销也非常困难。日本的AKARI项目研究把光的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结合起来,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在试验动态光电路交换路由器和光分组路由器。
关于移动通信,我们经历了第一代移动通信、第二代移动通信到现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2009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开始征集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提案,在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出来之前有增强型的3G和演进型的3G。移动通信的多址技术也不断演进,1G时代是基于频分多址(FDMA)技术,2G有时分多址(TDMA,以GSM为代表)与码分多址(CDMA),3G主要基于CDMA技术,它又可分为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标准,演进型的3G也称为3G的LTE(长期演进),它已转到正交频分多址(OFMA)技术。从技术上发现每一代跟下一代都有非常大的演进,移动通信的峰值速率几乎平均每年加倍,使移动通信支持宽带的能力不断加强。除了峰值速率的提高外,频谱效率也在提高,通过采用新的信道编码、多输入多输出天线(MIMO)技术、降低开销的功率、头的压缩,还有多用户集合、对不同的业务类型采用不同的队列和系统调度方案等技术可进一步提高频谱效率,不过目前商用的水平离仙农的理论极限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无线信道特性,如果知道信道特性就有可能逼近这个极限,因此在移动通信现在要想办法了解信道的特性,例如采用自适应技术,包括信道预测、自适应调制、混合ARQ、快速切换、系统调度、自适应去抖动缓存以及认知无线电技术。
相对于光纤技术和移动通信比较明朗的发展方向来说,网络的演进路线还没那么清楚。网络会聚是方向,包括从计费开始的业务捆绑,到话音与数据的会聚、有线与无线的会聚、通信与广播的会聚、专用网与公用网的会聚等等,但怎么支持这些会聚的技术还在探索。现在有很多关于新一代网络的探索研究项目,例如美国的GENI(全球网络创新环境)计划、100×100(—亿家庭100Mb/s上网)的计划,欧洲也有一些计划,日本也有一些计划,中国有CNGI(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项目等,这些计划大多瞄准10年、20年以后适应当时发展的网络技术。在这些计划中比较有名的是GENI,希望在数据报、分组和电路交换之外,设计出新的命名、寻址和识别体系以及新的网管方案,实际上从目前GENI项目运行的情况看,GENI离这种革命性的目标还是相当地远。GENI提出的实现方案是把网络资源逻辑上分片,例如将分组和电路模式进行资源分割,把它虚拟化,再个性化可编程,这种方式是否能支持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还在探索之中。中国电信则试物理上分开两个互联网,原有的互联网支持一般的应用,他们新建(:N2网络,CN2使用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支持面向大客户的应用,目前CN2本身已经具有支持IPv6的能力,当然还具有一些业务管理能力。在CNGI项目里我们试验了IPv4/IPv6双栈网,也试验了大规模纯IPv6的核心网,开发了基于IPv6源地址认证技术和IPv4 over IPv6的隧道协议。国际电信联盟ITU研究制定下一代网络(NGN)的标准,它将NGN分为基于IPv6与不基于IPv6两类,其中在基于IPv6的NGN中在寻址、QOS、安全和移动性方面IPv6给出有意义的影响。为了支持安全和鲁棒的IPv6传送,IPv6使能的端用户功能可以从应用层获得例如IP安全性密钥管理信息,通过资源预留,应用层可以请求传送层保持高质量服务,基于IPv6的NGN允许灵活使用各种接入设施来处理多个异构接入接口和多个IPv6地址。有一些应用同时需要多个IP地址,建立多个网络连接或多个会晤连接,在这种情况下,IPv4很难支持这么多地址的应用,用网络地址翻译(NAT)的私有地址也是困难的,可以说多归属的应用呼吁IPv6。
三、宽带化的挑战
首先是IP地址的问题,2008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达到2.98亿,中国获得1.81亿个IPv4地址,平均每个互联网网民仅有0.6个IPv4地址。这还没有考虑移动互联网所需的地址,因为目前移动互联网用户使用私有地址,但现在已发现移动互联网的私有地址也不够了。在中国的网民中90.6%使用宽带接入,宽带化意味着永远在线,将消耗更多的IP地址,此外还有泛在网络和多归属的应用,也都会消耗更多的IP地址。按照目前国际上IPv4地址的分配速度,到2012年就没有新的IPv4地址可分配了,所以向IPv6的过渡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讲向IPv6的过渡迫切性更为突出。
挑战之二是频谱资源的限制。现在中国的移动通信的普及率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中国城市里居民的密度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因此对我们中国来讲移动的频谱问题更突出。2008年前九个月我国移动通信用户增了14%,收入增了15%,不论本地还是长途的移动通信时长增加了30%,通信时长的增长率比用户数增长率高一倍,可见移动通信的业务量发展非常之快,而且近年来新增的移动用户中农村用户占显著比例,发展潜力很大。我国移动分组数据用户占总的移动用户数的38%,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所有移动用户的1/4。中国的城市人口特别密集,假设在中国城市移动通信普及率按70%算(北京移动通信用户密度普及率98%),在中国城市的中央商业区(CBD)的单位平方公里内,在房间里拿手机的将多达68800人,在同样这一平方公里内在马路上走路拿手机的有48000人,在汽车上拿手机的可能是900人,即一平方公里内拿着手机的将近12万人,按每个人在忙时通话时间不超过108秒算,并且假定蜂窝小区的半径只有50米,在高速路上600米,在马路上300米,可算出需要2G上行31MHz和下行36MHz,同时还需要3G上行7MHz和下行14MHz。可见中国对移动通信的频谱需求的迫切性,未来移动的宽带对频谱的需就更严重了。
挑战之三是可扩展性的问题。路由表的容量比例于ISP的数目与POP点的数目及用户数三者之积,全世界BGP的路由增长非常快,因此路由表的爆炸问题不得不考虑,有人提出将核心网与接入网地址分离来应对路由表爆炸问题。可扩展性问题还表现在带宽的指数增长上,日本统计其主要干线流量13年涨了1000倍,美国也类似,到2010年20个美国家庭产生的流量相当于互联网1995年的水平,全世界到2012年流量会是美国2000年的流量390倍。中国的国际干线带宽,十年增长了五千多倍,即便如此,我们中国网民所能拿到的国际带宽平均每个网民只有2kb/s,而2007年香港是24.5Kb/s,我们和香港比还差十倍以上。
挑战之四是体制问题。宽带化主要的应用是视频业务,IPTV是很好的业务类型,它跟传统的广播电视并不矛盾,应该是互补的,但目前的体制问题限制了IPTV和三网融合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体制的创新能够解决三网融合的问题,这需要电信部门和广电部门的合作。
挑战之五是商业模式问题。现在用户产生内容的网站已经成为关注的热点,据调查美国年轻人中一半上网是看由用户产生内容的网站。但往往用户产生的内容质量并不高,这样的网站难以吸引广告商投入,以美国的YouTube网站为例,现在每天消耗的带宽租用费高达100万美元,目前YouTube依然是亏损的,类似地中国的优酷网一个月要付2400万人民币,相当于每天大概是80万,长此下去营业还是很难继续支持的。因此现在有些视频网站已经开始转型,内容不是完全由用户产生的,很多节目是有版权的,这是一种内容有版权控制的基于P2P的按需广播网络电视模式,像美国的PPS、HULU、JOOST等网站,国内一些网站像优酷、土豆、酷6等等都在往这个方向转型。美国5%的用户消耗了互联网50%的带宽,如何对带宽优化管理以及适当的计费模式对运营商尤为关键。不同的业务同样的带宽消耗给运营商带来的收益差别很大,美国有资料介绍,以1MB带宽的收入为例,最有价值的是短信(20美元),VOIP为0.07美元,Internet为0.007美元,视频为0.00017美元。视频虽然对运营商的收入贡献不大,但它是一个很主要的应用,而且通过与话音捆绑会帮助运营商留住客户,因此运营商还是希望发展视频业务,当然更希望是能带来更多增值的交互方式的IPTV。另外现在可以注意到一些统计,2006年有代表的内容/搜索引擎的供应商(如微软、Google、雅虎、Ebay、Amazon公司)平均市值与年销售收入之比为7.02倍,运营商(沃达丰、中国移动、AT&T、Verizon、Telefonic)平均市值与年销售收入之比为2.27倍,设备制造商(IBM、Intel、思科、惠普、诺基亚)平均市值与年销售收入之比为1.78倍,可以看到内容产生平台的公司,比做运营的公司市盈率更高,而运营公司比设备制造公司市盈率更高,所以内容产业具有更高的市值,所以运营商希望发展成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但如何演进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挑战之六是能耗问题。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单位GDP能耗远优于其他产业,但现在ICT产品的使用越来越多了,ICT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第5大耗能产业,ICT设备的C02排放与全球航空运输业相当,即占全球2%～2.5%,在ICT的能耗中电信约占1/4,也就是说电信占全球C02排放的0.5%～0.6qo。互联网的应用离不开搜索引擎和数据中心,Google公司在美国Oregon的数据中心每天的耗电与日内瓦市相当。2008年思科公司的大容量路由器CRS-1的容量为1.2Tb/s,功耗15kW左右,按照日本和美国的估计,大概十年后互联网的带宽会比现在增加800倍,假设我们用现在的技术可以开发出比现在容量大800倍的路由器(即920Tb/s),该路由器的功耗将达到10MW,如果全国需要有一百个这样的路由器,算出来的功耗需要一万兆瓦,这将需要一个核电站来支持,可见能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开发节能的绿色通信产品应该成为通信科技界的努力方向。另外从能源上需要反思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网络不管有没有人打电话和上网,我们的网络所有设备永远是工作的,是不是随着用户少了可以关掉一些机器呢?我们网络的设备处于满载工作的比例是否应该随着用户数或流量而自适应呢?就像手机有休眠的机制那样,在用户流量不大时网络中部分设备可以转到休眠。
挑战之七是宽带化的投资问题。美国提出”宽带应当是本世纪国家的需要,就像在上世纪将人送上月球那样重要"。美国制定国家宽带发展战略—-2010年实现一亿家庭用100Mb/s上网,将来可扩展到1Gbps。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提出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除了节能建筑、改善学校和医院以及交通设施外,重要的是推动使用宽带网络,让每个儿童都能接入互联网,即宽带化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五个措施之一。有资料分析,由于视频和多媒体业务发展,到2015年美国的互联网IP业务量将是2006年的50倍,为了扩容网络,美国到2010年可能需要1000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宽带化估计城市每户需250美元,农村每户需1100美元,美国有1.15亿户,目前还有9700万户未达此目标,未来几年需要970亿美元投资,由于运营商还不可能从宽带化部署中获利,完全依靠运营商来实现宽带化将进展很慢,为此美国有些组织认为宽带化需要政府行为,建议联邦政府、州政府和运营商各出1/3的投资。日本政府拥有NTT公司34%的股权,要求NTT不管盈利与否都要部署FTTH(光纤到户),NTT为此已经投入了2000亿美元,日本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并承担了FTTH部署的1/3成本。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例如税收激励或直接投资的政策来推动宽带化。由此可见,宽带化对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专家认为鼓励在通信方面的投资与创新的策略应当是美国最高的国家战略之一。
战略挑战 篇10
关键词：低成本战略,挑战,突破
1 引言
“低成本战略”作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低成本、差异化、集中战略”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之一,其含义为当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价格相当于或低于其竞争厂商时,它的低成本地位就会转化为高收益[1]。虽然其在业内的领先地位主要依赖于其成本的领先,但要真正成为一个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则其投放市场的产品在与竞争对手相比时,必须有同等价值或者近似价值。低成本战略重点依赖产品的同质化、标准化、规模化,即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向顾客提供大批量且产品外观、各项性能保持一致的产品,这点与汽车吻合。低成本战略大致具备4点优势:优于竞争对手的盈利能力,灵活的定价、议价能力,对供应商成本上涨诉求的管控力及形成进入壁垒。低成本战略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改变价值链中成本发生的基础条件,从而使公司永远保持竞争优势。成本不会自动下降,也不会偶然下降,它是持之以恒地重视成本工作的结果。
2 某车型低成本战略的运用
目前,某公司自主品牌中低端车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低成本运作方式,该车型主要面对国内竞争最激烈的经济型家用轿车市场。
2.1采用低成本设计方案
这点主要体现在公司现有的设计理念上。公司在平衡安全、耐久、NVH、工艺性能时,尽量采用最低成本的设计方案。例如,大量运用低成本的材料,在满足车身碰撞安全性能、车身防腐蚀性能的一定要求下,尽量使用强度、刚度、防腐性能一般的普通冷轧钢板,而不是高强度钢板及镀锌钢板;在内饰、外饰材料的运用上,在满足外观、美化要求的基础上,大量采用成本较低的塑质材料,牺牲部分不敏感区域的感知质量;同时,运用低成本的声学包,在平衡成本与NVH性能时,牺牲局部NVH性能。
2.2成熟的外购、外包模式
这点主要体现在公司的采购供应理念上。为转移研发、生产制造、工艺设计成本,该车型采用直接在供应商处采购系统性总成、模块化总成的采购方式。例如,厂内车身车间只焊接系统性的总成,包括驾驶舱总成,地板总成,侧围内板、加强框总成;采用模块化采购方式,厂内只装配模块化的总成零件,包括制动系统总成、空调总成、保险杠总成、安全系统总成、车门模块总成等;涂装工艺整体外包,例如底漆或面漆喷涂工艺整体外包给拥有成熟涂装工艺的供应商,与供应商一起建立“大涂装车间”的生产模式,转移人力、设备投入成本,降低厂内运营成本,减少厂内的装配工序,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外购、外包成本。同时,结合产品大批量优势降低零部件的采购价格,更多地分摊研发成本,与供应商打造双赢的结果。在供应商选择方面,公司尽量选择“一品多点”的策略,即公司不会把一个零件只交给一家公司制造,而是2家或2家以上,促使供应商相互竞争,从而使采购价格最低化。
2.3较低的人力运营成本
改革开放初期,低成本运作模式主要体现在“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污染排放控制标准、低税收”等方面,随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目前的低成本运作模式主要体现在“低管理成本、较低的人力成本、低社会福利”3个方面。
同时,公司致力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单台车的水、电等能源消耗,结合公司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将单人创造价值最大化。
3 新形势下低成本战略的挑战
新形势下的汽车竞争环境将对低成本战略所依赖的产品同质化、标准化、规模化,以及上面谈到的3种主要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带来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现有的低成本战略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3.1顾客需求多样化、个性化对同质化、标准化的挑战
如果公司过于集中力量专注降低产品成本,忽视了预见产品的市场变化能力,则可能面临即使其生产的产品价格低廉,也无法打动顾客的现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顾客对汽车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根据“生活心理追求变化基本模式”[2],如图1所示,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时,生活需求由基本追求向求同、求异、优越性追求及个性化追求发展。例如,顾客的期望不仅仅满足于同一车型上不同配置的变化,而是期望产品内外部造型上的明显差异,内部空间的多变、智能化等。汽车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目前还停留在豪华车阶段,但挑剔的顾客已开始对豪车之外的车型赋予越来越苛刻的期待,对同一产品出现审美疲劳的周期也在大大缩短。
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说过:企业成功,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伴随着顾客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竞争趋势也随之而来。目前,市场上向顾客提供的车型有成千上万种,而能第一时间吸引顾客注意力的必定拥有其独特性,例如外观、性能或价格。这也是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第二种战略——“差异化战略”,其成败与产品的独特性息息相关,而目前这种独特性与低成本战略依赖的同质化、标准化恰恰存在严重的冲突。
3.2先进的低成本设计能力不足带来的挑战
一流的低成本设计应该是既能保持成本优势,又能提升汽车的各项性能。由于该公司现有车型结构处于中低端竞争市场,并采用了较低的人力成本运营模式,使得公司对于更先进的低成本设计能力的吸收、掌握有很大的局限性,低成本设计的瓶颈就凸显了。这些先进的低成本设计技术应该融合先进的结构设计、工艺设计、新型材料运用、模块化设计、轻量化设计、平台化设计等技术。先进的结构设计技术还与公司的CAE分析能力息息相关。如何打造“升级版”的低成本设计技术,是公司未来继续践行低成本战略的重要挑战。
3.3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缺失对外购、外包模式的挑战
核心技术是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支撑。由于公司对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跟进不足,导致公司在核心零部件上,被迫长期付出高昂的成本购买供应商的专利技术或产品,在采购、产品议价等环节极易陷入被动,从而导致低成本战略的优势大打折扣。
当前,汽车的主要利润集中在核心技术上,而核心技术又集中在汽车电子、自动变速箱、ABS防抱死系统、高压共轨等技术上,国外拥有成熟、垄断技术的公司只愿把产品卖到中国或建立独资公司,以继续保持垄断[3]。关键的汽车高压共轨系统领域,目前主要的供应商是“博世”“日本电装”“德尔福”等外国厂家,其中“博世”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3.4通货膨胀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的通货膨胀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供应商人力成本提升,涨价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必然导致公司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不能与采用其他竞争战略的企业相竞争。
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7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上升2.7%,较5月份2.1%的升速加快,PPI同比下降2.7%;上半年CPI同比增长2.4%,PPI同比下降2.2%[4]。业内人士解读6月份数据认为,货币政策应尽量保持中性,更多地用财政政策来拉动需求,同时通货膨胀风险现在还不能低估,PPI环比降幅仍然较大,预示着投资和工业生产仍然低迷,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5]。
金融企业的政策性盈利来源于对实体经济的掠夺,那么实体经济受到压力的结果不是产品的涨价就是对内的人力成本压缩。在我们大力调控不让CPI和PPI上涨的背景下,实体经济要存活、盈利,只能降低职工工资收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社会收入的非正常降低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实体经济自然就非正常地进入过剩,这样的过剩只有向国外输出,造成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或出口价格过低资源外流的局面,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出口遇冷,问题就产生了[6]。
3.5产品向上突破带来的全新挑战
合资、外资品牌的车型不断下行到过去自主品牌长期占据的低端市场,自主品牌向上突围已是毫无退路。2011年,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611.22万辆,同比下降2.56%,市场占有率较上年同期下降3.37%。2012年,中国国内销量为1930.64万辆,总的数字同比增长4.33%,但其中销售量达到648.50万辆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的销量占比却下降了0.38%。
产品越往上,顾客对汽车内外观品质、动力性能赋予的期望也越高,将迫使公司在某些环节放弃现有的低成本设计方案。中高端品牌培育期的巨大投入,必定会经历高投入、低产出的不利局面,一旦无法形成规模化效应,低成本战略的施展空间就十分有限。
3.6后来者居上的挑战
后来者强大的模仿力和创新力正在让一切成为可能。十年前的手机巨头“诺基亚”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被“苹果”“三星”远远甩在身后,而在体育运动品牌市场曾经立志挑战“耐克”“阿迪达斯”的“李宁体育”2015年已被“安踏”一举超越。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技术革命,每个竞争对手都在等待着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汽车技术保密的难度在加大,后加入者不断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并模仿出同等价值或近似同等价值的产品,并通过购买更新型、更先进的生产设备,使其成本更低,从而以更低的成本起点参与竞争,原有的公司就会丧失成本领先的地位。
低成本战略还面临着技术革新速度带来的冲击。每家公司都很重视对重要设备的投资,因为它能带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但如果后来者掌握了更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可能使得前人过去的重要设备投资或经验失效,使其成为无效用的资源。
4 新形势下低成本战略的突破
在面临以上严峻挑战时,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寻求突破。
4.1柔性化生产技术应对顾客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挑战
20世纪20年代,“福特”通过限制车型及种类,采用高度自动化、一体化的设备,以及通过严格推行低成本化措施等取得了成本领先的地位。然而,当许多收入高、同时已购置了一辆车的买主考虑买第二辆车时,市场开始更偏爱具有风格的、车型有变化的、舒适的和封闭型的汽车而非敞篷型的“T”形车。“福特”公司由于为把被淘汰车型的生产成本降至最低而付出了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反而成为一种顽固障碍,使“福特”公司的战略调整面临极大代价[1]。
先进的柔性化生产技术正在让过去同质化与多样化、个性化之间的矛盾融合成为可能。柔性化生产加工技术不仅局限于不同平台车型共线生产的模式,已延伸到汽车制造的四大工艺上、下游各个加工、制造、检测技术,包括柔性汽车夹具、检具和柔性测量支架等。例如,柔性化汽车检具、测量支架可以设计成能够同时实现对不同形状零件的定位和检测,做到既能满足生产节拍、检测效率的需要,又能实现所有尺寸、功能的检测。采用柔性化生产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向顾客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世界是否还需要一款新的汽车?在面临汽车差异化竞争趋势时,应不断地追求产品的差异化定位,开启新的蓝海市场。2008年以前,国内的微车市场只有一个概念,即以“五菱之光”“长安之星”为代表的小型微车,5年后的“上汽通用五菱”向世界证明了2个命题:第一,世界还需要一个叫“高端微客”的概念;第二,世界更需要一个叫做“紧凑型商务车”的概念。这正是产品的“独特性”及差异化定位的成功体现。
差异化定位还应包括同一个细分市场竞争车型的外观、性能的差异化定位,这样的独特性标签会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产生最直接的联想,而这样的联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顾客是否有兴趣继续关注该车型,例如“造型漂亮”“动力性能好”等。说起“赛欧”,相比与其竞争的自主品牌车型,顾客的第一反应是“价格便宜、外形时尚的雪弗兰品牌汽车”,基于雪弗兰品牌良好的溢价能力,这无疑是有利的联想。
4.2加快先进低成本设计技术跟进
日系车无疑是世界上先进低成本设计技术的先行者。“丰田”在其旗下各型汽车上运用了非常成熟而先进的低成本设计技术,这些先进的低成本设计技术既能确保公司能够按照最低成本的设计方案,又能获得顾客的高度认可。例如,汽车模块化设计技术可以大大减少零部件数量,降低工装投入,减少加工、装配工序,从而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模块化设计包括汽车前端、转向管柱安装横梁、地板、车门模块化设计等;平台化及通用化技术,同一零部件、系统在不同车型、平台上的共用,可以大大降低零部件的研发周期和研发成本,缩短研发、试验周期;先进的轻量化设计技术,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还能降低整车的重量,给顾客提供更好的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
4.3集成各方优势资源,加快核心技术研发
解决核心技术的落后没有捷径。要打破外资供应商对于电子控制、变速器等领域的垄断,如果仅依靠现有的人才和技术积累来完成弯道超车是不可能的事。要在国际舞台上成就一番事业,就要集成世界上的优势资源,找最专业的人才做最专业的事才是真正的成本最低,这与人力的低成本运作并不冲突。
国内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上海汽车英国技术中心,“吉利”收购了全球第二大独立自动变速器公司“澳大利亚DSI公司”,正是为了寻求对变速器技术垄断的突破。“长安”汽车在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美国底特律、英国诺丁汉分别建立专门进行外观造型、内饰、底盘技术、动力系统开发的技术中心。据消息称,“奇瑞”汽车除了引进了大批海内外人才外,还将在都灵、墨尔本、东京等地设立研究院,以进一步整合全球的优势资源[7]。
这样的资源不排除对现有成熟整车平台、技术的借用,以减少研发周期和费用。
4.4通胀时期保持实体经济的良好运行是企业与国家的共同使命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通胀时期价值链各环节的运营成本必然随之上升,而供应商涨价的压力也日益增大,除了继续保持“一品多点”的策略之外,还应适时培育一批核心供应商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担投资风险,拉动供应商在通胀时期共克时艰。
“丰田”与供应商建立的合作模式与“通用”“大众”不同,单从供应商数量就可见一斑。2011年,“通用”汽车全球销量为902.6万辆(包含“上汽通用五菱”的销量),“大众”汽车为816万辆,“丰田”为795万辆,而与“通用”“大众”的供应商数量均多达1 000家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丰田”的供应商数量仅为212家,“丰田”对供应商群体实行战略细分,将供应商分为协力会成员和独立供应商,对于协力会成员,“丰田”公司拥有大部分股权和实际控制权。
供应商是“金字塔”的塔基,如果公司过于注重降低成本而忽视了供应商在不同时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则会面临供应商出现运营困难的不利局面。
从国家经济层面的角度出发,实体经济是各国在通胀时期最后的救命稻草,应对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或者几家企业层面上的事,涉及整个国家、国际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
在如今过剩经济的背景下,除了资源紧缺被输入通胀以外,内部的原因唯有过度的货币与实体脱节,才有可能造成恶性通胀。如果实体经济在通胀中恶化,其结果就是将原来已经过剩的虚拟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拉得更大,通胀将加剧。而通胀加剧又促使实体经济进一步地萎缩,这样的通胀正反馈就发生了,在不断地反馈之下必然会把受控的通胀变成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胀。因此,在通胀的模式下保护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保护了实体经济,就避免了通胀正反馈和演变成恶性通胀的经济灾难[6]。
只有拥有高端和强大的制造业,才能确保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放任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金融企业的垮台,却对国内的汽车产业进行了强力挽救,这对其经济复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在通胀时期保护本国资源与实体经济企业,使普通老百姓收入不下降,不置他们于通胀下首先被掠夺的困境,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欧债危机中依旧坚挺的德国,正是通过它的精密仪器和高端制造业保证了国内经济的良好运行,当别的国家都在疯狂地玩金融、玩虚拟经济时,德国人在一丝不苟地打造其高端制造业。
此外,公司还应建立先进的成本控制中心,打造强大的原材料价格数据库,以应对供应商的无理涨价诉求。同时,大力提升供应商生产自动化程度及运用新技术能力,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
4.5打造良好的车型结构,厚积薄发
前面提到自主品牌产品向上突破是不得不走的路,那么在摸索向上攀升的初期,当公司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快速向上突破时,低成本战略必将遭遇高昂的研发投入及品牌运作、培育成本的冲击,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消耗将会一并提升。为支撑自主品牌向上发展,就要确保研发投入的可持续性,要求公司拥有良好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则充分依赖良好的车型结构,并且其车型组合能分别在其细分市场占据制高点。“广汽本田”的盈利能力和车型结构值得所有汽车公司学习。据统计,“广汽本田”在2005年的利润总额达51.59亿元,首次超过连续3年(2003—2005年)位居第一的“上海通用”,跃居全国乘用车企之首,以26万辆的销量来算,“广汽本田”2006年的单车利润高达2万元。而当时“广汽本田”严格意义上来讲仅有3款投放市场的车型,“思迪”“雅阁”“奥德赛”,其在各细分市场的销量均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盛博公司(Sanford C.Bernstein)分析师麦克斯·沃伯顿(Max Warburton)的预测,2013年“长城”的利润率将达到16.4%,超过“法拉利”成为全球利润率最高的车企[8]。这与其“腾翼”系列和“哈弗”SUV系列的良好车型结构准确切入了当下的市场需求不无关系。因此,一家公司要想持续地向上突破,必须逐步打造出自身良好的车型结构,创造良好的盈利能力,厚积薄发。
4.6随时响应市场变化,不断推陈出新
这要求公司必须做到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地响应市场变化、推陈出新。敢于否定过去即是敢于向新形势下不利于公司发展决策宣战,“美国通用汽车”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重创后,2010年即以839万辆的销量惜败于“丰田”的842万辆。这除了其深厚的底蕴和美国政府的强势支持外,还与它及时处理“悍马”“萨博”及英国的“沃克斯”等“不良资产”不无关系,注重保留“凯迪拉克”“雪佛兰”“别克”这几大优势品牌,用2年时间几乎重塑了昔日的霸主地位。
不断地推陈出新,谁能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市场很快就能给出答案。2007年以前,“上海通用”老款GL8一直力压“广本奥德赛”成为国内MPV市场的老大,但2007年“奥德赛”完成了逆袭成为国内豪华MPV市场的引领者。但随着2010年新GL8的上市,“上海通用”再度反逆袭成功。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市场变化,是衡量公司持续研发能力的基本标准,只有不断地贴近顾客、推陈出新,才能拒敌于千里之外。
5 结语
低成本战略是国内外规模化公司最常用的战略,采用低成本战略会倒逼公司在能够提供与竞争对手同等价值或者近似价值的产品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改变价值链中成本发生的基础条件,最终做到真正的成本领先。
新形势下,低成本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柔性化生产技术无疑是解决同质化与顾客需求多样化、个性化最好的办法。市场已有的车型足以使顾客眼花缭乱,而差异化竞争必然是未来的趋势,公司提供的产品必须具备独特性,才能不断地开辟蓝海市场。公司必须掌握先进的低成本设计技术,以突破低成本设计技术的瓶颈。对于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可以走,只有集成各地的优势资源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后来者居上。应对通货膨胀风险,需要企业与国家共同携手,企业应适时培育一批强大的供应商并与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如何保护本国资源与实体经济企业,不置老百姓于通胀下首先被掠夺的困境,是企业和国家解决问题的核心。自主品牌向上突破毫无退路,公司只有依靠良好的车型结构组合,在维持良好盈利的情况下,厚积薄发。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市场变化,是衡量公司研发能力的基本标准,只有不断地贴近顾客、推陈出新,才能拒敌于千里之外。
参考文献
[1]MBA智库百科.成本领先战略[EB/OL].http://wiki.mbalib.com/wiki,2013-07-10.
[2]崔迅,张瑜.顾客需求多样化特点分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2).
[3]中国汽车报.国外汽车巨头形成垄断国内企业如何冲出重围[N].中国汽车报,2004-07-06.
[4]国家统计局网站.2013年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EB/OL].http://www.stats.gov.cn/,2013-07-11.
[5]李媖.6月份CPI涨2.7%专家提醒不能低估通胀风险[EB/OL].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09/c70846-22132754.html,2013-07-11.
[6]张捷.中国应对通胀之策|J].环球财经,2010(9).
[7]郭尧.奇瑞欲设立海外研究院[N].羊城晚报,2013-05-08.
[8]新浪汽车网.外媒称长城将成下个现代利润率或全球最高[EB/OL].新浪汽车网,http://auto.sincom.cn/news/2013-07-08/08541184396.shtm,2013-07-12.
战略挑战 篇11
类型电影未来不可估量
对于每一部类型片，尚世影业的判断标准有所不同。比如戴思杰导演的影片《夜孔雀》，在筹备之初，陈思劼的期望是，这部影片可以在国际一流的电影节获得大奖，如今该片已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真正的一个电影是通过几小时的陪伴让你产生一些情绪共鸣，艺术电影的特征就是不会完全讲故事和道理，但是能够让你在某一种情况下，又会把蓝光碟拿出来看一遍的电影。”
中国文艺电影的道路一直走得很坎坷，近几年上映的几部国产佳片《山河故人》《推拿》《心迷宫》的票房都不尽如人意。为什么要在主流商业电影如日中天的当下主攻类型电影，陈思劼是这样解释的：“类型电影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缺失的一块，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个性随之增强，观众与作者之间的渠道越来越通畅，选择权变得更直接，随着观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对电影需求的深度发展，类型电影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诞生在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影片中不受导演控制的珍稀动物演员们，呈现出了让所有人惊喜和感动的画面。2016年尚世影业用《我们诞生在中国》在中国的票房分类历史中画了一个点，低排片高票房、“一边倒”好评的成绩，足以说明了观众对于类型电影的接受度。
“观众在决定买一张电影票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但他努力想知道自己在买什么，这是电影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陈思劼说。
国际化战略 参与全球分账
尚世影业的电影业务很多选择与欧美制作方合作，今年推出的首部电影《神探夏洛克》源自公司国际化战略中与英国BBC的合作，这部侦探片在大陆的票房为1.6亿元。
这仅仅是尚世影业在2016电影市场的一首序曲，随之戴思杰导演、中法合拍的电影《夜孔雀》上映，该片获得了第40届蒙特利尔电影节中国影片单元最佳影片。陈思劼称，戴思杰在创作之初共写了14版剧本，每一版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而且在拍摄中经常临时修改台词。
《我们诞生在中国》是尚世影业与迪士尼合作的首部中美合拍电影，也是迪士尼自然品牌下首部以国家地域拍摄的自然题材电影。年底即将上映的《21克拉》改编自话剧，在剧情方面有较大调整，增加了更多“机智”的笑点，是一部非常有趣味的电影。与BBC的合拍片《地球：神奇的一天》，目前也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
在近两年的电影投资上，尚世影业始终慎重考虑国产动画。陈思劼称，虽然有《大圣归来》的成功，但国产动画票房起伏，市场供过于求，“观众在等着你去给他惊喜，尚世内部有专门做数据分析的团队，不同省份、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对某种电影的喜好程度，会通过分析为我们做引领。”
在制片环节，尚世影业的电影投资策略为大片参投，主攻类型电影，兼带社会责任。不管是《夜孔雀》，还是《我们诞生在中国》，不同于有些只追求主流商业片的公司，尚世影业做电影的出发点一定是有着人性的思考。
“我们一般不主动投大片。”陈思劼透露，当尚世影业主制主发时，会选择一些比较特色的电影，比如纪录大电影、都市喜剧加垂直的类型化电影，“表现出选择感，而不是追市面上品种很多、大家都在追捧的电影，那种电影尚世往往会考虑参投。接下来还将有迪士尼主投，尚世影业参投的电影推出，也将参投国内的一些大项目。”他预测，未来电影有可能都会是几家出品方的风险式投资，这也是整个工业体系所决定的。
陈思劼坦言，尚世影业提供了中国区的拍摄帮助和大陆地区的上映机会，参与到电影的全球分账中，“全球的分账体系里面不仅包含全球其他国家的院线票房，也包括了未来多年版权延伸之后，在各个电视台互联网所有的播出授权的权益，也包含了作品转化成为出版物、转化成为各种各样版权形态所产生的衍生物的收益。”比如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的《地球：神奇的一天》，是中英两国电影合拍协议框架下的第一部合拍影片，也是全球分账的合拍形式——统一收入、统一分账。
（秦霍然）
战略挑战 篇12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
21世纪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发生了深刻变化,组织需要相应的战略来保持其成长,伴随着组织的成长和演化,深入理解其关键的人力资源保持对当前和长期组织战略的重要性, 因而相应的改变开发和培训方法的就比较重要。 尽管多数组织目前往往积极开展大量的新培训工作, 但这仅仅是破解保持组织成长中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这一难题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需要对组织战略管理过程和组织的所有人力资源战略和实践深入理解, 才能确定组织合适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知识经济背景下,组织面对全球化的剧烈变化的经营环境, 突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模式和影响因素, 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一、强调组织资源能力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模式
传统人力资源战略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包括特定的实践、正式的策略两个方面,即组织的劳动力应当是具有安全感的、合理配置的、受到激励和得到培训(Jackson和Schuler,1995)。这样看来,人力资源的职能包括人力资源计划、招募和选择、培训、评价和开发、激励和薪酬体系以及员工关系。
组织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往往增加组织运营成本,削减由此带来的组织运营成本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活动。 但是,成本削减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创造价值。 组织在面对来自外部的激烈竞争压力时,如果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没有成功地带来价值增加, 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就会受到全面的批评。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认为, 企业中的人力资源能够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做出贡献,组织的竞争性绩效不仅由组织在产业中的相对位置决定, 而且由调动组织内部资源能力和提供价值创造潜力的能力所决定,需要组织如何产生、整合、使用和维持内部的资源能力,来为组织提供竞争优势。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公司人力资源基础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是一项资产, 而不是成本, 因为人力资源具有潜在产生有价值的组织能力(Penrose,1959)。 因此,当组织能力能够使公司利用机会并减少威胁时, 组织能力就是有价值的,并通过独特的和持续、难以复制的(复杂和非线性的)和路径来实现。 组织资源中包括了能够交易的资金和资产、人力资本等等(Amit和Schoemaker,1993:35)。 个人是知识、技能和能力等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源行为和实践带给组织竞争能力,从而形成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推动企业的成长。
在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面前, 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和实践如果要产生竞争能力,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就需要进行基本的变革与创新。 因此, “新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HRM)”不同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有战略计划下的人力资源配置和活动, 使组织能看按照进化取得它的目标。
二、融入全球化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模式
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化经营环境,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在组织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公司在进入全球化环境中的战略驱动力就是综合股东价值、稳定的战略伙伴、创造核心业务流程、建立全球业务(Brewster等,2002)。 为了响应这些战略驱动力,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司的人力资源职能依赖四个主要驱动机制: 首先是成本合理化, 即对成本效率的驱动;二是知识管理,即对于知识创造和知识分享的驱动;三是电子化方法, 这是利用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作为更好处理事人力资源管理的驱动;四是全球化的人才中心,人力资源本身在一些公司中演化成为一系列的全球化人才中心。 这个中心通过使用虚拟网络聚集他们的身边有相同想法的人,能够使宏伟的经营理念成为现实,也帮助有才能的人力资源人员达到全球化的视野,为重要的国际项目工作。
因此,人力资源过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开发组织能力的任务上,强调的是具有一定核心能力的人力资源开发专业人员以及其他人力资源专家(Brewster等,2002:18)。 他们要具备强大的个人网络工作技能、战略性思考、实际工作和适应新业务环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具备高水准的政治技巧、处理文化多样性的技能,能够把握全球化下的人力资源活动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联。
由此可见,影响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人力资源能力是多样化的,获得这些能力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 由于各个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所面对的不同情况,特别是对于“地方文化、国家法律和制度框架、公司实际和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化情况下,需要调整适应不同情况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三、整合业务需求下的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模式
战略就是在组织内部做正确的事情, 为有才能的人提供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响应消费者和客户的变化需求。 通常,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与时机是与组织内部管理的过程相互结合的。 为了与经营战略相匹配,人力资源战略与实践往往通过人员招募、人力资源的计划、开发和激励的策略来执行,这种配合是水平化整合的人力资源管理。 同样,出于对于业务的需要, 人力资源战略和实践要适应外部的挑战和进行变革,便于对公司绩效做贡献,这种配合是垂直化整合的人力资源管理。 因而, 人力资源体系和人力资源职能的执行必须关注于正确实施人力资源战略,解决公司的具体问题,主动支持公司的运营和战略,因而对于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的一系列实践是人力资源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对公司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的充分条件。
在知识经济时代,把战略作为一个过程比作为一个产品更加合适。 在知识经济中,在战略方法和资产失去相关性之前,组织只有较短的时间来保持竞争优势。 因此,公司当目前的股票和内部资源需要配置或者获得新的资源时, 公司规则性的结构调整必须与战略的连续变化相结合。 因此,人力资源策略和实践也必须连续变革,以适应组织调整的变化,满足“转移安排劳动力”的需要,并且帮助员工获得新的技能、知识和面向顾客的态度改变。 对于知识经济下的组织, 最重要的事情不是 “战略”和“组织”,而是连续的“战略制定”和“组织再设计”,这就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所有其他经营职能的真实的一面。
四、适应心理契约变化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模式
心理契约通常表示个人和组织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 这种关系包括感觉和知觉、希望和权利,它包括了随着时间而增加的、动态的和相互影响的新的期望, 它关注的是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社会和情感方面的交流(Sparrow,1999:420)。 组织中不同的劳动力,如全职工、合同工、临时工、兼职人员以及志愿者,都有自身的雇佣特点、需求和期望。 而在当前变化的经营环境中, 所有职业群体都希望他们当前的角色有一定程度上变化,但实际上工作保障在减少,这种雇佣关系压力为传统的心理契约带来严重的挑战。
组织通常为员工提供长期的工作保障, 并且人力资源实践是提高员工的技能和持续的开发,以他们承担的义务和个人绩效作为回报。 但是,组织往往把成本削减的驱动逐步增加到公司战略中,试图把更多的雇佣社会成本转移到外部市场中。Harrell-Cook和Ferris(1997)指出,公司减少在人员培训项目和开发活动中的投资、 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购买更多人才、通过减小规模降低成本底线、整个公司实行最大价值的薪酬计划、雇佣临时工人和合同制工人。 这就导致个人可能感到与雇主之间的心理契约是在威胁之下的, 劳动力变得更加不情愿或处于被动性的地位,并且如果他们想要在劳动力市场取得连续的受雇佣能力,他们采取更加主动的角色来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职业发展。
通常人力资源管理中对组织内的人力资本进行集中短期的使用, 这是临时性的对策,但面对当前复杂的雇佣关系时,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护,就需要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性的响应和变革。 在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雇佣环境中,组织需要开发人力资源战略,增进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心理契约。 没有这些战略举措,管理层将在日益增加的高风险、 高信任的经营关系中,为低信任的劳动力运营成本而挣扎(Mohrman和Lawler,1999:438)。 这些成本对组织内的关系产生明显的风险,可能导致在关键的和通常变化中的公司内部伙伴之间的协作安排方面的失败,这样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Sparrow,1999:430)。
心理契约中,公司价值与员工价值必然存在冲突,对于知识员工而言, 这个冲突更加明显。 知识创造是许多公司价值增加的一个基本部分,所有的员工自愿参与到任务中是知识创造最重要的一步。 组织中任何人的知识都能够用于工作的连续改进和彻底的创新, 在知识密集的公司,知识员工是关键的参与者,他们选择与什么样的客户工作、承担什么类型的项目、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因此,心理契约必须认识到知识员工的战略性角色和他们独特的基于知识的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给员工新的道德契约, 使他们关注连续自我开发创造力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的再设计,这是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战略开发模式的核心。
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模式
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要求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管理导向和控制的工具为组织创造新价值。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公司管理层作为委托人,员工作为代理人时,如何化解代理人的机会主义,激励、监督、控制员工成为人力资源开发中资本投入的关键控制点(Harrell-Cook和Feeris, 1997)。 在全球化的经营环境中,公司管理层增加对公司人力资源投资时,需要化解以下的压力:
(一)来自股东的压力
全球化的竞争表明,当股票市场加剧波动和清算风险时,引发了股东获得短期财务收益的需求(Bowman等人,2002)。 许多股票现在由投资基金机构持有,当季度收益下降,机构投资者将买出股票。 频繁交易有助于股票市场出清,这就吸引公司的攻击者,利用低估价值的股票的优势获得公司控制权, 为了利润廉价出售公司的资产。 迫于这样的压力,在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时,公司管理层往往采取短期的行为。
(二)执行官战略的压力
当执行官的薪金与短期财务绩效相联系, 把所有者和投资者的风险转移到自身时,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 首席执行官为了有助于长期的组织生存能力,必须权衡制定员工投资的战略风险,人力资本投资强化组织能力但收益是无法计量的。 考虑到短期的财务绩效与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矛盾时,执行官的战略可能是短视的。
(三)来自员工的压力
面对现代的劳动力市场,员工具有“发言权和离开组织”的权利。 但是, 离开组织的权利仅仅当员工具有组织需要的独特的技能和知识时起作用,当才流动性劳动力市场时,特别是工会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策略施加影响的作用减弱时,普通员工的发言权在减少。
(四)法律和法令的限制
来自国家和国际人力资源需求和保护的压力,比如,欧洲社会宪章和人权法案对每个员工的保护。 在这点上,许多组织努力取得和遵照这些标准,但也必须遵照获得利润的经营目标,为了避免全职职工和临时员工带来的高社会成本,顾主较多选择合同外的工作时,加上许多员工的自愿性,这些限制正在变得适得其反。
(五)专业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来自其他组织、 部门或者其他领域产生占有同样的专业人士对组织的压力。 组织开发和专业规则、规范和标准等,比如遵守国家和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 这些标准正在通过采纳多种利益相关者战略绩效控制体系来影响人力资源实践。 例如,卡普兰平衡积分卡,从财务、顾客、 内部流程和组织学习四个方面评价公司战略目标, 引导的人力资源基础的长期投资, 使组织中的管理者逐步理解需要广泛的战略和竞争绩效的观点。
(六)消费者和客户的压力
消费者和客户的价值和期望对公司的价值、 人力资源战略施加重要影响。 当许多组织因全面质量管理观的变化产生的人力资源政策的驱动时,建立了全面质量文化;当消费者成为上帝时,这就有助于组织建立一个消费者关注的、灵活的、高才干的劳动力结构,包括公司管理层、高级执行人员以及其他组织成员的人力资源体系。
六、结论
知识经济中,特别是在利用机会和减少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时,组织需要具有产生独特价值的内部能力。 组织的人力资源基础具有产生这种能力的潜力,这是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 因此,管理层的目标取向是在为组织取得战略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本上进行战略性的投资。 在当今的组织中,竞争优势不仅仅依赖获取和开发的人力资源,而且在于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组织、开发和维持。 在知识为基础的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新的任务就是,需要人力资源战略和实践与公司、经营单元、个人和环境要求相结合,并且对人力资源战略作为一个过程进行掌控。
当前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开发模式是基本的,但存在问题。 管理层的短期行为主义的压力导致人力资源战略决策时的混乱, 这就需要人力资源开发专业人员与组织的领导、 人力资源同行和其他相关人员作为伙伴一起工作,创造一个学习型组织文化,将增加组织的持续改进和彻底变革。
参考文献
[1]Jackson,S.E.&Schuler,R.S.(1995,Understand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environments.In M.R.Rosenszweig&L.W.Porter(Ed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46:237-264.Palo alto,CA:Annual Reviews
[2]Amit,R.&Schoemaker,P.(1993).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4,pp.33-46.
[3]Hilary Harris,Chris Brewster,Paul Sparrow(2001.Globalisation and HR:a literature review,London: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4]Sparrow,J.(1999)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establish SME support needs.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2,pp.121-134.
[5]Harrell-Cook,Ferris,and Dulebohn,(1999),¨Political Behaviors as Moderators of th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Work Outcomes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20:1093-1105
[6][英]史蒂芬·皮尔比姆,《人力资源管理务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7][英]罗斯玛丽·哈里森,《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