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文化艺术

和谐社会文化艺术（精选12篇）

和谐社会文化艺术 篇1

一、安全文化的内涵

安全文化是一种元文化, 即人类进化过程中首次创造的文化, 是人类自觉行为的产物, 是人类创造自身的同时创造的文化, 是人类追求安全和获得安全的结果。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所创造的观念、行为、物质的总和。主要包含了一定社会的安全价值观、安全判断标准和安全能力、安全行为方式等内容。

安全文化是用“人文”去“化育”人群, 即用精神、理论、制度、法令、习俗等去感化、教育社会与人群。安全文化的内涵既包容安全思维、安全心理、安全意识、安全法制、安全行为等精神领域, 也包含安全技术、安全工程等物质领域。具体来说, 安全文化可分为四个层面, 即安全物质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法制文化和安全理念文化。

安全物质文化是指以物质或物化的形态表现的, 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的安全器物。安全物质文化:一是体现在人类技术、生活方式、生产工艺的本质安全性 (本质安全指人们寻求理想安全的整个过程) 。二是体现在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的安全装置、工具等物态本身的可靠性。

安全物质文化既是安全文化的体现, 又是安全文化发展的基础。安全行为文化的特点为动态, 主要体现为行为表现。人们一定的行为模式, 既是时代安全文化的水平的反映, 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 同时又作用和改变社会的安全文化。安全行为文化不是独立的, 它渗透在物质文化和理念文化之中, 并受其影响, 也是安全理念文化的表现形式。安全行为文化的传承主要靠法制, 利用法制, 形成人们的习惯。良好习惯的养成, 使行为在自觉基础上加以固定。

安全法制文化包含了为保障人员和财物安全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责任制等。其功能是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它是把安全物质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理念文化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桥梁。

安全理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 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 无形的、深层次的安全思想与意识, 包括安全意识形态, 思维方法, 安全哲学, 安全价值观、安全人生观、安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安全物质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层文化, 是安全文化的外观表现和载体, 是安全行为文化、安全法制文化和安全理念文化的物质基础;安全法制文化是安全理念文化的载体, 安全法制文化在安全理念文化的“指导”下形成, 安全法制文化又规范、指导着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理念文化是形成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法制文化的思想基础, 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二、安全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近年来,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和事故防范工作, 但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 重特大事故仍然高发。我国在安全生产和事故防范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参表1、表2)

和谐社会, 安全为先。各类事故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已经成为当今最不和谐的音符。

我国事故高发除了同我们当前所处的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等客观条件有关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社会成员的安全素质低, 安全意识差。根据一些地方的统计, 90%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是由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人为因素引起, 重大事故百分之百是责任事故。人的因素, 既有人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意识因素, 也有观念、态度、道德、伦理修养等更为基本和深层次的人文因素和人文背景。我国安全法规难以认真执行, 安全制度难以全面落实, 安全方针难以深入贯彻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安全素质较低。建设安全文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提高人的安全素质, 只有提高了全民的安全素质, 作为政府和单位的决策者, 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安全生产的价值和意义, 改变以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最主要, 甚至是惟一的指标;以经济效益、税收与利润作为衡量企业成败的惟一指标的不正确的政绩观、效益观。从而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才能在决策和生产经营中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 加大安全生产的投入, 实现安全生产的保障条件。作为员工才能遵章守纪, 规范操作。最终才能改变在安全生产问题上政府与企业,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之间长期存在的种种不协调, 有效地预防事故。

安全文化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一是规范作用。安全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各项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 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认识到安全的全部内涵, 实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直至“我会安全”的跨越。二是导向作用。通过倡导和建设安全文化, 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克服麻痹思想, 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正确的安全意识、态度和信念,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安全元素。三是组织协调安全管理作用。安全管理区别于其它任何专业性管理是对所辖区域所有单位、所有方面所有人的管理。其中核心因素是协调, 既需要对安全决策执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协调, 又需要对各单位、各部门在安全职能关系上进行协调。而这种协调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作基础, 否则, 协调就难以成功。这种组织协调功能正是安全文化所特有的。实践证明, 单靠改善安全生产设备设施, 并不能保障安全无事故, 还必须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不论是提高管理水平还是提高职工的安全素质, 安全文化是基础。

因此,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是遏制伤亡事故高发, 促进安全文明生产, 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保护公众安全、舒适、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有效途径, 也是构建本质安全型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三、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的途径

1. 树立安全发展新理念

针对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管理者, 安全价值观念错位, 存在重财产、轻生命, 重生产、轻安全的思维倾向和行为习惯, 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程度明显地超过对生命与健康权的尊重的实际,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高屋建瓴地提出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安全发展的实质是指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基础、前提和保障。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各个行业和领域、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发展, 都要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的基础上, 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安全发展的提出体现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反映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人的生命为本, 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安全状况, 大幅度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创伤和震荡, 国家才能富强安宁, 百姓才能平安幸福, 社会才能和谐安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把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理念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 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

树立安全发展新理念, 具体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经济观, 安全第一的哲学观, 珍惜生命的情感观, “三不伤害”的自保互保观, 细节决定成败、安全无小事的行为观, 预防为主的科学观。树立安全发展新理念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抓手, 是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的源动力, 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2. 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的领导

安全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 领导是关键。党政有关部门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 是组织各社会单位、社会成员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机关。党政有关部门要在充分认识安全文化作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文化, 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 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的领导, 充分发挥其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研究制定安全文化建设的方针、目标、任务、内容, 并根据安全文化建设需要基础设施、基础项目、人力资源等物质基础作支撑, 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传播, 因而需要足够资金的投入的实际, 加大在安全文化建设上人、财、物的投入, 落实相应的措施, 并把安全文化建设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安全文化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3.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强化安全法制文化建设

当前在安全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立法缺乏一定的统一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对违法行为处罚较轻;对事故前的违法行为法律限定较少, 缺乏相应的重大未遂事故追究和科学合理的的责任考核体系的法律规定, 造成只要没有人员死亡, 再大的事故, 企业也可以不报告, 监管部门就无法对事故进行查处的局面;安全技术标准也是几十年一贯制, 有的至今没有安全技术标准。因此, 必须及时制定或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做到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 推动安全法制文化建设。

4. 开展全民安全文化宣传教育

安全文化是大众的文化, 安全文化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最深刻、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安全文化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哲理、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安全思维、认识和态度;安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方法;安全伦理道德、安全行为科学和安全法制观点等。通过全民安全文化教育要达到以下四个目标:一是广泛提高人的安全素质。通过安全文化宣传教育, 增强社会大众的安全意识, 建立正确的安全人生观、安全价值观, 建立安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安全行为规范, 掌握应急自救的本领。二是树立尊重人权的意识。改变一些人 (包括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 经常表现出的对事故的容忍和让步, 漠视工人生命与健康, 忽视甚至侵犯人权的问题。三是培养人的安全情感。使人们能够用情感去对有关安全的事物作出对人有利的评价, 并自觉地实践安全。四是塑造安全人格。通过安全文化宣传教育, 可以促进安全情感的发展, 培养塑造出既对安全问题有深刻的理性认识, 又能充满感情地为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服务, 还能意志坚定、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安全而奋斗的具有健全安全人格的人。根据文化能够通过载体进行传播的特点, 当前, 应将安全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整体服务框架中, 建立安全文化专题资源库。并把它纳入到创建“平安村镇”、“平安社区”、“平安单位”、“平安校园”等活动之中, 倡导以人为本的安全价值观, 宣传“安全发展”的理念, 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最终达到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他人, 不被他人伤害, 使安全文化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李毅中:谈谈我国的安全生产问题[EB/OL].http//www.chinasafety.g ov.cn

[2]省人大执法检查查出安全事故新动向[N].都市快报, 2006-07-25 (11)

和谐社会文化艺术 篇2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优秀代表，更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廊中的宝贵遗产。在这幅传诵千古的画卷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精湛的画技，巧妙地以鸟瞰式的构图，生动艺术的再现了我国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风貌。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可用全面繁荣领先世界兼收并蓄影响深远来概括。浩如烟好，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的逐渐形成，发展，巩固中成为维系民族感情，传承民族历史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当今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传承和谐文化，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话题。

近代以来，国势衰落,外敌入侵，我国文化遗产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的野蛮的破坏和疯狂的掠夺，在我国文化遗产史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政界到学术界，从学术界到民间，从来不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认识的偏差，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容乐观。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和谐文化与我国倡导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先进文化的时代脉搏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和谐文化具有现实紧迫性。

以和谐的理念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认识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增进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要充分认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出工作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以和谐理念处理好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经济的关系。当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出现矛盾冲突时，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科学规划，把该保护的保护起来。像重点文物、历史街区、各种人文遗迹、代表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乃至大的城市格局等等，都要在规划中予以保留；在开发文化遗产过程中，要始终确立保护性开发为主导，把历史遗产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资源，而非开发性的资源，合理利用，防止“杀鸡取卵”，保护工作永远处于第一位；要突出文化遗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个性化、特色化，充分利用历史的、地域的、现代的多种文化资源，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使文化遗产开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

以和谐理念完善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的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并完善逐级申报、专家评估、政府审批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命名制度，把各级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申报制度工作有机地衔接起来。按照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对于不同等级的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也应有所区别。二是与时俱进地进行管理。文化遗产事业已不仅仅是文化问题，经营问题、市场问题、非营利制度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都是构成现代文化遗产管理的主题。另外，对文化遗产概念和保护概念的认识，也要不断扩展和深化。三是根据中国特点进行管理。在改进文化遗产管理时不能一味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与标准，应该以我国的独特性去补充和丰富世界遗产事业。

和谐社会与思想、文化建设 篇3

这次研修班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围绕“和谐社会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这一主题，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推动企业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高管专家：报告精彩

研修班上，学员们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关于《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的书面讲话。原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 艾丰，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严书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金一南，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柴海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孔泾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刘福垣等8位同志就新形势下的企业思想道德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根据中央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重点谈了《关于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他认为，在企业文化建设的推进与实施中需要把握以下六个问题：

第一，关于继承与创新。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文化传承和不断创新的过程。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辩证的扬弃。要注意总结和提炼我国企业的优良传统、企业精神、和文化精髓，着眼未来发展需要，整合和创新原有的企业精神、经营管理理念等文化资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关于共性和个性。共性与个性反映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文化建设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体现具体企业的个性；二是企业集团既要搞好共性文化，又要发展所属企业的个性文化。

第三，关于企业文化建设与生产经营管理。只有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各项基础管理，才能将企业的核心理念、人本思想和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来，使之成为规范，进而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要强化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企业文化的渗透功能，把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促进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市场营销和专业管理有机结合，与管理制度深度融合，实现制度与文化理念的对接，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又有制度化的规范。要通过内化与固化结合，文化与管理一体，隐性与显性相融，刚性约束与柔性导向优势互补，推动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第四，关于企业领导倡导与员工积极参与。企业领导者要充分发挥高度的文化自觉，当好企业文化建设的决策者，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思考，出思路、出理念，形成科学的经营哲学、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挥主导作用，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中来。没有员工的积极参与和广泛认同，不可能建设好企业文化。要把发挥企业领导者的主导作用与员工的主体作用相结合，使之成为共同认同的文化理念，成为企业上下的共识和自觉行为。

第五，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企业实行并购重组和合资合作要高度重视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把文化作为有别于资金、技术、人才之外的“第四种资源”加以高度重视，把企业文化融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科学整合文化资源，通过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目标、方法和途径，实现企业文化的融化吸收和整合创新，实现兼并重组、合资合作企业的文化对接和超越，以文化力推进企业并购重组、合资合作取得成功，真正产生“1+1〉2”的效应，促进企业新一轮的发展。

第六，关于企业文化建设与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党的工作要通过机构体制、编制定员、岗位职责、管理制度、工作流程，进入到企业体制中，进入到管理过程中，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样就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两张皮”和党政工作“双轨”运行的问题。把企业文化建设与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既有利于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培育和造就高素质的“四有”职工队伍，把企业文化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注意防止出现以企业文化替代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或走向另一极端。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作了《中国今后20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期》的书面发言。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大的趋势或者两个大的转移，决定了中国今后20年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期。

全球的产业向中国的大转移。一是这次转移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客观的经济规律驱动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中国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日本、欧洲的1/20，只有泰国的劳动工资的1/2。由于外国人掌握专利，掌握大部分的品牌，所以他们经过20年的产业转移都有钱可赚。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不是做慈善事业的，中国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成本因素，加上中国整个商业这是客观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二是这次转移并不是整个产业的转移，主要是产业环节的转移。所以，中国的产业只是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一个部分，这样中国的产业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一个组成部分。三是这次转移给中国带来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技术和人才，使得中国的企业成为全球企业当中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这个大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件事情，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一个重大趋势。现在中国大概有7.3亿劳动力，还有5亿在农村，在城市只有2.3亿。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只占到5%，中国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但是5亿劳动力仍然在农村这种局面，使得中国不可能真正成为经济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进入到21世纪以后，这种转移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势头越来越强。现在，差不多每年有1亿的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各地寻找就业机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大趋势所推动的。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把农村人口转移过来。而解决中国农村“三农”问题的关键，是看能不能顺利地实施这一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在这大转移当中，中国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土地不能买卖。虽然离开农村的农民到城市打工，但从法律上来讲，他还有自己的土地。我到国外讲课的时候，人家就问我，为什么在中国的城市没有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大规模的贫民窟？我说主要是中国农民不管走到哪里，在自己的家乡还拥有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就是中国政府给每一个农民买了一份保险，他如果在城市里面找到了工作，甚至最后成为了城市的居民——这样非常好；如果他一旦由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他还有一个最后的出路，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确保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的农民有一个“避风港”、“归属”，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就业波动而产生的问题，避免了农民因为在城市失去工作而无家可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我们要坚持下去，而且要把农村变成一个在城市打工的所有农民的牢固的基地、大后方。这也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的特点。

从拉动需求的角度讲，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是确保中国今后20年有一个强大内需的重要环节。市场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前20年发展的主要的内需在什么地方，就会发现，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一旦变成城市的居民，他们对基础设施、交通、教育、卫生的需求就会非常强大，因为农村人口消费和城市居民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后20年中，我们如果能够成功的把1亿左右农民转移成为城市的居民，会对中国经济内需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20年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的大转移将会给中国带来无穷无尽的巨大的内部需求，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

书记部长：反响热烈

学员们一致反映，领导和专家的专题报告，深刻分析了六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加深了学员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从政治军事、宏观经济、企业改革等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了企业面临的形势，并对企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开拓了学员的视野和思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形势新任务下，加强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学员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参加研修班的同志纷纷表示，这次研修班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河南北方云阳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宝振对记者说：这次研修班权威性强，能听到国家部委级领导、专家授课很是难得。拓宽了思路，增强了建立和谐企业的信心。回去后要结合实际，侧重把党建思想工作、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揉到一起，搞好和谐企业建设。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总体设计部党委书记、研究员高文坤说：国务院国资委王瑞祥副主任讲的内容很客观，说理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使我们对建设企业文化工作的思路更明析了。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王海昌说：学习了王主任的报告材料后很受启发，使我认识到企业文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好的问题。我单位企业文化建设有些弱化，下一步要按照王瑞祥副主任的报告要点做为抓手，结合党建工作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搞上去。目前，我公司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轧辊生产厂家，虽然递交了商标注册申请但至今没有注册成功。在这次会上，听了艾丰的报告后，对商标、品牌的信誉度、美誉度、知名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增强了紧迫感，回去后要抓紧落实。

中国航空第二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吴剑、宣传部部长刘伟民谈到：建设企业文化、和谐企业、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这次研修班上听了这些专家、学者的报告，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企业文化、和谐社会的阐释，使我们对原来的很多问题都有一个全方位的理解，对下一步的工作定能起到促进作用。辽宁省委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朱洪江、福州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陈秘书长、营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樊洪滨、沈阳东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世昌等都谈到，希望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今后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讲课，交叉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思想的集中碰撞对我们在工作中启发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教益。

主持领导：有感而发

这次研修班开班前后，记者抽空采访了全国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高级研修班主持人、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王明业同志，请他作个班后小结。王秘书长说，这次全国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高级研修班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非常及时，很有必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新形势新任务下，如何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次研修班的内容，紧紧围绕六中全会精神，较好地回答了企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许多参加研修班的同志纷纷向我们反映，本次研修班非常及时很有必要。

二是领导重视,层次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圈阅了关于举办本期研修班的报告和方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同志对举办本期研修班作出重要批示。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同志多次听取本期研修班筹备工作的汇报，并对做好筹备工作提出了要求。授课领导和专家层次高，共有8位领导，其中5位部级领导为大家作了精彩报告。参加研修的同志层次高。参加这次研修班的党委书记有120人。

三是权威性强，收获很大。其一，本次研修班授课的领导和专家，不仅是各主管部委的领导或负责同志，而且是各自领域内最为权威的专家。这样，企业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倾听到中央的声音。其二，本次研修班内容充实。短短的两天内，大家听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信息，这对新形势下改进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大家学习热情高、学习氛围好。参加研修的同志静下心来，认真学习，认真交流，研修的效果很好。

发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继承发扬,和谐社会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文明史, 在如此漫长的经历中积累下来的足以教育后人的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该是何其珍贵!传统文化:广义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狭义是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因此广义地说,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源泉, 是维系中华民族儿女之心的根。中华文化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的支持。中华文化作为国粹, 从文学、历史、地理、书画、教育, 到歌舞、戏剧、摄影、武术、盆艺, 科技、医药, 她的潜藏无穷, 如何将优秀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并与构建和谐社会融为一体, 是值得思考、探索的大课题。

现在, 我们的孩子正在过着西方的节日, 含糊不清地说着西方的语言, 用各种染发水掩饰着种族血脉, 所有文化的体现中已经很难找到对固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尊重, 有的只是鄙弃和茫然, 一个民族的审美架构即将轰然坍塌。而日本、韩国, 正在以中国的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搭建起其国家的文化平台, 进而建立起其价值观念、道德体系, 而形成了恒久的民族审美体系, 因此经济发达, 国运长久。韩国要求其学生必须向孔子、孟子行礼, 必须背诵四书五经, 必须穿唐装……而我们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不要说孩子, 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学硕士生又有几人能够完整地背出一段《论语》、《大学》?这岂不是一个民族自嘲和悲哀么?我们祖先对我们民族经历的总结是以文学唯美的方式来表现的, 体现了这个民族灵魂的仁厚、淳朴、坚韧、冲远, 微言大义。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民族,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卑微且令人鄙视的民族, 一个拒绝传统数典忘祖的民族是悲哀的堕落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永不干涸的血源, 《经》、《史》、《子》、《集》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动力。实际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从横向看,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佛、道、法等多种思想体系, 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知识、习俗等, 因此有所谓“儒、释、道互补”、“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等说法。从纵向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文化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与时俱进, 不断蜕变, 先后形成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清代朴学等多种主导潮流。

传统文化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现在将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定为法定假日, 这是个明智之举。

政府、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民间, 各从不同角度整理和研究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遗产。当然在理解、选择和侧重上彼此存在许多差异, 并无定论, 可以说都在进行探索和试验。高军玲是甘肃省白银市的一名小学老师, 从2002年9月开始利用课余时间, 在学校尝试读诵古圣先贤经典 (简称读经) 的教学。高军玲与学生们踏上了“与经典同行, 与圣贤为友”之路。在读经过程中, 孩子们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集中诵读时, 高军玲带领他们采用先领读, 再齐读, 快读, 男女分组轮读等多种形式交替进行。全班学生已背完了《论语》八章、《老子》、《千字文》、《弟子规》4大节, 效果奇佳, 全班学生通过两年读经, 简直脱胎换骨。学校领导、家长对读经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由刚开始的反对、不理解变成了全力支持、配合, 而且也波及到其它学校。良好的效果,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重视, 所在学区计划下学期将全面推广传统文化诵读工程。通过近两年的教育实践, 孩子们突出表现在:有孝顺父母之心、表达能力强、识字量也增加了。

中国的古典文学对陶冶孩子的情操, 乃至训练他表达汉语的能力, 丰富他的思想, 开阔他的视野, 启发他的智力, 都是大有好处的, 对此我深有体会。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加强德育, 而德育不仅要靠政治课, 还需要有文化知识的学习和陶冶。

现代化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 首先要有“人”的现代化, 而人要现代化, 就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 越是科学发达, 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 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 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人们没有文化、愚昧的情况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易推广与传播的, 因为它不具备传播这种文化的软件与硬件。在中国历史上, 无论什么时侯, 哪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真正彻底的贯彻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象《圣经》文化和《古兰经》文化那样, 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命运。现在最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贯彻, 而这种贯彻是民主的、自由的, 人们自觉自愿的接受的, 不愿接受马上就可以反对, 而不是象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圣经》文化, 和现在《古兰经》文, 是强迫的。如果认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 我们就去学习自然科学, 不去继承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包括儒家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误。在英语、网络充斥的今天, 某地某人开设私塾、传授“国学”的举动, 让不少人为之震动。“英语过几级了?”“今儿上网了吗?”似乎已经成为今天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一些大学生可以和外国友人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谈, 但当对方谈及中国历史时却哑口无言。”“有的学生使用电脑写论文, 可是连最基本的汉字都写不好。”不少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了对大中小学的学生们增强传统文化教育、推进“国学”教育、基础教育加强汉字书写训练等建议。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创新拓进的精神, 已成为中华民族战胜困难、扭转逆境的重要力量。所以, 哪里有华人, 我们就应在哪里大力宣扬中华文化, 让每一位龙的传人都能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 分享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这样, 我们中华民族就能产生无与伦比的凝聚力, 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定能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 篇5

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

关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思想，不仅要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去理解，更要关注它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

一、“和谐”是一种文化境界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失衡、混乱、危机、冲突和对抗等相区别，是指社会的内部结

构均衡稳定、社会运行安全有序、社会管理（自我调节）有效顺畅、能够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整体状态，即一种高度有效的“自组织化”状态。就是说，和谐不和谐，并不在于有无内外部差别、矛盾和冲突，而在于自身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解决矛盾、化解冲突和对抗。所谓社会和谐，指的主要是这样的社会结构、机制、运行方式及其效果。可见，“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特殊社会形态，而是每种社会形态下都力求达到的一套整体状态，一种文化境界。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之外，再去构造一种什么不同的社会样态，也不应该理解为，它仅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套权宜之计。而是说，在沿着既定方向前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营造和保持应有的社会和谐，以形成和完善一套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健康稳定、积极发展的良性机制。因此应该说，这里就包含了一个更深层、更具普遍性和长远意义的“文化”建设问题。

“和谐”有不同的性质，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每一种社会都有自己和谐不和谐的状况，而每一社会的主导者都力图实现和维护特定秩序下的和谐，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导向。但马克思主义指出，在人们所寻求和实现的社会“和谐”之间，有着两种根本性质的差别：建立在阶级分裂和根本利益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和谐”，与建立在消灭阶级对抗、实现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之间，属于根本不同的文化性质和水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对这一任务的目标、特征和原则的阐述，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和谐，更在于指出各个领域的和谐之间共同的、内在的条件和特征。就是说，我们所要实现的社会和谐，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基础上实现、同时又覆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从而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和谐。这种全面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总体上就是广义的文化和谐。对于我们来说，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和谐。只有造就深层的文化和谐，才能造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全面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

二、用改革和发展打造“和谐文化”

“文化和谐”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特殊具体的文化层面，即各个文化领域及其相互之间的和谐，呈现出“和谐文化”的面貌；二是普遍深刻的文化层面，即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思想、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和谐，使社会达到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和谐”。

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内容及各种形式、各个环节之间是统一和谐、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裂、冲突和相互抵消的；这一文化体系与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导向和生态环境之间也是和谐一致、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离、对立和相互抵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例如：

（一）思想内容与价值取向的“一元与多元”问题。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整体的根本利益上看，我们的文化必须是、也只能是一元的，不能是多元的；但从国内和国际的现实看，由于有多元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宗教、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和个体等）存在，社会文化实际上是多元的，并不是一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事求是地构建和谐文化的积极态度，就是要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先进文化，并用它去面对多元文化，以求更有力地影响和引导多元文化，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导下的社会文化和谐，在国际上不断增强和扩大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

（二）文化建设的两大基本形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推动先进文化建设，首先意味着要进行文化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我国过去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单一“事业”型文化体制，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文化体制。新型文化体制包括要保持和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引导事业单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来支持其发展，以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场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经济政治发展对文化发展与之和谐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就提出

了文化体系内部“事业”和“产业”的和谐问题。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虽然各自有其特殊的性质、条件和发展规律，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但它们都是文化发展的社会形式，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文化内容，所以也就存在着彼此和谐统一的根本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就是说，必须围绕先进文化的内容来发展壮大两大文化形式，才能保持它们之间根本的和谐一致。在所有的相关决策和政策措施中，决定性的关键都在于正确把握先进文化的本质内容及其前进方向，全面贯彻“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纲领。

（三）文化发展的两大环节——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关系。对于在社会上被广泛议论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要走出传统观念的误区，不要以主体分裂和对立的观念，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中“消费与生产”的理论来把握，才能更切实地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立促进文化整体和谐发展的战略和策略。

所谓“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时尚文化”等，主要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形式；而所谓“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合理价值，主要在于通过专业化不断向新领域、深层次、高境界的探索和创新，因此应视为代表精神文化“生产”（原创、创新、提高）的形式。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一般规律。基于此，我们打造文化和谐的重要任务就是：一方面要让文化消费的需要、特别是它的发展需要，尽可能成为文化生产的需要和动力，以促进文化生产的发展更新；另一方面，要让文化创新产生的成果，尽可能快地转化为消费的需要和动力，以使优秀文化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的引导，帮助大众文化不断提升到新境界。就是说，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实现大众消费型（含次生产和再生产型）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要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着眼于高层次文化的发展，实现生产型（原创型、创新型、提高型）文化体制的健全完善，以造就“文化生产与消费积极互动、雅文化引导俗文化不断上升、和谐发展”的良性机制。这是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战略要领，也是在面向市场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防止出现“文化沙漠化”不良后果的关键。

三、讲究“做法”艺术，提升和谐程度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包括我们要“做什么”，即保持任务和目标的和谐与先进，更包括我们要“怎样做”，即注意“做法”的和谐与先进。所谓“做法”的社会表现，包括依据一定理念而形成和执行的一套制度、体制、机制，运行的方式、程序、方法，行为的规则和规范，以及相应的作风、习惯和风格等。文化并不神秘，也不琐碎，“做法”正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它比“做什么”（事物）更能代表一种文化的性质和面貌。在这层意义上，构建“文化和谐”意味着我们在努力做好一切事情时，都要自觉地注意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去改善、提高“做法”的合理性先进性，使它们更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不仅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艺术水平的需要，也是从文化层面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需要。

打造文化和谐需要有一个普遍化的视角，着眼于更高层次的境界。

首先，要密切关注事物和工作中的“隐形”层面，即文化状态，通过改善深层体制和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正面文化的建设。文化作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普遍地渗透在社会体制、调节机制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常常表现为某种“隐形”的因素，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正面或负面作用。例如：我国传统中有“重人情，轻规则”的弱点，它在许多地方产生了“潜规则胜过显规则”，干扰民主法治建设的不良效应。我们要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无视或简单化地对待这种文化现象，更不能停留于表面，讲空话或搞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而要深入到“潜台词”、“潜规则”的领域去，通过改善管理机制和发挥管理的示范作用，以正确的新观念、新做法去取代旧观念、旧做法。以此为目的的思想理念和各种措施，包括管理体制改革、反馈和调节机制的健全、乃至工作人员行为的自律和监督机制的完善等在内，正是这个问题上先进文化建设的实际要求和具体体现。

其次，要走出“路径依赖”的误区，拓宽文化发展的渠道，营造多样化统一、生动活泼的文化和谐。“路径”是通向目标的过程载体，目标能否实现往往取决于路径是否对头。当人们基于经验或其他原因而对某一路径形成习惯性、专一化的依赖时，这条路径往往就成了束缚思想和眼界，造成“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的渊薮。这就是被学界称为“路径依赖”的文化现象。我们要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首先就要更新路径，变单一的行政化管理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多样化渠道，包括政治和行政管理与经济和法治管理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强领导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等等，总之是要增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分量，让人民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专业人员）的力量和智慧成为最可靠的路径基础。路径单一的实质是主体特化，而重视文化多样性则是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力与责任相联系的。文化发展渠道和产品的多样性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也有利于提升群众的判断力、鉴别力。不要以为文化多样化就一定会乱，相反，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起作用了，文化反而会更蓬勃地发展，呈现它本身应有的多样化统一和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体育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篇6

[关键词] 体育文化 和谐社会 价值 特性

1前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经考察论证，于2007年12月在全国十五所高校建立了十五个体育文化研究基地，使中国体育文化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体育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依托、是构建和谐文化的催化剂和重要资源、是促进社会成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经济发展重要力量。推动体育文化健康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托。

2体育文化起源的历史背景

人类对文化的自觉、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东方文化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刻丰富的内涵。黑格尔在评论世界文化发展时指出，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这表明了东方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近几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东方文化发展缓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方文化滞后于西方文化。

体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体育文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然而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体育文化的认识处在不知不觉之中。

历史资料表明，真正感受到体育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还是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整体科学的发展，体育科技工作者得到不少新的启示。从此，许多学者更多的从体育哲学、人文社会学角度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逐步的由感性认识向理性方面发展。

早期的体育，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创造的体育形态、性质和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学会了跑、跳、投、攀爬等技能和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今天如此灿烂夺目的体育文化。

3体育文化的特征

体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东方，特别是中国体育文化，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以追求“统一”“中和”“中庸”，重在修身养性的内向性、封闭性、圆满性为主要特色的体育文化。它与和谐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内涵就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健康生活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不断进步。

体育文化是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显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

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从中可以看出体育文化反映了以下特征：体育文化总是与人的体育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本民族的、传统的体育特征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征，这些传统的体育文化规范着本民族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文化又总是和一个地域或民族的社会文明、物质文明以及自身的发展产生具有互动作用的关系；从科学分类看，体育文化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科学，从文化学角度看，体育文化是人类整体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但是体育文化有着它特有的个性，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变化规律，因此它具有独立性的一面也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4体育文化的社会和谐价值

现代体育教育和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是一致的。一百多年来，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体育文化，提高了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完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1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价值

现代奥运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现代奥运会精神文化的设计，是对古代奥运会的简单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尊重。竞技场上的优胜者不仅受到橄榄桂冠、棕榈花环和塑像等奖励，更重要的是他们像英雄一样受到故乡人民的崇拜，为他们举行盛大庆典并号召人们去学习。给人们指出了一个精神目标。

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它激励青年人奋发向上、超越自我，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运动员们勇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付出辛勤的汗水去争取胜利的意志和品质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启迪。奥林匹克精神是：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奥林匹克最终目的是：为建立一个和谐，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现代奥运会的五环设计要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推进了一大步。体育文化的任务由感性深入到理性，从形体美深入到心灵美。体育文化的理性任务要求锻炼者在身体健美、均衡和体态端正的基础上达到意志品质高尚、身心尽善尽美的境地，并与艺术相结合。这种深入的心灵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体育文化的理性价值。

4.2竞技体育文化的价值

体育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人类创造了体育，也创造了体育文化。体育文化是一种竞技运动文化。正是人类对这一种竞技运动文化进行了改造，经济、文化才不断的获得创新与发展。然而这些创新与发展，是在众人不断的实践中完成的，并经历了与西方学者的社会变革的历史里程相对应的三个阶段，即宗教体育文化阶段、科学体育文化阶段和正在进行中的艺术体育文化阶段。

艺术体育摆脱了人类求生存的宗教体育文化和强身健体适应环境的科学化和功利性体育文化的特征之后，向着竞技与艺术相结合、形体美与心灵美相结合的形态发展。

4.3大众体育文化的价值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出于人类的共同需要，对人类自身生存、发展、享受的追求和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大众体育文化在教育全球化的浪潮中的推动力最大，影响最为广泛，也最为深刻。这是因为大众体育文化给人类带来快感和美感，并给社会带来健康和活力。无论中国的大众体育，还是西方的大众体育，都是以全面发展和和谐发展为根基。

4.4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光辉篇章，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是围绕“养生”为主开展的，人与自然的结合在与通过与自然的交换排除身体内部的浊气、吸取真气、五脏通达、六腑调和，并认为决定健康和长寿的根本在于人体的内部而不在于外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体育形态上强调整体观和意念感受、动作简单而内涵深刻，很少有强烈的肌肉运动，因此缺少激进和冒险行为。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这种整体修炼和内在和谐之美，正在和现代科学相结合，形成新的独特风格而走向市场。

5结束语

实现社会文化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不仅有助于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体育向人们和社会展示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正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标准。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力弘扬我国体育文化，积极借鉴和吸纳世界各国体育文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荷英.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体育文化研究.[J].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汇编.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7,10.

[2] 孙越.近代体育史的学科发展[J]. 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汇编.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7,10.

[3]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编.体育软科学研究成果汇编[M].北京:2003,3.

[4]董杰,王民怡.论奥林匹克教育与人文奥运的关系[J].体育与科学，2005,4.

和谐社会文化艺术 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文化,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国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第一次鲜明的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的命题, 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它不仅体现了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高度统一, 而且体现了最高社会目标与当前奋斗纲领的有机统一。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底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理论的提出, 并不是偶然的, 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的提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1、中国的古哲先哲们关于“和谐”的构想

“和谐”是我们的古哲先贤们所追求的理想,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其内涵十分丰富, 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儒家经典之一《中庸》第一章中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其基本意思是“中和”是天下的根本, 因为“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 达到“中和”的境界, 天地便各在其位了, 万物便生长繁育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颜渊》中有言:“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焉。”孔夫子以“仁学”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孟子《梁惠王上》所载:“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是对古代和谐社会蓝图的描绘和憧憬。管子主张“法礼结合”来维护当时社会的统治秩序。韩非子根据前代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法”为主, “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术来确保社会的有序进行和发展。董仲舒“人为之人, 本于天, 天亦人只曾祖父也” (《为人者天》) 。“无一终岁之数成人之身, 故小结三百六十六, 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 副问数也。” (《人副天数》) , 他意在证明天与人是合一的, 天与人是可以交感的, 天人是可以达到和谐的。这些典型的和谐的观念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 追求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也是数不胜数。太平天国运动在《天朝田亩制度》所描述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处不保暖的理想天国;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派所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 宣传自由平等、社会化的观念, 使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 并提出和谐理想社会的构想;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三民主义”号召创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新社会。上述近代先贤们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2、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索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 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以促进各行各业之间的和谐平衡发展,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1957年6月19日, 毛泽东同志有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 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这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 不仅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存在社会矛盾的客观性, 精辟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1992年春,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 在谈话中屡次提到,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不出事”。这是邓小平同志深谋远虑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十分重要的结论。这一科学论断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层提出了明确要求。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谈到, “要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还是要靠法治, 搞法治靠得住些”, 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法治, 强调依法治国, 才能协调处理好新时期我国出现的各种矛盾,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3、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先驱们对和谐的追求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奠定了社会秩序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了整体性的社会研究视角。他认为, 社会整体结构同它的部分与要素之间应该具有一种“普遍的和谐”, 这种普遍的和谐的根基在于人性。社会整体的和谐性表现为社会秩序, 不和谐则表现为社会冲突。他还提出了重建“和谐”秩序的构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大家傅立叶追求的社会是“和谐社会”, 而“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幸福普及于人民中最低阶级”。1842年空想社会主义学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说, “全体的和谐以及全体的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因此个人的欲望和能力愈和谐, 他个人的自由也愈大;全体的欲望和能力愈和谐, 欲望和能力的和谐也就愈有可能并且愈大, 并从而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愈大”。他认为, 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以个人正当自由的满足为前提。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定义为“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是马克思设想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理想的一个和谐社会, 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这表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适应的。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实践证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 更是一个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记录下的, 也许只是这伟大征程中的尘埃一粒, 而历史将要记录的, 是一曲壮丽恢宏的乐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是在发展的基础上, 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第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应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局面的良策。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渐入佳境, 既取得了巨大成就, 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到2020年要实现人均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当前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重要条件, 二者是有机统一的。现阶段, 我们所达到的小康, 还处于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阶段, 要建设新的更高水平的小康, 就要使社会各项事业更加和谐发展, 使国际国内政治局面更安定和谐。这一要求具体体现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同时, 构建和谐社会可以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协调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更有利、更健全的社会条件。

第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年轮一往直前, 它是社会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十一五’规划编制中, 最大的首创, 最本质的突破, 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规划编制的一条红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然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也只有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才能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科学发展的基本观点和统筹兼顾的根本要求落到实处。于是, 我们要把这二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不断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和谐社会的建设, 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丰富和拓展科学发展观。

第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我国加入WTO以来, 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阴影尚未远去的背景下, 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为经济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温家宝总理在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阶段的时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更是刻不容缓, 是我们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紧要的是着力于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 稳定经济危机有可能带来的恐慌情绪, 有条不紊地实施各项政策, 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 平衡利益关系, 维护和促进社会秩序的安定团结, 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前提。同时, 我们也要努力解决市场经济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利影响和根本局限。

第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符合当前党执政兴国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的客观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具体领导任务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中国共产党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它在领导实践活动中不断成长和完善自我, 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在新时期、新环境下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 需要“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个大局, 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为党的建设提出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要求, 也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当前我党不仅要努力提高执政能力,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行政效率, 严格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而且要坚持依法行政,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另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适应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与义务。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渐趋深刻,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为当前形势下赢得国际国内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提供了一个契机。对内我们需要社会安定, 全体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巩固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对外我们需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 从而为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 我们更应持久不懈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全民族利益出发, 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锐意进取, 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步伐。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M].

[2]邓小平文选[M].

[3]傅立叶选集[M].

[4]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M].商务印书馆, 19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79.

[6]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有机统一的[R].

和谐社会文化艺术 篇8

回顾群众文化30年, 广场文化是具有代表性之一的群众文化。特别在近几年, 悄然而起又日趋活跃的群众性的广场文化逐渐成为许多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并有方兴未艾之势。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应当引起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的热切关注, 使之不至于自生自灭, 而能够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究, 我们发现, 当今的广场文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组织的自发性。广场文化的发生, 并非“长官意志”和文化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而是人民群众从自身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出发, 自然而自发地组织起来并积极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 其产生的背景是,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精神生活方式的多样, 使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有了新的追求。高层建筑的套房和公寓, 虽然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 但同时又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弊病, 邻里之间各自禁锢于自己的居所内, “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反而造成了邻里关系的隔膜与冷落。人们“足不出户”, 亦可通过网络、电视获得信息, 获得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但这一切, 却不可否认会窒息人性的本能。人性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群体性。人类从一形成就带有群体性。单个的人是不足以与大自然抗衡的。而必须形成一个群体。原始部落就是一个个的群体。人在群体中需要互相依存、互相交流、互相沟通, 各个群体之间也需要互相交流, 互相沟通, 发生如此如彼的各种人际关系。这正是人性中的群体性, 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高层建筑的房所和网络电视的文明, 而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来和其他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倾诉、沟通、以至于互相熏陶, 互相影响, 达到思想的共识, 感情的交流。于是, 出现了广场文化的热现象。这是人们从人性的自然本能出发而采取的一种自然而自发的行为。它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有利于人们思想感情的融洽, 人际关系的亲密, 群体分子的凝聚, 彼此隔膜的消除, 内心活动的沟通, 相互行为的理解。而这一切, 恰恰又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基本元素。

很难设想:当人们各自处于封闭状态, 互补关心, 互不了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能够构建和谐社会的。所以, 尽管广场文化的出现带有自发性, 但它潜在于内在的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这却是不容忽视的。

二.形式的自由性。广场文化的形式丰富多彩, 花样繁多。如果作大体的归类, 可归纳成文艺类、体育类、民俗类三大类。文艺类表现在歌舞, 街舞, 乐器等。体育类表现在剑术, 木兰扇, 太极等。民俗表现在舞狮, 舞龙, 飘色等。有的广场文化活动介于三者之间, 很难予以定位。但无论属于哪一类, 或是不拘一格的自由发挥, 基本点都是一致的。就是求得身心的愉悦与健康。在很多社区都出现了“大家唱”这样的主题活动, 就很生动的说明这一点。他们在广场文化活动中通过多样的形式, 追求的是心理与生理的健康。而在这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人们的文化素养, 审美情趣, 认知能力, 表现能力又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提升。长此以往必然会出现一个个身心健康, 体健心悦, 素质日高的群体。这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基本元素吗?

三.性质的自娱性。广场文化的性质, 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完全是群众自娱自乐自创的健康活动, 如果需要, 参与者还会自己拿钱来从事这类活动。如:演出服装、道具等等, 都是自筹自办的。他们也不在于追名逐利, 只要自己快乐就行, 这样的心态, 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健康心态。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 不少人受到极端的个人主义, 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的侵蚀, 忘记了理想, 忘记了追求, 忘记了艰苦奋斗, 忘记了自身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些恰恰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不能容谅的。与此相反, 广场文化的活动性质的自娱性别, 其实就是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的一种批判与蔑视。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 是会起着积极作用的。

基于对广场文化活动特点的粗浅认识, 我们认为:它的主流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为了使之不至于自生自灭, 能稳步健康地发展,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我们建议:

1、政府和有关部门, 首先要对广场文化予以必要的关注和重视。应该看到, 它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 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的趋势下出现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新鲜事物。作为文艺工作者正要在这样的时刻敏锐地发现群众的创造能力, 加以鼓励和扶持, 因势利导, 引导它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对广场文化活动中好的主流, 要加以肯定, 对某些不良的倾向, 要加以制止;对借广场群众文化的的名目进行非法活动的, 要加以打击;对广场文化活动的实际困难, 要逐步加以解决。总之, 对这一新生事物, 要领要导, 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 加以强有力的领导。

2、文化、体育等有关职能部门, 要负起责任, 加强对广场文化活动的扶持与管理。在扶持中, 应注意处理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辩证关系。在这方面, 中央电视台就是典范。为什么这个栏目办得深入人心, 走遍长城内外, 大江南把北而经久不衰?正式首先重视广场文化活动, 并派专人进行辅导, 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才越办越红火。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在管理中, 应注意培养参与广场文化活动者的文明行为与社会公德。诸如遵守公共秩序, 保护环境, 讲究卫生, 言行举止得体。参与者注意自身形象, 围观者注意尊重别人的劳动等。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其乐融融, 其情诚诚宽松和谐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对陶冶情操, 培养人们的素质将大有裨益。

综合所述, 关注广场文化活动的发展与走向,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所必需做的一件实事。群众的实事, 就是我们应当办的好事。

摘要：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广场文化它以群众性、亲和性吸引成千上万人们积极参与, 使人们在工作之余, 可以尽情享受文化广场带来的精神愉悦。

新农村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篇9

一、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世纪,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党的多项惠农政策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实惠, 农民群众收入增加, 生活富裕。农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 正在以高昂的激情推动广大农村奔向小康。与此同时, 广大农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也成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

从群众需求的角度看, 随着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 农民群众已逐步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 他们的需求也更多地转向了精神领域。物质层次的丰富并不能弥补精神领域的空白, 富裕起来的广大农村群众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有艺术家能以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他们所熟悉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农民群众物质层次的富裕与精神层次的匮乏是构建和谐农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 艺术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 艺术的生命在于生活, 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源, 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艺术是苍白的和乏味的, 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艺术必须植根于群众中间, 并服务于人民群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艺术必须从中汲取营养, 必须贴近人民群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历程。因此, 艺术之根也必须深深地扎入新农村,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真实生活中汲取营养, 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只有这样, 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文化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掘。而与此同时, 城市文化市场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 使文化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到广大农村去, 占领农村文化市场并满足农村群众的消费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历程及其成果、服务于广大农村群众应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文艺团体的价值取向和生存途径。

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需求的不断上升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 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 就包涵着文化建设的要求, 它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构成一个统一的指导体系。文化在凝聚、同化、整合和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心理方面具有其他社会要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 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政治、经济建设并重, 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

从当前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现状看, 我国农村文化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基层文化设施大多设施陈旧简陋, 而且多年没有得到维修改善。乡镇文化站开展工作极其困难, 村一级的文化设施数量更少甚至没有, 农民难以正常地开展文化活动, 文化不仅冷落了农村, 也冷落了农民。虽然文化下乡活动对活跃农村文化市场,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繁荣农村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对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 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严重缺失的现状。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多年得不到改善, 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产生真空, 才使得农村文化低俗化、迷信化倾向开始抬头。“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和邪恶势力沉渣泛起, 打牌赌博成为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农村物资交流大会成为江湖术士、艳舞、脱衣舞等低级黄色文化与假冒伪劣商品的交流平台。在少数地方, 宗族帮派势力有所抬头, 修宗祠、续家谱、联宗祭祖活动盛行。这些低俗、迷信文化不仅使广大农民精神空虚、身心受害、意志衰退、行为失控, 而且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秩序, 势必阻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正因如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大力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 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广大农村的乡风文明。文明的乡风既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 又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直接成果。只有全面加强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 实现乡风文明, 才能够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才能够净化农村的社会风气, 才能够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 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 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加速发展, 才能够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协调农村社会关系, 推动农村社会建设。

三、新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着重要保障

通过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 强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上层次、上水平, 可以使广大农村群众这一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特别是通过文化建设清理农村的陈规陋习和迷信思想, 教育广大农村群众自觉抵制“黄、赌、毒”和不良文化的侵入, 以全新的理念认识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把群众的思想进一步统一起来, 明确努力方向, 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快速前进。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不单是取决于制度、规划的制定, 也不单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是取决于农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民, 新农村的各项事业都还要生活于农村的农民去建设。离开了农民, 新农村建设就失去了意义。为此, 提高农民的素质就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而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逐步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 构建起与新农村建设相统一的思想意识的重要途径。只有农民的认识提高了, 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才能够被激发出来并保持下去, 才能够使他们持之以恒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事业的过程中贡献出聪明才智、发挥出创造力、激发出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源泉。

新农村文化建设还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农民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和对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实现。农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 无疑可以使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明、社野更加开阔, 也可以使他们的民主意识更强, 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识更到位, 从而也就使农村的民主政治更加容易实现。而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 无疑是提高农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文化建设, 不仅可以提高其文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农民群众汲取更多的思想元素, 紧跟时代的步伐, 把先进的理念与时代的要求与他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使他们的生活与时代相统一、和谐。

新农村文化建设还为保持新农村的特色提供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是要提高农村的整体生产生活水平, 而不是要建设统一的、缺乏特色的农村。保持传统文化, 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把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保持下来并发扬光大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也是一定要做到的。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以地方文化为基础, 以保持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艺术风格、审美特点为出发点, 以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为准则, 可以使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既实现即定的目标又做到独具特色, 让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彰显其魅力。从这一点看, 大力加强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和谐社会需要真正的公共艺术 篇10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建设, 因为在建设过程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和相似的解题思路、建造方式,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相互拷贝, 城市的面貌越来越雷同。为了满足城市各种功能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进行规划, 把城市划分不同的区域;为了解决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考虑城市成本的节约和合理;为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 节约有限的土地, 我们选择让城市越长越高, 并似乎无限的扩张。我们厌恶雷同的城市, 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要求,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还有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诉求。我们隐约的觉得城市化不应该仅仅是拷贝已有的城市, 建设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城市的建设因该与人的情感维系密切的关联, 成为具有特殊的地域、文脉、人文关怀的建设过程。

当然, 合理的规划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它能够满足城市基本的功能需要和相对长远的发展空间需要, 但是同时我们如何让一个城市具有品牌形象和独特的魅力?让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人有深刻的认同感、自豪感、幸福感?让外来游览、参观, 短期旅行的人对这座城市有鲜明独特的感受?让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真切体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公共艺术”的出现让我们找到了解题的良策。公共艺术以放置于公共空间的个别化的、标识性的、节点化的空间价值标识物以及相应的节目性多样化活动来体现一座城市的价值和独特魅力。

事实上, 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引入我国了, 至今已有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经历。从早期的大规模以城市雕塑和壁画形式为主流的城市美化运动, 到今天部分艺术类院校一开设有相关专业或课程, 有关公共艺术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交流也越来越多。然而, 从真正时间的结果来看却是不容乐观, 绝大部分依然仅仅是放置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 而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作品。“公共艺术”并不等同于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公共性”是衡量“公共艺术”和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艺术品的标准, 也就是说“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核心价值要求和体现。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有其丰富的内涵, 具体来说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方面是, 公共艺术实施放置的空间的公共性, 即放置实施于公共空间。从之一点来看, 似乎公共艺术和公共空间的艺术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实际上两者却又深刻的差别。真正的公共艺术要充分尊重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市民对于功能性的要求、与整体环境的设计协调统一等诸多因素, 并最大限度的满足或是调和所有人的喜好和需求, 而不仅仅是一种自作主张的带有不透明性和强迫性的美化装饰;另一方面,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着重体现在整个艺术创作从策划到实施的整个过程的公众参与与决策, 而这一点也正是公共艺术区别于一般公共空间的艺术的根本所在。每一个使用公共空间的公众对于从公共艺术实施的资金来源以及它如何运作?选取什么样的艺术家?什么样形式的作品?如何选取?如何决策?等一系列问题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和发表见解和合理要求的空间和权利。因为, 公共空间相对于个人空间而言, 对于每个进入并使用它的人体现出开放性和平等性, 而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 (包括艺术的部分) 同时也具有了强迫性, 即不论你喜欢与否, 都必须面对它。因此, 好的公共艺术是充分融合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协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充分的大众参与与决策的, 并最终体现了这一区域公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产物。

也正是因为公众的广泛性深入性的参与, 我们不难发现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并不仅仅是雕塑和壁画等形式的作品, 它可以是园林小品、公共设施、地景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高科技艺术甚至是行为艺术、表演艺术、文化庆典……, 总之, 公共艺术不是一种固定的艺术形式, 也不是一种思潮流派和风格;它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 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1最终, 它将成为这一区域具有地域性、普适性、前瞻性、场所性和独特性审美的鲜明标识;是这一区域地域文脉传承的标志和象征, 同时也是构成和体现一座城市的特殊魅力的重要节点之一。正是因为公共艺术的设置, 使得公众公民意识和公民意志得到觉醒和体现, 公共空间变成了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城市才融入了公民生活的血液, 有了灵魂, 有了魅力。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 我们的公共艺术从策划到实施绝大部分因为不具备这样的公民广泛深入的参与与抉择的特性, 因而, 充其量只能是放置在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而已, 甚至很多根本就是景观厂家批量生产的所谓景观产品。更重要的是决策到实施的不透明也滋生出各种利益关系和腐败。

在祖国飞速崛起, 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每一个人越来越强烈的呼唤越来越多的、真正的公共艺术作品来丰满我们的生活, 来体现我们是城市的主人, 我们与城市一起生长,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要求我们的国家应该重新审视和重视公共艺术, 充分考察世界各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实践, 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 以公开透明的制度为保障, 明确公共艺术项目的资金来源和相应的操作机制;其次, 加大各种向公众推广和宣传公共艺术, 切实提高公共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热情;第三, 要求我们具有公众意识的优秀的公共艺术策展人和公共艺术家带领广大公众创作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公共艺术。至此, 让我们的城市与公众的生活发生关联, 变得与众不同, 充满活力和魅力。

参考文献

[1]《公共艺术基本理论》马钦忠.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包公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11

摘 要:包公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思想的精髓,同时也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思想相吻合。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而建设和谐文化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包公文化中的合理内涵,充分发掘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为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关键词:包公文化 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代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而建设和谐文化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包公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相与”,主张人类应当尊重规律,休养生息,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包公文化强调“以民为本”,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团结。包公文化在强调“和为贵”的同时,还强调“和而不同”,即要“尚贤”。当然,这一切都要在一个安全、公正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包公“依法行政”的思想,恰恰提供了和谐社会各要素顺利融合的条件和保障。包公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思想的精髓,同时也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思想相吻合。

一、包拯的“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他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以爱人之心去调节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孟子更明确的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君存废的直接决定因素,即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将人民看作是统治者建立、实施、巩固其统治的基础,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

包公作为儒家学说的实践者,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指导展开其政务活动的。他在《请罢天下科率》中指出:“且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安之在精择郡守、县令,及渐绝无名之率尔。若乃横敛不已,人怀危虑,或因岁之饥馑,以吏之残酷,相应而起,涂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虑乎?”他还认为“不虑民困”,是“为国敛怨”之至大者;而“民者,国之本”,“横赋暴取,不知纪极”,必然导致流亡相继而起,“涂炭郡邑”,国家便无法“卒安”了。包拯非常关心老百姓的命运。他在《请免江淮两浙折变》奏折中说:“去秋至今春,并未得雨,二麦不秀,耕种失时,民心熬熬,日怀忧惧。”由此可见,包拯同百姓的心是相连的,他决不是单纯的唯上和对皇帝负责,更是以百姓的安危为重。他先后直接或间接论及百姓疾苦的奏折有数十次之多。

包拯对仁政的理解与阐释并没有超越前人多少,但是他所赋予的内涵似乎较前人更广泛也更深刻。他的议论常常令人动容动心,激起人们的正义感、责任感。这为历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制定政策时提供了借鉴,而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二、包拯的“依法行政”的法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法家主张“一任于法”、“法任而国志”,这足以显示出法家对法律权威性的重视。包拯受法家的影响,也极力推崇法的权威,认为“发号施令,在乎必行”、“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指出:“凡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于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顾,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则朝廷纲纪,亦缘此浸隳矣。”如果有关机关对于朝廷法令置之不顾,各行其是,法令就会变成一纸空文,不可能发挥实际作用。而且,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按着统一意志运转的“纲纪”也无从维持。“纲纪”不存,何以为国?可见,包拯十分重视法律的贯彻实施,要求树立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权威地位。

包拯素以敢于执法、铁面无私著称。《宋史本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法治固然离不开良法,但法治更离不开严格依法办事。不折不扣的执行法律是法治的关键。“朝廷命令必行,不使侥幸觊觎之人得计,则纪纲自正矣”,包拯认为要严格执法。

包公形象反映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已成为主持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升华成超越时光的一种理性精神。可以说,包公精神正是现代法制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包拯“依法行政”的法家思想无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简言之,“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包拯的“尚贤”的墨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

尚贤是墨子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和重要部分。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

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政失于宽而弊始于姑息,士驰于务而幸于因循”的积弊,包拯认为:“军民财富,事务繁剧,长吏僚佐,尤在得人。”怎样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经邦济世的文武之才呢?包拯批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国家无才的种种谬论,指出:“方今不患王材,但患不能用耳”,“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观辞气之环奇、举动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则取人之要,无大于此”。对一些要害部门官员的选任,包拯力主慎重选拔、择精而任,“若任而不择,择而不精,非止不能为治,抑所以为害矣”。如台谏机关向是朝廷耳目之司,其官员肩负之任远较他官为重,因此,必须对其选任慎之又慎。包拯认为,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仗下候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应当“委是素有才望,为众所推者,方得转谏议大夫,其余不得徇入”,只有这样,才可使“官无滥进,流品益清”。他总结历史上求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前代求贤,不求其备,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兹立朝之士,谁为无过?”重要的是知人善任,“若知而不用,用而不能尽其才,何以致理哉”。这种“尚贤”的思想对当今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包拯的“天人感应”的道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准则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所讲的“道”不仅是宇宙万物之本、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而且是万事万物运动的法则规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因此,道家主张严格遵守自然法则,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季羡林也认为:“天人合一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包拯在《请救江淮饥民》一折中,比较系统的提出了天人相与观。“天之于人,上下相应;故天变于其上,则人乱于其下:是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他认为上苍是人类之主宰,因而朝廷必须“振举纲目,杜绝萌渐”,使“灾异消于上,祸难息于下,五纬循轨,四时和顺,召天地之协气,致邦家于永宁”。包拯在天人相与观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监察活动。皇佑二年(1050)六月,包拯与谏官吴奎、陈旭等上言弹劾张尧佐时曾说:“下制之日,阳精暗塞,氛雾继起,天道固于人事不远。”认为除张尧佐以要职是“上违天意,下离人情”,规劝仁宗要恪守天道。

包拯“天人相与”监察观的核心是以天象作为推行其监察措施的工具,通过天诫规劝帝王实行革新,澄清吏治、安抚百姓。这一监察理念本质虽然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今天并不提倡,但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其试图达到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贯通的“和合”的目的是可取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在当今社会,传统的包公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指向,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包公文化中的合理内涵,充分发掘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为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 篇12

关键词：儒商,和谐社会,经济伦理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儒商文化进行批判继承,重视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尤其是儒商文化中所蕴涵的“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理想商人品格论思想,因为这对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的重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儒商文化及其现实意义作了有意义的探讨。然而,大多数论者基本上停留在同一层面上,缺少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没有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相关的系统研究。这是儒商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缺失,与儒商文化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称的。鉴于笔者已对“儒商”作了“正名”的工作,[1](P120-124)本文则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讨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

一、儒商文化及其现代性意义

只有重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并以一定的有效机制,站在一定的视角,用心涵养培植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根芽”,我们才能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成份与合理性因子,进而接近并达到笔者所主张的“接植传统,救治时弊,滋润心灵”之学术期待。当然,这也是传统文化工作者、爱好者、亲近者所应有的自觉与自识。对于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一环的儒商文化,研究者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与自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业上有“亚洲四小龙”的商业崛起,理论上前有马克斯·韦伯,后有对“韦伯问题”进行回应的学人们对工商业与社会文化、宗教伦理之间关系的学理探讨,使得198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人将研究的视野投注到东方文化与工商业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研讨上。其表现的核心内涵之一,即是对于传统商业文化、商业伦理精神的反省。在这一精深研究领域内,重要的代表性研究者,一个是钱穆先生的高足、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美国学者余英时先生,另一个是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

下文先对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之有效性及局限性作一解析,包括对有“日本实业之父”、“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之称的涩泽容一(1840-1931)的“论语+算盘”的分析模式进行评断,以呈现论述的“问题域”;再对余英时、杜维明二位先生的相关论述进行剖析评判,主要分析杜先生的相关见解,以展示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及其突破的可能途径。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者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已承认欧洲以外存在着形形色色较欧洲更绚丽的文化,而在诸多夺目绚彩的文化中,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1905年,马克斯·韦伯撰就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10年后再出版另一影响后世达数十年之久的大作《儒教与道教》,[3]韦伯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命题,即认为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缺乏包含与西方新教伦理相近的精神,因而不会产生近代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精神动源只能产生于西方社会中的新教伦理的俗世追求与救赎意向,东方社会不会催生类似的精神,更不会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类型的现代先进社会。韦伯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并未在当时产生,而是在半个世纪以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世人开始热论东方儒商文化,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人们开始追问:在西方资本主义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宗教伦理对于本土自发的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其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经济伦理的文化根源如何探究?美国学者余英时、杜维明二位先生围绕这些相关问题,发掘传统资源,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余英时先生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精神》、《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等专论,力图探讨此类问题,并对所谓的“韦伯问题”予以解答。[4]因笔者将另文详释余先生之观点,而且前述为儒商“正名”之文已有相关引述,故此处只点出而不再赘论。本文将以主要绍述杜维明先生的相关论述,来回应二先生的贡献。

二、杜维明先生开出的问题域及其突破的可能途径

杜维明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被赞誉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发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探讨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杜维明先生在他1984年的撰文中认为,韦伯提出的问题值得探讨,因为他指出,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把资本主义带动起来,主要是因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是与现实世界取得妥协,不像基督教文明是和现实脱离,要征服世界,转变世界。所以儒家没有发生很大的动力。总的来看,1980年代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工业文明:一是美国和西欧,二是苏联和东欧,再就是工业东亚。其中,“工业东亚发展的模式和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以前受儒家文化或儒教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出现”。[5](P534)工业东亚在50年代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而兴起的,但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已经成为一股独具特色的力量。就其特质而论,“工业东亚与古典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有距离”,[5](P537)虽说可以界定为一种“信赖社会”,但这并不是说东亚社会比较讲信用。“信用”和“信赖”两词虽有相通之处,但前者的意涵更为广泛,而杜先生可能更想突出的是“信赖”一词之重人际关系、人情之运作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内涵。

杜先生对儒学的社会动力作用表示谨慎地肯定,并作了双向度的区分,他说:“儒学是一种可以转化政治、社会道德的精神泉源。可是,儒家有它内在的矛盾性,这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整个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儒者,都是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即政治道德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却往往表现出儒家政治化:政权势力利用儒家的力量来维系,不让社会有动力,只求安定和平,但不发展。所以,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都用以维持其政权。这两股力量在中国大陆和东亚的政治文化上互相撞击、冲突。”[5](P538)杜维明先生将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区分开来,因此区分出“海外发展的企业精神”与“在中国大陆上受政治文化影响而无法发展的企业精神”两种儒家经济伦理形态。他进一步探问:“同样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为什么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在表现模式上完全不同?可能是大陆受苏联社会制度影响,东亚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但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中国大陆所以特别注重政治安定、等级制度,这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带领出来的。”[5](P538)中国本土以“政治化儒家”为底色的文化氛围营造不出一种物质动力。而从中国儒家文化浸染中走出的华侨,却以不同的方式创发了一种“精神动源”:“相反地,东亚的华侨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一些内在精神动源,离开了政治化儒家的环境,反而可以发生很大作用。”[5](P538)

杜先生将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新兴工业社会与中国大陆界划为截然两个论域的看法,以及将“政治化的儒家”与商业导向的儒家文化区分开来并仅视后者为新的“精神动源”,现在看来,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杜先生之前既已有相关区分,而且这样的区分同样会遭到来自正反两方面的批评。就杜先生之前的相关研究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和日本的学者都不乏有将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概括为“东亚模式”的。如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皆受儒家传统影响,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新儒教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卡恩是第一个明确揭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与儒家传统有内在联系的学者。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在1983年提出了“两型现代化”理论,认为当今世界有两种现代化,一种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另一种则是“东亚模式”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根源在基督教,而东亚现代化的根源则在儒家。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指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企业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处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尽管杜维明先生与诸学者论述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模式有异,但面对的都是东亚社会及受传统儒商文化影响地区的工业新兴成就,其“问题意识”、很多相关论域是相同的,对于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的论题有诸多相同的启迪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杜先生提出的问题,即“同样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为什么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在表现模式上完全不同”,虽时过近30年,仍可以有新向度探讨的可能。而且,当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形势变化,尚未展示于杜先生的理论视野;1990年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21世纪起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提出以后,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经济、文化革新、社会面貌等都有远超1980年代初的良好形势。然而,杜先生提请学界注意“儒家工业区”、“亚洲工业地区”独特的“新兴经济伦理”,“深扣”其中所包蕴的“提倡忠于职守的集体合作,要求政府协助指导,反对惟利是图的心理,注意节约、修身、自律之类的人格修养”[5](P514)方面的内容,则是深具远见卓识之论。

更可注意者,杜先生认为,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在中国社会受到最大歧视的人到海外经商,赚钱养家,其动力之源,“有的来自家族观念、个人修身,有的来自三国演义、岳飞的故事,都与儒家文化思想有关”。[5](P538)其实,杜先生在此指出的是一种海外涉险经商之动力,其来源大概可略释为:(1)传统家族观念;(2)儒家个人修身;(3)儒家忠义观念影响下的通俗文学读物。而这三类都与儒家文化思想有关。笔者认为,这三类还可引申解释为儒商文化之影响。

以下先将这种引申之义略述之,以期转化杜先生等人开出的问题意识,从理论上寻取突破之途,并初步展开笔者的一得之见。下文再将结合现代社会的伟大实践,以彰显此一主题所可能蕴涵的社会实践意义。

第一,传统家族观念之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商人数增加,受商业影响、对经营持包容情怀的人数亦随之增加。传统安土重迁、独重五伦的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异动”,像执明清商界之牛耳达数百年之久的徽商与晋商两大商帮,史籍中就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们建立会馆、崇拜关公、结交“相与”等方面的记载,这是对传统“义”观念的突破,也延展了传统的兄弟、朋友等伦理观念的内涵。可以说,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获得大发展的明清之际,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松动。这首先体现在传统“农本商末”主导下的“本末观”的变化,由原来的“农桑皆本”观念转变为黄宗羲主张的“工商皆本”,实现了新的价值观的创立,突破了传统价值观念,这是中国社会迈入近代的先声。[6]不难理解,万历《徽州府志》中何以多有“本富者少”、“末富者多”、“贾而好儒”之类关于社会风气异动的新“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解读时代信息的密码,是理解那个时代的金钥匙。

第二,儒商重视个人修身。儒商文化之核心内容之一,即是十分重视人力资本在经商中的作用。像明清商帮中“顶身股”做法的盛行,说明当时商界对有相当德性修养及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力资本的重视,也说明了当时的儒商已成功地探讨出将“出人”与“出资”相结合的合股经营模式。儒家将修身视为学问的根本,“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成就自己完美人格的德性修养实现的同时,也同时实现了“开物成务”的世间承担。儒家天然地就具备应世、面世、积极入世的品格,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包容、涵化了儒商文化之内涵。在儒商文化体系中,“本体”与“功夫”合一,“学问”与“事功”不二,“成己”与“成物”一致,“正德”与“利用”、“厚生”并行,德性熏陶与经世济民合途。尤其是明清转型时期的儒商,更是将宋明理学应用到商业领域。儒商以成就“义以为上”、“富有四海”而又能“泽被天下”的“大商”视为自己立身处世的人格理想。当前不少学者将徽商等儒商商帮的崛起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涌动的社会、经济动因,主要也是看到了他们在当时和随后有力地促成了的主张私欲合理、工商皆本、实学实用、发展生产的实学思潮。

第三,反映儒家忠义观的通俗文学,包括《三国演义》、岳飞传等浅显易懂,易入市井细民之心,其中敷演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常常被儒商们称引,以为做人经商的道德榜样,这些屡见于文人碑、版、状、志、书类著述中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传统社会中儒商之经商即做人、义以为上、以义导和等和谐人际关系及和谐商贸关系中的商业伦理精神。通俗文学的受众和作者数量急剧膨胀,“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7](P30)以至像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类也是“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8]像阐扬忠义的《水浒传》,即被名士拔至高标。李贽将《西厢记》与之并推为“古今至文”,“公安派”袁宏道则把《水浒传》置于《史记》之上。明人王世贞、冯梦龙虽均有“四大奇书”之说,其它三者有别,但都共推《水浒传》不疑,亦可见《水浒传》在“农工商贩”中入人心之深。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儒商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型

尽管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内涵又极其深邃宽广,但其中的文化建设及其所应采用的合理化途径,却和儒商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型问题紧密相关。如果将上述杜维明先生著述所转化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推论,则不难引向现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上来。据笔者初步研究,至少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探讨二者的结合点。

首先,从宏观着眼,要重视商道重建,力倡新型商业伦理精神的创立。以传统儒商精神引领、范导、转生现代和谐商业伦理秩序的建构,将儒商文化与现代诚信式商业伦理的重建融合起来。笔者曾撰文指出:“儒商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是业‘商’而行‘儒’,为‘富’而行‘仁’,谋‘利’而取‘义’,将求‘利’的职业活动与向‘义’的伦理追求高度统一的一种商人理想人格。儒商商业行为的最主要表现,即是生财有道,不以假乱真,不以次充好,‘逐什一之利’,‘童叟无欺’,以‘诚信为本’,而又能仗义疏财。”[1]可见,儒商是保证商业和谐、商业竞争有序化、合伦理化的重要力量,儒商文化是提供这种现实活动合伦理化的伦理基础。因此,从切于民用着眼,主张社会各业“异业而同道”,提倡竞争有序的商业规则,创发互通有无的商业精神,应是现代商贸大发展社会所十分重视的方面。商与士、农、工等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融洽一致,一体同心,共同为国民经济服务。

同时,社会上流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说法,亦应从“两型社会”建设的角度重新解读。就“无商不活”而论,不仅从中可以解读出商人与商业的作用,而且可以审读出商业在成就很多人发财致富、用世有为理想方面的作用。从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而论,发扬儒商文化精神,还要批评在“商”而不行“仁”的行为,以社会“公益”为重,以诚信立商。这实是将经商与“行仁”进行高度统一,使成才理想与成功理念高度统一。儒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义利并重”,仁智双彰,谋利而又重义,无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重大事件中,也可见真正儒商的义举,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从传统儒商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形塑的合理途径,促进商品生产者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和谐共生的商业生态秩序。社会各界包括学界对诚信失范、商业伦理迷途的叹惜增强了我们寻取中国自身的本土资源的紧迫感与责任意识,力图用批判反思、双向互动方式对传统儒商文化精神进行涵容后的理论成果反哺现代社会。现代“知本家”理想人格的型塑及其成功的事例,(1)让我们一再回望并试图挖掘传统社会涵养出来的儒商文化理念对于现代儒商理想人格的构建的可能性途径。儒商有着热切的社会关怀,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义利并重”,仁智双彰,谋利而又重义,无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又为型塑现代经理人后备队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有着“日本实业之父”之称的涩泽容一,主张用儒学圣典《论语》来培养“士魂”和“商才”,认为“商才原本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偏离了道德的诈骗、浮华、轻佻等,只是卖弄小聪明而已,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商才可由探究道德的《论语》来养成”。[9](P4)尽管涩泽容一提倡的“士魂”主要是“大和魂”、“武士魂”,而他关于“商才”的界定也主要指道德修养方面,这些都是可以再讨论的,或者说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如果结合中国传统商帮尤其是明清商帮如徽商、晋商等对“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之“大商”精神的提倡,这一提法就可以转生出鲜明的时代意义,同时还会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像徽商的经营之道就可以体现“士魂”与“商才”合一的内涵。徽商经营之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讲求商业道德,争取广大顾客;(2)把握市场信息,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3)广结各方良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4)善于用人尽材,建立和谐的内部环境;(5)热心公益事业,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10](P422-432)徽商之所以形成这样高明的经营艺术,主要得益于其“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和精明强干的商业实战经验。前者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提升了其商业伦理观念,强化的是“士魂”的重要性;后者则大大磨砺造就了“商才”。

商业经营中,要从“逐什一之利”、“富而为仁”等层面,寻取人格理想之建立、人格和谐之实现的合理化模式;还宜从终身雇佣模式中探寻新的员工归属感建立的新途径,增强员工“业荣与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从传统义商廉贾、关公崇拜、财神信仰中提炼企业理念,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尤其要重视商品交换中买卖双方的和谐,在公平互利、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信用互助、友爱基础之上建立互利双赢的商业生态系统,实现自利利他、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成从“以利润为本”的传统商业向“以人为本”的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商业的转型,从而最终实现商业自身的和谐、商业社会的和谐、商业与自然的和谐。[11]

我国正在推进“和谐社会之建构”这一伟大的系统工程,弘扬儒商精神,开掘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当是这一伟大工程中的必要内涵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工商业及其从业者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重塑“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商人品格,重建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实践努力。

我们初步认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离不开儒商文化理念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理论成果的借鉴意义;同时,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传统儒商文化研究的“问题域”及“问题意识”。从当前的儒商文化研究现状而论,第一步的工作也许是更为基本和紧要的,由此重新检视传统儒商文化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的精华、人文关怀的智慧,从而显发其现代转型意义。

四、结语

由上所述儒商文化创造转化的“问题意识”可推知,只要运用合理、涵化得当,这些以“以人为本”、“和谐为贵”、“仁爱为上”为底色的传统儒商文化的问题意识,必然可以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从而彰显其所蕴涵的社会实践意义。

以儒学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道德主体等精神为特征的东亚人文意识,尤其是其已陶铸的儒商文化,对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的重塑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接着余英时、杜维明等学人的问题,追问儒家伦理与儒商文化对现代商业活动有无影响?在儒商文化的演进史中能否找到其背后的商业诱因?其具体内容又如何?

儒商文化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史上最富吸引力的领域,儒商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理念对现代商业文化的重建有着重要影响。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是儒商文化现代转型研究的重要一环。儒商文化理念及其现代转型的研究,基础在于儒商文化理念的系统性展开上,但关键是其现代转型。

当今弘扬儒商精神,不仅要着眼于儒商文化的思想梳理,而且要着眼于培养仁智双彰的现代经理阶层后备队理想人格的初步生成,及其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之积极功用。长期以来,财经类院校学生对儒商文化没有系统的了解,不仅大大限制了学生对自我未来形象认知的最终完成,也无意间成为了他们在自我全面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如果能在儒商文化与现代经理阶层的培养上找到一个合适的接契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儒商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型对学生进行尽可能的熏陶,或许能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继续存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我们还看到传统地方商帮对地方经济腾飞所起到的龙头作用,尤其是明清十大商帮对地方经济、社会文教事业等方面的贡献,确实还可以在现代社会引发其“对接”的效应。1999年为庆祝孔子诞辰2550周年,山东济宁召开了“儒商与21世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这次会议的主题鲜明,但引发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商界的影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十年间,部分地区在儒商文化的实际弘扬方面有了进步。2008年,武汉润民儒学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民间儒商力量在武汉黄陂区创办了子贡书院,以求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用子贡书院院长陆声俊的话来说,就是“只为点化所有被障蔽的道德良知,使人自觉认知祖宗的道统灵魂,从此开始爱己爱人,大家共同促成家庭和睦、企业精进、社会和谐、民族昌盛、国家政治清泰民安”。[12]陆先生之论,点出了和谐内涵,也从不同层面的社会网络中对儒商作了社会定位,题旨鲜明,社会关怀感十分显著。