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微血管生成（精选7篇）
神经微血管生成 篇1
摘要：目的:探讨康复训练联合针刺疗法对大鼠卡压坐骨神经微血管生成的影响。方法:造模成功的雄性SD大鼠40只, 随机分为4组。取大鼠卡压神经中段标本石蜡切片进行CD3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免疫组化染色, 观察神经微血管密度 (MVD) 及VEGF表达。结果:B、C、D组MVD及VEGF表达均高于A组 (P<0.05) 。D组MVD及VEGF表达均高于B组和C组 (P<0.05) 。结论:康复训练及针刺疗法对大鼠受卡压坐骨神经微血管生成有促进作用, 二者联合运用, 效果更优。
关键词：康复训练,针刺疗法,坐骨神经,神经微血管生成,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周围神经卡压是手足外科常见、多发的损伤。精湛的显微外科技术能精确地解除卡压, 然而, 周围神经受压后, 如何防止压迫性神经传导功能受损, 恢复周围神经的传导功能, 仍是当前研究的难点和热点。稳定的微循环可保证周围神经的正常传导功能, 神经再生、功能恢复的关键是神经微血管的生成[1,2]。本实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康复训练联合针刺疗法对大鼠卡压坐骨神经微血管生成的影响, 探讨其可能的意义。
资料与方法
主要试剂和动物分组:小鼠抗大鼠VEGF单抗、SABC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兔抗大鼠CD34多克隆抗体、SP染色试剂盒、DAB显色试剂盒均由武汉博士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其他试剂均为国产AR级。选用雄性SD大鼠40只 (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体质量230~250 g。所有大鼠均在同一条件温室饲养, 光照12 h/d, 自由进食、饮水。造模成功后的雄性SD大鼠40只简单随机化摸球法等分为4组:A组 (对照组) :仅祛除卡压;B组 (康复训练组) :祛除卡压后行康复训练;C组 (针刺组) :祛除卡压后行电针治疗;D组 (康复训练+针刺组) :祛除卡压后行康复训练加电针治疗。
大鼠坐骨神经卡压模型的建立及各组处理: (1) 动物模型制作:动物模型参照经典Mackinnon大鼠坐骨神经卡压模型制作[3]。模型实验动物于同一动物饲养室适宜环境下适应性饲养1周。实验动物于术前8 h禁食水, 常规麻醉、手术, 制作坐骨神经卡压模型。 (2) 康复训练[4]:祛除卡压术后第2周开始游泳训练, 1次/d, 第1天10 min, 逐日增加3 min, 术后第3周开始每天游泳30 min, 直到术后第3周结束取材为止。 (3) 电针治疗[5]:穴位电针刺激于祛除卡压术后第2天开始, 在特别的支架上固定, 按实验针灸学进行穴位定位, 电针正极接在近心端, 负极接在远心端。分别夹在“足三里”和“环跳”穴处的针柄上。具体操作严格按文献进行, 直到术后第3周结束取材为止。
CD34免疫组化染色及MVD测定[6]:取卡压神经中段标本石蜡切片, 进行CD34免疫组化染色 (具体步骤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神经微血管密度 (MVD) :CD34阳性染色微血管呈棕黄色至深棕色。参照Weidner微血管计数方法[7], 呈现棕色内皮细胞群或单个内皮细胞记为一个血管, 选择染色切片的血管密集区, 在200倍视野下选5个再生神经视野, 计数其中微血管量, 求其平均值。
VEGF表达检测:取卡压神经中段标本石蜡切片, 采用免疫组化染色 (具体步骤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利用德国Simple PCI图像分析系统测量灰度, 将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转化为灰度值进行定量分析。阳性细胞着色部位为细胞膜或细胞浆, 颜色为棕黄色。每张切片以组织间质空白处入射光的值为定标, 每张切片选取5个视野 (200倍) , 测定灰度值, 取其平均值。
统计学方法:录入SPSS 19.0软件完成统计分析。所有数据均以 (±s) 表示, 两组均数比较, 采用t检验。以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A组比较, B、C、D组MVD含量均高于A组 (P<0.05) ;与B、C组分别比较, D组MVD含量均高于B组和C组 (P<0.05) 。大鼠坐骨神经微血管密度的测定, 见表1、图1。
与A组比较, B、C、D组VEGF表达均高于A组 (P<0.05) ;与B、C组分别比较, D组VEGF表达均高于B组和C组 (P<0.05)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 见表1、图2。
讨论
周围神经卡压是因为其特定部位受压后导致其传导功能受损的疾病, 是手足外科常见疾病之一。神经卡压导致其微循环改变, 引起不同程度的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 其机制[8,9]: (1) 周围神经微循环障碍和机械性损伤导致其固有结构受损。 (2) 周围神经的血液供应主要来自于其周围的肌肉和筋膜, 而周围肌肉的萎缩和筋膜的受损导致卡压神经缺血、缺氧。 (3) 周围神经的血液供应是其再生的决定性因素, 但卡压神经出现的炎性反应增加了耗氧量, 从而加重了卡压神经的缺氧。 (4) 神经损伤后MVD下降, 血管数量减少以及血管通透性的增加, 都是导致卡压神经缺血、缺氧的重要因素。Weerasriya通过实验发现神经受损后其微循环中血管通透性达最高蜂的时间3 h[10]。Podhajsky发现损伤神经早期血管半径和周长增加[11], 而血管数量减少, 神经修复期血管数量和密度增加, 而血管数量增加促进受损神经再生。
杨米雄等通过实验发现主动运动可以明显改善大鼠卡压后坐骨神经的传导功能和促进其再生[12,13]。张立宁等认为电针可促进受损神经再生[14]。但对康复训练联合针刺疗法的综合康复促进神经血管再生的实验研究较少。
神经再生过程中其微循环中血管生成是主要的因素, 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又是血管生成的决定性因素[15]。CD34是跨膜细胞表面糖蛋白, 是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标记物, 故常用其标记新生血管[16,17]。
注:aP<0.05, 与A组比较;bP<0.05, 与B、C组比较。
本研究采用康复训练和针刺疗法治疗周围神经卡压, 观察该2种疗法是否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 探讨其对于神经微血管生成和功能恢复的影响, 为临床治疗周围神经损伤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在本实验中, 与A组比较, B、C、D组MVD含量及VEGF表达均高于A组 (P<0.05) ;与B、C组分别比较, D组MVD含量及VEGF表达均高于B组和C组 (P<0.05) 。说明康复训练和针刺疗法均能促进受损伤大鼠坐骨神经微血管生成, 且二者联合效果更明显, 从而证实了康复训练联合针刺疗法的综合康复能促进受卡压大鼠坐骨神经再生修复, 对神经功能的修复有积极的影响, 为临床从神经微循环角度治疗神经损伤提供了理论依据。
神经微血管生成 篇2
关键词：肿瘤,胃肠道,血管生成,抗血管生成
肿瘤生长与转移依赖于新生血管的观点最初由Folkma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大量的研究已证实这种假设。新生血管对肿瘤细胞提供氧气与养分, 并且未成熟的新生血管可提高肿瘤细胞进入循环的可能性。肿瘤新生血管的调控, 依赖于一些血管生成因子与抗血管生成因子之间的网络平衡[1]。目前已知有多种血管生成因子, 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血小板衍化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platelet-derived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 CD-ECGF)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等在血管生成中起主要作用。而在抗血管生成因子方面, 血管抑素 (angiostatin, AS) 和内皮抑素 (endostatin, ES) 能完全抑制巨大肿瘤的生长并诱导其进入休眠状态,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疗效最好的血管生成抑制剂。针对VEGF的单克隆抗体贝伐单抗也已应用于临床。
由于对肿瘤血管生成重要性的了解不断加深,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对其临床意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 主要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 肿瘤血管生成对预后的判定价值以及血管生成抑制剂对延缓肿瘤生长的临床价值[2]。
1 肿瘤血管生成因子
肿瘤预后与肿瘤的转移、复发、侵袭相关。传统的预后因素是肿瘤的临床病理分期、浸润生长方式、淋巴结转移、某些癌基因产物、肿瘤内微血管密度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等。MVD高的恶性肿瘤易发生复发和转移, 5年生存率相对较低。
在1991年, Weidner等首次报告了乳腺癌患者肿瘤血管生成的预后价值[3]。肿瘤的新生血管可根据其MVD来定量评估。其测定方法有采用内皮标记物CD31、CD34和von Willebrand因子 (v WF) 的免疫组化染色技术。
在肿瘤标本中, 血管生成因子表达的测定对于评估肿瘤血管活性比MVD的测定更有意义。因为在对MVD进行评估时, 血管聚集区的选择常常会有误差, 而血管生成因子表达的测定可提供比MVD更有效的信息。在血管生成因子中, 由于VEGF对于血管生成的强效力以及特异性, 它是临床中最被广泛研究的血管生成因子, 几乎所有的实体肿瘤均有表达。VEGF是一种肝素结合多肽, 有特殊的促进内皮细胞有丝分裂作用, 并且可增加血管的通透性。VEGF是肿瘤血管生成的中心介质, 它由低氧血症和一些致癌基因所促发。多项研究认为VEGF的表达在消化系肿瘤中与MVD的表达、肿瘤分期、以及血管侵袭相关联[4,5]。b-FGF是另一种血管生成因子, 它与VEGF在诱导血管生成方面有协同作用。其他一些因子例如PD-ECGF、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以及血管因子也可调节肿瘤的血管生成。这些血管生成因子的主要成分是可溶性的、可扩散的多肽, 在理论上能够反映肿瘤的血管生成活性。在所有研究中, 循环血中血管生成因子的浓度可通过ELISA方法测定。
2 内皮抑素与血管抑素
在抗血管生成因子中, 血小板反应蛋白-1 (thrombospondin-1, TSP-1) 被认为是一种主要的血管生成抑制因子, 它是一种有效的内皮细胞增生与迁移的抑制剂, 在肿瘤发生过程中其表达下调。另两种血管生成抑制因子为血管抑素 (Angiostatin, AS) 和内皮抑素 (Endostatin, ES) 。
内皮抑素与血管抑素是两种主要的内源性抗血管生成物质, 因其具有强大的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从而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 近几年被广泛研究。
2.1 结构和来源
AS最早是由O’Reilly等从荷Lewis肺癌小鼠的尿、血清中分离得到, 经测定其结构为纤溶酶原 (plasminogen, PG) 的降解片段, 相当于其98~440位氨基酸区域, 分子量为38k D, 其特征性结构为PG的前四个环形区 (kringle, K) , 它是由三对二硫键形成的环状结构, 每个环约由80个氨基酸组成。体外研究发现, AS及其结构类似物对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迁移、管腔形成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作用强弱及其特异性存在差异[6,7]。ES则是由胶原ⅩⅧ的羧基末端水解而来, 含有184个氨基酸, 分子量为20 k D, 是一个已进入临床试验研究的血管生成抑制因子。
2.2 抗肿瘤作用机制
有研究发现AS可与存在于内皮细胞表面的特异黏附受体如整合素αVβ3相互作用, 从而阻断了由其介导的VEGF、b FGF、TGF-α等促内皮细胞增生和血管生成作用的共同通路。在此识别过程中AS片段内含有的自由硫氢基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可能通过以下几点起效。 (1) 阻止血管生成因子从肿瘤或其它细胞释放; (2) 中和已释放的血管生成因子; (3) 阻止血管内皮细胞对血管生成因子刺激的反应。Hohenester等对ES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 发现它与肝素具有高度亲和力, 由于它具有大量的由11个精氨酸残基组成的基本片段, 因此, ES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它与肝素的磷酸盐蛋白多糖结合而实现, 后者是生长因子信号。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 (1) 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传导通路的影响:ES能下调肿瘤细胞VEGFm RNA和蛋白的表达, 也能通过直接阻断VEGF受体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 (ERK) 和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MAPK) 的激活, 阻断VEGF介导的信号传导; (2) 对蛋白水解酶的影响:引起灶性黏附和肌动蛋白张力纤维网的解离, 发挥抗血管生成活性; (3) 对内皮细胞迁移的影响:诱导肌动蛋白张力纤维和灶性黏附的解离, 破坏细胞和基质相互作用而抑制内皮细胞迁移; (4) 对内皮细胞凋亡的影响:可能与诱导酪氨酸激酶活性, 抑制bcl-2、bcl-xl和bad表达有关; (5) 对细胞周期的影响:下调cyclin D1m RNA和蛋白的表达, 导致内皮细胞停滞在G1期; (6) 对相关基因的影响:下调内皮细胞的许多基因或其产物[8]。目前AS和ES均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但在给药方案、给药剂量以及药代动力学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3 抗血管生成药物对胃肠肿瘤的治疗潜力
肿瘤血管生成除有预后价值外, 也对肿瘤治疗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标靶。肿瘤细胞是传统细胞毒性药物的靶目标, 而增殖的内皮细胞则为新的抗肿瘤治疗提供了另一种靶目标。它具有以下几种超过传统化疗药物的理论上的优势: (1) 微血管内皮细胞在遗传性能上是稳定的细胞, 很少突变, 因而药物对内皮细胞的靶向性与化疗药物相比不宜产生耐药性[9]; (2) 因为抗血管生成治疗针对特异性的非成熟的肿瘤脉管系统, 这种脉管系统不同于正常静止的脉管系统, 因而在前期临床研究中证实很少产生毒性[10]; (3) 内皮细胞直接暴露于血液成分, 避免了药物需传递给肿瘤细胞的问题, 这是传统抗癌治疗的主要障碍。
动物实验证明了对常见的胃肠肿瘤有四种不同的途径来抗血管生成。第一种途径是阻断血管生成因子, 最常阻断的因子是VEGF。在裸鼠中, 抗VEGF抗体或VEGF受体的阻断剂可以抑制外源性种植的人类胃癌、结肠癌和胰腺癌的生长。其他研究也证实通过基因转染, 抗VEGF的基因治疗也可抑制裸鼠模型的肝癌生长。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针对多种血管生成因子受体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使用, 包括VEGF, b FGF PD-ECGF受体, 在提高结肠癌肝转移的裸鼠模型生存率方面也是有效的[11]。一些临床上已知的可用药物目前也被认为有抗血管生成效果。例如, α-干扰素是一种免疫调节剂, 被用于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的治疗。近来有报道α-干扰素可以抑制裸鼠肝细胞癌的生成, 此作用可能通过抑制b FGF和VEGF的产物来形成抗血管生成效应。Celecoxib是一种Cox-2抑制剂, 可诱导细胞毒效应达到抗炎的效应, 它被用于抑制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息肉生长。最近一项研究表明Celecoxib可以通过抑制血管生成效应而产生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第二种抗血管生成的途径是通过药物直接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TNP-470、烟曲霉素类似物可以抑制内皮细胞增殖, 已被证明在动物模型中可以抑制人类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和肝细胞癌的生长和转移。沙利度胺 (Thalidomide) 是另外一种抑制内皮增殖的药物, 其机制不明, 它已被发现可以抑制种植于裸鼠中的人类食管癌。第三种途径是使用药物来阻断细胞外基质与基底膜的降解, 其为血管生成的必要步骤, 例如, MMP-2和MMP-9抑制剂可降低种植于裸鼠上的人类结肠癌的血管生成, 以及肝转移[12]。第四种途径为抑制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例如抑制整合素αVβ3受体。
抗血管生成治疗是一种主要抑制内皮细胞生长的治疗, 当其与放、化疗联合应用时可能发挥最大的疗效。已证实, 联用抗VEGF的单克隆抗体与自力霉素C在阻止裸鼠胃癌肝转移中比单用任何一种治疗都有效[13]。最近已证实持续小剂量化疗可能具有抗血管生成效果, 它通过作用于内皮细胞起效, 被称为“metronomic治疗”。这种化疗方案当与抗血管生成因子, 例如抗VEGF单克隆抗体联用时, 可诱导残留肿瘤的抑制, 而不会具有过多的毒性。Lea等认为抗VEGF治疗增加了裸鼠结肠癌对放疗的反应性。他们认为抗VEGF单抗治疗可以补偿由于缺氧导致的对放疗的耐受性[14]。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联用抗血管生成治疗比单一治疗有效。虽然抗血管生成治疗被认为有较低的耐药性, 但有一些前期临床与临床证据表明其仍有耐药性的可能。尤其是在间接抗血管生成治疗中, 其依靠阻断肿瘤诱导的血管生成因子而起效, 而肿瘤细胞可释放不同的血管生成因子。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的药物有较低的药物耐受性。两种抗血管生成药物或许可以延长或避免产生耐药性[15]。
最近几年抗血管生成治疗已从动物实验发展到临床研究阶段。大部分药物处于Ⅰ期或Ⅱ期研究阶段, 但也有一些已进入临床Ⅲ期。在骨髓瘤与神经胶质瘤中已报道抗血管生成的效果, 但在胃肠肿瘤中尚未获得数据。Patt等报道肝细胞癌患者对沙利度胺仅有阶段性反应。Govindarajan发现在10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2例有效, 2例部分有效, 但缺乏对照。在Ⅰ期研究中, 已发现Marimastat在复发性结直肠癌患者中可降低CEA水平。来源于Ⅱ期研究的一些初步数据已见报道, 例如联用抗VEGF抗体与5-FU以及甲酰四氢叶酸在104例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中可提高反应率由21%达42%, 而没有显著毒副作用。来源于Ⅱ期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20例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中沙利度胺可使1例起效, 1例部分起效, 7例病情平稳达2个多月之久[16]。在美国与欧洲, 40多种血管生成抑制剂正在进行各项抗癌的临床实验, 有一些已达到Ⅲ期临床。根据2002年9月美国抗癌协会公布, 在美国至少有5种针对无法切除或复发的结直肠癌的临床实验, 大部分使用沙利度胺或抗整合素αVβ3抗体。一项联用沙利度胺的治疗也在进行。另一项研究是评估联用抗VEGF抗体与Gemcitabin的效果。
4 展望
对肿瘤血管生成的研究正飞速的由实验研究阶段到临床应用阶段, 因此, 对于胃肠外科医生来说, 必须清楚其潜在的抗肿瘤作用。但目前研究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 就是回顾性调查居多。正确的临床验证需要前瞻性研究, 收集大量新鲜标本以及对肿瘤血管生成因子表达的量化测量, 例如通过使用Northern杂交, 量化RT PCR, ELISA等。另外应强调肿瘤中血管生成是生成因子与抑制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部分研究仅评估某一生成因子, 很少判定抑制因子的预后价值。目前使用c DNA列阵研究可以评价多种生成与抑制基因的表达概貌[17]。这种研究能提供比单一基因更好的预后信息。
虽然有前面提及的限制因素, 但大量的阳性研究结果表明, 对肿瘤血管活性的评估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判断胃肠肿瘤预后的方法。即便是少见的胆囊癌和胆管癌, 也有证据表明肿瘤MVD或血管生成因子表达对其有预后价值。肿瘤血管生成的评估在判定胃肠肿瘤的临床分期方面有特别价值[18]。在术前通过内镜活检标本分析血管生成因子, 或测量循环血生成因子来评估肿瘤血管生成活性, 可帮助选择病人进行术前新的辅助治疗, 包括抗血管生成治疗。一些非侵袭性的评价包括MRI联合生物素的抗体 (针对整合素αVβ3) , 以及阳离子发射仪 (带有特异性放射学标记的糖多肽) 来判定肿瘤中整合素αVβ3位置[19]。这些非侵袭性检查也可提供预后信息, 也可监测肿瘤在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的微血管改变。
神经微血管生成 篇3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骨科领域致残率较高的疾病, 特别是近年来临床上激素的大量应用, 使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一般认为,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伴随骨细胞死亡后, 坏死区的血运重建困难和骨的修复障碍是本病的中心环节, 若该因素长期存在, 股骨头坏死区在外力的作用下就会塌陷, 股骨头变扁从而形成创伤性关节炎。因此如何在塌陷之前促进坏死区内的血运恢复, 促进新骨的形成成为了该病治疗的核心。
随着基因治疗学的发展, 以外源性导入细胞因子为特点的基因治疗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治疗带来的新希望。为了将目的基因同靶细胞很好地整合从而更好的达到基因治疗的目的, 研究小组使用了具有无致病性、低免疫原性及宿主范围广等特点的病毒载体——重组腺相关病毒。这种微小的载体能够把促进血管生成及骨再生的基因运输到宿主细胞内, 在宿主细胞内不断复制, 并且稳定的长期表达。经研究人员证实, 该载体仅作用于转染后的特定细胞与组织, 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更加安全。
骨修复的细胞因子研究中, VEGF和BMP均被认为是对骨再生修复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关键物质。VEGF是最主要的血管生成因子之一, 通过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 促进内皮细胞分裂增殖及血管形成。BMP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具有异位成骨能力的细胞因子。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提示VEGF和BMP可能作用于骨形成的不同阶段并存在协同作用, 由BMPs引起成骨细胞分泌VEGF使血管发生与骨形成成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协调的过程。因此, 研究人员想出一种新颖的办法, 通过将VEGF基因与BMP基因共同“装载”于重组腺相关病毒载体上, 使得该载体同时具有促进血管生成及骨再生的能力。
这篇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中国药理学报》[Acta Pharmacol Sin.2010, 31 (7) :821-830.]上, 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一科党晓谦教授和张晨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研究小组将他们获得的双基因共表达重组腺相关病毒载体命名为“rAAV-hVEGF165-IRES-hBMP7”。该载体利用了一种新的基因序列——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序列 (IRES, Internal ribosome entry site) 构建多基因共表达载体。该序列可在上游启动子的控制下和与之相连的基因共同转录。该序列连接多基因进行共表达时, 多个基因的mRNA在同一条转录子上, 但转录后的翻译过程是独立的, 上游基因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翻译, 下游基因依靠IRES序列以不依赖帽的方式进行翻译, 保证了两个基因的独立结构及功能。研小组通过实验证实, 利用IRES代替内部启动子不但可使多基因共表达载体大大缩小, 而且还克服了传统多基因表达载体中启动子之间的相互抑制现象, 使载体携带基因的效率大大增强。
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分离出人的VEGF和BMP基因以及IRES基因序列, 再将这些基因片段植入腺相关病毒的DNA中, 构建出“rAAV-hVEGF165-IRES-hBMP7”载体。他们利用腺相关病毒的特性让病毒载体进入到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SCs) 内, 在BMSCs内VEGF和BMP基因合成VEGF和BMP蛋白, 并随着腺相关病毒DNA的复制而复制。细胞学试验取得的结果证实表达出的VEGF和BMP蛋白具有生物学活性, 能有效刺激血管形成和成骨分化。研究人员进一步将该载体应用于动物体内, 动物学实验的结果同样令人鼓舞, 该载体在体内表达出的VEGF和BMP蛋白能够有效地促进家兔缺血下肢的血流量的恢复, 并且能够在家兔下肢肌肉内产生异位骨化。体外及体内试验充分证明了该载体的有效生物学活性。
神经微血管生成 篇4
分子靶向治疗针对肿瘤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分子和关键事件, 选择性强, 毒副作用低, 是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突破点。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肿瘤中心主任王东教授领衔的项目组, 以双功能基因APE1为主线, 在基础研究领域首次提出APE1与血管生成的关系, 并证实了APE1是肿瘤血管生成调控基因, 在8285例肿瘤病人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
研究团队依据APE1的抗血管生成作用能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 使肿瘤细胞缺血缺氧, 致使肿瘤细胞凋亡这一原理, 敲除APE1的表达, 显著提高了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敏感性, 抑制了APE1及肿瘤血管生成, 显著提高抗血管生成治疗药物的疗效。
项目组首先提出APE1的高表达和异位表达是肿瘤的预后和预测指标;通过制备APE1蛋白和抗体, 首次建立了血清APE1蛋白及抗体ELISA检测方法, 并证实了其在肿瘤中的诊断价值。此外, 项目组还发明了肿瘤特异感染的Ad5F/35APE1si RNA腺病毒载, 抑制APE1不仅对肿瘤细胞有单独的杀伤作用, 而且与放疗、化疗、光动力治疗有显著的协同作用, 从临床研究确证了APE1肿瘤治疗的分子靶点作用。
该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 发表论文94篇, 为肿瘤化疗模式提供了新的临床治疗思路, 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
促血管生成素对早期妊娠的影响 篇5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动物部提供的健康成熟小鼠72只, 体重20～25g。于动情期晚上按雌雄1∶1合笼, 次日晨用显微镜检查阴栓或精子, 阳性者即定为妊娠第1天 (D1) 。将受孕小鼠随机分为4组, 每组18只。分别将妊娠小鼠于妊娠D2、D4、D6、D8以断臼法处死, 获取胚胎着床部位的子宫内膜。取0.5cm×0.5cm的内膜或蜕膜组织, PBS缓冲液清洗, 放入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 常温制备成石蜡蜡块, 4℃冰箱保存。取动情期同系种同数量小鼠子宫内膜做对照。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用免疫化SP法。Ang-1为浓缩型按1∶100稀释使用。以PBS代替-抗体阴性对照。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特异性免疫反应产物为棕黄色颗粒定为阳性。
1.2.2 图像分析。
使用Leiz Asm图像分析系统检测Ang的光密度假 (OD值) , 每张切片随机选取7个视野 (×20) , 取其平均OD值终为该片的代表值。
1.2.3 数据处理。
对测得数据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的配伍设计, 以配对t检验做统计学处理, 以P<0.01为显著性检验水准。
2结果
Ang-1在着床期子宫内膜表达情况:Ang在D2组的基质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中表达, 分泌期表达增强, 但腺上皮细胞仅表达Ang-2[1]。Ang在D4组广泛分布于蜕膜细胞及腺上皮细胞;D6组在血管基质细胞和内皮细胞内强表达;D8Ang-1在蜕膜细胞中表达极强。D2、D4组Ang的OD值均低于D6、D8组 (P<0.01) , 见表1。
注:*分别与对照组比较P<0.01。
3讨论
着床是胚泡与子宫内膜相互接触、识别, 并最终被子宫内膜所容纳的、涉及到复杂的“胎-母”对话的过程。其中血管发生是这一对话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囊胚附着部位的子宫内膜血管新生、血液循环加强、血供丰富是保证胚胎着床成功的重要因素。血管基膜降解、内皮细胞增殖、迁移、聚集和成熟, 从而使母体蜕膜中螺旋动脉重构, 为胚胎的植入提供了丰富而必需的物质基础。因而着床成功与否取决于丰富的血管生成[2]。
Ang-1作为重要的促血管生成因子, 是分子量为70 KD的糖蛋白, 其cDNA编码498个氨基酸, 具有氨基端的螺旋-螺旋功能域和羧基末端的纤维蛋白原样结构域。在氨基末端螺旋结构的介导下, Ang-1通过二硫键形成同源二聚体或多聚体复合物。而羧基末端的纤维蛋白原样结构域具有激活受体2内皮特异性酪氨酸激酶受体Tie-2 的功能, 使之磷酸化[3], 进而通过P125FAK、PECAM-1、PI3K/AKT和Caspase 等信号传导通路促进血管的生成, 维持血管壁的稳定性和内皮细胞的完整性。在促进血管生成过中, Ang-l基因的表达受PDGF-B、TGF-B 等生长因子的调控。而这些细胞因子都是“胎-母”对话过程中的重要信号分子。因此Ang-1作为血管生成的一个重要信号分子, 必然在胚泡着床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
结果显示, 妊娠第2天, Ang-1主要在基质细胞中表达, 第4天即着床开始时则在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及基质细胞中较强表达, 此时正是胚泡与子宫内膜相互识别、接触、发生对话的时间[5]。随着滋养细胞的生长、入侵, 第6天Ang-1在血管基质细胞和内皮细胞中强表达, 第8天Ang-1在蜕膜细胞中表达极强[6]。Ang-1基因的表达情况与小鼠胚胎着床进程相一致, 随着滋养细胞的不断生长, 扩展, 逐渐植入子宫内膜;并在蛋白水解酶的协同作用下, 细胞滋养层细胞不断分化、融合、发生中空形成初级绒毛, 对胚胎起营养和锚定作用, 以保证着床成功。这个过程的有序进行是以血管新生为前提。即在胎-母对话信号作用下, Ang-1基因表达上调, 通过旁分泌和自分泌机制、发挥其强有力的趋化因子样作用[7], 促进细胞增殖、趋化、聚集和黏附而调控着床部位血管生成。同时在整合素的介导下, Ang-1发挥黏附蛋白样作用[8], 促进内皮细胞间相互接触, 建立信号联系, 从而促进了胚泡与蜕膜间的信息交流, 胚泡最终被具有容受性的子宫内膜所容纳。
关键词：促血管生成素,早期妊娠,影响
参考文献
[1]Takagi H, Koyama S, Seike H, et al.Potential role of the angin-poietin/tie 2 system in ischemia-induce d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J)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03, 44 (1) :393-402.
[2]孙彦君, 何晓宁, 邹淑波.促血管生成素2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盘中的表达 (J) .吉林大学学报, 2007, 33 (6) :109.
[3]Murrow RW, Schweiger GD, Kepes JJ, et al.Parkinsonism dueto a basal ganglia lacunar state:clinic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J) .Neurology, 1990, 40 (6) :897-900.
[4]Tarry DS, Hinrichs M, Tony RJ.Determinants of placentalvagcularity (J) .Am J Reprod Immunol, 2004, 51 (4) :257-268.
[5]Benito-Leon J, et al.Incidence of Parkinson disease and parkin-sonism in three elderly populations of central Spain (J) .Neurol-ogy, 2004, 62 (5) :734-741.
[6]Sung EH, Ji YL.Angiopoietin-1, Angiopoietin-2 and Tie-2 Ex-pression in Eutopic Endomelrium in Advanced Endometricois (J) .Molecular Human Reproduction, 2006, 12 (7) :421-426.
[7]马华刚, 朱桂金.着床期小鼠子宫内膜促血管生成素-2的表达 (J) .生殖医学杂志, 2005, 14 (2) :22.
神经微血管生成 篇6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择雄性SD大鼠15只,清洁级,由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18～251饲养,正常进食及水。大鼠体质量200～250g,动物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实验组,每组5只。实验第七天处死大鼠,实验组取注射Ang-2部位及周围心室组织,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取相应部位组织,迅速冷冻在液氮中做检测用。
1.2 方法:
动物模型构建:建立大鼠心肌梗死模型按照文献上的方法[1],将大鼠用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气管插管后接人工呼吸机辅助呼吸。在左胸第四肋骨～第五肋骨间做横切口,在肺动脉圆锥与左心耳交界稍下一处用无创缝线结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以结扎部位以下心肌变白,搏动减弱,心电图出现段弓背向上明显抬高为造模成功。在心肌变白边缘及结扎部位与心尖连线中点交汇处模型组注射50μl生理盐水,实验组注射100ng (50μL) Ang-2。假手术组的大鼠于开胸后不结扎冠状动脉,仅在相应部位用无创针空穿一次,关胸。开胸前后即时记录导联心电图。
1.3 心肌细胞的凋亡情况检测:
①原位末端脱氧核昔酸转移酶介导的生物素脱氧尿嗜Ni核昔酸原位缺口末端标记法,采用Roche公司检测试剂盒,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镜下观测阳性标记的细胞数,即凋亡细胞数。②流式细胞仪Annexin V/P1双标检测法:取各鼠心肌组织50mg,机械破碎,加人D-Hank's液500μL,振荡器混匀,过35μm尼龙网,用D-Hank’s液调整细胞量至2x106,加人稀释的由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Annexin V (购于Coulter公司)5μL和稀释的PI 5μL,冰孵育10 min,上机。AnnexinⅤ阳性细胞即凋亡细胞。
1.4 Bcl-xl和Caspase-3的mRNA表达
Trizol法提取总RNA进行RT-PCR检测。Bcl-xl和caspase-3mRNA引物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公司合成,引物序列分别如下:bcl-xl:正链5'TTCGGGATGGAGTAAACTGG3';负链5'TGTCTGGTCACTTCCGACTG3';318 bp;Caspase-3:正链5'CAC GAGCAGAGT CAA AGG3'负链5'TTC AAC AAGCCA ACC AAG3',206 bp。RT反应体系:42℃90 min合成cDNA第1链,75℃15 min灭活逆转录酶。PCR反应体系热循环参数:变性94℃,30s;退火59℃,1 min;延伸72℃,1min;共30个循环,末次循环后72℃延伸7 min。PCR产物进行1.5%琼脂糖凝胶电泳,凝胶成像系统成像,用各条带的OPTDI(面积与平均光密度之乘积)与β-actin OPTDI的比值作为其相对表达量。
1.5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means±SD表示,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P<0.05表示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心肌细胞凋亡情况的原位缺口末端标记结果见图1:如图Ⅰ 所示,假手术组见少许标记的凋亡阳性细胞,模型组出现较多阳性标记细胞,实验组原位缺口末端标记法阳性细胞数最多,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A:假手术组,可见少量凋亡细胞;B:模型组,凋亡细胞明显比假手术组多;C:实验组,可见凋亡细胞最多。箭头所指为凋亡细胞。
心肌细胞凋亡情况的流式细胞仪Annexin V/PI双标检测结果见表1:如表1所示,假手术组细胞凋亡(Annexin V阳性细胞)数约为于5%,模型组凋亡细胞数目明显增加,约为12%,实验组凋亡细胞数目最多,约为18%。各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n=5,与假手术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
心肌组织bcl-xl及Caspase-3 mRNA表达。各组心肌组织Bcl-x1和Caspase-3 mRNA的相对表达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Bcl-xl mRNA表达在假手术组最高,实验组表达最低,他们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Caspase-3 mRNA的表达则正好与Bcl-xl mRNA表达相反,在假手术组最低,实验组表达最高,它们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A:Ang-2对心肌组织Bcl-xl及Caspase-3 mRNA表达的影响;B:Bcl-x1及Caspase-3 mRNA表达半定量结果。n=5,与假手术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3 讨论
治疗性血管新生是近年来缺血性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积极治疗提供了新思路。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Ang) 家族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个既含受体激动剂又含受体抑制剂的促血管生成家族,他们在新生血管萌芽、形成过程中其重要作用[2]。然而,MaisonpieITe等[3]在Ang-2转基因的小鼠胚胎模型中发现,过表达Ang-2的小鼠胚胎的心血管缺陷表型比Ang-1及Tie-2受体敲除的小鼠更严重,特别是血管壁的不完整性及不连续性尤为明显,因此推测其机制可能与Ang-2直接促进内皮细胞凋亡等有关。我们以前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通过小干扰RNA抑制内皮细胞Ang-2的表达可抑制H2O2诱导的细胞凋亡[4]。Ang-2参与了细胞凋亡和死亡的调节。Ang-2是否会诱导缺血部位心肌细胞凋亡呢?我们通过在心肌缺血部位直接注射Ang-2来对心肌细胞凋亡进行观察,结果发现Ang-2具有促进缺血部位心肌细胞凋亡作用,Ang-2干预组心肌细胞凋亡数明显多于假手术组和单纯缺血组。由此, 利用Ang-2诱导新生血管生成来改善心肌缺血,可能会因为Ang-2对心肌细胞的损伤作用而影响心功能,从而对患者不利。最近, Winston等[5]研究也发现联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Ang-2治疗心肌缺血,缺血部位血管生成增多,但心功能不能改善,甚至恶化。 这也支持我们的观点,其机制可能与Ang-2具有促进缺血部位心肌细胞凋亡作用有关。
大量的研究表明,细胞凋亡受基因调控,并发现了许多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的调控基因,主要有Caspase家族、Bcl-2蛋白家族、 HSP、IEGs和p53基因等[6]。凋亡发生是一个复杂的由Caspase家族成员介导的蛋白酶级联反应过程。首先活化不同的Caspase起始因子,再由启始因子激活级联下游的Caspase效应分子,最终由效应分子特异地水解细胞中的一系列底物而导致细胞解体,并包裹形成凋亡小体。因此,Caspase家族是直接导致凋亡细胞解体的蛋白系统,在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网络中居中心地位,其活化是细胞凋亡通路的中心环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Ang-2有诱导Caspase-3表达作用,Ang-2干预组Caspase-3mRNA表达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和缺血模型组。此外,Bcl-2基因家族也与凋亡密切相关,在细胞凋亡的调节中,Bcl-xl是凋亡抑制基因,其表达增加可抑制细胞凋亡[7]。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Ang-2促进缺血部位心肌细胞凋亡作用中,Ang-2干预的实验组,Bcl-xl表达明显低于单纯的缺血组。因此,Ang-2促进缺血部位心肌细胞凋亡机制可能与其增加Caspase-3表达及抑制Bcl-xl基因表达有关。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Ang-2治疗心肌缺血,它可通过诱导心肌细胞凋亡而对心脏产生有害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促进Caspase-3表达及抑制Bcl-xl表达有关。要让Ang-2有效治疗缺血心肌病尚需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对缺血部位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实验动物分假手术组、模型组和实验组。细胞凋亡情况采用原位缺口末端标记法及流式细胞仪Annexin V/PI双标检测法,检测心肌细胞凋亡情况,并通过TR-PCR法检测Bcl-xl和Caspase-3的mRNA表达。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凋亡细胞增多,实验组凋亡的细胞数进一步增加。模型组Bcl-xl的mRNA表达下降,实验组下降更明显及模型组Caspase-3的mRNA表达增高,实验组表达最高。结论血管生成素2促进缺血心肌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与抑制Bcl-xl表达及促进Caspase-3表达有关。
关键词：血管生成素2,心肌细胞,凋亡
参考文献
[1]JOHNS TN,OLSON BJ.Experimen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I.A method of coronary occlusion in small animals[J].Ann Surg, 1954,140(5):675-682.
[2]Chong A,Caine G J,Lip GY.Angiopoietin / tie-2 as mediators ofangiogenesis:a role in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J].Eur J Clin Invest,2004,34(1):9-13.
[3]Maisonpirre PC,Suri C,Jones PF,et al.Angiopoietin-2,a natural antagonist for Tie-2 that disrupts in vivo an giogenesis[J].Science, 1997,277(5322):55-60.
[4]陈波,熊利华,华平等.纳米血管生成素-2小干扰RNA质粒制备及功能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2005,26: 146-150.
[5]Winston S.N.Shim,Sze Yun Lim,Shi Qi Li,et al.Structural stability ofneoangiogenic intramyocardial microvessels supports functional recovery in chronic ischemic myocardium[J].J Mol CellCardiol,2008,45(1):70-80.
[6]GasbarriniA,Franceschi F,Tartaglione R,et al.Regression of autoimmune thrombocytopenia after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J].Lancet,1998,352(9131):878.
神经微血管生成 篇7
关键词：小脑桥脑角池,微血管减压术,半侧面肌痉挛
半侧面肌痉挛 (HFS) 患者的MVD治疗效果较早期有明显提高, 但仍存在部分术后效果不理想和相关合并症的病例。本文回顾性分析128例面神经MVD手术资料, 并和尸体解剖相结合, 研究面神经及其毗邻神经血管结构的显微外科解剖关系, 总结手术技术要点, 以期提高面神经MVD手术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 动脉灌注红色乳胶, 用福尔马林固定的成人尸头标本9例18侧 (男性6例, 女性3例) 。
(2) 2001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128例面神经MVD术病例。其中男56例, 女72例;年龄22~58岁 (平均43.6岁) , 病程6个月~16年 (平均6.5年) ;HFS位于左侧者69例, 右侧59例。随访5个月~5年 (平均26个月) 。经CT和/或MRI检查及术中探查发现颅内占位者均排除在外。
1.2 研究方法
1.2.1 尸头解剖[1]
截去颅顶, 切去大脑和相应的脑膜, 保留脑干, 切除部分小脑组织, 原位显示Ⅴ、Ⅵ、Ⅶ、Ⅷ、Ⅸ、Ⅹ颅神经及毗邻动静脉血管, 观测和测量其相互关系。所得数据用SPSS统计软件处理,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1.2.2 临床资料
128例面神经MVD术病例资料。手术简要经过:健侧卧位, 全麻下。取耳后横切口5~7cm, 在显微镜下探查CPA区, 逐步打开舌咽、迷走、面听神经根部蛛网膜。探查面神经根部, 在责任血管与面神经根部及其下脑干部垫入Teflon棉垫, 多角度观察责任血管已与面神经根部及其下脑干部确切分离, 动脉无成角。常规关颅。
2 结果
2.1 尸头解剖
2.1.1 面神经与毗邻神经
面神经自桥脑延髓沟外侧出脑干, 位于位听神经与脑干连接处之前。在CPA池内, 面神经走行在位听神经前上方。在脑干端, 位听神经与面神经之间的间距最大, 越近内耳道其间距越小。
2.1.2 面神经的毗邻血管
本组资料参照张奎启[2]等人的神经与血管关系分型方法, 将解剖所见归纳如下:面神经根受邻近血管压迫1侧, 接触5侧, 合计6侧。压迫或接触面神经根的血管主要是动脉:A I C A 4侧;P I C A 1侧;V A 1侧。
(1) AICA:AICA在桥脑前池向后外下方走行, 在CPA池近内耳门处, 至小脑绒球的外上方弯向下内侧, 形成一个凸向外的血管袢, 随后分为内侧支和外侧支, 分布于小脑下面的前外侧部, 还发出分支供应脑桥、延髓及第Ⅵ、Ⅶ、Ⅷ对颅神经根。
(2) PICA:PICA自VA发出后, 在舌咽神经和迷走神经根的前方向上外走行, 到达脑桥下缘后绕至舌咽、迷走神经的后方, 沿第四脑室外侧缘下降, 至小脑延髓裂隙分为内外两支。PICA向上外的弯曲可至面神经腹侧, 有时对面神经产生接触与压迫。
(3) VA:VA自枕骨大孔入颅后, 行于延髓前外侧方至脑桥腹侧下缘, 汇合成基底动脉。
2.2 手术
2.2.1 责任血管
128病例, AICA78例 (60.94%) ;PICA38例 (29.67%) ;椎-基底动脉4例 (3.13%) ;多支动脉血管接触或压迫8例 (6.25%) 。
2.2.2 手术效果
103例 (80.47%) 术后抽搐立即消失, 25例 (19.53%) 术后有不同程度抽搐, 其中18例于术后2周内消失, 4例在1个月内消失, 2例于术后3个月消失, 1例术后无明显缓解。
2.2.3 手术并发症
5例患者术后1~16d出现不完全面瘫, 于1~2个月内恢复;2例于术后3~18d出现术侧听力障碍, 均在3个月内基本恢复。无死亡病例。
3 讨论
3.1 面神经的术中辨认
面神经从脑干接近脑桥延髓沟的外侧端发出, 位于位听神经与脑干连接处之前。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开颅时面神经与桥脑延髓沟的连接部位被位听神经从后方掩蔽。面神经在此区域有两处恒定的解剖关系, 是术中寻找面、位听神经脑干端的重要标志: (1) 面神经的发出部位在舌咽、迷走、副神经脑干端的小根之上2~3mm; (2) 舌咽、迷走神经根起始端的上方, 沿橄榄上窝解剖可达第四脑室外侧孔, 颜色苍白表面呈粗颗粒状的第四脑室脉络丛常经第四脑室外侧孔突出, 其外侧为小脑绒球, 恰好位于面、位听神经起点水平。
3.2 术中路障静脉的处理
在面神经MVD术中, 岩上静脉常是重要的路障血管。有学者认为, MVD术中岩静脉应该保留, 否则可能造成术后脑干、小脑组织水肿等严重并发症。也有学者认为, 对路障静脉切断是安全的, 并无严重后果;作者认为, 岩静脉是颅后凹的回流静脉, 两侧岩静脉及其属支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通吻合, 因此, 切断部分岩静脉或其属支是可行的。作者在本组临床资料中观察到, 对路障、明显影响术野暴露的岩静脉或其属支, 均予电凝后切断, 仅有2例病人在术后3~4d出现轻度小脑水肿, 经脱水治疗后很快缓解, 并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3.3 责任血管的判定及合理处理
Kim等[6]解剖了52侧桥脑小脑角, 观察了第7、8脑神经与邻近血管的关系, 他报道98.1%AICA发自基底动脉, 1.9%起于椎动脉;单条的占92.3%, 双条的7.7%;AICA与面神经和前庭蜗神经的CPA段关系密切。本组18侧桥脑小脑角解剖发现, 其责任血管主要为AICA (4/6, 66.7%) , 其次是PICA1侧和移位的VA1侧。
128个手术病例中, 126例 (98.44%) 责任血管位于桥脑延髓沟内。责任动脉形成的血管袢常被舌咽、迷走神经根及其周围蛛网膜结构掩盖。因此, 为避免遗漏责任血管, 在术中应充分打开舌咽、迷走神经根部的蛛网膜及粘连, 探查桥脑延髓沟, 显露面神经与脑干连接和移行区。同时, 应注意勿将并行的血管误认为责任血管。当面神经根部有多条血管存在时, 责任血管常位于血管丛的深面。
3.4 并发症的防治
面神经MVD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面瘫和听力障碍, 其发生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 术中对面、前庭蜗神经的机械损伤; (2) 双极电凝对神经的直接损伤或电凝神经周围组织时的热传导损伤; (3) 面、前庭蜗神经供血血管损伤、痉挛、梗死所致神经缺血性改变; (4) 术后神经组织水肿, 变性; (5) 填充物对神经的压迫、刺激作用。作者体会到以下几点, 对于保护面神经、前庭蜗神经的结构和功能, 减少MVD术后面瘫和听力障碍的发生率, 有一定效果。 (1) 由于责任血管多位于桥脑延髓沟, 因此, 在面神经MVD术中, 优先对面神经脑干发出部予以适当、充分的暴露, 而不必探查面神经在CPA区的全部。只有在此区域未见责任血管时, 才考虑探查其它部分。在暴露面神经的过程中, 应在显微镜直视下, 锐性分离, 轻柔操作, 避免对面、位听神经的损伤; (2) 在面、位听神经及其周围组织尽量不要使用双极电凝, 即使使用, 也以小电流, 短促的点击为宜, 必要时可用生理盐水冲洗降温; (3) 避免损伤内听动脉等面神经、位听神经供血血管, 术后应用扩血管、改善微循环药物, 预防血管痉挛和血栓形成; (4) 严格止血, 冲洗水清亮, 减少血液分解产物的刺激; (5) 术中应用的填充材料应适宜, 过大可造成新的压迫。可尽量把填充材料放置于血管与脑干之间, 通过改变责任血管的走形来解除其对面神经的压迫。
参考文献
[1]李懋松.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桥小脑角区面神经与周围血管神经的显微解剖研究[J].山西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4.
[2]张奎启, 王福, 张元鑫.面神经根与邻近血管的关系[J].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2002, 37 (3) :20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